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940年4月，冯兰瑞到了延安，在中共中央青委工作，除编写青运史外还写了一本《徐特立传》。1945年，到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任编辑、记者。1946年5月，冯兰瑞随丈夫李昌到上海，领导创办了上海《青年报》，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10月，随李昌回北京，到《中国青年报》任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编。1953年，李昌调哈尔滨，冯兰瑞调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1954年，调到哈工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同时考上了中央党校。

1956年，冯兰瑞随李昌工作调动回到北京，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期间被下放河南干校。1974年，她参加了于光远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编辑工作。1975年7月，被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她参加组织了在1977至1988年间召开的4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并作了重点发言。她与人合作撰写了《驳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论按劳分配中的平等和不平等――驳“”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和“”在平等问题上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等系列文章登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上。1977年冬冯兰瑞参加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撰写，两文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电台，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冯兰瑞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原则但不是惟一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个人消费品领域的具体表现”等很有影响的观点。1978年，她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劳动就业的问题。1980年，冯兰瑞发表《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多篇文章，1982年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就业理论》的文章。

在经济学领域之外，她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也有研究。1979年初，她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在《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最早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8年，冯兰瑞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和劳动力的商品性问题，这一明确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又是重大理论的突破，对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重要作用。1996年，她又写成《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及其对策》一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引用或摘登，获《新华文摘》1997年“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一等奖。直到今天还常被一些报刊、书籍引用。她成为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跻身中国经济学分配理论专家之列。

她用3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重构》一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被《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报刊多次引用。1999年12月，她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60多万字的《冯兰瑞经济论文选》。

冯兰瑞的研究始终站在改革的前列，勇于打破理论成规，对一些经济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冯兰瑞在学术上的成就引起国外的重视，1983年开始，她多次被列入多种《世界名人录》，被国外媒体称“成功的中国女士”。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论著；经济思想；百家争鸣

China’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SUN Da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an Era. Firstly,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there were economic19497 works, including 3837 monographs and 1781 translated works; there were 2448 periodicals with economics explicitly in their names and 364 newspaper economic columns. Secondl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including Marxis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conomic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They probed into basic economic theory,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economic system,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issues concerning population, land, money and public finance. Some of their result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today.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Era; economic works; economic though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传统中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没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科学，中国近代经济学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出版机构，涌现了大批经济学家，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论著，探讨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情况，胡寄窗先生早在1984年即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权威论述。[1]本文在胡先生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史料和个人的浅见，对民国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增进对民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认识。

一、 经济学论著的繁荣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当时经济学家赵兰坪指出：1934―193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2]。由此可见当时经济学界的盛况。对该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状况的了解。

（一）经济学著作

笔者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和谈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二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

统计方法：先按年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的书籍16034种，然后将《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收录而《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未收录的书籍一一标出，并将此标出的补充书籍进行统计，最后将两项统计汇总。

从表1出版总量分析，民国（1912――1949）年间中国经济学学界著作总数为19497种。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对于一种从无到有的新引进的学科，其接近2万的著作数量应是相当惊人的。从出版时间分析，1911年以前（清末）10年著作总量才111本，1912年民国成立后，1913年一年陡升至72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1928年达369种，1929年更高达598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1934、1935、1936三年，每年都达900多种。1937年后受抗战影响，经济学著作有所减少，但减少并不明显。从著述方式分析，编述类和编著类总和为13879种，占总量的7118%，居第一；专著类3837种，占总量的1968%；翻译类1815种，占总量的913%。编述类占总数的6714%，说明编述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主要著述方式，但专著比例近20%，已占有不小的比例，自撰与翻译的比例约为91∶9，自撰已占绝对优势，翻译比例非常小。由此可以认为，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著述，已摆脱了完全贩运外国著作的“述而不作”阶段，进入模仿与研究时期。

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1815种外国经济学书籍，其中，1911年前仅34种，民国（1912―1949）年间共1781种。1928―1940年为经济学译著出版的高峰，每年出版均超过50本。1941―1948年因通货膨胀，时局动荡，译著数量有较大程度下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翻译苏联著作就达57本，中国正在进入学习苏联的新时期。

在中国经济学译著总量中，从日本翻译472种，高居第一，其次分别为美国299种，苏联246种，英国239种，德国100种，法国64种，反映了这6个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对中国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学水准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却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直接相关。比如日本，其经济学水准比中国高不了多少，但日文著作在中国翻译却最多，这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侵略）相关，美国、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苏联在1920年后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影响。从经济学译著上也可看出近代中国成为日、苏、英美这三大势力的角逐场。

近两万册的经济图书，其中有多少有分量的著作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指出了150余种中国经济学名著。[4]著作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外国在华经济学者。内容包括经济史、经济地理、人口、土地与农业、农业、工业、矿业、劳工、商业贸易、交通、中国货币史、中国的银行及银行史、白银与中国币制改革、外汇侨汇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财政史、财政问题、公债、赋税、岁计与会计、统计物价及物价指数、一般经济、经济计划、外人在华经济势力等23类。1994年叶世昌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简述了58种此时期的经济学名著。[5]方显廷与叶世昌所列名著因选取标准的不同，可能对名著有不同看法，但近代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已提到。

（二）经济学期刊

经济学期刊是经济学家的载体。1936年张肖梅统计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248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有些机构办有刊物多种。[6]1936年9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1018卷，共有中文杂志420种。

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和《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统计， 1949年前经济期刊共计达2479种，每年创刊数量分布见表2。

统计方法：将上述二书所收期刊目录里明确以经济、建设、农业、工商、实业、贸易、金融、银行、财政、税务、统计、物价、会计、劳工等命名的经济类期刊一一列出汇总，共得期刊2479种，然后对这些期刊的创刊时间进行统计。在2479种刊物中，1912年前出版为31种，民国（1912―1949）年间出版为2448种。

上述2479种经济期刊没有包括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如《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也没有包括各大学的学报，如《燕京学报》、《金陵学报》等。当时发表经济论文还有另一重要阵地，即是时论综合期刊，如：《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学艺》、《中央时事周报》、《复兴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独立评论》、《文化建设月刊》、《时事内编（半月刊）》、《时事月报》、《申报月刊》、《文化建设》、《新路》、《观察》、《中华月报》、《国闻周报》等。

从表2可知，1912年以前经济期刊创刊数量较少，每年仅有几种甚至没有，1928年后创刊数量大幅增加，每年均达50种以上，最高为1946、1947、1948三年，每年创刊均超过140种。20世纪上半叶经济期刊每年创刊数为一典型的上升曲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轨迹。

在2479种经济期刊中，能坚持出刊两年以上的较少。那么，这些期刊中到底有多少重要的有影响的期刊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列举了133种著名期刊[4]，其中普通经济期刊26种，如：《经济学季刊》、《社会科学杂志》、《经济汇报》、《新经济》等；专门经济期刊107种，如经济史类的《食货》、土地类的《地政月刊》、工矿类的《资源委员会季刊》、金融类的《银行周报》、财政类的《财政评论》、统计类的《统计月报》等。方显廷所列133种重要经济学期刊，类似于今日的“核心期刊”。

（三）报纸经济专栏

报纸为当时经济学家的另一重要场所。各大报纸的时评、社评、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如《大公报》的时评和星期论文，以及《申报》和当时的《中央日报》等报的专论都是引领舆论者。

报纸上的经济专栏，是集中发表经济见解的地方。笔者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统计，报纸经济专栏总量达364种，其中以工商业和经济总论最多。报纸最早举办经济专栏的有：1919年4月《时报》主办的“实业周刊”，1920年1月《时事新报》开办的“工商之友”。影响较大的有1933年3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主办的“经济周刊”，1932年12月《申报》出刊的“经济专刊”。报纸经济专栏各个时期创刊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报纸经济专栏在20世纪20年代前只有1种，20年代36种，30年代118种，40年代209种。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乱年代，报纸经济专栏却是最繁荣的时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经济学著作有19497种，其中专著3837种，译著1781种；明确以经济类命名的刊物2448种；报纸的经济专栏364种，而清末（1911年及以前）只有著作111种、期刊31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二、 经济思想的百家争鸣

民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思想界出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的百家争鸣。经济思想界也不例外，一时名家辈出，派别林立，争论迭起。本文选取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探讨争论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对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情况有一大略认知。

（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分歧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有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存在，但它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没有了独立形态，附属于前述三大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毁灭规律。陈翰笙、薛暮桥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团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代表作。

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该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工业化），如何防止经济波动（反通胀等），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为代表作。主要学术社团为中国经济学社，对学术界（学校、研究机构等）以及对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影响。

民生主义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后来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兴起了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热潮。信奉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者主张将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理论学理化，建立一个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说》被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中心旨在弘扬中国先哲的经济学问，对抗与批驳国内流行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说，以“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家祝世康建立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社，发行《经济论衡》杂志，出版民生主义经济学系列丛书。鼓吹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与政府联系紧密者，如立法院的陈长蘅、楼桐荪、吴尚鹰与陈伯庄等。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

三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正面论战少，但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批评其他两种主义。比如：批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适合中国，而许涤新则批判全体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早期的马寅初既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反对孙中山节制资本说。

三派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生主义经济学由于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争论激烈，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取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取向，不直接争论主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大大削弱，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以农立国”派的章士钊、梁漱溟等为其代表。总体来看，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潜流通过流行的经济思想而表现出来。三大流行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态度不同，民生主义经济学提倡中国固有思想，提出“发扬旧道德，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英美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偏向于批评传统思想，唐庆增进而提出整理旧思想，建立新经济科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思想也主要持批判态度，为此，还批评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毕称希腊，忘掉自己祖宗的毛病，提出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态度。[7]

除上述经济思想之间的分歧外，每种经济思想内部仍有不同。英美派经济学内部就有留学国别的不同，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不同国家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教育；信奉理论的不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歇尔、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等各种思想在中国均有宣传者、信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党外之分（如薛暮桥与王亚南）。民生主义经济学内部也有学者与政治家之分。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

（二）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

1928―1936年，中国思想论坛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或中国经济性质的激烈论争。①①有关这场争论的史料可参考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研究可参考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和温乐群等著《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场争论缘起于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的争论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域的论争，以王学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派以《新思潮》为阵地，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中国托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涉及如何估计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他政治人物和学者如陶希圣、何干之、周谷城等人也参与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的王学文、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论证了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争论双方均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这场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至1936年，中国经济思想又出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同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双方论争的焦点为：1农村经济研究对象。《中国农村》派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经济》派则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2农村社会性质。钱俊瑞等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王宜昌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可以将它总结为革命史、史学史、社会史的重要论战，笔者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王学文、、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发表论著也以“经济研究”的名义，因此，该场论争也应该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经济制度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对世界与本国的经济危机和日本的侵略，兴起了统制经济思潮，与此同时，批评统制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中后期，设计战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大致有四种倾向，即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自由经济、混合经济。

主张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等，他们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快速工业化，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压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生产、消费和就业自由，计划经济与民主不能并存。和共产党都主张计划经济，然而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却相差甚远。主张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即保留私有制的国家计划；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目的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全国计划。

主张统制经济的代表人物有罗敦伟、刘大钧等，他们倾向于德日模式，认为统制经济可以快速建设经济，国防强大，并可保留私有制。批评者认为统制经济模式容易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主张混合经济代表人物有谷春帆、马寅初、何廉、吴景超、夏炎德等，他们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苏联、英美、德日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混合经济制度论得到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王亚南却批评指出，混合经济论难以成立，因为每个社会必有一种主要生产关系，不存在混合制度。

以上代表人物仅是大致划分，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常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马寅初最初主张自由主义，30年代主张统制经济，40年代主张偏向自由经济的混合经济。

（四）人口问题的讨论

1949年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一类国家，这两种现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对此，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陈长蘅、董时进、吴景超等人认为，中国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太少，已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这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将永远贫穷，并会出现人吃人现象。孙中山、、萧铮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潜力无限，贫穷原因在于制度不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存在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即使有此问题，也应该强调增强土地利用，而不应强调自杀性的人口控制政策。

前一派学者均主张控制人口，但对控制人口的原因认识也有不同，陈长蘅认为中国人口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原因，因此主张实施较严厉的节制生育政策。董时进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为保持水土平衡要退耕还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必须控制人口，以防止人地失衡。谷春帆认为工业化初期，资本筹集艰难，必须暂时减少人口。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初期，食品、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值率会大增，必须控制人口。谷春帆、吴景超均认为控制人口为阶段政策。

后一派观点之间也有区别，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多是优势，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增加率不断下降，可能亡国灭种。萧铮认为应从增强土地利用、发展生产、改良制度方面去解决中国贫穷问题，人多不是贫穷的原因，中国江南一带人多恰恰是富裕的象征。王亚南却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多少问题是枝节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在争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的时候，1935―1936年，人口与土地的论战爆发。翁文灏、陈长蘅、胡焕庸提出了“中国地大物不博论”，萧铮、汤惠荪、张丕介等地政学院的学者群起反驳之，他们认为翁文灏陈长蘅对中国地力估计太悲观了，中国可耕地多，开垦荒地大有作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就没有人多问题，人多恰恰是劳动力丰富的表示。萧铮的结论是：“土地问题者，非为怨天时之不顺，地力之不厚，而为不良的土地制度之妨碍地利。人口问题者，非为生齿之过繁，而为分布之不均，素质之不良。”[8]

人口多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关于人口的争论近代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控制人口与反对控制人口两种声音很难说哪一个占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奉孙中山为国父，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多还有利于抗战，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还公布了奖励生育政策，三个以上的孩子免费教育。抗战胜利后，“六大”又通过了生育节制的议案。不过，奖励和节制人口的政策均没有认真实施过。

（五）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

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以农立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工业化。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如何，传统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持续出现了“以农立国”同“以工立国”的论争①①相关史料可参看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版）和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争各方大致可分为重农、重工、工农并重三派。

20世纪20年代，重农派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国贫富悬殊、政治经济危机频发，而农国社会安定，农国可以离工国而独立，工国的食品却必须依靠农国，农业为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以工立国派以杨铨、恽代英为代表，他们认为农业国在现代世界不能独立生存，工业化为时代潮流。

20世纪30年代，重农派以梁漱溟、漆琪生为代表，他们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先农后工。重工派以吴景超、刘大钧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机械取代筋肉可大大提高生产力，应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工农并重派以马寅初为代表，他认为农业不能致富，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所以应工农并重。

20世纪40年代，重农派以杨开道、董时进为代表，主张农业攻势，工业守势；农业要超得过人，工业要赶得上人。重工派以周宪文、王亚南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工农并重派以翁文灏为代表，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主张。

以上三次大的讨论都是由重农派首先发难，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体现了中国重农思想的坚固和强大，这也确实提醒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忽略农业。争论的后期，大家对工业化为时代潮流、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六）土地问题的论争

民国期间，中国地权集中，问题成为包括与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也成为经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他们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宣传彻底平分土地，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派以董时进、卜凯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切，甚至认为政府二五减租也不应该，佃农生产效率优于自耕农，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是土地利用而不是土地分配，主张完全维护地主所有制；一派以萧铮等地政学会会员为代表，主张“税去地主”，“买去地主”，实施孙中山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除上述主张外，阎锡山还提出了“土地村公有”，主张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强的政策性。苏区和解放区实施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政府号称要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公布了《土地法》，宣传和部分实施了二五减租，但耕者有其田却从未实行。

（七）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刘大钧、吴景超、马寅初等人就讨论和设计过工业化方针，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工业化思潮。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中暴露出中国工业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无情事实，使思想界达成了必须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共识。在设计各种工业化方案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化路径的论争。

关于国防与民生的关系。翁文灏、吴景超主张先强后富，以国防为中心。刘大钧、马寅初等主张先富后强，以民生为中心。

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的关系。翁文灏、简贯三等认为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国营为主，重工业国营。马寅初等主张优先发展轻小工业，民营为主。

关于资本筹集。谷春帆、钱昌照主张利用外资，认为资本无民族之分。丁洪范、祝世康等强调以国内储蓄为主，以防止外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

关于规模与速度。翁文灏、伍启元提出一五计划投资300亿元，20年左右赶上德国、苏联。藤维澡提出一五计划投资200亿元，10―15年赶日本。谷春帆设计一五计划投资135亿元，10年左右基本工业化。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工业化的系列著作，刘大钧主持出版了7种，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主持出版了三种，与此同时，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上述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经济学。[9]正如张培刚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10]

（八）货币、金融的讨论

货币金融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1912―1949年中国经济处于剧烈的波动中，币值的波动是当时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将货币金融作为讨论的中心，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金融专家，金融研究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相对较为深入的部门。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银（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的大国。银在中国是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却是普通货物，世界银价受制于伦敦和纽约市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银价涨跌左右了中国银价即中国币值，由此引发中国外汇、物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国际流动。1929年秋冬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物价下跌，银价也应声而落。1930年初，中国出现较大的银价下跌物价上涨，这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大家基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1931年秋后，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实施通货贬值政策，世界主要国家物价相继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中国在1932年即出现银价上涨物价下跌现象。1934年，美国更宣布向世界大量购买白银进一步抬高银价，直接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更大规模更热烈的讨论。

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学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刘振东提出了“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币制改革方案，如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对所有这些币制改革方案，经济学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提出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论，同马寅初、谷春帆为代表的以关税政策达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张争论激烈。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关于币制的讨论告一段落。

法币改革后，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1936年出现了“物价稳定与汇价稳定孰重”的争论，上海朝鲜银行总经理服部岱三主张物价稳定，顾翊群主张汇价稳定，马寅初主张二者同时兼顾。[11]1938―1940年，应否维持法币汇价成为讨论主题。马寅初、刘大钧为代表的维持法币汇率派，同以叶元龙、厉德寅、陈长蘅为代表的法币贬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1940年后，讨论的中心为如何反通货膨胀，包括:1收缩与扩充信贷的论争。谷春帆等认为应紧缩生产信贷，减少货币流通，控制物价上涨；章乃器等却认为应扩充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控制物价上涨。2利率高低的论争。刘大钧、吴大业等认为应提高利息，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利率为负，生产变为没有效益的“负号生产”；厉德寅、朱祖晦等认为应降低利息，鼓励生产。3物价直接管制的论争。伍启元认为应加大物价管理力度，打击投机商人；董时进认为政府定价不可能合理，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政府定价不可能成功。4.物价指数储蓄券的论争。蒋硕杰建议以物价指数储蓄券吸收储蓄，储户没有贬值的后顾之忧，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胡寄窗等人认为此办法效果不大，治标不治本，兑现时会加快货币流通。

在进行上述货币金融政策的论争时，经济学家进一步讨论了卡塞尔购买力评价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就业论、哈耶克经济危机论等理论。

（九）财政问题的论争

近代以来，民穷财尽，政府入不敷出，财政问题始终是各届政府关注的中心，关于财政的讨论也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召开了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均邀请了经济学家参加。经济学家参与了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改革实践，对每一重大问题，他们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抗战时期，针对愈演愈烈的财政性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征收遗产税、过分利得税、强制发行公债、出售国营企业、田赋征实、粮食征借、节省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等政策。总体来说这些政策除田赋征实外，其他政策收效不大。马寅初于1940年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特别是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以充政府抗战经费的主张，该主张立即引起了各界的热议，反对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政策，战后才能施行。1948年6月，立法院提出了征收财产5%―60%的临时财产税法案，由此还引起了政界、商界、学界的热烈讨论。[12]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各派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基本经济理论、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以及人口、土地、货币、财政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7-415.

