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信息论范文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维纳；控制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6-0003-0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生240多篇，著作14本。其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以及两本自传《昔日神童》、《我是一个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对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按照维纳的观点，传播问题可以视为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即传播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本文认为，维纳从控制论的思想出发，为传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途径——一个关于传播的乌托邦。也正是维纳的控制论催生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帕洛阿尔托学派，启发了多伊奇开创了政治传播学，并最终为施拉姆创立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北美技术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

1 控制论和传播学的帕洛阿尔托学派

控制论推动了传播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事情还要从香农的信息论说起。在维纳发表《控制论》的同一年，维纳的弟子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标志着另一门新兴科学信息论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通信系统结构的模型。他认为，所谓通信，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由信源发出信息，通过信道传递信息，再有信宿（收信人）获取信息，这就构成通信系统[1]。

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描绘了信息传播的一般路径，因其简单明了、可量化，很快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所有的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都以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为最基本的假设。也是在这一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这也是传播的线性传递模式的经典表述。必须看到，“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2]。香农和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过于简单化而受到强烈的质疑和诟病。这种线性因果关系也正是维纳所坚决反对的，控制论本身是一种概率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或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这是一种或然性的世界观。

贝特森这位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曾经是梅西基金会议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在1942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心抑制的一次会议上，贝特森就从维纳那里引入了反馈的概念，可以说，正是梅西会议使得维纳和他的控制论思想影响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为传播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1946年的第一次“控制论小组”会议上，贝特森受到计算机“是—否—是—否”之间摇摆的悖论的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传播的问题，后来用在传播互动理论中，在这个小组“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人类的传播问题应该由社会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3]。

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源于控制论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能不传播”。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都应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在超越线性逻辑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4]。

2 控制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

如果说戈夫曼和凯瑞侧重于研究互动情景下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受到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开创了传播学的一门分支政治传播学。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府的神经》一书中。

多伊奇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并于1963年发表了其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因此，一般政治学者认为，多伊奇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深受维纳控制论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构成了多伊奇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即所有的组织都是经由传播维系在一起的。[5]”他认为，传播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正是传播，即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组织。

多伊奇回忆说，“本书（《政府的神经》）开始于1943年，当时数学家罗伯特·维纳走进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用了一支雪茄烟的功夫，就把我引入长长的交流过程。这次谈话从讨论我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播、关于机械、动物和社会的通信和控制的工作。他拥有我曾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我于1958年到耶鲁大学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直到他于1974年逝世，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6]”多伊奇以生物体的神经作比喻，认为正是传播构成了政府的决策的神经系统。

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把决策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作是决策的环节。他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传播完成的。传播关乎社会的稳定。“信息”和“反馈”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的、有关环境变化情况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最后形成决策。政策制定后，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在环境中引起的变化的信息，使决策者正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策执行、执行效果和反馈7个环节。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考察了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并提出了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一些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3 控制论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

一般认为，传播学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尽管眼下学界对传播学诞生的时间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登堂入室”、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确定无疑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年~1987年）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作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194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传播学研究所；1949年他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大众传播学》。施拉姆还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控制论和传播学几乎同时诞生，这不是偶然的。施拉姆写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农与韦弗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使传播学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熵之类的概念有可能用来研究人类传播。” 他认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洞见”，“对研究人类传播的意义重大。”罗杰斯甚至认为，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理论，因为控制论“涉及信息如何在两个或以上单位之间进行流通[7]”。

为了捍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表明这门新兴学科系出名门，施拉姆制造了“四位奠基人”的神话。我们不能否认“四位奠基人”对传播学做出的贡献，但比较而言，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控制论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引进了反馈的概念而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线性传播的模式，并且主导了美国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的传统。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控制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假设并加以测试，再度拾起人文科学实现统一并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的宏大梦想。施拉姆说，控制论和信息论之所以“给传播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起源于通讯工程和技术，但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作比拟的借鉴，可以指明社会科学里的许多传播概念；其次，它提供了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以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类传播。[8]”在这一点上，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和作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走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285.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6.

[3]陈力丹著.传播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4][法]埃里克·麦格雷著.传播理论史[M].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65.

[5]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77.

[6]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

[7][美]E·M·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50.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2篇

南唐诗人李中有“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古义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信息”概念勃兴，如1872年《申报》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此时，信息的近代含义仍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意义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Hartley在《信息传输》中提出，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Weaver将信息论引入传播学，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并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观点的是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公理。

信息概念的引入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然而，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信息概念也发生了意义偏转。

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中所说，香农信息论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而我国本土文化中的信息侧重于消息、音讯，是指向内容的概念，有更多人文色彩，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其内涵接近于事实，这就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

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处于新闻无学到有学的艰难转型中，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

第三，20世纪90年代，“信息”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人们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主要任务，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这一认识直接关系着我国“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这是种不确切的提法，其实质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提法体现了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也反映了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这种做法参照了信息论的信息计量，但却并不可取，因为信息论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

虽然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一番局面，新闻媒介努力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进一步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但随着信息泛滥的态势，其弊端逐渐显露。现代人陷入对潮水般信息的依赖，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又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最终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钝化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且，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

此外，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认识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甚至被指为是其产生的理论根源。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与公共利益有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范围；主要区别

中图法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125-02

近年来，有人提出，进入21世纪，新闻学必须审视自己的学科地位和影响。一些新闻定义丢弃“事实”与“报道”的传统品牌转而突出“信息”与“传播”。这就又引出一个话题，传播学与新闻学是否一回事？在研究这个问题前，先要搞清什么叫新闻。

一、对新闻定义的讨论

1.对新闻定义的理解。先看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知道新闻的定义最早是陆定一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几乎占据主流观点半个多世纪，用今天的眼光看，确实存在着“时态单一”的先天不足，所以后来有人又加了“和正在发生、发现的”几个词，合起来就成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和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我的看法是，这个定义排除了报道主体的限定（不仅仅是新闻媒体或者记者，但加这八字有点多余——以前的新闻定义谁也没有设定主体），加了报道方式和手段，加了“将要发生的”，时态更全面，但加了“重要”限定过于模糊，什么是重要或者不重要？有什么标准？同时报道者也见仁见智。应该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而加上“具有新闻价值的”，既多余重复又互相矛盾（这里的“事实”一定有新闻价值，否则就不可能叫新闻；同时解释概念时不能出现和概念相同的词语）；说成是“竞争活动”显然又舍本求末，因为新闻报道的目的是将新闻事实传播给大众，而竞争是报道过程中的状态和表象，它说明不了新闻的本质内涵。故我认为还是用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发现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比较合适。去掉报道方式是因媒体不同各有所表，无须多言；去掉“重要”的原因已讲了。新近限定了新闻的本质，正在发生是因为现代传媒手段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如电视、网络、手机的现场直播，将要发生的是说预测性报道和重大事件可以提前策划，进行报道。而“发现”有两层涵义，一是原本发生或者存在但现在才为人所知，如考故发现，档案解密等；另一层就是现在媒体都越来越强调“解读新闻”，即在别人或者自己已经报道过的事实基础上发掘出新的，更深的意义（后面专门要谈）。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定义讨论。这是把报道者作为主体来定义的，要是将受众作为主体来定义，我认为更简单：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实。”新近发生是新，闻者，听也，观也，思也。

