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4 01:14:21

消费陷阱论文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篇

对此,常见有以下二种截然相反的房地产消费观:一种消费观认为:买入住宅小区停车位,早买早受益,还有保值和投资的价值。一是商家愿卖,消费者愿买,谁投资谁拥有,谁购买谁受益,买入的小区停车位还具有保值和投资的价值。二是商家售卖小区停车位的产权或使用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此状况没有查处的先例,并将期待通过地方立法、地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将住宅小区停车位的买卖合法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另一种消费观认为:除计算建筑容积率独立建设的多层经营性停车位外,住宅小区停车位依法不能买卖,买入住宅小区停车位要承担法律风险,得不偿失。一是住宅小区停车位依法不能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或《房地产证》,不能买卖。商家没有小区停车位的房地产权凭证,其出租小区停车位的使用权违反法律规定。二是住宅小区停车位的物权是一项民事财产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由法律规定。因此,地区立法、地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不得违反《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等法律规定,无权对住宅小停车位的产权或物权做出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三是现行房地产的法律制度规定土地使用权与上盖建筑物所有权在转移时,不能分离,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时,土地使用权与上盖建筑物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即房地产权主体必须一致。由于住宅小区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不计算建筑容积率,因此,住宅小区停车位不能按份摊分得到所在地块的共用土地使用权,不享有独立的房地产权,其是一项从物,其法律权利归属于该地块计算建筑容积率的房屋单元,即住宅小区停车位的法律权利归属于住宅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商家售买住宅小区停车位的行为,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四是消费者购买住宅小区的停车位,不能合法拥有停车位的产权或使用权,其支付买卖停车位的金钱,被贪婪般的黑洞所吞噬,而且其与商家共同侵害了住宅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要承担赔偿住宅小区停车位共有人经济损失的法律风险。

那么,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买卖住宅小区架空层停车位、地下停车位是否合法和合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有效的维护,人们不妨根据住宅小区停车位的物权特点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予以判断。

一、对未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或《房地产证》售卖住宅小区停车位的行为,法律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应予查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和第六十七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四)项和第三十九条、《广东省房地产开发经营条例》第十八条、《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条和第五十九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十八条等规定,商家预售或现售住宅小区的停车位,应取得停车位的《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或《房地产证》后,才能进行房地产买卖活动,否则,不得买卖。

法律禁止没有取得住宅小区停车位《房地产证》,而现售住宅小区停车位的行为。对未取得住宅小区停车位《房地产预售许可证》的违法买卖行为,由县级以上房地产管理机关责令其停止预售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并处罚款。

二、商家故意隐瞒售卖住宅小区停车位没有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或《房地产证》的真实情况、诱导消费者作出错误判断的,构成民事欺诈。

在买卖住宅小区停车位时,商家通常隐瞒没有合法预售手续和房地产权利凭证的真相,或自称其合法出售停车位产权或使用权,诱导消费者购买,诱使消费者作出购买住宅小区停车位产权或使用权的错误判断,签订买卖住宅小区停车位合同或把住宅小区停车位与房屋单元捆绑买卖的合同条款,支付价款,从而获取非法的商业利益。

三、住宅小区停车位是不计算建筑容积率的建筑物,其仅是一项从物,只具有从物的相关法律权利。

依据现行建设规划设计制度和房地产权登记制度规定,住宅小区架空层停车位、地下停车位的建筑面积均不计算建筑容积率(建筑容积率=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面积),不能摊分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没有独立的房地产权,因为房地产权是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合二为一的法律权利,所以住宅小区架空层停车位、地下停车位占有、使用、收益的财产权利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权利从属并依附于计算建筑容积率而取得房地产权的房屋建筑物,房屋建筑物的房地产转移,则停车位的法律权利同转移。

由此可见,在房地产二级市场上,住宅小区停车位依法不能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或《房地产证》。

四、买卖住宅小区停车位,违反了法律有关不允许二级市场将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分离的强制性规定。买卖该类停车位的合同或条款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第四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土地上盖的建筑物、附属物同时转让。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第六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广东省城镇房地产转让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时,建筑物、附着物的所有权应当与该建筑物、附着物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同时转让、不得分割。《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第五条规定:房地产建筑物、附属物转让时,该建筑物、附属物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移,不得分割。

由此可见,在房地产二级市场上,商家售卖住宅小区架空层停车位、地下停车位的行为及或将住宅小区停车位与房屋单元捆绑出售的合同条款均违反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

对此,消费者可根据法律规定,提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确认买卖住宅小区停车位合同或将住宅小区停车位与房屋单元捆绑售卖的合同条款无效。在买卖住宅小区停车位合同或条款被确认为无效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司法解释,商家应承担不超过消费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五、售卖和买入住宅小区停车位,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风险。

由于商家和买入停车位的消费者并不能合法拥有住宅小区停车位的物权,因此,其共同侵害拥有住宅小区停车位财产权共有人的合法权益的结论显而易见,买入住宅小区停车位的消费者除需向商家支付一笔为数不菲的金钱外,还需与商家一起承担由此来引发的民事侵权法律责任。

六、住宅小区停车位作为一项财产,其财产权利规范由法律规定,其他下位法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

有关财产设定、取得、转移等法律制度,是民事基本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七项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由法律规定,以图规避现行的房地产管理法律规定,通过地方立法和规章、或规范性文件重新设定住宅小区停车位财产权利归属及界定的行为,违反《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规范性文件对住宅小区停车位法律权利保护,不应违反《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理发行业 服务满意 顾客忠诚 顾客满意陷阱 曲线拟合

一、引言

Zeithaml,Berry与Parasuraman(1996)的研究发现,忠诚顾客不但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会向别人宣传和推荐企业的产品或服务。Fornell(1992)的研究发现,忠诚顾客的维系成本要远低于新顾客的获得成本。可见,忠诚顾客不但是企业稳定市场占有的保证,也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所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提高顾客忠诚度便成了企业营销活动的核心工作之一。

Oliver(1999)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顾客满意是顾客忠诚的一个重要前置因素.尽管现有的研究结果已证明: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二者间究竟是何种形式的函数关系,目前各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这给企业在管理实践上从事营销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惑,进而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旨在对理发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一个实证研究,以其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点贡献,从而更好的指导理发业的营销活动。

二、文献探讨

1.满意与忠诚之间的关系

顾客满意对顾客忠诚存在正向的影响,这一结论各学者的研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是二者究竟是何种形式函数的关系目前各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结论:(1)线性关系,Olive(1980)及Fornell(1996)等人的研究把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之间的关系假设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认为高水平的满意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的。(2)非线性观点, Bennett和Rundle(2005)的调查发现,高水的满意并不一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Mittal(2001)及Fullerton等(2002)的研究证实了顾客满意和忠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Oliva(1992)的研究还进一步验了在餐饮服务行业顾客忠诚和满意呈现反S曲线关系。国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涂荣庭等(2008)为了验证顾客满意与忠诚的反S曲线关系,对产品服务一体化的空调行业进行了研究,但数据分析结论并没有支持他们的假设。