[2]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J].时事月报,1936(2):92.

[3]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52―354.

[4]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J].财政评论,1947(1).

[5]叶世昌.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6]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公私经济研究机关及其出版物要览[M].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

[7].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97.

[8]萧铮.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兼请益于翁文灏陈长蘅二先生[J].地政月刊,1936(5):18.

[9]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33.

[1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10卷)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74-386.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奢侈品；奢侈品生产；奢侈品消费；享受需求；马克思的奢侈品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0；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32-12

作者简介：马伯钧，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 长沙 410081）

自从1992年燕莎和赛特商店在北京开业以来，特别是古琦、香奈儿、LV包等奢侈品旗舰店在上海开张以来，奢侈品商店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量涌现，就连今天的湖南省长沙市都有了友谊商店等三家奢侈品商店，中南最大奢侈品商店——长沙万达奢侈品购物中心也将于2013年9月开业。尽管如此，国内的奢侈品供给还是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奢侈品需求，于是又出现了消费者出国购买奢侈品的井喷。这些说明，我国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严重失衡，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思想

我首先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思想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概括，这件事在学术界还没有人做过，并以此作为研究解决我国奢侈品生产和消费失衡问题的理论基础。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思想主要有四大理论。

（一）第一大理论是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结构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20章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第II部类两大分部类的关系时，提出社会消费品分为必要消费资料或必需品（IIa）和奢侈消费资料或奢侈品（IIb）两大分部类，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是现代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类型和重要组成部分。由公式

Ⅰ 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 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可知，在社会总产品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是2∶ 1。从

Ⅱa 1600c+400v+400m=2400（必需品）

Ⅱb 400c+100v+100m=600（奢侈品）

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在社会的全部消费品（3000）中，必需品（2400）占全部消费资料的80%，奢侈品（600）占全部消费资料的20%，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比例是4∶ 1。而工人一般只消费必需品，资本家不仅要消费必需品，而且要消费奢侈品。从公式

Ⅰ 1000m （600m必需品+400m奢侈品）

Ⅱa 400m （240m必需品+160m奢侈品）

Ⅱb 100m （ 60m必需品+40m奢侈品）

可以看出，在富人的全部消费品（1500）中，必需品（900）占总量的60%，奢侈品（600）占总量的40%，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比例是3∶ 2。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中的社会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是社会消费品的总供给（3000）等于社会消费品的总需求（3000），其中，必需品总供给（2400）等于其总需求（2400），奢侈品总供给（600）等于其总需求（600）。

如果假定第Ⅰ部类积累率是50%、C∶ V不变，即分析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那就有：

Ⅰ 4000c+1000v+1000m（500m积累+500m消费）

Ⅱ 1500c+750v+750m（150m积累+600m消费），进而有：

Ⅱa 1125c+562.5v+562.5m（112.5m积累+450m消费）

Ⅱb 375c+187.5v+187.5m（37.5m积累+150m消费）。因而有：

Ⅰ 500m（300m必需品+200m奢侈品）

Ⅱa 450m（270m必需品+180m奢侈品）

Ⅱb 150m（90m必需品+60m奢侈品）

可见，在富人的全部消费资料（1100）中，必需品（660）占总量的60%，奢侈品（440）占总量的40%，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比例是3∶ 2。把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消费品的生产和富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虽然具体数量有一些变化，但比例没有变。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比例是假定的或可变的，但不管是假定还是可变，客观的比例总是存在的。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社会要按社会需要的比例进行生产，一方面要使生产资料的总供给等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总需求，在扩大再生产中，用公式表示是：

总供给（Ⅰ 4000c+1000v+1000m）= 总需求（Ⅰ 4400c+Ⅱ 1600c）

具体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供给要分别等于它们的总需求；另一方面要使生活资料的总供给等于其总需求，在扩大再生产中，用公式表示是，

总供给（Ⅱ 1500c+750v+750m）=总需求（Ⅰ 1100v+500m+Ⅱ 800v+600m）

具体是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总供给要分别等于它们的总需求，用公式表示是：

Ⅱa 1312.5c+620v+620m=I （1100v+300m）+Ⅱa（ 663.5v+286m）+Ⅱb（ 136.5v+66.5m）

Ⅱb 187.5c+130v+130m=I 200m+Ⅱa 202.5m+Ⅱb 44.5m

为此，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716页。。这就要求按社会需要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不同比例生产出相应的必需品和奢侈品，这也是我们今天强调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发展奢侈品生产、坚持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依据。马克思还特别强调，“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II（v+m）在IIa和II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57页。。这种分割是以社会需要为根据的。

（二）第二大理论是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微观动力论

微观动力有两个。一个是奢侈品消费是赚钱的手段，赚钱的生产目的推动着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 。这是奢侈品生产方面的微观动力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分析资本家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时认为，现代资本家的积累和奢侈品消费是一致的，奢侈品消费和积累一同增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685页。。在古典资本家时代，资本家的积累和消费是对立的，要增加积累扩大生产，就要节制消费，节俭是他们的全部经济学。现代资本家的积累和消费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资本家消费越多就积累越多，扩大消费是他们的全部经济学。现代资本家不仅充分享受了现代生活，而且大赚其钱。现代资本家比古典资本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是为生活而消费，不是为消费而消费，而是为赚钱而消费，把奢侈品消费作为赚钱的手段，奢侈品消费和积累一同增加。这个观点说明，自从人类经济从短缺经济走向买方经济以来，投资推动型经济就被消费拉动型经济所取代，消费拉动不仅包括必需品消费拉动，而且包括奢侈品消费拉动。扩大消费需求不仅要扩大必需品的消费需求，而且要满足社会正当的奢侈品消费需求。

还有一个是满足享受需要是人的本性的推动。这是奢侈品消费方面的动力。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满足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是人的本性，满足享受需要也是人的本性。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是用必需品（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来满足的，享受需要是用奢侈品（享受资料）的消费来满足的。消费奢侈品满足享受需要是人的本性的内在要求。所以，一是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资本家消费奢侈品，而且在经济繁荣时期，“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56页。 。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对工人消费奢侈品进行指责，而我们的一些人看到今天的工薪族消费一点奢侈品就大加讨伐，实在令人费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可以消费奢侈品，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薪族也可以消费奢侈品。二是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也有奢侈品消费需求，也要生产奢侈品，也要为满足享受需要而斗争。这是恩格斯的一贯思想。1844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37页。。很明显，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有奢侈品生产，只是要确定生产“多少”奢侈品的问题。1875年，恩格斯在写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指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并认为拉甫罗夫的“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的观点，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518页。。在这里，恩格斯把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同生活必需品对应起来，把享受需要同奢侈品（享受资料）对应起来，并认为要为生产必需品和奢侈品而斗争，为生存、发展和享受而斗争。1891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写的单行本导言中强调，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326页。。撇开其中的人人“同等地”获得享受资料不说，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将生产愈益丰富的享受资料（奢侈品），人们将消费愈益丰富的享受资料（奢侈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过去是短缺经济，我们不讲或回避增加享受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是对的，对恩格斯的人们将愈益丰富地得到享受资料的观点视而不见也情有可原；但今天，当我们有能力生产和消费奢侈品的时候，一些人却对享受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忧心忡忡，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三）第三大理论是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经济条件论

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过剩是社会能够进行奢侈品生产的基础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4章分析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时，论述了劳动力过剩是发展奢侈品生产的基础条件。马克思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被游离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又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还说，“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奢侈品要求——引者加）的新手段”[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 ，第512页。。这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的必需品还生产不足时，整个社会都在为生产必需品而忙碌，就没有生产奢侈品的劳动力资源。事实上，我们也曾经有过全民都搞农业却吃不饱饭的痛苦经历。生活必需品都满足不了需要，何谈生产奢侈品满足享受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必需品的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是奢侈品生产的基础和手段。奢侈品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多，吸纳的劳动力多。我国今天的剩余劳动力多，发展奢侈品生产，是扩大就业、解决劳动力过剩的有效途径。

另一个社会经济条件是社会有大量的富人，他们需要消费奢侈品满足享受需要，而且在增加。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有大量的富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到处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这一点说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50%，资本和土地收入占50%。在这种分配格局下就有大量的富人。在马克思时代，虽然资本家和地主这种富人在总人口中占的相对量少但绝对量却较大。英国经济学家克拉潘在《现代英国经济史》一书中提供了相关的数据，大不列颠人口1851年为2096万人，1901年为3700万人[英]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7页。，而营业的公司，1885年为9344家，1888年有11001家，1915年约为66000家[英]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2、250、274页。。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有几个人，业主的相对量也只有总人口的几百分之一，但绝对量就在几万人以上。在现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收入占70%—80%，资本收入只占20%—30%，仍有大量的富人，如美国的富人按其总人口的5%计算就有1500多万人，按马克思关于富人将40%的消费基金用于奢侈品消费的观点或假设，奢侈品消费需求是巨大的。事实上，现在的“美国有4700万个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在50000美元以上，每个家庭平均为2.6人，这就是说，将近1.22亿的美国人有趋优消费（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实力与愿望” ② [美]迈克尔·西尔弗斯坦等：《奢华正在流行》，高晓燕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二是奢侈品需求在增加。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及其仆从“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增加，……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②。资本主义社会是不缺富人的，在我国今天的社会里“不差钱”的富人也很多。因此，“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12页。。

（四）第四大理论是奢侈品生产提高必需品生产效率论

奢侈品生产可提高必需品生产的效率。效率论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第2编中指出的奢侈品生产可改善必需品生产的生产条件，就是用生产的奢侈品出口换回本国缺乏的必需品生产的生产条件，提高必需品的生产效率。马克思说，“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一个国家不可能拥有生产必需品的全部资源条件，因此，可以用生产的奢侈品出口换回本国缺少的必需品生产的生产条件。这样，“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马克思还谈到用生产的奢侈品到国外换取机器、化肥和种子等发展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二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第3编中指出的用本国生产的奢侈品同外国的农业生产的必需品直接交换，可提高作为必要生活资料的农产品的生产效率。马克思说，要使农业生产部门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只有通过‘用奢侈品’同别国人民的农产品交换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就好像农业本身的生产率提高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页。。这就是说，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生活必需品交换可获得由交换产生的贸易利益；或者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交换，也可获得由分工产生的贸易利益。在这里，就是用本国生产的奢侈品同别国生产的必需品（农产品）交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产出，提高了福利水平。

二、发展我国的奢侈品生产，满足社会正当的奢侈品需求

（一） 满足社会正当的奢侈品需求

第一，我国有巨大的奢侈品需求。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大举措是建立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效应已逐步显现。一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全面的奢侈品需求。萨伊说：“只在比较富裕国家才存在着对优美货物的需求，因为能给人民提供购买上等货物资力与鉴赏上等货物能力的只有富裕。”[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0页。据统计，到2011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900万户，加上高薪的国企高管、高收入的明星精英及高隐性收入的官员，全国年收入百万以上的富豪至少在1000万人之上，全国先富起来的人至少有几千万人之多，他们的吃穿住用行都有奢侈品需求，他们对奢侈品的需求总量是很大的。二是中高收入者有单项奢侈品需求。这正如日本学者高桥千枝子所说，“如今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已经向广大民众敞开大门，人们即使无法‘全面奢侈’，也可以集中投资于自己执著的某个领域以享受奢侈”[日]高桥千枝子：《高价也能畅销 ——奢侈品营销的七项法则》，曹艺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又说，“有的人住在一居室的小住宅里却开着保时捷”，有的人收入并不高，却“信奉‘一点豪华主义’，买了辆宝马开”，他们同样是奢侈品市场营销的对象[日]高桥千枝子：《高价也能畅销 ——奢侈品营销的七项法则》，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我国的中等收入者也有单项奢侈品需求，特别是城市的中等收入者有单项奢侈品需求。中国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巨大，单项奢侈品需求的总量也是很大的。但国内奢侈品生产严重不足，除天价别墅和烟酒外，我国自己生产的奢侈品不多，不得不通过耗费大量的稀缺的自然资源、生产大量廉价的必需品出口，换回少量昂贵的私人飞机、名车、名表、名包等国内需要的奢侈品，来满足国内的奢侈品需求。进口的奢侈品不够，消费者只好直接到国外或境外去购买了，只好直接去扩大国外的消费需求了。

第二，奢侈品需求是享受需求，满足奢侈品消费的享受需求是人的本性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是以人为本的要求。奢侈品需求是享受需求。这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所说，“奢侈品的消费，其真正意义指的是为了消费者本人的享受而进行的消费”[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5页。。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这三种需要。用必需品消费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的本性的要求，用奢侈品消费来满足享受需要也是人的本性的要求，不断用奢侈品消费来满足持续的享受需要还是人的本性的要求。“人的需要就是在不危害子孙后代的前提下，在当前条件下，所有的人都应该达到的健康和自主水平。”[英]莱恩·多亚尔等：《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7页。满足人们的奢侈品消费需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不仅包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包括享受的需要。因此，不仅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而且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享受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满足人们的奢侈品消费需求还是坚持以人为本的要求。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为本，生存需要满足以后主要应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本。因此，用奢侈品消费来满足人的享受需求本身没有什么错，关键是要把社会需要的奢侈品生产出来，实现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什么也不缺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英]莱恩·多亚尔等：《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2页。。当然，消费具有社会性，奢侈品消费具有示范效应。我国社会在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也只能是从没有奢侈品消费，发展到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全面的奢侈品消费和中等收入者有单项奢侈品消费，再发展到富裕社会较多的人有较多的奢侈品消费，真正实现奢侈品消费的大众化。

第三，满足社会正当的奢侈品需求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之一。扩大消费需求要多管齐下，要多条腿走路。通过发展奢侈品生产来满足富人的奢侈品消费需求，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目前的消费状况是，低收入者无钱扩大消费，中等收入者因存在预防性储蓄而不敢扩大消费，高收入者的一般消费需求已经满足无需扩大一般性消费。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多头并举：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使之有钱可花，扩大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很重要，必须非常重视，但比较难，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步解决。二要完善社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使中等收入者有钱敢花，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这也很重要，但也有个较长的过程。三要允许富人进行奢侈品消费，使其有钱要花，满足富人的消费需求。限制或取消富人的奢侈品消费，是不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然，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是主要的，但同时也要满足富人的消费需求。如果国内不生产自己需要的奢侈品，富人就只好去扩大外国的奢侈品需求了。扩大消费需求还可以从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私人物品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物质产品消费和精神文化产品消费、国内居民和国外居民对本国产品的消费、付费消费和免费消费等多个角度来分析，但归根到底还是分析人们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消费需求能不能扩大、能扩大多少、如何扩大的问题，也就是分析低、中、高三类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如何扩大、如何满足的问题。

第四，满足社会正当的消费奢侈品的享受需求是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消费任何一种商品，包括奢侈品。从个人的角度看，我国社会今天存在低收入者、中收入者、高收入者三类人群。低收入者有权、也想消费奢侈品，但他没有钱，暂时还不能进行奢侈品消费。中收入者如普通工薪族有点小件或单项奢侈品，这是人的享受本性的表现，是消费偏好的使然，是消费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体现，是奢侈品消费向大众化演进过程中的自然的和正常的现象，很难说是沉迷于物欲的。当然，那些各国都有的“既不上学又不工作的年轻人”的奢侈品消费是不在此例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我国还只是小康社会，不少人还刚刚脱贫，但并不是要等到整个社会所有人都富裕了人们才可以消费奢侈品，如果那样，就是新的平均主义，就行不通。有的人骑自行车，有的人骑摩托车，有的人坐中低档轿车，有的人开宝马、奔驰轿车，这是正常的社会现实。我国分配领域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规范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人家的收入来源正当，就应当允许人家花费。用自己的钱买自己需要和喜欢的消费品，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有“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的权利国务院法制局法规编纂室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指南》，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第五，正当的奢侈品消费已为社会所认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史证明，奢侈品消费经历了一个从法律禁止道德批判社会认可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15—17世纪）是法律禁止奢侈品消费的时期。人们以古波斯、古罗马奢侈成风导致衰亡为例，认为奢侈消费激发贪婪与掠夺，损毁财富，腐蚀人心，滋长阴柔之气，使民众孱弱失去活力，并总结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广为人知的观点。总之，奢侈品消费“一直被认为是有害无益的”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5年版，第8页。。这其实是当时社会物质匮乏、经济困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表现，是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和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在15—17世纪，人们担心过度的奢侈品消费会伤害资本的形成，因而颁布了许多禁止奢侈品消费的法令。如1621年，英国制定了最后一项奢侈品服装消费的禁令。法国1629年了关于宴席奢侈消费的禁令，1656年颁布关于昂贵帽子消费的禁令。随着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关于奢侈品消费的禁令在17世纪末逐步消失。因为，没有什么比禁令更能刺激产品的消费；富人的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的榜样，平民仿效者趋之若鹜。萨伊说，“禁止奢侈的法令都是不必要与不公平的。所禁止的行乐或是在个人资力所允许的范围，或是超出个人资力所允许的范围。就前者说，禁止对他人无损的行乐是个压制行为，和任何其他禁令同样不合理；就后者说，禁止不起什么作用”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3页。。禁止奢侈品消费立法的萎缩，说明社会经济在变迁，人们对奢侈品消费的评价也在变迁。第二阶段（18—20世纪）是人们对奢侈品消费进行道德批判的时期。尽管18世纪立法禁止奢侈品消费退场了，但对奢侈品消费的道德批判却贯穿了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并在19世纪最后10年在法国还获得主导地位，甚至在当代的文化批评中还能够找到其身影。1950年，里斯曼出版《孤独的人群》一书，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作为和社会相适应的省俭需要和持续的拮据意识，到了20世纪40、50年代就让位于消费需要和持续的富足意识，由此人们有能力进行奢侈品消费了。1958年，加尔布雷思认为，“人类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非常贫穷。……如今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富大贵时期” [美]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2009年版，第1页。。为什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变迁了，道德舆论和思想观念没有随之变迁呢？这是因为道德观念具有独立性和变迁的滞后性。第三阶段（20世纪末以来）是奢侈品消费为社会认可的时期。奢侈品“是普遍欲求的物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5年版，第102页。。奢侈品消费的去道德化，作为时尚为人们接受。在美国，“新奢侈品消费”流行。在日本，消费奢侈品的”“新富人”猛增。作为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源头，欧洲人独特的奢侈品文化禀赋并未消退。在中国，奢侈品消费成为时尚，奢侈品消费全球第二，增势强劲。

