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理论范文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文化差异维度理论 国际商务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别，如语言文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差异。它既会给对外贸易和跨国经营带来矛盾和冲突，也会给跨国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此，只有有效地探析文化差异，才能针对性地化解跨文化冲突，利用跨文化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目的及促进跨国经营的发展。

一、文化的定义与层次分析

文化有许多定义,著名的管理学者爱德华・霍尔、吉尔特・郝夫斯泰德等都对文化下过定义，并认为文化的层次关系就像是洋葱一样由多层次组成，每一层都影响着更高层次。斯宾塞（Spencer Oatey）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人民所共有的一系列模糊的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 而这些态度、信仰、行为习惯、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会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解释”。他对文化层次的横向剖面分析如图一。其中“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等，具有行为规范性维度，是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告诉了我们某个群体“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做的内在原因。一旦了解了人们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观”，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测出对方在特定的情况下很可能做出的反应，也就会解释其行为方式了。

二、国内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总结

为了了解和分析文化差异，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分析文化差异的方法。其中“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把文化分解成易于辨识的要素特质,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坐标系”,使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文化维度来认识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处理文化冲突。

1.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模型回顾与局限性分析

表1按时间顺序总结了国外比较有影响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该表我们可以看出国外跨文化管理研究从20世纪50年展至今, 已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多层次关联、多维度重叠和多视角整合这样一种网络化、立体化、系统化的发展格局。

虽然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特定群体的文化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是建立在空想与假定基础上的，如Edward.T. Hall（1959，1969），Kluckhohn and Strodtbeck （1961）和Condon and Yousef（1975）的理论模型。Eysenck and Eysenck（1969），Inkeles and Levinson（1969）和Peabody （1985）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其维度主要反映了人性性格心理特征，但缺乏实践检验，维度体系较为单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采用实证调研，这种研究导向已成为今天的文化差异研究的主要方向，代表人物有Hofstede(1980, 1991)、Trompenaars & Hampden-Turner（1993，1998）、Schwartz(1997)等。虽然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但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抽样的局限性、文化维度缺少动态和发展性、实证分析缺少充分性和文化差异维度的不足性。Schwartz(1997)则要求调查对象对57种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并将“价值观类型”和“价值观维度”区分开来。该调查减少了情境变量对调查对象的影响，但在进行价值观而非行为结果调查时，调查对象可能会选择更理想化的回答，而非文化现实中反映的真正行为。

GLOBE文化测量模型则试图发现各国家文化之间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各地组织的领导行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分析文化的不同维度，而且考虑了文化的两个层面:“文化现实”(as is)和“文化价值观”(should be)。此外，Triandis(1995), Terry Clark(1999), Grondona (2000), Weaver(2000), Gesteland (2003)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都在跨文化领域比较有影响，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如许多学者的某些文化差异维度只是对外在文化即行为表象的解释，只反映深层次价值观的某一方面，如Edward Hall的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单向性与多向性时间观，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的“中性-情绪化”，Weaver（2000）的“强调语言-强调非语言”维度，Gannon（2001）的“情感表现”，Gesteland的“正式-非正式文化”、“恪守时间-灵活时间”、“情感外向-情感保守”维度等。

2.国外主要文化差异维度理论重叠性比较

国外文化差异维度理论虽各有特点，但在文化差异维度上有许多重叠。表1比较了各主要理论文化差异维度的重复性。例如，GLOBE项目将Hofstede的五大维度扩展到了九个，它保持了“权利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将Hofstede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为“群体集体主义、公共集体主义”，“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分为“性别平等、决断性”，将“长短期导向”改为了“未来取向”。此外“人本取向”与Kluckhohn的“对人性的看法”维度一致。

再如Trompenaars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与Kluckhohn的“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一致；“人与时间的关系”与Hall的“单向性时间观与多向性时间观”非常相似；“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与Hofstede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一致”，“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描述了是偏向规则还是信任关系，与Hofstede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某些方面类似。“注重个人成就-注重社会等级”与Hofstede的“权力距离”有关，至少在人们是否接受地位是天生就有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成就来获得的这方面。“中性-情绪化”描述了人际交往中情绪外露的程度，是其他内在价值观所导致的行为结果，而非价值观本身。

3.国内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现状

Snell等西方学者对我国文化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马列主义、相关的正规理性、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关系4个方面的相互交织，是中国人的主要行为准则。我国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文化崇尚伦理中心主义，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宝贡敏（2000）提出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7维理论框架，即“竞争导向”，“合作倾向”，“风险态度”，“自然力、社会力与精神力的强调取向”，“理性逻辑倾向与情感倾向”，“机械化与军事化倾向”，“时间倾向”。黎伟（2003）等人基于实地调研也提出了新的分维方法，含“管理导向”、“风险偏好”、“责任主体导向”等六个维度。这些方法虽有创新，但在全面剖析文化深层次方面存在不足。

4.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中国国际商务研究的意义

文化差异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方方面面，如国际商务磋商和谈判、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纠纷和救济、国际直接投资、进出口商品结构等。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对研究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1)帮助中国国际商务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文化差异，以便对不同的贸易伙伴采取相应的国际商务磋商方式，国际贸易进入方式，针对不同文化的目标市场采取有效的国际营销活动如产品价格制定策略。如利用Hall的语境理论可以分析谈判对象的思维模式、交际习惯和价值取向等。

