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1

【论文摘要】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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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史书篇2

“霾”在上古时就是坏天气“雾霾”一词，最晚在公元5世纪前后的史书上已出现，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上已有“雾霾”。书中的《前凉录》记载，当时在今甘肃武威这个地方发生一起以女为妻的乱伦事件。当时出现怪异的天气：“是月沉阴昏， 雾霾四塞。”

就“霾”这个字来说，相当古老，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霾”字，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是最早释读出此字的专家之一。在《合集》13467版上有一个，在一期7113版上有一个，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认为，雨字头下有一兽形如猫，是“霾”字是毫无疑问的。

在已出土甲骨卜辞中，少说已发现了十几个“霾”字，可见霾这种天气现象在上古时代时已出现，且不鲜见。甲骨卜辞多以天气现象来占卜吉凶，霾天一度出现较多。占卜者往往视作祸端来断析，可见霾天在上古人眼里是“坏天气”，是凶兆。

“霾”的定义最早见于晋代上古时代的“霾”是否就是现在所说的雾霾？迄今气象学界和史学界仍存在争议。以往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甲骨卜辞中的“霾”是一种沙尘暴天气。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沙尘暴冬春季节的大风天多见，甲骨卜辞中的“霾”多与“雨”同时出现，显然，简单统释为“沙尘暴”是不妥的。

依现代气象学的观点，沙尘天气按能见度的远近可分为沙尘暴、浮尘、霾三种。甲骨卜辞中水份(有“雨”)多的湿霾，应该更接近空气混浊的雾霾天气;与“风”一起出现的旱霾，或更接近沙尘暴。

文史古籍中对“霾”的记载并不鲜见。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即提到了“霾”，其中《邶风·终风》有一句：“终风且霾”，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大风刮起，浮尘遮天。不过，《诗经》毕竟不是史书，最早对“霾”作出较科学界定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书中第十二卷《天文志中》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

不过，《晋书》中并没有灾害性霾天的记载。史书上最早的正式霾天记载见于《新唐书》，书中第三十九卷《五行志二》中“常风”条：“(长庆)三年正月丁巳朔，大风，昏霾终日”;“黄眚黄祥”条：“天复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前者是公元823年2月19日，这天是新年正月初一，自然是不好的现象，要记载下来。

疑似雾霾天自唐代后始增那么，在公元823年之前，就没有关于“霾”的气象记载吗？如果没有，《晋书》上又怎会有对“霾”的具体解释呢？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实际上，史书上对霾的记载，并一定用“霾”字。如“土雾”、“阴雾”、“黄雾”、“昏雾”、“黑风”等，都是疑似雾霾天。这类记载在唐代中前期即已出现，如李显(中宗)当皇帝不久的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灾害性天气频发，仅史载的疑似雾霾就有三次，分别是阴历六月庚午，陕西境内“雨土于陕州”;阴历九月四日，山西境内“黄雾昏浊”;十二月丁丑，“京师雨土”。而再往前，这类疑似雾霾在魏晋时代已较多发生，《晋书》上多次出现“黄雾”、“黑气”等气象描述。

可见，唐宋以前中国就出现过雾霾天气，唐以后则雾霾天开始增多，越往后越多越严重。如《宋史·五行志五》 “土”条所记灾害性天气中，带“霾”字的有13起。《元史·五行志》也记载了不少霾天。到了明代，关于霾天的记载激增。《明史·五行志三》中，约记载了32起与浮尘有关的不洁空气事件，其中带“霾”字的达20起。如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丙申(公元1549年5月3日)那天，京城(北京)“风霾四塞，日色惨白，凡五日”。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3

