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4 06:12:17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
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赛弗林、坦卡德（2000）：《传播理论的起源、方法和应用》，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1920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大选，沃伦・哈定击败詹姆斯・M・考克斯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但美国西部那些贫困牛仔直到两周后才从报纸上看到新总统的模样。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尤其是那些没有电报、电话和报纸的落后地区，像美国早年的新奥尔良、昔日东德的德累斯顿(由于地势低平，至今足球直播信号都要比其他城市延迟)，信息总是比汉堡、纯净水和火腿更晚到达的救济品。
足球就是上帝
这样的情形在今天已经无法想像，无论是经历过新奥尔良飓风后端坐在办公室的美国职员，还是柏林墙倒塌后原东德地区的普通农妇，甚至是电脑前忙碌着的伦敦白领，他们都能一边尝着美味的火腿汉堡，一边喝着依云矿泉水，谈论到底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他们可能正通过互联网收看相同的竞选网页和直播视频，但人们对足球的关注远胜于此。比如贝克汉姆，《白天使》作者约翰・卡林在非洲内罗毕采访艾滋病患者时，看到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位英格兰球星。而人们在关心美国总统竞选的同时可能也正浏览体育新闻，去年八国峰会时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就忙里偷闲地通过互联网观看了皇家马德里队的比赛。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上，出现在“水立方”的美国总统布什也遇到了尴尬，他在为菲尔普斯创造八金纪录而欢呼的人群中，看到了身披巴西球星卡卡球衣的中国少年；在今年的欧洲杯上，德国总理默克尔看球时不断朝她身边的助理抱怨：“其他事情等一等，等比赛结束了再说。”约翰・卡林在访谈里提到：“这里(内罗毕)的人民都在谈论皇马和足球，即使他们饱受疾病困扰，但所有人都在以谈论足球为荣，他们害怕落伍。”要知道，这块非洲陆地与马德里相隔千里，可这儿的人们仿佛自小就生活在马德里一样。事实上，光纤技术和网络应用的普遍推广，全球各个角落的居民几乎都能够和马德里人一样同时了解到比赛的最新结果。这让人想起了前美国加州议长乔治・布朗所说的：“在这个信息时代，任何事情都好像发生在隔壁似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地球村。”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收费电视的推广，足球已经和《圣经》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在电话发明前，只有《圣经》才走遍了全球。”美国新闻作家威廉・黑曾说。不同的是，《圣经》的船票来自上帝的感召，而足球的通行证则来自上世纪传播业的迅猛发展。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足球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传播技术所影响，比如受制于电视集团而偏离了原有的发展轨道等，但人们依然心甘情愿地为它买单。可以说，在有电视之前，人们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而在传媒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上帝的形象则变得模糊――因为足球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上帝”。
足球创世纪
和人们心中的那位上帝不同，足球是没有星期日的，人们每天都期待着以各种方式了解关于足球比赛的信息，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了解足球的渠道也越来越先进。比如，最开始球迷是通过布告栏上的通告；再后来，他们有了报纸，接着有了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就像美国最偏远地区的那些牛仔，他们原来通过在酒馆聊天来认识外部世界，但现在他们坐在电视机旁，就能看到奥巴马和他那高挑的老婆了。
从静态影像到活动画面，再到现在的后网络时代，这和上帝“创世纪”的过程相差无几： “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足球，第二天是活动画面，第三天是报纸和杂志，第四天是广播，第五天是电视，第六天是海底光缆和卫星技术，第七天则是互联网。”足球传播的过程要比耶稣的传道“艰难”得多：1927年，德国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足球广播，而广播技术早在1906年就已经被发明；直到二战后，包括《踢球者》在内的专业足球报刊、杂志才开始盈利；上世纪下半叶，电视开始成为传媒宠儿。1954年世界杯，西德队和阿迪达斯在伯尔尼大出风头，当时西德境内27，000台电视机全部开机，但因为瑞士和西德之间有山脉相隔，转播者不得不在山间搭起了发射塔。到了本世纪初，曼彻斯特的球迷通过沃达丰手机就能观看曼联和阿森纳的巅峰对决，而新赛季的德甲也开始效仿NBA，在IPOD上设置和交流战术，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尽管如此，足球界对新型传媒技术的发展并不感冒，这个毛病在创世纪的七天里每天都存在。活动画面产生时，人们抱怨质量不佳，还不如看女王加冕典礼；电视和报纸开始推广时，西德主教练合恩对媒体记者视而不见，禁止任何媒体采访，球员也害怕记者将他们写得糟糕；而当时各大欧洲俱乐部甚至还在利用报刊广告招聘球员，电话也开始发挥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了三个赛季的罗比・基恩希望改换门庭，于是给其他英超俱乐部写信求职，漫长地等待着布莱克本和纽卡斯尔联的回信，哪知最后弗格森的一个电话将爱尔兰人带到了老特拉福德。基恩对弗格森的办公室赞不绝口，有电话，能发电报。电报也是个好东西，1961年曼联球探在社区学校里发现了贝斯特，立刻给巴斯比爵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曼联功勋教练)发了份电报：“我想我发现了一个天才。”这应该算是足球史上最传奇的电报之一了，如果没有电报技术的发展，贝斯特的信息会如何送到巴斯比先生的办公桌上，是用沙漠的骆驼还是双层大巴?现在网络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曼联的球探即使在里约热内卢的沙滩上也能通过笔记本电脑传送球员视频了，难道他们还要像当年英国足球传道那样，通过哥伦布式的航行吗?
后现代足球
上帝花了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他就休息了，但伯纳斯一蒂姆・李在第七天创造了万维网。在设计出HTML语言，制作了第一个浏览器和网页服务器后，李构建了万维网；这就是我们互联网的前身。凯文・基冈将互联网出现的时间作为划分现代和古老足球的刻度，但按照足球“上帝”现在的工作进度，不出十年，足球界很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后现代足球”的时代。
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故事都在预示着这个时代即将到来，未来的足球运动会随着这个时代走向何方，乐观和悲观的思想都开始涌现。改革者和传播家、电视转播巨头和网络公司cE0们正在建设那通往天空的巴别塔，他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信息一样可以作为面包和火腿散发到全球各个角落，并即时得到反馈。那些到内罗毕的汉堡很多都已经过期了，而信息则还会有再加工功能，变成口碑来传播。掌上电脑和网页技术的普及能够让所有人随时和俱乐部及球星联系，这些其实都已经实现了，但还需要谋求更高发展。也许，未来通过手机和手表就能随时随地收看直播。20年前通过卫星技术传送版面需要四分钟，现在半秒钟内就能实现。
在西方媒体的论坛上，人们已经开始对未来的足球传播进行描绘：在曼联与切尔西进行比赛时，球迷们可以用遥控器对画面进行点击，比如有位年轻球员表现出色，通过点击电视屏幕就会出现这位球员的个人资料、过去的比赛数据和最近的新闻，完全不 用翻阅报纸和寻求网络帮助；观众还可以使用遥控器对场上球员进行评分，通过卫星和光纤数据传送，这些数据会随机在电视机上展示。一项已经在尝试的研究便是默多克和比尔・盖茨都提到过的“气味电视”，通过特殊软件，能够将现场气氛、草皮的潮湿甚至球员身上的汗味都传递给付费的用户，让那些无法到现场的球迷能够身临其境。也许这种功能还能实现“虚拟拥抱”的功能，付费用户可以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描绘的美国和阿曼举行的那次自由贸易会议上双方领导人通过大屏幕虚拟握手一样，和贝克汉姆或者鲁尼进行穿越时空的拥抱。不过最有可能实现的却是，球员们不用再像贝克汉姆那样坐飞机从伦敦到马德里了，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通过网络来完成一系列续约或者转会合同，那时谁还要所谓的小纸条呢。
担忧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在前面描绘了一系列未来传播势力下的足球生活，但可以确认的是好的会越来越好，不好的也可能越来越坏。美联社记者罗森布朗说： “新闻在全球的旅程是按照国际高级航班来进行的。”这意味着传媒界只对那些垄断豪门感兴趣，只有在某些信息真空的情况下才会关注那些小俱乐部，这种状况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很多人以为足球只有皇马和贝克汉姆，就像内罗毕那些灾民一样。当然，那时候世界上可能已经消除了贫困，但信息的豪门垄断却成为了一种新的信息贫困。
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传播心理学是一门结合传播学与心理学的综合类学科，而其创立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在众多传播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受众群体的心理具有可追寻性，从而建立了此门学科，也为如何准确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了更好地利用传播心理学对目前社会中新闻传播环节的误读现象进行阐析，本文将首先介绍传播心理学的一些主要研究内容。
（一）研究传播活动对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整体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对于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传播心理学看来，传播工作者在通过对传播心理学学科知识进行研究讨论之后，设计出能够切实引导大众心理发展的具有实质心理引导性质的活动节目。而这是因为在相关心理研究中表明，当人们接受到来自于外界具有暗示引导作用的信息时，人们的内心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其心理层面也会出现一些与传播者所预期设定相符的变化内容。总体上，整体传播活动对于人心理的影响是从行为、态度以及认知这三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心理学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将为传播工作者提供项目设计方向，使例如新闻消息等相关传播内容从影响人的行为、态度、认知来进一步影响人群的心理变化、发展。例如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正确指引之下，这位观众可能会学着从生活行为做起，在自己的个人言行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德，而他的整体认知态度也将随之向其靠拢，从本质上逐渐成为一名坚守，并且弘扬中国传统美德的社会公民。
（二）研究心理因素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相对地来说，传播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传播活动对于心理因素影响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研究心理因素对于传播活动影响的学科。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同一现象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对于传播者来说，如何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特征来设计传播过程将对整个传播活动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对于电视节目的传播过程中，女性观众比较倾向于家庭伦理剧，而男性观众则更喜欢观看战争剧情，因而针对这一心理层面的不同特点，电视节目的编导可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节目设计。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群体心理因素的把握，传播者往往能够在传播活动正式开展之前就能估计到整体传播信息的主要接受群体以及其群体心理的主要特征。在实际新闻报道的环节中，考虑到各国民众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新闻传播者也往往加以区别化报道，以生活习性迥异的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为例，有关新闻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报道时，其具体的报道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说，在对美国民众进行报道时，往往采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而对中国民众则实施具有渐入性的指引性报告。这种新闻报告中的区别化对待就是对于传播心理学的一种典型应用，但是无论是在何种形式之下，新闻报道者都必须要保持其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而不能作出具有过度修饰性的报道。
