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1 23:35:46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
由于《解释》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不好把握。对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条的规定，在商品房买合同卖纠纷中，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规定》第17条作出了列举式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和范围。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收集房产权属证明；另一种是收集缴纳税费等证明材料。除以上两种情形外，其它证据材料原则上由双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当然，在依照《规定》也无法确认举证责任承担时，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分析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我们不妨设想，在法院确定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后，可采取给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开具证据调查令的方式，对律师取证进行规定。比如，在一方当事人不知道对方是否缴纳了房产税费，而自已又没有证据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填写《请求调查申请书》，说明不能自行查证的理由，法官审查后，可以签发调查令，其委托律师可到税务部门查证。这样一来，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对税费实行专门机关检查的规定，又可节约法院的人力和物力，体现取证过程中的当事人主义。
二、关于按揭的法律属性和纠纷处理。
1、按揭合同的法律属性。商品房的担保贷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品房“按揭”。按揭作为一种融资购楼方式，是英美法系中物的担保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本质与大陆法系中的让与担保制度相同，系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商品房的所有权转移于债权人而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在约定的清偿期限内得到清偿的担保形式。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找不到“按揭”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在近几年的商品房买卖特别是各类报刊楼市信息中已得到广泛的引用。我国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按揭主要包括现楼按揭和楼花按揭两种。在现楼按揭中，买受人将所购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抵押贷款，当其不履行债务时，银行既可以将该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以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也可以事前与出卖人签订回购条款，当买受人不履行债务时，要求出卖人回购。因此，现楼按揭可归属于不动产抵押。而在楼花按揭中，买受人其实是将其享有的根据购房合同取得房屋的期待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属于权利抵押即准抵押的范畴，与将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基本相同，一旦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权利抵押就会转变为不动产抵押。因此，我国内地的按揭其法律属性仍为抵押，其内涵与英美法系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按揭及大陆法系中的让与制度不同。事先转让财产的所有权是英美法系中按揭的基本特征，也是该制度与抵押、质押的根本区别。
2、按揭纠纷的处理原则。《解释》将商品房按揭贷款统称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并在第23条至第27条较详细规定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按揭贷款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在审理商品房按揭纠纷案件时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合并审理原则。《解释》第25条规定，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二是平等保护原则。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9条、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第35条的规定，在按揭银行没有参加买受人与出卖人购房合同纠纷的情形下，如果法院拟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或解除购房合同时，法院应告知按揭银行参加诉讼，是否参加诉讼，应由按揭银行自行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强行追加其参加诉讼。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应充分保护按揭银行的合法权益。三是权利优先原则。在按揭纠纷案件中，象买受人与抵押权人的权益冲突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比如除按揭银行的抵押权外，买受人所购房屋或楼花有可能还存在二种抵押权：即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人的一般抵押权。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对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实行预备登记制度，以登记时间确定权利成立的时间，并按“成立在先、权利优先”的原则处理。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优于一般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已交付商品房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的权益应优于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
三、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1、对欺诈行为的认定。从民法上来说，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事实，使表意人陷入误解，违背真实意思而作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出卖人有恶意违约和欺诈的行为；二是出卖人的欺诈行为与买受人陷入错误及其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三是出卖人有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的故意；四是实施欺诈之人为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对于商品房买卖中欺诈行为的认定，目前学界和司法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欺诈系出卖人主观上故意欺骗买受人，但它是指从某一套商品房的整体而言，而不是指该套商品房的局部瑕疵，也不仅仅是“缺斤短两”的问题。比如《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关于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应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的惩罚性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出卖人实施了某种欺骗行为，这种行为足以揭示出卖人的内心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就构成欺诈。比如除《解释》中规定的五种情形和面积“缩水”外，象在商品房买卖中出现的出卖人恶意隐瞒规划情况，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故意改变规划设计等，均应认定为欺诈。笔者更倾向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若只将《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和第14条第2款作为惩罚性赔偿依据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出卖人的欺诈行为既可以表现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虚假陈述或者误导陈述，也可以表现为重大遗漏或者某部分的不正当陈述，只要出卖人主观上构成故意隐瞒，恶意造假，就应认定为欺诈。
2、对欺诈行为的处理。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消法》第49条所规定的双倍赔偿条款，学理上又称惩罚性赔偿，是借鉴英美法等国家立法，从利益分配上补偿受害消费者，惩罚欺诈经营者，从而恢复市场交易秩序的公平和社会正义，是突破我国传统民法中合同赔偿责任只在于填补损失而不在于惩罚的重大突破。《解释》第8条、第9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出现面积误差后的处理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出卖人仅对其出卖房屋的某一方面作了故意虚假陈述，使得该商品房屋的质量出现部分瑕疵，对该部分的质量瑕疵应如何处理？
现主要有二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若出卖人存在主观恶意，有欺诈行为，因《解释》没有涉及，也只能依照《解释》第13条处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若不是出卖人的主观故意，或纯属违约行为，就应按照《解释》第13条的规定处理；若出卖人的该行为被认定为欺诈，就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因为商品房买卖反欺诈，双倍索赔是利器。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市场；信用欺诈；信用评价法律体系
第一章、我国高位阶立法现状与不足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综合性强
（一）《电子商务法》（草案）内容全面
《电子商务法》（草案）中将电子商务出现的新的法律问题都综合性的囊括其中。学界中一直呼吁的综合性质的《电子商务法》已经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很多新型的互联网市场交易出现的问题已然有了法律约束的前提。《电子商务法》（草案）的规定全而不专。对于文章所要论述的信用欺诈的法律规制问题，草案中也是在五十六条、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有规定。但是综合型的法律规定过于空泛，难以切实起到法律规制的良好作用。
（二）《电子商务法》（草案）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
文章作者认为，《电子商务法》作为效力高位阶的法律出台，综合而全面应该是其应有之意。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应该通过专门法的补充和完善或者通过专项立法方式对电子商务中的有别于传统市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进行单独规制。任何法律都具有滞后性，但是不能因其滞后性的特点否定它的价值和作用。诚然，滞后的高位阶的综合性质的法律确实难以对新型的互联网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但是，滞后的高位阶的综合性质的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是不容轻易修改的。因此，即将出台的《电子商务法》是网络市场规制的权威法律，其综合性的法律规定是出于其法律的性质所做出的合理选择。
因此，我国应该在《电子商务法》的基A之上进行专门立法。当然，专门立法要与国家政策相一致，国家政策要求市场经济下，以市场调节为原则，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例外，但是无论是原则上还是例外，都需要法律规制规范市场行为，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损害原则的潜在因素，是例外的理论基础，因此专门立法势在必行。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全面
（一）新增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宽泛
现在，学界中基本达成共识的是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当规制的违法行为，只是在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分类上有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例如信用欺诈行为完全归属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分类当中的虚假宣传或者商业诋毁。网络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都能通过定义及其内涵归属到传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无须单独特别规制。学界中主流观点认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其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通过传统分类进行法律规制。因此需要单独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作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中一个重要分类――网络交易信用欺诈行为是随着网络购物繁盛兴起而日益严重的问题，网络购物信用评价体制存在技术上的诸多问题，但是，由于技术中立原则，文章作者仅在文章中论及网络交易信用欺诈在现有技术机制下的法律规制问题，法律与科学技术是互相促进和发展的，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约束，法律的进步需要技术的支持，因此法律与科学技术的相辅相成的。在现有技术下，需要法律规制现存的网络购物信用评价技术的秩序以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缺乏配套的专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高位阶的综合性法律，需要专门法律配套实施。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该设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综合性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例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八条中规定增加了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两大种类。种类范围过于狭窄和单一。文章作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该吸收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相关规定，条文内容要求综合性强。然后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综合性法律的前提下，要加强配套的专门立法，专门立法灵活性强，效力位阶相对较低，能够更加有效地、有针对性地解决网络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起到良好的法律规制效果。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现状