关键词：典籍；事实；人类社会

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在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即可见到“史”字的记载。不过，中国早期历史经历过一段巫史不分的阶段，至汉代经学大盛，出现“经史之学”，甚至有人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是“六经皆史”说的早期代表人物[1]。至《隋书・经籍志》又整合了魏晋以来郑默、李充等人的看法，对图书进行“经史子集”四大部的分类，历史逐渐独立成为一个科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史从来就是指“当前的或过去的事件的记录”，丝毫不包括有历史事件本身的意思[2]。唐代史官刘知几写了一部《史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巨著。可以说，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具有的历史观念在刘知几处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这种重史观念一直持续到清末的乾嘉学派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由于中国发达的文字记录以及传统正朔观念的影响，史料典籍遗留的非常多。参见《汉书・艺文志》可知中国古代信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原则。最终，标志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以文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呈现“史事合一”的特点。因此，中国传统的历史也分成两种路线，：一类是以对典籍本身进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献学；另一方面是通过典籍的记载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与反思的历史学。对典籍的反思，就如刘知几说的“《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3]另一种则是由史家对历 史事件进行反思，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面的“太史公曰”一类字样即是。一种通过史书本身的记载，利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使人重视“生前身后名”的历史评价，达到规范时人的目的。另一种是史家根据此一时的关注重点进行选择和评价历史事件，为时人提出建议。即使是“万马齐喑”的乾嘉时期，《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也没有停止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中国史家在处理历史事实和典籍记载的矛盾这一问题时，呈现了第二个特点――“春秋笔法”。在先秦时期，史家坚持自己写史的评价标准，违背标准者即秉笔直书，才有了“古之良史”之称的董狐。此一时期的史，由于受到君主干扰较小，讲求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至唐太宗索观本朝史书后，嗣君多习之，史官著史遇到了君权的影响，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不得不从地上转入地下。即由原来的秉笔直书变成曲笔。虽然后代的史家不乏许敬宗之流的阿谀奉承之辈，可从总体上看，多数还是可以坚持原则，使用一些用词规律在字里行间透出一件事情的大概。如史书记“某官某罢”，则此人不当去官，罢职是君主乱命；“罢某官某”则是此人不能胜任其职，罢职得当。再比如用“杀某某”形容某人之死，则是君主乱命，“某某伏诛”则是此人确实有罪当杀。这是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笔法”，掌握其中规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过去的事实。

除此之外，中国史学还有个个人修史与集体编纂并重的特色。个人著史占二十四史的七部，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七部书的成书时间皆不晚于唐。其中有私人修史被官方肯定的（如《南史》、《北史》），也有朝廷命个人编修的（如《宋书》、《北齐书》）。唐以后，由于史料增多等原因，正史皆为集体编纂，当然也有私人著史如《路史》、《绛史》等的存在，但是内容价值相对前朝个人著史较低。前期个人修史，因为作者有条件接触材料，积累的材料相对后代也少，故而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完成，此时如前文所述，史官受君权干扰较小，所著基本可信。后世修史，工作量大，干扰亦多，所著之史难免有损。幸而，众人编纂的缺陷同时也是优势：成于众人，资料依据不一，采编水平参差，或有冲突。是缺陷，因为各家说法不一，对读者来说事“湮没了事实的真相”；是优势，因为各家说法不一给了后代考订史实的空间，比之于《路史》一类私人记述有了更大的接近原貌的可能。

提到考证，就不能不提中国史学的第四个特色，即考史论史相结合。中国史料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将历史神话化”（原陕西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语）或“将神话历史化”（辽宁师范大学毕会成老师语）的部分。如何从重重屏障之中择出“真实的历史”，成为中国史家的一个重大难题。在这一点上，给西方近代史学造成巨大影响的兰克史学提出解决办法的时间尚在乾嘉学派之后。按照梁任公先生的叙述，兰克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宗旨为“极忠实地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之，使其恰如本来。”中国长久以来被诟病的“乾嘉考据”，正是遵循上述原则进行史籍的梳理、考订。不仅如此，其学术源流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傅孟真曾在阐述中研院史语所的宗旨时说：“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4]手段虽然是近代的，但乾嘉学派却将手段当做目的，反而是早期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深谙“经世致用”之道，《读通鉴论》等堪称论史经典。综合起来看，中国古典史学虽然不如西方史学有着强大的理论系统，还是在内涵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原则与信条，某种程度上，在兰克与李凯尔德争论历史应当做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之时，中国史家们已经兼容并蓄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上诉诸特点，民国时诸多史家已多有提及。傅孟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论断即是承自“考论结合”的特点。而且中国史料纷繁复杂，若先建立一假定结论，再收集材料，必能找到许多事实来支撑观点。这就是朱本源先生反对卡尔・贝克的说法，认为“任何一个史家最后必须使他的解释模式符合于他的事实模式。”[2]严归田先生在《治史三书》中也阐述过要先广泛收集材料，之后再行整理概括之意。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4

[关键词]传统道德 忠孝节义 儒家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048-04

汉代以来，虽然确立了“三纲”的正统地位，但伴随着朝代更迭、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三纲”的地位和作用也经历了升降沉浮。到了宋代以后，随着“三纲”的凸显，“忠孝节义”也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宋以后主要就讲忠孝节义了。明代以后，“忠孝节义”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已经高过五常。人们论及道德，往往以“忠孝节义”作概括。可是，这一概括最初出现于何时、何书，一直以来却没有定论。

