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09:53:58

消费者决策论文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主体 云计算 产业化 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TG3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5-204-01

0引言

目前国内外对云计算作出了大量研究,对于云计算的发展现状、关键技术、安全风险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于云计算产业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尤其是将云计算产业化视作一个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云计算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得到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结论的文献资料还较少。系统动力学被誉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验室,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建立的模型能够充分反映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变化趋势。实施主体是云计算产业化过程中各项事物发展的提供者,在系统模型中起着核心作用[2],虽然有从主体角度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但从主体出发建立云计算产业化系统模型,并从系统动力学角度来探讨主体的作用及其关系的文献缺乏。

1 基于主体的云计算产业化系统的概念

云计算产业化系统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支持、投资机构资金支持、企业的综合管理支持、消费者的市场支持,这些主体要素的活动及其相关之间的互动关系,促使产业化活动的成功。

2 基于系统动力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系统动力学综合了信息论、决策论、反馈控制论、系统论、计算机仿真及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处理复杂问题、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它强调以系统思维的方式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通过因果反馈关系描述系统的动态复杂性,特别适合于解决经济、社会、生态等非线性复杂大系统问题,以帮助人们了解系统动态行为的结构性原因[3]。

3 基于主体的云计算产业化系统动力学模型

3.1 科研主体子系统

本文的科研主体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两者的研究活动一致,包含云计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即虚拟化技术、分布式存储等云计算主要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应云计算发展趋势的要求,政府加大对云计算研究的支持,从而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注重对相关课题的申报,增加云计算的科研人数和科研项目数量,使科研成果(论文和专利)数量大大增加。企业可以通过与科研主体的合作,使科研机构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基础研究,并将科研机构的成果转移到企业。同时,风险基金组织看到技术成果的利润前景,加大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反过来,当企业和风险基金组织对科研主体合作力度增强时,政府就会减少财政支持,使得科研机构的成果有更多的市场应用前景,不局限于研究课题。

3.2 投资主体子系统

投资主体主要指企业和高校外部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机构的融资,其中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机构对政府起着负反馈的作用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使云计算规模化发展,获取高额利润和效益,这里的投资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

3.3 企业主体子系统

云计算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在其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顺应国内外互联网发展趋势,调查消费者需求,与科研机构联合,吸收资金,将基础技术应用于云计算服务商品的开发中,并进行大规模推广,提高云计算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从商业的角度,成功的产业化必备的要素包括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经济光景[5]。对于云计算来说,要从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入手,使得消费者对于云计算相关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随着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更多企业开始转向云计算产品的研究开发,投资力度加大,获取高额利润。相反,利润增高使成本不断降低 ,逐渐有企业推出市场,从而形成负反馈作用。

3.4 动力学模型及分析

云计算产业化发展的过程包含多个连接在一起的正负反馈回路,连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产业化发展系统的复杂成长特性。云计算产业化系统分析框架表明,产业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其内部促进发展和环境条件限制其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促进产业化发展的正反馈起主导作用时,云计算加速产业化发展;当限制产业化发展的负反馈起主导作用时,新兴技术产业化进程放缓。

为了实现云计算产业化健康发展,必须在科研主体、投资主体和企业主体3个系统中对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得出因素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规律,从而把握云计算产业化的发展规律。通过对模型动态过程的研究,可以找到促进云计算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限制云计算发展的瓶颈,从而降低产业化内部能量的消耗,提高产业化效率。通过对模型中重要因素的动态分析,可以考察实现云计算产业化的优化路径,为云计算产业化发展提供完善的产业化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

4 结语

本文在研究云计算产业化路径和相关主体的基础下,提出基于主体的云计算产业化系统的概念及其特征,在对云计算产业化机制进行细致思考后,借鉴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科研主体、投资主体和企业主体分别建立分析模型,并对模型的内部关系和运行机制进行详细阐述。最后对3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建立3个主体之间的系统运行模型。本文的研究为定性分析云计算产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进一步定量研究产业化投入产出、制定相关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将以此研究为基础,根据主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内部运行机制,建立数学模型,调研相关数据,通过各种分析方法描述变量关系,并应用netlogo仿真软件对模型进行模拟,为云计算产业化发展提出指导性建议。

参考文献:

[1]詹洪文.云计算核心技术及其产业化浅析[J].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1:30.

[2]陈世勇.基于实施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系统模型[J].特区经济, 2007(09): 25-28.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国际贸易方式也不断变化,大约经过了三种贸易方式,即传统贸易方式、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和商情时代的贸易方式。国际贸易方式的发展,使得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竞争优势更难维持。分析国际贸易方式的发展过程,有利于探讨在商情时代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策略。

商情是指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竞争性的商业情报,然后通过专业的数据整理和加工、科学的分析,成为指导企业决策的依据。根据scip(竞争情报专家协会)的定义,商情是一种监视市场环境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用合乎职业伦理的方式。收集有关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的信息,并根据客观事实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最后将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企业决策者,为其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就国际贸易领域而言,商情就是把分散的有关国际贸易交易信息转化为相互联系的、准确的、可作为决策依据的分析过程,使决策者清楚了解自己所关心产品或行业的国际交易状况。以及有关竞争对手的地位、绩效、能力和动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已进入商情贸易时代。

一、商情时代国际贸易的来源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市场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进行竞争分析最直接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和竞争者的情况,以便做出决策和制定一个合适的战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超过竞争对手。竞争分析所形成的结果能够成为企业未来的行动指南,能帮助企业决策者制定更好的竞争战略,能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认清形势,并且找出目前和未来的竞争者的计划和战略。如果你掌握的竞争情报,比竞争对手快一步,就得抢得时间的优势,在竞争对手采取行动之前占领国际市场。

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过去.国家或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来阻止竞争对手。随着通信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贸易政策、进入壁垒、交易规则等的障碍逐渐降低或已经被取消。在这些障碍消除的地方,新的竞争者就迅速出现。这些竞争者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和原来的企业展开竞争,竞争的形成看上去可能不太符合逻辑、也很难预测或者没有道德可言,但它仍然是合法的。企业不能再期望竞争对手会利用过时的竞争策略与自己竞争。因此,透彻地理解竞争对手和业务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是稀缺资源的变化。当前,以实物商品为特征的有形贸易逐渐降到次要的地位,而以知识产品为特征的无形贸易已上升为主导地位。以知识为特征的资源逐渐成为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稀缺资源。企业为了维持竞争优势要求企业通过各种数据和信息.从复杂和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在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占领更多的稀缺资源。

四是维持优势的需要。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当代国际竞争的主要特点就是模仿增多.竞争对手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新产品的资料。然后进行模仿复制。因而,企业一方面要抵制竞争对手模仿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模仿竞争对手的产品。所以,及时了解竞争对手的动向,是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方法。

二、不同贸易方式的比较

国际贸易方式从最初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演变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方式,然后演变到电子商务时代贸易方式,再到当今的商情时代贸易方式。这三次贸易方式的大变革,将国际贸易发展推向历史的新高潮。