一个概念，叙述角度不同，可能解释的词语也就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如谈媒体传播的符号时，说分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其中视听可以说“声像”或者“音画”。至于在新闻学中，能不能用“信息”来代替“事实”，用“传播”来取代“报道”，我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人们都明白传播学和新闻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并没有谁取代谁的意思。因为信息中肯定包含事实，而新闻报道的过程也就是传播信息的过程，只不过这里传播（或者叫报道）的信息是有新闻价值的，即新闻信息。

2.对信息概念的理解。信息论中对信息是这样解释的：信息（Information）是物质运动规律总和（还是messaging？）。信息的通俗哲学表达就是物质世界的运动状态与转换方式，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信息相关资料：图片信息（又称作讯息），又称资讯，是一种消息，通常以文字或声音、图象的形式来表现，是数据按有意义的关联排列的结果。信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文献是信息的一种，即通常讲到的文献信息。信息就是指以声音、语言、文字、图像、动画、气味等方式所表示的实际内容。

传递信息的方法：多种多样，数之不尽。一般的公众信息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包括网络、广播、电视、手机、海报、报纸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介绍信息的：（1）音信、消息；（2）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预先不知道的。可见，事实是信息的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新闻无事实不是新闻，信息无事实不成信息，故而我们研究新闻学不要拘泥于名词的变换，理解本质才是重要的。有人干脆把新闻学称其为新闻传播学，但要这样称呼，又可能会引起新的误会和混淆，还是沿用新闻学为妥。

3.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两门既联系紧密又有本质区别的学科：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学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如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通常“称新闻传播学”）。所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要比新闻广很多。

二、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区别

国内早期提出的新闻学，因其是在较高层次传业，一般是大学的专科，所以加上了一个学字，其实新闻本身包含的学术内容很少。1949年以后国内仅存的几所大学新闻系，就新闻教学而言，依然主要是传授从事新闻工作的技艺，而没有什么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新闻教学的学人开始探讨除了新闻业务以外的问题，例如新闻传播活动和社会不同领域活动的关系，新闻教学开始带上了一点学，有了一些学术内容。

新闻及其相关活动作为传播现象，并不局限于新闻采编现象，包括各种社会因素对传媒运作，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传播内容对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1.从两个学科研究范围比较。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的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2.从两个学科的诞生背景、起源、现状和未来比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新闻学的研究要远远早于传播学。早在20世纪前，德国的大学中就开始有学生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在20世纪初新闻学作为一门概念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热门学科，其理论研究已很成熟。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新闻学院，进行新闻学教育；而传播学真正形成，则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以属一门很年轻的新兴科学。同时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诸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传播学的对象问题既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已经有公认的定论，它的研究领域也并不十分明确。相反，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索传播问题，有人从传播效果方面提出“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的观点。有人从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方面提出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学说（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5W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对谁（to 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大众传播的三种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由此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等，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学科的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泊来品，国内传播学研究起步不久，发展程度还很有限，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传播学无疑占尽优势。新闻学则与本国国情结合较为紧密。但从就业看来，两者差别不大。

3.从两者的研究对象方面来进行比较。新闻学是一种专业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新闻采编现象或者说新闻传播现象，而传播学是一种社会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传播活动现象，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而新闻的传播，主要依赖的是大众媒介，也是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以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播学较之新闻学要大的多。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新闻学研究的则是这些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4.从研究的课题意识、研究重点和路线比较。新闻学主要重视的是新闻业务方面等关系到新闻工作实际操作方法和规律的研究，注重的是“术”的研究。即使涉及到新闻理论，也主要探讨的诸如真实性新闻要素等一些和新闻工作有关的理论。而传播学则注重的是包括新闻传播的人类所有传播现象的研究，注重的是“学”的研究，强调从实践出发，通过实证的方法，归纳出人类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具有很强的理论意识。从研究方向看，新闻学比较注重应用，而且也会涉及到新闻以外的东西，比如国内外媒介研究（越来越靠近传播学了）实用性强，相比之下，传播学更加注重理论学习（尤其是欧洲很火爆的媒介研究，超级理论）。如果未来想做学术的话，传播学当然很好。如果你只想做媒体、做新闻，那学传播学可能还比不上新闻、编导之类的应用型专业。现在的媒体很实际，他要你来了就能干活，至于理论的东西，未必实用。当然，传播学出来以后也可以做市场调查之类的工作。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4篇

[摘要]南国农先生不仅为我国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构建教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以及确立其在教育技术学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老师就提出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明确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并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的整体性做了进一步的阐释；80年代未至90年代初，南先生又进一步论述了教育传播学的体系问题，形成了教育传播的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等“九论”框架；在信息时代，南先生积极鼓励教育技术工作者对教育传播学进行研究，并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未来充满期望。

[关键词]电化教育；传播理论；教育传播学；信息时代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0)04-0014-05

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不仅对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李运林先生等一道，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践行教育传播学的思想。在庆祝南先生90大寿之际，对南先生的教育传播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一、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思想的确立

在我国，传播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的，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对传播学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电教工作者引进、宣传、推广传播学理论。

南先生非常重视传播学在电化教育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在他所著的电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别强调传播学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一版)》第一章“第四节‘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中，他就将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学是电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电化教育理论的建立，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在这部著作中，南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三种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模式和韦斯特莱模式。在这一节内容的最后，南先生进一步强调：“传播理论与电化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传播理论主要是阐明信息传递的过程与规律，而电化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递教育信息的过程。在电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常常需要传播学的理论援助。”尽管这里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但南先生认识到传播学对于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及时地引入到电化教育中来，这显示了南先生的睿智与高瞻远瞩。

在1998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但传播理论仍然出现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如在“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一节中提到，在研究建立电化教育过程模式时，以下几个传播模式值得参考：分别是香农一韦弗的传播模式、贝罗的传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传播模式、海曼一弗朗克的教育传播模式。这里实际上仍然是把传播学作为建立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并参照这四种传播模式，建立起来了三种电化教育过程模式：(1)以教育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2)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模式；(3)以问题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

