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念范文

传播学概念篇1

关键词：边疆学； 顾颉刚； 杨成志； 提出； 传播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85—06

近年来，创立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界受到较多关注。如马大正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掀起第三次高潮，创立“中国边疆学”成为“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P285）。林文勋教授亦指出：建立中国边疆学“既是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2]（P134）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者都将“边疆学”当做一个学术概念来使用，但是，“边疆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与传播等基本史实，仍然需要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笔者曾对顾颉刚、杨成志两位先生在中国边疆学构筑中的贡献做过初步研究①。本文拟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边疆学”何时由何人在何处首次提出，待考。不过，就笔者所见，作为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学”一词，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中国殖边社社刊《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这一期的“边疆学图书一览”，列出玉勤堉著《蒙古问题》（上海商务书局1931年5月版）、张明炜著《国际竞争中之满洲》（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8月版）、大岛与吉著《满蒙铁路网》（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1月版）、詹念祖著《云南省一瞥》（上海商务书局1931年5月版）等24本专著，几乎全与我国边疆有关。同年7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也有“边疆学图书一览”，所列图书同样多与我国边疆有关。

中国殖边社是为挽救我国近代边疆危机而成立的。正如该社《敬告国人》所言：“救亡御侮之要，舍正心诚意何求，信既正矣，始可救国，救国之要，莫若殖边”，“疆土者，中国之疆土也，宗主之权，不容妄夺；措置之方，其权在我，苟中国政府人民，能于一定之目标下，作有系统之组织，有计划之开拓，以举国之财力，作为投资；以举国之民力，用为保障，则无论其为日本侵略下之满洲，苏维埃政府式之蒙古，英吉利宰制下之回藏，法兰西垂涎中之滇桂，皆可藉我铁血，还我山河，运我坚忍之志，杜彼窃之谋”②[3]。该社以“研究及开发边疆为宗旨”[4]，非常重视有关边疆研究的图书的收集。因此，其下设的文化委员会成立之初，即着手于图书馆的设立，并计划将之建设成为“中国唯一研究边疆者之图书馆”[5]。该社1934年度第一次监理事联席会议还通过了筹建边疆问题图书馆案[6]。所以，该刊所用的“边疆学”，已具有显明的学术意义。

不过，“边疆学”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的出现，始见于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这还得从《计划书》的编撰说起。

关于《计划书》的草拟及修订，顾先生在日记中有详细披露。1935年12月30日，“根据伯平所起稿，重写《研究边疆计划书》。”31日，“修改《计划书》”。1936年1月1日，“到研究院，草《研究边疆计划书》。”“点改履安、自珍所抄《边疆计划书》。”2日，“草《研究边疆计划书》毕，凡九千言。”4日，“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日夜写六千字。”5日，“抄《研究边疆计划书》三千字，毕，即付晒。”“耿贻斋来，为包扎寄英庚款会书，装订《计划书》成册。”6日，“修改《研究边疆计划书》。”“修改《计划书》毕，付抄。”11日，“此次到南京，为募禹贡学会款。张石公先生谓予，‘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予因其言，作《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13日，“校《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两份。”17日，“校《研究边疆计划书》一份。”“校《计划书》一册。” 按：“张石公”即张国淦先生。另外，原文中书名号为“〈〉”，改之。[7]（P424、427—428、430—432）“伯平”为冯家昇先生的字，冯先生当时与顾先生一起办《禹贡》半月刊，《计划书》初稿即为其所拟。不过冯稿拟于何时、具体内容为何、是否使用“边疆学”一词等还不清楚。但“重写”表明，顾先生的改动一定不小。由《顾颉刚日记》可知，顾先生11日所作之“《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明显是据已改毕的《计划书》修改而成。

《计划书》第一部分为“创办缘起”。第二部分“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简述了道光时期国人对边事的研究。第三部分为“百年来外人对于我国之调查研究工作”。第四部分为“近年日本学者之中国研究”。第五部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该部分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边疆问题已普遍注意，为我国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 按：因未能见到顾先生1935年底至1936年初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本文引述的是1981年发表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这样的处理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这两份“计划书”内容是否相同？关于这一点，下文的论述已经给出了答案：两份“计划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另外，1981年刊出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不是当初顾先生所拟计划书的全部，实际上省略了计划部分。本文所谓《计划书》，仅指1981年发表的部分。

传播学概念篇2

【摘 要】本文以“为何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为分析框架，对四所高校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发现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在“为何传播”和“传播什么”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讲述，对“如何传播”也比较重视。