其一,传统贸易方式。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中,买卖双方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广告、商品交易会和贸易中间商等途径,依惯用的电话、传真、面对面的贸易磋商、看样定货的交易方式。来探究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但是,在商品日益丰富,市场日益细分化、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是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传统贸易的障碍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严重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情报和利益机制.则难以抑制企业纷纷采取不合理的竞争手段,做“一锤子买卖”,以及由此引起的恶性价格竞争和市场秩序紊乱口]。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和其他贸易壁垒就是与我国有些外贸企业仍然采用传统贸易方式有关。但人类科技的进步,国际贸易迎来了电子商务时代贸易方式的变革。

其二,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电子商务交易有着显著的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交易范围,并为有远见卓识的商家带来全球性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突破了贸易的时空界限,它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全球性、地域性、低成本和高效率等内在特征,在符合商业经济内在要求的同时,还使其超越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增加了贸易机会、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益。与传统的交易模式相比。商对商式(b2b)的网上交易其实没有改变交易的规则,所改变的只是交易的方法。它所显示出来的突破性的飞跃.是可以让一个不出门户的商家通过互联网完善的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内容丰富的供应链,而这个供应链不再受到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当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将传统贸易方式的“信息不对称”加以改善并向前跨了一大步的同时,其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电子商务的可信度、电子商务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网站的可见度、流动性、售后服务服务、企业的商业秘密等,这些都与电子商务平台所提供信息的质量有关,也导致电子商务贸易不能适应所有商品的贸易。目前,单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不再是外贸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是成了企业生存的战略必需品,不能紧跟信息技术应用发展的企业被抛在后面。

其三,商情时代的贸易方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壁垒逐渐减弱,国际市场变得更富有效率。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要生存发展就要对未来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就要求战略比以往更具有前瞻性和弹性。竞争情报能帮助决策者认清形势洞察未来,使企业资源与变化的环境,尤其是市场、消费者或客户相匹配,以便达到决策者预期希望。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竞争情报的需求更加迫切。

在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企业面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产品、价格的竞争,全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提高情报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外贸企业需要面对,必须面对的课题。正如《未来时速》一书中所说的:将你的公司和你的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最有意义的方法,能使你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情报来干最好的工作。你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情报将决定你的输赢。

当今世界上三大贸易方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只有顺应这个潮流,企业个体的贸易,国际的整体贸易.才会赢得利润和进步。

三、商情时代的国际贸易决策过程

国际贸易商情或国际贸易情报(trade intelligence简称t-intelligence)是信息和洞察力的综合,是随着战略管理理论、决策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演变成为企业的一项独立的职能。因此,正确认识商情在国际贸易战略中的地位和对战略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制定一个准确、灵活、富有弹性的战略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战略和规划能够告诉企业开始行动的方向和目标,但是情报却能识别并告知企业暴风雨即将来临,并使经营决策者选择出最好的方案,情报的准确与否经常会决定着决策的成败。商情时代国际贸易决策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收集、分析有关竞争者的信息、竞争者经营环节和业务发展趋势,掌握竞争对手的其他情况,识别国际市场的变化,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战略决策。

面对节奏快、变化快的竞争世界,按部就班的战略规划将会阻碍动态的、创新型的可执行决策的产生,也会阻碍企业采取市场行动的步伐。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外贸企业决策者们必须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依靠商情来进行科学决策,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企业还在制定自己的战略规划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执行着可以赢得市场的战略。外贸商情已成为企业决策者们特别需要的东西了,正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商情已成为继技术、人才、资金之后的第四大竞争力。全球国际贸易已从“e-commerce(电子商务)时代”进入“t-intelligence(贸易商情)时代”。

四、案例分析

实际上,利用商情打击竞争对手很早就有,但没有得到人们重视。早在信息流通还处于相对闭塞的17世纪,美国已经认识到提高贸易情报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选择性的公开海关数据,让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序化,有利于国家的利益。于是美国开世界之先河.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海关数据公开。当时,进口货物到岸后,通常的做法是以在报纸上刊登消息的方式通知买家提货。有一家名叫joc的报馆,与刊登消息的出口商有业务往来,他们逐渐发现了贸易情报对出口商的潜在价值。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这些初期的商业资讯来帮助出口商进行业务往来。

日本企业对商情的研究和应用也是较早的,这是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公司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曾一度使大量的美国企业陷人困境。像摩托罗拉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才在日本竞争者的猛烈进攻下业绩迅速下滑。正是日本企业成功地运用了竞争情报这一手段,保持了在许多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成功。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意味着商业环境变化的节奏要比过去快得多。企业的决策者已不可能依靠直觉和本能来做商业上的战略决策,完善的竞争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变得至关重要。

印度企业也利用商情获得巨大成功。伴随着印度软件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其国内出口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可以灵活应用贸易情报:包括随时随地查询到美国任意买家的全球供应商分布状况.自中国乃至全球采购产品的详细描述、交易数量,甚至包装信息、运输信息等;全球竞争对手的出口状况,买家的详细资料,以及交易次数,频次等深度情报信息。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情报应用,企业可以据此分析国际买家的采购行为,供应商分布状况和稳定程度,监控竞争对手和买家。从而一方面避免自己买家的流失、开拓全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依据大量市场数据.进行科学的企业决策。

世界重量级公司利用商情获胜的实例并不罕见,ibm跟随苹果电脑进入市场,而最终改变ibm业务;微软公司36小时内做出掌上电脑的促销决策而给palm致命一击。伴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贸易情报得到了飞速发展,大多数美国公司在使用贸易情报。据统计,美国《幸福》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前loo名企业和美国90%的公司均拥有自己专门的部门负责竞争情报的搜集。情报渗透于公司每个分支机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今的商情利用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国际贸易最普及的工具.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

五、对策建议

中国商情服务起步较晚。最近几年中国才开始出现贸易情报服务的初级模式,但因为应用理念、技术差异、经验局限等,再加之缺少专业组织机构的加以推广,造成部分中国企业对这项服务产生误解。可以说.商业情报竞争力薄弱也是导致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差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量企业都将必然参与到“全球大市场”中的竞争.而贸易透明化的步伐加快,将直接带来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要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商情服务的支持。目前,中国外贸高速增长,但情报跟不上成为贸易发展最大的障碍。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多边贸易规则和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不断调整,进口检验检疫要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持续增加,国际贸易风险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能否方便快捷地获取各国各地区产品生产、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已成为各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先决条件。为解决企业在贸易中遇到的情报缺乏问题,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及时提供情报服务就是一项重要的支持措施,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体系。我国外贸企业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不畅,抗风险能力不强,特别需要政府和行为组织提供信息帮助。帮助掌握各种情报资源。及时准确提供国际市场竞争的情报,解决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企业提供决策的依据。使企业更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二要鼓励发展商情资讯业。国际贸易所需的情报比较多,主要有四方面:市场方面的情报;竞争对手的情报;消费者需求的情报;稀缺资源分配的情报。“资讯创造价值”的贸易理念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共识。但依靠企业自己获得这些情报是很难做到的。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如何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完整、专业对口的国际贸易资讯,如何将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推进到世界贸易强国的行列,将是众多专业资讯服务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无规律,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更无常,各国贸易政策变化更快。贸易商情资讯无论从信息查询的便捷行、完善性、都带来历史性的变革,为企业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及竞争力的贸易情报。

