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市场；信用欺诈；信用评价法律体系

第一章、我国高位阶立法现状与不足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综合性强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内容全面

《电子商务法》（草案）中将电子商务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都综合性的囊括其中。学界中一直呼吁的综合性质的《电子商务法》已经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很多新型的互联网市场交易出现的问题已然有了法律约束的前提。《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规定全而不专。对于文章所要论述的信用欺诈的法律规制问题，草案中也是在五十六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有规定。但是综合型的法律规定过于空泛，难以切实起到法律规制的良好作用。

（二）《电子商务法》（草案）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

文章作者认为，《电子商务法》作为效力高位阶的法律出台，综合而全面应该是其应有之意。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应该通过专门法的补充和完善或者通过专项立法方式对电子商务中的有别于传统市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进行单独规制。任何法律都具有滞后性，但是不能因其滞后性的特点否定它的价值和作用。诚然，滞后的高位阶的综合性质的法律确实难以对新型的互联网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但是，滞后的高位阶的综合性质的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是不容轻易修改的。因此，即将出台的《电子商务法》是网络市场规制的权威法律，其综合性的法律规定是出于其法律的性质所做出的合理选择。

因此，我国应该在《电子商务法》的基A之上进行专门立法。当然，专门立法要与国家政策相一致，国家政策要求市场经济下，以市场调节为原则，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例外，但是无论是原则上还是例外，都需要法律规制规范市场行为，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损害原则的潜在因素，是例外的理论基础，因此专门立法势在必行。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全面

（一）新增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宽泛

现在，学界中基本达成共识的是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当规制的违法行为，只是在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分类上有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信用欺诈行为完全归属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分类当中的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都能通过定义及其内涵归属到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无须单独特别规制。学界中主流观点认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其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通过传统分类进行法律规制。因此需要单独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作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中一个重要分类――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是随着网络购物繁盛兴起而日益严重的问题，网络购物信用评价体制存在技术上的诸多问题，但是，由于技术中立原则，文章作者仅在文章中论及网络交易信用欺诈在现有技术机制下的法律规制问题，法律与科学技术是互相促进和发展的，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约束，法律的进步需要技术的支持，因此法律与科学技术的相辅相成的。在现有技术下，需要法律规制现存的网络购物信用评价技术的秩序以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高位阶的综合性法律，需要专门法律配套实施。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该设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综合性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例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八条中规定增加了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两大种类。种类范围过于狭窄和单一。文章作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该吸收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条文内容要求综合性强。然后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综合性法律的前提下，要加强配套的专门立法，专门立法灵活性强，效力位阶相对较低，能够更加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网络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起到良好的法律规制效果。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现状

（一）缺乏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规制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滞后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更滞后于《电子商务法》，缺乏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消费者维权的相关立法规定。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消费者维权的形式已经无法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网络市场上维护自己正当的消费者权益。在第五章、第六章还有第七章这三章中应该增加有别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产生危害，消费者的维权方式，例如网络在线投诉维权等方式。

（二）传统法律规制方法的滞后性

消费者通关传统的法律规制方式，难以真正维护到切身合法权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交易公平权在网络交易市场中很难得到保护，尤其在网络交易欺诈泛滥的今天，消费者更难从纷繁复杂的网络交易上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因而产生违背消费者真实意图的购买交易，进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必须紧跟《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的脚步，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特殊的综合性规定。再通过灵活性高的专门立法完善整个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

第二章、我国低位阶立法现状和立法愿景

一、关于电子商务信用欺诈的专门立法现状

在互联网迅速普及发展的今天，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规制互联网违法行为的法规、规章。主要相关法律文件有《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网络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实施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但是在这些专门法规、规章中对网络交易信用欺诈的法律规制并没有专门立法。

文章认为，信用欺诈需要专门立法，专门立法应针对信用评价体系、针对信用评价机构、针对电商平台，针对电商平台的经营者，针对第三方信用评价平台，明确其法律责任范围。从实体和程序上规制信用欺诈行为，从而净化整个电子商务市场，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二、电子商务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一）信用欺诈行为已然成为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阻力

