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经济民主的界定

经济民主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公众平等参与、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机制，在共同体内实现财富、机会、权利、权力的均衡。经济民主在民商法范畴内，其侧重点是追求个体自由的民主，是代内范围的民主。而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是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民主，是追求总体自由的民主，是代际范围内的民主。??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包括宏观意义上经济民主、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和中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宏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经济管理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中的经济制度要体现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微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市场主体中的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中应当充分体现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市场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中观意义上的经济民主指介于经济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其在协调市场经济行为中要体现的该层次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可见，经济法中的经济民主主要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经济过程时所反映和体现出来的。

二、经济法主体语域下的经济民主

经济法主体体系为“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层框架，以下从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这三个主体来论述经济民主。

（一）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

政府主体，又称经济管理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权力。政府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重构政府职能上的政资关系和政企关系

政府主体具有政权主体和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双重职能。双重职能的关系也就是政资关系，指的是政府内部的关系，而政企关系是政府与企业的外部关系。

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求公共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在主体归属和运行规则上相对分开。??就各级政府而言，允许其集两种职能于一身；就各级政府内置部门而言，应将管理经济的部门与行使所有权的部分分开。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存在普遍政府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的现象，政府在经济领域充当了既是裁判员又是球员的双重角色，政企不分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无法展开公平竞争。为了实现经济民主，在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应重构政企的关系，恢复企业的本质——自主性和营利性。

2．平衡管理职能上的集权与分权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管理经济过程中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地方政府应无条件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主张，经济民主受到严重迫害，因此为了发扬和实现经济民主，应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根据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的不同管理对象，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的集与分，应当分别遵循各自的规则。??市场规制权应主要由地论文联盟方政府来行使；而宏观调控权则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才有权力和能力获悉全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总量失衡情况下，才能及时制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度及政策。

（二）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经济民主

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介于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间，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而服务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社会中间层具有中介性，可以弥补政府无法调节的市场缺陷，也可以弥补市场无法调节的政府缺陷，这一性质正是其经济民主的体现。因为社会中间层产生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过程，故下文主要从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与市场主体以及社会中间层之间的关系去表现经济民主。

1．社会中间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社会中间层具有弥补政府缺陷的功能，即社会中间层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民主。具体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社会中间层与政府都具有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二者在行使该职责时优势互补。第二，社会中间层为保护某一利益群体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该制约表现在参加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听证，对政府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支持市场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等。第三，社会中间层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与政府会形成竞争关系，利于扩宽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当然社会中间层在弥补政府缺陷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受到政府的监督、指导。

2．社会中间层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杨紫?@概括了二者之间的四种关系，即民事关系、市场化监管关系、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经济民主在民事关系中体现为，二者间的平等关系，例如评估服务行业中，市场主体与评估机构可以意思自治地通过合同确定评估关系，具有平等性。在其他三种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3．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的关系

每一社会中间层主体都代表着一定群体的利益或通过不同角度来维护该群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体之间关系的民主性表现在各个中间层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未履行相关职能而相互分工、合作、竞争和制衡。

（三）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体，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市场主体的经济民主主要体现于其民主化程度，而衡量市场主体民主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量：??第一，市场经济受政府支配程度；第二，市场进入与退出是否自由；第三，市场主体中的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对此，本文认为市场进入与退出并没有完全自由化，而是必然受到法律法规、政策所规定的条件的限制；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得到了立法者的特别照顾，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干预的程度下文再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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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市场主体职能的不同，可分为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因此对于市场主体受政府支配程度，可以具体从四者的民主来阐述。

1．投资者的民主

投投资者的民主主要指投资准入民主和公司股东民主。前者体现在我国对国有资本投资范围的限制，为非国有资本提供广阔的投资领域。后者主要表现在对股东权益的平等保护，即同股同权；为保护弱势的中小股东利益，赋于其知情权、股东代表诉讼、公司回购股权的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2．经营者的民主

经营者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每一个经营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具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其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方、交易内容，与其他经营者是公平竞争关系等。我国制定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从法律层面保障经营者的自由公平竞争。

3．劳动者的民主

劳动者民主表现为：第一，企业内劳动者的民主，即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如企业内设的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有权参与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第二，未就业劳动者之间的民主，主要体现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利，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以及政府制定的对特殊群体的就业照顾的法规或政策等。

4.消费者的民主

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相比较经营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一般弱于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受到经营者侵害的比率高于后者受侵害的比率。因此消费者的民主重在落实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体现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于消费者的九项权利。

三、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

经济民主作为经济法的原则、理念指导着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作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驱使着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民主目标的核心

由于传统的法律部门，如民法以私权为本位，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意思自治，即法不禁止即自由，淡化社会秩序与正义，以不违反公共利益为限，力避国家的干预。但在民法形式平等的规则下，形形的市场主体以追求自我最大利益为目的，优胜劣汰，导致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最终限制了自由竞争和破坏公平竞争，因此民法在以私利为导向的情况下，难以有力地保障和协调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有效实现社会正义公平。而经济法体现的是实质平等，是社会本位的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是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市场经济，社会中间层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以实现市场主体自由公平的竞争，最终合理配置社会财富。因此可知，经济法追求的经济民主目标的核心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二）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包括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这是经济法学界基本一致的观点。因此实现经济民主目标的途径可以从这两方面出发：

一是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内应明确列举何种行为构成垄断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活动，应以立法形式规定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预防立法滞后于实践，有效地规范实质上为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而形式上却在法律之外的行为。权责应统一，完善法律责任，明确何种行为应承担何种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多元化责任的承担方式，真正有利适当地惩处违法行为。

二是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经济民主。第一，在调控主体方面上应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适度分权制度，政府与社会中间层间的优势互补；第二，在调控程序上应建立多元化主体参与和公开透明的程序，在调控政策、规定或方案出台前，应征求社会大众意见，建立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决策论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建议制度等；第三，在调控手段上“应尽量采取信息服务、利益诱导等尊重市场主体选择自由的柔性手段”。

四、结论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制度均衡；帕累托最优；满意准则

一、引言

制度为人类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一个经济秩序框架，制度均衡是把物理学中均衡的概念扩展到制度的框架中。光（1992）认为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人们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状态，这是一种行为均衡的制度均衡。刘世锦（1993）认为只要满足变量相等和行为最优两个条件中的任一经济状态就可达到均衡。张旭坤（1993）认为制度均衡是一种双适应均衡，在制度均衡状态下，任何两种现存的具体制度之间都不存在互斥关系，制度均衡状态是适合各群体意愿的状态。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现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带给人们的收益大于成本，任何个人偏离已形成的行动规则都将不合算，人们没有改变现行制度的动机和要求时，制度安排达到均衡状态。这就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说明制度安排已达到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发生制度变革。部分学者用帕累托最优来进行评判，但这个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受到了挑战，林毅夫认为实际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均衡，制度有再分配功能，如果制度均衡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对制度的均衡分析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1]那么，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来评判制度均衡？

