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05 17:18:30
传播学的概念篇1
[摘要]：一些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从思想背景上看，“亚洲中心”的灵感来源于“非洲中心”概念，受惠于一种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了一些基本 哲学 预设。在此基础上，传播学“亚洲中心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想，包括一些基本理念、核心概念与模式风格，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也面临着“想像亚洲”和理论研究实绩薄弱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系统 发展 。
abstract: some oversea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
近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starosta（2003）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2002/2004）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些 文献 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赵晶晶编译，2008：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
miike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自然 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1998，1999）的观点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 历史 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 教育 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 中国 、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
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 现代 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其中包括三重预设。
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2001）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 总结 （chen & starosta，2003）：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境界。
二、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由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miike，2002）：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是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最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的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或与之相关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 (chen & miike，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
陈国明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 “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妥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致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贴）、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 miike，2006)。
比如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的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 starosta，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 中国 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 文献 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第二，从传统经典文本和 现代 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比如容世诚（2003）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就对海外的一些中国剧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但却是在人类学框架中。
第四，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怎么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 历史 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陈国明、starosta、dissanayake、ishii等人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lili shi（2007）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各种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也较多。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2007）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
三、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许多的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以亚洲人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starosta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chen & starosta，2003）。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是如此之多，地区的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虽然，陈国明与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 striphas，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其次，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的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一个老问题。wang和shen（2000）就指出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求是对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这个甚至已经超出“亚洲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两者有时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的“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这种批评看来会无的放矢。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等等一系列更加更本的问题。（miike，2000）还可以加上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思考与结论：走向传播伦 理学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 发展 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想像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都是亚洲人，来自亚洲各地，中国、日本、印度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陈国明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在里面，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像的。比如，由于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其“亚洲中心”的提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线；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像物。
第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源自跨文化传播既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上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miike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到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chen & miike，2006）。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另外研究力量的薄弱，没有引起传播学主流研究群体的注意，也导致在面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力不从心。比如，当前大部分人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元理论和一些传统概念的阐释过程，那么应该同步进行的对传播本身的亚洲意义和理解问题、对相关概念和亚洲各国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播行为、传播心理和传播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实证研究 自然 就比较缺乏，更加不要说相对困难的特殊方法论思考与探索。而且，对于夹在文化中间的研究者来说，视野可能要多元些，但也可能导致其既不太了解族裔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进行讨论和对话，结果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寥寥。
