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11:07:47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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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是中国礼仪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一种，因为它既是对死者的羊重与悼念，也是对于生者的一种慰藉.而我们除了要对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了解的背后，还要更为深入地探究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因为这种法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而这种寻根溯源无论是时历史还是未来，都是一种应有的交代。立足于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过程和具体的礼仪要求，在回顾古代丧葬仪式的前提下，对于丧葬礼仪背后的法律文化进行剖析。从中得出的法律文化才是我们真正所要探寻的价值目标。
1引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套自己的生死观，他们把养生与送死等量齐观，甚至重视送死的程度超过了养生。因为有时只要是活着就好，无关质量，于是就有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相应的人们对于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仪式—丧葬仪式就有了较为繁琐的规定。当然，这些丧葬仪式的背后，也深深隐藏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2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要过程
本人长期生活在北方，所以我对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的了解主要是针对于北方。通过本人亲身的经验以及查阅一些资料，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要过程有:
小硷:为尸体净身整容，穿上寿衣。这个步骤要尽早，甚至有时在断气之前就进行。因为过几个小时，由于肌肉细胞死亡，会出现称为尸僵的四肢僵硬现象，影响穿寿衣。寿衣不能用皮质，因传统认为这样死者会转世成动物。
报丧:正式通知远近各处的亲友死亡时间、情况和葬礼安排.经常有严格的形势和顺序规定.
奔丧:亲友携带礼品、礼金、挽联、花圈等从外地来参加葬丰。
停灵:即将尸体在灵堂停放若干天，等待前来奔丧的亲友;同时有助于确定死亡而不是昏迷假死。灵堂可为家中房间、临时搭制的灵棚、或殡仪馆的专用房间。灵堂内设悼念条幅、死者遗像、供奉死者的食品(供品)、香、蜡烛、纸钱等。另外，在暂时不能正式安葬死者的情况下，将棺材寄放在寺庙等地，等待未来下葬，也可称作停灵。
守灵:停灵期间，已在场的亲友，特别是死者的晚辈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接受奔丧者的吊唁。在整个葬礼期间，死者亲近的晚辈(称为孝子/孝女)穿不缝边的白色粗麻布衣服或褂子，腰系草绳或麻绳，脚穿草鞋，称为孝服。
大硷:当着家属的面，将死者移人铺有褥子的棺材，盖上被子，钉上钉子封棺.富裕的人家可能用内棺和放置随葬品的外棺两层。
出殡和下葬:把棺材送到墓地埋葬。出殡开始的标志是孝子将一个瓦盆摔碎，称为“摔盆儿”.由孝子执“引魂播”带队，有乐队吹打，沿途散发纸钱到墓地。下葬仪式有风水师协助。
烧七: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还有类似的叫魂、烧纸钱等活动，称为“做七”。第四十九天的仪式称为“断七”，为正式葬礼部分的结束。
守孝:按儒教的传统，孝子应该守护在父母墓的周围三年，期间避免娱乐、饮酒食肉、夫妻同房等.
牌位:家人用香烛祭品供奉写有死者名字的牌位。
扫墓:亲友于清明节期间修理、打扫墓地.
以上这些是具体的程序，但是从这些程序中的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些传统的法律文化。
3丧葬仪式背后的法律文化
3. 1懊孟追远的儒家孝道观
孝道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以来，中国人无论贵贱贫富，都深深地受到这种礼教的熏陶和影响。儒家孝道观十分重视死，把送死看成是尽孝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孝经》里面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优，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论语》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的孝道观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孔子在回答弟子樊迟时说:生，事之以札;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伦语为政》)。当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时，孔子批评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贸》)。在丧葬上，孔子虽然不主张厚葬，主张崇尚精神性的悼念，但他倡导的孝道观，客观上对后世的厚葬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淮南子祀论训》曰: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立也。死者断气之前，要由其近亲属亲自为其净身整容，穿上寿衣;在葬礼上，死者的晚辈要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无论白天或是黑夜，尤其是晚上不能断了人;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以及以后的守孝和扫墓等活动。
“孝”是一种血缘伦理观念。先秦儒家认为，悲哀之情是人的孝梯道德本性在丧礼中的外显形式，是真情的流露，正如《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说的:“本谓心也……孝子亲丧，痛由心发，故啼号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还其孝性之本心也。”儒家把孝道从此岸世界运用到了彼岸世界，丧葬仪式作为孝道在彼岸世界运用的载体，维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
3. 2礼制下的宗法等级观念
传统等级观念脱胎于奴隶社会，完善于封建社会，反映等级制度，并为思想家所论证、为法律所强化，因而成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以“礼”为基础的宗法等级观念。儒家学说不仅强调外在仪礼的种种规则，而且更为重视其表现的思想和观念，并且把他们上升到了社会秩序的层次，强调等级观念。这一点也深深地表现在了丧葬仪式中。其中在丧服上就很有讲究。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丧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五种，从表面上看，守丧是一个纯血缘亲情问题，其实五个不同的等级都表现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差异，是等级观念的体现。比如，丧葬礼仪中反映出男女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据《仪礼·丧服》中记载，儿子给父亲服斩衰，为母亲只服齐衰，若父亲已去世，服齐衰三年，未去世只服一年。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三年，丈夫则只为妻子服齐衰一年。其次，墓葬制度反映出社会等级的差别。陵墓的大小、高低、形制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地位、权力和财富。比如西汉时代对各种不同身份地位人的坟丘的高低大小有较明确的礼制规定，坟丘礼制趋于完备。
孔子所谓的“礼”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维护社会秩序，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在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的不断扩大而建立起来的，是一只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相应的国家的各个机构和权力分配基本上是由氏族的血缘关系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者正式通过“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巩固“家天下”的统治而服务。
3. 3以“和”为墓础的法律文化观念
《论语》上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在丧葬礼仪中也体现出“和”的文化价值观念主要表现在通过丧葬礼仪活动达到家室和宗族的和谐。丧事的处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行为，它往往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葬礼是一件大事，也是.民间各种仪式中最为隆重，也最为铺张讲究的仪式，丧事不是由几个人单独完成了，而是需要家族成员的参与，甚至是旁人的帮忙。葬礼是公开性的活动，也是一次社会聚合的机会，通过葬事的处理达到家庭的和谐，家族内的相互了解和和睦，达到了邻里之间的互助，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丧葬礼仪活动，达到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4结语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礼仪教育；课程设置；文化传播
我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关于礼仪的著作更是丰富多彩，这些著作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是几千年来规范人们行为和塑造独特价值观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发展的重视逐步弱化，加之西方文化的入侵，人们对礼仪文化的学习也慢慢减少，各高校的礼仪教育流于形式。为提高学生的礼仪素养，本文以传统文化为内核，加强高校礼仪教育。