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电子商务信用欺诈行为愈加猖狂，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修改信用评价的职业人和团体。消费者也因此对电子商品的现有信用评价存在很多质疑，客观上减损了电子商务的成交量 ，从而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高位阶综合性立法可执行性不强

在《电子商务法》这一综合性法律即将出世的前提下，虽然关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已经入法，但是可操作性并不强，因此综合性立法在实务过程中形如虚设，并起不了法律规制的作用。诚然，高位阶综合性立法的立法意图原本在于使各种行为都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必依还需要专门立法的细化规定。

（三）电子商务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缺失

就如前文所分析的，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空白，需要填补专门法律的空白。散见于其他法律文本中关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针对性不强，不利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入罪。因此，需要出台关于信用欺诈的专门法律，配合《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大高位阶的综合类法律切实起到法律规制的作用。防止综合类高位阶的法律条文变成一纸空文，这违背立法原则和精神，当然也不利于市场秩序的良序运作。

第三章、国外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相关立法借鉴

一、 美国行业自律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完善而又符合其市场规律。美国采取以行业自律为主导的模式，相继出台了《犹他州数字签名法》《伊利诺伊州电子商务安全法案》《国际与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关于远程合同消费者保护指令》《知识产喙ぷ髯楸ǜ妗贰锻络版权责任限制法案》《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等法案。主要通过行业自律相关法律规制，在过错责任的限度里面维护电子商务的健康运行。这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尽量降低政府干预，试图通过市场良性循环淘汰掉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各种违法行为。

当然，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但是，对于我国而言，仅仅行业自律的相关法律规制很难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信用欺诈行为，因为我国电子商务经营者庞杂，行业自律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我国又正处在电子商务已经被信用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掣肘的困难时期，因此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当前存在的电子商务中信用欺诈等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最为有效。

二、德国综合性《多媒体法》对我国的借鉴

德国的《多媒体法》是专门针对互联网行为和应用而制定的法律，使得电子商务法律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不同于美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一个新思路。互联网法的独立性使得涉及互联网的违法行为能够很好地“有法可依”，互联网法律部门的独立使得法律对互联网领域的适用性强、法律执行力度强、实用性强、监管力度强。

我国现阶段是与德国一样进行了综合性高位阶立法――《电子商务法》（草案）已经问世。但是，这只是法律规制体系中的一环，远远难以形成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除了需要综合性的立法使法律适用中“有法可依”，还需要专门的立法使其“有法必依”。因此，我国应该在综合立法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专门立法，从而建立一个严密的电子商务法律规制体系。

第四章、我国电子商务法中对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的建议

一、专门立法的原则

（一）技术中立原则

无论是什么位阶立法原则都要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只有技术中立才能有效规避因技术瑕疵而产生的法律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形。因此，即使是低位阶的专门立法中也应当将技术中立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

（二）尊重已有法律制度的原则

法律作为维护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权威性不容亵渎。法律权威才能使群众信服和更好地遵守。当然，此处并不是说法律永远都是正确的，永远都不能更改，错误的法律条文当然应该予以纠正和修改，但是如果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发展导致原本的法律条文不适用实务的情形应当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文章作者认为，应该在遵循现有法律制度的原则情况下，以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根据实务中的具体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此种方式更有利于法律权威性的维护，也有利于新兴法律问题的高效解决。

二、专门立法的具体内容

（一）专门实体性立法需要明确责任主体

在具体的专门立法中，关于电子商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尤其是信用欺诈行为，首先要明确其责任主体，承当过错责任的责任主体应该包括实施信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以及帮助经营者进行信用欺诈行为的团体或者个人，这个可以借鉴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切实杜绝信用欺诈职业化、团体化的泛滥。其次电子商务公共平台以及电子商务信用评价认证机构都应该承当监督不力的公平责任，这是出于整个市场的和谐稳定，适用于我国具体的国情的法律规定。

