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经济学范文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1篇

从鲁宾逊式的孤立的个人出发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个人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要素在经济学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否接受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区别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这也是旧制度主义无法挤入西方经济学主流、而新制度经济学能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并成为一种“显学”的奥秘所在。按照个体主义方法的逻辑，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于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而这种排他性的占有在给经济主体带来收益的同时，又引起一定的交易成本，如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与强制执行的成本等。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就是由个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自发交易的产物，因而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可以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基础之上。在理性经济人的范式中，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阶级中的具有十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属性的人，被抽象成了无差别的鲁宾逊式的个人，他们基于各自的成本一收益计算的自由交易创造了整个世界。

与西方产权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相反，马克思对于产权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整体主义方法基础上的，是一种整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人的属性，决定着个体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思维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的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根据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就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马克思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整体性分析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质，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现象即商品货币关系入手，说明了商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然后进入到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核心即剩佘价值的生产过程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是紧密地结合生产方式即分工协作方式的发展而展开的。剩佘价值的生产过程所反映的不是单个的工人和单个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和劳动两个阶级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资本所有制的本质。但是，这种本质并不是脱离开现实的经济现象而存在的，在《资本论》的第2卷和第3卷中，马克思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转入到了对流通和分配总过程的分析，从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分析转入到了对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分析。只有在这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不同的经济主体如工人、货币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企业主、经理人员等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易关系才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资本主

义所有制关系的整体图景才完整地再现出来。这是用整体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的典范。

二、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总体上说，古典经济学对财产所有权的解释，都是以在古罗马民法中就已经形成的个人对物的排他的占有权概念为基础的，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民法观念。虽然现代产权经济学对产权概念的理解已从人对物的支配转移到人与人的交易关系上来，但产权经济学的所谓“交易”，依然是在脱离历史的鲁宾逊式的个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交换契约；作为这种交换的前提的权利即产权，被看做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由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排他性的独占权；这些权利不是在历史地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以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为基础的，是法律创造了产权。在这里，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是混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关系也被颠倒了。产权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科斯在其《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主要就是围绕着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而展开的。产权经济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是授于特别个人某种权威的办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以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注：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诺思则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形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注：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页。）由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合著的《微观经济学》一书则把产权定义为“描述人们或厂商可以对他们的财产做什么的法律规则”（注：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在所有这些产权概念中，法律形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它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立法者创造的，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从认识到法权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根本区别、并把法律上的财产关系当做生产过程中所有制关系的表现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分析了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制定的共同规章即法律，实质上“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但由于“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由此便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构成私法中所有权规定核心内容的使用和滥用的权利，“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他们还指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注：以上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5页。）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在认识到所有制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决定意义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把对财产关系的研究纳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并把财产关系的经济内容即所有制关系当做对财产关系进行研究的重点，财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涉及（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产权理论，即关于产权的法律形式的理论，而只有系统的所有制理论，即关于产权的经济内容的理论。）。例如，在《资本论》中对交换过程进行研究时，马克思指出，为了使商品交换得以进行，商品的监护人即所有者必须作为有自已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它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

三、交易关系与生产关系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范式和交易费用范畴基础上的现代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必然是契约主义的。在那里，产权关系被认为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又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在产权明晰化的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将寻求导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契约安排。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交易需要花费成本，不同的产权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此，交易费用的大小就成了决定和选择产权结构的主要根据。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不同，所有制或产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而不是交易概念。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为了使生产过程得以进行，就必须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组织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或者说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它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来看，作为一个生产概念的所有制关系本质上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与分配和交换不是割裂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注：对于这一问题

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林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产品占有关系和劳动交换过程本身就是生产环节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由于所有制关系或产权关系首先是一个生产范畴，而不是交易范畴，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产权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是由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决定的，而不是由交易方式的变化决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构成了产权关系发展变化的最终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分工协作方式对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体现在该民族的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是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派生了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财产关系不过是这种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

马克思从不否认交换过程特别是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就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流通既是资本的逻辑起点，又是资本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所有经济关系都首先表现为一种等价的商品交换关系，交易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本形式，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根据商品所有权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本质来说，交易过程中的这种契约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不仅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关系的本质，反而掩盖了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在《资本论》中，在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交易的契约关系的虚假性做了这样辛辣的讽刺：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9—200页。）

由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生产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产权理论是以交易为基础的，二者在财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许多差别。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的产品或资源中分离出来，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当做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当做一个特殊的概念来加以使用；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则把财产概念泛化，他们所说的产权不仅包括了人们对一切可交换的稀缺资源和产品的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等，而且还包括一切可以产生个人效用的其他权利。又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强调以分工协作的形式为内容的劳动方式对所有制的决定作用，把产权的起源与分工的发展相联系；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则特别强调交易成本对产权的决定作用，把产权的起源与资源的稀缺性相联系。再如，马克思对于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的效率为基础，而西方的产权理论对于产权的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

