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转型；障碍；中国模式

一　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和投资驱动的基础之上，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每年GDP中只有20％左右用于投资，而中国却高达50％左右，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越来越多的东西卖不掉，国家只好再投资，利用投资带动消费，久而久之就会进入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样可能会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国内的贸易条件变差。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会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而且会使一国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另外，当前的国际环境也是很严峻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降至0.5％，发达国家经济将出现2.0％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将大副滑落至3.3％，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将出现2.8％的负增长。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边和日趋严峻的同时，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外部冲击与内部因素相互交织影响，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为了应对国内和国外的挑战，中国应当寻求经济转型，以实现经济的又快又好又平稳的发展。

二　中国转型中遇到的障碍

然而中国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不过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实现经济模式的完全转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旧经济体制没有完全消除，成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

具体的障碍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第三点，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

总之，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建立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是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中国经济转型的建议途径及意义

中国的传统体制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传统体制的这种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转型的初始条件，对改革道路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未来。

要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广泛应用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各种技术提高效率。其次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对降低成本有重要意义。再次发展信息化，由于信息化可以改造整个社会，能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我国要着重发展软件和服务业。最后，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会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也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增添新的动力。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以“扩内需，调结构”为宗旨的经济转型，将增加国内市场需求，扩大进口贸易，进而对推动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调整、生产格局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还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将大幅减少碳排放量，从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作出重要贡献。

对中国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易事，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还存在重重障碍和挑战。不过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进展让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将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中，赢得“转型”这场障碍赛的最终胜利。

参考文献

[1]金荣学，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省际经济增长差异研究[c]，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6，05

[2]刘伟民，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模式[c]，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04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 背景 世界经济 关系

我国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领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不断提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素质。伴随着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的快速、健康发展，有必要继续经济改革，使得我国进行进行新的转型，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形势

我国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稳居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人均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源环境等方面离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还有很大差距，基于国际国内等形式，中国经济急需要转型。

（一）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

经济协调发展，需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格局。但长期受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主要靠投资、出口来维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重工业建设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手段。虽然这种加快重工业建设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上个世纪发展是比较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落后，基础建设薄弱，急需要重工业的支撑，才能促进我国基础建设的完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建设建设逐步完善，国际国内市场经济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托重工业来发展我国经济的这种初始增长模式，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严重失衡。从国内经济的需求结构分析，我国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内需的不足，导致了依托对外出口畸高；第三产业投入的比例在国民经济的占有比例十分的低。我国的工业虽然强大，但其核心技术很少，产品研发资金投入不足，导致了产品更新、创新周期长；第三产业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说都不高，服务业、信息咨询、金融、出版、科研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数量与质量整体都不强。

（二）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增多

近些年，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民工工程成了我国政府建设的首要工程，每年大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民生工程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当前公共设施滞后于不足的局面，极大提高了国家的生活质量，但在社会上的其他矛盾仍然不断在恶化，矛盾不断突出，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投入还是不不足，由于资源的稀缺从而导致了矛盾不断恶化，不平等现象更为突出。

（三）资源环境约束强化

环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整体上来说，主要是靠能源消耗带动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利用现在能源的技术相对落后，能源利用率比较低下，使得能源价值的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所消耗的能源资源也越来越多，但能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资源环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约束更为强化。

（四）存在着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通过体制创新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大力发展了市场主体，商品服务市场化运作也逐步成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仍存在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随着风险不断加大；美欧等发达国家失业率十分高，导致了个人生活需求低迷；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使得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不断增大。中国出口市场中最大的对象是美欧等国家，因此，美欧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表现为外需不振，而出口却不断下跌。

二、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分析

19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和扩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世界经济逐步融入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国家的经济震动均好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

（一）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上有了突飞猛进，由此带来了我国在国际影响力以及在世界政治经济地位不断靠前，因此，在一定程度了促进了世界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地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成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逐年在上升。现在，传统的经济模式难以满足现在经济发展的需求，急需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转型。首先，中国必须促进本国经济内部需求的发展，只要中国的内需得到了发展，才能使国内消费市场进行扩张，从而来动外需，为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发展机遇，从而有可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其次，中国推动产业升级，侧重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把服务业的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并从知识生产和知识型服务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目标的经济转型，促进全球环境质量的提高，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二）世界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世界经济变化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美欧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风暴，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暴露了经济结构内部深层次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最突出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产业空心化。美欧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风暴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让美欧等西方国家意识到必须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让实体经济回归本位，再让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型低碳经济形态崛起。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将会给中国在新兴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以及市场占有率形成激烈的竞争，且发达国家具有的研发能力和技术优势远高于中国，从而加重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困难。

参考文献：

[1]田苗.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9，（09）.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福利，比较优势，产业升级，经济转型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另一方面，中国也已初步具备了经济内生性增长的技术条件，即：规模经济和技术诀窍、较为完善的资本组织与动员体系、一定数量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以及相对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因此，中国有条件的省市区应发挥研发优势，合理整合技术资源，在承接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制造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结合京沪以及珠三角等地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强化和凸显制造业的服务功能，构建制造业高端服务体系。凭借这样的优势，应该有能力尽快将中国建成先进制造业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水平，由此彻底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79-180.

[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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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5]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M].Prefa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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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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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5篇

>> 定陶县农村饮水安全存在问题和“十三五”提质增效建议 “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大势 提质增效升级持续改善民生 竞进提质 升级增效 加速快递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十三五”首都旅游如何转型 推进“互联网+” 加快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费县农商行：推动改制转型 持续提质增效 山东技改坚持转型发展推进工业提质增效 转型发展新战略 提质增效新路径 丽江： 特色产业引领转型提质增效 我国工业转型重在提质增效 中国国电：推进转型发展助力提质增效 “十三五”应贯穿新型城镇化主线 “十三五”以转型创新为主线的改革攻坚问题研究 “十三五”：江苏经济全面升级的关键阶段 “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三大导向 专家谈“十三五”：改革+转型大幕开启 “十三五”时期经济转型问题探讨之一 “十三五”开局：新思路与改革价值转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十三五”主线是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十三五”主线是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袁雪")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国现在需要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而创新驱动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量的增加，而是靠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正是编撰“十三五”规划之时。这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原因是我国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方式不转就难以为继。”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发展转型，不是一个新提法，从1996年的“九五”计划开始，历次五年计划都对此做出了要求，但转身的质量不高。究其原因，既与观念转变、政策举措、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也与特定阶段的客观支撑条件尚未根本变化、路径依赖性强有关。