（二）专门程序性立法中要运用“大数据”[]确定因果关系

在电子商务的信用欺诈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以认定信用欺诈行为。由于互联网这一特殊的媒介不确定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导致在实务中很难认定信用欺诈行为，因为传统的因果关系中的客观因素在电子商务中很难取证。因此，要想改变这一被动无奈的局面，需要在传统因果关系中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潮流，运用“大数据”来推导出相关关系从而为其认定因果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大数据”的运用并非是传统因果关系的打破，相反是传统因果关系的延伸和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法律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借鉴国际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定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蓬勃发展，跨国电子商务也日益繁盛。在跨国电子商务中需要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法律遵从。在20世纪50年代，点在商务立法保护在国际上一时间甚嚣尘上，比如国际组织起草的世界第一部《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对电子商务的各个运作环节做出的详细规定的基础上，更开创了一种新的“功能等同”的立法技术，对以后电子商务立法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和立法规定，从而建立一套适用国际交往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三、专门立法的位阶效力相对较低

学界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应该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刚出世的《电子商务法》（草案）响应学界声音而出现。但是综合性的高位阶的《电子商务法》内容面面俱到而空泛，可执行性不强，因此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低位阶的、针对性强的专门立法。这是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

四、完善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的完善，除了需要完善信用评价的相关立法规定，还需要完善电子商务中其他制度措施的法律规定。因为电子商务整个运转的环节除了生产、销售、消费、售后等几个环节还有物流的环节，一般而言物流的环节被列在售后里面，但是由于电子商务物流的特殊性，其法律规制还需要补充完善。除了物流环节，电子商务中还需要建立单独的信用评价平台，信用评价平台是区别于电子商务公共平台自身信用评价系统，是第三方鉴定和评价机构。单独信用平台的相关立法的设计也对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中，除了专门立法，还需要相关环节――物流环节的法律规定以及第三方信用评价平台的相关法律条文共同组成切实可行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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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然.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监管法律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p-18）

[4]何潇潇.论网络团购中的法律监管：[硕士学位论文][D].江西财经大学，2015（p-25）

[5]林春亮.我国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缺失及立法路径选择[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4（05）：78-79.

[6]杨立新，吴烨，杜泽夏.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及法律规制方法[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01）：12-13.

[7]齐爱民，王基岩.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与域外效力[J].社会科学家，2015（11）：102-103.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商业欺诈； 消费者； 博弈分析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零售商利用商业欺诈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愈演愈烈，已成为当前市场监管的难点。研究商业欺诈行为的机理，强化对零售商和零售业的监管，对于提高零售业的公信力，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商业欺诈行为占消费者投诉的比例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难题。商业欺诈主要表现为价格欺诈、假冒仿冒、虚假宣传、虚假表示、合同欺诈等形式。2012年全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共受理商业欺诈投诉385 616起，占消费者投诉的70.97%。回顾5年前即2007年的消费市场，商业欺诈投诉案件占消费者投诉案的比例仅下降了5.82%，几乎没有显著变化。分析近年来商业欺诈的特点，合同欺诈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由2007年的35 645起上升到2012年的57 487起，上升了61.27%；假冒、仿冒和价格欺诈案件有所下降，6年间分别下降了42.15%和25.38%；虚假宣传案件除了2011年接近 2万起外，其他年份一直在1万起左右波动，如图1所示。自2011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商业欺诈的力度。2011年1月，国家发改委查处了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巨头的部分连锁店虚构原价、低价标示高价结算、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误导性商业欺诈行为；随后，相关城市发改委相继对违规连锁店处以金额不等的罚款。当时，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查获了家乐福11家门店，共处罚款550万元。商业欺诈事件的接连发生，加剧了消费者对零售业信任度的下降。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外资零售业的“价签门”事件，更是给零售业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冲击与信任危机（李智，2011）。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职能部门强化了对商业欺诈的监管力度，但针对消费者的商业欺诈行为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商业欺诈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得消费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信任度下降，而且商业欺诈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此，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机制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相应监管对策。

