产权改革范文

产权改革篇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村集体资产已成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上述这些问题却侵蚀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改革的目的就在于探索一种新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的新机制。在这个新机制下，农民将被赋予更多的财产权利，产权归属得到明晰，各项权能也得以完善。总之，新的机制要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2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2.1理解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336项改革举措。这336项举措中涉及农业农村的大约有50项。这50来项涉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集体林权制度等多个方面。此后，土地管理、农业等方面法律法规等改革方案已经陆续出台。

2.2明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

要开展好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需要明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以便于有的放矢，心中有数。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权属登记。这个登记主要针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确权以后，要进行四项权证的颁发。这四证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使用权证。第二，推动农村产权的流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是建立健全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在该制度中，要体现清晰归属、明确权责、保护严格以及流转顺畅。

2.3把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底线

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因为疆域辽阔，地域众多，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因为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两条底线不能破。这两条底线是：第一，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好形式，使集体经济更加壮大。在改革中要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第二，让农民得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农民是主体，改革的动因也是农民，因此在改革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并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失，还要积极地让农民从改革中得利受益。

2.4明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开始，面对着越来越深入的改革，需要回答的关于改革的理论、法律、政策以及实践问题就越复杂。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尽管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但要明确改革的重点，即要明确改革中最关键的3个问题。

2.4.1集体产权归属问题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集体所有制是我国两大公有制形式之一。尽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长期以来，关于农村集体资产到底归谁所有，也即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到底是谁，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

2.4.2集体产权的受益人问题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成员权制度是其重要方面。之因为其如此重要，所以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健全“成员权”制度，对于什么人有权成为集体成员、集体成员具有什么权利要给予明确界定。这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最容易引起纠纷的一项工作。因此，要明确集体经济的受益人，做好此项工作。通过工作，要使成员权的内涵需要具体化，要进一步明确“成员集体所有”的法律性质和内涵。在集体经济中，对于成员资格认定的具体标准需要进行法律规定。

2.5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采取差异化战略

我国地域辽阔，加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又涉及经济、法律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改革中会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因而问题十分复杂。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不能齐步走、一刀切，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推进。

2.5.1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以及成员的利益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国家、集体与成员之间对集体资产的产权进行合理分割是其核心。在国家与集体之间，是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权能；另外，征地制度也要改革，要赋予农村集体更大的土地发展权。在集体和成员之间，要把赋予成员对承包地更完整的权能作为重点，要推进这些领域的确权赋能。

2.5.2分类推进资源性、公益性、经营性资产的改革

农村集体资产的类型繁多，各类集体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要求各异，进展不一。由于土地的国有化性质，在进行各类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时要积极寻找更有效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实现在国家、集体、成员之间对集体资产进行重新分割、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权能。具体来说，对于公益性资产，探索有利于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效能的管理模式是其重点。对于可变现、可式，如物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中有以租赁经营为主、收益稳定而且透明的集体资产，对于这些资产可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于征地补偿费等现金资产，则可以直接分配给集体成员。

2.5.3根据地域分别给以不同侧重

如对于一般农区、城郊地区以及城市化地区这3种不同的区域在改革中也要各有侧重。对于这些不同的区域，必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于一般农区，对各类土地资产和农民住房财产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就好。对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制度，要加以完善。对于城郊地区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除了要全面清产核资并折股量化到人地进行经营性资产的改革以外，还要积极改革各类土地资产。对于一些城镇化地区，因为土地已全部城市化，集体成员也全部市民化，对于集体资产的管理，有的集体成员意见较大。在这些地区，集体所有制的存在逻辑早已不复存在，那么改革的尺度可以更大些。

产权改革篇2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产权改革篇3

［论文摘要］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牵涉到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目前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国有股权主体的设计和创制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范畴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涉及到产权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产权的界定、转让以及不同产权结构的差异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进行产权改革，只不过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的要求，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决定，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要产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弄清楚一个企业的产权究竟有多少，明确其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是一个有效的企业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二要防止产权流失，严格保护产权，例如，在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中，其资产必须进行评估，以确保投入改制后，企业的国有资产能够保值增值；三要产权流转顺畅，产权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提高运营效率，才可能保值乃至增值，才能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使之和社会化大生产及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现代公司制度相适应。