一、“忠孝节义”出处考溯

早在“”时期，“梁效”写作班子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就曾经对“忠孝节义”的出处进行过查考。冯友兰先生曾回忆说：“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但是否查考出结果，不见下文。中国伦理学界也一直对“忠孝节义”的出处非常重视，陈瑛先生回忆说：“有一次谈到‘忠孝节义’这个词组，张（岱年）先生在讲到它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叮嘱我：‘这个词出自何处，谁最早提出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查一查！’”按照陈瑛先生的观点，忠孝节义虽然在先秦时期已经孕育产生，至两汉时比较完备，但四字连用则首见于宋代洪迈的《夷坚丙志·忠孝节义判官》。此外，使用百度百科等权威的网络搜索工具进行查找，其结论也大多认同“忠孝节义”最早出自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但笔者最近在读书时发现，“忠孝节义”四字连用应不晚于五代的后晋，甚至可上溯到东晋时期。

在《旧唐书·薛仁贵传》中，提到薛仁贵征服高丽后，“移理新城，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忠孝节义，咸加旌表。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此为目前查找到的最早提到“忠孝节义”的文献。《旧唐书》为后晋赵莹、刘晌先后主持编纂的。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下令编纂，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成书，历时四载。因此，“忠孝节义”一词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945年。而且《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也就是说，《旧唐书·薛仁贵传》很可能直接从唐人撰写的实录和国史抄录过来。

早在唐初，朝廷就非常重视撰写实录，并以实录为基础撰写国史。清人邵锡荫曾考证说：

唐之史料非不备也。义宁武德中有温大雅之《起居录》，房玄龄、许敬宗、敬播之《三帝世录》，若姚思廉之《贞观纪传》，显庆中长孙无忌、于志宁、令狐德菜、刘胤之、杨仁卿、崔胤又续之，龙朔中许敬宗又补之，此则唐开创及盛时所记载也。长安中，刘子玄、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更撰《唐书》，自创业至开元备是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

按照赵翼的说法，唐代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修撰国史活动，比较重要的就是吴兢撰写的唐国史，后韦述又进行了补遗，撰成篇幅达一百一十二卷的《国史》，也即《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志一九》所载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安史之乱时，韦述曾“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也就是说，四次修史成果“所存仅韦述之本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后唐起居郎贾纬还能见到唐人所写的唐高宗至代宗的纪传。后晋修《唐书》坚持“纂修须按于旧章”（《五代会要·前代史》卷十八）的原则，对于唐前半时期的纪传主要是迻录韦述的国史，其忠实程度甚至于对唐人修史的原话都不做修订，连“今上”、“我”等字眼都没有改动，史论部分甚至常见“史臣韦述日”等字样。《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和编纂方式“不仅决定了其纪、志、传乃至论赞的诸多特点，更使全书反映较多的是唐代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和历史观点”。具体而言，“叙太宗、高宗、武则天直至睿宗史事，反映的主要是玄宗前期的观点”。薛仁贵征高丽正是高宗朝，而且与薛仁贵一起征服高丽的是刘仁轨。《旧唐书·刘仁轨传》的史论部分即为“史臣韦述日”，明显是直接抄录的韦述《唐书》，因此，《旧唐书·薛仁贵传》也很可能是忠实迻录韦述《唐书》，反映这段史实的思想观点应该是“玄宗前期”，也即韦述编纂唐国史时的观念意识。“忠孝节义”一词也似应出自韦述或其前人的笔下。据此，我们权且将唐国史使用“忠孝节义”一词保守地推定为韦述《国史》重见天日的至德元年，也即756年。

考证至此，“忠孝节义”一词的首次使用已经较南宋洪迈大大提前了。按洪迈在《夷坚丙志》的自序中明确提到该书撰于乾道七年，即1171年，最保守地以后晋开运二年（945年）《旧唐书》最终成书时间推定，则“忠孝节义”首次连用较《夷坚丙志》早了226年。如《旧唐书·薛仁贵传》直接迻录于韦述的《唐书》，并以至德元年（756年）为韦述《唐书》成书下限，则早《夷坚丙志》415年。如果再进一步推测韦述《唐书》取材于唐初实录，则“忠孝节义”一词的首次使用或许更早。

