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1篇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它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商品化，犯罪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满足个人、家庭或小集体利益，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甚，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据我国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在年代后半期，“国家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亿－亿元之间，占全国总量比重在－之间。”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严重程度恰如同志多次强调的那样，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来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作为刑事犯罪的一种，在整个犯罪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较突出的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罪等等。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权、钱、情这三个环节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总体来讲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位高权重，贪污受贿。

位高权重，贪污受贿是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据有关报道，仅一个建筑项目的兴建，从可行性研究开始，到项目竣工，共有个环节可能出现违法违纪现象，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行贿受贿；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等环节都有可能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多发区。行家们说，工程设计文件的一笔一划，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是“钱”。像广东的，沈阳的和马向东等都与此有关。

通过对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进行分析后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五多”、“两突出”的现象。即：从发案单位类型看，工矿企业发案多；从涉嫌犯罪的主体看，担任正职领导的多；从岗位分类看，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多；从单位层次看，基层部门发案多；从犯罪性质看，贪污、挪用公款犯罪多。在这些案件当中，以小集体私分公款贪污问题突出；作案时间长、频率高、数额大的现象突出。

（二）、品行堕落，贪色循情。

经济上的犯罪与生活上的堕落，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干部的堕落就是从生活版权所有作风不检点开始的，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往往背叛自己的誓言，贪赃枉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终品行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根据对缉拿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罪情”分析，发现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色循情。调查发现，这些人为了满足女人的欢心，不惜铤而走险“弄”钱的占了％。另一种情况，就是用贪来的赃款找女人。从公布的厦门“远华”、沈阳“慕马”等案情看，不少犯了罪的领导干部都属这种类型。此外，家族的一些成员在其蜕变过程中有的却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家族成员主要是利用干部的权力和威望进行违法乱纪的活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夫唱妇随”。大多数情况是丈夫担任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投机者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则贿之，意志不坚定者也许开始还能抵挡一阵子，久而久之也就下了水，做妻子的不是劝其守节，而是同流合污。更有甚者，有些妻子在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主动进攻，利用丈夫的威望索贿，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就是这样。二是“父债子收”。有些领导干部在行违法乱纪之事时往往还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自己不直接收受，而是让子女帮着收，这些子女也就明目张胆地变着法子到处索要，想着法子捞钱，为其父母收“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利用手中权力，由其子女出面非法炒作地皮，从中“得益”上千万元，成了“父债子收”的“典型”。三是“亲朋借威”。有些领导干部的“七大姑姨”，甚至是远房亲戚、同学朋友，也凭借某些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收取“报酬”，而后与当官的亲朋共享这份“利益”。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素质低。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想信念动摇。

（二）、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法制观念淡薄。

（三）、特权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有两种表现，一是在这些职务犯罪的干部中，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但凡腐败分子在受到惩处后都会自我反省：“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监督我，就不会有如此的下场”，但悔之已晚。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如在一些司法机关中，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法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成了一纸空文。这些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也是监督制约机制没能正常运转的结果。

三、职务犯罪的防治

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人们往往关注打击职务犯罪而忽视预防工作。惩办，令人解气，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损失，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预防职务犯罪本人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等，这些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同志指出：“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会形同虚设。”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实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

（二）、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健全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监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增加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的透明度，实行各种公开制度，改革和健全各种审批制度等等。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经验。但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监督机制方面，特别重要的三种监督力量是，一是反腐败专门机关的专门监督，主要要依靠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的作用，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发挥中国共产版权所有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党内监督作用。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各种法定的监督方式，不能流于形式，而政协的民主监督则是我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三是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暴光和披露来促使腐败现象得以收敛，要确保新闻自由对滥用权力的来自公众的制约，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四是强化经济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主要是指国家授权经济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督机构，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纪律对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防止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手段。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受监督对象支配，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抓好对本单位本部门执行财会制度情况的监督。

（三）、健全和规范法制制度。现在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也是中央的纲领性目标，必须明确法治对政府而言，其实质意义在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泛滥。由于行政权是一种由国家行政机关主动行使的权力，其作为或不作为均必须依照法律的授权和规定，否则就容易扰民，进而形成腐败，要依法行政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由于立法方面的不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一直在探索中前进。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惩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法规，除党内《两个条例》外，比如建立《行政程序法》、《财产申报法》、《国家公务员监督法》、《预防职务犯罪法》等法规，形成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使预防职务犯罪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职务犯罪高发期，治乱要用重典，所制订的法规要加大惩罚的力度，量纪量刑要从重，要增加职务犯罪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在政治和经济上要给予职务犯罪分子沉重的打击，使其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依法严惩，以震慑职务犯罪分子。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2篇