（二）发展我国的奢侈品生产

要满足国内成为时尚的奢侈品消费的享受需求，我认为关键是发展奢侈品生产，使国民用于奢侈品消费的大量金钱，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资本。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国经济的发展应以国内生产和国内需求为主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球化。消费全球化是消费活动和消费关系的全球化马伯钧：《开放经济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一国消费者不仅消费本国生产的必需品和奢侈品，而且消费他国生产的必需品和奢侈品。自己生产满足自己消费需要的全部奢侈品和必需品，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我们可以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奢侈品和必需品。因为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世界第三大国土面积，资源丰富，市场广大。我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大国综合优势”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有需求就要满足，“满足需求越多，创造需求也就越多”[美]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市场有巨大的奢侈品需求，我们可以用奢侈品“走出去”；同时，马克思说，“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12页。。因此，用自己生产奢侈品来缓解国内奢侈品需求或出口是明智之举，靠进口奢侈品来满足国内奢侈品需求是糊涂之方，扑灭奢侈品需求是愚蠢之法。

二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奢侈品的技术含量、价值含量和文化含量比生活必需品高，生产奢侈品比生产必需品利润丰厚。例如，古琦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是生产价格的4倍，面料差不多的名牌西装的市场价格比非名牌西装的市场价格高出很多倍。单位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对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的程度比同量必需品小。自己生产奢侈品满足需要，比用生产大量必需品出口换回奢侈品来消费，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用自己生产的奢侈品出口换回必需品，更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桑巴特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即认为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对工业、农业和贸易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首先，他认为，奢侈品工业的影响范围极为广泛，表现最为明显，对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发展意义巨大。例如，“14世纪的丝绸厂是现代社会大规模企业的摇篮”，18世纪，“羊毛工业是作为一种奢侈品工业参与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5年版，第205、214页。。其次，“在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英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农业进步’与奢侈品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它“导致了（农）产品的改进和精细化，进而使农业收入增加，土地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5年版，第192、190页。。最后，奢侈品需求对贸易具有深刻、持久和突出的影响。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直到19世纪，东方与西方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商品交换仍然以高级奢侈品为主” [德]维尔特·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2005年版，第170页。。奢侈品交易促进了国内外市场的形成和贸易的发展。

三是奢侈品演变为必需品的规律的要求。在15世纪到16世纪的意大利，甜品、可可、咖啡和茶是上等奢侈品，到19世纪，烟草、可可、咖啡和茶仍是奢侈品。家具是18世纪最贵的奢侈品，今天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说，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必需品的东西，以前曾经是奢侈品。以前，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如果谁家里拥有一间浴室，人们都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奢侈；如今，在那里，几乎所有生活条件较好的工人家庭都已有了浴室。过去，出国访问是一种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例如世界名人歌德既没有到过巴黎，也没有去过维也纳，更没有造访过伦敦；今天，成千上万的人出国旅游。电灯、“汽车、电话和个人电脑就是昨日之奢侈品，今日之必需品。” [德]沃夫冈·拉茨勒：《奢侈带来富足》，刘风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汽车中的防抱死系统、电动车窗摇把、遥控器、收音机、气囊等过去是奢侈品，今天是普通车中的必需品。“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这就是经济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生活的一切改善和进步都首先以少数富人奢侈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奢侈品就变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必需品。” [奥]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英国经济管理学家欧文也说，“是现代管理把这些不可思议的奢华生活变为我们的日常所需” [英]乔·欧文：《现代管理的终结》，仇明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页。。发展奢侈品生产，在大众中唤起了新的消费需求；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推动普通消费品生产工艺技术的进步和消费品升级换代，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有利于提升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形象和市场竞争力；还能够促进劳动者的知识更新、能力开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

四是国内自己研发生产奢侈品是一种比进口奢侈品更好的选择。有人主张用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奢侈品供给，减少国民到国外去购买奢侈品的数量，满足国内的奢侈品消费需求。我认为，这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是可以增加人们在国内购买国外生产的奢侈品数量，减少人们出境或出国购买外国的奢侈品的数量。但在国内和在国外购买的都是外国生产的奢侈品，扩大的都是外国的奢侈品消费需求，只是关税和商业利益之间的枝节博弈，不是奢侈品生产者之间的要害博弈。自己发展奢侈品生产比进口奢侈品更重要，关键是自己要做奢侈品的研发和销售。自己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奢侈品是上策，从外国进口奢侈品在国内销售是中策，消费者直接到国外购买奢侈品是下策。这已为“微笑曲线”和价值链理论所证明。

五是需求拉动型的买方经济的要求。买方经济的发展动力不同于短缺经济。过去的短缺经济的发展靠投资推动，关键是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现在是买方经济，经济的发展靠需求拉动，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其中，消费是第一拉动力，是持续的拉动力和最终拉动力，但消费分为必需品消费和奢侈品消费两种，因而消费的拉动力包括必需品消费的拉动力和奢侈品消费的拉动力两种，奢侈品消费拉动力是消费拉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必需品生产供给过剩，奢侈品生产供给不足，应该用发展奢侈品生产的办法来满足国民的奢侈品需求，来拉动经济发展。因为，奢侈品消费能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德国的经济学家沃夫冈·拉茨勒以汽车生产为例论述了这一点，他说，“重要的新技术最先应用在大众化汽车上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这永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法则。所以品牌汽车除了扮演着与众不同这一角色之外还起着推进技术的作用。只有通过豪华汽车，这样的技术才可能在一段合理的时间之后转向大众化汽车。……这是我以汽车为例阐明为什么奢侈带来富足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德]沃夫冈·拉茨勒：《奢侈带来富足》，刘风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荷兰经济学家曼德维尔也认为，“奢侈确实会使一国繁荣起来” [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他说，以前我对奢侈很恼火，现在和解了。“现在我坚信：大多数富有者的金钱被他们挥霍出去，这完全符合社会促进艺术和科学的意图，而富人们最昂贵的开销，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使穷人有工作可做。” [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因此，要包容正当的奢侈品消费，发展奢侈品生产。

三、反对浪费和无聊的奢侈品消费，使奢侈品消费成为合理的时尚

（一）奢侈品主要有四层含义

什么是奢侈品和奢侈品消费？一种观点认为，奢侈品消费“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6页。。“超出必要”是什么意思，是不必要吗？这是一种边界不清晰、内涵不确切的含混不清的界定。我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涵义。一是奢侈品就是享受资料，奢侈品需求就是享受需求，这是奢侈品和奢侈品消费的本质含义。必需品是满足消费者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消费资料，最起码应该包括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消费资料，一般还应该包括劳动力进行正常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资料；奢侈品是满足享受需要的消费资料。二是奢侈品和必需品是对立统一概念，它们既互为前提、互相制约，没有奢侈品，必需品的概念就不存在了；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奢侈品不是必需品，必需品也不是奢侈品；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奢侈品可发展为必需品，必需品可转化为奢侈品。三是奢侈品消费不是浪费，它同节约并行不悖。在实际生活中，奢侈品消费存在节约和浪费两种情况，必需品消费也存在节约和浪费两种情况，日常生活中的浪费大量发生在必需品消费之中。四是必需品和奢侈品是相对的历史范畴。国家不同、同一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范围和水平就不同，但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是一定的，有一定的共性。五是吃穿住用行要消费必需品，必需品是需求量在收入增加时根本不增长或增长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的消费品（没有包括发展需要），需求易饱和；吃穿住用行也要消费奢侈品，奢侈品是需求量随收入增加成比例增长或过量增长的消费品，需求难饱和。

（二）奢侈品消费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同节约并行不悖，不是浪费

第一，奢侈品消费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是正当的和有益的。奢侈（Luxus）原本是一个拉丁词，原意指“极强的繁殖力”，其含义后来演变为浪费，即使用不当、没有节制（放纵），或说是不必要的、多余的。没错，相对于满足消费者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言，奢侈品消费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是浪费；但从满足消费者的享受需要本身而言，奢侈品消费是必要的，是必需的，不是多余的，不是浪费。对此，凡勃伦有一个说明，他说，对奢侈品消费使用浪费这个字眼，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可用，“并不含有那种对人力或物力作不正当消费的憎恶或丑化的意义。从经济理论的立场来看，上述消费与任何其他消费比起来，在正当程度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这里之所以称作‘浪费’，是因为这种消费从整体说来，并无益于人类生活或人类幸福”[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3页。。凡勃伦的观点是说，奢侈品消费是正当的，但是无益的，说它是浪费是因为无词可用。我认为，说“奢侈品消费是正当的”是对的，因为消费奢侈品满足享受需要是消费者的权利，共产党人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也是可以和允许享受的。说“奢侈品消费是无益的”是错的，因为富人把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边际效用不会下降，社会总效用不会减少；奢侈品生产和消费能推动技术创新；能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有助于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说是无词可用也是错的，因为奢侈品消费就是满足享受需求，享受这个词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出版之前早就有了，不是无词可用。

第二，奢侈品消费和节约并行不悖，不是浪费。奢侈品和必需品是一对概念，节约和浪费是一对概念。奢侈品消费中有节约和浪费，必需品消费中也有节约和浪费。“奢侈与节约有关联” [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页。，节约跟吝啬与浪费三者不可同日而语。吝啬是不愿意消费，节约是有目的的消费，浪费是乱消费。奢侈品消费有满足享受需要的目的，因而是节约。萨伊说：“最奢侈的娱乐，如以节约方式进行，不但不使它失色，反可使它增色，但吝啬一出现就使它失色。”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5页。奢侈品消费可能发生浪费，必需品消费也可能发生浪费。实际生活中的浪费大量发生在必需品的消费之中。贫困是“缺乏满足需要所必需的物质和金钱资源”[英]莱恩·多亚尔等：《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页。。“浪费与贫穷是分不开的伴侣。”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0页。“节俭也是一种迫人挨饿的寒酸美德。” [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全民节俭是因为全面的物质匮乏。总之，奢侈品消费是浪费这个观点，在短缺经济时代是对的；在买方经济条件下是不对的。短缺经济时代过去了，适用于短缺经济的理论过时了。在买方经济条件下坚持只适用于短缺经济的观点，缺乏起码的历史感。

第三，有人认为，现在一部分人进行奢侈品消费，另一些人还刚刚脱贫，这太不公道了。这种说法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表面的道理，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合理的收入差距永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有收入差距就有消费差距，消费差距也永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就个人消费说，所有对于奢侈的攻击都是无的放矢”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8页。。“享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精致，是人心所向极为正当的趋势。” [英]《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页。

（三）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实，使收入分配差距合理化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功能及其效果的体现，是发展生产的驱动力，“它造成了富人的奢侈行为” [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但我国今天的奢侈品消费遭到人们病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由于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而是它同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相关联。在我国现在的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50%左右（一说不到50%），且有下降趋势，而在大多数OECD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5%—80%之间；我国现在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过少。在第二次收入分配中，社会保障收入少，公共服务消费少。在第三次收入分配中，社会慈善事业不规范不完善，有些富人的慈善意识不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当在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中，将劳动收入提高到占GDP比重的70%左右，使工资收入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提高，工资收入随物价上涨同步上涨。国企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控制在10倍左右，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3倍以内。同时大力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收入和着力扩大居民的公共消费。另外，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要使居民的银行存款利率高于物价上涨率，至少不低于物价上涨率，负利率不仅使人们没有存款利息这种财产性收入，而且使已有财产缩水，进而使中低收入者减少消费。要使大部分炒股者的炒股收益不低于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等等。还要大力培育慈善文化，提高人们特别是富人的慈善意识，使慈善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反对浪费和无聊的奢侈品消费

奢侈品消费可分为初级奢侈品消费和高级奢侈品消费、数量奢侈品消费和质量奢侈品消费、物质奢侈品消费和精神奢侈品消费、公共奢侈品消费和个人奢侈品消费、正常的和进步的奢侈品消费与浪费和无聊的奢侈品消费、新式（创造性）奢侈品消费和老式（非创造性）奢侈品消费等多种。中世纪的奢侈品消费是公共的、旧式的，主要表现在教堂和宗教器物的富丽堂皇上。旧式奢侈品消费后来出现了家庭化趋势。旧式奢侈品消费还表现在，有用黄金水龙头和黄金手机的，有吃鱼翅、鱼子酱和海豚肉的，还有戴藏羚羊毛围巾的等。新的、家庭化奢侈品消费首先表现出具体化、象征化及精细化趋势，现在表现为个性化和透明化趋势。新奢侈品主要由技术含量决定，如使用了碳纤维技术的阿斯顿·马丁轿车是新奢侈品，还有家务外包、私人银行服务、环球航行和太空旅行等。将来，自由的时间、宽阔的空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生活用水、优雅安全的环境等将成为重要的奢侈品。正常和进步的即健康的奢侈品消费，是能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或有利于消费品升级换代，或有利于消费者身心健康，或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奢侈品消费。浪费和无聊的奢侈品消费，是对个人、社会和环境保护有害无益的奢侈品消费，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奢侈品消费，如烧人民币比赛、花巨资斗狗比赛、在生鸡蛋上先画上精美的图画然后再煮熟来吃、在木柴上先雕刻出精美的花纹再用来烧火做饭、用人乳喂猪等，是一种散发着腐朽糜烂恶臭的病态奢侈品消费。发展奢侈品生产，包容健康合理的奢侈品消费，反对浪费和无聊的奢侈品消费，是社会和谐进步到较高阶段的表现和标志，是今天中国消费应有的真实图像，是我国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换的必然要求。

（五）禁止用公款进行奢侈品消费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刘文把百亩以上的大户判定为地主富农，是从他们出租土地面积较大这一角度立论的。但郑先生认为这是“文章作者对近代华北的土地分割状况不太了解”，因为华北土地分块极其零碎，对于农事极其不利，所以各农户既租出、当出土地又租进、当进土地，“目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这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郑文此语为读者构想了一幅极度自由的无磨擦的土地交易世界，可惜在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中，我们都不曾找到类似的所谓“换种”的记载。相反，在有关定县土地调查的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中，作者则特别强调，这种分散状态，“使土地合理化的管理与土壤的改良，都不容易实现”，“是目前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杨懋春先生对其家乡山东青岛台头村土地交易现象的描写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证据。在那里，“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的往往是小片土地。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到迫不得已是绝不会卖地的，因此几个家庭同时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何况土地的这种极度分散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小农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杨指出，“在一个村庄，土壤的贫瘠程度相差也很大。土地的极度分散使得某一质量的土地不致全部为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从而减少了任何一个家庭颗粒无收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土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一个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家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多少能从土地上得到回报，因而可以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交换。”（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显然会抵消可能会出现的所谓“换种”的冲动。）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F0-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1)06-0003-06

企业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近几十年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流派，并不同程度地推动企业理论体系趋于完善。西方企业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与西方企业界的实践紧密相连的。

现代企业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理论研究的盛行则主要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现代企业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源头的主流企业理论；另一类是在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非主流企业理论［1］，两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上都存在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献。比如杨小凯［2］发表的《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唐海滨［3］发表的《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Coase在1937年的经典到90年代初期间企业理论的发展。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19世纪末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是它的核心，称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假定企业生产的商品是无差异的，投入和产出是在现场完成的，技术被假定是外生的，并假设企业是完全理性的［4］。以这些假定条件为前提，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从外部研究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用最优决策进行生产分析。企业内部被当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转换工具，被称为“黑匣子”，一端是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的输入，另一端是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将企业看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主体来研究的。凡勃伦虽然揭示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目标是增加财富，但仍然将企业置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它没有就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解答，比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的规模如何决定，企业内部如何运行，以及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等问题。Coase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是：新古典环境下的企业理论只是一种研究要素最优组合的生产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5］。

二、现代企业理论演进

关于现代企业理论，本文从交易成本、团队生产和委托三个方面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演化进行综述。

（一）交易成本理论

1. Coase理论

1937年Coase发表了经典文献《企业的本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Coase首次指出“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 ［6］。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原因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Coase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是Coase建立的经济分析法体系在把交易作为基本单位后，才把研究对象转移到企业这个主要经济组织体制上来，建立起交易成本学说［2］。

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即交易不存在摩擦和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现实中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是有摩擦和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什么是企业？对于这一基本问题，Coase认为，企业是通过“权威”和“命令”来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通过企业协调经济活动，企业的出现是一种协调机制对另一种协调机制的替代。如果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大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那么交易就会在企业内完成。因此，企业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

关于企业的规模问题，Coase借用了交易成本法做了分析。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相对大小，是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其约束条件是一个企业将扩大到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等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或等于另立一家企业的成本。根据Coase的理论，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就越小，企业越是难以发展。从企业成长这一角度看，Coase的企业理论存在缺陷。之后几十年间对企业纵向横向一体化扩张的分析络绎不绝，最著名的有Williamson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7］，Hart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8］。

Coase的企业理论可概括为：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位，比较制度分析法是基本分析方法，交易方式的选择是为了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契约形式，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都可以看做是在给定信息制约条件下，使专业化了的生产要素间的交易费用极小化的某种反映［3］。

Coase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70年代以后的企业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Coase交易成本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Williamson借鉴有限理性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理论，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7］；二是Cheung［9］和杨小凯［10］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手段，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

2. 资产专用性理论

Williamson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是Coase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发展和完善了Coase理论并形成严密的体系，在企业与市场替代关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Williamson将交易分为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7］。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他用，其价值就会贬值。资产专用性的范围包括场地、物质资产、人力资产、专项资产、品牌资产以及临时性资产等的专用性。

在其后的研究中，Williamson又对资产专用性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交易的专用性，它与沉没成本有关，这种专用性实质上是一种套牢效益，它只有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才会表现出来，因此，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扩张就是必然的。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增加，由于敲竹杠的缘故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进而会增加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11］。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能有效避免市场交易中的敲竹杆现象，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Williamson之后，资产专用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Alchian和Demsetz从资产专用性出发，推导出可占用性准租的概念［11］。Grossman和Hart从不完全合约出发，指出一体化水平取决于当事人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剩余控制权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核心内容［12］。Hart 和Moore承袭1986年的研究，讨论了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区别问题，研究的焦点落在一体化发生时的所有权变化对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效率问题［8］。Dow的模型建立在合约的不完全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基础上，对资本雇佣劳动命题进行了论证［13］。Blair［14］对Dow的模型提出了质疑，认为企业是一种特型实物资本与特型人力资本联合专业化资产的运用，由此拓展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综上所述，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核心思想都是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困扰，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让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确保企业合约的效率，强调了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3. 间接定价理论

间接定价理论模型是由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在对Coase企业理论独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使用企业内部的剩余权力的间接定价方式替代市场上的直接定价方式。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和替代变成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区别和替代。

杨小凯和黄有光基于Coase和张五常的思想，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方面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模型的突出之处是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管理者对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二）团队生产理论

