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范文
时间：2023-10-20 17:19:23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1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当时间跨过个世纪，历史延续到今天，在 历史与现实的凝聚处，我们惊喜地发现：近代 医学发展的三大趋势，时至今日还在继续，而 且是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 成果。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尊重历史 事实，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从这个意义讲，近代医学发展的三大趋 势，反映了我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这 个规律也是联系近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纽带。 不知道昨天，也就不能理解今天，更难以预测 明天。我国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总纲第21 条规定：发展西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三 支医疗保健力量。“团结中西医”是中国政府一 贯的卫生工作方针。历史雄辩的证明：《宪法》 的规定与政府的方针是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 近代医史的研究，如果能为人们正确理解和执 行《宪法》和卫生工作方针提供历史依据，也 是史学工作者的光荣。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2
【英文摘要】why did the modern science not rise in china?thi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not to be answered.ln the near years,many scholars in the whole world tri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they put forward the many viewpoints for the question.these viewpoints are analysed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thisresearch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deeply.
【关键词】中国/代科学/落后原因china,the inodern science,the cause ofthe backwa-rdnees of the modern science
【正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16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以致于在先进的基础上并未产生世界意义的近代科学。为什么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长期讨论。从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专文探讨这一问题以来，这类讨论已历时近一个世纪，世界许多著名学者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尽管由于问题相当复杂，学术界至今尚未得出一致公认的合理解答，但经过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努力探讨，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有些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全面系统地分析总结这些观点，将有助于这类研究的深入发展。
1 思想文化因素论
一些自然科学家倾向于从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找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虽然取得了许多世界性的辉煌成果，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决定了她不可能孕育出近代科学。
1953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威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1]显然，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中的形式逻辑理论和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系统实验方法是近代科学得以在西方产生的两个重要条件，而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既缺乏形式逻辑理论，也缺少科学实验方法，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他的这封信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被人们不恰当地用以宣传西方中心论。对此，李约瑟曾提出过严厉批评[2]。他指出，爱因斯坦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代科学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裁决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孰优孰劣的法庭上，爱因斯坦的崇高名声不应被提作证人。他表示自己完全不同意爱因斯坦的上述观点。我们当然反对西方中心论，并且敬佩李约瑟对东西方文明所持的公允态度和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历史地位的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爱因斯坦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知之甚少情况下所作出的上述推测，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等人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为西方人建立科学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代表古希腊数学最高成就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标志近代科学诞生的牛顿力学，都是充分运用形式逻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形式逻辑就没有近代和现代科学。同样，关于实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缺乏观察和实验研究，牛顿力学也是不可能建立的。物理学如此，近代诞生的其他学科门类亦如此。因此爱因斯坦强调逻辑和实验在近代科学建立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正确的。然而，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虽然我国古代提出了不少辩证逻辑思想，但形式逻辑却很不发达，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构造科学理论体系的形式逻辑方法。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实验方法也未在我国近代获得广泛运用和发展。由于这两方面条件的不成熟，中国当然很难产生近代科学。所以爱因斯坦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12日，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与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举行了一次关于“中国科学特点”的对话。在对话中汤川秀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代文化的“显著区别是：在希腊产生了原子论，而在中国则没有产生原子、atom之类的思想……另一个区别是，虽然中国数学早已很发达，但始终没有出现欧几里得几何一类的东西”[3]。显然，汤川秀树所说的两个区别中，第二个与爱因斯坦所强调的形式逻辑是一致的。原子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重要理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汤川秀树认为，标志着近代科学诞生的牛顿力学体系就是“在欧几里得几何和原子论的延长线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概括是符合事实的。原子论思想不仅是牛顿全部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在近代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的研究风格。爱因斯坦把这种习惯于用原子观念分析科学现象的研究方法称为“牛顿研究纲领”。汤川秀树认为，原子论和欧几里得几何都是希腊文化所仅有；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缺乏这二者，所以“从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向我们所知道的近代科学或精密科学转化，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困难”[3]。中国古代有无原子论？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主张中国古代有原子论者的主要根据是两个古代命题：其一，《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其二，《墨经》：“非半弗＠①则不动，说在端；”“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他们认为：命题一的“小一”即是“原子”；命题二的“端”具有与原子相同的不可分割性，是典型的原子概念。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西方原子论作了片面的理解。原子论作为古希腊一种哲学本体论，所要解决的是万物本质问题，它不仅假定原子是形体上不可分的，而且更强调原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这是原子概念的两个基本判据，二者缺一不可。主张中国古代有原子论的人，往往只注重原子的不可分性判据，而忽视了原子的本体论判据。上述两个中国古代命题都是讨论物体的最小几何尺寸问题，“小一”是几何点，“端”是几何点或面，虽然它们具有类似于“原子”的不可分割性，但并不具有构成万物本原的本体论意义，人们至今也未发现一条明确论述“小一”或“端”是宇宙万物共同本原的古代资料。因此，说它们是“原子”，理由并不充分。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停顿在原子论的大门口，而从来没有进去过。”[4]这种评价较为公允。中国古代确实没有形成具有原子论内涵的自然哲学理论。所以，汤?秀树认为中国由于缺乏原子论而影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
1993年4月27日，著名美藉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香港大学作了一个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重要讲演，在谈到阻碍中国萌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他列举了五条原因，其中与科学文化有关的占三条，它们是：中国传统学问偏重于人文哲学；“教育制度里缺乏自然哲学”内容；传统科学“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的传统”。[5]杨振宁同样强调了形式逻辑和自然哲学的重要性。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自然哲学”是个综合学科概念，泛指与探讨自然界有关的各种理论和思想。杨振宁认为，在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的诸因素中，与技术相比，文学艺术方面的进步“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它们使欧洲文化迈入了新的时代”；但“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匾模蛭蒲у拿妊孔急噶朔饰值耐寥馈盵5]。他的这番话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文化的状况而说的，但对于说明中国的问题很有启发性。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人文哲学，教育制度轻视自然哲学的教育，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从汉代开始，统治阶级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文化政策，各个朝代始终把“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作为最高学问。各类学校多以教授儒家经典、伦理纲常之类的人文内容为主，很少设立自然科学科目，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对发展自然科学有直接贡献。杨振宁强调自然哲学及科技人才培养在近代科学产生中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三位物理学家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虽所作出的答案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从传统科学思想文化方面分析问题。原子论和自然哲学属于古代科学思想，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属于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建立近代科学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自然科学家们之所以习惯于从科学发展的思想文化方面找原因，除了因为他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比较生疏外，还因为职业关系，他们对科学的本性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尽管他们不是科学史的专门研究者，对科学史问题的认识不一定全面，而且上述有些观点也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但由他们所提出的或者由别人提出而被他们所认可的一些观点，却是富有启发性的，应当受到科学史界的重视。
2 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
阻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很多，除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外，还有社会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一种社会活动的结果，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形式逻辑理论和原子论学说早在古希腊既已有之，为何欧洲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未产生近代科学，而只有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兴起时代才能产生？可见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只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产生，不能单纯地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内部去寻找原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和资本主义何以在中国始终得不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所以，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在影响近代科学产生的诸多因素中，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最为重要，起决定性作用。
已故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是当代世界公认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他虽然承认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对促进科技的发展都很重要，但强调得更多的是前者的决定性作用。1961年7月，李约瑟在牛津大学科学史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2]他甚至相信：“如果中国社会曾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的话，那么在那里也许本来是会出现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的。”[2]针对有人认为中国的汉字是表义文字，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一个强大的障碍因素”，他指出：“我们强烈地倾向于相信，假如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像在欧洲那样允许或有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诞生的话，那么，早在三百年以前中国文字也许就会变得适合于科学的表述了。”[2]在为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写的论文中，他同样表示：要回答近代科学为何不在中国产生而产生于欧洲这一问题，“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7]。后来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他又明确表示相信：“经过对中国与欧洲之间社会与经济类型之差异的分析，当事实材料完备之时，我们终会说明早期中国科学技术之先进以及现代科学仅在欧洲之后起的原因。”[8]他表述这类思想的言论很多，仅由上述几例已充分显示出其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思想。
一般认为，国际上科学史发展的趋势是，80年代以前以研究科学发展的内史为主，即主要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历史，研究科学概念及理论产生的内部因素；80年代开始逐步转向研究外史，即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研究科学产生的社会根源[9]。其实，早在科学史研究全面转向好多年以前，李约瑟在前苏联科学史家黑森等人的研究风格影响下，已经从外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科学史问题了。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史界偏重于科学的内史研究[8]，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李约瑟大力提倡从社会结构和经济因素方面分析中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悬殊的原因，这是其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也强调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他在与汤川秀树的对话中指出：“中国科学，由于政治情况以及各种社会情况而未能产生近代科学。通观中国全体，我想这是否和西方的中世纪相同，但又和西方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没有产生足以动摇中世纪的力量。这不正是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吗。”[3]近代西方“动摇中世纪的力量”是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薮内清的意思是说，中国近代未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那种足以动摇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力量，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日本学者汤浅光朝也同样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中国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窒息在其中的中国工商业的特点所造成的。
国内科学史家多数也是主张着重从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方面考察问题。由杜石然等一批学者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即明确指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6]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国内科学史界的基本看法，许多讨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文章都阐述了这种观点。
近代史表明，15至17世纪，欧洲逐步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兴资产阶级产生后，除了必须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封建主义和宗教势力展开斗争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生产，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提出了空前的要求，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很大推动作用。中国近代的社会状况远不如西欧对于发展科学技术有利。15至17世纪，中国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整个社会仍然是保守落后的封建社会。社会需要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由于中国近代仍处于经济增长缓慢、思想僵化保守的封建社会，缺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因发展经济而对发展科技的巨大需求，因而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研究对象、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有效的研究手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近代科学不可能产生。所以，科学史家们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是妨碍近代科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毫无疑问，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同时也应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过分地强调外在的东西，易使人忽视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其固有的内在机制，也有其必不可少的外界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无论单纯从传统科学文化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都难以全面合理地解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都有片面性。我们应当用辩证的综合的观点分析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3 现实条件决定论
在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方面，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提出了一种新观点。他明确认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也要从当时当地找原因，不必把板子打在孔子、孟子身上。”[10]从“当时当地找原因”，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事实上，前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把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中国未发展资本主义和中国近代未产生动摇中世纪封建统治的力量等，也都是从近代现实条件考察问题。不过现实条件是多方面的，并非只有社会政治经济一个方面。近代科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文化背景。立足于当时当地看问题，对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即14至17世纪）中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思想文化背景和科学技术特点等作一番全面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一些具体原因。
首先，从中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条件来看，如前所述，西方近代已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却仍处于落后保守的封建社会。中西方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不同要求。由于中国近代缺乏对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因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失去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其次，从对中西方近代各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来看，西方有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有明清实学思潮，这二者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不相同。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和科学巨人，他们赞美人生和自然，崇尚科学和理性，主张恢复古希腊学术文化传统。古希腊学术以崇尚理性、讲究逻辑和注重探索自然万物的本原为基本特征，这些正是建立近代科学所需要发扬的科学精神。所以，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为近代西方造就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研究风格，培养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正因如此，西方人在努力解决日常应用技术问题的同时，有一部分人专注于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和规律问题，取得了一批基础性理论成果，使近代科学研究走上了正确发展道路。中国明清时期实学思潮盛行，以“崇实黜虚”、“经世致用”为时尚，正所谓“君子为学，要之在具夫济世之资”[11]。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只能以研究能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技术应用问题为己任，很难有人会对诸如自由落体、圆周运动、光程最短之类的现象产生兴趣并认真钻研。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一直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近代实学思潮加重了这种研究风格，以致于近代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具有明显的实用型特征。所以实学思潮虽然有其注重实际、不务空谈的合理性，但也有其轻视理论的狭隘性。可见，明清实学思潮尽管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其轻视理论却不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第三，从中西方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影响来看，二者的差距也很明显。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如果缺乏哲学认识论的帮助，就是一堆原始的混乱的东西。从对自然科学的作用而言，哲学的价值在于锻炼思维、启迪智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帮助。西方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解决了认识的和理性的方法论问题，为近代科学认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一直不够充分。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的“格物致和”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命题，但直到明清时代中国古人却一直未能解决“格物”的方法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未能对诸如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的作用、认识活动的基本程序、建立理论的一般方法等科学认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未能形成一种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有切实指导意义的哲学理论，即未能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这同样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
最后，从中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二者的差距更为明显。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兴起，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在这期间，西方人取得了一系列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成果，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费玛的极值原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和惯性运动定律、惠更斯的向心力定律、笛卡尔的动量宇恒原理、波义耳的气体运动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等，这些成果为近代科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说明近代西方人重视探讨有关自然现象的理论问题。与此相反，中国这一时期却仍然是热衷于发展实用知识，很少研究自然科学理论问题。在明代和清代初期，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主要有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邢云路的《古今律历考》、王锡阐的《晓庵新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yù＠②的《乐律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这些成果具有明显的实用型特征，缺乏一般性理论研究。这种实用知识虽然能较好地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但却无法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建立必要的理论基础。所以，近代西方的科学探索方向已接近于近代科学的门槛，而中国的科学研究离近代科学还相当遥远，也就不可能产生以逻辑性和实证性为基本特征的近论自然科学。
明代和清代初期存在的上述这些不利因素，都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原因，由此即可说明中国为何未产生近代科学。事实表明：“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10]尽管如此，我们在强调阻碍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种种现实因素的同时，仍应认真分析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状况等传统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科学的发展毕竟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古希腊的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方法对近代科学的形成有过重要帮助。如果仅从西方近代当时当地的情况看问题，就会忽视古代科学文化成就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同样，对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我们也应既要作横向的静态考察，又要作纵向的动态分析，只有纵横结合才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说明问题。