关键词 科学传播 课程教学 教学内容

最近二十余年来，有关科学传播的课程、专业和研究方向受到国际上很多高等院校的重视。本世纪初，科学传播的概念传入我国，我们开始认识、传播和研究这个领域，而教学则更迟一步，有关科学传播教学的研究就更少了。但这无疑是一个需要研究和值得重视的领域。我们曾在《科普研究》上就科学传播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中外对比研究，而本研究专门聚焦于其中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探讨。在此依然，因为从我们接触到的国内外该领域的概论性书籍、该类课程核心内容来看，一般都可以归结到此框架内，只是侧重点可能不同；侧重点的不同很重要，它往往产生于对科学传播概念的理解不同，对当下科学传播的目的的认识不同，对科学传播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同等原因。

本文通过网络资料、纸质资料和通信访谈等形式，对国内开设“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较有影响的四所大学，即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进行了该课程教学内容的调研，使用“为何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为分析框架，旨在展示整理后的调研内容并在上述框架下进行分析，为相关部门、教师和研究者了解并思考我国“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现状提供一些资料和一定的讨论方向。

由于科学传播专业、方向或课程大多设置在硕士阶段，本文以硕士阶段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为研究对象。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科学传播的课程，主题都聚焦在科学传播上，《科学技术传播理论研究》是其中的概论类课程。北京大学是最早传播科学传播这一概念的高校，也最早设立了科学传播中心并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生教育，我们选取其中概论类课程《科学传播导论》为研究样本。湖南大学把科技新闻记者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教育目的，我们选取其中概论类课程《科技传播理论》为研究样本。北京理工大学的科学传播以科技为背景展开科学传播的教育与研究，我们选取了其中概论类课程《科学传播专题研究》作为样本。如上所述，该四所高校在科学传播教育方面各有特色，这也是我们选取其概论课程的原因。

一、“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整理

为了便于比较，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分学校分别进行呈现（表1、表2、表3和表4）。

表中四所高校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定位并不相同，按以上顺序分别是学科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专业课。但从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得不出课程定位与课程内容之间的明显异同关系，因此课程定位这一因素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我们不必把它作为分析要素。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术语的使用上，有“科学传播”、“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传播”几种，不同的用语与其课程内容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词语的使用习惯问题，而其包含的意义要从具体语境中去把握。因此，在这里也不作理论，都统一在“科学传播”这个术语之下。但是我们发现，这四门课对“科学传播”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中科院大学和北京大学主要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即科学（传播主体）与一般公众之间的传播，而湖南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则是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即科学传播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正规教育体制中的科学教育、技术传播和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这一不同使得课程的内容明显不同，因此我们把对科学传播的广义和狭义的认识作为分析要素。

二、“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分析

根据本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整理和阐述，将四所高校“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特征归纳于表5。√表示对科学传播概念之广义或狭义的认识；表示有；—表示无，表示部分涉及，表示涉及较多。

科学传播中“为何传播”很重要，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传播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传播需要和目的，因此现代社会的“为何传播”是比较复杂的。而不同的“为何传播”就决定了要“传播什么”；“为何传播”和“传播什么”又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课程内容中往往是“为何传播”的内容会紧跟着“传播什么”的内容在同一章节中出现。新的“为何传播”的理念或理论还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创新，如“对话模型”、“双向模型”在科学传播中的出现即如此。所以“为何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如何传播”。从上表可以看出，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对“为何传播”和“传播什么”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讲述，主要表现在它们涉及到了当代的多文化背景下的，多视角的科学传播需求、目的及其传播内容。而持广义的科学传播概念认识的课程则较少有这些内容，而将内容集中在科学传播的科学发展目的、经济发展目的这些维度上进行展开。当然，关于“如何传播”都是部分涉及，在一门课中将科学传播的实践进行全面介绍有一定困难，进行各种具体实践就更不可能了，需要其它课程去承接。但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对“如何传播”涉及得多些，说明这样的课程比较重视实践。同时，从表1至表4也可以发现，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所用的教材涉到很多外文译本书籍和外文书籍及杂志，涉及面更广泛，更具有前沿性。

结语

在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传播（包括技术传播）是科学传播的重要部分，这也是我们较为熟知和容易理解的内容，由于它往往自身带着一定的或很强的功利性，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利益驱动就会有运作主体。而多文化背景、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则功利性较弱，需要科学传播者、研究者发挥其特殊的作用，推进研究、教学和传播。这一思考或许对我们未来新开设“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有所启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课题“关于我国科技传播人才需求和培养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ZH098）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伯恩斯 等,《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J].《科普研究》,2007（6）:19-33

②吴琦来,普宏,孟雷，《中日高校培养科学传播人才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J].《科普研究》，2013（4）:46-53

③莫扬，《我国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建设现状分析及建议》[J].《科普研究》,2006（2）:31-35

④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站.[EB/OL].jwjz.gucas.ac.cn/coursepubl-ic/default.asp,20130222.