二、“帕累托最优”与经济主体的“逐利性”

帕累托最优是判断经济总体运行效率与社会福利大小的一个重要准则。西方学者探索了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途径：完全计划、完全集中调节、完全歧视性垄断经济与完全竞争。[2]但这四个途径实现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在完全计划下，只要存在任何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资源配置就会损失，这种情况要达到帕累托最优要求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利益完全一致。完全集中调节主要通过对市场进行模拟试错来调整价格，但是模拟市场并不等同于真实市场，试错也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至于歧视性垄断，庇古、罗宾逊夫人等西方学者认为它在实践中困难太多，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虽然与帕累托最优高度契合，但现实世界总存在垄断因素，且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等方面存在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来维持经济、社会秩序。帕累托最优的假设条件极为苛刻，严重脱离实际。[3]消费者在年龄、生理、职业等方面的偏好是多元不固定的，帕累托最优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陈述。[4]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总是会不断有新兴事物的出现（如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和速度）。尽管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单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单个人的知识储量也总是有限的，不可能预先准确知道所有方案的后果，大部分情况下都无法做出最优选择。在实践中，具有“逐利性”的经济主体做决策时往往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所有方案以及实施这些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是一旦寻找到符合“欲望”水平的方案，搜寻过程则终止；即使没有搜寻成功，也会随着搜索时间和费用的增多而自觉将“欲望”水平下降到已搜寻到的可行的最佳方案上。

三、“满意原则”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

西蒙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根据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完全、偏好不完全和计算有限性提出了满意原则。

首先，在实际生活中，经济主体面对的环境很少是确定的。如我国的股市，在2014年12月31日上证指数为3234.68，在2015年6月12日迎来了近一年来最高点5166.35，而7月8日则降为3507.19，8月26日又下降到2927.29，判断股市形势大好、在5000多点入市的投资者都遭受了极大经济损失。而当股市跌破3000点，人们认为股市已到抄底的时机时，2016年1月27日股市又跌至2735.56，直至2016年8月31日，股市最高点也只达到3123.13（2016年8月15日）。又如在金融危机前，美国房地产业发展态势极好，但2008年房地产泡沫却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许多人收入减少或者失业，大量企业裁员、倒闭和破产清算，直到现在，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都尚未完全消除。

其次，完全理性通常假定人类具备做出最佳决策所需要的完全信息，但现实生活中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受到制约的，获得信息的成本也有可能很高；同时，信息的获得也有可能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例如厂商为是否生产某一样新产品进行市场调查，他会搜集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收入、偏好等信息，但不可能去调查每一个消费者的相关情况。又如，生产猫粮的厂商调查了猫主人的偏好，作出了生产某种猫粮的决定，但可能猫主人觉得很好的猫粮而猫根本不喜欢吃，从而猫粮滞销，生产猫粮的厂商利益受损。

第三，完全理性假定选择者有一个可以排序的偏好体系，但这种偏好体系通常是不存在的。比如在进行职位选择时，求职者会考虑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工作前途等，但通常是轻松的工作并不能带来高工资或者不易升迁，而收入较高的工作却可能压力极大、极为忙碌。如建筑工地的泥瓦匠没有双休、没有五险一金，经常顶着烈日工作，尽管其收入并不低，但是工作环境也不尽如人意。

最后，人们知识、信息的存量和更新速度是有限的（计算机运算速度也有极限）。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多种多样，人类无法及时、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在微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加快速，还伴随着大量谣言、假消息，经济主体从中筛选有用信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人的生理限制、认知限制、运算限制等会影响人对所接触的信息的辨别和运算速度，出于时间和先机的限制，经济主体无法衡量完所有信息后才做出经济决策。毕竟，市场经济时代是讲究“商机”和“优先抢占市场”的。

上述四个因素的存在使得完全理性是不可能严格达到的一个极限。实际上，经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多的是获得问题的满意解决。如在经济宏观调控中，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经常发生矛盾，很难同时实现，在某一时间段我们通常是以某一个目标为主。西蒙发展了“搜索树”（“搜索方法―目的―手段”）分析法，随着目的――手段分析的展开，越到较低层次，问题的结构将越是趋于优良或者越是呈现程序化或者惯例化的倾向，使我们可能运用运筹学手段解决问题，从而提高问题解决的速度和质量。[5]

但“满意原则”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我们在进行决策时，出发点（或者说动机）往往是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优），最终的效果可能会跟预期有所偏差，但我们并不能因动机与效果的差距而去否定动机上的最优设置。况且，有且只有动机“最优”，我们才有可能使实施效果更好，从而使行为结果让人“满意”。

四、总结与讨论

帕累托最优反映人类不断努力、寻求理想境界的动机，满意原则强调了人类不尽理想的现实条件和状况。如果单以帕累托最优作为标准，其假定性太强，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相符。比如我们目前的充分就业率是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并不是100%的完全就业，但这并不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而如果放弃帕累托最优，用严格限定了人类理性的满意原则来进行制度均衡与否的评判，我们也会陷入泥潭：我们不会为着更好的决策效率和质量而努力，在一次又一次“满意”的评判之后，我们的决策效率和质量反而下降了。如我们在制定某项制度时，其目标系数为100%，可能经过重重环节以后，其效果为99%，若制度制定之初我们把目标系数定为99%，却很可能其实施效果为（99%）n。显然，99%>（99%）n，目标系数为100%的制度制定要优于后者。

我们假定制度制定之初是以帕累托最优为出发点的，并且在制定制度时至少达到了满意，则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示帕累托最优和满意原则在制度均衡的评判中的关系。

图1中，以帕累托最优为出发点的现有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若能使制度接受者（经济主体）获得满意，那么我们就认为达到制度均衡状态。而在满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制度接受者想要实现的经济目的进行方案的再次搜集及优化（技术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用别的手段（比如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达到既有制度下的帕累托最优。但是也有可能尽管经过了方案的再次搜集及手段的优化，既有制度结构仍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只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状态（如外部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既有的制度安排或制度结构尽管是从帕累托最优出发的，但是由于制度接受者并不满意现有制度的实施效果，所以这种制度结构并没有达到均衡状态，从而反馈给既有的制度结构，使制度决定者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或者修改，严重时甚至需要进行制度变迁或变革，直到让制度接受者达到满意状态为止。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演进，博弈双方不仅会考虑其所带来的利益所得或损失，还会考量该制度演进所带动其关联制度的演进的利益损失或所得。[6]因此，只有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连同客观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累积定阶段，并由此发生的认知危机”达到临界规模时，制度才能发生实质性变迁。[7]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2] 郑秉文.帕累托最优的实现途径及其困难[J].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3] 张守一.对一般均衡论和帕累托最优的新解释[J].经济问题，2010年第11期.