（2）将文化类似的贸易国家归类并实施一系列区域性的对外贸易营销及管理策略。如在Hofstede理论下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同属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文化，所以市场营销活动应突出缩小风险的特征，如为消费者提供更长的产品保质期及优先退货权。

（3）使跨国经营管理者认识到在一个国家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不一定对不同文化的国家适用，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建立海外子公司时，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东道国采取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如在Hofsted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下，应对美子公司应采取“个人利益”至上的激励机制，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及员工高度参与的决策方式。再如Kluckhohn理论可以用来研究管理组织的文化结构特点,定位管理模式和风格，采用“性善论”或“性恶论”管理风格等。

三、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正是基于各大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的背景，有必要在继承和弥补已有文化差异理论的思想下，结合中国文化特点，构造一个综合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从而使中国跨国企业更有效地了解文化差异及提高跨文化优势。这不仅对中国国际商务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中国进行“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商务沟通”等新兴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理论探讨价值。采用特质论实证方法将是今后维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目的是找到最完善的分维方法。此外在研究和应用维度理论中也应注意几点。

1.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核心文化为重点，注意文化动态发展

“基本设想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解释并直接影响人们的信仰、思想、观念、行动，以及社会行为，因此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研究应以“基本设想和价值观”为重点，在核心文化层次进行分维和完善。此外，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动态性”, 与不断更新变化的大众文化和外在文化相比，虽然“基本设想和价值观”等内在文化变化很慢，一些文化定势仍然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利用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时，要注意文化动态发展，配合科学严紧的实证分析方法。

2.根据文化不同纵向层次，灵活调整和应用维度

鉴于文化差异的复杂性，有必要从多维度、多视角对文化差异进行全面检视与归纳，不应拘泥于一种理论工具或流派，综合性地选择合适的理论维度，采用整合性的文化视角。由高到低，可将各维度应用到纵向层次的文化差异中，不仅可以分析国家与民族文化，还可应用于分析超民族文化、商业文化、行业文化、组织文化、群体文化各层次差异中。根据不同层面的文化特点，选择适合分析该文化纵向层面的理论维度。

参考文献:

[1]Spencer-Oatey, H..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M]. London: Continuum, 2000.

[2]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92:165

[3]Geert Hofstede. What did GLOBE really measure? Researchers’ minds versus respondents’ mind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 882-896

[4]Trompenaars A., Hampden-Turner C.. 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business[M].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1997.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2篇

摘要： 本文以Hall所提出的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美两国由于不同语境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

关键词：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人们通常把语言称作文化的载体，它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的使用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1987年莱文等把文化比作海洋中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往往很少，大部分隐藏在水下，露出水面的部分指文化的表层，如语言，饮食，穿着等；隐性部分指观念，价值，交际规则等，这属于文化的深层。［1］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了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而且文化具有民族性。本文从霍尔的高语境和低语境交际理论出发，分析中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

二、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 霍尔( Edward T.Hall ) 在1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 颇有见地地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 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 High Context ) 与低语境(Low Context ) 。霍尔认为［2］:“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 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 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 内在语境及外在语境) 。”也就是说:“高语境( HC) 传播或讯息即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而极少数则处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低语境(LC) 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 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 而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及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 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 而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则主要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霍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 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就具有低语境特性。

三、不同语境文化产生的深层理论和现实根源

每一种语境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系统,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塑造了人的思想,以至于人们形成了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条件反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行为的准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推理模式、评价规范、道德标准,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基石。

1. 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对立面的和谐和相互渗透, 即对立中的统一, 美国文化强调的是对立面的相互斗争转化, 即统一中的对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后来的董仲舒“以类和之,天人和一”成为“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美国人则将世界万物对立起来:工作对娱乐,成功对失败,好对坏。由于美国人容易对事物作两极化的思考,所以很难使他们接受第三种,而不是用两种范畴思考问题,由此,形成对待事物习惯分析的思想方式和重逻辑的

思维模式,以及求精确的言语观。

2. 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以群体和等级为纽带的东方人际关系是一种互补 (complementary) 与垂直 (vertical) 的关系而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人际关系则是一种对称 (Symmetrical) 和水平 (horizontal) 的关系。群体取向还包括他人取向,表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为集体牺牲个人。他人取向表现为“人言可畏”,中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怎么想,在出现冲突和矛盾时,强调“以和为贵”。与中国文化相反,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西方的个人主义据说渊源于15 世纪的文艺复兴,由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发扬光大,强调隐私权,自由至上和标新立异等等。

3. 经济发展: 中国属于农业国, 民众安土重迁, 彼此相互熟知, 联系密切, 有着长期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 形成“高语境”文化。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工业国,人口迁徙量大,速度快,加上“个人主义”和“隐私”观念,使人们相互之间不易培养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在交流中不得不依靠语言来表达,由此形成“低语境”文化。

