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失语 研究论文 统计 分析

一、引言

在外语学习中，目的语文化，尤其是西方国家历史地理、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文化背景知识大量出现在外语教材和课堂教学中；然而，在文化教学实践中，我们母语文化基本上是处于被忽略状态。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从总体上看呈现重目的语文化、轻母语文化的特点，师生双方多数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目的语文化输入上，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增多，而同本族文化却渐行渐远，知之甚少，甚至在跨文化交际中当需要用外语介绍中国特色文化时就不知如何准确地用所学外语进行表达了，这就是“中国文化失语症”。从丛教授在2000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的文章，对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输入几近空白所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担忧。“中国文化失语症”在跨文化交际中屡屡发生，并因此而造成交际障碍，导致交际失败或低效。尤其在需要用外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文化进行输出时，其症状愈发突出。这无疑是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英美文化的学习而忽略了对中国文化的输入而造成的。许多外语教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化失语开展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调研。我们统计分析了近十年的有关中国文化失语的论文，加以初步统计和分析。

二、数据采集与分析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中国文化失语”分别为主题词和关键词进行检索，以从2001―2010年为时间段，最终共检索到96篇，在检索出的论文中剔除与外语教学中文化失语研究无关的文章，共获得符合本文研究范畴的文章有83篇，其中期刊论文67篇，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1篇。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期间有关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多，随着外语教学工作者与研究者对于外语学习中母语文化的重视，尤其从2006年以来，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研究角度也显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

论文主题的分类和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1.分析文化失语原因

此类论文共有45篇，占总数比例为54.2%。这些论文所分析出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三个方面：首先，片面理解跨文化交际。很多教师的教学目的仍然停留在单纯提高语言能力上，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引导学生认识语言，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少人曲解了跨文化交际，以为有能力理解并吸收目的语文化就算是跨文化交际了，本族文化则被完全忽视。其次，片面理解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文化教学常常被外语教师理解为在教学中单纯地导入外国文化，甚至被更狭义地解读为西方文化的输入甚至仅仅是英美文化的输入，本土文化则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在所有论文中，作者都认识到了我国外语教学无论从政策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重视目的语文化传授、轻视中华文化学习的倾向。外语教育所造成的文化输入失衡导致了使用外语对中华文化表达的能力严重不足。最后，片面理解母语与外语学习的关系。对学生来说，用母语讲解词汇和课文时，显然要自然得多，因为母语在翻译时通常比较明晰、简洁和熟悉。借用母语实施外语教学的方法并非过时，在外语教学中灵活和适当地利用母语，不仅不会阻碍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增强其语言敏感和领悟能力，达到尽快掌握外语的目的，这是由人类语言的共同性决定的。

2.量性调查研究

此类论文共有9篇，占总数比例为10.8%。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2002）对126名该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使用英语转述中国特色文化话题的能力测试，内容包含中国食物、民俗和历史名胜古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试者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可以接受的表述中还有较大部分为解释性意译。刘世文于2002年对厦门集美大学英语系英语专业157名学生是否熟悉中国文化内容的英语表达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试者的该项能力都相对较弱。朱肖一（2005）对浙江工商大学非英语专业的01、02级大学生和03级硕士研究生进行了一次相关调查，发现研究生用英语表达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正确率不高，而本科生的正确率则更低。姬京彤、宋莉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进行了测试，发现参加测试的学生用英语表达英语文化的水平都低于表达英美文化的水平。余小华（2004）发现学生在上翻译课中碰到的难题与出现的问题一大半竟是在母语及其文化方面。这些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以应试为中心，以英语国家文化为主的我国的英语教育。

3.探索解决方法

此类论文共有29篇，占总数比例为35%。总结论文中提出的解决方法大致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修改教学大纲，从宏观上指导教学人员从各个方面增加有关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份量，提高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使学习者在涉及本国文化表达时能够得到更多指导；调整课程设置，学校应该开设有关中国文化的英语课程，增加有关中国文化的选修课，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增加教材中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针对学习者的目标，在多层次上将目的语文化与本土文化加以对比；改变传统外语教学观念，增加对母语文化的输出，课堂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目的语文化，而且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知识的能力；改变教师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师自身的母语文化素质。

三、现有研究的缺失

综上所述，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的研究已经有了快速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但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1．理论研究欠缺

在理论研究的宽度上和理论实践上，文化失语研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归纳如下。

（1）外语教学中结合中国文化的成功案例总结较少，只谈失语与缺失，不利于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调整教学策略。（2）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参照我国外语教学实践进行研究，缺乏借鉴国外研究成果。（3）文化失语问题的探讨范围较为集中，但没有系统性。探讨较多的问题是文化失语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和策略，没有从文化学、语言学、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探讨。（4）关于外语教学融入我国文化教学的评估体系研究较少，造成在办学实践中失去了重要的指导。

2．论文质量参差不齐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发表在CSSCI中文核心期刊上关于文化失语的论文数量上不多。CSSCI核心期刊上只检索到8篇此类文章。但是，可以看到国内教育研究者与管理者已经开始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我国外语教学面临着教育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这必然会引发教学与社会需求之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及时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得失和经验则显得十分必要，能为将来的外语教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论文类型上看，相关研究的交流和总结不够系统，缺乏国家相关部门重视与支持。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与实验研究由于操作手段缺乏，导致许多研究没能提出具体解决策略。

四、结语

外语教学改革仍然处于大力发展阶段，因此，现阶段对现有外语教学中存在的文化失语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就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大学英语教学对我国文化的介绍和教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显然不利于新世纪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也同样应重视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平衡，注重引导学生输入中国文化。让大学生们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是交际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这些目标的实现始终离不开理论支持，离不开对外语教学的研究和借鉴，这就要求相关研究有更多的投入。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1）.

［2］刘世文.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及其启示［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3:29-32.

［3］张兰.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8）:339-341.

［4］张为民，朱红梅.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增）:34-39.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对联常包含中国文化的信息，翻译好其中的文化信息是对联翻译的重要环节。德国功能理论能指导对联中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引言

对联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对联翻译能够使英语读者欣赏这种具有独特形式的文学艺术，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及其核心概念

德国功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赖斯，弗米尔，曼特瑞，诺德。赖斯认为理想的目的语文本是译文目的在概念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源语文本等同。川她提出三步骤源语文本分析过程。第一步确定源语文本类型: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操作型文本。信息型文本的重点是所传达的内容。表达型文本是表达个人态度的创作型文本。操作型文本是为了吸引读者以某种方式行事的文本。第二步确定原文的文本变体。文本变体是依据某一语言群体中现成的社会文化交际模式，对源语文本进行的分类。第三步分析源语文本的风格，帮助译者决定采用何种翻译策略。赖斯指出，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应包含源语文本的所指内容域概念内容。表达型文本强调语言的形式和美学功用，翻译表达型文本时，原文的美学和艺术形式应在译文中保留。操作型文本的译文应具有和原文相同的呼唤效果，弓}起读者发出某种行为。

弗米尔的目的论有两个核心概念:目的和委任。他认为，源语文本主要是面向源语读者的，所以原文和译文的写作目很可能不同。因此确定翻译目的十分重要。弗米尔指出，译者根据他人的委任进行翻译。委任有两方面:委任的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条件。作为委任的产物，译文最终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曼特瑞提出翻译行为的观点。她认为翻译过程是由多个参与者加入的交际过程，每位参与者发挥不同的作用。因为译者负责为目的语读者译出交际性很强的文本，译者应是翻译行为中的专家。她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过程，应在翻译目的和目的语读者需求的指导下进行。诺德支持目的论，同时认为译者和源语文本作者的关系也应纳入到目的论中，于是她引入了忠诚的概念，忠诚意味着目的语文本的意图应和原作者的意图相协调。

三、对联中文化信息的翻译

对联上下联字数相等，对称美是它在艺术形式上显著的特点。翻译时应将上下联译成长度基本相同的两句，使对联的对称美在译文中得到体现，达到给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独特文学艺术形式的目的。诺德认为，在忠实地翻译出原文的基础上，以注释的形式添加源语文化的解释，这种翻译方法叫做philological translation。这种翻译方法可用于翻译古典文本及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很大的文本。功能理论认为翻译是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过程。因此，不仅原文的语言特色，而且原文的文化特色都应在译文中得到体现。对联是一种极富中国语言特色的文学形式，联句中常会包含许多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信息。如果译文仅传达源语的字面意思，而不提供相关中国文化的解释戴注解，多数英语读者只能明白字面意思，有的译文会使读者感到困惑，甚至产生误解。根据德国功能理论，翻译含有中国文化信息的对联时，除了准确传达源语的字面意思外，还应为读者提供相关文化背景的注释。

(1)赤面秉赤心，骑赤免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

behind the ruddy face,a ruby heart-

lord guan astride red hare outrode the wind.

but far as he rode,he served the fire king.

by oil lamp light he studied history;

in war he trusted to his dragon sword.

his inmost thought would welcome light of day.