一、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高校礼仪教育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江西省十所高校及其他省若干高校关于礼仪课程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目前最热门的高校慕课平台中有关礼仪的课程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我国高校礼仪教育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对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重视程度不高第一，长期以来，各高校都将礼仪教育归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并未单独开设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课程，且未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教学内容，导致学生、教师对礼仪教育不重视；第二，虽然部分高校开设了相关礼仪课程（包括传统文化礼仪），但多数高校都是将其作为选修课开设的，学生可自由决定选修与否，并未将其列为公共必修课。（二）高校礼仪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设置不合理第一，多数学校的礼仪内容主要是西方礼仪及现代礼仪，对中国传统礼仪讲解较少；第二，多数教材虽然涉及部分传统文化礼仪，但仅仅是对传统礼仪的简单介绍，并未将其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进行讲解；第三，由于礼仪教育一般被作为公共课程，因此，多数学校一般为该课程选择一套教材，所有学生共同学习，导致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三）慕课平台中缺乏传统礼仪教育课程通过对慕课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发展相对成熟的慕课平台“爱课程网”上收录的关于礼仪的课程只有两门，一门是湖南大学袁涤非老师的“现代礼仪”，另一门则为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讲授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这两门课程的受众比较广泛，也是时下各礼仪教育和视频课网站中点击率最高的两门课程。此外，超星尔雅通识课程库中关于礼仪的课程只有四门，分别为上海理工大学的“公共关系礼仪实务”，国家行政学院的“女子礼仪”，南开大学的“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以及清华大学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综观慕课平台的这些礼仪课程可以看出，只有清华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彭林教授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将传统礼仪文化与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日常行为相结合，生动讲解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内涵。而其他课程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现代礼仪”和“西方礼仪”，对我国传统礼仪的讲解较少。（四）缺乏礼仪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礼仪教育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社会学科，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较高的综合素质。但目前，多数高校的礼仪教师并不具备礼仪专业背景，大部分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来的，经过后期的培训和学习，即走上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教师缺乏礼仪教育的专业知识，对传统礼仪研究不够，导致教学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二、加强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对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的重视首先，学校要加强对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的重视，将礼仪教育从思政教育中独立出来，开设专门的礼仪教育课程，或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开设礼仪专业，设置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方向；将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列为公共必须课，并通过考试、论文的形式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将考核成绩作为学生的学分任务。其次，教师也要加强对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的重视，在遵循学校教育要求的基础上，认识到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将礼仪教学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点内容。（二）优化礼仪教育的内容中国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加强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教育对学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礼仪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礼仪的发展进程，了解古代文化礼仪及当前礼仪的丰富内涵，了解其功能和作用，使学生对礼仪形成全方位的认识。在选择教学内容时，教师要将思想性、实用性和操作性相结合，选择适合学生需求的教学内容，从礼仪概述、个人礼仪、社交礼仪、服务礼仪、习俗礼仪等各方面进行系统归纳，使学生能够通过课堂学习，掌握礼仪知识，了解中国文化。（三）借助高校文化社团传播礼仪文化近年来，高校社团发展迅速，各种文化社团在学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礼仪教育可充分利用社团这一途径进行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礼仪知识的传播。结合学校大学生实践活动周、大学生社团文化节等活动，开展传统礼仪文化实践体验活动，将传统礼仪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具体来说，高校校团委应鼓励各院系学生以社团活动为号召开展各种类型的礼仪风采大赛、传统礼仪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通过组织开展大型的传统文化活动，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四）加强礼仪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首先，各高校要提高礼仪教师的选聘标准，引进不仅有礼仪教育专业背景知识，而且有较强实践经验的教师，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其次，各高校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相关礼仪教育的培训和教师交流会，引导教师取长补短，不断提升教师的礼仪素养，从而不断提升礼仪教学效果。
三、结语
建设以传统礼仪文化为内核的高校礼仪课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坚守传统，但更多是为了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在高校礼仪教育中，应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从而丰富礼仪教育的内涵、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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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论文联盟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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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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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辛亥革命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乱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TP5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0-0179-02
一、文化乱象的根源的表现
我国的文化乱象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随着多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巨大的信息量展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文化问题也随之而来。近些年来，当人们感叹某些社会现象“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时，不可否认，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乱象正在混淆着人们的视听，造成了文化审美与价值取向的混乱，为文化自信的缺失推波助澜。文化自信的缺失就是文化乱象的根源，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如今，连“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也不免“裸死”的命运，“情和色”似乎成了一些导演吸引观众的法宝，《人民日报》评论说：“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①“如果靠成分来抓住观众的眼球，只能说明导演不理解艺术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真正奥秘。”②《红楼梦》作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今也要通过林黛玉“裸死”来博眼球，究其根本还是对我国的文化缺乏自信。
其次，对我国的传统礼仪、节日等缺乏自信。在礼仪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而如今，成年礼、婚礼、丧礼、交往礼仪等日益西化，我国礼仪之邦名不副实；节日方面，中元节、重阳节、七夕节等传统节日离我们远去，而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甚至万圣节都在年轻人中大行其道；在医术方面，中医的存废之争一直延续，有的对中医质疑甚至指责其不科学，同时也出现了中西医结合口号下的危机------不管是礼仪、节日还是医术都逐渐的在西化，而忽略了我国深厚的根基，究其根本还是对我国文化缺乏自信。
最后，对我国的文化创新能力缺乏自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被国外肯定，我们才自我肯定；被国外承认，才自我承认。一个文学家是否成功要看他是不是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电影导演是否成功要看他是不是入围奥斯卡或四大电影节，一个科学家是否成功要看他是不是在国外期刊发表了论文等等，比如，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台领奖时，穿的是燕尾服，而没有穿符合自己中国人身份的服装，只是为了得到国外的认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恐怕会丧失我们自己，这种文化的y象，究其根本还是对我国的文化缺乏自信。