2.满意陷阱理论

由于顾客满意和忠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所以高水平的满意不一定就会导致高水平的忠诚。基于此学者们提出著名的“满意陷阱”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低满意水平区域,顾客的忠诚度会随着满意度的提高而缓慢提高,但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而到达中等满意水平的范围内,顾客满意度的提高,不会引起忠诚度的显著提高,即忠诚对满意的加速度几乎为0,人们把这一区域称为“满意不敏感区域”;当顾客满意突破这一区域继续提高时,顾客忠诚会急剧提高,即忠诚对满意的加速度是递增的。也就是说从顾客的角度看,一般满意和高度满意之间有天壤之别,高水平满意的贡献强度高于低水平满意。Homburg等(2005)的研究也验证了在服务行业满意度与顾客支付意愿之间呈反S形关系。

关于“满意陷阱”的一种比较公认的解释是,顾客期望分为基本期望和潜在期望。基本期望是低层次的需求,当顾客基本期望的满意水比较低时,顾客忠诚就会随着满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附近时,不论企业如何来提高满意度,忠诚度的变化都不大。而潜在期望是高层次的,不为顾客事前预想到的期望,其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增的,原因是顾客从中获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价值,为了体验这种感觉顾客在下次购买时很可能还选择这一品牌。

三、研究问题与框架

从上面的文献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关于顾客满意和忠诚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虽然 Oliva等(1992)的研究证明了在一些服务行业顾客满意和忠诚间呈反S型曲线关系,但后续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国内更是几乎没有针对服务行业的实证研究。着眼于以上研究的局限性,在“满意陷阱”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将对理发这一服务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一个实证研究,以其对这方面系统结论的形成和推广以及理发行业的管理实践活动做出一些贡献。

根据本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在文献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一个简单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四、研究模型和假设

根据“满意陷阱”观点,高水平满意的贡献强度高于低水平满意,顾客满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顾客忠诚会急剧提高;而在中等满意水平的范围内则存在“满意不敏感区域”。当顾客基本期望的满意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顾客忠诚就会随着满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减的,尤其是在产品和服务达到行业平均水平附近时,不论企业如何来提高满意度,忠诚度的变化都不大。而潜在期望是高层次的,不为顾客事前预想到的期望,其满意水平对顾客忠诚的边际贡献是递增的。因此顾客满意和忠诚间的关系最有可能呈现反S型曲线。由此得到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模型及相关假设:

模型:(其中:)

假设:服务满意度与顾客忠诚的关系呈反S形。

五、研究方法

1.测量指标的构建与量表的设计

我们采用里克特7级量表来测量被访者对每个问题的同意程度(1非常符合,7非常不符合,要求被访者就每个问题项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产品和服务满意度的测量主要借鉴Fornell等(1996)开发的顾客满意度测量量表,共设计了3个题项;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的测量参照Kristensen等(2002)开发的顾客忠诚度测量量表,态度忠诚设计了3个题项,行为忠诚设计了2个题项。

2.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本次调查的被访者全部来自随机抽查到的市民,为了不失一般性,样本范围覆盖了整个昆明市区。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达到63%。回收问卷中男性占51.9%,女性占48.1%。

3.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应用统计软件SPSS13.0,通过内部一致法来检验观测变量的信度,现将分析结果整合在表1中。由表1可以看出,每个潜在变量下观测变量的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远大于0.7。因此测量量表具有较好信度。

本论文所采用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测量量表是借鉴国外Fornell等(1996)和Kristensen等(2002)开发的,以被多次使用并验证为具有很好的内容效度。另外本文应用结构方程软件AMOS7.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和图1。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各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都远大于0.55,两个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87,p=.000)。因此可以说量表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

六、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1.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反S形曲线关系的拟合

以服务满意度均值为自变量,顾客忠诚度均值为因变量,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采用三次曲线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结果如表3和表4。虽然表3显示三次模型的RSquare值大于0.7,适合进行样本数据拟合,但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常数项外,各次项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t检验,因此产品满意与忠诚间的三次反S形曲线关系并不显著,研究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与Oliva等(992)所认为的服务行业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呈反S曲线关系的观点是相悖的。

2.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为了进一步寻求服务满意与顾客忠诚间的系形式,我们又分别对二者进行了直线和二次曲线的拟合。结果发现,服务满意与忠诚间更趋向二次曲线关系。拟合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显示二次模型的R Square值大于0.7,适合进行样本数据拟合;从表6可以看出,常数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图2为拟合散点图。

七、结果讨论

基于满意与忠诚间关系形式的诸多争议,在“满意陷阱”理论的指导下,本论文对理发行业满意和忠诚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数据处理结果并不支持满意与忠诚间关系呈反S形的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理发行业满意与忠诚间更接近二次曲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理发行业并不存在“满意不敏感区域”或“满意陷阱”问题。这与Oliva等所主张的服务行业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呈反S曲线关系的观点是不相符的。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外情况不同或行业具体情况不同所致。

我们知道理发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服务行业,它不像其他行业一样,一旦对产品或服务不满意还可以退换,顾客还有回旋的余地。而在理发行业,一旦头发理掉,就不能退换,等到恢复原状也得耗费很长时间,加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型也成为了消费者展示自我个性的一面,对头发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消费者在消费这一服务时,显得非常谨慎,尽量回避更换服务所带来的风险。这就使得一定程度的满意就会使他们达到较高的忠诚,满意和忠诚间呈现二次曲线关系。当然本文所得结论还需进一步的、更多的研究予以检验。

本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对顾客满意与忠诚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例证,从而更方便相关研究工作的进行。实践意义在于发现理发行业并不存在“满意陷阱”问题,从而对培养和维护客户关系方面的营销活动和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依据,而不导致盲目的资源投入。

本论文的不做之处在于样本范围太小,只选取在校学生和周边市民,测量结果可能有所偏离更一般的情况。同时只对理发这一服务行业进行了研究,而没有对其他服务行业进行究,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涂荣庭 朱华伟 余 波:产品满意与服务满意对顾客忠诚的双维模型[J].营销科学学报,2008,(4):89~90

[2]谭荣波 梅晓人:SPSS统计分析适用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65~171,209~217

[3]邱皓政 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91~170

[4]Mittal,Vikas,William T.Ross, and Patirck M.Baldasare.The Asymmetric lmpact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Attribute-Level Performance on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lntentions [J].Journal of Marketing,1998,62(January):33~47

