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范文
时间：2023-10-23 18:08:03
传播学理论篇1
［关键词］传播学 理论体系 创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淫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转贴于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 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 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④同上，第280页。
传播学理论篇2
【摘要】任何一门学科几乎都是在大量的定量及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慢慢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不断地旁征博引吸取各个学科的理论来完善自身的研究成果，直至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传播学也不例外。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传播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融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甚至生物学的理论。本文着重阐释心理学在传播学的诞生、发展及完善中的应用。
关键词 心理学 传播学 跨学科 应用
一、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研究重点及研究范围
传播学形成于20 世纪30 年代前后，它是一门以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及过程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以人类之间信息传播的过程、手段、媒介；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度；信息传播的目的及控制等为研究重点。
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自身传播、人际传播、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研究的实质就是研究人和他人、团体、组织甚至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人是怎样受到影响并相互影响的；研究人是如何报告信息、接收新闻和数据，如何受教于人，如何消遣和娱乐的。其研究的立足点是人与社会。
信息传递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人们的心理，即传播作用于人及人的心理。因而传播学在它诞生之初就与心理学产生了联系，许多传播学学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如卢因、霍夫兰、奥斯古德、费斯廷格等，他们所得出的一些传播学的原理大多数也都是由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发展、借鉴和衍化而来的。
有传播学学者指出：“对传播学影响较大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许多舆论和传播研究的先驱都受过心理学的训练。”①由此可见心理学在传播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心理学与传播学在研究中的融合
萌芽于19 世纪末的科学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直至开始被世人认为是门科学，从被认为是研究精神和心理的科学到被界定为研究行为的科学，其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进入20 世纪以来，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起来，然而以实践为基础的传播业迫切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传播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如受众的心理、传播的效果等等，以期望能够促进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
由于大众传播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新传播技术革命的推波助澜，以传统报学为基础的新闻学已经无法很好的解释在传播活动中所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将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所得出的理论运用到了实际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得出了有关传播学的一些新理论，并很好的解释了在大众传播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其中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卢因和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是将近代心理学运用到传播学中的两大奠基人。
因社会历史条件及国情的制约，我国有关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科的交叉研究是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开始的，而这一研究又分为两个阶段，即从80 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出现的第一阶段，和80 年代末至今以传播学研究为主要形式展开的第二阶段。心理学在我国与传播学相融合并促进了我国传播学的发展。
三、在心理学视域下提出的传播学理论
1、魔弹论
魔弹论又称“枪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盛行于20 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威力是无敌的、不可抗拒的，在宣传家的运用之下，它们使信息的受传者就像身中子弹、药剂注入肌肤一样，引起直接快速的反应，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见及态度，甚至支配人们的行为。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西多尼·罗杰森。
魔弹论可以从西方盛行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本能心理学中找到对应的理论根源。以本能心理学为例，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表现跟动物的遗传本能的反应是一样的，都受到“刺激-反应”这一机制的影响，即主体在受到某种刺激势必引起某种特定的反应。
而该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刺激-反应”机制是由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提出的，刺激意指外部的环境与身体内部的组织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反应意指因为某种刺激而引起自身肌肉与腺体发生的相应的变化。华生把心理学简化为研究S-R（Stimulus 刺激-Response 反应）的科学，即认为任何复杂的行为都存在着刺激-反应的关系，而心理学便是研究这一机制的因果关系的学科。
建立在“刺激-反应”机制上的魔弹论认为受众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等待着大众传播媒介灌输的各种思想和意识；且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受众对其传播的各种信息都有着相似的反应；认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受众而是信息，信息会作用于人们的态度，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变化。②
2、使用与满足模式
1964 年贝弗提出顽固的受众概念，1974 年由布鲁姆斯和卡茨合著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正式建立使用与满足模式，其研究以20 世纪70 年代为节点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时期。美国社会学家卡茨被认为是使用与满足学说“现代时期”的代表人之一，他在《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将人们的媒介接触行为高度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③
所谓使用与满足就是从受众如何使用大众媒介以及大众媒介如何满足受众需要两个角度研究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卡茨等人认为根源于社会心理的需求引发期望，即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他信源的期望，导致大众传播媒介披露的不同形式或引发其他的活动，最终造成需求得以满足或其他意料之外的结果。
然而在教育心理学中，学习动机理论可以寻出动机、需要和期待理论的源头，即使用与满足可以被看成为一个动机的作用系统：原模式中的人类基本需要在这里可以转换成为媒介使用的需求，该需求可以和媒介使用活动结果的期待共同构成媒介使用的动机，便形成了媒介使用动机基本的结构。媒介的使用动机从问题的情境激发，在媒介使用活动的开始、进行、完成的全部过程中发挥着作用，问题情境会导致受众内心心理的冲突或产生空缺感，因而受众便会产生想要平息冲突、填补空缺的愿望，而这种意愿便是媒介使用需求的表现。④