四、自然权利与历史权利

把财产制度当做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传统。这是从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从客观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自然的人类本性造成的。这种观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秩序当做了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因此，私有制被看做是人类利已本性的外在表现，自由契约被看成是天赋人权，等价交换是平等和正义的象征，交易成本、契约自由、个人选择、相对价格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范畴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产权问题和其他的经济现象，而且可以用这些范畴来说明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计划经济等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理性经济人的范式成了解释一切产权现象的万能钥匙：农奴制度的兴起是由于土地丰裕而劳动力短缺，因而建立一种农奴一领主契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使劳动的价格下降、土地的价格上升，要素的相对价格又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封建所有权的逐步瓦解（注：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甚至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也可以用交易费用的过高来加以解释（注：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制度和产权关系的认识是与这种超历史的观点完全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的，都是特殊历史阶段殊社会结构的产物，都具有自己特殊的运动规律，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寻得自己存在的根据。没有一种制度是永远合理、完美无缺的，也没有永恒不变的公平和正义。

马克思承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定，例如，都要使用工具，都存在所有制，但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可笑的是，资产阶级学者从这里一步就跳到了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把生产的一般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差别，例如把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封建主、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加区别地等同为相同的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把不同历史形态下的所有制关系混同为同样的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等等。马克思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于研究其他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同时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

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由于把制度现象当做一种历史现象，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任何制度现象的分析和评价都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来考虑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即使是奴隶制度，也曾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即使是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资本主义制度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这种根本区别的存在，决定了两种理论在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上的重要差别。在产权的起源、产权的作用、产权的具体结构、产权的演变规律、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效率比较等一系列问题上，两种理论的解释都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

五、西方产权经济学范式的重大缺陷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说明，在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经济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体系，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不妨在前面比较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以构成产权经济学范式的硬核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方法为例，对此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个人主义的方法

如前所述，产权经济学对于产权制度的分析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至少就现象上看是有合理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现象，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成本、利润、利息、地租等关系和范畴的分析也都是以经济理性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假设，就不会有经济学，甚至也不会有社会科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性完全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是以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不同社会规定性为基础的。这与那种把理性的抽象的个人当做历史和社会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出整体的制度结构，从而把资本主义自发秩序的观点推广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个人主义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许多其他的理论流派不仅从经济学方面，而且从哲学上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缺陷是它把个体与社会等同起来，把社会当做个体的简单加总，从而无法对社会有机体做出科学的解释。

事实上，虽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等于众多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的个人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社会、阶级、国家和文化对单个的人来说，是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和客观的力量。个体的属性与社会的属性，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的行为，个体的功能与社会的功能，个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个体的意识与社会的意识，都是有性质区别的。一句话，个人与社会是既相互联系又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在自发的社会秩序下，社会甚至异化成为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外在力量。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无法解释社会与个人之间存在的这种根本差异，无法实现社会与个人的整合。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制度的确定是由理性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决定的，产权决定经济绩效，但是，正如诺思认识到的那样，一方面，由于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最终要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偏好和效用函数，因而，制度结构是由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实际上就承认了产权制度的变迁是社会制度整体结构的产物。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固守着个人主义的范式，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产权决定的整体意义，但却没有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最后陷入了产权决定经济绩效、国家规定和保护产权、因而国家最终对经济绩效负责的悖论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

当然，承认产权决定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意志的作用。马克思就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的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是，问题在于，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和心理偏好。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此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不是先有了某种个人的偏好，然后根据这种偏好进行自由契约，再由此决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反，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过程看，是生产力包括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他们之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而决定这种占有的法律表现即产权形式，并最终决定着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的空间。就单个的主体看，他的行为也许是自由的，他们之间的产权关系也许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意志，但是就整个社会看，由于存在无数的个人意志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冲突，因而他们的自由是有限的。社会结构的运动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关于契约主义的方法从抽象的个人出发，必然会把产权关系理解为个人之间的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产权结构的任何变迁，如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等，都可以根据自由契约的逻辑加以解释。但是，人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契约建立的独立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建立在血缘、宗法或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的，个人并没有从对自然和

社会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获得个人契约的自由。因此，用契约关系来说明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的变迁，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客观的。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秩序下，商品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特别是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裸的阶级统治被法律上的自由契约和等价交换所掩盖，因此，就市场秩序来说，契约主义的方法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它的合理之处，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大量的经济现象和制度现象。但是，这种合理性只是在现象形态上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如果把这种契约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当做解释所有经济现象的惟一逻辑，那就难免会导致许多荒谬的结论。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本质特征不在劳动与资本的自由交易，而在于资本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这个中介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资本雇佣劳动，资本的所有者可以无偿获得剩余，但产权经济学却把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当做价值判断的基础。产权经济学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它运用契约主义的方法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给予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或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是合乎理性的，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可见这种理论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

劳动与资本的真实关系只能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考察才能揭示出来。契约关系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并归根结底受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生产过程对交易过程的决定作用可以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手工制造业和机器大工业；在前两个阶段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还是形式上的，因为在简单协作和手工制造业阶段，劳动者凭借他们的手工技术还有可能独立谋生；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日益简单化片面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新月异，离开资本，劳动再也不能单独存在下去了，这样，工人对资本的依附便由形式上的转变为事实上的。又如，进入20世纪后，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益明显，管理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但是，按照契约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所有这些变化都只不过是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的结果。在简单协作和手工制造业时代，是劳动力稀缺，劳动的价格昂贵；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是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则是人力资本价格上升，物质资本价格下降。显然，这种解释是极其表面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运用个人主义的契约理论研究制度问题时，个人的偏好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目标是考察问题的出发点，为此，首先必须假定经济主体的偏好是已知和稳定的，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计算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进而确定各经济主体的契约的集合。例如，如果我们把企业当做一个由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建立的一个契约结构，就必须首先把握这些所有者所具有的成本收益函数；把国家当做一个由多种利益集团建立的契约组织，就必须首先把握各个利益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偏好。但这些不同经济主体和组织所具有的特殊的成本收益函数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特定制度的产物，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效用函数的利息、利润、地租、工资等经济范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由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制度中具有不同的具体经济含义。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看，经济主体偏好不变的假定是不恰当的。个人的效用函数既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主观随意的，它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并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成本一收益分析法