大部分交易费用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上，而以 Alchian和Demsetz为先导的理论更关注于企业内部结构（横向一体化）的问题，他们在1972年发表了论文《生产、 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 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 Alchian和Demsetz并不认同Coase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是以权威或命令控制下的长期劳动雇佣契约关系，而是生产的团队和以“中心签约人”为中心的一组契约［11］。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不是简单的组合，产品也不是由各个生产要素简单地相加，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的成员，并指出团队生产中主要面临着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团队生产理论将企业的分析深入到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合同关系，认识到了企业成员合作的行为性质并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提出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问题。理论主要包括团队生产中的计量问题、组织安排、信息结构、权力安排和报酬制度等问题。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无法解决，就会导致团队成员 “偷懒”，因此需要设立一个监督者，将剩余索取权交给他，以保证监督的积极性。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随之产生。

团队生产理论经常被用来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Holmstrom和Tirole《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索取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的重要性［15］。将剩余索取权赋予要素所有者，由于资本比劳动贡献更难预测，因此，应该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张维迎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企业所有权赋予团队生产中作用最重要的要素所有者，在企业中具备这个特征的要素是资本家才能［16］。而张五常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偷懒和理性是重复的，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17］。团队生产理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对企业存在的解释并不完全。

（三）委托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Spence和Zeckhauser、Ross、张维迎、Mirrlees以及Holmstrom［18-21］等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前提，创立了委托理论。Arrow指出，委托关系之间是一种更复杂的函数关系。委托人事先确定一种报酬机制，激励人尽职尽责。人据此选择自己的行为，以求的自己福利的最大化。当存在隐蔽和专有知识时，可以通过选择一种合适的报酬方式，无限接近帕累托最优［22］。

委托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委托理论把成本引入企业理论，透视更加多变的企业权力结构，考虑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研究了产权、与企业的关系，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以指导委托者设计最优的激励方案，对人的外部激励与约束变成自我激励，使人为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工作，以避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并达到双赢的效果。

委托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合同基础上的，它对于企业本质和边界等基本问题不能做出解答。另外，这只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在企业的实践指导中也有一定的局限。

三、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

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使企业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涌现出大量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和委托等概念为核心的研究成果，形成以“股东至上”为主导的主流企业理论。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里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Penrose和Ansoff进行了开创性研究。Freeman、Blair和Mitchell等致力于完善理论的框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Blair［23］认为公司不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者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契合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地位提高的趋势，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观。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区别在于，所有参与了关系投资的合作者，都是“相关利益者”（见图1所示）。那么，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即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米切尔对30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做了归纳和分析［24］。简单地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实证分析与应用推广，几乎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5］。如果利益相关者本身都界定不清，那么就无法开展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公司治理了［26］。目前，界定利益相关者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平分法。

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较早，但迄今为止，理论尚不成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加强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要注重实践运用。今后在理论的探索研究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明确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的界定和分类，加强利益相关者理论量化研究，强化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研究。

（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

从 20世纪 90年代早期开始, 一些学者把基于知识的理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的发展中，以Demsetz的理念为基础，Connor、Kogut和Zander等开始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讨论, 也有来自Penrose、Arrow和Hayex等学者的知识中心论，Nilson与Winter的演进经济学，Polanyi等认识论的新贡献，使基于资源或知识的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首要目标。该理论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存在和产生的理由，将企业看做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并指出是企业能力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到目前为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其一，企业是知识的大仓库，知识是企业理论的核心，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获取、吸收、利用、共享、保持、转移和创造知识的学习性系统，是一种使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二，知识能给企业创造活力，企业学习和创造知识是企业维持活力的基础；其三，企业对知识的管理既包括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也包括对隐形知识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两种知识之间转化过程的管理。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主流企业理论相比，仍处于发展阶段。理论发展中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工具；二是注重了企业生产的一面，忽视了企业交易的一面；三是强调了企业中的认知问题，忽视了企业中的问题。如何认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怎样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在实践中的主要应用领域有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的组织设计、企业战略理论的创新以及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果，也没有很明显的学派划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也叫多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学派或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学派。主要观点是：企业各种利益群体，包括股东、社团、顾客、劳工和员工、各级政府、供应者、资金提供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群体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代表人物是学者Howard，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27］。其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Friedman［28］和Carroll［29］等。

20世纪60年代以后，慈善事业、雇佣关系、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产品质量责任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凸现以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使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逐渐深入，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企业为什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引导着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企业的社会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入探讨尤为突出。

（四）其他理论

除上述企业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自己的企业理论观点。企业的能力理论强调企业是一个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30］。Teece等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建立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31］。Granovetter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是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他提出了弱关系力量假设，着重探讨了网络内部的联系纽带［32］。另外，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有，1981年美国管理学家Duchi通过总结日本企业管理经验之后，提出了企业文化概念［33］。为了应对21世纪制造业的挑战，美国在“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项目中提出了敏捷企业的概念，Rick Dove 是虚拟企业敏捷性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有了新发展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此外，还有在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冲击下出现的企业并购理论，以及企业融资理论等。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理论虽然视角各异，但是抓住了时代脉络，把握住了时代环境和企业现实，对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西方企业理论演化，可以发现在逻辑上经历了一个 “批判―发展―批判”的辩证螺旋式发展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做是一个生产函数，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过程不存在摩擦和成本的假定。在继承与批判Coase理论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同理论学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比如交易费用企业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间接定价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理论等，构成主流企业理论。Coase理论强调契约与企业家权威的关系， Alchian和Demsetz突出了契约与团队的思想，委托理论则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等非主流企业理论，否定了“股东至上主义”的所有权。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从企业核心能力的角度出发将知识引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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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14岁的徐雪寒正在宁波四明中学上学，激于爱国义愤，组织同学到宁波农村参加巡回演出，积极投入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的爱国运动。不久，他转学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集中的上海大学附中，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度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旋由党组织派回浙江，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等职。

1928年3月，他从宁波乘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浙江省代表会议，在宁波站，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辗转被关押到杭州陆军监狱。1933年6月刑满释放。次年春，经先他出狱的难友薛暮桥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同时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等活动。他编译了日本学者神田丰穗著的《社会科学小辞典》、加田哲二著的《德国社会经济史》两部书稿，后来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年，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创办新知书店，任经理、总经理。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传干事，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总干事、会副总干事等职。抗战期间，新知书店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华中局联络部，协助部长潘汉年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10月又奉命去上海、香港筹建一批金融和对外贸易企业。

1948年9月，山东济南解放，徐雪寒任市军管会交通部部长和华东区铁路管理局局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随军接管上海市内外贸易和铁路系统，历任市军管会贸易处处长，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华东贸易部部长等职。

1952年9月，徐雪寒调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5年因受“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株连，失去自由。直到潘、杨冤案彻底，才有幸得到昭雪，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徐雪寒已经70岁了，但他老骥伏枥，十分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写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他的主要文章曾编为《徐雪寒文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3年他和钱俊瑞等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建制，得到批准。

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薛暮桥说：徐雪寒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牢监大学”

浙江陆军监狱建于1912年5月，地处杭州钱塘路6号，设有七重大铁门，每道铁门都有步哨武装看守，进第四道铁门，即甲乙丙三个监区，监区中设有监视厅。

徐雪寒1928年3月入狱，时年17岁，和薛暮桥同在甲监5笼。

薛暮桥那时叫薛雨霖，江苏无锡人。1928年考入江苏师范学校，他最高学历是初中。16岁进沪杭甬铁路做练习生，从售票员、乘务员很快提拔为笕桥火车站站长。1927年初入党，曾任杭州区委工人部长，1927年4月被捕。薛暮桥入囚笼时，因一人只有一床薄被，同笼张秋人提出两人同睡一张铺，一床被子垫，一床被子盖，可以暖和一点。

张秋人又名张慕翰，浙江诸暨人。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被捕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个子高大，左眼有点残疾，带一副眼镜，讲话很幽默，既有煽动性又有说服力。张秋人好读书，在狱中他一天坚持学习五六个小时，他不但自己读书，还督促狱友也好好读书。当时狱中有好多书，像政治、哲学、历史类的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列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考茨基《基督教教义》，威尔斯《世界史纲》，蔡和森《社会发展史》等。经济类有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新经济学》等。文学艺术类有屠格涅夫《父与子》，法捷耶夫《毁灭》，茅盾《动摇》、《幻灭》、《追求》等等。在那密不通风的监狱中怎能有这么多进步书籍呢?

首先狱中有党的领导。徐雪寒曾说：“当时陆军监狱中的党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狱外党组织直接联系的，还有一种是没有联系的。我认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都应该承认它。”他的狱友骆耕漠说：“1929年底以前监狱就有党组织，虽然形式上没有，但实质上有，这是第一阶段。1929年底第二次绝食斗争之后，正式成立特别党支部，这是第二阶段。”而特别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徐迈进(徐建三)进一步说：“为了使斗争有领导，1929年底我们开始在监狱里酝酿组织。可是被捕后与党组织的联系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先组织起来，再争取上级认可。政治犯中既有党员又有团员，只能党团员合在一个组织里了。外面上级党称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称为‘母亲’，1930年春省委与我们联系上了，指定我为书记，正式追认狱中党支部为特别支部。”

在张秋人掀起读书热潮后，囚徒们想方设法获得图书，曾经采用几种办法：一是收买看守。有一个看守爱喝酒，他们就派一个狱友拜托这个看守买二瓶酒，将其中一瓶送给看守；今天让他买一包烟、一盒火柴，给他5角钱；明天又说闷得很，让他买一张报纸看看，又给2元钱。这些都是犯规的，但是看守一次是犯规，二次三次也是犯规，而且他一个月的工资才7元钱，给犯人带张报纸就2元，何乐不为呢?二是糊弄看守。狱中一度实行反省教育，允许囚徒买一些狱中审定的书籍，狱友们就先用铅笔开一张允许购买的书单，待批准盖章回来，把原书名用橡皮擦掉，再用钢笔写上真正要买的书名。看守看到批准图章，当然开绿灯。后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不准用铅笔，狱友们就设法只写一半书名，如先写“叛徒考茨基”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与”几个字，马克思代之以卡尔，列宁代之以乌里扬诺夫等。

读书成了支撑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同时提高了青年囚徒的马列主义水平。徐雪寒曾说：“我们开始参加革命，只凭感性认识，总的来说，相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是在陆军监狱里看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后才确立的。暮桥同志把陆军监狱叫做‘牢监大学’，一点也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当局发觉许多十五六岁入狱的青少年囚徒，思想愈来愈赤化，不得不加强了对囚徒日常生活的监视，这才发现囚徒读书的秘密。一场旷日持久的搜书运动开始了，这种搜查有时两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令人猝不及防。千辛万苦搞来的书籍报纸被成捆成堆地扔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怎不令囚徒们痛心!有段时间，整个陆军监狱只剩下《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05年俄国革命史》三本书。为了保存好这三颗种子，大家居然想出办法把书放进马桶里，盖上粪便，等看守搜完笼子，再将书刮去粪便，用水冲洗干净、晒干，继续读。

在回忆往事时，徐雪寒非常感慨，他说：“我们那时弄本书、弄张报很不容易。我妈接济我一点钱，我就偷偷买书报。那时叫看守买一张报纸要2块钱，心黑一点的要3块。然后一个同志放哨，大家轮流读。有时被发现，就带出去审问，只能说是包东西进来的，监狱当局不信，就打一顿板子，钉一副铁镣。可是，这都难不倒我们，那时读书看报比什么都重要。”

绝食斗争

陆军监狱的囚徒们是在饥饿、寒冷、鞭挞、屈辱、疾病、死亡的阴影下顽强地生活着、抗争着。从1927年“四・一二”到1937年“七七”事变，政治犯有许多人死在狱中。这时有一名囚徒包熠光死于狱中，他的死虽然不是第一人，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涛，因为这使囚徒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不改变这种非人待遇，无疑让当局将自己慢慢地宰杀。

囚笼中静得可怕，大家看到包熠光苍白浮肿的脸扭曲得可怕，显现着年轻的囚徒在生命最后时刻是何等的愤懑。忽然囚笼中传来低沉的歌声，大家被歌声吸引住了，随之歌声变成了几百人的大合唱，唱到悲哀处许多人纷纷落泪泣不成声，唱到激昂处不少人手打节拍。大家唱了一遍又一遍，引来几十个如临大敌的军警，看守队长吹着哨子大声吆喝：“不许唱！”但是歌声却唱得愈加悲切雄壮，并同声叫道：“我们要活命，我们绝食了!”

监狱长急得团团转，急忙布置了一番。跟着，飘着肉香的饭车推进了监狱走廊，监狱长笑容满面地劝说囚徒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可是七八十个水饭洞中没有一只饭碗递出来，连盗匪犯也跟政治犯一同起哄。

到了第三天，上海《申报》、浙江《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监狱因生活条件恶劣致人死命而全监绝食的消息。监狱长只得宣布改善生活，今后犯人生病，可以保外就医。对于犯人判罪与公布刑期问题，一定负责向上面报告。历时三天的第一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晚狱友们还为包熠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陆军监狱里，邹子侃、庄启东、徐雪寒和张雪痕是小字辈，刚入狱的时候都只有十五六七岁。邹子侃学习社会科学书籍较多，他比狱友们要老成，张秋人牺牲后，邹子侃成为大家的领导者。邹子侃认为第一次绝食斗争，监狱当局原则上答应的三条，第一、二条基本做到，但是第三条“宣布政治犯刑期”却始终没有具体答复，决定进行第二次绝食。

囚徒们一面做了充分准备，一面寻找发动绝食的时机。一天，一个犯人在稀饭里吃出了一条蜈蚣，于是向监狱当局提出保障生命安全、反对迫害、追查责任者。当局迟迟不答复，于是囚友们宣布绝食了，监狱长只好同意追查责任人，笼子可以整天开放，允许犯人到狱中操场上活动做操。邹子侃同意结束绝食，不过他分析敌人是缓兵之计，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果然敌人很快把他们认为能闹事的邹子侃、杨晟、徐雪寒等移解他处禁闭，一星期后才放回原监。

第三次绝食是有人从稀饭里吃出了碎玻璃。徐雪寒回忆说：“当晚我们20多人被钉上了铁镣，转押到大监，这次绝食斗争就不了了之。”尽管年轻的囚徒们脚钉铁镣，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并不沮丧，与监狱当局继续作斗争的愿望愈来愈强烈。

1930年春，狱中已经有了特别支部。为了壮大狱中斗争力量，支部决定发动一次“发折子”斗争。所谓“折子”，是囚徒入狱时狱方将每人身上的钱抄出，发给囚徒作为收据的一个本子。狱方声称犯人要买东西时，随时都可以用自己折子上的钱，但实际上这些钱往往被狱方挪用，去做生意，放高利贷。为了不让犯人知道，他们干脆扣住折子不发，犯人的毛巾破了、牙刷坏了、肥皂用完了都没钱买，犯人对此一向敢怒而不敢言。发动“发折子”斗争，名正言顺，且容易发动群众，于是先搞一个集体签名。谁知交上去后，狱方被激怒了，把犯人集中到操场上，说凡是签名的每人打十鞭子!裘古怀被作为发动者吊在操场边的木桩上，整整抽了二百鞭。他在地铺上躺了五天，成了跷脚，但他却因为“发折子”斗争得到胜利，感受到了与敌人搏斗的愉悦。

1930年4月下旬，特别支部联络狱中700多名难友，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改善非人待遇，并要求5天内圆满答复，“如不能做到，我们决定全体绝食。”5天过去了，监狱当局根本不理囚徒们的要求，一次规模宏大的绝食斗争开始了。绝食第一、二天，狱友们都坐在地上喊口号：“要求改善生活!”“不吃臭菜烂叶!”“要求废除打骂!”一阵口号喊过，就唱起《国际歌》和用《苏武牧羊》曲调填词的《囚徒苦》，唱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又喊了许多口号，响彻夜空。监狱当局用高压水管，扑火似地向囚笼中冲脏水，囚徒们不在乎，反而把“打倒”、“打倒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等口号喊得更响亮。囚笼中一片恶臭，但没有一人喊苦，没有一人后退。绝食进行到第5天，杭州、上海的报纸披露了700多囚徒绝食的消息，有一家晚报还刊登了一个在西湖边散步的洋人写的随感，认为囚徒绝食应归咎于“监狱长克扣囚粮”。这下监狱当局开始发慌了，感到“人言可畏”，不得不答应绝大部分条件。绝食斗争胜利，狱友们尝到了“斗则进”的甜果。

5月，狱友们又提出“发书买书”的要求，监狱当局却把裘古怀、杨晟、鲍悲国、徐雪寒等20多人拉到监视厅用藤鞭狠狠抽了一通。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绝食，可是这次年轻的革命党人失算了，绝食一开始，监狱当局即刻指挥武装士兵冲进囚笼，把他们认为是骨干的20多人通通钉上铁镣押往禁闭室。斗争流产了。

但是压迫不断，斗争就不息。1927―1937年陆军监狱前后关押过1508位共产党人，其中154人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笔耕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十分艰险，苏维埃地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革命由低潮走向复兴，但是政府却调集大军，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到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撤离苏维埃地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统治区则“白色恐怖”弥漫，从1931年到1935年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白区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不畏艰险，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地下斗争。

共产党秘密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利用公开身份，广泛组织农村调查。他们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问题是基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进行土地革命。政府对此十分恼怒，竟至横加干涉和限制。

1929年12月刑满出狱的薛暮桥在陈翰笙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同志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意识到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即将夭折，随即建议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着手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徐雪寒刑满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找工作，经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党组织也联系上了。中国经济情报社是钱俊瑞、姜君辰等同志在《中华日报》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每周一版。为了撰写和提高经济论文的水平，需要订阅许多报刊，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和保管，以便于使用。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所得的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所以徐雪寒他们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必须不断写作。后来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论文内容也较充实，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据薛暮桥回忆：“我们所写的稿件，除在《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发表外，其他报刊也乐于采用，纷纷约稿，而且篇篇都能发表。”

陈翰笙提议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完成在广西、广东等省进行的农村调查。当时政府行政院另有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其目的是宣扬“农村复兴”，维护封建土地关系。在南京的孙晓村利用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工作，《中国农村》月刊就是以他为代表人，把农村复兴委员会作为代表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取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徐雪寒一面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一面积极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活动。

徐雪寒在中国经济情报社撰写和时，还很年轻，这是在监狱中和出狱后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缺乏第一手资料，正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严重不足的地方。徐雪寒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之间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徐雪寒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着徐雪寒学识的增长，他写的文章愈到后来愈精彩，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美英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确有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徐雪寒奉命去华北战区考察，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村情况，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连续发表评论，阐述战时形势，提出了粮食储备、武装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征兵和动员乡村小学教师等问题。1938年1月又发表了《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一文，建议江南和上海地区的爱国青年不要都到武汉等地流亡，而要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打击侵略者。在新四军筹建之际，发表这样的主张是很有远见的。薛暮桥回忆说：“记得曾说，军队溃退时在上海、南京一带丢下三四十万枝步枪，如果上海的党组织不是动员一二万青年到后方去，而是动员他们组织农民捡起这些枪支，建立游击部队，那么，东战场的抗战力量势必大为加强。”徐雪寒的主张是和的战略思想一致的。