[5]Anderson,Eugene W.,Claes Fonrell.Customer satisfaction, Market share, and profitability: Findings from Sweden [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4,58 (July),53~66

[6]Michael R・Solomon.Consumer Behavior(sixth Edition)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8~170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3篇

美联储目前窘境的根源,在于央行的业务艺术和实践上的剧变。为满足美联储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而制定的常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资产和信用泡沫的系统性风险,更别提这些泡沫破裂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了。

近年来,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面对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各央行纷纷转向非常规政策,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特别是通过量化宽松(QE)。这一变化背后的理论由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即在信用周期的数量维度上的操作,其功能等同于在价格端进行操作。这一论断使美联储不再担心其在2003年-2004年曾接近可怕的“零区间”。当时,面对股票泡沫崩溃,美联储将其基准政策利率降到1%。该理论指出,即使美联储不再有降息空间,该机构仍有足够的工具支持和指引实体经济。

该理论基于美联储在华盛顿的13名研究人员于2002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防止通缩: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验的教训》,而该基础大有问题。该论文的基本结论是,日本困境的根源在于其政策错误:面对初期的通缩危机,日本央行未能尽快认识到问题,也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手段。言下之意是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对可能陷入零区间的经济体至关重要。

任何关于“大规模刺激”可能采取何种形式的疑问在几个月后都被打消。伯南克当时发表讲话,强调央行应采用非常规手段,减轻正迈向零区间的经济体的通缩风险。

几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伯南克这些曾经只是空想的措施,成了紧急行动计划的基础。但有一项关键警告在混乱中被忘记:在危机中奏效的措施,未必能给危机后的复苏提供足够动力。

事实上,由于此类衰退会制约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因此,不管是常规利率调整还是非常规流动性注入,都不会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多大作用。

现在的美国显然处于这一状态。也许从某些方面看,QE大获成功,但它在重振占美国经济70%的家庭消费方面几乎毫无作为。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平均年化真实消费支出增长只有1.3%,为有记录以来消费增长的最萎靡阶段。

美联储流动性注入的“GDP红利”严重不足也印证了这一点。自2008年末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增加了3.6万亿美元流动性,但自2008年三季度到2014年二季度,美国名义GDP只增长了2.5万亿美元。凯恩斯在“大萧条”后曾作出著名的论断,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即低利率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时,试图用货币政策提振需求就好比缘木求鱼。

该方针还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后果。美国股市已经从危机低点反弹了1倍有余,成为美联储非常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更不用说高收入股票持有者获得的巨大利润了。同时,众多曾属于高风险的固定收益工具――从高收益“垃圾”公司债券到饱受危机摧残的欧洲债务,也受益匪浅。

央行业务圈的操作观一直是所谓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刺激实体经济活动,这将实现滞后的危机后复苏。复苏持续萎靡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困难,都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联储仍沉溺于对金融市场反馈的依赖,并因此陷入可能致命的陷阱。美联储由于担心市场混乱,退出QE的动作很缓慢。美联储主席耶伦斤斤计较描述政策正常化预期时间长,实际上也在陷入同样的陷阱。这种徒劳的争论,是2004年-2006年伯南克-格林斯潘渐进正常化手法的翻版。不幸的是,我们都很清楚上一次的结局。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诱因;特征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7-0014-02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 000美元的贫困线后会很快奔向1 000~3 000美元的起飞阶段。然而,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或受外部冲击,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状态,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及特征

(一)创新瓶颈与产业结构转变失败

经济增长由低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依次通过资本积累、要素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三种增长模式来完成。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时经历的必要阶段,但是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积累和吸引外资以模仿领先国家的先进技术来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很难跨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鸿沟。因此,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终极推动力,对过渡到高收入阶段必不可少,而且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技术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标志。技术创新的规律首先是经济规律,它的发生是与资本密集程度密切相关的。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创新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一些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总是通过对先期发达国家“次前沿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本造来提高本国的技术效率。但是,一国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模仿的相对成本也就越高,这就迫使部分已进入中高收入的经济体必须从模仿、追赶的经济模式转向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样经济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二)收入分配不均

Tuomas Malinen(2010)采用收入分配的面板数据,对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阻滞效应,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是诱发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图1为部分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0.4)以上。

(三)金融体系脆弱

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金融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人为维持的汇率过高使本币价值与实体经济和外汇供求严重脱节;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金融体系的漏洞,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和打压,直至爆发大规模的金融震荡。拉美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

三、对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认识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 260美元,首次由“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集中在“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和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研究三个方面。

学者蔡昉认为经济学中所谓的收入陷阱,是指一种较为稳定的均衡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原因在于,尽管某一因素能够促进人均GDP提高,但是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在此种情况下,人均收入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提高后又被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所以,在笔者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某种因素或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打破这种均衡状态。

人民论坛2010年7月就“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对社会公众和各领域相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社会公众对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指数低于50%,只有8%的公众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相关专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出较为乐观的结果,42%的专家对于中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低于50%,只有6%的专家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其余专家则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百分比为52%。而笔者很坚定的相信,中国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宏观优势

杨承训和张新宁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优势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优势,有针对性地采取重大举措,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次,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在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以及危机处理能力。每当面临严峻挑战时,中国政府总能做出富有成效的应战策略,如近年来,中国数次面临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国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有效地解决了社会公众面临的问题。再者,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

(二)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存在着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有近14亿人口,总规模世界第一,市场潜力巨大。

(三)中国保持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即科研增长率

1994年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加速。2010年中国具有高中(含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为3亿人,接近美国人口总数,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4亿人。

科学研究方面,1996年美国和中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分别为292 513和25 474篇,中国仅为美国的8.7%;到了2008年两国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分别为316 317和184 080篇,中国是美国的58.2%。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不断的科技创新活动,对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产业结构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必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扩大、金融体系不完善、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顺利迈向高收入水平行列,既要解决当前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要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应该做的是:(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党中央很早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3)推进金融改革。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及东亚各国的经验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发展有着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目前中国应及时完善金融市场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免金融市场漏洞被国外投机资金抓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落入“金融陷阱”,拖累整个实体经济,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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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5-13.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5篇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崛起带动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状态,也成为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高速成长是否可以持续,经济减速甚至停滞引发的全球经济政治风险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始作俑者,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框架,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及不可持续性造成的经济减速提出了警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初并没有严谨的理论逻辑分析,更多的是依据于经济现象的观察。据安格斯 .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 1950~2008年,全球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如日本、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及少数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另外有28个经济体与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水平,一些国家经历了昙花一现的高增长而后经济停滞。