[4] 宋圭武.“帕累托最优”质疑[J].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3期.

[5] 方齐云.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N？A？西蒙满意决策论介评[J].经济评论，1994第4期.

[6] 黄金升，陈利根.土地产权制度与管制制度的制度均衡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国际贸易方式也不断变化，大约经过了三种贸易方式，即传统贸易方式、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和商情时代的贸易方式。国际贸易方式的发展，使得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竞争优势更难维持。分析国际贸易方式的发展过程，有利于探讨在商情时代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策略。

商情是指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竞争性的商业情报，然后通过专业的数据整理和加工、科学的分析，成为指导企业决策的依据。根据scip(竞争情报专家协会)的定义，商情是一种监视市场环境的持续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用合乎职业伦理的方式。收集有关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的信息，并根据客观事实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最后将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报及时传递给企业决策者，为其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就国际贸易领域而言，商情就是把分散的有关国际贸易交易信息转化为相互联系的、准确的、可作为决策依据的分析过程，使决策者清楚了解自己所关心产品或行业的国际交易状况。以及有关竞争对手的地位、绩效、能力和动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已进入商情贸易时代。

一、商情时代国际贸易的来源

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市场竞争程度更为激烈。进行竞争分析最直接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和竞争者的情况，以便做出决策和制定一个合适的战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超过竞争对手。竞争分析所形成的结果能够成为企业未来的行动指南，能帮助企业决策者制定更好的竞争战略，能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认清形势，并且找出目前和未来的竞争者的计划和战略。如果你掌握的竞争情报，比竞争对手快一步，就得抢得时间的优势，在竞争对手采取行动之前占领国际市场。

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过去．国家或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设置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来阻止竞争对手。随着通信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贸易政策、进入壁垒、交易规则等的障碍逐渐降低或已经被取消。在这些障碍消除的地方，新的竞争者就迅速出现。这些竞争者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和原来的企业展开竞争，竞争的形成看上去可能不太符合逻辑、也很难预测或者没有道德可言，但它仍然是合法的。企业不能再期望竞争对手会利用过时的竞争策略与自己竞争。因此，透彻地理解竞争对手和业务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是稀缺资源的变化。当前，以实物商品为特征的有形贸易逐渐降到次要的地位，而以知识产品为特征的无形贸易已上升为主导地位。以知识为特征的资源逐渐成为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稀缺资源。企业为了维持竞争优势要求企业通过各种数据和信息．从复杂和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在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占领更多的稀缺资源。

四是维持优势的需要。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当代国际竞争的主要特点就是模仿增多．竞争对手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新产品的资料。然后进行模仿复制。因而，企业一方面要抵制竞争对手模仿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模仿竞争对手的产品。所以，及时了解竞争对手的动向，是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方法。

二、不同贸易方式的比较

国际贸易方式从最初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演变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方式，然后演变到电子商务时代贸易方式，再到当今的商情时代贸易方式。这三次贸易方式的大变革，将国际贸易发展推向历史的新高潮。

其一，传统贸易方式。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中，买卖双方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广告、商品交易会和贸易中间商等途径，依惯用的电话、传真、面对面的贸易磋商、看样定货的交易方式。来探究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但是，在商品日益丰富，市场日益细分化、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务，是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传统贸易的障碍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严重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情报和利益机制．则难以抑制企业纷纷采取不合理的竞争手段，做“一锤子买卖”，以及由此引起的恶性价格竞争和市场秩序紊乱口]。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和其他贸易壁垒就是与我国有些外贸企业仍然采用传统贸易方式有关。但人类科技的进步，国际贸易迎来了电子商务时代贸易方式的变革。

其二，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电子商务交易有着显著的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交易范围，并为有远见卓识的商家带来全球性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突破了贸易的时空界限，它所体现出的开放性、全球性、地域性、低成本和高效率等内在特征，在符合商业经济内在要求的同时，还使其超越了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所具有的价值。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增加了贸易机会、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益。与传统的交易模式相比。商对商式(b2b)的网上交易其实没有改变交易的规则，所改变的只是交易的方法。它所显示出来的突破性的飞跃．是可以让一个不出门户的商家通过互联网完善的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内容丰富的供应链，而这个供应链不再受到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当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将传统贸易方式的“信息不对称”加以改善并向前跨了一大步的同时，其自身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电子商务的可信度、电子商务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网站的可见度、流动性、售后服务服务、企业的商业秘密等，这些都与电子商务平台所提供信息的质量有关，也导致电子商务贸易不能适应所有商品的贸易。目前，单纯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不再是外贸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是成了企业生存的战略必需品，不能紧跟信息技术应用发展的企业被抛在后面。

其三，商情时代的贸易方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壁垒逐渐减弱，国际市场变得更富有效率。企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要生存发展就要对未来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就要求战略比以往更具有前瞻性和弹性。竞争情报能帮助决策者认清形势洞察未来，使企业资源与变化的环境，尤其是市场、消费者或客户相匹配，以便达到决策者预期希望。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竞争情报的需求更加迫切。

在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企业面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产品、价格的竞争，全面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提高情报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外贸企业需要面对，必须面对的课题。正如《未来时速》一书中所说的：将你的公司和你的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最有意义的方法，能使你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情报来干最好的工作。你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情报将决定你的输赢。

当今世界上三大贸易方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只有顺应这个潮流，企业个体的贸易，国际的整体贸易．才会赢得利润和进步。

三、商情时代的国际贸易决策过程

国际贸易商情或国际贸易情报(trade intelligence简称t-intelligence)是信息和洞察力的综合，是随着战略管理理论、决策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演变成为企业的一项独立的职能。因此，正确认识商情在国际贸易战略中的地位和对战略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制定一个准确、灵活、富有弹性的战略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战略和规划能够告诉企业开始行动的方向和目标，但是情报却能识别并告知企业暴风雨即将来临，并使经营决策者选择出最好的方案，情报的准确与否经常会决定着决策的成败。商情时代国际贸易决策过程是一个系统过程，包括收集、分析有关竞争者的信息、竞争者经营环节和业务发展趋势，掌握竞争对手的其他情况，识别国际市场的变化，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战略决策。

面对节奏快、变化快的竞争世界，按部就班的战略规划将会阻碍动态的、创新型的可执行决策的产生，也会阻碍企业采取市场行动的步伐。电子商务时代的贸易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时代进步的要求。外贸企业决策者们必须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依靠商情来进行科学决策，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企业还在制定自己的战略规划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执行着可以赢得市场的战略。外贸商情已成为企业决策者们特别需要的东西了，正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商情已成为继技术、人才、资金之后的第四大竞争力。全球国际贸易已从“e-commerce(电子商务)时代”进入“t-intelligence(贸易商情)时代”。