抗日救亡运动

徐雪寒在这段时期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在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徐雪寒投袂奋起，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300余人在上海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宣传干事，主编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不定期刊）。1936年6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沈钧儒、徐雪寒的公开职务是组织部组织干事。实际上胡子婴和徐雪寒还担任主持“全救会”实际工作的总干事、会正副总干事。当局对各地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终于发生了“七君子事件”。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极大愤慨，救国会会员尤为愤怒，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宣言，进行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活动。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通过“全救会”总干事会，组织发动了一场入狱救国斗争。宋庆龄、胡愈之等10余位社会知名的民主人士，赴苏州高等法院自动要求救国入狱，搞得当局狼狈不堪，十分孤立。

1937年夏，因徐雪寒的母亲姓沈，“全救会”总干事会推举徐雪寒以沈钧儒“外甥”名义探望“七君子”，向他们汇报了“全救会”工作和“双十二”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对策等信息，使在狱中的同志心中有数，并受到很大的鼓舞。

书店是革命的工具

1935年5月发生《新生》周刊被封事件，《中国农村》月刊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也面临停刊威胁。为了能够同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坚持斗争，巩固宣传阵地，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徐雪寒和一批社会活动家共同发起创办新知书店，公推徐雪寒和钱俊瑞、薛暮桥、张仲实、姜君辰、孙晓村、张锡昌组成理事会，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受理事会委托，和华应申一起主持书店工作，担任正副经理。后来书店扩展了分支店，二人又分别担任正副总经理。

理事会为书店工作制订了三条方针：一、办书店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的工具；二、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并按企业原则经营和管理。

出版工作是革命的工具，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这正是徐雪寒所一贯主张的。新知书店自始至终严格遵循这个方针，并形成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成为新知书店的优良传统，为每一个干部自觉遵守并引以为豪。

新知书店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钱俊瑞、章乃器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该书针对当局推行法币政策和通过外汇本位制，把国家通货出卖给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及时向全国人民揭露其真相。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著名的斗争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和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和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

在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中国农村》月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用大量事实阐明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状况及其性质，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徐雪寒除了写文章揭露农村中存在的种种超经济剥削外，还在新知书店组织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本书是《中国农村》对农村问题论战的结集。紧接着，又出版了一批译著以及薛暮桥著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战时乡村工作》，钱俊瑞、徐雪寒等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书籍。

当时出版界很不景气，政治理论性读物更被认为难以销售，但在徐雪寒的经营下，这些政治理论书籍的出版，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知书店也就在读者的爱护和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里，异军突起，逐渐站住了脚跟。

西迁武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吃紧，新知书店决定西迁武汉。这时书店除了存书和待收账款外，现金十分拮据，在经济上陷于困境，只能派一部分干部前赴武汉打前站，暂时留在上海的干部，靠摆地摊卖书勉强维持生活。

1938年初，徐雪寒辗转到了武汉。这时新知书店的同志在华应申同志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已在1937年底在武汉江汉路联保里恢复出版业务。

为宣传团结抗日和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徐雪寒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得到各地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帮助，团结书店干部，大力扩展发行网点。在武汉时，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办的扬子江出版社并入了新知书店，又先后在广州、重庆、襄阳、南阳、长沙、常德、衡阳、桃源、辰溪、沅陵、丽水、金华、龙泉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扩展了宣传阵地。同时积极组织出版新书，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胡绳著《辩证唯物论入门》、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传纲编《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和光未然著《街头剧作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版的。此外，还出版了《救中国通俗小丛书》和《战时问题丛书》，以适应战时宣传工作的急需。长江局办的中国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工作，也由新知书店办理，它和新知书店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统由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通过徐雪寒直接领导。在徐雪寒的开拓性的经营下，武汉时期的新知书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宣传出版力量。

处在“孤岛”半秘密状态的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是按照徐雪寒的意见于1938年去重建的，虽然工作条件十分困难，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印行了中共上海市委由梅益主编的《时论丛刊》、《大陆》月刊等刊物和书籍，著《新民主主义论》也首次在上海印行，向“孤岛”上的人们传达祖国的声音，给他们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1939年8月，徐雪寒又派出干部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建立随军书店，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又组织了流动供应队到各支队去，直接向部队供应精神食粮。

奔走于桂林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徐雪寒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移设桂林，日常工作由华应申主持。为便于就近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徐雪寒常驻重庆。中国出版社这时也划归南方局，徐雪寒在重庆仍继续办理中国出版社的业务。

在这段时间里，徐雪寒经常奔走于重庆、桂林两地，继续扩展宣传阵地，在宜山、桂林、柳州、昆明、贵阳、曲江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的地区是和读书出版社或生活书店合作经营的。

在重庆期间，徐雪寒经常得到的亲切关怀。1940年夏，指示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很需要我们，三家书店可联合派出干部，以民间企业形式去设立出版机构。”因此徐雪寒和黄洛峰、徐伯昕共同作出决定，由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兄弟书店派出干部，抽调资金，分赴延安、太行、苏北等根据地建立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为三家兄弟书店战后的全面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延安的华北书店后来出版了不少新书。太行的条件艰苦，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印刷设备；远在重庆、桂林的总店，也正处于当局的迫害之下，不可能给以支援。他们在货源断绝后，就自己油印各种书籍。白天卖书，晚上刻蜡版、印刷、装订，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还组织流动供应队，翻山越岭，活跃在太行山区的辽县、武乡、黎城一带，深受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项工作既为抗战文化作出了微薄的贡献，也使三家书店的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与此同时，三家兄弟书店还在苏北盐城、海安、黄桥等地设立了大众书店。次年，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众书店转入农村活动，后来又成为中共盐埠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机构。

这年冬天，大后方风雨满楼，形势一天紧似一天，要时时刻刻警惕着逆流的袭击。高瞻远瞩，又交给徐雪寒一个特殊任务，要在新知书店中物色党员干部，前去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建立几个灰色的书店或文具店，隐蔽待命，准备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随之日寇又向浙赣沿线进犯。徐雪寒派干部去建立的这些据点后来虽然没有启用，但他们奉命先后在吉安、南昌、赣州、厦门等地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甚至全国解放。

在此期间，新知书店出版了徐冰、徐懋庸等著《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薛暮桥著《经济学》、邓克生著《新经济学讲话》、崔尚辛著《物价与币值》、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动态》、雪峰著《鲁迅论及其他》、林植夫编译《敌军士兵日记》和《敌军家信集》。此外，还出版了《战时儿童初级读物》丛书，组织作家编写了《国际问题丛刊》和《英汉对照读物》等丛书。

在武汉和桂林、重庆时期，中国出版社的书刊，在新知书店的出版物中占了很大比重，发行的地区相当广泛。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马恩论中国》、《列宁论中国》，著《论持久战》和《关于团结救国问题》，凯丰编译《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共产程》、《支部工作纲要》等都陆续出版，其中许多书还一再重印。这些书籍的纸张，大多是中共中央从延安运到重庆南方局，再由南方局交给徐雪寒负责处理的。

为扩大这些著作的影响，徐雪寒先后派出俞鸿模、张朝同和吉少甫赴香港设立了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和南洋图书公司，开拓出版阵地，中国出版社的书籍和重庆编印的《群众》周刊，也多在香港就地印刷，向港澳地区和南洋一带发行。

团结开拓

新知书店是一家出名的穷书店，创办时的资金是向一批穷文化人10元钱一股、5元钱半股，甚至写篇文章来抵数，一点一滴募集起来的。后来业务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在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们重重摧残迫害之下，新知书店的工作条件始终十分困难，书店干部的物质待遇一向很艰苦，徐雪寒虽然担任着领导职务，也没有例外。新知书店创业初期，他在上海从不向书店领取津贴，而是靠借债和卖稿维持生计。

对新知书店和书店干部在这方面的情况，深为了解。抗战期间在重庆，他曾经对徐雪寒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低薪制，远比根据地供给制艰苦，很难设想你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是新知书店正是从这样艰苦条件下熬过来了。这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书店创始人和总经理的徐雪寒的作用。新知书店创业初期，工作很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渐站住了脚跟。在武汉时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雪寒积极争取长江局的领导，主动配合各地党组织，并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开始在大后方设立了分支店，出版物大幅度增长，书店业务得到很大发展。

在桂林时期，徐雪寒决定创办《店务通讯》(内部刊物)和《文化线》（不定期刊）。前者的编辑宗旨是为了沟通上下(总店和分店)左右(分店与分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增进相互了解，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积极性，加强全店同志的革命团结精神。后者则本着徐雪寒在创刊号《开场白》中所指出的“忠诚地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为读者提供文化出版信息，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这两个刊物都受到全店同志全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了全店同志和书店与广大读者交流感情加深友谊的纽带。

徐雪寒还十分关心和重视干部的文化理论学习和形势教育。他在书店内部设立学习委员会，并定期举行测验。由全体同志轮流出题，当领导的和同志们一样参加测验，答案都在墙报上公布。平时，还经常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到书店作辅导报告。1938年7月在武汉时，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徐雪寒特地邀请到新知书店作报告。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给全店同志以很大鼓舞，加深了对持久抗战的认识，更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念。

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也是徐雪寒的一个重要长处。他在新知书店和副经理华应申之间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默契的。他们之间分工合作，相得益彰，为书店干部交相称誉，也为全店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书店时他们是正副手，后来离开书店，彼此仍引为知己，相互关心和相互尊重，几十年如一日，如此诚挚深厚的同志情谊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工作上，徐雪寒一贯坚持原则，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从不以势压人，即使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总是循循善诱，以诚相待，从不疾言厉色，打击报复。他生活俭朴，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又经常很自然地和同志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书店人手少，遇到什么急办的事(如打邮包)，他就和大家一起上，大小事都干，而且干得很内行。同志们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没有拘束，非常愉快。

徐雪寒十分重视培养和爱护青年干部，要求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增长才干。新知书店各地分店的经理，大多在二十岁左右，徐雪寒对他们放手使用，让他们发挥所长，有用武之地。但旧中国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些干部又多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徐雪寒在安排他们工作时，总要为他们设想种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除此之外，还尽可能在当地介绍适当的社会关系，以便必要时有个出来说话和帮助出主意的人。“皖南事变”后任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主任的许静，以出售废品(旧书)方式销售进步书刊，很有成效，但最终被特务发现，并追踪到了办事处，许静因此被桂林警备司令部逮捕，全凭徐雪寒曾经托付过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帮助，才获得了自由。这也说明徐雪寒平时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和荣辱与共的境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才能在危急关头倾力相助。

转移坚持

徐雪寒苦心孤诣经营的新知书店，跟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作，在华北和苏北等敌后根据地设立了机构，因连年战争，后来和总店失去联系，但他们都在各个根据地的党委领导下，继续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宣传团结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大后方的几十处分支店，有的分店因日寇进犯，主动撤退，大多数在几次高潮中被当局查封、没收或被“勒令停业”。书店干部有的遭日机轰炸牺牲；有的被当局或日寇拘捕坐牢，受尽酷刑；有的惨遭地主武装活埋，摧残殆尽。在新四军中建立的随军书店，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负责人朱晓光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年多，越狱脱险；也有的同志在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指示徐雪寒作好转移、分散和隐蔽的准备。徐雪寒在广西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广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陈劭先等的同情和支持下，撤消了桂林市郊施家园第一线的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另在市区太平路20号设桂林办事处，主要经营邮购业务，桂西路35号桂林分店门市部低价转让给文化供应社，作为该社的门市部，部分干部随同转移了过去。这样做既保存了干部，又能继续销售书籍。转让门市部后所得的资金，还解决了以后相继来到桂林的各地分店干部的疏散、撤退和设置第二、三线书店以及副业机构所急需的费用。

这时只有重庆分店还存在，对分店经理岳中俊说：“几家书店(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共产党的书店。如果把这些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合作。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瞩目。他们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因此，重庆的书店要坚持下去，在政治上采取主动，自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重庆分店按指示严密部署，作好了随时被封、被捕的安排和准备，严守岗位，终于坚持了下来。

在徐雪寒撤离桂林后，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由沈静芷继任总经理。沈静芷按照徐雪寒的交代，以秦记西南印刷厂经理的名义从事活动，同时开设了二、三线机构，经营出版和副业，以副业养出版，取得了一定成效。1944年9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三家书店遵照的指示，分水陆两路撤离桂林。一路在八步、连县建立兄弟图书公司；一路由沈静芷带领，由陆路撤退到重庆。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广泛团结当时在重庆的几十家私营出版社，并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了联营书店，冲破了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新出版业处于被动窒息的局面，也为新出版业联合起来从事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孤岛”时期

1941年春夏，徐雪寒等先后到达上海“孤岛”，建立了公开经营运输业务的泰风公司，继续保持着和大后方、香港等地的联络。同时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和印刷条件，在姜椿芳的协助下，开设了远方书店。他们团结和组织一批作家翻译苏联文艺作品，编辑出版《苏联文学名著译丛》等书籍。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中译本，就是这个时期由梅益翻译出版的。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租界，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和泰风公司等机构随之撤销，有的转入苏北根据地。徐雪寒则和汤季宏等全部转入地下，冲破日寇重重封锁，把进步书刊由海路输送到苏中、苏北、胶东和浙东等敌后根据地，供应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迫切需要。随着工作开展，还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为了掩护的需要，又建立了同丰、申庄等贸易机构。

1942年春节前，有一批图书、印刷器材、油墨和江淮银行印制纸币的印版等重要物资，要经浦东出海输送到苏北根据地去，在途中被一股海匪劫走。经了解，海匪头目的老窝在崇明，徐雪寒得知情报后亲自深入虎穴，与海匪头目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这批重要物资终于失而复得。徐雪寒又亲自将图书押送到了胶东根据地，其他器材和物资则输送到了苏北根据地。这时他曾设想将新知书店迁移到根据地去，这个打算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赞同和支持。但徐雪寒回上海后，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战事紧张，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在上海敌战区，徐雪寒和同志们共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直到1943年初离开上海，上海这摊子工作便由汤季宏全面负责。1944年10月，由于内部混入了汪伪密探，所有公开和秘密机构都遭到彻底破坏，工作人员除个别外出的外，也都被捕，有的同志被捕后遭受酷刑，以至终身残废。

隐蔽战线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冯玉祥通过王昆仑要求沈钧儒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徐雪寒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选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

临行前，徐雪寒在钱俊瑞家里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潘汉年详细告诉他工作上应注意哪些方面。徐雪寒询问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潘汉年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之所以对冯玉祥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冯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暖昧态度。潘汉年还估计冯难安于位，所以决定徐雪寒的组织关系仍留在钱俊瑞那里。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上海进入淮南路东根据地，到达位于苏皖边区盱眙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这时，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的安全，已命令他们撤退到根据地，由潘汉年担任社会部部长。徐雪寒在华中局报到后，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分配在联络部，实际上让他担任联络部副部长，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根据地的日常工作，大约每二十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徐雪寒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电文，经潘汉年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与潘汉年的工作系统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潘汉年的爱人董慧，她没有进根据地，仍留在上海工作。

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有关组织，必须迅速处理。除了有必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利用一个较有名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

潘汉年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心理状态和经历告诉了徐雪寒，并且还告诉他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甚至可以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账，愿意出面营救。

徐雪寒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她安详地对徐雪寒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然后徐雪寒通过潘汉年所交代的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当徐雪寒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之后，马上引起他的重视。徐雪寒合情合理地劝他出面营救，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这个汉奸觉得徐雪寒言之成理，表示一定负责设法营救。后来这个案子很快结案，全部人员获释。

经济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调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同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椐地发行“抗币”的经验，指出“抗币”的发行数量只要能按市场需要而进行适当调节，那么就可以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当时政府滥发法币，南京伪政权滥发伪币，币值狂跌，物价猛涨。但根据地物价，由于控制“抗币”发行数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抗币”币值稳定，人民乐于使用“抗币”，所以能把法币、伪币驱逐出根据地市场，还能渗入敌占区。在我国北方的几个根据地中，华中根据地是物资最丰富的地区，贸易大量出超，如果不坚持由“抗币”独占市场，那么出口的大量物资换回不断贬值的伪币和法币，遭受的巨大损失将难以估量。

同年10月徐雪寒又被派到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同时为华中银行组织一个采办印钞物资和运输业务的秘密机构。这更加丰富了徐雪寒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性知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在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贸易处(对外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工作，随军陆续接管了江海关、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等三四十个行政单位和企业，并兼任江海关的军代表。

根据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贸易处除了完成接管任务外，还应当尽快稳定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生产，支援华东各省。但是，虽然明令废止政府的金圆券，发行人民币(包括解放区流通的华中币和北海币)。却出现人民币刚发出去，很快就回笼，难以占领市场的现象，这也就难以通过发行货币积累资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样的问题，在接管其他城市时没有碰到过。在贸易处所属的上海市贸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的陈其襄，一天来找徐雪寒说，解放前夕，上海流通的货币实际上是银圆、金条和美钞，金圆券不断贬值，等于废纸。而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原来操纵银圆等货币买卖的投机商都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照常在那里进行黑市投机活动，操纵人民币的流通。这就是人民币未能占领市场的症结所在。

陈其襄反映的情况，使徐雪寒恍然大悟，立即告诉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陈穆认为陈其襄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于是和徐雪寒一起向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汇报。曾山听了又立即领他们两人去华东局汇报。当时华东局的几位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正在开会，听完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命令：“对旧证券交易所这个黑窝子给以严厉打击，对操纵货币的投机商务必一网打尽，严加惩处。”

饶漱石立即找到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刘晓作了部署。6月10日，上海解放第十四天，在华东局的直接指挥下，一举歼灭了盘踞在旧证券交易所里的货币投机集团，同时人民银行也挂牌收兑银圆、金条和美钞，人民币终于得以流通。这场货币之战大获全胜，给经济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政还有困难，不得不增发部分通货，物价因此难以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大商品，就是所谓“二白一黑”。“二白”指大米和纱布，“一黑”指煤炭，是上海投机商兴风作浪争夺的对象。在中央支持下，贸易处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与投机商经过多次较量，最终击败了投机商，取得了市场斗争的胜利，上海市的物价渐趋平稳，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并对其他城市产生了良好影响。

无私奉献

随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9月后，徐雪寒又先后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为整顿华东地区的铁道运输和外贸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徐雪寒又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徐雪寒，1955年发生“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多年来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卓著功勋。不幸在1954年冬，竟被错定为叛徒、内奸、特务而被捕入狱。徐雪寒因在抗战时期与潘汉年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民权利五年。1965年提前假释出狱，因刑期未满，同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往来。十年“动乱”期间，徐雪寒又被送进“牛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恢复公民权，1977年被批准回到北京。1978年许涤新延聘徐雪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经济研究》杂志编辑。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徐无罪，随之恢复了党籍，被聘任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1985年，他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并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顾问和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投资学会顾问等职，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徐雪寒发表了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他根据大量资料，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不作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