4 综合因素论
从目前的认识水平看，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问题，上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及近代当时当地的原因，都能从某些方面说明问题，但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片面性。若把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则会把问题说得更为全面、合理一些。
美国科学史家席文把近代科学的产生称为科学革命，因而把“为什么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中国在科学革命上未能领先于欧洲”。其实，不论怎样称谓，问题的性质并未改变。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一文中，席文对科学史界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科学史家的一系列认识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其一，不能不加批判地认为欧洲是近代科学的根本发祥地，因为如果看不到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长期不断的交流，如果忽视外来技术和资料对欧洲经验的影响，将会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误解。其二，在分析科学革命问题时，如果仅根据非欧文明缺乏欧洲科学革命的某一个重要方面，就认为一切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在那里发生，这只是一种“武断的假设”，因为这种观点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其三，科学史界在评判非欧文明史成就时，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这是一种“误人不浅的观点”，因为这样做会促使人们只着眼于近代科学的直接渊源的探索和贬低对其他文明的科学探索，从而妨碍人们下功夫按那些科学探索本身的价值理解其意义。其四，科学史家企图单就智力或社会经济两个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就可说明科学革命问题，这只是一种谬论。其五，如果认为中国未能在近代科学上胜过欧洲是智力因素造成的，或者把中国科学的落后看成是社会或经济落后造成的，这两种绝对化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区别或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区别，并不表现在科学史事件中，而是只表现在科学史家的思维习惯和专业性联想中。他警告说，如果不能深入细致地研究与某种文明有关的各种传统，真正了解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个人意识之间的普遍关系，科学史家将会被自己狭隘的思想观点所束缚[12]。
应当承认，席文指出的这些现象，科学史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事实上许多科学史家都或多或少地犯有席文所批评过的上述错误。尽管他的言词有点激烈，但批评还是合理的、深刻的。按照他的观点，前述几位物理学家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方面找原因（席文称之为“智力因素”论）和李约瑟等一批科学史家所强调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决定论，都有其片面性。他认为，不应简单地区分“智力因素”和“社会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应全面综合地考察科学史事件的各种具体情况。
关于如何回答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席文认为，只要深入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上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们的情况，就可能使问题得到突破。具体地说，应深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欧洲的技术思想与中国的其他思想有何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些什么样的“科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对哪些认识对象感兴趣，合理地解答了哪些问题，哪些事物尚未得到解释？这些共同体与社会其他人员的关系如何？各种学科为哪些社会目标服务？知识分子对同事的责任怎样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一致起来？如此等等。他相信，一旦对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之后，人们就不会再问：“为什么向近代科学转变没有最先在中国发生？”[12]显然，他的这套研究纲领有点科学社会学的味道。即使这种设想付诸实施，是否真的会使人们不再被“李约瑟难题”所困惑，结果仍值得怀疑。尽管如此，他的观点对于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以及其他科学史问题，都还是颇具启发性的。尤其是他对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是相当深刻的。他主张，研究“科学革命问题”，目的不是局限于辨明其内在的是非曲直，而是促进对文明史中科学技术现象作全面研究，在未作深入具体的综合分析之前，任何急于作出结论的作法都是武断的。显然，席文提倡对问题作综合分析研究。
事实上，李约瑟和薮内清等人在强调社会外因论的同时，也未完全忽视其他方面的因素。李约瑟在《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即指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倏然出现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东方亚洲文化在把自然知识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更卓有成效？“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2]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他也表示：“相信不同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必须和他们之间的知识差异的各种因素一起来考虑”，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薮内清在其《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也承认：要回答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其原因不是单一的”[13]。同样，国内科学史家在强调社会制度这一阻碍中国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的同时，也主张“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虑”[6]。这些均表示了综合因素论的思想。
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人才培养、经验知识的积累、科学思想的启发、形式逻辑理论的帮助、科学实验方法的运用、哲学认识论的引导、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科学理论研究兴趣的培育、数学计算方法的发明等等，这些都是促进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的基本因素。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也应从这些方面作综合分析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原因的考察，多数是运用分析比较方法。先分析欧洲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然后再考察中国近代是否具备这些相应的因素，从而把原因归结于那些相应的缺失因素上。这种研究方法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席文所说的缺陷，即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武断假设”色彩。这是由于许多这类比较研究过于粗略简单，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论证。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缺陷会逐步得到克服。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的讨论，除本文以上所述及的观点外，还有从汉字结构、地理环境、传统思维方式，古人研究兴趣等方面考察问题的。这些探索都是有价值的。
全面探讨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进而作出正确的解答，这种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对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这方面的探讨也应防止两种倾向：其一，这类比较研究多以西方传统科学文化模式为标准，因而容易掩盖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固有特点，易使人忽视中华古代文明的独特优点。其二，考察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时，不要把问题变成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成功史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失败史，也即不要以是否有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作为评价中西方古代文明优劣的标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各自都有成功和不足之处。我国的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三大技术发明传入欧洲后，即对西方近代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产生过重要促进作用。我们既应看到自己历史上的不足，也应看到历史上的成功，以客观的辩证的观点评价中华文明发展史，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促进当代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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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席泽宗。科学，1996(4):34,34
11 王廷相。慎言·君君
12 n·席文。科学与哲学，1984(1):5-27,34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3
关键词：哲学;超越;异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
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造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并对其全盘否定,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导向了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由于反对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们的哲学具有偏激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特征,从而不能真正彻底的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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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4
[关键词]人文主义；西方近代科学；文艺复兴
abstract：after the renaissance，humanism gradually took root in the western society. humanism not only liberated the western people and society from the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shackles of the middle ages，but also aroused the westerners’ fervor of exploring nature again and removed the various thought obstacles on the way of scientific research，thus giving a forceful boost to the birth of western science.
key words：humanism；modern science；renaissance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后诞生的，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与此相对应，意大利也是世界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中心。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无论是在杰出的科学家还是在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方面，意大利都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人们几乎无需做缜密的研究和逻辑推理，仅凭直觉也可以感知到，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史无前例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必然存在密切关系。
为什么文艺复兴运动会促进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呢?很显然，这是人文主义思潮的伟大功绩。关于这一点，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人文主义哲学运动内在的推动力也就是对崭新的世界知识的迫切需求，此种需求最后在自然科学的建立和自然科学按原则而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现。但是此事发生的方式和赖以完成的思想形式，在所有重要观点上，都表现出依赖于由于吸收了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刺激因素。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473在文德尔班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是通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推动来实现的，而人文主义与此相关的思想则是由于直接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就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也作了类似的陈述：“但人文主义者毕竟为科学的未来的振兴铺平了道路，并且在开阔人们的心胸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只有心胸开阔了，才有可能建立科学。假如没有他们，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就很难摆脱神学成见的学术束缚；没有他们，外界的阻碍也许竟无法克服。”[2]157丹皮尔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主要归功于人文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挣脱了宗教神学成见的桎梏，没有这一点，人们就不可能自由地进行探索，因而也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诞生。罗素说得更清楚：“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样的思潮中，人的活动应当以其自身价值而受到重视，科学的探索因此也开始以新的惊人步伐向前迈进。”[3]
这充分说明，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科学史的实际情况看，人文主义对近代科学的诞生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的言行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与宗教教义相悖的言论被称之为异端邪说。犯异端邪说罪的人轻则坐牢，重则被判火刑。其时，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神学体系，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就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
可想而知，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中，人们要想沿着正确的道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研究和探索自然界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令人欣慰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为科学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而且也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首先，人文主义思想使研究自然界合法化，并激励人们去努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摒弃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反对宗教神学的束缚；注重现实世界，看轻来世和天堂。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注意力，人们研究问题的对象逐渐从天上转到地下，从注重上帝与人的关系转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一句话，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样一来，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古希腊人的那种注重研究自然界奥秘的传统在文艺复兴后得到了全面继承和发扬。人们把探索自然界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是最有价值的事。因此，探索研究自然界不仅成为合法，而且成了人们热衷的事。
其次，人文主义思想为研究自然界提供了哲学辩护。谈到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到新柏拉图主义复活的作用。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起“柏拉图学院”，专门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学说，“此种热忱堪与古代晚期对柏拉图的热忱相匹敌”[1]486。但是，“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突出了宇宙之美；神性、太一对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崇高的宇宙统一体，繁多性谐和地孕育于其中；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得以歌颂宇宙无边无际，引人神往；他陶醉于歌颂神性为普照的光的形而上学中”[1]487。这就是说，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眼里，上帝的本质与宇宙是合一的，神性实质上就体现在自然界的奥秘中，这无疑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这样，在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支主要代表力量，为促进人们研究自然界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因为上帝的本质或神性就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上帝的映象，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要想认识上帝，认识神性，就只有研究自然界，舍此别无他途。
二、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培育了人才
在12—13世纪，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建立起了一大批大学。这些大学几乎都是由当时的教会所办，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但是从13世纪到15世纪，欧洲又陆续办起了许多世俗学校，这些学校的目的主要不是培养神职人员，而是培养能够适应社会，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各种有教养的人。在这些世俗学校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占有重要地位，人文学科是学校的主要学习科目，这些学校的创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学者布洛克就指出：“不论人文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他们全都(包括伊拉斯谟，也包括路德和梅兰克东)同意教育的重要性。在意大利，原来市镇办的学校都恢复了。开明的君主还创办了新的学校，他们自己的孩子同主要宫廷人员和市民的孩子一起，在那里跟着人文主义的教师学习。优秀的教师到处吃香。其他国家相继仿效，设立这种学校。”[4]42
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并不是说学校的教育内容仅仅涉及人文主义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学校除了教授人文主义知识，灌输人文主义思想以外，还开设了其他许多有关自然哲学的课程。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这些自然哲学知识包括几何学、数学、力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因为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有多方面的才能，但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们充分发挥或显示出来。正如布洛克所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教育。”[4]45这正是人文主义者特别注重教育的主要理由。
人文主义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教育基础。事实上，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现在看来，没有人文主义传统在西方的全面继承和发扬，就不可能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教育，当然就不可能诞生出像哥白尼、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这样的科学人才；而没有这样一流的科学人才，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
三、人文主义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对于学术进步而言，自由平等地争鸣、质疑、批判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同理论和学说的自由平等争鸣，可以导致学术上的“优胜劣汰”。而且，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之间的相互争论很容易揭示出双方的漏洞和错误，从而非常有利于各自理论和学说的修正、完善和发展。相反，如果某一时期只准一种理论或一种学说存在，不准其他理论和学说与之争鸣，那么这无疑将严重阻碍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能够自由平等地相互争论，能够自由地提出个人的学术观点，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说西方国家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j·s·穆勒就此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工作而加以扼杀的。”[4]163
为什么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在学术上能够自由平等地提出各自的学术观点，能够自由平等地争鸣呢?这又不得不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正如布洛克所指出：“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哪里去找人文主义传统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自由主义在创造这个新世界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4]17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从文艺复兴运动后到20世纪的几百年时间里，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贯的，这就是“自由主义”。从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既是人文主义的一贯传统，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而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这些影响几乎涉及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甚至宗教等各个领域。
在学术上，自由主义使每一个人不仅能够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能够对任何权威发出挑战；使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学说、不同观点能够平等地共存和相互争论。从科学史看，世界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与有关国家的自由、开放的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例如，世界第一个科学中心是意大利，维持的时间是1540—1610年。其原因显然是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人文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自由探索之风席卷全国，尤以佛罗伦萨为甚。而达·芬奇、伽利略两位科学巨匠恰恰就是佛罗伦萨人。
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过程和原因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所以说，人文主义通过自由主义为促进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了直接贡献。
四、人文主义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诞生
近代科学主要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其奠基人是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说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创立了近代科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就，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创立了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为更有效地探索自然界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方法：观察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前者是获取经验材料或科学事实和进行科学检验的方法，后者是整理科学事实并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一统天下，除了与之相适应的那种抽象、空洞、思辨、脱离实际的繁琐论证方法外，实际的观察实验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运用和发展。在欧洲中世纪漫长的近一千年时间里，科学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方法上的缺陷。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对人的价值的颂扬使人们越来越坚信人的潜能的无限作用和人的伟大。人的伟大就在于人能够思维，具有理智，因而能够进行各种创造活动，包括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活动。而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对近代科学诞生作出早期贡献的人文主义者达·芬奇指出：“科学如果不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实验结束，便是毫无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2]165另一位对近代科学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是开普勒，他热衷于用数学方法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开普勒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2]193开普勒运用数学方法对他的老师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察资料进行了精确的分析研究，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后来，伟大的近代科学奠基人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科学彻底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伽利略为后来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关于这一点，与伽利略同时代人培根指出：“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者也正像这样。因为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5]培根所说的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采取的蜜蜂的方法，实质就是指既要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收集经验材料，又要运用逻辑或数学方法对收集到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加工。科学史家丹皮尔也明确指出：“经院哲学不但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指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更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大道。”[2]192在这里，丹皮尔所说的培根所指出的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正确道路显然就是指实验方法和逻辑、数学方法的结合。
因此我们说，近代科学的诞生应当归功于科学方法的创新和革命，而这些新的科学方法的创立则是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归功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归功于人文主义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解放。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后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显然，这对我们促进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丹皮尔.科学史[m].李 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3]罗 素.西方的智慧[m].崔权醴，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62.