而需要的这一理论则可以从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得出相应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在1943 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马斯诺原理，将需要总共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不论是包括衣、食、住、行的生理需要，还是涵盖人身安全、健康保护的安全需要，它们都与信息的传播和流通密不可分。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趋发展，及时提供与受众日常生活积极相关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受众通过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信息指导生活，而大众传媒则通过这一过程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四、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新发展随着大众传播学、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新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传播学与更多的学科进行融合，而心理学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学科。
1、新闻心理学
新闻心理活动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它是研究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受众（即在新闻活动中的传、受双方或新闻活动认识主体）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从新闻实践中得出的，同时又指导新闻实践活动。因而，新闻心理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
研究新闻心理学既可以从理论上探讨在新闻活动中人们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正确阐述、准确地预测和有效地控制新闻工作者、采访对象及新闻受众的心理活动，还可以运用其指导新闻实践活动时的方法和途径，从而提高新闻宣传和社会效益，推动新闻改革，使新闻工作更好地承担党和国家喉舌的重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最后，新闻心理学的发展可以推动新闻学和心理学自身的深入发展。
2、广告心理学
广告传播活动也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作为应用心理学在广告学方面的一个分支，广告心理学以研究广告在潜在消费者中的作用以及研究普遍意义上的购买决策的动机为对象和重点。它与消费者心理学交织在一起，广告心理学几乎涉及心理学的所有研究专题：如注意、知觉、联想、理解、记忆乃至情绪、动机、需要、个性等。
如何把握受众即潜在的消费者的心理状况，并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制作相应的广告及宣传策划以期望达到广而告之的作用，提高商品的销售量等等，这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新理论，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理论的创新还会出现更多的理论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播学诞生之初就与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个学科相互交叉，互相融合，既促进了传播学的诞生、发展与完善，同时也丰富了心理学理论的科学内涵。跨学科研究在这一历史实践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期待其他学科可以从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探索出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95
②③石庆生：《传播学原理》[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169
④冯良忠：《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2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理论篇3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结语
传播学理论篇4
关键词: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组织传播
高校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高难度的管理。传播是管理行为的最基本形式,它不仅成为各具体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而渗透到管理的各个角落,并贯穿于管理全过程的始终,因而也成为决定组织管理成败的关键;而且,随着管理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传播也必然影响着组织活动的更多方面,并进一步巩固其基础地位和作用,从而又将成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它具有典型的传播特性。
组织传播是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管理的每一种手段本质上都是属于组织成员交换信息的行为。高校行政管理(包括对人力、财物、时间、信息的管理)就是要通过组织、计划、实施等行动,使学校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完成各项任务。而组织传播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高校行政管理中组织传播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1.高校行政管理中组织传播的特点
高校行政管理中组织传播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讨论:1)从传播的方向来看,组织传播对于高校来说,就是各院系之间、各班级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其组织传播的方向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纵向传播又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2)从传播的通道来看,高校组织中各成员之间传播互动内容可大致分为工作进展、工作要求、组织政策、薪水和福利等等。其信息的来源有直属领导、部门会议、其他部门的成员、管理者的陈述、同部门同级别的同事、直属领导的上司、高层管理者、下属等。高校信息传播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二是透过中介通道,分书面沟通、口头沟通和非文字语言沟通三大类。
2.高校管理工作传统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有价值的信息未能得到充分的传播。传统的高校组织传播模式主要是纵向性的层级传播,横向性的信息沟通不多,传播手段主要是文件通知、会议传达。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受不同层次传播者对信息理解和选择的影响,造成信息量的减少和信息失真,传播的效果很受限制。特别是以口头方式进行的传播中,由于传播者的理解力、记忆力、转述力及个人好恶的不同,信息很容易失真。另外,处于组织内部流通环节的每一中间环节人,都既是信息的传送者,又是信息的“把关者”,各人的思想觉悟不同,利益不同,会根据自己的好恶而对信息进行加工或篡改,从而影响信息的有效传播。
(2)缺少双向沟通。有关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计划,以及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政策的制定,牵涉面广而且复杂,但由于教职工民主参与的渠道不足,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时未能在有效传播与民主参与的基础上进行。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教职工民主参与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反馈或反馈不及时,影响教职工提意见和建议的积极性。沟通的关键仍在于组织管理者对组织传播的重视程度。缺乏有效的双向沟通,既减弱了个人对组织目标的认同和与他人合作的愿望,扼杀了教职工宝贵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积极性,又反过来也进一步降低了组织传播的效果。
(3)组织传播制度化缺失。组织传播是一个改变态度、影响行为的持续的连贯的过程。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缺乏统一的传播制度。校办、宣传部门以及工会组织作为高校组织传播的主要机构,有时只从各自的部门事务出发,缺乏协调与合作,达不到有效处理信息、及时反馈意见的系统要求;而各职能部门则一般只负责制定本部门的政策,至于制定的政策是否合乎实际,执行中存在哪些问题、效果如何,没有专门人员跟进调查研究,导致各部门制定的政策、规定有可能相互抵触,从整体上降低了职能部门的服务功能。
二、促进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的途径
1.有效构建高校组织的民主管理运行机制
制度化的组织传播机制,是建立在高校组织的民主化管理与运作基础上的,它要求相关组织传播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首先,要求增强工会组织应有的民主建议和监督的权力,真正提高工会组织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调动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其次,要根据各院系的具体情况,在下放权力的基础上,使组织传播更直接面向个体成员,以减少组织传播过程中的层级损耗,提高组织传播的有效性。再次,要建立以校办为枢纽的通过校办与宣传部、校办与工会、校办与各职能部门、校办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双向沟通的组织传播运行机制,增强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形成良好的决策与信息反馈制度。
2.加强管理沟通
管理沟通即组织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沟通有助于下属与领导之间交流感情,有助于上级了解并满足下级需求,辅助决策,达成共识,完成目标,促进高校组织绩效的不断提高。要实现良好的沟通,需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上级应该主动与下属沟通。沟通是管理者的首要职责和基本技能。学校组织的上层管理者首先是学校各种政策、信息的发送者,其次组织沟通网络无论怎样建立,管理者都是重要的沟通中枢,对各种下行信息、反馈信息进行着加工、处理和再传送。上级管理者要及时了解下级的需要,从自己管理的组织中获得比较有效的信息,正确地整理和反馈,传达给下属,利用沟通这一有效工具,实现对下属的有效激励,挖掘下属的潜能,为学校创造更好的业绩。