二、新闻误读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影响
由新闻误读而引起的对于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总结地说，新闻误读所造成的消极性影响主要体现于新闻接受者的认知层面、行为以及态度方面。首先，根据社会心理的观点，公众传播新闻将会对受众群体的认知层面造成心理暗示，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传播一定的新闻内容来指引民众的认知思维方式。在多数新闻播报工作的开展环节，可以说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特定的新闻事件使受众人群的心理认知产生其预计的变化。因而当新闻误读现象出现的时候，民众的认知心理往往也可能得到不正确方向的引导。例如在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倘若国际上对于我国某一具体事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新闻误读情况，那么将可能影响国际人民对于我国的认知情况。以事件为例，假如国家新闻报道中，世界人民对于事情的真相产生了读解偏差，那么将可能误以为是日本方面的国家土地资源，而我国则是在进行恶意的侵踏，而这些则都是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其次是新闻误读现象对于受众群体行为及态度方面的负面影响。以犯罪报道类新闻为例，部分青少年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阶段期，倘若其对于电视报纸中所报道的犯罪新闻进行了偏差性的解读，认为新闻报道中的犯罪人员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具有英雄气慨的英勇行为，那么这种误读现象将会造成青少年树立起不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也可能引起青少年盲目的行为模仿，可以说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就是由于其本人对于犯罪事件的错误理解所引起的。因而为了对青少年等群体树立起更高的社会价值观，新闻播报者必须要对其播报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并要阐明其新闻重点，避免不正当的表述措辞，以免引起青少年群体的误解。
三、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对新闻误读现象进行原因分析
（一）新闻信息中“噪音”过多
此处所说的新闻信息中的“噪音”，是指新闻传播者在就某一事件进行具体传播报道的过程中，添油加醋地附加了过多不必要性要素，而这些不必要因素即成为了新闻信息报道中的“噪音”。但是新闻工作者之所以进行这种额外添加行为，却也是由于社会大众方面所造成的原因。在目前的社会新闻传播过程中，研究者发现错误的信息有的时候反而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上进行分析，错误信息恰好能够使人们的不良情绪得到很好的发泄。例如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其所附加的照片内容可能与实际播报消息并不相符，是传播者为了加深受众者对于此条新闻内容的认识与印象而故意设定的，譬如在对城管殴打事件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事情的真相只是城管对于市民不法行为的严厉批评，但是相关新闻传播着为了更好地引起受众者共鸣，使该条新闻得到最大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会故意将新闻配图扭曲，使人们所接受的是一个残暴的城管与一个受难市民之间的故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民众对于城管的不良情绪得到了很好的发泄，但是这种本质上的报道失真却对构建良好的城管形象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新闻媒介之间缺乏统一性
随着媒体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新闻传播者所能利用的媒介类型是各种各样的，电视、报纸、电台以及网络都是常用的新闻传播媒介。根据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媒介传播之下，受众者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反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对于新时代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熟悉与接收的新闻传播媒介已然倾向于网络媒体，而对于老一辈的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报纸新闻则是他们更为青睐的传播媒介。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认识不同，所以如果同一事件在各类媒介中得以报道之后，人们对于此事件的理解的分析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小月月事件来说，在同一家庭中，年轻一辈从网络视频中得知该新闻事件之后，可能会将理解重点放在对于冷漠路人的批判，而老一辈则可能从报纸上得知新闻之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于幼儿安全的保护问题中。从新闻播报的本质来看，新闻工作者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对于现实社会中日常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具有更为详细的了解，而各种各样的媒介更是为了拓宽受众范围而产生的。但是当各种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认知缺乏统一时，当同一事件对于不同人群的信息传播重点出现较大偏差时，新闻工作者往往难以达到最初的传播目的。
（三）受众群体的主观信念在作祟
尽管熟话说，流言止于智者，可是在现实的新闻传播环节中，当与实质新闻消息出现严重偏差的流言，在人与人之间得以广泛传播之后，却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而难道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中缺乏智者吗？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新闻传播工作中受众群体出现认知偏差之后，即便新闻传播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公开的纠正、澄清工作，但是由于民众作为个体其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网友及报纸浏览者在得知新闻事件之后，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得出其主观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是难以再通过外界的信息更正发生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流言总是难以得到制止，甚至其传播者的态度总是信誓旦旦的原因。当一条新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时，每一个新闻转述者都会以坚信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进一步的新闻传播，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自我否定，他们始终以捍卫自己认知的态度进行传播。而这时这种来自于广大民众的主观信念在作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误读现象得以发生，甚至说这些误读现象都是部分新闻转播人员故意而为之的。
四、结语
正是因为民众心理活动与传播活动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相互影响性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对于传播心理学知识的掌握来更好地进行社会新闻传播工作，从而从最大程度上降低新闻的误读现象。另一方面，为了使新闻播报过程对整个社会群体负责，我们必须从政策执行机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的传播类法规，对整个传播过程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化工作，其次，其具体的主流传播媒体更应该树立起社会责任心，要明白传媒的公众力量和义务，应该使传媒力量成为促进社会健康健全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不是成为引导民众错误思想行为的源头所在。而作为各类新闻的接受者，民众也应该树立起明确的是非观，避免人云亦云，也应避免过度的自我主观意识，要在接受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具体事件做出正确性理解分析。
关键词：传播淫秽物品罪；淫秽色情信息；传播效果；传播生态环境；传播学；刑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150－09
收稿日期：2011－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xxw007)
作者简介：慕明春，男，陕西吴堡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我国刑法第363条规定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第364条规定有“传播淫秽物品罪”和“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第365条规定有“组织淫秽表演罪”，这几种犯罪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考察其犯罪手段和社会危害性，都具有显著的“传播”的本质性特征，其犯罪过程基本上可视为对淫秽信息的规模化复制、扩散、流动、辐射的传播过程。“传播”是这一类犯罪的核心环节或终端目标。因此，从学理角度考量，这几种犯罪似可以归并为一类“传播淫秽物品罪”，且具有刑法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双重对象属性。对传播淫秽物品罪，刑法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传播学的研究目前基本还是空白，还很少有人关注这类呈犯罪形态的传播现象并运用传播学理论加以分析。本文拟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这一特殊的传播现象作出解析，试图能从学科交叉互动的角度为刑法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并期望能够对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使其在注重常态大众传播现象的同时，也适当关注非正常传播现象特别是呈犯罪形态的传播现象及其传播规律。按照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本文将重点考察“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要素、传播效果和传播生态环境等三个方面。
一、“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要素分析
传播是一个动态的流动过程，是信息从传播者流向接收者，实现信息扩散与共享的过程。传播者、信息、媒介和受众等因素构成了信息传播的基本要素，并决定着传播的不同形态和特征。正是这些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信息传播千变万化的景观。因此，考察“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基本特征和特殊规律，应先从剖析其传播要素人手。
(一)传播者分析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也是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在传播过程中它解决“谁来传播”的问题。“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甚至决定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主体就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者，同正常的信息传播活动的传播者相比，他们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1.成分的多样化。从司法实践看，从事这类犯罪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职业身份、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特长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三教九流几乎都有。如“邵某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涉案人员12人，其中工人5人，公司职员2人，公务员1人，教师1人，在校大学生1人，无业人员2人。这类犯罪人员一般都不是专业的信息传播工作者，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资质，甚至相当多的也不具有信息传播方面的专门技术。这和现代大众传媒的高度专业化、职业化、组织化的特征迥然不同。近年来，由于网络成为淫秽色情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犯罪分子团伙作案的情况大为增加。
