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1 01:54:39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281-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05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本科课程设置的四门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主要是通过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教学方法的改革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实效性的关键。自2007年春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全国普遍开设四年来,为增强课程吸引力和感染力,广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这里的教学方法是指方法的广义内涵,包括为实现教学目的而采取的所有的手段、方法、途径。现将四年多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法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教学模式是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三者整体性的统一。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实践中,许多教师探讨了教学模式创新的问题。
有的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MSD教学模式”。这种模式针对的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所做的一项探讨。Modernization指教学内容上的“现代化”路径,Specialization指教学形式上的“专题化”运作,Diversification指教学方法上的“多样化”手段。“MSD教学模式”还认为在教学中还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是体现教学内容真实性的客观需要。基础课专题化突出问题意识,是体现课程题目中的“纲要”二字的理性选择。发挥不同教学手段的群集优势,以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有助于最大化地发挥史学的传承文明、鉴古资今和启迪民智的功能 [1]。
有的探索了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采用的“12345”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新模式就是指“一个中心、两个优势、三个带动、四个关系、五个结合”。一个中心是坚持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核心;两个优势是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历史知识的优势和充分利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丰富的优势;三个带动是以问题切入,带动学生同步和以激情讲授,带动学生情感共鸣以及以多媒体精彩画面,带动学生感官共振;四个关系是处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与历史专业《中国近现代史》课的关系、处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关系、处理教材与教学的关系、处理大学历史课与中学历史课的关系;五个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题讲授与拓展课程内容相结合、传统的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2]。
有的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创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模式:把握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讲求实效性的教学方法。把握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主要指“一个主题”的贯穿始终、“两个了解和三个选择”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讲求实效性的教学方法主要指创设历史情境、发掘教材的情感因素、调动学生的情感参与和情感体验,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思维创新,建立网络化教学新模式,充分利用人文素质教育研修基地进行课题研究[3]。
有的还探究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八环立体教学模式。这八个环节是讲(系统讲授)、听(专题报告)、看(录像)、读(原著)、做(多媒体课件)、谈(沙龙、辩论、演讲)、走(社会实践)、写(观后感、调查报告、小论文) [4]。
二、教学方法多样性研究
为达到教学目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必须突出一个“新”字,有的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法创新的途径:要使方法新,教师必须努力提高授课技巧;教师必须特别注重情感色彩的运用;教师还必须注意课堂讲授与各种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 [5]。
有的认为,为使教学方法具有多样性,可以采取以下方法:问卷式教学、问题引领式教学、学生课前演讲与教师课上讲授相结合、传统的文字表达与现代多媒体实景展示相结合、加强网页和资料库建设、建设社会实践基地等等 [1]。
有的从五个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多样性的方法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利用重点问题解析发挥课堂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利用对人物和事件的点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借助历史背景透视发挥影视资料感性教育的功能,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学生登讲台等方式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两段式考核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6]。
有的在教学中,还提出了几种具有实效性的教学方法:知、情、理互通浑融的渗透联系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的合作学习教学法、研究性学习教学法、建构主义教学法等 [7]。
有的在教学方法中提出:提倡“双向教学”、突出以学生为主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以史为鉴相结合,史论结合、以论为主,激发学生兴趣 [8]。
有的认为,为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实效性可以采取演讲式教学、引导和互动式教学让学生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 [9]。
有的在教学中提出了典型对比法、联系现实法、画龙点睛法、精雕细刻法等教学方法 [10];有的提出了知识灌输、情感体验、历史对话的教学方法 [11];有的探讨了征疑设疑议疑解疑的问题教学法 [12];还有的探讨了隐形教学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的运用 [13]。
三、考试方法改革研究
从广义角度而言,为实现教学目的而采取的所有的手段、方法、途径都应该属于教学方法的范畴,因此,就实质上讲,课程考试方法的改革也应该属于教学方法的重要内容。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课程开设以来,广大教师也对课程的考试方法进行了积极地探讨。
有人探讨了开卷考试与平时成绩考核的考试方法。认为: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学生将获得最大的解放。平时考核采取以下四种方式:组织活动课,让学生在交流与合作中学会探究;撰写历史论文,强化实践探究能力;让学生参与教学,让历史贴近现实;撰写社会实践报告 [14]。
有的提出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要创设个性化的考核方式。个性化的考核方式主要指:重视平时考核成绩,期末考试应采取开卷或闭卷、口试或笔试、抑或二者结合的灵活多样形式,在考试的命题上以应用为主 [9]。
四、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和归纳中可以看出,自从新课程实施近四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方法探讨中,无论是对教学模式、具体教学方法还是考试改革实践上,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些不足主要是:第一,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还存在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有的还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具体性。第二,还缺乏一定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自身的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有些教学方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的方法,对本门课程而言却缺乏个性。第三,对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的研究和应用中,还缺乏大实践教学观意识,在实践教学中仅仅局限于社会实践,没有把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三者有机的统一起来。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继续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奉臻.“MSD教学模式”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系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蒋艳丽,等.“12345”教学模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电力教育,2009,(6).
[3]毛圣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创新教学模式的几点思考[J].文教资料,2007,(8).
[4]张小媚,刘加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八环立体教学模式探索[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2).
[5]朱月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必须突出“新”字[J].职业时空,2008,(10).
[6]邱秀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初步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1).
[7]潘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法探究[J].科技信息,2008,(19).
[8]林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方法初探[J].集美大学学报,2008,(9).
[9]杨建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实效性[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10]孙玉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法初探[J].杭州电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11]郑又成.灌输・体验・对话――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法的探讨[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12]周双娥.征疑 设疑 议疑 解疑――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问题式教学法的思考[J].传承,2009,(3).
[13]韩玉芳.隐形教学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新方法[J].高教论坛,2010,(3).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11月15日上午举行的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音乐史学会秘书长修海林教授主持，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和宁波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喻辉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特约代表刘再生教授和蒲方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刘再生教授在题为《时代与学术》的发言中，针对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学者的精神追求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了大师辈出的时代成因，认为以“过去一现在一未来”之探讨与研究为使命的历史学，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在21世纪下半叶会再次出现大师辈出的盛景；期望在座的青年学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承担起责任，成为时代的精英、希望和曙光。在题为《对汪毓和2012版的认识及思考》的主题发言中，蒲方教授结合这本体现了汗毓和先生数十年史学研究的最后成果，提出了自己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如何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接触”和“融合”，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音乐“迅猛变化”的历史现象，以及音乐史教学的实质等三个问题的思考。随后，学会公布了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获奖名单并进行了颁奖仪式；学会副会长郑祖襄和冯长春分别对此次获奖的学生论文按古代史组和近现代史组两部分进行了点评。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会代表在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个分会场宣读交流自己的论文。这些论文同前几届年会提交的论文相比，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都有新的拓展，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及教学方面的新成果。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王子初在《音乐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重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类型学方法论的问题，认为目前一些音乐考古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类型学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论的手段，并没有重视其要实现的目标，类型学方法论的应用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王清雷的《古埙简史述论》从考古实物的角度出发，结合音乐文献，从形制纹饰、音乐性能、演奏方式等方面对七千年来古埙的发展简史做了初步探讨，对个别埙的真伪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音乐考古的实物和对象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限制，此次会议上陈秉义的《铣琴、渤海琴之寻踪》、孔义龙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钟一钟单音及双音的设置与应用问题》、别志安的《测音数据映证羊角钮钟非双音钟》、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以及王秀萍的《甲骨文音乐史料初步整理与研究》等文章分别利用作者的地域优势，对作者单位所在地区的音乐考古对象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在考古对象与音乐实际的联系方面，吴修文的《瑟之调弦与柱位》结合考古出土瑟柱及其他相关文献，对文献中瑟调弦、瑟柱进行了论述。