[4]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5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法学研究领域还是封建法学的一统天下。当时法学的主要形态是对幕府颁布的法律的解释以及中国传入的法典的注释，前者有《御成败式目荣意注》、《芦雪本御成败式目抄》等，后者有《明律国字解》、《大明律例译义》、《大明律例谚解》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移植西方的法律，从1880年至1899年，先后制定了《明治宪法》（1889年）、《治罪法》（1880年）、《裁判所构成法》（1890年）、《刑事诉讼法》（1890年）、《日本民法》（1898年）和《日本商法》（1899年）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这些法典的注释学，如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1889年）、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和《行政法大意》（1896年）、上杉慎吉的《行政法原论》（1904年），村田保、织田纯一等人的《治罪法注释》（1880年），矶部四郎的《刑事诉讼法讲义》（全2卷，1890年）、金子源治的《刑事诉讼法注释》（全2卷，1891年），牧野英一的《刑法通义》（1907年）、大场茂马的《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1909年），梅谦次郎的《民法要义》（全5卷，1896-1900年）。并出现了一批与法典注释学相区别的法哲学、法史学以及国际法学作品。此外，自1877年日本创办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以后，日本资产阶级型的法律教育也开始起步。从而为日本法学的近代化培养了必需的专业人才。⑺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中国的法学近代化也开始于向西方（包括日本）的学习、移植。如186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⑻，该书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译著。1903年，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订法律的工作。在此后的近十年中，沈家本会同中西，致力改革，陆续引进了西方的宪政、民商、刑事、诉讼等各个领域的立法，并通过开办法律学堂、聘请外国法学教授、组织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法理学及部门法学作品，如《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宪法讲义》（美浓部达吉著、王运嘉等译，1907年）、《商法》（志田钾太郎著、陈汉第译，1907年）、《刑法总论》（牧野英一著、卢汝冀译，1906年）、《刑法各论》（袁秋廉编译，1907年）、《行政法》（上海作新社编，1903年）、《国际私法》（夏同和著，1905年）等。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的不同，如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如日本发达、中国在政治上仍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掌握实权，而日本已是革新派当权，中国深受儒学正统思想束缚，且在对外学习方面不如日本那样积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其上升为当时东方的强国，而中国因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的惨败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加上中国在近代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立法内容等各个方面与日本的差异，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法学近代化的任务在近代没有能够完成，而是拖至现代才在形式上初步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⑼从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学近代化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原生型和派生型，⑽前者有英、法、德等国，后者有美、日、中等国。而在后者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美国，它虽是殖民地，但它的主体居民是宗主国的后裔，是同缘民族的殖民统治，它的近代化并无多大障碍。一种是日本，它虽受到西方兵舰、大炮的威胁、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但它却是一个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励精图治，改革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法学的近代化。第三种是中国。它的情况既与美国不同，也与日本相区别，所以法学近代化的道路更加特殊。⑾从上述法学近代化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抽象、概括出法学近代化的内涵及其一些基本标志。第一，必须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各个法学家或法学流派的作品中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如下一些方面，则是一致的：1.法律的渊源或是人类的理性（自然法），或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法），它是社会正义的体现；2.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3.国家或政府是人们之间通过协商、订立契约的产物。因此，国家或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人民就有权推翻它；4.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肯定不再有政府存在⑿”；5.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但它不能侵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6.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7.法律制定后必须坚决执行；8.法律面前人人平等；9.法律与自由相联系，没有法律，也就没有 自由；10.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力或法律来制约权力。这些对法的基本观念，逐步深入近代社会之中，成为一种法学的世界观（法学观），它决定了法学近代化的基础和方向。正是在这种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提出了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国民主权，代议制，公民权利保护；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对国民的救济和补偿；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罪刑相适应，刑罚的人道主义；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抗辩主义，当事人主义；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海洋自由，以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从而使法学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第二，产生了系统发达的法律注释法。法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法律注释学，这是区别于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法律注释学虽然早在古代即已产生，如古代罗马的私法注释学、古代中国的刑法注释学等，即使在没有法典的中世纪英国，也产生了法律注释学即判例法注释学。但近代法律注释学不仅在规模和门类上远远超过古代和中世纪社会，而且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古代中世纪的法律注释学阐述的是奴隶主阶级（罗马）、封建主阶级（中、英、日等）的世界观、法权要求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近代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阐述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法权要求和法律原则。而且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律注释学或者依附于神学（西方），或者依附于经学（中国），而近代法律注释学则从神学或经学的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并具有了规范化、技术化和科学化的特征。这一点，是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注释学与古代、中世纪法律注释学的最大区别，也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出现了使法学成为一门发达的科学形态所必需的基础法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当其仅仅局限于探讨什么是法等关于法律自身问题以及注释法律（判例）条文的程度时，它还处在前科学状态，只有当它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法律与哲学、道德，法律与社会以及各国各民族法律之间的异同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时，法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具有近代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当然，法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永无止境。现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法律与心理、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经济等问题研究的深化，又形成了法律心理学、法律文化学、法经济学等新兴的理论学科，从而进一步丰富、充实、完善了法学的内涵。第四，形成了门类齐全、系统发达的各个部门法学。部门法学的概念，严格说来，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比如在罗马和中国，事实上还未达到按照各部门分门别类研究的水平。当时，在罗马，除了私法学，还没有形成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私法学在人们的眼中就是法学。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只有刑法学是比较发达的，在人们的观念中，法学指的就是刑法（注释）学。对法的研究的分工日益细密，门类逐步齐全，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国家机器的成熟发达相联系的。此时，不仅民法学和刑法学更为系统、发达，而且也进一步产生出了宪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部门法学学科。各个部门法学之间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部门法学的产生和发达，则是法学近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第五，形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阶层。职业的法学家阶层在古代即已存在。如在罗马，就曾有过数以百计的法学家群体。但近代形成的法学家，一是由于司法独立、法官终身制（1701年由英国所确立），因而法学家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这与罗马时代法学家或依附于神职，或依附于皇帝是不同的。二是职业法学家阶层的形成在古代是个别现象（只有罗马国家有），而在近代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是古代法学家一般都是多面手，即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当时法律现象的整体，涉及各个领域。而近代以后，随着部门法的出现，法学分科的日益细密，法学家的职业也越来越专门化，除了仍有许多法学上的“通才”之外，法学专才（如法哲学家、宪法学家、民法学家、刑法学家等）也越来越多，这与法学的进步是相联系的。四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勃兴，近代职业法学家所能借助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也比古代法学家更为丰富、更加系统。第六、普及了大学法学院教育。在古代和中世纪，法学教育是不发达的。当时的教育或局限于家庭式、私塾式（中国），或仅仅限于行业内部的学徒式（英国），即使象古代罗马那样建立起了法律学校，其规 模也是十分有限的。而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始普及了大学法学教育，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法国的巴黎、奥尔良、蒙培利埃等大学，德国的海德堡、马尔堡、慕尼黑、柏林等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马里兰等大学，日本的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大学都成为近代培养法学家的著名摇篮。即使象中国这种近代落后的国家，在20世纪初叶也纷纷兴办近代式的大规模的法学教育。⒀大学法学教育的普及，不仅是法学近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也是法学进一步发展、进化的基础。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将大学对西方法律科学形成（法学近代化）的影响归纳为九个方面：1.大学帮助西方法律科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2.大学使法律本身具有了一种超国家的术语和方法；3.大学中讲授法律的方法，为消除各种法律渊源之间的矛盾、协调各种法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4.大学提高了学者在塑造法律中的作用；5.法律由于受到大学其他学科的影响，因而拓宽了研究的领域；6.法学教育的发展，使法律从其他学科如修辞学、政治学等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在大学讲授法律的结果，导致了依据一般真理对法律作出批评和估价；8.大学使法律制度概念化、系统化，使其成为融合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科学；9.大学产生了一个职业的法学家阶层。⒁三从上述各国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以及标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原生性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即使是派生性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法学近代化，也都是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相联系的。详细考察各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需指出，由于中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各国的法律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为法学近代化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前述英国近代大法官曼斯菲尔德、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作品，19世纪法国的私法注释学派，以及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等，都是试图对当时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后，社会上出现的诸多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以及各种立法的现状作出的理论反映。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派生性国家（如日本、中国等），法学近代化的过程有时往往与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有时甚至比它还要早。然而，这并不改变法学近代化受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制约这一基本规律。因为，在这些国家，在商品经济起步时，英、法、德等国的法学已经或即将完成近代化。因此，它们可以将外国现成的法学近代化成果移植进来，马上适用于正在形成发展着的商品经济。但是，这些近代化的法学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或在本国扎下根，则有赖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否则，这些已移入的法学成果也会因商品经济的落后而趋于衰落，或不能扎下根而无法生存，日本用法律摧毁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成功事例⒂，已经从正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一个规律。各个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进程，与各个国家的政治解放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联系。在英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新贵族和市民阶级与国王之间的紧张对立、斗争，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近代的法律。从革命爆发前夕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革命中的《人身保护法》（1669年），到革命胜利后的《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宣告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法制原则，从而为资产阶级全面改革封建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的法学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时间、彻底程度虽很不一样，但两国的法律和法学近代化的最终确立，也都分别是在其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完成的。在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仅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美国的一切政治改革（或称“政治实验”），如联邦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公民权利保障等，也均从此时开始。而这些，又要求法和法学为其服务，要求法和法学的近代化。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260多年的封建保守的幕府统治，开始了全方位的学习西方、改革国政的进程。虽然，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如“王政复古”诏书、废除封建中央政府幕府的统治（1867年12月），宣布“版籍奉还”、废藩置县、铲除地方封建割据势力（1871年），废除封建性质的太政官制，改行内阁制（1885年）等，以及各大近代 法典的制定，使日本实实在在地向西方列强靠拢，法学近代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成。中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但法和法学的变革也与近代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事件息息相关，戊戌变法、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建立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编译馆、沈家本的立法改革、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建立以及其后的比较系统的法典编纂，等等，均对中国法学的近代化以及其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制约了中国法学近代化的进程。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法学近代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自然科学的崛起，如哥白尼（Coparnicus，1473-1543）的“日心说”，布鲁诺（Bruno，1548-1600）的“宇宙无限说”，伽利略（Galilei，1564-1642）的“物体落地定律”，牛顿（Newton，1642-1727）的“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达尔文（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和“进化论”，推翻了千百年来神学对宇宙、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解释，使人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哲学的诞生，如培根（Bacon，1561-1626）的唯物主义、归纳方法和知识论，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的唯理论、演绎方法，洛克的政治哲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对旧哲学的批判精神，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辩证发展规律和逻辑学方法，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为近代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学的巨大成就，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立场和比较研究方法，维柯（Vico，1668-1744）的关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的学说，孔多塞（Condoroet，1743-1794）提出的人类依据知识的进步所发展的时期划分理论，兰克（Ranke，1795-1886）的历史应当“展现历史的真情”的历史观念等，为近代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基础。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巨作的不断面世，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哈姆雷特》，卢梭的《忏悔录》，歌德（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拜伦（Byron，1788-1824）的《唐璜》，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突出了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法学的形成，如法学世界观的产生，对人的权利尊重之法的精神的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以及法哲学、法史学、法社会学等基础法学和各部门法学学科的产生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法学近代化的第三个规律。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条件，并与之相辅相成。在法国，如果没有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颁布，就不会形成19世纪法国私法学。而19世纪法国私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又为《法国民法典》的修改、进步，并不断适应近代社会，保持其持续的生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样，近代法国的宪法学、刑法学、商法学、诉讼法学也都如此。在日本，近代法学的各个学科，也都是以各个部门法的发达与完善为基础的。在英美两国，虽然近代以后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成文法典（美国有例外，即有成文宪法），但法学近代化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并未改变。因为无数带有近代色彩的判例，或者古老的判例中所包含着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为法学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这里，德国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应该承认，19世纪德国的法学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尤其是以胡果、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海得为代表的“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学的基础。