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
时间：2023-03-16 00:06:08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1篇
一、知识与技能
1.了解说明文文体的特征，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
2.引领学生走进建筑，熟悉建筑，完成对建筑的基本特征的“扫盲”。
3.培养学生阅读说明文“闪存”（闪电存储）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阅读课本，结合图片，学生自主归纳、探究中国建筑的结构及装饰方面的特征。
2.挖掘建筑背后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及习俗。
3.拓展课本，合作探究中国建筑与国人性格之间的关系。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激发学生对中国建筑、中国文化的热爱与自豪。
2.培养学生勤于探索，勇于钻研的科学精神。
3.激发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人文，充实学生心灵。
教学重点：
1.引导学生归纳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
2.品读赏析本文作为科技说明文所具有的科学性、思想性和文学性。
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了解建筑背后的人文性，组织学生探讨建筑与国人性格的关系。
教学方法：
1.自主学习法。结合课文，迅速把握中国建筑的结构特征及装饰特征。
2.点拨法。针对课文中的重难点，教师酌情给予指导。
3.合作探究法。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探讨建筑与国人性格的关系。
教学过程：
一、导语设计
多媒体显示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国徽的图案。
这是什么建筑？这是什么图标？它们有何关联？它们都是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及其才女妻子林徽因共同主持设计的。同学们对建筑了解多少？（多媒体显示五幅图片）。世博会中国馆雄浑大气，犹如华冠高耸，这居中升起，层叠出挑的部分叫什么呢？看来，大家对中国建筑了解并不太多，基本可称为“门外汉”，由梁思成这样一位大师引领我们揭开建筑的神秘而又美丽的面纱是最合适不过了。
二、明确学习目标
1.走进建筑，基本完成对中国建筑的“扫盲”。
2.培养阅读说明文“闪存”（闪电存储）的能力。
3.合作探究，走进社会，关注人文，充实心灵。
三、明确学习重点
文中哪些段落在具体介绍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分哪两个方面？今天这节课我们就重点学习探讨这中国建筑的九大特征。
四、探讨建筑的结构特征
学生先细读课文建筑特征的前五点，边读边讨论，熟悉建筑专业词汇及文中关键信息。
进入“建筑辞典”小测验环节。
第一题：结合课文内容分别指出图中的建筑物的柱、梁、举架、斗拱和椽子。
第二题：说出单个建筑物及一所房子的组成部分。
第三题：快问快答，考查学生“闪电存储”能力。
概括建筑结构特征――“规整有序，设计巧妙，恢宏大气”。
大家现在应该不是建筑的门外汉了吧！而且我们还了解了一些建筑的专业词汇，完成了对建筑结构方面的扫盲。
五、探讨建筑装饰方面的特征
学生读书，并结合多媒体显示图片进行讨论，接着请学生讲述中国建筑的装饰特征。
屋顶：翘起，老百姓叫“飞檐”，形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独具动感韵味。
颜色：朱红+彩绘，最大胆，最大气，可谓“金碧辉煌”。
装饰图案：花卉纹，鸟兽纹，云气纹，“福禄寿”等文字纹。
重点介绍房屋顶上的鸱尾，送学生一个“知识小锦囊”，激发学生课后探寻中国建筑装饰背后的秘密。
六、合作探究――中国建筑与居民性格的联系
正如同文学和历史不分家一样，建筑与美学、文化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建筑与国人性格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刘姥姥二进贾府所见到的几处闺房引出下边学生的合作探究。
学生观察图片，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从各地建筑及其特点、色彩、建筑风格、居民性格这四个角度进行讨论，重新认识一下各地居民的性格。
京味建筑：大气规整
四合院方方正正守规矩
庭院宽敞开阔能言善侃，性格豪放，心宽得像长安街
天子脚下 傲气得像个爷：做生意的叫“倒爷”，蹬三轮的叫“板爷”，能吹牛的叫“侃爷”。
江南水乡：怎一个美字了得？
看着这些建筑，想到了哪些诗？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戴望舒《雨巷》
小桥流水 有灵性，清透
粉墙黛瓦 不用明艳的色彩，不喜张扬，藏拙内敛。
女子温婉清秀，男子风流多情
陕北窑洞：天人合一
就地取材，倚黄土坡而建淳朴、敦厚
陈设简单、大炕粗犷、热情
总结：各地居民创造不同风格的建筑，建筑又熏陶渐染了各地人们的性情。
七、引导学生倾听建筑，关注生活
今天我们细细地欣赏了中国的许多建筑，发现建筑和国人的生活、性格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或精巧或大气的建筑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娓娓地向我们诉说些什么，可能是一种精神，可能是一种文化，可能是一种情结，如果我们凝神倾听的话，将会感悟很多，学会很多……
八、布置作业
下课后寻访、观察襄阳的特色建筑，完成一个研究性课题“中国建筑图案背后的秘密”。
九、板书设计
中国建筑的特征 梁思成
（一）建筑“扫盲”
结构：规整大气
装饰：美丽有文化气息
（二）合作探究
各地建筑与居民性格有什么关系？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双证学习 建筑初步 教材处理 师生互动 乐在学中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3-0233-01
因为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对学生培养目标有所区别，所以相同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处理都不一样。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实际操作型人才，而不是研究型人才，理论课程就相对少一些，但这些理论知识对于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设计思路非常重要。怎样利用有限的时间上好理论课，这是高职院校应该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下面以《建筑初步》为例，对高职院校如何上好理论课程进行初步探讨。
《建筑初步》是一门史论性课程，相对于设计课程来说，比较枯燥。如果教师一味地讲授，往往会吃力不讨好，会出现老师讲得累死，学生听得烦死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我对这门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教材的裁剪与增补
《建筑初步》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和景观专业的学生必修课程。环艺专业和景观专业都没有单独开设《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中外园林史》等课程，所以对建筑史论部分进行了补充加强。环艺专业增加了“中国古典元素在现代室内装饰中的应用”和“西方古典元素在现代室内装饰中的应用”两个章节。景观专业增加了“中外园林史”一章。而教材中的“建筑绘图”、“设计方法”、“形态构成”等章节都有专门的课程予以讲解，在这里既讲不透，又显重复，所以删除。
在教案编纂中还应结合今后学生将参加的设计师资格证考试，教案内容要基本覆盖设计师资格考试相关考点，并尽量用简洁准确的语言来叙述相关内容。因此本讲义不仅适用于教学，也适用于设计师资格考试复习，这一点在双证（毕业证、职业资格证）学习的高职院校是十分重要的。
整理后的讲义的主体结构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建筑概论”，讲述建筑要素、建筑空间、建筑环境等。第二章是“外国建筑史”；第三章是“中国建筑史”；第四章是“中外园林史”（本章只对景观班学生讲授）。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坚决摈弃教师满堂灌，学生满堂听的陈旧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启发式、讨论式、指导自学式、实践式等新的教学方法。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就要充分调动这个主体的积极性，实行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利用电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问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讨论以寻求问题答案。在课堂上创设民主、宽松、自由的教学氛围并结合精讲多练，努力开启学生发散思维的空间，达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改变知识单向传递的传统做法，使学生主动学习。在提问、讨论过程中，充分运用鼓励性原则、民主性原则来调动和激活学生主体，使学生感受到学中有乐，乐在学中。例如在教授哥特式建筑时，先用多媒体展示巴黎圣母院、科隆主教堂、索尔兹伯里主教堂等经典哥特式建筑实例，提出问题：哥特式建筑的风格特征是什么？组织学生讨论，然后将学生讨论的结果整理补充形成完整的答案。最后将几种不同风格的建筑物混在一起展示，要求学生从中识别出哥特式建筑。
《建筑初步》是一门史论性课程，这样的课程与实践结合有一定的困难，可是不实践学生对知识的印象就不深刻。为解决这一矛盾，要求学生制作两块展板，主题自选。参考主题为：古希腊雅典卫城介绍、巴洛克建筑简介、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中国古佛塔分类集锦、畅游拙政园、徽派建筑等。学生在选主题时必须中外主题各选一个。选好主题后要求学生自己收集资料，资料来源可以是课本、报刊杂志、互联网等。随后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绘制图片、文字描述、制作展板。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可以自学研究、相互讨论借鉴，也可以取得教师的指导。完成展板制作就可进行展示，在展示过程中采取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方法评出优秀作品给予表扬。通过以上各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实现教学目标。
三、学法指导
本课程内容多，理论性较强，而学生现有的理论水平有限，如不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确立其主体地位，就会流于枯燥、单调和乏味。为此拟采用以下几种导学方法：
1.分析概括法：如在学习“西方古典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这一章时，引导学生分析西方各种风格古典建筑的特征，从中概括出西方建筑各种不同的古典元素，研究怎么样把它们融入到现代室内设计中。
2.比较归纳法：如在学习中国古建筑的知识时，引导学生对各种不同的屋顶进行对比。找出比较点，运用所学知识通过比较、归纳得出各种屋顶的异同点，并了解哪种建筑用哪种屋顶，从而加深对其的理解和记忆。
3.理论结合实践法： 在学习了理论知识后，组织学生制作展板，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四、结束语
上好理论课，对专业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万万不可轻视。然而高职院校学制较短，理论课教学是个薄弱环节，怎样利用有限的时间上好理论课，这是高职院校应该好好研究的一个课题。我认为要从教材处理、教学方法、指导学法、教学程序等诸方面入手进行改革，以使我们的教学适应时代的要求。事实上改革后的教学学生十分欢迎，他们普遍反映有兴趣、学得活、记得牢、学得的理论知识既对专业学习有指导意义又适用于设计师资格证考试。
参考文献：
[1]本，朱琦. 建筑初步新教程.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
[2]潘谷西. 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6月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3篇
【摘要题】建筑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式样
【正文】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众多矗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建筑自身的使用价值，因此，褒时被誉为民族精神之体现，必全国效之方罢休，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必全国讨之而后快。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建筑新式样在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其生硬也罢，成熟也罢，失败也罢，成功也罢，这类建筑新式样毕竟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混合成了一个有形的实体，并进而演变成绵延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无疑值得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加以探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之起点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作一初步分析。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引入的西方其他建筑形式很快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的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征，在历次教案中屡屡被毁，这一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被解释成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体现。如果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中国人来说，自此之后改变了以“道器分离”的思维习惯来看待建筑，终于将建筑视为了一种文化参照物。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姿态，他们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筑的文化参照物的表象效应。因此，原本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筑文化观念，终于有了一处朦胧的共通点，即需要创造一种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动机并具有表象特征的建筑形式。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建筑形式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之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与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极端的案例也有完全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比较小。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使教会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教会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在华的教会学校也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各校的报告说明申请入学的学生已多得无法接受，教会上层为此都兴奋不已，办学热情日益高涨并着手筹划建立较大规模的正规大学，此时，有关教会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的问题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20世纪的前30年，许多在华教会都将所属学院和书院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批新校舍的兴建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历史契机，可以说是教会大学的建筑实践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教会大学一般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17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5个区域，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天主教大学3所：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协和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
上述各教会大学的情况相差很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规模宏大、兴旺发达，有的又小又穷、挣扎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还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方面，今已成为继承者引以自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样式，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外，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当属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兴盛期。教会大学的建筑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建筑的规模大、数量多，往往组合成群，成为学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景观。从1894年到1949年，教会大学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来华传教士们似乎是既自信又茫然。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是像19世纪美国大学那样的僻静学术区，应位于市郊，有教学区、办公区和宿舍区之分，唯一不同的设想是希望建筑形式能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外部特征，以此来表述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
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即使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形式，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金陵大学等。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程式化的程度。
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出现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实践作品。圣约翰大学是建立时间最早，一度发展最快的教会大学。校舍建设始于1879年，第一幢校舍是两层楼的外廊式建筑，正面宽220英尺，深度130英尺，外部样式采用了具有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西洋味道甚少，其后又照样建了三幢宿舍，可能还参照中国四合院平面进行了总体布局。1892年，圣约翰大学募捐到26000元建新校舍，因无地皮便拆除原有房屋重建，1894年新楼竣工，取名为“怀施堂”，这是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中式的歇山屋顶上铺传统的蝴蝶瓦，囗字形平面布局，墙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怀施堂”的钟楼处理。以两个横向歇山顶教学楼夹住竖直的钟楼，体量组合关系更像是勉强拼接而成。钟楼采用了双层四角攒尖顶，檐角夸张地飞扬上翘。或许是“怀施堂”设计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将江南园林的亭廊造型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瓜皮帽”的说法可能由此而生。至于何以选择这种建筑形式，可见以下文字：“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圣约翰大学之简称)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1](p.3)从此记载中可推断，“怀施堂”的设计是隔洋造车之作。圣约翰之所以要保存“中国房屋之特质”，其本意是表现本校历史的延续，却不曾料到做了一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事实上，在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以最强硬的姿态抗拒中国民族主义趋势的，实行的也是最彻底的基督化教育，甚至不惜付出学校分裂和停课的沉重代价。但中国教会大学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产物，某些关键性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Pott)是一个既顽固地坚持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信仰，同时又把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也不乏对中国的某种感情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一直注意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以此作为该校的建筑特色，用卜舫济的话是“外观略带华式”。纵观圣约翰大学的建筑演变过程，早期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样式，后来的发展从“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再至“外观略带华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推断，如果教会大学建筑没有附加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因素，所谓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是不会摆脱这一过程的基本程式的。
三
从义和团运动到1920年之间是教会大学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由于教会大学实际享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也使其与中国社会或多或少有些脱节。不管是慑于19世纪末的教训还是出于纯粹的文化偏爱或其他什么原因，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已，只要能大致传达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换句话说，“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来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史的一个方面。”[2](p.194)1920年以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不得不与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迫使教会大学走上了主动寻求中西方文化结合之路。