四、高低语境引起的中美文化差异

1.间接的表达方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强调“和”的境界,以群体为核心,以家庭为单位,维护群体和睦,注重伦理道德,推崇尊老爱幼。中国人崇尚含蓄品性,是内向的集体性格。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天人合一,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的精神消融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5] 。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的代表,其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综合的基本特征,比较注重从整体方面把握对象,故认识中的模糊色彩比较突出。在表达方式上,则注重含蓄、了解和信任,不依赖于文字或条约。宁波大红鹰经贸有限公司在各杂志上所登广告的广告词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自然流露,引起受众特有的感受和共鸣。给人一种天上人间融于一体的意境。广告内容虽与商品、服务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依赖富含文化内涵的构思,和富有象征哲理的语言编码,展现民族的哲学观与价值观。

2.直接的表达方式。美国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它强调以个体为核心,注重个人作用与利益。美国人体现出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其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倾向于认识的细[6] ,追求确定、精确的认识,排斥思维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依据美国人的认知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信息传播中对文化背景的共融性要求不如中国高,并且文化标识不如高语境传播明显。如美国一家邮递快件公司COLOR DIRECT为其服务推出的广告词“SO ⋯⋯YOU WANT TOMAIL A STRAWBERRY SURBET ?”(想通过邮局邮寄一份草莓冰淇淋吗?) 简洁直白的一个问句将其快速、安全、包罗万象的服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由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时间取向、社会规范等方面差异甚大，跨文化交际始终都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如何才能成功的交际笔者认为,首先要了解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其次是要做到相互理解，宽容。在交际时最好能做到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组织语言。最后就是建立信任---依据交际双方之间的言行举止及可信度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更好交流。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Hall, Edward T. 超越文化 [M]. 居延安等译,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8:96.

[3]唐德根. 跨文化交际学[M]. 长沙: 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181.

[4]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34

[5]阮恒辉. 广告运作实务[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6]吴满意. 广告文化[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 达人秀 文化差异

2006年6月，电视真人选秀节目《美国达人秀》在美国NBC电视台首度开播，节目从歌手、舞蹈家、歌手、喜剧演员、杂技演员等各类人才中选拔 “达人”， 节目开播后获得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次年，英国ITV电台也推出同类节目《英国达人秀》。两国达人秀节目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蹿红，“达人秀“概念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蔓延 ， 2010年7月上海东方卫视推出了该节目的中国版本《中国达人秀 》，节目一经播出便广受观众好评。

达人秀节目的跨文化传播说明，文化全球化正随着电视节目等娱乐产业的交流合作而不断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的消失。作为一种新的媒体话语形式，“达人秀”的舞台也可凸显中西文化差异。本文将使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通过对“达人秀”现场互动话语的分析，揭示中西“达人秀”文化的差异。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

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是国内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 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 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 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批评话语分析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石，辅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语言同社会需求、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该理论认为社会文化诸方面共同构成社会现实的意义大厦 ， 即构成一个总的符号系统，而语言只是构成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个 ，并具有它的特殊性， 即语言能够体现社会文化许多其它符号系统。因此， Halliday认为，只有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它的本质才能得到解释。系统功能语法不仅描述语篇的语言结构， 而且力图从语篇所完成的社会和交际功能来解释这种语篇出现的原因。

而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其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是批评话语分析首先考察的对象。这里的“意识形态”， 是一中性的概念，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Fairclough认为社会制度由“意识形态-话语结构” （ideological-discursive formations， 简称IDF） 组成。每一个IDF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同群体相联系，大致相当于一种“语言社区”。每一个 “ 语言社区 ” 都有其各自的话语规范和意识形态规范。话语规范包含在意识形态规范之中，并且通过后者得以象征。制度里的主体按照IDF的规范被建构了主置，却对此没有察觉。处于主导地位的IDF具有“自然化”意识形态的能力，使之变成一种貌似非意识形态的“常识”而为人所接受。

批评话语分析虽然遵循着一些基本原则，但采用的方法却各不相同，但被学界公认为是批评性话语分析中最系统和最完备的分析方法的是Fairclough提出的社会文化分析法。该分析法遵循的理念是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与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相关联；社会实践又影响了现存社会关系的生产或抗争，并服务于不同阶级的利益。顺此理念，话语或任何一个话语实践行为都可以看作一个三维一体的整体结构：（1）语言文本（2）话语实践（文本的生产和阐释）；（3）社会文化实践。

这个分析法也指明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

（1）描述：这个层面的分析是文本分析，即对文本的各种语言形式特征进行语言学描述。

（2）阐释：阐释是对话语实践的过程进行分析，即分析文本的生产过程和阐释过程与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3）解释：分析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的辩证关系。

这个分析框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任何一个层次的分析都不能脱离其他层次。分析也不是从里到外或从外到里的线性次序，而是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展开双向和循环的分析。

本文将以上诉的社会文化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对真人秀的媒体话语建构进行分类，在正文的分析中，本文将选取当前受到广泛肯定的《英国达人秀》，《美国达人秀》和《中国达人秀》中评委与选手间的对话或是选手自述为语料，进行分析。

二、中西达人秀差异

1.不确定性规避。霍夫施泰德认为不确定性规避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的文化里 ， 会有许多法律、道德、行为准则规范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的国家，人们则更加灵活多变，敢于进取与冒险。