二、多方经济主体在商业欺诈中的博弈分析

纵观商业欺诈行为发生的过程，一般由零售商、消费者和监管部门三方参加博弈，商业欺诈发生的严重程度与监管部门职责履行的好坏直接相关，是博弈各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一）零售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在本博弈中，博弈参与人为零售商1和零售商2，且参与人均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定每个参与人都是利己的，都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且两个参与人都不愿意与对方共谋。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某种商品市场总占有率为100%，假设市场中仅有零售商1和零售商2。如果双方都诚信经营，零售商1和零售商2各获得50%的市场占有率。但由于零售商具有天然的利己性，必然通过追求市场占有率的扩大，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就会不惜违背诚信原则，直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这是由商人追求高额利润的天性所决定的。对此，卡尔·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只要有50%的利润，商家就会积极的冒险；有1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当零售商中的一方率先违背诚信经营原则，进行商业欺诈时，他的市场占有率就可能达到80%，诚信经营的一方市场占有率就会减少，仅为20%；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诚信经营的一方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只能选择商业欺诈，从而通过博弈逐渐达到市场占有率新的平衡。具体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假如零售市场中缺乏职能部门的监管，各个零售商面对其他零售商的欺诈行为，如果坚持诚信经营，必然失去已有的市场占有率。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选择欺诈就成为最佳策略。

（二）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1.模型假设与构建

在本博弈中，博弈参与人为零售商和消费者，且参与人均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设零售商在不欺诈时可获得正常收益R1，其在进行商业欺诈时可获得额外收益R2，但其在发生商业欺诈行为后一旦被消费者投诉，就需向消费者赔偿P，且会被监管部门罚款F。零售商的选择策略有：欺诈或不欺诈两种。

消费者购买商品后会获得满足效应为U，但其若发现零售商存在商业欺诈行为，可依法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其投诉成本为C，一经核实，消费者依法可获得零售商额外收益R2的N倍赔偿额P（P=NR2）。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选择的策略有：投诉或不投诉。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2.模型分析

当零售商选择欺诈时，如果消费者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由于现实生活中投诉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交易成本）一般较高，而其投诉后获得的赔偿P一般较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P一般仅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2倍（含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成本）。假定P-C0，消费者通过投诉所获得的收益为正数，消费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选择投诉。

当零售商进行欺诈时，消费者如果选择投诉，零售商就有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罚款金额为F，而且还要对消费者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为P。理性的零售商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佳策略就是不欺诈。当消费者选择不投诉时，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就可多获得额外收益R2，其最优策略显然是欺诈。综合以上分析，如果消费者投诉成本过高，在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消费者就会放弃投诉，客观上纵容欺诈行为的发生。如果监管部门缺位，欺诈行为就会愈演愈烈。

（三）零售商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1.模型假设与构建

政府监管部门承担着对零售商的监管职责。监管的过程就是双方的博弈过程，而且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面对零售商的商业欺诈行为，监管部门的选择策略有：监管或不监管两种。如果监管部门忠于职守，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就可能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监管部门社会声誉提高，取得收益R0，同时付出监管成本C1；如果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就可能受到政府的批评，而且还会导致零售商欺诈行为的猖獗，从而造成消费者的严重不满，此时，政府监管部门必然社会声誉降低，其失职成本记为-R0。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零售商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2.模型分析

当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时，由于零售商欺诈时的收益R1+R2-F-P0小于不欺诈时的收益R1，所以零售商的最佳策略是不欺诈；当监管部门不监管时，零售商一旦欺诈成功就会获得额外收益R2，而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所以此时零售商的最佳策略是欺诈。当零售商不欺诈时，监管部门不用付任何监管成本，便可获得较大收益R0，其最佳策略是不监管；当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监管部门的策略取决于R0+F-C1与-R0的比较。当监管成本较高，且监管部门失职的成本较低时，R0+F-C1

设零售商欺诈的概率为p，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为q，那么存在如下结果：给定q，监管部门监管的期望收益为U1（p，1），不监管的期望收益为U1（p，0）。

此时，若零售商欺诈的概率小于p，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实施不监管；若零售商欺诈的概率大于p，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实施监管；若零售商欺诈的概率等于p，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实施监管或不监管。