二、文化自信何以缺失
自古以来，我国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从未缺乏文化自信，恰恰相反，我国多数情况下是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势意识带来的傲慢。大炮只是打开了我们的大门，而自信是被我们自己摧毁的，文化自信的缺失是近一个半世纪的事。
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①从“三个自信”走向“四个自信”。另外，2014年12月20日在澳门大学讲话时说：“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新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②再次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化乱象的根源是缺乏文化自信，要想有效的治理我国的文化乱象，就要究其根本，了解文化自信是如何丧失的。
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冲击。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旧文化”指“中学”，“新文化”是指“西学”，断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我国的传统文化，西化色彩浓重。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内容，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副作用是打击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胡军曾经说过：“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③余英时也曾经说过：“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使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④他们也表明，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认识到了精神、道德、价值观等文化层面是我国救亡图存最关键、最内在的一面，但是却忽略了我国的国情，全盘否定我国传统文化，盲目吸取西方文化，使我国特别是文化方面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是第二次打击。1966年至1976年的“”，从一开始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传统文化。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的口号。⑤中国文化的灾难自此开始。这场以文化领域为开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文化园地荒芜，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的现象，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进步。“”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等落后的思想行为开始泛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严重削弱。
每经历一次冲击，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就愈不自信一次，就多一份自卑，或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份否认。新文化运动和的冲击，使我国的文化自信逐步丧失。
三、应对文化乱象的措施
文化乱象的根源是缺乏文化自信，对于如何应对文化乱象，究其根本就是如何树立文化自信。
（一）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说
费孝通先生于1992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指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
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⑥费孝通先生薄；二是，要不断反思，反思自己，也反思和理解别人的文化。
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说，为我们如今的文化乱象指出了一条道路，要有自知之明，要不断进行反思。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对我国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才会自信，我们的文化才能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不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科技等都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楼宇烈先生的“文化主体意识”说
从2004年开始，著名学者楼宇烈先生就在各种场合强调“文化主体意识”的理念。他指出：“当今世界，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①
楼宇烈先生的“文化主体意识”是解决我国文化乱象、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的一员首先就应该具有主体意识。面对全球化，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反对它国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增强我国的主体意识，形成坚不可摧的思想屏障，净化我国的文化环境，增强文化自信。
（三）现实途径
应对文化乱象的现实途径，下面主要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说明。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要有顶层设计和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乱不得。文化乱象作为文化领域的一部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甚至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面对我国的文化乱象，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协调整体与部分或者各个部分的关系，统筹全局，实现最优化。
同时，面对现在的文化乱象现象，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也必不可少。从古到今，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结束。并且，当今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的竞争日益激烈，谁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会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因此，我国的文化乱不得，必须要有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才能更好的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要有对传统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价值认同。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我应取其精华、祛其糟粕，尊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而不是一味的排斥、拒绝。
社会上的很多文化乱象都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过时（比如新文化运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和国情逐步发展而来的，它们弥足珍贵。虽然我们到了21世纪有了新生的文化，但新生的文化并不代表是新事物，以前的传统文化也不代表是旧事物，新生文化中比如文化乱象就属于旧事物，因为它是一种消极的、落后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我们以前的文化，而是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转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偏见，增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我国的文化凝聚力。
最后，在个人层面上，作为一名中国人，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
如今的人们，为了适应现在的生活节奏，盲目的追求各种快速度，而忽略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文化环境，使文化乱象日益泛滥。
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作为一名中国人，应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坚决抵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乱象，净化自己的生活环境；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寻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并以一种平等的豁达、自豪的心态积极参与其中，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自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中华民族美好未来作为发展文化的出发点。减少文化乱象，首先从自身做起。
谁占领了文化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乱象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通过作用于社会意识，最终动摇一个国家，而文化乱象的根源就是缺乏文化自信。中国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成为政治大国，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成为经济大国，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文化大国，而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大国，首先就是要摆脱文化乱象，树立文化自信。
（1）名著重拍热的冷思考[N].人民日报，2010-07-23.