西方国家的不确定规避性相对较低，鼓励创意和创新，对前所未有的事物有极高的包容性。在美国或英国的达人秀中， 看到没见过的“奇观”或是外表与才华的意外反差较大时，现场观众和评委都会忍不住惊叹。

例如《英国达人秀》第三季亚军苏珊・波伊尔初赛登台演唱完毕时，评委对她做出如下点评：

Piers： 毋庸置疑，这是我身为评委三年来，最惊讶的一次。你刚刚站上舞台，傻笑着说你想成为名伶Ellance时，所有观众都在嘲笑你，但现在绝对没有人对你有丝毫的怀疑，因为这绝对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太惊讶了，我到现在还很激动。

Amanda：我也是非常激动，因为一开始时，没有人看好你的表演，我也明白，大部分人都是以貌取人的，您的表演对我们而言，犹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我也要表达，再此听您唱歌，是我的无上荣幸。

Piers 及Amanda两位评委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起初观众和评委均不看好苏珊大妈，并且评委们丝毫不掩饰自己以貌取人的行为。但与其平庸外貌截然相反的歌声却震惊评委，并使得他们大呼“惊讶”和“激动”。从以上语料中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对于这种内外反差极大，出乎常人意料的事物具有极大的喜爱。

而中国属于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国家。相比“奇观”，《中国达人秀》 更欣赏选手个人的经历故事。尤其是对传统道德的捍卫， 如为博瘫痪妻子一笑的孔雀哥哥：

周立波：这真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男人，我觉得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并准备为他付出一切的时候，他的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非常非常聪明所以什么是男人，男人就是担当，什么是担当，担当就是像我们孔雀哥这样365天的平淡。

高晓松：孔雀哥哥是生活给大家最好的礼物，他给大家看到了，感受到了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那种情感，我觉得他已经成功了。他其实并不需要去国际舞台上跟人去比达人等等，他比达人还要珍贵。

相较于《英国达人秀》评委虽然惊讶但仍然关注选手台上的表现，《中国达人秀》的评委们更加关注地是选手表演背后的情感故事。在点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晓松评委的点评话语中多次出现了“男人”、“担当”等词，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重义务本位，做事往往考虑他人如何想，如何做才能不辜负家庭及社会对自己的期望。此外两位评委不断强调孔雀哥哥和他妻子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重人伦本位，或者说群体本位或集体主义，说话做事总是绕不开家属、朋友等组成的一种群体磁场。

2.榜样力量。人伦本位、义务本位的中国人从来重视榜样的力量。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历史上，中国人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断歌颂圣人，效法英烈，直至现代提倡“五讲四美”、“学习雷锋”，无一不是相信榜样的力量，相信公众舆论能使人抑恶扬善。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精神榜样也很常见，如断臂用脚弹钢琴的刘伟：

高晓松：我觉得匪夷所思，我们用手学钢琴都要学很多年。

刘伟：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

高晓松：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现场三位评委在内，包括现场的观众，我们看看刘伟，听听他的音乐，我觉得生活中有任何的抱怨活着不满，都应该没有了。你看看这样的一位年轻人是怎样弹动钢琴并且打动人心的。我们都应该放弃所有对生活的抱怨，像你说的，精彩的活下去。谢谢你。

伊能静：你让我看到了达人中的达人，我觉得他是在用生命在展示他的才华，而不是在秀什么东西。我很感动，我会让我的小孩看这一期你的节目。

从高晓松和伊能静的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对刘伟的才华的赞同，他们更多地表达的是对其坚强意志的赞赏，并且鼓励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学习刘伟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对其的钢琴演奏并不做细节性的点评。

而崇尚法律力量的西方，似乎并不特别标榜“榜样”。例如在《美国达人秀》中，因为声带受伤阔别舞台的歌手维加斯再度回归时，歌声依旧令人着迷，此时评委对他的表现作出了如下的点评：

Amanda：在一开始，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想把你给嘘下去，你让他们都站起来了，因为你11年后的回归，感动了他们所有人，多么难以置信的成就啊。

Piers：要想让观众融入你的表演，你必须得充满感情。我看的出来，你都快流泪了，

我也看得出来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再次回到舞台。

David：我想说，你绝对让大家都为你倾倒。

以上语料便可以看出同为“身残志坚”者，西方评委更为注重对选手的表演的点评，虽然也多次出现了“感人”或“感动”一词，但是却是对选手的表现的点评，而不是对选手的生活态度或精神面貌的点评。因此，《中国达人秀》更喜欢通过对选手的精神面貌进行话语构建，从而树立起榜样力量，西方的达人秀更加求真务实一些，既为达人秀，就只进行达人选拔，更专注于评判选手的实力是否突出。

3.长短期导向。长短期导向涉及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及对其如何控制使用的问题。长期导向重视过去与未来的延续性， 强调长期承诺， 尊重传统 ， 其核心价值是长远利益。短期导向的文化着眼于眼前与未来， 传统和承诺不会成为绊脚石。