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再次明确提出传播理论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思想。他认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层、最直接的是“学与教理论和传播理论”。在这里，南先生将四种传播理论修改为：(1)贝罗的传播过程四要素理论；(2)罗米索斯基的双向传播理论；(3)宣伟伯的传播效果理论；(4)罗杰斯的创新推广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三种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模式：(1)以“教”为主的模式；(2)以“学”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为主的模式，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育媒体等。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还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这一概念，并将之概括为三种理论：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传媒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

尽管在南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理论基础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坚持与努力，显示了南先生作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继承创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质和研究态度。

二、对教育传播学性质和研究对象的深刻论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电化教育研究》上，阐述他关于教育传播学性质、研究对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学科有几千种，仅自然科学就有2400多种，这些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学科，其内容只涉及一门科学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另一类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交叉学科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缘科学，是两门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科学的领域。二是综合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以上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如生物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等。三是横断学科，这类学科具有两种特性：(1)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2)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种其他学科，从横的方向上研究多个对象。如系统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具有向多个领域广泛渗透的可能性。

教育传播学是属于交叉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它是教育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实施、评价学习和教学全过程，以实现教学和教育的最优化。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就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去揭示教育传播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整个传播系统和学习与教学全过程。

在谈到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

术学的关系时，南先生指出：视听教育学是以教育媒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视听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的区别是：(1)在研究和应用中，视听教育学以教育媒体为核心；电化教育学以现代教育媒体为核心；教育传播学没有核心，同等重视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2)教育传播学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

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区别在于：教育传播学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传播的规律，探讨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研究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探讨把教育传播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相同的地方是：(1)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探索新的教育方式，都是为了改进教育，实现教育过程的优化；(2)它们在研究中，都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指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和电子传播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

这里，南先生对教育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做了深刻的论证与清晰的界定，并对教育传播学与其相关的学科(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地分析。

三、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整体性的进一步阐释

南先生在谈到教育传播学与电化教育学等学科的区别时。曾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电化教育学是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现代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它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理论在教育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应用》一文中，也再次强调教育传播的整体性：“教育传播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最终效果是由各要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一个要素决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均处在良好的状态，才会形成良好的传播过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各要素的研究必须把它放在整体之中，不能脱离整体，自行其是。”因此，教育电视的设计与制作不能脱离教育传播整体，它是教育传播过程整体的一个环节、要素。在设计、制作教育电视节目时，必须以系统和整体的目光审视各种问题，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传播能力与行为，以及与其他媒体的恰当结合等加以科学分析，否则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教育传播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

前文指出，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教育传播的概念和理论的。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举办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邀请美国施拉姆(宣伟伯)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担任主讲，内容共7讲，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全书共9章：(1)绪论：信息・教育・教育传播-现代化；(2)教学-新工具・人――怎样克服对新教育媒体的阻力；(3)教师・媒介・效果――怎样选择教学媒介；(4)集中・分析・实效――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5)实验・理论・新事物――介绍五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6)广播・卫星・现代化――价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7)电视・图画-新学习――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8)知识・媒体-大学――现代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施；(9)传播教育・政策・评价研究――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

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电教研究室编译了英国菲利普・希尔斯(PHills)所著的《传播过程与教学》，该书共10章：(1)人类传播与教育过程；(2)教学作为传播过程；(3)传播中的心理学问题；(4)言语和非言语的传播；(5)视听传播；(6)人际和小组的传播；(7)大众传播的种类；(8)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9)教师作为信息发送者；(10)有效的教学。

1985年，《教育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七五”教材建设规划，全国电化教育课程教材编审组也将《教育传播学》列人教材编写计划，后又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将《教育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制订了《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共11章：(1)绪论；(2)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基础；(3)教育传播系统；(4)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信息；(7)教育传播媒体；(8)教学传播中的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9)课堂教学传播和远距离教学传播；(10)教育传播效果；(11)教育传播活动实例分析。并组织编写了《教育传播学讲义》。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学的性质和对象》一文中，还对教育传播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初步勾画，他指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教育传播系统的研究；(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3)传者――教育者的研究；(4)教育传播内容研究；(5)教育传播媒体研究；(6)受者――受教育者的研究；(7)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8)教育传播与教育环境的关系的研究。

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经十年，1995年由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共同执笔的《教育传播学》一书终于出版，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传播理论，也由此奠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全书内容共13章：(1)绪论；(2)教育传播系统；(3)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4)教育传播信息；(5)教育传播符号；(6)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7)教育传播中的教师；(8)教育传播中的学生；(9)教育传播环境；(10)教育传播效果；(11)课堂教学传播；(12)远距离教育传播；(13)自学传播。这13章可以分为三大模块：第1章绪论，阐述了传播和教育传播的概念及教育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第2-10章，分别论述了教育传播系统和过程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第11-13章，主要是教育传播应用研究，分别探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课

堂教学、远距离教学和自学中的应用。该书出版后，在教育技术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大多数高校将其确定为教材。因此，该著作实际上成了我国教育传播学课程的国家统编教材。

2005年，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再次携手，组织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和河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出版了《教育传播学(第二版)》。全书共8章：(1)绪论；(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3)教育传播信息和符号；(4)教育传播通道和媒体；(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环境；(7)教育传播效果；(8)教育传播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这8章重点是介绍教育传播的理论问题，其中前两章介绍了教育传播的基本理论，第3章至第7章深入剖析了教育传播的各个要素，最后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简介。该书结构更加清晰、紧凑，采用总――分结构并加入了研究方法简介，逻辑性更强。但因受篇幅限制，原第一版中教育传播理论的应用部分(共三章)被删除。

该书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九论”：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

(1)本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本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的概念，教育传播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传播的演进等等的研究。

(2)过程论：是关于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过程的阶段分析，教育传播过程的设计，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等等的研究。

(3)信息论：是关于教育传播内容的研究。包括：教育信息的本质，教育信息的运动规律，教育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等的研究。

(4)符号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符号的研究。包括：符号的类型与本质，教育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等等的研究、

(5)媒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通道及通道中的干扰，教育传播媒体的分类、特点和功能，教育传播媒体的应用等等的研究。

(6)主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传者与受者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应具备的品质，教师与学生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等等的研究。

(7)环境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环境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环境的概念与功能，教育传播环境的优化与调控等等的研究。

(8)效果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效果的特点与表征，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教育传播效果的测量与评估等等的研究。

(9)方法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类型，教育传播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等等的研究。

南国农、李运林先生主编的《教育传播学》确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科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热情，积极探索构建新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但正如南先生所讲，“在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离建立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尚需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