任何一种道德名词的出现都有一个长期发展演进的过程，是社会价值观念逐渐集聚、重组、精炼的结果。“忠孝节义”一词在以文字形式出现之前，也应该有一个在社会中不断被锻造和形塑的过程。就像“三纲”在汉代正式提出之前，在先秦已有雏形一样，“忠孝节义”四字连用也必不仅仅是唐代的事。据南北朝时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的注中记载，东晋孙盛就提倡“忠孝义节”。孙盛曾评价姜维说：

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注）

据说孙盛的这段话出自其所著的《晋阳秋》，不过《晋阳秋》早已亡佚，孙盛的这番论述反而借助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得以传世。尽管此处孙盛关于“忠孝义节”的提法与后世所流行的“忠孝节义”存在着后两个字顺序不同的微小差异，但从其倡导的主旨来说，是继承了汉代“三纲”思想，其精神实质与“忠孝节义”是绝无二致的。非常有价值的是，孙盛不仅将“忠孝义节”作为“百行之冠冕”，还对忠、孝、义、节进行了逐个解析，其解析理路也与“三纲”的思想主旨基本契合。当然，孙盛认为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以此认为不忠，是孙盛个人史观和好恶问题（通常人们都视姜维为蜀臣，投魏乃不得已，其妄图恢复蜀国的行为是忠义之举），但其判断忠孝义节的标准符合传统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洪迈，在忠、孝、节、义四个字的排列顺序上内容与条目也有微小差异。其《夷坚丙志》“忠孝节义判官”条记载：

杨纬，字文叔，济州任城人，为广州观察推官，死官下，丧未还。其侄洵在乡里，一日晡时，昏然如醉，欺见纬乘马从徒而来，洵遽迎拜，既坐，神色倚然如平生。洵跪问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为忠孝节义判官，所主人间

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事也。”从容至夜。

“忠孝节义判官”中提到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排列顺序与条目中的顺序不完全一致，而恰恰与孙盛的排序一致，即也是按照忠、孝、义、节顺序来排列的。这种排序法汉代就已有之，乃古代通用习惯用语。如晋代袁宏《后汉纪》卷八记述东汉光武帝曾与群臣论政事，“及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侍对之臣，莫不凄怆激扬，欣然有得”。袁宏的这段话是抄自班固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不过《东观汉记》卷一中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差异在于一个是“节妇”，一个是“节士”，但共同点都是将忠孝节义分别对应四个义务主体。这说明，早在东汉时期、最晚在东晋时期就已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四者并列，并已出现忠、孝、义、节四字连用的趋势。此后，直至明清，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成了忠孝节义的代名词，而忠孝节义则成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缩略语。无疑，无论是“忠孝节义”还是“忠孝义节”都是对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或节士）的精炼，而且在中国传统道德变迁史上，二者曾经彼此通用。不过，较之“忠孝义节”而言，“忠孝节义”既不拆散“忠、孝、节”三者的有机联系，还保持了语义上的连贯，且符合平仄音韵规律，语气上也更加铿锵，朗朗上口，因此逐渐统一为“忠孝节义”。

综上，“忠孝节义”一词的首次使用应不晚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即公元945年。如果不纠结于后两个字的顺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则可进一步追溯到东晋孙盛、袁宏时期。以二人卒年（孙盛卒于373年、袁宏卒于376年）作最保守的推断，忠孝节义四字连用较《夷坚丙志》早了近八百年。

二、“忠孝节义”流衍及原因辨析

毋庸置疑，“忠孝节义”是对“三纲”基本精神的提炼。首先，“忠孝节义”的前三个字就是“三纲”忠、孝、节的直接再现。至于最后一个“义”字则与五常中的“义”字意义不完全相同。五常之“义”是具体的德目，而“忠孝节义”的“义”字含义更广，是对忠、孝、节的肯定。“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充其宜谓之义”（贾谊，《新书·道术》）；“事得其宜之谓义”（扬雄，《法言·昌黎》）；“义者，事之宜也”（《朱子语类》卷六）。从这个意义上说，义超越了五常这样的具体道德行为规范，具有普遍价值性。这种认识不仅见于历代硕儒，先秦诸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如《商君书·画策》曰：“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商君书》直接将义与忠、孝、节（“男女有别”含有节的意蕴）并列连用，并表达了以“义”统“忠、孝、节”的思想倾向，这无疑可视为“忠孝节义”的滥觞。除了“义”字，“忠孝节义”的“节”字也往往超越其性别指向。如孙盛说的“败不死难，不可谓节”就已溢出了女性贞节的狭隘意义，而赋予了气节、臣节、节操等更广泛的含义。