把微观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最具有特色的地方，正是依靠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经济学才实现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的整合，使制度分析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依靠成本收益理论分析研究制度现象的最早和最主要的领域就是产权问题。科斯在他的经典之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中所讨论的交易费用，就是指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即“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注：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第16页。）。交易成本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交易成本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现象；但是，产权经济学却把这一概念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端，把它当做解释所有制度现象的万能钥匙，当做说明产权制度变迁的惟一因素，从而陷入了错误的泥潭。

尽管交易费用已经成了产权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各种交易费用理论中，仍然缺乏一个准确的能反映交易成本本质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交易成本的外延或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不确定的。从大的方面看，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主要有三类：一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利用价格的费用”，这一定义是科斯提出的，并为斯蒂格勒所阐发。由于这一定义没有对交易费用的具体构成和形成机制作出明确的解释、混淆了交易费用与信息费用内涵的差异、并且缺乏行为理论基础而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二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这一定义是由阿罗、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比较制度分析上，但由于比较静态分析要求有可供对比的多种制度安排为前提，而可选择的制度安排往往又是不存在的，只能靠分析者的主观构想，因而他们所提出的定义也就失去了分析的意义；三是把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这一定义是由张五常和诺思等人提出的。这一定义把交易费用扩展到了整个人类制度范围，但是，在处理制度绩效和成本收益问题时仍然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注：刘元春：《当代西方交易费用定义评析》，见《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

交易费用理论面临的致命挑战还不仅仅是定义的可操作性问题。交易费用理论是以个人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但是交易费用概念本身却选择了一个客观的社会性的效率标准，这样就陷入了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之中。按照产权经济学的逻辑，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理性的个人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而建立的一种契

约关系，都可以根据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函数和自由交易的逻辑加以解释，但是，这种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基础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贯彻到底必然会陷入逻辑上的困境。首先，根据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的效用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成本一收益函数，而且这种特殊的成本一收益函数又是建立在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偏好及行为目标基础之上的，目标函数不同，成本与收益的标准也就不同，这样，由于个人的成本一收益函数是个人心理偏好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准确地加以说明，产权制度的变迁最后就仅仅变成了个人的心理偏好问题。其次，更为严重的是，按照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集体和社会只是一种虚幻，只有个人才会选择，才会行动，因而，只有个人的成本和收益，没有社会的成本和收益，或者即使存在着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也因为个人目标函数无法加总，使它们只能成为无法捉摸的“幻影”。但是，产权制度却是社会的，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因而交易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社会的，否则这一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交易费用理论包含的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彻底的个人主义理论和彻底的整体主义理论两个方面的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客观的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看，交易费用理论把交易作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契约关系，从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历史和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类行为的差异和生产过程对交易过程的决定作用。而彻底的个人主义理论则从不存在一种客观的价值标准的认识出发，否定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可能性。布坎南提出的“一致性同意”规则认为，只要交易是公开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制与欺骗的行为，并就这种交易达成一致协议，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就是有效率的，交易费用的概念是不必要的。（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还有人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出发，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内在矛盾作了尖刻的揭露，试图用博弈均衡和知识结构代替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作为制度演进的分析基础。由此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产权在人群中的分布取决于技术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注：汪丁丁：《制度成本，博弈均衡与知识结构》，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虽然这种纯粹个人主义理论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但它对交易费用理论的批评是深刻的。

除了以上根本的缺陷之外，产权经济学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比如，产权经济学在继承新古典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同时，也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是，按照个人主义的逻辑，制度的均衡只能是一个虚假范畴。因为，制度均衡表示的是制度创新利润为零的一种稳定状态，但大多数的社会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种制度有不同的效用评价，因而这样一种状态不是不存在，就是绝无仅有。又如，产权经济学一方面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太高，另一方面又认为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由企业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的费用比较来确定的，从而陷入了循环论证，如此等等。

六、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从前面的比较和分析不难看出，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恰恰是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的优势所在。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制分析范式，才能使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沿着完善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正确方向发展。而西方的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的逻辑和政策结论是以肯定私有制和自由的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和社会调节为核心的。完全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思考问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对公有企业制度的彻底否定，也就谈不到改革和完善公有制了。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在与私有制完全不同的宪法制度（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新的制度现象，这种产权形式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反映了社会理性的要求。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社会理性的逻辑，生产的社会化都会把产权的社会化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迫使人们通过社会联合并按照社会理性的标准对生产资料进行调节和使用，这种社会化的逻辑是不可能从个人理性和自由交易的结果中推导出来的，是不可能简单搬用私有制下形成的产权范式来加以说明的。