（一）缺乏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规制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滞后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更滞后于《电子商务法》，缺乏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消费者维权的相关立法规定。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消费者维权的形式已经无法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网络市场上维护自己正当的消费者权益。在第五章、第六章还有第七章这三章中应该增加有别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产生危害，消费者的维权方式，例如网络在线投诉维权等方式。
（二）传统法律规制方法的滞后性
消费者通关传统的法律规制方式，难以真正维护到切身合法权益，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交易公平权在网络交易市场中很难得到保护，尤其在网络交易欺诈泛滥的今天，消费者更难从纷繁复杂的网络交易上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因而产生违背消费者真实意图的购买交易，进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必须紧跟《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的脚步，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特殊的综合性规定。再通过灵活性高的专门立法完善整个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体系。
第二章、我国低位阶立法现状和立法愿景
一、关于电子商务信用欺诈的专门立法现状
在互联网迅速普及发展的今天，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规制互联网违法行为的法规、规章。主要相关法律文件有《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网络交易管理办法》《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实施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但是在这些专门法规、规章中对网络交易信用欺诈的法律规制并没有专门立法。
文章认为，信用欺诈需要专门立法，专门立法应针对信用评价体系、针对信用评价机构、针对电商平台，针对电商平台的经营者，针对第三方信用评价平台，明确其法律责任范围。从实体和程序上规制信用欺诈行为，从而净化整个电子商务市场，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二、电子商务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一）信用欺诈行为已然成为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阻力
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导致电子商务信用欺诈行为愈加猖狂，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修改信用评价的职业人和团体。消费者也因此对电子商品的现有信用评价存在很多质疑，客观上减损了电子商务的成交量 ，从而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高位阶综合性立法可执行性不强
在《电子商务法》这一综合性法律即将出世的前提下，虽然关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已经入法，但是可操作性并不强，因此综合性立法在实务过程中形如虚设，并起不了法律规制的作用。诚然，高位阶综合性立法的立法意图原本在于使各种行为都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必依还需要专门立法的细化规定。
（三）电子商务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缺失
就如前文所分析的，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空白，需要填补专门法律的空白。散见于其他法律文本中关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针对性不强，不利于信用欺诈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入罪。因此，需要出台关于信用欺诈的专门法律，配合《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大高位阶的综合类法律切实起到法律规制的作用。防止综合类高位阶的法律条文变成一纸空文，这违背立法原则和精神，当然也不利于市场秩序的良序运作。
第三章、国外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相关立法借鉴
一、 美国行业自律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完善而又符合其市场规律。美国采取以行业自律为主导的模式，相继出台了《犹他州数字签名法》《伊利诺伊州电子商务安全法案》《国际与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关于远程合同消费者保护指令》《知识产喙ぷ髯楸ǜ妗贰锻络版权责任限制法案》《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等法案。主要通过行业自律相关法律规制，在过错责任的限度里面维护电子商务的健康运行。这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是相辅相成的，尽量降低政府干预，试图通过市场良性循环淘汰掉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各种违法行为。
当然，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但是，对于我国而言，仅仅行业自律的相关法律规制很难解决电子商务中的信用欺诈行为，因为我国电子商务经营者庞杂，行业自律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我国又正处在电子商务已经被信用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掣肘的困难时期，因此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当前存在的电子商务中信用欺诈等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最为有效。
二、德国综合性《多媒体法》对我国的借鉴
德国的《多媒体法》是专门针对互联网行为和应用而制定的法律，使得电子商务法律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不同于美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一个新思路。互联网法的独立性使得涉及互联网的违法行为能够很好地“有法可依”，互联网法律部门的独立使得法律对互联网领域的适用性强、法律执行力度强、实用性强、监管力度强。
我国现阶段是与德国一样进行了综合性高位阶立法――《电子商务法》（草案）已经问世。但是，这只是法律规制体系中的一环，远远难以形成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严密的法律规制体系除了需要综合性的立法使法律适用中“有法可依”，还需要专门的立法使其“有法必依”。因此，我国应该在综合立法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专门立法，从而建立一个严密的电子商务法律规制体系。
第四章、我国电子商务法中对信用欺诈专门立法的建议
一、专门立法的原则
（一）技术中立原则
无论是什么位阶立法原则都要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只有技术中立才能有效规避因技术瑕疵而产生的法律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形。因此，即使是低位阶的专门立法中也应当将技术中立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
（二）尊重已有法律制度的原则
法律作为维护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权威性不容亵渎。法律权威才能使群众信服和更好地遵守。当然，此处并不是说法律永远都是正确的，永远都不能更改，错误的法律条文当然应该予以纠正和修改，但是如果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发展导致原本的法律条文不适用实务的情形应当维护法律的权威。因此，文章作者认为，应该在遵循现有法律制度的原则情况下，以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根据实务中的具体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此种方式更有利于法律权威性的维护，也有利于新兴法律问题的高效解决。
二、专门立法的具体内容
（一）专门实体性立法需要明确责任主体
在具体的专门立法中，关于电子商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尤其是信用欺诈行为，首先要明确其责任主体，承当过错责任的责任主体应该包括实施信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以及帮助经营者进行信用欺诈行为的团体或者个人，这个可以借鉴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切实杜绝信用欺诈职业化、团体化的泛滥。其次电子商务公共平台以及电子商务信用评价认证机构都应该承当监督不力的公平责任，这是出于整个市场的和谐稳定，适用于我国具体的国情的法律规定。
（二）专门程序性立法中要运用“大数据”[]确定因果关系
在电子商务的信用欺诈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以认定信用欺诈行为。由于互联网这一特殊的媒介不确定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导致在实务中很难认定信用欺诈行为，因为传统的因果关系中的客观因素在电子商务中很难取证。因此，要想改变这一被动无奈的局面，需要在传统因果关系中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潮流，运用“大数据”来推导出相关关系从而为其认定因果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大数据”的运用并非是传统因果关系的打破，相反是传统因果关系的延伸和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动法律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借鉴国际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定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蓬勃发展，跨国电子商务也日益繁盛。在跨国电子商务中需要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和法律遵从。在20世纪50年代，点在商务立法保护在国际上一时间甚嚣尘上，比如国际组织起草的世界第一部《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对电子商务的各个运作环节做出的详细规定的基础上，更开创了一种新的“功能等同”的立法技术，对以后电子商务立法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和立法规定，从而建立一套适用国际交往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三、专门立法的位阶效力相对较低
学界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应该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刚出世的《电子商务法》（草案）响应学界声音而出现。但是综合性的高位阶的《电子商务法》内容面面俱到而空泛，可执行性不强，因此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低位阶的、针对性强的专门立法。这是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
四、完善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
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的完善，除了需要完善信用评价的相关立法规定，还需要完善电子商务中其他制度措施的法律规定。因为电子商务整个运转的环节除了生产、销售、消费、售后等几个环节还有物流的环节，一般而言物流的环节被列在售后里面，但是由于电子商务物流的特殊性，其法律规制还需要补充完善。除了物流环节，电子商务中还需要建立单独的信用评价平台，信用评价平台是区别于电子商务公共平台自身信用评价系统，是第三方鉴定和评价机构。单独信用平台的相关立法的设计也对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中，除了专门立法，还需要相关环节――物流环节的法律规定以及第三方信用评价平台的相关法律条文共同组成切实可行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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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齐爱民，王基岩.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与域外效力[J].社会科学家，2015（11）：102-103.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不实宣传的欺诈行为概述
（一）概念
不实宣传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广告和其他方法，对产品的质量、性能、成分、用途、产地等所作的引人误解的行为表示。它是商家进行不规范促销的一种行为方式。
（二）行为表现
1.使用含糊、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文字、图片或影像进行广告或其他宣传；
2.对不参加促销活动的柜台或商品，未予明示，或对含有限制性条件、附加条件的促销规则不做醒目标注等；
3.不向消费者明示促销活动的限制性条件、例外商品等，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以虚假的清仓、拆迁、停业等事由开展促销活动，欺骗消费者等。
不实宣传的行为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都是利用欺骗的手段获取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信任，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其欺骗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制。