①this plays on various connotations of the word chi(red,ruddy). red was the symbolic color of han.

②the play here is on various meanings of qing,the color of nature; the clear lamp, the color of bamboo( served as paper, hence written history) , the light of day,the east and the yang strength of lord guan’ s sword, green dragon.

tr. moss roberts

功能理论认为翻译首要为目的语读者服务，因此他们对源语知识掌握的情况必须考虑在内。上例多处涉及中国文化，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来讲，仅有字面的翻译，他们往往不明白深层含义。因此必须用注释的形式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相关文化信息，帮助他们理解译文。译者为读者添加了的注释，注释中包含“赤”的象征意义以及下联所描述人物的相关介绍。有了这些额外的信息，目的语读者不仅能了解更多中国文化，还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义。

(2)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七律·送瘟神》

crimson rain , as we wish , turns into fertile billows ;

green mountains,if we will,to bridges give support.

note : the crimson rain is the spring rain which falls together with crimson peach petals.

tr. xu yuanchong

(3)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七律·登庐山》

clouds sweep nine streams,where the yellow crane is back and flies;

waves rolling east to seas,the foamy fumes arise.

note ; nine streams refer to the nine tributaries flowing into the changjiang river in the provinces of hubei and jiangxi.

tr. zhao zhentao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地名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47-03

近代国内地名研究始于“清代考据学派”。20世纪30年代，地名研究出现高潮。1930年刘钧仁《中国地名大辞典》及1931年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是那时期出版的专业工具书；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从整体上研究地名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建立地名信息系统并汇编有关地名资料，我国的地名开始标准化。1995年成立了“中国地名研究所”，组织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成为我国第一部以政区地名为主题的地图集。而关于近代地名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地名起源研究；二是地名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三是地名与教化研究。

一、关于地名起源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当代学者的论著主要聚焦于论述诠释各地地名的来历，以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上。

人类对地名起源问题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地名也由少而多，由简而繁，其传播范围也由近而远，由小而大。正如石开忠的《贵州地名来源探析》（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中所指出的：地名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发生和形成的，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他认为，地名的来源是受到最初起居周围的生活环境所影响，即将自身的各个部位比赋予自然地理实体或其他突出物，如“火山口”“坡脚”等。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地名演变开始和人文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多而复杂的地名相继出现。然而，熊树梅在其集中的一篇论文《中国地名的起源和演变简论》（《地名学研究》第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则这样说到：地名的起源和含义是十分复杂的，大体可以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大类。而地名发生变化和演替最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民族迁移、频繁战争和社会变革等原因。

当然，学者在研究地名起源的同时，也会叙述其发展或分布的特点等，如董晓晓在其学位论文《中国地名的人文地理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中把地名的特征划分为本质特性和文化特性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地名的命名可以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来划分，因自然因素得名的地名如：地理方位地名、地形地名、水文地名、气候地名、土壤地名、自然资源地名等；因人文因素得名的地名如：建筑地名、姓氏地名、数字地名、经济交通地名、年号地名、形象化地名、神话传说地名、历史事件地名、述志型地名等。同时利用空间分析软件，来分析地名的空间分布态势及空间分布。并得出随着地名密度的增大，地名分布由西北向东南移动，地名分布的多圈层集聚特征。除此之外，相关论著有：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符祥策的《黔东南州地区的地名来源及特点探究》（文教资料，2015年第15期）、金美《贵州民族语底层地名命名和语用变易的成因》（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等对地名的起源、特点和分布都进行了论述。

二、地名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回顾

地名和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地名现象纷纭复杂，但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目前国内关于地名与文化关系方面的相关著作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有牛汝辰的《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不仅从文化的视角，深入浅出地勾勒出我国地名文化的概况，而且该书语言平实、生动有趣，是研究地名文化重要的参考书目。在周振鹤、游汝杰共同编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则是从探讨方言与地名的关系出发，把中国南方的地名分成三个层次，即底层的古越语、中间层的方言地名以及表层的北方书面语地名。其他相关研究的论文有：2003年李力发表在长春大学学报的论文《地名文化现象透析》（长春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他认为，地名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同时也反映出民族的心态和风俗等。而另一位学者邓慧蓉的《从中国地名透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学术交流，2003年第12期）则是从地名和思堆方式、社会心理的关系来看，中国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郭锦桴在《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提及地名与文化的关系时说到：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载体，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汉语地名更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郭先生的这本著作的特点在于，从地名作为语言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地名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尹钧科《略论地名的主要性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一文中，他对地名的十二种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概括。同样是地名功能，周佳泉叙述的却是关于地名的另一个功能――文化感悟作用，她在《地名的文化感悟作用》（中国地名，1999年第3期）中提出：地名对于理解文化现象，了解文化特征，体会文化活动、感悟文化内涵具有积极的引ё饔谩

三、地名与教化研究

中国自古重视“教化”，且教化作为“以德治国”的重要方式，一直被视为“为政之本”，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普遍重视，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教化思想。国内关于教化的著作颇丰，其中，张惠芬主编的《中国古代教化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和黄书光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是关于古代传统教化的系统性研究，两书都对教化的起源、发展及其教化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叙述。此外，在论文方面，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教化的理解及推行方式的研究，如詹世友的《论教化的三大原理》（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正是对教化理念的理解及其内在所遵循的原则，即任何一种有效的教化都将遵循“人化”与“化人”相统一、对异在物的同化与硫离互成、精神塑造中的情理互渗的三大原理。而王永祥的学位论文《中国古代教化方式研究》（兰州大学，2014年）则把教化的思想及方式相结合提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化方式，有官方教化（学校教育）、宗教、乡规民约、道德读物等等。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及地名的教化作用，地名不仅是是地理实体、文化载体，同时也是一种身份和教化的代名词。对于西南边疆的地区而言，它具有色彩鲜明的教化意义，是中央进行管理和教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然而，对于地名的政治教化功能，即地名与国家秩序的关系关注得较少，也很少有学者专门注意到地名的命名亦包括历代中央王朝推行教化理念的殷殷之意。正如张弛在其论文《明清时期庆远府地区地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中所指的，政区地名的产生与变迁则是一种政府与民间（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反映。而州县政区名可以分为本土化地名与王朝教化地名两类，其中村落地名则基本全为本土化的名称，州县政区地名则不免受到中央的影响，冠上尊尊教诲之意。虽然，尹钧科在论文《略论地名的主要性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中对地名的十二种性质和功能进行了概括，却没有提到地名的教化功能，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地名，其教化功能更为明显。而在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一书中，仅在第三章第八节政治的晴雨表中有所提及，但仅局限于地名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深入研究政区地名在命名时所存在的教化目的。目前为止，对地名教化功能有所研究的论文主要有三篇，其一为蓝勇的《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蓝教授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分析，得出中国地名的教化色彩比例，即时间上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空间上则是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其二是张中奎《贵州古代地名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张先生则是立足于整个古代贵州地名研究，从三个层面去理解地名中所蕴含的教化色彩。两位学者都提及到了贵州地名的教化色彩，但是对贵州各层次的地名论述不够透彻，尚存在从教化理念层面来专题讨论贵州地名的学术空间。最后是袁轶峰老师的博士论文《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中的一个部分谈到地名与教化的关系。虽然如此，但其中对于地名与教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黔西南的研究，且是在关照客民研究的基础下，没有进行更具体、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目前，地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趋向。一是论述及诠释各地地名的来源；一是阐述地名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地名的起源悠久且成因复杂，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大类。当然，在叙述其起源的同时，不少学者也对地名的分布特点进行归类研究，如符祥策的《黔东南州地区的地名来源及特点探究》（文教资料，2015年第15期）和金美《贵州民族语底层地名命名和语用变易的成因》（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等对地名的起源、特点和分布都进行了论述。在研究和探索地名与文化方面，即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地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主要趋势。地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记录着历史，研究地名与文化的关系对了解和发展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郭锦桴在《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所提及的地名与文化的关系时说到：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载体，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汉语地名更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二，关于地名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及的两个趋势外，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地名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张弛在其论文《明清时期庆远府地区地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中所指的，政区地名的产生与变迁则是一种政府与民间（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的反映。而州县政区名可以分为本土化地名与王朝教化地名两类，其中村落地名则基本全为本土化的名称，州县政区地名则不免成为中央的影响，冠上尊尊教诲之意。而关于地名与教化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的论述可见。在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政治的晴雨表中有所提及。此外，研究的论文主要有三篇，其一为蓝勇的《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其二是张中奎《贵州古代地名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两位学者都提及到了贵州地名的教化色彩，但是对贵州各层次的地名论述不够透彻，尚存在从教化理念层面来专题讨论贵州地名的学术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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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卉.西南夷地名拾零[J].贵州民族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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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袁轶峰.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26]张弛.明清时期庆远府地区地名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27]王开珍.论明清以来贵州侗族聚居地名蕴含的和谐精神[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4.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以旅游英语教学中导游词的跨文化解析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导游词中的景点名称、旅游文体、文化借用和历史人物文化词汇与跨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导游词在英语教学当中所采取的不同的文化解析策略。