第三、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
既然存在着上述问题或者缺陷，是不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呢？其实不然，一直以来，美式技术－控制－效果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被当作欧洲中心的）占据传播学研究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潜力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在美国传播学研究是个正在“凋零”的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开始想像亚洲（实际并非亚洲独有，也没有这样一个同质化的亚洲），因为近30年来，亚洲的一些本土思想和文化传统被作为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解毒剂或者中和剂而寄予了厚望，许多研究者希望在亚洲能够寻找到带来新灵感的思想资源，亚洲传播研究或者“亚洲中心论”背后实质的内涵就是传播伦理学，是源于一种求知创新的热望，只不过这种传播学发展的新方向借由“亚洲”的名义得到了彰显（或者是亚洲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传播学的新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虽然传播伦理并非专属亚洲传统，却是在亚洲的各种主要思想传统中表现的最突出；也恰恰在东西方的二元对比和历史性关系中亚洲的道德性等到了强调，亚洲的一些传播理念、方式和风格看来能够有效的弥补西方过分强调线性传播效果的不足。
现在来看，miike提出（2002）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五大主题，并由此衍发的五大亚洲传播理念无一不是从伦理角度来考虑传播的问题。比如miike（2004）指出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这种同情式的传播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
陈国明就明确的指出亚洲的传播行为强调三种道德特性：互依、尊重和诚实。（chen & starosta，2003）陈国明还提出了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这里的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总而言之，亚洲的一些思想传统和传播特色确实能够为传播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甚至是主要的理论资源。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放下“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主义”这样过于沉重和含混的概念，通过传播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大胆创新，把亚洲的各种语言、宗教、智慧和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扬光大。
首先，应该通过对传播思想的重新追溯，结合亚洲一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全面探索传播的意义，尽力丰富“传播”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必须搞清楚传播现在是什么，具有怎样的可能性，我们才可能调动一切的思想资源为深入发展传播学服务，包括亚洲的或者欧洲的，历史的或者现代的。
其次，传播伦理学既是传统传播学的深入发展，又是一次革新意义的范式转换，应该有观念、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全面改观，我们确实应该考虑miike（2000）对欧洲中心式“理论建设”和知识基础提出彻底的质疑，全面思考创建新的“游戏规则”和对话原则。那么，亚洲的思维方式、一些原来处于边缘的文化思想和传播理论和一些来自它学科的知识将为我们提供帮助。
最后，把注意力投向与传播相关的现实和问题，让问题牵引研究的视线和注意力，这是建构新的理论架构的重要的动力源。亚洲还有许多处于各种文化交汇的混杂地区都会成为很好“样本”和“媒介”，为理论转变提供足够新鲜的灵感、素材和舞台，当然这些研究不惟实证，方法总是多元的，特别在面对混杂的现实问题，方法是综合甚至的对照式，需要足够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注释]
[1]比如miike、chen,g. m.、dissanayake、ishii、asante等人在理论思考和方法设计上作过初步的努力和贡献。
传播学的概念篇2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24]侯春翔：《信息论与新闻学》，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总第53起，62～65页。
传播学的概念篇3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力； 传播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42-001
自跨文化传播概念进入我国后，掀起了对此问题研究的热潮。跨文化传播力概念在诸多网络文献中频频被提及，百度输入“跨文化传播力”词条后，显示结果为40，600个（2014年5月）。然而在CNKI检索后对此并无相关研究与界定。所幸的是，国内有学者对其相关概念――传播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与含义的探讨。
一、传播以及传播力
什么是传播？胡文仲（1999）将传播定义为：“信息的传送和接受，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在人类社会传播中，传播又分为三种：人际、组织、大众传播。而对于传播模式，传播学界也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较著名的有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分别指Who（谁来传播）、says What（说什么）、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以及with What effects（得到什么效果）。之后的社会学家Jack Lyle 与M. Lyle把传播过程置于社会大环境中的考察，完善了传播的模型构建。总体来看，传播学界对于传播模式的提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的传播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或手段、受众、效果以及环境，并且任何要素变化都会影响传播过程。
什么是传播力？国内学术界有关传播力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如，刘建明2003年首次提出传播力概念时指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具体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张春华（2011）认为，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传播力的研究大约分为以下四个角度：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综合说。除了张春华所总结的研究视角之外，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如丁和根（2010）认为一个国家的传播力可以通过对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少及强弱来衡量，郑保卫（2007）认为要提高新闻传媒业的传播力，则需通过了解受众需求、加大新闻传播渠道、加强信息报道质量；刘修敏（2012）认为电影传播力取决于对电影素材艺术性的保留和对大众迎合的平衡把握。不难看出，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角度侧重各异，大致可以归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涵盖了部分传播要素，然而相关研究对于传播者以及传播环境却鲜有专门研究。据此，笔者认为传播力既包括对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的综合评价，也应当包含对传播者的自身能力以及传播环境。简言之，传播的的任何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或手段、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环境）之一都会影响传播力的大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传播力
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受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因此结合上文传播力的定义，跨文化传播力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的基本要素的综合考量。比如Hammer等（1978）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有效性三维度，即应对心理压力、有效交流及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之后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提出了不同标准，如Byram（1997）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提出评估指标应当包括：语言、社会语言、会话能力以及态度、知识、文化意识等内容。在国际商务管理领域，人际技巧、语言能力、异国工作及生活动机、不确定性容忍和应对能力等因素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表现（Schneider& Barsoux， 2003）。然而Helen Spencer-Oatey （2010）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为情感、行为、认知三个层面。
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基本沿袭了Hammer， Helen Spencer-Oatey等学者的思路，并未有太多实质突破。教育领域代表观点为：语言能力、文化用语知识、目标与文化和文化意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高黎，王方，2007），国际商务领域主要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适应、跨文化行动能力，文化智力、组织机构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距离等因素（吴箫，肖芬，胡文涛，2013）。