我国目前没有相关的刑法法规对不实宣传的行为进行规制。关于不实宣传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在国外已经出现了，诸如加拿大竞争法1999年修订后对虚假宣传规定了刑事处罚,竞争局局长有权在调查、质询的基础上决定适用刑事条款，一旦不实宣传的欺诈行为被确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将依法院的判决处以5年以下监禁。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对于上述家乐福的不实宣传欺诈行为并没有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按照诈骗罪进行定罪量刑；有的学者则主张对于不实宣传应该设立单独的罪名进行规制。笔者认为对于不实宣传这种欺诈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按照诈骗罪来进行处理。但是，如果按照诈骗罪进行处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也旨在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为不实宣传欺诈的入罪提供一定的合理性依据。
二、“不实宣传”的欺诈行为分析
（一）“不实宣传”可以构成刑法上的欺诈
对于欺诈行为，有的国家在刑法中有概括性的描述，如德国刑法第263条规定，欺诈行为是“以欺骗、歪曲或隐瞒事实的方法，使他人陷入错误之中”的行为；瑞士刑法第148条规定，欺诈行为是“恶意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而使人陷入错误，或者恶意利用他人之错误”。①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刑法对欺诈行为未作进一步的解释，如日本刑法第246条只有“欺骗他人”的概括性规定。
我国刑法第266条中对欺诈行为仅有“骗取公私财物”的抽象性规定，而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欺诈的行为方式最主要的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1. 虚构事实
所谓虚构事实，既包括行为人蓄意捏造、无中生有，也包括行为人有意夸大或缩小客观事实。从虚构事实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事实的虚构显然是构成欺诈的，比如上述家乐福事件中对鞋垫的不实宣传可以说构成事实上的一种虚构，构成欺诈。除此之外，在实际的商业宣传中，也存在着一些对于价值判断的虚构，比如在商业广告中宣称某种合格的商品超越其他一切商品，这能否构成欺诈呢？对此问题存在以下几种学说：②
（1）否定说。该说认为只有事实才有真假之别，故只有就事实进行欺骗才可能构成诈骗罪。持否定说的学者有日本的植松正，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和判例也不认为虚构事实的判断属于欺骗。
（2）肯定说。该说认为，就价值判断进行虚假陈述或表示的，也可以成立欺骗。持肯定说的学者有日本的平野龙一、福田平教授以及台湾地区的甘田贵学者。
笔者认为一味的坚持肯定说或者否定说都是不妥的，都会导致扩大或者缩小可以归责的范围。对于“不实宣传”中的某些价值判断的虚构也可以构成欺诈行为：如果仅仅只是抽象的夸张比如在宣传中渲染某种合格的商品是优质产品或者史上最完美的产品，则这种虚构并不构成欺诈，如果将某种劣质的商品宣传为优质产品或者将合格产品宣传为具有某种其不具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这便构成了欺诈。所以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为了出卖自己的商品，多少会对商品做些夸张性的介绍，对某些价值判断进行不实宣传，但只要没有超出商业惯例上许可的范围，没有达到通常会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就不能认定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自然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的欺诈行为。相反，如果超出了一定程度，属于有关交易上重要事实的欺诈，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影响其做出购买决定，则有可能成为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所以，针对不实宣传的欺诈行为，如果其欺诈的程度超过了商业惯例上许可的范围就有可能被定为诈骗罪的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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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隐瞒真相
所谓隐瞒真相，是指行为人故意将事物存在或发展的真实情况隐藏、掩盖起来，使被骗人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或反应。笔者认为不作为的欺骗行为可以构成欺诈，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方面：
（1）不作为成立欺骗以行为人具有告知真相义务为前提。
（2）成立不作为的欺骗，还必须是从一般经验上来看，这种不作为的欺骗具有能够获取某种财务的性质。单纯的事实隐瞒尚不构成不作为的欺骗，还必须看该不作为在骗取财物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司法实践中，不管是作为的欺诈行为还是不作为的欺诈行为，对其认定都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困难不仅表现在认定是否是欺诈的困难，还在于认定这种欺诈是否构成犯罪。
（二）“不实宣传”中的欺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构成犯罪
欺诈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才有可能构成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对此，笔者认为欺诈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构成犯罪这一问题，应该借鉴德日的做法，要重点考虑欺诈行为对于财产法益的侵害威胁。那么怎样认定欺诈行为是否对财产法益构成了侵害或威胁呢？加拿大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已使他人财产处于“危险境地”便可以认定经济诈欺犯罪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中进行推理，在难以证明“欺骗”、“虚假”的许多情况下，扩大骗取一词的解释，这便是将抽象危险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做法。③这种做法显然与法益侵害说中的观点是不同的，加拿大的这种做法会使得刑法处罚不实宣传中的预备犯行为，将刑法的防卫提前，这在现实的操作中存在障碍。而根据法益侵害说中的观点，在不实宣传中只要不实宣传的行为使消费者有陷入错误进而处分财产的法益侵害时，便可以认定犯罪的成立，是比较合理的，也较容易操作。
我国对于经济欺诈犯罪的规定大部分都是结果犯，即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并且我国刑法在两个方面完善了经济诈欺犯罪的客观要素要求：第一，我国刑法条文并不是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这种抽象的概括性规定，而是采用具体的列举性描述来反映行为人的欺诈手段。例如第194条金融票据诈骗罪列举了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等五种金融票据诈骗行为；第二，除了列举该种经济欺诈罪的典型行为外，还规定“或采用其他欺骗手段”这一概括性的保底内容。这对于认定欺诈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构成犯罪显然是有益的。
三、“不实宣传”中欺诈行为的主观目的认定
根据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不实宣传中欺诈行为是可以构成犯罪的，那么这种欺诈行为是否可以构成诈骗罪还存在主观目的的认定问题。因为我国在诈骗罪的认定过程中除了要求有主观的故意以外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不实宣传的欺诈行为是否具有这种主观目的呢？ 诈骗罪有不同的概念表述，纵观这些概念不难发现这些概念的共同点是强调行为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或手段进行诈骗，主要的区别点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占为己有、非法所有还是不法所有以及是否明确规定这种目的，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不同的立法例：④转贴于论文联盟
1.规定了“非法占有为目的”，如德国刑法。
2.没有明文规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日本刑法。
从各国刑法的规定和中外刑法理论上的解释来看，都对非法占有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楚，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所谓“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非法掌握控制财物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界多数人倾向于从其字面上、本来的含义理解非法占有，即“本义的非法占有目的”。由于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内容，如何对其证明是始终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当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够明确认定时，就需要立法以及理论上提出必要的支撑，即可否考虑在认定诈骗罪的过程中不考虑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对其进行扩大解释，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
一方面，具体来分析不实宣传的欺诈行为，界定它主观的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比较困难的，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目的理解为一种非法获得利益的行为，而非法获利和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存在区别的。非法获利只是强调客观上的结果，而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调主观上的不法占有或所有的目的。不实宣传中的欺诈行为主要是要通过价值交换获取某种非法利益，不能够将其认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就导致在我国对于不实宣传无法以诈骗罪来进行规制，而只能归于其他可能性的罪名。笔者因此指出可以对非法论文联盟占有进行扩大解释，将其理解为非法所有。这种所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受益，那么在不实宣传中的获利行为就可以理解为一种非法占有的行为，其构成诈骗罪的一大障碍就可以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在不能够明确的认定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时，我们可以通过欺诈的客观行为来反映其主观的目的，即客观要件要素仅仅具有欺诈行为即可，主观要件要素也不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因为很多犯罪在诉讼中都难以甚至无法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如在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认定欺诈型犯罪的过程中也考虑这种主观的目的，可见通过行为人客观的行为也是可以认定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而不需要在刑法的刑式规定中强化这种主观的目的意识，这会对诈骗罪的认定形成阻碍。《德国刑法典》第265条规定的是信贷欺诈罪，即客观上只要有欺诈行为即可，主观上只要求具有犯罪的程度，这不仅有利于预防欺诈犯罪，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还降低了证明程度即不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就需要发挥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由法官根据个案来认定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的目的。
总之，一方面我们可以扩大对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将其理解为不法所有；另一方面，考虑以客观的行为表现来反映主观的目的，即不需要单独的花费时间去认定主观目的。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摒弃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而是说用客观方面反映主观方面，这会简化现实中一些犯罪的认定过程并且降低认定的难度。据此不实宣传中欺诈的行为如果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存在将其定为诈骗罪的主观障碍。
四、结语
笔者认为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进而处分财产的法益侵害时便可以认定其构成欺诈行为，从这种侵害中进而反映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应一味的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中来追求其犯罪成立所应符合的构成要件，这对于解决一些新型的经济欺诈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第213页。
②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③参见王文华：《加拿大与中国经济诈欺犯罪比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非法律手段
【论文摘要】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大量出现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主要有立法不完善、不健全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不法经营者在利益驱动下违背竞争道德；自身缺乏法律意识和消费知识。其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应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运用非法律手段，提高和加强竞争道德，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竞争是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商品交易活动的重要机制。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才能得到贯彻。在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者的共同愿望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各自的经济利益，而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会产生违背竞争道德和法律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启动，受文化、道德、经济利益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大量表现出来。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