2.身份的隐匿性。慑于法律与道德压力，犯罪分子传播淫秽物品常常采用地下作业方式，其真实身份、姓名常常隐而不用，更多使用化名、网名、代号等。从已经侦破的案例来看，犯罪分子就有用网名“戏子”、“无不知”、“寻梦人”代号“老九”“jaryk”等等的。由于网络技术支持“隐身传播”，犯罪分子常利用网络虚拟空间来为自己制造匿名的面具。
3.动机的恶意性。传播淫秽物品是一种为法律所禁止、对社会有危害的犯罪行为。犯罪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属于明显的
意传播，即希望或放任淫秽物品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其行为目的多受利益驱动，即通过传播淫秽物品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
4，群体的低龄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人员明显呈年轻化趋势。《刑事案例诉辩审评——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罪》一书共收集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案例13个，传播淫秽物品罪案例4个。这17个案例中涉及犯罪人员44人，其中35岁以上仅6人，大部分都在18－25岁之间。出现这种低龄化趋势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点可能与网络已成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主渠道有关。“从1997年开始的历次cnnc调查中，18－24岁的年龄人所占比例在各年龄段中都是最高的，与其他年龄段相比占据绝对优势。35岁以下的网民始终是互联网用户中的主力军”。年轻群体既是网民的主体，也是网络色情的主要接受人群和主要受害者，其中一些人就由受害人转化为加害人，加入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传播群体中。
(二)传播内容分析
所谓淫秽物品，除少量淫药、淫具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以文字、图片、影像、声音为符号，以印刷品、音像电子制品、网页等为载体的信息化制品。它对社会的危害主要在于它的传播内容，即法律所禁止传播的“具体措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信息。因此，对“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认定，从传播学角度看主要是对其是否传播了淫秽信息的质的审查和量的测定。对淫秽信息的判别与认定是一个国际性难题，美国在司法实践中曾几次调整标准而至今仍存争议。传播学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笔者拟取受众本位的视角，重点考量其对受众的综合影响和危害程度，从利益的平衡与价值的权衡中确定判断的尺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淫秽物品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 诲淫性。淫秽物品足以挑动、刺激一般人产生不健康的性欲，有可能导致普通人的腐化堕落。美国法学家把它表述为“意在刺激有关性的下流的、淫荡的、可耻的或病态的想法”。诲淫性是淫秽信息的本质特征。诲，即诱导、教唆，淫即淫荡、淫乱，诲淫，就是教唆他人去进行淫乱的性活动，诱导人们走向性放纵、出现性错误、产生性变态，甚至导致性犯罪。对诲淫性，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认定淫秽物品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来认定。该规定表述为以下七种情况：(1)淫亵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2)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3)淫亵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4)具体描写乱伦、强奸或者其他性犯罪的手段过程或者细节，足以诱发犯罪的；(5)具体描写少年儿童的性行为；(6)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或者具体描写了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7)其他令普通人不能容忍的对性行为的淫亵性描写。
2.道德的腐蚀性。淫秽物品扭曲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颠覆社会正常的价值标准，将“放纵”视为“自由”，把“堕落”看作“进步”，拿“丑陋”当成“美好”，是对社会文明和道德的严重践踏。一些淫秽作品中描写的诸如乱伦、群交、兽奸等变态性行为更直接挑战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导致人性的悖离和退化。对于心智尚不健全的未成年人来说，淫秽色情信息的腐蚀性更大，对他们道德观的树立和健康发展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3.价值的缺失性。淫秽物品缺乏科学的、艺术的价值，取缔它对社会无任何不良影响。确立价值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有效地鉴别和认定淫秽物品，又不致于伤害那些有科学艺术价值的文化成果。按照《刑法》第367条规定，要注意区分淫秽物品同“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及“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界限，把那些有科学价值的有关性科学、性医学、性生理、性心理的著作，有一定审美价值的人体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及内容涉及色情但在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有公认的社会认识价值及艺术欣赏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排除在淫秽物品之外。
(三)媒介分析
传播媒介是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具有实体性、中介性、负载性和还原性等特点。人类传播媒介的演变遵循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大致上经历了口头传播媒介——手抄传播媒介——印刷传播媒介——电子传播媒介——网络传播媒介等5个阶段。“今天的情况是，新媒介不仅与老媒介结合，它们彼此也不断地相互渗透、融合，显现一体化的趋势。”这也正符合当前淫秽物品传播所借助的传播媒介的实际：
大众传播媒介与一般媒介相互渗透，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互结合，形成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个层面对社会的信息污染。大体来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
1.载体的多样性。各种传播媒介虽然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但新老媒介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兼容、互补、并存，各种媒介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特性被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所认识和利用，他们广泛地开发和使用各种载体作为传播淫秽信息的物质实体和扩散通道。纸质媒介如各种淫秽书刊、画册、图片、扑克牌、手抄本等；电子媒介包括影片、录像带、唱片、唱盘、视盘、电视片、幻灯片等；新媒介包括网页、视频、博客、qq、网络游戏等，只要是能够负载淫秽信息的物质材料和手段，都被纳入淫秽物品传播媒介的范围。就连人体也被用来当做传播淫秽信息的载体。刑法规定有组织淫秽表演罪，所谓淫秽表演就是以人的身体为媒介，以形体动作来展示淫秽、裸露色相，宣扬色情淫荡形象。
2.资源的整合性。受媒介物理属性的限制，单一媒介的传播都有其明显的局性限，因此媒介的互补和整合就成为信息传播的必然趋势。互联网就是人类社会将众多媒介资源整合为多媒体信息平台的一次传播革命。网络的发展也为犯罪分子传播淫秽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各种淫秽色情文学、图片、图像、影像、视频等在网上汇聚，不但显现出信息污染的高度扩散与合流，而且实现了信息污染的实时性与现场化(如网上各种淫秽表演、裸聊的在线直播)。
3.形式的微缩化和在线化。早期的淫秽物品多为纸质的书籍、报刊、画册、手抄本等，体积大、重量重，目标明显，不便携带，易被追查封堵。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体积小、容量大、重量轻，便于流通与传播的新媒体成为淫秽信息传播的新载体。由于新媒体是以数字代码方式将信息存储在磁、光、电等介质上，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微缩化的信息保存，特别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在线传播，给犯罪分子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规模化传播淫秽信息带来了便利，也为公安机关围截查堵淫秽物品带来了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
(四)受众分析
受众是信息产品的接收者与消费者，是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目的地。受众就是市场，不管是合法的交易市场还是地下的非法交易市场，只有供方没有需方买方的市场是无法形成和交易的。传播淫秽物品罪也是如此。受众接受信息的动机，从正常情况讲，主要是：(1)了解环境信息，为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寻求决策依据；(2)满足合群需要，实现心理健康；(3)娱乐消遣，获得精神享受；(4)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满足求知欲。淫秽信息的受众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淫秽信息传播是一种被社会主流价值完全排斥、被法律严格禁止的信息污染活动，信息的接收同样也处于地下的、非公开的状态，因此，对受众的状况就很难作出明晰的判断和准确的把握。我们目前只能从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和一些调查分析的数据，大致归纳出以下特点：
1.接收的主动性。淫秽物品的非法性使得这种传播只能在法网的堵截下非常隐蔽、秘密地进行，如果受众缺乏主动性、不愿冒着道德风险去自觉搜寻、查找、购买，就无法获得这种信息。按照传播学“使用一满足”理论，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源自于其需求与偏好。“不是传播媒介在使用人，而是人在使用媒介，而人使用媒介说到底只是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已。”对相当多的受众来说，他们选择淫秽信息的心理动因主要还是出于猎奇和窥私的欲望。
2.数量的规模化。淫秽信息的受众或者说受害人数量有多少，恐怕是一个很难统计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是一个数量很大的群体，否则就很难解释众多犯罪分子何以通过传播淫秽信息以牟取暴利。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淫秽信息的传播逐渐泛滥，接触过淫秽色情信息的网民日见增多。以2009年破获的“性吧sex8”网站为例，该网站仅注册会员就达332万人之多。受众数量虽多，但接受淫秽信息的程度却差别很大，一般黄色网站将访问者分为游客、会员和vip会员三种，vip会员是其核心受众。 深层性。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受众的接收动机有深层和浅层之别。浅层动机往往是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予以认同的，这类动机常常可以公开承认和明示。深层动机是受众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接受倾向和意念，一般具有不能说、不想说、说不清的特征。这是因为“深层动机中的一些东西往往有损阅听者的形象和为正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
所不容。因此当传播学者试图要受众说出他们的深层动机时，他们往往加以回避或予以隐瞒，否认有损形象的动机，或者以良好的动机来代替深层动机，从而让人无法全部洞悉他们的深层动机。”对淫秽信息的接受就来自于受众的深层动机。犯罪学的一些调查资料显示，一些人接触淫秽信息的深层动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奇型”，通过淫秽色情信息窥探性的秘密，了解他人的私生活号性经验；另一种是“代偿型”，即“替代性”地满足自己对性的病态甚至是变态的欲望。后一种很容易发展为色情成瘾。
二、危害：“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效果分析
淫秽信息的社会危害性究竟有多大，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受众个体的行为模式，它影响受众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颇受关注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1967年，美国国会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家淫秽与色情问题委员会，对涉性作品的传播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重点研究淫秽色情作品对大众的影响。1970年，该委员会向国会及总统(时任总统为尼克松)提交了研究报告。报告对色情作品对受众的影响的主要结论是：委员会认为，政府没有理由继续干涉成人阅读、获取或者观看他们所需的任何这类作品的自由。据委员会和其他研究者的广泛观察和调查，没有证据表明，接触有明显性内容的作品会导致危害社会或个人，比如犯罪、少年犯罪、性或非性方面的异常或者严重的情感忧虑。