五、对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期望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教育传播学研究经历了蓬勃发展与实践应用高峰。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教育传播学研究“却是一片冷漠”。旧针对这种情况，南先生多次对他身边的同志和他的研究生谈起要重视和加强教育传播学研究问题。为响应南先生的号召，我们几个博士研究生开始着手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如，李建珍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信息化自主学习中的运用》，王文君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涵义及教育传播学研究范畴分析》，旧汪基德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发表了《论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与分类》，汪颖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发表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王卫军等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研究的现代符号学视角》，等等。南先生的老朋友、对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李运林先生也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的重要论文，并组织力量对教育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教育传播学方面的文章，打破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沉寂。

尽管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的热潮和90年代末的冷落，但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决定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南先生在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教育传播学文章，写下了题为《教育传播学研究：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的主持语，表达了他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关注，论述了在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所面f临的挑战。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教育传播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研究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分析教育传播效果、总结教育传播模式；需要研究传播学理论为教育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启示；需要研究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需要认真研究教学媒体、传播通道的选择；教育传播还需要重新审视其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分众传播、小众传播、人际传播中的作用及其创新推广；教育传播更需要关注媒体对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更需要关注教育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如何针对教育传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变得尤为迫切。

值得欣慰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年轻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教育传播研究的新发展并开展了相关的探索。这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传播学进行诠释，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研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是研究的新起点，希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老师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希望此组文章能引起国内学界对教育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关注，激发学界同仁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兴趣，共同推动教育传播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

2009年11月，在无锡江南大学举办的“关注教育技术前沿，寻求教育发展新路――新时期教育技术发展前沿问题高层论坛”上，南先生以《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为题拉开了论坛的序幕。他提出，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研究的新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心理学取向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传播学研究在复苏。”12月，在云南师范大学举办的“2009昆明教育技术高峰论坛”上，南先生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理论架构，指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建构的理念在于“和为贵”，策略上需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途径是分为“三重、三化与三防”，即重视“基础、前沿和特色”；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化、有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和学科本身基本理论的深化”；防止在学术上“以西方为中心”及其“理论依附”、防止不求甚解“浅尝辄止”以及防止“学术腐败和不端行为”。要致力于对理论体系的整合和升华，在此基础上，南先生提出了以“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为支撑的宏观框架。

在南先生等老一辈电教工作者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教育传播研究正在渐渐复苏”。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渐渐复苏”的表现：(1)对教育传播学著作的社会需求在增加；(2)教育传播学术研究队伍在扩大；(3)出现了一些部级研究课题和新的优秀研究成果。南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复苏的原因：第一，实践的呼唤。教育技术实践领域的一些难题，例如，寻找把互联网与学习、教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办法，要解决这个难题，光靠借鉴心理学知识去分析了解学习者的心理过程(认识、情感、意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传播理论的支持，以掌握信息处理和媒体运作的规律。只有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才有可能找到把互联网与学习、教学结合在一起的好办法。第二，重构的需求。重构网络时代的教育技术学，必须做好一件事：对网络文化垃圾进行批判，树立健康的价值观、道德观。这就需要传播理论，特别是批判学派传播理论的支持。

总之，南先生为我国的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和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进行不断地探索与创新。在新时代，他努力拼搏，继续创新，积极为信息时代下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尽管教育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坚信，在南先生的带领与谆谆教导下。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可喜的是，在南先生的带领下，西北师范大学的《教育传播学》课程被评为部级精品课程，教育传播学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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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5篇

还有人把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的原因归结为是当时科技发展，报纸、广播、电影等传播媒介的发达，商业广告的发展，虚假宣传、色情暴力的传播负面问题的增加等促使了其他学科学者向传播学研究的转向。

其实，弄清传播学为什么诞生在美国、先进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为什么“青睐”欧美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看看那些顶级的传播学者是怎样“炼成”的。

拿被称为传播学创始人的施拉姆来说，如果把他放在国内，他甚至很难获得一份大学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工作，遑论创建传播学了。原因在于，施拉姆有先天性的语言缺陷。据《传播学史》一书介绍，施拉姆5岁的时候，由于“一次不熟练的扁桃体切除手术”，而得了严重的口吃。随着这种口吃的持续，身为律师的施拉姆的父亲甚至放弃了培养他的儿子从事法律和政治事业的梦想。为了避免在公共场合讲话造成的窘迫，施拉姆在他的中学毕业典礼上，没有做告别演讲，只是用笛子演奏了一首曲子来代替。

20世纪30年代早期，施拉姆所在的衣阿华大学的辅导教师们考虑到他口吃，根本没有想到他能够教书。但是，最终，凭借言语方面的治疗，或许也是凭借他对于自己的表达能力越来越足的信心，施拉姆一点一点地克服了他的口吃问题，使教书成为他的终身职业。这其中除了施拉姆依靠个人毅力对语言表达障碍的不断克服，还不能不归功于美国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包容性。否则，如果美国大学因为口吃问题而将其拒之门外，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失去这个传播学的创始人。

而提出过被称为“用批判意识拥抱新媒介时代的第一人”的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麦克卢汉，如果按照现在国内一些新闻传播院系的用人标准，甚至也很难谋到一份像样的新闻传播学“差事”。原因在于，麦克卢汉学历出身混杂。这位传播学大家甚至没有受过任何新闻传播学专业训练，哪怕是社会科学训练，麦克卢汉在文学研究方面也只能算是“半路出家”，他先在曼尼托尼大学分别获得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才转型成研究英国文学的硕士和博士。这种本硕博从工科到文科大幅度转型的情况，在国内一些专门要求本硕博均出自同一和相近专业的高校看来，很容易把他和专业基础不扎实等同起来，显然不会接纳他从事新闻传播，哪怕是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从传播学产生、早期传播学创始人和后来的一些知名传播学者的经历来看，传播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其他学科的贡献，而不是少数自认为是在做传播学研究的人盲目地开辟各自圈出的狭窄的研究领地。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先驱”的拉扎斯菲尔德是数学博士，拉斯韦尔是政治学博士，勒温和霍夫兰均是心理学出身，至于传播学的创始人施拉姆则是文学博士和心理学博士后。还有一位对传播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信息论创始人申农是电子工程和数学博士。正是这些看似和传播学无关的人创立和发展了传播学。另一位同样对传播学作出重要贡献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则是一位数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博士。而且，维纳还有“难以相处，一辈子和学院同事的私人关系都是忽冷忽热”的毛病。

也许正是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这种开放的环境和欧美国家对于传播学研究学者持有的“包容性发展”、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理念，才是传播学在美国诞生并在欧美发展的动力所在。这种“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而不是固步自封排斥个性和特色的做法，或许才是应该给中国传播学未来的发展上的一课。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6篇