3.变量分析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C1增加，则零售商欺诈的概率p就会增加；若监管部门对零售商商业欺诈的罚款F增加，则零售商欺诈产生的代价就会增加，其欺诈的概率p就会减少，同时监管部门由于进行罚款，可能得到政府的奖励而获得收益增加，其行使监管权的概率q也会增加；若社会舆论对监管部门的影响R0增加，则监管部门履行自己职责的认真程度就会增加，此时零售商迫于政府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的形势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其欺诈的概率p就会减少。若零售商商业欺诈时获得的额外收益R2增加，则零售商获利空间增大，就更倾向于进行欺诈，此时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q也会随之增加；若零售商商业欺诈后对消费者的赔偿P0过大，则零售商对消费者的商业欺诈就会有所遏制，此时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q就会随之降低。

三、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上述博弈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是在零售商与零售商的博弈过程中，由于零售商之间没有稳定的信任基础，在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他们为了求得市场占有率的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必然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准则，选择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二是在消费者与零售商的博弈过程中，消费者是否选择投诉，与投诉的成本有密切关系。如果投诉成本过高，当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消费者往往对其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放弃投诉；当投诉成本低，投诉方便快捷，获得的收益高时，消费者才会选择投诉。

三是在零售商与监管部门的博弈过程中，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的概率p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执法机关对零售商商业欺诈的处罚力度、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失职成本三个因素。在现有条件下，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收益有限，失职成本较低，政府职能部门失职渎职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零售商商业欺诈愈演愈烈。

（二）政策建议

1.必须明确政府职能部门职责，强化市场监管打击力度

国家必须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的划分，加强对政府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监督检查，促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严格依法行政，加大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打击和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政府职能部门必须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对于多次实施商业欺诈涉嫌构成犯罪的，严格依照国务院310号令做好案件移送。同时，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提高执法的公信力，降低零售商逃脱处罚的饶幸心理，达到治理和预防的执法效果。

2.必须建立方便快捷的投诉渠道，鼓励市民参与监督投诉

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树立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念，建立起快捷、高效的消费者投诉渠道，让消费者能在遭遇商业欺诈时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进行投诉并获得赔偿。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消费者的维权能力，指导消费者维权。要建立市民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商业欺诈行为的市民，一经查实，就给予适当物质奖励，鼓励全民参与市场监督。对于消费者投诉举报集中的经营者，通过立法授权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以达到打击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3.必须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强化对执法部门的监督

要健全以社会舆论监督、群众广泛参与为主的社会监督体系，加大监管部门失职、渎职成本。赋予新闻、网络等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在监督执法者方面更大的发言权，通过来自外部的广泛监督，促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依法监管市场，提高监管水平。同时，国家监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对于行政不作为的公务人员必须依法给予处分，直至清理出执法队伍。国家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力度，对于失职渎职的机关和人员，必须依法追究其渎职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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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网络环境　电子商务　消费者权益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购物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的购物方式。与此同时，这一新兴事物不可避免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危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

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消费者的定义，这样才能判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网购主体。《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据此，笔者又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总结出消费者必须符合以下特征：（1）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2）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非以盈利为目的；（3）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

一、网络环境中可能存在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

现行电子商务模式包括B2B、B2C、C2C,是按电子商务中按交易对象进行的分类。其中B2B是指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都是商家(企业)，代表网站有阿里巴巴、慧聪网、一达通、百纳网等。而B2C则是指商家（企业）对客户（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模式，代表网站有淘宝网商城（天猫）、卓越亚马逊、京东商城以及凡客诚品等。至于C2C，意思是客户对客户，即个人（或个体户）对消费者。这种模式就是网站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在线交易平台，使卖方可以主动提供商品上网拍卖，而买方可以自行选择商品进行竞价。C2C代表网站有淘宝网（非商城）、易趣网、拍拍网等豍。

根据对消费者的定义，笔者认为只有B2C和C2C模式存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因为只有以非盈利为目的的个人消费才符合《消法》保护消费者弱势群体地位的初衷。