首先，检察建议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检察建议可以看成是检察机关向社会其他单位、部门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该“产品”为社会有关部门、单位所需要，可以通过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引起一定的变化，起到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的作用。具体讲，检察建议主要具有四个作用：一是唤起受建议单位对职务犯罪危害性的认识，强化预防意识，提高对预防工作的重视，积极采取防范措施；二是向受建议单位通报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帮助其认清引发和促使职务犯罪发生的薄弱环节，并对症下药，提供预防对策；三是引起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领导层从较大的范围、较高层次关注那些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计划、部署等因素，认真审视并修正工作规划和部署，调整政策，健全制度，补充或增加防范职务犯罪的内容；四是督促和推动受建议单位根据建议采取具体措施，实施预防方案，产生预防效果。

其次，检察建议发挥作用须经过一个从检察向行政、管理的转化过程。检察建议由检察机关向受建议单位提出，必须在建议单位与被建议单位之间发生转化之后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并产生一定的效果。检察建议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从检察向行政、向管理转化的过程，需要通过行政、管理的手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该过程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正向的转化过程，即检察机关向受建议单位提出建议，受建议单位采纳和实施检察建议。同时存在一个反向的过程，即反馈：受建议单位向建议单位反馈对检察建议的意见。这两个过程是动态的互动关系，当互动达到一定的平衡，建议转化结束。检察建议的效果可以直接体现出其价值。检察建议也可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如果是检察建议本身的问题，应由建议单位重新修正。如果受建议单位因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无正当理由不予采纳，可以向该单位的上级单位提出建议或者通报情况，通过上级单位来促使其实施。

再次，检察机关发挥作用的前提基础是法律监督职能。检察建议效力和权威性决定着检察建议的作用和效果，关系并影响建议单位与受建议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一些单位、部门，如监察机关、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有关单位甚至个人，都可以提出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内容、形式不同，效力和效果也就不同。比较而言，检察建议具有最大的优势和权威性。笔者认为，检察建议的权威性不是靠行政命令，也不是靠口头争取，而是源于法律监督职能，源于检察机关长期的预防工作实践积淀下来形成了丰富的经验，从而为检察建议的优越地位、价值和权威性提供了保障，这是其他任何机关和部门所无法或者说很难达到的。

检察建议的权威性源于其自身的价值，具有非法律强制性，不能靠强制力实现。也就是说，检察建议的效力在客观上应体现为必要性，而非充分性。它是一剂预防良药，不吃不行，但是并非包治百病。尽管检察建议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但是不能因此就将检察建议同一般建议等同起来，其效力应介于普通建议与司法意见之间。检察机关提出建议，受建议单位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对检察建议不仅要听取，而且应当保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对于其中合理的、提不出异议的，就应当采纳并付诸实践。检察建议是建议，不是命令，所以不能像适用和执行法律那样执行。检察建议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不能强制受建议单位执行。所以，如果受建议单位无故不根据正确的检察建议采取预防措施，应当建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和行政责任。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逃职务犯罪人国际合作民事诉讼

开辟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二战场”,缉拿惩处外逃职务犯罪人,是探讨职务犯罪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扫除职务犯罪人最后一根“稻草”,摧毁职务犯罪人在国外的“天堂”,彻底打击职务犯罪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协调联动,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目前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是单兵作战方式。职务犯罪人外逃案发后,通常是以一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临时组合,没有正式的联合打击模式。由于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涉及多部门,单个部门能力有限,孤军奋战,造成打击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致使一些职务犯罪人得不到及时打击惩罚,社会影响不好。为了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一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可以参照防范职务犯罪人外逃联合机制的成功做法,在其基础上继续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人追逃联合机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二是联合机制以两级联合制为主,三级联合制为辅。即联合机制层级主要为国家和省级两级。一般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联合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三级联合机制,加上地市级。三是联合机制部门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中央纪委等部门组成。四是联合机制管辖是属地管辖和中央管辖相结合。即案发后,由外逃职务犯罪人犯罪地的省级部门管辖,部级机关指挥领导,省级联合部门中具体管辖职务犯罪人的部门承办。通过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形成规范稳定的专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机构主体。

二、创新打击手段,主动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最直接、最重要手段。我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常规手段是引渡,同时创新使用了规劝和异地诉讼。在我国追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引渡作为主要途径,成功引渡回一批职务犯罪人,使其受到了法律制裁。规劝职务犯罪人回国是当前我国运用较多的方法。如2004年原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2007年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等在有关部门劝返下先后回国自首等。异地诉讼在美国开了成功先河。2009年5月6日美国联邦内华达地区法院在拉斯维加斯,分别判处侵吞巨额公款潜逃美国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二十五年和二十二年有期徒刑。这些方法和措施使部分职务犯罪人即使上了“天堂”也逃脱不了惩罚,同样要下地狱。笔者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方法和路径上要不断创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多更有效的手段,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满足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时代需求。