世界银行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关“经济减速”和“中等收入陷阱”一下子就成了研究的热点。2013 年艾肯格林利用Google检索到有关经济减速的文献超过7000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参考文献差不多有400000万页。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 Parkand Shin 2012, 2013)在系列论文中,将中等收入定义为人均GDP为1万国际元(购买力平价)。统计分析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约1万~1.1万国际元的时候出现经济减速的概率很高,平均减速幅度会超过40%。普里切特和萨默斯(Lant Pritchett Lawrence H. Summers ,2014)指出,艾肯格林等的分析样本仅限于中等收入国家或者接近中等收入的国家,应当基于2013年卡尔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对人均收入与经济减速间的关系进行更全面的考察。普里切特和萨默斯发现,不论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减速受收入水平变化影响的概率较小。在人均GDP达到7110美元(2011年中国水平)时,经济减速的概率为4.5%;人均GDP上升至2万美元时,经济减速的概率只上升为5.7%,即使是存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1万美元左右出现经济减速甚至是停滞的概率没有显著增加。但中国人均收入达2万美元时,经济减速的概率会达到15.7%,远高于统计的中值水平,主要原因是中国持续超高速增长。由此可推断,不是收入提高引起减速,而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以持续高速增长完成从落后到发达的追赶过程。通俗地说,百米冲刺可以跑得飞快,但跑不远。从落后走向发达的过程不仅仅要跑得快还需要跑得远。经济增长减速是一个从百米冲刺转向马拉松跑的过程。

深入探讨艾肯格林等和普里切特与萨默斯研究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对象的差别似乎决定了研究结论的差别。艾肯格林等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为对象,确认存在着随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增长减速甚至停滞的现象,具有统计学的意义。普里切特与萨默斯在涵盖更广泛国家(经济体)的样本(113个)后指出,收入陷阱现象并不具有显著的特征,经济发展中唯一典型化的特征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历或长或短的高速增长后,一定要回归均值。简单地判断这两篇以扎实的经济计量分析为基础,产生了广泛影响力的论文孰是孰非,肯定是不科学的,分析两篇论文出发点差别对结论的影响似乎又是可以的。普里切特和萨默斯之所以要涵盖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样本,首先是要得到一国对各国平均增速持续偏离的程度,然后推算回归的时间与幅度。采用更大的观察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发现高速增长偏离“正常”轨道幅度及偏离的可持续性,过度偏离会引发过度的矫正,统计结果支持这一合理的逻辑假设。由于发达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人均收入水平高,长期经济增速较低且稳定,在统计上又会弱化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速间统计关系。由此似乎可以得到一个衍生的推论,即追赶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艾肯格林等不仅验证了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减速间的统计关系,也对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为何会引起经济增长减速甚至是停滞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减速发生在高增长率的顶点,高增长率伴随着高投资率、较低的人力资本和不高的技术进步水平。这样的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距离很远时是有效的,随着差距的缩小,竞争力就会弱化,直到丧失竞争力形成中等收入的陷阱。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在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里几经反复,始终没能真正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1963~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负增长。1900年,阿根廷是世界十大富国之一,1964年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90年代末为8000多美元,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再到2008年的8236美元。2008年欧美陷入经济停滞,很多拉美政治领导人曾经沾沾自喜,大量资本逃出美欧流入拉美,原物料出口价格屡创新高,国内贷款迅速扩张,拉美经济很顺利地走出了短期经济衰退。如今,拉美经济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拉美经济的繁荣建立在生产率提升缓慢的基础之上。麦肯锡公司所做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1991~2009年间,拉美经济的生产率每年小幅增长1.4%,同期的韩国是3.9%,中国为8.4%。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率告别“10”年代,进入在6%寻找阶段性底部后,有关中等收入陷阱讨论在我国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从经济学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将中等收入定义为,是相τ谄肚钔V偷牡褪杖牒痛葱略龀じ呤杖氲闹屑浞⒄棺刺。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只要不能完成向发达经济的转换,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5年后即使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仍然有可能从15000美元或者是更高的发展平台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起飞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吸引过剩人口从边际生产力低下的传统农业经济转向高边际生产力的现代经济,就会创造经济增长加速的奇迹,这就是人口红利。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人口红利不仅仅是劳动力多少,而且与劳动报酬有关。剩余人口规模越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水平越高; 可转移的劳动力越多,供求关系引起的劳动报酬水平就会偏低。与低劳动边际收益相对应的是,畸高的资本边际收益。相对于传统农业,工业产品的丰富性和规模生产,支持了人口在空间上的大规模聚集,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推动,造就了收入与投资水涨船高的奇观。经济全球化过程又难以想象地骤然放大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动能。经济增长对人口的虹吸过程,在过剩人口趋向于零的刘易斯拐点时,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工资快速上升。在技术条件不变时,畸高的资本边际收益从高到低地快速下降。似乎在突然之间,很多企业从闭着眼睛赚快钱变成了瞪大眼睛还赔钱,从而引发社会资本投资的快速收缩。同样是投资收益下降引发中等收入陷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成机制会有很大差别,拉美与东亚可谓是互为反面。在拉美,中等收入陷阱是消费过度与投资不足的陷阱。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来自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在拉美,因为消费过度使得大规模长周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消费过度又引起过度依赖进口消费品,过度依赖出口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投资过度积累起了巨大的过剩产能,引起了过度依赖制成品出口。二者殊途同归的现象是不断加大的货币发行和不断增强的债务负担。总之,无论是中国、印度,东亚和拉美经济增长的奇迹都与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经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三个红利都是不可持续的阶段性现象,三个红利消失会自然而然地引发经济增长减速甚至是停滞。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为大多数追赶型经济难以逃脱,缘于追赶型增长是一种过度依赖投入的数量型增长。只要是投入,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亦或是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在客观上都服从边际收益递减定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依赖人口与投资数量转向质量,转向依赖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从简单依赖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不断提升研究开发与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以上是我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减速甚至是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解释。张猛博士赞同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但不满足过于程式化的纯经济学分析。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论题,关键是要分析追赶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他强调 “与其为中等收入国家解决眼前的经济发展问题出谋划策,不如找找为什么这些国家在几十年时间里都不能纠正错误走向正轨更有现实意义” 。他指出,若从现象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具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描述的典型发达经济特征,但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发展水平。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实现了工业化,但仍然在高收入经济过渡的门槛前久久地徘徊不前。再比如,阿根廷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比例很高,甚至比瑞士还高,也并未形成创新增长。不论在拉美还是在东亚地区,具有的共同现象是,往往是社会矛盾加剧了经济增长停滞,形成了贫富不均、社会性腐败和动荡的连锁反应。有鉴于此,张猛博士提出,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映射的观点,应当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多视角,从社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来寻找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跨越的原因。