导游英文解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因此导游人员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深入的了解。然而.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遵循语用原则注重跨文化意识在导游英文解说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导游词不仅是导游人员引导旅游者进行旅游观光时的讲解词，而事实上导游词还是一种对旅游景点进行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解读。解读导游词也不是简单的导游词翻译而是在语言对等翻译中融进文化的因素。旅游英语专业作为培养导游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成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办法，或者是对文化的一种敏感性，跨文化交际本身就是不同文化的交际双方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信息源、编码、信息传递、解码和反馈等环节所构成的一个双向信息交换的动态过程。

1、跨文化惫识与景点名称的翻译

导游在翻译景点名称时必须持严肃谨慎的科学态度，尤其要注意的是许多景点名称的翻译。由于这些名称源远流长或经历了历代文人墨客的想象夸张再加上某些汉字词义的宽泛和指称意义的笼统，翻译时同一个汉字所表示的通名在英译时需要根据景点的所含寓意译为不同的英文词语。这就需要译者对本国文化和语言文字具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选择恰当的词语避免造成名不符实的情况。对于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应该注意研究词语的文化底蕴.要观其名知其实切忌望文生义。旅游英语专业学生在对一些景点、景区名称进行翻译时常出现音译与意译运用混乱的现象。为杜绝此现象应使学生明白音译与意译的特点在翻译时做出恰当选择。完全音译适用于对地名的翻译此类翻译涉及的文化内容较少不会造成游客理解上的障碍如北京((Beijing)、八达岭((Badaling)等。在翻译中采用最多的是音译加意译主要适用于对景点和景区的翻译。比如把天安门广场翻译成“Tian anmenSquare”。如果采用完全意译的方法.把天安门广场翻译成“Heavenly---peaceSquare”，则把景点完全西化了无法传递出地名的信息。类似的翻译还有八达岭长城（BadalingGreatWall）等。目前大多数人主张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法翻译景点和景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西方游客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传递中国的地名信息无形中增进了游客和中国文化的沟通。

2、跨文化惫识在旅游文体上的体现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离开文化因素要全面准确地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不可能的。王佐良先生曾指出:“他(指翻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东西文化是世界上差异最大的两种文化，英语导游词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渠道里面富含众多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信息，如四字成语、诗歌、传说、谚语、对联及文化空缺的词汇。如何把这些文化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外国游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义。中国的古典文学一贯强调神韵、格调、性灵、境界强调心境意绪的传达，喜欢借景抒情、遗形写神.主观色彩极浓。在表达上简隽空灵、委婉含蓄、工整对偶、节奏铿锵，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而西方民族偏重客观理性、突出个性，主客观对立体现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镇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的风格，追求一种自然流畅之美。在描述旅游时.英语旅游文体大多风格简约逻辑严谨行文措辞简洁明白表达方式直观、通俗、易懂整体上重在景点地理环境、服务设施、优势与不足等方面的纯信息传递，并且信息准确、丰富、实用;风光景色的描述性篇幅则着笔不多。旅游英语翻译的意图就是要让国外游客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从中获取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方面的信息，因而翻译时必须注重译文的实用性和特殊性‘注意内外有别。

3、跨文化愈识与文化借用

所谓文化借用.就是借用西方文化中比较知名的人物或事件来解释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西方客人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增加他们的印象，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容。节气类七夕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喻指爱人们相聚的日子意义正好和西方的情人节相吻合.因此可以翻译为ChineseValentine" spay。地理类鱼米之乡是指物产丰富的地方.类似于《圣经》中人们所追求的Landofmi Ikandhoney我们所称的鱼米之乡也可以译为Landofmilkandhoney。例如总理有一次在接待外宾的时候.说到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他便直接告诉翻译让他把这个故事说成东方的罗米欧和朱丽叶这样客人在听到罗米欧和朱丽叶时，思想便有了一个定位。就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4、跨文化意识与历史人物文化词汇的翻译

由于中外历史文化的不同，中国的很多历史文化词汇对外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而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任何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因素都需要在翻译中化解。其目的始终应以顺利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例如作为黄炎子孙还可以去拜渴离西安不远的黄帝陵。译文:IfyouareofChinesedescent,youmaypaytributetothetombofHuangdi ( Yel IowEmperor ) , firstChineseEmperor.尽管这则译文简明流畅但稍留意便不难发现其美中不足之处。因为中国传说中，黄帝和炎是上古时期部落的首领(chief)而并非皇帝(emperor )。皇帝系君主制国家的国家元首名称之一。公元前22，年.秦王燕政统一六围后.称皇帝。此后我国历代封建君主才称皇帝。因此译文中将黄帝译为YellowEmperorFirst或ChineseEmperor并不+分恰当。只有从跨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它、翻译它.才能做到既忠实原文.又让外国游客清楚明了。因而将“炎黄子孙”译为thedescentsofYahDiandHuangDi。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汉语习语英译 归化 异化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化2011年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技能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探索与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号：GPA115024）。

一、在教学中研究汉语习语英译策略的重要性

在汉英翻译课理论教学中笔者常常会遇到学生对于汉语习语翻译策略的争论。汉语习语涵盖广阔，意义丰富，包括成语、谚语、典故、双关语和歇后语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了汉语言的文化特色。汉语习语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自己的宗教渊源、民俗文化渊源、历史渊源和文学渊源。其语言表达生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和短语，展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从事英汉习语翻译需要了解汉语习语和英语习语之间的不同文化内涵。一般来说，习语和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宗教、地理、风俗习惯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把汉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再现出来，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保存并传播出去，在翻译课教学时研究汉语习语的英译至关重要。传授学生运用合理的科学的翻译策略对汉语习语进行英译既能够提高翻译质量，较为真实完整地传播中国文化，又能满足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猎奇的心理，消除他们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的障碍，提高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增进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

