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起源范文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1

论文摘要：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阿格尔的思想不仅对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尤其是在对马尔库塞和莱斯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并由此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不仅促成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而且对于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迪。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出发，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阿格尔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

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并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工业生产的原因。另外，在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分析时，它也没有忽视对阶级结构的分析。

在它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业已过时，但其理论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仍然充满着活力，并以此为前提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危机经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l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危机也主要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然而，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和空前激化，社会矛盾的地位正在被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代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式。他说：“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这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着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来分析生态问题，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导致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异化消费人手来探求人的解放，力图通过对现代统治形式的评价和批判来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既要打破过度生产的控制，又要打破异化消费或者说是过度消费的控制，从而设计出一种打破二者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对于过度生产，他指出，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而过度消费的克服将通过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的劳动的办法来实现。

建立在以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础上，阿格尔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生态危机理论。

二、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在阿格尔看来，大量存在于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也是逐渐削弱了。在垄断时期，资本积累已超出资本家有效利用的能力，它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并引起阶级的重新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大自然等方面所造成的危险趋势。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以及职能越来越专业化等等；后者则表现为人们往往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不仅加剧着人的异化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还对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之所以迄今未能在西方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高生产和高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和无限扩张；二是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然而，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它使生态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逐步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由这样的分析出发，本·阿格尔声称：“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阿格尔的以生态危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基本主张。

阿格尔的这一声称，很显然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读和歪曲。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仅关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当做一个孤立的活动来研究，而是从它与流通、消费等的关系中对它进行把握。在他那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二者中的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而且，生产和消费中的每一方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危机理论不可能仅仅属于生产领域的危机。实际上，马克思还专门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商品拜物教思想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当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只是揭示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它对当前时代更有意义的是，以前瞻的眼光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的洞察和批判。

客观地说，阿格尔主张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又对它做了过分拔高，走向了思想的极端。其实，用生态危机论来取代经济危机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应当从社会矛盾出发来认识生态问题。而阿格尔却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危机，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仍然是经济危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而要看到它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危机，更不能因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做出这样的判定，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合体。在这种危机态势中，经济危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危机形式，不能离开经济危机来单独地看待和讨论生态危机。

三、异化消费：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问题，马尔库塞和莱斯都作了具体研究。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他们这方面的认识，把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的思想。

阿格尔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异化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异化消费已成为普遍的而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并成为当代各种异化的集合点。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了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上，异化消费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消费领域缺乏充分分析，才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此，阿格尔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需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从而提出了他的异化消费理论。

依据阿格尔的观点，异化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相脱节。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并总是与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相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切消费也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但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广告的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需求不是适应“纯商品”本身，而是适应某种商标的商品。消费也成为对不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手段变为目的，与人的需要相脱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化消费呢?阿格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异化。由于劳动异化，人们从事着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工作。这样，劳动中的他们是不自由的，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这一不足，使消费成为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然而，这种通过消费而得到某种自由的补偿，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补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操纵和控制的。在消费领域如同在生产劳动中一样，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阿格尔把这种被控制的消费行为称为“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

在阿格尔那里，异化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是一个政治范畴，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第一，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和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第二，它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和消费来大大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第三，它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上，从而大大分散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他说：“个人提高其消费水平可以赢得更高程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以许诺高消费来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是以许诺高消费而获得的”。“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对于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阿格尔虽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工人的劳动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在对劳动的性质判定上与马克思相一致，即认为它是一种异化劳动。他把异化消费看做是异化劳动的逻辑对应物，并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并且是常常报酬不足的异化劳动中感到不满足，才致力于消费活动，把消费看做是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源泉。他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里，他实际上是把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归为异化劳动，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并且，阿格尔还对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做了正确分析，指出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其中，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而异化消费则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从而也使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它还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时展。在l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因而马克思把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主要放在了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远远超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揭露和分析，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被转入到和平用途，使得社会能够向人民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再加上“享乐”思想的盛行，西方进入到了所谓的“消费社会”。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正是对这种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在对异化消费的考察中，阿格尔把异化消费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并具体分析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以及它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在阿格尔那里，异化就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他的这一思想还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

当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异化消费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拔高，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似乎只要消除了异化消费，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他甚至把克服异化消费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二是在对异化消费的分析中，阿格尔虽然也承认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把异化消费的原因归为异化劳动。然而在他那里，异化劳动仅仅被归结为劳动过程的破碎化、集中化和官僚化。他仅仅是从人的不自由以及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方面来看待异化劳动的。可见，阿格尔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违反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异化劳动的危害性的。他没有对深藏在异化劳动背后的私有制根源进行分析，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力度。

四、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既然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只要克服了异化消费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克服异化消费呢?对此，阿格尔明确指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在阿格尔那里，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它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生产萎缩，出现“无增长的经济”。于是，人们所被许诺的能够得到源源不断商品的期望就随之破灭，他们被迫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消费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人们将会对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而消费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变革，那种依附于广告媒介的消费和把消费看做是满足的唯一手段的消费现象将会消失，从而使异化消费得以克服。在阿格尔看来，消费领域的这一变革也将扩展到劳动生产领域，它将会使人们对于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劳动的强制性消失，使劳动成为真正的“创造性劳动”。这样，在生产中将会出现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而这又将会带来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使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分散的、自治的管理形式将取代那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体系。以此，阿格尔断言，发端于消费领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消除异化消费不仅是可望的，而且是可及的。并且，消除异化消费的同时也就克服了生态危机。

可以看到，阿格尔从消费领域人手的社会变革策略实际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之上。而人们消费观念的变革又植根于“人的需要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这样，革命在他那里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生只是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就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于生态系统的危机，从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这种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的社会变革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为了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总体变革策略，还提出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包括：第一，实行稳态经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居住状况和生活方式。他说：“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

第二，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政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在阿格尔看来，这不仅可以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要制度的根本改变。第三，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二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第四，实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阿格尔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共同反对官僚化，因而二者不仅相容而且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一结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包含着的“民主实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所缺乏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结合。

阿格尔所提出的这些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变革措施，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一定的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它的局限性也是显在的，尤其是他关于稳态经济的思想。稳态经济的思想虽然包含着环境保护的积极因素，反映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然而，这一主张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经济的零增长，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零增长不仅不会解决这些国家的生态问题，反而会使生态问题更加恶化。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2

关键词：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消费性正义

中图分类号：C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5）01-0046 05

唐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社会生态学家、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在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书中重新解渎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此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奥康纳认为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双重矛盾而引起的双重危机，以此为切入点，他提出了解决当代自然与生态问题的理论构想――生态学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全球生态环境司题正是资本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奥康纳认为，解决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也就是用生产性正义代替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一、生态学社会主义及其理想范式