二．我国产权改革历程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制度的作用几乎是不存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在企业中逐步推行利改税，允许企业实行包括奖金在内的浮动工资制。企业在收益处置方面有了一定的自，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生产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随后，1987年上半年国家开始实行“工业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产权制度改革。 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在国有工业企业试行“利改税”的改革方案。1988年3月，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对承包制的原则、内容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使承包制步入规范化、正规化的轨道。 1992年以来，国家逐步放弃了以往“放权让利”的思路，在企业中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了股份制为主的公司制改革和股份制试点。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产权实施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行债转股。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阶段。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和2003年3月的“两会”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我们的产权化改革中产权比较模糊，其产权关系清晰在经济体制及法律制度上存在困难。历史证明，民法为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有效利用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体制及法制的空间，但对国有资产则不然。当国有企业资产向非公有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劳动者转化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理沦依据，人们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产权界定问题、经营者持大股问题有了不同的见解，出现了大讨论。

三．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对策建议

1.合理地设计国有股权主体。我国产权改革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建立或明晰一个能代表国家行使产权权利，并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且具有行为能力的产权主体。国家并不具有直接进行投资的能力，必须在国家所有者与企业之间寻找一个中介人——国家资产管理机构。为坚持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必须从制度和机制上严格区分以股东方式“履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责”和依照行政隶属关系“管企业”的本质性差异，促使国有股权主体在享有代表国家投资经营国有资产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实现政策目标；二是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实现保值增值。促使国有投资主体对被投资公司的控制方式真正成为公司法规定的股权方式而不是传统的行政干预方式。

2．坚持所有权多元化政策原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所属绝大多数的企业来说，进行现代公司制改造，必须以实现所有者多元化为前提条件，并根据国家规定和企业的不同情况，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凡是可以转为公司的企业，原则上股权都可以多元化。一些持有较多不良资产的国有独资公司，目前不具备股权多元化条件，但经过业务和资产结构调整，将来仍能股权多元化。具体来说，目前对国有企业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应从以下几个层面上进行：第一，进行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即将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产业资产委托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其它法人经营。第二，实现国有产权的间接化，真正实现国家作为管理者和作为所有权身份之分离。第三，在国有经济必须涉足的领域，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营范围。对极少数关系经济命脉、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天然垄断行业的重要企业，政府投资的目的不仅是资产的增值，更重要的是承担公共责任，保持国家的控制力。这类企业数量有限，但关系重大。为贯彻政府意图，对这类企业出资人机构应直接持股、控股或独资经营，国有资本不能轻易撤出，保持对这类企业的控制力，即进行企业形态的监控；而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出资人机构并不依恋特定的企业，而是以投资回报最大化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目标，不断优化资本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由“管企业”，逐步转换为“运营资本”。

3.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所有产权改革，都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具体问题上说，一旦发生了产权改革，马上就会提出产权交易的问题，也就是发展资本市场的问题。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一定要和本国的市场情况相适应，不能够去照搬国外的市场。

参考文献：

[1] 杨瑞龙，现代企业产权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2]何啸伟 当前国企改制的尝试性对策《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年第10期

[3]史学岗 方霞王金利产权探微及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

[4]王钰国企产权改革大势不可逆转.cn

产权改革篇4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使得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对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和激励。我国农村改革也正是从产权制度的变革开始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是一场深刻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体制下集体经济的产权安排形式，对任何单个社员来说，都不拥有相对于其他成员的对生产资料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产权的激励效应基本消失。对于这种产权安排，农民在生产劳动中采取“磨洋工”等办法进行消极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农村逐步推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改变了原有集体土地产权形式，变土地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创造了在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成功经验，使农户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获得了经营自，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和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家庭承包经营制体现了产权可分离性的特征，虽然它并未赋予农民完备的土地产权，但是它强化了农户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为农村和农业的有效投入提供了有力的激励机制，带来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具有明显的经济绩效。据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这项改革使农业生产增长了46.89%。

实践证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集体所有权这个权利是虚置的，房屋所有权没有法律程序的确认，从而使农民对各种农村资产的权就被国家和村集体单位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侵蚀掉。所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着眼点就应该是把农民集体的这种虚置的所有权实在化，产权制度改革必然成为农村改革的主线，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产权制度变革的要求，当前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正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仍然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