当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相互隔绝的，由于它们建立在同样的生产力基础上，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而且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因而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在制度结构上必然会存在许多相似的或共同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完全可以被社会主义企业所吸收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内容也可以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公有制企业的运行规律提供有益的参考。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是有条件的，不仅在基本的制度结构和基本的理论体系上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的逻辑，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形成的许多与资本主义的产权结构相似的制度现象，也由于它们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宪法制度基础上的，因而存在许多根本差异。比如，两权分离、委托关系、劳动与资本市场、剩余索取权等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只有批判性地借鉴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的产权理论，才是研究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中应当采取的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企业产权关系的理论基础。首先，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以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历史性和经济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产权分析范式，与强调个体性、交易性、自然性和法权性为特征的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相比，在理论上更加严密，更符合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更能经受逻辑和实际的检验，因而也更具有科学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并把它当做社会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第三，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中得出的重要结

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一现象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逻辑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用西方的产权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最后的结论只能是私有化。

总之，研究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的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实质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而不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坚持和发展是统一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和产权理论的研究来说，也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进行不断的检验、修正、补充、完善和创新。应当承认，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科学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的产权问题方面，我国的理论界还做得很不够，取得的进展还是比较有限的，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例如：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所有制和产权问题应当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加以解决。目前，根据生产力的标准选择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合理地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分析是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的，而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从大的方面看，蒸汽机、电动机和微电子技术的发明，构成了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三次重大革命，同时标志着社会化生产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绝不可简单而论。合理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问题等等，归根结底都与对当代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的准确把握有关。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必然会引起实践上的盲目性和混乱。

2.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从所有制理论引申出来的，科学的所有制理论是科学的产权理论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制概念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所包含的所有制的定义。这个定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当做独立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过程的一种抽象存在，把所有制概念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由此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做法是，把法学里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以至于让渡等概念引入所有制研究，用这些权利来构造所有制关系，结果就使得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了一种先验的没有经济内容的法权规定，并把所有权这种法律的权利当做了生产、分配等经济关系产生的基础，这事实上是在重复古典经济学家们同样的错误。这种理论的政策结论就是把社会主义国有化当做了一种法律行为，只要通过无产阶级剥夺了剥夺者，把一切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发达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建成了，用同样的方法很快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在我国，即使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用法权概念代替经济分析的做法仍然是相当普遍的。近年来，又有相当多的人在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理论混同起来，把法权当做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把复杂的产权结构归结为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法权体系，脱离开生产力的组织方式和客观的生产关系来把握所有制和产权关系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和实用化的态度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不利于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正常发展。

3.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它们对于具体的产权问题，即产权的交易过程和法律过程的分析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他们更不可能做出具体的设想。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必须深入研究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西方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借鉴是必要的。西方的产权经济学虽然存在许多根本缺陷，但它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机制运行的概括也不是绝无可取之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种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经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形成的重要来源，因此，没有理由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产权理论排斥在自己的视野之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西方产权理论的缺陷不在于它研究了产权的法律形式，研究了交易费用、个人选择、契约关系、委托问题等制度现象，而在于它用个体分析代替整体分析、用交易过程代替生产过程、用法律关系代替经济关系，在于它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个人的自由交易当做决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因素。在克服了这些根本性的错误之后，产权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以至某些具体结论是可以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为经济改革的实践服务的。不过，这是一个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辨析和说明的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前者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历史性和经济性，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后者则强调个体性、交易性、自然性和法权性，从本质上看是不科学的。文章以构成产权经济学范式的硬核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方法为例，剖析了该范式存在的重大缺陷，同时也指出，在克服了这些根本性的错误之后，产权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和具体结论是可以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为经济改革的实践服务的。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

义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离开了劳动力，劳动者就不成其为劳动者；反之，没有劳动者，就不会有劳动力。但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两者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将这个两位一体的事物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均不妥。笔者从概念上将两者分开，并分别划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但读者应当记住，它们是两位一体的特殊事物，实际上分不开，只能从概念上分开。笔者在下文节中将进一步指出，劳动、劳动者、劳动力和劳动能力是四位一体的不同概念。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 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 ）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ft ）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离开了劳动力，劳动者就不成其为劳动者；反之，没有劳动者，就不会有劳动力。但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两者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将这个两位一体的事物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均不妥。笔者从概念上将两者分开，并分别划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但读者应当记住，它们是两位一体的特殊事物，实际上分不开，只能从概念上分开。笔者在下文节中将进一步指出，劳动、劳动者、劳动力和劳动能力是四位一体的不同概念。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产权理论

近年来虽然产权理论的身影在一些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论文中时常能够看到，但是特意对产权理论做详细研究的关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论文并不多见。许多论文从一个微浅的层面去探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或者只是从产权理论中的其中一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和叙述。本文想要在基于国韧庋术大家在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上研究理论成果，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产权理论的脉络分析，来详述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产权的定义及类型

（一）产权的定义的界定

产权在西方经济学中定义究竟是什么，纵观整个经济学界也只是有些模糊的概念。只能从一些现代产权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对产权概念的不同论述中来进一步了解其真正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定义中，我们不能把产权和所有权简单的归集在一起，也就是说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一结论为研究现代产权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我们研究现代产权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英语的语法中，产权和所有权的语法和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复数的形式，后者是一个集合名词。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曾在他的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中对产权和所有权区分做过精妙的阐述和举例，他指出产权是有所选择的所有权，这种选择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明显的使用范围。有关学者也将产权定义为一种在社会强制力保证下的权利。