如果说，“忠孝节义”一词在《商君书》中已有萌芽，东汉时期即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或节士）并称，东晋时期已经出现“忠孝义节”的提法，唐代则首次出现“忠孝节义”的词组。那么，这么重要的概念何以直至明清时期才广泛流行，成为尽人皆知的道德要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三纲”的产生、发展、流变的历史作一追溯，因为“忠孝节义”是对“三纲”的重复和强调，是“三纲”的同义语反复，有着明显的关联性。

早在先秦时期，《仪礼》就提出“三至尊”说，韩非子也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此为“三纲”之雏形。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礼纬·含文嘉》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东汉《白虎通义》更是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明确了“三纲”的正统地位。与“三纲”的产生相同步，“忠孝节义”也在先秦和汉代出现雏形。先是《商君书》将为人臣忠、为人子孝、男女有另U与义字联系起来。此后，东汉的《东观汉记》又提出了“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并被东晋的袁宏、孙盛所继承。袁宏和孙盛同朝为官，一个追记了东汉时期高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传统，一个具体解析了“忠孝义节”四字的寓意，并首次将四字连用。这说明在东晋时期，士人阶层对忠孝节义还是比较认同和向往的。但之所以没有广泛流行，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与“三纲”在这个时期的境遇分不开的。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乱纷争中，汉代确立的“三纲”遭到严重挑战。首先，政权更迭频繁，忠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赵翼曾云“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陔余丛考》卷十七）；康有为亦有言“六朝无忠臣”（《康有为全集》第2册，《万木草堂讲义》）。其次，受战乱流离和民族融合的影响和胡风胡俗的浸染，加之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女性的贞节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妇女“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这一时期的“三纲”，唯有孝道还得以弘扬。既然“三纲”都受到如此严峻的挑战和冲击，体现“三纲”价值精神的“忠孝节义”得不到回应和影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孙盛、袁宏对忠孝义节的倡扬很快就被湮没在南北朝的乱世纷争中。隋唐一统结束了长达三百多年的乱世，“忠孝节义”再度被提起，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成为朝廷旌表的重点。但有唐一代释老盛行，儒家思想还没有取得绝对权威地位，加之胡俗遗风尚存，唐末藩镇割据，“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忠孝节义”仍无从谈起。至于五代十国，更是“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在这种情况下，“忠孝节义”也无法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5

关键词：文人画；序幕；儒道思想；书画用笔同法；书画同源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5-0205-01

中国的“文人画”是历史形成的，它的萌芽、发展、成熟和演进，同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北宋苏轼提出了带有文人情趣流露文人思想的“士夫画”，它最早见于《跋汉杰画山》中。他认为绘画应重神轻形、神似高于形似，这与先前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谢赫的“应物象形”、姚最的“心师造化”等的形神间求取一种平衡相冲突。苏轼还倡导诗、书、画相互融合，这为文人画的写意理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明代文徵明称道文人之画，明末董其昌也提出了文人画。然而文人画在走向成熟之前，经历了一段历程，这期间的绘画既有萌发期的特点，又与以后的文人画一脉相传。出生于宰相世家的晚唐史论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早期绘画文化方面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就其所包含的内容而言，可以当做早期绘画的一部百科全书。该书网罗旧闻，对绘画的源流、历史发展、名家名迹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品评《历代名画记》，感受中晚唐以前的艺术，探析文人画运动的端倪之书画的渊源关系。