操知箴、王清雷的《唐代乐俑述论》则提出通过唐代乐俑了解唐代音乐生活的新思路。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此次会议宣读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领域。这部分的论文基本可分为四方面：第一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杨善武《从郑译乐议等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看史料的系统解读》试图以郑译乐议的解读为突破口，找到古代史籍所载郑译乐议、笛上三调与蔡元定燕乐调三段涉及两种音阶观念文献的内在联系，认为从这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到我国音乐史上两种音阶观念的普遍存在。康瑞军《“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与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以72册《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为素材，分析其类别、比例及其对宋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可以对其中音乐文献进行“写实”、“言事”、“写意”的初步划分。黄艺鸥《中国音乐编年史的理论思考――北宋音乐编年史研究的个案》认为，编年史的叙事方式与史学视角作用于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而是对音乐史的叙事与重构。石林昆《〈乐律表微〉的理论律学初探》对《乐律表微》（度律、审音）进行了校勘，并对其内容进行解读。陈伊笛《〈列子〉音乐言说论释》通过列子《冲虚经》中大量言说研究了列子的音乐观点。罗冬芹《乐府歌诗题名初考》对《乐府诗集》中乐府歌诗题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并从乐府歌诗题名的概况、乐府歌诗题名研究的变迁，以及乐府歌诗题名释义三个不同视角，对“歌、行、曲、乐、谣、舞、操、引、章、调、弄”等十一个题名进行了论述。陈怡静《初识晚明才女叶小纨及其〈鸳鸯梦〉的音乐学价值》，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早有杂剧剧本流传于世的女性剧作家叶小纨及其创作的杂剧《鸳鸯梦》进行了研究。荆建华《“和”、“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整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学者们围绕《淮南子・天文训》中“和、穆”而起的各种观点。丁同俊的《“葭灰占律”只是迷信吗？》通过古人运用候气之法来获得求律的标准这一现象，提出我国古代有没有标准律高的问题。尹蕾《换个角度看“黄钟”和“大吕”――〈周礼〉中两段文献的非乐学解读》研究了十二律使用顺序中明显的“阴阳”对应关系。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数量不多，仅有潘林紫《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特点及应用》和刘宇统《浅论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两篇。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红色文化资源 开放式 研究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坚守、弘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主要阵地,是大学生思想塑造的重要途径。但在教学活动中,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前抵触、课中敷衍、课后忘却的现象,思想政治理论课较为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效性,此一问题并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一大问题,而信息充溢、文化多元的网络时代使之尤显突出。如何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学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关键之点。然而,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法的过程中,重庆所具有的、独特的、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其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与中国革命史的深厚渊源,无疑对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巨大的助益。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的载体,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流,其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科学性,表现形式的生动性、真实性,价值上的导向性、传承性和教化功能,使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重庆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资源类型极其丰富,包括遗迹遗址、展览馆、博物馆、名人故居、陵区陵园、文学艺术作品等多个类型,其中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等更是深入人心,影响广泛。理应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地域文化资源,将内涵丰富的红岩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以此对课程的方法、资源、内容、手段和途径等问题进行突破和改革。
要达成上述目标,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红色资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如何相互借重;怎样依托红色资源在课堂与课外、学校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认同与情感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怎样利用、发掘红色文化资源深化理论教学并由情及理、以史论今,提升学生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问题意识与发展意识,塑造他们的人格与精神,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效性;怎样以红色文化为核心汇整多种理论、资源、参与主体、形成有效的合力机制等问题。
重庆交通大学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组对此进行了近10年的不懈探索,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建立了开放式、研究型教学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一、依托重庆红色文化资源,构筑校内外、课内外开放式教育教学平台
采用开放式、体验式教学法,以多种实践活动为载体,拓展教学空间。“红岩精神”是重庆最具特色、最具感染力、最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红色资源。其精神内涵,可以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克己俭朴的廉洁精神、平等相商的民主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在本质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一样,都是我们党精神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正如郭沫若所说:“瑞金、延安、红岩,在革命斗争中是三位一体”,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为使红色文化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学生的实践行动,增强了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1)重庆交通大学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以之作为红色文化教学实践基地,积极开辟红色教育第二课堂;(2)指导学生成立了党支部、红岩团总支、红岩菁英团校等社团组织,加强学习研究与交流,开展了一系列关爱他人、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的主题活动;(3)将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教学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结合学生专业特点成立了红色文化旅游协会,通过学生设计红色旅游路线、编辑出版红色文化刊物,撰写报告、实习日记等方式深化实践教学;(4)成立课外理论学习班,进行“热点问题”专题讲座,指导学生辩论会、演讲会、座谈会等,扩展对学生的教育。抛弃呆板的、单维性灌输式授课,以此拆解学校与社会、课堂与课外、历史与现实的隔障,将社会性要素、物质性要素引入课堂、引入教学内容,以直观、形象的方式,生动、趣味的方法,诉诸感性,以情动人,在真实场景中体验历史与感悟现在,克服了教学空间的狭隘性、封闭性。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体意识,深刻感知革命先辈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奋斗精神,坚定勇敢、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和浩然正气,这种巨大的感召力和震撼力,有效地形成了由感知――内化――参与――研究逐步升华的实践教育体系。
二、发掘红色文化资源,实施研究型教学,组建“三结合、双互助”的研究型创新团队
以科研促教学,组建教师、学生与基地专家结合,师生互助、学生互助的研究型创新团队。在教师和基地专家指导下,从问题意识、开放意识、探讨意识、分析能力等方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调查报告;组织学生举办理论研讨会;指导学生参与科研、撰写并发表研究报告、科研论文等。目前,我们指导的在校学生公开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较好地实现了在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政治素质、人文素质与研究能力于一体的目标。
三、弘扬红色文化,建立精品课程网站,实现理论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
依托校园网,课题组建成了校内外同行专家公认的水平较高、信息量极为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校级精品课程网站,实现了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相结合。网站中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料数据库,开辟了教案课件、教师授课录像、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参考文献、习题精选、人物介绍、学术前沿、热点探讨、影音再现、师生在线交流等栏目,突破了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时空限制,实现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第二课堂相结合的立体式红色文化教育方式,大大拓展了课堂理论教学的空间;提高了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改革考核方式,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
实现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相结合,基础理论知识测试和发现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评价相结合,把出勤、课堂表现、论文、读书笔记、课外实践、创新能力等都纳入到评价体系中,抛弃死记硬背的考试方法,真正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进头脑、进心灵,实现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效性。
五、建立了操作性强、推广性强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合力机制
重庆交通大学从政策支持、师资力量、经费保障、物力支持等方面为该模式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建立了学院+社区、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实现了学校、学院、社区、社团、红色文化基地,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基地专家、学生等多主体、多维度结合,为该方案的实施搭建了坚实平台。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创建开放式、研究型教育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1.提升了教学水平,教学效果获得学生广泛好评
将重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全过程,采用开放式体验式教学,实效明显。学生乐学好问善思,学习主动性、对教学的满意度明显提高,教师善育善教,教学团队的教学效果优良。
2.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明显提高
课程组充分发挥重庆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作用,加深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有效地实现了将红色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学生的实践行动,增强了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通过指导学生建立党支部、红岩团总支、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阅读红岩书籍、征文比赛,在全校学生范围内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通过对我校学生问卷调查显示:开展上述活动后学生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对重庆红色文化的了解和继承、科研创新能力、组织活动的参与、关爱社会的奉献精神等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3.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成立了“学生党建协会”、“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协会”、“旅游协会”、“新闻协会”等学生社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主题活动。学生看望孤寡老人、慰问老红军、关爱残疾儿童等,弘扬了传统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力量。80%的学生参加过看望孤寡老人、慰问老红军、关爱残疾儿童等献爱心的社区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弘扬了传统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力量,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显著增强
实施研究型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加科研项目,撰写研究报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参加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研究。两年来,有10余人在重庆市“红岩杯”演讲、“挑战杯”等比赛中获奖。
参考文献:
[1]肖应连.大学生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文化视野[J].理论界,2008,02.