然而，德国的民商法典迟至1900年才施行。换言之，萨维尼等德国法学家是在没有本国的成文民事立法的基础上为世界贡献了一个系统发达的民法学体系的。这似乎违背了法学的发达以立法的发达为前提的规律。其实不然，因为德国法学家在创建近代民法学时，虽然没有本国的民法典，但他们有法国的民法典，有罗马的国法大全。前者一公布施行，就对德国发生了巨大影响。⒃而后者自13世纪后，就一直对德国发生着持续的、全方位的影响。⒄因此，德国的例子，并不能推翻法学的近代化必须以法律的近代化为前提的规律，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法具有跨时间、跨空间移植（“普适”）属性的又一个例证。最后，法学近代化也是法学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第一，法学近代化与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以上各主要国家法学近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英国近代法学是英国中世纪法学的必然延伸，法国近代法学曾经相当程度地吸收了中世纪法国习惯法学的诸项成果，德国近代法学将历史上的日耳曼法学作为其基础之一，日本的情况也一样，封建时代法学的许多原则和观念被包容在近代法学之中。因此，法学的历史，如同一根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法学近代化仅仅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只是这一环的光彩特别夺目而已。第二，法学近代化也是充分吸收外来法学成就的结果。派生性的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原生性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的近代法学曾深受罗马法学和教会法学的影响。德国的近代法学除受罗马法学、教会法学的影响之外，还深受法国法学的影响。即使是所谓土生土长的英国近代法学，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古代罗马法学和近代法国法学的影响。如成为科克和布莱克斯通作品之基础的格兰威尔和布雷克顿的著作，就曾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而近代英语法律概念中所夹杂着大量的法语词汇，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⒅第三，在法学近代化过程中，任何一项法学成果，只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不受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吸收、采纳。比如，罪刑法定主义，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1738-1794）提出的一项近代刑法学的重要原则。⒆由于其反映了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迅速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所吸收，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⒇即使是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也在最近通过的新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他，如近代德国法学家提出的“法人”（juristische person）、“法律行为”（rochtsgeschaft）等理论，也都被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各个国家的民法学所吸收。第四，法学的发展，比法的发展具有更多的、更深厚的人性基础，以及“普适”成分。比如，就法律而言，虽然其优秀者、具有普遍性质者，可以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吸收，具有全人类性，但法律中的民族色彩、国家色彩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还比较强，因此它的普遍性和全人类性还比较弱，实施起来会有种种障碍。而法学作为一种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它比法律更为抽象，更加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更为超脱（当然，法学也具有阶级性），因而也更具普遍性和全人类性。比如，就三权分立而言，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可能会因为国家性质、民族传统、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未必被大家所采纳。但是，关于三权分立的学问，即关于权力的分立与制约，以及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以防止其腐败的理论，则可以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至少这一法学成果可以在别的国度中得到介绍、研究。此外，如联邦制、违宪审查制、信托制、物权分类原则，以及宣告死亡的制度等，都未必能为各个国家都接受，成为同一个模式，但关于这些制度和原则的理论、学说，则可以写入各个国家的宪法学和民法学的教科书之中，成为全人类的一笔共同的法学财富。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6
一些学者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进行综合探讨，特别是从中西原始科学范式和宗教形态的差异人手来分析。
原始科学范式的差异 综合论者发现，许多构成近代西方科学范式的重要成分在古希腊中已萌芽：几何学视野下的空间观，欧几里得公理化传统，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字在理解宇宙中的重要性等等。⑦中国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经》和《考工记》所代表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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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36—37页。
流派重视技术后面的形而上学和从实验中抽象。①然而，最终儒家受到官方的支持而成为显学，墨家那种有科学观念萌芽和实验传统的范式却未能成长。
中西宗教对科学的不同 综合论者认为宗教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的有重要影响。中国上有许多时机能使更具科学之光的墨家传统复活并促进“近代科学结构的建立”，如东汉末年，以造纸术、地震仪、浑天仪和星图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个科技发展高潮；16和17世纪以《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的编纂为标志的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的尝试。那时耶稣会士引介西方的科学，徐光启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反思中国传统。然而，科学的突破却最终都未出现。②在西方，吸收了希腊科学传统的基督教帮助克服了通常阻碍前科学发展的障碍。基督教不仅普及了原始科学观念并使科学探究成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支持的活动。
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 默顿(Merton)的表明，宗教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强大影响。宗教和科学活动都包含对世界的生成、结构和演化的探讨。中古，科学探索常与宗教和巫术活动交织在一起。以信仰和教会组织为支撑的关于宇宙自然的宗教假说影响科学家的思维和实践。中世纪后期许多科学是在讨论神学问题中被发现的。③库恩甚至认为17世纪科学革命部分是对基督教宇宙哲学，即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体系不能解释反常现象的回应。
但是，显然不能一般性地断言儒教哲学排斥科学。从汉儒董仲舒起，宇宙论就成为儒家哲学的重要部分。当托马斯·阿奎那对古典知识和基督教理论进行综合时，中国的大师如张载、周敦颐和朱熹等同样也对中国的自然哲学知识进行综合。朱熹把佛道思想中形而上学的和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其理论，并吸收了沈括所总结的科学知识和从张衡到张载的天文理论，他提出的地球和星体产生的观念与康德的星云说极为相似。他的宇宙论比张衡的天文理论似乎更有条理性和“科学”性，李约瑟甚至认为理学从本质上来讲是科学的。④显然，儒家思想似乎并不比天主教更敌视科学，朱熹提倡研究自然以完善人类的知识就是证明。“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未有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其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⑤
分析中西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以下两方面的差异值得注意。第一，学术传统。自古希腊，对自然的探究就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中世纪，西方的大学课程中也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课，以及算术、几何、和天文四门学科。⑥第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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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70页。
②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第69—81页。
③ George Basalla， ed. ， Rise of Modern Science :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London: Paytheon Education Company，1968，p. 19.
④ 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247．李约瑟赞扬朱熹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但却拥有斯宾塞的世界观，朱熹使用一种无异于现代科学的观念来思考”。见李约瑟：《中国科学史》卷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意指自然科学的“格致之学”是从朱熹的论著获得特殊含义的。
⑥ 参见A Crombie，OxJbrd’S Contribution 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54，P．11．
洲的开放和文化生活的分散性。12世纪，私立学院在中国和西方兴起，对科学的兴趣在增长。在西方如牛津大学，格莱斯特等学者认识到希腊科学的意义并试图去探讨科学研究的和科学解释的本质。罗杰尔·培根和奥卡姆的威廉提出一套有别于经院哲学的关于科学研究对象、意义和方法的新观念。14和15世纪中，西方不少大学在数学、天文学、哲学领域中设立了教授职位。在意大利，对科学的兴趣使伽利略和其他学者不顾教会的责难，而在旧的学术圈子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社团去从事科学研究。
耶稣会士与明以后中国科学发展 牛津大学的克洛比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古希腊原始科学范式，后发展出新的独创思想和有自我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式。①这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原始科学范式，②即希腊科学传统是促使近代科学最终在西方兴起的原因，那么，当这一科学传统由耶稣会士介绍到中国明朝后为什么没有引起向近代科学的跃进呢?
何兆武认为中国“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阻碍近代科学传人的思想因素”，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时的前伽利略时代的科学，中国因此未能步入近代科学。③席文也说前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处在“欧洲科学意识分水岭”的中古那一边，不能使中国人革新他们的自然知识。④ 然而，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从徐光启和方以智(《物理小识》)等学者的著述既可看出。徐光启意识到西方的科学解释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且采用演绎法，“《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众用所基”。⑤徐光启试图去重组中国科学知识，他主持下修定的《崇祯历书》采用西方第谷的天体运行体系和几何学的方法。席文后来把传教士东来后引起的中国天文历法变化称为“哥白尼式天文学革命”。
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延续到清初皇帝如康熙，他热情地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甚至在宫廷中组建了一个法国式的皇家学院，邀请欧洲的科学家做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实验。然而，清廷后来指责耶稣会士传播颠覆性教义并突然禁止他们的宗教活动，对西方科学的热情也跟着消失了。康熙年问，杨光先从文化意识形态上攻击耶稣会士制定的天文历法与他所监之“尧舜相传”的立法相悖，表明中国古代宇宙观妨碍中国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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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Crombie， Oxford' s Contribution to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p.11.
② 科学范式是“一个时代普遍接受的科学成就，它为科学团体提供了一个提出研究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模式。”参见Shigeru Nakayama，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Traditions in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trans. Dusenbur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17.
③ 《何兆武与席文教授讨论科学史与思想史的一封信》，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④ N. Sivin， "Science in China' s Past"， p. 26.
⑤ 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
四、从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解释
中国能否不采用伽利略一牛顿学说体系所代表的科学范式⑥而发展出自己的“近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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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伽利略通过把对运动的研究数学化，扫清了物质和运动新观念出现的道路。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基础上，牛顿才能推翻旧的宇宙模式，并使对空间的理解几何学化。无论是天体还是地面物体的运动，才能都被视为是几何体在抽象的空间中的运动。所有使用终极原因的解释因而从科学中消失了。参见A．Koyre，“Significance of Newtonian Systerns”， in 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p. 99.
学”形式呢?西方学者如席文认为没有牛顿，西方就不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因为牛顿力学体系始终是近代科学的核心部分。但是，一旦某种科学突破在统计物理学和波动物理学这两个领域其中之一发生，那么称之为牛顿式的那种探测的路数就会迟早被发明出来。①
对席文的观点持批评态度的金春峰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的时空观使牛顿体系难于在中国产生。他把中国的文化思维模式称为“月令图式”，认为《礼记》中的《月令》一章较好地阐述了这种思维模式。它以下面的观念为特征：
第一，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中存在着季节性的。第二，时空是主观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形成五个区域。每一区域和五种元素之一相对应。如东方与春季相结合，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结合，由火主持。时间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向各个方向无限的扩展，而是有限的，并随时间流转的。②与这种思维方式对应着一套探究问题的路数：例如，着眼于整体或系统，把握客观对象的运动形态，关注物体的功能属性，而不是结构；把所有的事物视为有机体，强调物质和能量的相互转换，不关注建构几何模型和运动轨迹。③
金春峰认为《月令》模式观念把宇宙理解为一个充满着流动的气和被分隔开的时空构成的有机体“阻碍了以机械论的哲学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的出现。④
中国古代时空观 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的时空观称为“隔间式的时空观”⑤和“联想式有机思维方式”，⑥认为是反映了中国官僚社会以“行政式的方式对待自然”。⑦格朗尼特称这种时间意识为“宗教仪式的时间观”，因为它过分强调时令、节气、义务和机遇。“中国人喜欢把时间看作是由时代、节气、新纪元”的集合体，“对时间和空问的思考从来就是与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把时间分解为朝代，就像他们把空间分为方位一样，中国人从来没有刻意把时空想象为是可以容纳抽象概念物的基体。⑧
“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曰宙”，隔问式的(四方上下)空间观似乎在这里找到文字证明。⑨的确，从《礼记·月令》中能看到时间被分解为节气、时令、文化与宗教节日，以及与气和阴阳五行的概念的联系。然而中国古代时空观并不都是“月令”模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存在多样的时空观念。“历史学中的类推似的，符号化的和教诲性的时空观，过去两千年来天文时钟和水利驱动时钟所体现出的客观的均匀划分的时间，生物演化过程中的连续与断裂的统一，在各种关于未来和过去的社会学说中的进步与退化观”等等。⑩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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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兆武与席文教授讨论科学史与思想史的一封信》，第569页。
② 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l986年版，第128—130页。
③ 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第132页。
④ 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第139页。
⑤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p. 231.
⑥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 188.
⑦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 188.
⑧ M. Granet，La Pensee' Chinoise，pp.86，88，96，113. 引自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pp.50，228.
⑨ 尸佼：《尸子》。
⑩ 引自 N. Sivin， "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in J. Fraser， N. Lawrence and F. Haber， eds. ，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p. 152.
样，循环的时间观和与它相联系的自然观似乎仍是处于中国自然哲学思想的深处，与上述时间观交织，①例如，在历史编写中，循环时间观和方位化的空间观与连续的线性时间观配合使用，表现为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出现的进步或倒退的演化。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阴阳五行学说和与它相结合的循环论和方位化的时空观念构成基本的思维框架。
中国天文学家的空间观念展示了一幅复杂的画面，无限宇宙观念似乎盛行。中国三大天文学理论之一的宣夜学派以无限虚空的观念而著称，“天了无质……高远无际……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②“浑天说”的传播者——张衡也说天地之外是宇宙，“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③11世纪的张载写道，“天大无外”。④朱熹也认为天无形，是空的。但是，这些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混杂在一起，宇宙总的来说仍被视为是一个有机体，其中两种基本相反的力量波动互补。⑤
中国古代时空观和运动观念对科学发展的意义 李约瑟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不能在中国自发产生与中国人“对时间和变化的观点无关联”，而应主要从其他意识形态的因素，“具体的地理、社会、条件”来解释。⑥弗莱泽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近代科学的基础是相信必须把“对自然的假设理论数学化，并用试验来验证这些假设”，“而这种对数字化和量度的要求起源于某些与此密切相关的关于时间的学说，这些学说是西方土生的”。弗莱泽把中国不能自发产生近代科学归因于中国自然哲学家喜欢有机自然哲学。⑦席文对此持折衷的立场，声称无法证明“循环的时间观念以外的其他时间观念在中国特殊的科技环境中能更有效地推进中医和炼丹术，甚至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被吸收。”⑧
然而，当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近代科学这一问题，并涉及到中国自然哲学对此的影响时，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领域是物理学。在此领域，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突破首先发生，由此开启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古代科学这个领域中，有机自然观以及与它相联系的隔间式时空观，而不是其他时空观，例如无限虚空的观念，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及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一点很重要。
希腊的原子论者把时空理解为几何形盒子，原子散布其中。他们相信物体所处的位置及其运动存在某种结构模式。如果物质的一个粒子在特殊的时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那是因为另一个粒子的推动。⑨这些观念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从几何学的角度把运动理解为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位置的变化的观念打下了基础，随后导致现代力学和现代早期西方科学思想中对因果关系的机械论理解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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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那个时代，循环论的观念既不是道家的、法家的、儒家的，也不是墨家所特有的，而是所有各家共有的对自然过程的一种思维模式。参见N．Sivin，“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P．153．
② 《晋书·天文志》。
③ 张衡：《灵宪》。
④ 张载：《正蒙·太和》。
⑤ “不论何时当人们尝试去解释结构和变化时，便可能使用阴阳五行学说。当每一种性质的科学发展完善其古典形式后，阴阳五行学说也增加了与每一研究领域问题相关的特殊词汇，连同另一些技术性概念一起，就为这门‘科学’提供一种足以构成解释的理论话语。”参见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15．
⑥ N. Sivin， "Science in China' s Past"， p. xv.