如今这些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转型不但是“不转不行”，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当下总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产业竞争力低、环境资源成本高、需跨越中产阶级陷阱等具体问题的“总钥匙”。 不转型难以为继

《财经》：今年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杜鹰：改革开放以来已编制了七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因为世情、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进入以弱复苏、慢增长、多风险为特征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则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国民经济增速的换挡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一系列条件变化和矛盾转化的叠加反映，归根到底要求中国加快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十三五”规划应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为主线，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从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跃迁，保证中国经济换挡不失势、转型不转向。

具体来说，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放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保持国民经济一定增长速度为前提，为转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为切入点，为转型发展取势做好“两只眼”;以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着力点，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以统筹国内国外资源配置为依托，拓展国民经济转型发展空间;以深化改革、强化竞争为动力，建立健全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财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就强调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这种提法还能追溯到更早。在政府大力推动的背景下，仍未能彻底实现转型的困难在哪里？

杜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类似的提法，确实不是新近提出的。早在1996年，“九五”计划就提出了“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此后每一个五年规划都对经济转型提出了要求。

20年过去，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仍未从根本上实现转型发展。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中指出，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产业优化升级进展缓慢，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要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是：从需求结构看，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从产业结构看，主要依赖工业扩张带动;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依赖物质资源和简单劳动投入推动，并带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粗放发展的明显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迟迟未能根本转变，深究其原因，既与观念转变、政策举措、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也与特定阶段的客观支撑条件尚未根本变化、路径依赖性强有关。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近20年来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强劲，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彰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后，这些条件和优势被进一步放大。“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些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又反过来绑定了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使之难以实现质变。

《财经》：现在这些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杜鹰：当前，我国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方式不转就难以为继。

一是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年龄人口已呈现负增长，劳动力成本日趋上涨，通过城乡劳动力资源重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明显减弱;二是由依靠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劳动比上升，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开始显化;三是长期的低水平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严重，企业赢利空间收窄，同时又抑制了企业的再投资;四是以低成本支持传统产品出口增长已不具优势，且不可持续;五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债市、股市各类风险积累，去杠杆化本身又制约了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六是资源环境不堪粗放型增长的压力，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这些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也是好事，可以倒逼我们实现真正的转型发展。

中国现在需要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两种增长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动力机制不同，要素投资驱动型主要靠要素的累加投放，而创新驱动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量的增加，而是靠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转型发展的核心指标，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和结构变革，即产出增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量所解释的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财经》：亚洲地区，尤其是邻国日本和韩国，都有着和您刚才所描述的相似经济发展过程。它们的转型历程是怎样的？

杜鹰：对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转型发展方面的差距。

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间，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1%，台湾地区1970年-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5%，而中国在1992年-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2%，日本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

又比如，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1972年-1997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2%、18.9%和19.9%;而在高收入阶段（1998年-2011年），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46.4%、-0.3%和53.9%，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幅提高了3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而据专家测算，我国1979年-199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4.9%。 解决问题的总钥匙

《财经》：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具体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杜鹰：首先可以作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需求是可以通过供给创造的，产能可以通过升级平衡，推动国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正是破解矛盾的总钥匙。

比如，一方面我国钢铁、有色金属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强度钢、钛合金管材等高端新产品还需大量进口，此类现象普遍存在，意味着创新增长潜力巨大;又比如，“互联网+”推动了新业态井喷式发展，我国网上购物的销售额已超过进出口总额，有效地扩大了内需、带动了就业。

在传统发展方式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新的发展方式孕育了巨大的希望、生机和潜力。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不断赋予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第二，是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仍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许多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仍依赖于人。例如作为信息产业“心脏”的国产CPU性能仅相当于奔腾3、奔腾4的水平，处理速度为世界先进水平的1/10-1/5;高档汽车的发动机，外资和合资品牌占国内市场的份额高达70%以上;机器人生产所需的高精密减速机、高性能交流伺服机、多轴运动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基本被国外垄断;国产涡喷、涡扇发动机主轴轴承寿命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我国每年高新技术装备的进口都要花费上千亿美元。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传统比较优势的消退，重塑竞争新优势已是重大命题和当务之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历史机遇，中国应该加大自主研发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尽快突破一批具有带动作用和战略意义的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中国产业竞争新优势。

第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传统发展方式下，资源环境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环境方面，多种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出环境容量，环境风险日益突出。

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按照新标准全国有7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能达标;水体污染突出，20%左右的国控断面水质为劣V类，57%的地下水监测点位水质较差甚至极差;土壤污染日益凸显，全国20%的耕地土壤污染超标，对农产品质量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在资源方面，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3%，但消费了全球22.4%的能源总量、47.2%的钢铁、36.9%的铜和51%的铝。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这种生产方式不改变，中国要迈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的资源也无法满足。

第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其中不少国家完成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但真正实现现代化、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没有几个，大多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进退两难，一方面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在低端市场上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身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难以在中高端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抗衡，经济停滞不前，发展失去动力，与之伴生的是贫富分化、腐败多发、民主乱象和社会动荡。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学界的解释很多，但归结起来看，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未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6篇

李伟、吴敬琏、夏斌 等 著

>> 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充满变数的2010中国经济图景 浅谈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及发展走势 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几个关键指标 中国经济转型期中的关键 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未来中国经济成败的关键 2012：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关键年 2017是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关键年 中国经济转折关键期 分论坛二：中国经济宏观变数与企业韧性 循环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词” 中国未来的变数 焦虑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秘诀 中国经济的冷热 中国经济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经济的“弊病”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易珥")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李伟、吴敬琏、夏斌 等 著