委员会报告的结论遭到尼克松总统的拒绝，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从那时开始，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多方面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多尔夫-齐尔曼和詹宁斯·布赖恩特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志愿者每周观看1小时的过滤掉暴力的主流色情影像，一段时间后，研究者佯装开始做另一研究，询问志愿者与女人的关系以及对她们的感觉。研究结果确切表明，色情作品绝非没有危害效果，观看过色情作品后，人更容易感到强奸不算严重罪行，性行为比比皆是，自己的性生活不够令人满意，不该过于信任自己的伴侣。埃德·唐纳斯坦等人的研究表明，受众观看强奸场景和性暴力的描述会在性问题上导致对女人的无情和对强奸犯态度的温和。
客观地说，淫秽作品的传播效果的研究还存在巨大的困难，因为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谁是受众，没有多少人愿意配合调查坦陈自己就是淫秽物品的受众甚至受害者；其次，受众接触淫秽信息与其产生畸形性行为、性罪错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犯罪学的一些资料和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实证研究、特别是对媒介暴力危害后果的研究，对淫秽作品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应，试着从发生机制上提出以下的分析。
(一)模仿效应
这是应用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在20世纪60年代就观察学习理论的一种应用性研究。班杜拉认为，由于人有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得信息以及自我调节的能力，使得人可以通过观察模仿他人的行为及结果，而不必事事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这种观察既可以是对周围的人的行为及后果的直接观察，也可以通过阅读、视听各种媒体中人的行为完成。按照班杜拉的理论，媒体中所表现的行为，除了可以作为示范行为而使人们通过观察学到新的行为模式，还可以影响已学到行为的实施，即除了教会人们如何做之外，还对人们从事这种行为起激励或抑制等作用。总体上来讲，模仿媒介行为方式主要经历3个阶段：1.受众注意到媒介内容所描述人物的行为模式；2.受众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有吸引力的或是有效的，认同甚至欣赏这种行为模式；3.受众自己的活动中如遇到类似的情境时，他会模仿从媒介内容中习得的行为方式；如果能够成功，他可能会不断重复模仿。解释这一理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1774年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后，曾引发整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仿效维特自杀的现象，被称为“维特效应”。
模仿理论提供了微观地考察媒介内容对社会成员产生长期影响、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作用的方法。这方面实证研究最多的是媒介中的暴力行为对人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观看暴力行为和观看者自身从事暴力行为有关的例子。比较直观的因而也容易引起注意的情况是：罪犯供认其在犯罪前看了某个暴力电视节目，在犯罪中采用了和节目中同样或类似的手段，或受到节目的鼓励认为杀人很容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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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研究暴力行为的启发，观察学习理论(模仿理论)对于解释媒介淫秽信息对受众行为的影响也提供了一种视角。由于淫秽信息涉及的是人们一般难以获知的关于他人性活动包括性生理、性心理、性行为方面的内容，出于对他人高度私密的性活动的“窥视”的欲望，淫秽作品中那种细致化的性行为描绘和官能刺激性的性心理渲染就极易产生示范作用，引发受众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的关注，并有可能成为受众社会化过程中学习性行为模式的“信息窗口”。又由于它所展露的是淫亵的、变态的、以动物性消解人l生的性行为模式，因此它很可能导致受众性观念的扭曲和性行为的异常，甚至诱发性犯罪。
一些研究成果似乎也验证了模仿理论。日本一项持续23年的研究结论证明，接触色情作品绝对与强奸和性攻击增加相关。美国丽贝卡·科林斯等人调查了1800名青少年对有性内容的节目的收视情况，1年以后又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发现，1年前调查中观看性内容最多的青少年，在调查后的一年里开始性接触的可能性最大；观看性内容最多的前10％的性接触的可能性，是观看性内容最少的后10％的青少年的两倍。
(二)脱敏效应
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接触淫秽作品使人对性及性道德感觉逐渐钝化，从而对现实生活中的色情及其他有伤风化的性异常现象感觉麻木、反应迟钝，甚至习以为常。如果要让受众重新恢复“有感觉”或将感觉敏锐程度维持在常态，则必须不断提高淫秽作品的暴露程度，加大对受众的刺激强度。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将意味着淫秽色情作品在内容和数量上的不断升级，也意味着受众对淫秽色情作品乃至于生活中的色情现象的容忍程度会越来越高。 最早是由研究媒介暴力的学者提出来的。研究好莱坞电影的研究者注意到，当一些具有暴力内容的电影获得成功，制片人为其制作续集时，一般都要在续集中加入更多暴力，几乎无一例外。如仅从暴力行为杀害人的数量来看，《铁甲威龙》第一部死者32人，第二部激增至81人；《第一滴血》第一部兰博杀了62人，至第三部就增加到111人；《教父》第一部12人被杀，第二部18人被杀，至第三部就上升为53人。对于好莱坞电影这种暴力升级的现象，“有一个解释是，好莱坞试图满足已看过系列片的第一部电影的观众。或许，制作者本能地以为，电影系列若保持同样等级的暴力，观众得到的情感刺激便不如他们最初看第一部影片时大，于是便提供更多的血腥与屠杀。倘若这一直觉正确，它其实在暗示，我们的娱乐会越来越趋于暴力。脱敏概念暗示，退回原位其实已不可能，整个势头朝越来越高的暴力等级发展。”不仅如此，一些学者的实验还得出了观看媒介暴力会让人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脱敏的结论。美国的罗纳德·德拉布曼和玛格丽特·托马斯在一项旨在对儿童观看电视中暴力内容的节目的研究中发现，观看过媒介暴力的儿童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的敏感程度明显降低。
暴力与色情是一对并蒂的恶之花，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关于脱敏效应在有关媒介性内容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2001年2月，美国凯塞家庭基金会对电视节目的性内容做了一项调查。研究者从1999到2000年的电视节目中随机选取1100个节目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68％的节目包含有程度不等的性内容，比该机构两年前的同样性质调查提高了12个百分点，当时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节目含有性内容。与之相对应，研究者还发现，电视黄金时段节目中的性内容比例也越来越高，许多电视观众包括少年儿童对电视节目中的性内容已经变得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美国abc·tv资助的一项课题，对12－16岁的青少年对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中的性暗示是否理解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最年少的观众也明白节目中性暗示的内容，且谈论时不觉尴尬。
(三)引动效应
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接触负面信息会激发或引发与之相关的思想和评价，从而导致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更倾向于运用比较负面的行为模式。“引动”不同于模仿，它不是单纯的借鉴、学习，而是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联想和联系过程，由某一点联想到与之相关的某些点。比如，在看到拳击比赛时先产生拳击的概念，再引发产生想去踢东西、扔东西的想法，短时间内表现出暴力倾向。
美国的伦纳德·伯科威茨等人在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引动效应在接触媒介暴力的人群中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完整结论是：首先，
人们观看媒介暴力可能会引动与敌意相关的思想，这些思想至少短时间内会影响我们看待别人、解释别人行为的方式。其次，媒介暴力会让人们相信某个情况下的攻击行为是正当有益的。再次，媒介暴力会引动人们的行为倾向，促使人们的行动更加暴力，愤怒的人观看媒介暴力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伯科威茨提出，大众媒介是引动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像源泉或思想源泉。
引动效应在接触淫秽作品的相关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美国的肯尼斯·伦纳德和斯图尔特·泰勒在实验室采用“电击范例”的方法对40位男大学生和一位女士一同观看中性或情欲幻灯片的现场反应作了记录，并加以分析。该研究表明，由于色情电影中通常突出的是性欲和男人征服女人的勇猛，并持续不断地把女人描绘成性方面的乱交与顺从的形象，因而男性观众若不断看到各种容忍甚至渴望介人畸形性行为的荡妇形象时，常会激发出无情行为，该行为可能会导致男性在挑衅之下更为野蛮地虐待妇女。该实验证明，接触淫秽作品有引发和促进对女性的攻击性的行为的后果。
三、生态：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传播环境分析
近几年来，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犯罪现象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特别是网络和手机淫秽信息的传播非常猖獗，致使公安、司法机关一再展开专项治理行动予以打击。2009年，公安机关“亮剑”行动破获违法犯罪案件325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94人。2009年1－10月，全国法院受理涉及传播淫秽物品等刑事犯罪案件1414件，审结1273件。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犯罪的成因问题。除了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多种因素外，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乃至于恶化的趋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观测点。
(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对性道德的销蚀及性观念的蜕变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也刺激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法国著名消费主义思想家波德里亚曾经分析过“物”的性质在消费时生的变化，提出作为消费对象的“物”被赋予了超出其物质属性之外的意义。它不仅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而被消费，还作为一种符号同人们的各种认同联系在一起，它在作为一种满足各种欲望的刺激物的同时，又超出了刺激物的功能，为人们的地位、身份、品位以及与此相关的群体、亚群体提供证明。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伦理上把对欲望、财富和快乐的无节制的、非理性的追求，看成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人生目的本身。它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就是如波德里亚所说：“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规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望。”在民众心目中，满足个人欲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曾经被禁锢的欲望全部被释放了出来，消费作为一种能够带来感官刺激和欲望满足的行为而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所在。人们开始遵循享乐主义的原则，追逐眼前的快感，满足不断被刺激和制造出来的欲望，培养和发展自恋、自私和永远不知魇足的人格类型。在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消费被确定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和主导逻辑，人类的力量不再体现于其对象化的劳动中，不再体现于其生产成果中，而是体现在‘支出’、‘耗费’、‘奉献’、‘挥霍’、‘宴乐’这些更能展示人类本性的活动中”，也就是人的官能化消费中，而“性”及与“性”相关的消费理所当然地成了官能化消费的主题之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这一点在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传单的广告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学者王儒年先生曾经系统研究过1920—1930年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背景下的旧上海的消费文化。他指出，“遍观《申报》上的消费类出版物的广告，我们发现，80％以上的内容同性有关。”“当我们翻阅《申报》上有关书籍、刊物的出版广告时，当我们注意到那时各大影剧院的演出广告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色情的无所不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性’享乐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享乐于他们的娱乐休闲中。普通市民的日常谈话，‘性’是经常的话题。”1920－1930年代的上海市民社会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当然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仅就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思潮侵蚀下的人的精神虚无及精神生