⑦ J. Fraser，N. Lawrence and F. Haber，eds. ，Time，Science，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p. 1.
⑧ N. Sivin， "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p. 154.
⑨ 参见 Lucretius， DeRerum Natura，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M. Smi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39.
中国自然哲学中，“两种时间观念成为那些试图区分过程的时间阶段性和空间结构的手段。互补的阴、阳运用于自然过程中，代表着消失和出现、持久和变化、收缩和扩张等方面；运用于空间结构时，则表示正面和背面，低和高，内部和外部。”五行用于区别空间关系时，“五行中的四行常用来表示指南针的四个基本方位，每年太阳路径的四分之一和四季相对应，地球处于中心位置，其他行星围绕地球旋转。”①
每种事物的性质都被认为适合于它所占的位置，并依据与其所占的时空位置相符合的规则活动。自然过程的规律性被想象为不是由某种机械的原则所支配，而是为适应社会生活模式。一个物体占有其位或运动是其性使所然，或是像一个有机体那样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或在“能量场”的影响下，或因共鸣，或由于感应。②这一运动观念与希腊和牛顿学说中把时间和空间视为几何形的空盒，或无限延伸的线条，其中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可量度的位置的观点相佐。它解释了中国很难发展出牛顿型物理学和几何天文学的原因。③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墨家和名家证实了中国古代科技有可能向另一方向发展。名家试图去发展一套关于逻辑推理的法则，墨家不仅与阴阳五行学说没多大联系，同时提出不同的时空观和运动原因观，并有依据试验来阐明一般物理原则的倾向。④墨家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运动是可测量的，并可能考虑到了运动的力学原因。⑤墨家关于物体运动需要时间，空间位置可以量度，运动在于力学原因的观点与后来西方的伽利略，甚至是“牛顿第一定律”所表述的观点相似。墨家同样探讨了物体的下落运动、斜面运动和球面运动等。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含有许多可以被称为“现代”的科学观念。“理学”中关于两种基本力量的观念，猜测到了物质深层结构的两面，即后来被西方科学家称之为“正极”和“负极”，和质子。李约瑟认为中国人“虽从未站在过牛顿所处的位置，却接近拥有原子物理学家玻尔和卢瑟福所代表那些立场”。中国人关于自然以波动的方式运转，自然界两种力量中的每一种轮流升至最高点，然后下降让对立面来控制场的观念，“表达了我们认为相当合理的对波动现象的一种科学的抽象”。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还可以找到更多有近代科学水准的观念和发现，例如《内经》的血液循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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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 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pp. 14—15.
② 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p. 226.
③ 中国人缺乏对天体运动的希腊式几何学观念，他们不觉得现象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几何学和机械论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们看来，宇宙这个大有机体中的每一个有机体都依据其本性遵道而行，它们的运动可以由本质上非具象主义的代数来处理。参见C．Ronan，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221
④ 参见《墨经》，以及C．Ronan，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P 340．格莱汉姆对《墨经》这些相关段落有不同的理解和翻译。参见A．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Hong Kon9：The Chinese University，1978，P．295(A44)，pp．435—436(B63—64)．
⑤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 341.
⑥ C. Ronan， 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p. 236—237.
尽管如此，缺少一种追求再现自然表象和揭示现象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the philosophy of presence)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终究没有在中国自发兴起。西方认识论的重要特征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秩序和结构。这种认识论推动西方学者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这种具相主义倾向是西方科学和艺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概而言之，没有这种揭示事物结构的愿望和努力，科学研究就不能说是现(近)代的。
反观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宇宙论是建立在强调所谓差异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基础上，老子的宇宙论哲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非具相主义哲学预先假定“宇宙的秘密是不可了解的”，因此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也应与此相一致。阮元关于中西宇宙论表述的差异性的言论突出反映这一观念。前面提及的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缺少几何观以及公理化传统都可以被认为是反具相主义的表现。
结 语
古代独立出很高水平的知识体系，天文学、数学、医学及其他实用的成就直到现在还令我们惊叹。西方科学家在回顾中国古代科学时指出“1世纪至15世纪之间，中国没有经历‘黑暗时期’，一般来讲，比欧洲发展更先进……从中国和东亚传入的发现和发明深刻地了西方。”①“许多世纪，欧洲受益于东方传来的技术。”②从10到14世纪，中国就已接近发展出通过试验系统探究的的门槛，并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加工。③今天，对中国传统科学思维进行再认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会有助于推动我国从引进科技到科技创新的跨越式转变。人类表明，一个国家和科技的大发展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刻的和科学思维的变革，后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前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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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seph Needham， Grand Titration， p. ii.
② N. Sivin， "Science in China' s Past"， p. 3.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7
关 键 词：重写音乐史 音乐思潮 学理 学科建设
“重写音乐史”论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从文章发表的时间上看，1988年戴鹏海第一次提出到2007年，主要论战人物约15人，主要论文20余篇，主要论战阵地是以《黄钟》为首的约8个期刊。内容从挖掘因过去“左”的思想而被“遗忘”的音乐家、音乐作品，到集中焦点评论中国大陆唯一正式出版的近现代史书——《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汪毓和著），再到业界学者们思考如何写史,以及对纯学理之思索,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对此论争，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看其所折射出的问题。
一、回顾“重写”论争爆发前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历程
1.1925年王光祈著《各国国歌述评》一书，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音乐的某些历史现象。
2.1936年李树化撰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其中有《音乐》部分，介绍了当时的一些音乐家及其作品。
3.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由吕骥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
4.1958年由三个音乐单位动员了大量人力写作了三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最后得到公开发行、通行全国的是汪毓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要（1840—1949）》专著。Www.133229.Com至此，这是到1988年戴鹏海先生在论文《两点置疑致成于乐先生》中首次提出“重写音乐史”时，国内能够见到的“唯一”的近现代音乐史专著。
由此可看出，这个“家底”使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呈现出些许的“幼稚的面貌”。
二、“重写”是20世纪四次音乐思潮论争的延续，作用是对前三次思潮的反思，折射的核心问题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的认识、学科建设的思考
(一)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何处？这是困扰音乐人百年的核心问题，因而有了以下四次音乐思潮论争
1.第一次论争是在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时期，民间缓和进行的关于“国乐—新音乐—国粹论—全盘西化”之争。
2.第二次论争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战中展开的，主题是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音乐为政治、为战争、为鼓舞民族精神而服务，此点在毛泽东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精辟的论述。
3.20世纪中叶，第三次论争是建国后两条文艺路线之争，争论的结局是残酷的。
4.20世纪下叶，第四次论争思潮始于改革开放至今，历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抒情歌曲/革命抒情歌曲——新潮音乐（谭盾/卞祖善）——“重写音乐史”——文化价值相对论/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学术规范、文德、文风/自我复制、抄袭——新世纪中华乐派。
(二)20世纪中叶的闭关锁国使得两代人长时间的寡闻陋见，由此造成第三次音乐思潮的讨论常陷入一些基础知识、常见专业术语、低级层面知识结构上的冲突里。僵化的思想很难一下子转变
1.从经济上看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60余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向商业经济转化的历程。在前进的途中受到复辟、军阀割据、日本侵略等来自内外的阻碍。但这些仅仅只是“阻碍”“绊脚石”，是暂时的艰难困苦，是阶段性克服的目标，却并不是向商业经济转化的总目标。
2.从科学治学角度看
归纳、推理、演绎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逻辑手段，也同样是人文科学的手段；实验、观察、再实验……经得起反复实践验证的才是科学。
3.从全人类音乐史上看
世界在这160年的历史，是音乐音响巨变的伟大变革时期。将声音保留，长途传输，原声原样再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同影响，这种划时代的创举和人类保留火种的意义同等。因为音乐创作，是根据表演方式进行构思的：人类从无固定演出方式到广场演出、室内小型演出到皇宫、小平台、贵族的沙龙，平民的勾栏、酒肆、茶楼，到商业革命后的大剧院、大舞台，再到今天的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的方寸荧幕。音乐作品将根据新的表演方式重新思想、重新计量。百年来的大交响乐、大歌剧、大合唱、配器法及传统乐器人声等的声源都在改变之中，对音乐艺术的认识扩展到对音响艺术的认识。
(三) 历史从近处看是何等的波澜壮阔，然而从远处看却是静止不动的
修史，应该相隔两代人以上，否则就会被纷扰的场景干扰，成为“近视眼”。汪氏的这本专著写作时间离历史太近，在1958年就写到1949年为止的历史，没有看清这些和音乐有关联的时代大背景，有些主观片面地操刀修史，被人群起攻击也就不奇怪了，他连自己也承认需“重写”。
“重写音乐史”是第四次音乐思潮论争的一个组成，起到了对前三次思潮的反思和清算，以此扫清思想障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纯学理的探索、学科建设铺路：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的批评刺激下，有了学术规范、文德、文风的“集体讨论”，由“夹叙夹议”的散漫写作思维、“以我画线”的“人治”观念，转到用科学的方法治学、探索纯学理的“法制”思维、“数字化”观念；由传统名帝名臣名将名医名妓之“唯一史观”，转到多维度、多层次、多方法的“三多”史观。
三、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理、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重写”
音乐史的写作，避免不了“音乐的构成”问题，它也就是今天音乐史学的学理基础。写作音乐史，必须面向学理的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所依赖的教育技艺传习活动、理论思想建设及其重要的机制保证。
(一)“音乐的构成”涉及的音乐史学学理
1.声音体系：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音乐史，都是各自在把握与建构自己社会一种特殊的、具有各自社会意识形态、从艺术实践产生的、音乐概念的声音体系。这些不同的声音体系反映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艺术思想、生活情感，按照一定规则选择适合的方式、方法、技术、工艺建构组合的。
2.它的学理反映在学科科目上是比较广泛的，比如：社会人文科学体系大纲，自然科学体系大纲，全球史，中西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思想，音乐学，中西音乐史学史，音乐基础理论、记谱法与读谱法，音乐声学、律学，西方音乐技术理论，中国音乐文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大纲，中外音乐名著欣赏，音乐心理学等等。
不难看出，音乐史包罗了理论、实践等十多个大类，以中国音乐史为主轴，存在着纵向、横向的关系，单独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与音乐的相互关系就可列出数十项子学科项目，如：音乐与自然科学：乐器的发生与发展、声乐生理学、声乐卫生、音乐物理学、声学、音响学、音乐医学治疗、音乐生物学等等。
音乐与人文社会科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经济学、音乐音响军事学武器学等等。
此外，尚有政治与人类社会始终结伴而行。因此，单纯以一些大作曲家的各自一批音乐作品为代表的音乐史写法就显得不全面了。更何况以作曲家作品为代表的、以我划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不顾中国实际来著书立说的那种音乐史。
(二)目前急需的学科建设问题
1.需要大量的可说是无休止的原始文献、音响、实物来还原历史事实真相，需要佐证、辨别真伪。
2.需要统一制定音乐艺术学科专有名词、术语、专业符号、名称与计量，由政府公布，统一应用。因为现在的中国音乐专业术语、外来语的译音、译义是不统一的，非常不利于科学研究。
3.需要用数字管理方法，将各项学科按分类法做成音乐系统结构图表——种、类、门、科、目、项的金字塔形结构（例如：某一时期音乐史发生的某件事，看看它属于哪个层次、哪个面，它的上下左右关系从表图上就不难看出或想到它在系统中的性质、地位）。
4.有多种多样的音乐史类别就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的方法论给学科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虽然方法论是很老的老问题，但在音乐学院课程中是一种新的学问，应该开设这门课程。
5.学科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专题、一个方面的研究对象。
6.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机制。人才是研究、整理、发掘音乐史的关键。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需要激励机制，制度保障自身也是一门学科、学问，需要有远见的政府从制度上保障，使音乐史学研究人才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开门七件事发愁。
结语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写作，可以从各种角度、各种层次，用各种方法，由各色人等来写，以市场做检验，时间来评判。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重写”的时机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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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篇8
鸟瞰式地概观20世纪我国宪法学的学术状况，尤其是全面透析其所活用的根本方法，乃当属于所谓“宪法学学”的课题。[1]有关此方面，也许是受到面临世纪之交人们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复杂情愫以及展望未来、一举刷新之类豪情的诱发，近年国内已出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著述。[2]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学界仍未在整体上达至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觉醒＂之境界，亦未曾有关于宪法学之根本方法的争议。
而环顾世界各国，似乎日本宪法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较多。20世纪50年代，日本法学界曾掀起了一场有关法解释问题的白热化争论。这一争论最初虽然乃由民法学家来栖三郎教授的有关法解释观点所触发﹐但许多宪法学者亦参与了这场论辩，[3]其焦点即集中围绕于“事实＂与”价值＂、“宪法之科学”与“宪法之解释”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乃涉及研究的根本立场、即根本方法的问题。