自汉代以来，绘画与书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书法与绘画之间谁更古老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三国时曹植在《画赞序》中曰：“画者鸟书之流也。”认为绘画起源于书法中的鸟书，这种看法不准确，但他已经把书法和绘画联系其来了。张彦远说：“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绝妙，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以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在此张彦远强调“书画用笔同法”多次，切实加强了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了书画联袂的风流局面，这说明书画是相通的，都讲究布局，讲究呼应、均衡、取势、虚实、聚散，讲究气势贯通，讲究笔断而意连。“书画用笔同法”给了后世很大的影响，甚至后来绘画上出现了题画诗，用书写的诗歌来补足画面、点名绘画主题，从而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书画用笔同法”拉开了文人画的序幕，为“书画同源”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中第一次提出了“书画同体”的问题。他认为“在造字之时、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说：“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齐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书，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书，则画之流也。”张彦远在论述书画的起源问题时，将它们的起源追溯到了河图洛书，认为书画刚刚诞生时是同体而未分的，书与画一主于意，一主于形，都出乎天地圣人之意。但是书画真的是同体而未分吗？据我国考古发现，作为最早的象形文字的甲骨文，大都是殷商时期的文字，距今不到四千年的历史。鸟虫篆文则到了春秋战国，比甲骨文的出现要晚一些，而现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都是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三千年的东西，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而欧洲、非洲、西亚各地发现的洞穴壁画，距今已有两万至四万年的历史了。由此可知，“书画异名而同体”或“同体而未分”是不符合绘画发展规律的，绘画不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早在象形文字之前就有了原始绘画。但如果说“书画同源”那就是对了，因为文字和绘画都是源于现实劳动，源于生活，反应劳动情景，反应生活。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的“书画同体”虽然不符合书画发展的历史，但张彦远研究问题的而方法却是正确的，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反复不断地认识，从而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张彦远提出了“书画同体而未分”从而促进了后人对于书画渊源的研究，直至北宋苏轼提出了文人画的“书画同源”，这个理论迅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推崇，这才解决了书画渊源的问题，“书画同体而未分”为“书画同源”奠定了基础，阐释了书画的渊源关系，拉开了文人画运动的序幕，促进了文人画的发展。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一部早期文化的百科全书，多以儒家道家文化为指引，宣扬正统思想，给人以教化，成为文人画的主导思想。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述了书画之间的渊源关系，提出的“书画同法”、“书画同体而未分”的观点，虽然“书画同体而未分”不是很正确，但它明确了文人画初期书画的渊源关系，为“书画同源”奠定了研究的基础，从而促进了文人画的的兴起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贾涛著.中国画论论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

[2]袁有根著.《历代名画记》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3]张燕著.中国古代艺术论著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2.

[4]张建军著.中国画论史.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1.

[5]张启亚著.中国画的灵魂——哲理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2.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6

关键词：《华阳国志》；目录学；地方志；地方史；性质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86-02

东晋政治家、史学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从历史上看，不同年代、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可谓争议颇多。有把它视为地理著作的，如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有把它归到霸史类的，如《隋书・经籍志》、《宋书・艺文志》；有把它列入载记类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有把它列入伪史的，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有把它列为杂史类的，如《直斋书录解题》，等等，不胜枚举。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华阳国志》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一说认为它属于地方史，以谭其骧、王仲荦、仓修良等人为代表；一说认为它是地方志，以朱士嘉、张舜徽、刘琳等人为代表。鉴于《华阳国志》在目录学中出现了“一书多类”的情况，似很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华阳国志》的性质作新的界定。因此，本文首先论述了前人对《华阳国志》性质的研究情况，接着大胆提出《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观点，并力图从《华阳国志》一书的内容和体例、常璩的撰述动因、撰述方式以及方志的起源、方志跟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华阳国志》既可视作地方志，又可纳入地方史。

一、《华阳国志》性质研究的现状

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把《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因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这前四卷中绝大多数篇幅记载了古代地理，因此“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以至后来研究《华阳国志》的专家也认为“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纵然如此，笔者认为，光凭这一点就将《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实为草率之举，因为常璩撰写此书之时的遭遇是“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他的目的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因此，忽视其余八卷的做法过于武断。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中言：“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遍举。注曰：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可见，杜佑在此批判《华阳国志》等著作，“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与专门的地理之书比较，显得不伦不类，换言之，纵然杜佑将《华阳国志》划归为地理著作，亦自知其做法有待商榷。

随着方志学、历史地理学等边缘学科发展为独立学科而另立门户，对《华阳国志》性质又增加了说法。众所周知，方志在宋代定型，作为一种介乎史地之间的边缘学科区别于史学和地理学而发展为方志学；而历史地理学是在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主持成立了“禹贡学会”而开创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局面。此后，有历史地理学家因为《华阳国志》前四卷详细记载了古代西南历史、地理而将其列为区域历史地理论著，如蓝勇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第十六章《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与古代地图编绘》中如是言：“就保存较完好的最早的一部区域历史地理著作而言，当属《华阳国志》”。

以谭其骧、王仲荦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不是地方志。王仲荦先生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王先生认为《华阳国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之相反，以朱士嘉、张舜徽、刘重来、刘琳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地方志。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一文中说：“舆地之书自先秦，方隅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志》为最早。”文中还说：“《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隋书・经籍志》以之入霸史类，《直斋书录解题》以之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以之入伪史类，《四库提要》以之入载记类，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审其书，乃专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之方志也。”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说：“很明显的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八九，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是今日方志的初祖”。