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主要适用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并且跨文化交际研究评估体系最终落脚点为传播者自身的因素（知识、情感、技巧）。另外，我们从“跨文化传播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词义中也会发现二者的从属关系：传播在传播学中定义为“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而交际“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不难看出，交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属于人际传播范畴。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作为“跨文化传播力”其中一个子项-“传播者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与跨文化传播力问题的结合，不仅对国内传播力研究中跨文化因素的缺乏补充，也使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际传播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传播方式，如大众传播中进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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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概念篇4
关键词：模因；认知；隐喻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188-02
1976年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ichard Dawkins（道金斯）在专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首次提出模因这一术语。这个概念一出现，迅速在西方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纷纷把模因论引入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模因（meme）一词源于生物学科术语“基因”（gene）。牛津英国词典对meme的解释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生物学中的基因具有自我复制、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的功能，那么，模因作为个人记忆存储中的信息单位，它能够从一个人的记忆中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通俗地说，它像是一种大脑的病毒（virus of the mind），这种病毒可以感染其他人的大脑，最终会寄生在他的大脑中成为一个新的寄主，而这个人又会将这种病毒传染到其他人或者下一代。模因的传播方式就是从一个宿主过渡到另一个宿主不断变化着的状态。模因作为文化单位，主要依靠复制和传播，从而生存下去。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每种文化都具备特征各异的模因传播体。隐喻就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是不同领域内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即从始发域（sourced domain）向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隐喻是模因的具体表现手段，而模因则构成了认知隐喻的理论基础。本文以模因论为基础，试图分析隐喻的认知功能。
一、模因的特性及类型
模因是存储于大脑中的信息单位，通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复制的途径是从一个寄主复制到另一个寄主中；从人的大脑复制到书面中，又从书面传播到人的大脑，再从人的大脑传播到电脑，又从一个电脑复制到另一个电脑。模因定义的形成前后经历了两个时期：前期被看作是文化遗传或模仿单位，其表现类型为曲调旋律，想法思潮，时髦用语，时尚服饰，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等模式；后期被看作是大脑里的信息单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一个复制因子。在现实世界里，模因的表现类型是词语、音乐、图像、服饰格调，甚至手势或脸部表情。
人们将存在于大脑中的信息模因在语用中不断重复、增减、交换、传递，或从一组旧的模因集合组成新的模因集合，使语言的单个模因或模因复合体在使用过程中此消彼长，通过各种媒体不断地复制和传播。模因的复制不是说词语的原件与复制件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一致，模因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单个模因，即基因型模因，也可以是模因的复合体，即表现型模因。基因型模因的特征是“内容相同形式各异”，如聊天中的网络用语“你怎么了”，“你肿么了”，“哎呦”，“矮油”，“有没有”，“有木有”，“妹子”，“妹纸”，“劳累的孩子”，“劳累的孩纸”等。表现型模因的特征是“形式相同内容各异”。如当下热播剧《甄传》就出现了模仿原台词的甄体，通过这些模仿版就能体会到模因的模仿、复制和传递过程。如“甄体”之买卖二手房：“方才接到一个短信，甚出本宫预料，内容字眼极为决绝，顿时冷汗涔涔，私心想着这几日必要举家移走了，方能不出纰漏。但想着夏日酷暑，宫外日头极是狠毒，若能在寝宫平息，对本宫花容月貌亦是极好，倒也不负恩泽！”意思是：“房租到期了，房东不租了。”再如“甄体”之身高：“想如今我的身量儿自然是极好的，修长的身型儿加上标准儿的细高跟，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再长高些，虽会显高大威猛，倒也不负恩泽。”意思是：“我想再长高些。”
二、认知与隐喻
隐喻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联想。抽象认知能力来源于对两个概念的“相似”（similarity）的认知，在隐喻结构中，两种通常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因而利用对两种事物感知的交融来解释、评价，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和感情。
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能力。从现代隐喻理论的观点来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真正把隐喻的研究归纳到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是Lakoff和Johnson，他们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认为语言表达本身并不是隐喻，只有将概念结构从一个范畴作用于另一范畴，它才有资格被称为隐喻。日常的表达可以推断出概念域之间的隐喻关系或映射。Lakoff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概念域之间的隐喻映射，以及它们是如何引导人类的推理和行为的。隐喻的核心特征是隐喻不是个别语言表达及其含义的特征，而是整个概念域之间隐喻关系的映射。隐喻是两域之间的概念映射，然而映射是不平衡的。隐喻表达式突出目标域而非源域中的概念结构。
三、从模因的角度看认知隐喻
模因是一种语言文化复制单位，语言模因的复制促进了隐喻的广泛发展。
模因具有基因型和表现型两种类型，表现型模因具有复制性和发散性，产生模因的复合体。表现型模因的这种特性在隐喻中十分常见，隐喻发展过程中的能产性、开放性使隐喻形成庞大的语言传播体系，如震惊世界的美国的“水门事件”（the Watergate event），至此以后“××门”被赋予丑闻的含义，它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艳照门”、“虎照门”、“毁容门”。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的体系性被称为“概念”，认知语言学将隐喻分为根隐喻和派生隐喻，也就是概念隐喻和常规隐喻。从模因视角来看，根隐喻属于基本型模因，派生隐喻属于表现型模因，后者是围绕前者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相关隐喻，从而组成隐喻复合体。根隐喻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核心概念，对人们日常思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现在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电脑网络化作为新现象出现在人们的活动中，“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就成了被使用频率较高的“隐喻主题”，从模因视角来看，它属于基本型模因。
隐喻不仅仅是修辞，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它同样能应用到科技、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由于科学技术领域新事物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快速发展，新事物的发展和隐喻思维方式是新词语产生的催化剂。每门新科学的诞生都会伴随对新概念的定义和命名，可以通过旧词新义来创造，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起着很大作用，在模因论中属于表现型模因，即不同的信息同型传递。如计算机技术中的很多术语：computer virus， network， address， E-mail， floppy disc， cyberspace， copy， retrieve， memory， download， disk drive， output， input等等。
四、结语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活动方式，也是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形式并通过感知形成概念的工具。在模因的作用下，新隐喻得到复制，创造新隐喻的思维也同样得到复制，从而构成了隐喻的认知基础。了解模因的复制、传播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发展和变迁，语言外表形式上体现的是复制，内部机制上是隐喻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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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Brodie， R. Viruses of the Mi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eme [M]. Seattle： Integral Press， 1996.