（一）生态学社会主义

生态学社会主义（ eco-s。cialism）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市场、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拼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污染了环境，引起生态危机。奥康纳所倡导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影响或构建生产力方式的一种批判，在实践中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一种反思。

（二）生态学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比较

奥康纳牛态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阐述.是通过与传统社会主义的比较进行的。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国有化成为交换价值与收入再分配的标准，关注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强调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社会化成为使用价值与收入再分配的标准，关注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间的关系。在社会运动方面，传统社会主义轻视具体劳动的问题，轻视消费者运动，强调生产力的无危机发展；而生态学社会主义重视具体劳动的问题，重视消费者运动，批判以快餐文化、电视文化等使用价值为主体的价值观，强调对土地使用、具体劳动等进行重新定义、导向和保护。奥康纳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实现“生产性正义”的基础上的。

（三）作为理想范式的生态学社会主义

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并非西方社会抑或东方国家所独有，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长期过度消费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由于环境和资源破坏的不可逆性，这种全球性恶化状态必将日趋严重。目前，世界各国虽然对该问题已经有所反思和重视，但依旧不改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相互指责的作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为达成2012--2020年全球减排协议而争吵不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奥康纳所倡导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是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诸多理论方案中的一种，其创新之处在于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通过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危机。这两种矛盾和危机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产生恶性循环，成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障碍，导致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下，为了解决或者缓解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奥康纳提出。要从资产阶级的“分配性正义”转向生态学社会主义倡导的“生产性正义”。尽管这种理论范式将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的不断扩张对自然的不断掠夺和破坏，但其实质并不是要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奥康纳指出：“资本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生态学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在生态上.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从中我们看不到生态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不同，因而可以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只是奥康纳的一种理论范式，既缺乏现实土壤，也没有实现路径。所以奥康纳自己也承认：“生态学社会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而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和日益逼近的危机的一种实证分析。”

二、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一）分配性正义

奥康纳指出，资产阶级的止义足”分配性正义”，关涉的是个体，而不是社会的权力或要求。分配性正义包括三种类型：经济的的正义、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经济的正义由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以及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两方面构成。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也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环境利益的平等分享，一方面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的半等分担，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是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给某些特定社区带来某些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在以上三种“分配性正义”类型中，都存在着某些团体对其他一些团体欠下社会性债务的情况，并且这种债务都应该可以用金钱进行衡量，被分期清偿。

（二）生产性正义

“生产性正义”相对分配性正义而言，是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慨念，是在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重点阐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指的是物质牛产领域的公平正义。奥康纳认为，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而生产性正义关联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即作为生产主体的人有平等的权利从事生产活动，并且在此基础上的对于土地（自然）等生产条件的合理使用和再生产。“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物最小化、使积极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这一点就今人的全球性生态问题而言就显得越来越可能和必要，

（三）关于“正义”问题的种种歧见

奥康纳所推崇的“正义”，是生产性正义。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正义”指的是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平等生产。

从历史上看，中外理论家们对于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道德、伦理、价值理想的“正义”，一直是见仁见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至善。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 -_-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马克思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阐述其“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范畴，其本质是对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不存在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脱离具体物质利益关系的抽象的“正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正义的阶级差异性进行了明确表述：“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代社会，正义问题不断凸显，不同的国家、民族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于公平、正义有不同的诠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后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正义”是不可能的呢？非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四）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为旨归.其所推崇的“生产性正义”较之“分配性正义”更进了一步.但仍存在局限。

第一，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来看，生态学社会主义并不是“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路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针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提出的，是众多社会主义探索路径中的一种。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性正义代表着社会生产的科学发展方向，是科技进步、发展低碳经济、生产出安全可靠产品、人与社会及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缺乏实践根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实践性，而生态学社会主义虽然有着比较完备的理论框架，但在社会实践层面，既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不断扩张而把自然界当做“水龙头”和“污水池”的现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承受发达国家工业污染压力的问题也无能为力。无论是“分配性正义”还是“生产性正义”，不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方式的。因此，这种“正义”是没有任何实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奥康纳抛开社会历史关系，抛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孤立强调生态的“正义”维度，就会脱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走向生态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来看，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盲区，因而架空了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奥康纳所谓“生产性正义”，只是强调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却忽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这就使他的理论只能是抽象地谈论国家的民主化，忽略了“传统社会主义”问题，从而造成了错位――“经济上的前进和政治上的后退”。只有当劳动和劳动者取得统治地位，并将自然和公共财富置于自己的组织之下，劳动、自然与公共财富等生产条件不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才有可能达成真正的和谐。

三、“消费性正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空场

（一）“消费性正义”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组成生产过程。在传统模式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的和主导的作用。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关系。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制约着生产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产和消费既是生产过程的两端，同时又内在地交融在一起。是牛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决定生产？这取决于社会产品的供给程度。奥康纳生态学礼会主义理论淡化“分配性正义”，追求“生产性证义”，忽视“消费性正义”，这一价值取向无疑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空场和缺陷。

冯颜利、周文和孟献丽曾撰文指出：“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现实角度看，当社会产品相对较少，小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时，生产决定消费；当社会产品相对丰富时，消费决定生产。在生产决定消费的现实中，‘牛产性正义’的诉求是多生产社会产品.同时由于分配决定消费，‘分配性正义’的诉求也很重要。在社会产品相对丰富的实践中，由于消费决定牛产，分配又决定消费，‘分配性正义’和‘消费性正义’就变得至关重要。”该文批评了奥康纳否定“分配性正义”的倾向，并提出了“消费性正义”的概念，弥补了奥康纳的理论体系的不足，指出实现“消费性正义”也正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现实路径之一。

（二）“消费性正义”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和指向，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消费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牛产消费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与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个人消费是指人们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和过程。在这两种消费之中强调“正义”，就是要求作为消费主体的人以一种正确合理的观念来对待消费对象。

鲍德里亚指出，当代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消费社会的产生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扩张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梦魇。消费已然成为一种生产力。人们在生产力增长的恶性循环中不断消耗着自我与自然，而由于过度消费带来的另一种社会现象----浪费，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是极其惊人，可以说也从另一方面触发了生态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2012年6月的一项统汁指出，全世界每年浪费的粮食数量达到13亿吨。倘若这些粮食中有四分之一能够得以保留，就足以养活全世界目前约为9亿的饥饿人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消费性正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无度、过度或者无序消费.将会导致自然环境和资源在更大程度上的破坏。因此，必须提倡“消费性正义”，提倡节约资源，积极利用可再生资源、可替代资源和人造能源、清洁能源。