教育是“教”和“学”的结合。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要成功接受知识，教育才是成功的，知识的传播才是成功的。由此可见，课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注重了“教”，而忽略了“学”，所以课堂传播是不成功的。这种直线性的单向传播被称为“香农—韦弗”传播模式，这是由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和他的同事沃·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这一模式最早用来解释电报通信过程中的传播模式，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用于教育教学研究。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包含“噪音”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指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干扰因素，比如生词的出现、社会文化背景过于陌生、多媒体的不恰当使用等。根据《要求》的精神，理想的大学英语课堂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接受教师的信息之后，将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反馈给教师。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都发出信息，也都接受信息。这种双向传播符合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他认为，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二、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有效性的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有传播学者针对教育教学展开研究。90年代初期，已有一些教育传播学的教材与论著问世。教育传播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课堂教育传播模式与效果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基于对大学英语课堂传播模式的分析，如何利用传播学理论，来增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的有效性呢？从传播因素的角度来看，传播活动是从传播者开始的，要想增强传播有效性，就要先提高传播者的素质。首先，教师是大学英语课堂的行为主体，教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保证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权威性。其次，教师要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对教师不反感、不排斥，才有兴趣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再次，教师在备课的同时，也要“备学生”。传播心理学表明，信息接受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范围，包括知识、经验、立场、历史文化知识来接受信息。所以教师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兴趣融入到教学中，扩大师生的共同经验范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传播效果理论分析，首先，认知一致理论认为人在认识过程中主动寻求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人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致时，他有压力形成新的观点，达成一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部分学生能够成功接受教师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学习基础薄弱、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能在相同时间接受信息。后一部分学生通常会感到紧张，有的会加快步伐，追赶上其他学生；有的则出现放弃或者逃避的念头，表面看起来接受了教师的信息，其实则不然。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点对面”地教学，而应该采取“点对点”的教学方式，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让所有学生不仅接受信息，还要理解好信息。在大众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承担着设定议程的责任，比如，哪些内容该讲，哪些内容不该讲，哪些内容要重点讲，哪些内容要简要讲。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议程”时，要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演讲等自主学习活动，提高课堂活动的效率和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合理使用传播媒介是达成有效传播的基础。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传递的信息是英文，这对母语是汉语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科学利用传播媒介来辅助教学。在教材的选择上，既要有基本功的训练，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在电子课件的设计上，要做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生动活泼，充满感染力和现场感；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教师要多操作、勤练习，熟能生巧。

三、结束语

在大学英语教学这一传播活动中，教师应结合大学英语教学特点，针对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习惯，借助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学生，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传播学 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为了了解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对我校新闻学专业的三十位同学进行了访谈，学生普遍反映“传播学很难、听不懂、没有用”，在对传播学课程的建议上，学生们大多希望“增加互动、多举新事例、多利用新媒体、渴望参与实践”。根据访谈，总结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的现状与问题如下：

1.1 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知识抽象，学生难以理解

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信息论、人类学等学科都有联系，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的知识面较宽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时，“传播学教学基本是介绍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①这也造成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脱节。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对抽象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如果仅是介绍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造成“传播学无用论”的现象。实际上，开设传播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利用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传播技巧等理论对学生有着极强且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如果不解决传播学课程偏理论化的问题，学生听不懂，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丧失了开设传播学课程的意义。

1.2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传播学课程主要采取讲授式教学，课堂上，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吸收知识。由于传播学课程主要讲授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成果，学生要在课堂上接触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意义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学生要接受并且区分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论，很难将理论知识跟现实操作联系到一起，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对传播学的反感，认为传播学枯燥无用，甚至很多学生在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不知道传播学学了什么。实际上，在访谈中，受访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自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趣，但是由于课程枯燥无趣而望而生畏。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渴望互动的矛盾已经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对传播学人才的要求，多被学界所诟病。在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重视学生的参与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2.1 传播学课程体系及其特点

以部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五章，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繁多、无头绪。结合新闻学专业的特点，并对教材进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进行整合，利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简单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诸多章节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这样，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内容整合为三大部分，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简单，学生易于理解。见表1。

2.2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教学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学院。案例教学的方法就是教师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能在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获得人人都赞同的“正确答案”。案例方法为学习者设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即通常在时间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维技巧和能力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采用案例教学法，用具体、形象的案例来阐释抽象的理论，能够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可以解决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案例教学法的开放性与互动性，强调学生的主导性，鼓励学生充分思考，重视学生参与，满足了学生渴望互动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从而有助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2.3 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但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因此，教师的授课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空讲理论，要保持传播学的应用性的特点。传播学的教学要保持与实践的同步发展，关注当下的信息传播现象。同时，教师应当注意运用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

首先，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模式强调为了理解而学习，通过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式学习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意义结构。这种理论认为，认识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加接受的过程，而是认识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知识的接受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相反地，学习的主体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于是，学习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种理论下，新的教学模式从“教师中心”转变到“学生中心”，传统的课堂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导者。学生们根据教师布置的任务或者议题，分成小组，每组4～6人，主动收集资料，课下小组内部思考讨论，然后将小组讨论的成果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当韩国舞曲《江南Style》风靡全球时，可以借此为议题，用建构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用传播学原理对《江南Style》的走红进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视案例研究。为了保持传播学应用性的特点，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选择案例时，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性。教师有必要对每年的新闻传播热点话题进行梳理分析。

3 结语

虽然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具有偏理论性的特点，但传播学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只有将理论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学生的传播实践能力，传播学课程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基于此，传播学课程教学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教师应熟悉教材，以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断推动课程改革，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建构式教学模式，重视案例研究，鼓励学生真正走进课堂，利用课程教学改革，解决目前独立学院传播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注释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传播学，教学活动，开展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B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它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教学活动通常指的是以教学班为单位的课堂教学活动。它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形式。是施教者在一定教学环境中通过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恰当的教学方法对受教者进行教学，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的过程。

那么我们尝试将传播学的理论纳入教学活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开展教学活动，会怎么样呢？

一、 将传播学“5W”模式纳入教学活动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提出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这就是传播学中著名的“5W”模式，这个模式简明而清晰，是传播过程模式中的经典。

教学活动其实也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活动。我们将5W纳入教学活动，会发现传播学中的“谁”就是教学活动中的“施教者”，“说什么”就是“教学内容”，“对谁说”是指“受教者”，“通过什么渠道”是指“教学地点、教学设施或教学手段等”，“取得什么效果”是指“教学效果。