(2)完善高校行政组织的沟通网络。1)在高校中管理沟通的主体和客体就是管理者和教职工。当管理的上下级之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沟通角色的时候,就会形成无比坚实的主客体基础,主动地担当起信息沟通的传输者。在高校中,管理者和教职工都同时担当着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双方既是沟通的主体又是沟通的客体,而且都必须具备的关键角色行为便是反馈。要保证组织管理沟通畅行无阻,首先,必须保障沟通的主客体是敞开的、不闭塞的、有交流愿望的。其次,很重要的是,沟通主客体是易接受、善理解和有弹性的,有反馈意向和能力的。2)建立完善畅通的沟通网络。沟通的基本要素有七个,即信息源、听众、信息、目标、环境、媒介和反馈。把这些沟通要素有机地、活跃地调动起来,使沟通渠道往返有序、高效畅通,形成完善的沟通网络。3)讲究沟通技巧。沟通能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包括一系列广泛的活动技能。管理沟通技能的学习,既是个体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组织效率和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管理沟通技能的涵盖也是广泛且细节化的,既包括一系列的沟通策略和原则,又包括一些技巧和细节,还要求沟通主客体双方具有换位思考的能力。4)注重群体沟通和外部沟通。在高校管理中,学校要整合资源,就要搜集各方面的信息,要激励下属努力完成组织任务,就必须要了解教职工各个层面、各个侧面的需求。高校是一个群体单位,且与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以要建立有效沟通的桥梁,还必须注重与整个群体以及与外部的沟通。
3.采用多种渠道相结合的传播方式
要充分利用网络建立高校组织传播系统的平台。它是高校各部门向师生员工进行组织传播的接口,是各个组织传播子系统集成的统一的用户平台。从目前的技术现实角度上讲,它包括网络课堂教学系统、选课系统、科研系统、电子邮件系统、远程视频会议实时系统、人机交互虚拟现实系统、网络信息专家系统、bbs等等。要充分利用这些传播平台,逐层进行信息传播。而受者对信息也要及时进行反馈,即逐层反馈到各个相应的部门子系统。同时也可以发挥学校校报的作用。另外还要创立开放的传播环境,调动全体师生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增强学校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4.健全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推动组织传播的发展
组织传播活动要不断地改善与发展,就要不断健全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从而改变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使组织成员的满意度增加,对所属的组织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迸发出奉献精神。通过确立规范化的制度条文,对从事管理的干部的职责、任务、培训、考核、待遇、升迁、奖励表彰、合理流动等各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干部的管理有章可循。要使管理者自始至终保持着兴奋的、积极的、时刻做好行动准备的状态,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实施:1)提高管理工作者的期望水平。根据工作目标的具体性、难度以及制度的参与性来制定目标。对下属在日常工作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要加以注意,及时予以表扬,提高其工作成就感,不断增强其工作动力。2)提高工作效价的水平。激励措施要考虑不同人的不同需要和个体差异性,激发管理人员的责任和成就感,从而增加其工作满意度。3)要按照个人的工作绩效确定奖惩的运用,提高关联性。
高校管理工作难度大,其理论基础将进一步走向科学化,这给我们对高校管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组织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综合了传播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相关理论的精髓,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模式和体系,为高校管理的理论研究开创了崭新的前景。组织传播学对于组织内部的传播体系结构和传播功能特性的深入研究,为高校管理组织系统的传播障碍性因素和消除阻隔方法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高校既应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又应遵循管理自身的运行规律,结合组织传播的特点,科学地组织、协调和使用学校内部、外部的各种因素,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保证学校持续、稳定、高效的运转。
参考文献:
[1]教军章,刘双.组织传播——洞析管理的全新视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林瑞基.组织传播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3]张国才.组织传播理论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4]刘乃仲,于艳敏.现代组织传播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j].前沿,2004(11).
[5]周梅芳.高校组织管理中的不良传播及其对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22(2).
[6]胡建.中小型企业中组织传播与员工激励间关系的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传播学理论篇5
［关键词］传播；效果研究；转向；整合
1959年美国传播学者贝雷尔森撰文指出：“传播研究看上去已名存实亡。”⑴一时间，传播学界议论纷纷。传播学研究究竟会不会灭亡，还有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其实，贝雷尔森这一警钟式的宣言也差不多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学者对传播学研究的失望与困惑。在美国，“大众传播理论之大部分（或许甚至是绝大部分）研究的是效果问题”，⑵而当时，在效果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有限效果论”，该理论作为对“魔弹论”的反叛，自40年代兴起以来，曾经风行一时。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内在局限日益彰显，解释现实也渐显无力，“有限效果论”已日暮穷途。此时以效果研究为中心的主流传播学研究必然要发生转向，以寻找新的出路。
⑴⑵⑶⑷
一有限效果论日渐走向死胡同
“有限效果论”是对盛极一时的“魔弹论”的挑战与质疑。它基本上还是处于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S—O—R）模式所界定的研究框架之内。在研究取向上，把传播看成一个劝服过程，侧重于传播者意图的实现；着力探讨传播对受众个体的影响，及受众个体由此而产生的反应；“效果”评估在这里集中表现为对态度改变（attitudechange）程度的测量。有限效果论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大众传播媒介往往并不能直接对受众产生影响，而是通过个人选择性，团体规范、社会关系等一系列中介因素起作用。
有限效果论发展到60年代，开始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由于认为传播效果有限，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会倾向于思考有哪些因素导致传播效果的减弱，从而逐步把目光投向传播过程中个人选择性、团体规范等中介因素作用的研究，如此下去，传播研究的重心将脱离大众传媒自身引发的效果，而转向对中介因素影响的考察，从而使大众传播研究面临被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取代的危险。
（二）有限效果论发现大众传播的效果甚微，从而变相地否定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必要性。效果研究的假定前提是大众传播的力量是强大的，对社会或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于从一开始便饱受实用主义思潮浸润的传播学研究来说，只有大众传播对于社会或个人产生强大影响时，传播效果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效果研究才显得必要。
（三）有限效果论与人们长期以来对媒介效果的看法相矛盾，难以阐释传播现状，进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应该指出的是，到五六十年代，电视媒体的发展势头日渐强劲，并迅速占据了优势媒体的位置。电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家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成天的影像轰炸使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准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有限效果论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从而使自身陷入尴尬之中。
（四）有限效果论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把效果等同于“个人态度改变”，使其内涵缩小了许多，因而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反映传播全貌。毕竟效果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概念，有显在的、潜在的；有对个人的、对社会的；有态度的、认知的、情感的……以任何一种或一个方面的效果取代全部，都难免有些片面。