三、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追缴外逃资金

职务犯罪人外逃一般都同时携带大量赃款,如何在缉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追缴其在境外赃款、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的经济基础,挽回国家损失,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追缴外逃资金是重中之重。笔者赞成先用民法诉讼追缴外逃职务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再用刑事程序引渡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最大限度减少外逃职务犯罪人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主张。笔者同时主张,在利用刑事诉讼的遇到困难和阻力时,充分发挥民事诉讼的优势,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框架内运用民事诉讼手段,追缴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

具体做法有两种模式:一是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国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缺席情况下,作出判决,然后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七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的规定,请求职务犯罪人所在的缔约国协作,将职务犯罪人的非法财产返还我国。二是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三条(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第一款第一项“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的规定,我国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职务犯罪人外逃所在的缔约国间接提起民事诉讼,追回赃款。

四、灵活、稳妥对待死刑,破解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瓶颈

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上,有一个突出的难点是死刑冲突问题。外逃职务犯罪人外逃国外一般都犯了我国的重罪,绝大部分是贪污罪、等,依据我国刑法可能要判处死刑。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变相废除了死刑,主张死刑犯不引渡。我国强调国家,主张死刑犯也引渡。双方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很大程度上了影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击职务犯罪人的合作。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集中在主张死刑不引渡的国家,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主战区和堡垒,死刑是攻破这个堡垒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一制约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的瓶颈问题,消除死刑障碍,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化解:一是个案承诺不适用死刑制。为了及时打击重大外逃职务犯罪人,国家可以在个案上采取灵活措施,承诺不适用死刑。二是引渡条约相对死刑放弃制。在维护国家的情况下,可在签署引渡条约中放弃死刑犯也引渡的规定,相对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以破解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难题。

五、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重要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我国反腐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利器,而要更好的使用这一武器,就必须建立缺席审判制度。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四条(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和第五十七条(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第三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对于该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的所得,请求国欲向被请求国主张返还逃到该国的贪官携带去的巨额赃款,请求国必须提供生效判决的文书,被请求国才能根据该生效判决,没收职务犯罪人带到其境内的赃款,并将所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国。当然,被请求国也可以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如果被请求国坚持要求请求国提供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国则必须提供,否则就无法实现合作,追回有关财产。

我国目前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有缺席审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制度。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无法向被请求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难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资产追回机制实现追赃的目的。为了能够向职务犯罪人逃往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追回有关赃款,有效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维护国家利益,笔者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接,追回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资金链,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维护国家利益。

六、加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了解世界,加强国际间的理论交流和司法实践合作。

1.加强司法实务合作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国际合作。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以及2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交流、合作关系,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2003年8月27日和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8年,我国与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些举措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我国打击职务犯罪的国际合作仍不适应时展的变化,需任重道远。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外逃职务犯罪人集中的国家,还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些国家成了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避风港。一些职务犯罪人利用国际法中“死刑犯不引渡”等原则,借口自己可能被判死刑,以规避引渡,逍遥国外。为了走出没有引渡条约的困境,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应与各国的高层司法机关以及透明国际等非官方国际组织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对职务犯罪人的引渡等方面的细节问题,积极开展外交磋商,争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使更多的外逃职务犯罪人得到惩罚。超级秘书网

2.加强立法接轨,优化法制环境。我国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中的主要障碍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法律同国际规则的脱轨,妨碍了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因此,我国在维护国家的情况下,积极根据国际惯例完善和修改相应的法律,加强法治建设,尽力与世界接轨,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优化法制环境,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