20年代的序幕是以为标志揭开的，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帝涉及到西方在华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由反传统儒教而起的反封建竟将教会大学也席卷进去。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已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使教会大学面临着能否继续生存的严峻问题。如果教会大学希望能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来顺应中国的时代潮流。为了迅速回应急剧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美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大会”，决议倡导“本色教会运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2](pp.323-324)何谓“中国本色教会”呢？正式的解释是：“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注：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诚静怡，中国籍基督徒，1922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该团体是外国教会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本色运动”落实到教会大学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地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样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新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之基本导向，对建筑样式的表述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宫殿式建筑，杂芜多样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组合手法趋向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建筑风格基本定型了、纯正了，也更加优美了，只是趣味性似乎降低了许多。从这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一般来说，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没有重大突破之前，建筑学领域的创新方式与其他艺术领域有所不同，所谓特定样式不可能因主观臆想而出现，而是通过对原已存在的建筑风格进行修改，甚至是对原有的某些手法进行模仿来达到的，因此，重组和异化是建筑实践创新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建筑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文脉的原因。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就是通过同一形式或同一构成方式的大量工程实践作品体现出来的。教会大学在建校前后，大都购置了土地，新建了校舍。在校舍建设中，采用中西合璧式样的教会大学有12所，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另外还有原属教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教会大学的校舍建设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譬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科学馆，几乎与上海外滩租界建设同期进行，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在华中，湘雅医学院的建筑群当时被誉为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在华东，金陵大学的北大楼宏伟而古雅，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华西，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毫无疑问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华南，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和地位。在华北，辅仁大学主楼曾号称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至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雅校舍和优美环境更是全国闻名。由此来看，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特色反映在足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建筑物上，尽管它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细部处理手法方面还有某些差别。
附图
这些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欧美完整建筑教育的职业建筑师，他们接受的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义的严格训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未必有传教士那种欲使“中华归主”的宗教热忱，也没有传教士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认知，他们也很少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开始时也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偏见，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只可能以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为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依据的是以下三点：(1)业主(传教士，教会大学创办人)对建筑式样选择的建筑理念；(2)业主提出的建筑基本功能要求和建筑设施的标准；(3)当时所能利用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
当西方建筑师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建筑时，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造型该有多么惊讶和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就产生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兴趣。因此，他们很习惯地将自己业已熟悉的建筑语言和设计方法与业主所特别要求的建筑理念结合起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建筑实践来表述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敏锐，却能够忠实地记录着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演变过程，建筑师是相对客观的执笔人，虽无意也无能力倡导某种时代潮流或社会时尚，但其建筑实践的设计作品却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时代局限性。
四
教会大学在时机上顺应了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样，教会大学在大规模筹划和兴建过程中，正值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和天主教“中国化”计划的实施展开之时，许多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为促进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仅从建筑学方面来看，教会大学的中西合璧样式实际上还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与建筑理念形成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理应谴责，但对从事某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传教士活动则应具体分析。有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们热爱东方艺术的感情，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较客观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持有较公允的建筑艺术评判标准，并为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服教会上层接受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他们不仅特意强调了中国古典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教会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联系起来，刚恒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8月9日，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X.D)委派刚恒毅枢机主教(MostRevConstartini)担任第一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在职的8年期间，将自己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建筑理念。1923年，他到任不久就致函教皇，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批评：“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二、保留外来建筑风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当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3](P.12)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藉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民族极具象征性价值的宗教建筑方面，何不最好也来一套‘中国装’呢？”[3](pp.21-22)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赞同和支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AdelbertGresnigtO.S.B)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4]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4]
何谓“中国装”或“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传教士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建筑理念：“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4]刚恒毅认为，西方建筑师完全模仿中国式的塔或建筑的外部形式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掌握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领悟中国建筑的精神，并将这种悟性运用到这套“中国装”的裁剪中去。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刚恒毅还是一个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修养的传教士，他反对盲目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并指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术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元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天主教的思想。”[3](pp.23-24)格里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互相适应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庙宇和塔的形式。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4]如果除去其中的宗教狂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上述观点与中国建筑理论界的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创新和继承问题的共识并无质的差别。
1925年，庇护十一世捐赠10万里拉供辅仁大学改制之用，这一机会使刚恒毅有可能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刚恒毅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5]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6](p.40)这段演说词清楚地表明：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构成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形象特征的偏爱来考虑的，其设计思想是由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五
关于教会大学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的文化意义，似乎在美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可见，其建筑作品也更多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会利用战争的机会迅速扩展了在华的教育事业，从1914-1918年之间，在华新设立的教会学校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2](pp.247，210)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学术水平，从国外和国内都争取到了新校舍的建筑经费，教会大学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而促使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9月，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了“中华教育调查团”，该团在华访问了36个城市和500多所各级学校之后，正式表明了教会学校的建校方针，即“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事无成。”[2](p.349)所谓造就“气氛上彻底中国化”和教会大学的形象“特征”，其主要手段就是将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相融合，是一种西方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也是中西建筑文化双向流动的有益尝试。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建筑出现复古主义倾向的早期实例，也是传教士的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达到默契配合的实践作品，其主要建筑竣工于1921-1925年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沙特克与赫西(ShattuckandHussey)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当时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在外貌上采用中国形式，以使建筑得以和北京之建筑古迹相互彰显和谐。”（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分为教学区和医疗区，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用汉白玉栏杆回廊连结，围成半封闭的院落布局，建筑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外部造型以故宫太和殿为其模仿原型，优美舒展的凹曲线屋面上，各种瓦饰也仿造得相当标准，加之平直的檐口，微微起翘的檐角，绿琉璃筒瓦，可以说是一个纯净的中式大屋顶型制。围成院落的建筑群全部坐落在汉白玉的台基上，栏杆、扶手以及台阶等建筑细部也是中国古典式的。可以看出，设计者确实是在非常认真地捕捉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外部特征，但在建筑处理手法上有点力不从心，中式的屋顶和台基与西式的墙身及开窗方式这两者之间缺乏一种中介过渡因素，而且建筑整体比例与中国古典建筑相差甚远。但总体来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体量集聚，屋顶庞大，复古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
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致词，他进一步阐述了采用这种复古主义建筑形式的原因：“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职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更明确地说，沙特克和赫西的设计是西方式的内部功能和中国式外部造型的混合体。可是这一混合体太过于注重外部的模仿复制，刻意复古就不可能摆脱古典程式的衡量标准，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了“像”或者“不像”这类最直观的问题之争论中，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批评，颇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如果抛开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客观地评价，在20年代初期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其中也不乏主动进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是教会大学对中国新形势的对策和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其不成功之处，仍可视为中西合璧建筑样式转向复古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
教会大学建筑在兴盛期的复古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基拉姆(MurphyHenryKillam)。墨菲1877年出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起开始在中国活动，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并主持完成了首都南京规划的制定工作。到中国来寻求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墨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2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无独立开业的本国建筑师，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建筑业的局部繁荣，给西方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墨菲抓住机遇，及时地将设计重点从西方式的殖民地风格转向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设计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墨菲也因此在中国取得了超出其他西方建筑师的成功和地位。
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学校扩建工程。他制定了清华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并主持扩建了清华学堂(东部)，设计了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清华校园的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都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的模式，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的作品，可见，墨菲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并无区别。墨菲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最早尝试者。此时已有司斐罗(A.G.Small)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及东大楼，荣杜易(Fred.Rowntree)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怀德堂以及合德堂、万德堂等，柯林斯(A.S.Collins)的岭南大学马丁堂以及格兰堂、怀士堂等，佚名建筑师的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科学馆，可能还有济南齐鲁大学的某些建筑。此时，赫西(Hussey)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造也已进行。但清华学校的设计任务使墨菲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之能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亲自观摩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精粹所在的皇家宫殿。这一经历无疑增加了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偏爱。自1920年后，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福建协和大学(1920年后)，长沙湘雅医学院(1920年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1-1923年)，燕京大学(1921-1926年)，岭南大学惺亭、陆佑堂、哲生堂(1930年后)，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1929-1930年)，北京图书馆(1931年)等建筑。墨菲的这批建筑作品不但在数量上十分浩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且大都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位，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墨菲被聘任主持首都规划的制定工作时，他所倡导的这种教会大学建筑的复古主义倾向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蕴和民族精神之含义，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范围。
