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理发行业 服务满意 顾客忠诚 顾客满意陷阱 曲线拟合

一、引言

Zeithaml,Berry与Parasuraman(1996)的研究发现,忠诚顾客不但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会向别人宣传和推荐企业的产品或服务。Fornell(1992)的研究发现,忠诚顾客的维系成本要远低于新顾客的获得成本。可见,忠诚顾客不但是企业稳定市场占有的保证,也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所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提高顾客忠诚度便成了企业营销活动的核心工作之一。

Oliver(1999)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顾客满意是顾客忠诚的一个重要前置因素.尽管现有的研究结果已证明: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二者间究竟是何种形式的函数关系,目前各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这给企业在管理实践上从事营销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惑,进而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旨在对理发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一个实证研究,以其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点贡献,从而更好的指导理发业的营销活动。

二、文献探讨

1.满意与忠诚之间的关系

顾客满意对顾客忠诚存在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各学者的研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是二者究竟是何种形式函数的关系目前各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结论:(1)线性关系,Olive(1980)及Fornell(1996)等人的研究把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的关系假设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认为高水平的满意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的。(2)非线性观点, Bennett和Rundle(2005)的调查发现,高水的满意并不一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Mittal(2001)及Fullerton等(2002)的研究证实了顾客满意和忠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Oliva(1992)的研究还进一步验了在餐饮服务行业顾客忠诚和满意呈现反S曲线关系。国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涂荣庭等(2008)为了验证顾客满意与忠诚的反S曲线关系,对产品服务一体化的空调行业进行了研究,但数据分析结论并没有支持他们的假设。

2.满意陷阱理论

由于顾客满意和忠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所以高水平的满意不一定就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基于此学者们提出著名的“满意陷阱”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低满意水平区域,顾客的忠诚度会随着满意度的提高而缓慢提高,但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而到达中等满意水平的范围内,顾客满意度的提高,不会引起忠诚度的显著提高,即忠诚对满意的加速度几乎为0,人们把这一区域称为“满意不敏感区域”;当顾客满意突破这一区域继续提高时,顾客忠诚会急剧提高,即忠诚对满意的加速度是递增的。也就是说从顾客的角度看,一般满意和高度满意之间有天壤之别,高水平满意的贡献强度高于低水平满意。Homburg等(2005)的研究也验证了在服务行业满意度与顾客支付意愿之间呈反S形关系。

关于“满意陷阱”的一种比较公认的解释是,顾客期望分为基本期望和潜在期望。基本期望是低层次的需求,当顾客基本期望的满意水比较低时,顾客忠诚就会随着满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附近时,不论企业如何来提高满意度,忠诚度的变化都不大。而潜在期望是高层次的,不为顾客事前预想到的期望,其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增的,原因是顾客从中获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价值,为了体验这种感觉顾客在下次购买时很可能还选择这一品牌。

三、研究问题与框架

从上面的文献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顾客满意和忠诚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虽然 Oliva等(1992)的研究证明了在一些服务行业顾客满意和忠诚间呈反S型曲线关系,但后续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国内更是几乎没有针对服务行业的实证研究。着眼于以上研究的局限性,在“满意陷阱”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将对理发这一服务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一个实证研究,以其对这方面系统结论的形成和推广以及理发行业的管理实践活动做出一些贡献。

根据本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在文献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一个简单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四、研究模型和假设

根据“满意陷阱”观点,高水平满意的贡献强度高于低水平满意,顾客满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顾客忠诚会急剧提高;而在中等满意水平的范围内则存在“满意不敏感区域”。当顾客基本期望的满意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顾客忠诚就会随着满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附近时,不论企业如何来提高满意度,忠诚度的变化都不大。而潜在期望是高层次的,不为顾客事前预想到的期望,其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增的。因此顾客满意和忠诚间的关系最有可能呈现反S型曲线。由此得到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模型及相关假设:

模型:(其中:)

假设:服务满意度与顾客忠诚的关系呈反S形。

五、研究方法

1.测量指标的构建与量表的设计

我们采用里克特7级量表来测量被访者对每个问题的同意程度(1非常符合,7非常不符合,要求被访者就每个问题项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产品和服务满意度的测量主要借鉴Fornell等(1996)开发的顾客满意度测量量表,共设计了3个题项;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的测量参照Kristensen等(2002)开发的顾客忠诚度测量量表,态度忠诚设计了3个题项,行为忠诚设计了2个题项。

2.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次调查的被访者全部来自随机抽查到的市民,为了不失一般性,样本范围覆盖了整个昆明市区。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达到63%。回收问卷中男性占51.9%,女性占48.1%。