随着形势的发展，徐雪寒对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自己卓越的见解。他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减少很多困难。

他写的《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文章。孙冶方从50年代以来，因重视价值规律和提出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获得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88年发表上述文章，肯定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的观点，是有矛盾的。孙冶方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显著的区别。这种情况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不断地前进和创新。薛暮桥说，孙冶方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感到欣慰。”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二、内容之评析

(一)、形式上

1、立法理由之说明

2、章节之编排

3、章名之斟酌

(二)、实质上

1、立法意旨

2、物权之定义

3、物权之种类

4、物权法定主义

5、物权之取得及行使

6、物权之保护

7、物权之变动

8、物权优先性

9、物权法之地位

三、结论

一、前言

在现今中国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见诸法典者，财产法有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关债之规定者则为合同法，而物权之法律关系亦有担保法之制定，再加上婚姻法、收养法及继承法之身分法的规定，一部民事法典实已具有雏形。2002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公布正在审议中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经由此一立法之程序，大陆有意将现行民事法律规定四处散落之现象，加以整编，使成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以为民事法律关系之依据。然由于大陆长期以来一直欠缺一部完整之物权法典，以为对物关系所生权利义务之规范依据，此部民法草案将第二编定为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之规定，适足以填补此一缺撼，而具有贯穿整部民法典之功能，物权法之制定因而备受重视。

物权法草案之规定，总共计五部分，每一部分下再分章节，共分成二十六章三百二十九个条文，以第一部分总则为例，其系规定在第一条以下至第三十九条，包括第一章一般规定，系由第一条至第八条；第二章则为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系由第九条至第三十三条。第三章则为物权的保护，其规定系自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九条。而第二部分所有权则系规定在第四十条以下，包括第四章所谓的一般规定；第五、六、七章，分别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及私人所有权的规定。第八章则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九章为相邻关系、第十章为共有、第十一章为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本文论述之内容则以第一章总则一般规定为主。

二、内容之评析

(一)、形式上

1、立法理由之说明

此部物权法草案之内容，除有许多之规定系参考外国之立法例，例如第二十六章让与担保之制度及第五部分占有，亦有诸多之规定，为立法者系针对中国社会现今发展方向所为之设计，而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例如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及私人所有权。然而，在向来采取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之国家，其对于物权之观念原本即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尽相同，对于物权法之规定，立法者究系出于何种之考量，其立法目的究竟为何，自宜在立法理由中加以说明，物权法草案仅有条文之规定，对于条文之草案说明、立法理由及其所参考之各国立法例来源，均全付阙如[1]，若单纯从条文规定之内容，有时难以明了立法规范之目的，在法律条文之适用上发生疑义时，若仅凭参与立法工作者个人之片段印象及回忆，而作为未来条文适用发生疑义时之解释依据，终将产生众说纷纭、各说各话之窘境，而突增困扰，反将影响法律之执行力。为解决此一问题，立法者实应就条文之立法目的及立法理由附于各相关条文之后，以为说明及了解，如此非但有助于将来条文适用之顺畅，亦表示立法者在立法当时负责审慎之态度。

2、章节之编排

民法草案总计九编，包括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及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共计一千二百零九条，其规范内容可谓广泛而且繁杂。为避免整部民法典之制定程序及立法期间过于长久，而无法如预期般施行，以致于延宕物权法草案之施行，故此部民法草案在设计之初，即将各编之条文分别独立编列，各编之条文均从第一条开始，而非以接续前编条文之方式为之，使各编亦能在个别通过后，独自成为一单行法典，而得单独施行，立法者之考虑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物权编之编排方式，则采取编下分为五「部分，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占有，各「部分之下再编列章名，且各「部分之章名系前后相连，例如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及第三章物权的保护，均属第一部分总则之规定，然第四章一般规定则属第二部分所有权之规定。然而纵观整部民法草案，仅第二编物权法及第三编合同法采取此种体例之安排，其它七编均系于该编名之下直接定以章名，而无各「部分之编排，与其它各编相较，物权法及合同法之章节编排显得尤为突出，立法者是否有其特殊之考虑，不可得知。或许物权编及合同编之内容较丰富，条文过多，以致于有此安排，然而就整部民法而言，仅在物权法及合同法为如此之安排，始终予人无整体一致之观点，而有体系纷乱之感。更何况，在物权法第五「部分占有，仅单纯以占有独自编列为一「部分，而占有「部分之下并无章名，而直接以条文规定占有所生之法律关系，与前章相连，在体例下更显得突兀，使人误以为系立法者在体例编排之疏失，以致于漏列第二十七章占有。如此之体例特殊编排，实不如将各「部分改以章名代之，如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所有权等，而章下再分节，如第一章总则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章所有权第一节一般规定，节下分款、项、目，而更可显示出其体系结构上之完整，亦较符合法律上向来所使用之章节编排体例方式。

3、章名之斟酌

物权法草案第十一章定名为「所有权取得之特别规定，然而综观本章之规定，实际上有涉及不动产所有权取得的条文，除第九十九条关于不动产之善意取得之规定，及第一百一十一条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之规定外，其它均系以动产取得之特别规定为其内容，且如后所述，将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动产善意取得之规定并列，实无必要，而从物随主物转让之规定性质上系属法定物权变动，实应与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中之第三节其它规定相符，似应将之编列于该节较为恰当，如此，所有权取得之特别规定，似亦得更名为动产取得之特别规定，而更与本章规范之内容相符合。

(二)、实质上

1、立法意旨

物权法草案第一条规定：「为保护自然人、法人的物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本条规范内容，系纯属立法意旨之规定，此一安排，虽可理解为系立法者考虑物权法可能单独通过而个别施行，故有将物权法之立法意旨明定之必要。然物权法乃系普通法，对于所有之人均应一律适用，而非如仅适用于特定之人、事、时或地之特别法般，若确有必要在法条中就其立法意旨加以规定，以在民法第一条加以规定实为适当，而无必要在民法总则编之外，另就物权法之立法意旨及适用目的以法条明文特别加以规定，此何以民法草案第一编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即规定：「为了保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民事权益，规范民事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在民法总则编之外，若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就此物权法之立法意旨再次加以强调，且为避免在整部民法典通过时，却产生物权法第一条之条文与民法总则第一条之条文规定有相重复之处，而造成接触物权法之人在初次阅读本法即有多余赘文之先入为主的观感，较聪明之方法或许为，将此一具有宣示意义之内容列于物权法草案总说明中，如此非但可彰显其立法意旨，更足以强调物权法立法之重要性。

2、物权之定义

所谓物权，依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系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然而从此一对物权之定义，实无法说明物权具有绝对性及具有对世之效力，而显得就物权之定义在内涵上过于狭隘之感，盖法律乃人类社会生活之规范，实为对人之规范，应以人与人间所产生之权利义务关系为规范之内容，若物权仅限于系权利人对物支配之权利，实无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盖人对物之关系纵使经由法律规范，亦无法对物产生任何拘束力，此乃由于物对于法律之规定全然无法为任何反应，亦不会遵守法律之规定，故而所谓物权，应系指人对人之权利，亦即人对物之支配，进而排除他人干涉之权利，此一排除他人干涉之消极性的内容，实系物权之所以为绝对权，而与债权为相对权之差别所在，故欲对物权加以定义者，实无法忽视此一内容。

物权之外延，依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包括所有权、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然而此乃物权法规定之当然解释，实无必要在条文中加以规定，盖物权法之规定乃系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占有之规定，然占有依物权法草案第三百十九条之规定，仅系指占有人对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实际控制与支配，其为事实而非权利既为不争之观点，则物权自不包含占有在内，实无须再以条文为规定，若果欲避免将来有此疑虑产生，实于立法目的中加以说明即可。且本条之规定，已与民法总则第八十五条之规定相同而为重复之规定，此或许又系立法者为顾虑物权法单独施行时之安排，然若在民法总则编施行后，势必将造成本条之规定与民法总则编重复而成为不必要之多余条文，果如此，不如在适当法条之立法理由中加以说明即可。

3、物权之种类

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指土地、建筑物等土地附着物。动产指机器设备等不动产以外的物。对于物权法规定在现行法律及政治体制下所扮演之角色，立法者可谓费尽心机，盖将物权法纳入民法典规定之结果，将造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对私有财产的承认，特别是就属于生产资料之机器设备，原本应属阶级剥削的工具，而应为公有，若许可其得为私人所有权之对象，更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一大突破，或许可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不动产与动产，虽系权利之客体，但作为物权之客体者，尚有权利，例如权利质权即为适例（物权法草案第二百九十三条以下），此外，不动产及动产亦可为合同法之内容、侵权行为之客体、继承之标的，故动产与不动产之内容非仅专属物权法规范之对象，实宜将动产与不动产之规定，列于民法总则权利客体之章节中，以为物权之上位概念，并与民法总则章节中人之权利主体相对应，而在体系架构上显得更为完整。

4、物权法定主义

物权法草案第三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及内容，由本法或者其它有关物权的法律规定。，此可称为系物权法定主义之规定，在国家社会积极鼓励经济活动活泼发展之时，物权法定主义之规定是否反而会对交易自由加以限制，确有加以检讨之必要[2]，然就交易秩序而言，物权法定主义实有助于安定之交易，应为不可否认之事，更何况，欲就物权法定主义加以松绑，实须有其它相关之制度配合，始足以发挥其功效，例如健全及完善之登记制度，以及现代化之电子作业的公示方式以代人工登记制度等，然就目前中共之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达到健全之地步，而电子化之作业亦尚非属普及之情况，采取物权法定主义实有助于物权法秩序之维持，应系值得肯定。然而，本条条文用语上，仍有可商榷之处，盖所谓「由其它有关物权的法律规定，此一「规定用语当系属动词，否则若系解为「物权的法律规定将使得本条条文在语句上欠缺动词，而为文法上之错误，然而究竟「其它有关物权的法律系何所指？是否法律必须以物权之规定为其主要内容者，始为本条所称之法律？以现行之法律规定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及担保法，固属有关物权的法律，然而如上所述，物权非仅限于在物上之权利，其尚包括权利质权，故而其它法律若有就权利质权加以规定者，是否即为此处所称之「其它有关物权的法律，例如以证券交易为规范对象之法律若涉及证券质权之规定者，是否即属「其它有关物权的法律？欲避免此一疑义之产生，较佳之方式则为将「其它有关物权的之用语删除，而规定「物权的种类及内容，依本法或者其它法律规定。，如此简单明了之立法，非但得以避免疑义之产生，更有助于本条之适用。

5、物权之取得及行使

物权法草案第四条规定：「物权的取得以及行使，应当遵守法律。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能取得物权。物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本条之规定，在适用范围上，仅系针对物权所为之规定，然而关于权利之行使，不仅限于物权之行使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债权之行使，亦当遵守法律之规定，此何以民法草案总则编第八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权利之行使之规定，实应列于民法总则编一般规定中，以为其位阶之提升，将其列于物权法中，实非体例上恰当，亦有予人忽视其它权利之行使的观感。而物权法草案既已于总则部分规定物权之取得应当遵守法律，其于物权法第二部分所有权之一般规定第四十二条又规定：「所有权的取得应当遵守法律。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国家所有的，集体和私人不能取得所有权。，后者之规定实已与总则之规定相重复，而为不必要之条文，至多仅具有宣示区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之意义而已，然第二部分所有权中已专列有第四张国家所有权、第五章集体所有权和第六章私人所有权，在此实无须再为强调。

此外，本条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能取得物权。然而违反法律之规定，究何所指？若系违反法律强行规定之法律行为，当然应属无效之行为，此在民法草案总则编第四章第六十条第三项已有明文规定，第四章第三节第六十七条以下亦专门针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为规定，行为人自不得依此而取得物权，是否有必要再次在物权编强调此一效力。若谓本条规定之目的，乃在强调「不能取得物权，然而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虽有者属无效之行为，亦有系仅属得撤销之行为，例如民法草案第一编第六十九条即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行为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从而，在此一行为未被撤销前，该行为仍属有效之行为，其是否属物权法第四条所称之违反法律规定之行为？是否应依物权法第四条之规定，不得取得物权？再若涉及第三人之利益时，物权法草案第九十九条已有实时得之规定，且在盗赃物、遗失物之善意受让人，若系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买者，仍得受法律之保护，即无不能取得物权规定之适用！此外，虽系违反法律规定，但民法草案总则编第六十六条规定，虚假的意思表示，表意人不得主张该意思表示无效，此时若涉及第三人利益时，是否仍有不能取得物权之适用？凡此些问题，均无法以「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能取得物权之不确定概念含糊规定，故而本条之规定，实仅具有宣示之意义，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实值得再加斟酌！

6、物权之保护

物权法草案第五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权。，本条之规定，乃为对于物权之保护的规定，然而对于违反此一规定之法律效果，立法者则另选择在物权编专辟第三章物权的保护加以规定，包括第三十四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及其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可称之为物权人之确认权利请求权；第三十五条：「任何人无权占有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其返还原物。，可称为物权人之原物返还请求权；第三十六条：「任何人造成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可称为物权人之恢复原状请求权；第三十七条：「任何人妨害行使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可称之为物权人之排除妨害请求权；第三十八条：「任何人有可能危及行使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消除危险。，可称之为物权人之消除危险请求权；第三十九条：「任何人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可称之为物权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物权之保护，依上述物权法草案之规定，大致上可分为三种情形，其一为物权人之确认权利请求权；其二为物权人之物上请求权，包含原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其三为侵权责任请求权，包括恢复原状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有疑问者系，对于恢复原状请求权，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并未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必要，是否系采无过错原则？若行为人造成物权人损害的，依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似亦未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前提，物权人即得对之请求损害赔偿。赞同其为无过错原则者，或许认为依民法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包括恢复原状及赔偿损失，其系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前提，倘物权法之规定，非以无过错为原则，而与侵权责任法之规定并无不同，则将此侵权责任特别于物权法再为规定又有何实益？然若对物权人之保护，确不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必要，则物权法之规定似赋予行为人之较侵权行为更重之责任，而有动辄得咎之可能，对社会秩序影响不可谓不深[3]，立法者究系有何特殊之考量？其若所持之理由仅为对物权人之保障，则此一价值衡量是否恰当，实应有更强之其它理由为说明！此外，依据民法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之规定，对于人格权之侵害，第五条虽未规定须以侵害人过错为其前提，然仍宜解释为系采过错原则，否则将课以人民相当重大之责任，而非妥当。故而，物权法总则编中此二条文之规定，实与侵权责任法之规定重复，而属赘文，可能之合理解释，或许又为立法者在此考虑物权法单独施行时之刻意安排！

至于物权人之物上请求权的规定，原本即为违反物权法第五条之法律效果，其在条文之安排上，似可与物权人之确认权利请求权合并于第五条，而分别规定于第五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中，如此非但与第五条之禁止侵害物权之规定相呼应，又可增加对物权侵害之保护的强度，更足以达到其欲保护物权之目的，因而，物权法第三章物权的保护之规定，是否尚有存在之价值，似亦值得深思！

7、物权之变动

物权法草案第六条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应当登记，动产应当交付。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本条乃系针对物权之变动所为之规定，关于物权变动之立法例，世界各国有采严格形式主义者，典型之例即为德国民法；亦有采意思主义者，最具代表性者即为法国及日本。立法者在此，舍弃严格形式主义及意思主义，而仿效瑞士之立法例，以债权行为与物权之公示结合，动产须为交付，不动产须为登记，始得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此一规定实兼具意思主义及严格形式主义之优点，而为学者所称许，实值赞同[4]。然而，关于物权变动之规定既已于第二章专门设立章节，则将物权之变动规定于该章之中即可，实无须再于总则部分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以条文突显其地位，否则将形成第一章一般规定与第九条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相重复。此外，第二章章名定为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似乎过于冗长，似可将之简化为物权之变动即可。而第一节定名为不动产登记，第二节定名为动产交付，第三节则定名为其它规定，均无法完整表现出所涉及之标的物物权变动的特性，不若将之改为第一节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第二节称之为动产物权的变动，第三节则称之为非经公示的物权变动。

8、物权优先性

物权法草案第七条规定：「特定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既是物权的支配物，又是债权的标的物时，优先保护物权，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特定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设立两个以上物权时，优先保护先设立的物权，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物权由于具有绝对性，而得以对抗任何人，而债权仅具相对性，仅得对其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故而就物权与债权之保护范围而言，物权实优先于债权，以一物二卖为例，先与出卖人缔结买卖契约而尚未取得买卖标的物所有权之人，与其后与出卖人缔结买卖契约但先取得买卖标的物所有权之人间，由于后买受人系先完成物权变动之要件，自应取得买卖标的物所有权，先买受之人未取得所有权，自不得对后买受之人主张其权利，盖其所本于主张权利之买卖契约仅系债权契约，自不得对其契约当事人以外之人主张其权利。再以就债务人之财产变价后受偿而言，若债权人系属普通债权人者，就该物变价后之受偿权限，应劣后于就该债权享有担保物权之债权人，然而此亦系以该担保物权人实行其担保物权时始有此法律效果。而所谓物权之优先效力，不应仅限于优先于债权，物权与物权间亦存在优先与劣后之顺序，例如先存在之担保物权即优先于后顺序之担保物权人而受偿，先存在之用益物权，不受后设定之担保物权之影响，但先设定之担保物权受后设定之用益物权影响时，究应如何获得救济？物权法草案就物权之优先性加以规定，固值赞同，然其就两个以上之物权设立相冲突时，仅规定优先保护先设立的物权，究竟优先保护是何所指，是否意谓后设立之物权即不生效力？是否先存在之物权人得请求法院除去后设立之物权[5]？为使法律关系明确，实应有更详细之规定为佳！

9、物权法之地位

物权法草案第八条规定：「其它法律对物权的内容、保护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某一法律究竟系属于普通法或者系属特别法，依该法律所为规定之内容即可加以判断，而民法乃私法之母，所有关于私人间权利与义务之规范，均以民法为其基本之内容依据，民法中之物权法乃适用于全体人民之法律，具有普通法之性质，因而就其所规定之事项，存在有其它之特别法律规定时，其在适用顺序上，自应由特别法优先于物权法加以适用。物权法之地位既如此明确，其与其它特别法律就物权事项之规定，所涉及之适用顺序，是否仍有必要以法律之明文加以规定，似亦值得深思！

三、结语

在新的时代中，新法的制定，实具有革新的意义，审议中之民法草案即承担此一继往开来之角色，而物权法草案之制定，更是展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包容性与延展性。对于此一历史之时刻，站在社会主义制度之外，而以旁观者之角度对于变更之中国加以观察并提出个人之意见，难免有时无法完全掌握问题之重点，而有误解甚至曲解法律之可能。然而法律之规定，若能让旁观者得以明确了解其规定之意义及目的，当不枉费立法者所付出之心力及努力，而若能本于法律之规定对于旁观者之疑虑加以充份说明，亦不虚此立法之本旨。然对于物权法草案立法者之规定，习法之旁观者尚有如此之困惑，则法律门外汉之广大中国人民，又将如何得以理解立法者之苦心造诣，思及此，怀以殷切期盼之心情及深深之祝福，略叙管见，乃吾人为此文所本之初衷！