按照5W模式，“谁”也就是传播者应该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播的任务。如此看来，教师通常作为教学活动中的“施教者”，应该担负着传播者的任务。所以教师对于教学活动内容的收集、加工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方面包括教师的外在形象、内在素养、言谈举止以及专业素质与能力等等，这些都会影响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

“说什么”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也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教师应明确自己的教学内容，内容包括哪些方面，以什么形式表现等。这就要求教师要花精力备好课。

“对谁说”是受传者或受众，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这就要求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要明确自己的教学内容给谁看，自己的受教对象性别、年龄、个性等方面有什么特点，喜欢什么样的教学内容，而且不喜欢什么内容。

“通过什么渠道”也就是分析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特质载体。所以，教师应认真考虑教学地点的选择，以及准备什么样的教学设施。比如是否用多媒体教学，授课时是否需要道具，播放PPT时是否需要用激光笔，PPT的字选择多大比较合适，等等。另外教学方式方法也是其中一方面，教师应探索有效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法、启发示等开展教学。

“取得什么效果”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受众在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各层面所产生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作为教师，应注重教学活动的效果，及时收集效果，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活动设计。比如在课堂上，通过提问、讨论等环节，及时检查学生的领会情况，课后，通过练习、作业等形式检验学生是否掌握，另外还可请学生谈谈课堂的不足，今后需改进的方面。

二、传播学“7W”模式对教学活动的启示

美国学者布雷多克在1958年，对拉斯韦尔的“5W”模式加以拓展，增加了“情境”（where）和“动机”（why）两个环节，提出“7W”模式。其中“情境”是指“在什么情况下”，“动机”是指“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个要素对应到教学活动，就是指“教学环境”和“教学目的”。这两个要素给教学活动的启示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教学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教学环境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于活动的开展起着促进作用。比如选择多大的教室，教室里设施是否齐全，灯光打开还是不打开，桌椅的摆设情况等。第二，教学目的是否明确会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我们有些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前，不明确教学目的，或者设计的教学目的不符合实际，这样都不好。

三、 传播学“噪音”概念与教学活动的关联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家与韦弗共同提出了传播的数学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引入了传播过程中的不速之客――噪音。传播学鼻祖施拉姆也认为传播过程应包括“噪音”在内的8个要素。何为“噪音”？就是指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附加、减损、失真或错误。

这点和教学活动中有可能出现的不和谐状态是一致的。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前，应为“噪音”的出现作好准备，比如课堂上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都认真听讲，课堂上有学生窍窍私语，抬头率低，学生在课堂上吃东西，等等。那么应如何应对呢，教师应想好相应的对策。

四、 传播过程理论与教学活动过程

美国传播学家贝罗于1960年提出，传播是由多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流动过程。这个理论认为，传播是动态的过程，传播要素是相互关联的，传播是双向的。对于教学活动过程也是一样，我们应将教学活动看成是动态的，而非静态不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时时关注活动开展情况，作好及时的应对。而传播要素的关联性，要求我们要分析教学渠道与教学内容的关系，受教者与教学效果的关系等等。传播的双向性给我们启发，作为教师，要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注重学生的反馈。对教为主的同时，也可以尝试以学为主，或者教学并重等模式开展。

此外，在传播学中还有“前馈”概念，这启发我们在教学活动开展前，根据预测的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事先对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学生的构成、需要、行为等，以改进教学方式，增强针对性，加强教学效果。

传播学学者对受众心理进行了分析，提出受众具有个性化心理、务实心理、获益心理、新奇心理和求真心理。反映在教学活动中，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应满足受教者的这些心理，比如活动如何能够让学生的个性得到满足，活动的内容是否务实，是否让学生获益，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能否让学生感到新鲜，能否通过师生的探索，在教学上追求真理，等等。

传播学阐述了说服的技巧，这点对于教学活动也是有所启发，并且可以尝试的。比如在教学中，采用图像，能增加说服力；诉诸幽默，很受欢迎；诉诸感性材料，可以增加意力；重复信息，能够让教师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另外，要让学生认识到这一教学内容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让他们感觉学有所用。

当教师在贯彻某一观点遇到阻碍时，可以运用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理论，找到学生中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通过对学生代表的力量，慢慢将教师的观点落实下去。

综上所述，传播学是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传播过程的诸要素也构成了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从另一视角看待并开展教学活动，使得教学活动更加创新有效地开展。

参考文献：

[1]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9篇

新中国电化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不仅对我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我国教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与李运林先生等一道，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积极推广、践行教育传播学的思想。在庆祝南先生90大寿之际，对南先生的教育传播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

一、传播理论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思想的确立

在我国，传播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的，我国的教育技术工作者对传播学的引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国农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大力支持电教工作者引进、宣传、推广传播学理论。南先生非常重视传播学在电化教育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在他所著的电化教育著作中都特别强调传播学的重要作用。在1985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一版）》第一章“第四节‘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中，他就将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学是电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它们“与电化教育理论的建立，关系最直接、最密切。”[1]在这部著作中，南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三种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5W模式、香农模式和韦斯特莱模式。在这一节内容的最后，南先生进一步强调：“传播理论与电化教育有着广泛的联系。传播理论主要是阐明信息传递的过程与规律，而电化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传递教育信息的过程。在电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常常需要传播学的理论援助。”[2]尽管这里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论述还不够全面系统，但南先生认识到传播学对于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及时地引入到电化教育中来，这显示了南先生的睿智与高瞻远瞩。在1998年出版的《电化教育学（第二版）》一书中，虽然没有具体谈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问题，但传播理论仍然出现在该书的有关章节中，如在“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一节中提到，在研究建立电化教育过程模式时，以下几个传播模式值得参考：分别是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式、贝罗的传播模式、坂元昂的教育传播模式、海曼—弗朗克的教育传播模式。[3]这里实际上仍然是把传播学作为建立电化教育过程的基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待，并参照这四种传播模式，建立起来了三种电化教育过程模式：（1）以教育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2）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电化教育模式；（3）以问题为中心的电化教育过程模式。[4]在2004年出版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再次明确提出传播理论是信息化教育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之一的思想。他认为：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里层、最直接的是“学与教理论和传播理论”。[5]在这里，南先生将四种传播理论修改为：（1）贝罗的传播过程四要素理论；（2）罗米索斯基的双向传播理论；（3）宣伟伯的传播效果理论；（4）罗杰斯的创新推广理论。[6]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三种信息化教学的基本模式：（1）以“教”为主的模式；（2）以“学”为主的模式；（3）以“其他要素”为主的模式，如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育媒体等。[7]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南先生还提出了信息化教育（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这一概念，并将之概括为三种理论：现代教育媒体理论、现代传媒教学理论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8]尽管在南先生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理论基础的思想表述略有不同，但南先生将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入。近30年的坚持与努力，显示了南先生作为电化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所具有的继承创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质和研究态度。