〔2〕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Dawkins， R. The Blind Watchmaker[M]. Harlow： Longman. 1986.
〔4〕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11）.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尹丕安.模因论与隐喻的认知理据[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
（责任编辑 张海鹏） 1976年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ichard Dawkins（道金斯）在专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首次提出模因这一术语。这个概念一出现，迅速在西方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纷纷把模因论引入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模因（meme）一词源于生物学科术语“基因”（gene）。牛津英国词典对meme的解释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生物学中的基因具有自我复制、相互竞争、促进生物进化的功能，那么，模因作为个人记忆存储中的信息单位，它能够从一个人的记忆中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通俗地说，它像是一种大脑的病毒（virus of the mind），这种病毒可以感染其他人的大脑，最终会寄生在他的大脑中成为一个新的寄主，而这个人又会将这种病毒传染到其他人或者下一代。模因的传播方式就是从一个宿主过渡到另一个宿主不断变化着的状态。模因作为文化单位，主要依靠复制和传播，从而生存下去。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每种文化都具备特征各异的模因传播体。隐喻就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是不同领域内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即从始发域（sourced domain）向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隐喻是模因的具体表现手段，而模因则构成了认知隐喻的理论基础。本文以模因论为基础，试图分析隐喻的认知功能。
一、模因的特性及类型
模因是存储于大脑中的信息单位，通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复制的途径是从一个寄主复制到另一个寄主中；从人的大脑复制到书面中，又从书面传播到人的大脑，再从人的大脑传播到电脑，又从一个电脑复制到另一个电脑。模因定义的形成前后经历了两个时期：前期被看作是文化遗传或模仿单位，其表现类型为曲调旋律，想法思潮，时髦用语，时尚服饰，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等模式；后期被看作是大脑里的信息单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一个复制因子。在现实世界里，模因的表现类型是词语、音乐、图像、服饰格调，甚至手势或脸部表情。
人们将存在于大脑中的信息模因在语用中不断重复、增减、交换、传递，或从一组旧的模因集合组成新的模因集合，使语言的单个模因或模因复合体在使用过程中此消彼长，通过各种媒体不断地复制和传播。模因的复制不是说词语的原件与复制件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一致，模因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单个模因，即基因型模因，也可以是模因的复合体，即表现型模因。基因型模因的特征是“内容相同形式各异”，如聊天中的网络用语“你怎么了”，“你肿么了”，“哎呦”，“矮油”，“有没有”，“有木有”，“妹子”，“妹纸”，“劳累的孩子”，“劳累的孩纸”等。表现型模因的特征是“形式相同内容各异”。如当下热播剧《甄传》就出现了模仿原台词的甄体，通过这些模仿版就能体会到模因的模仿、复制和传递过程。如“甄体”之买卖二手房：“方才接到一个短信，甚出本宫预料，内容字眼极为决绝，顿时冷汗涔涔，私心想着这几日必要举家移走了，方能不出纰漏。但想着夏日酷暑，宫外日头极是狠毒，若能在寝宫平息，对本宫花容月貌亦是极好，倒也不负恩泽！”意思是：“房租到期了，房东不租了。”再如“甄体”之身高：“想如今我的身量儿自然是极好的，修长的身型儿加上标准儿的细高跟，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再长高些，虽会显高大威猛，倒也不负恩泽。”意思是：“我想再长高些。”
二、认知与隐喻
隐喻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联想。抽象认知能力来源于对两个概念的“相似”（similarity）的认知，在隐喻结构中，两种通常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因而利用对两种事物感知的交融来解释、评价，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和感情。
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能力。从现代隐喻理论的观点来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真正把隐喻的研究归纳到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是Lakoff和Johnson，他们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认为语言表达本身并不是隐喻，只有将概念结构从一个范畴作用于另一范畴，它才有资格被称为隐喻。日常的表达可以推断出概念域之间的隐喻关系或映射。Lakoff的主要目的是揭示概念域之间的隐喻映射，以及它们是如何引导人类的推理和行为的。隐喻的核心特征是隐喻不是个别语言表达及其含义的特征，而是整个概念域之间隐喻关系的映射。隐喻是两域之间的概念映射，然而映射是不平衡的。隐喻表达式突出目标域而非源域中的概念结构。
三、从模因的角度看认知隐喻
模因是一种语言文化复制单位，语言模因的复制促进了隐喻的广泛发展。
模因具有基因型和表现型两种类型，表现型模因具有复制性和发散性，产生模因的复合体。表现型模因的这种特性在隐喻中十分常见，隐喻发展过程中的能产性、开放性使隐喻形成庞大的语言传播体系，如震惊世界的美国的“水门事件”（the Watergate event），至此以后“××门”被赋予丑闻的含义，它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艳照门”、“虎照门”、“毁容门”。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的体系性被称为“概念”，认知语言学将隐喻分为根隐喻和派生隐喻，也就是概念隐喻和常规隐喻。从模因视角来看，根隐喻属于基本型模因，派生隐喻属于表现型模因，后者是围绕前者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相关隐喻，从而组成隐喻复合体。根隐喻是人类概念系统的核心概念，对人们日常思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现在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电脑网络化作为新现象出现在人们的活动中，“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就成了被使用频率较高的“隐喻主题”，从模因视角来看，它属于基本型模因。