[2]刘世涛,张先彬.论“红色资源”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应用[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3.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目的 教学方法
、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社政教〔2005〕5号)中规定,在一年级本科大学生中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新课。该课程的开设是在新形势下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请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确教学目的
教学工作必须围绕教学目的展开。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不仅会导致教学工作紊乱,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确定教学目的是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的首要环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社政教〔2005〕9号)规定,《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这个规定,进行《纲要》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认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长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从根本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会制度,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学生对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的认识,自觉继承和发扬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争,明确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到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都进行过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提出并实施种种救国方案。但无论是和平式的救国方案(如洋务运动、),还是革命式的救国方案(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样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由此学生懂得: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一套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要想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以此增强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实,加深学生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理的认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进而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进行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最终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实现了彻底解放。
第四,充分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进步性,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通过教学,学生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及特点,加深对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强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一)把握课程特色,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课程的开设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系统性大大增强。但《纲要》课程进行思想教育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过鉴史而明理,是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课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1840年至当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期)、更复杂的社会场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讲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复兴和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以历史事实说话,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正确性。《纲要》课程重心在于讲“史”,但它与普通的历史课又有所不同。普通的历史课侧重从史学学科本身或者从学术角度进行教学和研究,而《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有着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开设不单纯是为了使学生从宏观上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因此,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加强理论性教育的同时,做到史论结合,于叙事中寓论断,着力培养和强化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体教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这是人类认识过程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语言的阐述,其吸引力有限,不仅使学生产生模糊不清、枯燥无味的感觉,而且制约他们对历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维能力的培养。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电脑网络资源查找许多历史图片以丰富教学电子幻灯的内容。这些原始资料和图片能给大学生带来直观的视觉印象和冲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动的、深刻的。另外,结合专题讲座,适时播放一些资料性强的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和相关纪录片,用图片和影视等手段加深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程的艰辛、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的理解。除了幻灯和影视等教辅手段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积极开设这门课的教学网页,开展网上自学辅导、讨论答疑等活动。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由于涉及经费、安全、时间等诸多因素,在组织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历史资源和革命老区资源,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学生不只局限于课堂的讲授,还要注重教学的拓展,即向第二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拓展。教师应该在鼓励学生在课上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在课下参观学校所在地周围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纪念地等,通过历史实物感受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可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比较不同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交相应的调研报告。这样可使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同时,该课教学还可结合团委、学工处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理论上对活动加以指导。
(四)课堂讨论和演讲。
讨论与演讲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课前需做认真的准备工作,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些材料的来源与线索,由学生自己选择有兴趣的题目,搜集材料,最好写成文字,讨论后再补充和完善,形成小论文,从而既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独立或集体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课程考核方式。
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必须对原来的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具体做法: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约占总成绩的50%―60%;提高平时成绩(作业、提问、讨论和考勤)的比例,约占40%―50%;对一些回答问题、做作业和试卷思路宽、有自己见解且阐述合理的学生适当给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现象。
三、结语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应当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做到集知识性、理论性、生动性于一体,在准确把握教学目的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教学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教学效果,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情操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共产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若干问题[J].思想理论教学导刊,2006年增刊.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5月4日第九届年会正式开幕，本届年会主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陶亚兵主持会议。学会会长王子初宣读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结果并颁发证书和奖品，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音乐史学的发展。副会长梁茂春、郑祖襄分别对参评的古代和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论文进行点评。梁茂春教授提出“选题要小、挖掘要深、逻辑要严、立意要新”的十六字口诀。他以为，本次论文评选中，富有创新意义的、具有闪光点的论文不多，应提倡年轻学者在研究中要有创新思维，要有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老师的勇气。4日下午，大会分中国古代音乐史与近现代音乐史两个会场举行学术研讨。
反省昨天――近现代史研究
戴嘉枋以音乐史研究为题发言，认为历史是一条河流，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与结果，探讨其因果关系是音乐史学一个任务。文艺的畸形繁盛是音乐为政治服务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后音乐的大发展是对音乐的一个否定，今天有人喜欢样板戏不是怀念样板戏，而是对戏曲舞台上的老戏不满足。他指出：目前音乐史的研究呈“两极化发展”，通史与个案的研究较多，而断代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断代史是通史的局部“放大”，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历史局外人的身份来客观地看待研究对象，以史料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考证。
汪毓和就重写近现代音乐史表示对自己著述不同意见与观点讨论的欢迎，提出“音乐史学应与民族音乐学相融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两种结合，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刻”。向延生介绍了新版抗战歌曲集编撰的背景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抗战歌曲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抗战爆发后萧友梅先生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歌咏指挥、培养军乐队，改变音乐学院办学思路、强调音乐为抗战服务的一些重要史实。冯长春有关30、40年代“学院派”论争的研究也引起与会者重视。
刘云燕对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的音乐分析，钱彤有关贺绿汀与20世纪早期流行音乐研究成果的介绍，彭丽有关彭修文研究，孟维平、李岩对近现代音乐研究提出的思考和见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赵广晖教授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介绍等发言，也受到关注。
追朔从前――古代史研究
修海林通过对巴蜀三组文物图像的考证，结合文献将其置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以对南宋时期的南方杂剧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分析研究，认为鼓、板、笛或鼓、板、筚笠为南宋两种主要的杂剧乐器组合形式。贺志凌通过对新疆出土箜篌与巴洛雷克古代竖琴的比较，对箜篌的形制与渊源进行了考证，得出二者同斯基泰文化之源但不同流的结论。孔义龙的《论一弦等分取音与编钟四声音列》，王洪军的《见于〈国语・周语下〉的钟律文献再解读》和王清雷的《史前礼乐制度初研》，前两文分别侧重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种不同的方法，对钟律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而王清雷则通过对史前钟磬之乐的考证，对当时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此外，章华英对古琴的打谱研究与理论做出总结；朱国龙对古的考释等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乐谱的研究，一直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薄弱环节。杨善武有《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的发言，他通过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探讨，来证明林谦三在1955年有关琵琶定弦推论之正确，并旁证了燕乐二十八调中闰角调的存在。徐元勇对留存于海外（主要为日本）的明清乐谱的保存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乐谱资料与照片。李颖则对明清时期唱乐记录的形式即乐谱形式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古代史研究论文与发言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学科建设与教学
郑祖襄就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发言，指出“随着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大，研究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正不断走向深入”。就目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主要体现为文献史料研究、古代乐谱研究、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乐律学史研究、音乐考古学研究、音乐思想研究、曲调考证七个主要方面。他强调了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针对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状况，以及因缺少文献记载对其研究所造成的困难，提出应以“考古学的方法”和“用历史的语言代替历史学”的观念进行研究。并认为“考古乐器的类型学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学的古乐器测音体系”是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