现代经济学传承于边际革命,以效用最大化为核心,专注于研究实现资源配置均衡的市场条件,社会问题研究逐渐退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制度经济学兴起,经济学家借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进入了制度、社会、家庭等研究领域,更多地关注社会利益差别与冲突,但仍然具有高度抽象和简约的特点,保持着经济学预设统一规范的标准化定理的研究范式。读张猛博士的著作,能够感受到古典经济学才有的美感。在经济学与社会学未分离成两个独立学科的时代,古典经济学家也是社会学家,既讨论如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均衡,也讨论经济发展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这是斯密的《国富论》至今仍然拥有众多读者,也是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有巨大影响的原因所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经典之作,也为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核心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孔德创立社会学,推动社会问题研究脱离经济学,提出研究的实证性,反对预设逻辑前提,发现真实问题,研究真实问题,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积累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农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社会底层化、边缘化和较高的犯罪率问题,日渐突出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已经是不可回避且影响深远,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张猛博士笔下,这些都应当归类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显然,他的观点应当引起经济学者高度关注,也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购物返券 揭密

近年来,每逢“黄金周”长假期间,各大百货商场纷纷开展了购物返券的促销活动。“买满200元送80元赠券”,“买满300元返100元现金券”……。以往,面对这些诱人的数字,消费者的购物热情就会被大大激发,商场里人山人海。但现在,在经历几次这种“买满返券”的促销活动之后,消费者困惑了:购物返券似乎是一个美丽的圈套,购物、返券、再购物、再返券……消费者像是掉进了一个走不出来的购物怪圈,这其中的玄机在哪里呢?

一、购物返券的折扣换算

购物返券经常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例如:当百货商场第一次使用购物返券这种促销方式时,以“买满100送50”为例,甚至有部分粗心的年轻消费者看数字就误认为是打5折,计算一下有些消费者认为是只要花100元就可以买到150元的商品,相当于打6.7折(100/150=0.67)。但这前提是消费者买的东西刚好是100元和50元,如果不是整数,那折扣就没有那么多了。因此,6.7折只是理论上的最低折扣。举个例子来说,消费者买的商品是120元,得赠券50元,花掉赠券时买的商品价格是60元,消费者需再掏10元现金。这样,折扣为7.2折[(120+10)/(120+60)=0.72]。一般情况下,商家都会采用各种手段,设置种种限制,让消费者达不到这个最低折扣(具体方法下面介绍)。那么最高折扣是多少呢?消费者花了199元也仅能得到50元的赠券,用赠券时购买的商品价格为149元,消费者需再支出现金99元,但无法再得到返券,这样折扣为8.6折[(199+99)/(199+149)=0.86],也就是说,“买满100送50”,消费者能享受到的折扣在6.7~8.6折之间。

概括地说,商家使用“买满××元返××元”和使用“××折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都存在最低折扣和最高折扣。而且相比较而言,购物返券更具隐蔽性,它换算成折扣数的公式为:购物所花费的现金总和/所购商品价格总额,再转化成折扣数。

二、购物返券时的陷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商场用购物返券诱惑消费者,同时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精心设置种种温柔的陷阱以套牢消费者。

陷阱1:购物和返券分开,需分别排队和上下不同楼层,消费者为凑齐返券,不得不在商场内往返奔波、循环购物,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程序复杂,一些消费者最终放弃返券。而大部分消费者为了得到赠券,就必须再次购物。比如“买满300送100”,已经买了200多元的消费者就会在售货员的建议下再买商品以获得赠券。事实上,这种实惠未必能全部兑现。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东西买,赠券就会被浪费掉;如果买些不需要的东西,往往还要搭上更多的钱,这就上了商家的“钩”。

陷阱2:商家为限制消费者取得赠券,在商品价格的设定上煞费苦心,如规定“买满100送50”,而商品价格却定为99元或198元等类似的作法,让消费者仅差1元或者2元而不能得到赠券。然后再提高小额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难于找到合适的差额商品来刚好凑齐整数。有的商场则在宣传时标称“买满100送100”,其实不同品种或不同品牌的商品还设置了不同额度的返券:例如有“买满100送40”、“买满100送60”、“买满100送80”等三种不同的返券方式,而不同额度返券的商品是不能累加获得赠券的,消费者要分别凑齐整数就更是难上加难,购物过程变成痛苦的斗智过程。

陷阱3:大多数商场规定,特价商品、名牌商品、化妆品、超市等商品不参加购物返券活动,往往只在柜台前用小字标识,消费者事先不知情,购物之后才发现根本不能得到赠券。

陷阱4:有的商家更过分,采取欺骗性的手段,利用购物返券活动,将部分商品的价格先调高再降低,如一双皮鞋在活动前实际销售价为188元,活动期间商场却贴出“原价388元,现价288元”的标签,再算上返券折扣,消费者实际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有时甚至比活动前实际销售价还高,或者同样的商品在其他不做促销活动的商店购买更便宜。

三、赠券使用时的限制

在商家眼中,赠券是商家无偿“送”给消费者的,“商场对赠券的使用拥有最终解释权”。因此,在赠券的使用上,商家更是做出了种种苛刻的限制:

限制1:赠券往往不能全场通用,只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使用,有的甚至指定某些商品,这些商品往往低值高价,其相对较高的利润不仅会弥补返券的成本还会有较多的剩余利润,而这种商品往往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有时甚至是一些滞销品、淘汰品和劣质产品。

限制2:赠券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使用完毕,通常是在3天~7天的促销期间内使用完毕,逾期作废,这样返券活动期间最后一天所得赠券仅限当日使用了。有的赠券则分为A、B两种,A、B券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同样过期作废,这样消费者必须来回奔波购物以使用完赠券,或遗忘导致赠券作废,优惠取消。

限制3:使用赠券不找零。比如某位消费者有100元的赠券,当他面对一个80元的商品和一个120元的商品时,选择前者他将损失20元,然而消费者会觉得这100元的赠券好像是“白得的”,即使损失也无所谓。商家就是利用消费者这种心理,将80元的商品利润设得较高,再加上不给顾客找回的20元,自然不会吃亏;而选择后者的消费者意味着他又要从腰包里掏出20元现金而降低了折扣。

限制4:使用赠券购买的商品概不退换。一些顾客拿到用赠券购买的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或性能故障要求商场退货、换货时,商场却以“用赠券购买的商品概不退换”的借口逃避自身责任,拒绝承担其应尽的“三包”义务。有的则提出种种条件限制消费者退换货。例如:可以退货,但必须把赠券“还”回来或只退现金部分,不退赠券部分。这样,消费者不是已经把赠券花掉了导致无法退货,就是之前购物应当享受的优惠被一笔勾销了。无论消费者怎么做,商场总是胜券在握。

限制5:更有甚者,有的商家规定,赠券必须达到一定金额才能使用或每一次消费限用一张。例如,每消费100元才能抵用50元赠券,这样将使消费者支出的现金增加,所享受的优惠折扣降低。

四、揭露商家意图

购物返券和打折同为促销手段之一,但商场似乎更钟情于“返券”这一促销方式,原因何在呢?