⑤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EB/OL]. csc.pku.edu.cn/art.php?type=2&sid=2392,20120506.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传播学概念篇3

关键词：光程；时间；速度；相位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041-02

光程概念的引入，通常有如下两种方法：

方法一：直接给出定义，相当于让学生死记硬背。

方法二：借用机械波中的相位差公式，引出光程的概念。此种方法的优点在于便于学生理解为什么在光学当中引入光程，而机械波当中没有引出与之类似的概念；其缺点是，学生对相位差公式并不熟悉，在此基础上的深入讨论，学生难以接受。该方法过程如下：

同种介质中传播的两列相干波，在相遇点的相位差为：

Δφ=φ1-φ2-■（r2-r1） （1）

其中，φ1和φ2是振源的初相；λ是波在介质中传播时的波长，跟波速一样，都与介质有关；r1和r2是两列波传播的路径长度。

若在不同介质中，波长显然不同，上式中的波长就要随之变化，即

Δφ=φ2-φ1-2π■-■ （2）

或写成

Δφ=φ2-φ1-ω■-■ （3）

在机械波干涉中，（2）式和（3）式不能进一步化简；但在光的干涉中，产生相干现象的两束光是从同一束光利用分振幅或分波振面法获得的，因此Δφ=φ2-φ1=0，并利用真空中波长λ与介质中波长λ0的关系λ=■，（2）或（3）式化简成

Δφ=2π■-■=2π（n2r2-n1r1） （4）

令L1=n1r1，L2=n2r2，L1和L2分别代表光在介质1和介质2中的光程。注意，因为机械波不能在介质中传播，所以在机械波干涉中不可能象在光的干涉中那样把介质中的波长或波速与真空中的波长或波速联系起来，即以真空作为参考而引出类似于光程的概念。因为机械波必须在介质中才能传播，介质不同，波速不同，那么选哪一种介质作为参考呢？是水？是玻璃？还是其他介质？其实，选哪一种介质，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与（4）式类比，不能看出这一点，因为机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没有象光在介质中传播时简单的、统一的速度的计算公式，即u=■，因此机械波中没有类似于光程的概念。

以上是传统的两种引出光程的方法，鉴于此两种引入光程的方法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可以采用以下非常简单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引出光程的概念，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效果很好。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学生非常熟悉的公式t=■引出光程的概念。

首先，让学生考虑光从折射率为的介质中的A点传播到B点所需的时间，如图1所示，学生很容易算出：

t=■=■=■ （5）

再计算穿过两种介质的时间，如图2所示，

t=■+■+■+■=■ （6）

同理，穿过多种介质所需时间为

t=■+■+∧=■+■+∧=■

=■=■ （7）

可以看出，（5）、（6）、（7）三式中相同之处是都具有nili一项，即介质的折射率乘以在介质中走过的几何路径的长度，类似于高中数学中数列的通项公式，因此，可以将nili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定义为光程Li，在各种不同介质中传播时光程之和L除以真空中的光速就是所需时间，引入光程，可以使问题简化。

其实，光程概念的引入并不是必需的，只是使处理问题的方法在表述上更清晰，更容易。

对于光程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但此处也很容易讨论，由（7）式可得，

L=ct （8）

因为是真空中的速度，（8）式说明，光程就是相同时间内（与介质中传播时间相同）在真空中传播的几何路径的长度，显然大于介质中传播路径的长度。光在介质中传播时，其波长和速度与真空中不同，但频率不会变化，也就是相同时间内，光波在介质中和在真空中向前传播的完整波形的数目不会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教学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引入光程的概念学生更容易接受及理解，再来讨论两列相干波在相遇点的相位差问题。之所以存在相位差，是由于两列光波从光源传播到相遇点所需时间一般不同，若在任何点相遇所需时间都相同（当然有些点是相同的），那么所有点都是干涉加强点，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因此，

Δφ=ω（t2-t1） （9）

再利用上面讨论过的t=■，（9）式变成，

Δφ=ω■-■=■（L2-L1）=■（L2-L1）

=■δ （10）

上式中，δ=L2-L1是两束光从光源到相遇点的光程差，可以看出，光程差决定了相位差，而相位差决定了干涉加强还是减弱，所以，干涉问题的关键就是求解两束光的光程差。

结论：由于传统光程概念引入学生难以接受，本文作者主要从学生非常熟悉的计算公式t=■和u=■（光在介质的速度公式），引导学生自行导出光程的定义及物理含义，使学生便于接受和理解，在此基础上，轻而易举地推导出光程差与相位差得关系式，进而讨论光的干涉衍射问题。