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有限效果论陷入困境当中。以效果研究为核心的主流传播研究该往何处走，作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效果研究到了选择的关口。
二60年代以来效果研究的转向
自60年代以来，为摆脱传播研究的困境，拓宽研究领域，走出狭窄的有限效果论，效果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
转向之一，由传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的效果研究。
在贝雷尔森宣告大众传播研究之死不久，卡茨便撰文予以回击。他认为大众传播研究并没有死，死的仅仅是作为劝服的传播研究。他认为以往研究考虑的核心问题在于“媒介对受众干了些什么”，而研究结果却表明媒介在劝服方面收效甚微，因此他提出要转向受众研究，传播研究的核心要被另一问题所取代：“受众如何处置媒介。”
沿着这一转向思路形成的典型模式是“使用—满足”模式，卡茨在70年代曾试着这样论述该项调查研究的基本逻辑：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引起期望，即大众媒介和其他信源（的期望），它导致媒介披露的不同形式，结果是需求的满足和其他或许大都是无意的结果。⑶该模式旨在从受众需求动机的层面研究效果问题，把媒介由传者意图的实现物，变为受众需求的替代物，从而在受众一极上，把媒介引入到同社会的广泛联系中来，毕竟受众的需求往往来源于社会环境。
其实这种由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的转向，绝非仅仅是对以往效果研究的悖离，也包含着对以往研究的合理承续。有限效果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认识到受众决非被动的靶子，他要进行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他要受团体规范化观念等中介物的保护，他要受人际传播的影响。而这背后就潜藏着这样一个论断：效果实现需要受众的参与；仅凭传播者一厢情愿是不成的。鲍尔1964年曾写过《顽固的受众》一文，在宣告枪弹论终结的同时，也为当时的“受众中心”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前，戴维森于1959年则提出受众同传者之间存在一种谈判关系（bargain）。⑷沿着这条脉络发展下去，效果研究在面临困境时，转向对受众需求与行为的考虑也是合理的。
同时，该转向也是对当时美国传播界出现的受众分化趋势的一种呼应。60年代以来传播界越来越关注受众可分为哪些层次，哪些因素导致受众的形成，受众有哪些特殊的需求需要满足。杂志、报刊、广播电视的制作者在传播时纷纷把目光投向相应的特殊受众群体，而不再去极力满足大多数乃至所有观众的需求。受众群体不再是同质化，而是分化的，彼此兴趣不同、需求不同的群体。这种趋势，必然要求效果研究加强对受众的关注，从而更加准确地描述受众的状况。
转向之二，从“态度改变”转向从“认知”角度来研究传播效果。
当有限效果论对媒介效果认识与人们的看法相差极大时，研究者们便开始反思继续沿“态度改变”的方向去研究，目标是否正确。人们意识到换个研究角度，从其他方面着手或许会发现不同的结论。
与此同时，心理学领域的变革也波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传播学研究。50年代，认知心理学向一度占据研究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挑战。行为主义强调刺激—反应模式内刺激的强化及伴随的奖惩等因素对行为塑造与态度改变的影响，在这一模式中人被看作是被塑造的对象。而认知心理学则把人看成问题的解决者而非被塑造的客体，它关注的是人们头脑中世界的表象及表象的塑造。心理学领域内这种研究格局的变迁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研究的内部转向。
其实考察传播对受众“认知”影响的研究，早在有限效果论阶段就已开始。比如，二战中，卡尔·霍夫兰曾运用控制实验进行过宣传效果研究，通过放映影片《我们为谁而战》对美国士兵进行宣传，进而考察由此引起的态度改变。研究结果表明，电影放映在改变士兵态度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然而在增强士兵对战争的认识方面却起到很大作用。
效果研究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是“论题设置理论”与“知识沟理论”，前者重在考察媒介赋予事件的重要性程度与人们对该事件重要程度认知之间的关系。麦考姆斯与唐纳德·肖曾认为“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⑸而知识沟理论则讨论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群体因教育、经济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可以说这是效果研究在传播者意图模式下的内部调整。由“态度改变”转向认知效果，毫无疑问，极大开拓了效果研究的空间。
转向之三，由“心理动力模式”转向“文化规范模式”。
德福勒1966年曾提出“媒介不仅直接地作用于个人，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⑹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将要出现，原来的“心理动力模式”将要被“文化规范模式”取代。心理动力模式关注短期的、与个体有关的、直接的效果，总之，“这种效果与一个运动——出于某些动机或为了提供消息的目的利用宣传所作的有意识的或有计划的努力——的观念相关联”。⑺而文化规范理论则关注长期的、无计划的、间接的、集体的而非个体的效果。
这种从社会而非个体的角度来研究传播效果，也与其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詹姆士·卡瑞认为“传播研究的历史决非仅仅是‘研究成果’的历史，决非独立自足的传播过程在经验层和理论层的发展史，它还必须包括不断变动中的其周围环境的历史”。⑻社会环境不仅是传播活动的背景，同时也是传播研究存在的温室。它必然制约大众传播研究课题的提出，并进而影响效果研究的目标与取向。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动荡的年代”，在经济保持繁荣的同时，一系列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并逐渐显露出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校园反叛运动、反战运动……，美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动荡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进而增强了人们心理上由于不稳定而造成的恐惧感。人们纷纷诉诸媒介来了解整个社会，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空前的加强。媒介也以其敏锐的嗅觉与巨大的影响力，竞相卷入到这一系列运动中。“60年代末期，越战，国内政治冲突，通货膨胀等一次又一次合谋把整个社会结构基本上暴露了出来，而这一切又给传媒以可乘之机，使其无孔不入”。⑼传播与社会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效果研究从重个人的狭窄圈子中走出，进而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思考传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势之所至。传播研究也具有社会性，也不可避免地受社会气候的规约，如果无视社会的变迁，则传播学研究将会成为空瓶一个。
考察传播的长期社会效果，向来是传播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早在有限效果论阶段，研究者就对这一领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传播功能的定性分析之中，毕竟媒介功能是对媒介所能产生影响潜力的粗略估价，通过分析媒介功能可以预测媒介的潜在效果。拉斯韦尔、默顿的“媒介四功能说”，从环境守望、社会整合、文化传递、娱乐4个方面论述了媒介的社会功用，并客观地将功能分为正面与负面两种。而拉扎斯斐尔德则突出强调媒介的地位授予、传递社会规范、麻醉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尽管人们对媒介的功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当时，从媒介功能的角度来预测媒介效果在社会层面上是强大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由此可见，效果研究由重个人的“心理动力模式”转向“文化规范模式”也有其内在的传承性。
传播效果研究的上述转向，最终导致一种新的效果论的出现：回归强大效果论。1973年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发表了在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回归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效果概念》宣告了这一新的效果理论的诞生。而该理论的典型模式是“沉默的螺旋”。
可以说这种回归强大效果论，实际上是以往研究的综合。以“沉默的螺旋”为例，它着重探讨的是媒介对社会舆论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而产生影响的前提是受众为避免单独持有某种观点和态度而产生的孤立感，从而对媒介及周围环境的意见认知。效果研究转向后受众的、社会的、认知的3个方面的研究取向在这里交汇。“沉默的螺旋”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个人对他自己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看法的理解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⑽该理论认为个人的感受并非该模式中惟一起作用的力量，大众传播媒介的规定和在人际传播中对某人自己观点缺乏明确的支持，就形成了螺旋，该理论不仅体现了转向后传播效果研究思路的综合，同时也是对有限效果论阶段研究成果的继承与超越。例如在有限效果理论研究中有两个因素倍受重视：选择性与人际传播。效果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受众决非被动地接受，而是有选择：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而强大效果论则是以受众的选择性失去效力为前提，媒介被一种观点所控制，从而剥夺了受众接受其他观点的可能；媒介影响的3个特性：积聚性、普遍性、一致性；进一步使受众的选择性逐步被侵蚀掉。一旦选择性丧失，强大效果随即产生。有限效果论的另一重要发现在于人际传播在实现传播意图方面的重要性；“两级传播模式”则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该模式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并非直接作用于受众，而是舆论领袖优先接触媒介，并凭借自身的威信进而影响受众。后来又出现“多级传播模式”对上述模式进行修正，但人际传播在意图实现方面所起的作用已不容低估。“沉默的螺旋”模式中也部分地吸纳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另一力量是某人周围的人们支持的程度”⑾。我们不妨说回归强大效果论是试图借鉴以往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思考如何寻找媒介强大效果并发现实现强效果的条件的理论。效果研究由原来的“魔弹论”（强）到“有限效果论”（弱）又到“回归强大效果论”（强），可以说是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而在由弱到强的过程中，60年代以来效果研究的“三个转向”可以说是搭起了一座桥梁。