近几年，为统筹推进“三化”联动，成都周边区县开始积极探索以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探索。通行的办法是，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经过清产核资，将集体资产和人口股量化到户到人，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则以股东的身份享有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按股分红的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这一产权安排具有明显的经济绩效。首先，社员享有了收益分配权，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集体经济与社员利益关系不紧密的问题，提高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的关注程度和参与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其次，一人一票的决策权的配置，使得农民的民利得到了体现。第三，农村于部的权力受到了制度的约束和民意的监督，增强了工作的责任感和事业感，较好地克服了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抑制了铺张浪费，保障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第四，理顺了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减少了社区集体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相对于原集体经济组织或经济合作社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受到了社区农民的普遍拥护。但是，在实践中，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下，经营管理者的投资决策难度较大，容易错失发展良机；二是在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的股权设置条件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了经营者积极性的提高；三是股东较为关注分红，对年度分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的压力不断加大，尤其影响集体积累和长远发展；四是缺乏经营管理人才。股份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者多为农村两委干部，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

实际上，上述问题的产生也是股份合作制的特征所决定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点，仍然延续了体制下产权安排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合作制封闭性条件下社员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或资格所决定的。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阶段，要保证初始产权安排的公平合理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必须顺应这些特征。但是，股份经济合作社最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在股份经济合作社组建完成以后，必须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逐步深化产权改革。只有深化产权改革，彻底改变村社产权安排形式，才能解决股份经济合作社所固有的问题，使其逐渐发育成为按公司法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三、以明晰产权为基础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

保障农民的民利，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领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农村产权权属的甚大耻，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其最终的方向是将传统的集体经济发展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在推进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指导，引导好、保护好股东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当前，深化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赋予股东股份的实质性所有权。要进一步明确股东对所持股份的收益、转让、继承等权利和参与决策的权利，使之具有完备的股权性质。

二是积极培育规范股权流转机制。随着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由于家庭的迁移、缺钱而急需变现财产、控股动机的产生等原因，股权的流转将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出现。为了确保股权的规范、有序、顺畅流转，必须防止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股东利益受损。股权转让有可能使经营管理者或部分股东利用自己的自然控制者的地位或自己的信息优势，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他人的股权，并最终持大股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企业所有者。因此，在赋予股东可转让的股权的同时，应由具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进行全面评估，并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同时要依托股权交易市场，在区(市)县域范围内统一建设股权交易的市场，为股权的流转提供平台，并办理有关股权转让手续。

三是妥善处置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公积金、公益金的提取，在公益性社团法人和经营性企业法人中有着不同的用途。为了避免公益性资金的流失，在深化改革、赋予股东终极所有权的过程中，对历年积累的公积金和公益金的处置，应由股东代表大会重新以决议的形式加以明确。

四是积极推动股份经济合作社向现代企业转变。随着股权的流转、集中和股权结构的调整以及股权的重组、拍卖，股份经济合作社应适时引入公司制的内部治理结构，变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为一股一票的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结构，提高经营管理层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股份经济合作社逐步蜕变为现代公司。

四、努力优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产权改革篇5

自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上世纪末国企盈利能力低、抗风险能力低、生产效率低等问题突出，将国企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

十年前还九死一生的中国国有企业，如今的持续增长可谓冰火两重天。2011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日均赚18亿元；2011年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日赚7.5亿元。不过，这些看似骄人的经营业绩，招致了专家学者与社会的质疑不断。事实上，2009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以来，伴随着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和集体性崛起，对“国进民退”的质疑之声和“央企凶猛”批评指责之议也纷至沓来。在一些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看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今天的良好发展局面，不足为道。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对媒体表示：“国有企业赚得多，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国资委领导说这些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看这个成绩是表面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远远没有到位，甚至没有破题。”

2012年3月2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十一大项34项重点改革中，国企改革居今年改革任务之首。十一大项改革的第一大项就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而作为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又居首位。

两个失衡

国企改革再一次来到风口浪尖处。

4月2日，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博鳌论坛上指出，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就在同一天，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也在博鳌称，目前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公众化、市场化。