传播学概念篇4

关键词：新媒体；自媒体；关系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与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新媒体与自媒体在21世纪的风头已经盖过传统媒体，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两者却存在令人尴尬的局面：新媒体与自媒体混淆。因此，对自媒体与新媒体的定义进行梳理，辨析两者的关系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对新媒体与自媒体显示作用的发挥有重要意义。

一、新媒体的与自媒体的定义梳理

新媒体比自媒体出现的更早，关于新媒体的定义研究有很多的说法，在传媒界也没能够对新媒体的概念进行界定，因此认为通常将新媒体成为“一个混乱的概念”。随着新媒体的以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逐渐出现，而当自媒体出现后，新媒体与自媒体概念的较差使得混乱新媒体概念混乱现象更加突出。为此，通过对新媒体与自媒体概念的梳理，希望可以对两者之间的界限进行划分，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两者的效益。

（一）新媒体的定义

“新媒体”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提出，当时，戈尔德马克将新媒体制作电子录像，随着美国传媒界对新媒体这一概念的继续研究与深入，新媒体在全美乃至世界广泛流行。

我国对新媒体这一概念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根据现有最早的英译译文，推测我国最早出现新媒体这一概念是在1978年，此后，关于新媒体的译文以及研究受到传媒行业的普遍关注。90年代后，我国电子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传统传媒业依托网络技术的便利，也逐渐朝新媒体方向迸发，新媒体因此逐渐成为潮流，而后，我国传媒界也尝试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界定，在2000年，吴征就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可以将新媒体定义为交互式数字化复合媒体。

进入到21世纪，各传媒学界与传媒领域的领导者也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了研究与概述，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所谓新媒体就是一个新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广播相对报纸就是新媒体，而电视相对广播也是新媒体，我们今天所接触的新媒体是通过计算机处理后的信息并通过网络形式传播的一种媒体形态”。而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执行主席吴征则认为，新媒体只是在表达形式上与旧媒体不同，其实在本|上新媒体与旧媒体没有什么不同。其中对新媒体概括比较全面的是宫承波在《新媒体概论》中的阐述，他汇聚了国内外学者对新媒体的定义，是目前国内比较认同的有关新媒体概念的阐释，文中对新媒体的界定为：所谓新媒体，指的是利用现代数字基础、网络基础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并借助现代互联网、无线通信网以及卫星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而以电视、电脑、手机为接受终端，向用户传播视频、音频、连接游戏等的信息或娱乐服务的一种传播形式的总称。

综合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媒体的观点，可以发现，虽然学者所给出的新媒体在角度上有很大的区别，使得概念的形式多样，但是都指出新媒体是继广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的新的传播形式，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借助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现代高科技产品与技术，形成新的传播手段。

从旧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变上来看，如果将新媒体的作为区分传统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显然在概念上会显得比较宽泛与粗糙，但是由于新媒体本身发展的较快，且各方观点不同，因此将其定义进行统一规范也就无从下手。所以，传媒工作者为了充分利用新媒体，就将以互联网与手机为载体的媒体形式。

（二）自媒体的定义

自媒体这一概念最早由“博客”形式创始人丹.吉尔默与2001年9月提出，在自媒体博客中，吉尔默提出了“新闻3.0”的想法，在他的理解中，将新闻1.0概括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新闻2.0则可以称作为新媒体，新媒体3.0就是以“博客”等互联网传播形式为趋势的自媒体。从这一概念上来看，自媒体出现的比新媒体晚。此后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提出的“自媒体”报告。

吉尔默在博客中对自媒体的定义分析中，将自媒体称作草根新闻，并对自媒体的作用和前景进行了阐述，2003年，博客这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出现，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地点文字、图片，并且能够将其分享给他人，因此，博客也风靡全球，受到人们的追捧，媒体研究人员对自媒体这一概念谈论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自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在不断发生改变。

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也出现的比较早，但是大多数都是根据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的研究报告进行的定义拓展，在自媒体定义的认同上，传媒界普遍认可一种观念，那就是自媒体是具有交互性的，也就是在自媒体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通过现代互联网，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二、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关系辨析

通过对新媒体的定义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新媒体是继传统媒体之后的一种新的传媒形式，是媒体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随着自媒体的出现，新媒体与自媒体由于都是借助现代互联网与高技术手段进行传媒过程，这导致在实际使用与研究过程中出现两者定义混淆的局面。所以，为了更好的区分新媒体与自媒体，根据两者定义上的差异，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辨析，有利于两者更好的发展。