二、我国网络环境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即使网络环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网购亦是一种创新的交易方式，但它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商业框架，是传统商业交易的电子化。随着近几年来网络消费热潮的袭来，网络环境中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像是2011年底刚落下帷幕的淘宝商城“双11”事件，就裸地显出了网络环境中消费者的弱势群体地位。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是以《消法》为基础和核心构建的，主要包括《消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商标法》、《价格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其中《消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人身、财产安全权，真实情况知悉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依法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消费知识权，受尊重权，监督批评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作为“上帝”的网络消费者却比实体交易中的“上帝”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权益受损问题。

(一)交易安全。

网络环境中的交易问题比之实体交易，最大的风险的就是交易安全。因为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交易双方无法见面并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所以往往容易出现交易欺诈的案件，而电子技术的局限性则致使容易出现电子支付风险。

1、消费欺诈。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民对网络安全信用体系的满意度极低，其中消费者最害怕的就是网络交易欺诈问题。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网络的虚拟性以及目前电子科技技术的漏洞，在网上虚假信息、设置骗局陷阱，进行恶意欺诈，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根据对真实案例分析，常见的网络消费欺诈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钓鱼网站；第二种是挂木马；第三种是假网站；第四种是销售欺诈。而最普遍的就是销售欺诈，包括价格欺诈、质量欺诈以及虚假广告宣传等，除了C2C模式存在此种情况外，B2C中一些知名企业也时有发生这种欺诈行为，天猫、京东商城等也屡被消费者投诉。

针对网络消费欺诈，在目前还没订立电子商务法且其他网络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建立一种事前预防机制，需要建立一个经营者信息管理中心，由工商部门和行业协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负责，对经营者和商家、卖家的资质基本信息、资质证明、产品信息进行审查备案以及监督管理，保证所有交易信息真实可靠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另外，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也是极其必要的，应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审查义务以及不切实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的责任。

此外，笔者还认为在涉及网络消费合同时规定，消费者的付款在交易过程完成之前，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此点是针对不通过第三方支付中介（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时，消费者支付完交易款项，未收到货物前，货款仍属于消费者所有，银行可以向网购的消费者提供类似第三方支付中介的服务，提供暂时监管账户里的货款的服务，待消费者发出付款指令后再解冻。

2．电子支付。在网络环境，电子支付的安全风险往往令很多消费者望而怯步，不敢选择网购，这也成为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阻碍。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可能面对各种风险，例如厂商或银行泄露消费者网上支付信息，导致他人冒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擅自提前支付；信用卡欺诈；账号密码被破解导致电子货币被盗、丢失；支付系统被非法攻击等。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支付安全，除了加强监管和技术更新外，最重要的是要从法律上明确银行、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平衡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二）隐私保护。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交易模式里不常出现泄漏消费者隐私的问题，而网络环境中消费者的隐私权，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和消费者隐私保护意识的单薄，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尤其是现在的网络交易，在交易发生之前，普遍都要求消费者填写详细的个人信息，而后这些信息往往容易被盗后再出卖给其他网站、公司、个人等。网络环境中还有一种不良现象，就是在交易不愉快时，消费者容易受到商家或卖方的恶意短信或电话骚扰，甚至其他更恶劣形式的骚扰，例如最近影响较大的“女大学生因给差评被卖家寄送寿衣事件”。在我国法律中，《民法通则》当中规定了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隐私权并未被明确保护。

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电子商务立法中应考虑明确规定经营者有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的义务以及非经消费者同意非法泄露消费者隐私所应承担的责任。

(三)合同问题。

1、格式合同。

目前，在电子商务中的消费类合同普遍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大多数交易条款或服务条款都是商家或卖方事先拟定好的，消费者若要购买货物必须全部接受，协商余地很小。在实体交易中格式合同的弊端早已出现，并且相对明显，而虚拟交易中很多格式合同中包含的免除经营者责任或加重消费者责任的条款由于网页的页面设置等网络先天优势条件而容易被消费者忽略豍，对消费者来说极其不公平与不合理。