（2）学会敬畏经典[N].人民日报，2010-07-20.
（3）.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C/OL]，2014-03-07.
（4）.在澳门大学讲话.[C/OL]，2014-12-20.
（5）胡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J].民主，2009，05：35-38.
（6）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M].中信出版社，2011-05-01.
（7）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人民日报，1996-06-01.
（8）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2013-12.
（9）楼宇烈.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A].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全国中医学方法论研讨会论文集[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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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研究和实用型人才。德才二者又以德行为先，为突出中医院校文化特色，我们努力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以文化、艺术、科技等活动为载体，开展“厚德、感恩、祟礼、修身、自强”为主题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同学中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为同学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宣扬“厚德”文化，我们组织同学走进社区、街道、敬老院，进行义诊、义务劳动和健康宣教，我们组织大家为身边贫困的同学捐衣捐物，走上街头为偏远地区失学儿童募捐善款，为身患重疾的同学送去亲手制作的礼物……护理学生们不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中华传统美德。
我们围绕“感恩”教育开展了多种活动：在感恩节来临之际，各班级纷纷抓住契机对班级同学进行感恩教育，如给母亲写一封信、“感恩”征文活动、召开主题班会、图片事迹展等等；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对老师感恩，从身边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大家一起做到“尊师重教”；为了感恩生活，我们举办了“中国传统节日宣传周”活动、“世界地球日环保宣传”活动……“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在学生会的引领下护理学院同学心怀感恩之心，立志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我们不断在同学中开展“崇礼”教育。我们开展以“与文明携手，创和谐校园”为主题的“文明礼仪宣传月”活动：揭露校园十大陋习，倡导校园文明行为、制作文明书签、倡导文明公交、开办文明礼仪讲座、宣传诚信考试。通过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同学讲文明、树新风。
我们在同学中倡导“修身”美德，指引大家成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外塑形象，修身明志，展示护理学院学生特有风采。在首届中国“白衣天使”大奖赛江苏赛区比赛中，程敏琼、顾媛嫒两位同学凭借出色实力进入决赛，并最终获得优秀奖。在“杏林之星”形象大赛中，荣获第一届“杏林之星”形象大赛团体第一名，第三届“杏林之星”形象大赛个人冠军的殊荣，护生的优异表现在这方舞台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在校级舞蹈大赛和辩论赛中，我们分获冠亚军，体现出了护生骄人的实力。“12·9”大合唱中，我院师生共同努力，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获得三等奖。
同学们“自强”的拼搏精神在运动场上得到了展现，在03年校运会上我们获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第30届校运会上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在第十二届青年文化节中，获排球比赛女子团体第二名、太极剑、太极拳比赛第二名。“人生处处是赛场”，护生们自强不息的精神旗帜将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二、四点理念：围绕护理文化内涵，着力校园文化育人
作为护理学院院训的“励志、仁爱、精技、美仪”同时对现代护理文化内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学生会努力带领同学们践行院训，在宣扬校园文化的同时塑造护理人，培养护理精神理念。
围绕“励志”，在每年的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院都会举办护生授帽仪式。授帽仪式上，各大医院的护理专家及我院徐桂华院长为即将下临床的护生们亲手戴上庄严圣洁的燕尾帽，护生们则点燃捧在手心中的红烛，在护理前辈的带领下宣读誓词，并鼓励同学在临床把所学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提高自身专业水平，成为一名合格的白衣天使。南京医科大学许勤教授“走进美国护理”的讲座使同学们对西方护理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拓了同学们的眼界，也引发了大家对如何更好地开展护理工作、赶上发达国家的护理水平的深深思考。同时，学院还举办“模拟人才市场”、就业指导讲座，帮助同学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更好的在用人单位面前展示自我。
围绕“仁爱”，我们开展多种活动，组织学生帮助他人，奉献爱心，体现了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我院学生在敬文图书馆广场开展以“创建和谐新校园，注外来建设者”为主题的义诊活动；我们来到了雁鸣山庄老年公寓，开展校外实践活动，关爱老人，奉献爱心。另外，我们还捐助贫困地区儿童，帮助班级困难学生、生病学生。在上半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组织同学伸出援助之手，大家不仅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还踊跃报名参加赴川志愿者医疗服务队，奔赴抗灾第一线，披荆斩棘，通过我们的双手把护生的热情与爱心传递到祖国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围绕“精技”，我们每年举办护理技能操作比赛，开放操练室，组织专业讲座，加强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对护理专业更加热爱，专业思想也更加稳定，在校内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我院同学过硬的技术和热情的态度得到群众的热情赞扬和肯定。我们与校医桥工程部和东南大学联合组织举办了“急救知识培训活动”，活动介绍了各类急救的常识，并采用现场演示实际操作的方法向同学介绍了各种部位的包扎技术，开学初，我们抽调了多名临床实习的优秀学生承担了全校新生体检的抽血任务，她们以过硬的技术圆满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为加强同学们面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自助互助本领，加强护理急救技能的培训，我们拟成立“家庭护理急救社”，会邀请到专业人士为同学们作集中培训，并不断培养学生内部师资队伍，组织面向校内外非医护类专业同学的危机事件救护训练课，营造同学中互勉促进，共同提高的良好学习氛围，进一步加强同学们对危机事件的防御意识，提高对自然灾害的应对与处理能力。