（一）新媒体与自媒体并非接续关系

接续关系，指的是将自媒体定义为继新媒体后的有一种新媒体类型，关于自媒体是新媒体这一接续关系最早的认可者就是“自媒体”概念提出者丹.吉尔默，在其“新闻3.0”的想法中，提出媒体发展的趋势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的过程，在这一发展链条下，自媒体显然作为新媒体的接续。

在自媒体刚提出的一段时间，这种观念比较流行，很多研究者也将吉尔默的新闻发展方向作为思路，并且人们也认可当时比较流行的博客形式，将其作为新媒体的接续。但是从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上来看，两者显然不是接续关系，因为新媒体是以现代互联网为基础的传媒形式，涵盖的传播面非常广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也逐渐出现，两者在信息传播形式上存在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借助现代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进行的传播活动，吉尔默所阐述的自媒体与新媒体是接续关系事实上只关注了两者的差异，却没有认识到两者在互联网背景下所具有的共同属性。

此外，从本质与技术背景上来看，新媒体与自媒体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新媒体，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媒体类型的一种，都注重对受众的主观质量感受，并且都希望通过挖掘受众的需求来不断提升自我吸引力，两者同属一个传媒背景，并且在资源挣脱方面日趋激烈。此外，新媒体从报刊、电视、广播等演变之路可以发现，新媒体的出现不依托传统媒体，而是现代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因此人们很容易区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而自媒体却不同，它和新媒体产生的条件相同，其演变并不是跨技术的，而是在新媒体的基础上衍生的，为什么现代传媒人员会将新媒体与自媒体两者混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新媒体与自媒体两者都是在互联网科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媒体形态，两者不存在技术鸿沟，因此新媒体与自媒体并非继续关系。

（二）新媒体与自媒体并非等同关系

将新媒体与自媒体等同，事实上就是将两者概念混淆，既在定义上将自媒体看作新媒体，这也是目前传媒界混淆两者的原因。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编在有关自媒体的研究报告中，将新媒体的定义归纳为“反思利用最新的鞑ナ侄危尤其是现代互联网、收集自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形式，都是新媒体”，这一概念阐述事实上将新媒体与自媒体进行混淆。然而事实上，两者却存在清晰的界限。

从上文对新媒体与自媒体定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者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却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第一，传播主体不同。新媒体的传播主体主要施工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演变而来的，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也仅仅是“点到面”的传播过程，并非针对某一个体。而自媒体却更加大众化，传播者与接受者由于都可以是普通民众，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既可以是“点到面”的传播，也可以是“点到点”的传播，比如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工具，人们可以将信息分享给制定的好友，因此在传播上具有更强的针对性。然而，这种变化也并不能理解为自媒体是新媒体的一种接续，因为两者虽然在传播主体上有所不同，但是新媒体与自媒体却都是依托互联网这颗大树进行散枝的。第二，自不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不同，但是新媒体与自媒体的传播手段却相同，然而由于两者传播主体不同，所受的约束也不同，与传统媒体相同的是，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与传统媒体有着同样的约束，这是因为新媒体的传播者主要是正规的传媒结构，并且其“点到面”的传播方式要求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要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避免向民众传播错误的观点。而自媒体却不同，由于其亲民化的特征，因此比新媒体拥有更多的自与话语权，民众可以通过构建自己的自媒体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来张扬自我个性，并且还能够实现传播者与接收者的互动，因此，在自方面，自媒体要比新媒体有更大的自。

通过对新媒体与自媒体的描述，可知两者有并非等同关系，而是存在个性上的不同。

（三）自媒体与新媒体是从属关系

自媒体既非接续关系，也非等同关系，究竟两者存在何种关系？笔者认为，自媒体与新媒体是从属关系，既自媒体是新媒体大树上的一个树枝，并非全新的物种。对两者关系进行具体分析，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自媒体属于新媒体，两者在技术背景上无区别。和新媒体演变方式不同，自媒体的演变更加顺利，自媒体的演变充分接触新媒体演变的经验，在数字科技与网络技术基础上不断发展与壮大，并且每一次互联网革命都会形成新一轮的自媒体形态。吉尔默所阐述的自媒体实施上都是建立在新媒体所依托的网络技术背景下，当时将博客视为自媒体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互联网以及手机通讯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等降博客蚕食殆尽，从博客到微博到微信，虽然自媒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所依托的技术背景却是永恒不变的。

第二，新媒体概念中涵盖自媒体，但是两者不等同。在所有关于新媒体概念的定义研究中，有几个概念是被公认的，比如美国《连线》杂志提出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又如“数字化、互动式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而如果将自媒体的定义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新媒体的定义中其实涵盖了自媒体的定义，在区分两者的定义中，传媒学者往往认为两者只在传媒主体上有所不同，既新媒体与自媒体的传播主体由传媒机构变为普通大众，然而这种主体变化并不意味着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只能说两者是一种涵盖关系。随着传媒行业对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媒体在概念上既包括专业传媒机构“点到面”的传播过程，也包括普通大众主导的“点到点”的自媒体形式，因此将自媒体作为新媒体大树上的一个枝丫，两者属于从属关系。

三、结语

新媒体与自媒体作为当前广泛使用的传媒形式，使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由于两者在技术背景与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在实际使用上两者经常会出现混用的情况，但是从两者的定义以及媒体属性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有清晰的界限，只是一种从属关系，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辨析，能够使两者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锦宣. “新媒体”的定义及其内涵探析[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07：28-29.