参考文献：

[1]相较于民法草案，受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研究小组之委托，由学者梁慧星教授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所提出之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以及学者王利明教授所提出之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均就物权法草案说明、立法理由及其所参考之各国立法例来源有相当详细之叙述，可谓极具参考价值。

[2] 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与经济观点分析，经济论文丛刊19卷2期，1991年6月，219页以下参照。

[3] 关于过失责任在私法上所代表之意义，请参阅孙森焱，新版民法债编总论(上)，2002年11月版，196及次页。

[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2003年7月修订二版，94页参照。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计划；规划；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108―06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其核心内容就是市场取代国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计划是改革的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都受到广泛质疑。但是，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仍然将规划――长远的计划作为手段，而且强调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这成为宏观调控本身受到主流经济学质疑和诟病的线索之一。传统计划经济完全否定市场作用是不可取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能够完全否认规划的作用？规划是否应该退出宏观调控体系？这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问题，而应全面分析。

一、从计划到规划：围绕一个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争论

党的十四大后，指令性计划已逐渐减轻了它的事无巨细的统摄力度并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六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中国的第11个五年计划开始改称“十一五”规划。从计划与规划，一字之差，是否意味着质的差别？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计划”指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计划与主意、策略为同义词条；在《辞海》中，“计划”指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做安排和部署。“规划”与“计划”的含义并无根本差异，《现代汉语词典》将规划直接解释为计划，并特指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辞海》中，规划由“规画”演变而来，表示打算，谋划和策划的含义，以及全面长远的计划。综上，从概念本身而言，从计划到规划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更为强调计划的长远性和战略性。但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市场和计划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却是一个世纪命题。从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计划化浪潮和日本等国家的计划奇迹，再到始于80年代后的经济自由化浪潮，市场和计划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学术与政策争论的热点之一。

其中，国外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分类如下：

第一类观点肯定计划或规划的作用，也肯定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帕累托、巴罗内和兰格等。帕累托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可以达到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所能达到的经济均衡，他的思想隐含了资源配置效率或形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思想萌芽。巴罗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平衡都遵循两个相同的基本前提，即最低限度的生产费用和价格与生产费用相同。他建立了均衡状态方程，主张通过反复试验的“试错法”求解方程组系数。兰格认为，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由中央计划机构根据“试错法”，模拟市场决定产品的价格。经过一系列“试错”，中央计划机构最终能制定出一套不仅使一种产品而且使所有产品供求都相等的“均衡价格”体系。由于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经济体制动态的了解要比私人企业广泛得多，所以中央计划机构通过“试错法”实现的经济均衡，比市场调节要快得多。[1]9，10，15

第二类观点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否定计划或规划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米塞斯和罗宾斯、哈耶克等人。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计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存在生产资料的交换市场，因此对这类产品便无法进行经济计算；而没有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合乎经济的活动，从而在理论和逻辑上否认了计划或规划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并进而否定了计划经济存在经济效率的可能性。[2]65-671930年代中期罗宾斯、哈耶克分别撰写了《大萧条》和《问题的性质和历史》，否认“试错法”的可行性。他们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列方程来“模拟”市场运行并通过求解方程来确定商品价格，但实际难以操作。因为中央计划当局无法建立起包含所有物品和劳务未知数的方程式，同时及时使用最新数据。

第三类观点是折衷的，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考察计划或规划的作用。这类观点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经济的完全计划性不可行，但计划是市场不可替代的必要补充。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除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外，也有西方主流经济学者。西蒙认为通过市场得到的“平衡结果是最优的”，但市场和计划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至少有两种将计算功能分布于社会系统中的机制：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而且“现实中各种协调机制总是结合采用的”。[3]37丁伯根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必要手段，他用数学说明波动变幻的市场要回归于计划，两者必须而且可以结合共同配置资源。但他认为计划者的技能有限，因此不赞成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丁伯根还提出过经济计划是“计划性的经济政策”[4]8的观点，所谓计划性的经济政策是为实施计划或实现计划目标与方向所制定的宏观调节政策体系，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价格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引导微观主体行为，以弥补市场自动调节的某些缺陷。刘易斯与丁伯根的观点一致，认为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发展计划。[5]2日本经济学家百百和也认为“所谓经济计划就是政府制定的综合性经济政策体系”，其作用大致包括3个方面：一是政府计划机关对国民经济的前景进行预测，并通过预测引导其他经济主体；二是协调分散实行的经济政策，形成统一的政策环境；三是协调不同社会利益集团。[6]10，11，21

国内理论界的主要观点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否定传统计划经济，但并不否定计划作用。持有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顾准、孙冶方和卓炯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早期开拓者，以及吴敬琏、张卓元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主要参与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理论界对规划或计划的认识，受原“苏联模式”理论影响，任何对“苏联模式”的置疑和反对，都有遭到批判的可能。尽管如此，顾准和孙冶方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对“苏联模式”的怀疑，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起着全面的调节作用，经济工作违背了价值规律会遭到惩罚，但他们尚未能否定计划经济的整个理论体系。[7]5卓炯在1961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6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规划或计划作用问题的争论回到学术轨道。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卓炯在会上提出，“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 [8]316，452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广东省经济学界举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致意见，吴敬琏更直接提出要“为市场经济正名”[9]。同年，张卓元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10]21 。

第二类观点否定计划经济，同时否定计划或规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作用，进而认为规划应该退出宏观调控体系。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接受系统主流西方经济学训练，特别是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熏陶的学者。例如，林毅夫提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赶超发展战略和计划体制，但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是低下的，结果造成中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造成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迅速发展，是由于中国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11]23，55，68，80，182需要指出的是，在近年来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中，否认规划的作用，认为规划应该退出宏观调控体系的观点很强烈。例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 ‘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12]

第三类观点肯定计划或规划的作用，同时肯定传统计划经济。这一类观点主张辩证地看待并评价计划和传统计划经济，认为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就资源的配置方式所作的正确选择，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中对计划的探索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例如，有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正是通过前30年的建设基本完成了初步工业化的目标，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13]

二、规划是否应该退出：客观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作用的方法论基础

上述观点，各有道理。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并不存在完美的、完全符合客观现实并完全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资源配置方式的优缺点也都不是绝对的。因此，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完全否认计划或规划的作用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看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

首先，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能说明计划或者规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没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曾经广泛地运用计划手段，如德国、法国、瑞典、日本都有较为周密的经济计划，并获得成功。经济计划化和经济自由化政策的交替出现，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战后的一种规律性现象。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未完全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或规划的作用，我国作为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否定计划或规划的作用是不科学的。

其次，由于“市场失灵”，市场化转型并不能说明市场是万能的，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一，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的平衡问题，各独立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决策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时会因此而导致生产过剩，造成社会经济的剧烈波动。第二，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结构。因为各商品生产者自主决策的依据是市场价格，而市场价格信息反映的只是特定时期的供求状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结构就可能不合理，严重时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无法持续稳定发展。第三，市场信号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事后反映，带有滞后性，因而有可能引起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第四，市场竞争可能导致垄断。市场机制有效作用的重要前提是充分竞争，但竞争的结果往往导致垄断，也就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五，市场机制在调节对象上存在局限性。如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就难以通过市场有效调节。此外，在单纯贯彻优胜劣汰原则的市场机制作用下，收入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不可避免。

最后，规划也是经济世界的内生产物，同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具有一致性。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理性人假设假定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都是自利的，人的经济行为都是理。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个人行为却是有限理性的，渗入了大量非理性因素，即人的欲望、直觉、灵感、激情、冲动、习惯等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的膨胀常常导致非理压倒理，形成对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另一方面，即使理性人假设是成立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现实中也要面对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即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冲突面前，个体并不会主动去缓解、处理矛盾。因此，必须有一整套强有力的手段有序调控、规范、引导和抑制经济非理，用理性抑制非理的泛化，保证市场经济在其发育和发展过程中走向成熟和完善。这种系统的手段是市场经济所内在需要的，但却不是由市场自身所能提供的。在这些可能的手段中应当包括规划。同理性人假设一样，规划的存在也是由资源稀缺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每一个微观主体都要“吃饭穿衣量家当”，对自身资源围绕未来生存和发展进行分配。这与市场经济的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具有一致性，理性选择的实质其实就是微观主体的自我规划。个人作为微观主体如果不对自身资源的配置进行长远规划，就可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失败。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长远规划来配置本国的资源，而任凭个体行为从个体利益的角度使用资源，将无法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于人类整体而言，通过规划配置资源也是必要的，必须对稀缺资源在即时和未来的配置进行规划，否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将面临不可持续的威胁。因此，规划也是经济世界的内生产物，是资源稀缺的产物。

三、规划不能退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手段的可用性分析

第一，规划能够划定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规划是在一定资源约束条件下制订形成的，是资源约束条件的反映，能够为经济和社会行为划定活动边界，在边界内规划的资源配置作用是指导性的，在边界外规划的资源配置作用是指令性的，通过资源配置上的弹性和刚性约束调控包括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以保障各类经济主体的合理利益。

首先，规划是发展观的现实表现，是实现发展观强制性变迁的有效手段和保证。发展观的实质是作为非正式制度指导社会成员的活动。发展规划就发展目标和内容的确定体现了政府所主导的发展观，它为社会成员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指引了方向，能够诱导社会成员的发展观向政府所主导的发展观演变。

其次，规划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体现。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长远考虑，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能够突出重点同时又带有长远色彩的实施工具，但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属于相机抉择的政策措施，侧重点在于短期调节，并不符合这一要求。规划则不然，首先，规划的内容就是发展战略的具体化；其次，规划可以向社会提供和展示中长期发展的宏观政策信息，能够引导和稳定社会公众特别是经营投资者的预期；最后，规划还可以通过市场管制和行政命令保证战略重点的需求得到满足。另外，规划还能够强调国家利益和国民的共同利益。在社会阶层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局部利益构成矛盾。规划可以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容，矫正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成为整合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最基本工具。规划的上述作用，正像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言，“我们必须有真正的共同利益――不仅是这个伟大国家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而且也是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和这些单位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大家都必须一齐动手来制定补救计划，这种计划必须以各种地位不同的人们所享受的共同生活为基础。”[14]114

最后，规划是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并非空穴来风，要服务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以未来发展为中心的规划。规划通过在国情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为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和财政、金融两大部门提供指南，以实现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协调进步。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也有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却非市场手段所能实现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但难以解决社会发展方面的诸如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人口、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以及精神文明即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必须按照系统化的问题处理思路，通过多方协调、统筹规划才能予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赖以综合性、全局性、长期性为特征的规划手段，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第三，规划不仅为解决市场失灵提供了可能，而且为政府失灵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一种普遍和必然的现象，但是同市场失灵一样，政府干预经济同样可能存在政府失灵，出现类似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的问题，政府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看不见的手。政府失灵问题，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个人动机，和经济政策供给者的政府及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动机所导致。比如在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甚至其中不乏政策制定者个人对成就感或政绩的追求。二是由于政策的执行者常常出于自身动机，利用行政权力的垄断对本来良性的政策变通执行，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三方面，政府失灵是由于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造成的。例如“一刀切”现象和政府行为，即政府在处理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高层决策部门或决策者经常会作出统一的、不加区别的决定，以此试图摆脱困境或解决问题。[15]137-143

抑制并纠正政府的非理，需要一定的机制或措施，而规划就具有在此方面的特殊作用。一方面，规划是在一定资源约束条件下制订形成的，它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可以通过资源配置上的弹性和刚性约束调控包括企业、个人等非政府经济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是一个法治化的过程，规划形成之后具备法律效力，因此规划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是约束和调控非政府经济主体行为的法治化手段，更是约束政府主体行为的法治化手段。

第四，规划还在构建经济伦理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经济伦理，是社会成员在处理经济事务时遵循的道德准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受到了众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关注。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正是一种尽天职、获利、节俭、投资、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6]32-57，121-144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的作用重要，但其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文化教化的过程，是建构和解构的长期历史过程。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伦理建设，需要立足现实，着眼于长远未来，通过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方式促进经济伦理向良性发展。在这一方面，规划作为谋划未来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制订是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经济伦理的过程，规划的实施是动员和鼓舞全体社会成员认可实践经济伦理的过程。通过规划确立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发展战略和总体奋斗目标，规划过程中组织社会各方面普遍参与和讨论，可以凝聚社会共识，为社会成员就彼此间的关系形成正确认识奠定思想基础；规划形成后的广泛宣传和实施，动员社会成员认可共同目标，引导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决策行为在共同的经济伦理框架内实施，使个体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大致吻合。这样，制定和实施规划的过程成为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推动了经济伦理的形成，进而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从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结论：规划作为手段无需退出宏观调控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无需退出宏观调控体系。

第一，计划与规划在总体上属于同义词，其根本涵义都是未来的行动安排或打算，而后者更为强调长远性、战略性和指导性。

第二，规划或计划没有社会制度属性，只是一种影响资源配置的手段，并不具备所谓超越工具性的意识形态性。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能够为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划定边界，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保障，它不仅为解决市场失灵，也为解决政府失灵提供了可能性，更具有构建经济伦理方面的作用。

第四，规划着眼于未来发展，是经济世界的必然产物，同财政和金融政策一样，在普遍的意义上都具有成为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条件，可以被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当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而言，选择能够强调未来长远发展和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规划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客观现实作出的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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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瑞.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分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中国社会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英文摘要】After the Opium War,Chia's natural economy framented,her national mechanical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started in a abruptive way,and rural villiag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grew.By the turn of the last century,the end of the Manchus Dynasty and the st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hina's cotton textile had became an"amphibious"industry covering handicraft and national mechanical production,a striking example of dual mode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Both

competition and complement existed inside this mode,yet complement is the predominating aspect.It is a gradually progressing and approaching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o mechanical production.Later-modernising states must grasp this regular rules and undertak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by persisting in the dual ways of transplanting and grafting,thus follow a dual industrialilzation line.

【关 键 词】近代、工业化、原始工业化、二元模式

Modern times/industrialization/proto-industrialization/dual mode

【正 文】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瓦解，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资本投资机器工业的限制，民族机器工业在若干行业尤其是棉纺织、面粉等业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早期工业化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如何？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破产说"和"依附说"，认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既已无力抗拒外国商品的侵袭，只能步步退却，销路日见萎缩，也就无法逃脱破产的命运"，棉纺织手工业是遭受破产命运的典型行业，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代表了中国手工业的另一种命运，即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的命运。"[1]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命运归结为"破产"和"依附"两种类型，很难全面概括近代手工业的复杂情形，在若干手工业行业中，传统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原始工业化现象，并与工业化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构成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本文试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对这种二元模式的形成、原因及其内部关系等问题，阐释如下。

一

二元模式大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经历了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突发式"产生、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棉织业的发展等三个步骤，至20世纪初形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

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洋纱洋布的摧毁，据统计，1890年外国进口洋纱已达108.3万担，洋布达1656.1万匹[2](p1368)。按学术界已有的估算，1894年全国土布产量5.89亿匹，需纱741万担，其中机制纱174万担，则机纱已占土布用纱总量的23.5%[3]。从局部地区来看，传统手纺纱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如闽广地区土布用纱总量中约67.8%已为洋纱所取代。但是，对鸦片战争后传统棉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即使是在开埠通商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也还存在着手纺纱的大量记载，如上海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4]，同一时期的苏州也是这样，"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5]。其它内陆地区与边远省份的情形可想而知。甲午战争后，随着在华通商口岸外资纱厂和民族机器纱厂的相继设立，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进程进一步加快，尤其是民族机器纺纱业加入了对传统手工棉纺纱的排挤，如上海民族机器纱厂生产的棉纱"售价且较印度纱略好一成，所谓十支棉纱、十四支棉纱二种，于民间畅销，最为合宜"[6]。

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趋势与"西力东渐"的影响，启动了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进程。19世纪70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萌生了"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的动机，然而直到90年代，以1890年建成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2年投产的湖北织布官局为标志的中国近代机器棉纺织业才在千呼万唤般的难产中真正诞生，1890～1910年间民族机器棉纺织业共设立工厂27家，如下表：

表1：1890～1910年间民族机器棉纺织业主要企业简表[7](p892-893)、[8](p195-200)

企业名称

年代

设备

创办人身份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90　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

郑观应（买办），龚寿图（江苏补用道）

湖北织布官局

1892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张之洞（湖广总督）

上海华新纺织厂　1891　纱锭7008枚

唐松岩（上海道）

华盛纺织总厂

1894　纱锭64556枚，布机750台

盛宣怀（津海关道），聂缉规（江海关道）

上海裕源纱厂

1894　纱锭25000枚，布机1800台　 朱鸿度（道台衔）

上海裕晋纱厂

1895　纱锭15000枚

不详

上海大纯纱厂

1895　纱锭20392枚

不详

上海兴泰纱厂

1896　不详

1902年被日商山本条太郎购买

苏纶纱厂

1897　不详

陆养润（国子监祭酒）

湖北纺纱官局

1897　纱锭50064枚

张之洞（湖广总督）

宁波通久源纱厂　1897　纱锭17046枚，布机216台

严信厚（李鸿章幕僚，曾督销长芦盐务）

无锡业勤纱厂

1897　纱锭1192枚

杨宗濂（长芦盐运使），杨宗瀚（曾总办台北商务）

杭州通益公纱厂　1897　纱锭15040枚

庞元济（四品京堂）

上海裕源纱厂

1898　纱锭18200枚

朱幼鸿（浙江候补道）

萧山通惠公纱厂　1899　纱锭10192枚

楼景晖（候补同知）

南通大生纱厂

1899　纱锭20350枚

张謇（翰林院编修）

常熟裕泰纱厂

1905　纱锭10192枚

朱功鸿（浙江候补道）

太仓济泰纱厂

1906　纱锭12700枚

蒋汝坊（郎中）

宁波和丰纱厂

1906　纱锭21600枚

顾元珲（中书科中书）

无锡振兴纱厂

1907　纱锭10192枚

荣宗敬（钱庄主），张石君（买办），荣德馨（买办）

大生纱厂二厂

1907　纱锭26000枚

张謇（翰林院编修）

上海振华纱厂

1907　纱锭11648枚

凯福（英商），吴详林（华商）

上海九成纱厂

1907　纱锭9424枚

中日合办，不久改归日商独办，改称日信纱厂

上海同昌纱厂

1908　纱锭11592枚

朱志尧（买办）

江阴利民纱厂

1908　纱锭15040枚

施子美（不详），严惠人（身份不详）

安阳广益纱厂

1909　纱锭22344枚

孙家鼐（郎中）

上海公益纱厂

1910　纱锭25676枚，布机300台　 　祝大椿（买办），席立功（买办）

民族机器纺织业的产生是"突发式"的，这一点从上述企业的主持人或创办人身份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缺乏手工棉纺织业主经历的业外者创办的，有官僚、士绅、买办、商人等，却没有棉纺织业手工工场主身份。事实上，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9]。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两栖"行业，"纺"与"织"两个环节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中都存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以"织"布为重，以"纺"线为次，初创时期的民族纺纱业在1894年的产量仅34.2万关担，手纺纱则为469万关担，到1913年，国内机纱产量达858万关担，土纱产量进一步减少至88万关担，但并未完全绝迹，其主要市场局限于农村土布用纱领域，约占农村土布用纱总量的24.06%。同纺纱业相比，机器织布业的发展迟缓得多，1894年，国内机制布仅539万匹，占全国棉布应有产量的0.79%，1913年，国内机制布产量增长到1756万匹，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也仅为2.26%，直到1936年，国内机制布才增长到4097万匹，为棉布总产量的45%[10](p319-320)，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并存的棉纺织业中，依然是手工织布与机器纺纱相互依存的格局。