以央企为例，目前的管理体制基本可分为三个层次：国资委、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金融企业由被称为“金融国资委”的中央汇金公司管理，国资委直接管理120户央企大集团。截至2010年底，这120户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244274.6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67769.4亿元，净利润8522.7亿元，2011年净利润增至9173亿元。目前，央企（含金融企业，下同）控股的上市公司约330家，虽然家数占比不足15%，但是截至2011年三季度，全部上市公司约1.5万亿净利中，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净利约1万亿，占比达到2/3。毫无疑问，自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收入、利润都取得了快速增长。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有资本经营和管理存在两个严重失衡：一是国企巨额盈利和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严重不匹配。2011年以央企9173亿元盈利，上缴中央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才765.02亿元，比例不足10%，超过90%的经营利润除一部分以红利形式分给公众股东外，全部留在集团公司，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以及境外投资等，而多年来，央企海外资产有“一本糊涂账”之称。二是国有资本收益与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例严重不匹配。去年在央企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中，只有40亿元被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前者占国企盈利比重仅为0.4%。正是基于此，《意见》明确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重。”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此前提议，国企利润的80%应该上缴，用于公共服务。

倒逼产权改革

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两个失衡，提高两个比重，就要减少主要出资人留存集团公司的权益和收益。

上世纪英国、日本、以及有类似国情的俄罗斯都进行过国企产权改革。俄罗斯的失败教训至今让国人记忆犹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国企的民营化不能像俄罗斯那样采取每人分一份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的方式，这种方式听起来挺能吸引人，但实际上更容易导致财富以不合理不光彩的方式集中。”

“俄罗斯在很短时间内搞大爆炸式改革，比中国的运动还运动，国资侵吞和财富掠夺难以避免。俄罗斯私有化还有一个教训就是，那些包含或者显性或者隐性的巨额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国有企业，其私有化要非常慎重，这些企业的私有化应该在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消除了租金之后才能进行，或者至少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程序才可能私有化，并对有些需要进行监管的行业进行严格监管。否则，私有化的参与者只是冲着巨额的显性和隐性租金而来，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灾难。”张文魁建议，所有权大宗出售或先上市之后不断减持国有股的方式要好得多，可尽量避免俄罗斯工业寡头统治的局面。

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私有化总体而言都符合预期。这些国家私有化能避免大的负面效果，当然与法制健全、职业经理人文化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们的改革是建立在清晰的政治意愿、清晰的实施计划、清晰的时间表的基础之上。

民营化路向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解释说，中央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把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上市公司，让它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公众化的方向。”

按照国资委的判断，竞争性国有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将成为没有集团的上市公司，完全以市场要求运作，和社会资本紧密结合，从而实现流动性。国务院有关专家已明确提到，今年至少应该在央企的股权多元化、特别是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事实是，央企上市公司大股东控股比例多在60-70%，如中石油等更高达80%以上，多元化意味着国有大股东减持，当然，如此庞大的央企大股东减持不能在二级市场直接进行，采取何种方式减持，增持者（相信会有民间资本）又如何接盘，同时要防止私人控制性股东的出现，因为一个股份比较分散的上市公司可能是这类企业比较理想的民营化路径。

保育钧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他强调媒体宣传的“国企私有化”是在胡说，把产权变现不等于私有化。对于私有化和民营化的本质区别，保育钧指出：“一旦私有化就容易被瓜分，但如果民营化以后它还是一种资产，私有化就容易被消耗掉。”

张文魁还指出，民营化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权转向非国有投资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所有权的转移，而第二层意思是公司治理的转型。很多人只注重第一点而忽视第二点。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应该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这个过渡能否平稳实现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其难度大于所有权转移本身，因为所有权转移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公司治理转型则要花费较长时间和较多周折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产权改革篇6

本文首先回顾了作为代表人物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阐释，接着指出他们理论上的失误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和新制度依然继承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中国改革需要自己独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类制度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形势上的理论之后，尝试提出可以深刻解释中国改革和弥补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论。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一，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支持

自去年的郎顾之争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遭遇了国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为我们的产权改革似乎已经滑入一个错误的方向：窃取国家财富。象“MBO”一样，“产权改革”一词也仿佛成了一个令人忌讳末深的盗窃国有资产的代名词。为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出谋划策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纷纷指责的尴尬境地。中国开始了对以往改革历程的大反思。是的，我们的确要深深的反思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做？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企业改革的失误也是源于指导理论上的失误。