一、对两种主要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透析
(一)盗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誉的欺诈
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商标是区别商品来源的标志，现代经济社会，驰名商标在引导人们认牌购货和为其所有者创造利益方面更是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商标，尤其是名牌商标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金钱投入所沉淀的经济利益及消费者对名牌的信任往往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其手段有：未经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销售名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等等。
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或与其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一般来讲，知名商品是指能够得以较长时期并广泛地销售、使用，在其相关领域广为所知并有较好信誉的商品，包括我国评选的驰名商标所指向的商品在内。知名商品“知名”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和知名商标外，还包括知名商品自己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等识别性标志。它会随商品的闻名而闻名，从而成为消费者认购商品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多经营者不是采用提高科技进步与效益，而是采用侵犯他人知名商品的手段进行非法获利。现实生活中，尤以侵犯驰名商品和一些未注册包装、装潢者居多。
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引人误以为是他人的商品。企业名称是表示企业的性质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标志，直接代表了经营者，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起到与商标同样的识别作用。企业名称由字号、行业或经营特点、组织形式三部分组成。这里，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企业的独创性。保护企业字号是保护企业名称的实质内容。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除了擅自使用企业名称之外，还包括擅自使用那些无名称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投资者在市场交易中使用的自己的姓名均应受到制裁。
4．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在现阶段，我国已批准三种认证标志，即方圆标志、长城标志和PRC标志。获准认证的产品，除接受国家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检查外，免于其他检查，并实行优质优价。享有优先推选评为国优产品等国家规定的优惠。拥有名优标志的商鼎容易取得消费者信赖，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影响和销路。因此，伪造或冒用质量标志的行为不仅会直接侵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市场混乱，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伪造产地，主要是通过伪造原产地标志来实现的。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伪造原产地标志主要是指伪造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伪造产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本身的特定标志是用以说明商品的出处，而该标志具有良好的知名度．足以标明商品的质量和信誉。
它主要是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工艺等促成其独具特色的某种商品，如中国的丝绸、日本的家电，因其独特的质地品味在世界上赢得广泛的好评．获得盛誉。这时的产地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称或厂家名称，而是具有了知识产权性质的特定标志。
(二)广告欺诈
所谓广告欺诈是指经营者通过内容与事实不相符或可能使人产生模糊判断的广告宣传推销商品的行为。这里“广告”应作为广义理解，它还包括标签行为在内。因此广告欺诈既包括狭义上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行为，也包括虚假或引人误解的标签行为。以上两种行为一般只反映商品的优点，而商品的缺点和瑕疵在广告中都只字不提，所以消费者在广告的诱惑下，很容易上当受骗而蒙受损失。
所谓虚假广告宣传，主要是通过夸大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对商品进行与事实不相符的宣传。他们或通过用“举世无双”、“绝代佳品”、“誉满全球”、“领导新潮流”等夸大言辞，对商品质量、性能、原材料构成、制作方法、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情况以及对其所提供的劳动服务、技术服务的质量规格、技术标准、价格、效益等作言过其实、欺骗性的虚假夸大宣传，或者隐瞒产品质量低劣、假冒货、滞销品、过期失效品等真实情况，作虚假的名不符实的宣传，故意引诱消费者上当受骗。如：“正宗名牌”实际上是冒牌；“出口转内销”实际上是积压滞销产品，“全市最低价”实际上比正常价高等等，或者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或无法达到广告中所吹嘘的水平的子虚乌有的虚假信息，引诱消费者上钩，从中牟利。
所谓引人误解的宣传是指就一般的社会公认的合理判断而言，宣传的内容会使接受宣传的人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被宣传的商品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对虚假宣传的认定较容易，因为认定的标准是客观的，即宣传的内容是否和商品的真实情况一致。而对引人误解的宣传，在认定上就不容易。因为对其认定的标准有很大的主观性，即以消费者、用户的主要认识为判断的依据。有些广告在字面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很容易造成广告对象对其所宣传事实的错误理解，实际上隐含着广告主的欺骗意图。另外不应只看广告主是否有主观上的故意，即使有些广告因没有仔细推敲而，也应认定为引入误解的虚假广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与合理夸张的广告之问的界限。经营者为使商品广告具有感染力，给广告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常使用某些合理夸张的手法。而独特的合理夸张，往往是一则好广告的特殊价值所在。但合理夸张必须是一般的消费者或用户依常理即可分辨出的，不致造成其误解和误购，对市场的公平竞争也无妨碍。如某化妆品的“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广告，属合理夸张，因为消费者依常理不会得出年龄上倒退两岁的判断，而且能体会其明显的养颜效果。
标签作为广义上广告的一种形式，也常常被某些不法经营者用作欺诈的手段，主要是经营者在商品上隐匿依法应当标明的商品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产地等，或对此作虚假的引入误解的表示，它不仅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还可能在使用中给消费者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如在食品或药品上倒填生产日期、虚假延长有效期限的行为，往往会给消费者造成身心健康上的危害，因此这类行为应严格禁止。
除了上述盗用他人的智力成果或商业信誉的欺诈和广告欺诈这两类最常见、最典型的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繁多的表现形式。如价格欺诈，主要是通过虚假降价、模糊标价、两套价格、价外加价等手段达到其目的；有奖销售中的欺诈，即谎称有奖，实际无奖或故意让内定人员中奖的欺骗性有奖销售行为，经营者用“托儿”销售的行为，签订欺骗性合同进行骗买骗卖、骗取货款或商品、损人利己的行为等等。
二、关于制止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
(一)完善竞争法律制度，明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
通过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来严厉制裁和打击进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某方面具有特殊内容的假冒、伪造等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了规定，但总的来看，这些规定过于零散和原则化，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如关于假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问题，除了《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外，没有相应的具体立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又过于笼统。这种立法状况不利于保护名优特产品和鼓励企业公平竞争。因此应该加紧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对实践中操作困难的条款应优先作权威性解释，以确保准确有效适用。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专门法律，强化对知名商品的保护。又如关于企业名称专用权的保护问题，现有各种法律保护的都是整体意义上的企业名称专用权，对字号的专用权尚未规定。因此应加快企业名称规范化立法，改变只保护企业名称整体，忽视独立字号保护的状况，适当扩大著名企业名称专有使用权的范围。
法律明确规定行为人严格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是使关于禁止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责任的不明确、不严格是造成对此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不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经营者通过多次甚至一次性欺诈性不正当行为所获得的非法经济利益，远远大干其承担法律责任时所受到的财产及其他方面的损失，就使法律难以起到其应有的惩戒作用，而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难于禁绝。《反不正当竞争法》虽已在条文中规定了其法律责任，但应加重对这种危害性极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的力度，除严格其法律责任外，还要提高罚款和罚金比例或绝对数额，使经营者从事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利可图，并蒙受重大损失，因而不再进行此类行为，其他经营者也畏于惩罚，望而却步。正如许多老百姓所说的对制假售假者“罚他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加强执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强有力的执法手段，以使主管机关能通过积极主动的查处，将某些欺诈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于未然，而将已发生的行为尽可能地排除于初始阶段，或将其危害后果控制在最小限度内。
（二)运用非法律手段，提高和加强竞争道德，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现阶段，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成分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竞争道德应当是反映竞争参与者正当利益的道德，即义务权利并重的价值取向的道德。所有竞争参与者的直接经济目的无一不是追求经济效益，即物质上的利益，没有这样的目的也不会导致竞争，所有的竞争道德都是自利的道德。社会主义的竞争道德也不例外。重利自然是竞争的核心，但自利只能是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和限度内利己不损人的正当的利益，只有损人利己才是违反道德的观念。所谓不损人就是平等待人，互惠互利，又要讲义，义利并重。只有提高经营者的竞争道德水平，才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5篇
广东省广州市执信中学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先生而亲手创办的纪念性、示范性学校。1994年被评为首批广东省一级学校，2006年通过首批广东省部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督导验收。近五年来，学校的高考成绩、一本上线率、本科上线率、高分段人数等各项指标均保持在广州市前两名，在广东省位居前列。
名师简介
廖波，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广州市十佳青年语文教师、广州市优秀班主任。廖老师任教高三多年，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参与了“高中语文自主研修策略”等课题的研究；最近五年以来，参编了《粤教版语文优秀教案》《广州市高三语文复习专题训练》等图书，有多篇在《语文月刊》《中学语文教学通讯》等核心期刊上。
试题展示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60分）
功能性饮料红牛广告语――“RedBullgives you wings（红牛，给你一双翅膀）”，因消费者喝了没长翅膀，所以被控广告欺诈。近日，红牛同意支付1300万美元赔偿。过去10年，在美国买过红牛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10～15美元的赔偿。
我们身边，某品牌药酒宣称：每天喝两口，疾病都溜走。某品牌空调广告：众里寻它千百度，你要几度就几度。某品牌学习机广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对于这些广告宣传，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对商品广告的较真，是一种保护过度，是对法律的滥用；有人认为，对商品广告要宽容，广告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厂家的产品，适度夸张，可以理解；也有人认为，只有运用法律武器打击不实广告，商品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要求：①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文体不限。②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③不少于800字。④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写作指导