“消费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具有共同的目标：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及合理发展。但“分配性正义”表现为各种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关注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 义，是定量关系；“生产性正义”关注生产活动的正当合理性，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侧重定性关系。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强调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从“分配性正义”的定量分析转向“生产性正义”的定性分析，从追求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转向诉求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在社会丰义实践中，“分配性正义”和“生产性正义”不可能完全割裂。没有对“分配性正义”的追求，“生产性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反之，“生产性正义”的诉求又会促使“分配性正义”进一步落实。当代社会在追求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更应该强调“消费性正义”。无可否认，消费确实曾经对拉动内需、发展经济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因消费需求的扩大而拉动的生产增长，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巨大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因此强调社会产品消费领域的合理、正当、理性的价值导向，有利于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效益，促进合理消费，节约资源。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川效率和效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都是利用、消耗资源的过程，因此，强调“消费性正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3

关键词：低碳生活；公正；适度；责任

一、低碳生活的含义

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涵盖所有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方式。低碳生活，（low-carbon　life），通过减少生活作息中所消耗的能量，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减缓生态恶化，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投入的生活方式。由于大多数人认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碳的排放主要是在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以提出了低碳生活作为低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也是人类应对地球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反映了人类面对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和能源枯竭的威胁而对未来的担心，或者是一种源自人类传统的未雨绸缪的心理。低碳生活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近年在国内也开始逐渐被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看作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一个标志。

低碳生活就是人类通过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根本转变生存发展观念，以更合理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低碳生活因为与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密不可分，所以低碳生活本身蕴含着伦理的意味，同时，低碳生活是为了应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问题而出现的，所以其相应的蕴涵着生态伦理的因素。低碳生活这种方式，表明了当代人对于保持与大自然的更安全、更和谐关系的诉求。

二、生态伦理的概念

生态伦理是人类应对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新型伦理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人际伦理和社会伦理，它是对伦理概念的崭新突破，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了自然界，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各自的地位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同时，生态伦理又是产生于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又对活动起着重大影响的实践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古希腊的自然神论哲学等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在对人与自然同一关系的领悟、体会基础之上确立的，是原始的具有生态伦理意味的价值理念。生态伦理还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品格、责任意识的体现，生态伦理的实现有“契约式”和“美德式”的两种，其中“美德式”的生态伦理跳出了权利、义务相互交换的窠臼，主张生态伦理是道德主体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德性的完满展现，对自然爱护与否，是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重要标志。生态伦理还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即人类处理自身与其周围的动植物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三、低碳生活的生态伦理意蕴

（一）低碳生活提出了公正分配资源的生态理念。

公正（正义）是处理自身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利益问题的重要准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的正义就是自愿同另一个或更多的人分享共同福利方面的正义”[1]，它对于人类尤为重要，是维持人类社会及人类与自然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亚当·斯密指出：“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且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摆脱上帝、神权束缚的自由幻化成了个体的无限制的欲望，这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加之科技知识的发展，让人体会到了控制自然的乐趣，最终导致人的异化，让人与自然在本质意义上渐行渐远。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对于自然的掠夺也让人类对于子孙后代无法交代，公正（正义）在代内代际都显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当约束对保存环境来说必不可少时，似乎每个人都应当根据适当的正义原理获得其公正的部分并受到某种公正程度的制约”。[3]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在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工业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这是以能源消耗和大量碳排放为标志的，这种高碳模式不仅表现在生产中，也表现在生活中，石油危机和气候变化让人类体会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能源消耗，所以更应当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负起更多的道义责任，不考虑发展程度、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来谈治理环境责任是不公正的。从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到2005年的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开始了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历史，都表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已对温室气体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达成共识，并在考虑承担义务的问题。但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也没有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让人对于各国在公正分配自然资源、承担保护自然环境责任的真诚度打了问号。

低碳生活主张能源的低消耗，强调全球的每个公民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倡导对资源进行平等公正的分配，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过程中，把大自然看成全人类共有的家园，平等地享有自然资源，共同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同时，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尽可能的给他们留下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在世代更替过程中对利益的享有保持公平。低碳生活方式让大家站到了一起，一起去尽责任，一起为后代子孙考虑，在限制人的欲望、重新分配资源中实现伦理的公正。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生活承担了代内代际资源分配消费公正的责任。

（二）低碳生活提供了适度消费的生态规范。

生态伦理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规范。低碳生活以适度消费等体现了生态伦理的规范内涵。传统的高碳生活，大肆铺张浪费，比拼消费规格，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带来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正是在应对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威胁中，低碳生活应运而生，其提倡的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向西方消费至上主义、享乐主义倾斜，超前消费、一次性便捷消费等观念受到热捧，但高消费在刺激生产，提高生产的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与消费领域的高碳排放、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目前的消费方式，尤其在消费驱动的工业经济中的消费方式，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元凶，现在的消费情形正是要改变的东西。”[4]所以，从长远来看，过度消费是一种不顾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短视行为。毕竟，地球可以满足人类暂时的需要，但是始终满足不了人类无止境的贪婪。

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是以能源的耗费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飞跃、科技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能源的耗费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的首次石油危机就已经表明其问题所在。人类必须估计到，非再生矿物能源资源枯竭可能带来的危机，从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能源结构上，尽早探索、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同时，在生活中处处注意能源的节约。

消费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它还有伦理意义，而适度消费是一种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崇尚节俭，“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左传》）。在西方，节制（节俭）与智慧、勇敢、公正并称为古希腊“四主德”。亚当·斯密认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5]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于适度消费的认可和提倡。

低碳生活的消费观念主张，消费主体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他人及子孙后代消费需求的满足，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的数据显示，每节约1度电就可以减排1千克二氧化碳；少用10双一次性筷子，减排0.2千克；用手洗代替一次洗衣机洗衣，减排0.3千克。所以，为了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平衡，就要节制，适度消费，使消费更加符合道德价值要求。具体来讲，就是选择健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让舒适、环保和可持续共同主导自己的生活。

低碳生活引导公民重新认识传统的消费观，强调节约身边的各种资源，破除过度消费观念，适度消费不是提倡为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就抑制生产的发展和个体的合理需求，而是在满足正当需求的同时注重精神需求，让适度消费不仅成为一种道德规范，也成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最终目的是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三）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的生态品性。

低碳生活作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道德实践主体密不可分，是道德主体的一种理性选择，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责任意识。

这种责任是单向度的。汉斯·约纳斯指出，人类与自然都是存在，都有被保护的渴求，但人是唯一的目的性力量，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所以人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人对自然的这种道德保护，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可逆”的。按照这个理解，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责任，面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污染及气候变化，道德主体自觉的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无需任何回报。