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

45.00元

《小趋势》所谈论的趋势并不“小” 2014年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包括改革、发展、市场、风险等，它聚焦在短期趋势的预测上，才冠以“小”名。但它预测的无疑是一个变数极大的时代：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中国新上任的领导班子正酝酿“深化改革”的部署，2013年银行钱荒、房价上涨等现象是否会持续，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20多家权威机构和30多位经济学家试图在这本书中给出自己的答案。他们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大体一致，即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过去35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在9%以上，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5倍。要从高速公路上拐个弯，进入限速又拥堵的市区马路，确实会有阵痛。

《小趋势》是国内第一部解读中国短期经济趋势的著作，它给出的第一个预测就是，中国经济现在进入稳中求进的阶段，并开始修补前一个突飞猛进阶段留下的问题。

比如，增长预期。在本书中，不同的专家和机构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不出“七上八下”，在7%到8%之间。这些预测中，只有原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给出了8%的乐观估计，理由是世界经济的好转和对新政府改革的信心。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比较谨慎，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动力总体偏弱，金融风险较多，改革不仅改变了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这无疑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有的经济学家甚至用了“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冰山破裂”这样的形容。

养老金的黑洞。经济学家王福重忧虑中国养老金体系结构性的不合理将最终导致其崩溃。中国养老保险最大的问题是，不同人属于不同体系，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城镇无业军民、农民等各自为政，要么干脆不缴费，要么涵盖率极低。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在工作，基本可以维持。但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除以退休前的收入水平）为30%，而不缴纳养老保险的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在80%～110%，等出生高峰的人退休时，隐形债务就会显现出来。要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最流行的办法是延迟退休，对于年工作时数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折磨”，而对于公务员来说，延迟退休反而能延长其利益年限。说到底，养老保险是“利益问题”。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预测，2014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10%，二线城市上涨5%～10%，三线城市平均保持不变。

房价仍然会涨，但速度放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2014年不可能继续延续市场普遍高涨的局面，不仅供求矛盾会缓解，调控也将向民生轨道扭转。之前有不少关于房地产业泡沫破碎、甚至引发经济危机的说法，而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这些泡沫将逐渐被市场吸收。总而言之，涨还是要涨的，只是慢了点而已。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预测2014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10%，二线城市上涨5%～10%，三线城市平均保持不变。

人民币升不升值，取决于国内经济状况。2013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收于6.0539，美元在2014年是否跌入5以内，成为最大的悬念。两位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位认为人民币将继续升值，一位认为人民币会转向阶段性贬值。但两人都同意人民币不存在所谓“被低估”，汇率已经非常接近均衡水平，2014年国内经济状况在决定汇率水平时起主要作用。

新总理的三把火。总理组阁至今，虽然新的经济政策框架尚在形成之中，但学界认为策略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旧有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4万亿刺激措施虽然保住了增长，却同时导致了一系列的风险问题，比如基础设施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无节制举债等等。新的“经济框架”将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不再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去杠杆降低金融风险，和实施全面的结构改革。换句话说，不采取过激的措施支持增长，并逐步接受日益走低的增长潜力。

“国退民进”经济学家的美好愿望。当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时，必然会有一段“苦日子”，增速下滑，一些企业破产。经济学家提出在这段时间内，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民生水平，即所谓“国退民进”。这些手段包括控制通胀、推进医疗养老等保障、鼓励大学生就业等。其中对房市的改革期待最大，首先要防止暴跌，虽然降价是老百姓的期待，房市暴跌却能动摇经济命脉。稳定房市后，如果能在第一套房的首付比例、利率上实行大幅度优惠，对低收入群体租房保障的制度进行落实，也许中国房市将最终走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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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麟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2月 45.00元

《祖父的六抽小柜》

杨凯麟原来研究的是西方哲学，但从法国留学回到台湾之后，却钟情台湾民艺，从祖父遗留下来的古老事物开始，一件一件地淘，一件一件地收，最终选择与老东西相处，也用细腻而深情的笔触，写下因熟稔而相惜的民艺人。

林语堂、梁漱溟、胡适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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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 35.00元

《1933，聆听民国》

“中国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早在1933年，《东方杂志》便刊登了142人的244个“梦想”，几乎网罗了当时文化界名流，包括徐悲鸿、巴金、老舍、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而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最主流的答案就是：实现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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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佩苍是民国东北大学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与徐悲鸿是至交，但于1942年在成都举办画展时离奇死亡，大量藏品也随之不知下落。60余年后，他的孙子孙元开始寻找祖父的踪迹，拼凑祖父的生平。

启之（吴迪）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4年3月 39.80元

《中西风马牛（修订版）》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7篇

“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

2011年9月2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的文章。文中配一张照片，是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国人，戴着一副京剧脸谱面具，藏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后面。这篇文章的标题和配图的隐喻是，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然在轰轰隆隆地快速前行，隐隐不安的美国社会想知道，中国经济的推动力是什么？中国经济有什么秘密武器？

文章大意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感到非常担心。中国在学术出版物方面的数量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到2015年前后，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数目将超过美国。文章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她的下一代。他们从中国的顶尖学府毕业，正在走出校门，走向市场，开始创业，他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企业家。

文章特别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的海淀街上，有一个咖啡馆叫“车库咖啡”。就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里有几十张桌子，每一张桌上都是几个年轻人在创业。现在创业很方便，因为很多都是在互联网上做事。还有很多天使投资者，其中也不乏一些煤老板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在他们中间穿梭，像钓鱼一样。在美国硅谷的咖啡馆里，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都是一对一地沟通，中国人很聪明，搞了个集体相亲。

那篇文章还说中国最值得美国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发现了美国的秘密：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正是这个秘密，使得过去几十年美国高科技产业得以独步天下。30多年前，年轻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也和今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刚刚走出校园，走向市场，开始创业。这位西方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多草根的创业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

2009年，从硅谷走出去的IPO企业只有一家，而从中关村科技园区走出去的IPO企业是23家。今天，在这个园区中达到上市标准的公司已经超过了1000家。还有无数非部级科技园区。

在这个小小咖啡馆的故事背后，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几个重要而宏大的主题，科技创新，经济转型，大国竞争，还有资本市场。如果缺失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这些年轻人们美好的憧憬，或许会变得黯淡无光。