3.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经验的交流,发展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理论。国外不少国家对职务犯罪理论研究比我国更早、更深入,有很多共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国移植、吸收、借鉴。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持,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国应加强与国际社会交流职务犯罪理论和经验,通过积极参加会议、互访等多种形式,比较、吸收国外先进的职务犯罪打击、预防理论和经验,“洋为中用”,充实发展我国职务犯罪理论,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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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强化思想意识 突出政治上的坚定性 政治上的坚定性应着重体现在思想意识上。应不断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学习中纪委有关反腐倡廉的一系列论著，弄清为谁从政，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精辟的指出：“共产党要出问题，还在党的内部”。他十分强调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的事业忠诚执着。联系我们检察工作的实际，就是要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规定，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做好、做深、做细。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受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演变成为，贪污受贿的腐败者。因此，我们既要增强对职务犯罪工作的紧迫感，又要认识其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运用超前思维，创新预防思路，创新监督机制，在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支配下，认真履行检察职能，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做到常怀爱民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牢记“两个务必”，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自觉经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各种考验，努力形成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干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防范意识 突出工作上的针对性 同志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要加强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常思贪欲之害。这既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提高我们党拒腐防变能力的重要举措。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被贪欲所左右，根子还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出了问题。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教育，使他们坚定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自觉实践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只有思想境界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了，才能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做到淡泊明志，远离腐败，始终保持公仆本色。 要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突出预防机制建设，深化警示教育，逐步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曾经指出：“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依法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部门，应充分发挥龙头和纽带作用，在治标的同时探索治本的新对策，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正反面典型教育，最终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性，达到切实履行好保一方稳定，防腐一方干部、建设一方文明、振兴一方经济的职责，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上全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服务意识 突出防范上的实效性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体系，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应遵循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实效”方针的有力举措。应结合实际开展 “警钟常鸣、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和以“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使预防工作入脑入心。要把深入国有企业加强调查研究作为切入点，认真分析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规律、趋势，采取及时向各级党委提出在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监督方面的预防对策和建议，以及向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等措施，努力帮助国有企业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监督管理办法，诸如《当前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特点》、《对全市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剖析》、《遏制国有企业财会人员犯罪刻不容缓》等调查报告，对预防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要坚持以法为本强素质、以人为本树形象、以民为本搞服务的政治理念，继续深化在国有企业、金融、税务、电力、交通、教育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系统预防工作。通过发放一封廉政信、送一本廉政书、推荐一篇廉政文章、上一堂廉政课、观看一场廉政教育片、组织一次考廉活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树立以廉修德、以德树德、以恒报德的公仆思想，提倡戒贪、防渐、慎独的自律意识，用身边的榜样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使大家学有目标，赶有方向，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性。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5篇

一、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特点：

1、涉案人员有管理人员，也有行政执法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管理人员，如煤碳资源开发的国有改制企业；二是国有企业化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如电力资源开发的供电单位，三是行政监管执法人员，如煤矿安全监督和林业管理的执法人员。

2、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煤炭资源和电力资源开发中。20__年以来，在办理的5件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有3件发生在煤炭行业，1件发生在电力系统，占此类案件总数的75；有1件发生在林业系统。如陈某某在担任县资源林政股股长，在明知处于森林抚育期间，林木采伐限额指标为63立方米的情况下，不认真履行其职责，亲自批准和对该镇林业站监管不力，导致该镇发放林木许可证超过年采伐限额指标190余立方米，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3、犯罪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在查处的资源开发案件中，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厂长、局长、行管执法人员犯罪后带来的损失极为严重。如新民煤矿矿长赵某某利用企业破产改制之际，不计矿工生存困难伙同会计将工人开采出来的资源隐匿一旁，不计入销售收入，最终导致企业彻底破产，数千工人失业。泸县供电局局长罗某贪污案伙同局机关行管人员非法套取数百万元的电网改造费，不仅使电网正常改造受到牵制，还大大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在当地造成了极坏影响。泸县安监局安监员冯某和尹某案中，二人在对兴隆煤矿的整改复查工作中走马观花，不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已发现安全隐患的矿井没有认真复查，从而引发煤矿瓦斯爆炸，造成死亡4人，重伤1人，直接经济损失30余万元的重大责任事故。

4、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多为共同犯罪。不管是贪污类案件，还是渎职类案件，此类职务犯罪案件多数为两人以上共同作案。如原泸州市新民煤矿矿长赵某某利用企业改制之机伙同会计叶贤桂一起，利用企业即将申请破产之机，先后一起将本企业开采出的煤碳资源隐匿堆放在一边，用于自己兴办的炼焦厂，从中获取利润10余万元，并企图待该企业彻底破产后完全非法占有，后被查出。泸县供电局原局长罗某某与本局全体管理人员，利用全国一期农村电网改造，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将国家用于农网改造的130余万元专款套出，而后全部私分。

二、资源开发中职务犯罪案件形成的原因

1、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薄弱、法律意识淡漠。为满足个人贪欲，腐化堕落不能自拔，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公款。新民煤矿的赵某和泸县供电局的罗某都是党委书记，为满足一己之私，不惜伙同财务人员共同作案，私设小金库，侵吞公款。

2、财务监督乏力，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国企改制过程中由于保护国有资产的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为少数不法分子损公肥私造成了可乘之机。国有改制企业新民煤矿和国有企业化的泸县供电局都是隶属政府经贸委辖管的，作为主管机关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安监局和林业局都是行政执法机关，对下属人员强化执法理念、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缺少切实可行的机制。