的失衡而言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是精神世界的颓败，另一方面是肉身欲望的膨胀。“现代性理性在纯粹肉身欲望的冲击下，已经成为理性的碎片，并遭遇到非理性意志的全面侵占。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整个世界的生存法则……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膨胀引申出这样的当代文化意识形态：个体对异化社会的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坚持理想精神同样是凌空蹈虚而无实际利益的，个人无限制地获取欲望满足是正当的，所以无论怎样沉醉在消费中都不过分。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凡是满足欲望的消费就具有终极合法性，凡是个体身体的欲望就只能释放出来。这样一来，社会意识形态整体上转化为消费意识形态，并不断被消费意识话语所控制。于是人类的道德体系和心智原则有限性终于让位于个体消费欲望的无限性，消费神话在价值失范和道德滑坡中变得漠然起来。” 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人类本能的放纵，肉身欲望的诱惑和享乐主义的刺激对传统的婚恋观起到了极大的消融、瓦解和腐蚀作用，“海誓山盟”式的爱情神话日见褪色，“性解放”、“性开放”观念成为一些人的时尚话题，甚至商业性性行为在一些人的观念中也不再遭遇阻抗。据新浪网、纽约国际、e周刊联合推出的三岸四地华人爱情观(2001)调查显示，对于许多挑战道德与传统的禁忌话题，包括一夜情、婚外情、网络交友和虚拟性交等问题都有比较高的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比例。例如，一夜情和敢于外遇的比例，除了中国香港外，三地都超过了30％以上，有43.66％的网民表示如有机会外遇绝不白白放过，对虚拟性交的期待，中国大陆、北美和中国台北三地的比例也高达近40％。中国大陆的网民中有高达50％的人认为没有性满足的婚姻无法持久，而且他们对似有若无，只能神交不能性交的婚外情的接受程度也远高于其他地区，达33.65％，在四地中，中国大陆的婚姻的坚持度也最低。湖南湘雅二医院艾滋病实验室2003年对长沙地区高校825名本、专科学生开展的一次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对象中，超过一半的人同意婚前性行为，超过30％的人认可多个性伙伴或婚外情，17％的人认可商业性的性行为，约10％的人认可同性间的性行为。北京大学“大学生健康面对面”活动对近两千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随机调查的结果显示：81％的学生认可在校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悄然流行并通过影视剧、广告等媒介形式传播逐渐弥漫全社会的性观念的嬗变为孳生淫秽信息提供了“温床”。
(二)娱乐化狂潮中的大众传媒“性话语”对现实的误读及对受众的误导
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研究大众传媒时，就提出了大众传媒具有隐性而负面的功能——精神麻醉功能，指出“大众传媒可以算是最高尚、最有力的一种社会麻醉品”。从那时起到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更为强势的时代，当代社会每一种现象的生成，都不可避免地联系着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作为当代消费社会的话语系统已经被打上了功利化、娱乐化和商品化的烙印。市场与商业对于媒体的渗透乃至控制使得媒介越来越重视“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性”与“暴力”成了大众传媒话语系统的两大关键词，媒体的人文价值日益减退，人的精神家园俨然成了大众的娱乐场。西方有学者一直坚持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对消融道德标准、颠覆社会普遍的行为规则和败坏年轻人的思想方面负有责任，“传媒机构不断增强的商业化特征造成了经过检验和证明了的刻板套路，它具有娱乐偏见，瞄准那些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作为广告商潜在目标的处于‘最小公分母’地位的受众”。在“娱乐是传媒永远的风景线”的观念影响下，性往往成了一种特殊的“娱乐”，而性与暴力的结合更使其“娱乐”价值倍增，并源源不断地被媒介生产制造出来，在大众传媒的屏幕、版面和网页上充斥着性词语暴力、肉欲词语暴力和“床”词语暴力，这在迎合受众寻求刺激、满足窥私欲这样的不良需求的同时，也容易误导受众对现实产生误读。
这种误导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对涉性内容数量的放大化来完成的。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地区涉及性和暴力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2.4％，但在报纸的报道中的量却占了报纸版面内容的45.8％。在传媒的报道中，有关“性”的内容比比皆是，性紊乱、性罪错现象司空见惯，这种由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很容易让受众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
误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刻板印象”
的形成。所谓刻板印象，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或某种性别角色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有时带有偏见的看法。“刻板印象本身包含了一定的社会真实，所以，它通常成为人们简化认识过程，迅速适应环境的手段。但是，这种固定的、高度概括的方式不但有可能是非常片面的，而且很难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往往阻碍人们看到新的现实，接收新的观点，结果导致人们对某类群体的成见。”
大众传媒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刻板印象具有固化和强化的作用。“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性别角色极易内化为受众的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社会性别认知和行动指南。”国外曾有学者对体育报道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析，发现传媒总是有意强化女性形象的性感化、幼稚化、琐碎化和家庭化的特征，引导受众对女性形象的误读。传媒报道中渲染的女性形象常常是“丰满而性感的身体，迷离而挑逗的眼神，暖昧而诱惑的表情”，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则更是保留着传媒制造的明显印记，诸如“丰胸化疾”、“一戴添娇”、“从小到大的关怀”、“做女人‘挺’好”、“不要让男人一手掌握”等等，都充满着从男性欲望出发对女性美扭曲性的界定和塑造。至于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学作品则更是充斥着欲望泛滥及下半身写作的现象。人体成了大众娱乐的看台，性欲成了传媒“卖点”的生产线，这种氛围显然对阻遏淫秽色情信息的泛滥是极端不利的。
(三)网络空间的理性缺失为淫秽色情信息提供了传播平台
互联网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虚拟性、开放性与兼容性。它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引起了人类传播方式实质性的革命。它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淡化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差异，消解了媒介“把关人”的作用，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多种思想观念交集和多种信息形态融合的“海量信息世界”。凡事皆利弊相伴相生相克。互联网的巨大优势换一个角度看则可能变成它的软肋，它的无可匹敌的传播力在给人类带来空前便利的同时，又有可能带来麻烦。
首先，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使得对它的传播控制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无法完全做到。“由于网络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仅从技术上来看，要想控制网络传播都是比较困难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百成千的新网站出现，要想控制住每一个网站对信息的传播完全是空想。国家无法对所有网站都进行审批登记，也无法用经济力量对其进行控制，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不可能完全做到。……权力在向受众倾斜，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网络开放式结构因其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约束控制而导致在保障言论自由和阻遏有害信息传播方面常常进退失据，增添了无序失范的非理性色彩，这给犯罪分子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无疑提供了可乘之机。 播虚拟性的特征可能引发传播主体道德意识的偏离和淡化。社会规范在虚拟世界里被搁置，人性的弱点逃避了现实道德规范的牵制和社会关系的羁绊而得以张扬和放大。“网络彰显的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个人的自由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能够发挥的作用，有时显得微乎其微。”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匿名状态下容易摆脱角色关系的束缚，降低社会控制力，从而容易诱发产生与现实角色行为不符的社会行为。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在以游戏的态度在剧场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从而戏剧化的生存着。“网络是一个巨型的化装舞会，在这里人们隐去了真实的身份特征，其行为也可能变得无所顾忌。”从一定程度上说，匿名是默许恶意传播的通行证，是遮蔽网民道德感、消解其道德压力的减压阀。
再次，网络传播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在网络媒体中，任何一条信息的都变得十分简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有一台能够上网的计算机轻点几下鼠标即可完成，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这有可能使得网络犯罪实现低成本和低风险的同时并存。一是心理成本低，传播过程几乎是在“了无痕迹”的状态下进行的，犯罪人没有心理压力，受众同样没有多大精神负担；二是经济成本低，无需多少投入而产出却相对丰厚，获利空间极大；三是法律成本低，目前针对网络犯罪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执法上也有一定难度。据悉，在发达国家利用计算机犯罪的案件只有5－10％被发现，而真正能够被侦破的还不到1％。从这个角度说，网络为犯罪分子传
播淫秽信息提供了“避风港”，也为沉溺于色情淫秽信息的受众提供了“防空洞”。
四、结语
1.传播淫秽物品罪通过扩散淫秽色情信息的途径，冒犯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颠覆社会正常的价值标准，给社会大众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模式施加了负面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发育构成了直接或潜在的威胁。传播学的分析进一步印证和支持了刑法学的研究结论。
2.传播学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淫秽物品对社会的危害主要是通过模仿效应、脱敏效应和引动效应这样一些传播机制来实现的。这一研究结论初步解释了淫秽色情信息怎样对受众产生负面作用以及这些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对刑法学研究是一种很好的对接和互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媒介场域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有多重表现形态，从层级看，最基本的失范表现为资讯泛滥、垃圾信息、泛娱乐化和传播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第二层级的失范是个别舆情经网络传播无限放大成为“公共问题”而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最终引发网络暴力；第三层级的失范是传播者利用网络的虚拟性捏造虚假信息，或出于某一不正当利益诉求恶意传播网络谣言、进行网络欺诈或网络诽谤。