这种责任是整体的、长远的。低碳生活指向的责任客体不仅是当代人，还包括子孙后代，不仅是人类社会，还有自然界。每个公民都将自身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切实承担起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保护人自身也保护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道德主体让自己的日常行为与他人、与后代甚至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用长远的、整体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体现了整体、长远的责任意识。

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自身的善良品性。中国传统儒家的观点主张，道德是一个主体去自觉显现自身固有善良本性并努力实现其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愿意并选择去做。因为人性是上天所赋予的，是天道的体现。儒家伦理学认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要有主观努力的自我实现行为，更有作为基础的道德心。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对功能的完满实现。低碳生活呼唤大家面对自然，时刻注意去显现并努力实现自身爱护自然的善良本性，要倾听自身内部理性声音并认真遵循其指导，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展现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德性。

总之，低碳生活不仅需要人类秉持公正的价值理念，也需要建立保护环境、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同时需要道德主体显示爱护自然的责任感与内在品性，以真正地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和生态伦理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3][美]温茨著：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4][美]戴斯·贾丁斯著：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4

【论文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消费伦理问题。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科学技术根源与消费的当代启示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消费理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上，他关于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当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

1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匾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在这点上，马尔库塞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因此，也给现今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而产生了伦理问题，消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追求更大的财富的拥有，采取一些非法行为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从而给消费也产生负面影响。

2马尔库塞消费伦理的科学技术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是靠高生产和高消费来维持其存在。无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质需求。

消费伦理是指消费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和消费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消费伦理教育是指通过观念，舆论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费主体进行合理消费的正当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消费主体来归属消费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消费伦理教育方式上，我们把它细分观念培养观念培养，舆论谴责，制度惩罚三种。

消费主体不同，消费活动的责任就不同。根据不同主体，我们把消费责任分成政府消费责任，企业消费责任和个体消费责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消费伦理或消费责任的讨论，多半是向个体提出消费行为的正当诉求，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根据数据还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远远超过个体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伦理观念以节约为基本范畴，但强调的主要应是资源节约。资源主要指那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占用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尽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传统的节约观没有具体区分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占用的不同情况，以致加剧了经济和伦理的紧张关系。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就要在消费伦理观念上教育人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受，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占用自然资源少的消费方式。

3消费伦理的当代启示

从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中，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生活需要，人类才能异化的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向。

首先，要协调好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关系，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在当前情况下，要加大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其次，要以科学精神反对各种愚昧，颓废的消费陋俗，例如视睹如命，沉迷于不能自拔;大办丧事大修坟墓;占相问卜看风水，把有限的经济收人消费在迷信活动之中等。再次，要重视消费对健康的影响。国民的身体素质对国家的未来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科学合理的消费生活方式有益于国民的健康，特别是膳食结构的优化对于许多工作疾病的防治有着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消费伦理观念的导向要及时反映这一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要课题。这种以资源节约为重点的消费伦理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节俭的美德，又吸收了当代世界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元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5

[关键词] 经济发展 消费文化 中国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下的现代经济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积累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也使自然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当这些新技术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时，从而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将科学知识大量运用到生产当中，使科学真正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工业生产领域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度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也成为以后大众消费被日益关注的必要准备。由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进入高消费的国家，又是当时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本文将以美国经济作为消费主义在现代出现和发展的主线。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其中美国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20世纪初美国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己相当于欧洲各国产值的一半，此外，新兴的石油部门、电力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也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轻工业，工农业的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己经超过农业的两倍，美国的工业化基本完成。综观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通讯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卡车、飞机等工具;公司得到广泛发展，遍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大众市场兴起;国际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在大多说产业中，传统小店铺和中型工厂与新兴的产业巨人齐头并进;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铁路中首先出现了管理人员职业化的倾向;第一批商学院出现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出现的典型产品包括钢材、涡轮机及化学品等生产物质以及一批新型消费商品;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以及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主流;各种各样新产品的不断推出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

二、消费主义的兴起

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消费品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出现的福特主义极大缓和了过去在低消费条件下经济增长缓慢、工资低、大量失业等问题;高效生产使过去只有社会上层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成为社会中下层也可以购买的普通商品，技术革命使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家用电器广为普及，一个以耐用消费品取代日常用品为消费社会正在形成。正像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分析的那样，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或者说由于中低层阶级从前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社会上的扩散。人们对消费欲望和需求的态度己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者和销售商利用广告、媒体和各种可利用的信息渠道宣扬一种“占有”的生活方式，并将它许诺为一种时尚生活，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求，使今日的奢侈品不断成为明日的必需品。

虽然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拖延了消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百年所积累和创造的物质财富，加上对内外剥削的加重，廉价能源资源源源不断地供给，经济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急速地增加。同时，消费主义,以及消费主义象征的商品渐渐成为文化意识形态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中的主流价值和规范。当然，决定消费者欲望的不单纯是经济的因素，还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消费主义文化不但创造出这种欲望，同时将这种欲望制度化和道德化: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力消费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就是贫穷”。这成为人们认同的信条。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代消费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从蒸汽时代进入电子时代，耐用消费品成为日常消费的主流，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精神上的各种享受;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三、消费主义在我国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从美国兴起的消费主义通过大众传媒向世界各地全面扩散和渗透，我国社会中也开始出现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消费社会也渐露雏形。依据上面的内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物质消费产品极大丰富、消费社会业已形成这一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主义的出现与扩散同经济发展状况的适应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甚至是正好相反。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条件下，消费主义在我国的兴起与传播，主要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与扩散的结果。换句话说，即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与其说是来自经济因素的推动，不如说是来自文化领域的先导。

20世纪下半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带来了商品的极大丰富，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消费选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在为获得温饱而不断努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间，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已经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家庭中得到普及，现在，更多的人已经开始追求空调、汽车、名牌时装、豪华别墅等奢侈性消费品，不仅是为得到更为舒适的生活享受，而且也试图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显示自己的品位、风格、和格调。通过对消费的追求来实现自我，表达自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消费主义，它将消费和身份、地位的确立联系起来，倡导人们在消费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6

一 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

二 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的矛盾

1、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

2、与为利润生产相适应的消费方式

3、市场调节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失灵

4、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作用

三 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矛盾的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1、全球生态危机出现

2、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

3、人口指数增长及其后果

4、社会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

四 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矛盾的解决途径

1、用有限的物质生产代替无限的物质生产

2、建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消费方式

3、对资源利用、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实行计划调节

4、建立公有制,消灭阶级和民族利益的对立

5、消除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五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好出路