3、对资源开发缺乏有效的监督。对资源开发工作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因而导致职权滥用进而浪费资源，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4、司法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制度不健全，有关工作衔接制度也未建立起来，一些资源开发职务犯罪案件在部分行政执法部门便被处理，致使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部门查处资源开发违法案件的情况了解不够，掌握不准。

5、对此类案件开展立案监督的案件线索缺乏。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线索多是受害人的控告举报，但一些涉及资源开发的职务犯罪案件，如违法发 放林木许可证等，由于没有直接的受害人，因而检察机关不易获得案件线索，无法开展监督工作。

三、有效预防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对策

1、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教育。切实按照党员保先教育要求加强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理念和守法意识教育，加强党组织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提高其法律意识和法律自我约束力，从思想上筑牢法律防线，同时要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结合办案，送法到机关，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从根本上遏制、减少职务犯罪。

2、建立健全监督制度，规范监督行为。要建立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制度，定期、不定期到行政执法部门了解行政执法情况；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发现线索，及时移送本院自侦部门立案查处，并跟踪案件的处理情况。同时，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加大对资源开发工作的监督力度，对已构成犯罪的要及时查处，严厉打击；要抓住干部行使权力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发现漏洞，运用检察建议，结合行政审批制度，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健全防范机制，健全对资源开发工作的监管机制，达到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目的。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职务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犯罪的基本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惩罚性。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完全背离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国家公务活动的廉洁性，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力社会管理职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并对国家利益、经济秩序、公民人身和民利、财产权利、社会管理秩序、行政秩序、司法秩序构成威胁。总之，在我国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贿赂、、循私舞弊，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一、导致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一）现行体制因素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上存在的一些体制弊端和制度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为提供了条件。权力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产生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2．权力在运用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是它的腐蚀性，二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和制约，任凭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是必然的。

3．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力度不够。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指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用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

（二）个人素质因素

如果体制机构方面存在问题是导致职务犯罪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而一个人的素质也是决定其是否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素质的高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起根本作用的是主观原因，大凡职务犯罪的领导干部在主观上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政治立场的动摇，丧失了党性原则。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

2．价值观念扭曲，私有观念的存在，以及一些社会不正之风的助长，诱发了部分公职人员贪婪心理。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本来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一些公职人员却崇拜西方国家高消费的物质享乐，把正常的私有心理和私有观念转化为贪婪的自私自利的心理，

价值观念扭曲。

3．道德防线的崩溃，是导致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职务犯罪的贪官，走向犯罪都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都是从行为不操守不检点开始的。

4．侥幸心理作祟。不少公职人员都是侥幸心理占上风时陷进去的。

5．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一些公职人员帮了别人的忙，内心总希望能有所回报，这种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6．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能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

二、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建议

职务犯罪具有强烈的社会危害性。预防职务犯罪，首先要搞清体制和个人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只有明确两者中哪一种因素是主要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确保正确的方向，和做到事半功倍，取得成效。

（一）加强党建和思想建设工作

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等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从这一点说，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

（二）加强体制改革创新，权力配置要合理

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并保证其依法有效地运作，其核心是解决好权力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将过分集中的权力予以合理的分解，过分分解的权力予以合理集中，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将会大大降低职务犯罪的发案率和危害结果，且将工作效率保持在人们期望的水平上。

（三）能够赋予独立的监督职能，以权力制约权力

健全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犯罪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

（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的作用，以权利制约权力

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在理论上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当性。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令人遗憾的少数公职人员将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上级赋予的，只唯上不唯下，从而忘记了自己应该对人民群众负责。所以有必要通过健全选举制度，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更好起到群众监督的作用。

（五）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法规制度

政务公开应该是依法公开政务，政务公开有助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公开将改变权力运作方式，使其成为人民监督之下的“阳光”操作，可极大避免暗箱操作中的权钱交易现象。

（六）司法机关要加大对职务犯罪打击力度，强化警示作用

司法机关要加大对职务犯罪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让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沉重代价，是预防职务犯罪最有力度最能体现成效的办法。当前职务犯罪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期盼解决的热点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影响了干群关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强大阻力。所以，建议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惩处力度，按着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给予刑罚处罚，让职务犯罪腐败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样才能真正对职务犯罪起到震慑作用。

参考文献：

[1]柳晞春．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理论与实务导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2]张明．新时期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实践．新华出版社．2007．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7篇

一、“职务犯罪”的界定

科学的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防范打击的前提和基础。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是三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1]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放弃职责、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3]