（二）产权的定义

通过以上对产权定义的探讨，可以把产权的定义概括为以下5点。

（1）产权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社会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观念来实施的一种权利。这些统称为社会强制力。它是产权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和前提。

（2）产权是一项权利，它为人们区分受到好处和受到损失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界线和定义，因而它的外部关联性很强。这就出现了针对损失者和受益者如何补偿和索取的问题。

（3）产权的载体为某种物品。可以直观地反映资源所有者的某项经济利益权利。

（4）产权并不等同于所有权，这点上面的一些观点已经进行了论证。所有权所指的是某项资源所有者有随意自由处置自己资源的权利，而产权本质上可以看做是一种行为权。即它对人们的具体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5）产权是两种平等权利之间的责任，权利以及利益的关系。从而也反映了市场交换的实质就是两中平等权利之间的交换。

（三）产权的类型

西方学者将产权的类型分为以下三种：

（1）私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权力属于个人，并且私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财产的用途而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但要明白私有产权并不是私有财产，因为产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所有权。

（2）共有产权，是指财产的法律角度上看的话权利属于公共，公共体内每一个成员都享有这些权利，但仅限于公共体内部成员。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不同，并不具有排他性，即公共体内每个成员都公平地享有这些权利。并不能排斥他人。

（3）国有产权，是指产权所有者是国家。行使权利者是国家。

二、产权的结构和功能

（一）产权的结构

产权结构是指构成产权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一些关联性，不同产权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分布情况。产权结构的划分一共有以下三种：

（1）产权的权能结构，若是把产权当做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就可以把这个个体视作一种权利，其中个体是由不同的权项构成，这些权项既可以分布同一个个体中，也可以分别分布在不同的个体中。

（2）产权的微观结构，是指不同产权个体内部权能排列组合状况。

（3）产权的宏观结构，是指全社会和个体产权之间的一些联系。

（二）产权的基本功能

（1）外部性的内部化，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作品对这一功能做过理论解释，指出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一些外部边缘地区逐步走向内部化。产权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明确和界定产权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是指产权只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正常的社会中，人们之间需要进行交换活动，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才会具备产权意识，才会互相承认和尊重产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把产权看做是一种社会工具。它对个人有着很好的约束作用，约束个人的自利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规范。

（3）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主要受到产权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让渡权和收益权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排他性意味着只有该项资源的所有者才能使用这项资源，除此之外任何个人在没有所有者的同意下都不能使用这项资源。在产权的排他性下，所有者可以通过可让渡权来决定自己财产的用途，通过赋予他人使用一部分的权利，他可以从中获取剩余价值，这就体现了产权的收益权，但是同时就需要为自己行为负责任。在这一前提下所有者就想要争取将自己的资源发挥出最优的效果，投放资源时就会更加的谨慎。同时在使用产权让渡权时也会选择让渡给一些能人之士，这样就起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了。

（4）产权的收益分配功能，是指产权的每项权能代表着一项利益，你可以从中获取收入，或者还可以将权利转换为实物，供人们使用来获取收入。所以产权的界定也必定是利益的划分。虽然在产权的初期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并不明显，但是对收益分配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明显。

三、总结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

4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

4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产权经济学公允价值

一、产权经济学是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石

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美国FASB在2000年2月的SFACNo.7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当前资产的购置或出售金额。并对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5）提出的五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和历史收入、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现值）进行了简要评论，指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在不同情况下都分别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可以说，公允价值是一种选择价格的观念，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资产在市场中反映其经济实质的价格：公平的市场交易中商品的价格或者能够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公允价值概念是对现值概念的体现，是价值概念的会计表达。从产权经济学来看，为了维护各产权主体的根本利益，要求在产权优化的前提下，会计信息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从而提供对各产权主体决策有用的信息，使会计信息产生“正”经济后果。笔者认为，产权经济学是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石。法学上的“产权”即“法权”指的是财产权利；经济学上的“产权”，是指围绕财产而内化的一系列权利束的总和，包括经济权利关系和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如何定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财产”。那么，财产的价值是多少，如何计量，这又涉及计量属性的选择问题。现有产权会计理论对交易费用如何从会计的角度予以量化，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给出了一些基本思想。我们认为，对交易费用（大部分是沉没成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合理的、正确的，因为此时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结果往往一致。但是，对财产如何计价，产权会计学者似乎没有引起关注，或者默认了目前现行准则中主要采用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这里，笔者提出：产权会计理论关于“财产”计价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是由真实公允地反映产权流，维护外部产权主体的财务分配和财务决策等产权利益决定的，也是产权的激励约束功能决定的。只有这样“产权域秩序”才能得以有效维持。那么，公允价值在实务中的运用如何操作，公允价值是一个复合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就是基于现值和价值的会计计量。本文认为，价值代表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财产的价值就是该财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法，先价值（现值）后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如果现值很难获得或准确性存在大问题，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我们应采用“现值”的近似替代形式：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可变现净值和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历史成本，这就是间接法，先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再价值（现值）。可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是不对立的，历史成本可以是当时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会计理论与实务技术均比较成熟，为产权会计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综上所见，产权会计理论上迫切需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使其对财产计价合理化，公允价值实务技术的成熟奠定了产权会计理论的实践基础，公允价值理念的引入大为拓宽了产权会计的理论视野。