这是一道颇有时事性质的生活情景类材料作文题，关注点是我们身边的广告。所谓广告是指向公众介绍商品、服务内容或文娱体育节目的一种宣传方式，一般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形式进行传播。在市场经济时代，广告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广告的本义就是广而告之，本则材料中的广告就是指以推广商品为目的的商业广告。商业广告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甚至伤害：有些广告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贻害消费者；有些广告故意模糊边界，让人不明就里，误导消费者；有些广告本意并非误导消费者，但其艺术加工的手法让特定文化背景、特殊认知水平的人感到不合常理……凡此种种，考生都有自己的体验，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给了考生很大的写作空间。
材料中的开头两段，分别叙述了两种不同的广告宣传策略：一种是采用适度的艺术夸张策略、广告商通过适度的联想、想象来展现红牛的独特功用，结果被美国消费者指控为“广告欺诈”；另一种是过度宣传甚至虚假宣传，药酒、空调、学习机等均涉及过度宣传以致夸大了产品的功效，两种现象共同的结果就是大家议论纷纷。议论纷纷就意味着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也可以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去论证，所以写作空间是比较大的。
作文要求特别强调了“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所以大家审题的关键必须是两个关键词：“商业广告”“适度夸张（艺术加工）”。考生不能写别的广告类型，比如“公益广告”“电视宣传”等，所谓“夸张”就是不能写没有任何争议的广告。从含意的角度来看，切入的重点在第三段，即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含有夸张成分的广告宣传：有人认为，对商品广告的较真，是一种保护过度，是对法律的滥用；有人认为，对商品广告要宽容，广告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厂家的产品，适度夸张都可以理解；也有人认为，只有运用法律武器打击不实广告，商品市场才能健康发展……所以本文的审题切入没有难度，只要能谈到“如何看待对含有夸大甚至虚假成分的广告宣传”都是符合题意的。
确定了立意范围和角度之后，就可以确定观点和行文思路了。如果从正面立意，可以谈广告的功用，这可以涉及广告的快速传播能方便消费者了解产品；也可以谈广告适度夸张可以给受众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还可以谈广告适度的夸张还可以传播正能量，比如“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来论证广告的消极作用，比如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甚至损害，虚假广告会破坏市场的诚信体系等等。立意的空间很大，文体选择也宽松，无论是议论文还是记叙文，只要能很好地表情达意，能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生活体验，就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
佳作展评
广告商与消费者之争背后：唤醒宽容
文/岑靖茜
“吃了新盖中盖，一口气上六楼”“有了步步高点读机，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这些广告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广告需要想象，也会有适度的夸张，然而想不到真会有人和它们较真：有消费者因红牛无法给予其“翅膀”而控告红牛广告欺诈，终获巨额赔款。一时引发热议。
广告是用一种想象的艺术加工来推广商品的，红牛的“给你一双翅膀”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广告只是适当地修饰夸张，几乎不会相信其真能“给你一双翅膀”。消费者的做法看似正义凛然，可背后的逐利动因却令人不屑。
这是一个个案，消费者胜诉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西方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但反观中国当下，虚假广告遍地开花，侵权案件层出不穷，从食品、药品到一般的学习用品，都有夸大宣传甚至虚假宣传之疑。而虚假的广告会伤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破坏市场的诚信环境。从这个意义而言，企业和广告方应该承担起诚信经营的责任。
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担负社会的责任。诚然，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我们必须谨记自己也是社会公民，肩负着社会公民的责任。我们有权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也应该肩负公德心，培养公共情怀，应该反思、审视自身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因此，广告商应反思其广告的社会效益。一个真正的好广告必然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纯粹的商业广告只会带来利益收入，而好的广告不但能宣传其品牌理念，获得经济收益，更能影响社会观念，推动社会进步。耐克运动品牌在其广告语“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中传达了正能量，给予了人无限的希望；无印良品在其家具广告中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理念；潘婷拍摄了一系列宣传性别平等的广告。而这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广告都为各家公司赢取了自己的客户，收获了极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作为消费者，我们不应盲目为而，进而从中渔利。理性、公正是我们对待广告应有的态度。对于真正违背市场规则、坑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我们有责任站出来伸张正义；而对那些只是合理修饰夸张的“不实”广告，我们应当宽容一些，笑笑作罢。如果权益真被侵害，那就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6篇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评价
1994年起开始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开我国民事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十四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文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一方面要求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则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主张，此外，也就是赔偿数额的限制，即双倍赔偿。《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应当保持与《民通意见》保持一致。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欺诈行为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倘若消费者事后将合同撤销，合同撤销后，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至于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一方是否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关系到责任竞合的问题。关键是看消费者主张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竞合。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来看，其本身是作为合同责任加以规定的。因为侵权要以存在损害结果为要件，但是从该法第四十九条的表述来看，未作此种规定。因而，笔者认为，从责任构成与责任承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身是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的，其与民法的基本理论相背离。
2《食品安全法》中是否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学者对该条的解释，侧重于将其视为惩罚性赔偿。然而，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
侵权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包括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而惩罚性赔偿则是损害赔偿的特殊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表现形式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笔者将在后文进行分析。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去甚远，理由如下：
（1）惩罚性赔偿是民法中的一项责任承担的制度，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责任。
（2）惩罚性赔偿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为民事主体，而《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一方当事人为行政主体。
（3）惩罚性赔偿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所设立的一项制度，而从《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来看，其所针对的是行政法律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而是一种行政制裁，之所以有学者视其为惩罚性赔偿，实际上出于对该条文的误读。
3《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评价
刚刚颁布亟待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对惩罚性赔偿做出原则性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从该条文的表述上看，其构成要件明确，主体为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主观存在恶意，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并且要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主张权利的一方为被侵权人。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颇为具体，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相比，严格区分出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并且与《合同法》形成了很好的衔接。但是该条文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仅仅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限定为“被侵权人”，那么在“造成他人死亡”的情况下，被侵权人如何“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呢？所以，笔者认为，在对该条文进行解释时，应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扩展为“被侵权人或其继承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风险，信用卡欺诈，立法完善
一、信用卡行为规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仅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成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功能不断扩展，实现提现、贷款、资金运转等功能。随着信用卡业务的长足发展和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增长，信用卡业务中的风险频率也随之增长，对发卡行、特约商户、持卡人之间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风险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笔者在官方网上见到一个民意调查，对消费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进调查，显示市场混乱，无规矩占76．82％；比较有秩序，管理规范占14．98％：无所谓，几乎不用占8．2％。这一显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场在现在经济市场中拥有广阔的前景，但又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信用卡欺诈的行为特点的法律性质分析
英国学者SalyoAoJoens认为，信用卡是一个信贷协议，它需要对购买进行支付，即使用者对发行者负有偿还交易时用卡所支付的费用的义务。”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银行业务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具有支付和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从法律角度看，信用是发卡机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与发卡机构构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这个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主体是持卡人和发卡机构，客体是发卡机构及相关组织提供给持卡人的相关服务，内容是发卡机构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这一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确定，因为信用是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对预期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所以体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信用卡下发卡机构和持人的权利义务的实现还涉及到特约商户，特约商户作为信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持人和发卡机构的权利义务，需要特约商户履行其相关义务才能实现。