上述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相对而言，笔者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罪、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关于公职人员的范围，刑法第93条有专门界定，但由于该条第2款有一个弹性规定，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就引发了许多学理上的论争和实践中的困惑。例如，公务是否存在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之分，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是否属于“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等等。对于那些同法律的具体适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言，理论上的争议最终需要立法来平息。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三、导致职务犯罪的四大诱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4]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6]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四、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有三大策略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7]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1、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2、强化权力监督。首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3、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我们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2、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9]，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3、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以上这些仅是笔者个人观点，其中的纰漏和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许多问题仍需继续研究和讨论，因此笔者仅希望通过此文将职务犯罪的研究和讨论引向深入。

【注释】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第14页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第8页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第4页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第78页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第54页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1页.第48页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第31页

【参考文献】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8]苏惠渔.《刑法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7

[9]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8篇

职务犯罪的严峻性，已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对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强烈呼声。“治国重在治吏”，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坚决惩治职务犯罪和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为我们全党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不断强化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才能坚决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才能洁身自好，坦荡一生，平稳着陆。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老总褚时建就是在最后关头丧失了政治敏锐性，丧失了领导干部的原则，从功臣沦为罪人；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一千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捕后自己就曾忏悔说：“本来家庭生活就很好，钱也够用了，就是因为丧失了党性原则，产生了赌徒心理，先是人玩钱，结果是钱玩了人。”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是一名国家干部应具有的最起码的常识和行为准则。黑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信佛，并在佛龛后面写上“佛德我升大官，升大官我德佛”，意思就是佛保佑我升大官，升了大官后我会好好供奉佛。最终因为受贿702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发后，她痛哭着说，全国一共才有几个正部级女干部啊，我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重任。这一案例说明，佛保佑不了任何人，知法守法才是一生的守护神。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监督制约，从体制上堵塞漏洞。我们各单位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践中往往落实不到位。黑龙江省兰西县第二看守所所长及值班副所长，虽然发现了看守所的隐患，但却没能按照管理制度及时整改，致使6名刑事犯罪分子打伤管教脱逃。这二位所长也因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被判处了刑罚。毕玉玺被判刑后在记者采访时说，我讨厌被别人监督，当时我是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结果沦为阶下囚。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教育好自己身边的人，如家人、司机秘书、好友等，稍有放纵，势必影响领导的清誉和形象，甚至可能牵连到自己。原重

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有个好朋友叫雷世明，搞个体企业。雷世明经常请吃喝、游玩、换名车等等。认为这是好友之间的正常往来，不犯什么毛病。随着感情的日益加深，也为雷世明提供了各种帮助，使其赚了大钱。雷世明也为送上了三百万元的好处，结果把送进了监狱。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提高警惕，廉洁自律，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每一个领导干部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一些不法之徒挖空心思，想利用这些权力大发不义之财。很多领导干部栽跟头、犯错误、出问题都是因为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诱惑，结果被拉下水。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到贵州上任后，经常到某宾馆的美发厅去理发。贵州市个体业主陈林发现了这一规律，不惜用重金将该美发厅理发员郑和英拉拢为自己的情妇，然后授意郑和英接近。在郑和英美色的诱惑下，没能把持住自己，拜倒在郑和英的石榴裙下。此后，陈林和郑和英向提出各种要求，也为陈林提供了承建上亿元项目的机会，并从中收取了667万元的贿赂。结果因受贿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牢记元帅在上世纪50年代所作的名篇《手莫伸》：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我们每个国家干部都应该深刻反思当初参加革命为了什么，当干部应该做些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的问题。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依法行政。

惩治是最有力的预防。惩治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惩治职务犯罪是手段，预防职务犯罪是目的。依法惩治职务犯罪既是对职务犯罪行为的应有惩处，又是警示后人的教育方式，对职务犯罪必须依法及时惩处。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和预防的推动力，使公务人员“不想犯罪，不敢犯罪”。如果对职务犯罪查处不力、惩处不严，就会纵容犯罪分子，影响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直接影响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9篇

一、创新教育形式，搭建理论平台，从思想上预防职务犯罪

教育是各项工作的先导，预防职务犯罪必须依靠教育。尤其是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受价值观念多样性、经济主体多样化的影响，国税干部思想观念变化快，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更强，预防职务犯罪任重而道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当前我们要紧紧抓好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预防职务犯罪的前瞻性、主动性，从思想深处筑牢预防职务犯罪的大堤，把职务犯罪遏制在萌芽状态。