郭树群指出：目前音乐史学学科理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音乐史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应有更广阔的视角，呼吁音乐史学界“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他还强调在音乐史的教学中应“弘扬历史理性主义精神”、“营造历史体验的氛围”，注重“资料基础与方法论的建设”，倡导一种“多维性的学术研究”。此外，高兴提出“中国音乐科技史”的研究课题，是音乐与自然科学相交叉而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有关音乐史学教学的研究是音乐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教学过程往往受制于资料之不便。有感于此，王子初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软件”中收入了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图片743幅，是音乐史教学最新的科研成果。郑锦扬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生教育中研究能力的培养与学术视野等问题，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基础”、“三个创新”与“四个原则”，其中有关“因人而异、把握课题、不拘一格、力求新意”的“四个原则”对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具有指导意义。此外，王秀平的《论高校中国音乐史可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王誉声的《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等发言为音乐史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杨和平；音乐教育家；区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7103
当下音乐学学术研究的氛围可谓异常活跃，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杨和平先生的新著《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一书便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部。杨和平先生2009年曾获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优秀证书及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三等奖”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社科重点项目13项。现为全国世界民族音乐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理事、《中小学音乐教育》副主编，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力与宽广的研究视野。近些年，杨先生一直致力于浙江近现代的民间乐社、民间剧社、音乐教育家的研究。2010年4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杨先生的博士论文《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这是国内研究浙江近现代出现的音乐教育家个案的较为权威的论著；《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更是杨先生在取得第一手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在区域文化背景下把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加以深入研究的最新力作。
该论著以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在揭示此群体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群体构成谱系与特征、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群体传世作品及群体谱系中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分别对美育倡导者——群体构成中的个体——蔡元培，音乐教育启蒙者——李叔同，音乐教育的继承者——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音乐教育的承续者（上）——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音乐教育的承续者（下）——缪天瑞、俞绂棠、裘梦痕等的人生轨迹、音乐教育思想、音乐贡献及音乐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分析提炼大量文献史料和参照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再现了浙江近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本来面貌。
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直接导致整个教育体系和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到了20世纪前后，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和新式学堂的建立，学校音乐教育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不同于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形态的新型音乐教育模式和体系也处于不断建构之中。
在中国动荡不安、求新图变的近现代史（1840～1949）上，音乐教育同其他教育一样，在继承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并借鉴了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科学的音乐教育经验，从广泛的艺术教育转向具有特别指向的近现代音乐教育学科；从翻译、介绍西方音乐教育知识，到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从事音乐教育活动的先行者和启蒙者，他们通过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实践，为我国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石；他们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不同的音乐教育家对音乐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各异，由此也就产生出不同的音乐教育思想。笔者认为，对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应该从他们所从事的具体音乐教育实践出发，进而阐明其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笔者认为，从区域文化入手，对某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发掘整理文化资源并弘扬当地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入了解、研究和发扬中国文化。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浙江近现代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教育家，绝非偶然，他们既是浙江灿烂文化和悠久文明孕育的结果，也是地处沿海、较早接受外来文化冲击和碰撞的产儿，在经受了共同地域深厚的传统文化熏陶后，表现出具有共性的群体特征。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中先后共列举了12位音乐教育家，大致可分为执政型音乐教育家和教学型音乐教育家两类。他们共同谱写了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艺术教育、美育的光辉篇章。这一音乐教育家群体具有如下共性：从关系上看，音乐教育家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或为师生，或为同学，关系普遍十分密切；第二，从品格上看，他们继承了浙江人勤奋敦厚、睿智敏捷、刚正不阿的人文传统精神；第三，从文学修养上看，他们具有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学识；第四，从专业技能上看，他们有着一专多能、触类旁通的能力；第五，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注重实践，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躬行者。
中华民族在历代音乐文化传承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系统，形成了中国人的音乐教育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研究和探讨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这一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还应该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不能仅就本论题中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进行隔靴搔痒式的研究，还要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其他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梳理、比照，从而揭示浙江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独特存在方式、本质规律、价值体系和理论与实践意义。
该论著坚持以史为基础、以论为辅助、史论结合的原则。杨先生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采取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其次，注重群体教育家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化过程，因为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流体”。①所以，以发展变化的观念去把握它，是该论著研究的科学思路。将群体教育家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纳入到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和研究是该书的又一特点。对浙江近现代以来的蔡元培、李叔同及其嫡传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再传弟子缪天瑞、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俞绂棠、裘梦痕等这样一个在20世纪我国音乐教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的音乐教育家群体，从他们的生平、音乐教育实践活动、音乐教育思想生成的文化、历史背景，主要音乐思想与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宏观的动态把握，无疑是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对当时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后世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李叔同的“先器识而后文艺”“以学生为本”“爱国奉献”“乐歌创作”及其弟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于当下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和音乐教育实践来说，都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学校音乐教育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这些关于音乐教育思想的经验和教训，构筑起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学校音乐教育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末，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为学校音乐教育注入了活力。“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鲜明地印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封面上，揭示出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艺术课程标准》的颁布与实施，也为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艺术教育）提供了保障。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时期，有过惨痛的教训。我国学校音乐教育诞生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可谓遍体鳞伤、血痕累累。从历史的角度看，先辈音乐教育家是在我国当时荒芜的音乐教育基础上，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浇灌起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这棵大树，因而，先辈音乐教育家们的开拓精神是伟大的。
总之，《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一书的作者杨和平先生运用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从繁琐庞杂的史料中为我们理清了浙江近现代众多音乐教育家的生平及其“研、学、教”的轨迹，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杨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与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笔者认为，该书的确是一部兼具学术性、普及性双重特点的论著，不仅对专业音乐教育工作者具有启迪意义，对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而言，同样是一部难得的有益读物。
注释：
①杨和平：《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页。
参考文献：
[1]杨和平.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2]杨和平.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
[3]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4]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5]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滕复等编著.浙江文化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7]汪俊昌，陈立旭等著.人文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8]丰子恺.丰子恺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重写”，汪毓和认为，它即是“对自己认为不妥当的认识，自己没有弄准确的事实进行修正”。梁茂春认为，它大体可“包括个别重写、局部重写和彻底重写这三个层次。对旧作或权威著作的补充、修正，属于个别重写或局部重写之列，彻底的‘重写’，需要有学识和观念方面的长期积累，所面临的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一般是很难做到的”。总之，在这场论证中，“重写”意味着不同程度的修正。
一、“重写”的回顾
戴鹏海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一文通过对我国“三四十年代颇具知名度的指挥家、作曲家、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李抱忱的《中国抗战歌曲集》与其它音乐贡献等历史事实的考察与介绍，针对国内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科书，指出“像李氏这样明明应该成为入史对象，且不存在史料匮乏等写作困难的音乐家，在相关的教科书中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回避历史”，“更有甚焉者的还是对历史的歪曲”。文章同时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左”倾思潮对音乐史研究的严重影响，结合近年来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提出“以开放的姿态和开放的思维，写出一部对‘五四’到建国前中国音乐的演变作全方位的观察和全景式的描述，且又客观公正、真实可信的‘中国现代音乐史’是音乐史学界刻不容缓的严肃任务和不容推辞的职责所在”。
汪毓和的《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回应戴鹏海的文章，认为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某些遗漏并非是一种故意的“回避历史”，而是他作为史学家角度的一种选择，不应把它提高到政治的层面。他赞同“重写音乐史”，因为他认为“我们的觉悟、理论水平、包括对资料的掌握和理解，是难以完全突破时代和环境的局限的”，所以隔一段时间重写音乐史是好的。但是，他也指出，“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无法改变的事实，要对这样的历史完全采取所谓‘一碗水端平’的公允态度来描述过去的历史，可能恰恰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梁茂春的《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 认为事物发展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新的音乐史料不断的被发掘，不断有新的音乐观念的萌生，新的研究者及作品的涌现，所以“重写音乐史”是必然的，永恒的话题。