围绕“美仪”，礼仪社坚持日常训练及活动，通过形体训练、礼仪讲座、美容讲座等形式提高队员们的素质，通过培训，使同学们掌握了基本的礼仪知识，在内在气质、外在形象等方面均得到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强化专业素养培训，锻炼出了一支素质外形过硬、能代表学院形象的优秀礼仪队伍，并很好地完成了校内外各项演出和礼仪接待任务，同时，社团成员也积极带动周围同学加强文明修身，增强了全院同学的文明礼仪意识，为了促进同学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每年我们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宿舍文化节系列活动，如主持人大赛、新生歌手大赛、演讲比赛、情景剧比赛等等，为同学们提供了展示护生的风采的大舞台。在去年的各类校级活动中我院学生也有不俗表现。校运动会上，精彩整齐的入场式表演、太极拳表演获得了阵阵掌声。
护理学院学生会通过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方舞台，充分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气质风采，体现了中医的人文特色，弘扬了优秀的护理文化理念，书写了当代护理学生的智慧才情，为护理专业的学生们走向临床、成为一名合格的白衣天使营造了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论文关键词]学生工作学生会中医药大学护理专业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清朝服饰;形象;朝鲜使者
中国与朝鲜两国山水相连,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儒学很早就传到朝鲜,并对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朝鲜朝时期都非常深远。朝鲜基于儒学“事大”思想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而朝贡是这种宗藩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朝鲜每年都会派使节到中国朝贡,这些朝鲜使节完成外交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汇报出使情况,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往往会影响朝鲜国王对中国大事的决策。可见朝鲜使节不仅担当着朝鲜的外交任务,也是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要媒介。朝鲜使节到中国后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期间的活动,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清朝时期把这些文本统称为“燕行录”或“使行录”。 朝鲜使节在“燕行录”中使用大量笔墨来描写中国服饰,服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朝鲜使节对清朝服饰文化的态度其实就是对清朝文化的态度。服饰也是建构异国形象诸多因素之一,所以本论文主要想通过朝鲜使者笔下的女子服饰的描写,来考察十八世纪上半叶清朝女子形象。
服饰除保暖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明清鼎革后,男子全部“S发”穿满服,无从分辨满汉,但是汉女服饰仍保留了汉制,使得朝鲜使节能够马上判断出是满族女子还是汉族女子。朝鲜使节所建构的汉女形象是正面的,而满女形象多是负面的,而且朝鲜使节总是将汉女和满女进行对比,感情倾向于汉女。汉女“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1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可爱,主要是因为汉女的衣制保留了明制,朝鲜使节的这种判断其实是带有思明情绪的。朝鲜因“慕华”而“衣冠一遵明制”,但现在“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感叹到“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就在朝鲜使节感到绝望之时,穿大明衣冠的汉女则给了朝鲜使节一份心理安慰,聊以慰藉朝鲜使节怀念大明之心境,所以感情倾向于汉女,建构的汉女形象也是正面的。朝鲜使节本身就对满族怀有偏见,一直认为满族是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因此在描写满女服饰的时候也带有这种情绪,“宁远以东多是胡女,而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唐女则内外甚密,而胡女头插乱花金玉饰头,着长衣缓缓住行。”3朝鲜使节将汉女和满女进行了对比,赞扬汉女“内外甚严”,斥责满女“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因为满女的服饰不符合朝鲜朝社会的道德观。朝鲜朝社会女子出门时,一般会用长衣来遮面,这样做是为了划分男女界限,禁止与男子自然接触,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中的“内外法”。强调“内外”是由孟子提出的,内外本指“里”和“外”,而实际上多用于夫妇之间。孟子在“五伦”中强调“男女有别”,而男女之“别”源于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把宇宙一切事物分为阴阳,男子为阳,女子为阴。董仲舒后来提出“阳尊阴卑”,所以男子因为是阳而尊贵,女子因为是阴而卑贱。《礼记》中第12内则中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肀纹涿,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把男女之“别”划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朝鲜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这样做。朝鲜女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即便外出也要“蔽面”,这样才有“礼”。所以朝鲜使节看到满女“出门见人不羞”感到“可骇”,从而更加肯定了满族是个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的观点。
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中,受阴阳相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一切服从于男子。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并将这种道德规范加上妇女身上,女子的服饰必须要符合道德规范,出门必须遮面,这其实就是对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而满女不遮面出门体现的正是男女平等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进步。