中国经济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第一，欧债危机：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欧洲人一觉醒来，发现欧债危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危机前的希腊人在沙滩上晒太阳，危机后的希腊人都在街上，一半在游行抗议，另一半在维持治安。欧债远远没有结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中东变局：没有最乱，只有更乱。去年至今，民主浪潮席卷中东。我们印象中的中东，男人都骑着骆驼，女人都带着面纱，好像与现代文明相隔遥远。一年之内，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各路强人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带来民主，今天的中东炮火交加，没有最乱，只有更乱 。

第三，占领华尔街：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从去年开始，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1860年时，美国作家福勒曾经描述当时的人们对华尔街的印象：“华尔街是一个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那里人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憎恶，他们进行着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邻居的财富来养肥自己”。从华尔街诞生的第一天起，美国人民对于华尔街的情感似乎从未改变，一直是“羡慕嫉妒恨”。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危机后，危机的“始作俑者”们不仅没有得到惩罚，而且似乎更加嚣张，引发了“世人皆曰可诛”的抗议浪潮，没有最恨，只有更恨。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会不会有类似的割裂？值得我们警醒。

第四，中国周边局势：没有最险，只有更险。2011年底，朝鲜发生了权力更迭。我们惊奇地发现，过去的几十年间，世事变幻，敌友易手，唯有三八线两边对峙的集团依然故我，从未改变，一侧是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另一侧是美日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不希望任何的突发事件，破坏崛起的进程。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并迅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最险，只有更险。

第五，中国经济：没有最难，只有更难。30年习惯了10%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到了2012年，突然发现增长成为一个问题。去年总理两会报告，讲7.5%的增长目标，全世界反应非常强烈，大家觉得好像中国第一次放弃了保8的目标，震动还是很大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增长，一个通胀，一个转型，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非凡的成长。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还是比较明显的，人均GDP只位列全球百名左右，在结构、效率、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迫切需要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的转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是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欧美危机带来的外需骤降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的外力，社会的进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经济转型亦是如此。

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有相当多的产业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的产业迫切需要增强竞争力，从比较落后的下游，迁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这个过程有点儿像鲤鱼跳龙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跳。

在历史的坐标系上，今天的中国经济处在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

2010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超过43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的门槛。历史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100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了大致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这一陷阱。

除了阿根廷，其他陷入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有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因素很多，各国国情也不同，但问题的本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那就是，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后，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而所谓的经济转型，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社会期望值的增加不会就此止步，两者的剪刀差带来很多国家社会的动荡。

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个产品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真实现状。我们看到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从富士康前些年的“13连跳” ，到近年时常出现的工人骚乱，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社会的期望值迅速飙升，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社会层面亦如此。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从富士康到苹果的跃迁，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可以说，应对挑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

中国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未来10年可谓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10年。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保守一点匡算，参照我国“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左右，复利计算，10年后，中国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大致一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我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有机会赶上或超过美国。第二，人均一万美元，意味着中国将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社会承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或许会更加平坦一些。所以，无论怎样看，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10年。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历史上的经济转型，能为今天我们的转型提供良好的借鉴。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型，分别发生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最后30年。

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当时最重要的产业是石油、冶炼、钢铁、化工等，在第一次转型中，美国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电器、杜邦化工，他们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美国资本市场的并购浪潮风起云涌。1901年，卡耐基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英国的全国产量，而英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华尔街的J.P.摩根组织的财团买下了卡耐基，也买下了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并把它们整合成为美国钢铁集团，一举奠定美国在世界钢铁业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资本市场的平台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跨越重工业化的阶段，并一举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重要转型，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在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四大新兴产业中独占鳌头，而这些产业中的每一个领头羊，微软、思科、朗讯、谷歌，无一例外，几乎全部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发现和推动。不仅如此，金融危机三年后，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冒出两个东西，第一个是iPhone。iPhone横空出世，诺基亚在全球纷纷退市，2009年苹果的股价是70美元，那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现在超过700美元。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三年之内市值翻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第二个是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能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推动发展起来的。

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并不是偶然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其他方式。

我翻译过《伟大的博弈》一书，书中讲述了华尔街发展的历史。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华尔街的背后看到美国的崛起史。大家说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强大？这个国家200年前是一个不毛之地，现在雄冠全球。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奉行了自由经济，最开始的13个州就约定，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而同一时期的法国，从鲁昂到马赛运一车货物过去，需要交纳50次以上的税赋。金融体系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发挥了的巨大的作用，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换变得更加迅捷和有效，近代资本市场的发展更是使得几乎人类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证券化，股份可以变成股票，信用可以变成债券，潜能可以变成期权，在统一的电子平台上，一瞬间就可以实现交换。尽管这样的平台并不完美，而且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存在着过度自由的倾向并为之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是美国生产要素交换的速度和效率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经过200年的发展，把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并在每一次新兴产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我们听说过的关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故事中，有很多坏事。但是，我们也发现，美国经济中所有伟大公司的名字，也都与这个市场有关，通用，微软，思科，苹果，脸谱，无一例外。市场有缺陷，因为市场是人组成的，人有缺陷，人性有弱点，但长期平均来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远高于其他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每一轮产业竞争中，都能够抢先发现新兴产业，并迅速推动其发展壮大。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美国历史上这两个阶段的叠加，我们浓缩历史，希望在未来的30年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一是加速并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二是帮助中国经济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并在全球战略新兴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前者是中国经济存量的整合，需要更多地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后者是中国经济增量的发现，需要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市场化筛选机制。两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而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我们还有机会借鉴华尔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力支持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8篇

>> 新一轮经济周期下收入分配改革再研究 论新一轮经济周期及其战略机遇期 高等教育亟待新一轮改革 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将展开 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基本逻辑 反经济周期的发力 新一轮改革周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在农村 期待新一轮“全面改革 新一轮改革十问 新一轮改革“抓”什么 “启动新一轮产权改革” 新一轮司法改革前瞻 新一轮改革如何着力？ 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 新一轮农垦改革 东北需要新一轮改革 西门子新一轮中国战略全面发力 自贸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发力点 世界：将步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中国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新一轮经济周期亟待改革发力 新一轮经济周期亟待改革发力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陈和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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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反弹至7.8%，这使得中国政府完成全年经济增长7.5%的目标几乎无忧，至少从数字上看起来是如此。10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0.9，达到7个月来最高，也支撑经济稳固回升的势头。乐观者认为，中央新政开始奏效，改革信号释放了市场活力，经济回升有望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但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少人士认为，经济回升可能只是虚弱的反弹，复苏态势并不健康，仍是政府“微刺激”下的基建投资推动，掩盖不了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在路上，短期无忧，中长期多虑，经济反弹后劲不能再依赖政府投资驱动，否则经济的反弹可能就难以摆脱昙花一现的忧虑。而各界期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否通过改革发力来助中国经济“爬坡过坎”，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开启的关键所在。 经济回升之虑