1.第一层级：网络传播中的“三俗”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术的广泛应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在网络媒介的不同样式和各种社交平台中肆虐横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无用信息层层包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文字图像泛滥成灾，以文化作品传播为例，我国数百个电视频道的网络平台，每年播放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色情、娱乐绯闻铺天盖地，理性信息的获取和传统社交方式变得困难重重。2010年起，中央高层发声，从中央到地方重拳整治广电和文化系统的“三俗”之风；2013年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介着重开展网络乱象清理行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开展打击互联网传播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网络传媒生态和社会舆论格局得到较大程度改观，但哗众取宠的“标题党”现象、搜索引擎网站中格调低俗的广告图片信息仍时有出现。
2.第二层级：网络传播中的舆论暴力近年来，个别事件引发网民非理性围观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舆论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恶毒语言侮辱谩骂和以“人肉搜索”等网络过激行为形成网络舆论集结，从而对当事人进行“通缉”和“追杀”，如2007年“铜须门”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70码”事件（胡斌案）、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启铭案）、2013年广东陆丰少女自杀事件等，几乎每年都有引起严重后果和社会广泛反响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发生。虽然巨大的网络申讨声浪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如2009年“天价烟”事件（周九耕案）、2012年“表哥”事件（杨达才案）等，都是由网络舆论最先揭开贪腐面纱，使网络舆论表现为反腐的一把利剑，但网络申讨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极易伤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由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媒介审判严重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典型的个案如胡斌案、李启铭案，本来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前于法庭审判的网络舆论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3.第三层级：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网络谣言指的是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的行为，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谣言主要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多由部分网络“大V”恶意歪曲或捏造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经网络水军传播扩散而成，网络谣言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谣“盐”风波引起了大规模的抢购食盐事件和民众生存恐慌，2012年葡萄致癌谣言导致宜春袁州区葡萄滞销。网络诽谤则指在网上歪曲或捏造事实损毁他人名誉的一种侵权行为，如一些网络在线论坛、新闻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击、恶意灌水、煽风点火等不良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实质恶意，都触及到了网络诽谤的边界。网络诽谤由于网络空间的多重特性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远比普通诽谤严重，因而具有实质恶意的网络诽谤被点击、浏览、转发达到一定的量，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2014年宣判的“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件，就是网络诽谤超越伦理道德失范的范畴构成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从2011年到2013年，秦志晖、杨秀宇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网名，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严重诋毁雷锋形象，贬损杨澜、张海迪名誉，捏造“7•23”动车事故国家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等，引发大量网民对英雄形象、公众人物和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构成刑事犯罪。
二、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原因
数字技术操作上的低门槛瓦解了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互联网传播的草根性和超现实想象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技术原因；传媒业的过度产业化和市场逻辑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经济原因；媒介管理领域互联网空间管理的相对空白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映的技术、市场、制度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传播中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问题，具体而言，社会关系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权力信任危机导致的民众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结构上中层组织的匮乏、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集体失语，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社会原因。
1.从社会关系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的新媒体镜像反映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包括一般办事员和职员、个体户、无业游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面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统一的阶层特征与共同意识，内部差异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政治资源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公共话语平台和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地位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感觉到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也引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和民众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如中国PX项目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抗争，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联网门槛的低准入使这些在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中被拒之于主流话语权门外的阶层获得了自我地位确认的机会和可能，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民主和宽松使他们的意志充分得以表达，对大众情绪与平民价值的认同和对精英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排斥，以及以“社会共识”的面目营造民间舆论场，激烈抨击那些道德假想敌，是他们释放生活压力、表达社会焦虑和宣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个出口。除少数恶意炮制谣言的网络推手外，传播网络谣言的多数网民并无显著不良动机，谣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暗合了民众对以往社会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对当前社会关系的认知偏向。
2.从社会结构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暴露出中国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中国宏观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只有两个层级，一层是国家，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另一层就是民众，作为国家与民众的中介———社会中层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展较快，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社会社团23.9万个[9]，但相对于泱泱人口大国比例偏小；从类型看，行业协会构成注册社团的主体，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10]，而如环保、慈善等公共事务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的组织处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化发展下政府一个时期的偏好。社会组织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论在“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和公共话语传播）还是在“内在”效应（如发挥社会资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级是构成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民众与国家对话提供平台和管理国家难以涉及的领域，具有促进组织成员互相交往和交流以及提高成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公众认同等多重社会功能，从而摆脱公众被集体动员进某一情境中去的困境，起着社会稳压器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层组织在数量、多样性和发展程度上的不足，导致了社会成员与政治精英之间有机联系和沟通渠道的缺乏，而网络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虚拟性和强大的传播力使民众极易被非理性地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成为必然。