媒介效果理论经历了强—弱—强3个阶段，但是否就能说大众传播的效果在这3个阶段里也经历同样强—弱—强的变化呢？大众传媒的效果究竟是弱还是强；是时弱时强，还是某种条件下弱某种条件下强呢？在回顾了媒介效果理论的发展演变之后，我们已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正如麦道（Meadow）1985年曾说过的“经过四十年的探索，我们对媒介效果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Itdepends”⑿。然而事情是否会如此悲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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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效果研究转向”透视大众传播效果
效果研究转向归根到底是研究角度的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研究者对效果的理解产生了变化，从原来由“态度改变”的角度理解效果转向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由原来“以传者为中心”理解效果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由原来重个人的“心理动力模式”角度理解效果转向重社会的“文化规范模式”。这一研究转向在大大丰富对“效果”的认识空间的同时，也给“效果”评价带来极大的困惑。任何一种效果研究都很难抓住效果的全貌，而只能“瞎子摸象式”地抓住其中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终究传播状况的复杂性决定了效果研究的对象难以把握。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强效果论、有限效果论还是回归强大效果论，都是对效果的一孔之见。在没有具体区分清楚媒介效果的层次的情况下，麦道的那一番感慨也自是难免。
再者，媒介效果是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是随着传媒事业的发展与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决非一个孤立的静止的概念。卡瑞（Carey）曾提出“传播效果问题是历时性的而非共时性的”。⒀他还认为“传播效果争论背后的基本原因是‘社会现实’在这段时期里发生了根本改变。”⒁而返观转向前后的媒介效果理论往往都注重共时性的研究，而忽视历时性的比较，从整个社会历史环境及传媒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媒介效果。国内学者王志兴也指出过主流传播学效果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一根本缺陷。他说：“考察传播的效果，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忽略历史发展的因素；历史环境不同，传播的效果也不同；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即使是正确的结论，也不能证明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⒂
其三，转向前后的媒介效果研究往往都笼统地考察媒介的作用，而没有具体地分析某种媒介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效果，以及在某一时期占据优势的媒体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某一时期主导媒体的力量与其他媒体之间是不同的，不同主导媒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们在分析有限效果论的局限时，也指出过，到60年代随着电视媒体日益占据优势媒体的位置，有限效果论这种建立在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体效果分析基础之上的结论自然会受到挑战。
由于这种孤立、静态的传播研究相互之间各自为战，传媒效果像风一样捉摸不定。
四从转向看效果研究的整合及其可能性
强大效果论—有限效果论—回归强大效果论，效果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形成了对“媒介效果”的种种界定和不同认识。然而，这种种理论之间，有没有整合的可能呢？可不可以形成一个全面地动态地把握“传媒”效果的理论呢？传播学研究界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尝试。
一种尝试是卡茨于1980年提出的，他认为在大众传播中尤为重要的两个因素是选择性和人际关系，当这两个因素介入媒介影响之流中时，传播的效果就变弱；若没有二者介入，则会产生强效果。该种整合模式实际上是对以行为主义刺激—反应（S—O—R）模式为核心框架的效果理论的整合，即有限效果论与魔弹论的整合。如果以此作为以往所有效果理论整合的产物，则未免有些不当。有限效果论与魔弹论两种理论的差异就在于有限效果论更注重中介因素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选择性、人际关系都可归于中介因素之列。可以说中介因素是媒介效果强弱的因变量。该整合模式的缺陷在于：（一）试图以对转向前效果理论的整合来解释转向前后整个效果研究史中的各种理论，以部分取代整体，而忽视转向前后效果研究呈现出的不同研究思路，因此该种整合的尝试是不成功的。（二）对中介物作用的认识是片面的。该整合理论认为当选择性和人际传播等中介因素介入时，传播效果就会变弱。但实际上中介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单向、负面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利用。有时强效果的达成反而需要中介因素的参与，如“沉默的螺旋”则考虑了选择性、人际传播等的因素。（三）该模式是共时性的效果整合，将效果研究综合在一个静态封闭的结构之中，难以从历时性的角度，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下对传播效果进行历史性把握。
另一种整合的尝试来自鲍尔——罗克希与德弗勒的“大众传播依赖理论”，他们立足于媒介—受众—社会的三角关系来理解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社会的稳定程度，大众媒介行使许多独特的和主要的信息功能的程度，受众的变化等都将影响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依赖。这种整合模式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转向后传播效果理论的整合问题。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1）虽然转向以后的3个研究思路（以受众中心、重认知、重“文化规范模式”）在该整合模式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但是尚难以解释魔弹论、有限效果论中的效果问题，从而无力对整个效果研究进行整合。（2）以依赖程度作为效果衡量的标准，是以媒介接触可以直接实现为前提的。因此往往难以发现并解释那些由媒介引起的间接、潜在效果，况且“依赖”作为一种行为，是受众与媒体关系的一种，以此来界定“效果”也有些不妥。（3）该模式把社会—媒介—受众三者并置于三角关系之中，过度夸大了不同组成部分，特别是媒介体系对社会体系的真正独立性。（4）由于没能注意到效果是随历史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依赖模式没能在历时上对效果研究的全貌进行整合。
以上两种整合的失败，进一步引发了我们的疑问：效果研究到底能不能进行整合。对效果理论的整合，需要如下的条件：首先该整合理论能够大体解释转向前后所有效果研究的结论。其次，该理论要能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的结构框架，在该框架中对“效果”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都要兼顾。
我认为所有效果研究整合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效果研究的转向。有限效果论是40年代到60年代，从个人的态度改变进行研究的成果总结，而60年代以后效果研究则从其他几个思路展开。这样效果研究的不同角度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展开，而没有任何一项能贯穿效果研究的始终，效果研究这种在共时上的片面性，在历时上的不连续性，决定了难以找到一个合理框架把效果研究整合起来。
这种整合的不可能，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任何效果的产生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足整个社会来考察媒介效果；同时对不同的效果论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去寻找一个模式来解决问题。
整合不可能，并不等于媒介的效果是不可知的，相信随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人们会得到媒介效果不同层次的描述，当然这也需要研究各方的共同努力。对以往效果理论的研究，我以为勾勒出研究思路的转向总比单一地去整合更具可行性，也更容易把握全貌。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要想了解什么是哲学就必须去读哲学史。效果研究似乎也适合这句话，要想了解媒介效果是什么，还是先去了解效果研究史。
⑴Communicationtheories,Werner.J.severinwithJames.W.Tankard,LongmanInc.,1988P.254
⑵⑽⑾《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59⑶《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103