隐喻不仅仅是修辞，更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它同样能应用到科技、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由于科学技术领域新事物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快速发展，新事物的发展和隐喻思维方式是新词语产生的催化剂。每门新科学的诞生都会伴随对新概念的定义和命名，可以通过旧词新义来创造，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起着很大作用，在模因论中属于表现型模因，即不同的信息同型传递。如计算机技术中的很多术语：computer virus， network， address， E-mail， floppy disc， cyberspace， copy， retrieve， memory， download， disk drive， output， input等等。
四、结语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活动方式，也是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形式并通过感知形成概念的工具。在模因的作用下，新隐喻得到复制，创造新隐喻的思维也同样得到复制，从而构成了隐喻的认知基础。了解模因的复制、传播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发展和变迁，语言外表形式上体现的是复制，内部机制上是隐喻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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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Brodie， R. Viruses of the Mi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Meme [M]. Seattle： Integral Press， 1996.
〔2〕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Dawkins， R. The Blind Watchmaker[M]. Harlow： Longman. 1986.
〔4〕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11）.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传播学的概念篇5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认识新媒体》，/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摘要本文首先从新媒体定义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出发，在分析当今学术界和业界对新媒体定义的基础上，试图运用形式逻辑“类加种差”的定义方法，探求新媒体的类别归属和本质特征，提出一个新的新媒体定义，以求抛砖引玉，丰富和完善新媒体的理论建设，促进新媒体实践发展。
传播学的概念篇6
关键词：社区；大学生；传播；同频；频谱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004-05
一、研究缘起
施拉姆曾说过：“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和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由此可见，社区和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次，目前大多数研究的研究重点是针对于作为社会基层共同体的“社区”。但随着“社区”概念的普及，这一组织形式也出现在高校中。如为了方便管理，将同一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宿舍区居住，以“社区”代替“宿舍”。现如今，以大学生社区思政教育和管理为主的研究已逐渐崭露头角，但围绕大学生社区传播的研究却不多。
而传播学与其它多门学科有着相互交融之处，大众传播中的传播内容――信息，类比为物理学中的信号。“同频”原指思想、意识、行为等方面的协同统一，在此引入“同频社区”的概念意指同一所高校同一专业的大学生居住在同一社区，在思想方面，他们有着类似程度的素质文化；在行为方面，因为居住在同一社区，服从社区统一的管理规定，所以容易在思想意识、精神行为方面形成协同。“频谱分析”多指对信号振幅和频率的分析，振幅即为范围和强度，频率即为次数。借鉴物理学中的相关概念，试从对传播频谱分析的角度，丰富大学生社区传播的研究。
大学生社区传播是大学生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学生社区传播的特质特性，深入了解大学生社区信息传达和获取的实际情况，为构建和谐的大学生社区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社区”的概念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源于他1887年的名著“Community and Society”（英译）。我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社区”是表达人际关系和地域关系的概念。但发展到今天，社区的定义和特性也逐渐繁复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文化背景、思想意识、利益观念；2.社区内有一定的沟通和互动；3.有一定的规模性和制度性；4.在一般情况下，社区在地域方面的象征意义较大，但现如今社区的地域限制概念越来越模糊，网络社区正成为趋势[1]。
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提出的“传播机体论”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将社区与媒介相结合研究的主要理论建构。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区传播概念――“故事讲述网络”，或称“轶闻传播系统”。即在社区内的大众共同参与的关于社区的传播活动。“社区传播”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台湾对于“社区传播”的研究论述更加注重公众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社区的特征。付晓燕、张煜麟在《台湾“社区传播”研究的观念流变》中梳理了台湾地区“社区传播”的观念演变，总结了三种论述倾向：国家发展与社会功能论、社会建构与诠释观点、“接近使用权”与“读者传播权利”的报业理论倾向。并指出，“接近使用权”这一观点强调媒介是给受众提供主动参与意见表达的空间，符合“参与传播”的观点，也与目前社区传播研究中普遍认同的“共同参与”与“共同讨论”有着极大的关联性[2]。具体到媒介使用方面，王斌、王锦屏以北京为观察样本，探索了社区居民对社区新闻的重视程度、邻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互联网在社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大学生社区，从地域概念方面来说，即以大学生的生活住宿区为主体；从人际关系方面来说，大学生社区集合了同等文化程度，甚至于相同专业的大学生，他们有着相互沟通交流的诉求，大学生社区传播得以形成。而将关注点放在大学生社区传播这一方面，许多研究是以大学生社区文化的构建为主题。赵月峰在《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中，指出了大学生社区文化的特点：区别于教室、图书馆等地方的地域独立性、主体构成的多元性、社区内资源共享性、主体文化素质较高导致的文化创新性、以及社区内部的文化融合性。在肯定大学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基础之上，他还提出了如今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瓶颈，建议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应紧抓创新、完善管理[3]。许静在《高校学生社区文化建设趋势初探》中点出了如今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另一特点――信息化，网络传播成为大学生的主导交流平台，这也是现如今社区组织的新形势、新要求[4]。在量化研究方面，陈龙、何龙的《高校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调查与研究》，向高校大学生发放问卷，主要针对的是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公寓文化活动。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大学生社区文化建设的水平有待加强[5]。