1、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内在地一致

2、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

3、当代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资本主义不但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趋势如何?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面临的挑战和前景如何?人类社会是否会走向共产主义?这些问题重新又摆到人们面前。本文认为,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的矛盾产生了,这个矛盾的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才能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本文的共产主义概念包括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污染问题在内。

一 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一旦系统的平衡受到扰动,甚至破坏,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总体环境的质量。环境系统的状态和演化,既取决于系统内部的组成成分与结构特性,又受控于系统外部各种要素的作用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地球上的生命体无时无刻不与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交换。一旦生命体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变换停止,那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物质变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要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必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调节、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这并不是指人应该对自然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是指应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合理地调节,把这种物质变换置于人类的共同控制之下。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为了能进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便要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地控制的基础上。这一思想可以成为我们思考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视角。

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环境。这就要求人类把握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和演化趋势,从长远的、整体的、系统的高度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调整并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扰动,使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利于恢复、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曾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这精辟地揭示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如果仅仅坚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失去对为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进行不适度摄取自然的行为控制,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最终使人类失去生存环境。人类关心自然,实质上就是关心自己;人类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人类的部分与整体、片面与全面、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对自然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不仅应该遵循客观自然规律,而且应该遵循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它的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等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阻碍着经济的继续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已经认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必须努力探索一条人口、经济、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道路。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我们当前思索的一个焦点。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基本观点:一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极端的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虽然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赞美、突出人的智慧、力量、作用和地位,但是该观点极端地认为人在万物之上,是自然的中心、主宰、统治者,人对自然有绝对的自由支配权利,一切应从人的利益出发,甚至从某阶级、阶层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自然。其实质是人类利用中心论,无视自然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后者虽然重视、强调人与动物的共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赞美、突出大自然,但是该观点极端地否定人的中心地位、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自然与人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喻为“宇宙之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刀耕火种方案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人类要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法律和社会制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自然、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等相和谐。我们坚持发展,但决不是把自己与自然重新、甚至更深刻地区别和分裂开来,也不是并列起来的兄弟关系,而是更深切地认识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当然,在这种和谐统一中,作为一个更广大、更长远的人类自我,人仍然是中心,是一切价值观念的中心。这样的一个人类自我,更能提高和扩大人类的权利和责任感,使其与人所具有的能力、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起到的作用之间,达到自觉的统一。

二 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的矛盾

自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结合,使人类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极大地刺激了人类消费欲望的膨胀和人口的迅速增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可以说,20世纪任何一个10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都超过以往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这些成果所陶醉,陷入了这样的误区:深信人类的理性是万能的,科学技术是至上的,人类可以无条件、无限制地从自然获得资源,排放污染、废物。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增殖的无限膨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地迷恋于追求经济指数的高速增长,而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就提出了地球有限性的概念。它在《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中说:“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

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地球的有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有限。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后不可复得,绝对数量在减少;可再生资源若再生的速度赶不上被开发利用的速度,稀缺程度也会加深;

(2)地球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能力的有限。如果污染的破坏力度超出地球吸纳污染和自身净化调节的能力,生态系统的平衡就会被破坏;

(3)地球所能供养人口数量的有限。人均消耗资源提高和人口指数增长的共同作用,会对资源消耗表现出很强的加权效应,自然界客观上存在一定的物质能量供需平衡规律,人类有责任来维持这一平衡,否则地球上的生物不能够长久繁衍生息。地球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也应该是有限的,不能突破地球的有限性制约,否则,人类将失去生存的载体。

可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使生产和消费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

1、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

在商品经济中,价值或货币是社会财富的抽象存在形式。商品生产是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者所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只要商品能卖出去,得到他所希望的价值,他就不会停止生产。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只有使其不断增殖,不断地获取或占有更多的价值,才会拥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以更好地满足其所有者的需要。要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这一社会目的,就必须通过不断生产和占有更多的价值来实现。因此,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对价值无休止的追求成了人们活动的直接目标。并且,商品生产者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得住脚,并发展壮大自己,必须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积累,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无休止地牟取价值。

随着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商品经济也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经济形式。这样,商品生产表现为资本生产,生产资料占有者就表现为资本家,追求交换价值就表现为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对价值无休止的追求就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或利润无休止的追求。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只不过是商品经济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两者是以对立的关系结合起来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进行的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家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为了卖出去,实现其产品的价值并使其增殖。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要目的;只有在他越来越多的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谋得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5页)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资本家就必须不断地扩大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过程,作为生产成果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完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而是将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作为追加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榨取更多的由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下,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

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私人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58页)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不会停止生产,不会停止掠夺自然资源,停止破坏生态环境。占全球森林面积三分之一的亚马逊原始森林,为全人类提供着50%的新鲜空气,但在近几十年却遭到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性破坏。一些跨国石油公司为了贪婪地掠夺这个地区的石油,不仅毁林挖井,而且砍树淘金。还有些垦荒者为了从原始森林获得耕地,纵火毁林。迄今为止,亚马逊河流域由于上述原因毁掉的森林面积已超过11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部面积的30%以上。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还引起了很大的浪费。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经营的规模。市场调节往往使生产的商品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不一致,当出现供大于求时,市场上的商品就不能全部卖出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得不到充分实现。这样,不仅生产商品的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且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资本主义市场调节下,生产浪费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严重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又决定了商品生产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而这两者主要以经济数量等级来评价的,不考虑现在的社会消耗和破坏环境的代价。

俄共新党纲有段话生动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如今占据大半个地球的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那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从属于最大限度地搜刮利润、积累资本、追求无限膨胀的市场法则。一切都已变为商品。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是金钱。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特殊的、浪费的性质。它把生产首先看作是对人的全面剥削和对自然的全面掠夺,而不考虑社会的耗费,不考虑对下一代人生活与环境的有害后果。

2、与为利润生产相适应的消费方式

生产决定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必须与它的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出了无限膨胀的物欲,使人陷入在异化消费中认识不到自己真正需求。为了实现经济的无限增长,为了满足资本自我增殖的需要,就要生产大量的商品,生产了大量的商品就要求有大量的消费。这样,无限扩大的生产决定了人们的消费也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产品为更新而更新,人们为消费而消费,为消费而不停地奔忙劳作,而消费本身却早已超出人的合理需要,在一些人那里甚至成为失去理智的疯狂的占用与浪费。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被异化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挥霍性消费。挥霍性消费引起了严重浪费,这不仅表现在像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包装袋等典型的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和消费上,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绝大部分的消费都具有类似的性质,即都是类一次性消费,而且生产力发展程度越高,消费中这种类一次性的表现就越突出。即使所谓的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等),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往往因为市场上出现了功能更多、样式更新颖的新产品,旧的消费品就被抛弃了。按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消费对象是否具有或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应当依据消费客体能否成为或继续成为消费对象的尺度。因此,只要一个消费对象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它就仍然是可消费的对象。而一次性消费却不顾这一点,迫使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可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抛弃。