汪毓和的《关于“重写音乐史”问题的几点感想》总结了十几年来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个问题，主张音乐通史要贯彻“以创作为中心”，适当注意其他如音乐表演、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尽量做到“客观”。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点出了“重写音乐史”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陈聆群的《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一文响应冯文慈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文章的观点，认为应正确估量1958年的编史工作及其影响，“重写”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的问题，“重写”的突破口可能在探讨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如何由古代运行机制向近现代转型的问题上。
陈聆群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认为中国近现代（包括古代）并没有像西方音乐史上那样以一个个乐派和代表性作曲家所构成的历史系列，它的音乐创造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机制，作者认为“中国近现代正处于由原来传统的旋律衍变思维为主与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不分的音乐创造机制，向发展多声性思维和创作与表演分别发展的音乐创造机制转型的过程。”故而在音乐史中应写出这种转型的过程。
通过上述论文，笔者发现在这场“重写音乐史”的讨论中他们有几个共同的主张：1.都承认早期的政治思想对早期音乐史书有负面影响，都主张要尽量消除它对现在史论写作的束缚与制约。2.都赞同“重写音乐史”，只是有的人主张范围仅在近现代音乐这一块，而有的人则主张将它扩大到整个音乐史，包括古代和近现代。3.都提出了自己对于“重写音乐史”的一些方法论建议。例如有的建议“以创作为中心”、有的建议“注意古今传统的衔接”，还有的建议“要把近现代史的特点表现在新的音乐史论述中”等等。
二、“重写”讨论的不足
笔者很高兴在学术界里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大家都意识到目前史学研究的不足与缺陷；也很高兴看到很多有包容性的看法，例如主张借鉴西方较为合理的史学编纂学方法。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在“重写音乐史”的讨论中，笔者所见的均是如何“写”历史的讨论，而缺乏对“写”史之前的史料记载方法与问题的建议。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不属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范围，也或许他们都很满意我国目前的史料记载情况，但是，笔者认为，事实恰好相反，我国目前的史料记载工作很不完善，单凭它们，想要让今人或后人写出比较理想的音乐史书那是不太可能的。拿古代音乐史来说，它缺乏确切的谱例，于是在为后人的我们只能靠猜测写作历史；它缺乏实在的音响，于是我们又只能写作音乐事件的历史而非音乐作品的历史。这表明，形成种种研究困境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史料的不足！（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时代技术的局限）所以笔者认为，要“重写音乐史”，首先就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史料的记载情况并进行一番改革。
那么要怎样记载音乐史料呢？笔者认为这涉及到音乐史是什么音乐史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音乐是应该是音乐生活的历史，它不仅应该包括作品的创作、音乐事件的发生，还应该包括公众对音乐作品（或事件）的反应、政府对音乐事业的举措等等与音乐相关的事项，简单地说，就是作品与效应相结合的历史。或许很多人认为历史就该像正史那样记载着“某年某月在某地诞生了某作品或发生了某事件”，于是我们的音乐史依样写了。但是，历史之所以入我们的眼，为我们所重视，不是因为它曾经是什么，而是因为它能为我们做什么，所谓“古为今用”、“以史为鉴”不就如此吗？“我们对过去感兴趣并非由于它曾经是，而因为它现仍在起效应而某种意义上现在仍然是”！故而我们的史书不应那么“理所应当”的成为“某年某月在某地诞生了某作品或发生了某史实”这样的史料堆砌，我们应该把音乐事件与它的效应相联系，使音乐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性。要知道，音乐不仅活在本文中，更活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本文是一个胚胎，过程则是生命成长的体现。由于当前距离我国近现代音乐发生的时间太短（还不足百年），笔者无法有力地举出作品与效应相脱离的事实，但综观西方音乐史，这种事实俯拾皆是：比如巴赫在他的有生之年，主要是作为一个管风琴师影响着当时的音乐活动，而其作为一名作曲家的影响――这在后人看来是主要的、根本的，却是在1829年门德尔松指挥上演了他的《马太受难乐》之后才逐渐扩大，以至于后来所有音乐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再如，1905-1910年间，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千人交响曲” 》、《第九交响曲》、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但这个时期的欧洲，到处叫嚣的却是瓦格纳的乐剧，的影响微乎其微。事实上，他的作品也是直到40年后才逐渐引起听众的注意，那时，他才真正发挥了他的影响！这些事实表明，作品的产生与效应不是同步的，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是如此的。如果史书选择只写作品而不写效应，那实在不能真正地反应音乐作品的历史，不能算是真正的音乐史！
而史学家真正想通了这层关系之后，却在试图写作作品与效应相结合的历史时，找不到相应的史料记载，如音乐会的演出情况、作品的接受情况、公众的反应，甚至是销售情况、传播流行的情况等等，那岂不遗憾？故而笔者在赞同 “重写音乐史”的同时，更希望引起大家对“音乐史料记载”的关注。就目前的史料记载情况而言，记载传统史料即作品的创作与事件的发生较多，而对公众的反应、传播的效应等等相关的则显得十分匮乏。举一个例子。笔者前一阵子听师长提到，由于我国至今仍无自己的民族低音乐器，民族乐团演出时都是用西方的低音提琴或Bass演奏低声部，教育部认为这有点不伦不类，故而在几年前曾拨专款投资“民族低音乐器”的制造与发展，希望能创造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低音乐器。但理想终归不是现实，这项实验几经波折，创造了型似二胡的“低音二胡”，型似板胡的“低音板胡”，也创造了四不像的具有超大共鸣箱的未名乐器，但最终无论在音效上还是在外观上均不敌大提琴与Bass，项目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这个事件虽无关作品，但它反映了当前民族音乐的窘况，也反映了政府对音乐事业的某些态度与措施，可惜时隔几年，它仍未见诸文面。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的史料记载很不完善，确实要下大功夫进行改革，否则即使“重写音乐史”的口号唱得再响，决心下得再大，也终将落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步。所以，要“重写音乐史”，必须首先改革“史料记载” ！
参考文献：
[1]梁茂春：《重写音乐史――一个永恒的话题》，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03
[2]陈聆群的《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04
[3]陈聆群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3.01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陶希圣；《食货》；社会经济史
在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历程中，1934年底由陶希圣主持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应具有奠基与开拓的意义。然而由于陶希圣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以1949年为分水岭，对于《食货》半月刊，形成截然不同的评价①。在中国大陆，直至20世纪80年代，尽管随着思想的解放，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史学家开始进入了人们客观评价的学术视野，但陶希圣及其史学仍为人们所讳言，而其主持创办的《食货》，则被认为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的产物，是当局对革命文化围剿的组成部分②。90年代末以来，对《食货》以及围绕它形成的“食货派”，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论述③。然而从已有的几篇文章看，其表述大多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尽量避开对陶希圣学术功绩直接评价的文字，将《食货》、食货派与陶希圣分开来论述。鉴此，本文将本着客观求真的史学精神，将《食货》与陶希圣的贡献结合起来，以展现近现代史学的真实历程。
————————
① 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我们认为：郭先生的贡献偏在破坏伪古史上，而陶先生的贡献却在揭发整个中国社会史的真象。”(《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也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北平中国书店，1935年)。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很少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
② 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所载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一文。
③ 代表性的有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等。
一、陶希圣与《食货》的创办
1934年12月1日，经顾颉刚提议，在陶希圣的努力下，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名义创办的《食货》半月刊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①。刊物原名《史心》，后受正史中“食货志”的启发，取名《食货》。于是，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并在1949年之前被史学界誉为“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的学术期刊，便在近现代史学史上诞生了。
《食货》的创办与发行，应是陶希圣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反思的结果，也与陶希圣本人在这时期的个人境遇有密切关系。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希圣乃其别号。湖北黄冈人，现代史中有名的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②。事实上，陶希圣既是社会史论战的始作俑者，也是因社会史论战而“暴得大名”的学者③。从1928年8月至12月，政治上倾向于改组派的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于这年的年底由上海的新生命书局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出版。继此之后，陶希圣又撰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然而当这些著作热销于世，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并引起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同时④，也暴露出与其他论战文章同样的学术缺陷，即对中国客观历史的具体研究不够，存有明显的“用社会历史方法解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痕迹[1](P112)，以及空洞的教条主义局限。稍后，陶希圣对此也有所意识，因此当论战逐渐白热化的时候，陶希圣本人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在《读书杂志》编辑的四辑、百多万言的论战专号中，仅仅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和《汉儒的僵尸出祟》两篇短文。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这时思想转向的迹象。而恰在此时，政局的变动以及陶希圣本人的政治境况，为他提供了以学者的身份，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问题的条件，也为《食货》的创办提供了条件。
1927年“分共”后的，虽然很快就形成了“宁、汉合流”的局面，但是派系斗争始终异常激烈，陶希圣所属的系的“改组派”，因为反对以为代表的极右政治势力，而明显处于劣势。当时的政治情势也影响到了陶希圣本人。其时，陶希圣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撰述的《五权宪法》一书，在“送到南京()中央宣传部时，竟被批驳，不许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市党部也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1](P122)。政治场上的意外失意，迫使原本满怀高度政治热情的陶希圣不得不改变其人生之路，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了讲学与著述，先后辗转于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等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同时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⑤。在学术著述方面，这时的陶希圣除翻译出版了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的《国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著作外，还花大力气撰写了《辩士与游侠》、《两汉经济史》等著名的史学著作。
————————
① 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一文中说：“本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他又曾提出一个名称叫做‘史心’。后来‘食货’便被采用了。”
② 陶希圣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成员，后来幡然悔悟，迷途知返，于1940年与高宗武秘密逃离上海，在香港公开揭露汪日秘约，轰动中外，史称“高陶事件”。此后长期担任的侍从秘书，并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1949年去台后，历任中央中常委、中评委等要职。
③ 时已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详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④ 其中仅《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在出版后的三年间就重印了八次，先后印刷达数万册。
⑤ 有关这时期陶希圣的政治态度，可参见翁贺凯《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改组派之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期。
1931年上半年，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发生的一个事件，使得陶希圣的生涯再次发生变动。从1930年底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发生了要求学校罢免系主任朱希祖，改革课程设置的罢课。这次，校方与学生一直僵持到6月，最后由学校的史学会议决出甲、乙、丙、丁四项议案，作为复课条件向“蒋校长(梦麟)交涉”。其中包括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以及开设：“一中国社会史、二唯物史观研究、三历史哲学、四中国文化史、五西洋文化史、六考古学”等课程①。于是在这年的夏季，陶希圣开始应北京大学之聘，从当时革命理论论战中心的上海转入学术文化中心的北平，讲授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应该说，正是此后的几年所置身的学术环境，以及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使得陶希圣在研究方面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家的历史”到“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转向，潜下心来“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清算自己在论战“四年来”所犯的“冒失的毛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考量中国社会史的问题。
关于陶希圣此时的学术思路和心曲，其于北上一年之后的1932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袒露说：“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②陶希圣的这番表白，也可谓是他两年后创办《食货》半月刊，组织力量专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先声。
