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组织传播 研究现状 调查

组织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此后组织传播在美国获得长足发展，“是美国传播学所有分支学科中影响最大、研究者最多、学习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领域。”① “在西方，组织传播大学专业教育比较完善，有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学历教育阶段。”②

组织传播学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进我国大陆，但由于起步较晚以及交叉学科研究背景的限制，我国大陆组织传播的研究和教育相对滞后。顾孝华教授就曾感慨到“就以冠有‘传播学’一词的著作来看，以组织传播为论述对象的……数来数去就是这么几本，其他著作至多把组织传播列为半章，一般只有一节，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字的一段……再看论文，以组织传播为主题的寥寥无几。”“至于组织传播课程，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断开课的学校不会多。”③胡河宁教授也曾说过“组织传播教育充其量只能说才开始起步。一直到2001 年才有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将之列为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开始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后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将之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程列入了教学计划。国内一般大学均未开设组织传播课程。”④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将从高校开课、（含硕博论文）及教材专著的出版三方面来谈谈我国大陆组织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组织传播学的开课情况

通过查询学校网站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等，并辅以电话访谈、电子邮件咨询等方式，笔者对国内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百余所高校进行了调查，发现国内已有13所高校开设了组织传播课程（详细开课情况见表1）。

有11所高校将其列为本科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将其设为专业必修课或主干课程，天津外国语大学传播学专业甚至还将其列为本专业重点加以建设的核心课程；将其设为必修课的专业绝大部分是传播学专业。有四所高校将其设为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将组织传播列为博士研究生课程的在此次调查中仅有一所：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学专业。因此，我国大陆目前已有一批高校开设了组织传播课程，并且形成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不同的教学梯度，有利于促进我国组织传播研究的开展。尽管如此，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组织传播的开课率远远不及“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等课程。

二、二十余年组织传播相关论文（含硕博毕业论文）的发表情况

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组织传播”为关键词，以“篇名”为搜索项，在检索到的结果中再剔除那些明显与传播学中的“组织传播”无关的论文，截至2012年12月共得到论文196篇，每年的论文数量见表2。

在2004年以前，组织传播的相关论文很少，在1988-2004年的7年间，仅有20篇论文。从2005年开始，研究组织传播的论文开始明显增多，尤其是近两年，每年都有30篇以上的文章发表，可见历经20多年，组织传播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

尽管研究组织传播的论文在不断增多，但这背后也隐藏了一些问题。在这林林总总近200篇论文中，应用型研究较多，而属于学科建设、理论发展性的文章较少。除了最初的一些引介性文章以及2010年前后胡河宁教授介绍组织传播的各学派、探讨组织传播学科建设外，其他的大多数论文都是运用组织传播理论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如“组织传播视野下的某某问题/机构研究”、“某某组织传播问题与对策”等。这体现了组织传播研究的实务导向，但是一边倒的研究并不利于组织传播学的理论建构。

2004年是组织传播研究历程中的一个分水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收录了第一篇关于组织传播研究的硕士论文：陈琳的《高校学生工作机构的组织传播研究》，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数篇研究组织传播的硕博论文，截止2012年12月，共有25篇硕博论文，其中硕士论文21篇，博士论文4篇。

有些院校几年内有数篇关于组织传播研究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如华中科技大学有4篇、山东大学3篇、复旦大学2篇。这说明在一些院校已经有一些（而不是一两个）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从事组织传播方面的研究。反观这些学校，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确实是在国内较早开设组织传播课程的学校。这就说明开设组织传播课程可极大地促进该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组织传播是一门融合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学科，硕博论文作者的专业多元化恰恰体现出这一特点（详细专业分布情况见表3）。整体看来，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占绝大多数（76%）。这说明新闻传播类研究生研究组织传播问题的自发自觉和积极主动性。

但是这些硕博论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重应用、轻学理。在25篇论文中，仅有两三篇对组织传播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大多数文章属于应用型研究，以组织传播为研究的理论依据或工具，研究某个组织机构的具体问题，如《“两弹一星”工程中的组织传播研究》（廖福生，成都理工大学，2011年）；又或者研究组织传播学中实践应用性较强的部分，如“企业仪式”、“组织形象构建”、“危机传播”等问题，而缺少对组织传播学理论、学科架构以及组织传播本土化的研究。