另外,资产者为了商业上的目的,大力提倡所谓的深加工产品。虽然许多深加工产品是必要的,但不少深加工产品却只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以达到吸引人们消费的目的,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过分追求形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生产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特别是某些深加工产品的制造属于不同能量的层次之间的转换,它浪费的能量就更多。生态不同营养级之间的能量转移率一般不超过10%,其中90%的能量都在转化过程中浪费了。假如人们只食用谷物,一亩耕地能养活十多个人的话,那么,如果人们完全食用靠粮食喂养的牛肉,则每亩地就只能养活一个人。随着深加工产品的不断增加,人均资源消耗量也在直线上升。有关专家指出 ,人类在2000年的总消费量将相当于足供1900年水平时六百多亿人口的数字。一方面是世界人口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由这种挥霍性的消费方式造成的人均资源消耗量的急剧增加,这就使得人类的资源消耗量飞速增长,给地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第二,消费背离需要,目的与手段颠倒。追求利润的生产使生产和经营的目的与消费者的需要发生了分离: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是成为一种自足的目的。生产经营者要实现自己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必须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让人们消费掉,否则,利润的获得便无从谈起。生产经营者通过广告宣传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时尚”,诱导消费者接受他们自己当前并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使得消费者按着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进行自己的消费活动。随着生产对需要的背离,消费也与需要相背离,消费已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是成了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得利润的手段,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消费对需要的背离,使得消费突破人的需要的有限性也获得了无限扩张的趋势,因而对于经济的增长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消费背离需要的后果是大量的无意义消费和有害消费。

第三,价值取向被扭曲了。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消费观作用下,人们把聚敛和消费物质财富数量的增长叫做生活水平的提高,叫做社会进步;把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应当效仿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通常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高低有两个评判标准:一是人均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生理功能的程度。如果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生存为尺度去评价的话,这两点都不能成为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志和尺度。过度地消耗物质财富和盲目地追求用自然力代替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的后果,都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因为,第一、人不仅是一个社会存在物,而且首先是一个生命机体。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常数,如果消费的物质财富数量急剧增多,反而会破坏人体生理器官的健康运动,从而引起各种疾病,这点已被社会现实所证明。第二、过分地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也与人的生命原理相冲突。人的生理器官的功能是由生物学的用进废退的规律所决定的,盲目追求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生命功能的后果,必然是人的生理器官功能的退化和生命活力的降低。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的生命遗传变化却很少,人类对这种陌生的环境不适应,已经在许多“现代文明病”中有所反应。人的生命机体对于变化巨大的人造环境的承受能力是否也有一个限度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3、市场调节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失灵

市场调节是与为利润而生产相适应的一种经济运行的调节手段,它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成功运作,人们曾普遍认为个体看似无规则的经济行为,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总体上将呈现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市场可以使资源达到最优组合。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弊端日益被人们所发现。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由于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并导致失业、经济垄断、外部性、社会收入差别扩大等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应产生了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特别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人类活动和环境公共物品的供需关系上无能为力。

环境是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它因为没有进入市场而具有外部效应,即经济人的行为对环境的效果,并没有通过交易方式(成本—效益)反映出来,而表现在市场作用之外的,或者说在这方面市场失灵了。市场调节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失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环境资源产权不存在,影响人们对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和投资的积极性,引起普遍的短期行为。例如,由于空气、河流、海洋水体等没有产权,私人通常不会对合理使用这些资源感兴趣。

第二,一些环境资源形成不了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没有价格或价格偏低,造成过度利用。江河、湖泊、海洋、空气等提供的环境服务通常没有市场或价格偏低,利用者不花什么钱就可以任意占用,造成水环境和大气环境不断恶化。能源和许多其它矿产资源虽然有市场,但价格偏低,价格构成中并没有反映出其开发利用中的环境成本,加剧了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第三,环境利用中存在着广泛的外部不经济性。这主要是指企业或个人的经营活动对同其没有直接市场交易关系的其他企业或个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如企业污染了周围环境,给周围居民和企业带来了危害;上游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淤积了下游河道,加剧了洪涝灾害。外部影响的经济后果是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出现差别,污染者不承担相应的污染责任,污染者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这些企业实际上是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得了某种竞争优势。

第四,很多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使用和消费不具有排他性,无法由市场自发地提供。如果一个企业保护了清洁的水体和空气,但不能排除周围的企业和个人享用,形不成需求市场。没有需求市场,通常也就不会有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去提供这类公共物品服务。从而便出现了一种所谓“搭便车”现象,即免费享用公共物品而不承担责任的情况。可怕的是,搭便车行为具有传染性:你不付成本而获益,我付成本岂不吃亏了,于是我也不付,于是人人都想搭便车,最终导致公众悲剧的发生。

第五,环境资源领域建立产权和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对海洋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洄游鱼类资源,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即使划定了产权,如把某一群鱼划给某个渔民,但监视、保护起来难度很大,成本也太高。

第六,环境资源利用及其影响一般是一个长期过程。同长期性相连的是不确定性,时间越长,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开采经营的风险也就越大,从而抑制了企业和个人确立一种有利于资源长期持续利用的投资和经营战略。

各市场经济国家,在计算衡量经济进步的基本指标GNP时,没有将环境损害的因素考虑在内。虽然环境影响一般来说没有相应的市场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就不是一种社会生产消耗。仅仅对市场化的产出进行衡量的GNP,不能看作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标志。又如,炼钢厂生产钢铁造成的污染,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在确定钢铁的价格时,只考虑生产钢铁的实际耗费,并不把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计算在内。实际上,应该对所发生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并从GNP中扣除,这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合理的、科学的表现,但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做到,市场调节不能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产生约束机制。

市场的失灵,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调节的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是局部利益而不是全局利益,是眼前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市场调节不仅激励不到和解决不了最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反而随着自身的发展,进一步使这个问题恶化。我们当今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迫切需要社会用一种新的调节机制来重新调节我们的生产,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利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市场调节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失灵所引起后果的严重性,强烈主张国家进行干预,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推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世界市场来掠夺全球资源和输出污染,使本国的生态环境近来有所改观,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却在加速恶化,整个地球的的生态环境却在加速恶化。

4、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张趋势的发展。科学技术是 把双刃剑,人类在运用它创造了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利用它破坏了自然环境,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在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人类的虎视之下走向毁灭、灭绝。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环境的衰败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20世纪是科学技术胜利的世纪,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世纪。