目前市场对中国经济反弹的担忧，实质是争议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足不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态度迥异。针对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形势，国家统计局的表态是：“经济继续上行确实有些压力，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此前，国家主席在印尼巴厘岛出席APEC峰会时称，“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尽管中央总体唱好国家经济数据，今年经济“底线思维”的忧虑可以不要再担心了，但地方政府普遍担忧经济下滑，这与过去“中央担忧、地方报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是投资依赖症仍未摆脱。大上快上项目仍是各地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选，靠铁路、地铁、房地产等投资拉动仍占大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结构调整引导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尚未看到实质性效果。前9个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5.8%，而消费只有45.9%，净出口却形成了1.7%的拖累。实际上，政府投资热潮并未退烧。从目前地方披露的信息来看，城际铁路将在四季度有一波大的开工潮和竣工潮。而四季度铁总突击花钱在即，铁路建设井喷也或将是大概率事件。近日四川推地方最大投资计划，两年高达4.26万亿；而福建版四万亿也曝光，总投资约3.95万亿。地方政府如此投资拼盘，让新一轮投资热潮又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投资热潮的背后，地方债务形势却并不乐观。最新的渣打银行报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24万亿元，约占GDP的四成，约为2010年官方估算值的两倍，部分城商银行可能会倒闭。 地方政府如此投资拼盘，让新一轮投资热潮又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投资热潮的背后，地方债务形势却并不乐观。

三是楼市泡沫、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风险始终没有远行。以楼市为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房地产再调控的预期下，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信号趋于混乱。在大户型或豪宅出现抛售套现的同时，房价快速上涨仍在“进行中”，千人抢房潮又在涌现。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69城房价同比上涨，而住房租金持续上涨却凸显房屋租赁市场供需的失衡，北京连续上涨52个月，广州连涨48个月，深圳连涨51个月。按照两个国际上最常用的标准，中国楼市泡沫极为严重：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普遍在25倍以上，而房产的售价与月租价之比也普遍达到了500～600倍，甚至出现了超过800倍的。很显然，楼市转型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道坎。现在各界形成了一些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面世将是大概率事件，但楼市泡沫仍是经济的一大风险。除了楼市，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风险都是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 体制顽疾之忧

不管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态度的迥异，还是投资依赖症的难题，以及楼市泡沫、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风险，无不指向中国经济背后的深层问题—体制改革。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阻碍，已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绊脚石。主席在10月7日的第21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演讲中大谈改革，称改革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

近日总理用“骑自行车”来比喻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稳”不意味着不动，“不动就会像骑自行车，会摔下来，所以我们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三季度经济增长回升背后，中国经济可谓不悲观，但中长期也不乐观。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短期走势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四季度的经济数据差不到哪里去。国务院最新的公告也显示对全年稳增长目标信心十足，“尽管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中国仍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但中长期的经济回升并非板上钉钉，新一轮经济周期还差临门一脚。实际上，经济的深层顽疾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可能让中国经济失足，这也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而要破解这些体制顽疾，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新政发力将是关键。

主席在APEC会议上的讲话释放了信号：“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当前各界纷纷猜测重点改革领域如何出手，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总体设计已初露端倪。据有关媒体报道，从前期调研和政策制定看，当前谋划的新一轮改革可能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重点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作用，发挥短期效应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城镇化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另一类改革，则是着眼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真正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来增强社会整体效益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下放实质性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权限，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等。日前中国官方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改革路线图。 中长期的经济回升并非板上钉钉。 期待改革发力

目前，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走向万分嘱目。国家主席10月23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表示：“我们将在三中全会上就改革问题作出总体部署。”此前，国务院总理9月10日在大连同出席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举行对话交流时强调，“用壮士断腕的决心继续改革”。而10月18日～22日总理更是5天3次高频率地总结改革、强调改革、部署改革，为三中全会造势。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0月26日在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下个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而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日前更是用16个字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描述—“回应预期，喜出望外，活力大增，股市飙升”。

在笔者看来，楼市转型、产能过剩等问题将是考验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药方是否深化的关键，也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的潜在推动力。

首先是土地财税捆绑下的楼市能否转型升级。10月1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罗伯特·席勒直言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但房价大幅上涨的情况是不买泡沫论的账。中国特色的楼市能否转型升级，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新一届领导人自今年3月份上任以来，并没有对楼市调控推出实质性的重大政策，也未对目前的高房价做出什么评论。外界的预期是，中央正酝酿新一轮楼市调控新思维，或会采取釜底抽薪之法来对楼市进行改革，涉及楼市背后的土地、税收及体制方面。从目前楼市调控转型升级的方向看，可能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楼市调控将会由短变长，建立楼市调控长效机制；第二，楼市调控将由单纯的调控转为改革，楼市改革不是就楼市谈楼市，而是跟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行联动，实际上土地、财税和收入分配等制度的改革力度是否成为一大亮点，将是关系到楼市转型升级的关键；第三，楼市调控将会由横向变纵深，不仅仅依靠横向调控主导的经济手段，把“楼市反腐败”这个政治问题提高到足够高的高度也将是楼市调控的一张黄牌。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转型过程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千差万别，所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所以开展转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不仅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制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转型经济；市场缺陷；政府干预缺陷；合法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1-0060-06