二、“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基础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都可以用来翻译汉语习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可追溯到德国的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1813年6月24日，他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长达三十多页、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论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即翻译的目的是使外国译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即译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填补读者不懂原作语言的空白，把自己在认识原作中获得的印象传递给读者，把读者送到陌生的原作发源地，从而使读者根据译者提供的语言形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原作的真正含义。美国学者韦努狄把这两种途径称为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他也是美国翻译研究领域在“归化与异化”问题上发言最多也最响亮的理论人物，主张翻译的“异化”策略。美国语言学家奈达主张翻译的“归化”策略；中国的钱钟书也主张翻译的“归化”策略，而鲁迅则推崇翻译的“异化”策略。翻译汉语习语，异化是一种简单的、清晰且有效的方法。虽然世界上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共同点，因为人们的情感和社会经验都有相似之处。习语既然来自人们的生活，也会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汉语习语和英语习语在字面上的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上都很相似。由于在语言的长期发展过程会出现一种语言借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一些习语和谚语在汉语和英语中还表达出完全相同的意思，所有这些为异化翻译策略提供了可能性。

三、倡导学生用异化的翻译方法翻译汉语习语

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保持和忠实于原汉语习语的内容。译文的忠实性在翻译中一直被视为较重要的指标之一，在翻译中再现的原文的内容和结构正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优势。异化翻译策略有助于保持汉语习语中的民族风味。因为大多数中国习语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要想在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习语中的中国文化特色，多用异化翻译策略当然要好一些。在汉语习语英译中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更有助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没有翻译，很难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而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汉语习语广泛存在于不同类型的文体中，如旅游材料、新闻、广告，甚至存在于我们同外国人的口语交流中。它们与中国的历史背景、经济生活、地理环境、习俗和联系紧密。异化翻译策略有利于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在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会不断地互相学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国习语的内涵也慢慢地被理解和接受，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翻译的译文也会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经常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种文化会有实力占主导地位，而另一种文化则会屈居第二，而成为弱势文化。从目前来看，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为例，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要明显大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力。它反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强大的经济地位。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文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文化的发展。现在，中国文化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应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汉语习语包含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当今文化全球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的时代，它为异化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世界上更多的人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汉语习语英译中尽可能地采取异化策略将有利于转移和迁移文化信息，满足文化交流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人们对异国情调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由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田琼. 翻译的阐释学派及其启示 [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朱明胜.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J] 宿州学院学报.

3廖七一.多元系统 [J] 外国文学

4杨晓骏. 英语习语翻译与文化异同比较 [J] 考试周刊

5齐颖. 从跨文化角度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著《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著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得目之为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不同的根源不在于别的?归根结底是因其自然环境的不同?特别是气候、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物产之异?而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兴趣、观念、信仰乃至行为及心理等种种差异?如此以来?文化精神必然相异。据此?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但就其内容和特征而言?这三种文化实际就是两种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东西文化之不同在于:宇宙观: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西方文化:天人对立?物我对立。

民族性格:中国文化:安、足、静、定;西方文化:富、强、动、进。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和合的、内倾的;西方文化:分别的、外倾的。学术研究:中国文化:重融通?一切学问皆会通合一;西方文化:重区分?学术贵分门别类。作为一位史学家?钱穆从宇宙观、人生观、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学术等各方面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由此得出“中西双方的人生观念、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的结论。钱穆不仅为文化做出自己的解释?而且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各自的区分?而这一切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强调调和持中?天人合一?追求内在的超越与和谐?具有永久的魅力?时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但他也同时看到?近代中国文化“显为有病”?其病因有二:一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二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否定和故意摧残。而其中中国人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隐忧和病害。救治其病的首要的问题就是态度?即对本国文化的态度?他认为应用沉静的理智来看待自己以往的历史文化?这也是他在《国史大纲》中首先强调的对历史要怀有“温情与敬意”。有了正确认识本国历史文化的态度?那么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怎样面对西方文化?钱穆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要传发于中国文化内部?新文化只能从以往的文化中孕育。因此?他坚持以传统文化为创造和发展的主体?认为文化的发展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这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

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钱穆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人类的一切问题实质上就是文化问题?其解决的途径也必然要从文化人手。他主张把中国文化纳人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加以评价和探讨。他认为虽然西方文化近几百年来执世界文化之牛耳?但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物质经济?崇尚权力胜过道义?其文化的内在病痛急需诊治?不足以领导人类文化前进。他提出:“当前世界人类?另外拥有一种优良文化?博大深厚?足以与现代欧文化抗颜者?则只有中国”。所以钱穆认为“复兴孔孟学说?不仅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实际所以顺应世界的潮流?古今中外?可以会归合一。复兴中国文化?不仅为我国民族振衰救弊?实亦可为世界文化开其新生”。钱穆认为未来的文化必将是“天人合一”的长期人生与整个宇宙的协调运动?而中国文化的长处即在于此?中国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化而领导人类前进。

一般来讲?学术界总习惯把钱穆、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同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看成对峙的两极?却很少留意这种对峙产生的张力下所隐伏的共同的时代底蕴。事实上?他们和同时代那些运思路向殊异的思想家们一样?对民族文化有一种立于主体文化真实的整合反思?而且这一反思是在一种注重流变的世界文化视野中?在崇尚个性、富于创造精神的时代氛围里进行的。钱穆对文化的定义以及由此衍发的中西文化比较均是对中国近现代命运的忧虑下的产物?只不过他们站在了文化传统主义的立场上。

钱穆的文化定义?肯定了文化的时间性、空间性、集团性、持续性和整合性。他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更注重文化的包容性、复杂性、完整性和传统性。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文化下定义?强调大文化观的同时?更揭示了文化的精髓。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是站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根据他的理解?二者不是古今之别?而是各自平等的。在中西文化比较上?他极力张扬文化的个性差异?揭集文化的民族性?在认同中肯定阐扬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因而?相对于梁漱溟等新儒家而言?钱穆在文化上的民族本位立场显得更加突出和坚定。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分途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解释不无识见?在文化产生的初期?各个民族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地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提出的由地理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由生活方式的不同决定文化精神之异的论断?确有其合理之处?拓宽了时人解释中西文化之异的思路。但是人类文化之形成?并非地理环境一因素的影响?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外部的地理环境。所以?他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失之偏颇的?夸大了环境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他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把握和理解多有偏颇之处?有些归纳和总结带有主观的意愿和评价的局限?没能找到文化的根本差异和深层原因。他以儒学精神醇化世界的遐想神思?其中不乏真切善美的理想?但却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力量。

无疑?作为文化传统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文化的命脉息息相关?因为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根基。他站在现代化的立场疏理阐扬传统?又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批判地消化现代西方文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道路决非一元的?它应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绝对不会从完全废弃了传统的“空壳”中孕育出来。这种对奉西化为圭皋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抨击以及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观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本论文以《老古玩店》译本的副文本-主要是神话传说-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译者在译作中添加大量副文本产生的积极作用：方便目的语读者了解西方文化。同时，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可以通过添加副文本的翻译策略，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关键词：《老古玩店》；副文本；神话传说；文化传播

一、引言

“副文本”是指与正文内容紧密相连，但又独立其外的各种因素，包括标题、署名、前言、后记、注释等。注释是副文本的一种典型形式，本论文对副文本的研究主要以1955年版《老古玩店》中译本的译者注释为主。译者在翻译《老古玩店》时添加了大量的注释，内容涉及西方地理、历史知识、西方文学作品及作家常识、希腊神话人物、西方节日、宗教习俗、货币单位及货币换算等。篇幅所限，本文拟从译者对古希腊传说和神话人物典故等方面所添加的注释出发，来解读注释在中国读者阅读该小说时所实现的效果功能，也即积极意义。

二、《老古玩店》中译本副文本研究

释义西方传说、神话来源

在中西文化交流并不畅通的年代，如果对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传说、神话不通过注释等方法给予解读，中国读者无疑会根据自己民族的传说、神话文化来对其进行理解。《老古玩店》译者通过加注的翻译策略不仅向读者传达了异域传说、神话文化，也对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文本故事情节大有裨益。这也是译者对原文中每一个传说、神话注释的原因所在。