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种消费款项的结算关系。存信用卡关系中，特约商户实际上是银行的人，它代表银行接受银行认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结算中，即使特约商户是与收单行签订特约协议，但由于它是代表发卡机构接受信用卡，特约商户这时是发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单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发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因购物或消费而产生债务债权关系，以信用卡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是用信用卡的签单即付款与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消费关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与发卡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的制约。从实务上来讲，发机构除了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结算及其他相关服务外，还以其巨大的信用为特约商户提供付款担保，为持人提供资金融通。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发卡机构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之外，还与特约商户形成一种独立担保关系，在持卡人信用账，无足够余额支付所购商品时，持卡人可以使用发行所给予的信用额度透支消费完成购物行为，其实质是发行垫付资金完成对特约商户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发卡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发行提供付款担保的一种独立担保关系。
持卡与特约商户的关系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和服务的法律关系，虽然采取的是信用卡这一方式进行支付和结算并介入了发卡行水完成整个消费行为，但是实务上和技术上百异于其他支付方式，但买卖或提供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却不实务的同而变化。
信用卡欺诈是指不法持卡人通过欺骗手段领取或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诈骗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商家诈骗、持卡人诈骗和第三方诈骗。商家欺诈来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员与欺诈者勾结的法商家。在实务中，商家雇员有机会接触到持卡人的卡信息，这就有可能为使不法雇员保留或复制信用信息，通过信息的保留而进行欺诈。持卡人欺诈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实持卡人所进行的欺诈，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责任条款，在收到货物后提出异议或言没收到货物，欺诈商家和发卡机构。第三方欺诈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伪造和骗取信用卡并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伪造相关信息来欺诈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这种情况下，一旦发卡行发行后，引起的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在法律效力上其归于无效，但在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之前，无疑是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侵犯了发卡机构的利益。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骗取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进行使用的情形相对于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根据当事人是否知情，可将这类行为分为当事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的欺诈和当事人知情的欺诈行为。由于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被行为人利用，其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与行为人虚构身份，伪造申请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对当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知情情况下的信用卡欺诈行为，目前比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进行欺诈申领信用卡，即所谓的”套现”。中介公司一般打着”小额申请”、”快速融资”、”贷款绿色通道”的幌子来诱骗申请人。中介公司一般会告诉申请人，他们可向各家银行同时申请信用卡，这样申请信用卡的数量可达十几张。每张信用卡可的信用额度可达2万到5万元，总额度就可答三四十万元。然后，中介公司通过提供最全套的手续去”骗领”银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过POS机为申请人大量提现。当十几张信用卡从银行里办理出来，中介公司都要向当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续费，如果当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现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机为当事人刷卡，使银行资金转入公司账户提出来。但我国目前还无专门针对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规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
三、信用卡欺诈现有的法律规范
信用卡使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信用进行了原则规定。《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民法迪则》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最为摹砌的就是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发机构始终面临着申领人伪造资料骗取发卡机构信任的问题，非法持有人的诈骗问题，合法持有人恶意透支的问题以及特约商户未尽职责的问题；持人则面临着信用卡和身份证被盗窃、遗失的问题。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使用伪造、作废、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金融法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两部重要法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主体，发卡机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业务规定、业务管理、信用卡申领与销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法律责任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他包括《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办理利用信忙许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各商业银行关于信用的章程、特约商户协议节、特约商户操作程序、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于续、信用卡保险单等都有针对信用卡使用有关的约定与规范。
我国目前关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对于实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对各个部门法对信用卡的规制来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国调整信用的规范主要是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他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释。信用卡法律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强，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实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其次，表现为缺少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我国目前在调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为权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规章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也并非针对信用卡专门而立，而是将各类银行卡业务纳入同一办法进行了规范。其具体内容对己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信用卡法律纠纷没有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信用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另外，其对银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条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信用卡欺诈防范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信用卡的立法，加强信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法律规制，从内容上基本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信用}产业的性质、产业的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二是发机构、特约商户、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三是信用卡网络安全保密及监督制约程序；四是发卡行、使用的法定程序和市场行为准则：五是信用卡授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等重要环节的规范；六是各种信用仁欺诈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法伴内容上对信用卡的规制加以完善，制定专门的《信用卡法》，让各个环节能明确的在法律的指导下运行，让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明确的法件规定作支撑。
其次，要衡量持卡人和银行的利益，现代法律的精神实质就是协调平衡各种利益冲突，特别是社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信用立法中，对银行格式合同的管制和在出现各种信用卡业务风险时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对银行和客户的地何和利益的平衡，所以，我们应根据经济和银行业发展状况，全面平衡各方利益，建立一个合理的信用立法的框架。再次，”国际化”和”本土化”棚结合，借鉴国外相关规定及合理做法。我国有关信用卡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困际公约、国家惯例的吸收，对外国立法、判例的借鉴恐我嗣立法的必经之路。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风险，信用卡欺诈，立法完善
一、信用卡行为规范的必要性
信用卡不仅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成为了主要的支付手段之一，并且也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功能不断扩展，实现提现、贷款、资金运转等功能。随着信用卡业务的长足发展和信用卡业务的不断增长，信用卡业务中的风险频率也随之增长，对发卡行、特约商户、持卡人之间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风险中的问题也日渐严重。笔者在官方网上见到一个民意调查，对消费者用信用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信用卡市场进调查，显示市场混乱，无规矩占76.82％；比较有秩序，管理规范占14.98％：无所谓，几乎不用占8.2％。这一显示消息表明，信用卡市场在现在经济市场中拥有广阔的前景，但又存在着巨大的不足，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完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信用卡欺诈的行为特点的法律性质分析
英国学者SalyoAoJoens认为，信用卡是一个信贷协议，它需要对购买进行支付，即使用者对发行者负有偿还交易时用卡所支付的费用的义务。“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银行业务共同开发的金融产品，具有支付和信贷功能，是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是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从法律角度看，信用是发卡机十勾持卡人就是用信用卡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的凭证。在信用卡的使用下，持卡人与发卡机构构建的是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这个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主体是持卡人和发卡机构，客体是发卡机构及相关组织提供给持卡人的相关服务，内容是发卡机构和持卡人的权利义务。这一特殊的金融服务合同的特殊性体现在双方的债务债权关系不确定，因为信用是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手段，是对预期的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所以体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另外，信用卡下发卡机构和持人的权利义务的实现还涉及到特约商户，特约商户作为信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持人和发卡机构的权利义务，需要特约商户履行其相关义务才能实现。