三要提高外贸企业获取竞争情报的能力。我国大部分外贸易企业还主要依靠市场、客户和中间商收集信息.这满足不了情报竞争时代国际贸易的需要。在国际竞争中,企业需要的最后一种稀缺资源就是情报资源,并且能够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将企业拥有的这种稀缺资源(情报)转化为竞争优势。好的竞争和战略情报需要进行有效的分析,成功的业务和竞争分析要求对环境、行业和企业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而这来源于经验、翔实的数据和信息、正确地选择和运用分析技巧和有关竞争的结构模型、懂得如何竞争,以及针对其竞争对手所采用的策略的反应速度。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大数据营销;阿里巴巴;应用

2011年,“大数据”一词首次被提出,进而引起了各个领域的关注,尤其是信息技术研发以及医学方面,而大数据营销在电商企业中的应用只在近两年才在相关领域被提及。鉴于大数据的规模大、复杂性强以及技术支撑要求高这几个方面的特点,本文以具体电商企业为研究对象,针对性地分析大数据营销在电商企业中的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得研究更加的形象和具体化,从而有助于创新电商营销模式,开辟新的互联网企业发展道路。

一、阿里巴巴大数据营销应用分析

阿里巴巴的消费数据覆盖面广,累积量大,并且具有很强的数据挖掘能力,这些促使阿里巴巴成为大数据应用的先导者,以下从两个角度来分析阿里巴巴对大数据营销的应用:

(一)企业外部。阿里巴巴的数据库中记录着大量的用户数据信息,在保证用户权益的前提下,将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发生的物流数据,通过互联网技术,共享给各个物流快递公司,接着由阿里巴巴做好仓储和远途运输,由各地的快递来配送给客户,并由此形成一个开放、透明、共享的大数据库,开辟了电商企业、物流公司、仓储企业供应链服务商等的协同服务模式,在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大大提升了电子商务的服务水平。

(二)企业内部。阿里巴巴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所需的数据类别也不同,阿里巴巴为了避免数据收集的重复性,采用延伸基础性数据的挖掘深度的方法,并将所得的基础数据库进行统一使用和管理,比如,用户在注册网站时,其他网站的性别只分为男性、女性两类,但是在阿里巴巴却有着18个性别标签[1]。通过大数据平台,阿里巴巴将用户在网络上的各种活动进程一一记录,通过分析后能够较高程度地还原客户的实际需求,进而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向客户推销出符合客户意愿的产品,这种营销模式不仅有利于有效巩固用户群体,还能够进一步扩大用户群。

二、阿里巴巴大数据营销应用存在的问题

大数据营销为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了众多的价值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途径和方法,但任何技术或工具的运用都需要企业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2]。作为大数据营销的先导应用者,阿里巴巴在大数据营销应用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数据存在失真情况。数据的失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在注册时可能会输入虚假的个人信息或者是一人使用多个账户、使用他人账户等,其在网络操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本身就不真实,然而这些数据仍会被阿里巴巴当成不同的用户记录下来,造成用户信息混乱,难以反映真实的用户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促使阿里巴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网站维护与更新,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不少用户因为不熟悉新的界面而进行错误的操作,这些错误的操作信息也被阿里巴巴记录,造成数据库中真假信息混杂,严重影响了大数据的质量。

(二)消费者的个人权益难以保障。阿里巴巴全网的活跃用户超过四亿以上,远超过其他门户、搜索等主要媒体,这些数据关联了从消费行为、生活信息、财产信息的方方面面[1],并且阿里巴巴所拥有的“大数据”是由大量“小数据”组成的,而“小数据”是由一个个用户产生的,如社会媒体上用户或交互的信息、用户网上购物的消费记录、使用搜索引擎的搜索记录和用户消费数据等[3],虽然阿里巴巴在用户信息安全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其拥有的用户信息量很大,一旦泄露,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难以想象,并且直至目前,阿里巴巴仍没有提出有效预防用户信息泄露的方法或是用户信息泄露之后的维护方法。

(三)大数据营销效果易出现两极化。用户在使用淘宝的过程中会将自己的手机号码、邮箱等联系方式提供给阿里巴巴,为了扩大经营,阿里巴巴会进一步分析数据库中的客户需求,针对不同的客户,通过短信、邮件等形式向客户推销产品,这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客户,然而大多情况下这些信息会被消费者无视,更有甚者,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因此,大数据营销的效果如何,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效果难以预料。

三、阿里巴巴大数据营销应用的发展建议

在大数据产业市场规模逐渐增加的背景下,阿里巴巴的大数据营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由于对大数据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数据的质量、性质难以保障,并且能被挖掘出来的价值和难度也难以估量,本文结合阿里巴巴大数据营销应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加强数据处理,提高数据有效性。加强数据处理应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方面是引进相关专业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研发有效的数据分析工具,加强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并借此进一步完善数据管理系统,修复数据系统中的各种隐患漏洞,有效筛选有价值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要提高挖掘数据技术,充分实现数据价值,如物联网传感器、视频监控设备时时刻刻都在收集海量数据,但价值没有微博大,因为数据难以变现;运营商拥有用户通信相关数据,从语音到短信再到位置,量大过任何一个互联网巨头,只能白白浪费,因为运营商不被允许也无能力去利用这些数据[4]。

(二)加强数据安全管理,维护用户权益。目前,即便客户同意提供个人信息,但对于企业留存用户个人信息是否侵犯用户隐私尚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这就使得用户的个人信息在阿里云端的安全性得不到法律保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对此,阿里巴巴需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严格数据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应当明确规定内部员工对于用户信息的保护和管理条例,建立问责机制,责任落实到个人,对于因个人利益而泄露用户信息的员工要加大惩罚力度,防止不法分子乘虚而入。与此同时,也需要保障用户对自己个人信息的修改、删除等权利。

(三)挖掘客户需求,加强营销效果。阿里巴巴可借助已有的用户信息,针对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采取市场调查及预测等方法,加深对其购买习惯的熟悉程度和把握程度,确定良好的产品推荐的时机和种类,比如节假日期间,下班时间,购物节等,也可尝试向其推荐其他的互补性产品,充分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这样不仅保证了推销的及时性,又避免了客户对于产品推销的厌恶情绪,从而扩大客户群,提升企业利润。

四、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营销是促进电商提高经营能力,提升利润空间,进一步推进网络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大数据营销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电商企业大数据营销应用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但这些只是大数据时展必然会存在的阶段性问题,只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大数据营销将不仅是局限于类似于百度、阿里、腾讯等电商企业,其应当在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全面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甄妮.电商企业大数据营销的应用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

[2]杨世杰.大数据营销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C]//学术视域下的2015全国两会热点解读――决策论坛论文集(上).2015.