3.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应用统计软件SPSS13.0,通过内部一致法来检验观测变量的信度,现将分析结果整合在表1中。由表1可以看出,每个潜在变量下观测变量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远大于0.7。因此测量量表具有较好信度。

本论文所采用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测量量表是借鉴国外Fornell等(1996)和Kristensen等(2002)开发的,以被多次使用并验证为具有很好的内容效度。另外本文应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7.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和图1。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各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都远大于0.55,两个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87,p=.000)。因此可以说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

六、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1.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反S形曲线关系的拟合

以服务满意度均值为自变量,顾客忠诚度均值为因变量,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采用三次曲线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如表3和表4。虽然表3显示三次模型的RSquare值大于0.7,适合进行样本数据拟合,但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常数项外,各次项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t检验,因此产品满意与忠诚间的三次反S形曲线关系并不显著,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与Oliva等(992)所认为的服务行业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呈反S曲线关系的观点是相悖的。

2.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为了进一步寻求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间的系形式,我们又分别对二者进行了直线和二次曲线的拟合。结果发现,服务满意与忠诚间更趋向二次曲线关系。拟合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显示二次模型的R Square值大于0.7,适合进行样本数据拟合;从表6可以看出,常数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图2为拟合散点图。

七、结果讨论

基于满意与忠诚间关系形式的诸多争议,在“满意陷阱”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对理发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数据处理结果并不支持满意与忠诚间关系呈反S形的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理发行业满意与忠诚间更接近二次曲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理发行业并不存在“满意不敏感区域”或“满意陷阱”问题。这与Oliva等所主张的服务行业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呈反S曲线关系的观点是不相符的。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外情况不同或行业具体情况不同所致。

我们知道理发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它不像其他行业一样,一旦对产品或服务不满意还可以退换,顾客还有回旋的余地。而在理发行业,一旦头发理掉,就不能退换,等到恢复原状也得耗费很长时间,加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型也成为了消费者展示自我个性的一面,对头发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消费者在消费这一服务时,显得非常谨慎,尽量回避更换服务所带来的风险。这就使得一定程度的满意就会使他们达到较高的忠诚,满意和忠诚间呈现二次曲线关系。当然本文所得结论还需进一步的、更多的研究予以检验。

本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对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例证,从而更方便相关研究工作的进行。实践意义在于发现理发行业并不存在“满意陷阱”问题,从而对培养和维护客户关系方面的营销活动和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依据,而不导致盲目的资源投入。

本论文的不做之处在于样本范围太小,只选取在校学生和周边市民,测量结果可能有所偏离更一般的情况。同时只对理发这一服务行业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对其他服务行业进行究,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涂荣庭 朱华伟 余 波:产品满意与服务满意对顾客忠诚的双维模型[J].营销科学学报,2008,(4):89～90

[2]谭荣波 梅晓人:SPSS统计分析适用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65～171,209～217

[3]邱皓政 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91～170

[4]Mittal,Vikas,William T.Ross, and Patirck M.Baldasare.The Asymmetric lmpact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Attribute-Level Performance on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lntentions [J].Journal of Marketing,1998,62(January):33～47

[5]Anderson,Eugene W.,Claes Fonrell.Customer satisfaction, Market share, and profitability: Findings from Sweden [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 (July),53～66

[6]Michael R・Solomon.Consumer Behavior(sixth Edition)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8～170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2篇

美联储目前窘境的根源，在于央行的业务艺术和实践上的剧变。为满足美联储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而制定的常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资产和信用泡沫的系统性风险，更别提这些泡沫破裂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了。

近年来，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面对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各央行纷纷转向非常规政策，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QE）。这一变化背后的理论由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即在信用周期的数量维度上的操作，其功能等同于在价格端进行操作。这一论断使美联储不再担心其在2003年-2004年曾接近可怕的“零区间”。当时，面对股票泡沫崩溃，美联储将其基准政策利率降到1%。该理论指出，即使美联储不再有降息空间，该机构仍有足够的工具支持和指引实体经济。

该理论基于美联储在华盛顿的13名研究人员于2002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防止通缩：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验的教训》，而该基础大有问题。该论文的基本结论是，日本困境的根源在于其政策错误：面对初期的通缩危机，日本央行未能尽快认识到问题，也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手段。言下之意是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对可能陷入零区间的经济体至关重要。