发卡机构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种消费款项的结算关系。存信用卡关系中，特约商户实际上是银行的人，它代表银行接受银行认可的信用卡。在跨行交易的结算中，即使特约商户是与收单行签订特约协议，但由于它是代表发卡机构接受信用卡，特约商户这时是发卡行的人，而不是收单行的人。信用卡交易是以发卡行的信用介入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因购物或消费而产生债务债权关系，以信用卡为支付工具和信用工具。在信用卡交易中，发卡机构承诺收到符合规定是用信用卡的签单即付款与特约商户，独立于作为其基础的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的消费关系之外，也不受持卡人与发卡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的制约。从实务上来讲，发机构除了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结算及其他相关服务外，还以其巨大的信用为特约商户提供付款担保，为持人提供资金融通。从法律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发卡机构为持卡人和特约商户提供相关服务之外，还与特约商户形成一种独立担保关系，在持卡人信用账，无足够余额支付所购商品时，持卡人可以使用发行所给予的信用额度透支消费完成购物行为，其实质是发行垫付资金完成对特约商户的付款。所以，信用卡在发卡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形成的是持人住用信用支付下有发行提供付款担保的一种独立担保关系。
持卡与特约商户的关系是一般的商品买卖和服务的法律关系，虽然采取的是信用卡这一方式进行支付和结算并介入了发卡行水完成整个消费行为，但是实务上和技术上百异于其他支付方式，但买卖或提供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却不实务的同而变化。
信用卡欺诈是指不法持卡人通过欺骗手段领取或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行为。诈骗按照角色的不同可以分为商家诈骗、持卡人诈骗和第三方诈骗。商家欺诈来源于合法商家的不法雇员与欺诈者勾结的法商家。在实务中，商家雇员有机会接触到持卡人的卡信息，这就有可能为使不法雇员保留或复制信用信息，通过信息的保留而进行欺诈。持卡人欺诈主要是不道德的真实持卡人所进行的欺诈，通常是持卡人充分利用信用卡的责任条款，在收到货物后提出异议或言没收到货物，欺诈商家和发卡机构。第三方欺诈主要是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伪造和骗取信用卡并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伪造相关信息来欺诈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这种情况下，一旦发卡行发行后，引起的法律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在法律效力上其归于无效，但在欺诈行为没有被发现之前，无疑是扰乱信用卡市场秩序，侵犯了发卡机构的利益。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欺诈，骗取发卡行发行信用卡进行使用的情形相对于利用虚假身份进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根据当事人是否知情，可将这类行为分为当事人完全不知情情况下的欺诈和当事人知情的欺诈行为。由于当事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被行为人利用，其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与行为人虚构身份，伪造申请资料骗领信用卡的情形相同，对当事人不具法律效力，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知情情况下的信用卡欺诈行为，目前比较典型的是中介公司进行欺诈申领信用卡，即所谓的“套现”。中介公司一般打着“小额申请”、“快速融资”、“贷款绿色通道”的幌子来诱骗申请人。中介公司一般会告诉申请人，他们可向各家银行同时申请信用卡，这样申请信用卡的数量可达十几张。每张信用卡可的信用额度可达2万到5万元，总额度就可答三四十万元。然后，中介公司通过提供最全套的手续去“骗领”银行的信用卡金卡。最后，中介公司通过POS机为申请人大量提现。当十几张信用卡从银行里办理出来，中介公司都要向当事人索要10％到50％的手续费，如果当事人希望直接收到现金，中介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公司的POS机为当事人刷卡，使银行资金转入公司账户提出来。但我国目前还无专门针对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规定措施，所以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规制。
三、信用卡欺诈现有的法律规范
信用卡使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对信用进行了原则规定。《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民法迪则》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问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最为摹砌的就是发卡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三者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发机构始终面临着申领人伪造资料骗取发卡机构信任的问题，非法持有人的诈骗问题，合法持有人恶意透支的问题以及特约商户未尽职责的问题；持人则面临着信用卡和身份证被盗窃、遗失的问题。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使用伪造、作废、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及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金融法律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两部重要法律。《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业务中的主体，发卡机构、银行、持卡人和特约商户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在业务规定、业务管理、信用卡申领与销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法律责任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他包括《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办理利用信忙许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各商业银行关于信用的章程、特约商户协议节、特约商户操作程序、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于续、信用卡保险单等都有针对信用卡使用有关的约定与规范。
我国目前关于信用卡的立法相对于实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对各个部门法对信用卡的规制来看也有定的不足和弊端。目前我国调整信用的规范主要是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他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作的少量司法解释。信用卡法律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强，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主要是由各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信用卡章程。这些章程在信用卡交易实践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法律效力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其次，表现为缺少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的专门性法律，我国目前在调整信用卡方面的法律最为权威且最具操作性的规章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也并非针对信用卡专门而立，而是将各类银行卡业务纳入同一办法进行了规范。其具体内容对己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信用卡法律纠纷没有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信用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严重缺失。另外，其对银行制定信用卡章程的格式条款不加任何限制，亦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信用卡欺诈防范的法律规制
首先，要加强和完善信用卡的立法，加强信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法律规制，从内容上基本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信用}产业的性质、产业的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二是发机构、特约商户、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三是信用卡网络安全保密及监督制约程序；四是发卡行、使用的法定程序和市场行为准则：五是信用卡授权、交易、清算和支付等重要环节的规范；六是各种信用仁欺诈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从法伴内容上对信用卡的规制加以完善，制定专门的《信用卡法》，让各个环节能明确的在法律的指导下运行，让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明确的法件规定作支撑。
其次，要衡量持卡人和银行的利益，现代法律的精神实质就是协调平衡各种利益冲突，特别是社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信用立法中，对银行格式合同的管制和在出现各种信用卡业务风险时当事人的责任分担，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对银行和客户的地何和利益的平衡，所以，我们应根据经济和银行业发展状况，全面平衡各方利益，建立一个合理的信用立法的框架。再次，“国际化”和“本土化”棚结合，借鉴国外相关规定及合理做法。我国有关信用卡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困际公约、国家惯例的吸收，对外国立法、判例的借鉴恐我嗣立法的必经之路。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各地方政府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的突破：适用范围的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新型的召回责任制度；消费者的范围涉及到单位；欺诈行为的细化等。
我国已制定了大批包含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食品卫生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但由于上述法律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侧重点也不同，在实施中出现可操作性差等缺点，所以无法真正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颁布,确立了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制度。以下将从七个方面阐述地方政府对《消法》适用的突破。
一、 适用范围扩大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对消费者反映商品房消费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存在以下违约行为的，消费者可要求退房，即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导致商品房质量、面积、结构等与合同约定不符；商品房外部环境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与经营者的承诺不相符；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为购房者办妥房屋、土地权属手续。《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应当履行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房屋维修义务，在包修责任期内，房屋出现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经营者应当承担修理、更换、赔偿损失等责任，因业主装修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除外。
福建省也于2001年执行《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把房屋开发者、销售者和拆迁人，统称经营者。商品房消费被纳入了《消法》的保护范围。
二、 精神损害赔偿确立
《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对实际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够充分补偿的部分，惩罚经营者或提供服务者的恶意行为。但是这种简单的“一加一”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 “一加一赔偿”的计算方法使得加倍赔偿的法律责任与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大小无关,而直接与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或接受的服务费用有关,必然就会发生显失公平现象。如经营者销售价值5万元的商品,经营者存在欺诈,但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经营者需赔偿消费者10万元,这对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又如,经营者销售价值仅为30元的伪劣洗面奶,但造成消费者使用后面部受损,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身伤害没有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得不到精神损失赔偿。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60元既不能给消费者以充分的抚慰与补偿,又不能给经营者以足够的威慑与惩戒。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第56条规定，对消费者造成精神损害的，经营者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营者除承担上述民事责任以外，还应当赔偿消费者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惩罚不是目的，关键是受到教育”，但是惩罚需要力度，由于对责任人的惩罚力度过轻，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违法者往往可以不痛不痒地拿出些钱来，而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把损失赚回来。
确立惩罚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生产商和销售商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成本，这样会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中尽到谨慎小心的义务，否则将面临的是高额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 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更加具体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2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社会公认的质量、卫生、安全要求。