[3]王纪伟.试论大数据营销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问题[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28(18):69-70.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dual system of civil law is internal system and external system. The internal system represents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ivil law, and the external system refers to the concept of the law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real lif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frastructure chang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law system, aims to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civil law.

【关键词】社会基础;民法;内在体系

【Keywords】social foundation; civil law; intern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66-02

1 引言

民法双重体系的构建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但由于我国的民法受世界其他各国的法律尤其是德国与日本的影响较深,没有真正适应我国的实际国情。因此要对民法的内在体系跟外在体系进行详尽的分析,才能真正促进民法的双重体系的建设。

2 民法内在体系

2.1 民法内在体系概要

民法内在体系的优点是稳定性较好,但是其表现形式则较为抽象,不容易理解。民法在发展时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水平,会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特点,发生不同的改变,这就是民法与其余的法律相比最明显的差别。通过民法的实际发展情况而形成的体系就是民法的内在体系,其主要应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属性,规范法律相互之间的联系。

2.2 变化规律

从上文可知,民法容易受到来自社会价值取向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基础对民法的影,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这些外在的因素会使民法发生变化,但是其内在体系却依旧保持稳定,不会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因此,民法是一步稳定性较强的法律,民法内在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它并非随着社会变迁而体现为“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而是呈现为“此起彼伏”的动态系统。民法的内在体系会在民法发生变化时产生动态平衡,从而保证民法的基本稳定。

2.3 社会价值取向

民法的内在体系对民法来说可谓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民法的内在体系代表了整个民法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够具体体现民法的价值,更是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基本组成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民法内在体系激烈动荡。因此,在对民法的内在体系进行完善的过程中,要保持民法的内在价值不被动摇,要始终保持民法的内在体系与社会价值取向一致,在此前提下,对民法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并使民法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价值充分遍布民法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民法内在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是会根据当今社会的基础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我国的民法内在体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外部社会环境与经济、科技对民法内在体系的重大影响,环境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到民法的内在体系[1]。

2.4 民法内在体系的原则

2.4.1 意思自治

能保持人人平等的前提称为意思自治。意思自治意味着每个人以人格独立和平等为前提,以法律行为制度为主要载体。例如在合同、婚姻、遗嘱等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捍卫自治空间。

2.4.2 对弱者的保护

对弱者的保护是民法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体现,其向我们展示了民法理论性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方面。

2.4.3 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指的是保持民法的时效性,能够充分体现民法的特点,体现为社会共同交往中意思自治的边界,展示民法的公信力,保证社会的安全。

2.4.4 自己责任

自己责任指的是对意思自治、弱者保护、信赖保护实现后的必然结果,通过对民法以上三个基本原则进行保护。体现为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各种具体形态。

3 民法外在体系

3.1 民法外在体系的概述

所谓外在体系体现为对素材的加工编排所形成的处理结果, 是指以一定的逻辑方式对源于实际生活层面抽象所得出的法的概念、规制加以建构的体系。民法的外在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为这些本质性的概念提供载体,在当前成文法系国家中,法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的成文法,还包括判例法、习惯法等不成文的法中的规范,民法外在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够使民法的内在体系更好地融合到民法中,而民法的外在体系也能很好地将民法内在体系里的内容进行展示。因此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外在体系[2]。

3.2 民法外在体系原则

民法的外在体系就是融合所有民法的概念,并向外进行展现,也是将社会实际生活进行抽象化管理,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对事实的抽象会产生不同的事实特征。

3.3 民法外在体系的逻辑体系

我国的法律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一定程度的影响,不是单纯地积累自身经验,因此,法学概念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不够完善,从而使得一些具体的法律在概念描述上较为模糊与混乱,对具体名词的解释与定义都与实际不同。

4 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民法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不断发生着改变,最重要的三次质变:第一阶段从《法学阶梯》到欧洲大陆法典化运动,第二阶段为当代第二次民法典浪潮。其中,第二阶段质变仍然影响着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第三阶段正如火如荼。我国民法体系的建设既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必须吸收两千多年来世界民法学的普世性知识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要充分分析与研究社会基础的变迁。

4.1 “人”在民法中的原型

“人”是民法体系在建立过程中最根本的出发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内在体系来看,“人”既是人格保护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意思自治的载体;而抽象的“人”概念下的多重角色,构成保护弱者原则的前提条件。而在外在体系,所有的概念、制度的逻辑出发点都在与于“人”,“人”既是各种概念所环绕的中心,也是所有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因此,目前民法双重体系构建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准确定位,由于我国目前社会基础正发生变化,社会构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质变,在这个前提下,对民法中“人”的定位最先要实现的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是要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4.2 物权法

4.2.1 物权法中的外在体系问题

物权概念来源于德国法,物权概念的存在对于民法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从本质上改变了民法双重体系,对于物权与债权的区分较为严格,并且物权的内容与物权变动区别于债权及债权性基础行为。物权法的核心是以处分权为中心的抽象所有权。

4.2.2 物权法的内在体系问题

所有权制度的选择不仅是法学逻辑和法学概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经济模式和法律政策的变化。通过对所有权制定的选择更加深入的分析,可以知道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的生产方式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相伴而来的是新的产权形态对财产进行利用的方法变为了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进行。

5 结语

社会基础与民法体系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矛盾,而正是由于这些矛盾与联系的存在,才使得探索民法双重体系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民法双重体系构建存在不少问题,对概念的描述尚未充分与清晰,因此就需要对民法体系做好详尽的研究与分析,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促进民法双重体系的建设,最终提高我国民法的制定水平。

【参考文献】

【1】S俭.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A].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系统科学在工程决策中的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差序格局;网络社会;人际信任

差序格局的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就像漾起的一圈圈波纹,以自我为中心逐渐扩散形成“差序格局”。费先生的语境是传统乡土社会,面对社会的变迁和互联网的崛起,差序格局在网络环境中存在的特点、产生的流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使用量化的方法,对网络中差序格局的特征与流变进行分析,并探讨流变背后深刻的历史、技术、社会原因,对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进行多维理论诠释。