满族女子出门由于不用长衣遮面,使得朝鲜使节能够观察到满族女子的妆扮,“毋论老少,皆耳焖珠。”4朝鲜使节虽没有直接做出评价,但却注意到“清女头样耳颇异矣”5,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可推知朝鲜使节的态度。高丽时期,耳饰传入高丽,并开始流行男女都配戴耳饰,到朝鲜中期董越《朝鲜赋》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认为在耳朵上穿洞是对父母的不孝,下令禁戴耳饰。所以朝鲜中期两班贵族女子都不戴耳饰,只有少数庶民阶层的女子及配戴耳饰。另外当时受中国传统“华夷”观影响,戴耳饰的风俗被视为“胡俗”“蛮俗”,所以见到女子戴耳环则叹道“如蛮俗者”。根据当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及朝鲜社会对满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朝鲜使节也会认为满女“耳挂双珠”是蛮俗。满女带耳饰则是旧俗,乾隆曾说“旗女一耳戴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可看出这是满族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可见早期男子也同女子一样耳挂金银佩饰,到清后男子逐渐不戴了。满族妇女戴耳环的习俗与萨满教观念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有三魂,即命魂、真魂和游魂,其中游魂是最活跃的,可以脱离人体而活动,而耳环能卫护游魂,以保证人的神安志名,所以满族先民视耳环为平安避邪灵物。”6 朝鲜使节认为这种戴耳饰的风俗是“蛮俗”,显然是受“华夷” 观影响而表示蔑视之情。
另外,朝鲜使节发现“汉女皆传粉,胡女则否,旧闻汉女有夫,虽老皆传粉簪花,今不见尽然。”7 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多涂粉,对汉女涂粉并不反感。而实际上满族入关之后,汉满女子相互影响,满女也涂粉,对于满女涂粉,朝鲜使节则描述成“厚涂真粉”。在朝鲜社会中,认为女子“浓涂脂粉,何异塑鬼,故古人不许妇人时世之妆。”只有才会涂粉涂胭脂,戴耳饰,所以满女戴耳饰,涂厚粉,与朝鲜社会女子相比,(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2页)满女传递出一种妖艳的形象。
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使节描写满族女子,重点是在描写满族女子的妆饰,通过朝鲜使节的描述,我们发现朝鲜使节一方面是受朝鲜朝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将汉女塑造成正面形象,而满女则为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受朝鲜朝社会传统的审美观影响,从儒家道德观的角度否定满女。从服饰传播和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朝鲜的审美观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即以朝鲜社会的标准来对待其他文化,并认为朝鲜社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审美观点等是最正确的,是最佳的选择。朝鲜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是受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影响,排斥蛮夷习俗、文化。正确认识各不同民族服饰美的特点,就能够打破束缚服饰文化发展的各种禁锢,从而使得各民族健康的着装观念与优秀的服饰形式得到充分的交融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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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非典”期间，专业课都停止了，唯一坚持下来的竟然还是彭林的这门选修课。学生说“这是振聋发聩的寻根之学，是文化和心灵的碰撞。”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之不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彭林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追踵先贤，满怀忧思的严师。
弘扬中华礼仪，以继斯学
彭林教授忧思中华文化的断裂，为了阐述中华礼仪，于是有了《三礼》的研究、《仪礼》注释的问世，有了《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中华传统礼仪概要》等书的出版。尤其他编著图文并茂的《中国传统礼仪格言》首批印出，风行于大众，并很快告罄。
三礼之中《仪礼》出现年代最早，因经文意难读，因而传习者极少，注释者更寥若晨星。彭林笃志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以继斯学。因为，他确切地认识到：
中国传统之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经国家，定社稷，立人民”的“疗疾”良方。
礼是人的行为方式，思维准则。其对人的作用，可以变化气质，涵养德行，提升境界。要想营造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身心和谐的人，而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礼有关。
礼和法制是互为力量依靠的双翼，而今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如果没有礼的融合，还会出现诸多的不和谐。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礼受到了过度的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生活中有些人甚至连起码的礼仪规范都投有了。正是这种“文化自戕”，在动摇着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自尊的根基。是此，身为人师的彭林觉得，当务之急是开启学生的心志，消除民族文化的自卑感，树立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他的课是一种震撼
彭林教授让自己所讲之课成为吸引学生的力量，将中华传统礼仪之道，化作甘霖，润滋着学子们渴望虹霓的心田。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文明礼仪》选修课，这在全国高校是仅有的。
在课堂上，他从浅显的方面讲起，却让学生感到耳目一新。
比如，人们常说的“观光”，原意说的并不是游山玩水。《周易》有“观国之光”句，是指外出观察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气象，就是国家的人文之光。中国古代是特别重视人文教育的国度。
他说，中华是“礼仪之邦”，可是，由于2008年我们要举办北京奥运，大家这才重视由于礼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他中肯地指出当前人心的缺憾：
不懂敬人、不懂谦让、不会敬语、不排队、不让座、以我为中心，生怕吃亏，彼此抢道……缺乏公德，这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其根源是无“礼”!我们讲究文明礼仪，不仅仅是为了奥运，更是为了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社会的长治久安。
老师的言传身教打动了学生。礼是要践行的。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时代特征，来设计传统与现实结合的富有人文精神的见面礼、成年礼、婚礼等；用学到的传统书信知识给父母、老师、同学书写格式规范、文字典雅的信件。学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但提出有创意的方案，而且言行举止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学生说：“彭林老师的课，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震撼!”
彭林的另一门人文选修课《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也深受学生的钟爱，以至于上千名清华学生来报名听课，不得不用电脑抽签来排队。
授课安排在清华最大的教室主楼后厅，可还是容纳不下，有的学生两年没有抽到签，就坚持旁听了两年。
一门普通的选修课，为什么让学生这么受到震撼?是什么力量这么震撼学生?