二、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企业是一个契约的耦合体。“会计作为耦合体的内部游戏规则，主要确定企业组织里每个人的权利、评价人业绩的标准及其报酬方式。”公允价值既是会计契约的组成部分，也影响会计契约的作用。

公允价值对契约有用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二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如何影响契约形式。根据Watts(2003)的观点，影响公司的契约主要有四种形式：（1）公司契约(包括股权、薪酬、债权)；（2）税收契约；（3）政府管制契约；（4）诉讼类契约等。这四类契约形式和契约中运用的会计信息，特别是公允价值信息，将形成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的使用又如何影响到契约形式的变化。

1.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

为了满足不同契约形式的要求，契约的签订方可能会采用公允价值以满足契约中的条款。具体研究的问题包括：（1）不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以国资股为主要股权的公司是否偏好于公允价值计量以满足国资运作绩效的考核，而民营持股公司是否更愿意用历史成本以掩盖真实的财务盈利。（2）不同的薪酬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当公司的利润指标包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时，经理人员可能更倾向于多做股票投资并及时将持有利得入账；（3）不同的债务契约可能会影响到公允价值的计量，例如在债务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可能利用资产的公允价值升值来掩盖资产流动性的实际降低；（4）虽然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应纳税所得是独立的，但是在所得税基仍然依赖于公司会计信息的情况下，以及流转税的征缴依赖于公司发票上的价格而不是现值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为了躲避税收而拒绝采用公允价值；（5）在政府管制较严的情况下，例如石油、电力等垄断性行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可能进一步暴露利润，如果政府对高利润行业进行严格管制，这些行业可能拒绝采用公允价值；（6）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将更有可能招致诉讼中法官的拒绝，在面对诉讼的时候，企业可能会采用保守的历史成本。

2.公允价值如何影响契约形式的改变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小产权房;制度经济;解决对策

一、何为小产权房

首先,所谓产权,就是指所有权。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产权内涵有多种解释。科斯从产权与权力的关系解释产权; 阿尔钦从法律层面解释产权; 登姆塞茨注重从产权在社会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来解释产权; 巴泽尔从经济分析角度来分析产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产权的概念至少包括: 产权是某个主体对某个经济物品或某种稀缺资源或某种可交易对象物的一种权力,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权;产权就是行为选择权;产权是一组权力或产权束,至少包括对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引发的占用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产权所包含的各项权力可以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与制度安排;产权边界并不是无限的,即产权的外部影响使得产权必须要有一定的界限,同时产权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作为产权束中的重要内容,所有权包含了对物支配和利用的一切权能, 是其他物权的“母权”。因此, 所有权常常被称为“绝对权”,它具有复归性的特征。

其次,小产权房定义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小产权房包括:第一种是指由房地产发展商的一个大产权分割来的、相对于开发商的大产权而言的,购房人的产权;第二种是在房屋再转让时需补要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房屋;第三种小产权房是由乡镇政府颁发产权证书的房屋,又被称为乡产权房。狭义的小产权房指的就是第三种,即建设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商品性住宅,这些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

二、小产权房带来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目前法律并不允许其在集体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是房地产开发的前提条件,而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在土地收益分配中只占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的土地收益被当地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瓜分了。

(二)购房者权利保障问题

我国的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的建筑将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三、现有观点对“小产权房”的出路初探

(一)加快集体土地流转的立法工作

“小产权房”的根本问题在于集体土地流转缺乏明确的规定。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的背景下,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的途径。

(二)控制“小产权房”用地的扩张

通过统筹城乡之间的土地资源利用,把“小产权房”的地域配置限制在城镇建设规划区之内;把每年“小产权房”的建设数量限制在年度建设供地计划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它的合法性,把它纳入房地产市场,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

(三)用疏通的方法管理现有的“小产权房”

从保护耕地的角度来讲,部分“小产权房”有可能违反了现时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是从房地产市场来讲,这是一种增加住房供给的方式。国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先立法再补交部分税费或土地出让金的方法来解决现有“小产权房”的产权问题。

(四)核发经济适用房产权证书或限价房产权证书

经过核实,符合经济适用房购房条件的购房者,发证机关直接向其核发经济适用房房屋所有权证书。符合限价房购房条件者,核发限价房所有权证书。对于该两种情况,购房者未来转让时的转让条件和购买条件等可适用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的相关规定。

(五)核发特别房屋所有权证

对于不符合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的购房者,或不愿意补缴土地出让金的,核发特别房屋所有权证。持有该类房产证的购房者可以自己居住和继承。但是,房屋所有人未来再出售时,因受让人不同而区别对待。

(六)核发普通房屋产权证书

购房人在初次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可以直接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并取得普通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取得该房产证的房屋所有权人等同于普通商品房的购房者,所有权人可以自己居住,也可以依法直接上市交易,受让人不受任何限制。

四、新制度经济学观点

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角度来审视, 我国小产权房产权制度缺陷亦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房产残缺

新制度经济学通常将产权受到残损而不完整的情况视为产权残缺。产权最主要表现为所有权,但是小产权房的所有权的排他性不是很强。

(二)房产所有权主体模糊

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由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所有权主体模糊,所有权主体的非明晰化造成了权力真空。

(三)使用权的不连续性

由于产权残缺和所有权主体模糊,购房者大部人不会购买此房长住下去,他们会在财富充足的时候把房子的使用权转让,这样就会造成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增加,有时是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这样会使持房者抬高房价,又反过来使得交易成交的可能性降低,持房者卖不出去房子,会造成资源的闲置。

五、我国小产权房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首先,应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设计成本。现阶段,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是购房者普遍接受并认为是最有效的, 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结构, 所以应当成为小产权房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其次,明确界定所有权主体,规范所权有主体行为。通过产权划分,明确不同产权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使权利和责任对称,从而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可以解决购房者所有权主体虚置问题,同时又使产权界定成本最低。

第三,是要积极探索小产权房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补偿机制,建立合理有效的小产权房制度。

参考文献:

[1]马晓殊.浅析小产权房的形成[J].华商,2008,(12).