如果说传统手工织布是在家庭中与手工纺线紧密依存而得以存在的话，那么，现在手工棉织业则是在市场中依靠机器纺纱业而取得了新的形式，出现了手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新形式的手工棉织业在原料来源上多大程度依赖于市场呢？据吴承明先生估计，机制纱在手织布用纱量中的比重，1894年23.48%，1913年72.88%，1920年54.82%，1936年78.34%[11]，其间虽有反复，也还有一部分手织布依然以手纺纱为原料，但手工棉织业与市场的联系却是日益紧密，这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手工棉织业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发展还体现在产品的区域外市场的开拓，以20世纪初年出现的乡村手织业经济区为例，1916年高阳织布区改良布匹的总销售数量为1688500匹，销售价值达12273800元[12](p382-383)，到1929年，高阳布匹产量达到3000000匹，销售价值为30600000元[13]。这些产品大部分销往高阳以外的全国各地，1926～1929年间，产品市场"除在河北、山西、河南，有少许的发展外，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也变为高阳布最有希望的市场了，甚至更扩张到广东以及南洋的新加坡一带。此外在陕甘一带和东三省的市场，也有显著的发展"[14](p233)。宝坻织布业最发达的1923年所销售的布匹总计为4589000匹，价值达12144000元，其中销往热河地区的布匹占总数的72.5%，占销售值的61%，其余则销往东三省、西北以及河北本省[13]。其它织布区如山东潍县、江苏通海、广西玉林、河北定县等都以区域外市场为产品销售大宗。

二

原始工业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史学界建立的一种探讨手工业经济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把现代工业化的历史追溯到大机器工业产生之前的农村手工业经济内部，为我们研究手工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原始工业化是指"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虽然原始工业化是指机器工业生产以前的手工业的发展，但它与传统手工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首先，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生产，目的不在于家庭自给，主要不再依靠当地集市、为地方市场提品，而是为本地区以外的市场、甚至是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其次，原始工业化与农业商品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家庭的手工业在劳动形式上与旧式手工作坊不同，带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根据农业生产的节奏，在农闲或农业生产淡季从事纺织、编织之类的工业生产，家庭就是工作场所，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原始工业化论者认为，早期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转化的内在动力是人口压力。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虽然学者们对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时代是否存在着原始工业化现象争论激烈，但都肯定棉纺织手工业中没有出现原始工业化迹象，棉纺织业的原始工业化是在民族机器工业产生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形成的。原始工业化没有为工业化的产生提供前提，相反，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若干现代因素催生了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

首先，机器棉纺业的发展解除了手工棉织业发展的瓶颈。在传统手工棉纺织业中，大约需4人纺纱才能供1人织布，手纺纱的落后严重阻碍了手工棉织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制棉纱逐年增加，1871～1873年洋纱进口3.7万公担，到1909～1911年增长到132万公担[15](p74)。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攫取在华设厂权，民族机器纺纱业在"实业救国"的呼声中得以发展，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英商97688枚"[9]。在华北，天津和青岛既是棉纱输入的主要商埠，又是民族机器纺纱的集中之地，19世纪末，天津入口的棉纱从先前不足1%增长至10%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津、青岛出现了华商纱厂，到1922年，天津华商纱厂纱锭193000枚，占全国纱锭数的12.8%，青岛拥有纱锭数32000枚，占全国纱锭数的2.1%[15]（p108表）。此外，郑州、石家庄等地也创办了华商纱厂，这些纱厂的崛起为邻近的高阳、宝坻、定县、潍县手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高阳的棉纱大多来自天津、上海、青岛等地，以1931年为例，高阳输入的棉纱中，48.67%来自天津，26.78%来自上海，13.70%来自青岛，其余10.85%分别来自榆次、卫辉、济南、唐山等地[14]（p200表）。定县所用棉纱"最初为自天津入口之印度纱，至民9，郑州豫丰，民11，石家庄大兴两纱厂成立，印纱遂逐渐为国产机纱所代替"[16]。

其次，机器制造业的进步为棉织业的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撑。技术因素对近代乡村手工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起了关键作用，改良织机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手工棉布的市场竞争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民族机器工业的竞争中，手工业惟有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乡村手织业原始工业化兴起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普遍使用了改良的织机。我国旧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据考，这种织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桢《农书》中所绘制的形式，它在工作时不仅需要两手同时投接，而且在作打纬、送经、卷布、伸子等工序时，必须停止打梭，同时由于受到双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宽度多在1尺左右，最宽不过1.4尺，使用投梭机每人每天至多出布30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相继出现了改良的手拉机和足踏机，手拉机是在原有投梭机的织纬机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17](p682)。1905年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入，该机"比起以双手投梭打纬并用人工卷布送经的旧式木机，动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钟打纬数在120以上，每日可织布80至100尺之多，且以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14](p11)。改良织机的应用促进了乡村棉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如"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布机及洋纱输入之影响"[13]。又如河北高阳，1908年以前，"因为土布的拙劣（用最老式的木机），生产能力极低，出品往往只供家庭自用"，1909年左右，高阳旅外人士从天津引进铁轮机，到1914年，"高阳有织机2500～3700架之数，其中木机约十分之一二"，铁轮机已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此后高阳区内铁轮机迅速增加，1915年为5726台，1917年突破1万台，1920年超过2万台，到1928年达到29631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4056台[14](p9-18)。改良机的使用迅速增加了土布品种、提高了土布质量，"最初制品仅有16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年(1910～1911)间，添用20支及32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添用42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丝造各色提花缎（俗名法麻缎，花色极繁）"[18]。潍县织布区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改良织机的使用，民国初年潍县东乡有人从天津携机数架回乡推广传习技术，改良出品，该县东乡潍河沿岸各村庄手织业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织机，1915～1916年间发展到500台左右，到1923年左右又由东乡传入南乡、北乡、西乡，遍及全县，布机达5万台以上。潍县改良织机"系铁轮木架之铁轮机，通称铁轮机，亦名脚踏织布机，各种轮轴系以生熟铁制成，其架框则以槐楸木制之，高1公尺7寸，长1公尺1寸，宽2公尺，计重250公斤，能织白粗布、蚊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种提花布、白细布等"[19]。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人复将投梭改良为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以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16]。

再次，非技术性的现代因素如商会的提倡、政府行为等对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起了促进作用。商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法人社团组织，目的在于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维护商人的切身利益，在乡村工业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中，商会扮演了积极角色。以高阳为例，该县土布的改良就是高阳商务分会发其端的。1906年"高阳商会集资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购买织机，试办工厂，是为高阳布改良之始。光绪末年商会诸人所办之织布工厂已养成工徒多人，加以天津实习工厂及各县工艺局养成之工徒，亦多散归乡间辗转传习，因之高阳附近农民熟悉织布新法者日渐增多"。高阳商会还针对手织业者无力置机和购纱的状况，"又联合各布庄筹集资金，规定贷机及领纱织布之办法"[18]。该会还曾多次开会集议推广乡村手织业，仅在1910～1912年间就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布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其中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20](p233)。高阳手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正是因为该县商务分会"在事人员提倡织纺，悉心筹划，调查本地之情形，因时度势，煞费经营，竭尽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计"[20](p227)。

政府行为对原始工业化的推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技术人才的培养。晚清中央和各地方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设立了一批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招收了许多织布学徒，学徒毕业后，有的成为工场工人，有的成为习艺所教习，推动了近代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发展，成效最为显著的当推清政府京师工艺局、直隶北洋工艺局及山东各工艺局。京师工艺局成立于1902年，招收学徒500人，学制二年或一年，学徒毕业后，"除由本局留用外，凡顺直各属所设工艺等局，准其聘往传授，以振工业，而广师资"[21](p511)。北洋工艺局成立于1903年，所设实习工场在1903～1907年间"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罪犯习艺所艺徒290人[21](p526-532)。这些毕业学徒成为直隶乃至华北手工业的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有往传习者，亦复不少"[22](p1-2)。"实习工场对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场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23](p4-6)。宝坻也同受其益，直隶织布工场织染部设立后，"宝坻学生之来津习纺织者，即传入日本机器及新式织布方法……肆意仿制，织布业亦于是发展矣"[13]。山东各属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24]。可见，各地工艺局所毕业学徒为乡村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政府的减免税行为保护了乡村手织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手织业原始工业化的发展。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宣布土布税率"每百斤改征正税银1两，复进东三省各口，再征复进口半税5钱"[25]，这在原来的基础上每百斤降低了2钱。1917年4月，北京政府税务处重申"旧式土布，为织布生计攸关，并应量予维持，除仍照土布减税成案每百斤征收出口正税1两及运往内地照纳沿途税厘外，其由此口运至彼口应即免征复进口半税"[26]。同年12月，财政部、税务处联合呈请总统核定全国手工织布及棉织物免纳50里内常关税项，指出："以后凡属手工所织之布，除仍照案由海关征收每百斤出口正税银1两外，其应纳50里内常关税项，应予一体豁免，以三年为限，限满再行酌定办法"[27]。此后，北京政府的常关税免税令到期后仍多次延期，"于民国10年、11年一再展限免除，至民国11年底期满分别照率征收5成，蠲免5成，以扣足3年为限……自民国12年起仍准免税1年"[28]。一年以后，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税务处又两次宣布土布减征半税，1926年知照各省，宣布将土布减征半税原案"一律再行展限2年，自本年5月1日起截至17年(1928)4月底为止"[29](p356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土布免税政策，1928年7月，南京政府工商部规定，"凡属行销国内之土布，所有50里内外常关税及附征之内地税（即附税）并内地征收之税厘概予免征"[30](p1758)。这些减免税措施增强了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客观上维护了手工棉织业的原始工业化进程。

三

工业化与原始工业化并存的二元模式内部既存在着竞争、又存在着互补，二者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业生产形式，原始工业化的发展趋势是工业化，工业化也必然取代原始工业化。但是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工业化取代原始工业化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后发外缘型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如欧洲大陆的德国，手纺线基本上被机纺纱取代后，织布业还停留在原始工业化时代，到1861年，在940家工厂里除了23500台机器织布机外，还有13000台手工织布机进行精细加工，除此之外，在小企业里还有15万台手工织机[31](p374)。日本也不例外，棉纺业已基本进入机器工业时代之后，棉织业还在一定时期存在，直到1911年，日本各主要棉织工业中才出现了机器织布大于手织布的情况[32](p246)，但手织业并未消失。如果考虑到国家地域范围的大小因素，后发外缘型的大国工业化和原始工业化还将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并存，两个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的并存并不表明它们各自独立的发展，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既有竞争基础上的互动，也有互补前提下的共同进步。从竞争方面看，手工织布业中原始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占据了国内棉布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当然不利于机器织布业的发展，如前所述数字，1894年和1913年国内机制布在棉布总产量中的比重分别为0.79%和2.26%，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呢？笔者以为，不能将这种现象简单地斥之为落后生产形态阻碍了先进的生产形态。一方面，民族棉纺织业尚未发展到必须放弃传统增长方式这一步，机器织布在生产技术上与手工织布相比，并非占据绝对优势。据严中平先生考证，普通动力织机织造14磅粗布，平均每11小时工作日出布12.5尺，每人可管理4台织机，因此每一织工平均每工作日可以产布50丈。另一方面，铁轮机手织工人每人每11小时工作日可出布12丈。"这就是说，机织工人的生产能力约当手织工人的四倍"[33](p267)。更为重要的是，手工织布能够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机器工业的半成品为原料，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能将民族机器织布业的不发展完全归咎于手工织布业，外国资本主义是民族机器棉纺织业更为凶恶的竞争对手，据统计，在1901～1936年间，被外国资本兼并的中国纱厂达21家，这些纱厂遍及上海、天津、汉口、郑州、唐山等地[34]。

除此之外，手工织布业与机器工业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互补。首先，手工织布业的发展促进了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以1913年和1930年为例，如表2：

表2：1913及1930年中国纱线产量及消费量统计表（单位：磅）[35](p275)

类别

1913年产量　 %

1930年产量

%

本国纱线产额　200000000　35.84　982070800　102.22

进口纱线额

358000000　64.16　 22616000

2.35

减出口纱线额

/

43987064

4.57

总消费量

558000000　10000　960699736

10000

力织机消费量　 15000000　 2.69　206913532

21.54

手织机消费量　543000000　97.31　753786204

78.46

表2显示，1913年时机纱产量的97.31%均为手织机所消费，力织机的消费量只有2.69%，20世纪初年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手工织布业的原料需求，到1930年时，机纱量的78.46%为手织机所消费，手织机消费量虽在国内纱线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绝对消费量却比1913年增长了210786204磅，力织机消费量上升到21.54%，增长了13倍，这表明了两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共同发展。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进口纱线由1913年时的64.16%下降到1930年时的2.35%，而且国产机纱还有少量供出口，这是就宏观而言。微观上的例子更多，大生纱厂就是机器纺纱与手工织布互补的成功典型。"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最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36](p65)1923年以前，大生纱厂的纱线主要销往通海地区。因此，如果没有通海地区传统手织业的发展，大生纱厂很难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反过来，大生纱厂的机纱又促进了通海手工棉织业的发展，由于机纱的广泛使用，"关庄布产量大增，质地更好，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大、中各牌高档大尺布"[37](p32)，机纱使用所带来的规模与质量是通海手工棉布在1931年以前长期占据东三省土布市场的重要原因。

手工棉织业中的原始工业化还为民族机器制造业提供了一定的市场条件。随着质优价廉的机纱的大量供应，手工织布开始逐步脱离家庭形态，出现了织布工场，有些甚至达到很大规模，如在19世纪90年代，四川"万县有几家手工工场，其中有的雇用80名之多。他们在雇主的监督下工作。各个屋子--不能说是厂棚--里面有织布机12台至50台不等，全都织平织布，间或也有织花条布，或方格布的"[21](p259)。当然，更多的手工织布业者处在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状态中，尤其是在前面提及的若干乡村手工棉织业经济区里占主导地位。为了符合包买主要求的市场统一规格，这些手织业者不得不更新生产工具，否则其产品可能无人问津。因此，20世纪初年特别是一战之后，民族机器修造业又开拓了足踏布机市场，如天津三条石几家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即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机器厂都从事织布机的制造，其中郭天成机器厂生产的"郭天成牌"织布机，"行销高阳一带……年产织布机、轧花机一百四、五十台"[38](p146-149)。到1929年，天津织布机制造厂达15家，共生产织布机及其附件产品达5383件，销售值在126457元至170187元之间[39]（p48表）。上海的"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鑫昌、三星等数家……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仿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40](p270)潍县手织业经济区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修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造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11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41](p130-131)

互补中得益的不仅是机器工业，手织机中的原始工业化也显示出了向工业化转化的趋势，形成"两栖"行业中的"双赢"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北沙市织布业中，"匹头号大商家合股先后投入工业生产的有西亚、协和及云锦等工厂，各有高布机五、六十余乘，并有蒸汽动力铁机28乘。"[42[(p136)营口织布工场，1928年左右共计约87家，其设备构成中，"织机1200架，内使用电力者24家，铁机共为500架。"[43]同年调查无锡17家棉织工场，其中"一家规模较大，计有织机160架，投资额500000元，并使用电力运转织机。"[35](p277)据《无锡年鉴》第一回的记载，这家棉织工场就是无锡丽华织布厂，该厂拥有小马达4座，能发25匹马力，发动织机42座[44](p406)。另外，无锡丽新染织厂"拥有汽织机200具，木机200具"[45](p191)。20年代末，常州织布业中，"纯系铁机者，惟大纶、利源，广益则铁机与铁木混合机皆用。振兴、永成则专用铁木混合机，此皆专用电力汽力为原动力……余如定东乡之大文、定西乡之协源、政成乡之益勤，亦皆为铁木混合机，原动力均用电力，协源则兼理浆纱营业。大势所趋，原动力之用人力者，将尽改为电力汽力矣。"[46](p34)广益布厂的创办人就是著名实业家刘国钧，该厂开设于1918年，初创时只有木机80台，1922年又设立了广益二厂，安装木机180台，铁木机36台，到1927年，淘汰木机，并将铁木机改为电动布机，增加染整设备，成为一家较为完备的机器织布厂[47](p492-493)。1930年以前，常熟城厢内外100余家棉织工场中，共有改良拉梭机和铁织机4000架，其中规模较大的沪兴布厂，已部分使用电力拖动织机运转[48]。在机器棉纺织业比较集中的上海，据1931年的调查，有"普通机制洋式布厂48家，以木架铁机为主要设备，每家十余架至一百数十架不等，而以30架至40架为最普通，其中用人力者半，用电力者亦半。"[49](p94)这明显反映出上海手工棉织工场的过渡状况。一些附属于织布工业的染坊也开始了向机器生产的转化，如天津39家染坊中，多数使用新式设备，到1929年，"新式染坊凡22家，设置汽炉及砑光机器，一切工作，大率运用电力……其它17家，皆为旧式染坊。"[39](P53)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著名的手工织布区也出现了向机器织布过渡的迹象，如河北高阳，"民国22及23两年（1933及1934）之间，同和工厂曾首先购置电力络经机3架，整经机2架，纬线机1架，电力提花铁木机1架（天津信昌机器厂制，每架约180元），电力条纹铁木机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动发电机再转动各机，试验成绩，已有可观。"[14](p30)据国民政府棉业统制委员会1934年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等七省一市小规模染织厂的调查结果，计415家工场，共使用电力织布机为11208台，手织机为11886台。[35](p301)

总之，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新进性或渐近性，就其发展过程而言，从原始工业化之前的家庭工业向原始工业化的进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逐步递进的，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发展也是迂回曲折的，即使在工业化成为世界潮流的时代也不例外，两者仍将在一定历史时期并存。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后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社会在主观上的努力与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就单个企业来说，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从国外吸收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走移植型的道路；但就工业化方式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而言，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发展具有渐近性，总是逐步接近于工业化的目标，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尊重客观规律，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努力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又不能违背规律，一厢情愿地试图在人为的时间范围内彻底消灭传统生产方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发工业化国家必须坚持走移植型与嫁接型相结合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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