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结构与装饰不相吻合的瑕疵，而其后期的设计就熟练得多了，很少能挑出大的毛病，但也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墨菲以众多有影响的建筑作品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模式，最后连自己也陷入了无节制地盲目复古的误区之中。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南京首都规划，连江轮和街灯都盖上了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30年代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活动，虽有其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以建筑设计手法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墨菲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StuartJohnLeighton)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p.66)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7](p.66)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8](p.108)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说到：“燕大新校址完成后，很多年来，凡是来参观的人，都夸赞燕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后来我们自己也几乎相信了。”[7]
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Henry.K.Murphy)，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9](p.66)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1926年，燕京大学建成迁校，司徒雷登在落成仪式上说：“最初我们就决心把中国建筑应用到建造校舍上，房屋的外表具有优美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而主要的建筑全部用钢骨水泥，兼有现代电灯、暖气及自来水设备。因此，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注：转引自董鼎主编：《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从这段演说词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是将当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相结合，以此来作为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的手段，其建筑构思的着眼点是意欲展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的融合。因此，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征。
(2)就校舍建筑本身而言，其主体结构及其他当时先进的配套设备，本可以依其功能采用多种其他形式来自由表现的，只是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象征作用，才使得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转换成一种特定的建筑语言。因此，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形式与功能相脱离的特点，也是源自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只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其中包含的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或单纯的工程技术标准来评判，其看法自然偏颇。
燕京大学建筑现已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10](p.229)
六
在华传教士们寻求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设想，在时机上恰逢西方建筑界盛行折衷主义思潮之际，摹仿或糅合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风格，甚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是时髦的设计手法。很难说建筑师在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起因方面有过什么促进作用，不难推断，西方建筑师了解到传教士的设想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那造型丰富而又奇特的屋顶。日本建筑师伊东忠太曾评论说：“屋顶为中国建筑最重要之部分，故中国人对于屋顶之处理方法非常注意，第一欲使有大面积大容积之屋顶不陷于平板单调，宜极力装饰。……中国人对屋顶之装饰，煞费苦心，全世界殆无伦比。”[11](pp.8-9)格里森还以浪漫的笔调形容道：“屋顶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优美曲线的屋面就像精心编织的巨大华盖，……柔和曲线是中国式屋顶最独特的表现方式之一，许多重要建筑的屋顶构成就如同专业音乐家演奏的动听乐章一样，……柔和的曲线，宏伟的尺度，和谐的比例，都足以使人们领受到那种庄重和高贵的屋顶造型所具有的极强的艺术感染力。”[4]然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外部形象的捕捉，仅仅是力求达到一种总体艺术效果的相似性目的而已，他们无法也无意去探求中国古典建筑的内涵。西方建筑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范畴，从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到审美情趣都差之千里，要运用建筑学的方式将其糅合起来绝非易事，还得取决于建筑师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深度和自身建筑素养的水准了。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鉴于历次教案的教训，有的传教士也曾尝试过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中国色彩，但很少是专业建筑师所为，而且这些零星的尝试为数甚少，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力。20年代的教会大学建筑则不然，其建筑规模之大，建筑数量之多，建筑功能之繁，建筑质量之高，建筑形式之新，建筑设备之良，建筑材料之异，建筑环境之美，都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在一批欣赏中国文化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传教士和一批建筑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创建之始就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建筑层次上。
如同勉强发起的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高等学府一样，教会大学建筑也在建筑师的努力实践中最终演进成延绵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以建筑表现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时代风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建筑文化观念引入了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起点而非终点，也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开端而非终结。试图融合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的趋向至今仍在中国延续着、进行着，所谓“教会大学建筑”不过是这一趋向起始时期的代名词而已。
西方传教士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环境条件下，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2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广泛地运用在政府行政办公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外部造型之中。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范文照和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馆、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中西合璧式的优秀作品，不但表明了这种建筑式样已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的应用范畴，从而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象征[12](p.354)，而且也表明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取代了外国建筑师，成为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设计者。如今，这种建筑新式样在几代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形式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但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以及在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漠视和淡化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课题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及其后来的演变结果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考察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建筑文化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卜舫济.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M].台北：台湾圣约翰大学同学会(重印)，1972.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刚恒毅，等.中国天主教美术[M].台北：光启出版社，1968.
[4]DomAdelbertGresnigt,O.S.B.BuildingofCatholicUniversityofPeking[J].ChineseArchitecture,1928,(4).
[5]DomSylvesterHealy,O.S.B.ThePlansoftheNewUniversityBuilding[J].ChineseArchitecture,1929,(6).
[6]辅仁大学的建校目的(刚恒毅枢机主教的演说词)[A].辅大五十年[Z].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9.
[7](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M].阎人俊译，出版者不详，北京图书馆藏.
[8](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9]董鼎.私立燕京大学[M].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10]王世仁，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Z].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11](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4篇
关键词：空间；构建；材料；模型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01-02-0137-03
Education Models Exploration about Architectural Space Design Experiments
WANG Yan-ting（School of ar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Experimental study of spatial design education is faith attempt fo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and related design education in teaching methods made an attempt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of building space to discuss and study methods. Courses begin the design change from the drawing mode， the new model emphasizes space and observation， and began to enrich the model as a design space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stimulate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e ability of students conceptual.
Key words ：space； tectonics； material； model
Internet ：.cn
一、空间教育的实验性的原因
空间设计教育的实验性研究是从建筑中最基础的 “空间”这一概念出发，新课程强调学生对自己所创造的空间有明确的体验，进而将体验转化成有意识的设计活动。目前，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了解到那些一流建筑师的最新动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那些所谓的新形式就变得十分容易，但模仿形式的建筑难免看起来会有些表面化。如今中国建筑教育在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国际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各类学术活动也十分地活跃，但在建筑设计的基本问题方面和方法方面则几乎是空白。基础研究的缺乏会直接导致我们只能模仿，难以创新。这是我们教育中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将建筑学的基本问题――空间、结构、体积放在整个教学过程的首位，教学的基本目的并不应该是实现一个全新的设计方案，而是为了发展学生对于空间学习的能力，学习必须是能够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被发现、观察和探索的，以保证有足够的实验的自由。教学中，用模型做设计，学生要享受操纵第三维度的乐趣，发展概念性的思考方式，归根到底，游戏应是他们最佳的学习方式。
二、空间教育试验性实践模式
首先，新提出的空间设计的教育，既应该包含了对空间认知思维的训练，也应特别注重发展缜密的抽象思维环节，学习过程中应避免出现纯技术性或者纯艺术性教学。此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强调空间及观察，这是贯穿整个实践的核心。另外一个改变是学生们对于空间的学习是从模型开始而不是图纸，希望从这两点出发，使得学生的设计达到新境界。
其次，空间实验性研究工作坊是通过多个群体的共同参与、相互学习，以及讨论来激发思考，这不同于以往课堂教学，学生们活动必须是可以像用模型来做游戏那样容易，模型完成之后进行空间比较观察，要求学生在电脑模型中选择不同的视角赋予建筑不同的建筑材料，进而研究材料对空间知觉的影响。在最后阶段，重新绘制建筑图纸并进行相关的研究分析。整个课堂设置应注重对设计过程的训练，研究的态度，使学生从每一阶段的过程中获得不同的认识和感受，进而培养自身的创造力和创造洞察力，并以此获得自己的设计灵感。通过这种锻炼可以帮助学生们提高学生专业能力，推动设计理念的产生，这对于促进学术交流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实验性研究的空间教学培养的重点是让学生们明白如何学习和思考，并从中促进形成自我风格和特色。例如，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的作品――广州歌剧院的“圆润双砾”和北京在 SOHO 中国的“物流港”，从作品中可以看到空间设计实验性研究教学在大师们身上留下的影子。她的建筑特点在于颠覆了传统的形式法则， 建筑空间柔软、流动，在视觉形式上在寻求一种运动着的艺术品。她的作品不仅着眼于新的构造或技术，而是通过自身的观察与感受，追求一种自然形态和内心观念的表达。
在空间设计教育的实验性教学中，教学方式往往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训练目标而采用与之相对应的策略，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激发同学空间设计的概念性的思考。因此，课程按照进程基本分为以下阶段：
1.构思阶段
用块、板、柱等设计要素来构思空间的可能性，体块要素可以用来占据空间，同时产生体块之间的空间，相同体块可以通过水平位移形成空间。板片要素要表达的不是它的表面，而在于它的边缘，主要作用是用来界定空间，空间的不完全围合是它的主要特征。柱体基本特征是她没有表面，只有边缘，它重要作用是来调节空间的密度和韵律的调节。
学生可以运用这些设计元素完成一个空间设计，操作方法可以是掏空、切割、叠加和移位等。整个学习有两个目的：一是建立一个空间学习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二是寻求空间设计的构思，进而引导后续的一系列练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鼓励学生用模型材料来研究设计并激发学生们不同的操作设计。整个学习过程中最困难之处在于操作是直接作用于要素本身，学生们往往容易忽视操作的本身，即空间。其次是操作的方法，必须要借助于观察空间的方法来知觉空间，这个体验空间的环节是十分重要的。一旦学生对于自己创造的空间有明确的体验，这一体验会转化成明确的设计意图，使得开始还是比较盲目的操作转化成有意识的设计活动。
2.组织体验阶段
根据前一个练习的操作方法用单一的模型材料来设计一个矩形建筑单体。该单体的尺寸为6m×12m×24m，根据不同放置方式，有平房、板房和楼房三种类型，这个阶段学习的重点是抽象要素与空间的关系。这一阶段设计的目标是追求形式和空间语言的清晰，其关键在于操作的清晰。简单和清晰的操作并不意味着形式和空间的单一和单调，一个好的设计是应该能够产生丰富的空间。丰富的空间体验主要取决于空间序列上空间之间的对比和变化，如空间大小、比例、形状、光线的变化等等因素。
3.应用材料阶段
用两至三种模型材料重新制作模型，练习的重点在于讨论不同材质因素的介入会引起的建筑体呈现哪些不同。从视知觉的角度来考虑，即材质肌理，如木和金属材料的对比；色彩和明暗，如各种颜色的纸板的对比；材料透明性，如透明材料、半透明材料和不透明材料的对比。材料的穿透、阻碍、反射光线和视线的特征具有改变空间知觉的特点，但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加强而不是弱化最初的构思。①在材料学习的第二阶段，进行模型材料到建筑材料的转换期间，如何在这个阶段发展原先的设计概念，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照片拼贴法，即用建筑实例的照片为素材，来作为内部空间和外部立面的拼贴研究。就单纯的视觉形式语言而言，材料构件及其构造方式形成建筑表明图案，是形式和空间表达的重要手段。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不可以用电脑软件中的贴图，因为这些材料图库是不含有构件和构造信息的。
4.建造及评图阶段
设计媒介与设计方法紧密相关。我们鼓励学生制作、观察和反复记录推进设计，要在模型、透视图和建筑平面图之间不断转换。它们的集合体现了一个完整的设计发展过程。在课程后期学生应完成作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结合设计训练学生计算机作图和建模的能力。设立几次公共评图，教师有机会了解学生的想法并能提供各自的意见，这对于课程的发展十分的重要，在评图阶段要加强学生们的自我表达及沟通能力的培养，交流与讨论能够刺激新观点和想法的产生。当众表达自己的设计方案，有利于理清思路，增强信心，这能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总之，要对这个课程的本质做进一步概括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课程提出了一个建筑设计造型的主张：即如何生成一个空间的概念，如何将这个概念发展成一个建筑，以及如何在建筑的造型中来表达这个空间的概念。通过一个严谨的设计教学计划，这个设计方法变得可以传授。
三、对空间教学的教案建议
在教学中，应充分调动和激活了学生的主动求知欲，鼓励发散性和求异思考，拓展思路、扩大思维空间。为了达到我们预设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得到最佳的学习体验，教案设计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持课题训练的抽象性
抽象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将研究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建筑体量，要求学生将学习的重点放在建筑体量的内部空间，二是功能问题抽象为人在空间中的活动，以及空间的不同特性上。三是将场地问题抽象为单一建筑体的不同摆放形式， 不同的摆放形式对空间组织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抽象的目的是将学习的内容更加地明确和集中，这对于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基础训练。
（二）对空间搭建的元素实行平行学习的方法
理想状态下是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对搭建的元素进行研究，但由于课时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采用几种搭建元素平行学习的结构，学习是分组进行的，每组三位学生，每位学生可以选择一个要素进行搭建学习，这样可以从自己的组员中学习另外两种搭建元素的相关问题。这样，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也有了真正的意义。
（三）注意有序的工作方法的设定
每个阶段及步骤针对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有序的工作方法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每个阶段，学生可以掌握某个具体的操作方法，研究某个具体的设计问题。通过一个完整的练习过程，学生便可明了各种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严谨的设计训练对于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实际的教学经验来看，严谨的教学结构更有助于学生对于问题的探讨。此外，对于空间建构课程的学习我们希望不仅培养学生对空间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建筑或相关学科的学习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学生通过这样的课程的学习，最终的目的是一方面，希望他们可以掌握建构和空间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如何从一个空间概念发展成一个建筑，最后是要掌握运用不同的设计媒介达到自己的设计目的。
小结
这样的一个学术性的设计教学观与传统的强调教师的个性和设计教学的经验性的设计教学是决然不同的，这样的课程更加强调的基本设计方法的训练，学生通过课程训练可以学习到设计的一般规律，进而更好地发展设计方案。通过课程改革希望可以激发艺术灵感与创新思维，加强学术基础和培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帮助学生获得研究与实践的能力。
注释：
① 顾大庆，柏庭卫.空间、建构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75.