“妇好墓”里的象牙杯、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天文图与二十八星宿的起源、经络与明代正统针灸铜人……彭林引导学生从这些文物上探索中国古代农业、天文、医学、音乐、玉器、建筑等领域的先进，以此来介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通过这些具体的实例，读懂了这些物化了的中国文化，更真切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尊严，从而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
尊严来自热爱，热爱来自了解，学生太需要这种文化自尊了。
“非典”期间，专业课都停止了，唯一坚持下来的竟然就是这门选修课。学生说“这是振聋发聩的寻根之学，是文化和心灵的碰撞。”
有的学生原本不喜欢说家乡话，觉得那是“土得掉渣儿”的。听了老师的课，唤醒了她的乡土亲情。
有的学生回到家乡，面对着气势恢弘、飞泻而下的壶口瀑布，双眼噙满热泪。在家乡的土地上生长了那么多年，此时他感到和养育自己的家乡“母亲”是那么的亲近，感觉到血脉中流淌的血液也要喷涌诉说对家乡的爱。
受到启迪，山西籍的学生李强，把热爱家乡的亲情化作了行动。利用寒假返乡机会，李强深入太行山区，调查农村情况，写出了调查报告《乡村八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读后非常激动，很快上呈总理。总理看后，亲笔回信，对这篇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作者给以热情鼓励。
彭林多年组织学生外出考察。今年4月的一天，凌晨4点多，安阳火车站又迎来了一批清华学子。在硬座上度过一夜的学生不顾疲惫，兴致勃勃跟随老师参观。彭林则是在考古现场、历史博物馆……满怀对中华文明的敬意讲解了整整一天。学生跟随老师，用实际行动“究天人之际，探心灵宇宙，悟时代真理，会文理一身”，使自己成为行走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古老文明那婉转悠长的韵律，一旦被彭林拨动金子般的心弦，就发出洪钟大吕的震响，使得学生的心跳与这震响同步。
受到震撼的不只是学生。他的课也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这门课，在2003年获首批“国家精品课程”的称号。
为了传播中华礼仪文明，彭林的影响又扩大到学校以外更大的领域。他到社会上作讲座，把课堂扩展到了社会。
在西安皇陵县、青岛，在民进中央、香港公务员清华大学研究班、中关村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彭林怀抱着他赤诚的“琵琶”，弹奏着古老的歌谣，传布着千年祥和的音符，拨动着听者的心弦。
被中华文化浸透
一盏灯对三更细雨，半支笔入万卷黄经。这位新中国的同龄人，在无锡4中读书时，从语文老师手中一本文字改革的杂志上，看到有文字起源的文章，就被深深吸引了。
1969年，他从南昌工业学校毕业，到车间劳动，后做老师，教初中8年。那个知识荒疏的年代，没有书可读。别人去看电影，打牌，他就找地方抄书，抄古文字。他被古文字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他发现每个汉字都在诉说着古老
中华的风雨历程。“我”字竟然是兵器，“王”竟然是大斧……
他到江西图书馆借《说文解字》，整本地抄下来。他打听到有位大学老师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就马上找到那位老师的家。他一眼就看到桌子上摆着那本渴望许久的书，激动得不得了。可是，老师不借，说“你能把《说文》看了就不错，这不是你要看的。”冷水浇头，他只好怅然地离开。
但是，冷水只让他更冷静地思索找书的途径。在工厂，他利用加班或换休的方法，腾出时间，骑自行车去江西图书馆，去抄容庚的《金文编》。中午，图书馆休息，他只能在公园里等候。
而今，在这位大学教授的客厅里，笔者有幸看到他当年的手抄本。本子大小不一，参差不齐，日月的久远让本子都泛黄了。这些笔记本也都显示出时代的特色，封面有的是语录，有的是工农兵形象；有用8开白纸装订而成的，也有软皮本、硬皮本，厚厚的几摞，高可盈尺。
爱好出热情，热情出动力。1978年一天，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中国社科院孟世凯写的一篇谈甲骨文关于蚕桑的文章，顿时魂魄飞腾。他马上给孟先生写信，谈自己的感想。没想到孟先生很快回信，说有问题可以通信，还告诉他一些必读书目。
大旱逢甘霖，他马上去找这些书，披阅它们，沉醉其中。他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事更甜美的了。
以后，中学领导给了他上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他更抓紧机遇去孟老师家借书。在进修的一年中，他钻研写出了一篇考释甲骨文的论文。孟先生认为论文很有见地，于是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赵光贤先生。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看了也很欣赏，推荐给《考古》杂志发表。
进修一年期满，彭林向赵先生辞行。此时，他意外地听到赵先生说：“你来考我的研究生!”这简直是天大的喜悦。
“可是，我没有上过大学，单位也可能不放。”彭林不能不有此顾虑。赵先生没有说话，伏案写信，恳请单位支持：“国家发展需要人才，如蒙允准，五内俱铭。”
终于，在1984年，彭林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当“有用”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就看你有没有“我才”了!他需要考16门功课。而且，他必须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他工作忙：班主任、团总支书记、教学。但是，文史专业考试中，他获得了第一名。他挺直了腰板越过了大学本科的阶梯，一脚登上了硕士的山路。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孟德斯鸠 法的精神 中西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大批的传教士和一些商人涌入中华繁茂之地，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与此同时，一股“中国热”在西方文化界掀起。孟德斯鸠就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并且也比较理性看待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较之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有意回避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负面内容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大多都有能据已查证的事实，还是比较能令人信服的。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叶，此时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大批的进步人士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他们激烈的抨击封建主义腐朽的社会秩序，这都为《论法的精神》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虽然从《论法的精神》整本书的分量来看，其中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论述不算很多，但是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不仅打破了外国人曾经对中国的陈旧观念，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人自己对本国文化的观感。
一、《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法律文化的描述
《论法的精神》共6卷31章，其中有21章的内容涉及到中国，例如，第8章第21节“”，第19章第13节“中国人的礼仪”、第17节“中国政体的特殊性”、第19节“中国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结合为一体”等等。从整书的论点分布来看，孟德斯鸠关注中国最多的地方就在中国政体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其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恰恰又最能体现出他作为一位西方哲人的中国观的特点。该著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论述简要表达如下几点：