四、案例分析

实际上，利用商情打击竞争对手很早就有，但没有得到人们重视。早在信息流通还处于相对闭塞的17世纪，美国已经认识到提高贸易情报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选择性的公开海关数据，让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序化，有利于国家的利益。于是美国开世界之先河．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海关数据公开。当时，进口货物到岸后，通常的做法是以在报纸上刊登消息的方式通知买家提货。有一家名叫joc的报馆，与刊登消息的出口商有业务往来，他们逐渐发现了贸易情报对出口商的潜在价值。于是他们开始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这些初期的商业资讯来帮助出口商进行业务往来。

日本企业对商情的研究和应用也是较早的，这是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强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公司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曾一度使大量的美国企业陷人困境。像摩托罗拉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才在日本竞争者的猛烈进攻下业绩迅速下滑。正是日本企业成功地运用了竞争情报这一手段，保持了在许多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成功。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意味着商业环境变化的节奏要比过去快得多。企业的决策者已不可能依靠直觉和本能来做商业上的战略决策，完善的竞争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变得至关重要。

印度企业也利用商情获得巨大成功。伴随着印度软件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其国内出口商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可以灵活应用贸易情报：包括随时随地查询到美国任意买家的全球供应商分布状况．自中国乃至全球采购产品的详细描述、交易数量，甚至包装信息、运输信息等；全球竞争对手的出口状况，买家的详细资料，以及交易次数，频次等深度情报信息。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情报应用，企业可以据此分析国际买家的采购行为，供应商分布状况和稳定程度，监控竞争对手和买家。从而一方面避免自己买家的流失、开拓全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依据大量市场数据．进行科学的企业决策。

世界重量级公司利用商情获胜的实例并不罕见，ibm跟随苹果电脑进入市场，而最终改变ibm业务；微软公司36小时内做出掌上电脑的促销决策而给palm致命一击。伴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贸易情报得到了飞速发展，大多数美国公司在使用贸易情报。据统计，美国《幸福》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前loo名企业和美国90％的公司均拥有自己专门的部门负责竞争情报的搜集。情报渗透于公司每个分支机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今的商情利用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国际贸易最普及的工具．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

五、对策建议

中国商情服务起步较晚。最近几年中国才开始出现贸易情报服务的初级模式，但因为应用理念、技术差异、经验局限等，再加之缺少专业组织机构的加以推广，造成部分中国企业对这项服务产生误解。可以说．商业情报竞争力薄弱也是导致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差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大量企业都将必然参与到“全球大市场”中的竞争．而贸易透明化的步伐加快，将直接带来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要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商情服务的支持。目前，中国外贸高速增长，但情报跟不上成为贸易发展最大的障碍。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多边贸易规则和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不断调整，进口检验检疫要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持续增加，国际贸易风险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能否方便快捷地获取各国各地区产品生产、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已成为各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先决条件。为解决企业在贸易中遇到的情报缺乏问题，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及时提供情报服务就是一项重要的支持措施，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体系。我国外贸企业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不畅，抗风险能力不强，特别需要政府和行为组织提供信息帮助。帮助掌握各种情报资源。及时准确提供国际市场竞争的情报，解决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企业提供决策的依据。使企业更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

二要鼓励发展商情资讯业。国际贸易所需的情报比较多，主要有四方面：市场方面的情报；竞争对手的情报；消费者需求的情报；稀缺资源分配的情报。“资讯创造价值”的贸易理念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共识。但依靠企业自己获得这些情报是很难做到的。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如何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完整、专业对口的国际贸易资讯，如何将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推进到世界贸易强国的行列，将是众多专业资讯服务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无规律，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更无常，各国贸易政策变化更快。贸易商情资讯无论从信息查询的便捷行、完善性、都带来历史性的变革，为企业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及竞争力的贸易情报。

三要提高外贸企业获取竞争情报的能力。我国大部分外贸易企业还主要依靠市场、客户和中间商收集信息．这满足不了情报竞争时代国际贸易的需要。在国际竞争中，企业需要的最后一种稀缺资源就是情报资源，并且能够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将企业拥有的这种稀缺资源(情报)转化为竞争优势。好的竞争和战略情报需要进行有效的分析，成功的业务和竞争分析要求对环境、行业和企业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而这来源于经验、翔实的数据和信息、正确地选择和运用分析技巧和有关竞争的结构模型、懂得如何竞争，以及针对其竞争对手所采用的策略的反应速度。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dual system of civil law is internal system and external system. The internal system represents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ivil law， and the external system refers to the concept of the law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real lif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frastructure chang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law system， aims to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civil law.

【关键词】社会基础；民法；内在体系

【Keywords】social foundation； civil law； intern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66-02

1 引言

民法双重体系的构建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但由于我国的民法受世界其他各国的法律尤其是德国与日本的影响较深，没有真正适应我国的实际国情。因此要对民法的内在体系跟外在体系进行详尽的分析，才能真正促进民法的双重体系的建设。

2 民法内在体系

2.1 民法内在体系概要

民法内在体系的优点是稳定性较好，但是其表现形式则较为抽象，不容易理解。民法在发展时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水平，会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特点，发生不同的改变，这就是民法与其余的法律相比最明显的差别。通过民法的实际发展情况而形成的体系就是民法的内在体系，其主要应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属性，规范法律相互之间的联系。

2.2 变化规律

从上文可知，民法容易受到来自社会价值取向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基础对民法的影，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这些外在的因素会使民法发生变化，但是其内在体系却依旧保持稳定，不会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因此，民法是一步稳定性较强的法律，民法内在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它并非随着社会变迁而体现为“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而是呈现为“此起彼伏”的动态系统。民法的内在体系会在民法发生变化时产生动态平衡，从而保证民法的基本稳定。

2.3 社会价值取向

民法的内在体系对民法来说可谓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民法的内在体系代表了整个民法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够具体体现民法的价值，更是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基本组成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民法内在体系激烈动荡。因此，在对民法的内在体系进行完善的过程中，要保持民法的内在价值不被动摇，要始终保持民法的内在体系与社会价值取向一致，在此前提下，对民法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并使民法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价值充分遍布民法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民法内在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是会根据当今社会的基础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我国的民法内在体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外部社会环境与经济、科技对民法内在体系的重大影响，环境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到民法的内在体系[1]。

2.4 民法内在体系的原则

2.4.1 意思自治

能保持人人平等的前提称为意思自治。意思自治意味着每个人以人格独立和平等为前提，以法律行为制度为主要载体。例如在合同、婚姻、遗嘱等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捍卫自治空间。

2.4.2 对弱者的保护

对弱者的保护是民法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体现，其向我们展示了民法理论性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方面。