20世纪我国宪法学所存在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也涉及到“事实＂与”价值＂、“宪法之科学”与“宪法之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将对21世纪我国宪法学应有的价值取向产生深远的影响。[4]
当然，在诸如“宪法学学”的视角之下，“20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也同样可能是一种不确定的“图景”，因为历史本身并非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婢女”。[5]尽管如此，谁都难以否认，该世纪的中国宪法学曾经面对了这样一个宿命，即：20世纪之于中国，可谓是一个“宪法的世纪”。因为与欧美许多国家以及东方的日本不同，我国正是进入这个世纪才出现了宪法的，而且其各种文本反复更迭，几乎一发不可收。据统计，法国在当年大革命爆发之后，自1791年开始，迄1875年为止，曾一共出现了9部宪法典，[6]乃成为当代各国宪法学者说明“宪法激变”现象的典型例子。然而根据哥伦比亚大学A.J.内森（AndrewJ.Nathan）教授的确认，其实中国仅在20世纪之内，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则一共制定并施行了12部宪法文件。[7]所以，更确切地说，该世纪是中国的一个“宪法创制的世纪”。宪法规范的这种激剧变动，一方面可以说明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实效性的问题，[8]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宪法学理论的继承与积累。其间，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但却意味着宪法价值秩序的根本转换以及理论传统的彻底断裂。总之，这是一个反复“推倒重来”的世纪。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宪法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倾向，即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存在（Sein）与当为（sollen）[9]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处的“存在”，指的是现实的、或可能生成的事实；与此相反，“当为”则是关于“理应生成”的价值判断，并可体现于规范命题。[10]存在与当为处于永恒的紧张关系之中，从存在中能否引出当为，或者说，仅仅从那种由实然命题构成的前提中，是否真的能够演绎出作为归结的应然命题，这是一个时常在哲学以及法哲学上引起激辩的问题，[11]否定这种可能性的见解，即被称之为“方法二元论”，如新康德学派或新康德主义法学就明确地坚持此一立场。今日我国学者所熟悉的H？凯尔森与M？韦伯，均被列入这个阵营。
在这一方面，我国宪法学所存在的问题十分绕有趣味。就近二十年来的理论状况而言，起初有不少学者曾习惯于从应然命题中直接推断出实然命题，比如详细列举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然后与西方国家宪法中的类似规定或国际人权标准加以对应比较，以此证明在我国现行宪法制度下，人权已得到全面的、或彻底的保障。这种方法所涉及的问题恰与法哲学史上的争议焦点南辕北辙：后者在于是可否从实然命题中演绎出应然命题，而前者则是从应然命题中“逆推”出事实命题。
目前，这种向度的方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摒弃，[12]然而，许多宪法学者却转向不加思索地从实然命题中去打量、追踪、甚至演绎应然命题，即“返回”到西方法哲学史上备受争议的做法上去，但却依然没有意识到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应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如此，直至世纪之交的今日，在面对宪法现实时，“苦闷派”必然继续苦闷下去，而“苦斗派”也注定需要苦斗。韩大元教授是一位尤为强调规范价值的学者，其“亚洲立宪主义（价值）”概念，就宣明是为了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宪法学的影响，并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激励下，倾向于从实然（存在）命题中推断出应然（当为）命题；[13]童之伟教授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将其那个难以与国际宪法学界固有的socialrights的用语相勾通的“社会权利”这一独创的概念设定为“科学”的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像马克思把“商品”概念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一样），表面上似乎甩掉了价值、当为的颗粒，实际上仍把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为”大胆地溶于一炉；[14]郝铁川教授的“良性违宪”说“吹皱＂了近年我国宪法学的”一池春水“，只因人们可能难以从中区别出事实描述的成分与价值判断的要素，[15]而完全否定论者也忽视了这种区别的深远意义。[16]总之，在面对理论自身时，大家都不断沉醉于因浑沌而圆满的理论构成，安命于毋需容忍事实与价值之冲突的学说状况。这里就隐藏着所谓”宪法学理论相对滞后“的一个内在潜因。
没有意识到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这可能是肇源于我国现行宪法规范中某种语言模式的暗示；反之，或许诚如“鸡在先还是蛋在先”这一论辩命题所隐示的那样，也可能正是因为对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关系的无意识，才会促成了这种规范的语言模式。该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把事实命题与应然命题（或规范命题）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如现行宪法第2条第1款有关人民条款的条文表述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在此条款中，似乎混合着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可以互换的规范内涵。第一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第二种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事实上属于人民”。显然，其中的第一种是一个规范命题，也是该条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第二种则是一个事实命题，是可能被解读出来的赘语。然而，无独有偶，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在回顾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之后已指出：“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这种表述自然也是一种事实命题。序言中的这一表述与其后第2条第1款中所可能隐含的那个事实命题互相呼应，而且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有力的铺垫，使后者所承担的事实命题的含义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后者又恰恰被套入理应存在的规范命题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混沌结构的条文语言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亦可偶尔见之于一些西方国家宪法的部分条文，但却比较普遍地被采用于我国现行宪法之中，如其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就采用这种模式；而整部宪法的结构，也是由具有相当规模的事实命题构成的序言部分与理应成为规范体系的其它各章，混然一体地结合而成的。
二、解咒：事实与价值的对峙
其实，17世纪西方的科学革命早已打破了人类对宇宙秩序的一种“混沌”的认识。在这之前，西方知性体系的哲学基础乃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以及基督教的观点综合起来的认识论，即一种可称之为“目的论式的宇宙观”。[17]这种世界观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人文精神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中一个突出的共同要点即在于，在它们所认识到的世界中，事实与价值均是浑然一体的。然而，现代的“科学”粉碎了这种世界观。在它看来，世界虽然呈现出一种秩序，但其只是因果式的机械的秩序，并不充满着意义和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那种可以被发现、被证立的事实，而是被人为创设、人为假定的东西。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D？休谟所提出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应有一条不可逾越之鸿沟的说法，[18]正是这种宇宙观的经典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二元论的哲学观可能是错误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洞析了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这一点上，这种世界观亦含有相当重要的真理颗粒。M.韦伯就曾经把这种世界秩序的发现称之为“世界的解咒”（disenchantmentoftheworld）。[19]
迄今为止西方的整个知性体系的主流，仍然立基于这一“世界的解咒＂之上，尽管当代西方知性体系的主流曾一度受到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的冲击，[20]但后现代主义似乎更“粗暴”地对待价值问题，而根据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PaulineMarieRosenau）的研究表明，它的这种挑战也并未成功，其最初的势头亦已在西方许多国家渐趋式微。[21]
作为以规范为焦点的学问，宪法学也同样必然面对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一般而言，宪法学是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但宪法现象中的“内核”正是宪法规范本身。[22]而宪法规范体系的主体部分大致上又是由一系列的规范命题所构成的，为此，宪法学本身就注定要面对那些价值判断的要素。当然，作为“科学”的宪法学，或许可以从纯粹科学的立场出发，将纷繁复杂的宪法现象做为“事实”加以冷彻的洞析和描述，力求进入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主义”的境界。然而，必须承认：首先，这种“科学”的宪法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已，不可能完全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精确的、普适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其次，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甚至即使与其它部门法学相比，宪法学似乎更难加以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纠葛，因为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要素，必然渗透到种种价值命题中去，凝结成为宪法规范；再次，由于宪法规范本身较之于其它法律规范更具概括性和原则性，为此，作为宪法学之构成部分的注释宪法学，就必然存在为价值判断的要素可渗入的空间，甚至为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留下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些大都是宪法学本身所特有的宿命。为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宪法学的确具有“科学”的成分，有能力揭示“事实”，但也同时又包含了作为“学问”的构成要素，纠缠于种种复杂的价值判断之中。
那幺，应该如何把握宪法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紧张关系呢？有关于此，当我们把宪法学视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就尤其必须正视宪法价值的问题。
蕴含在宪法规范中的价值，并非什幺神秘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来看，它既不是先验的存在，也不是像近代古典自然法论者所说的那样凝结了所谓永恒不变的普适的内容。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政治统治状况所决定的一种历史性的价值，为此不可避免地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23]与此相应，在面对事实与价值的矛盾上，宪法学也可能走向两种不同的岔叉路，最典型的情形可见之于“一战”之后德国。当时，德国国法学（宪法学）界的巨擘C？施密特（CarlSchmitt）刻意地区分了“宪法”（Verfassung）与“宪法律”（Verfassungsgesetz）的概念﹐建构了被后世称为“政治性的宪法学”，其中所言的“宪法”，指的是由宪法制定权力所作出的有关政治统一体之形式与样态的“根本性的决断”，即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宪法”。这种“宪法”既未进入“规范”的层面，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状态；而其“宪法律”则指的是只有以前述的“宪法”为前提才能获取妥当性并发挥其规范性的东西。[24]施密特的这一学说揭示了宪法与“政治”的深层关系，但却也隐含了使宪法学成为政治婢女的内在危险性。于是，如所周知，该时代就同时召唤出了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籍以强烈批判传统德国国法学中的意识形态特性。
然而，早在德国1848年革命挫折之后﹐F？拉萨尔就曾经比施密特走得更远﹐他断言宪法的本质就是“事实上的实力关系”，从而成为（宪）法规范阶级性理论的鼻祖。[25]这一源流后来则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理论所继承。众所周知，中国宪法学就曾长期沉耽于淋漓尽致的阶级分析论。而纵观20世纪的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的解决反复诉诸于暴力革命、政治斗争，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学中依然直接充斥着繁杂的政治寓意甚至政治口号。剔除这类政治寓意或政治口号，维护政治学的园地与宪法学的园地之间的篱笆，不得不成为自许为“科学”的宪法学的一个自觉的使命。有鉴于此，经过之后的长期反思，并针对过去有关宪法与宪法学的那种“泛阶级性＂的观点，目前的中国宪法学开始出现淡化阶级性理论的动向，转而强调宪法的”公共性“以及宪法学的”科学性“。[26]对于我国宪法学来说，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然而，诚如前面所述，做为一门整体学科的宪法学，在其自身的宿命上未必完全可以回避宪法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如果不承认这一点，而将对宪法学之“科学性＂的认识推向另一个极端，其本身也就有悖于”宪法学的科学性＂精神。为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鸵鸟式地避开宪法规范之“政治性”的客观要素，而在于如何妥当地把握宪法的政治性与公共性，宪法学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
在此方面，日本宪法学的体系也许具有一些启发意义。战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思想在日本宪法学界影响深远，但人们依然反对把宪法规范的本质完全“还原”为裸的实力关系。著名的宪法学家小林直树教授就曾断言：较之于实力装置的发动，以规范价值统合政治上的对立，才是宪法规范所期待的“高次元的功能”。[27]而在“发现”了“宪法的价值性”之后，日本宪法学界就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将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为加以相对分离，由此完成了“宪法科学与宪法解释的二元论”式的学科体系构成。根据通说，其构图如下：[28]
A.理论宪法学
a.一般宪法学、宪法原理论
b.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
c.比较宪法学（含比较宪法史）
d.宪法社会学（宪法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研究）
B.实用宪法学
a.宪法解释学
b.宪法政策学（含实践意义的宪法理论）[29]
上述的体系构成，虽然并不否认理论宪法学中的价值性及其揭示当为或应然命题的理想，同时也不否认实用宪法学必须坚持以理论宪法学为依据，追求或甚至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但在具体的任务上，理论宪法学主要是侧重于揭示“事实”、“存在”，为此致力于追求科学性；而实用宪法学则可坦然地面对“价值”、“当为”的问题，为此可容忍其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其中，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还包括几乎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的“阶级性”。这种理论体系一方面自觉地预设了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当为的内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复杂关系。此外，它又恰好适合与现代欧洲的自由法学以及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进行对话，其间容受了美国的现代各种法学思潮的影响，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利益（价值）衡量论﹐并运用到具体的宪法诉讼中去。[30]这些均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事实与价值的冲突意识，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宪法学整体理论的发展。[31]
当然，日本宪法学的这种体系构成的模式，乃是新康德主义法学的影响使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二元论哲学观念则可能是错误的。然而，模糊的辩证整合并不可以完全否定方法二元论的特定意义。即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也可作出这样的推断：既然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的，那幺，基于二者的相互对立，我们可以接受上述的那种二元论式的宪法学体系构成；而由于二者的相互统一，为此就既不能否认宪法学中的价值性，也不能否认宪法学必须揭示规范命题之科学性的任务，同时更不能否认宪法解释有必要以理论宪法学、即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为基础这一重要原则。