中国文化属于长期导向型，尊重传统，以及对文化的传承。在《中国达人秀》我们时常可见评委们对于展现传统文化的表演的喜爱，比如为信守对父亲的承诺而传承口弦的汤康敏：

杨澜：真的很棒啊，不会想到她并不是一个专业演员，但她站在这个舞台上，完全有驾驭这个舞台的气场。很多人会觉得80后，90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没有兴趣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只是在找到自己的语言把它重新表达出来，你觉得代表你的同学们，你们 想对那些对传统文化非常担心的人说些什么呢？

汤康敏：我们会把传统文化好好传承下去，无论是传统音乐，还是传统医学。

我们可以看到，评委杨澜对汤康敏的点评一开始是集中在选手个人的表现上，但是点评至中途，用汤康敏所处的年龄层80后，90后作为切入点，开始谈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并用提问，彻底转变了舞台上对话的重心，将选手和观众们的注意力放置到文化传承上来，升华了选手的参赛目的，同时奠定了《中国达人秀》对文化传承极其重视的话语基调。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短期导向，因此在谈及参赛目时，很多选手们的回答只是为了展现自我，为了挑战自我等等短期目标，比如《英国达人秀》中的苏珊大妈在表演前就简单明了的陈述了自己的参赛目的是“我一直希望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表演，我一定要让这些观众为我疯狂。”

4.“好人社会”。从上述提及的语料中，我们会发现，《中国达人秀》的选手和评委都在使用话语尽力搭建“好人社会”，无论是为妻子表演的孔雀哥哥还是身残志坚的断臂钢琴演奏者刘伟，或是为完成父亲心愿和传承国艺学习口弦的汤康敏，《中国达人秀》都弱化了裸的竞争冲突的矛盾情节，以温情元素取而代之。这体现出意识形态对节目话语强大的干预力。中国节目话语更多强调了选手们的辛酸故事和人生感悟，而且回避了选手们所暴露出来的贫富不均、生活困顿的现实，事实上，正是普通百姓缺乏改变命运的通道，才令他们依赖电视选秀出名，以获取金钱名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达人秀” 是一剂 “浪漫的麻醉剂”，通过选秀给予底层大众一个狭窄的向上通道，以神话的形式将被挑中者送进商业文化的流通中。而与他们相类似命运的更多大众，却依然不得不在底层挣扎。

而反观西方的达人秀，更为注重对客观事实的呈现，尽管有时会触碰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英国达人秀》中长期遭受校园暴力的男孩安德鲁：

Piers：你的梦想是什么。

Andrew： 在舞台上唱歌。

Piers： 你的朋友们支持你么？

Andrew： 他们欺负我。

Piers：在哪儿欺负你？

Andrew：在学校，从六岁的时候开始，因为我的同伴们告诉我不要再唱那样的歌了，他们讨厌这样的音乐。

Piers：那你又是怎么做的？

Andrew： 额，接着唱呗。

对于校园暴力等社会暴力或敏感事件，西方达人秀丝毫不选择掩盖或是逃避等行为，而选手对于自身的遭遇也选择坦然面对，并且我们发现，相对而言中国的评委更为倾向于将选手的话语朝向更为积极向上的方面引导，尽力去挖掘选手身上的正能量，西方达人秀更加倾向于还原事实的真相，并毫不避讳对社会阴暗面的呈现。

三、结语

西方和中国不仅相互影响，也链接着整个世界，全球文化正伴随媒体话语迅速扩张。了解中美文化在电视节目中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并通过媒体话语这一表象，了解中西方内在深层的意识形态差异。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London：Edward Arnold，1978.

[2]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2.

[3]Fairclough，Norma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5.

[4]霍夫施泰德著，李原、孙健敏译.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英美人交往指南[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霍夫斯塔德；文化差异维度；喜宴；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在电影《喜宴》中的体现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三、小结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建平.翻译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2.

[2] Larry A. samovar & Richard E.Porter & Edwin R. McDaniel（2009）.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Canada ：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3]Hofstede （1991）.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Norfol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U. K） Limited

[4] 汤新煌.试析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8）.

[5] 彭世勇.霍夫斯塔德文化价值理论及其研究方法[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1）

[6] 宋雯.从霍夫斯塔德文化维度理论看英汉文化差异[J].安徽文学.2009（06）

[7] 张晓玲.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理论 [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02）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西方文化;差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英语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通用语言，因此，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促进我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有效交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结合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基础习惯之上，尊重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习惯差异，使翻译作品能够做到二者兼顾，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

一、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的往来密切，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也越发突显，英语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部分，而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体会到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拉近中国读者与英语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与各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此外，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要选择其对应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准确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涵。探析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有效处理方式，使文学作品翻译不只针对英语单词，而是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英语文学的内涵与魅力。