例1

Original: And now Mr Thomas Codlin, the misanthrope, after blowing away at the Pan's pipes until he was intensely wretche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102 )

Version：现在那位厌世主义者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拿起牧羊神的笛子 大吹一阵，直吹到力竭气败・・・・・・

Note：牧羊神（Pan），传说中他常常遨游山林，引导女神跳舞。他爱好音乐，创造了一种神笛。

《老古玩店》(许君远译, 1980:156）

例2

Original: '...Is it Justice with bandage off her eyes, and without the sword and scales ? Is it 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harles Dickens, 2003:202 )

Version：“・・・・・・公道之神 的眼睛不是没有绷着布带吗，还需要再用刀向天平盘上施压力吗？那就是法律的长臂吧・・・・・・"

Note：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Themis），她的形象是高举着两个天平盘子，衡量是非曲折。法律的长臂（the Strong Arm of the Law），系根据 Justice has long arms 一语而来，意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句是奎尔普胡扯。

通过注释，读者明白例1中，原作作者采用反语的讽刺手法描写汤麦斯・柯德林先生，来说明他不合时宜吹起笛子，是一种噪音。例2中，用公道之神（Goddess of Justice）名狄米斯正义形象来说明奎尔普说话的企图。增加注释不仅保留了神话传说的固有信息，也向读者传递了神话传说的固有文化，读者对西方文化有了了解。

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中国也有自己特有的神话传说。比如：沉香救母，月下老人的传说，杜鹃啼血，吴刚伐桂，神话传说数目之多，举不胜举。这些神话传说有的蕴含了中国千年的孝道文化，有的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勤劳，是中国文化的折射。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可以通过添加注释的翻译策略传播中国文化。

学者包惠南写道：“ 翻译是跨文化的桥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取决于翻译 " (包惠南 2003:149)。文化和翻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难看出，翻译不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化，更涉及到文本字面和内涵意义的传达。

三、结语

通过以上译例分析，我们发现，“副文本”除了起调节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之外，还具有传播异域文化的功能，这也是译者在《老古玩店》中译本中大量添加副文本的主要原因。详细的译注能让目的语读者对原语文化习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激发译文读者对他们的更大的尊重。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极具启示意义――在翻译中国小说时，译者可以通过添加副文本的翻译策略来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 Dicken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Dover Publications, Inc. Mineola, New York [M].

[2]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狄更斯著，许君远译,老古玩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0.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俄罗斯作家 中国文化 文化交流

一、俄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由于受西欧国家的影响，18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中国热”，在接纳中国文化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18世纪彼得大帝从德国引入汉语人才，并派科学家来华搜集艺术珍品；伊丽莎白女皇热衷于中国文化，使俄国的艺术学出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风格”；叶卡捷琳娜女皇则在夏宫中建造了不少中国式的建筑。这种热潮持续到19世纪，甚至更晚。“中国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渴求。这时期俄罗斯对中国及其文化给予强烈的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开展起来，培养出了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建立了中国学，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

18世纪，俄国出了两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

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是俄国的第一位中国学家，翻译作品有《八旗通志》、《资治通鉴纲目》等，著作有《中国历史》、《满汉语的俄文转写》、《中国火药制造沿革史》等。他对中国的研究开了俄罗斯的先河。列昂季耶夫的翻译、编译、著述具有非常广泛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刑法、伦理、哲学、民族、行政制度、文化艺术、国家关系等，如《中国思想》、《中国宗教》、《中国戏剧》、《中国象棋棋法》、《易经》、《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思想》的出版，引起了欧洲的轰动。他俩为俄罗斯“中国学”的建立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他们的丰富著作满足了俄罗斯大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欲望。

到了19世纪，俄罗斯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势头更加猛烈。在这个世纪，驻北京传教士团的规模比18世纪有所扩大，培养的“中国学”人才也多于上个世纪。在这批人才中，比邱林和瓦西里耶夫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俩精通中国的多种民族语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饱含感情。

比邱林被尊为“俄罗斯汉学之父”。他在中国生活了14年（1808-1821）。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语言、历史、地理、民族、军事等方面。比邱林出版了的著作、译著和发表了的论文有100多种，没发表的手稿有一万多页。值得指出的是：比邱林编纂了8种汉语词典，编写了俄罗斯第一部《汉语语法》。他的代表作有《中国，它的居民、风俗、习惯及教育》、《政治概述》、《中国的民政和风俗概况》、《三字经》、《北京志》、《志》、《青海史》、《蒙古志》等。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是俄国继比丘林之后又一个中国学泰斗，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中国学”的领袖。他的活动和著作构成这半个世纪里俄国“中国学”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他在中国生活了10年，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汉学家。他懂多种语言，对中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藏语语法基础》、《中文方块字分析》、《汉俄辞典》、《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概论》。

在长期的中俄文化交往中，俄国汉学家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国民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可以说，优秀的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二、中国文化对俄罗斯作家的影响

自19世纪俄国文学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绩使俄国文学很快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前列。一些俄罗斯作家对中国表现了巨大的热情。

在这些作家中有不少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例如，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他拥有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八十二种。他对中国的兴趣也可以从他的创作中见到。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诗人将主人公奥涅金所受的教育与“中国的圣人孔夫子”的教育思想联系起来。普希金渴望到中国来，可惜未被沙皇政府允准。他曾获得比邱林送与的译作，如《三字经》。普希金前往中国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他的作品后来却在中国读者中广泛地流传，他的铜像树立在上海的街头。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是对中国文化兴趣最浓的俄国作家。就精神上的联系而言，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众多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他重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儒道墨学说。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对以孔子、老子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托尔斯泰有着浓厚兴趣，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他说，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老子对他的影响则是“巨大”。他欣赏老子的“无为”思想，他的有名的理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即由此而来。在认识的界限和目的上，他就引了孔子的一句话。他说，我非常喜欢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不过，我还要加上一句“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应该早知道，什么应该晚知道，是更大的知”。而这句话恰恰是《大学》里说的，“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该知道则知道，不该知道则不用知道，没有西方人那种无限的求知欲。庄子有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实际上托尔斯泰也是这种想法。托尔斯泰揭露“科学的骗局”时说：“而他（老百姓）所期望于科学的，是能够教他怎样去生活，怎么对待家庭，怎样对待亲友，怎样对待外国人，怎样和自己的作斗争，应该信仰什么、不应该信仰什么……”“然而，我们的科学……却兴高采烈地对他解释：太阳离地球有几百万英里，光线以什么速度掠过空间，就光来说，每秒钟有几百万次以上的振动，如此等等……”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知论追求的都不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征服，而是和天（上帝）的融一。他通过英、法、德等国的文字阅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论文多达32种，还撰写和编辑过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列夫·托尔斯泰亲自选编的老子著作有两种《列·尼·托尔斯泰选编，中国圣人老子格言》（1910年）和《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1913年）。他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写了《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审编过布朗热编写的两本书《孔子的生平及其学说》、《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确实，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无为、仁爱、克己、兼爱等学说曾激起列夫·托尔斯泰强烈的思想共鸣，他试图从中寻找生活的真理。他还曾与中国人张庆桐（著名翻译学家，著有《俄游述感》）、辜鸿铭（1857-1928，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著作有《中国人的精神》）通过信。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热烈关注并非出于猎奇心理，其起因和整个过程都与作家自身紧张的思想探索和人生追求密不可分。在托尔斯泰的有关表述中，我们也可以辨析出他对儒道墨学说的误读成分，但是从他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同样可以发现中俄文化联系的某些独特之处。列宁在论到列夫·托尔斯泰时这样说：“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字中的第一流作品。”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冈察洛夫，化学家门捷列夫都曾到过中国。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当年在前往萨哈林岛途中，在黑龙江流域与中国人有过短暂的接触。尽管契诃夫关于中国的文字不多，而且他的评价也是印象式的，但是这些文字相对于那些“美丽的想象”更贴近真实。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