三、宪法价值的思想前提
既然事实与价值不可混然一体地把以把握，那幺，解咒之后的世界，就不再充满着意义和目的，并必然迫使人们承受“最终规范和价值”的多神主义（polytheism）的困扰。因为价值的生成本身不能排除主观的背景，所以在各种价值之间，亦同样可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此相应，在宪法以及宪法学上，就存在着一个价值抉择、或价值模式之建构上的难题。要解决这种难题，至少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认识宪法规范价值的意义，即在解咒之后，宪法学为何不应完全拋弃价值的问题。有关于此，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思想持有不同的立场。前者倾向于排除规范的价值功能，把法律规范看成是冰泠的、本原的东西；而自然法思想则重视道德主体的价值体系，并不屑于“条文拜物教”的思维取向。
然而，中国宪法学于20世纪之初开始萌芽的时代，正是法律实证主义在世界上甚嚣尘上的时期，为此亦不可能置身度外。本来，在该世纪之初，梁启超曾一度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大为倾倒，但当他在日本流亡期间接触到19世纪瑞士政治思想家伯伦知理（JohannKasparBluntschli，1802-1888）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便把“卢梭之辈”的学说斥为“陈腐之言”，并一头钻入法律实证主义的阵营。[32]在此后的整个民国时期，法律实证主义更是居于主流地位。时至新中国法学时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实证主义也好，虽然均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在反对自然法、坚信规范可以创设权利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学其实恰恰与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脉相通。殊不知，在许多宪法的理论问题上，自然法思想较之于法律实证主义，其实蕴含了更多的“真理颗粒”，二战之后，新自然法思想在国际法学界中的一度复兴，即可证明这一点，但中国法学却过早地“批臭”了这一理论。
当然，笔者并非主张彻底摒弃法律实证主义的任何观点和方法，包括其中可能蕴含的“合理内核”。新中国以来﹐老一辈宪法学家的辛勤耕耘和高度成就是不容否定的，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吸引和诱导下，成为“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宪法学研究者。[33]但我们注意到﹐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早已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就曾得到极其重要的发展﹐而中国的宪法学迄今还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套“纯粹”的规范科学﹐精微缜密的宪法解释学也尚未成就。我们目前的学说有点像魏玛宪法下的“政治性的宪法学”﹐但其理论的完全度却又远不如施密特的体系。[34]在此意义上﹐留给21世纪中国宪法学的课题委实是繁重而又复杂的﹕一方面﹐必须肃清传统法律实证主义的遗害，厘清规范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却又要妥当处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纠葛﹐建构具有规范科学品格的宪法学。这两个方面几乎构成了一个吊诡的悖论，比如，我们既能全盘否定新自然法思想﹐也能完全批判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吗？这些均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现代德国法学家密腾兹维（I？Mittenzwei）的见解颇堪玩味，他一方面认为法规范始终在追求“法秩序的客观目的”，而法学的目的性思考也是一种由较高位阶之目的的总体出发所作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则明确地反对“利用任何所谓的人性自然之要素，来对抗实证法秩序”，同时也反对“试图籍一种自然法的秩序结构，来正当化具体实证的法秩序”。[35]总之，一旦有了上述的觉醒，那幺我们就不是能够带着先予的价值去津津乐道地描述法的现象，以便壮烈地与实存磕碰，也不是可以刻意地看守着“本土化”标签下的实存，而单纯地接受价值的拷问，而是必然被置于存在与价值相互冲突的剧烈夹击之中，并且难以逃遁。
第二个问题则是宪法文化中的价值模式问题。就这一点而言，综观国际宪法学的潮流，我们会发现：迄今居于主流地位、并在事实上对非西方国家的宪法理论乃至宪法制度均发挥着深远影响的西方宪法学，其总的历史走向是先从西方（宪法价值）中心主义向价值相对主义演进，如今﹐价值相对主义又正在向实践哲学（实践理性）流变。日本的内野正幸教授认为，后一个进程似乎是意味着价值相对主义向西方中心主义的归复，[36]窃见以为﹐那其实正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在此，我们要认识到：价值相对主义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反动，但却发端于西方国家的思想学界，非东方国家的学者就此依然只能是拾人牙慧而己，但是当我们刚开始懂得利用这种思想武器强烈抗议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它却日渐式微。这不得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刻舟求剑”的寓言。再者，在谈到文化（价值）相对主义时，A.J.内森教授又曾提及：中国人在其信念上乃是属于文化普遍论者的。[37]
在价值相对主义的指引下﹐当今中国法学界中也开始出现了所谓“本土化”的概念装置，它曾与宪法学中的“有中国特色”的自我定位意识是彼此呼应的。当然，这一概念也很容易隐藏近代中国“体用论”的还魂，所以必定具有较多的歧义。比如﹐就法律继受来说﹐有作为前提意识的“本土化”，也有作为一种客观结果的“本土化”。前者自然很容易被利用来掩藏某种理论上的陷井﹐甚至被作为拒绝与国际宪法学进行对话、交流的一种籍口，而后者则揭示了一种必然的现象甚至规律，因为﹐不管全面继受外国法的主观意愿多幺强烈﹐任何国家的法律之民族性都不可能被完全抹杀。[38]为此﹐一些学者所倡说的把本土化的意识与“提高同世界宪法学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能力”结合起来的主张，至少迄今仍然不是最不重要的观点。[39]
当然，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宪法文化中的价值模式问题其实与价值的客观化问题密切相关。在法学方法受到利益法学等承认法规范及法判断均包含着价值判断要素的流派的洗礼之后，尽管部分学者坚持认定规范的主观要素难以排除，规范的内容、解释（Auslegung）和有关的诠释学（Hermeneutik）所涉及的价值判断根本无法作客观的论证，然而应该认识到，致力于探究价值客观化的方法，乃是当代国际上主流法学的重要课题。[40]诚如k？拉伦兹所言：严格划分当为与实存、价值与事实的界域，“是新康德主义所阐明的，它虽然还不是最后的真理，但是假使缺少了它，法学就不足以应付其问题。然而，也不能过度强调此种划分，以致认为，不须考虑当为规范所应适用的实存关系，即可确定前者的内容。这种作法之不可行，几乎是众所公认的”。[41]当然，寻求价值客观化的前提是首先承受事实与价值之对立的反复追问，而这正是刻下中国法学当面的一个课题，然而在尚未迈入探究价值客观化的道路之前，价值模式的论辩或许也会成为“虚论误生，浮文妨要”的空谈。目前中国法理学界的部分论客就已经具有这种倾向，而宪法学界则更难以摆脱当该宿命。
四、21世纪中国宪法学的具体价值取向
那幺，应该如何把握宪法价值的具体载体，以确立21世纪我国宪法学的价值取向呢？对此，笔者认为，联系到价值客观化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厘清“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这一对概念。[42]
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的峻别，对于西方主要立宪国家而言，拥有断代史上的明确依据，前者主要指近代西方市民革命以后成立的宪法，而后者则是自一战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在西方主要立宪国家出现转型的宪法。二者之间在价值原理上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近代宪法的基本价值原理有以下三点：
（1）国民：又称“在民”，即表明国家意志的最终且最高的决定者乃是“国民全体＂的原理。这一概念肇源于近代法国的souveraineténationale（国民），既有别于近代宪法以前的君主原理，又不同于当时卢梭所提倡的souverainetépopulaire（人民）概念，其主体乃是一种抽象的、拟制的”国民全体“，为此实际上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政治意志能力。这种原理与”纯粹代表制“相结合，代议机关完全独立于”国民全体“之外，毫无拘束地、并作为一个整体而代替国民”表达＂国民意志，由此塑造出国家意志。换言之，代议机关在不受国民意志之约束的情形下所自行表达的意志，即刻被假设为“国民全体＂的意志，并在民主主义的理念下直接获得正当性与至高性。[43]
（2）自由与平等：“自由”乃是今日所谓的“人权”或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近代经典形态，其中包括人身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以及经济的自由，即所谓的近代宪法中的“三大自由”，其中又以经济自由、尤其是财产权为其整个自由概念的硬核；[44]而近代宪法中的“平等”则是一种“机会的平等”或“机会均等”，并不保障实现实质性平等的其它条件，为此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非“条件的平等”或“实质上的平等”。[45]
（3）权力分立与制衡：各国的具体制度千差万别，但主要都表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其终极目的均在于通过权力之间合理的配置以及互相乖巧的制约，以图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本身的腐败和滥用。然而，实际上，除美国等少数立宪国家之外，议会中心主义却是近代各个立宪国家的共同取向。
以上三大原理均体现了近代国家的理念，即所谓的“自由国家＂或”夜警国家＂的理念，完整地反映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但在进入现代宪法时期之后，这些原理的具体内容则出现了一定的变迁，主要表现在：（1）国民走向人民；[46]（2）社会权利的兴起，自由权内涵的嬗变；以及（3）议会中心的“立法国家”逐渐淡出、行政权的扩大以及“司法国家”化倾向的出现等方面，而这些嬗变又均反映了传统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国家＂、”福利国家＂的演进。在国际宪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就是现代宪法的滥觞，而在二战之后，现代宪法的价值原理则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推广。可以设想，现代宪法的上述这些理念如果可以发展到极致的形态，就可能与传统社会主义宪法的理念相近似。
对于上述诸种变迁的许多要点，当今中国宪法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故而在此不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60年代起，对政府的PolicePower加诸限制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又有所复活；[47]90年代之后，连一向确信社会国家理念的日本也出现“规制缓和”的动向；[48]而如今所谓的“世贸规则”﹐则更倾向于对近代自由竞争的归复。[49]这一动向反映到宪法上来的状况，姑且可概称之为“后现代宪法”现象，而这种现象，目前已经广泛地出现于西方多个主要立宪国家之中。
“后现代宪法”现象彰显了当代各国宪法在价值选择上所面临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首先，在西方许多主要立宪国家，即已经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国家理念、完成了现代宪法课题的国家里，虽然走向“后现代宪法”的趋势似乎已成定局，但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之间的价值冲突仍不可避免，二者简单的统一或所谓的“梦幻组合”也受到了质疑；其次，在一些已经完成了近代宪法课题，但尚未完成现代宪法课题、尤其是尚未实现现代社会国家理念的国家或地区（如我国香港特区或拉美一些国家），宪法价值的选择将可能陷入较为困难的境地。尽管西方先进立宪国家的“后现代宪法”现象呈现出向近代宪法价值原理的“复归”，为此在表面上，这些国家或地区目前所选择或固守的宪法价值原理不期然而然地接近了先进立宪国家的宪法价值，但由于从未确立过“社会国家＂式的宪法价值，所以在其自身的社会内部却仍然潜藏着深刻的、或将不断趋于深刻的社会矛盾，而其所标榜的近代自由价值又恰恰因为在表面上趋同于当下西方主要立宪国家的”后现代宪法＂现象而获取了一定的妥当性的依据，但这并不足以遏止围绕着宪法价值取向的争论或交锋。
反观我国，宪法价值取向的选择则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因为我国基本上仍未完成近代立宪主义的课题，这一点是勿庸赘言的。为此，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宪法学首先就必须完成价值取向的选择，并仍然面临着以下几种复杂的选项：
第一种：跃进式的取向、即跳跃“近代”而直接进入“现代”；
第二种：历史阶段论式的取向、即先“近代”而后“现代”；
第三种：理性主义取向、即近代课题与现代课题相互交融、近代阶段与现代阶段齐头并进。
笔者既不完全同意单纯的社会进化论或历史递进发展的观点，亦不对人类理性的可能性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但基本上憧憬上述第三种的理性主义取向。同时，笔者又反对简单机械的“二分法”，即那种企图在近代课题与现代课题的正中间寻找出我们价值取向的立场。窃以为﹐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将面向21世纪中国宪法（学）的价值取向定位于二者之间的某种类似于美学中的“黄金分割点”上。试图示如下：
APB
（公式﹕AP：BP=AB：AP）
其中，A：现代课题
B：近代课题
P：宪法价值定位的黄金分割点
勿庸违言，上述的这种“黄金分割法”式的价值取向立场，旨在偏重于近代课题中的宪法价值原理。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以下几个值得参考的理由：第一，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在反复“推倒重来”的历史过程中，20世纪的中国宪法并没有彻底完成立宪主义的近代课题，为此，对于面向21世纪的中国来说，近代课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均可能超过了现代课题；第二，当今全球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或一体化﹐并不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共同进入“大同世界”，目前的“世贸规则”也主要是贯穿了以美国等西方立宪国家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并必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宪法”的演进。为此，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重视近代课题的价值原理，才能在“入世”之后契合世界潮流，并迎接国际上“后现代宪法”现象的挑战，而后再通过规范价值的调整和发展去统合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政治对立；第三，就“本土”文化的状况来看，亦应如此。木通口阳一教授曾从统治机构论的角度出发﹐主张日本有必要“继续拘泥于‘西方近代’”的一些重要原理，[50]更何况我国乎！[51]
参考文献：
[1]“宪法学学”的概念，是日本宪法学者内野正幸教授提出的。内野认为：所谓“宪法学学”，一言以弊之，即所谓“有关宪法学的学问”，其中包括宪法学史、宪法学哲学和宪法学社会学三个领域。早在内野提出这一概念之前，长谷川恭男教授就曾在其《对权力的怀疑》一书中论及了“宪法学的幺挞（meta）理论”，内野认为，该概念乃相当于其“宪法学学”概念中的“宪法学哲学”。见内野正幸：《宪法学学的意义与课题》一文，杉原授雄、木通口阳一：《争论宪法学》一书所取，（日本）日本评论社1994年版，第379页以下。
[2]有关著述屈指难数，如张庆福、李忠：《中国宪法100年：回顾与展望》；韩大元：《中国宪法学：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董之伟：《面向21世纪的宪法学：评析与前胆》。以上均见张庆福编：《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以下；此外，晚近的仍有韩大元：《面向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载《法学家》1999年第5期；等等。
[3]一些宪法学者在此后还就有关论题写出专着﹐如作为日本宪法学界其中重要一派（但非主流派）的代表性学者、著名宪法学家杉原泰雄教授﹐即出版过《宪法学的方法》一书（劲草书房1982年版）。另外﹐国内学者姑可参见高见胜利﹕《宪法学说50年：一个备忘录》﹐（崔智友译）﹐载张庆福编﹕《论丛》﹐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以下。
[4]当然，通常所谓的“21世纪的我国宪法学”，并不是一个具有高度确定性的概念，因为“21世纪”这一个修辞，本来就意味着一种十分广延的、不可预见的时间秩序，不能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未来图景。为此，这里所谓的“21世纪的我国宪法学”，仅仅是一种在新世纪的时间秩序中可预见的中国宪法学，确切地说，即“面向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另一方面，勿庸赘言，这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正是从20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之中“演进”出来的，与后者具有一定的沿承关系，也必然受到后者的种种制约。为此，回顾20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就成为逻辑上的一种必要。
[5]这也是目前笔者较之于“宪法学的幺塔（meta）理论”而更愿意接受“宪法学学”这一概念的一个理由。因为，前者企图揭示有关宪法学的“理论”（接近于“科学”），而后者只希望诠释有关宪法学的“学问”，二者大异其趣。有关宪法学的“理论”（或“科学”）与“学问”的差异，下文将有论及。
[6]参见胡锦光：《宪法监督体制成因研究》，载张庆福编：《宪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7]AndrewJ.Nathan，“PoliticalRightsinChineseConstitutions”，inR.RandleEdwards，LouisHenkin，andAndrewJ.Nathan，HumanRightsinContemporary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NewYork），1986，p.82.