二、对教育传播学性质和研究对象的深刻论述

南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电化教育研究》上，阐述他关于教育传播学性质、研究对象的看法。南先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包含的学科有几千种，仅自然科学就有2400多种，这些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学科，其内容只涉及一门科学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另一类是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两门或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交叉学科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边缘科学，是两门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科学的领域。二是综合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即两门以上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作用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其内容涉及两门以上科学的领域，如生物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等等。三是横断学科，这类学科具有两种特性：（1）它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产物；（2）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可以作用于多种其他学科，从横的方向上研究多个对象。如系统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是哲学、人类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它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功能，具有向多个领域广泛渗透的可能性。教育传播学是属于交叉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它是教育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传播学是综合运用传播学和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实施、评价学习和教学全过程，以实现教学和教育的最优化。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就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去揭示教育传播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的对象是整个传播系统和学习与教学全过程。

在谈到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关系时，南先生指出：视听教育学是以教育媒体（包括传统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视听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

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的区别是：（1）在研究和应用中，视听教育学以教育媒体为核心；电化教育学以现代教育媒体为核心；教育传播学没有核心，同等重视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2）教育传播学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教育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区别在于：教育传播学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揭示教育传播的规律，探讨教育传播的知识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研究中“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探讨把教育传播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着重回答教育传播实践中“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教育传播学和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相同的地方是：（1）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探索新的教育方式，都是为了改进教育，实现教育过程的优化；（2）它们在研究中，都很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这里所说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指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和电子传播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9]这里，南先生对教育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范围做了深刻的论证与清晰的界定，并对教育传播学与其相关的学科（视听教育学、电化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较全面深入地分析。#p#分页标题#e#

三、对教育传播理论和传播要素整体性的进一步阐释

南先生在谈到教育传播学与电化教育学等学科的区别时，曾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了论证：电化教育学是以现代教育媒体的研究和应用为核心，它要探讨的是怎样运用各种现代媒体，有效地传递教育信息，以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教育传播学是对所有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提高教育效果，达到教育过程的优化。它在研究中，对教育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它是从整体（所有教育资源）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视听教育学和电化教育学是从局部（教育媒体或现代教育媒体）出发，来探索新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优化的教育效果。南先生在《教育传播理论在教育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应用》一文中，也再次强调教育传播的整体性：“教育传播过程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最终效果是由各要素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某一个要素决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均处在良好的状态，才会形成良好的传播过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各要素的研究必须把它放在整体之中，不能脱离整体，自行其是。”[10]因此，教育电视的设计与制作不能脱离教育传播整体，它是教育传播过程整体的一个环节、要素。在设计、制作教育电视节目时，必须以系统和整体的目光审视各种问题，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传播能力与行为，以及与其他媒体的恰当结合等加以科学分析，否则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教育传播学科体系的初步构建

前文指出，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教育传播的概念和理论的。1982年，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举办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邀请美国施拉姆（宣伟伯）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担任主讲，内容共7讲，会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全书共9章：（1）绪论：信息•教育•教育传播•现代化；（2）教学•新工具•人———怎样克服对新教育媒体的阻力；（3）教师•媒介•效果———怎样选择教学媒介；（4）集中•分析•实效———教学软件制作的路线；（5）实验•理论•新事物———介绍五个新事物传播的实验；（6）广播•卫星•现代化———介绍两个卫星教学实验；（7）电视•图画•新学习———电视在现代化教学中的新任务；（8）知识•媒体•大学———现代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施；（9）传播教育•政策•评价研究———评价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11]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电教研究室编译了英国菲利普•希尔斯（P．Hills）所著的《传播过程与教学》，该书共10章：（1）人类传播与教育过程；（2）教学作为传播过程；（3）传播中的心理学问题；（4）言语和非言语的传播；（5）视听传播；（6）人际和小组的传播；（7）大众传播的种类；（8）学生作为信息接收者；（9）教师作为信息发送者；（10）有效的教学。

1985年，《教育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七五”教材建设规划，全国电化教育课程教材编审组也将《教育传播学》列入教材编写计划。后又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将《教育传播学》作为电化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制订了《教育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共11章：（1）绪论；（2）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基础；（3）教育传播系统；（4）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信息；（7）教育传播媒体；（8）教学传播中的言语传播与非言语传播；（9）课堂教学传播和远距离教学传播；（10）教育传播效果；（11）教育传播活动实例分析。[12]并组织编写了《教育传播学讲义》。

南先生在《教育传播学的性质和对象》一文中，还对教育传播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初步勾画，他指出，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教育传播系统的研究；（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3）传者———教育者的研究；（4）教育传播内容研究；（5）教育传播媒体研究；（6）受者———受教育者的研究；（7）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8）教育传播与教育环境的关系的研究。[13]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经十年，1995年由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共同执笔的《教育传播学》一书终于出版，该书较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传播理论，也由此奠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全书内容共13章：(1)绪论；（2）教育传播系统；（3）教育传播过程与模式；（4）教育传播信息；（5）教育传播符号；（6）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7）教育传播中的教师；（8）教育传播中的学生；（9）教育传播环境；（10）教育传播效果；（11）课堂教学传播；（12）远距离教育传播；（13）自学传播。这13章可以分为三大模块：第1章绪论，阐述了传播和教育传播的概念及教育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第2—10章，分别论述了教育传播系统和过程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第11—13章，主要是教育传播应用研究，分别探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课堂教学、远距离教学和自学中的应用。该书出版后，在教育技术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绝大多数高校将其确定为教材。因此，该著作实际上成了我国教育传播学课程的国家统编教材。