[2]张美玲，罗忆. 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特点和优势分析[J].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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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骁. 自媒体的分类和发展路径研究[D].北京印刷学院，2015.

[5]吴潮. 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定义梳理及二者关系辨析[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0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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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概念篇5

1SIS计算机病毒传播模型

人们发现计算机病毒的传播特性与生物学中的流行病病毒有很多共性之处,所以有可能根据流行病的数学模型推出计算机病毒传播的数学模型。1991年,J.O.Kephart和S.R.White[1]联想到这种共性,首次用流行病的数学模型对计算机病毒的传播进行了分析,根据Kermach-Mchendrick生物病毒传播模型提出了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模型——SIS模型,如(1)式。Kermach-Mchendrick生物病毒传播模型描述了一定范围下的生物体在t时刻下处于两种状态之一:易感染状态(Susceptible)和感染状态(Infectious),而易感染者受到病毒感染变成感染者。SIS计算机病毒传播模型与Kermach-Mchendric模型不同之处[2]主要在于计算机病毒感染者能够以一定的治愈率δ被治愈马上转化为易感染状态,而生物体被感染后则可能死亡或获得免疫力,因此计算机状态转变过程是:SusceptibleInfectiousSusceptible。在当今云概念可能广泛实际应用的情况下,原有SIS模型的缺点——将所有的计算机被感染的比率和治愈率都规定为一定的,有可能得到改观。由于所有区域内的计算机都由一个功能强大的云端后台来控制,计算机病毒还有可能进行远程感染,各计算机被感染的概率会比较接近,受每台计算机的感染特征和连接率的影响减小,同时治愈率也是比较接近的。但另一方面,SIS模型所提出的“计算机病毒感染者被治愈后马上转化为易感染状态”与现实网络病毒传播特性相比变得更加不符。由于互联网提供云服务,执行云安全,被治愈后的计算机系统会集体升级杀毒软件、安装漏洞补丁,增强对病毒的防范、免疫能力,不会立刻转化为易感染状态。

2SIR计算机病毒传播模型

在计算机病毒传播和控制策略的研究中,一些是基于SusceptibleInfectiousRemoved(SIR)模型进行的。计算机病毒传播的SIR模型[3],又被称为经典普通传播模型:计算机被感染后可能瘫痪或获得免疫力,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其他感染者感染,属于“被移除状态”,则在确定范围下的计算机被划分为3个状态,易感染状态(Susceptible)、感染状态(Infectious)和被移除状态(Removed),如(2)式。计算机的状态转变过程为:SusceptibleInfectiousRemoved。由于SIR模型对项轨线和阀值进行了较为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分析了计算机被感染后的变化,因而要比SIS模型有了提高[4]。当云端后台控制区域内的所有计算机时,已感染病毒的计算机可能会被“移除”出体系外,进行隔离,也就是SIR模型中所说的被移除状态(Removed)。但SIR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在云安全已逐步得到应用的情况下,未被病毒感染的计算机会在感染前就得到病毒信息,下载相应的漏洞补丁,升级杀毒软件,使计算机对此种病毒具有预免疫能力;实际中,不仅已被病毒感染的计算机可以从传染中被移除,未被病毒感染的计算机也有可能从传染中被移除。

3SIRS计算机病毒传播模型

RPastor-Satorras等[5]使用平均场理论研究了在均匀网络上的计算机病毒传播过程,认为感染病毒后瘫痪或获得免疫力的计算机,可以一定的生还率μ再次变成易感染者,则计算机的状态转变过程为:Sus-ceptibleInfectiousRemovedSusceptible,提出了SIRS计算机病毒传播模型:其中,β表示一个已感染病毒的计算机将病毒传染给与其它易感计算机的概率,δ表示一个已感染病毒的计算机可以被治愈的概率。假如感染率β比较高,病毒则会大量传播;假如治愈率δ比较高,病毒传播则会得到抑制。SIRS模型考虑了更加具体一些,注意到瘫痪或获得免疫力的计算机有可能再次变成易感染者,但在云概念的实际应用中,这种可能性变小,虽然病毒感染有可能出现成片爆发的趋势,而由于云安全的执行,对病毒的控制也会进行较为系统的组织。