“差序格局”的概念化与测量

1.“差序格局”的概念化。本研究使用“厘差定序”的方法,对网络社会中的差序格局进行测量。首先通过计算不同圈层相对中心的差等距离,确定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量个体行为“序次”的变动程度来确定差序程度的强弱。概念里的“差”是静态的差等结构,即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逐层向外扩展的类似同心圆的模型。本研究以“由私到公”的顺序选取“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陌生人”五种人际关系为“差”的测量变量。“序”则强调个体动态的行为模式,即个人如何对待不同圈层中的对象。本研究使用关于信任的测量题器,测量个人对不同人际关系圈层的信任水平(S)来判定“序”的程度,并将序的程度分为四级。2.问卷设计与数据统计。研究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共回收202份问卷,有效问卷196份,并运用SPSS进行分析。研究参考RotterJ的人际信任量表(ITS),以“微信人际交往中的信任水平”为主题设计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对人际关系结构的测量、对个人与不同圈层的人的信任程度的测量、对差序结构松散程度变化的测量四大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核心,共8个问题,每个问题形成一个对家人、亲戚、朋友、同学、陌生人的五点评分矩阵量表。五个圈层最终根据8个问题得到各自的总分,这个分数即为本圈层信任水平,根据这个值划定圈层的“序”。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呈现特点1.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的存在特征通过频次统计发现,82%的人使用微信的目的是聊天和社交,且62%的人好友数量都在150人之上。这证明微信是网络社会重要的社交工具,对微信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网络社会存在类似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数据分析显示,五种人际关系真实存在于网络人际关系中,且比例有所不同,超过七成的人表示好友中最多的是同学同事,最少的是陌生人且数量不到20%;人们依然倾向于将陌生人放置在个人社交网络的边缘,并表示更愿意花费时间和家人、朋友等亲近的人聊天。不过有趣的是,与亲戚相比,人们更愿意花时间与陌生人交往。传统的差序格局中,亲戚与个人存在血缘关系,仅次于父母和兄弟姐妹;但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却表现出对于亲戚圈层的疏离。(2)网络社会存在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通过计算各圈层信任程度(S),得到S值分别为:家人36.4、亲戚29.6、朋友31.7、同学/同事26.9,陌生人16.6。将各圈层值划入“序”的程度,发现个人对家人的信任程度最高为“四度”;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为“三度”且差别不大,但对亲戚的信任程度低于朋友,这与传统差序格局特点不一致;陌生人为“二度”且与上一层的差距较大,说明虽然网络赋权个人与更多人交流的机会,但与陌生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弥合的信任鸿沟。2.网络社会差序格局更为紧凑化通过分析发现,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微信聊天使他们与家人的距离更亲密,40%认为无变化,极少有人认为更加疏远,网络差序格局的内边界呈现向内移动的趋势。关于外边界的变化,数据显示个人在网络中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比现实中更强,与网络中陌生人相处更加放松,更愿意展示自己的想法,并觉得对方产生危害的可能性更小。但是,与现实相比,人们却不容易接受网络中陌生人的推销,这可能和当面拒绝难度高以及担心网络诈骗等因素有很大关系。3.文化程度成为影响差序程度的显著性因素。本研究选取性别、出生地、文化程度三种人口统计学因素,观察它们是否对个人差序程度产生影响。首先要对差序程度的测量进行规定:定义差序格局中“距离值”为各圈层到个人中心的距离,通过计算各圈层与相邻圈层“距离值”的差值得到“距离差”,对各圈层“距离差”的均值、标准差进行计算,进而求出标准系数来表示差序程度。分别将性别和出生地与差序程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二者对差序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均t<2)。通过对文化程度与差序程度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F检验,发现文化程度对差序程度影响有显著性差异(p=0.208>0.05),文化程度低的人可能对网络陌生人存在更多恐惧与偏见,对家人和亲戚的重视程度也更高,更加回归乡土色彩。

差序格局流变诠释的三重维度:历史、技术、社会

1.社会历史变迁颠覆传统“家”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纽带和联系,亲戚、街坊等在差序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城市化发展使许多农村人开始进城打工,地理隔离也一定程度拉开了个人与亲戚的距离。但是,中国仍然难以摆脱根植于骨子里的小农社会思想,虽然“家”的概念一定程度上被颠覆,但是以“己”为中心的差序结构却长久存在。2.技术赋能“差序格局”紧凑化。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人们与父母的交流仅限于面谈、书信等传统方式。随着移动电话、网络聊天、视频语音通话等高效高质的交流方式走进视野,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为推动差序格局内边界向中心移动的重要力量。同时,技术也使人与人的交流成本更低,更加方便快捷。网络的匿名性也为与陌生人交流提供了保护屏障,人们能更加坦然地展示自我,差序格局的外边界也逐渐向内移动,整个网络差序格局更加紧密化。3.文化程度反映社会阶层,影响个人差序格局。个人的文化程度代表受教育程度,也代表了个人知识文化水平。由知沟理论和数字鸿沟理论可知,虽然网络信息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但是要弥合鸿沟仍然相当困难。文化程度不同使得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存在自我偏见。其次,文化程度不同,社交圈也存在很大差异,对社交的理解以及对不同人的亲疏态度都受到周围圈子的影响。因此,这可能会导致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社会关系有不同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从而对个人差序程度产生影响。

本研究发现,网络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且与传统中国社会相比产生了流变,具体表现为:一是人们将朋友关系视为“私”的程度超越了亲戚关系;二是网络社会“差序格局”的内外边界都呈现向内移动的趋势,展现出更为紧凑的差序格局。网络差序格局的呈现,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与技术发展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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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6篇

一、技术解释的重要性

技术认识论这个学科本身有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如技术问题、技术功效、技术设计、技术发明、技术解释、技术预言、技术评价、技术实施和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等。其中技术解释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技术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求得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而是求得客观事物以及人工事物的效用,以满足人们的现实的需要。自从人类越过了采集时代,技术的主要手段便是设计、发明和检验各种人工客体(又称技术客体),利用它们的功能(function),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任何技术问题的本质,就是人们的某项实际需要与当前现实条件不能满足这项需要的矛盾,而解决任何技术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调查和明确我们的现实地可能满足的需要是什么。通常它从定义一种商业要求,军事要求或自身就是一种技术机会开始的。这些需要、要求或需求就表现为我们想要的将要设计、发明的那种技术客体的实践功能是什么,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曼哈顿计划就是需要制造原子弹并将它投到日本本土。于是技术的要求就是这个技术客体,更准确说这些技术客体组成的系统,要有巨大爆炸力和杀伤力的功能,并将它带到日本去发挥作用。于是技术认识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将所想要的功能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子功能,并将这些子功能联结成总体功能,在现代工业中这通常是非常制度化和专业化的东西。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设计发明和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人工客体,使它们分别具有这一系列子功能,并对它们何以有这些功能进行论证。例如,要用什么样放射性元素作材料才能具备核子爆炸所需要的链式反应的功能呢?又用什么方法才能从大量的矿石原材料中制造出几十磅至几百磅这样的铀235材料?也就是说用什么人工客体,人工过程使这个制造厂具有提炼出铀235的功能?又用什么容器什么方法将这些核燃料装进去使之具有封闭的功能?还有用什么装置使这个密封的原子弹具有起爆的功能?并且要发明一种什么样的大飞机以运载原子弹于高射炮火力所不能达到的3万英尺高的高空上飞行从而具有安全投放原子弹的功能呢?而所有这些发明和设计何以有这些功能?这里我们对于这个过程的组织方法论或运筹方法论暂且不谈,系统工程方法论与运筹学会帮助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主要从实体性技术方法论的角度讨论问题。这里从功能及其分解到发明设计及其论证,都贯穿了一系列技术解释问题。即我们如何用科学原理或科学规律来解释我们的技术装置及其运行的操作原理(operational principle,又可译为运作原理),我们又如何用我们的操作原理来解释我们这些技术装置的组成结构及其操作规则或技术规则,我们又如何用这些操作规则来解释技术人员或工作人员的行为呢?并用这一切来解释我们所要求的功能是如何得到实现的?例如,我们如何用核物理关于某种放射性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链式反应的科学原理来解释原子弹的运作原理呢?又如何用原子弹的运作原理来解释它的组成与结构为什么要这样做及其操作规则,又如何用这些操作规则去解释哈曼顿计划参加者们的各种行为以及我们所要求的总体功能是如何得到实现的呢?这里归根到底是一个与科学解释很不相同的行为解释问题,它被解释的对象不是某一种自然现象是什么,而是某种人工事物怎样做,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人们的需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然,技术认识论的主要问题不仅是技术解释问题,另一个可能更加主要的问题是技术发明问题,可是技术发明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一部分不接受逻辑分析(例如天才、机遇、灵感等心理因素)。有一部分接受逻辑分析和方法论分析并具有某种算法的因素。而这一部分思维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技术解释的逆运算,即因为某种人工客体的物理结构最有效地解释了它的功能的出现,而这种功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选择这种结构。所以掌握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解释知识又是技术发明的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选择技术解释作为我们具体研究技术认识论的一个突破口。