任何关于“大规模刺激”可能采取何种形式的疑问在几个月后都被打消。伯南克当时发表讲话，强调央行应采用非常规手段，减轻正迈向零区间的经济体的通缩风险。

几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伯南克这些曾经只是空想的措施，成了紧急行动计划的基础。但有一项关键警告在混乱中被忘记：在危机中奏效的措施，未必能给危机后的复苏提供足够动力。

事实上，由于此类衰退会制约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此，不管是常规利率调整还是非常规流动性注入，都不会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多大作用。

现在的美国显然处于这一状态。也许从某些方面看，QE大获成功，但它在重振占美国经济70%的家庭消费方面几乎毫无作为。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平均年化真实消费支出增长只有1.3%，为有记录以来消费增长的最萎靡阶段。

美联储流动性注入的“GDP红利”严重不足也印证了这一点。自2008年末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增加了3.6万亿美元流动性，但自2008年三季度到2014年二季度，美国名义GDP只增长了2.5万亿美元。凯恩斯在“大萧条”后曾作出著名的论断，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即低利率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时，试图用货币政策提振需求就好比缘木求鱼。

该方针还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后果。美国股市已经从危机低点反弹了1倍有余，成为美联储非常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更不用说高收入股票持有者获得的巨大利润了。同时，众多曾属于高风险的固定收益工具――从高收益“垃圾”公司债券到饱受危机摧残的欧洲债务，也受益匪浅。

央行业务圈的操作观一直是所谓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刺激实体经济活动，这将实现滞后的危机后复苏。复苏持续萎靡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困难，都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联储仍沉溺于对金融市场反馈的依赖，并因此陷入可能致命的陷阱。美联储由于担心市场混乱，退出QE的动作很缓慢。美联储主席耶伦斤斤计较描述政策正常化预期时间长，实际上也在陷入同样的陷阱。这种徒劳的争论，是2004年-2006年伯南克-格林斯潘渐进正常化手法的翻版。不幸的是，我们都很清楚上一次的结局。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3篇

10月25―26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印度、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8个国家著名学府的一流学者和业界专家齐聚上海大学，参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共同研讨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前沿课题，探索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与方略，这是新媒体研究领域一次空前的国际学术盛会。研讨会上，各国学者、业界专家围绕“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新媒体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其中既有对宏观层面的把握，也有对微观、具体媒体形态的深度探究，对世界新媒体产业前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和对话。

各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宏观态势

来自印度克鲁克舍大学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题为《淘金记！迅猛增长的印度新媒介产业中的全球化问题》的报告，他结合当前印度人口众多、消费主义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现状，介绍了电视行业、电影行业、印刷媒体、音乐行业、电信、外资电台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针对在通向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体所遇到的“政策体制”和“语言文化”的双重阻碍，B K Kuthiala教授介绍说印度政府尽管不情愿全面开放，但还是给了私人企业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体的行业联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在语言方面，印度语、英语甚至中文呈现出混合与共存的现象，而且大多数印度本地的受众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融合，新媒体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韩国IPTV用户的观看模式》一文则是从受众研究的视角对用户实际使用的IP－VOD服务展开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内，韩国的IPTV有一个显著的变量：不仅用户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频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众观看时间每人翻了两番。在内容方面，用户仍然倾向于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观众逐渐定制适合自己消费方式的电视节目，而这一服务IPTV完全能够提供，事实也已经证明，IPTV是传统电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彻底改变受众观看的模式。

中国的IPTV目前也处在关键的运行阶段，而最初的两大壁垒（政策与技术）正在弱化。上海文广集团百视通公司在IPTV运营上已积累了可喜的经验，其首席运营官李怀宇在《中国IPTV业务发展与创新》报告中指出，IPTV处于有线电视和网络之间，并更偏向于电视的媒体渠道，在中国，IPTV的技术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线电视，而只能与有线数字电视实现差异化定位。他介绍了BesTV（百视通）在顺应三网融合的发展下谋求IPTV的创新发展举措。比如与Web2.0整合，实现跨终端社区视频服务；个人用户与家庭用户透过IPTV家庭电视填补互动缝隙；个人用户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荐要看”的内容在不同时段播看，等。他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用户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宾馆、工作场所等，凡宽带所在之处，IPTV均可实现互动视音频服务体验。

上海大学的青年学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王雨琼博士在《俄罗斯卫星电视产业》中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卫星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质量内容的电视节目这一竞争法宝，已普遍被业内人士认同和遵循；另一方面，节目收视技术的竞争，也成为电视的新竞争重点。在这种趋势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由于较好地发挥了卫星传播手段的技术优势，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运营策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世界各大卫星电视公司和俄罗斯本国新兴卫星电视公司充满着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尤其在传统媒体市场已充斥着近于饱和的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更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Alan Knight教授预测未来传媒发展大致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内容获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台；传媒发展更加个性化；媒体的公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受众实现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趋集中化和数字化制作。