参考文献：
[1] 顾大庆，柏庭卫.空间、建构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筑学教育体系知识主体
教育是由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学思想和教学法构成的，因此关于教育和教学的讨论多半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对于大多数学科来说，学科本身的定义是清晰的，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历史学等；但建筑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上述学科一样，建筑学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建筑学的研究对象和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并不是非常明确，如建筑是艺术、建筑是建造、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以及建筑是符号象征等，因此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既包含了造型艺术的法则又包括了工程技术的知识。从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学学科最初是在艺术院系里，后来又全球性地移至工程学院，接着又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建筑学的基础知识也由于自身概念的拓宽而不断增加。虽然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建筑学的含义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由于建筑学的学科概念的含混，对其研究对象的讨论一直是建筑理论讨论的重点之一，每一次对建筑学的大讨论都引发了对建筑教育的重新思考。
我国建筑学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并且是在西方建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发展，走出了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当今信息交流十分频繁的年代，建筑教育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日趋频繁，作为交流和学习的基础应当对建筑教育的特点作一次深刻的探讨。
一、传统建筑概念与建筑学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传统建筑己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然而，把建筑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和与其相应的建筑教育在中国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其中缘故值得思考。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中国历史和中国建筑史，了解中国传统“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和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现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首先，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建筑的角色是“器”，主要存在的价值是“功用”。作为器的建筑产生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内部空间，也就是说，建筑仅是建造活动的客体，内部空间才是整个建造活动的目的。因此，建筑的外形仅是一个媒介或载体，通过载体达到“功用”的目的。其次，作为“器具”的建筑有等级之分，而划定等级的原则取决于“器具”使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个等级是建筑形式、类型的基础，通过建筑的平面、屋顶样式、建筑用材和用色等方面体现出来。再者，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构为主，建造者主要是木匠。由于建筑形式预先由建筑类型而定，类型直接取决于主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所谓“设计”工作也就是选择类型和解决建造问题。这样的“设计”工作与西方传统概念上的设计工作是不同的。因此，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没有建筑师这个角色，起主要作用的是木匠中的大师傅。工地上的参照物是由大师傅根据建筑的类型和所备的建筑材料制作的建筑木构模型；建造过程中如遇问题，现场解决。此外，中国传统建筑的彩画画幅主要取决于结构构件的形状，表现的和西方建筑室内的绘画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画面和结构构件合二为一，后者绘画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综上分析，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西方建筑的概念存在本质的差异。建筑在西方是西方艺术三大门类之一，即绘画、雕塑和建筑；而中国的传统建筑本质上是“器”不是“艺”，没有获得与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同等的地位而成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造房子所需要的“技能”没能作为“学问”，“建筑形式”的美主要源自于技术和构造，而不是源自于以形式为目的的设计，建筑物本身并没有向西方建筑那样成为美学讨论的对象。几千年来直至上个世纪初，中国没有建筑师，因而也就没有为此而专门设立的学校和建筑教育；建筑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式的传授体系。中国传统建筑业没有产生出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建筑本身落后，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上对建筑的定位不足以产生建筑师。20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新事物和新学科也随之进来，“西学东进”是当时的潮流；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职业和建筑设计的概念。因此，尽管中国建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建筑学仍是一个新的学科。
二、回顾建筑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所建筑院系正式诞生于1927年，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其教员和系主任都是由回国的留学生组成[1]。上世纪初，清政府有组织地派送中国留学生出去学习，建筑学也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在出国留学生中学建筑的有55人；其中40人去了美国[2]。学成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祖国，开办了事务所，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建筑院系。显然，由于所受建筑启蒙教育的原因，对建筑学的理解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传统建筑学的观念为基础，以理解西方古典建筑的方法去理解建筑事物，并且以此解释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因此，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以及“民族特征”的解释和西方建筑师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地道”与否的差异。这一观点无论从他们的作品中或对中国建筑形式的分析上都明显反映出来[3]。
这样，建筑的概念由“器”而转成“艺”，成了学问的对象。建筑是艺术的地位在建筑院系里得到普遍承认，这和西方传统建筑学是一致的。作为艺术的建筑，其形式(外观)就变得尤其重要，所以对形式的研习就成了设计训练中的中心内容，也成了建筑教育的主要内容[4]。由于对建筑概念的理解是西方的，因此学习建筑、认知建筑的手段也是西方的。例如建筑设计初步课，对建筑的理解和学习方法基本上是西方传统建筑学的方法，从研习古典建筑开始，学习的方法是渲染，目的是通过长时间的描绘领会古典建筑精髓的几何关系和形式美的原则。西方古典建筑学由于阿尔伯蒂（Arberti）和帕拉蒂奥(Pladio)的贡献，形成了一整套形式美的生成方法作为设计的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习也使用了相同的办法，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产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图纸上看到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立面是木构件搭接中空间关系的平面投形，“立面”本身并不存在。因此，所谓立面的比例、几何关系等没有实质意义，这种作为认知的学习方法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建筑认知的形式化和表面化；也直接导致了建筑设计中对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化的设计方法。这种以渲染为基础的形式训练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其间虽然渲染的对象—建筑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以渲染作为训练的手段并没有变，从“古典”建筑一直渲染到“现代”建筑[5]。表面上看，渲染作为训练工具并没有影响对新建筑形式的接受，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以这样的方法去理解“现代”建筑和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知，都存在着对“形式”的误解。这种事实道出了在建筑教育中对建筑学的理解和对建筑形式的认识和理解有偏差。以渲染为基础的形式训练对中国建筑教育的影响很大，而且根深蒂固。它已不仅仅是训练方法，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对建筑形式认知和对建筑学的理解。教学体系统一化、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因此，在中国建筑教育的教学模式普遍大同小异。仔细分析，在建筑教育发展过程中似乎缺少了在建筑学中国化之后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的讨论，知识体系和教授方式存在问题。
三、建筑学与建筑教育
建筑教育应该建立在建筑学学科的基础之上，建筑教育模式应取决于对建筑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就西方建筑学而言，自维特鲁威(Vitruvius)开始试图回答建筑学的基本问题，阿尔帕蒂开始把建筑设计纳入学术领域，最后在巴黎美院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和体系。事实上西方建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建筑事物的本体论和建筑设计的方法论，几千年来西方建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回答“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同时也不断讨论“怎样做”的方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最初延生在法国巴黎路易十四皇家学院，首先建筑是被作为艺术门类之一而被学院接受，并要求其有能阐述自身审美原则的理论，即必须有可用于直接教授的理论。巴黎美院是学术型机构，因此，对建筑学也要求要把它纳入可以接受的学术规范[6]。在巴黎美院里，建筑教育被分为两个部分：建筑设计理论和建筑设计训练。这两种不同的训练来自不同的教授群体，学院内的教授和学院外的建筑师。学生们在学院内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以及数学，同时要到建筑师工作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并通过设计竞赛获得设计成绩。在学院内，建筑设计理论的美学基础是建筑艺术的普遍原则，即以阿里斯多德的美学原则为基础，形式美被提纯到美的定律，如对称、韵律、和谐和比例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优秀建筑的标准是固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范例，它建立在意义利文艺复兴文学和艺术作品之上。根据阿里斯多德形式美的普遍原则把美术从匠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把建筑师从工匠的地位提升到哲学家的地位[6]。
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直至1939年逐渐成为美国建筑教育的主流，正是由于它具备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7]。当中国大批建筑学留学生前往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建筑教育盛行巴黎美院模式的时期，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又是以杰出的巴黎美院模式而著称。中国在美国的建筑学留学生中，比较集中的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2]。尤其是宾大建筑系的建筑设计课，有着完整的训练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巴黎美院的设计原则。当时是帕尔·克瑞主管建筑设计教程，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院派建筑设计师和教师。帕尔·克瑞对建筑形式构件分析的态度实际上是坚信古典的、无时间性和延续性，尽量避免认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要学生分析古典建筑的形式构件，并不重视形式的历史意义[7]。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教育模式对中国建筑教育模式的影响较大，严格地说，奠定中国建筑教育基础的是源自美国巴黎美院式的教育模式。
然而，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通过强调一般的、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具体的实践，把建筑设计活动理论化，奠定了建筑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建筑学的知识主体。这一点作为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始终保留在建筑学的学科之中。建筑理论作为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是建筑设计思想源泉，也主导了建筑设计者的思维方式。但是，作为知识主体的建筑理论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筑学的学术框架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形式”“、风格”和“手法”。因此，也就造成了建筑形式构件的组合成了建筑设计的主要方法，对形式的敏感和反应成了主要的设计能力。形成了重视建筑设计(形式设计)，忽视建筑理论的风气，甚至认为建筑理论形同空话，或把设计想法和设计手段与建筑理论混同起来。据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建筑教育源自巴黎美院”的看法有其不完全性，实际上是建筑“形式”的研习手法源自巴黎美院，但巴黎美院设定的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和学术规范并没有真正被中国建筑教育所接受。
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建筑教育自193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着现代建筑的方向发展，原先巴黎美院古典建筑的研习手法被放弃了，但建筑学的基本概念和学术规范依然保留下来。
这种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理解的差异是中国建筑学和西方建筑学本质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一定反映在建筑物的形式上，甚至也不反映在学院中设计课教学的成果上，但却反映在建筑教育的理论框架上和学术规范上。最终，形成了所谓建筑设计的学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点是中国建筑教育和西方建筑教育最大的不同点，也就是对建筑学认识的不同点。
四、结语
在中国，当建筑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教授之时，就已经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对建筑事物的认识，建筑学不是建筑，建筑学的知识主体也不仅仅是建筑设计。也就是说，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基础，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虽然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已放弃了古典学习方法，但并没有开始建构规范的建筑学体系；由于最初对建筑学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思维方式和认识论上的偏差。以这样的视角看西方建筑的发展历程，就很容易理解成是一部“风格”变换的历史；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欧洲的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以及美国的后现代建筑等，就只能感兴趣其形式的差异，或从形式的差异去理解名词的差异，并不能认真地去研究其根源。
因此，当务之急是健全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为建筑学真正的中国化打下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郑定邦．国内早期建筑教育的开创．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44
[2]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1992．2，18，19
[3]中国建筑史．南京工学院建筑系．1980年7月版．182～185
[4]最初建筑作为土木工程的一个分支，在教学大纲里还有许多数学、力学和工程技术等不少课目。张镛森．关于中大建筑系创建的回忆．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43
[5]王文卿．基础教学话从头．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196～198
[6]DonaldDrewEgbert．TheBeaux-ArtsTraditioninFrenchArchitecture．IllustratedbytheGrandsprixdeRome．99～100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6篇
关键词:青岛市;地域文化;德国文化;建筑风格
Abstract:Through Qingdao ha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on the analysis of formation of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the role since QingdaoKong , summarized a forming factor for unique regional Qingdao architectural style.