二、技术陈述的性质与类型

为了研究技术解释,首先需要弄清技术陈述的性质与类型,因为解释就是这些陈述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有关技术陈述,我们至少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来加以分析:

(1)技术行动目标陈述:它表述行动的目的、意向、企图等等。通常它可能用意向的或规范的陈述(例如命题a)来表示,但似乎也可以用描述的或事实的陈述(例如命题a’)来表示。

(a1)1942年美国想要制造一颗原子弹。

(b1)我意愿坐飞机到太原参加第九次全国技术哲学讨论会。

(c1)陈医生必须为胃癌病患者a君作切除肿瘤手术。

(d1)这只老虎企图捕捉住一只野鹿。

以上表示的是意向性的或规范性的陈述。如果用描述的或事实的陈述来表示,似乎有:

(a1’)1942年美国制造原子弹是美国整个战略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b1’)坐飞机到太原开会是我今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c1’)给胃癌病患者开刀是陈医生的医生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

(d1’)这只野鹿是那只老虎的捕捉的目标。

以上的例子,除了(d)与(d’)涉及到广义目的性或非人类的生物的目的意图,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在下文中涉及这个案例的分析也暂且不谈。我们的问题是,对于人类的目的、意图、企图等等主观的或心理的东西,我们能否采取描述性的陈述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可能的,例如对于人类伦理行为的研究除了有规范的伦理之外,还有描述的伦理学,人类学不就是已将人类的伦理,当作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描述它的起源与进化吗?经济学不是对消费者的意图与偏好,作了客观的描述性的分析,从而找出它的规律吗?不过请注意这些学科及其对目的与意向的描述性陈述有如下的特征:[1]它不是从内涵上陈述它的内容,而是从外延上说明它的存在与范围,不是从内部分析这些意向,而是将意向当作一个既定事实,用范畴与概念将它固定起来,包裹起来,只从外部考察它的起源与作用。[2]它不是关于目的、意向、计划的一阶陈述,而是关于目的、意向、计划的二阶陈述。如果(a)“x想要制造原子弹”是一阶陈述,它就必定是要用规范的意向的命题来加以表达。这个规范句可以表达为(a)=p(x);但这里的描述语句(a’)表达为“x制造原子弹是它的总体战略目标的一个部分”即“x的目的o。”(这里0表示目标)。它是一个二阶陈述,即f(p(x)),这里f表示“属于它的总体目标”。所以a’,b’,c’三个描述性的行动目标语句中,是以规范性、意向性描述为基础的,因而不是纯描述性语句,因为它出现了目的、责任、计划这些意向词和规范词。这些词在纯描述性语句中,例如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出现的。所以对技术行为目标的基本陈述是规范陈述而不是描述陈述。

(2)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的技术行为陈述

人们的技术行为,例如设计、制造、使用工具和其它各种装置等等,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而在现代,大多数技术行为是理性的,即在一定的经过检验的理性知识和经验知识指导下进行并尽最大可能达到目标的,对于这些行为的表达,也有两种陈述,即规范的陈述和描述的陈述。

(a2)1943年美国核科学家必须(或应该)提炼出几十磅铀235材料。

(b2)我应该于2002年10月11日乘坐飞机从广州到太原开会。

(c2)陈医生应该对a君的胃作彻底的ct检查。

(d2)那只被追捕的野鹿必须拼命逃跑。

请注意:这些规范陈述,是休谟关于“ought to”陈述的典型,都在本体论上预设了一有一个目标的存在,和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预设了一个目标陈述的存在。如果忽略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对这些行为作描述的或事实的陈述。

(a2’)1943年美国科学家和工人们,是在他们的核原材工厂中提炼出几十磅铀235材料。

(b2’)我是乘坐10月11日的飞机从广州到太原去。

(c2’)陈医生是在为a君的胃部作ct检查。

(d2’)那只野鹿是在拼命奔跑。

这完全是行为主义的陈述,在这些描述的陈述或事实陈述中,没有目的,没有意向,没有企图。它所描述的,正是马克思或陈昌曙教授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过程”①[2]在这里人“作为一种自然力”而起作用②。这是一种纯粹事实描述的陈述,不过它仍然与自然科学的事实陈述不同:(1)它不是单一的自然属性变量的函数:f(n1,n2,n3……);而是人的属性与自然属性这二类变量的函数:f(n1,n2,n3……;h1,h2,……)(2)一旦要对这种人类技术行为的描述陈述进行解释,就必须引进包含目的、意向、信念这些范畴及其组成的规范陈述。这个由“应然”推出(尽管不是演绎地推出)“实然”的推理叫做实用推理(pragmatic syllogism)或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syllogism).下一节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种推理。

(3)行动规则(rules of action)陈述:

人类的行动,特别是他们的技术活动,是根据一定的行动规则行事的,各种工厂都给工人规定长长的操作规程,甚至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来使工人掌握这些行动规则。医生给病人开刀之前一定要先戴手套,和穿上白衣,并且预先准备好各种手术工具和设备就是这样一种行动规则,连餐馆的前台服务员,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给顾客的碗里盛汤时采取一种什么姿势都有一定的行动规则。这些行动规则或者来自经验的总结,或者来自知识的启发,或者来自社会的建构,甚至来自本能,它们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有用还是无用之别。下面给出一些与上面所举的相对应的行为规则例子:

(a3)如果想要制造原子弹,则必须准备足够的核燃料。而运输这些材料,必须严格保密。

(b3)如果想即日从广州到达太原,则必须坐飞机,而登机之前,必须接收安全检查。

(c3)医生在给癌症病人开刀之前,必须准确地检查出癌症组织所在的位置。而开刀之后,必须缝好伤口。

(d3)为了要逃过捕食者的追捕,野鹿必须发展出它的奔跑技能。

行动规则的标准表述式是要说明,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应该怎样行动,它由一系列行动指令构成,并形成一种行为的规范(norm),并且不用单称陈述而用某种范围的全称陈述来表示。不像自然规律,它的论域是行动而不是自然事件,它是人类行为状态的规范而不是自然事件的状态空间的约束,它是目的定向而不是原因定向的。因此它的典型的语言表达是规范的、命令的陈述而不是描述性的陈述,它不具有真假值而具有有效值(effectiveness value)。当然要说明行为规则有效用性的根源。还得依靠因果律与其它自然规律对之进行解释,这就发生一个如何由科学上的“实然”陈述导出(当然不是演绎地推出)技术上的“应然”陈述的问题。m·邦格曾给出技术行为规则的形式表达式,并用三值逻辑来表达它的有效值及其推导规则。①[3]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4)技术客体的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

马克思说过,自然界不会创造火车头和蒸汽机,它是人类智力物化的产物。但是人类一旦创造和生产了各种工具、设备、机器、厂房等人工物品,它们便成了技术客体进入了“人工世界”。它不但可以成为人们客观地进行描述的对象,并且可以成为异已的、“异化的”力量作用于我们,那么对于技术客体的陈述是不是完全是描述性的事实陈述呢?如果是,这种描述性的事实陈述与自然科学的描述陈述和事实陈述是不是毫无区别的呢?近年来delft理工大学p·kroes连续发表两篇哲学论文②讨论技术客体的结构陈述和技术客体的功能陈述问题。并提出“必须发展出一种关于技术功能的认识论”。不过,我们认为,他的讨论过分繁琐而且抓不住要领。因此需要加以重新表达。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一个系统内部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称为结构,而系统在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中所呈现的变化、所具有的能力、所表现的行为称为该系统的功能。结构是从系统的内部变量看的,而功能是从外部变量,即输入与输出的变量看的。依这样看,辐射阳光是太阳的功能,为生命提供能源也是它的功能。(这可以叫做物理因果)保存物种的生命,使之代代相传是dna的功能,泵血以维持生命是心脏的功能。(这应该称为生命的目的,科学哲学的功能解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所说的技术客体的功能指的是以技术客体及其相关因素组成系统,以人类作为这个系统的环境来确定的功能。于是这个技术客体系统怎样由人生产出来以满足人的需要,它对人们发挥什么作用或对人来说具有什么能力,就成为技术客体系统的功能。于是在广岛具有极大杀伤力便是第一颗原子弹的功能,具有极高运输能力和投弹能力便是b52轰炸机的技术功能,炸弹的雷管具有引爆功能也是一种技术功能。一个装置的外部表现凡是直接间接地可以追索到满足客体制造者、使用者、操控者以及有关人们的需要,无论其满足的程度如何都可称为技术客体的技术功能。它是哲学对“功能”这个概念分析中的第三种功能:实践功能。许多技术客体的名称,就是从它与人的关系中,在人类行为的语境中给出的。如驾驶盘、锣丝刀、汤匙、秋千、复印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等。这些都是技术功能名称。因此,撇开与人的关系来对技术客体系统的物理性质、关系进行内部分析与描述,便称为技术客体的“结构陈述”。它基本上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语言和语词来进行描述的,如一部汽车的重量、燃料消耗、外形、运行的阻力等等就是这种描述。这种结构陈述的特点是对客体系统内部的不依赖于主体的自然属性的进行无价值评价的描述。但是功能描述则不同,它是对技术客体的与人的需要相关的外部作用的可作价值评价的描述。这样技术客体的功能陈述与结构陈述不同。(1)结构陈述所涉及的变量只是自然变量,而功能陈述所涉及的变量是自然变量(n1,n2,……)与人为变量(h1,h2,……),于是它的陈述形式和人类行为的描述形式一样是f(n1,n2,……;h1,h2,……)。(2)结构陈述是不可作价值评价的,例如不能说个铀235的原子好的还是坏的。结构一旦作出这种价值评价,它就成了功能陈述了,例如铀235原子对于制造原子弹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原子材料,这种陈述就是功能陈述了。而功能陈述是可作价值评价的,而且由于人们在技术上必须给出人工客体的功能以规范性的标准,以便进行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例如我们的电视器产品说明书给它的功能规定种种标准,如图像的像素、清晰度、音响的灵敏度、分辨率等等……这样功能的陈述就变成规范性陈述了。这样便产生了一个解释逻辑上的困难,人们为了获得一定的技术客体的功能,设计和制造一个客体的结构,这个结构只要是成功的,就能够实现我们所需的功能。但是在逻辑上技术客体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是不同性质的陈述,前者不能推出后者,描述不能推出规范,那么用技术结构来解释技术功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解释逻辑呢?

(5)技术客体的运作原理陈述

运作原理所说明的是某种人工装置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它与上面第(3)点所说的行为规则不同,后者讨论的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约束以及人对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约束。而运作原理或操作原理讨论的是人工客体之间或人工客体的组成部分之间要有一种怎样的关系,服从一种怎样的原理才能使这个人工装置进行人们所希望的运作和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的。例如飞机的操作原理是燃料推动和空气阻力引起的上升力与飞机重量之间的平衡原理。扬声器的运作原理是电子管的栅极电压的微小变化引起板极电压巨大变化的原理。中央空调的自动控温的运作原理是反馈原理等等。这些操作原理就是所谓技术科学基本规律,是工程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组成技术科学的理论体系。自然科学并不研究这些规律,数学家和哲学家波罗尼说:“力学并不告诉我们机械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运作的”。于是便产生了自然科学规律与技术科学规律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运用自然科学来解释技术科学,运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技术规律问题。

这样,在语言上,在技术领域中我们有六种陈述:技术行动目标陈述,技术行为陈述,技术行为规则陈述,技术客体结构陈述,技术客体功能陈述以及技术运作原理陈述或技术科学规律陈述,这些陈述都与对应的科学事实陈述,科学规律陈述和科学理论陈述是不同的,它们大多数是规范陈述、准规范陈述或可表达为规则陈述的。

三、技术解释的种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解释有下列几种类型:

(1)技术行为的解释,它解释在技术上人们为什么采用某种行为。他们为什么要提炼核燃料,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到飞机场去,他为什么要给a君动大手术,它为什么要追捕一只野鹿等等。这里被解释是一种技术行为。这里解释者通常是援引一些动机、意图、目标等技术行为目标陈述,或目的性陈述,再援引行动者的一些信念,即对作为手段的行为规则、行为方法、行为工具能达到目标的信念。由此解释了他、他们甚至它的行为,这里解释的实质也是说明被解释的行为为什么出现,不过这个“为什么”多半指的是“为了什么”。这种解释被称为实践推理解释或目的性解释,不过最好还是称为意愿信念解释模型。为什么这样说呢?请看如下的技术行为解释实例及其模型:

[1]行动者a意愿要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2]a考虑到(他有这样的信念)除非能提炼出超过12磅的,否则就无法达到目的。

………………………………………………………

[3]所以a在新墨西哥州开设核燃料工厂提炼

这里[1]项是意向(intenton)项,说明什么是行动目标(g),记作i(g)。第[2]项是信念(belief)项,说明行动者a对某一种行为规律(r)的有效性具有信心,记作b(r),由此“推出”[3],即行动者的行动a,记作:。这是对a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一种推理论证。不过不是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推理,而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推理,记作…,部分地属于决策逻辑的领域。dn模型在此失效,萨尔蒙在讨论他的科学解释的因果模式(c-r模型)时,曾定义了他的科学解释:(1)所谓对一个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就是要说明这个现象的因果机制。(2)解释不是论证,而是一组说明因果关系的sentences,说解释就是论证乃是逻辑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不过c-r模型对技术行为的解释也失效了,技术行为的解释并不是要说明行为的因果机制,而是要说明行为的目的性/ 意向性机制,而且这个解释也是一个论证,即实践推理论证的一种形式,它实质上是用意向陈述、规范陈述来解释对人们技术行为的一种事实陈述。是用“应然”解释“实然”。

(2)技术规则解释,它解释说明人们为解决技术问题为什么要采取某种行为规则,为什么制造原子弹必须至少准备12磅的铀235材料,为什么上飞机之前必须接受安全检查,为什么医生给病人开刀之前必须进行消毒并带上手套和口罩。为什么针灸“足三里”这个穴位可以医疗偏头痛。为什么日本有些钢厂出第一炉钢之前必须举行某种宗教舞蹈仪式。这里解释者可能是一些自然规律陈述,也可能是一些类比的隐喻,也可能是一些社会的约定俗成。这里可能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解释:因果论证解释或规律推理解释,功能类比解释以及所谓直指解释(deictic explaination)。当然我们要着重讨论因果论证解释。不过这个因果论证解释和科学中的因果解释不同,它要用关于因果律和自然事件的事实陈述去解释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规则,遇到了一个和第一类解释相反的过程,如何用“实然”陈述去解释“应然”陈述。

试分析下列技术规则被解释的实例:

[1]因果律:根据核物理, 物质达到其临界质量(12磅),则它将会产生链式核裂变。

………………………………………………………

[2]行为规则:如果要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实现人工核爆炸,必须先制造出超过12磅的核燃料。

在技术上,我们常常用[1]来解释[2],但这里[1]是事实陈述,是描术性的,但[2]是对人们行为规则以及行为程序作出的规范,所以属意向性的和规范性的陈述。[1]的真不能传递到[2]的有效性的真。所以是一个“实然”陈述解释了“应然”陈述而不是推出了“应然”陈述的问题。

(3)对人工客体技术功能的结构解释。考古学家发掘出人类早期的石器工具、铁器工具的残骸,便用它可能的功能或用途来解释它的结构。这种用技术功能来解释结构是属于前面所说的目的性解释或功能解释,不是独立的一类解释,在人工客体的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之间,最重要的解释类型是运用人工客体的结构去解释它的功能。为什么纽可门蒸汽机具有抽水功能,为什么扬声器或助听器具有扩音功能,为什么投下广岛原子弹具有杀死10万人的功能,这都要运用它的结构陈述来进行解释,而结构陈述之所以能够解释功能,依据w.g.vincenti(1990,1992)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它们运作原理,即我们所说的技术规律陈述和实现这些运作原理的具体型构来进行解释,但由于异构可以同功,同构可以异功以及标准的功能陈述属于规范陈述的范围,因而这种解释是非演绎的。这里又遇到(1)、(2)两种解释所遇到的问题。

(4)对技术科学规律的解释。如何用自然科学规律与理论来解释工程科学的技术规律和人工客体的运作原理,这也是科学解释中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所有这些解释都违反了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即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dn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技术解释的面面观”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休谟的is-ought问题,译作是——应问题或实然--应然问题①[4]。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能够从用“是”联结起来的命题推出用“应该”联结起来的命题吗?我们能够从经验的事实推出规范的规则吗?休谟回答是否定的。现在有许许多多生态伦理学家,决策论专家以及技术哲学家纷纷攻击休谟的回答。不过我们却十分感谢早在几百年前已经逝去的休谟先生,他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以他的非凡智慧告诉我们,想要从“是”

陈述推出“应”陈述,此路不通,免得我们的研究走错了路。不过我们现在要转换一个提法,“是”陈述与“应”陈述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我们既然不能从经验的事实推出行为的规范,反之亦然。那么我们能够用经验的事实来解释行为的规范,或反之用行为的规范来解释经验的事实吗?我们的回答却是肯定的,只是解释的模式和逻辑必须探索。技术的解释的根本问题,不过就是用科学的事实陈述解释技术规则的规范陈述,再用技术规则的规范陈述来解释人类技术行为及其后果的事实陈述。

参考文献:

1、p. kores(1998),technological explana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phil & tech 3:3 spring 1998.

2、p.kores(2001),technical functions ad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 .techne’5:3 spring 2001.

3、k.kornwachs,(1998)a formal theory of technology? phil & tech 4:1 fall 1998

4、m.bunge(1998),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ⅱ.d.reidel publising compan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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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g.vincenti(1990),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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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华夏、张志林(2001)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自然辨证法研究vol.17.no.2,2001.

11、张华夏、张志林(2002),关于技术和技术哲学的对话,自然辨证法研究vol.18.no.2,2001.

12、张华夏、张志林(2002),科技划界与技术认识论,第九届全国技术哲学研讨会论文。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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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昌曙,《技术哲学论》第183页。

①陈红兵,陈昌曙,关于“技术是什么”的对话,自然辨证法研究。2001(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10页。

①m·bung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ⅱ.berlin, heilieberg. new york: springer.1998.p.147-156。

②p. a. kroes(1998),technological explana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in techne’.vol.3,no.3,spring 1998.

p. a. kroes(2001)technical functions as dispositions: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techne ’vol.5.no.3 spring 2001.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7篇

本文梳理归纳的这些前在预设,实际上都是经验命题(empiricalstatement),其旨归不在于揭示制度的发生学意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回应人类对于游戏规则的基本需求与基本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设定游戏规则等政治规则范畴的基本问题。这些预设从各个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选择,或者说通过构筑完善的政治规则,以实现和推进规则政治,乃是人类秩序化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寻租”预设揭示的事实是,寻租活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概括为三种情况,其别指出:“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这一论述,非常恰当地描述出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危害。

在权力界,抑止腐败的“圣贤道德”路径和各种非制度化路径都已难以走通。比较现实致效的路径,是通过创设并且健全各种规则体系予以设防、整肃与规范。这一点,与以上各项预设的逻辑结论是相一致的。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然而只有持以这种消极的政治观,才能寻求到积极的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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