其一,如前所述,返券比打折更具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商家举行返券促销活动的时间往往很短,同时使用种种伎俩和手段来限制消费者。而另一方面,消费者受到返券的诱惑,往往不进行理智思考就把一些并不需要的商品搬回家,这样一来,商场自然就成了最大的赢家。

其二,商场进行大规模的打折多在换季时,对于流行百货品牌来说,频繁的打折对维护品牌形象十分不利,此时就需要以返券促销作为打折促销的补充。

其三,商场大规模的打折促销,会出现各品牌折扣程度不一的情况。对商场来说,购物返券比打折的整体效果好,并且更容易实现整体的控制。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购物返券将大大提高商场的销售额。同样的让利幅度,打折和返券这两种不同的促销方式给商场带来的毛利润大同小异,但是销售额却大不相同。举例来说,原价100元的商品,同样是让利50%的幅度,如果以5折销售,那么这件商品的销售额仅为50元;如果以“买满100返100”的方式销售,则消费者以100元的原价购买后,还会在该商场至少消费获赠的100元现金券,这样该商品带来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元或更多。对于一些上市公司来说,账面销售额的大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由于百货流行服饰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资金周转的快慢也很重要。

俗话说:“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商场购物返券看似实惠,其实猫腻暗藏。为此,广大消费者应冷静头脑,擦亮眼睛,留神陷阱,挡住诱惑,切忌冲动购物,做一名理性的消费者。

参考文献:

[1]谭卓雯刘绪佳:警惕8种“购物返券”陷阱.当代生活报,2007年1月2日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7篇

10月25―26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印度、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8个国家著名学府的一流学者和业界专家齐聚上海大学,参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共同研讨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前沿课题,探索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与方略,这是新媒体研究领域一次空前的国际学术盛会。研讨会上,各国学者、业界专家围绕“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新媒体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其中既有对宏观层面的把握,也有对微观、具体媒体形态的深度探究,对世界新媒体产业前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和对话。

各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宏观态势

来自印度克鲁克舍大学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题为《淘金记!迅猛增长的印度新媒介产业中的全球化问题》的报告,他结合当前印度人口众多、消费主义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现状,介绍了电视行业、电影行业、印刷媒体、音乐行业、电信、外资电台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针对在通向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体所遇到的“政策体制”和“语言文化”的双重阻碍,B K Kuthiala教授介绍说印度政府尽管不情愿全面开放,但还是给了私人企业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体的行业联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在语言方面,印度语、英语甚至中文呈现出混合与共存的现象,而且大多数印度本地的受众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融合,新媒体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韩国IPTV用户的观看模式》一文则是从受众研究的视角对用户实际使用的IP-VOD服务展开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内,韩国的IPTV有一个显著的变量:不仅用户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频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众观看时间每人翻了两番。在内容方面,用户仍然倾向于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观众逐渐定制适合自己消费方式的电视节目,而这一服务IPTV完全能够提供,事实也已经证明,IPTV是传统电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彻底改变受众观看的模式。

中国的IPTV目前也处在关键的运行阶段,而最初的两大壁垒(政策与技术)正在弱化。上海文广集团百视通公司在IPTV运营上已积累了可喜的经验,其首席运营官李怀宇在《中国IPTV业务发展与创新》报告中指出,IPTV处于有线电视和网络之间,并更偏向于电视的媒体渠道,在中国,IPTV的技术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线电视,而只能与有线数字电视实现差异化定位。他介绍了BesTV(百视通)在顺应三网融合的发展下谋求IPTV的创新发展举措。比如与Web2.0整合,实现跨终端社区视频服务;个人用户与家庭用户透过IPTV家庭电视填补互动缝隙;个人用户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荐要看”的内容在不同时段播看,等。他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用户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宾馆、工作场所等,凡宽带所在之处,IPTV均可实现互动视音频服务体验。

上海大学的青年学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王雨琼博士在《俄罗斯卫星电视产业》中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卫星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质量内容的电视节目这一竞争法宝,已普遍被业内人士认同和遵循;另一方面,节目收视技术的竞争,也成为电视的新竞争重点。在这种趋势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由于较好地发挥了卫星传播手段的技术优势,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运营策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世界各大卫星电视公司和俄罗斯本国新兴卫星电视公司充满着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尤其在传统媒体市场已充斥着近于饱和的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更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Alan Knight教授预测未来传媒发展大致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内容获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台;传媒发展更加个性化;媒体的公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受众实现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趋集中化和数字化制作。

新媒体产业经营的创新视角

互联网上电视新闻传播有何新的动向?有何创新的机遇?针对这一课题,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传播现状与创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在传播形态、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内容构成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详细、全面的定性分析,认为国内互联网现在对电视新闻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状态,只是互联网发展中早期阶段的一种状态,国外则有更大比例的互联网使用者运用视频新闻传播来观察监测世界发生的新变动(新闻范畴的功能),来增益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与学习范畴的功能)。这种需求的增长,无疑也为网络电视新闻与信息的传播拓开了日益增长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国内网站存在着电视新闻数量稀少、传播情况欠佳的现状,但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前瞻的目光开发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利用,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设计创新的传播模型和体系。

同样对视频网站予以关注的有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对视频网站中并非由商业机构提供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以表达自我为重点的媒体类型称为身份媒体,比如Facebook和Youtube。这类“身份媒体”是技术和理念共同的产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媒体盈利模式。在业界主要有三种利用方法:1.市场营销和审查;2.合作开发;3.购买网络。

在手机媒体成为各界关注热点的势头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龙锦副教授在《新媒体发展:勿忘消费者――以手机电视为例》中指出,集各种利益关系于一身的中国手机电视已经步入严重的发展瓶颈。与手机电视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府部门在奥运会后仍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广电总局手中的“许可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网证”仍互相牵制,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一产业链的终端着手,强化消费者在消费终端的拉动作用,无疑是手机电视市场发展的一个最好选择。而要使消费者形成对手机电视的市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电视产品的需要并付诸行动。上海大学孔秀祥副教授则详细分析了手机广告的类型、特征、市场规模、产业模式,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及其借鉴价值,并综合各方数据,结合中国市场发展实际探讨了中国市场手机广告的发展趋势。

针对当前炙手可热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教授、付玉杰在《互联网的二度华丽转身:从工具进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互联网这种生产工具不断进化的历史。文章从生产工具进化的角度对Web1.0到Web2.0的转变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Web3.0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主要有信息表达方式转变、网络使用方式转变和信息搜索模式转变三个方面,而这种转变和Web3.0的主要内涵还有进一步可待探讨的空间。