以往中国企业改革政策设计凭借两个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而在中国诠释这个两个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也许是偶然，这两位教授均执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的对中国企业的新古典诠释体集中现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新古典理论把经济行为主体分成两类：消费者（个人）和厂商（企业），并假定个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消费者和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采用边际原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为目的，去决定自己的产品或要素的购买或生产量。从而，从总体上来看，价格机制就是构成配置社会资源的体系。当社会达到充分竞争状态（价格机制充分运转），社会经济也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即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一般均衡状态只是一种理论上假设状态，由于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现象的存在，市场常常陷入失灵状态，价格机制将无法运转，所以社会经济往往达不到帕累拖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厉以宁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状态。厉教授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除具备一般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第一个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第二个非均衡。第二个非均衡是由于中国的企业并不满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引起的。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隶属单位，它们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非这些管理者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它们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它们的采购和生产决策对价格完全是不敏感的，，也就是说采购量和生产量的价格弹性几乎是零。所以，价格机制几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所以，厉以宁当时认为，中国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企业改革，而非价格改革，应该首先把中国的企业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也是早期中国经济理论界著名的“吴厉之争”，因为吴敬琏先生主张以价格改革为重心。厉以宁为捍卫自己的主张，为当时的“吴厉之争”下了著名的评断：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因为价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却会因为企业改革的失败而失败。

新古典把厂商看成投入产出的黑箱，把他们抽象成一个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的内部制度安排不影响生产效率。这种假设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科斯愤怒地将武断无视现实的新古典称为黑板经济学。正是为弥补新古典的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这就是交易费用，企业的存在就是为减少交易费用而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是指令机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而指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当企业内部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时企业便达到最优规模。科斯的追随者干脆把《社会成本问题》浓缩成一个科斯定理。

科斯和张五常均认为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图。张五常说科斯定理就是说产权明晰是市场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这个诠释。《企业的性质》告诉人们，企业不是黑箱，不是最终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是要分成原子和电子的。或者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放大镜，教导人们去探测企业的内部结构。同时，交易费用的提出也对人们的“成本”概念和“生产性”观念产生深远的变革性影响。科斯定理则告戒人们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将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和效率。这些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凭借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业治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约理论等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的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的假设，认为只有个人是经济行为主体，而企业只是个人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签定的和约安排，也就是说企业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纳了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于是建立了一定产权制度约束下个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张维迎并没有象厉以宁一样写专著诠释中国经济，他对中国经济的新制度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从企业治理的角度，张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剩余索取权，进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对应，从产权理论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仅存在理论上的明晰，而实际上是不明晰的，依据科斯定理，这种混乱的产权安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无效行为，所以，他坚决主张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心应该是产权改革。他对没有产权改革的股份制批评道：在白马的背上画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马来。象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一样，张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产权改革的捷径，从这一点上来说张非常象丘拜斯。他坚决主张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了他这一理论主张上的现实行为延伸。在理论主张上，张维迎对厉以宁明显的表现出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对新古典的继承关系。二，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失误

厉以宁的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两个非均衡的理论，以新古典理论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特征，无疑，这是一次中国经济学界为数不多的经济分析上的创新，借一句套话就是把新古典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理论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进一步延伸的，但厉教授却未能延伸，而是仓促的得出结论。

由于认为中国的的企业不是企业，这种情况导致价格机制失效，所以厉断定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企业。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是企业？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只是一个现象，而厉却认为这是结论和原因。造成厉教授当时“理论短视”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论。新古典采用经济行为主体二分法假设，把企业看成了基础的不可再分的经济单位，或者说经济原子，厉以宁也就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企业也是最小的经济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厉正是凭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论分析来给中国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议的，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这个不完整的理论也当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实，企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按厉教授的理论，延伸下去，中国的企业不是企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个人不是“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人并不满足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只有且仅仅“个人”才是经济行为主体，这一点也是新制度所坚持的。中国改革的中心也就应该是以“个人”改革为重心，把中国的个人变成“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要能够真正做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他的正当个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认的；他拥有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即他拥有明确的被法律所保障的产权。

我在人民大学听过一个社会学家讲课，他说张维迎所有高深的数学公式和深奥的博弈论分析可归结为一句话：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种评价虽然显得偏激，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张教授把产权改革简化成私有化，依据这种简化的理论给出政策建议也当然地会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实也证明如此。其实，不仅仅张维迎把产权明晰简化成私有化，几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这种简化倾向。著名的新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五常教授甚至更为极端，俄罗斯的政策建议者显然也是简化倾向者。