为了达到通过材料收集和展开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最终认识中国社会史的目的，陶希圣于1933年春夏之际，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的同时，开始在法学院着手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在丛书的《刊行缘起》中，陶希圣再一次指出：“史学不能制造历史，反之，历史的研究产生史学。”认为：“也许中国社会的发达与欧洲有同样的过程。也许两者截然不似。但是，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如果把史料抛开，即使把欧洲人的史学争一个流水落花，于中国史毫没用处。”因此陶希圣剖露心迹，“发下一个小小的誓愿”：要把当时“学者不独把欧洲的史学当做中国史的自身，并且把中国古代学者的史学当做古代史的自身”的“悲惨笑话”，“转换为真实的功夫”，即第一，“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来，在沙上建立堂皇的楼阁”；第二，“多做中国社会史的工夫，少立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空论”；第三，“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2]‘卷首《附言》)。反映了陶希圣学术转向的心路。
在《食货》创刊号上，陶希圣在《编辑的话》中指出：“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比之于他在1932年到1933年的言论，其间的思想过程及联系是很清晰的。所以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称：“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4](P194)而总结新史学发展史的齐思和则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人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5]。
学术的发展与陶希圣本人的政治、学术境遇相汇，于是催生了《食货》半月刊的创办。
————————
① 参见《北平晨报》1931年1月14日《北大史学系风潮似了未了》、1931年6月21日《北大史学系要求聘教授该系一年级之议案》以及1931年6月23日《北大史学会挽留邓之诚》等几则消息，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25—1727页。
② 该文又收入《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
二、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与今天学术界所认为的，作为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史范畴不尽相同，20世纪30年代学术观念中的社会史，更多的是指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曾在《南北朝经济史》的《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而《食货》的创刊，对于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拓荒与奠基。当然，对于陶希圣来说，其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初衷，本想通过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能解决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意间却使他借助《食货》这个学术平台给当时的中国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境地，构成使中国史学“预流”于世界新史学之潮的意义，这确实也是陶希圣所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结盟的趋势，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出现活跃的迹象。而“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同时，通过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以“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研究，渐渐成了史学发展的新潮流[6](P12)。
西方史学的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如1920年朱希祖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就是受德国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而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①的观点，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7](p3)。与此同时，又建议何炳松，将其原作教材讲授的鲁宾逊《新史学》译为中文，于次年出版。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这时则有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以及在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开设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初步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中国的史学课堂。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来说，这些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实际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具体学术实践来说，则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考据学，依然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这时执中研院史语所、北大、清华、辅仁、燕大等学术重镇牛耳的教授，大多是这类风格的学者。而受这些主流学者影响，各校的研究生也多做着类似的研究课题②。这一点，只要翻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辅仁学志》及《燕京学报》等学术刊物，就十分清楚。这些史家虽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其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对于史学的意义，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则一般并不予以过多的注意；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或囿于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及西方实证史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理论的影响，大都更关注政治史、文化史或学术史，而“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③，至于所谓“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的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1](P129)。这样便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中国史学界理论认识与具体研究实践的差距或矛盾：一方面在观念上承认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等丰富内容，一方面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并不予以注意。
————————
① 在罗香林回忆朱希祖的文章中亦提到朱氏曾有“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的说法。详见《朱逖先先生行述》，载《文史杂志》1945年5月第11、12期合刊。
② 参见《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所载《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及当时出版的《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首届“毕业生成绩一览表”和《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一书所列硕士论文题目表。
③ 参见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按田先生这里所说的是陈寅恪，其实陈寅恪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不是没有认识，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问题，陈寅恪更主要的是把经济制度隶属于文化的范畴认识的，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认识的。如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便云：“夫纲纪本立像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因以保存。”
④ 参见朱希祖1922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153号。该材料又收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8页。
仍以朱希祖为例。从以上叙述可以得知，朱希祖在观念上似已接受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而且在1922年《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中，他再一次声称“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然而一落实于史学会的具体研究范围及内容时，却依然不能脱出旧日的窠臼④。按照当时蔡元培的《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则依然是“我国自有《尚书》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历史的品类是很多的，真伪难明的地方也是不少”；“现在吾们要想补这种缺点，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等旧话[8](P1729)。此外，像1925年制定的清华《研究院章程》、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旨趣》等，所制定的研究计划，也大都表现出类似的学术倾向①。
然而新的史学理论在史学中的影响也一直在潜然发酵，并在学术实践方面酝酿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中间，所谓“三大论战”的促进作用尤其巨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开始遭到攻击和禁止，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层面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战而影响日益扩大，并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重要理论体系，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被称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之一”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第208期)，“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0]，在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展史体系，使“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的同时[5](P30)，也使以新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范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在政治局势逐渐平静的情况下，最初因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前途及革命道路的思考而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激烈争论，逐渐转向冷静的学术探讨，从而使摆脱空洞教条主义弊病，以具体的史学实践开拓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新领域的史学要求，越发地突出出来。
然而史学发展的这些要求，在旧的主流学术刊物主宰史学园地的情况下，实际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新的史学刊物，作为容纳社会史、经济史内容，培植新史学的园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史学能否得到成长的重要因素②。也正是有鉴于此，这时一些有意容纳这些新内容的史学刊物开始创刊。例如1932年11月北平社会调查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刊③，并宣称：“在以先历史的范围仅限政治史的时候，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家Freemen说过，‘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11]此外，1933年1月由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主持创刊的《历史科学》月刊，也提出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由历史发展的本身作深入的探究”，在“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的同时，“站在新兴科学底立场”，“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12]。至于所谓“新兴科学底立场”是什么，与《历史科学》同年同月在广州创刊的《现代史学》，则明确指出是“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等研究”。其《本刊宣言》云：“固然史学界的前辈仍在拥护Dryser， Stubbs等所学旧式的历史，而较年青的青年，却已倾全力于经济史，尤其社会史之研究”[13]，而“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不可，所以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了”[14]。
这些史学专门刊物的创办及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表明，为满足新的、着重从整个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的要求，在《食货》创刊之前，史学界已经在构筑和经营这片学术园地了。而事实上《食货》也是因应这种史学要求所创办的“社会史专攻”刊物。但是从后来史学发展的情况看，上述这些刊物与《食货》相比，第一，没有明确地打出“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大纛；第二，没有从理论到方法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译介和讨论；第三，没有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中涉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和如此广泛的社会范围；第四，没有在短短的发行周期中，聚集了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因此这些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像《食货》那样，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深远的学术影响④。
————————
①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1期，第3—10页。
② 当时不多的一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论文，多是以社会学刊物为园地，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社会科学杂志》、北京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中山大学的《社会科学论丛》、中央大学的《社会科学丛刊》、武汉大学的《社会科学季刊》等等。
③ 北平社会调查所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自5卷1期起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
④ 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半年刊，《历史科学》仅发行了二期，《现代史学》刊行时间虽较长，但内容不是“社会史专攻”刊物，故这些刊物的影响远不能与《食货》相比。