19世纪，最详尽地描述了中国风貌的是冈察洛夫。1853年他到过中国，并以作家敏锐而细腻的笔触，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一书中留下了关于这段生活的生动记录。在这些纪实性极强的文字中，冈察洛夫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作了多侧面的描写，谴责入侵中国的英人的骄横跋扈，对等问题的分析颇有力度，对中国人民的不幸抱有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的同情，赞扬上海的美丽，称赞中国人的美德。尽管这些文字中也蕴涵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对中国社会出路的错误判断。

承袭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传统，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同样给予中国与中国文化高度的关注。在高尔基、布宁（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著名犹太作家，1951年到访中国，著有《中国之行印象记》）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伊·布宁、鲍·波普拉夫斯基、尼·古米廖夫和安·阿赫玛托娃，都曾受过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近邻怀抱着友善的情感，往往带着好奇与尊重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注视着中国的现状和发展，思考着她的命运。

高尔基毕生追求真理和世界文化进步。他熟知本民族历史，了解人类文化成果，十分清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研究老子的“无为”哲学并有自己深刻的见解。高尔基是一位对本民族命运十分关切的作家，由于中俄两国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国情的相似，也就十分关心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问题。他与孙中山曾有书信来往，并对孙中山的文章《社会主义运动》发表文章进行评论。高尔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描绘出许多不同的中国人的形象（如李鸿章）。

高尔基对中国的关注和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

参考文献：

[1]陈建华.探寻中俄文学文化双向交往的轨迹.

[2]陈建华.奇异的国度：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象.2003-5-6.

[3]李随安.洪流与溪涧：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问题.

[4]汪介之.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农业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0-0070-02

一、研究背景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3）明确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和课程教学要求，要求翻译能力必须能借助词典翻译所学专业的文献资料和英语国家报刊上有一定难度的文章，能翻译介绍中国国情或文化的文章。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英语世界性的凸显，我国外语界已达成共识：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文化教学。但是，外语教学不应该只注重学习和了解目的语文化，还应该将传播本民族文化作为外语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用恰当的、符合英语国家人民表达习惯的英语表达方式来表述中国文化的能力[1]。该能力基于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运用能力和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能力。由于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双向交流，所以，中国大学生学习英语不仅要懂得如何同外国人进行成功交际，了解异域文化，同时更要学会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的事物和概念，从而介绍和传播本土文化。可见，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应该是中国大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如何提高大学生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类文化得以产生和传承。语言教学必须重视文化导入。然而，近些年，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英语教学的教材和课堂偏重目的语文化导入，高校普遍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而且，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导入严重缺失，令人堪忧。当前研究仅限于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调查及提高途径[2]、缺失[3]和中国文化渗透等几篇论文[4] 。可见，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研究刚刚起步，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现状调查方面，对研究培养和提高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对策也是浅尝辄止，而且针对农业院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中国文化表达能力的研究更少见。本研究基于调查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尝试提出改善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教学策略，旨在为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一些教学启示，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和英语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促进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推进双向的跨文化交际，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调查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和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以期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有益建议。

（二）研究对象

被试为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本科专业学生（二年级学生，共256人），学生来源广，代表性强，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较高，时间投入多，上课时间集中，能保证问卷发放与回收。

（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问卷和测试。问卷由考查中国文化常识的20 道单选题和20 个中国文化特色词语组成。测试为书面表达，要求被试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用英语任写一篇介绍中国文化的短文。问卷利用课外时间随机发放，在规定时间独立完成。调查于2014年4月进行，发放问卷260份，收回256份。问卷答案依据《中国文化通览》（辜正坤主编，2006）提供。

（四）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调查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掌握中国文化知识的情况、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现状及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问卷部分20个单选题调查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包括耳熟能详的人文、地理、民俗风物、饮食等基本文化知识。具体而言，将调查结果分为A、B、C三级，分别指正确率低于40%、40%―60%和高于60%。A级中的正确率最低，包括：苏州四大园林，儒学核心，“四书五经”，“永乐大典”，科举制产生的朝代，宋初四大书院，宴席礼仪中的客位。B级属中国文化基本知识，包括天下第一泉，四大菜系，现存最早的文字，京剧，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图》，初唐四杰，学生的掌握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C级（四大高原，四大发明，四大盆地，佛教，端午节）的正确率相对较高，但考查内容属于常识。总体而言，虽然学生的正确率为68%，说明他们基本了解地理、风俗等文化传统，但一旦涉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果差强人意。比如，大部分学生不知“四书”包括哪些典籍；不懂“礼仁”的含义；甚至不知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准确翻译20个中国传统文化词语，在一定程度上能真实反映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为了直观，也将调查结果分为A、B、C三级。A级（低于40%）中所列词语翻译的正确率最低，包括：春联，仁政，脸谱，中庸之道，生肖，四书五经，剪纸。处于B级（40%―60%）中的词语（馒头，农历，粽子，压岁钱，《红楼梦》，年）主要涉及风土人情，属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学生的翻译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至于C级（高于60%）中的词语（除夕，书法，佛教，故宫），虽然正确率较高，但结果不容乐观，因为高中生也能正确翻译。

至于测试部分，大约30%的学生交了白卷。绝大部分学生选择了较为熟悉的“春节”主题，却因无法正确表达贴春联、放鞭炮、走亲戚、发红包、包饺子、看春晚、守岁、团圆等春节风俗，导致英文表达言之无物，词不达意。

本次调查反映出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知识欠缺，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极度欠缺，充分说明大学阶段仍应继续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知识输入，英语教学应重视中国本土文化导入，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

三、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本次调查表明，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知识欠缺，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极度欠缺，原因如下：首先，甘肃农业大学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的高校，对外交流较少，学生很少有实践机会进行跨文化交际。其次，甘肃农业大学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英语教学仍沿袭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传统教学，学生学习英语的首要目标是应试，习惯于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单词，很少关注文化知识的学习，更谈不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导致语言知识不能活学活用，造成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低下。再次，甘肃农业大学绝大多数英语教师自身的素养有待提升，具体表现在教师队伍年轻化，多数教师无出国学习经历，这无疑造成了英语教师本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薄弱，成为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欠缺的一大原因。

四、对策

（一）转变教学观念，制定新的教学大纲

文化虽是宏观概念，却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因此，学者们一直认为，在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不能忽视或抛弃母语文化输入。无独有偶，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生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应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交中，能进行有效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交流。由于跨文化交际是双向交际，这意味着目的语文化表达能力和本土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地位均等，还意味着大学生在语言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还肩负着输出中国文化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输出”重于“输入”，才能适应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因此，外语教学必须转变教学观念，重视中国文化输入，才能适应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从宏观上制定新的教学大纲，明确中国本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把中国文化纳入大纲，规范中国文化教学的实施细则，采取措施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

（二）调整课程设置，改变教材内容

要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还应调整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鉴于当前鲜见有关中国文化的英语教材的事实，教学管理部门应从宏观上调整课程设置，如增设“中国文化外宣”等课程，多开设一些诸如中国典籍、诗词英译赏析或中国特色文化翻译等公选课程。在教学安排上，应将培养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教学目标渗透到英语五项学习技能中。

（三）强化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素养

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英语教师承担着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不但应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必须提高文化素养和跨文化意识。因此，只有加强英语教师文化教学方法和理论培训，鼓励参加各种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才能不断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胜任文化传播使命。

（四）完善测试制度

由于我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一直重视语言技能测试，文化知识测试被长期忽视，致使学生忽视文化学习。为了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应在测试中加入中国文化知识的考查，考试成绩应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高度相关，测试内容应涵盖日常生活、文化习俗、礼仪和中华文明等方面，测试形式多样，全方位考量并巩固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

综上所述，针对甘肃农业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表达能力极度欠缺这一现状，如何让他们从异域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如何促进平衡、有效的双向交流？这不仅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教育管理部门、教材编写者和外语教育者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兰军.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研究[J].宁

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2）.

[2]蒋亚瑜，刘世文.提高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方

法与途径[J].集美大学学报，2005，（1）.

[3]袁肃.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看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力的缺

失[J].黑河学刊，2008，（5）.