新媒体产业经营的创新视角

互联网上电视新闻传播有何新的动向？有何创新的机遇？针对这一课题，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传播现状与创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在传播形态、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内容构成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详细、全面的定性分析，认为国内互联网现在对电视新闻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状态，只是互联网发展中早期阶段的一种状态，国外则有更大比例的互联网使用者运用视频新闻传播来观察监测世界发生的新变动（新闻范畴的功能），来增益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与学习范畴的功能）。这种需求的增长，无疑也为网络电视新闻与信息的传播拓开了日益增长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国内网站存在着电视新闻数量稀少、传播情况欠佳的现状，但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前瞻的目光开发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利用，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设计创新的传播模型和体系。

同样对视频网站予以关注的有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对视频网站中并非由商业机构提供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以表达自我为重点的媒体类型称为身份媒体，比如Facebook和Youtube。这类“身份媒体”是技术和理念共同的产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媒体盈利模式。在业界主要有三种利用方法：1.市场营销和审查；2.合作开发；3.购买网络。

在手机媒体成为各界关注热点的势头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龙锦副教授在《新媒体发展：勿忘消费者――以手机电视为例》中指出，集各种利益关系于一身的中国手机电视已经步入严重的发展瓶颈。与手机电视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府部门在奥运会后仍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广电总局手中的“许可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网证”仍互相牵制，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一产业链的终端着手，强化消费者在消费终端的拉动作用，无疑是手机电视市场发展的一个最好选择。而要使消费者形成对手机电视的市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电视产品的需要并付诸行动。上海大学孔秀祥副教授则详细分析了手机广告的类型、特征、市场规模、产业模式，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及其借鉴价值，并综合各方数据，结合中国市场发展实际探讨了中国市场手机广告的发展趋势。

针对当前炙手可热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教授、付玉杰在《互联网的二度华丽转身：从工具进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互联网这种生产工具不断进化的历史。文章从生产工具进化的角度对Web1.0到Web2.0的转变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Web3.0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主要有信息表达方式转变、网络使用方式转变和信息搜索模式转变三个方面，而这种转变和Web3.0的主要内涵还有进一步可待探讨的空间。

政策与策略制定的新影响因子考量

德国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体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内在关联》中指出：新媒体环境给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一个最大的档案，它的双向交流特点和受者与传者互换造成了社会分散化，进而对20世纪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权形成了一定冲击。网络媒体在作为宣传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就德国自身的情况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国公民在线。尤其是年轻的80后一代，他们有自身更显著的特点，在所有上网的动机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费信息和娱乐。媒介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改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

上海大学的张咏华教授的《博客现象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一文，从对中国大陆若干网站上的博客内容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在当今中国大陆，博客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发现，博客内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意见的表达，尽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议题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规时期还不大，博客行为也还不够成熟，但是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建设尚较薄弱的中国大陆，博客空间和在其中展开的公共议题讨论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论文同时指出，博客形式的社会空间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博客空间中非理性、极端化等问题的克服，呼唤着公民公共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强。

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务广播的信息化与转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广播机构在互联网上有两个新角色是商业广播无法满足的：一是带给公众有来源的信息和材料，尽管商业公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双方的兴趣和动力不同，无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网络提供的丰富资源那样；另一点是功能上的互动，它将个人博客、新闻机构、社会团体的媒体代表整合为一体，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在机构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实行互动，及时提问、发表观点和议论。这在客观上也为公众的民主表达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径。

对于新媒体产业而言，版权问题已然成为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经济模式的重要问题而凸显出来，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论文《数字音乐的未来》，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徐聪的《中国网络

电视盗版与公共利益的维护》的论文，都对此作了探讨。

从人文视角对新媒体产业的反思

新媒介为大众又开拓了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催生了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的论文《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则对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读。他指出一系列大众文化的新症候，主要有虚拟交往、文化拜物教、负价值迷狂和政治参与4种表现类型。他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促成了大众文化人性化回归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体又产生了一种社会负价值迷狂症、一种人性的异化……。在新媒体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这些表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新症候是在观照新媒体与大众文化关系中应该警醒与批判的。