三、我国大陆组织传播相关教材专著的出版情况

国内大陆最早的组织传播著作是1990年林瑞基的《组织传播学》。2000年教军章、刘双出版了《组织传播——洞析管理的全新视野》一书，该书参照了美国凯瑟琳·米勒的《组织传播》。2003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国才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务》。在2000年至2005年间有5本国外组织传播的著作引进国内。因此在2005年以前，组织传播的书籍大都是对译著的引进介绍，即使是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材也或多或少参照了他人的体例结构。

这种状况直到2006年才有所改变，我国开始出现一批有代表性并且逐渐体现组织传播本土特色的专著。2006年胡河宁的《组织沟通》问世，这一年胡河宁的《组织传播》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顾孝华的《组织传播论》，这本书开始将组织传播研究本土化，书中引经据典回顾了我国早期的组织传播思想；2010年胡河宁的《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突破了以往著作的传统体例，作者认为组织传播中的结构、关系及其象征性互动过程是把握组织传播的核心要义，因此书中单独用了两章介绍相关内容。此外书中多处引用体现中国古代组织传播智慧的文献，与现代组织传播理论相呼应。2011年谢清果、郭汉文的《和老子学管理：老子的组织传播智慧》更是抛开由美国学者开创的组织传播著作的一般结构和传统内容，转而向我国著名的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学习组织传播；2012年李卫东的《组织传播行为》则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语境下提出了互联网对组织传播的影响。

综观上述十几本著作，我们发现在组织传播研究还不够深入的时候，我国的教材基本以引进借鉴国外教材为主，当组织传播研究相对深入和成熟时，组织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教材体例的个性化便开始体现。

结语

通过调查组织传播在高校的开课情况、相关（含硕博论文）及教材专著的出版情况，我们发现，较之几年前组织传播研究在我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开课学校逐渐增多、呈递增状态、专著多元且个性化本土化。但组织传播作为一门刚刚兴起的学科，其发展仍有不足：与我国高校数量相比开课院校依然凤毛麟角；论文数量虽多，但是研究多集中于应用实践，学理性不足；专注于组织传播研究的学者太少，专著的出版数量也不多，很多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没有引进等等。

因此，组织传播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离它成为一个真正理论基础扎实、内容本土特色、指导实践切实有用的学科还有很长一段路。但我们相信，有诸多学者学子的关注和努力，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参考文献

①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②黄孝俊，《组织传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114

③顾孝华：《组织传播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6

④胡河宁：《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学术研究》，2007（1）：123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播媒介；文学文体；序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6-03

周利荣是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的首届研究生，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任教，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她又随我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文艺文化传播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已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晋升副教授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在她积数年之功完成的专著《传媒发展与文学文体演变》即将由陕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邀我作序，作为导师，看到学生的科研成果即将付梓，我十分高兴，很愿意写几句心里话。