这种私有化简化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新制度虽然纠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但是，依然坚持“经济人”这一新古典核心假设。而“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石性前提假设，就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也是展开于此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社会都满足“经济人”假设的。从时代上来说，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经济人特征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在西方出现的。从地区上来说，一切非市场国家都是不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其实，改革的过程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非经济人向经济人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作为前提假设的“经济人”。其实，欧洲同样存在一个改革、经济转型、市场化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比中国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亚当.斯密动手撰写〈国富论〉时，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已经具备“经济人”特征，所以，“经济人”特征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构成亚当.斯密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没有进入以后的西方经济理论家的研究视野。相反，现在的经济理论家企图用以“经济人”为假设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人类的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所有社会行为！这就是目前的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譬如雄心勃勃的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就企图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释罗马兴衰史。尽管没有拜读诺教授的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分析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人假设在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中，产权明晰可以简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备“经济人”特征的社会简单私有化只能制造经济灾难。俄罗斯和中国的私有化经历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三、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经济理论

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严重缺乏。把这种局面单纯地归罪于经济学家本身显然不是很公平的，这更多地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造成的。以往，我们改革的理论支持是摇摆于两个极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实，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的，就象吸取〈国富论〉精华一样。我们固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是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但是，网上流传甚广的流国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无论单纯地依赖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单纯地依赖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摆脱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给我们的思想束缚，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人类制度演进历史和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探索能够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四、制度核理论

为解释中国改革，弥补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诠释人类制度演进的一个崭新框架假设：制度核理论，期待各位理论爱好者的批评。

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制度基础，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随着人类知识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人类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为自己创造幸福，也就是说意识到第一个制度核是错误的，开始否定它，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和第一个制度核同期形成于不同区域三大文明不同的是，第二个制度核的形成首先发生在欧洲，即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二个制度核是对第一个制度核进行否定，即对否定自身欲望和否定自身追求财富权力的方式进行否定。第二个制度核就是承认个人欲望和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对应于第一个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的衍生共性特征（制度次核）：1）追求自然，否定繁杂的礼节和禁忌；2）充分承认个人，否定扼杀个性的集体主义，强调在承认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团队合作；3）个体具备“经济人”特征；4）注重商业和市场；5）追求物质享受，提倡享受生活；6）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强调机会起点均等；7）财富按价格机制分配；8）非零和博弈。

产权改革篇7

而去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三权分置”意见》）是近年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破冰诸多政策中最大力度的一次。在《“三权分置”意见》落地一个月后，紧接着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返乡下乡创业意见”），可以说是对上述“三权分置”制度O计的一次开放式的应用尝试。在农业部负责人解读“返乡下乡创业意见”时，更是给出了四点极具操作性的政策应用场景：一是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可以依法用于创新创业，包括返乡下乡人员；二是自用房可以改造成农家乐；三是可以和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下乡人员要有一个居住场所，搞电商网络的，也需要一个平台；四是规定地方政府在建设用地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返乡下乡人员搞农业设施等基础建设。

之所以我们在开年之初，就把目光聚焦在三农产权方面，恰恰是因为如果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充分融合，就无法绕过三农产权上的诸多障碍。

有利的一面是相关的准备工作仍在加速推进中。根据十后的相关部署，农村正在全面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目前，已经有2545个县（市、区）、2.9万个乡镇、49.2个村开展，已经完成确权面积7.5亿亩，接近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60%。而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成果及其他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总面积为66.9亿亩，包括55.3亿亩农用地和3.1亿亩建设用地，非资源性资产达到2.4万亿元。

如果一旦上述这些农村集体资产能在产权改革的法治护佑下得以释放，那么很多国内的经济困境都会迎刃而解，比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问题、新的三农经济增长点问题，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农村教育、医疗等配套问题，甚至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近200万亿元超发货币问题。

产权改革篇8

【关键词】国有企业，民有民营，股份制，产权改制，产权流转，公正的平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国民经济命脉，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

二

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性侵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贪污腐败、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相反，开放这些命脉性行业与部门，让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经营，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政府垄断经营重要行业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我们经常听说，现在中国市场上石化产品的价格是倒挂的，购进价比最终产品价要高。因为汽油、柴油等石化类最终产品的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那么，为了维持产品的低价格，政府只好花钱补贴在这些受政府高度垄断的行业产品上。反过来说，正因为政府高度垄断了石化市场，才使得政府有效地对之进行亏损补贴，从而使石化产品的价格上涨不至于过高到严重损害国民经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