合法地位是政策合法化所追求的目标。[1] Jones认为“任何政治系统中，均存在着两种层次的政策合法化，第一层次为政治系统取得统治正常的过程（legitimacy）；第二层次为政府政策取得法定地位的过程（legitimation）。[2]托马斯·戴伊把政策合法化分解为三个功能活动，即选择一项政策建议，为这项建议建立政治上的支持，将它作为一项法规加以颁布。[3]刘善堂认为合法化包含法学意义上的合法化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前者是指政策的制定方式、程序、内容，以及政策制定的主体应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并同时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后者指如何获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4]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合法化的理解，政策合法化应包含三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政策主体依大多数人的意志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一项政策建议；二是为这项建议建立政治上的支持和对领导权力的承认；三是政府政策取得法定地位的过程，即将它作为一项法规加以颁布。目前，我国经济处在转型期，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经济转型条件下，应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的合法化。

一、政府合理定位：经济转型中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是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阶段不再是单一或部分领域的转型，而是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5]在这一经济转型中，政府主导型经济开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轨，但目前这一转轨过程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政府主导过程是培育市场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改直接调控的行政手段为间接调控的经济手段，动员全社会改革之合力，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对市场进行再造，而不是对市场机制本身的主导，政府综合运用市场化和行政化力量，通过制订政策来推动、调控和引导市场化进程，政府是这一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调控者，[6]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体系逐步成长与政府让渡权力和转变职能同步进行。

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性：一是非自发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介入；二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起点，使得价格不能发挥固有的职能作用，又缺乏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三是国内二元经济结构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四是为尽量减少经济转型中的社会震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改革必然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和思想观念，但又不能震动过大；改革必然要破除原有的体制、规则、组织和秩序，但这个过程必须是有领导、有纪律地自上而下地进行。”[6]因此，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性必不可少。

学界对经济转型的理解大致分社会形态转型说、体制转型说、社会阶段转型说、增长方式转型说、生产方式转型说、市场形态转型说等几种，[7]这几种观点都没有触及到中国转型经济的实质——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合理定位问题。其实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中的政府定位有诸多欠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政府在投资驱动中的主导性依然存在；二是政府依然掌控着重要资源价格和要素价格的规制权；三是传统经济模式中的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严格管控的严格性和获利性的经济性特征没有太多改观；四是国有部门利用法律、政策和资金方面的优势挤压民营经济，导致企业创新减退，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五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严重弱化，如拆迁中动用公检法没收个人资产等；六是政府掌控更大的生产资源和政策资源，企业被迫用潜规则与政府打交道；[8]七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控制着关键性和基础性资源，政府公共权力的重点没有放在公共产品上，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组织经济发展与经济运行。

经济转型中政府定位不甚合理的原因，一是现有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路径依赖严重。原有体制依赖既有的利益格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9]二是政府不愿为经济转型付出应有的代价。转型经济需要政府付出成本，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付出成本，主要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最为突出的是进行结构调整。但是，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争投资、争政策，广泛开辟土地财政，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垄断盛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政府间竞争性市场”；[10]三是政府在治理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市场分割、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方面措施不力，[11]特别是农村各种公共产品不健全，使这一问题更加突显；[12]四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完全，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过多；五是在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方面没有很好地实行公益性和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分类管理；[9]六是经济竞争规则不完善，无序竞争严重，竞争矛盾和社会混乱加剧。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应加快以公共产品服务为主要职能的转型，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加大私人权益的保护力度，克服土地财政，打破行业垄断，确保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合理定位，质言之，政府合理定位是经济转型中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前提。

二、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边界

其一，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当代西方政府干预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的。美国学者戴维·施韦卡特指出，“当市场运转不灵时，经济允许国家干预。”[13]美国学者约翰·罗默也认为“市场经济中应该有国家干预。尤其是为收入分配进一步平等化”。[13]即使一贯突出市场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如经济学家Woff指出，东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限制政府在经济决策方面的作用，尽管管理市场存在不完善及缺陷，仍让其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14]“修正学派”更是特别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市场‘有意扭曲价格’和系统地干预生产激励机制，以达到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

本文所说的市场缺陷是指宏观市场缺陷，包括市场失灵和微观市场缺陷。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一词源于西方经济学，是指在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场合或领域，市场机制丧失了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在一个价格体系中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不完全性”。他还强调“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将会使用其可利用的资源尽可能地生产出有用的物品和劳务。但是，在存在垄断、污染或相似的市场失灵的地方，看不见的手的显著效率特征可能遭受破坏”。[15]意思是说，市场失灵是市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固有矛盾，必须由政府加以干预。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经济外部性、公共物品需要、收入分配不公、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等。但是，萨缪尔森又指出“即使在市场体系完美地起作用时，它仍然可能导致一个有缺陷的后果（flaw outcome），其突出表现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这种情况是在市场没有失灵的情况下发生的，即市场机制正在完成它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是微观的市场缺陷，而不是市场失灵。根据萨缪尔森的观点，这种“市场缺陷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失衡、经济周期波动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16]

市场失灵发生的直接条件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不充分，而微观的市场缺陷产生是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即使市场机制在充分竞争条件下高效地实现资源配置，其自身的运作也必然产生种种市场缺陷。[17]这两者都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有效克服。政府干预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如社会保障体系、反垄断、环境污染的治理等，政府干预效果更显著，解决起来更有效率。这三个方面不是指“市场不能”，而是指市场做不好，或是能干好而经济上不可行或成本太高。

这里需要强调，政府干预是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最终取代市场机制。换句话说，政府干预是指能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政府行为，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通过法律、规则和管制来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以矫正、改善和补充市场缺陷的活动。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决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适度的政府干预是为了实现市场经济有规则、有秩序地运转，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社会福利不断提高。 [15]基于市场缺陷，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普遍赞同政府的适当干预。从凯恩斯开始到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对政府的适当干预的作用作了阐述。[17]但是，应该清楚，政府干预都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同时，政府干预也存在缺陷，即存在政府失灵。

其二，政府失灵——政府干预的缺陷。公共选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首先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认为政府失灵就是指政府难以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行事。也就是说，政府并不能利用国家强制力主动纠正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也不能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不仅不能纠正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反而会扭曲资源配置。[18]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缺陷同样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政府干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决策导致政府失灵。现代社会的三种政府决策模式（投票决策、利益团体妥协决策、精英决策）都无法兼顾公平与效率，也不能解决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问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失灵；二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失灵。政策实施过程需要成本，如果政府干预成本远大于干预的收益，政府干预即出现失灵。政府干预成本有两种，一种是政策实施中的行政开支，另一种是政府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会造成人财物的大量浪费。这两项政府干预因成本过大而导致政府干预失灵；三是“政府主观失误”，即政府由于判断失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政府干预出现失误在所难免，这种失误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失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成熟、不规则，再加上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缺陷更加严重。 [19]