2.4.3 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指的是保持民法的时效性，能够充分体现民法的特点，体现为社会共同交往中意思自治的边界，展示民法的公信力，保证社会的安全。

2.4.4 自己责任

自己责任指的是对意思自治、弱者保护、信赖保护实现后的必然结果，通过对民法以上三个基本原则进行保护。体现为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各种具体形态。

3 民法外在体系

3.1 民法外在体系的概述

所谓外在体系体现为对素材的加工编排所形成的处理结果， 是指以一定的逻辑方式对源于实际生活层面抽象所得出的法的概念、规制加以建构的体系。民法的外在体系的主要作用是为这些本质性的概念提供载体，在当前成文法系国家中，法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的成文法，还包括判例法、习惯法等不成文的法中的规范，民法外在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够使民法的内在体系更好地融合到民法中，而民法的外在体系也能很好地将民法内在体系里的内容进行展示。因此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外在体系[2]。

3.2 民法外在体系原则

民法的外在体系就是融合所有民法的概念，并向外进行展现，也是将社会实际生活进行抽象化管理，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对事实的抽象会产生不同的事实特征。

3.3 民法外在体系的逻辑体系

我国的法律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一定程度的影响，不是单纯地积累自身经验，因此，法学概念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不够完善，从而使得一些具体的法律在概念描述上较为模糊与混乱，对具体名词的解释与定义都与实际不同。

4 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

民法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不断发生着改变，最重要的三次质变：第一阶段从《法学阶梯》到欧洲大陆法典化运动，第二阶段为当代第二次民法典浪潮。其中，第二阶段质变仍然影响着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第三阶段正如火如荼。我国民法体系的建设既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必须吸收两千多年来世界民法学的普世性知识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要充分分析与研究社会基础的变迁。

4.1 “人”在民法中的原型

“人”是民法体系在建立过程中最根本的出发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内在体系来看，“人”既是人格保护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又是意思自治的载体；而抽象的“人”概念下的多重角色，构成保护弱者原则的前提条件。而在外在体系，所有的概念、制度的逻辑出发点都在与于“人”，“人”既是各种概念所环绕的中心，也是所有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因此，目前民法双重体系构建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准确定位，由于我国目前社会基础正发生变化，社会构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质变，在这个前提下，对民法中“人”的定位最先要实现的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是要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4.2 物权法

4.2.1 物权法中的外在体系问题

物权概念来源于德国法，物权概念的存在对于民法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从本质上改变了民法双重体系，对于物权与债权的区分较为严格，并且物权的内容与物权变动区别于债权及债权性基础行为。物权法的核心是以处分权为中心的抽象所有权。

4.2.2 物权法的内在体系问题

所有权制度的选择不仅是法学逻辑和法学概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经济模式和法律政策的变化。通过对所有权制定的选择更加深入的分析，可以知道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业的生产方式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相伴而来的是新的产权形态对财产进行利用的方法变为了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进行。

5 结语

社会基础与民法体系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矛盾，而正是由于这些矛盾与联系的存在，才使得探索民法双重体系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民法双重体系构建存在不少问题，对概念的描述尚未充分与清晰，因此就需要对民法体系做好详尽的研究与分析，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促进民法双重体系的建设，最终提高我国民法的制定水平。

【参考文献】

【1】S俭.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A].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系统科学在工程决策中的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5篇

一、技术解释的重要性

技术认识论这个学科本身有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如技术问题、技术功效、技术设计、技术发明、技术解释、技术预言、技术评价、技术实施和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等。其中技术解释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技术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求得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而是求得客观事物以及人工事物的效用，以满足人们的现实的需要。自从人类越过了采集时代，技术的主要手段便是设计、发明和检验各种人工客体（又称技术客体），利用它们的功能（function）,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任何技术问题的本质，就是人们的某项实际需要与当前现实条件不能满足这项需要的矛盾，而解决任何技术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调查和明确我们的现实地可能满足的需要是什么。通常它从定义一种商业要求，军事要求或自身就是一种技术机会开始的。这些需要、要求或需求就表现为我们想要的将要设计、发明的那种技术客体的实践功能是什么，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曼哈顿计划就是需要制造原子弹并将它投到日本本土。于是技术的要求就是这个技术客体，更准确说这些技术客体组成的系统，要有巨大爆炸力和杀伤力的功能，并将它带到日本去发挥作用。于是技术认识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将所想要的功能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子功能，并将这些子功能联结成总体功能，在现代工业中这通常是非常制度化和专业化的东西。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设计发明和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人工客体，使它们分别具有这一系列子功能，并对它们何以有这些功能进行论证。例如，要用什么样放射性元素作材料才能具备核子爆炸所需要的链式反应的功能呢？又用什么方法才能从大量的矿石原材料中制造出几十磅至几百磅这样的铀235材料？也就是说用什么人工客体，人工过程使这个制造厂具有提炼出铀235的功能？又用什么容器什么方法将这些核燃料装进去使之具有封闭的功能？还有用什么装置使这个密封的原子弹具有起爆的功能？并且要发明一种什么样的大飞机以运载原子弹于高射炮火力所不能达到的3万英尺高的高空上飞行从而具有安全投放原子弹的功能呢？而所有这些发明和设计何以有这些功能？这里我们对于这个过程的组织方法论或运筹方法论暂且不谈，系统工程方法论与运筹学会帮助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主要从实体性技术方法论的角度讨论问题。这里从功能及其分解到发明设计及其论证，都贯穿了一系列技术解释问题。即我们如何用科学原理或科学规律来解释我们的技术装置及其运行的操作原理（operational principle,又可译为运作原理），我们又如何用我们的操作原理来解释我们这些技术装置的组成结构及其操作规则或技术规则，我们又如何用这些操作规则来解释技术人员或工作人员的行为呢？并用这一切来解释我们所要求的功能是如何得到实现的？例如，我们如何用核物理关于某种放射性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链式反应的科学原理来解释原子弹的运作原理呢？又如何用原子弹的运作原理来解释它的组成与结构为什么要这样做及其操作规则，又如何用这些操作规则去解释哈曼顿计划参加者们的各种行为以及我们所要求的总体功能是如何得到实现的呢？这里归根到底是一个与科学解释很不相同的行为解释问题，它被解释的对象不是某一种自然现象是什么，而是某种人工事物怎样做，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人们的需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然，技术认识论的主要问题不仅是技术解释问题，另一个可能更加主要的问题是技术发明问题，可是技术发明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一部分不接受逻辑分析（例如天才、机遇、灵感等心理因素）。有一部分接受逻辑分析和方法论分析并具有某种算法的因素。而这一部分思维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技术解释的逆运算，即因为某种人工客体的物理结构最有效地解释了它的功能的出现，而这种功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选择这种结构。所以掌握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解释知识又是技术发明的必要的虽然不是充分的条件。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选择技术解释作为我们具体研究技术认识论的一个突破口。