⑷Communicationtheories,Werner.J.severinwithJames.W.Tankard,LongmanInc.,1988P.267
⑸《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4
⑹《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2
⑺《大众传播模式论》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P.83
⑻⒁MassCommunicationReviewYearbook,D.charlen.Whiteny,SagePubications,1982,P.171
⑼MassCommunicationReviewYearbook,D.charlen.Whiteny,SagePubications,1982,P.172
⑿Communicationtheories,Werner.J.severinwithJames.W.Tankard,LongmanInc.,1988P.287
⒀MassCommunicationReviewYearbook,D.charlen.Whiteny,SagePubications,1982,P.176
传播学理论篇6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方法
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参与全球化运作的人才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加快了迈向市场和教育全球化运作的脚步。伴随着高教体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意见”。其中规定，在部属的高校实行双语教学，并强调率先在金融、法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其他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使用英语教学。目前，在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的某些专业，已经开始陆续试用国外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以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为中国经济腾飞做人才储备。本文拟就新闻传播学科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课程选择、时间安排、教师要求及其相关教学方法做一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的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education)，是指在专业学科课程的教学中，采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而授课中采用中(汉语)、外(英语)两种语言交叉进行，作业、实验、考试均采用外文(英语)的一种教学方法。目前，在我国，双语教学只是在试行阶段，各院校对双语教学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双语教学科目的选择还比较盲目，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涉及较少。其实，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如新闻传播学科推行双语教学也是非常必要的。
传播学自80年代初传入我国，20多年来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还是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而且引进的速度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激励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陆各高校中，翻译作品在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中都不做计算，这种机制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有翻译能力的高校专业教师的翻译热情。这种背景下，传播学的译著很少。反映在教材中，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研究成果都无法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新闻传播学科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对促进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都是大有好处的。
二、开展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及时间的安排
1.课程的选择
选择进行双语教学的教材应是国外优秀的教学用书。国外教材内容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完全不同，国外教材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国外教材知识较新，反映了学科前沿，内容层次分明，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反而觉得累赘，看起来厚厚的一本国外教材与国内同类教材相比内容要少而且简单。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本人认为对于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内容相对较少，加上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选择学科性而不是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课程是比较合适的。
2.时间的选择
最好不要在大学一年级采用双语教学。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只略高于高中的英语水平，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均比较差，而且词汇量也少，如果这时候实行双语教学，会感到困难重重，教学效果比较差。在目前双语教学尚处在逐步探索和逐步完善的阶段，最好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在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连续安排进行双语教学，并选择合宜的学科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的课程。高校的大学英语一般开两年，在大学三年级，相当部分学生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学生普遍已有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的畏难情绪。另外，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符合大学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的指导方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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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1.对专业教师英语口语水平的要求
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除某些学科专业英语外)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汉语教学。现在进入双语教学阶段，任教教师基本上能熟练阅读英语教材，采用英文板书经过短时间训练也能做到。但是用英语口授课程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并不是指教师不会讲英语，而是讲英语时的语音、语调和语言使用的正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较长时间专门进行口语训练的教师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双语教学中口授主要采用英语，辅以汉语，如果教师在用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学生听不懂，将大大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还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此外，双语教学不仅是要学生掌握所学的这门课程的内容，而且还要通过双语教学来提高学生对本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师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非但不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开设双语教学，不能盲从，要有一定的师资条件，若不对教师进行授课前的英语培训，就要教师开设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最终只会留于形式。要使双语教学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前，首先要做好双语教学任课教师的英语，特别是英语口语的培训工作，至少要进行一学期的口语专门培训，以提高教师的语音、语调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流利性，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学生的表率很重要。
2.教师的信息搜集能力
实施双语教学，教师最头痛的事莫过于材料的匮乏。要了解本学科国际水平的最新研究动态，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信息搜集能力，主要包括信息获取、信息整理和信息利用三方面的能力。在获取信息方面，可以到图书馆查阅国内外专著和英文文献材料，甚至向图书室建议购进所需外文教材；也可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向其他高校取经，吸取别人实施双语教学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因特网追踪国际学科热点、下载供课堂教学用的英文材料等。积极地与国外同专业教师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四、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