政府干预缺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确定了政府干预的能力边界，由于对市场失灵的恐慌，市场主体对政府干预经济产生了无限依赖和对政府能力的无限信任。其实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它也会面临信息不足和如何进行最佳选择的难题。因此，政府干预应有所限定，限定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大多数经济主体并不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总是要面临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挑战，结果往往会产生认识的偏差”；[19]其次，政府官员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经济人’只追求个人利益，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20]因此，用交易制度对其进行行为制约很重要，以达到“制度设计是让恶者做善事”的目的；第三，利益集团容易俘获政府。施蒂格勒指出，“政府的规制机构常常被他们的规制对象所俘获，从而成为创造与再分配租金的载体”。正是因为政府的规制机构容易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达到损人利己的行为目的，政府才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第四，政府决策中的政治博弈。在决策博弈过程中，政府考虑的不是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如何平衡利益冲突，政策最终总是对弱势团体不利，而更多地有利于强势利益团体；最后，政府组织资源的低效。政府机构组织和成员之间具有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和政府组织资源的高度垄断会导致政府组织行为的低效率。[18] 总之，现实中的政府干预市场并不总是那么有效，政府干预的效率目标要求政府干预不能妨碍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所以，政府干预要根据效率要求确定政府行为的边界和建立政府的行为规则。[14]

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都存在缺陷，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关键。公共选择学派指出，“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的时候，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18]只有协调好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社会利益最大化才能实现。只有当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时，政府干预才能予以补充。 [20]市场缺陷的领域也决定了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内容。 [21]转型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应相互补充和相互协调。那么，如何寻求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均衡点？现实中如何把握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平衡呢？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选择性”干预是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尺度；二是用权利制衡权力是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保障；三是公民参与是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基石。

三、“选择性”干预：政府干预市场政策的合法化尺度

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要在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缺陷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在政府与市场作用功效的大小之间寻求二者的“均衡点”。世界银行报告说，“没有一个计划机构能够计算和管理所有物品和服务的相对短缺性，也没有一个政府敢于没有把握地信赖自由市场。”世界银行行长普雷斯顿在《东亚的奇迹》前言中提出了“选择性干预”概念。[35] 他说东亚国家成功的政府干预经验在于基本经济原则和选择性干预两类公共政策。其中选择性干预就是强调政府干预市场要有所选择性，必须市场优先，市场先于政府，[22]有效和有秩序的市场扩展到哪里，政府的规模与范围就应该收缩到哪里。[19]“政府干预市场行为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尊重型干预，即尊重市场主体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政府对市场不干预或少干预。二是保护型干预，即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有秩序地进行交易，重点强调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23]三是选择性干预，即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减少在市场机制行之有效之处的干预，而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之处增加其职能，既强调公平、公正，也强调干预效率。其实，作为干预者的政府不但要有公平公正意识，还应该有效率意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工具，确定是否干预。如果干预净收益为负，则这种市场干预应该予以排斥。政府应合理确定干预市场的有效性边界，主动排斥部分干预需求，减少干预制度的无效供给。”[24] 因此，政府对市场的选择性干预政策必须遵循以下六个原则：

一是分享增长的原则。分享增长的原则是指公共政策涉及的所有人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都将享有份额。因为市场分配方面存在缺陷，在政府干预中，广泛分享政策中的经济福利增长与改善给政府领导带来合法化理由，使政府干预总是能较好地同市场机制配合使用；[14]二是干预领域的限度原则。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应该取决于社会与市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则来自于公平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来自市场失灵的矫正需要。对于经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来自完善市场制度的需要。由于存在政府干预缺陷，政府必须依据本身的能力确定干预的适当范围；三是制度生产原则。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制度生产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发展中国家要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来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市场的诸多无序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性和运行性市场规则。因此，市场机制的经济秩序就是健全和完善市场规则，促使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化。[6]把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四是反垄断原则。最早系统研究政府消除垄断职能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皮古、张伯伦和琼·罗宾逊，他们提出“政府颁布和执行反垄断法，政府对垄断企业的价格、利润和服务质量进行规制监督，对自然性垄断行业实行政府直接经营或政府所有、特许经营”。[6]经济转型现实中，行政垄断根深蒂固，经济主体竞争行为不规范，法律地位不尽平等。为保证市场自由竞争的展开，政府应通过制定和执行反垄断法来抑制垄断组织和垄断势力，承担起反垄断的职能，[21]营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以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五是政府干预目标原则。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公共财政理论》中，把政府干预的经济目标分为三种：“一是稳定经济，建设一种实现充分就业条件的经济；二是收入分配，按平等和效率原则建立起人们基本能接受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三是资源配置，减少从宏观制度来理解的资源浪费，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25]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的总目标至少要坚持维护国民经济平衡和适度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必要的社会公正等；[26]六是效率最大化原则。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干预的出发点要坚持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阶段调控的对象与环境，选择效率最高的手段，计划与市场组合中哪种更有效率就用哪种。干预成本的存在需要政府权衡干预成本与干预收益，“政府干预收益是其干预活动的最终总产出，并具体表现为其干预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和改进。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这种干预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成本大于收入，则这种干预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因为干预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干预行为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形下，选择不干预是理性的。”[19]经济转型的阻力不仅来自旧的利益格局，也来自人们对市场与政府作用边界的认识不清。[17]政府干预应坚持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为原则，改革才会实际地发生。[6]

之所以要有诸多原则的限定，是因为“国家悖论”的存在。诺思认为，国家政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诺思的“国家悖论”，又称作“诺思悖论”。因此，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就成为政府干预中的关键问题。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权力制衡权力，二是用权利制衡权力。下面主要论述用权利制衡权力。