政策与策略制定的新影响因子考量

德国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体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内在关联》中指出:新媒体环境给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一个最大的档案,它的双向交流特点和受者与传者互换造成了社会分散化,进而对20世纪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权形成了一定冲击。网络媒体在作为宣传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就德国自身的情况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国公民在线。尤其是年轻的80后一代,他们有自身更显著的特点,在所有上网的动机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费信息和娱乐。媒介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改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

上海大学的张咏华教授的《博客现象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一文,从对中国大陆若干网站上的博客内容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在当今中国大陆,博客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发现,博客内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意见的表达,尽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议题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规时期还不大,博客行为也还不够成熟,但是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建设尚较薄弱的中国大陆,博客空间和在其中展开的公共议题讨论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论文同时指出,博客形式的社会空间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博客空间中非理性、极端化等问题的克服,呼唤着公民公共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强。

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务广播的信息化与转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广播机构在互联网上有两个新角色是商业广播无法满足的:一是带给公众有来源的信息和材料,尽管商业公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双方的兴趣和动力不同,无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网络提供的丰富资源那样;另一点是功能上的互动,它将个人博客、新闻机构、社会团体的媒体代表整合为一体,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在机构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实行互动,及时提问、发表观点和议论。这在客观上也为公众的民主表达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径。

对于新媒体产业而言,版权问题已然成为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经济模式的重要问题而凸显出来,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论文《数字音乐的未来》,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徐聪的《中国网络

电视盗版与公共利益的维护》的论文,都对此作了探讨。

从人文视角对新媒体产业的反思

新媒介为大众又开拓了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催生了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的论文《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则对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读。他指出一系列大众文化的新症候,主要有虚拟交往、文化拜物教、负价值迷狂和政治参与4种表现类型。他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促成了大众文化人性化回归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体又产生了一种社会负价值迷狂症、一种人性的异化……。在新媒体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这些表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新症候是在观照新媒体与大众文化关系中应该警醒与批判的。

复旦大学孙少晶副教授在《新技术环境中的传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中存在着:人-信息互动:思维与认知陷阱、人-机互动:控制与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动:沟通与关系陷阱三类传播困境。尽管因特网、手机、互动电视等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方便性和互动性的增强更增加了人成为媒介奴隶的可能性。Email、PDA、手机、IPOD等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网络上瘾症(Internet addiction)、网络依赖症(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症状越来越盛行……总之,传播手段的丰富性表面上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加容易,实际上它也间接创造了人际关系的一些危机。因而应充分重视新技术的传播陷阱,同时加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传播素养(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威副研究员的论文《新媒体话语的文化影响力》针对新媒体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从议程设置、互动、文化意识、价值观、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新媒体文化功能及其双重作用,进一步思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文化策略。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网络技术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网络的出现,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通过网络互动激荡出公民观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识等才是网络的真正使命。虽然这个空间也受到统一运作的束缚,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德国包豪斯大学、同时也是同济大学的Lothar教授的论文发出了《创意尚有空间否》的提问,他结合自己主导参与的创意产业项目和跨国教学经验,指出创意是生产力,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创新。目前新媒体等通讯行业也在产业化,而这个行业的发展更需要创意。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对于培养创意型人才不利。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指出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同样关注此问题的还有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系张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国动漫业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环节人才,而是前期规划和创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养动漫人才时,首先要坚持创意从文化中来的观念,从课程设置上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敏锐度。

此次大会为中外学者及业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充分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对于新媒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带来的无限可能的增量空间,还将在实践与思考的并行中得到进一步的探索与提升。■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收入陷阱;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37-06

一、各个收入阶段都有收入陷阱

在全国政治经济学第十四届年会上(2012,太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提出了如果说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是否各个收入阶段都会存在收入陷阱的疑问。我们认为,我们在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收入阶段都有收入陷阱。

(一)低等收入陷阱

低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始终难以跨越低等收入水平鸿沟的现象。有代表性解释成因理论主要有以下四种。

1. 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有一些内容过于激进,但其揭示的“人口危机理论”能够解释目前非洲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跳不出低收入陷阱的部分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必定会引起贫穷的出现。2009年,非洲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2.45%,而人口(100 835.4万人)占世界总量(682 798.8万人)的14.77%①,并且非洲的人口增长还将持续,有专家预计非洲2050年人口将达到20亿。经济增长方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洲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更趋缓慢。庞大的人口比例与极少的经济财富形成强大的反差,使得非洲长期处于“低收入陷阱”。

2. 纳克斯的“贫穷循环”论。纳克斯(1953)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论证低收入国家与地区为何长期陷入贫穷,走不出“低收入陷阱”:从供给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决定了低资本的形成,低资本投入必然形成低产出,低产出最终导致低收入,这一过程在没有外力的助推下,会无休止的循环下去;从需求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得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形成低产出,低产出导致低收入,这一过程在没有外力施加下,也会无休止的循环,使得低收入地区难以逃出贫穷循环的魔咒。

3. 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经济学家R.R.Nelson(1956)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跳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

4. 萨克斯与华纳的“资源诅咒”论。萨克斯和华纳(1995)以71个国家为样本,研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徐康宁等以中国各省为样本,研究认为国内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国内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地区如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东北等,其经济增长明显滞后,并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低收入水平。对于“资源诅咒”形成的原因,Auty(1995)认为是进口替代政策导致;Torvik(2001)认为是寻租引起生产效率下降;Gylfason(2001)认为自然资源的繁荣使得大量资本流入该产业,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而人力资本则是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目前,“拉美陷阱”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原因在于拉美地区中大部分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过长。截至2011年,智利滞留40年,乌拉圭滞留38年,墨西哥滞留37年,巴西滞留36年,哥伦比亚滞留32年,阿根廷滞留49年②。此外,还有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也已经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较长时间,且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人均收入增速放缓,部分学者担心这些国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综述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如下: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投资缺乏;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比较优势丧失或不明显;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腐败多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三)高等收入陷阱

根据“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我们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达到高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未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负债、老龄化、经济泡沫等关系,造成经济增长危机,这样的现象称为“高等收入陷阱”。日本的经济泡沫、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案例可以解释“高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

1. 经济泡沫陷阱影响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高速增长,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幻灭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幻灭后的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1992—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经济波动较大,直到2003年才逐步复苏(见图1)。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9篇

“修昔底德陷阱”有两大假设条件,一是新崛起大国的挑战,二是原有大国的恐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此长彼消,中国逐渐由“世界工厂”(制造业基地)走向“世界市场”(消费市场)和“投资策源地”。不仅中国的企业,连欧美各国的企业都发现如果能够赢得中国市场,就能赢得世界。而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大手笔的亮相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投资策源地俨然崛起。

陷阱并非铁律

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范式,我们来分析两个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其一,中国在挑战美国吗?其二,美国受到威胁了吗?