[4]黄辉.试论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渗透及其途径[J].东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西学东渐；理解科学；科学与儒学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107-06

一

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起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兴起了 “文化热”。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已有的研究基础，笔者开始投入以关注科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

1989年，为庆祝“五四”运动70周年，笔者写了《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山东大学学报》1989、1）一文，旨在挖掘中国科学界不能正确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的文化根源。现在已是中研院院士的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先生看到后，建议笔者把该文压缩、改写，经他推荐， 发表于台湾《科学月刊》（1995、4）。同年，笔者又写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山东社会科学》1989、2）一文。该文不长，但产生了一定影响，前不久还有一位年轻教师抱怨笔者，说笔者现在对传统文化批评的锐气远不如当年写《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时候了。

1995年，由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路甬祥先生作为主编，笔者作为执行副主编，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的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套“中国科技潮”丛书。其中，笔者独立完成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创新》一书。该丛书共7册，分别从科技思想、科技体制、基础研究、发明创造、高技术、科技人才、科技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等七个侧面回顾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套多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思想史。后来这套丛书获得了山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在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中，笔者陆续发表了《中国科技体制形成的历史回顾》《中国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1958～1980》《一份重要的科技文献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新中国科技意识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几个认识问题》《科教兴国战略的政策思想创新》等文章。

1994年，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在青岛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笔者选定20世纪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严复，围绕他关于科学与封建文化、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科学目的观等方面的思想，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带到会上，次年陆续发表，它们是：《严复论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哲学研究》1995.3）、《严复论传统认识方式和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2）、《纠正重官轻学传统心习，优化科学发展文化环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台湾清华大学与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刊登了这一组文章的摘要。

以后几年，笔者也写过数篇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文章，但已是断断续续的了。其中，《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核心命题刍议》（《文史哲》1998、2）批评20世纪初年“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科学方法万能”论，探讨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的限度。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反响。《新华文摘》、中国人大《科学技术哲学》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分别做了转载或摘要，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主持的“正来学堂”介绍了此文。

总之，1989年至1995年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开端时期。

1996年，笔者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学这门课程。科学文化史是笔者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的重心。在科技哲学的意义上，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隶属于科技与社会的范畴，因此为了加强研究的理论深度，笔者一度转向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相继出版了《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和《科学的社会性与自主性―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两部著作。后者不仅以默顿学派为中心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学，而且，从科技哲学的角度与西方科学社会学家展开对话，对他们的思想作出中肯评价，并就有关理论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该书忝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后，获得学界好评，相继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期间，笔者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也多是围绕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代表性的有：2004级博士刘海霞刘海霞，现为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研究》（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级博士卢艳君卢艳君，现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科学制度的理性光辉――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研究》、2006级博士王彦雨王彦雨，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科学世界的话语建构――马尔凯话语分析研究纲领》等。

当科学社会学搞到一定程度后，我觉得，是应该重新返回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时候了。于是，大约2007年左右，“西学东渐”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

二

自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西学东渐大致可分为传教士学术传教、洋务运动技术引进、先进知识分子科学启蒙三个时期。虽然此后西方科学仍在传播，但就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而言，西学传播已让位于中国的独立研究。笔者打算首先从明末清初开始研究，随之，笔者所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转到了这一方面。

西学东渐三百多年，资料浩如烟海，文字非古文即西文，难度很大。这一段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因为 “左”的年代认为，传教士到中国是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话题相当敏感；另外，这一段也容易让人感到晦气，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主要任务是发现中国做出的世界第一的东西，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素材，而西学东渐这一段则主要是被动接受西方科学，有长他人志气之嫌。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西学东渐研究开始升温。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界、史学界，而科学技术哲学界一直缺乏介入。客观上，除了难度大、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题材只能属于史学，似乎科学技术哲学不宜。笔者的看法是，和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一样，西学东渐的研究角度是开放的、无穷的。史学、语言学、传播学、宗教学、文化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都没有什么不宜的问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西学东渐，一定要紧紧把握住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主要任务不是发现新事实，而是在史学家所发现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事实之间广泛、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牢牢抓住“理解科学”这一主线，研究那些带有科学技术哲学性质的问题。科学变动不居，科学的本质亦然。故而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在科学与各民族文化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冲撞和融合中，科学的文化本质最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显现，更何况中国的“西学东渐”持续300多年，周期长、速度慢、曲折多，因此，“西学东渐”是理解科学颇有特色的场域。总之，“西学东渐”的研究，对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明清科技史和儒学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顺便说及，科学上说的“近代”是从明末开始，即从利玛窦进中国开始，因为这时候西方科学已经传进来并在一些领域逐步占据上风，从科学性质的角度看，已经属于近代。科学史和一般历史的“近代”断限是有落差的。

大致说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变化有三个层次的影响：一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二是对儒学、道家文化等各个文化形态的影响；三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三个层次是一个连环套：整个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而儒学包含着中国传统科学。虽然传统科学和道教、墨学等有一定联系，但主体部分从属于儒学。如果说西方古代科学包容于哲学，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等科学则主要包容于儒学。所谓“圣人制历以纪天”、“圣人制数”、“儒医不分”等即是明证。

最初，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数学方面， 2007级博士生宋芝业宋芝业，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教授。进行了《明末清初中西数学会通与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研究。这篇论文将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数学嬗变的考察置于中西文化碰撞尤其是西方科学和儒学交互作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关注了这一历史过程中儒学“理”的观念等方面的变迁。为此，有评审专家称赞此文 “数学会通涉及作为文化背景与儒学的关系，对伴随会通儒家‘理’概念的变化以及数学在儒家眼里地位的变化的揭示也很有启发意义。”这篇论文在答辩时，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董光璧先生，以及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终身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路遥先生和南开大学哲学系李建珊先生等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给予了较高评价。该论文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近期以《会通与嬗变――明末清初东传数学与中国数学及儒学“理”的观念的演化》为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 天文历法方面，2008级博士生王刚选的题目是《西学东渐与中国天文历法的嬗变――以〈崇祯历书〉为中心》。《崇祯历书》这部书100多卷，篇幅大、难啃，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天书”，当今之世通读过它的人屈指可数。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天文历法的嬗变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必须攻克它。笔者告诉王刚，《崇祯历书》是横亘在西学东渐研究道路上的一座碉堡，解决此拦阻的角色就交给你了。后来，为了加强思想深度，论文题目改为《明清之际东传科学与儒家天道观的嬗变》。在校期间，王刚围绕毕业论文，发表了数篇CSSCI论文。

（3） 农学方面，曲阜师范大学一个受笔者影响较深、本科学农的硕士生做了《明末清初中国农学嬗变的哲学思考――以〈农政全书〉为中心》研究，这是我给他建议的方向。他为写论文专程赴上海徐家汇参观，并拜访了复旦大学李天纲等先生。这位学生告诉我，李天纲先生十分赞同这个题目。中国传统农学是经验型的、精耕细作、顺应时令等，《农政全书》开始引进西方水利、农业机械，就连数学方法也开始进入农学。中国农学由此踏上近代化的道路。

（4） 医学方面。医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他领域西化倾向比较严重，而这个领域，虽然在医疗实践上西方医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理论上就中医的存废迄今争论过多次，但中医学毕竟整建制地保留下来了。中医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发达较早、内容丰富、自成系统，旁及中草药、经络、针灸等，疗效显著，就是原理不能彻底说清楚。西方科学传进以后，中国医药学究竟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是很值得深究的。为此，出身中医门第的2009级硕士生郑言的论文题目是《张锡纯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该论文旨在以中国近现代中医学界泰斗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思想研究为例，运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和后殖民地科学观理论，分析西学冲击下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探求中医学发展的新出路。郑言硕士毕业后，应届考取了山西大学科哲专业博士，其博士论文仍然沿着这个方向做。