四、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保障

权力的扩张与失控是导致社会失序最核心的问题。权力强化从短期和表面来看似乎更有效，但很容易导致权力本身失控，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权力基础受到削弱、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维护社会公正的能力严重降低。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内外部无法约束的力量，其根本原因是正式权力规则的失效。因此，有人讲社会管理首先要把权力管起来。[27]其实，权力与权利是人们分配资源的两种互补形式，不同的是权力是以社会的名义强制地行使的能力，而权利则是私人性的、范围有限的一种权益获取资格。权力比权利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使权力在资源配置方面掌握绝对主动权，从而容易对公民权利进行侵夺。随着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社会利益体系的分化，整个社会从逻辑上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权利大量存在于市民社会，而权力则大量存在于政治国家。专制社会的权力横行，没有权利的栖息之地，而民主社会的权利与权力即制衡又共存，使利益的法律形式呈权利与权力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28]权利和权力是利益的法律形式，权利与权力的本质是利益，利益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权利与权力的对立。[29]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性以权利和权力错位为表现形式，出现二者相互排斥、相互离异、相互限制的趋势，使二者的平衡基点受到破坏，有必要对此进行矫正，找回它们的合理平衡。[29]由于“市民社会的个人权利是政治国家公权力的基础，并且私权利决定公权力。现代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在于市民社会的存在”。[30]也就是说，权力最终来源于权利，权利最初起源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对抗。 [31]思想家和政治家先后提出多种方略寻找最佳的权力制约途径，较有影响的一是以权力制衡权力，即分权，二是以权利制衡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模式很难从根本上制约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才能找到制约权力的最终途径，原因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权力来源于权利。多元利益社会强调权利本位，以权利制衡权力有更多的本源性制约功能。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再加上权力主体的强者地位和主导地位，容易导致权力腐败行为。权力是权利的高度聚合，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却源于权利。权利具有广泛性，具体表现为权利主体、方式和客体的广泛性，权利主体包括所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行使的方式是一切合法的方式或渠道，权利客体是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权利制衡权力具有终极性，民众既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单独或联合制衡权力，也可以启动权力制约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法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权利与权力的平衡。[32]

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钱颖一教授提出，“一个无限的政府，无论是权力无限还是规模无限，都是无效的政府。只有权力有限、规模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有限的（limited）和有效的（effective）政府”的概念说明，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干预缺陷。[14]

五、公民参与：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基石

在政府干预政策合法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十分必要。在我国，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的合法化缺少公民的积极参与，因此，有必要为公民参与政府干预政策提供机会，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提供可行性条件。随着市场化改革和行政民主化的推进，政府已无力单靠自己的力量制定出公正合理的政府干预政策，来满足各利益团体的需求，政府干预政策合法化过程中有序引入公民参与，有利于社会各利益群体进行公平性博弈，并可以克服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腐败，保证政府干预政策的民主性与合法性。[26]

公共利益与公众参与是政府制定“选择性”干预政策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因为公民参与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减少现实执行中的阻力，公众也会对政府行政人员的艰难决策更为理解与支持，会成为对政府具有同情心的评价者。用杰弗逊的民主观来看，“公民参与的核心原则是，公民参与会产生或制定出更多的公众所偏爱的决策，以及社区对决策更多的认同。”[33]

公民参与是政府干预合法化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政府是否包含着被认可的价值，才是有无合法化的最好证明”。[34] 应该说，政府干预合法化的基础就是能否取得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而影响公民对政府政治认同感的关键因素，必然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公民参与政府干预政策的制定则成为公民权能否得到保护与实现，以及政府绩效能否达到公民的期望值的最有力的基础。[35]经济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公民参与，政府、市场、社会团体都应成为资源配置或社会治理的权力主体，政府并不是唯一之主体，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人和公共服务的最终接受者，必然要对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进行检查和督促，保证公共服务的正当性、有效性和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公民参与政府干预政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政府沟通和达成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加大对政策的认同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34]市民社会强调社会化服务和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注重公平与效率和公益与私益的统一；强调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摒弃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 [36]在利益分化的市民社会，政府干预政策的价值目标既要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公共利益，同时又必须尊重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政府干预政策过程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信息反馈及政策的再制定等诸多环节。在利益多元的社会，要使决策平衡各方利益，必须让各利益主体有充分的利益表达。通过利益博弈过程，增强政策对公众利益的回应性，以此来提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合法化过程。

公民参与能使各利益团体将公民个体分散的政策资源聚合，形成外在于政府的力量来制约政府权力，推动政策过程的公开化与民主化，提升政府对公民利益需求的回应性。[37]公民参与形式是通过制度化、合法化的公民与政府互动来完成的，主要包括关键公众接触、公民调查、公民投诉、公民会议、公民听证或咨询委员会、公民论坛、社区发展公司等形式存在。[38]通过建立权利分享、权力监督和博弈制衡等机制，公民参与可实现对权力扩张和公共利益异化的治理，确保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利益群体希望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参与地方或基层国家机关的各项决策，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这是民主社会进步的表现，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也为公民参与政府干预政策合法化过程提供了可能。

结语

转型时期的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它是一个涉及到政府转型和行政体制变革的系统化工程。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崛起至少需要两个30年。[33]转型时期的我们，正好站在前后两个30年的交点，如何从后一个30年起步十分关键。政府转型首先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定位，主要是看政府能否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支持各类经济成分健康发展；能否改善经济治理结构，让各类资本充分参与并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33]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保证民众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政府干预政策合法化的标准。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要使国民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提高他们生活的满意度。[39]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的合法化，首先要求政府要合理定位，这是经济转型中政府干预市场的合法化前提。

当代西方政府干预理论都把市场失灵作为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前提。政府干预要作为市场的补充而出现，在必要的时候来挽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后果。其实，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缺陷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合法化的边界，在市场没有失灵时用政府调控取代市场是没有社会效益的。[40]政府干预实际上都是要帮助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41]遵循分享增长的原则、干预领域的限度原则、制度生产原则、反垄断原则、政府干预目标原则、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使“选择性”干预成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合法化尺度；权力的扩张与失控是导致社会失序最核心的问题。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就成为政府干预中的关键问题。权利制衡权力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合法化保障，而经济转型期的公民参与能使各利益团体将公民个体分散的政策资源聚合，因此也构成政府干预政策的合法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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