Keywords:Qingdao; regional culture;Germany culture; architectural style
中图分类号:TU-0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08-0081-03
青岛从建制至今短短的100余年里,就由一个晒网捕鱼的简陋渔村发展成为在海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并形成了具有本身特色的城市体系及地域建筑风格。这与青岛城市发展过程中,外国文化的强势侵入、中外文化间的对立、不同文化的交融、文化融合后的遗传演替是分不开的,从时间上来说这个过程为四个阶段1、建制初期(1891年―1897年);2、外国占领时期:①德占时期(1897年―1914年);②第一次日占时期(1914年―1922年);③第二次日占时期(1938年―1945年)3、收回时期:①北洋政府收回(1922年―1937年);②政府收回(1945年―1949年);4、解放时期(1949年至今)。其中1891年至1937年是青岛建筑文化萌芽、形成的阶段,具有特殊的意义。
1开埠前青岛的原有建设
关于胶州湾地区的记载虽早就见于史册,但是直到19世纪末这里仍然是以农、渔为主的自然村落,工商活动并不活跃[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防范列强对胶州湾的觊觎,巩固海防,北洋大臣李鸿章上报申请在胶州湾驻军并修建炮台。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八(1891年6月14日),清廷在胶州添筑炮台设防 [2],多数学者认为这标志着青岛建制的开始。次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移驻胶澳,并在青岛村天后宫侧建总兵衙门,设置了炮台三座,兵营四座,其他辅助建筑如军火库、邮局[3]、电报房等[4],为方便军旅起卸,用旅顺船厂的钢材修建了南海栈桥[5]。在清廷正式驻兵后,青岛逐渐由一个渔村成为了繁荣的小市镇。
据青岛上庄(青岛村)士绅胡存约所著的《海云堂随记》中记载“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四日,商董首事集议本口禀县商铺数目……计车马、旅店七,洪炉一,成衣、估衣、雉发三,药铺二,当铺一……计六十五家。”从中可见当清军进驻后贸易的繁荣程度与商铺建设情况。
2外来建筑文化的强势侵入
2.1德占时期(1897年―1914年)
德国为与老牌殖民国家争夺殖民地,经过长期的策划与周密安排,以巨野教案为借口,于1897年占据胶州湾,次年3月6日与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窃据胶州湾地区。1899年10月12日德皇威廉二世将“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命名为“青岛”。
德国占领之初就着手城市规划为城市划分区域,按等级分为欧人区、华商区、华工区、贫民区。德国在青岛制定的城市规划融入了田园城市与带型城市等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顺应地势布置了灵活的路网,并修建了良好的市政基础设施。修筑铁路拓展港口,将港口转移至胶州湾内,使之逐渐成为东亚第一良港[6]。
与此同时具有德国建筑文化色彩的建筑也大量建造,这是西方建筑文化特别是德国建筑文化首次出现在青岛的土地。这一时期的建筑类型大概可以分为①外廊式;②古典复兴形式;③德意志浪漫主义形式;④折衷主意形式;⑤青年风格派[7]。
德占时期的路网结构与建筑式样为其后的青岛市规划与建设奠定了基调。
2.2第一次日占时期(1914年―1922年)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于1914年11月占据青岛。同年12月,宣布青岛对日本本土居民开放,大量日侨涌入,到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时,城市规模已是1910年德国规划时的3倍。规模虽扩展迅速,但由日本侨居青岛的平民私搭乱建现象严重,部分房屋仅以木板简单搭建就开始使用,使得部分日人大为恼火,认为严重损害了日本在华形象,这一现象也使得城市的某些区域发展有更强的自组织性。
这一时期公共建筑以欧洲古典复兴、日本和式、折衷主义、现代主义等建筑风格,住宅则以和式为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为了达到长期占据青岛的目的,1915年在贮水山(日人改名为若鹤山)上修建了具有典型和式风格的“青岛神社”,道旁盛开的樱花更是让人恍然置身于日本。
2.3第二次日占时期(1938年―1945年)
1937 年 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1938年1月日军再度占据青岛。1939年日军改称青岛为青岛特别市公署,同年将即墨、胶县划入青岛地区,称为“大青岛市”。
由于忙于侵略战争,日本侵占青岛8年时间,仅将青岛作为军事基地和经济侵略据点,用于大量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这时期的城市建设活动很少,虽定下了 “母市计划”等庞大规划但没有实施,更主要的是在原有街区插建改造。重点建设与军事和经济侵略相关的公共设施,兴建黄埠水源地和四方山水池,筹建白沙河军用机场。
3内外建筑文化的互融过程
3.1德国建筑文化与中华建筑文化的交融
对于中国建筑文化的吸收,德国是谨慎而矛盾的,一方面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命和繁殖能力,并不亚于我们,所以很少有人设想我们可以把他们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成为欧洲过剩人口的殖民场所,而在这里也有不可抗拒的欧洲文明以及其解体中的一些古怪影响 [8] 。”主张“从老中国城市绘画般的美景中汲取任何有益于我们的新建筑的东西 [9] 。”另一方面德国人要把青岛“逐步发展为传播欧洲文化的基地,尤其是德国文化在东亚的中心”,德国总督托尔博尔(Truppel)曾明确提出新城市应强调德国民族特性。另外德人对于胶州湾当地原有建筑的舒适性与洁净程度也大为不满,比如改建胶澳总兵衙门为德军临时司令部时,就有类似的记载“看到肮脏的中国人的窝棚,变成欧洲人住的漂亮的住所真是妙极了……至于舒适,那是根本不存在于中国官员住的房子,一个德国家庭甚至不愿叫他们的仆人在里面住,随从人员住的房间就像我们不愿叫奶牛住的洞穴一样 [10] 。”但无论怎样,文化的融合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①早期的被动影响
德国占领青岛后,由于缺乏熟悉的建筑材料,而建筑机械与专业施工人员也要从德国本土运来,使得头三年建筑速度缓慢。起初的建筑材料多为中国旧式的青砖灰瓦,所用工匠多为中国人,建筑装饰上较为简朴,石刻装饰较少,外形规整[11]。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许多德国水兵也参与了建筑活动,按德国的居住模式改造中国旧式官署与兵营为己用。正是这种施工材料、施工机械、施工水平的匮乏与差距,决定了在占据早期的建筑活动中这种被动式影响的存在。
②中后期的主动接受
随着欧洲折衷主义手法的兴起与浪漫主义的东方倾向,许多在青岛的德国建筑师抱着猎奇的心态将传统中国建筑中的一些细节与符号运用到了建筑设计上去。比较典型的有始建于1900年的亨利王子饭店,外廊的木梁结构模仿中国传统的形式。建于1906年的亨利王子饭店礼堂在檐口处设计有中国传统的线脚装饰。总督府童子学堂在阳台雕刻有精致的中国传统木雕。此外总督副官住宅、麦克伦堡疗养院、阿里文住宅等都模仿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但这种模仿更多地是体现在细节与形式上,整个房屋的格局与功能安排上还是西方的。
3.2日占时期建设与青岛的融合
日本对青岛建设最多的是第一次占据时期,这一时期除了部分公共建筑质量较高外其余大部分住宅等建筑物质量较低。由于此时青岛建筑风格趋于欧洲,城市格局肌理已经初成,日本在此建造的房屋以古典复兴、折衷主义为主,与德国建造的房屋相比,更注重经济性,一般公共建筑层高在3m左右(德国建筑4m-5m)。细部装饰用卵石取代部分花岗岩成为这一时代建筑的特征。
此外也有部分完全“和式”的建筑出现,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贮水山上的“青岛神社”,但都逐渐消失不见,现在市区内早已没有和式建筑的遗存。
3.3中国收回期间在青岛建设中对西方建筑的兼收与包容
1931―1937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期间实施的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市区与乡区兼筹并进的城市发展政策,迎来青岛第一次全面发展的高潮,并使青岛走上现代化城市的自我成长之路。[12]这一时期活跃在青岛建筑界的有寓居青岛的德籍、日籍建筑师,还有从欧美学成归来熟悉西方建筑理论的中国建筑师,如庄俊、陆谦受、董大酉等,这也使得此时期青岛建筑兼容并蓄全面发展。
①中国传统建筑在青岛的复苏
自1897年德国占领开始,青岛区内有规模的中国传统建筑只保留有充当临时司令部的原胶澳总兵衙门与天后宫,其余建筑一并拆除来适应德国的规划与建筑要求。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也仅建设有三江会馆等少量中国样式的建筑,这就造成了中国建筑文化在青岛区内的严重缺失。
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界出现了“中国的文化复兴”思想,很快在青岛市内就出现了一批中国传统式样的建筑。比较典型的有栈桥回澜阁、水族馆、红字会、湛山寺等。在这其中也出现了部分传统建筑借用西方建筑构件细节,例如湛山精舍门面上的“柯林斯柱式”,虽然有些似是而非,但这毕竟是对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融合的尝试与探索。
②对西方建筑的吸收与发展
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革命频繁,内战四起,租借地就成了相对平稳与安全的地方,大批前清的遗老遗少,失意的政客军阀寓居青岛,因此营建了大量的仿洋别墅。
30年代中国建筑师在青岛建造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建筑,其中大部分使用的是古典复兴、折衷主义,以及在西方刚刚兴起的现代主义等建筑形式,其中也出现了用中国传统细节与西方建筑形式结合的折衷主义探索。
4 青岛特有地域建筑风格的形成
青岛作为一个殖民城市,青岛特有地域建筑风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作为侵入文化本身的特性、被侵入地的环境特点等是文化侵入的基础。为文化的侵入与遗传提供了环境与机会。
4.1建筑文化融合后的遗传
德国建筑文化与中国建筑文化的融合为青岛地域性建筑提供了建筑基因。德国建筑文化成为青岛主要建筑文化遗传主体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这是由于①本土文化的缺位,由于清朝的海禁政策,对沿海地区开发不够,导致大陆文化对沿海地区辐射较弱,特别像青岛这种开埠前较为荒芜的地区,为德国文化顺利登陆、居留、发展提供了前提。②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18世纪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例如在青岛同样作为入侵文化的德国文化比日本文化更有侵入性,这也导致了德国文化在青岛遗存成活而日本文化却逐渐消褪。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连,大连作为沙俄租借仅有6年(1898―1904年),而日本殖民者从1905―1945年整整40年的占领期间,对沙俄规划中已形成的部分未作改动,对未形成的部分继续细化和调整,延续了沙俄风格的城市建设。[13]这些都说明了在优势的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下,同样作为侵入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不自信、妥协,最终导致消亡成为不成功的侵入文化。③德国文化在青岛的西方唯一性,相对于天津、上海等殖民城市,由于侵入的西方文化较多,并未形成单一的文化特性,只是按租界来划分文化的势力范围,比较笼统与模糊。而德国文化在青岛是唯一的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决定性的,使得整个城市充满德国色彩。
4.2对青岛自然环境的适应
一种外来建筑文化能在异地生存必定与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便于利用的建筑材料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外来建筑文化本身发生一定的适应性改变。
①对青岛地貌的适应与利用
青岛处于海滨丘陵区域,其中山地约占全市面积的15.5%、丘陵占25.1%、平原占37.8%、洼地占21.7%。东高西低的起伏地势形成青岛的地貌,东北部高,西南沿海低,中部丘陵起伏,形成如观海山、信号山、青岛山、太平山、贮水山、湛山等山。
德国在1900年青岛总体规划中采取城市规划与道路兴筑并举的做法。道路网结构顺应不同区域的地形,顺坡就地,有机地将各功能分区连接,并与市外村道相连,形成青岛市内外交通网络,这与中国传统街区的棋盘式道路有很大的不同,具有较高的技术性、艺术性和经济性,充满了青岛的地方特色。
②对青岛地方材料的利用
青岛盛产花岗岩,而近代德国建筑流行花岗岩装饰,大量的花岗岩运用,成为了青岛建筑的一个代表符号。建筑所需要的大量砖瓦,也由青岛本地匠人利用德国机器烧制而成,据胶澳志记载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有些窑厂已可每年制成 “洋砖、洋瓦六百万万块”。这些青岛原生、原产材料的运用,使建筑散发出青岛的气息。
5结语
康有为曾谓青岛“青山、碧海、红瓦、绿树,中国第一”,这是对青岛景色由衷的赞美。昔日中德文化交锋的场所,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风貌与城市肌理,有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在旧城保护和更新建设中,一定要重视传统环境文化内涵的延续和旧城场所精神的保护,这样才能使青岛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独特的建筑文化及其多样性并促进城市向前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雳.德租时期青岛建筑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26.