为了促进社会史经济史研究，陶希圣通过《食货》作出了大量的努力。除了亲自主持刊物的日常编辑工作，在经济上为维持刊物每月将自己的兼课钟点费100元补助办刊之费外[1](P130)，陶希圣还以《食货》为平台，组织起一批热衷开展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协作等一些有效的组织方法，来推进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为此，他不仅以《食货》的名义组织了“食货学会”，在每期的《食货》刊出《食货学会会约》，征集那些“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定期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学习和问题讨论，还通过《食货》进行了十分切实的学术组织工作。例如有目的地组织理论及方法论的讨论、有目的地组织力量译介一些国外的研究著作、组织编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论文的索引等等，相当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几年刊物的内容看，基本是朝着当初创办刊物时所制定的目标努力的，这目标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新的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3](p29)。
由于陶希圣的努力及《食货》的影响，使得“考据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15](P282注1)。后来一些卓有成绩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鞠清远、杨联?、全汉?N、何兹全等，大多是由陶希圣的鼓励、推荐，通过《食货》而走向学术道路，并且循着《食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路数走向成功的。例如全汉?N回忆说：“我在1931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史学系，在师长的指导和勉励之下，确立了我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态度。当时，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我对这门课极感兴趣。陶先生不但使我了解经济史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而且使我感到眼前呈现一片新境界，亟待开发，于是决心研究中国经济史。”“1934年我写成《中国行会制度史》，希圣师阅稿后即推荐发表，于时希圣师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促进国人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也写了几篇论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6]活跃于斯时的，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著称的所谓“食货派”，正是以陶希圣所主持的《食货》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重要史学流派。
据统计，从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二年半中，《食货》前后共出版了61期，吸引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者，发表了大小论文300余篇。除了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研究社会史及经济史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等内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妇女、婚姻等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这些文章大致可以说从两个方面具有突破或填补了学术空白：一是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那样，主要集中于上古时期，而是涵盖了从上古到明清的整个古代；其中秦汉以后至明清，尤其是以往研究中涉及不多的时期。一是在所研究的内容方面，开拓出了许多当时正统史学家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新问题，例如有关人的社会身份问题，便发表有吴景超之研究西汉奴隶(2卷6期)，陶希圣之研究西汉的客(5卷1期)，杨一清之研究部曲(1卷3期)、唐代贱民(1卷4期)，鞠清远之研究中古的门生故吏(2卷12期)、元代官匠户(1卷9期)，以及何兹全研究三国国家领民(1卷11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3卷4期)，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5卷8、10期)等论文。此外像何兹全对魏晋庄园经济的讨论，全汉?N对宋代都市夜生活的论述，陶希圣有关“社会组织如家族婚姻等项研究”等[3](P557)，也是从全新的社会史的视角下提出的新问题①。
当时的《食货》，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力量的重要纽带，学术影响也迅速扩大。据《食货》第3卷1期记载，当初《食货》“顶先每期只印两千份，打算发出一千五，留五百预备作合订本，供给将来的需要。创刊号发出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一千。到了第一卷五六期，发行人便每期印四千，发出三千三，赠阅‘食货’会员两百，留下五百份作合订本”[17](p38)。一份个人主办的学术刊物，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形成这样的发行量，在20世纪30年代不能不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曾致信陶希圣说：“《食货》在大夏为最风行之读物，大夏出有《历史社会论文索引》，对《食货》论文几无篇不索，可见同学等之爱好。”[18](P56)晚年的钱穆曾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19](P170)
————————
① 参见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载《第三届史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4页。
关于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学术期刊，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的张春树认为是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7年11月开始刊印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10月刊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4年3月发行的《禹贡》半月刊和1934年12月创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这几个学刊的史学贡献，张春树概括了四个方面：“(1)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2)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3)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4)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其成果，便是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一境域，为近代中国史学标界立基。”[20]而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情况看，陶希圣创办《食货》，标榜“中国社会史专攻”为办刊方向的史学史意义，也正在于这样几点。
三、会通史料与理论：《食货》成功的重要原因
《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搜集和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及其具体实践分不开。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迄止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界，新的历史解释理论与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处于分离状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中国史学的格局也俨然分割：“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3](P360)，即一边是祭着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抽象论述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海派”，一边是恪守“史料即史学”宗旨，结合西方实证与“乾嘉”传统，以史料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作为学术主流的“京派”。陶希圣从上海到北平，似乎已象征着其会通“海派”和“京派”治学路数的意义，而《食货》的创办，则使这种会通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正酣之时，包括陶希圣在内的一些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于是穷研史料，加强专题研究的学术要求便凸显出来。但是在重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与史学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掘相关史料?怎样处理社会经济史料与理论阐释的关系?仍是需要努力实践与探讨的问题。对此，陶希圣通过《食货》所作出的一些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应该说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首先是强调史料的意义方面。针对社会史论战所表现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弊端，陶希圣在《食货》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因为在陶希圣看来，“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而“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此后，在后来几期的《食货》中，陶希圣仍一直强调：“《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有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3](P164)
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陶希圣在办刊过程中反复强调材料搜集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不时地在《食货》刊载一些史料的整理成果。例如1936年8月发行的《食货》第4卷第5期便是“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将陶希圣领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时候，把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收罗在一起”的资料发表。在该《丛辑》的《小序》中，陶希圣在提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的同时，又具体地指出：“要研究唐代均田制度，单看均田令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政府对于每一丁应授的面积是怎样计算的?第二，应授的田是不是全授了?第三，所授的田是零碎还是整块的土地?第四，受田的人自己买来的田，怎样登记?第五，园宅地授予的情形怎样?第六，丁口登记及田地呈报的情形怎样?第七，口分与永业的比例在实际是怎样?这些只有查看户籍，才可以明白。”[21](P193)
对于各种史料的相对价值，陶希圣倾向于首先掌握二十四史等最基本的史料，在认真研读二十四史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再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其他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史料，尤其是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例如在《食货》第1卷第2期“编辑的话”中，陶希圣特别地讲到：“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并且指出：“如果有人想得到一点中国社会通史的知识，最好还是参加那读廿四史的工作。”[3](P76)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的许多“读史随笔”，如《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及田赋改革》、《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等等，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稽相关材料撰写的论文①。
除正史外，陶希圣赞同史料要广泛扩充，其中最为所重的是地方志，认为它是“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之一。为此，陶希圣在《食货》撰文，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著，“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关于整理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意义，陶希圣举例说：“如果把罗马城、雅典城、加答基城这些都市撇开，你怎样想象得出欧洲的古代社会?如果你把威尼斯、几诺瓦、汉沙同盟的几个城撇开了，你就不能谈后期的欧洲中古史了。反过来看，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正在撇开有名的寺庙历史谈封建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远离现实，驾雾腾云，也难怪一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一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了。我们固然要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可惜材料是架空的。在数学上，零加零仍旧等于零；在这里，空加空不仍然是一个空?”[3](P70)
以上的论述表明陶希圣是十分看重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货》是不会在当时考据学派居主流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吸引和影响很多青年学者的。真正使《食货》在社会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刊物所反映的主编陶希圣对历史资料搜集和理论阐述两者之间的会通意识，以及在这种会通意识指导下的研究实践。
关于史料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陶希圣在《食货》中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我并不是反对有一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我不过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我先问一句：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的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他的成见是他自己不承认，或不知道的。没有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意见在心里，你去那儿找那个材料去?”[3](P29)
————————
① 按罗志田曾对“北伐前后史学研究取向中‘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并存这一诡论性现象”，撰文进行过详细的探讨，并指出至陈寅恪“隋唐两论”出版，始“提示着当年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同时，似已出现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的现象”(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所谓“隋唐两论”，即陈氏的两部史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前者出版于1940年，后者出版于1941年，而陶希圣提出要读二十四史、治史要以二十四史为基础的时间是在1934年12月，即早于罗志田所说的“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现象的出现达六七年之久。
在陶希圣看来，方法就好比设计的图案画，材料就好比是成型的房子，其中“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就是房子”。所以陶希圣指出：“方法是史学所必须，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专去搜集史料的工作，容易引入到实证主义那里去，必须严守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做才行。”[3](P201)对于陶希圣的这种观点，吕振羽特写信表示赞许说：“我认为您把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作为均等的重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3](P329)可以说，陶希圣在《食货》中始终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其中在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后面的按语中，陶希圣就又一次强调：“我的意思是这样：没有方法的劳作，和没有劳作的方法，一样是无用的。没有方法的劳作，所得到的只是史料的排列。没有劳作的方法，只是哲学或公式罢了。我很愿意有人时时提醒大家‘严守方法’。不过我不愿意大家只以方法自足。方法也须从观念里面走到历史现象里去，把历史的合法则性指出来，才算得是真确的方法。”[3](P164)