而关于大学生社区的网络传播研究，往往将“大学生社区的网络传播”等同于“网络社区的传播”。即将大学生时常使用的网络交流平台，如人人网、微博等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传播方式、传播特点及传播效果。如张保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网络社区中信息传播方式特点与舆情分析――以人人网为例》、尧甜的《微博场域中的“意见领袖”研究》等。这些研究着重于虚拟社区，体现了现如今社区非地域性的特点。
因此，现有的研究，若以地域概念为考量，则侧重研究高校社区文化建设；而涉及人际关系、人际传播方面的高校社区研究，则侧重大学生的虚拟社区，又忽略了地域关系。本研究将“社区”概念中的地域、人际两个方面相兼顾，借鉴引入物理学相关概念模型，分析大学生社区传播的形式、特点、效果。
三、研究设计
华中师范大学自2013年起，便将宿舍划归为社区统一管理，并为大部分大学生社区配备了社区辅导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社区管理和传播体系。且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住宿划分以年级、学院和专业为基准，学生的思想观念、意识行为产生共鸣，可保证“同频社区”的形成。故本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社区为总体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引入物理学中相关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示意图
说明：此图笔者自绘
本研究设计所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同频社区信息传播的振幅
振幅是指振动的物理量可能达到的最大值，信号振幅的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传播的信息，其传播能够达到的最大范围以及能够引起的受众共鸣程度，也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牵制。
人的社会活动空间可分为社会空间与社区空间，社会空间里的信息传播范围和强度往往与传播媒介的方式、传播信息的内容等相关联。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即时传播性和传播互动性实现了传者与受众之间的即刻交流沟通，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同时，覆盖受众关注点的信息更容易激发受众的主动参与。而符合社会活动空间的传播规律是否也同样适用于社区空间，社区内的信息传播是否能够覆盖整个社区，哪种媒介传播形式能够促成信息振幅的出现等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2.大学生同频社区信息传播的频率
频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振动物体完成振动的次数，在相应时间内，物体完成振动的次数可能呈周期变化规律。信息振幅的出现可以说是强效果信息的一次完整传播过程，信息振幅的频率可以指示单位时间内信息传播的活跃程度。由此，一定时间内，大学生社区信息振幅的频率是多少，信息振幅频率的差异与哪些因素有关，这些是我们所关注的关于大学生同频社区信息传播频率方面的问题。
四、研究发现
1.同频社区现状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同频社区共32栋，根据位置范围划分为四个片区。首先，为方便管理，学生寝室的分配以院系集中为首要标准，即同一院系同一年级的学生在同一社区居住，以此来形成较为统一的系统，同频社区的特点明显；其次，在32个本科生同频社区中，其中有16个同频社区入住了社区辅导员，社区辅导员入住覆盖范围达到50%。社区辅导员作为同频社区学生组织的指导者、社区文化的组织者、社区学生事务的协调者、社区文明教育的引导者，在同频社区里承担了各方面的工作，信息传播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社区辅导员从信息的、与大学生的沟通交流以及意见的反馈方面成为了同频社区大学生传播频谱的构造者、协调者。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其中男生53人，女生223人。同频社区有社区辅导员的人数为267人，社区无社区辅导员的人数为9人。因此，从效度上来讲，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主要围绕有社区辅导员入住的社区展开。而针对社区内没有社区辅导员的同频社区，我们采取了实地走访的方式进行调查。
2.同频社区信息传播振幅研究
（1）同频社区信息传播实现基本全覆盖
我们设置“在你所居住的社区是否能够经常接收到社区消息”这个问题来调查社区信息的传播范围，在参与问卷调查的276人中，共有161人选择了“经常”这个选项，95个人选择了“一般”这个选项。由此可见，有多达256名学生能够在社区内接收信息。且选择“没有接收”过信息的两名学生，其原因是自己居住的社区内有信息的渠道，但自己主观上不曾关注过。所以，同频社区内信息传播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2）线上的网络传播并不是促成信息振幅出现的唯一途径
我们设置“你居住的社区，信息的与传递通过何种方式？”以及“根据你自己的切身体会，你通常希望在社区通过何种方式获取信息？”这两个问题来调查信息通过何种传播方式能够覆盖大范围。前者侧重于同频社区信息的客观存在现状，共有96.99%的学生选择了社区网络交流平台；后者侧重于大学生的主观意愿，共有93.98%的学生选择了社区网络交流平台。即线上的网络传播方式，如社区QQ群、微信群等更容易成为社区辅导员信息的通道，也更容易被大学生们接受，成为促成信息振幅出现的途径。但在调查中发现，结果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线上的网络传播并不是促成信息振幅出现的唯一途径，如表1所示。
说明：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笔者自绘
从表1中可见，社区的一些线下信息的手段，如社区的板报通知等也获得了较高选择率。针对此结果，我们对社区辅导员和同频社区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线下信息的单向传播性易提高信息的到达率
信息的到达率是指传播活动所传达的信息接受人群占所有传播对象的百分比。其内涵突出表现在信息内容的重要性和有用性，即信息传播的必要性，还有接收到信息的受众人数占总人数的比率，是衡量信息振幅的一大指标。由于线上网络平台的多向传播性和开放性，各方信息堆积，容易造成信息的冗杂和即逝，即一条信息往往在传播的过程中便被中断，造成受众接收不到的情境。线下的信息传播方式，如社区板报等，属于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不会被其它信息“冲刷”掉，同时能够在大学生经过时引起大学生的有意注意，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对于一些重要通知，社区辅导员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线下传统的传播方式，以保证信息的到达率。
②线下传播方式更容易吸引受众眼球
线上的社区网络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每一个居住在同频社区里的学生都能够信息。尽管社区辅导员能够利用信息置顶、群公告等方式在社区的网络社交平台传播重要信息，但其它信息的大量涌入往往分散了大学生的注意力。而线下的传播方式，如一期板报即以一个主题为中心，由社区辅导员控制板报展出的时间长短。在这个时期以内，板报所包含的信息空间内只有围绕此主题展开的信息内容，不会分散同频社区大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吸引受众眼球。