[2]黄红胜,陈志强.探索小产权房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J].当代经济,2008,(20).

[3]严焰.“小产权权房”的形成原因与出路探究[J].特区经济,2008,(2).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038-05

产权问题一直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并得到了许多国内经济学者的大力推崇，甚至有着取代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指导地位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思想在国内更是广为传播。这导致一方面以科斯、诺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得到不少国内经济学者的认同，并以此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而另一方面，有关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发展相对缓慢，理论创新较为滞后。

针对目前我国产权理论发展的现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本文主要选择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产权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起源为开端，沿着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变迁到现实指导意义的思路，对两个学派的产权理论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对当前我国产权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阐释了产权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一、产权起源思想的比较

关于产权起源的说法，最早源自于哲学。早期哲学的产权定义认为，只要单方面认定和宣布一物属于自己，则此物就属于自己。可见，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属于明显的唯心史观。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产权的理解并不是从虚幻的意识出发，而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认为产权不是与生俱来的，产权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财产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着公有产权，并把这种公有产权的形成归因为“自然形成”。而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直至私有制产生以后，就会出现产权的第二种形态，即私有产权。可见，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的起源与发展同生产关系进而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更具体的是私有产权）的产生要归于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便来自于私有产权的产生及其准确界定与保护。具体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产权起源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认为产权的产生源于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如，西蒙和迪蒙赛尔（1977）通过实例分析说明，私有产权产生的经济原因就在于避免交易费用过高。而且在西蒙和迪蒙赛尔的研究中，虽然也使用了“公有”这个词，但是他们始终不承认公有产权的存在。第二，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产权的产生。如，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运用产权理论扩展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其中就包括对私有产权起源的研究。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私有产权或个人产权是在封建公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产权。而且私有产权产生的并不是相互掠夺的结果，而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社会中存在某一特权阶层，在掠夺社会财富后再由其赏赐给其他人。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私有产权的产生源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竞争，进而促使人们通过建立产权关系，维护经济秩序。因此，人口的不断增长是私有产权产生的原动力，并推动产权关系的不断变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三，认为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私有产权的产生。如，德姆塞茨认为，私有产权的建立是为了改善资源稀缺的问题，而资源的日益稀缺是由于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导致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私有产权的产生源于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此外，德姆塞茨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产权起源观点。德姆塞茨认为，只要是在旧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产权关系，那么无论这种产权关系转变的时点在何处，都可以看成是产权起源的起点。

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关于产权起源思想的主要观点的论述，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两点较为显著的差异：第一，在公有产权是否存在的认识上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是存在的，而且是产权形式的第一种形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从公有产权的起源开始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是不存在的，只有私有产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形式，产权的起始形态便是私有产权。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未对公有产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二，产权起源研究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从分析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关系问题入手，进而对产权的起源提出理论解释。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以社会制度为出发点，其内容的探讨始终离不开对社会制度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起源研究则是从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产生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源头，进而找到私有产权的起源。可见，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以稀缺资源配置问题为出发点，其内容的展开始终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为主线。

二、产权理论研究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深深根植于所有制理论。虽然马克思经济学中没有明确的产权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关于所有制与财产关系以及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论述中蕴含着大量的产权理论思想。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研究产权问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形式，并且明确提出产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产权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内部分解等问题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实质。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既定条件的。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沿着如何使资源配置更具效率这一主线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从自利主义出发，集中研究了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为原则的个人竞争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交易为基础，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将产权制度安排效率的高低与交易费用的大小相联系。第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由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排他性独占权，它不是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基础，也就是说，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第四，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与制度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产权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支配地位，产权的调整往往是诱使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对两种产权理论研究基础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的是整体性、生产性和历史性，是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硬核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关系，同时也就决定了产权形式。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法律不能创造和决定产权，真正决定产权的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认为是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

三、产权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产权制度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力看做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又是其最直接的体现。产权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产权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法律形式。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来源于改变契约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变化。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与制度变迁相对立的状态是制度稳定。制度稳定是指在给定行为者谈判力量及一系列契约时，任何一个行为者都不会改变原有契约的状态。诺斯认为，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可能为行为者的契约改变带来收益，从而导致产权制度的变迁。其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等的变化，偏好的变化主要源于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时，诺斯认为，产权制度变迁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即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边际产量呈现递减趋势，从而促进产权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变。

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在产权制度变迁问题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突出的是整体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产权制度变迁的源泉，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才会诱使产权制度发生变化。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是突出个人主义，认为行为人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发生变化时，通过改变原有契约而使自身收益增加，进而诱使产权制度变迁。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没有把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作为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偏好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偏好的变化又会导致产权制度的变迁，所以意识形态变化也是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制度的改变是同步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微调。