二、技术陈述的性质与类型

为了研究技术解释，首先需要弄清技术陈述的性质与类型，因为解释就是这些陈述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有关技术陈述，我们至少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来加以分析：

（1）技术行动目标陈述：它表述行动的目的、意向、企图等等。通常它可能用意向的或规范的陈述（例如命题a）来表示，但似乎也可以用描述的或事实的陈述（例如命题a’）来表示。

（a1）1942年美国想要制造一颗原子弹。

（b1）我意愿坐飞机到太原参加第九次全国技术哲学讨论会。

（c1）陈医生必须为胃癌病患者a君作切除肿瘤手术。

（d1）这只老虎企图捕捉住一只野鹿。

以上表示的是意向性的或规范性的陈述。如果用描述的或事实的陈述来表示，似乎有：

（a1’）1942年美国制造原子弹是美国整个战略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b1’）坐飞机到太原开会是我今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c1’）给胃癌病患者开刀是陈医生的医生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

（d1’）这只野鹿是那只老虎的捕捉的目标。

以上的例子，除了（d）与（d’）涉及到广义目的性或非人类的生物的目的意图，在此我们暂且不谈，在下文中涉及这个案例的分析也暂且不谈。我们的问题是，对于人类的目的、意图、企图等等主观的或心理的东西，我们能否采取描述性的陈述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可能的，例如对于人类伦理行为的研究除了有规范的伦理之外，还有描述的伦理学，人类学不就是已将人类的伦理，当作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描述它的起源与进化吗？经济学不是对消费者的意图与偏好，作了客观的描述性的分析，从而找出它的规律吗？不过请注意这些学科及其对目的与意向的描述性陈述有如下的特征：[1]它不是从内涵上陈述它的内容，而是从外延上说明它的存在与范围，不是从内部分析这些意向，而是将意向当作一个既定事实，用范畴与概念将它固定起来，包裹起来，只从外部考察它的起源与作用。[2]它不是关于目的、意向、计划的一阶陈述，而是关于目的、意向、计划的二阶陈述。如果（a）“x想要制造原子弹”是一阶陈述，它就必定是要用规范的意向的命题来加以表达。这个规范句可以表达为（a）=p（x）；但这里的描述语句（a’）表达为“x制造原子弹是它的总体战略目标的一个部分”即“x的目的o。”（这里0表示目标）。它是一个二阶陈述，即f（p（x）），这里f表示“属于它的总体目标”。所以a’，b’，c’三个描述性的行动目标语句中，是以规范性、意向性描述为基础的，因而不是纯描述性语句，因为它出现了目的、责任、计划这些意向词和规范词。这些词在纯描述性语句中，例如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出现的。所以对技术行为目标的基本陈述是规范陈述而不是描述陈述。

（2）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的技术行为陈述

人们的技术行为，例如设计、制造、使用工具和其它各种装置等等，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而在现代，大多数技术行为是理性的，即在一定的经过检验的理性知识和经验知识指导下进行并尽最大可能达到目标的，对于这些行为的表达，也有两种陈述，即规范的陈述和描述的陈述。

（a2）1943年美国核科学家必须（或应该）提炼出几十磅铀235材料。

（b2）我应该于2002年10月11日乘坐飞机从广州到太原开会。

（c2）陈医生应该对a君的胃作彻底的ct检查。

（d2）那只被追捕的野鹿必须拼命逃跑。

请注意：这些规范陈述，是休谟关于“ought to”陈述的典型，都在本体论上预设了一有一个目标的存在，和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预设了一个目标陈述的存在。如果忽略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对这些行为作描述的或事实的陈述。

（a2’）1943年美国科学家和工人们，是在他们的核原材工厂中提炼出几十磅铀235材料。

（b2’）我是乘坐10月11日的飞机从广州到太原去。

（c2’）陈医生是在为a君的胃部作ct检查。

（d2’）那只野鹿是在拼命奔跑。

这完全是行为主义的陈述，在这些描述的陈述或事实陈述中，没有目的，没有意向，没有企图。它所描述的，正是马克思或陈昌曙教授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过程”①[2]在这里人“作为一种自然力”而起作用②。这是一种纯粹事实描述的陈述，不过它仍然与自然科学的事实陈述不同：（1）它不是单一的自然属性变量的函数：f(n1,n2,n3……)；而是人的属性与自然属性这二类变量的函数：f(n1,n2,n3……;h1,h2,……)（2）一旦要对这种人类技术行为的描述陈述进行解释，就必须引进包含目的、意向、信念这些范畴及其组成的规范陈述。这个由“应然”推出（尽管不是演绎地推出）“实然”的推理叫做实用推理（pragmatic syllogism）或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syllogism）.下一节我们将简要地讨论这种推理。

（3）行动规则（rules of action）陈述：

人类的行动，特别是他们的技术活动，是根据一定的行动规则行事的，各种工厂都给工人规定长长的操作规程，甚至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来使工人掌握这些行动规则。医生给病人开刀之前一定要先戴手套，和穿上白衣，并且预先准备好各种手术工具和设备就是这样一种行动规则，连餐馆的前台服务员，穿什么衣服，站在什么位置，给顾客的碗里盛汤时采取一种什么姿势都有一定的行动规则。这些行动规则或者来自经验的总结，或者来自知识的启发，或者来自社会的建构，甚至来自本能，它们没有真假之分，只有有用还是无用之别。下面给出一些与上面所举的相对应的行为规则例子：

（a3）如果想要制造原子弹，则必须准备足够的核燃料。而运输这些材料，必须严格保密。

（b3）如果想即日从广州到达太原，则必须坐飞机，而登机之前，必须接收安全检查。

（c3）医生在给癌症病人开刀之前，必须准确地检查出癌症组织所在的位置。而开刀之后，必须缝好伤口。

（d3）为了要逃过捕食者的追捕，野鹿必须发展出它的奔跑技能。

行动规则的标准表述式是要说明，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人们应该怎样行动，它由一系列行动指令构成，并形成一种行为的规范（norm），并且不用单称陈述而用某种范围的全称陈述来表示。不像自然规律，它的论域是行动而不是自然事件，它是人类行为状态的规范而不是自然事件的状态空间的约束，它是目的定向而不是原因定向的。因此它的典型的语言表达是规范的、命令的陈述而不是描述性的陈述，它不具有真假值而具有有效值（effectiveness value）。当然要说明行为规则有效用性的根源。还得依靠因果律与其它自然规律对之进行解释，这就发生一个如何由科学上的“实然”陈述导出（当然不是演绎地推出）技术上的“应然”陈述的问题。m·邦格曾给出技术行为规则的形式表达式，并用三值逻辑来表达它的有效值及其推导规则。①[3]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4）技术客体的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