一要抓好主题教育。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永恒主题和灵魂。我们要按照省、市司法部门布置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的同时，坚持在国税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和“两个务必”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全体国税干部深入学习同志“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用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对干部思想进行再教育，深刻理解职务犯罪和贪污渎职是孪生姊妹的道理，深刻认识职务犯罪和丢掉艰苦奋斗作风习习相关，从而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致胜“法宝”。要紧密联系税收工作实际，开拓国税干部的视野，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针对性教育。通过论文研讨、专家讲座、执法实践等多种形式，提高干部预防职务犯罪的能力。近年来，我们开展了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竞赛活动，全体国税干部踊跃参与，个个动脑动手，有单独署名阐明观点，也有联名集体发表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共征集论文60余篇。去年10月份，我们邀请县检察院院长，结合司法实践作“预防职务犯罪”专题报告，他们侧重从地方税务涉案人员的深深忏悔中，深刻论述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个人家庭幸福的破坏力，打牢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基础。

二要建立教育基地。职务犯罪是领导干部丧失党性原则，迷失政治方向的具体反映，也是干部贪图享受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需要建立长效教育机制。只有深入持久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才能收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的成效。因此，我们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充分认识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社会工程，只有积极争取有关组织部门的支持配合，建立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做到专人管理、长抓不懈。首先在国税系统内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或专门廉政室”，在县革命烈士陵园建立“传统教育基地”，在灌云监狱建立“警示教育基地”，在县委党校建立“廉政教育基地”。组织国税干部参观烈士遗物，听光辉事迹，达到净化心灵、升华理想，从而找准人生定位。通过与先烈们追求理想相对比，找出国税干部聚财为国、执法为民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定预防职务犯罪的信心。通过与职务犯罪腐败分子贪婪嘴脸相对比，找出人性中的弱点，做到慎权、慎欲、慎独，做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心。

三要开展“廉内助”教育。职务犯罪从贪占便宜开始，到腐败变质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收场。职务犯罪也是不廉政的最高形式。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不但需要干部自身一生正气、两袖轻风，过好权力关，而且需要管好身边人、把好家庭成员的廉政关。因此，我们利用每年“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召开国税干部家属座谈会。通报国税系统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进展情况，不断丰富和延伸国税系统“正人心、暧人心、稳人心、聚人心，珍惜工作岗位、珍惜执法权力、珍惜集体荣誉、珍惜个人前程、珍惜家庭幸福”的教育内容和范围，深刻论证干部家属子女对干部本人预防职务犯罪所起的重要作用。要帮助干部家属子女算清家庭经济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一名国税干部具有稳固的工资收入，是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顶梁柱。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反复教育，她们表示当好“廉内助”，树立好家风，管理好子女，严格把好收礼关、人情关、社交关。

二、创新工作机制，搭建管理平台，从制度上预防职务犯罪

古人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预防职务犯罪必须依靠管理机制。职务犯罪表现为失职、渎职、不作为，在国税系统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不征或少征税款的行为。要预防国税系统、国税干部不征或少征税款，就要从工作落实抓起，就要对历年形成的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规程的内容进行增补和修订做起，对不合时宜的制度进行废止和删减，建立与时俱进，时刻保持时效性和约束力的预防职务犯罪管理新机制。

一要建立督查督办制度。职务犯罪与工作不落实相关，建立督查督办制度，促进工作落实，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环节。要推动税收工作落实，减少或预防职务犯罪，我们必须从督查机构、范围、程序、纪律等方面建立督查督办制度。首先成立督查办公室，负责督查工作的组织实施、资料收集和结果反馈。并按照国税系统基层“工作标准化、管理科学化、执法规范化”的要求，对“创学习型、廉政型、服务型，树国税新形象”的争先创优目标和千分制考核内容进行量化、细化，进一步增强督查工作的操作性。一事当前，就要狠抓工作落实。同时每月选取一、二个分局采取不定期、不预告的方式进行督查，把督查结果在系统内通报，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依据，提高国税干部抓落实的责任意识。今年以来，我们连续组织督查8次，收到预防职务犯罪的预期效果。

二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制度。预防职务犯罪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职务犯罪越少，党风越清明。党风越端正，职务犯罪的机会就越少。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一岗两职”制的落实，我们必须在国税系统建立党员干部重大事项报告、检查考核制度的同时，按照省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违反责任追究制。对一些条款不明确、操作性不强的内容进一步细化、量化，形成一套操作性较强的责任考核新体系，并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的形式固定下来，坚持年初签订责任状，过程考核责任内容，年底评比廉政业绩，做到责任明确、责任靠身，既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序开展，也夯实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去年以来，全系统11名科级干部按规定申报了个人重大收入来源，4名领导干部拒收礼品、礼金折价人民币近万元。

三要建立述廉评廉制度。述廉评廉是自我暴露和自我防范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为坚持述廉评廉工作，我们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为税不廉的苗头，同时利用考廉日对全体国税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照。通过自己谈、领导提、群众议等程序，有效查找为政不廉的具体行为，防止了职务犯罪的发生。并逐一将廉洁自律、执法执纪、奖励处罚等情况填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协调开展。