综上所述，《华阳国志》的性质历经多年探讨，至今尚无定论。

二、《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理由

笔者认为，探讨《华阳国志》的性质，应该从《华阳国志》的体例和内容、常璩的著书宗旨及其撰述方式、志史分离等诸多因素来看。

第一，从体例和内容来看，《华阳国志》兼备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特点。《华阳国志》最初名为《华阳国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述时称《华阳记》，或简称《华阳记》。仓修良认为以“记”名书是因为常璩“在当时撰写此书时，亦就把它视作十分盛行的地记。”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都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而地记就是由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和地方性的人物传记汇合而形成，这一点与《华阳国志》一书的结构特点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吻合。《华阳国志》前四卷叙述了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变化和地理沿革，而以地理为主，可视作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十至十二卷记载了自汉以来的先贤士女，可视作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中间部分五至九卷是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西汉末年至东晋初年先后割据于此的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和李氏成汉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虽然这一部分主要因袭《汉书》和《三国志》，但却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华阳国志》视为地方史的学者更为重视五至九卷记述政治沿革的部分，同理，视《华阳国志》为地方志的学者更注重记述地方性地理和地方性人物的部分。由此看来，《华阳国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比当时盛行的地记多了编年记事部分。“这样的内容与组织形式确实是既像地方史，又像地方志。”

第二，常璩的撰写动因以及撰述方式决定了《华阳国志》兼备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特征。一方面是常璩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据专家研究，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换句话说，常璩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矜夸巴蜀历史悠远，人才优秀，巴蜀的人才理应得到与中原之士同等待遇。既要夸诩巴蜀历史、人才，又要记述地理沿革，而要将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反映在同一部著作中，对常璩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但常璩是史学家，被同时代的史学家孙盛称为“蜀史”，原因是他曾写过记载成汉历史的《汉之书》。常璩在《序志》中有言：“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此评价说：“这显然是史家写史的法度，现在他拿来作为《华阳国志》的编写准则，而书中也确实贯彻、体现了这些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华阳国志》被部分学者视作地方史不无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常璩力求在撰述方式上创新，“常璩并不满足于述而不作”，刘琳认为，常璩看到了之前很多方志的一个共同缺陷，亦即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于是，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综合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按照刘琳的陈述，常璩是进行了一次方志编纂形式上的革新。综上两点，后人称《华阳国志》“似史非史、似志非志”，不足为奇。

第三，志与史既关联又区别的发展变化关系造成《华阳国志》的归属不明。现代意义上的“史”与“志”，不难区分，“史”即历史，“志”即地方志。古代史书本称志。“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叙述他的《通志》命名之原由时就曾指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通志・总序》）”《宝应县志・义例》说：“志，史也。”《浦江县志略序解》说：“今之志，古之史也。”梁启超也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不难看出，古代的志，就是记事的史书。这实质上是将“志”和“史”等同起来，清代著名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章学诚自是赞同这一说法，在章学诚看来，国史、方志，只有记载范围广狭之不同，不存在内容本质的差别。那么，究竟如何区别“史”与“志”？如众所熟知的《周志》不是地方志，其名也叫《周书》；《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不是地方志，而是地理总志；《三国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也不是地方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仓修良先生将这里的“记”解释为地记，又说因为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并依次推理《华阳国志》为地方志，这种做法多少有点牵强。

要真正将“志”与“史”区分开来，应当从方志的起源进行探究。后来学者对方志的起源存在较大争议：一说方志源于《尚书・禹贡》，可是《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一样，都是记述全国性地理的著作，属于总志，区别于地方志，因此与地方志应突出区域性的特征相悖；一说方志源于《山海经》，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史念海等人认为，《山海经》从其内容来说，应该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著作，不属于方志，并且他们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同时，近代方志学家张国淦在编著《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时，不收录《山海经》，他认为《山海经》应该和《水经注》一类，属于地理著作；一说方志源于《周官》，《周官》是讲官制职能的书，仓修良认为其书编辑“是适应当时各国政治改革的要求而编辑”，“目的在于托古改制”，是“战国时代托古所作之书”，所以书中内容不足为信；一说源于古代诸侯国史，章学诚认为：“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章学诚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在于他认为在古代“史”与“志”应该等同起来。但是，随着方志的发展，后来有学者认为“方志的性质，它既不是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界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不过史的性质更强，总的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因此，它就不完全等同于历史。”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7