周利荣的专著所选择研究的是一个前人少有涉猎、具有开创性价值且有相当难度的问题。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也是很早就开始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国度。在前人取得的大多数成果中，文章及文学的文体研究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大类。陆机在《文赋》中对文章体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区分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再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P的《文章缘起》、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把文体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文心雕龙》全书50篇，而专论文体的就有20篇。而《文选》按照作用和功能将文学作品分为38类，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粹》以至《元文类》等重要文集。元人陈绎曾的《文说・明体法》研究文体分类，成就有限。唯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将文章分为54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又扩展为127体，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体考证及文体特点论述甚为精详。至清代中叶如姚鼐及晚清曾国藩，亦对文体分类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近代以降，研究文学文体的学者及著作亦为数不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先后就有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施畸的《中国文体论》、薛凤昌的《文体论》、蒋伯潜的《文体论纂要》等著作问世。新时期以来，文学文体的研究再次趋热，先后出版了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日本学者佐藤一郎的《中国文章论》、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于雪棠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李长徽的《〈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郭英德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文体理论本身的研究，主要探讨文体分类的原则、依据，各类文体的特点、创作规律与方法，也有部分学者在考察文体演变过程中论及不同文体形成的原因，但至今尚未见到专门就传播媒介与文学文体关系做系统研究的。就选题讲，周利荣的专著力图就这一问题从古至今，中外打通，理论与实际、宏观与个案结合，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既填补了文学文体论研究的空白，又拓展和深化了传播媒介理论的研究。2004年，周海波教授曾在《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一书（2007―2008年又连续出版《传媒时代的文学》《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深入分析了现代散文文体的形成与《申报・自由谈》这一现代传媒间天然的血缘关系，认为现代散文从属于报纸期刊，不可避免地拥有报纸期刊的属性，必然接受报纸期刊的改造，适应传播媒介的要求：“当散文小品、杂感、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体裁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他甚至说，“现代报纸期刊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滥觞；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演化与成熟全部有赖于报纸的提倡。” “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四大报纸副刊及有关期刊的形成确实对新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中国古典文学从供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欣赏的格局走向大众，在语言上提倡白话文，在文体选择上导向小说世界。由此，中国传统文学文体的格局得一大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具有很高成就和地位的重要文体杂文，实际上就是由《新青年》开设的《随感录》栏目及1920年代中期创办的《语丝》《莽原》等文学媒体先后推动而产生、发展和成熟的。2000年起，我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十数人学位论文先后研究现代文学名刊，其中杜波硕士论《新青年》杂志研究、博士论“五四”文学期刊现代性研究，肖爱云硕士论《礼拜六》研究、博士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现代性研究，罗建周硕士论《文艺阵地》研究、博士论生活书店与抗战文学研究，周玉敏硕士论《现代》杂志研究，曹小娟做《小说月报》研究，马金玲做《文学》月刊研究，赵林做《语丝》杂志的研究，于鸿雁做《万象》半月刊研究，姬绪进做《论语》半月刊研究，就曾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文学期刊在推动新文学诸文体形成中的作用、机理作过分析。周海波教授的大著虽非专论现代媒介与现代文学文体间的关系，但其中有关见解十分精辟、论述非常深刻，可与利荣的著作互补互鉴互证。

在我看来，该书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媒介理论探索中著者所提出的新见解：一是较充分地论述了传媒结构问题，质疑了泛媒介概念。二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传媒的生产力性质。在著者看来，从传播学意义上观察图书、期刊、报纸、电话、广播、电视、电影、手机、网络、电子书等媒介，都有其特定的结构，即都是由软载体和硬载体两部分组成的。软载体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寄生体，如语言文字、图画、图像、声音等符号；硬载体则是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的物质载体，如甲骨、钟鼎、简册、纸、电子设备、电脑屏幕等。离开软载体，意义无以凝结；没有硬载体，人们脑海中凝结的意义模式永远无法物化出来。因此，只有软载体和硬载体的完美结合才能构成媒介。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称文字为媒介、印刷术为媒介，利荣就此观点在书中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其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传媒结构的见解。讲清传媒的二重结构，为全书的立论和展开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传媒就是生产力的观点，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先生、清华大学刘建明先生也曾在自已的论著中讲到，但利荣在书中不仅肯定了这一观点，而且对之有所深化，强调指出媒介生产力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硬载体上，尤其是深入论述了媒介生产力对文体功能的影响、对文体互鉴的作用。