人们使用科学技术之所以出现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关键在于利用者的目的和需要。科学技术本身没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不能把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正负作用笼统地归属于科学技术本身,片面地加以褒贬。马克思指出:“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资本家的工作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8页)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谁先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谁生产某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低于生产该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谁就能获得超额价值,进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社会整个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可以降低生活资料商品的价值,从而降低劳动力价值,这样资本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提高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存在迫使资本家千方百计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挤跨对手,本身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又使他们有可能当机立断,及时在生产中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可见,科学技术是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艺术的进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5页)

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其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工业技术把对人类并不重要,但却在日益增长的某些商品,用不断增加的对环境有害的包装包裹起来,造成象征着技术时代的进步但实际上是生活垃圾的大量堆积。无数事实表明,比起那些老的技术来,本世纪的新技术对于环境的破坏更大,造成了人类生存与地球环境更不协调。资本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利用科学技术来设计和生产出象汽车、核弹、合成塑料、化纤等能带来巨额利润的产品,而忽视利用科学技术来治理这些产品给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的破坏。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他们甚至还垄断和保密已经研发出来的环保技术。例如,德国和日本一些厂家生产的汽车具有功率大、耗油量小、尾气少、噪音低等优点,这本来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可是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为了保持他们的汽车在市场的占有率,却不轻易把这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公诸于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加速器。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均急速增长,人们通过科学技术改变的自然环境又影响自己的生存。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同时也使当今社会陷入深深的不可摆脱的危机之中。因此,科学技术再也不能只顾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无忧无虑地不断扩张下去了。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7

【关键词】消费社会；角色认知；消费者；责任

20世纪西方社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获得极大地提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步入了“大众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随着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在我国的部分大中城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消费社会特征已经初露端倪。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形势将扩展波及到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消费市场。

一、消费社会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自我角色认知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家本着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因此对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看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励，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从供给的角度看，商品供给空前充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联合大众传媒不断刺激消费者的各种消费欲望，使消费者的角色认知与传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者主要表现为如下的两种角色认知：

1.消费者上帝论。这种消费者角色的认知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方面对自身与企业的相对权利和地位的认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因此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企业在生产、销售等方面日益重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甚至利用营销的功夫来取悦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就是上帝”成为消费社会广为流行的口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以往相比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商品、公平交易等权利，不再像商品不充裕社会那样，缺少自由的选择权。而伴随着物质的日益充裕，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同这种观念，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消费主体，消费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2.消费者论。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从他开始，人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切由人出发，一切服从于人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自然界就只能作为人的实践对象和满足实践需求的对象而存在[1]。消费者论正是以此为依据，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进行生产，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理论得到极大认同，人们越发认为消费权利至上，使消费者的欲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

二、对消费社会下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的深层解读

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以及企业和大众媒体的推演，上述探讨的“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两种主要的自我角色认知，但是，实际上消费者的地位并不如此乐观，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下面是对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实质的分析：

1.真正的劣势地位——对消费者上帝论的驳斥

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市场已进入买方市场，但消费者在市场中具有天生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立法也相对滞后，导致“消费者是上帝”在很多情况下是消费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面对垄断行业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即使是非垄断行业消费者也存在着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对称等种种的劣势[2]。近年频繁出现的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证明“消费者上帝论”只是一句美好的口号而已。

2.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利用工具——对消费者论的驳斥

由于消费者思想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消费者思想的渗透，消费者对自身的主体地位日益认同，认为自身相对于他人，相对于社会、相对于自然，均是处于主导的主体地位，消费的自由权利不涉。而这种消费者的意识，由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变得越发的危险。它为人们不受制约的追求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提供了借口，使人们欠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自省，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经济活动中非伦理现象大量滋生。由于消费者缺乏对自身消费的道德考量、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公平正义的判断，被物质消费欲望所束缚，精神领域却日渐贫乏。人类在消费上的无度而导致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3]

三、我国消费者自我角色认知的重建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者应该认识到“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建立起对自身角色的正确认知，努力塑造自身成为责任型、智慧型的消费者。

责任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论得到极大的认同，但是这种极端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模式，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从而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消费的理想模式[4]。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在消费者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消费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责任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实现消费公平正义的责任。消费的公平是指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消费权时，以不影响他人消费和整个社会消费等为前提。主要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涉及当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自然资源消费方面的权利极不平等。即使在我国，目前消费不公现象也普遍存在。穷人和富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消费方面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利，富裕阶层的奢侈、炫耀、浪费消费等享乐主义消费行为大行其道。而作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自己对资源的过多占用就是对他人的掠夺和不公。代际公平是指人类代际间对消费利益的享有也应该实现机会上的均等。当代人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观念，在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子孙后代赖以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5]。（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追求合理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绿色消费。每个消费者都应该在消费时对自然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杜绝不必要的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从而间接成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三）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的责任。消费价值观、消费习俗是一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价值观和人们消费习俗的良性变化，对一国的社会风气的净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消费者应该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避免过度追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避免只追求物欲的满足，而忽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消费时，弘扬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悲天悯人、敬畏自然的传统消费文化理念，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贡献。

智慧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虽然“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论”充斥我们的视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消费者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消费者应该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角色地位，塑造自身成为智慧型消费者。智慧型消费者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两个方面。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源于消费者对自身弱势地位的理性认知。现代企业与单个消费者作为市场主体在地位上的不对称日益加剧，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经常出现。消费者应该坚决抵制和揭露各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件，熟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渠道和法律，积极的进行自我保护。消费者的自我约束主要是指消费者应树立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念，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适度消费就是适当合理的消费，既包括数量上的适度合理也包括质量上的适度合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刺激，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取得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我国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种无度的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容易使人逐渐在消费中失去对自我的掌控，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无度的消费更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适度消费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人生意义的理性把握。

参考文献：

[1]徐新.现代社会的消费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符国群.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秦鹏，黄学彬.消费者质疑——种环境伦理下的人文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4]陈启杰，田圣炳.论从消费者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型[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10）.