③传统的传播方式更能凸显消息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根据走访信息，笔者了解到，居住在同频社区的大学生普遍认为，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比线上的网络传播方式更加令人信服。即经由传统的线下传播渠道的信息，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具重要性和权威性，因此能引起大学生的普遍注意。
传播学的概念篇7
关键词:文化定位大众传媒分众文化观念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 政治 、 经济 、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 发展 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WWW.133229.Com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 农村 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 现代 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 文献 ：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传播学的概念篇8
关键词：新媒体 定义 传统媒体 内涵 外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和迅速普及。“新媒体”这一概念不仅在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时髦名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新媒体”，不仅普通使用者难下定义，就是专家学者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诸多障碍。因此很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
大相径庭的新媒体定义
一般认为，所谓新媒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已经用于公共通信方面的除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对于新媒体较为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国内外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了解它们将有助于对新媒体的定义加以重新建构。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
阳光卫视的执行主席兼集团行政总裁吴征给出的新媒体的定义是：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它具备了从前任何媒体都不曾具备的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若干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新媒体有过一个定义，即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美国俄裔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没有关联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
康涅狄格州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文・克罗斯比的定义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收者融合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事实上，上述定义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都有各自的强调重点。但无疑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定义所必须依据的新媒体的特点。因此，在给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的特点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定义，就是通过归纳出概念对象的特有属性，通过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方式，从而使该概念对象和其他类似对象区别开来的一种揭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方法。其中，内涵定义就是要揭示这个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定义则是要划定该概念所指的范围。从以上提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定义一个对象概念，关键在于抓住它的特性，或者说是要理清它的特点，抓住它的本质特征。我们通过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播形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媒体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报纸写什么，读者就只能读什么；广播说什么，听众就只能听什么；电视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么，受众很少能主动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根本无法和媒体互动。而新媒体则不同，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因特网具有连接网上任何用户、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功能，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交互式的双向交流。
个性化。由于计算机网络把单向的传播变为双向乃至多方位的交流，通过联机网络，只要拥有一台信息处理机和一台调制解调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提供者或报道者。这样新闻报道便成了个人行为，即所谓“人人即媒体”，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
复合性。以往的传统媒体传递的信息符号较为单一，而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包含文字、声音、图像。还包含视频、音频、动画等，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图文声一体化。
集成性。集成性充分体现了新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特点。它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于一体。如：计算机网络媒介＝电子报纸＋电子杂志＋交互式电视＋交互式广播＋电子图书馆＋……其形式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
新媒体定义的重构
对于“新媒体”一词的认识，既可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索，也可以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事物或者更先进的和最近出现的事物。而“媒体”一词，按照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的界定，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信息传递所借助的具体媒介，如报纸、电视等：第二层含义是指信息的机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即是能够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或者说是这些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形式(如电视机、报纸、影片等)。可见，“媒体”一词越来越被专有化、特指化。从而“新媒体”的含义也被用来仅仅指新的信息载体，而不再涉及媒体机构。