其一，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专制国家的典型代表。古代中国一直以来是实行君主专制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孟的这一论断是合实际的。《论法的精神》第2章“直接源自政体性质的法”，开篇就提出了三种政体的分类，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是孟德斯鸠区别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三分法，这是孟氏通过经验事实观察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指历史上的罗马或雅典，君主政体是指罗马帝国溃亡后的各欧洲国家，而专制政体就是指东方诸国，包括当时“康乾盛世”中的大清帝国。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在具体描述上更是不假辞色，例如：“东方的君主们也是这样。在牢狱般的深宫里，太监把王子们侍候得胸无大志，精神萎靡，几乎与世隔绝。当他们被拽出来登上王位时惊愕不已。但是，当他们任命了一个宰相后，就在后宫里越发纵情声色，在一群死气沉沉的殿臣面前，他们喜怒无常，蠢举叠出，此时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当国王竟然如此容易。”
中国盛行的“连坐”以及“大逆罪”都是专制暴政的典型性表现。孟德斯鸠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针对以往欧洲早期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对东方帝国的赞美，即认为中国的政体将畏惧、美德和荣宠杂糅在一起，他坚决地予以反对：“对于一个如果不使用棍棒，人民便什么也不干的国家而言，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荣宠是什么”。他的这种观点与之前伏尔泰对东方帝国的赞美大相径庭，因此孟德斯鸠被称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为新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当然希望外国人对我们的称赞是越多越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论法的精神》中的许多逆耳之言更加地贴近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
严复曾在翻译《论法的精神》时驳斥孟德斯鸠对于中国如此激烈的批判，他不同意孟德斯鸠在中国的形象上打上“专制样板”的标签，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认清中国政体的本质。严复指出中国传统的“礼制”就相当于孟德斯鸠所说的“荣誉“原则，在中国始终表现为“待君子以礼”，而“威小人以刑”，所以这两种原则在中国的政治之中是同时存在的，对恐怖手段和对礼制的依赖程度也因统治者的意志和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定。虽然存在分歧，但是严复还是比较承认孟德斯鸠在书中对中国政治的批评的，不过，严复认为中国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不是因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专断更残忍，而是因为它的无能和消极，宗法——君主制的中国一直否认中国人民在德、智、体方面的活力，这个政体的特征不是凶残的、恶魔似的权力，而是怯懦地思慕高于一切的太平和宁静。
其二，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4章第8节“中国的良好风尚”，第16章第10节“东方的道德原则”，第19章第13节“中国人的礼仪”以及该章第19节“中国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结合为一体”等章节的论述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淆在一起，我们不应当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
其三，对中国的一些法律的具体实施方面作了评价，如“连坐”、“大逆罪”等。他认为，既然已经确定了中国的政体就是专制主义，那么其刑罚的制定必然应是残酷的、血腥的，但是孟德斯鸠也相对地肯定中国某些法律具有其存在并制定出来的合理性。比如，他认为为了公共安全考虑，刑罚一定要区别不同的级别，拿中国与俄罗斯举例来说，“在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劫就不这样。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抢劫的人不常杀人。”而“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
此外，该书还对中国古代嫡生与妾生的子女地位有所提及，如“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孝敬之礼和严肃的丧仪不用于生母，而用于法定的母亲的。”在中国封建统治的几千年来，一直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准则，“长”亦即明媒正娶的账房妻子所生的男子。
孟德斯鸠为什么会在《论法的精神》中用大量篇幅来论述中国法律呢？我认为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和当时欧洲的大环境有关，即当时正处于欧洲启蒙动乱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国的精神文化，以期借鉴他国的历史文化。第二，孟德斯鸠未曾到过中国（也即当时的大清帝国），他几乎全部的观点都来自于阅读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或者是询问到过中国的人，可见有些观点还是比较主观和有待考证的。第三，孟德斯鸠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探讨法的精神，他需要考察和熟悉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而中国在当时已被欧洲许多知识分子所熟知，他们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当时已有许多描写中国的书籍问世，并认为中国是专制政体的样板，所以，中国必然会成为他研究并批判的对象。
二、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框架下的中国法律文化差异
《论法的精神》第14章“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指出，气候等地理环境因素会通过影响人类的精神感情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施行。
比如，依据孟德斯鸠的地理观点，居住在较寒地区的北方人体格健壮，但不大活泼，通常比较迟笨，对快乐的感受程度也比较低；而居住在较热地区的南方人则体格纤细，对快乐的感受性却比较敏感。总体说来就是北方人精力充沛、自信心强，能够吃苦耐劳，也热爱自由，性格直爽，较少互相猜忌，而南方人则心神萎靡、缺乏自信心，懦弱、懒惰，丝毫没有进取心，可以忍受奴役，大多认为懒惰就是幸福。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也就造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模式，进而影响整个地区所遵循的秩序的制定，即“热带民族的怠惰几乎总使他们成为奴隶、寒带民族的勇敢则使他们保持自由。”
再比如，在适用政体方面，小国较适宜共和体，大小适中的国家则较适宜由君主统治，而大国则较适宜专制的君主统治。从占地范围上看，亚洲有较大较宽广的平原，所以在亚洲的国家中专制制度是最常见的，如果不实行极端严酷的专制统治，国家会很快被割据，由多个统治者划分区域分别占领；在欧洲存在着许多不大不小的国家，这些国家最适合法治，如果不实行法治，国家将会慢慢没落。中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繁多的大国，思想难以统一，只有把所有百姓的行为整齐划一，由一个最有威严的人（君主）来统治，制定严苛的惩罚制度，才能使整个国家的运转处于平稳状态。那么，自然而然地，中国就成为了一个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