[8]有关宪法规范的激剧变动及其宪法学上的问题，参见前引拙著，第263页以下。
[9]有关“存在”（is）与“当为”（ought），国内学者亦译为“实然”与“应然”，如今已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使用。晚近较早使用该对译语的，可见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以下。
[10]当然，相对于规范命题来说，是否存在着一种超越实在规范的、更高层次的“应然”命题，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且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承认这种更高的应然命题的存在，那幺就必须承认：在特定条件下，规范命题相对于事实命题是一种“当为”或“应然”的命题，而相对于超越其自身的那种应然命题来说，则又转化为一种“事实”或“存在”的命题。
[11]国内学者可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12]在克服这种方法的偏向上，李步云教授的《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一文可谓居功甚伟。虽然该文没有直接批评上述那种方法，但提出了“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这三个概念，在人权概念上初步打破了人们把实然命题与应然命题看成混沌一团的观念。见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其《走向法治》一书所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以下。当然在此后，习惯于把实然命题与应然命题看成混沌一团的那种方法并非完全破产，或在当下失去了立足之地。它所蕴含的浪漫的“理想主义”倾向，也许正是诱导不久前我国政府决定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一个潜因，但同时也会令人们在深入研究加入《公约》的可行性以及我国在目前的体下履行这两个《公约》的能力时感到困窘。另一方面，李步云教授的上述三分法中也存在可能引起争议的要点，例如其“应有权利”的终极依据为何，即有待论辩。此外，在其三分法的理论构成中，“应有权利”与“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是否可以截然划分，如可，上述两对概念则实际上均可构成了当为与存在的关系，而在此情形下，特意抛弃传统哲学和法哲学中广泛接受并已被厘定的“当为”与“存在”之二分法的特定意义为何，亦可能受到严肃的追问。
[13]有关韩大元教授的“亚洲立宪主义”概念，请参见其《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笔者想表明的是：本人并不完全认为即使在任何条件下，从实然命题中也不能推断出应然命题。
[14]有关童之伟教授的“社会权利”理论，见其《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重构宪法学体系》，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等文章。
[15]有关郝铁川教授的“良性违宪”说及其引发的争论，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郝铁川：《社会变更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谈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同志》，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童之伟：《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载《法学》1997年第5期；郝铁川：《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载《法学》1997年第5期；等文章。
[16]许多宪法研究者均因“良性违宪＂说而陷入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然而，大家所争论的”良性违宪“之说，可能已经大大超越出了郝铁川教授的原义，应可分为作为”事实描述“意义上的良性违宪说和作为”价值判断“意义上的良性违宪说；前者基本上是妥当的，无可争议的；而后者才是可争议的。但是，良性违宪说是否具有争议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宪法学界已经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本身也正构成了一种”事实“，显现出当今中国宪法学并没有意识到”存在“与”当为“之间紧张关系的现况。
[17]根据这一知性体系，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造物主所创造的，因而也被赋予一定的功能与目的，而这种功能与目的亦成就了该种事物的意义；同时，每种事物在宇宙中均有特定的地位，如能各就各位，则宇宙即可达致一种和谐的秩序；而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其意义的成立，也是自然意义的实现。参见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186页。
[18]在哲学上，事实与价值问题，也被称之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共有两个，一是认识论或逻辑学意义上的归纳问题（或因果问题），另一就是伦理学或价值论意义上的这个存在与当为的问题。休谟因提出这两个问题而成为“不朽的哲学家”，而后世的哲学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反复遭受其问题的“折磨”，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哲学家被断言已经完全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诚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休谟问题”之深刻与睿智，被哲人们视为骄傲；而“休谟问题”之长期得不到解决，又被人视为“哲学的耻辱”。孙伟平：《事实与价值》，前引书，第1页以下。
[19]参见石元康，前引书，第186页。
[20]诚如当今美国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波林？罗斯诺（PaulineMarieRosenau）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它摈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中译本（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正文第1页。当然，波林？罗斯诺也不否认，后现代观念对于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亦可能有所贡献。参见同上书，《前言》部分第2页。
[21]同上，第14页。但波林？罗斯诺同时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法国以及其它欧陆各国的“明显衰落＂未必彻底意味着”它正在走下坡路＂。参见同上书，第14页以下的分析。
[22]参见前引拙著的绪论部分，第1–7页。
[23]参见小林直树：《宪法讲义》（新版）（上），（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另，小林教授同时还指出：“意识形态”的用语具有多义性，曾经常被用于指称那种“与实体不相符合的虚伪意识”，为此具有贬义的性质。但他所说的“意识形态”，乃指最宽泛意义上的、受制于社会存在的那种意识或观念形态，其中亦包括那一类贬义上的“虚伪的意识”。同上，脚注部分。
[24]在进入纳粹时期之后，C？施密特的宪法理论就果然不期然而然地遭到纳粹政权的利用。这又同时反证了规范价值本身所应具有的独立意义的重要性。
[25]阿部照哉、池田政章编：《宪法》（1），（日本）有斐阁1975年版，第38页以下。
[26]参见韩大元：前引《面向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一文。
[27]小林直树，前引书，《宪法讲义》（新版）（上），第13页。
[28]同上，第60页。
[29]此外，根据日本另一位著名宪法学家阿部照哉教授对有关通说的叙述，日本宪法学的体系构成大致可图标如下：
A.理论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
B.（该当领域的）实用法学＝宪法解释学
值得注意的是：阿部教授倾向于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应严格地恪守“科学”的原则。例如他认为：就比较宪法学来说，“对法进行优劣的评价，乃偏离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认识的立场，陷入作为价值判断的立法政策论或法律解释论，其自身，虽然作为比较法的研究成果而不得不予承认，但不能想必那就是比较宪法的不可或缺的课题。”参见阿部照哉编：《比较宪法入门》，（日本）有斐阁1994年版，第4页（阿部撰写部分）。
[30]日本的利益衡量论﹐是在自由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下﹐由民法学家加藤一郎从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以及由星野英一从新自然法学的立场首先分别提出的﹐然后推广到宪法诉讼中去的。有关日本的利益衡量论﹐可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以下﹔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连载于《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与1999年第1期。利益衡量论是现代日本违宪审查的一个重要标准﹐主要指的是﹕通过比较衡量“由于对某一人权进行限制所获取的利益”与“由于对该人权进行限制所丧失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大小﹐从而在前者为大的状况下将“对某一人权的限制”判断为合宪﹐反之﹐在后者为大的状况下则将之判断为违宪的一种判断方法。有关论述和研究不胜枚举﹐入门的介绍且可参见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桥和之、高见胜利﹕《宪法》（1）﹐有斐阁1992年版﹐第242页以下。另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中的论述。
[31]有关日本宪法学体系中的这种内在冲突及其发展，可参见高见胜利：《宪法学说的50年―一个备忘录》（崔智友译），张庆福编，前引书，《论丛》（第1卷），第306页以下。
[3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节录），《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页以下。有关梁启超在此方面思想转变过程及其意义的研究，另可参见拙著《中国的、代表与选举》（日文版），（日本）晃洋书房1996年，第84页以下。
[33]“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一语，典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用以比喻哲学家。在当今中国，在法学、尤其是其中的民商法、经济法甚至法理学均已成为“显学”的时代背景下，此以语比喻宪法学者，实在令人冷暖自知。
[34]C·施密特（CarlSchmitt），生于1888年，卒于1985年，德国一代宪法学巨擎。自魏玛宪法时期至纳粹时期，其早期的宪法思想经历了从强烈的规范主义到决断主义的变化，晚期则走向具体的秩序思想。其方法论在总体上倾向于批判法律实证主义，在国家论上致力于克服近代国家的中性化和非政治化，并否定议会主义。主要著作有1928年著述的《宪法理论》等。
[35]参见k·拉伦兹（KarlLarenz）：《法学方法论》（中译版），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3页。
[36]内野正幸：《宪法学的性格》一文，木通口阳一编：《讲座？宪法学》第1卷《宪法与宪法学》所取，（日本）日本评论社1995年版，第11页以下。
[37]AndrewJ.Nathan曾细致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传统中的权利思想之源流，最后在分析有关争论时提及这一点。他虽然点到为止，但却意味深长。SeeAndrewJ.Nathan，“SourcesofChineseRightsThinking”，inR.RandleEdwards，LouisHenkin，&AndrewJ.Nathan，HumanRightsinContemporary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NewYork），1986，p.163.
[38]战后日本就是一例，其法律制度的创制与改制无不极力仿效西方，但仍有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日本法学界长期致力于吸收外国法学理论，并也出现过一些滥用的现象，以至一些学者认为当今日本已有“外国法律之谈过剩”的倾向，但宪法学界的权威学者木通口阳一教授则喝断到：有关的外国法律之谈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并主张应继续了解与吸收外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见木通口阳一：《比较之中的日本国宪法》，岩波新书1979年版，第1－12页。
[39]韩大元，前引《面向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一文。
[40]有关这一动向，德国k？拉伦兹（KarlLarenz）的在概括和研究上的成就，委实值得关注。参见拉伦兹，前引书（中译版），尤其是其中的第1-65页。
[41]同上，第13-14页。
[42]中国宪法学曾长期忽视这一对分类概念，只是到了近年来才有一些学者使用这一对概念，如韩大元，前引书，《亚洲立宪主义研究》。
[43]当然，近代宪法的局限性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亦在乎此。有关国民的研究以及宪法学角度（而非政治学意义）上的批判，可参见杉原泰雄：《国民的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91年版等一系列著作。
[44]参见前引拙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第78-79页。
[45]同上，第105页以下。
[46]区别于“国民”的“人民”（souverainetépopulaire）概念，来源自卢梭的思想，指的是由各个具体的“人民（不同于中国现行宪法中的”人民“概念）”分别享有，并直接行使。根据这种思想，人民是排除代表制的。卢梭曾曰：英国人在议会选举之时是自由的，之后即成了奴隶。然而，在现代宪法下，由于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完全排除传统的代表制或间接民主制，而情绪化的直接民主制的危险性亦被许多历史经验所证明，所以西方国家的人民原理只是与诸如“半代表”（semi-representation）制、普遍选举制以及部分的直接民主制等具体形式相结合。其中，半代表制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代议机关代表必须反映人民或选举人的具体意志，但又不完全放弃传统的代表制度。
[47]参见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着：《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另，有关PolicePower以及财产权保障中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参见拙文：《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张庆福编，前引书，《论丛》（第2卷），第29页以下。
[48]参见戒能通厚：《规制缓和、分权化的“构造性”文脉与都市法的论理》，（日本）《法律时报》杂志1997年第4期，第6页以下。
[49]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凡此种种，当下的我国宪法学界似乎尚未予充分重视。
[50]木通口阳一，前引书，《比较之中的日本国宪法》，第1至12页、198页等。其中﹐“继续拘泥于‘西方近代’”中的“拘泥”（kodawaru）一词﹐在日文的词色上可视为中性词。此外﹐就日本目前的学说动向来看﹐木通口阳一教授的这一学说思想﹐有可能将受到或实事上已受到一定的挑战。笔者亦倾向于认为﹕木通口一代的具有“左派”倾向的日本法学家﹐在代表了一种进步的、批判的学术精神的同时﹐的确大都存在着过小评价日本近代以来外来的法律移植以及本身的法律建制之成就的偏向。然而，正是在此意义上﹐其上述的论断﹐也许恰恰更适合于中国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