马克思说过，自然界不会创造火车头和蒸汽机，它是人类智力物化的产物。但是人类一旦创造和生产了各种工具、设备、机器、厂房等人工物品，它们便成了技术客体进入了“人工世界”。它不但可以成为人们客观地进行描述的对象，并且可以成为异已的、“异化的”力量作用于我们，那么对于技术客体的陈述是不是完全是描述性的事实陈述呢？如果是，这种描述性的事实陈述与自然科学的描述陈述和事实陈述是不是毫无区别的呢？近年来delft理工大学p·kroes连续发表两篇哲学论文②讨论技术客体的结构陈述和技术客体的功能陈述问题。并提出“必须发展出一种关于技术功能的认识论”。不过，我们认为，他的讨论过分繁琐而且抓不住要领。因此需要加以重新表达。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一个系统内部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称为结构，而系统在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中所呈现的变化、所具有的能力、所表现的行为称为该系统的功能。结构是从系统的内部变量看的，而功能是从外部变量，即输入与输出的变量看的。依这样看，辐射阳光是太阳的功能，为生命提供能源也是它的功能。（这可以叫做物理因果）保存物种的生命，使之代代相传是dna的功能，泵血以维持生命是心脏的功能。（这应该称为生命的目的，科学哲学的功能解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所说的技术客体的功能指的是以技术客体及其相关因素组成系统，以人类作为这个系统的环境来确定的功能。于是这个技术客体系统怎样由人生产出来以满足人的需要，它对人们发挥什么作用或对人来说具有什么能力，就成为技术客体系统的功能。于是在广岛具有极大杀伤力便是第一颗原子弹的功能，具有极高运输能力和投弹能力便是b52轰炸机的技术功能，炸弹的雷管具有引爆功能也是一种技术功能。一个装置的外部表现凡是直接间接地可以追索到满足客体制造者、使用者、操控者以及有关人们的需要，无论其满足的程度如何都可称为技术客体的技术功能。它是哲学对“功能”这个概念分析中的第三种功能：实践功能。许多技术客体的名称，就是从它与人的关系中，在人类行为的语境中给出的。如驾驶盘、锣丝刀、汤匙、秋千、复印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等。这些都是技术功能名称。因此，撇开与人的关系来对技术客体系统的物理性质、关系进行内部分析与描述，便称为技术客体的“结构陈述”。它基本上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语言和语词来进行描述的，如一部汽车的重量、燃料消耗、外形、运行的阻力等等就是这种描述。这种结构陈述的特点是对客体系统内部的不依赖于主体的自然属性的进行无价值评价的描述。但是功能描述则不同，它是对技术客体的与人的需要相关的外部作用的可作价值评价的描述。这样技术客体的功能陈述与结构陈述不同。（1）结构陈述所涉及的变量只是自然变量，而功能陈述所涉及的变量是自然变量（n1，n2，……）与人为变量（h1，h2，……），于是它的陈述形式和人类行为的描述形式一样是f（n1，n2，……；h1，h2，……）。（2）结构陈述是不可作价值评价的，例如不能说个铀235的原子好的还是坏的。结构一旦作出这种价值评价，它就成了功能陈述了，例如铀235原子对于制造原子弹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原子材料，这种陈述就是功能陈述了。而功能陈述是可作价值评价的，而且由于人们在技术上必须给出人工客体的功能以规范性的标准，以便进行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例如我们的电视器产品说明书给它的功能规定种种标准，如图像的像素、清晰度、音响的灵敏度、分辨率等等……这样功能的陈述就变成规范性陈述了。这样便产生了一个解释逻辑上的困难，人们为了获得一定的技术客体的功能，设计和制造一个客体的结构，这个结构只要是成功的，就能够实现我们所需的功能。但是在逻辑上技术客体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是不同性质的陈述，前者不能推出后者，描述不能推出规范，那么用技术结构来解释技术功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解释逻辑呢？

（5）技术客体的运作原理陈述

运作原理所说明的是某种人工装置是怎样进行工作的。它与上面第（3）点所说的行为规则不同，后者讨论的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约束以及人对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约束。而运作原理或操作原理讨论的是人工客体之间或人工客体的组成部分之间要有一种怎样的关系，服从一种怎样的原理才能使这个人工装置进行人们所希望的运作和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的。例如飞机的操作原理是燃料推动和空气阻力引起的上升力与飞机重量之间的平衡原理。扬声器的运作原理是电子管的栅极电压的微小变化引起板极电压巨大变化的原理。中央空调的自动控温的运作原理是反馈原理等等。这些操作原理就是所谓技术科学基本规律，是工程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组成技术科学的理论体系。自然科学并不研究这些规律，数学家和哲学家波罗尼说：“力学并不告诉我们机械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运作的”。于是便产生了自然科学规律与技术科学规律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运用自然科学来解释技术科学，运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技术规律问题。

这样，在语言上，在技术领域中我们有六种陈述：技术行动目标陈述，技术行为陈述，技术行为规则陈述，技术客体结构陈述，技术客体功能陈述以及技术运作原理陈述或技术科学规律陈述，这些陈述都与对应的科学事实陈述，科学规律陈述和科学理论陈述是不同的，它们大多数是规范陈述、准规范陈述或可表达为规则陈述的。

三、技术解释的种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解释有下列几种类型：

（1）技术行为的解释，它解释在技术上人们为什么采用某种行为。他们为什么要提炼核燃料，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到飞机场去，他为什么要给a君动大手术，它为什么要追捕一只野鹿等等。这里被解释是一种技术行为。这里解释者通常是援引一些动机、意图、目标等技术行为目标陈述，或目的性陈述，再援引行动者的一些信念，即对作为手段的行为规则、行为方法、行为工具能达到目标的信念。由此解释了他、他们甚至它的行为，这里解释的实质也是说明被解释的行为为什么出现，不过这个“为什么”多半指的是“为了什么”。这种解释被称为实践推理解释或目的性解释，不过最好还是称为意愿信念解释模型。为什么这样说呢？请看如下的技术行为解释实例及其模型：

[1]行动者a意愿要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2]a考虑到（他有这样的信念）除非能提炼出超过12磅的，否则就无法达到目的。

………………………………………………………

[3]所以a在新墨西哥州开设核燃料工厂提炼

这里[1]项是意向（intenton）项，说明什么是行动目标（g），记作i（g）。第[2]项是信念（belief）项，说明行动者a对某一种行为规律（r）的有效性具有信心，记作b（r），由此“推出”[3]，即行动者的行动a，记作：。这是对a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一种推理论证。不过不是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推理，而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推理，记作…，部分地属于决策逻辑的领域。dn模型在此失效，萨尔蒙在讨论他的科学解释的因果模式（c-r模型）时，曾定义了他的科学解释：（1）所谓对一个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就是要说明这个现象的因果机制。（2）解释不是论证，而是一组说明因果关系的sentences,说解释就是论证乃是逻辑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不过c-r模型对技术行为的解释也失效了，技术行为的解释并不是要说明行为的因果机制，而是要说明行为的目的性/ 意向性机制，而且这个解释也是一个论证，即实践推理论证的一种形式，它实质上是用意向陈述、规范陈述来解释对人们技术行为的一种事实陈述。是用“应然”解释“实然”。