从亚投行案例来看,中国似乎在挑战美国。众所周知,美国和G7集团进行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金融机构,凭借这些机构,美国及其盟友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政经利益可以予取予夺。而亚投行的诞生,旨在满足亚洲极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如此一来,亚投行对作为美国治理亚太重要抓手的亚行的冲击将不可避免。

于是全世界都看到美国陷入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之中。美国不仅质疑、贬低尚在筹建中的亚投行的治理标准,还强迫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不得参加亚投行,甚至当发现自己的“亲密战友”英国自主决定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时,加以公开阻挡。至少从亚投行这一案例来看,中美关系基本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假设条件。

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即便通过亚投行这个案例“一叶知秋”,发现当前的中美关系基本具备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条件,也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掉进这个可怕的“陷阱”里了。

今天的中美关系本质上不同于一战前夕的德英关系。其一,中美竞争的基本格局是社会进化式的战略竞争,而非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

其二,中美具有强大的合作基础。中美两国是推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不可分离的双引擎,经济互赖已成两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其三,中美都是核大国,具有恐怖的核威慑能力,一旦开战足以导致“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的可怕图景。MAD可以控制20世纪的美苏争霸走向没有军事冲突的“冷战”,也足以约束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至于误入战争邪路。

中国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内向性

中美关系确实存在着大量深层的战略互疑,并且呈增长之势。但是,从“互疑”到现实对抗,还有很大的空间足以进行调解与缓和。因此,对两国来说,如何化解战略互疑,在经济互赖与共同发展中不断培植共同利益,进而不断积累战略互信,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关键任务。也正是这个原因,指望中美关系能轻易跨过“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属于过度乐观。

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区域经济与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以及分裂主义的挑战等严峻问题仍将是未来10~20年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使得中国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内向性,重点处理好国内改革、发展与治理事务,不可能把主要的资源和精力用于向外扩张甚至不惜代价挑战美国的直接利益。

美国要避免对中国形势的误判

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者有一种流行的偏见,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固定汇率制度进行汇率操纵,从而获得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是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种偏见及引发的舆论压力使得美国不断对华施压。但是2011年,中国学者宋铮博士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何会出现巨额外汇储备,论证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操纵汇率来实现顺差,这项研究得到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一扫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偏见。

在政治领域,一些美国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时习惯采用精英主义的研究取向,放大精英内部矛盾,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共产党组织的吸纳和改革能力。最近,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掀起美国学界和政界新一轮的“中国崩溃论”热潮,容易引发美国决策精英对中国局势的误判。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具有复杂的、多面向的竞争与合作结构,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社会进化式的长期战略竞争。因此,不能通过中美之间的短期利益冲突,例如亚投行案例所折射出来的两国博弈张力,来判断两国的全面战略冲突的到来,从而掉进了“修昔底德陷阱”。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约束条件有助于两国决策者理性全面地评估对方,审慎落子,并对两国关系的长期和平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来源:《南风窗》2015年第7期,

消费陷阱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人力资本作为重要资本,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归根结底,人力资本健康与否,都关系着经济增长的快慢,带来了贫困陷阱。

一、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贫困陷阱三者关系分析

1.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健康人力资本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概念,它能够有效的体现出个体能力,具体表现在西方等发达的欧美国家,其经济消费和医疗卫生指出所占比重远远高于相对贫困的其他国家,是典型的健康水平体现。当然,健康的人力资本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呈现出“高健康、高消费、高收入”的特点。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般说来,健康投入越多,其产生的结果也就越好,个体收入也会显著提高。Weil在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将健康因素计入总量生产函数中,模拟出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和总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态良好的工人生产率比健康不佳的工人高70%,而不同国家健康状态造成的生产差异高达17%[2]。为了进一步探究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做了以下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无限生命的个人,瞬时效用为u(.),主观的贴现率是 ,他的效用水平就将是:

(1)

在上述公式中,假设u,(・)>0,u,,(・)<0。同时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故作为生产函数存在,体现为:

(2)

在该式中,y是个人产出水平,k为个人物资资本的存量,h则为个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水平,l是个人的劳动量。由此可见,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投入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即健康水平越高,投入工作量的时间越长,能承受的工作强度越大,产出水平也就越高[3];反之,产出水平越低。根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以上述(2)公式带入生产函数是合理的,具有一般性,可继续假设生产函数:

fh>0,fk>0,fhh< 0,fkk< 0,fkk fhh> fhk2

从该式中可以明显看出,物质资本、健康人力资本都具有递减的正的边际生产力,都是关于h、k的凸函数。而代表健康人力资本的h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下图1所示:

图1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

2.健康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差距性。而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更多的专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具提升趋势,陷入人力资本贫乏引起的经济增长贫困陷阱。所谓的贫困陷阱是样子红人力资本、人均产生相对较低的稳定状态体现,它的陷阱重点表现为人们试图打破这一局面的话,很可能造成经济跌进低水平的趋向,因此,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

用模型来说的话,出现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f(h)不是单一的函数。在真正的实际中,人力资本报酬递减不是一定的,相反人力资本专业化也可能带来报酬的递增[4]。假设生产函数h在很低时为递减报酬,中间区域的h为递增,而在h很高时,表现出的报酬则为不变或是递减,它们呈现出的曲线sf(h)/h,如下图2所示:

图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贫困陷阱的关系

根据上图所示,如果贫困陷阱模型与实际情况相符,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一局面,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必须让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超过不稳定的临界点hM.。具体可采用引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健康水平、降低物质资本积累等途径,来提升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以摆脱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二、我国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多,在经济增长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在1980年到2004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占各大要素的8.2%,人力基本存量也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4年的6.4%。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存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5]。当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出现贫困陷阱,不仅不具有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还有大量本国人力资本的流失。根据相关数据调查分析,我国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为7.6%,大部分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外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问题。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其中知识技能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培训来提升,而健康状况则是隐形的关键因素。它关系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工作效率更高,为了改善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就必须解决营养和就医问题。而血站作为医疗机构用血的采集、供应中心,对于人力资本的健康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水平,就必须不断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快血站的发展,提升采血供血队伍的整体素质,实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便于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尽快摆脱贫困陷阱。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构建,引入“贫困陷阱”这一概念,说明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它推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来积累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我国健康人力资本的数量,也能够有效的让我国摆脱贫困陷阱,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可见,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三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钱信.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J].中铜陵学院学报,2014(5):26-30.

[2]黄小平,颜丽芳,刘珊.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3(2):22-27.

[3]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6):143-155.

[4]崔俊富,刘瑞,苗建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兼论经济增长贫困陷阱[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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