复旦大学孙少晶副教授在《新技术环境中的传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中存在着：人－信息互动：思维与认知陷阱、人－机互动：控制与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动：沟通与关系陷阱三类传播困境。尽管因特网、手机、互动电视等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方便性和互动性的增强更增加了人成为媒介奴隶的可能性。Email、PDA、手机、IPOD等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网络上瘾症（Internet addiction）、网络依赖症（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症状越来越盛行……总之，传播手段的丰富性表面上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加容易，实际上它也间接创造了人际关系的一些危机。因而应充分重视新技术的传播陷阱，同时加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传播素养（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威副研究员的论文《新媒体话语的文化影响力》针对新媒体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从议程设置、互动、文化意识、价值观、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新媒体文化功能及其双重作用，进一步思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文化策略。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网络技术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网络的出现，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通过网络互动激荡出公民观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识等才是网络的真正使命。虽然这个空间也受到统一运作的束缚，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德国包豪斯大学、同时也是同济大学的Lothar教授的论文发出了《创意尚有空间否》的提问，他结合自己主导参与的创意产业项目和跨国教学经验，指出创意是生产力，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创新。目前新媒体等通讯行业也在产业化，而这个行业的发展更需要创意。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对于培养创意型人才不利。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指出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同样关注此问题的还有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系张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国动漫业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环节人才，而是前期规划和创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养动漫人才时，首先要坚持创意从文化中来的观念，从课程设置上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敏锐度。

此次大会为中外学者及业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充分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对于新媒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带来的无限可能的增量空间，还将在实践与思考的并行中得到进一步的探索与提升。■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收入陷阱；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37-06

一、各个收入阶段都有收入陷阱

在全国政治经济学第十四届年会上（2012，太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提出了如果说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是否各个收入阶段都会存在收入陷阱的疑问。我们认为，我们在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收入阶段都有收入陷阱。

（一）低等收入陷阱

低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始终难以跨越低等收入水平鸿沟的现象。有代表性解释成因理论主要有以下四种。

1. 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有一些内容过于激进，但其揭示的“人口危机理论”能够解释目前非洲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跳不出低收入陷阱的部分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必定会引起贫穷的出现。2009年，非洲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2.45%，而人口（100 835.4万人）占世界总量（682 798.8万人）的14.77%①，并且非洲的人口增长还将持续，有专家预计非洲2050年人口将达到20亿。经济增长方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洲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更趋缓慢。庞大的人口比例与极少的经济财富形成强大的反差，使得非洲长期处于“低收入陷阱”。

2. 纳克斯的“贫穷循环”论。纳克斯（1953）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论证低收入国家与地区为何长期陷入贫穷，走不出“低收入陷阱”：从供给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决定了低资本的形成，低资本投入必然形成低产出，低产出最终导致低收入，这一过程在没有外力的助推下，会无休止的循环下去；从需求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得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形成低产出，低产出导致低收入，这一过程在没有外力施加下，也会无休止的循环，使得低收入地区难以逃出贫穷循环的魔咒。

3. 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经济学家R.R.Nelson（1956）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跳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

4. 萨克斯与华纳的“资源诅咒”论。萨克斯和华纳（1995）以71个国家为样本，研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徐康宁等以中国各省为样本，研究认为国内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国内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地区如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东北等，其经济增长明显滞后，并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低收入水平。对于“资源诅咒”形成的原因，Auty（1995）认为是进口替代政策导致；Torvik（2001）认为是寻租引起生产效率下降；Gylfason（2001）认为自然资源的繁荣使得大量资本流入该产业，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而人力资本则是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目前，“拉美陷阱”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原因在于拉美地区中大部分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过长。截至2011年，智利滞留40年，乌拉圭滞留38年，墨西哥滞留37年，巴西滞留36年，哥伦比亚滞留32年，阿根廷滞留49年②。此外，还有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也已经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较长时间，且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人均收入增速放缓，部分学者担心这些国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综述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如下：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投资缺乏；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比较优势丧失或不明显；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腐败多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三）高等收入陷阱

根据“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我们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达到高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未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负债、老龄化、经济泡沫等关系，造成经济增长危机，这样的现象称为“高等收入陷阱”。日本的经济泡沫、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案例可以解释“高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

1. 经济泡沫陷阱影响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高速增长，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幻灭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幻灭后的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1992—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经济波动较大，直到2003年才逐步复苏（见图1）。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钱信.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J].中铜陵学院学报，2014（5）：26-30.

[2]黄小平，颜丽芳，刘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3（2）：22-27.

[3]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6）：143-155.

[4]崔俊富，刘瑞，苗建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兼论经济增长贫困陷阱[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