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策略

1.针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要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首先，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翻译人员要根据该作品的体裁特点，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而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作品进行透彻的分析，再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对英语文学作品的不同体裁做出更准确的表达。其次，由于英语文学作品体裁多元化，例如：散文、小说、科技应用文以及诗歌等，其中散文、小说与诗歌这些文学体裁的文化元素具有多样性特点，能充分展示出作品的文学性与以艺术性。因此在翻译散文、小说或者诗歌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该作品的作者以及创作背景进行深入了解，并分析其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感悟，再结合中国人语言与阅读的习惯，对英语文学的翻译技巧进行合理调整，以便在翻译时能将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确体现出来，便于中国读者正确领悟作者所表达的文章主旨，有利于提高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学性。最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科技应用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而文化元素较少，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掌握翻译作品的核心内容，对专业用语或者专有名词必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段，而对于其中的文化元素则不必过于考虑。2.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方面入手，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源自于美国，其强调的翻译概念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词汇含义上的对等，还要使翻译中整体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裁以及语义都要形成对等，从而更准确的表达文学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便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该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含义。例如：“Thewaterthatbearstheboatisthesamethatswallowsitup.”如果按照直译，将会翻译为“载着小船的水和把它吞没的水是一样的。”，这很显然没有清楚表达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如若翻译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促使中国读者更直观的理解其内涵。3.正确解读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理论，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是一种翻译理论，源自于20世纪末的美国，由LawrenceVenuti所提出。其中，异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中源语言文化为最终目标；而归化的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最终所翻译的语言文化为目标，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赞同异化理论的翻译人员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是使中国的读者能够领悟并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重点在于“接受”，而不需要读者去了解其中的内涵；赞同归化理论的翻译人员则认为，翻译作品应遵循“功能对等理论”，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而使所翻译的作品能够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其重点在于“感知”，二者都有各自的道理与优势。对于异化理论而言，可以使翻译作品更符合原文的中心思想，更能尊重原文的语言文化；对于归化理论而言，则更注重文化的内涵能否被读者所理解。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英语文学作品文章的主旨，合理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理论，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HighbuildingsandlargemansionsarespringinguplikemushroomsinShenzhen.”译文应该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异化的理论，将其直译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犹如蘑菇般涌现。”这种表达方式很符合原文的主旨，却让中国读者难解其意，但如果根据归化理论，将其译为“雨后春笋”就能够很容易的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涵，再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使英语文学作品既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又能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有利于我国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谭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英语广场（下旬刊）,2014(2):36-37.

[2]郭晓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大观,2016(4):110-110.

[3]彭莹.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英语文学翻译[J].芒种,2015(24):103-104.

[4]刘果.论如何正确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J].广东科技,2014(14):203-203,205.

[5]刘亚东.浅谈英美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不对等性研究[J].时代文学,2012(8):137-138.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 源语 目的语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常用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文化交融或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本身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有著名的“动态对等”一说，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会掩盖“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有些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三、异化和归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而，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二是用强行的方式使“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总之，文化的多样性使各民族语言差异十分复杂。在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我们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语言基本功，也要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译者应从价值标准、、历史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从而培养良好的翻译习惯，心理状态以及优秀的作品。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地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1］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1）.

［2］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中国翻译》.2000，（4）.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着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

、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 God) ”,没有“天”。然而, 《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7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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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8篇

利用翻译中的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将英文单词翻译成对应的中文词组，并保持整体含义一样，使英语文学作品能够全面的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使中国读者能够有效理解英语文学作品的含义。但是由于英语与中文在许多领域都存在差异，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差异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对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要学会利用动态对等概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翻译中动态对等的概念主要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单个的英文单词或者英文词组，将其翻译成对应的中文。由于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存在差异，导致了在具体单词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按照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来翻译，不但无法理解原文的内容，还会造成错误。例如对于例句“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翻译，主要是充分考虑到了英语语言习惯，这样翻译尊重了中英文化差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对于“胆小如鼠”的翻译，译作了“astimidasarabbit”，这里之所以出现了兔子代替了老鼠，主要是在英文习惯中认为兔子是温顺动物的代名词，这两个例子属于典型的中英文化差异处理出色的案例。对于“动态对等”概念来说，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词汇方面要对等。2）在句子用法方面要对等。3）在翻译时候篇章要一一对应。4）文学体裁要保证一致。这四方面决定了英语文学翻译后的最终质量，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动态对等理论有正确理解，并在翻译中保持英文和中文的文化内涵。1）词汇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翻译的时候，要对英语单词或词组进行逐个翻译，在词汇上与中文词汇对等，保持含义一致，保证翻译质量。2）句法对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的句子翻译的时候，应保持句子的完整，并同意意译的方式，保证英语文学的句法能够与中文句法起到同样的作用。3）篇章对等，主要是指对英语文学的翻译，要保证翻译内容是按照篇章进行翻译的，保证文章的完整性，不能跨越篇章进行翻译，使文章变得混乱。4）文体对等，主要是指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时候，要保证翻译之后的文学体裁一致，诗歌就翻译成诗歌，散文就翻译成散文，小说就翻译成小说，科技应用文就一定要保证其科技性，避免文学体裁发生错误。

通过对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的研究，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异化的理念主要是指一种翻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在翻译中以源语文化为最终的归宿。运用异化翻译理论最出色的要属于美国的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对于异化翻译理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以此为例，例如在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充分采用了异化理论，极大程度的保证了中文中的文化因素，像“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被翻译成了“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在英语文学的翻译中，归化理论是与异化相反的一种翻译理论，归化的核心在于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最终译文的文化特点为归宿，强调了考虑翻译目的文章的文化特征。应用了这一理论，虽然有时候对于原文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在文章翻译之后，译文更具有可读性，对译文最后的文化是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要正确利用异化和归化翻译理念，通过对二者展开深入的研究，达到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目的，使英语文学的翻译工作能够提高翻译质量，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的精髓。