[2] 青岛市博物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 :45.
[3] 袁荣叟.胶澳志(交通志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923.
[4] 袁荣叟.胶澳志(交通志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926.
[5] 袁荣叟.胶澳志(沿革志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26.
[6] 李东泉.青岛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研究(1897-1937).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64 .
[7] 陈雳.德租时期青岛建筑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114-126.
[8] 胶州消息.北华捷报(英文).1897年12月31日.
[9] 博克曼.青岛的城市设施,殖民月报――殖民政治、殖民法律、与殖民经济杂志.第15:11期,1913年:477.
[10]胶州消息.北华捷报(英文).1898年1月7日.
[11] 汪坦,徐飞鹏.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青岛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2.
[12] 李东泉,徐飞鹏.青岛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飞跃――兼论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1期:37.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职教育；内涵建设；课程资源重构；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3-0047-02
问题的提出
2000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大力推动了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使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中职教育的内涵建设尚待加强。正如意见所述，“课程改革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结合教学实践，笔者认为：专业课程教学资源重构决定教学内容，影响教学实施的全过程，是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中职教育内涵建设的重要环节。
课程教学资源总体包括专业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教材三个方面，即我们常用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在笔者从教的惠州市建筑学校，从2006年起，每年根据建设行业的职业岗位要求论证并调整专业培养方案，按照专业学科分类完善课程教学资源（教学实施性大纲、教材），鼓励教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重构教学内容，使教学与生产和生活实际紧密联系，适应本地区的行业发展需要。一系列教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教与学的矛盾，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热情有明显提高，且得以长时间保持，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反思教学过程，我们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同时，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专业教材在中职学生的专业技能教育教学中渐显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教材内容方面。教材内容大而全，有的还存在大量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对技能操作指导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教学过程中极易产生重理论，轻实践的后果。（2）中职学生方面。中职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阅读理解能力较差，面对“高深难懂”的专业理论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从而对课本敬而远之，结果专业理论学而不通，专业技能提高没有明显效果。（3）教师方面。个别教师拿到现成的教材，不联系实际，不做任何创新，把教材内容毫无遗漏地传授给学生，甚至照本宣科，全然不顾学生心理特点和学习感受。
上述问题常常导致“专业教学计划完成了，教学目标却未能实现”的不良后果，中职教育内涵建设成为空话。那么专业教材在中职技能教学中该如何改革呢？如何创新、构建中职专业课程教学资源呢？笔者拟从自己任教的《建设工程计价应用》课程入手，谈谈教材内容的现状，分析专业课程教学资源重构的方法和教学实施策略。
《建设工程计价应用》课程资源重构的方法和教学实施策略
（一）《建设工程计价应用》教材内容现状
2006年版《建设工程计价应用》（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编著）内容主要涉及：（1）建筑工程计价依据、建筑工程计价办法；（2）建筑工程面积计算规范；（3）分部分项工程基础知识；（4）分部分项工程定额项目内容及工程量计算规则；（5）分部分项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编制及工程量计算规则；（6）定额模式计价方法；（7）工程量清单模式计价方法；（8）措施项目基础知识及计价方法等。全书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建筑工程造价费用的构成、计算方法以及价差的调整办法，特别是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编制和计价，结合国家标准和广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应用，并举出一些典型实例，非常适宜初学者学习。然而，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厌学的学生不爱惜教材，甚至根本就不翻书，面对厚实的教材（全书共411页），他们感受到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和障碍，于是课堂教学变得机械、沉闷、毫无生气。我注意到了学生的思想和学习感受，尽管教材内容十分实用，但书本必须“变薄”，教学内容必须更直接而具有感性，让学生上一节课就学会一节课的内容，完成一节课的练习，产生一节课的进步，让知识和技能日积月累，积少成多。
（二）《建设工程计价应用》教学资源的重构
建筑工程造价专业的中职学生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应重点掌握建筑工程计价组成（计价程序）、建筑面积计算方法、清单计价方法和工程计量（定额和清单）计算规则，而施工工艺、施工组织、造价控制和管理等内容应作为理解和知识拓展，让学生明白施工工艺、方案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给学生一个将来专业进步和继续教育的知识空间，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
在《建设工程计价应用》课程教学资源重构时，笔者打破教材原有的大而全的格局，应用教师资源、教材资源、网络资源、学生资源、社会其他资源等开放信息资料，筛选出适用、优质的资源，重点突出工程计量和计价能力培养，从工程计价文件的表格应用入手，用最常用的11个计价表格将学生所需掌握的计价技能课程知识提炼成13个专项能力知识，分解到各个表格的应用中（如表1所示），每个表格赋予学生一项计价应用技能，并按照各表计价技能素质的要求，细分单项技能，设定能力目标，构建相应的教学资源（如表2所示）。
在表2中，教案和课程单元任务书为备课的核心内容，要求教师必须充分掌握学生的技能目标，对教材内容、教参内容、工程案例、计算表格应用、网络资源等各项教学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最终形成课堂的教学实施内容。通过教师对教学资源的重构，学生上课可以不必带教材，专业课室里有教材、参考资料、图纸、网络等供学生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随时使用。
课程单元任务书是学生的课程单元习作任务（如表3所示），在每次上课时教师都要给学生准备一份，要求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尽量在课堂上应用教学资源完成并讨论）。表中概括了单元教案的主要内容和知识资源索引，内容少而精，与真实的行业技能紧密联系，新颖且与时俱进，可以根据实际技术、工艺和标准的更新进行及时优化，更重要的是学生不用再面对一成不变的厚重教材，而是每次上课都有一种期待、一份新鲜，通过完成一个个单元任务书的习作，使知识和技能日积月累，与日俱增。
（三）教学实施策略
一是精心备课，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课前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将学习目标（结果）与课程学习资料、课程活动进行合理匹配，使课程单元容量和习作内容适度、有效、直观生动，能被学生消化、吸收。
二是分小组教学，以灵活的（自由组合、抽签、教师指定等）方式确定小组成员，让学生在有效的课堂组织中完成习作，并就课程内容组织讨论，培育学生互助、协作的工作精神，鼓励他们养成平等对话和平等交流的习惯。每一次习作都应及时评价，给学生以足够的信心和支持服务。
三是抛开书本约束，在开放的专业资源空间里帮助学生收集、整理学习资源，构建专业资源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展个性、养成自己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的知识积少成多，技能不断增长。学期结束，学生把作业汇总，就是一份完整的造价文件，里面记录着他们的点滴进步。
不可否认，传统的中职教材汇集了前辈们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面对当今瞬息万变的知识更新和技术创新，中职教育不可能再用一本教材来满足技能教育教学需要，更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教师应该树立教学改革的新观念，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跳出教材的局限并超越教材，在开放的教学资源中组织和创新，构建优质中职教学课程体系和生动、开放的课堂环境，为中职学生的整体素质提升和专业技能培养服务，这也是当前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对中职教育内涵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利娟.浅谈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J].中国建设教育，2006，（2）.
[2]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建设工程计价应用（建筑、装饰装修、园林绿化工程部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卢晓中.高等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李利娟.中职《建筑工程概预算》课程的教学变革实践与反思[J].中国建设教育，2009，（8）.
[5]纪河.论现代远程教育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4）：5-9.