1.合理组织教学方案
开展双语教学时，由于口授课程时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句，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英语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思维表达方式在很多方面大不相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这正是在外语学习方面需要认知或习得之处。当然，鉴于大学三年级学生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任务还应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计划一些讨论题和某种课堂讲座方式，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启动学能，调动学习积极性，释放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笔者认为，组织采用同一学科专业原版英语教材的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
2.结合采用电化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可组织上同类课程的双语教学任教教师设计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课件可以选择采用全英语或兼有中文和英文的两种方式，这有利于学生的复习和自学。课件中的讲解聘请英语专业教师或英、美籍教师来录音，这样可避免因教师语音、语调不准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采用多媒体教室上课，可节省板书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可改善教学进度。多媒体课件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因此在讲课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观看影像式的教学手段毕竟不能代替面对面的教学，教师仅凭多媒体的手段，无法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无法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及需要表达的要求。多媒体的教学只是教师授课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它能刺激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但在整体课堂组织教学中，难点疏通、提问、回答、答疑甚至讨论之类的面对面师生间的交流，仍是帮助学生理解、汲取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环节。多媒体的手段只有结合这些传统性的环节，课堂教与学才可能成功进行。单纯的外语课或专业课教学是如此，双语性的专业课教学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技术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我国教育也日趋向国际市场开放，我国许多有条件的学校，都在适量开展学科原版英文教材教学，以适应“全球化”人才的需求。新闻与传播学科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虽然未被列入教育部试点专业，但若能在教学中及早尝试并坚定双语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热情，就一定能提高整个学科的教学水平。既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国外的最新动态，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①张慧、杨同忠：《将双语教学运用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改初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5期。
②胡健生：《谈“双语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生物学教学》第25卷，2000年第3期。
③王秀敏：《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双语教学》，《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7卷，2000年第2期。
④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⑤王初明：《影响外语学习的两大因素与外语教学》，《外语界》，2001年第6期。
传播学理论篇7
关键词: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组织传播
高校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高难度的管理。传播是管理行为的最基本形式,它不仅成为各具体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而渗透到管理的各个角落,并贯穿于管理全过程的始终,因而也成为决定组织管理成败的关键;而且,随着管理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传播也必然影响着组织活动的更多方面,并进一步巩固其基础地位和作用,从而又将成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高校行政管理部门作为一个组织,它具有典型的传播特性。
组织传播是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管理的每一种手段本质上都是属于组织成员交换信息的行为。高校行政管理(包括对人力、财物、时间、信息的管理)就是要通过组织、计划、实施等行动,使学校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完成各项任务。而组织传播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高校行政管理中组织传播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1.高校行政管理中组织传播的特点
高校行政管理中组织传播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讨论:1)从传播的方向来看,组织传播对于高校来说,就是各院系之间、各班级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其组织传播的方向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纵向传播又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2)从传播的通道来看,高校组织中各成员之间传播互动内容可大致分为工作进展、工作要求、组织政策、薪水和福利等等。其信息的来源有直属领导、部门会议、其他部门的成员、管理者的陈述、同部门同级别的同事、直属领导的上司、高层管理者、下属等。高校信息传播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二是透过中介通道,分书面沟通、口头沟通和非文字语言沟通三大类。
2.高校管理工作传统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有价值的信息未能得到充分的传播。传统的高校组织传播模式主要是纵向性的层级传播,横向性的信息沟通不多,传播手段主要是文件通知、会议传达。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受不同层次传播者对信息理解和选择的影响,造成信息量的减少和信息失真,传播的效果很受限制。特别是以口头方式进行的传播中,由于传播者的理解力、记忆力、转述力及个人好恶的不同,信息很容易失真。另外,处于组织内部流通环节的每一中间环节人,都既是信息的传送者,又是信息的“把关者”,各人的思想觉悟不同,利益不同,会根据自己的好恶而对信息进行加工或篡改,从而影响信息的有效传播。
(2)缺少双向沟通。有关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计划,以及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政策的制定,牵涉面广而且复杂,但由于教职工民主参与的渠道不足,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时未能在有效传播与民主参与的基础上进行。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教职工民主参与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反馈或反馈不及时,影响教职工提意见和建议的积极性。沟通的关键仍在于组织管理者对组织传播的重视程度。缺乏有效的双向沟通,既减弱了个人对组织目标的认同和与他人合作的愿望,扼杀了教职工宝贵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积极性,又反过来也进一步降低了组织传播的效果。
(3)组织传播制度化缺失。组织传播是一个改变态度、影响行为的持续的连贯的过程。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缺乏统一的传播制度。校办、宣传部门以及工会组织作为高校组织传播的主要机构,有时只从各自的部门事务出发,缺乏协调与合作,达不到有效处理信息、及时反馈意见的系统要求;而各职能部门则一般只负责制定本部门的政策,至于制定的政策是否合乎实际,执行中存在哪些问题、效果如何,没有专门人员跟进调查研究,导致各部门制定的政策、规定有可能相互抵触,从整体上降低了职能部门的服务功能。
二、促进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的途径
1.有效构建高校组织的民主管理运行机制
传播学理论篇8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国企改革
中图分类号：F091.3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023-02
“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芝加哥学派。有学者这样理解，在狭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等同于芝加哥学派的。因此，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芝加哥学派形成和理论观点