3.从社会角色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角色担当的不足和网络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社会角色一般指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社会角色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学者将其译为“智识者”，认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群体，这些人具有真知灼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以理性给人启迪，从而产生影响并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11]。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一般主张萨义德（E.Said）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其界定为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是“智识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认同中国学者的一般主张，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担当精神的社会公共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有着时代特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但他们在网络传播上却未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起到应有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引领作用。知识分子网络公共话语的失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网络参与占比不足。《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显示，从年龄结构看，网民群体主要以青少年为主，30岁以下占比为57.2%，其中20岁以下占比26%；从学历结构看，初中学历及以下人群占比为47.9%，大学本科以上仅占10.8%，《报告》指出，从趋势看，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二是参与和使用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表达不足。尽管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从不乐观的情形看，网络新媒体一方面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和“虚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12]，惯习使他们擅用纸媒等传统媒体进行话语表达，而对网络这种新媒体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而一批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时不久，由此带来的荣光使他们着迷于时尚与趣味文化的消费，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却缺乏社会批判的精力与意愿；相对集中的大学生网民群体，他们青春热情、个性张扬、关心时政，但他们对网络的使用主要以娱乐、交际、资讯搜集为目的，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传播行为，虽然保持较高关注，但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潜水，经常参与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学生自身网络素养尚不成熟，极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导致传播失范，尚不具备智识者所应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使知识分子在网络传播领域“智识者”角色的光环黯然失色。
三、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
2013年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网络的基础管理、内容管理和行业管理，在引导网上舆论工作、规范完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防范和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如依法封闭部分微信自媒体账号，严惩制谣传谣的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违法犯罪团伙，查处或关闭快播公司、人人影视、射手网等一批涉黄、涉暴、涉恐的知名机构和网站，关停迅雷弹窗服务，清理关闭色情信息账号等等。刚性治理对网络传播失范问题形成了强悍的威慑力，网络空间和网络生态走向清朗。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观照，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有赖于更和谐的传播社会关系、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更明晰的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其中，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1.缓解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对公众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一个社会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根基。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体行为时指出，对于群体行为的任何误解或忽视，可能就意味着对当代世界的极端无知，因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就是制造群体社会，而民众就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社会公众是变动不居的存在，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身份更多时候是被动员和“询唤”出来的，通过询唤而被规范化的网络社会大众比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往往更强大。社会焦虑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的表现形式，指征了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和诉求表达，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社会热点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倾向于利用网络作为唤起公众舆论同情和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为此，公共行政部门有必要摈弃单向度决策思维，主动为大众政治参与打开一扇机会之窗，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机会，从而构建宽松和谐的社会关系。公共行政部门可从三方面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一是直接搭建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网络平台，以公众为导向，以再造组织结构、促进公共利益、推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民主价值为目标，以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公和公众参与为核心内容，对政府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和内容架构，尤其要重视公众参与的设计、建设以及为网民所喜闻乐见的业态、文风、语境建设，注重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网站论坛等新媒体形态建立官民网络平等对话机制，使网上政务、网上、网上问政听证和网络受理等成为常态。二是要善于与非政府门户网站合作打开民声通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网站与网民对话，以更开放、更理性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直面公众质疑等，让公众在经常光顾的综合门户网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主动询唤，让社会在个体身上充分在场，从而使公众社会焦虑在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得以纾缓，降低社会风险。三是要善于借力网络“大V”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网络“大V”作为网上公众人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公共行政部门要善于与其主动沟通，使其在网络社会空间发挥情感动员和询唤的正向功能、减少负面影响，对部分网络“大V”主观恶意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行为引发的则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规约。
2.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是预防和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而上层和下层比例都较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需要政府加强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则是短时期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大力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多类型中层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层组织制度化关系网络的功能，让广大民众通过成为组织成员促进信息交流、获取社会资本、推进自发合作，开展公共话语传播，从而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政府则要加快转变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要向企业放权，培育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向公众放权，扩大公众的现实社会参与；要向社会放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准政府组织、群众团体、中介组织、草根社团、虚拟社团等各种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第三个放权关键在于政府要向社会中层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包括舆论空间在内的社会空间，让社会中层组织切实承担起社会公共性事务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职能、决策评估职能、公权力监督职能等，减少社会性矛盾和冲突的囤积，加强实体社会的公众政治参与和传播疏导，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虚拟社会的传播失范问题。
3.网络精神家园的重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共角色担当共时性地经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反映在信息传播领域，精华与糟粕共存、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堂、真理和荒谬边缘消解、不同观点不同话语扁平共处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存在，况且，中下层民众能够共时态拥抱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本身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为领跑者。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放大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沦为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引起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美国大众文化时所指出的，大工业生产凭借现代科技手段的标准化使文化沦为工业产品不断被复制，文化被物化了，人们需要思考的内在联系被割裂，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从而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商业逻辑驱动下的大众传媒则为这一异化推波助澜。知识分子不应被文化工业的灰尘遮蔽心灵，沦为如当年美国白领职业者那般作消费上的前卫者、政治上的哑巴和精神上的贫乏者，在网络传播中集体失语；更不应成为传声筒、扩音器，而应切实担负起“智识者”角色，在文化工业化、消费市场化、传播大众化的社会转型万象中确立起应有的问题意识、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在网络社会中有所关注、有所忧思、有所坚守、有所担当，成为网络传播的引领者和主力军。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回归，有赖于知识分子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自我觉醒，而滋养独立精神的人文土壤和制度环境的创造，更是不可或缺的。
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社会转型期各种交织激荡的社会矛盾在网络社会的媒介镜像。传媒的本质功能应是通过信息传播整合社会、引领社会，网络新媒体也不例外。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既是网络新媒体发挥媒体价值和舆论功能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社会成功转型和理性发展的当然选择。本文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进行社会归因，并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角色三方面提出公共行政部门、社会中层组织、知识分子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的作用发挥，旨在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参考，促进网络社会的理性运行和良性发展，促进社会正能量的集聚和社会系统的整合。