4结语

传播学概念篇6

罗映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系讲师，暨南大学新闻学在读博士。

自1985年我国首设编辑学专业以来，该专业就一直承受着自创设以前就存在的“编辑无学”观念的审问与质疑。尽管曾有过很多支持的声音，如1983年胡乔木写信至教育部，要求在几个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他认为“并不是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编辑”。同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要创立编辑学”，然而，在近30年的发展中，编辑学专业从面临困境到逐步找到自己位置，确实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探索，而作为专业基础的理论课程――《编辑学概论》，其承受的困惑之重尤甚。

一、角色之惑：理论课还是实践课

在编辑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专业模块包括3个板块的设置：编辑理论、编辑史、编辑实践。三大板块课程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形成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然而，长期以来，实际教学中的《编辑学概论》，无论从教材内容看，还是从实际授课看，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如果是理论课程，其理论内涵又体现在哪里？

教材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载体，也是教学的基本依据。长期以来，《编辑学概论》教材理论内涵薄弱，与编辑专业应用类教材区别不大，失去其本有的意义。

第一本冠名“编辑学”的教材是1949年广东国民大学新闻学系李次民教授著的《编辑学》，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该书共22章，其中有19章的篇幅大量讲述新闻纸的编辑知识和方法，同时又特设3个专章，分别讲杂志编辑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特征和艺术方法。显然，这本编辑学教材的内容侧重于编辑的知识与技能。考虑到当时编辑专业尚未建立，理论内涵的单薄尚可理解。

编辑出版学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开办编辑出版专业以后，有过4次较大规模的出版，[1]所出版教材中，编辑学理论教材的基本情况如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1988年）；辽海出版社只有《出版学概论》，没有涉及普通编辑学理论的教材；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振铎《编辑学通论》（1989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树广《编辑学》（1997年）。

此外，还有一些其余时间出版的教材，如向新阳的《编辑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方毅华的《编辑学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吴平的《编辑学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邵益文、周蔚华的《普通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从内容分析，以上教材与应用类课程教材的区分不明显，学理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可以选取几本主要的教材进行分析（见表1）。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学理论教材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体例基本没有变化，一般由基本原理与实际操作内容组合而成，并且以实际操作内容为主。这种状况，虽然是编辑出版专业应用性特点的反映，但也说明长期以来该专业理论思想滋养匮乏，这种现象给授课带来一些困惑：如何确立该门课程的主体地位？如何避免与其他课程尤其是实践课程的低层次重复？

正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学对传播学的理论吸纳让新闻学的研究视野豁然打开一样，传播学理论的滋养，同样也可以让编辑理论走出一直难以摆脱的形而下的境地，焕发新的生命力。

从本质来说，编辑活动是一种传播行为。远古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在于收集、选择和整理文献资料，使之便于储藏，同时也使之利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人士阅读，无疑，这种活动与传播有很密切的关系。大众媒介社会兴起以后，编辑活动的传播特性就更加明显。2007年，河南大学王振铎先生“编辑学是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编辑与出版本是传播媒体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主张，[1]正是考虑到编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行为而提出来的。此视野一打开，编辑学就不再只局限于组稿、选稿、编审、校对、发行等具体流程的研究，而提升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层次。

在近10年的编辑理论教学中，当我真正把视野投向人类传播行为这一层面的时候，《编辑学概论》的教学，从内容到体系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并且找到了该门课程自身的立足点：这是一门普通编辑学，而非具体编辑工作的编辑学。我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努力贯彻这一思路：

1. 教材选取。编辑学理论教材有几十甚至上百种，但真正具有内在完整体系和理论内涵的教材不多，大多是流于实践操作的泛泛之谈。对众多教材作了比较后，我选取了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该书摆脱了《编辑学通论》（1989年版）中的陈旧思路，建立了一个全新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意识地体现了对编辑活动作为一种传播行为的思考。全书除了结论和附录外，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编辑概念论、编辑原理论、编辑管理论和编辑教育论4个模块，系统地阐述了普通编辑学（或曰理论编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把全部的编辑实践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各种专业编辑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众多编辑活动的共同特征”[2]（于友先语，见该书序），避免了其他教材就事论事、拘泥于具体编辑工作的缺点，真正体现了一本概论教材高屋建瓴的眼光。

因为该教材针对的是本科高年级学生，在给大二学生开设该课时，我把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学概论》（张天定编著）作为配套教材。该教材核心内容与《编辑学原理论》一致，但在具体章节设置与内容表达上，抽象思辨色彩没有后者强烈，更适合本科低年级学生接受。