[5]何小青.消费伦理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消费主义的起源篇8

论文摘要：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阿格尔的思想不仅对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本·阿格尔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尤其是在对马尔库塞和莱斯思想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并由此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不仅促成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而且对于我们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启迪。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史上，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出发，论证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阿格尔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 

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并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工业生产的原因。另外，在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分析时，它也没有忽视对阶级结构的分析。 

在它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业已过时，但其理论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仍然充满着活力，并以此为前提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危机经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和发展。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来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l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危机也主要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然而，到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和空前激化，社会矛盾的地位正在被人与自然的矛盾所代替，生态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式。他说：“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这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着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来分析生态问题，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动力导致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异化消费人手来探求人的解放，力图通过对现代统治形式的评价和批判来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既要打破过度生产的控制，又要打破异化消费或者说是过度消费的控制，从而设计出一种打破二者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对于过度生产，他指出，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而过度消费的克服将通过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的劳动的办法来实现。 

建立在以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基础上，阿格尔从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生态危机理论。 

二、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在阿格尔看来，大量存在于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也是逐渐削弱了。在垄断时期，资本积累已超出资本家有效利用的能力，它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并引起阶级的重新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和破坏大自然等方面所造成的危险趋势。他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前者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以及职能越来越专业化等等；后者则表现为人们往往只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确定自己的幸福程度，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超出了自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不仅加剧着人的异化即分裂了人的存在，而且还对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之所以迄今未能在西方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高生产和高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发挥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刺激异化生产，使资本主义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和无限扩张；二是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从而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然而，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和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它使生态危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将逐步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 

由这样的分析出发，本·阿格尔声称：“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效了。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阿格尔的以生态危机来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基本主张。 

阿格尔的这一声称，很显然存在着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读和歪曲。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仅仅关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生产当做一个孤立的活动来研究，而是从它与流通、消费等的关系中对它进行把握。在他那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二者中的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而且，生产和消费中的每一方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由此可见，生产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其危机理论不可能仅仅属于生产领域的危机。实际上，马克思还专门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现象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商品拜物教思想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当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只是揭示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上，它对当前时代更有意义的是，以前瞻的眼光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现象的洞察和批判。 

客观地说，阿格尔主张用生态危机论代替经济危机论，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又对它做了过分拔高，走向了思想的极端。其实，用生态危机论来取代经济危机论，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严重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应当从社会矛盾出发来认识生态问题。而阿格尔却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实上，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越来越表现为生态危机，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仍然是经济危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而要看到它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危机，更不能因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做出这样的判定，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合体。在这种危机态势中，经济危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危机形式，不能离开经济危机来单独地看待和讨论生态危机。 

三、异化消费：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问题，马尔库塞和莱斯都作了具体研究。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他们这方面的认识，把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的思想。 

阿格尔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异化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异化消费已成为普遍的而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并成为当代各种异化的集合点。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了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政治上，异化消费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消费领域缺乏充分分析，才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此，阿格尔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需要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从而提出了他的异化消费理论。 

依据阿格尔的观点，异化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相脱节。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并总是与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相联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一切消费也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但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广告的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需求不是适应“纯商品”本身，而是适应某种商标的商品。消费也成为对不自由的一种“补偿”，从手段变为目的，与人的需要相脱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化消费呢?阿格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异化。由于劳动异化，人们从事着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工作。这样，劳动中的他们是不自由的，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这一不足，使消费成为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然而，这种通过消费而得到某种自由的补偿，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补偿”。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操纵和控制的。在消费领域如同在生产劳动中一样，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阿格尔把这种被控制的消费行为称为“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 

在阿格尔那里，异化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是一个政治范畴，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第一，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和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第二，它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和消费来大大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第三，它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上，从而大大分散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他说：“个人提高其消费水平可以赢得更高程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以许诺高消费来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是以许诺高消费而获得的”。“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对于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它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阿格尔虽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工人的劳动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在对劳动的性质判定上与马克思相一致，即认为它是一种异化劳动。他把异化消费看做是异化劳动的逻辑对应物，并指出，正是由于人们在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并且是常常报酬不足的异化劳动中感到不满足，才致力于消费活动，把消费看做是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源泉。他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里，他实际上是把异化消费产生的根源归为异化劳动，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并且，阿格尔还对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做了正确分析，指出二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其中，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而异化消费则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从而也使异化劳动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之上，它还是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时展。在l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因而马克思把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主要放在了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远远超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揭露和分析，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二战以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被转入到和平用途，使得社会能够向人民提供大量的消费品。再加上“享乐”思想的盛行，西方进入到了所谓的“消费社会”。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正是对这种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在对异化消费的考察中，阿格尔把异化消费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并具体分析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以及它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样在阿格尔那里，异化就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他的这一思想还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 

当然，阿格尔的异化消费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异化消费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拔高，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病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似乎只要消除了异化消费，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他甚至把克服异化消费看做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二是在对异化消费的分析中，阿格尔虽然也承认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基础，把异化消费的原因归为异化劳动。然而在他那里，异化劳动仅仅被归结为劳动过程的破碎化、集中化和官僚化。他仅仅是从人的不自由以及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方面来看待异化劳动的。可见，阿格尔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违反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异化劳动的危害性的。他没有对深藏在异化劳动背后的私有制根源进行分析，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力度。 

四、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既然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只要克服了异化消费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克服异化消费呢?对此，阿格尔明确指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策略。 

在阿格尔那里，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它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生产萎缩，出现“无增长的经济”。于是，人们所被许诺的能够得到源源不断商品的期望就随之破灭，他们被迫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消费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人们将会对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而消费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变革，那种依附于广告媒介的消费和把消费看做是满足的唯一手段的消费现象将会消失，从而使异化消费得以克服。在阿格尔看来，消费领域的这一变革也将扩展到劳动生产领域，它将会使人们对于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促使劳动的强制性消失，使劳动成为真正的“创造性劳动”。这样，在生产中将会出现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而这又将会带来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使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分散的、自治的管理形式将取代那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体系。以此，阿格尔断言，发端于消费领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消除异化消费不仅是可望的，而且是可及的。并且，消除异化消费的同时也就克服了生态危机。 

可以看到，阿格尔从消费领域人手的社会变革策略实际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之上。而人们消费观念的变革又植根于“人的需要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这样，革命在他那里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生只是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就把变革的希望完全寄于生态系统的危机，从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这种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的社会变革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在实际中是行不通的。为了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尔不仅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总体变革策略，还提出了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措施，这主要包括：第一，实行稳态经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居住状况和生活方式。他说：“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 

第二，实行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政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就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在阿格尔看来，这不仅可以使生态得到保护，而且还可以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主要制度的根本改变。第三，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高度分散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二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设想，“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第四，实行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阿格尔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共同反对官僚化，因而二者不仅相容而且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并且这一结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包含着的“民主实质”，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所缺乏的，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二者的结合。 

阿格尔所提出的这些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核心的具体变革措施，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一定的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它的局限性也是显在的，尤其是他关于稳态经济的思想。稳态经济的思想虽然包含着环境保护的积极因素，反映了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然而，这一主张把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经济的零增长，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零增长不仅不会解决这些国家的生态问题，反而会使生态问题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