一间小客栈，几个小人物，没有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没有令人头晕目眩的武打特效――《武林外传》这部时尚搞笑的“异类武侠剧”奇迹般地在2006年掀起了一股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讨论热潮，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中，2007年新春《武林外传》再次创造收视奇迹，2008年继续在各地方台热播。与此同时，网络上一个以该剧情节为依托的大型同名游戏也受到广大网民的极力追捧。一部室内情景喜剧为什么会如此火爆？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
一、批评的声音
《武林外传》在荧屏走俏，网络窜红，央视8套收视率高达9.49%；网络上关于剧中经典台词的热贴高挂在各大BBS的首位；走在街头巷尾你也许会冷不防听到一句陕西方言“饿地神呀”……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大众传播媒介到人际传播渠道，都显示出《武林外传》强大的生命力。然而造就《武》剧高人气的，还有网络上反对、批判甚至谩骂的帖子以及学术界批评的声音，因为批评也是一种关注。
批评之一：消解而不讽刺，喜剧价值的丧失。
这种观点认为《武林外传》中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是对传统文化的解构，而作为一部喜剧，其讽刺性的消亡决定了该剧艺术水准和喜剧价值的偏低。
批评之二：符号而非形象，空壳的喜剧人物。
这种观点认为《武林外传》中的人物塑造流于扁平化，将人物负面性格随意放大，整体而言有情景无人物，有碎片无情节，有场景无环境。
批评之三：低俗而不通俗，失败的喜剧性追求。
这种观点认为《武林外传》提供给观众的是一种廉价的伪喜剧效果，混淆观众的审美和艺术鉴别能力，使观众在笑声中丧失对喜剧的辨别能力。①
二、流行的理由
1、现代元素的注入和无厘头模式的应用强化了情景喜剧的娱乐功能。《武林外传》的故事背景设在明代，各大侠虽然身着古装，但眼神、动作、语言都完全是现代派，他们的台词融合了当下海量的网络词汇，广告语言，还有对经典影视剧台词的嫁接，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试举几例：
（1）搬用拼贴经典歌词、电影台词：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语出《射雕英雄传》主题曲），有爱的娃子像块宝（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好（歌曲《忘不了》），忘不了你醉人的缠绵，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歌曲《味道》）
（2）广告语言的借用。在某场景中，正在洗衣服的莫小贝突然对着佟湘玉冒出一句广告词：鸟牌皂角粉洗出一代好掌门。
（3）观看该剧时，受众不时可以看到与某些熟悉的影视片相仿的台词与片段。《武林外传》就是用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心态模仿原作，用明显的夸张手法告诉受众他们在“依葫芦画瓢”。“曾经师父的一本武林秘笈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以后才追悔莫及，尘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对师父说3个字：‘都怨你’。如果非要给这个怨加个期限的话，那将是1万年……”这个对白显然是来自受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喜剧《大话西游》。
正是这种现代元素与古装人物的碰撞，再加上一些看似无厘头的调侃，《武林外传》使得原本耳熟能详的东西变得耳目一新，以一种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颠覆了传统武侠剧中大侠们行侠仗义的传统形象，相反强化了其情景喜剧的娱乐功能。
2、对视听符号重新编辑组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武林语言”。有网友曾说《武林外传》是各种材料杂烩成的一锅粥，电视基本文本即是“粥”，而符号即是“材料”。《武林外传》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功绝大部分源自文本听觉符号的魅力，包括场内外人物的语言、音乐和音响。
用windows开机音乐作为每集故事的开场音响，网络词汇、广告用语、流行歌曲以及综艺节目主持人台词……《武林外传》正是巧妙借助网络时代的思维对各种视听符号进行了重新编辑和组合。这些符号的杂拌就如同剧中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一点就点中了受众的笑穴，从而满足了文化消费主义环境下特定人群的收视。
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台词，如：葵花点穴手（老白），我的神呀（佟掌柜），子曾经曰过（秀才），排山倒海（小郭），放着我来（无双）等等，在剧中反复出现。
南腔北调的方言传播效果。《武林外传》的一大特色，就是无论主角、配角一律南腔北调，陕西、天津、河南、东北等地方言不下10种，使此剧的收视完全跨越了地域障碍，增色不少。例如，老板娘佟湘玉说的是陕西话，白展堂一开口就是典型的沈阳话，郭芙蓉略带福建腔，老邢和燕小六则分别是山东话和天津话，还有小米的河南话，钱掌柜的唐山话。
插科打诨的多元音乐元素。《武林外传》的音乐亦不忘轻松、搞笑的原则，中外音乐轮番登场，流行歌曲、民间小调等元素任意组合。“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我来自江湖，我与众不同”就是郭芙蓉版的《我不是黄蓉》。
《武林外传》中视觉符号运用的同样独具匠心。每集中都会有一个没有旁白完全靠演员肢体语言表达的故事。另外，剧中人物在深情地、愤怒地或是癫狂地宣泄情绪时，突然之间他会将脸正对着镜头，对观众说一句哀怨，发一句牢骚。这种新的视觉体验对观众来说是陌生的，也是极富刺激性的，对情景喜剧也许是个有益的尝试。
3、幽默讽刺中刻画小人物反映大社会。《武林外传》自始至终充盈着讽刺的力量，每一位主人公虽然性格迥异，但都体现出现代人的性格缺陷：佟掌柜的小气抠门，白展堂的前科，郭芙蓉的蛮横霸道，吕秀才的小心眼儿，李大嘴的光说不练，莫小贝的顽劣调皮，燕小六的胆小多疑，邢捕头的好大喜功等等，在展示人物缺点的同时都伴随着善意的讽刺和真诚的劝诫。也正是由于这些缺点是平常百姓所闻所见所感，所以他们的这些缺点并不让人生厌，相反还得到了观众的包容。如一位网友对剧中人物的评论：
湘玉是贤惠的，笑容是妩媚的，风韵是成熟的，眼里是多情的，其实是专一的。
小郭是豪爽的，个性是野蛮的，其实是可爱的，爱欺负秀才的，我们是喜欢的。
无双是美丽的，做饭是一流的，离别是伤心的，财神是狠心的，我们是同情的。
老白是潇洒的，原本当盗圣的，擅长点穴手的，自称是偶像的，其实是兼备的。
秀才是博学的，可惜是落第的，心眼是很小的，英语是顺口的，大侠是曰来的。
大嘴是做饭的，手艺是普通的，光说却不练的，师父是京城的，菜刀是玄铁的。
小贝是机灵的，最爱糖葫芦的，衡山派长门的，人小却鬼大的，捣乱是一流的。
老邢干捕快的，办案是稳重的，可惜被刷下的，醉拳是瞎练的，自白是伟大的。
小六是孝顺的，姥爷要保护的，习惯抽刀喊的，情意最不懂的，性情是多疑的。
……
这些喜怒哀乐，是是非非，把他们从传统的大侠还原成生活中普通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却都有血有肉，在颠覆的同时建构和强化了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价值信条。其实在《武林外传》嘻笑怒骂的背后，每一集故事都在讲一个道理，表现他们的美好情感和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用导演尚敬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独特的形式下，包藏着向善求真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内核”。②
4、传受双方编码与译码意图的一致性。《武林外传》的热播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举足轻重，分析一个传播现象时，最重要的也是传者（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和交流。下面是文本和受者之间的双向沟通模式：
社会结构文化媒介内容（文本）受众
这个模式说明了大众传播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从媒介到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就是说，媒介（电视剧）如何影响社会及更大型社会结构和文化。另一方面则是群体和个人与媒介（连续剧），就是说群体和个人如何影响媒介（连续剧）。模式暗示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媒介与社会结构文化的联系可能只通过媒介与受众的交流来实现；而媒介与受众的联系如果脱离了观众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也是不可能的。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武林外传》在中国掀起的热潮是一种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双向沟通的结果。传播者从事的是将信息制作成符码，即编码；接受者从事的是将符码解释为信息，即解码。两者分别进行的是方向正好相反的事情但是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尽量使传播的信息和被接受的信息保持一致。那么怎样才能使编码和译码大体上达到一种对等一致的理想状态呢？必备条件是用于编码和译码的符号系统必须为双方所熟悉和顺利使用。
从传播者的视角来看，只有认识、理解和暗合受众心中规则的符号，才能在传播行为上使受众产生选择性注意，进而选择性理解，最后能够选择性记忆。这些规则包括受众的心理因素、文化背景等。《武林外传》打着古装武侠的旗子，实质上记录的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后出生的现代人的生活，他们很努力地把70后、80后关注、感兴趣的想法融合到故事文本中，并且在表现形式上尽量多地采用70、80后所熟知和喜爱的符号。
从接受者的视角来看，要看懂并进而喜欢上《武林外传》，必须和传播者一样熟悉无厘头，熟知流行文化元素，懂一些英语，了解热门的娱乐八卦话题……比如，关注或者知道超级女声，知道什么叫PK、什么是粉丝；知道经典的广告语“女人就要对自己好点”，“我的地盘听我的”等等。只有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的译码者，才能特别体会出基本文本的指向性，接受编码者信息的传达。反之，则很容易对这部情景剧产生抵触情绪。基于此，编剧宁财神本人也认为这是部代沟性很强的作品。
三、总结与分析
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传播的分众时代也让受众有了按自己意愿选择的余地。观众当然可以喜欢《走向共和》《亮剑》这样的黄钟大吕式的历史剧作，也不妨钟情于《武林外传》这样的无厘头诙谐之作。《武林外传》的流行说明了该剧已基本实现编码意图与解码意图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来创作《武林外传》，那会造成文化的浅层化、单一化和平面化。但我们也不必对它进行简单地、过度负面的评判。当下文化的丰富性，不就是通过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共存来实现的吗？■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致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其中的“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知识源的真实性、科学性相关的所有“物”，如：实验地点、实验设备、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还有分析检测的、实验验证的相关信息、论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与信息受众相关的终端设备，如：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其它阅读设备等等。这样可以构建一个宏观与微观、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学报承载知识信息、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的水平、信息传输效率等功能的物联网系统（具体如图3），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论文作者的创新过程，增大受众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防止实验结论造假。该体系结构模型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在感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在应用层实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对各种科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感知和实验数据的汇集，以及对这些设备唯一身份的编码标识，对论文作者研究背景数据库的建立和作者知识背景的溯源分析；还有高校学报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和关于知识逻辑的云计算模型分析等等。无论怎样，这些关键技术的逐步解决，对于高校学报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和发展，特别是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提高高校学报的协作效率和资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