三、畅通信息渠道，搭建监督平台，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

信息情报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抓手。针对职务犯罪智能化的特点，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最大限度减少职务犯罪，实现挽救干部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加强对职务犯罪信息情报的收集工作，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网络，通过对职务犯罪人员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掌握各个方面的信息情报，才能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

一要建立“三员两卡一箱”监督网络。我们要充分依托税收征管信息化的平台，通过“责任片、责任区、责任人”的管理体制，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三员两卡一箱”预防职务犯罪信息管理网络，加强对国税干部职务犯罪和为税不廉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三员”即兼职监察员、义务监督员、特邀监察员，“二卡”即行风监督卡、廉政反馈卡，“一箱”即举报箱。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填写行风测评表，广泛征求对国税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同时邀请县人大、政协、纪委、宣传部，以及企业部分领导座谈，帮助国税机关提建议，找不足，落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措施。去年以来，我们共收集意见13条、建议8条，既提高国税系统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实效，也促进了国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好转。

二是建立政府信息共享网络。政府职能部门既是政府加强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也是各类职务犯罪信息的贮存器。要把政府职能部门的信息作为国税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信息源，我们必须与政府职能部门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尤其要与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联系和协调，把国税系统预防职务犯罪情况及时进行汇报，及时准确收集职务犯罪的信息。如，邀请部门帮助国税部门收集、整理、加工庞杂的信息数据，做到去粗成精，去伪成真，提高信息综合利用率。与经济发展软环境指挥部交流信息，主动要求对国税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信息支持。特别是对纳税人的管、卡、压、报的不良现象，或纳税人举报投诉为税不廉问题而引发的职务犯罪信息的反馈和交流。要认真查处外部获取信息的真伪，提高职务犯罪查处的针对性。近年来，我们收到外单位提供的信息8起，每件进行调查核实，其中有问题1起，并对涉案人员给予政纪处分。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 预防机制 诉讼法修改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概念、内容及目标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职务犯罪预防理论和实践，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工作运行机制。其本质是检察机关对公权力的运行予以监督，以确保公权力在法定范围内有序运行。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惩戒机制，即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通过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防止犯罪分子重新犯罪或继续犯罪并对潜在犯罪人员形成威慑力，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二是防范机制，即检察机关预防部门通过检察建议、预防咨询、警示教育、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等途径，促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三是保障机制，即通过遏制司法公权力的滥用、完善配套制度以及其他方式来保障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有效运行。

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现状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规定很少，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制定了《关于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意见》和《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但是该规则和意见仅是内部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可操作性不强。同时，关于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仍缺乏法律依据，虽然《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检察建议的内容及提出建议的情形进行了规定，但对于其法律效力以及如何实施仍未进行详细规定。而新刑事诉讼法也依然没有给职务犯罪预防一个清晰的定位。法律依据的缺乏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很多障碍。

（二）配套制度不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效果低

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的现行制度有财产申报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官员重大行为报告制度等，但是这些制度一方面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在现实中得不到有效执行，预防效果甚微。

例如，“我国目前关于财产申报的现行文件是2010年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2001年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这些文件属于党纪政纪，并未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并且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预防效果。

（三）检察机关与其他监督主体之间缺乏统一的联动机制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需要当地党政部门和重点行业领域主管机关的重视与支持及相关主体的密切配合。现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体主要有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审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现实中，地方党政部门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工作繁忙及专业性的缺乏，往往通过简单转发上级文件的形式开展预防工作，领导作用不突出。同时，预防主体之间在预防工作中并未形成统一的联动机制，未划分各自的权限职责，常出现同一项预防工程可能几个主体同时跟进或者没有任何机关跟进的现象，导致预防工作出现重复或者空白。

三、两大诉讼法修改给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带来的机遇

（一）职务犯罪预防“惩戒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一是加强了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时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为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是加大了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在加重职务犯罪处罚方面作出了新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一规定加大了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在挽回国家损失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职务犯罪的蔓延，体现职务犯罪预防功能。

三是提高了及时查处职务犯罪的能力。“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进一步明确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规定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这些规定对促进检察机关及时发现职务犯罪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提高及时查处犯罪的能力来促进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性，既是当前预防职务犯罪的必然路径选择，也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融入惩防腐败大格局的重要方式。”

（二）职务犯罪预防“防范机制”运行范围扩展

新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法的“民事诉讼”取代了旧法的“民事审判活动”，这将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由原来的民事审判活动扩展到了整个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监督范围的扩展意味着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能得到强化，这为检察机关进一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扩展了领域。另外，新民事诉讼法还从以下三个方面扩展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一是增加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增加了对调解书的检察监督；三是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