谭博士：你说的对！我们中华民族已有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史。古代的先民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氏族就有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可以说是史书的源泉。据目前的资料看，约在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已经有较完备、较系统的文字，可用以记录史实，并且出现了史官。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史书是公元前5世纪由孔子编撰的《春秋》。《春秋》原是鲁国的国史，经孔子整理成为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全书18000字。以后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实的典籍，如“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等。

小易：中国的书籍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哪些属于“史”类书呢？

谭博士：广义地说，各时代遗留的实物和文字资料，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都可以算是史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归入史部的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可用这个分类为依据，来界定史学书籍的范围。

小易：所谓“正史”指的是什么？

谭博士：正史是指历代朝廷认可的史书，主要有二十四部，也称“二十四史”。你计数，我背给你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是不是二十四部？

小易：嘿嘿，我数了数，正好二十四部。可我在书店看见过标注着“二十五史”的大部头史书，这是怎么回事？

谭博士：上述的二十四史，再加上一部《清史稿》，就合称“二十五史”了。

小易：《清史稿》与前面的二十四史有区别吗？

谭博士：有区别。《清史稿》是清朝寿终正寝后，1914年由民国特设的清史馆开始编修，至1927年基本完成的一部清史著作。由于该书仓促而成，付印时只是“初稿”，亦称“未定稿”，加之谬误较多，所以一直未能作为正史而得到当时官方的承认。

小易：原来是这样！那些所谓的“正史”都是官方编修的！

谭博士：也不尽然。正史有官修，也有私修，还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等，《史记》也是司马迁个人写成的。

小易：《史记》排在二十四史之首，是不是成书年代最早？

谭博士：《史记》不仅成书年代早，它在史学领域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迁原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因得罪皇上而受酷刑，于是发愤著述，创作了《史记》。《史记》52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结束于汉武帝刘彻，时间跨度达3000年，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形式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事翔实，文辞流丽，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小易：随后的《汉书》、《后汉书》等，是不是只记一个朝代的事？

谭博士：你说的对。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形式仍沿袭《史记》的纪传体例，但只记一朝一代的事，像《汉书》就仅记西汉时期的事，因此，又称为断代史。

小易：司马迁早提出过“通古今之变”，如果全是断代史，是不是有它的缺陷性？

谭博士：你说的有道理。历史上有很多史学家就想考察和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著述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最值得关注的要数司马光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

小易：是不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

谭博士：正是。司马光学识渊博，尤其精于史学。他觉得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通读遍览，因此想撮取其精要，修一部通史。经过多年努力，在几位学者的协助下，终于编撰出一部堪与《史记》并列的中国史家之绝笔――《资治通鉴》。

小易：为什么要取名《资治通鉴》？

谭博士：鉴，也就是镜子，引申为借鉴，以史为鉴，就是要通过历史这面镜子，吸取经验教训，为治理国家提供帮助。《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战国初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线，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的表现，并附有简要贴切的评论，借以引导出历史教训。

小易：听我爷爷说，他以前曾经借阅过咱们县的县志，我们家从前出过一个状元，还记录在内呢。这些县志对研究历史有作用吗？

谭博士：你说的这是方志，也称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还有省、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由于地方志的资料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原始性，因此，其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超过了某些史籍。

小易：史学家们呕心沥血写出如此丰富的史学著作，有什么作用呢？

谭博士：古人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家们是想通过对史实的“采善贬恶”来警示当代和后人，以便人们从历史上国家的治与乱、民族的兴与衰、百姓的安与危、个人的成与败的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

小易：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只是觉得史书繁浩，人物众多，进程复杂，不知道怎样去学为好。

中国最早的史书篇8

2、最初传入时，是在很少数人中奉行，并没有引起官府之间的注意，公元前二年，史书记载在我国甘肃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中，有个弟子前来传授。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

3、大多数人认同的还是，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但是不能查出在众多史书中，佛教的出现比这些要早的多。参考《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等史书记载，也是公元前60年左右，但是通过一些其他使数来看，佛教的传入比这要早些。

4、我们历史上佛教，应该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玄学在现代的话已经不在被正式列为宗教，但在那时却是极为风行的。

5、佛教也一样，在刚开始时，我们中国古代一直有道教的存在，然而知道佛教出现，其实还是和我们中国人本身，他的信仰有关，在古代，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有祭拜天帝，信奉土地神山神河神一类的信仰，而佛教就是给中国人一个心灵上的慰藉，并且也是一种寄托的方法。

6、至于他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官方上以及正式上面的记载，大约都在公元前六四和六八年左右，但如果要具体就去考察时间可以参考一些佛家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