发现或者有事实证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项服务；商品已售出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同时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适用更加具体，具体提出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及社会公认的要求。这些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表明消费者维权更有章可循。
四、 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消法〉办法》立法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李新建议，增加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李新在建议中对个人隐私作了详细说明：个人隐私，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学历、住所、联系方式、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健康状况等与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密切相关的信息。由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引起的精神损害大量存在，李新还建议对侵犯隐私权后果严重的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增加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和标准的规定。
由消费引起的隐私权被侵犯，目前，越来越多地存在于服务性消费之中。许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或购买商品时，经常会被要求留下个人基本资料。如有消费者不愿按服务商或经营者的要求去做，则有可能失去购买或接受服务的资格。
2003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将个人隐私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加以保护。在第29条中作出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经营者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根据这一规定，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一旦遇到个人隐私权受侵害，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五、 召回制度出台
产品召回制度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维护企业产品形象，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安全的重要手段。召回制度是一种新型责任制度，在国际立法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
制造者在召回制度中负有产品召回义务。即生产厂商一旦确定产品有缺陷，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缺陷产品采取修理、退换或退赔等措施。其目的一方面在于避免因召回义务的违反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将产品所产生的危险或可能产生的危险加以排除以避免给产品用户带来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
中国汽车企业的主动召回也只是近两年才开始的事情。召回制度公布三年多来，目前国内汽车累计召回数量已经超过了126万辆。
对于处于成长型的中国企业来说，产品召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什么时候发出正式的召回通知，如何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等等，如果处理不慎，一次产品召回就足以毁掉一个公司，或者至少影响公司的声誉并减少企业未来的收益。
2004年出台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草案）》就是我国在产品召回方面新型责任的尝试。也为日后对于其他产品建立召回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模式。
六、 消费者的范围涉及到单位
关于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单位的问题，理论界与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收服务的自然人。”持该类见解的主要理由是：单位并非终极消费的主体。其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单位成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利益，归根到底自然人仍是终极消费的主体。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的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经济合同法。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浙江的朱先生通过单位的名义向DELL采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后因主板出现故障，要求DELL免费维修，遭拒。DELL坚持，三包法保护的群体是“消费者”，单位用户并非“消费者”。
我国的法律界定“消费者”即自然人。包括《消法》在内的相关法规条例（包括电脑三包法、手机三包法等）适用的主体都是法学概念上的“消费者”，也即，单位用户不受三包法保护。对于单位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出现的问题，应当区别对待，仅属违反约定的，对方应承担违约责任；造成侵权及财产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的，由受损人依据《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HP、联想等厂商愿意按三包规定为单位用户提供售服，是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为自己的全部用户多做些事，DELL并没有做错。
七、 欺诈行为的细化
北京实施《消法》办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列明15种）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欺诈行为属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所为的，由销售者先行向消费者赔偿；赔偿后，销售者可以依法向实施欺诈行为的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欺诈行为由《消法》的九种情形增加到十五种情形，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实施的《办法》使欺诈行为更加具体化、细化了。
参考文献
[1]闫玮.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天津大学学报.
[2]王利明.重新认识“消费者”[J].消费维权，2003，（12）.
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惩罚 阻遏 双倍赔偿 消费者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
惩罚性赔偿制度始于英美法，被我国法和台湾地区法律借鉴。由于该项制度发端于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英美法系，在英美法系的语境下，惩罚性赔偿并没有清楚明晰的统一定义。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我国学者韩世远把惩罚性赔偿的定义为“依据法律的规定，由不法行为 人向受害者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它是以“赔偿”的名义进行的一种惩罚。 ”通过以上表达方式和定义我们可以看出，都无外乎强调惩罚性赔偿惩罚性和阻遏性职能，且兼具有补偿性的功能。下面我们就继续对惩罚性赔偿的这俩个特性展开论述:
（一）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惩罚和阻遏
惩罚性赔偿的这两项功能也是区分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的关键所在。一般在补偿性赔偿中，被害人只能依其实际所遭受的损害进行求偿。然而不法行为人恶意伤害他人，或具有可非难性的重大过失伤害他人，对他人福祉造成重大伤害，且于社会以不好之示范，姑且仅处罚其填补他人损失尤为不够，不能起到法律的教育作用。
同时，惩罚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惩罚本身，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遏制类似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的阻遏功能运用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它将人们的行为预设为理性经济人，懂得根据各种社会参量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选择，以达到阻碍的目的。
（二）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功能
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并不同于补偿性赔偿的补偿功能。补偿性赔偿的补偿功能更多体现在对于因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而进行的填补，力图使其恢复到收到侵害前的状态。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精神损害方面。精神损害赔偿素以难于金钱进行计算著称，无法制定统一标准，只能参考各种系数，因此补偿性损害赔偿无法满足要求，因此这时就需惩罚性赔偿发挥作用。第二，侵权行为对人身造成伤害，可是许多情况下人身伤害的损失又是难以证明，因此采用补偿性损害无法对损害进行充分的补救。第三，受害人提讼以后支付的各种费用，特别是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予以支付 。
二、惩罚性赔偿的比较法考察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上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也略有不同。
在英国法中，英国惩罚性赔偿仅适用于三类案件，第一类是涉及法定授权机关；第二类涉及政府机关实施“压制的、专横的和违宪的行为”之情形；第三类涉及被告在价还行我之前就计算过利润超过其所支出的补充性赔偿之情形。近年来英国法有所变化，侵权法中长期以来认可的惩罚性赔偿金也扩大用于违约的某些情况。
美国法是当今惩罚性赔偿制度中最为完善，影响最深远的国家。在美国，早起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集中于故意和不道德的侮辱行为。继受英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后，该制度在美国得到充分的发展。至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成为了美国侵权法的中叶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惩罚性赔偿在每个得到广泛应用，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惩罚性赔偿的界限，被适用于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劳工法及家庭法，同时赔偿的数额也直线上升。
三、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的解释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可以看出，消费者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须有俩个要件：须是消费者合同；须有欺诈行为。
（一）消费者合同
对消费者合同的界定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一方须为消费者，另一方须为经营者。关于消费者的界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有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由此文义。界定消费者并不困难。但从实践上看，近年出现了知假买假者，其是否属于消费者引起了很大争议。
据此形成了俩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知假买假不能够获得双倍赔偿，根据消费者的文义解释，很难把知假买假者定性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显然他们是为了牟取双倍赔偿的利益而为之。而且从社会实效上来看，如果允许知假买假的获得双倍赔偿，很容易出现专门从事打假的个人和公司，依靠双倍赔偿牟利，成为制度的寄生虫。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支持知假买假，获得双倍赔偿。首先消费者的动机不在49条考虑范围之内，故不能因为其动机而把知假买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其次，把打假当做公力行为由政府单独完成有失偏颇。目前来看，介于多方面原因，政府尚不能有效遏制假货的横行，那么知假打假的存在尚尤其意义。
笔者认为，应该界定知假买假者为消费者，获得双倍赔偿。否则，经营者往往会提出消费者明知商品是假货，为获双倍赔偿而故意购买。这样会使双倍赔偿制度的作用大打折扣，也使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功能无法发挥作用。
（二）存在欺诈行为
关于欺诈行为的语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做特别的界定，自应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的欺诈概念做相同解释。
同时是否要求消费者就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呢？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用语来看，的确提到了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据此有学者肯定须以收到损失为要件。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消费者在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时，须证明自由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消费者没有受到损失，是否可以免责？果如此，那么于该条规定的规定目的不符。惩罚性赔偿目的不在于填补损失，而在于惩罚不法行为。由这一观点出发，可看出不必要要求消费者遭受损失的要件，对于《消法》49条出现的“损失”概念，可以理解为是法律上已有的“损失”存在，纵然实际损失为零，仍然不妨消费者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1]余艺:“惩罚性赔偿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论文，第4页.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