2、消费合同履行问题 。

在电子商务消费合同中亦会出现不适当履行，主要包括延迟履行和瑕疵履行。网络环境消费中，由于商家或卖方的延迟发货或是物流公司的配送延迟等原因，常会出现消费者迟于承诺日期收到货物的情况。而商家或卖方由于疏忽配货，或是物流公司运输途中的过错，亦常出现实际交付商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等与购买时不一致的情况。

另外，网络环境购物中，消费者收到货物后，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的情况亦很常见。电子商务最大的特点，就是跨越地域限制高效率促成交易，虽然《消法》规定了经营者承担“包修、包换、包退”的义务，但因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往往很难实现其享受售后服务的权利。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电子商务立法中可以学习一些欧美国家的的经验，例如规定供应商必须自消费者向其发出订单的一定时间内履行合同，无论出现任何原因，供应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合同，必须尽快通知消费者并返还所涉款项，如违反这一积极义务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消费者损害赔偿权的实现问题。

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目前对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不完善，导致网络交易中产生的各种纠纷难以有效解决，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权益遭受侵害后，往往由于经营者身份不明、举证难、网络交易纠纷的管辖权不确定等原因，难以寻求救济，最后导致放弃救济权。

笔者认为，应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诉讼外，还可以设立行业协会投诉中心。在我国目前社会整体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行业系会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配合各级行政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受理各地网络消费者投诉，帮助解决纠纷，维护消费者权益，并将相关案例和信誉资料向当地工商等部门提供反馈。

三、结语

对网络环境中消费权益的保护是一项系统且繁杂的工程，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电子商务立法的情况下，单从现有立法、司法的角度进行保护，远远不够。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环境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仅要从政府、商家方面入手，行业协会、权益保护组织以及消费者自身等都应该行动起来，多层面和多方面合作，建立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首先必须要加强行政监管，因为在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对于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其次，实行行业自律，最大限度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因为根据网络交易的特性，商家和卖方更注重商业信誉，此时行业协会的信誉评级等商业自律手段更容易规范商家和卖方的交易行为。从我国目前电子商务的现实情况看来，我们不仅仅要从立法、司法角度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要加强行业协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提高消费者对合法权益维权意识，全方面协作，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网络环境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体系。

（作者：西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方向研究）

注释：

徐雯雯.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7

刘瑛.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科教前沿.2009,9

参考文献：

[1]刘洋. 在线交易消费者保护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4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4篇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评价

1994年起开始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开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十四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文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一方面要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则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主张，此外，也就是赔偿数额的限制，即双倍赔偿。《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保持与《民通意见》保持一致。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欺诈行为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倘若消费者事后将合同撤销，合同撤销后，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至于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一方是否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关系到责任竞合的问题。关键是看消费者主张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竞合。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来看，其本身是作为合同责任加以规定的。因为侵权要以存在损害结果为要件，但是从该法第四十九条的表述来看，未作此种规定。因而，笔者认为，从责任构成与责任承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身是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的，其与民法的基本理论相背离。

2《食品安全法》中是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学者对该条的解释，侧重于将其视为惩罚性赔偿。然而，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包括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而惩罚性赔偿则是损害赔偿的特殊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笔者将在后文进行分析。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去甚远，理由如下：

（1）惩罚性赔偿是民法中的一项责任承担的制度，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责任。

（2）惩罚性赔偿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为民事主体，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一方当事人为行政主体。

（3）惩罚性赔偿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所设立的一项制度，而从《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来看，其所针对的是行政法律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而是一种行政制裁，之所以有学者视其为惩罚性赔偿，实际上出于对该条文的误读。

3《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评价

刚刚颁布亟待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对惩罚性赔偿做出原则性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从该条文的表述上看，其构成要件明确，主体为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主观存在恶意，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并且要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主张权利的一方为被侵权人。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颇为具体，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相比，严格区分出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并且与《合同法》形成了很好的衔接。但是该条文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仅仅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限定为“被侵权人”，那么在“造成他人死亡”的情况下，被侵权人如何“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呢？所以，笔者认为，在对该条文进行解释时，应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扩展为“被侵权人或其继承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