（2）技术规则解释，它解释说明人们为解决技术问题为什么要采取某种行为规则，为什么制造原子弹必须至少准备12磅的铀235材料，为什么上飞机之前必须接受安全检查，为什么医生给病人开刀之前必须进行消毒并带上手套和口罩。为什么针灸“足三里”这个穴位可以医疗偏头痛。为什么日本有些钢厂出第一炉钢之前必须举行某种宗教舞蹈仪式。这里解释者可能是一些自然规律陈述，也可能是一些类比的隐喻，也可能是一些社会的约定俗成。这里可能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解释：因果论证解释或规律推理解释，功能类比解释以及所谓直指解释（deictic explaination）。当然我们要着重讨论因果论证解释。不过这个因果论证解释和科学中的因果解释不同，它要用关于因果律和自然事件的事实陈述去解释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规则，遇到了一个和第一类解释相反的过程，如何用“实然”陈述去解释“应然”陈述。

试分析下列技术规则被解释的实例：

[1]因果律：根据核物理， 物质达到其临界质量（12磅），则它将会产生链式核裂变。

………………………………………………………

[2]行为规则：如果要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实现人工核爆炸，必须先制造出超过12磅的核燃料。

在技术上，我们常常用[1]来解释[2]，但这里[1]是事实陈述，是描术性的，但[2]是对人们行为规则以及行为程序作出的规范，所以属意向性的和规范性的陈述。[1]的真不能传递到[2]的有效性的真。所以是一个“实然”陈述解释了“应然”陈述而不是推出了“应然”陈述的问题。

（3）对人工客体技术功能的结构解释。考古学家发掘出人类早期的石器工具、铁器工具的残骸，便用它可能的功能或用途来解释它的结构。这种用技术功能来解释结构是属于前面所说的目的性解释或功能解释，不是独立的一类解释，在人工客体的结构陈述与功能陈述之间，最重要的解释类型是运用人工客体的结构去解释它的功能。为什么纽可门蒸汽机具有抽水功能，为什么扬声器或助听器具有扩音功能，为什么投下广岛原子弹具有杀死10万人的功能，这都要运用它的结构陈述来进行解释，而结构陈述之所以能够解释功能，依据w.g.vincenti（1990，1992）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它们运作原理，即我们所说的技术规律陈述和实现这些运作原理的具体型构来进行解释，但由于异构可以同功，同构可以异功以及标准的功能陈述属于规范陈述的范围，因而这种解释是非演绎的。这里又遇到（1）、（2）两种解释所遇到的问题。

（4）对技术科学规律的解释。如何用自然科学规律与理论来解释工程科学的技术规律和人工客体的运作原理，这也是科学解释中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所有这些解释都违反了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即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dn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技术解释的面面观”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休谟的is-ought问题，译作是——应问题或实然--应然问题①[4]。这个问题问的是：我们能够从用“是”联结起来的命题推出用“应该”联结起来的命题吗？我们能够从经验的事实推出规范的规则吗？休谟回答是否定的。现在有许许多多生态伦理学家，决策论专家以及技术哲学家纷纷攻击休谟的回答。不过我们却十分感谢早在几百年前已经逝去的休谟先生，他首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以他的非凡智慧告诉我们，想要从“是”

陈述推出“应”陈述，此路不通，免得我们的研究走错了路。不过我们现在要转换一个提法，“是”陈述与“应”陈述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我们既然不能从经验的事实推出行为的规范，反之亦然。那么我们能够用经验的事实来解释行为的规范，或反之用行为的规范来解释经验的事实吗？我们的回答却是肯定的，只是解释的模式和逻辑必须探索。技术的解释的根本问题，不过就是用科学的事实陈述解释技术规则的规范陈述，再用技术规则的规范陈述来解释人类技术行为及其后果的事实陈述。

参考文献：

1、p. kores(1998),technological explana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phil & tech 3:3 spring 1998.

2、p.kores(2001),technical functions ad dispositions:a critical assessment .techne’5:3 spring 2001.

3、k.kornwachs,(1998)a formal theory of technology? phil & tech 4:1 fall 1998

4、m.bunge(1998),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ⅱ.d.reidel publising company,1998.

5、c.p.joseph(2001),what engineers know, techne’5:3 spring 2001.

6、w.g.vincenti(2001),the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engineering theory as a tool design. techne’5:3 spring 2001.

7、w.g.vincenti(1990),what engineers know and how they know 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90.

8、a.borgmann(1978),the explanation of technology, in paul t.durbin(ed) resea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l.1978.jai press inc.1978.

9、a.c.michalos(1983),technology assessment,fact and values. in paul t.durbin (ed)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

10、张华夏、张志林（2001）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自然辨证法研究vol.17.no.2,2001.

11、张华夏、张志林（2002），关于技术和技术哲学的对话，自然辨证法研究vol.18.no.2,2001.

12、张华夏、张志林（2002），科技划界与技术认识论，第九届全国技术哲学研讨会论文。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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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昌曙，《技术哲学论》第183页。

①陈红兵，陈昌曙，关于“技术是什么”的对话，自然辨证法研究。2001（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10页。

①m·bung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ⅱ.berlin, heilieberg. new york: springer.1998.p.147-156。

②p. a. kroes(1998),technological explana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in techne’.vol.3,no.3,spring 1998.

p. a. kroes(2001)technical functions as dispositions: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techne ’vol.5.no.3 spring 2001.

消费者决策论文范文第6篇

本文梳理归纳的这些前在预设，实际上都是经验命题(empiricalstatement)，其旨归不在于揭示制度的发生学意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回应人类对于游戏规则的基本需求与基本价值追求以及如何来设定游戏规则等政治规则范畴的基本问题。这些预设从各个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选择，或者说通过构筑完善的政治规则，以实现和推进规则政治，乃是人类秩序化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寻租”预设揭示的事实是，寻租活动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概括为三种情况，其别指出：“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这一论述，非常恰当地描述出寻租活动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危害。

在权力界，抑止腐败的“圣贤道德”路径和各种非制度化路径都已难以走通。比较现实致效的路径，是通过创设并且健全各种规则体系予以设防、整肃与规范。这一点，与以上各项预设的逻辑结论是相一致的。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然而只有持以这种消极的政治观，才能寻求到积极的政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