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正确处理文化差异

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即：我们是应该根据英语文章的单词和词组直接翻译，还是应该在英语作品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呢？对于英语科技应用文的翻译来说，由于体裁的要求，基本不会出现再创造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保证单词和术语的准确性就可以。但是对于英语小说、诗歌和散文来讲，作品本身就是英文语言的再创造，里面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对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和理解，不但无法向中文读者展示原作品的魅力，还会使翻译完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无法体现原作者的意境和文化氛围。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文化差异，导致了我们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作品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体现一定的创新精神。通过英语文学翻译手法分析来看，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是英语文学翻译的重要手段，其含义主要是指在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要在理解原文并保证单词和词组正确的基础上，加入翻译者的主观创造，使翻译之后的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且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使作品能够保持英语原文的精髓。所以，正确利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才能有效处理文化差异。

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英语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对翻译结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将影响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无法取得翻译的积极效果。因此，我们要利用本文提到的措施正确处理英语文学翻译中遇到的文化差异，保证英文翻译的有效性。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等效论；文化差异；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9-02

一、金及其“等效论”翻译思想

金（1921-2008）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实践家、翻译理论家。在1984年与奈达合著的《论翻译》（On Translation） 一书中，他将奈达的“动态对等”引入中国；在1989年出版的《等效翻译探索》一书中，他正式提出“等效论”这一重要翻译思想。金的“等效论”源自奈达的“动态对等”，两者既有关联，又有质的差异。奈达的翻译思想缘起于圣经翻译，带有浓厚的为宗教服务色彩，这使其未能更好地传达文学翻译中美的意象。而深植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金“等效论”则相对于前者有较大提升。当金翻译《尤利西斯》之时，要面临的不仅有文学的美，更多的是文化的传达以及文化差异的消弭。也正是如此，金才从中国传统译论及文论批评中寻求“等效论”的支持，成为中西翻译理论结合的典范。金的等效翻译理论旨在为文学翻译服务，因而对于文学翻译实践而言，具有潜在的指导价值。

“等效论”是指“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关于等效论，金明确了三个重要概念：接受者、效果、对等。“接受者”包含两种语言（原语和目的语）的接受者。在等效论中，金将读者接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之前的翻译中，绝大多数人强调译本的转换，并将翻译过程止于此。对于读者而言，其接受程度如何根本没有得到关注而且没有衡量的标准。另外一个概念“效果”指信息对接受者的作用。效果的范围“只包括信息对接受者的作用（即接受者的感受），不包括接受者的反应”。效果的实质内容是信启、对接受者的作用，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三大要素。这些要素对文学翻译来讲，突出文学翻译的韵味和其艺术效果至关重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等效论的“对等”并非简单的从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探讨的对等，他强调的是译文效果的对等。“对等”是“一种综合性的关系，是依靠艺术的眼光和文化语言素养，全面细微地考虑各方面因素”。对等是个相对的概念，原文与译文之于读者的效果会有所差异，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等效的概念，对等是严肃翻译工作者必须追求的目标。

二、东西方文化差异现状及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任何一种语言都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文化当中。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文学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文学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在这种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交叉，碰撞与冲突，如何恰当地处理并化解这种碰撞与冲突，就要求译者增强文化意识，提高文化素养。正如奈达所指出的“对于真正成功的文学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可见译者的跨文化意识至关重要。

文化差异会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生存环境生产活动差异：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还有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文学翻译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文学翻译难题。这些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想要翻译好就必须了解它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运用恰当的文学翻译方法。

三、金的“等效论”在消弭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层面上的应用

文化差异给文学翻译带来的困难直接体现在语汇缺失与词义冲突上，即：源语词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找不到对等的语汇，或者与译语的对应词语所载的文化信息相互矛盾或者不一致。换言之，词语的表层指称意义相同，但词义深层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却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于是产生出完全不同的联想。金的“等效论”源自奈达，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是中西翻译理论结合的典范。奈达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针对《圣经》翻译，因而在传达原文形式结构、保留艺术价值和美学效果方面并不适用。恰恰相反，金“等效论”强调接受者、效果、对等三个重要概念，强调效果的实质内容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三大要素，对文学翻译而言更具有指导作用。试看下面两个小例句：

[译文]一一我沏茶水就沏茶水呀，各罗根老大娘是那么说的喽，我撤小水就真撒小水。

――老天爷，这是茶水没错，海因斯说。（金译第17章）

这段翻译的亮点在于黑体部分的“小水”一词。在这句对话中，Mulligan巧用英文单词make，一语双关，巧妙地将茶水比作尿液，并且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出来。而金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选择使用“小水”一词，该词并不在日常生活中多见，而常见于中药用语之中，如果熟知中国文化，就能看出金在翻译中对“等效论”地极致追求。

2.[原文]And so say all of us， says Jack.

――Thousand a year，Lambert， says Crofton or Crawford.