四、产权理论现实指导性的比较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现实指导性，可以通过对目前我国的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来加以比较。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成果，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转型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产权问题便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例如，在近年来的“国进民退”的争论中，主张不同产权理论的学者们对“国进民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坚持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存在对国有企业职能没有做出清晰界定的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往往给予国有企业过度的政策倾斜，从而压缩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而一些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层面上或者说是从市场经济的层面上探讨“国进民退”这一问题，初期的“国进民退”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也并非存在绝对的“国进民退”，因为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发挥着民营企业并不具有的重要作用。同时，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不变的条件下不断深化改革。

再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城市郊区或农村的土地被征用。而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土地征用进行合理补偿显然涉及产权问题。事实上，目前土地征用中存在补偿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产权形式没有得到清晰界定。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那么通过实行土地私有化、建立土地市场，便可以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实现土地补偿的合理化。然而，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推行土地私有化在我国并不可行，所以完全照搬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解决这类产权问题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土地产权理论以化解土地补偿问题。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具有各自的显著特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一般是从个体主义出发，所以在直接解决个体的实际问题时具有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解决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往往会遇到一定的麻烦，产生偏颇的结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从整体主义出发，善于解释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涵盖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等多方面。但是对于个体案件来说，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解决力度一般不及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效果明显。因此，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应该结合利用两种理论的优势，不应该相互批判或将两者相互对立。

五、总结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权问题将更加频繁地出现，产权制度改革也将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各流派的产权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许多学者进行过两种产权范式的比较研究，但是其中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着本质差别，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和历史性，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硬核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方法，缺少科学性，或者说从本质上看是不科学的。这些学者进行的两种产权理论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对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否定西方经济学主张的私有产权清晰的基本界定，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伪科学，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才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坚持的产权理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产权理论，虽然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两种理论各有所长，并不是完全的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转型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因此，针对不同的产权理论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不应当一味地进行批判与否定。

产权经济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法经济学；国有产权；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17-02

产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权利，它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结构。产权同时也是一个法律范畴，它是人们所拥有的法权中的一种重要权力，与其他法律权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产权就是人们对财产所拥有的法定权利，它包括动产、不动产和知识三个方面。产权是由法律确定的权力，那么，法律是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产权的呢？众所周知，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种意志是由利益和价值观念决定的，因而，产权确定的原则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确定产权的法律原则有显著差别，说明这两种社会的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和各自的价值理念是不同的。

产权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国有产权；一类是私人产权；还有一类是集体产权或混合产权。在这里我们暂不讨论私人产权和混合产权问题，只集中讨论中国的国有产权及其保护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国有产权是国家代表人民享有、使用和处置财产的法定权利，实质上是广义上的“人民产权”或“公民产权”。国有产权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产权，如对土地、矿山、森林、河流等方面的产权；二是是国家对不动产的产权，包括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三是国家对流动资产的产权，包括国家的财政收入及其他方面的资金收入；四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目前，中国的国有产权保护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二是国有资产浪费问题；三是国有资产被贪污盗窃和被用来的问题；四是国有资产分配不当、使用效率不高和管理不善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表现在国企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被低估拍卖、低价转让和个人持股等各种方式，把国有资产转移到少部分人手中；在城市住宅用地出售、矿山与林地承包领域，国有资产流失也相当严重。国有资产浪费问题在中国是最司空见惯的现象，除“三公”的巨大浪费之外，凡有国有资产的地方大小官吏和公职人员都会毫不犹豫、不计成本地去消费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使用不当、效率不高和管理不善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资金的再分配上，尤其是中央财政资金的再分配。中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千方百计以各种形式争取中央的财政资金，而各市县又以同样方式来“刮分”省级政府的财政资金。由于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国家财政资金分配的不合理、不适当问题非常突出，财政的钱往往不能用在刀刃上，社会经济发展急需和战略性投资往往不能保障，而一些与中央关系密切或特殊的地区和部门却获得了大量财政拨款和特别优惠政策。有些财政拨款并没有专款专用，挪用、占用财政资金现象比较普遍。至于贪污、盗窃国有资产和利用国有资产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情况已成痼疾，这方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上述国有资产产权被侵害的四种情况中，前三种都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不但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而且解决起来将面临很大的难度。那么，该如何充分保护国有产权不受侵害、国有资产不被浪费和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社会经济效益呢？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改革与对策措施。

一是国家财政预算要保证透明度和民主性。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怎么花必须要公开透明，必须要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进行充分的民主讨论和最后批准，而不能由政府行政部门垄断制定预算的权利；要允许广泛参与、听证、质询，不能把人大讨论和通过变成一种形式主义，财政支出一定要科学合理。人大对财政支出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查询、监督、调查和惩处机制，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侵害国有产权。

二是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包括转让、出让、拍（下转135页）（上接117页）卖、赠与等）要公开透明，建立起独立的、严格的处置机制、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和追责机制。

三是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人事管理、工资福利管理和经营管理等要进行彻底改革，不能让国有企业变成一种特权企业，不能让国企员工变成一群特权阶层，不能让国企合法地、任意地侵害国有产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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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琦.著作权的法经济分析范式——兼评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理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