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看，其内涵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内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够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即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
可见，无论新媒体具体指的是什么、如何对它加以定义，本质上它无非是一个中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因而可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出现于传统媒体之后的各类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称，主要指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时地、交互地承载和传递各种个性化、多媒化复合信息的中介。其中。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指电脑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即HITP
协议的发明，它们是新媒体兴起的首发阵容。但是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兴起，数字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卫星通信技术’、宽带技术及手机无线服务平台，成了新媒体出现的最基本的科技基础。发展新媒体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快、更好地相互交流、获取信息。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种种阻隔人们沟通的障碍得到了革命性的清除，人类从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新媒体――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抢占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受时空等的限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接收信息的新平台，而且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提供了可能。然而，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社会的双重影响和对传统媒体的双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新媒体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怎样控制信息有序流动问题。由于以新媒体为工作的信息传播自由度非常高，信息控制就成了一个难题。例如，有时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时会发现，虽然有众多的链接和海量的信息，但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无论什么信息都有可能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辨真伪。很多时候，当我们看遍了这些信息后并未感到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网上信息参差不齐外，网络的相互抄袭现象也非常严重。正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怎样保护个人隐私问题。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私生活同时也被置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个人隐私，传统上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新闻理论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列为传统媒体不得涉足的三大，严加保护。但是自从新媒体横空出世以后，个人隐私的保护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些与公共事务无关、只涉及私密生活的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而且不断加以放大，最后常常使当事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很受伤”，如台湾的“璩美凤事件”、香港的“艳照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得不让人惊叹新媒体的可怕与可恨，也使得当代社会中如何保护人们的隐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舆论导向的偏颇问题。在新媒体，特别是网络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中，舆论导向的偏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有些网民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常常会一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情节、胡编乱造的信息，因为其具有刺激人的眼球的特征，就免不了会引来一些不明真相、不明就里的网友跟风评论，甚至不乏恶意发展其故事的情形发生，所以网上以讹传讹、以假当真甚至弄假成真的事件(即网络事件)时有发生，误导网民，损害社会诚信。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好奇心重，对各种信息都十分感兴趣；另一方面对新事物新观点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他们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之前。舆论导向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青少年过早地接触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的话，往往会受到一些负面信息的冲击，甚至受到一些敌对网站错误信息的不良影响，这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强势文化的过度影响问题。网络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信息共享和融合。人们接收信息的一致性非常容易导致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一元化，从而使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变得相对一致。这对全球多元民族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当代的互联网中有90％都是用英语写的，这对于非英语民族的人们来说。在阅读和使用互联网文化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接收英语构成的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