[6]吴松.建设工程计价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7]张积家.高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8]高平.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理论与实务（二）[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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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8篇
教师援引诗句说：“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中“墙”即指“女儿墙”。这句诗出自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这里的墙到底是不是“女儿墙”呢？要弄清答案，就必须对何为“女儿墙”作深层次探讨。
关于“女儿墙”，《辞源》解释是：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墙，即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以在反击敌人来犯时，掩护守城士兵之用，也就是用来抵御外敌入侵所修建的“烽火墙”。女儿墙在古代又叫“女墙”，包含着窥视之义，是仿照女子“睥睨”之形态，在城墙上筑起的墙垛。宋代《营造法式》上记载：“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因为古代女子卑微，没有地位，所以就用来形容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墙，“女儿墙”的叫法由此而来。
诗词中有不少关于女儿墙的富有诗意的描述，如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中“女墙”即指“女儿墙”。
女儿墙作为一种建筑专用术语，特指房屋外墙高出屋面的矮墙，即便是现代建造的普通民宅，依然能看到四角挑起的女儿墙，当然那是建筑用以装饰点缀的。女儿墙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安全，以防止有人不慎坠落，亦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即课文中所述：“一般坡顶都是草草处理，生硬无趣，甚至用女儿墙把它隐藏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出现在影视剧中的乔家大院，房屋四周是十几米高的青砖院墙，墙上有女儿墙式垛口。因此，只有名门望族才能修建高墙，并在上面建造女儿墙，既是防护，也是装饰。
显然“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的墙并非指“女儿墙”。诗人去拜访好友，恰逢好友不在家，诗人“小扣柴扉”，想必朋友并不是富贵人家，住宅会是庭院高筑，上砌女儿墙，只不过是柴门紧锁的一个普通院子罢了，甚至四周还是篱笆做成的院墙呢。
我想教师课前对教材的研读是充分的，但对这一应该成为亮点的细节处理稍显草率，研究教材时如何拓展、激趣、深挖掘、细推敲，如何创新教学，尽可能地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需要诸同仁下足气力，做足工夫。听课之余我对教学备课中如何细究文本有以下心得：
一、深度研究细挖掘
对学生可能存在的知识盲点，需要认真查阅资料作深度研究，否则只能抓住皮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以讹传讹，贻误学生。教师不能怕麻烦，要充分查阅手头资料，运用网络寻找相关知识，作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从中提炼可资教学的关键知识，以便高屋建瓴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要对众多信息作质疑和思考，甚至作必要的交流探讨，要精准地掌握知识点，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一股脑儿地将所有相关知识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学生，那样只会让学生茫然，反而越说越糊涂。只有深度研究细挖掘，才能点到之处，花开一片，达到拨云见月的效果。这样就会让教学中的亮点，真正亮起来。
二、授之以渔学方法
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为终身学习奠基。教师在深究文本的同时，学生自然能从中明白学习需细细研究，而不是走马观花，糊里糊涂，像读一首诗，只觉其美，而不觉其美的真正缘由。读课文中“女儿墙”一词，听来就觉得有一种含蓄的诗意之美，但连什么是“女儿墙”都不甚了了，又何谈真正的美感呢？教师备课时浅尝辄止，导致教学时误谈，也间接地影响学生，对待学习没有深究细致的态度，而不作细究，会让很多可贵的知识信息白白流失。教学中的败笔只是一时，但对学生的影响却关乎今后的学习。因此，细究文本不能只抓一鳞半爪，作无味的添加，而是要深度开发，这是严谨治学的良好体现。
三、立足文本找亮点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9篇
说明文教学教什么？《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说明性文章，能抓住要点，了解文章的基本说明方法”，“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阅读科技作品，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这是关于说明文阅读的法定性要求。可见对知识的要求是了解，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培养在于领会，教学方法是阅读。 课堂的情形呢？要么知识先行，学生记住了“对象、特征、顺序、方法、语言”等术语，要么识记了内容(知识信息)。前者，语文课程专家王荣生教授一针见血：“很多教师所设计的很多教案，其实是在想尽办法‘生产’一种奇特的阅读方式，也就是有阅读能力的一般人所从来不采用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在备课、教学之外所有的成人都从不采用的阅读方式。”这句话值得我们一线教师仔细揣摩。识记内容则是典型的种了他家地，荒了语文田，对此浙江师大王尚文先生给了我们教学方法：“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是言语形式……启发引导学生感知、体验作品的言语形式，这是阅读教学的中心环节。” 这里笔者以教学《巍巍中山陵》为例，谈谈说明文教学的价值取向。 教学环节一：初读课文见证巍巍建筑 1.通读课文，思考作者围绕中山陵写了些什么？ 2.作者按从南向北的顺序、位次向我们介绍了中山陵的哪些建筑，填表。 3.请用一句话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填空：作者按(空间/游览)顺序，依次向我们介绍了中山陵的(地理环境、设计和修建用时耗资、陵园建筑)等。] 这里设计1在于引导学生理清文章思路，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这是课标阅读要求之一)；设计2在于体会说明文准确、周密的语言，明确写建筑物找准一个立足点，运用表示方位的词语介绍事物的方法；设计3是对设计1、2阅读后的一个点睛式的小结，立意于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此环节解决课文写了什么的问题。 教学环节二：品读课文探寻巍巍意蕴 1.浏览课文，思考我们能从文中的哪些地方读出中山陵的巍巍气势？ 2.这些句子为什么能体现中山陵的巍巍之势？ 3.本文是一篇说明文，文中却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去掉这些景物描写可以么？为什么？ 设计1是引导学生感悟课文内容与表达的关系，仍是对文本的深入阅读。设计2化文体知识(列数字说明)于阅读，以知识为主题的阅读活动，从分析的角度(掌握一定的规律性知识)培养语感。此环节解决文本是如何表达的和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设计3意在引导学生明确“烘云托月”写作知识和映衬建筑语言，进一步去探寻作者为什么这样写，领悟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学生受到情感和建筑思想的熏陶。该环节融文本如何表现内容、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和我们的理解于一体，落实读的语文形式训练，也引导学生关注作者的情感态度，受到感染。 教学环节三：内外勾联感悟巍巍文化 1.结合全文说说当年吕彦直的钟形设计为何能得首奖？你对我国陵园建筑有了哪些了解？ 2.通过阅读本文，你学到了哪些写建筑物的方法？ 作者刘叙杰是一位建筑学家，他的文章在于通过此建筑来向读者传递中国陵园建筑的特点，意在向读者展示悠远的中国建筑(这里是陵园建筑)文化。文章的核心言语在于：“陵园与周围环境、地形的结合，并参照了我国古代建筑中若干优秀的传统经验，采用了中轴对称、民族形式的建筑外观、淳朴的色调、简洁的装修和大面积绿化等手法，基本上达到了表现陵园庄严气氛和孙中山先生不朽精神的要求，在实用上也取得满意的效果。” 也就是说，本文的阅读价值取向是教文化，教我国的陵园建筑文化。教学环节一、二是深入文本理解内容，教学活动是为环节三蓄势；环节三是走进课文又跳出文本，获得文化积淀、写作技巧，文学素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明文教学，教什么，怎样教，取决于文本写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这样写。后者决定了说明文教学内容的定位。说明文教学的宗旨不是让学生了解教材选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让学生学习课文表达内容所采用的言语手段。说明文阅读教学首先是“语文”教学，是从言语的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训练，着力于文章和文学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王功政，贾敏，语文教师，现居湖北宜昌。本文编校：左晓光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基督宗教;中国传统艺术;建筑设计;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Christianity and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XU Min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现港台华人常指罗马公教(Catholic)、正教(Orthodox)、新教(Protestant)的统称,也就是相对应俗称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开始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仅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大规模建设教堂,而且兴办教会医院、教会学校,进一步传播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和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建筑,成为中国近代建筑中的重要建筑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建筑文化观念,对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第一条渠道是教会传教渠道”。①
一、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
1、19世纪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各国、各基督宗教宗派、各宗派差会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及教堂建设完全依仗于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各种不平等条约保护了基督宗教的强行传入;传教士在华的传教地位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平等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活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就造成了19世纪下半叶兴建的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大多均采用了西方基督宗教教堂的样式,有拜占庭式、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式等,突出地反映了西方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各种风格在华的盛行。
这一时期天主教各差会将纯正的欧洲中世纪样式教堂建在中国内地,其中既有古典柱式、厚定墙、圆形的穹隆、半圆形的拱券和层层叠叠的连拱柱廊;又有尖塔钟楼、尖顶拱券、飞扶壁、彩色玻璃玫瑰花窗和大量堆砌的装饰;还有自由、动态、富贵的装饰和雕刻以及大量的曲线、凹凸起伏的线脚和涡卷。在这一时期建造或改建的著名天主教堂有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沈阳耶稣圣心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宁波耶稣圣心堂、广州耶稣圣心堂等等。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天主教堂建筑的风格,西方文化特征明显,艺术价值较高,并保存至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建筑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优秀建筑的典范之一。
在中国近代进行传教活动的基督教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简化的宗教礼拜仪式,简朴的教堂建筑特点也引入中国。与天主教堂相比,基督教堂建筑的典型特色就是崇尚俭朴之风,突出简洁明快的风格特征。在教堂建筑式样的选择上,基督教并不重视建筑的外在形式,而更注重教会传教活动的开展。在选择西方建筑技术和风格方面,中国近代大多数基督教堂选择了当时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样式。北京基督教崇文门堂、沈阳基督教东关教堂、上海圣三一堂、苏州基督教圣约翰堂、广州沙面基督教堂等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基督教堂的艺术魅力不如天主教堂,建设水平及建筑的细节处理也略逊一筹。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亦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内地展开,但由于经费不足等诸多原因,传教活动的进展不大。据有关文献记载,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接受东正教受洗入教的信徒至多不超过500人。在这期间,仅在张家口、汉口修建了两座东正教堂。
2、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19世纪末,中国各地的教案开始增多,带有文化侵略特点的传教方式,殖民式的教堂建筑,最终引发的只能是国人极大的抵触和抗议。1900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摧毁了大量的教堂。据史料记载,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堂就损失约四分之三。
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在华的教会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争取中国民众和官方的认同和支持,各宗派教会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传教策略,传教活动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在教堂建筑方面,传教士选择了兼具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与西方古典建筑样式的风格,开始进行了一种在文化认同上的努力。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认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 ②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③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宗教运动”的开展,基督宗教迅速作出了“本土化”、“本色化”的回应,即大力推行“中国本色教会”,一方面让中国信徒出任教会主事,另一方面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基督宗教消除洋教的丑号。”随着“中国本色教会”运动的开展与深入,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基督教在教堂建筑方面,开始走向转型和成熟之路,中西建筑体系在教堂建筑上由碰撞、摩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中部份地选择了传统复兴样式。这些教堂建筑多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正立面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横向三段式构图或西方古典建筑竖三段式构图,塔楼具西式教堂的特征,细部装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很多教堂的翘檐大屋顶使整个建筑样式定位于中式风格。清水砖墙,中式楹联,木本色门窗等等均具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北京基督教中华圣经会、上海基督教鸿德堂、青岛青和路基督教堂、杭州基督教思澄堂、苏州吴江黎里天主教堂、大理天主教堂等均属这类教堂。这些教堂,从外观整体看是中国传统风格,但很多细节又是典型的西方古典装饰处理手法。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政府将《辛丑条约》中的部分赔款用于传教事业,其传教范围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展。但由于在华的东正教会基本保持了侨民教会的特点,故其教会的规模及教堂的数量远不及当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一时期建造的教堂有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上海圣母大堂、汉口东正教堂等,建筑风格均保持了纯正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极少,其建筑艺术价值较高。
二、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会医院建筑
鸦片战争前夕,西方基督宗教各传教组织就以开办医疗机构为名,企图在中国大肆传播教义。此后,伴随着侵华战争的发生及清廷的腐败无能,教会势力逐渐向内地渗透,不仅大批建造教堂,还开办了许多医院,如上海仁济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山东齐鲁医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教会医院为近代的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同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并与当时数量众多的教堂、教会学校构成了中国近代基督宗教建筑的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教会医院虽不及教堂建筑数量多,也不及教会学校的规模大,但据史书记载,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达166所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24所;安徽8所;浙江19所;福建41所;河南6所;湖南18所;湖北27所;甘肃2所;江西12所;江苏34所;广东39所;广西4所;山西11所;贵州3所;东北三省25所等。按照1936年的《中华年鉴》统计,全国有20个省共建立了426所教会医院。