芝加哥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指与芝加哥大学联系密切并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流派，其很多代表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像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科斯、卢卡斯等都是出身芝大。他们的研究领域千差万别，分析问题的视角也各有不同，同属芝加哥学派是因为：一是在学术思想上，都信奉自由主义信条；二是经历上，都曾求学或任教于芝大，并一直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正是在几代学派领袖的影响下，大批爱好经济学的年轻人汇集于此成长为经济学家。这些芝加哥大学的弟子遍布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广泛宣传芝加哥学派观点，而诺贝尔奖得主之多也有助于芝加哥学派声名鹊起。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贡献很多，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施蒂格勒信息理论、科斯产权理论、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以及舒尔茨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都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的重大学术成果，其理论影响主要是：一是对市场行为进行了精确的分析，捍卫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比其他任何学派都强调市场的自由放任，反对决策机制的集中。他们认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效率更高、成本最低。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却并不意味政府缺失，政府应该摆正自身位置，其一切活动是为市场服务的，其作用也在于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条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二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推进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趋势。他们不仅研究人类的市场行为，还把犯罪、婚姻、歧视等非市场行为囊括进他们的考察范围，企图用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和“经济人”原则涵化社会学以及政治科学，为经济学打开一片新领地。三是从微观经济学的原则出发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和行为问题。按照其观点，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方法适于解释所有经济行为。在他们的分析框架内，“最大化”不仅意味利润最大化，还指经济人所有指标最大化。
芝加哥学派的不同理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由于“滞胀”影响，英国和美国都先后放弃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转向采取了自由放任作为国家主导政策。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受到货币主义的影响，大力推行私有化，取消政府对私人企业管制，推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在美国，里根政府采用供给学派政策主张，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减少管制企业的规章制度。此外，芝加哥学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打着“援助”的旗帜，条件性地逼迫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在我国，由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导国企改革，科斯的产权理论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线，在我国传播得较为广泛。
二、科斯产权理论
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1959)一文中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句话被认为是科斯定理的核心内容，也是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实，科斯本人并没有直接给出“科斯定理”的含义，最先提出“科斯定理”的是同派的斯蒂格勒。他本人的提法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会达到相等。”罗伯特库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下了另外的定义，强调其关键是产权清楚确定、交易费用为零和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三个要素。 产权理论的实质是什么?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指出，产权明晰的根本就是要产权私有，E.G.菲吕博滕和s.配杰威齐认为：“由私人拥有的资源常常会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如果产权公有，就被认为是产权模糊，容易出现“偷懒”和“搭便车”问题，从而降低效率。用英国经济学家米德举的例子说明他们的观点，如果海中捕鲸的所有权是公共的，鲸鱼供给又是有限的，那么别人捕的越多，自己能捕的就越少，而且为了使捕鲸行业维持下去，还需不断补充新的鲸鱼的供给。但由于海中的鲸鱼是公共的，每个捕鲸者都尽力捕鲸而不养鲸，结果鲸鱼越来越少，以致经济效率低下。若每个饲养渔场都明确划归特定的个人所有，那么在一个竞争的鲸鱼市场，饲养者就会恰当地开发鲸的生产，使经济效率最大化。
科斯在分析经济外部性的案例中说到产权清晰时，虽然没有直接说私有产权，却是以私有产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庇古所用的例子反映了一种真实情况。在英国，铁路公司一般并不赔偿那些因火星外溅而蒙受损失的人――庇古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应有某些国家行为来纠正这种“自然”情况；其次，铁路公司应被迫赔偿那些树木被烧的人――那么我要强调，第一个建议是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的理解之上，第二个则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庇古的分析怎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庇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分析所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争论中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开追加的列车，或加快车速，或安装消烟器，问题在于是否要建立一套制度――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互替的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产生的社会总产品。”
可见，科斯产权理论的本质和真实含义就是要维护私有产权，要为建立、完善和巩固私有产权制度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为倡导私有产权敞开一切大门，大力提倡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科斯的产权理论延续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并把这一理论扩展到经济学以外的学科上。
三、芝加哥学派理论在我国的传播
芝加哥学派理论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末。那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需要引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问题也日益突出。因而新自由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尤其是科斯产权理论更是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主要通过文献出版物、各种研究机构主办的学术讨论等渠道传播，出版社也翻译了许多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译著，像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等，随后在各大学的经济系课程中开设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这都成为了芝加哥学派理论在我国的传播途径。
随着产权理论在我国影响的深入，许多经济学者展开了关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利弊的争论。“张五常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许多人接受并支持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反对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认为张五常否定马克思主义，主张私有化，就是动摇我们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上，有的学者说，低估贱卖甚至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是“明晰产权”的最好方式；有的说，产权交易和股份制改造是“明晰产权”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