――Right， says Ned， taking up his John Jameson. And but-ter for fish。（U12）

[译文]一我们大家也都这样说，杰克说。

――一年一千，兰伯特，克罗夫顿或是克罗福德说。

――对，内德拿起自己的约翰・詹姆森威士忌说。吃鱼有黄油。（金译12章）

在这个翻译中，词组butter for fish是爱尔兰人常用的一种祝酒词，意思类似于中文“干杯”。倘若在此处不遵循“等效论”原则，将其简单处理为中文“干杯”，蕴涵于原文当中的文化特色就荡然无存。为此，金将前句中增加“威士忌”一词，让读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来体会，即将发生的行为虽是中文的“干杯”，但却表达为“吃鱼有黄油”，不仅将文化差异消除掉，而且将新的表达方式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来，一举两得。

四、结语

在文学翻译中，东西文化差异的存在随处可见，巧妙地消除差异是提高文学翻译质量的关键。与此同时，能适当传递文化差异的文学翻译能使译文达到一个新的层面。所以，译者不能仅凭字面的意思来文学翻译，而应该多考虑一下两种文化的内涵差异。尽量使读者在接受程度一样的“等效”。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是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文学翻译的目的是两种文化的交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应从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思考其文化背景和内涵，使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自如的转换，使译文臻于完美和准确，达到一种“效果对等”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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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军平.《尤利西斯》两种译本的比较研究[J].中国翻译，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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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振平.论翻译之道说《尤利西斯》――金教授访谈录[J].中国翻译，2000（01）.

文化差异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英语 汉语 文化差异翻译

引言

语言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和文化呈相依相存的关系。正如皮萨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与此同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指出：“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富有意义。”所以对一个成功的翻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彻底弄清英汉文化差异之处，并且在精通双文化基础上的翻译才会翻译准确。因此研究英汉文化差异及其翻译策略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1.文化与英汉文化差异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确定的，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而所谓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历史、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思想意识、观察、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深入理解英汉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1.1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在词汇意义、词的搭配能力等方面的表现：

1.1.1英语中词汇与汉语中词汇在词义对应方面：如：mascon（表示月球表层下高密度的物质聚积），beddo（一种多用途的床），这些词在词义上到现在都没有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与之对应。

1.1.2词的搭配能力方面：如：to cut wheat即汉语的“割麦子”；to cut cake即汉语的“切蛋糕”；to cut finger-nails即汉语的“修指甲”，由此to cut的搭配能力很广，可以用于麦子、蛋糕、指甲，而汉语则要用割、切、修等来搭配。

1.2英汉两种语言差异在句法方面的表现：

1.2.1句子结构方面的差异。在翻译中，英汉句子结构有时可以不转换，但有时则要转换，这种转换，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例如：

Here ends the diary of Dr.Watson.

华生医生的日记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英语倒装句结构―汉语正装句结构）

1.2.2句子顺序方面的差异。句序是指复合句中主句和从句的顺序，因为其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的先后位置也不完全一致，从而导致句子顺序方面的差异。比如：

Nothing has happened since we parted.（后置）

我们分别之后，一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前置）

2.英汉文化差异的翻译

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受东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差异、文化习俗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的差异、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差异的影响，导致英汉文化在词汇意义、词的搭配能力、词序变化、句法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以上通过举例清楚讨论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处，于是对这些文化差异翻译的策略选择则具有实际应用意义。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更加广泛地分享英汉文化精粹，笔者总结了四种针对性的翻译方法：直译、代译、增词、意译。

2.1直译法

直译的优点就在于能够保存文化特征，因此有利于英汉文化的交流，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能力。如直译“hot dog”为“热狗”，“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为“血浓于水”等。

文化意义上一方有特殊含义而另一方没有特殊含义的词，也可采用直译法。如：“olive branch”直译为“橄榄枝”，其象征和平的文化意义在原本无此义的汉语中也强化了此意。

2.2代译法

代译是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中的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替原文词语的方法。对于文化负荷较重要的词，由于其排外性太大，用直译法不能传达出原文的文化意义时，可考虑代译法，特别是比喻和习语的翻译中更常用此法。例如“four Asian tigers”译为“亚洲四小龙”。

2.3增词法

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而直译不容易使译文读者理解的时候，可在直译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解释性的词，这样既忠实于原文又易于译文读者的理解。举例说明：“班门弄斧”译为“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the master carpenter”，如果不加上“the master carpenter”英语读者就无法理解本句之意了。

2.4意译法

一些文化意义很浓的词汇，直译不能准确传达其文化意义，代译又易将译文强加到原文文化中，增词太多无异于解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意译法，即完全用译文中文化意义较弱的词汇去译原文所传达的信息。这样虽然会造成翻译过程中原文文化的损失，但对于达到合理的翻译来说这也是无可避免的。比如说：“child’s play”直译为“儿戏”显然不对，不如译为“非常容易的事”。

3.结语

研究英汉文化差异的目的在于提高译者对英汉语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性，重视英汉文化差异，以便充分理解原语言的文化内涵，再合理地根据译文文化对译文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正如王佐良教授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研究英汉文化差异，探索英汉文化差异翻译策略，最终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既是对翻译理论的补充，也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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