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陶希圣并不主张把理论方法神圣化，不主张用理论阐释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认为理论方法只能指导我们研究历史，但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本身。因为“世间还没有人创一个神妙的方法，使我们一朝得到这个方法之后，万年的万事皆通。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任何伟大的理论家，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任何伟大的理论家不能如《创世记》所说的那样，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即“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3](P505)。更何况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因此历史材料也需要不断地以新的时代的眼光，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新的解释，因为“历史家并不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写下留给我们。他用他的哲学剪裁史实，用他的社会描摹前代，缀成他的著作。”“我们的眼光所要发见的史实，是与他的哲学所存留的史实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本于我们的眼光去重新的发见”，重新地解释[17](P41)。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希圣，对于史料和理论方法的关系已看得相当透彻，也相当辩证。在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及哲学诠释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历史认识中主、客体互动的关系，对于历史认识主体“先见”(prejudice或Voru- rteil)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对这些“先见”限度的把握等认识问题的理论探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这些新的理论反观陶希圣对于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相关论述，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非理论自觉的粗糙的论述，但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仍然应说是具有理论贡献的。
与陶希圣会通史料发掘与理论阐释的史学认识有关，《食货》在刊登大量资料性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刊登有关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先后刊载了讨论经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文章29篇，有关社会形态理论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章30篇，合计59篇，占文章总数的1／5以上。此外，《食货》还选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著，甚至出版“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其选译的标准，“是要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其目的除了推广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之外，还试图让人们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对照，发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因为他认为：“要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精深研究，必须就外国的经济社会史得到精确的知识。在比较参佐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象的意义、特征及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历史发达的必然法则，才能看得出来。”[3](P203)为达此目的，陶希圣拟定了这样几个他认为重要的内容在《食货》上发表：“(a)欧洲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时的各种现象，例如手工作坊、定货制度、账簿组织等。(b)欧洲及日本等处的封建制度。(c)封建制度初生时的现象。(d)中古欧洲的东部，与商业经济同时存在的封建制度。(e)教会及寺庙财产制。(f)资本主义以前的帝国与资本主义发达时的殖民地侵略。(g)殖民地经济组织的特征。(h)半原始种族的经济社会组织。”[3](P203)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陶希圣所拟定的计划并没能得到完全的贯彻，但是从后来《食货》刊发的译介文章看，基本是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
对于因探讨中国社会史问题而步人史学研究的陶希圣，发掘史料也罢，探讨理论和方法也罢，其创办《食货》的最根本的目的，应该说仍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这或者也可说是陶希圣始终不能释怀的学术情结，也是当时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虽然早在创办《食货》半月刊之前，陶希圣就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在于其中。”[22](P11)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具体展现的是怎样的形态面貌?究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史历程?激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没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当时陶希圣本人也没有足以说服他人的论述。于是这种对社会发展形态大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地被带人了《食货》之中。然而此时陶希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是经过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开始努力取径于会通理论与史料，汲取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理路。
如前所述，《食货》的创办缘起，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史料的详尽搜集和具体的专题研究，求得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合理解释。为了展开这方面问题的讨论，《食货》在第2卷第9期和第11期连出了两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到了1937年2月出版的第5卷第3期，又出了一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来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问题。而在1935年7月发行“专号”之前，为了能有效地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陶希圣还代表“食货学会”，在《食货》第2卷3期的卷首，郑重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特辑”的征文启事，呼吁社会和学术界关注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认识有重大关系的史学问题。此外，在陶希圣所拟定的《经济史名著选译计画》中，也表现出其亟欲解决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愿望。在该计划书中，陶希圣指出：“计画的实现，受我们的需要的指导，又受我们的能力的限制。”其中，“在需要一点上，我们选择外国经济社会史名著时，并不是因为那是名著，便拿来译。我们选译的标准，是要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治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需的比较或指示。中国经济社会史上有许多的筋节，如果不能明白了解，全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无从了解。例如东汉时期土地兼并的事实，本身是什么情形，而他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庄田以及寺庙庄田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五代以后，苦恼政府的货币问题以及政府与学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只有把外国史上类似的现象来比较一下，才能在黑暗里得到一线的光明的指示。还有外国经济史上的现象本身，需要具体的分析研究，例如通常人以古代罗马为奴隶社会，但是罗马当时也有广大的农村。通常人总把罗马的奴隶几倍于市民来说明他所以是奴隶社会，但罗马也有广大的自由农民，数量不能几倍于奴隶①。究竟罗马的乡村对社会的影响怎样，奴隶是否比自由农民也多到几倍，这些问题，倒需要考究一个从根到底。不然，我们对中国社会史又少了一段有价值的比较资料了。我们选译，要有这样的标准：为了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史最重要的关键，选译外国名著里社会经济过程可以拿来比较的类似的段落的研究。”[23](P44)因此，从推进对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来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同样也是功不可没。而其价值，也同样表现在史料研究与理论、方法间之会通的努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按：此处原文如此，但似有讹误。
四、余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形势陡然严峻，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史学刊物《食货》，在发行过它的第6卷第1期之后，不得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它的主编陶希圣，也随之结束了他在北平长达六年的平静的书斋生活，结束了他的学术活动的高峰时期，又一次把自己抛入激荡诡谲的政治漩涡之中，再也没能出来。但是仅就《食货》的社会影响看，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门刊物，陶希圣的努力还是相当成功的。1943年，张绍良在《近三十年中国史学之发展》一文中，将1934年定为“探讨时期”。文章对于这时期的史学是这样总结的：“一阵热烈论战之后，并没有使问题得到完满的结论，于是大家感觉疲乏了!中国史的研究乃转变了一个新风气，许多人以为在有限的材料中，作诡辩的论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广泛的历史材料，不如经一番系统的整理和下一番钩沉功夫，中国历史的来踪和去向，是无法解答的。以往对于史料的整理，太缺少功夫了!如何钩沉旧史籍取得新材料，以充实研究的内容，是论战过后史学界的新风气，《食货半月刊》的问世，可代表这一风气的开端，此后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直待抗战发生，这一收集史料的工作，虽失之零零碎碎，但其有形无形中裨益于中国史的整理，是不待言的。”[24]②而当时总结新史学发展的顾颉刚也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尚在草创时期，最近的趋势，似乎已经渐渐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在这点上，陶希圣先生的功绩，实在不可埋没。”[25](p102)这是时人对于《食货》，也是对陶希圣本人在当时史学发展中地位的评估，虽然在1949年以后受政治影响，这些评价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但是近60年过后，当年意识形态斗争的激情已在时光中逐渐消磨，我们再沉下心来回眸近现代史学走过的历程之时，应该说，这个结论依然是可以成立的，而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具有拓荒和奠基意义的《食货》及其主办人陶希圣的史学贡献，自然是不应漠视的。
————————
② 此处引文“不如经一番……”疑原文有误，按表述的句义，似应为“如不经一番……”。
[参考文献]
[1]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台北：台湾传记出版社，1979．
[2]刘道元．两宋田赋史[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
[3]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第1卷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燕京社会科学，1949，(10)．
[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N]．大公报·文学副刊208期，1932-01-04．
[10]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J]．大陆杂志，1960，3(12)．
[11]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发刊词[J]．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1(1)．
[12]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创刊之辞[J]．历史科学，1933，1(1)．
[13]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本刊宣言[J]．现代史学，1933，1(1)．
[14]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编后余墨[J]．现代史学，1933，1(1)．
[15]杨联?．打像为誓小考[A]．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6]黎志刚，林?仿弧Q?俗ǚ茫喝??N院士[J]．汉学研究通讯，1986，5(1)
[17]陶希圣．编辑的话[J]．食货半月刊第3卷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18]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诸问题[J]．食货半月刊第2卷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19]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0]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J]．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21]陶希圣．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小序[J]．食货半月刊第4卷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22]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3]陶希圣．经济史名著选译计划[J]．食货半月刊第2卷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2．
[24]张绍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J]．力行月刊，1943，7(4)．
[2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The Pioneering and Founding Function of Shi Huo Started by TAO Xi-sheng
Abstract:What kind of position should TAO Xi-sheng occup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i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 contribution lies in starting the semimonthly journal Shi Huo (Food Goods), which results from TAO's academic reflection upon the rencountre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s well as his stand change from his political failure to teaching, and which is also a requirement of the ideology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is epoch. In other words, the significance lies in its definite proposal of "specification in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a pioneer and foundation for carrying profound researches in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The success of the magazine benefits from TAO's exploration in combining historical data and theories, which is also a footnote for his statu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