2. 内容安排。考虑到授课对象为本科低年级学生，并且编辑出版属于应用性专业，在实际授课中，我对授课内容作了适当调整与补充。

“编辑概念”与“编辑原理”是该门课程的重中之重，在课时安排上，我给予了充分强调，分配了整个课时（36课时）的1/3（12课时）。在“编辑概念”一章中，除了阐述清楚编辑概念的三个不同阶段――“收藏编辑”“著述编辑”“出版编辑”外，我还引入了学界对“编辑”与“出版”关系的争议这一内容，供学生思考探索。在“编辑原理”中，安排了8个课时，从符号、讯息传播、文化建构3个维度讲授“符号建模原理”“讯息传播原理”“文化缔构原理”，使学生真正懂得普通编辑活动的内涵。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它通过对符号的恰当使用，选择和传播各种讯息，从而最终建构起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大厦，它不是任何具体的编辑活动可以替代的，高于具体的编辑活动，但其原理又体现在各种具体的编辑活动中。

其他章节的设置则充分考虑知识的承接性。如在“编辑概念”之前，我增添了“编辑活动”一章，概念是对实践的抽象，使学生对编辑活动的历史有所了解后，能更好地理解编辑概念。此外，在“编辑原理”后，我增添了“编辑素养”一章，让学生了解编辑基本的职业素养与伦理道德。最后，考虑到与实际操作课程的衔接性，我补充了“图书媒体简介”“期刊媒体简介”“报纸媒体简介”3个章节。在这3章中，我避免了其他教材的不足――对具体编辑方法与技巧过多强调，而只从宏观角度介绍3种媒体的基本知识、特点与发展状况，让学生有所了解即可，为他们即将进入实际操作课程的学习作些铺垫。因为专业必修板块已开设相应课程如《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图书编辑》，如果在理论课中过多讲授实际操作，一是失去了理论课的意义，二则造成与实际操作课程不必要的重复。至于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则略去不讲。因为纸质媒体历史悠久，其基本编辑原理与规律其实同样适用于声像媒体，例如在“符号建模”“讯息传播”等原理的讲授中，电视媒体与广播媒体的传播符号、传播形态，就有详细的分析。

以上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课程体系。

3. 视野引导。专业概论课都带有导入性，能帮助学生掌握该门学科的性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规律、基本伦理规范，为后面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从历史发展来说，编辑活动的最初对象是档案文献与图书，这种思维延续到今天，形成了一种狭隘的编辑观。在《编辑学概论》的教学中，我强调学生要打破狭隘的图书媒体观念，把目光投向更大的社会与传媒视野中，并以这个视野为背景，来观照自己感兴趣的媒体。

例如，借鉴传播学“5W”模式，我们可以对编辑出版学获得更新也更深入的认识。“5W”模式1948年由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提出来，在这个模式中，“谁”（who）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说什么”（Says what）是指传播的讯息内容，它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合而成，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渠道”（In which channel）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诸如信件、电话等的人际媒介，也可以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对谁”（To whom）就是受传者或受众。受众是读者、听众、观众等的总称，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效果”（With what effects）是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由“5W”模式引出了传播学五大研究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这五大研究领域，也非常适用于分析编辑出版学的读者、作者、编辑、出版物等话题。同时，这5个研究领域，融汇了社会学、符号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以这样一种视野来观照编辑出版的话，我们能够超越传统思维的狭与局限，也能弥补应用性专业在理论思辨上的不足。事实上，这五大研究领域，给新闻学与广告学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新闻学界与广告学界的研究者也承认传播理论的融入，拓宽了这些学科的视野。

结 语

编辑出版学是应用性专业，它的实践应用性在近些年一再被强调，在课程方案的设计中，一些实际操作课程、与市场对接的课程，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在对市场与实践强调的同时，我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种现象：学生思考能力下降，视野狭窄，在一些要求较高的工作单位发展后劲不足。

其实，各种技能技巧的背后，最终还是思想与方法的较量。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拓宽他们的视野，在今天浮躁的市场时代尤显重要。这也是我在教学编辑学理论课程中所追求的理想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振铎. 编辑学：中国特色的传播学[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

传播学概念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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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徐波，等，译）；AmyChua.《大国兴亡录》，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5月；（美）v尼・弗兰克.《罗马帝国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宫秀华，译）。

参考文献：

[1]爱德华・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M].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

[2]陆地.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66.

[3]高坂正饶.详解日美关系年表[M].日本PHP研究所，1985：75.

（作者为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传播学概念篇8

关键词:文化定位 大众传媒 分众 文化观念 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 政治 、 经济 、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 发展 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 农村 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 现代 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 文献 ：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