从上可以得知,传教士正是通过教会所办的医院,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向病人讲道或分发福音书籍,并吸收病人入教,由于当时相对于中国的传统中医,西医疗效快,效果显著,尤其是在中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西医却能够取得奇迹的效果,使得传教士将治愈病人作为最好的接近百姓的方式。医学因而被各传教团体作为传播福音的有效途径。因此,教会在开办教堂的同时附设教会医院或诊所,旨在基督宗教事业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医疗建筑类型――教会医院也就应运而生,作为传教的辅助工具,用以扩大基督宗教的影响。
中国近代教会医院建筑由初期规模小、依附教堂或租用民宅办诊所,发展到开始设计建造适用于医疗工作的、规模较大的、专门的医院。从总体上来说,到近代的后期教会医院的传教功能渐趋淡化,医院以治病救人为宗旨,成为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国近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宗教建筑的一部分,随着传教策略的转变,并且在二十世纪初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
基督宗教教会医院的建筑基本是由外国教会或传教士设计,但由本地的工匠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完成。传教士为了达到顺利传教的目的,在大多数教会医院建筑的设计上,采取了迎合中国人心理、适应中国习俗等一系列的策略,使得教会医院建筑显示出西方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另外,中国人在从排斥到逐渐接受西方建筑的过程中,而是采取有选择性的吸收,并重新演绎西方建筑这个外来的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语言,创造了具有民族性的建筑语汇。具体表现为:
1、替代法:
一方面,由于建造教会医院经费的紧张和交通的不便,在建筑材料方面大量使用当地的木材、青砖、小青瓦等,取代西方建筑的砖石材料;另一方面,以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替换局部特有的外来建筑装饰元素。如楼层之间的分隔采用中国传统的雕花代替了西方建筑传统的层层线角。
2、添加法:
在西方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教会医院建筑,其主立面构图和装饰的位置,添加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元素。如在门、窗及洞口拱券上部,用中国的建材青砖以放射状的梯形分隔或层层线角的形式达到西方建筑的石材效果,并在分隔和线角中达到装饰和点缀的作用,添加了中国传统的花纹。如,西安的天主教安多医院,其门、窗顶部弧形券上的券心石都装饰有中式的中国传统花纹。
传教士紧紧抓住了在西式建筑中融入中式建筑的元素,把建筑这一形象的特殊语汇作为向当地百姓宣传西方文化的方式。例如,西安市的天主教安多医院病房楼采用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外墙为中国的材料清水砖,大屋顶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坡样式,其檐角高高翘起,显得气魄华丽,建筑立面的装饰为中西合璧式,十分简洁,仅仅以砖砌为柱并加以分割,西方建筑的狭长门窗及拱券被广泛的利用,强调了立面垂直向上的动势,并使得明亮的光线射入医院。建筑每层之间仍然采用西式的线脚加以分隔,构成了立面的水平线条,与立面的壁柱构成的垂直线条互为对立而统一;以及立面仍保持西式建筑的拱券门和拱券窗那富有动感的弧线,打破了水平和垂直线条的单调,丰富了建筑造型,使得西安天主教安多医院建筑的立面构图不仅富有韵律感,而且表现出了中西合璧式的教会医院建筑的特色。而作为基督教医院的山西太原耶稣教医院建筑的综合楼,仍然采取中西合璧式。首先,该医院将西方建筑的风格于中国传统的园林风格相结合。其次,这座建筑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建筑的墙面、隅石、山花、壁柱等都是以山西本地的青砖为建筑材料,但是却采用西方的砌筑法砌成实心体。第三,建筑中部的立面采用了宽大的窗占满墙面的西方现代主义风格,但在这个以大而高的窗为主的墙面中央添加了一个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的小亭式的抱厦。建筑的两侧转角采用了西方传统建筑的隅石装饰手法,但却以山西本地的灰色青砖替代了西方建筑的重块石。第四,作为建筑的主入口,以中国园林的小亭式正门抱厦造型,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
作为传教策略之一的中国近代教会医院,无论是基督教医院还是天主教医院,常常把建筑的主体立面以特征明显的三段式的西方建筑形式表达,并在正立面的每个墙角处都采用了隅石来加强和装饰,只是在西方建筑中,是采用真正的石头砌成,而在中国则采用青砖材料和西方的一顺一丁的方法砌筑。各个教会为了传教事业达到亲民的目的,在建筑的屋顶和主入口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表现,屋顶形式有硬山、悬山、歇山顶等相互结合,使其中西建筑的不同元素汇聚在同一座建筑的不同立面、不同侧面、不同层面乃至不同部位,显示出教会医院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与外来的西方建筑文化的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
三、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会大学建筑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就秘密地来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并且设立教堂、开办学校。1839年,美国基督教徒布朗为纪念来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名为“马礼逊堂”的小学。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学校的特权。他们首先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据1878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年到1877年,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有5975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学校更多,仅1852年在江南地区的耶稣会就办了七八所学校,学生人数达1260人。由于当时用西方的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不能应付科举考试,不符合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所以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生源相当困难。学校建筑亦大多利用祠堂、会馆、住宅、仓库等旧建筑加以改造,规模较小,条件亦非常简陋。
义和团运动中,在华的各教会势力均受到严重的创伤和打击,全国的教会势力估计削弱三分之一。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国教会很快作出反省并改变传教策略和手法,进一步调整传教的重点。兴办教会学校,特别是兴办教会大学是这一时期传教的重点。教会在中国的办学目的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传教士办学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教会,通过培养学生,到发展学生入教,以此来扩大教会的势力。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转变,教会学校更注重全方位的西式教学,以培养高层次人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开始向高等教育发展。1901年清政府废止八股取士,1903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5年正式颁布停止科举考试制度的诏令,并建立依照西方公学的教育体系。自此教会学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逐步受到国人的欢迎,报考的学生也日益增多,很多教会将原所属学校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由于不平等条约保护了传教士的各种活动,所以,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数量得到了急剧增长。
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的17所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型制的教会大学,多数都创办于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它们分别是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年)、苏州东吴大学(1900年)、上海沪江大学(1906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1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福州协和大学(1916年)、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济南齐鲁大学(1917年)、北京燕京大学(1919年);天主教大学3所,它们是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天津津沽大学(1923年)、北京辅仁大学(1925年);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基督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为了缩小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建筑方面表现出基督宗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大部分均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当时的中国国立大学普遍采用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大学的建设活动称得上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这也就提供了倡导和创作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历史机遇,应该说教会大学的建筑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尝试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大学。该校第一幢校舍的外观,就采用了具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其后又按此样式建了三幢宿舍,规划布局参照了中国四合院平面形式,总体西方风格极少。该校的“怀施堂”是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从校长卜舫济(F.L.Hawks Pott)的演说中可得知建筑的风格及样式:“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圣约翰大学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④可见该建筑的设计乃隔洋造车之作品,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在卜舫济校长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风格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和特征,用他的话说就是:“外观略带华式”,后来发展到“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再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综观圣约翰大学的建设过程,建筑风格从早期的中国民间传统形式,发展到后期的“参用中西建筑形式”的中西合璧形式,反映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相互影响及交汇的基本过程。
在教会大学大规模兴建的过程中,正值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本土化”和“本色化”运动开展之时,很多传教士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第一任罗马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Cardinal Celso Constantini)枢机主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辅仁大学于1929年兴建校舍时,他对未来的新大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⑤并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发表了辅仁大学的建设方针:“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⑥该校建筑的设计师之一格雷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既是一位传教士,又是一名建筑师,他也是一位促进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推动者。在大量研究和考察了中国传统建筑之后,格雷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正是因为象刚恒毅、格雷森这样的传教士,将传教事业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结合,并最终实现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相互交汇的建筑理念。新建的辅仁大学“既能使新旧校舍和谐一致,又能使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适应现代学校建筑风格的需要。”⑦从辅仁大学的建校过程中,我们可得知,教会大学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出于传教士对某种特定建筑风格的偏爱。
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反映了当时基督宗教各传教差会实行“本土化”和“本色化”的基本态度,以及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建筑风格又一次回归到利玛窦时代,被用来表述附加文化意义的语言符号。中西合璧式风格的发展与成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复兴。中西合璧式样是采用折衷主义手法将中西方建筑体系或建筑符号或建筑特征相互拼贴、混合使用而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在十七所教会大学中,采用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教会大学有十二所。这些中西合璧式大学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职业教育的欧美建筑师,他们曾经受过折衷主义――摹仿或糅合各种历史风格的严格训练。为此,他们将两种建筑语言和设计手法及建筑理念相结合,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1920年兴建的北京燕京大学称得上是中国教会大学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校长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也是“基督宗教中国化”的代表人物,他的规划理念是“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⑧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燕京大学共建造了88幢中西合璧式建筑,教学大楼采用了中国传统宫殿样式,学校大门则采用了中国传统庙宇式样,校园里还点缀有桥、亭、狮子、华表等建筑小品,使校园内的环境极具“中国化”氛围。史学家卢茨(Jessie G Lutz)对燕京大学的评价是:“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⑨燕京大学以其最大的规模、最高的质量、最完美的整体性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优秀作品之一。
四、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吸取了历次教案的教训,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开始探索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教堂建筑中的运用,首先倡导并建设了一批中西合璧式教堂,尽管这些教堂建筑很少是由专业建筑师设计的,并且建筑的数量少,规模较小,还不足以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什么影响力。但中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教堂建筑样式,特别是20世纪初,由教会医院建筑特别是教会大学建筑兴起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由于它的建筑规模比教堂建筑要大得多,建筑质量也比较高,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政策,当时设立的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以及营造的纪念性建筑,明文规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当时建筑界的普遍呼声,并涌现出吕彦直、刘敦桢、童、梁思成、杨廷宝等努力弘扬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著名建筑师。在他们的努力下,设计了一系列既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特色又比较好地吸收了西方建筑风格,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如南京中山陵、中山陵园藏经楼、上海市政府大楼、南京中央研究院、北京交通银行等。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大约10年间,建筑“民族形式”运动达到了高潮。
以上事实说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在中国兴建基督宗教教堂、教会医院甚至教会学校的风气,尽管其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宗教文化,带有一定的文化侵略的目的。但由于他们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传播的作用,努力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对中国近代建筑艺术,尤其是建筑“民族形式”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杨秉德《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华中建筑》,2005年第1期,第159页。
② 董黎《教会大学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页。
③ 董黎《教会大学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页。
④ [美]卜舫济《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台北:台湾圣约翰大学同学会(重印),1972年版,第3页。
⑤ [意]刚恒毅《辅仁大学的建校目的(刚恒毅枢机主教的演说词)辅大五十年(1929-1979)》,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⑥ [意]刚恒毅《辅仁大学的建校目的(刚恒毅枢机主教的演说词)辅大五十年(1929-1979)》,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⑦ [美]吴小新著,张晓明译《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本笃会时期的个案研究》,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⑧ 董鼎《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