（5） 地理学方面。中国地理学传统比较强大，但方法落后，主要依靠个人游历搜集资料；盛行“天圆地方”观念；确定地理位置的用的是“计里划方”等。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开始放眼看世界；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了地图绘制的先进技术，尤其由康熙帝亲自主持、由传教士主导、长达10多年的《皇c全览图》的绘制工程，是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在把西方先进的地图地理学知识较全面输入中国的同时，还在直接参与测绘的200多位中国人中间，培训了一批掌握西方测绘知识和方法的人才。所有这些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改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研究，除了2013级博士生刘溪关于《东传科学与康熙理学治国》的研究将部分涉及外，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学生做这方面的论文。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中国传统科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民族科学的普世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世界各国民族科学的主体部分或迟或早大都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潮之中；另一方面，诞生于西方并一度作为西方标志性文化的近代科学，也因为科学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独立性增强，以及世界各国精英纷纷加入科技大军而脱离了西方的地方性，最终演变为普世性的世界科学。

三

最近几年，我们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在第二层次即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的关系方面。

（1） 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奉教士人研究。西学传进来后对儒学的冲击很强烈。主要是基督教对儒学的冲击，其次是西方科学对儒学的冲击，应当说这两种冲击是互为表里的。其中包括利玛窦等传教士钻研四书五经，重新诠释儒学，用原始儒学批判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新儒学。所有这些，导致儒学在概念、范畴和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基督教与儒学激烈冲突背景下，科学与儒学的这种深层互动关系，在始终活跃于西学东渐最前沿的明末清初奉教士人这一特殊群体那里，得到了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其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徐氏是大儒，进士及第，官至宰相，吸收西学最充分，而且皈依了天主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相当特殊的人物。他深为基督教所折服，心仪西方科学。他认为，传教士言传身教的行善乐施、清心寡欲、诚实守信、以德报怨、远离邪恶、待人如己等基督教信条，如果在百姓中间得以普及，那么，这对于治理中国社会，一定会见奇效。他受洗入教是与他治理中国的抱负分不开的。在儒学激烈拒斥基督教的背景下，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等西学所引发的儒学变化，以及儒学的核心观念对于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效应，均在徐光启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所以，研究西学引发的儒学嬗变，乃至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徐光启这个关键人物的。笔者指导的2004级一位硕士生曾以《徐光启：科学、宗教与儒学的奇异融合》为题做过学位论文，由于各种原因，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现已重新启动徐光启研究，目前2014级博士生王静已确定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撰写关于徐光启的博士论文。而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的研究都有硕士撰写了学位论文。

“西学东渐”既是西方科学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在西方科学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科学逐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其间，西方传教士的作用不容抹煞。2010年5月底笔者应邀前往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参加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活动，并作了《利玛窦：中国科学近代化奠基的第一人》该文经反复修改，以《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为题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的主题报告。当时，与该校有关方面初步达成一个意向性的计划，准备联合做一下关于“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近代化”的研究。由于语言与资料等诸多限制，目前此研究尚处于资料搜集阶段。2008级博士生张向东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身份认同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隶属此一研究方向。

（2） 东传科学与明清实学研究。明清实学是在明代中后期国家内外交困的危亡形势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儒学流派。它与当时传入的具有实理、实用和实效等优点的西方科学一拍即合，迅速形成了良性互动，进而对西方科学的传入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实学思潮的实质是儒学认知内涵质的扩张，抑或说是儒学朝向形成自己具有近代气质的认知传统迈出了关键一步。因此，明清间实学思潮的意义不容低估，对实学思潮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当刮目相看。 2010级博士生杨爱东的博士论文《东传科学与明末清初实学思潮――以方以智为中心》意在以方以智（1611-1671）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2013级博士生徐洪勃拟从科学与儒学的关系角度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做一系统研究。2012级硕士生闫茂源的熊明遇研究，也属于此一方面。

（3） 东传科学与乾嘉学派研究。 以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受西学的影响也比较明显，特别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明显受到西方科学经验传统的影响。如何估价乾嘉学派考证方法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学界颇有分歧，笔者较倾向于胡适的观点。他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方法中最具科学性质的方法，该方法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J].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资料选[M].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1.。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是否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若然，这一转型对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什么？在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上它所提供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2009级博士生张庆伟的学位论文《东传科学与乾嘉考据学――以戴震为中心》，试图论证：在作为乾嘉考据学典范的戴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知识层面到认知方法层面，再进至哲学建构层面， 东传科学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11级硕士生辛璐茜的学位论文《把科学精神融入儒学传统中――以阮元为中心》）也属于此一范畴。

（4） 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研究。2012级博士生刘星的论文《东传科学与清末民初今文经学――以康有为为中心》，旨在以康有为（1858-1927）为例，考察西方科学对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影响。

（5） 东传科学与当代新儒家研究。2012级硕士生吴士震的论文题目是《梁漱溟（1893-1988）的科学思想研究》； 2011级博士生吕晓钰的学位论文题目暂定为《科学与成中英的本体论诠释学》，目前正在撰写之中。

西方科学的传入与儒学嬗变关系的初步研究表明，近代科学的普世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它与各国民族文化相遇后，会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从冲击到汇通、再到融合的过程。民族文化将永远作为文化环境对科学发展发挥制约作用。不论哪个国家，科学要获得长足发展，都必须使科学在对民族文化发挥引领和提升作用的同时，主动适应民族文化，并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构建优良的科技创新文化。

四

第三层次的研究，围绕西学与整个中国文化展开。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问题。究竟怎样处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怎样建设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化？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摆脱不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两极选择，通过对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条路都不妥当。“中体西用”的要害是：中学保留什么、保留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走复古的路子；“西体中用”的要害是：西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搞不好，很容易盲目照搬，走向全盘西化。相比较而言，以薛凤祚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学者群体所开创的“会通”策略，更富有建设性和借鉴意义。这一策略意在消弭分歧，取长补短，进而达至中西贯通。尽管这一迥然不同的策略主要表现在科学上，但似乎也适用于处理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

前几年，笔者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花了很大精力研究薛凤祚（1600-1680）这个长期被人冷落的、山东淄博籍的“西学东渐”关键人物。2010年10月，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以及淄博市政府，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薛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有齐鲁书社正式出版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论文集，为山东古代科学的辉煌又增添了浓重一笔。笔者在收入本书的《薛凤祚科学思想管窥》（《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7）一文中首次提出，除了最先采用哥白尼、引进对数两大贡献外，薛凤祚的中西会通思想是其第三大贡献。然后，在《“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文史哲》2012.2）一文中，对薛凤祚中西科学会通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现代价值进行了阐发。徐光启提出的是“F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大统”就是大统历，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装到中国传统历法的框子里。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但有发展。他提出的会通模式是“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F“各方”之材质，不仅仅是中西双方，包括阿拉伯的回回历都可以。入“吾学”之型模，“吾学”是什么呢？“吾学”肯定不是中国传统历法，因为他对中国传统历法有清醒的认识，批评十分严厉。依据他所强调的“欲言会通，必广罗博采，事事悉其原委，然后能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吾学”应当是一种新学。

薛凤祚的这一会通模式是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完全可以推广。尽管薛凤祚甚至有清一代的儒士们所做中西会通工作的成效并不甚理想，但是，他们关于中西会通的思想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处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首先对“用”和“体”均持一种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不必纠缠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以“用”促 “体”、以“用”养“体”。 “体”主要基于现实的需要，决不囿于“传统”，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这其间，文化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只要符合这一标准的，不论中西、新旧，都可为我所用。

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单单是明末以来来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力促成的，其动力机制中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发展理路。否则，如果没有中国科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呼应，不论外力多么的强大，都将是无济于事的。那么，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和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的外因相互作用的？此外，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实现，也一定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明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思想文化领域经验传统和逻辑分析传统的形成问题等等，都是“西学东渐”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这些年，为了带领研究生们进行“西学东渐”研究，一方面，笔者要有选择地做一些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关于严复和薛凤祚的研究即属此例；另一方面，我还要进行一些战略上和方法论上的思考。为此相继发表了《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儒学和科学具有广阔的协调发展前景―――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论儒学与科学的契合》《试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