2005年，南国农先生和李运林教授再次携手，组织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和河南大学的部分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出版了《教育传播学（第二版）》。全书共8章：（1）绪论；（2）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3）教育传播信息和符号；（4）教育传播通道和媒体；（5）教育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6）教育传播环境；（7）教育传播效果；（8）教育传播研究方法。可以看出，这8章重点是介绍教育传播的理论问题，其中前两章介绍了教育传播的基本理论，第3章至第7章深入剖析了教育传播的各个要素，最后是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简介。该书结构更加清晰、紧凑，采用总———分结构并加入了研究方法简介，逻辑性更强。但因受篇幅限制，原第一版中教育传播理论的应用部分（共三章）被删除。该书八章内容可以概括为“九论”：本体论、过程论、信息论、符号论、媒体论、主体论、环境论、效果论和方法论。（1）本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本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的概念，教育传播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教育传播的演进等等的研究。（2）过程论：是关于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过程的阶段分析，教育传播过程的设计，教育传播的基本模式等等的研究。（3）信息论：是关于教育传播内容的研究。包括：教育信息的本质，教育信息的运动规律，教育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等等的研究。（4）符号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符号的研究。包括：符号的类型与本质，教育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等等的研究。（5）媒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通道与媒体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通道及通道中的干扰，教育传播媒体的分类、特点和功能，教育传播媒体的应用等等的研究。（6）主体论：是关于教育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传者与受者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和应具备的品质，教师与学生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等等的研究。（7）环境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环境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环境的概念与功能，教育传播环境的优化与调控等等的研究。（8）效果论：是关于教育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效果的特点与表征，教育传播效果的优化，教育传播效果的测量与评估等等的研究。（9）方法论：是关于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研究。包括：教育传播研究方法的类型，教育传播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基本方法等等的研究。南国农、李运林先生主编的《教育传播学》确定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科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带动了一批学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热情，积极探索构建新的教育传播理论体系。但正如南先生所讲，“在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尚处在初期阶段，离建立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尚需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努力。”[14]#p#分页标题#e#

五、对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期望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教育传播学研究经历了蓬勃发展与实践应用高峰。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期，教育传播学研究“却是一片冷漠”。[15]针对这种情况，南先生多次对他身边的同志和他的研究生谈起要重视和加强教育传播学研究问题。为响应南先生的号召，我们几个博士研究生开始着手对教育传播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几篇研究论文。如，李建珍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在信息化自主学习中的运用》，[16]王文君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涵义及教育传播学研究范畴分析》，[17]汪基德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发表了《论教育传播模式的构建与分类》，[18]汪颖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发表了《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缺失现象及原因分析》，[19]王卫军等在《电化教育研究》2007年第8期发表了《教育传播研究的现代符号学视角》，[20]等等。南先生的老朋友、对我国教育传播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李运林先生也在《电化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教育传播理论是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的重要论文，并组织力量对教育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教育传播学方面的文章，打破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沉寂。

尽管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的热潮和90年代末的冷落，但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决定了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南先生在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教育传播学文章，写下了题为《教育传播学研究：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的主持语，表达了他对教育传播学研究的关注，论述了在信息时代教育传播学所面临的挑战。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教育传播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研究各种新型教育传播过程、分析教育传播效果、总结教育传播模式；需要研究传播学理论为教育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启示；需要研究新技术与新媒体构筑的信息化教学环境；需要认真研究教学媒体、传播通道的选择；教育传播还需要重新审视其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分众传播、小众传播、人际传播中的作用及其创新推广；教育传播更需要关注媒体对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更需要关注教育传播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如何针对教育传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变得尤为迫切。

传播学信息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学习共同体；教育传播；传播模式；课堂教学

一、传统课堂传播模式的弊端

传统的课堂传播模式脱胎于大众传播学。在传播学中，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和反馈五大要素。以往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同化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将大众传播学的模式直接运用到教育传播中，传播者变为教师，受传者是学生，教师讲授内容即传播信息，而教具及其他教学条件则构成传播媒介。大众传播模式生长于“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土壤里，带有较强的信息灌输色彩。与大众传播行为相比，教学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流动与控制，课堂上信息的有效传播并不完全等价于知识的形成。

1.传统课堂传播模式忽视了知识的复杂性

Per Flensburg 从信息技术的视角详细分析了知识与信息的区别与联系，并给出了公式性表述：①数据流+格式=数据；②数据+结构=信息；③信息+元数据=内容；④内容+上下文或者语境=知识。从知识由内容和上下文或语境两部分组成，可以看出，知识的获得既需要向学习者呈现内容，亦需要学习者完成对所学内容的语境的建构。大众传播行为的传播对象往往停留在“内容”的层面上，而教育的特殊性对教育传播的结果有明确要求，教育传播的目的并非学生获得传播内容而是在“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知识。

2.传统课堂传播模式不利于知识生成

从大众传播脱生而来的教育传播，潜意识地在传播模式上继承了大众传播的“单向化”。单向化的传播模式导致课堂上传播行为的单一化，即只有教师向学生的传播。在课堂传播环境中的所有个体被分为两方：一方是教师，另一方是学生。教师向所有学生传播信息和知识，学生与教师建立单一的反馈关系。首先，这种反馈的力度和频率是很难保证的；其次，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造成了学生间的相对孤立；第三，单向化传播的课堂天然地将教师和学生划为两方，正体现了大众传播的一大缺点：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分离性。

二、学习共同体理念下的课堂传播模式

1.学习共同体

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概念，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普遍认为学习共同体由稳定的学习者及指导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要素组成。学习共同体有以下特点：

（1）一些个体因为某个既定的学习目标或者某个共同的学习兴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团体或社区

（2）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参与到共同目标的学习中，成员间共享话语权，通过思考、探索、会话、协作来完成目标

这个团体的学习进度不是整齐划一的，单个成员对共同的学习任务都具有独立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在共同任务之外成员又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兴趣点和学习方向。无论是共同探索的成果还是个别成员独立思考的成果都在团体内进行传播和共享。

（3）学习共同体内的成员对共同学习任务的理解和背景知识必然是不同的

在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中，学习者有高、低级之分，层次较高的学习者自然获得较多的话语权；教师的角色转变为共同体殊的助学者。无论在何种学习共同体内，话语权都不会被独享。

2.学习共同体理念下的课堂传播模式

学习共同体理念坚持学习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参与、活动、反思、会话、协作等行为，话语权在成员间共享，从形式上打破了传统课堂中的单向性传播，提高了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对学习共同体的归属感，客观上解决了传统课堂传播局限于信息传播的缺点，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建构和生成，从而实现真正的知识传播。

（1）在该模式下，课堂中的传播行为不再单一

话语权从教师的掌控中独立出来在成员中传递，教师作为助学者维持其传递秩序。

（2）传播行为中的角色发生变化，传播者变为当时话语人，受传者变为其他共同体成员

教师和学生不再固定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提高了学生对学习的参与度和对课堂的归属感。同时，传播不再局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而是发生在所有共同体成员之间。

（3）解放话语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在高参与度和归属感的环境下，对话和思考的活动性增加，课堂中发生的不仅仅是浅层的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更易于知识在整个共同体内的产生和建构。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该模式仅是一种初级探索，文中难免有错误之处。同时，本文仅从传播行为角度对课堂教学传播模式进行了简单构建，尚未较深入地涉及该传播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影响关系，其在传播行为前、中、后的状态变化以及传播效果的检测等等，有待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剑虹.课堂教学知识传播模式的构建[J].电化教育研究，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