利荣该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真搜集、充分占有了相关资料。完成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的研究，不掌握尽量丰富、翔实的理论、史实的资料，仅凭一般文艺学、文体学和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是无法开展研究的。例如，在论及与媒介特征相适应的现代文学文体――报告文学的形成时，书中得出结论：报告文学诞生于近代新闻语境，成长于报刊传媒，大多出自职业记者之手，中外报告文学概莫能外。论证这一结论，著者以中外报告文学的名作为例，说明中外早期报告文学的成熟作品，均出现于机械化印刷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报刊的成熟期和稳定期。外国的如1842年英国记者查尔斯・狄更斯的《美国纪行》、1876年法国记者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83年美国记者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1903年美国记者杰克・ 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1919年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纪的十日》；中国的如1898年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上的《戊戌记》《南海康先生传》和《新大陆游记》，1911年5月广州《南越报》上连载的黄小配的“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五四”时期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的《旅欧通讯》等。在进行举证论述的同时，著者还旁征博引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有关重要论点，如日本作家川口浩《报告文学论》中提出的报告文学“始终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文体。塞尔维亚报告文学家T・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所说的“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在我国，长期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佘树森就认为“在现代，报告文学之产生原是以新闻报刊带来之发达为前提的，故其最初操觚者几乎无一不是报刊记者。所以报告文学曾被称作‘记者文学’”。学者王晖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流变论》中亦指出：从文体发生的内在规定性角度看，报告文学文体发生有三个决定性因素：“第一，印刷工业的发达所导致的报刊业的出现与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刊体创作主体的新闻意识。此为以报刊为主流媒体的报告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与基础。第二，转型或激变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对深度报告的文体期待。第三，一批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自身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参照系、对现实社会采取反思、批判，并有改革现状意识的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的出现。”坚持在广阔的理论视野下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注意把翔实、可靠的事实材料和权威、经典的理论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展开对问题的论证，使其观点结论让人信服和认同，这是贯穿全书各章节的一个突出特点。

据我所知，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利荣始终把开阔学术视野、学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搜集、发掘充分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工作，广泛地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个案材料。这样，她才能在对资料的分析、梳理中，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且在理论的烛照之下，深入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

注重对问题分析论述的辩证性，是利荣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另一特点。为增强论文观点和论述的科学性、说服力，著者对问题的分析、论述总是注意全面、辩证，不搞绝对化，力戒片面。如在分析媒介对于文学的决定作用、文学对于媒介的反作用以及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与政治、经济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时，就十分注意把握分寸，将问题讲清讲透。就个人的思维能力讲，利荣是我的学生中理论思维能力较突出的一个。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所思考和探索的均是具有一定理论层次的问题。驾驭此类问题，没有宏阔的理论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较好的思维能力是不可能的。

从当前情况看，本课题的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譬如，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向书面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经历了由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绵帛到纸张的变革，由此，也影响到古代文学文体从广义的文学文体、诗歌、散文再到小说、戏曲等叙事类文学文体的演进。如果能够专就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演进变迁加以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出其中的联系，成一专著，其意义、价值可能会更大。再如，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正在经历由书面到网络传播的转变，传播的媒介正在经历由传统的书报刊等纸媒到电子媒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文学的文体更是发生和正在发生着丰富多样、奇妙无比的变化，甚至还有人发出了文学终将消亡的预言。如果能够专就近代以来传播媒介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各文体的变迁专门加以研究，探寻出其规律、特点，成一专著，相信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可能会更大、更有影响。

还需要指出，本书的第五、六章论述的内容颇有新意和价值，但是如何使其与全书其他各章在逻辑上自然天成、浑然一体，似乎尚需再加斟酌。另外，全书专论文学文体，此前各章均未涉及影视等艺术作品，而五、六两章却将文学与影视等艺术作品放在一起讨论，似有失严谨。当然，瑕不掩瑜，以上不足远不能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具有新见和相当深度的专著的价值。

利荣思想积极上进，学习刻苦勤奋，经过十数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已系统扎实地掌握了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具备了良好的科研素质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企盼她能以本书的出版为新起点，确立更高的目标，继续刻苦努力，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拿出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此，我充满信心，也很期待！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3篇

样本选取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文献总量达7242万篇，文献类型包括：学术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工具书、重要会议论文、年鉴、专著、报纸、专利等。本文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工具，检索年限设定为2003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在目标文献内容特征中，选择“题名”项途径，输入“手机媒体”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剔除重复和关联性不大的文章后，得到相关文献487篇。然后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发表时间、论文来源、论文著者、主题内容范围等方面对我国手机媒体的研究进行统计和分析，探索我国手机媒体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

样本分析

1.发表时间分析

表1：我国手机媒体研究论文的阶段数量分布

文献的发表时间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课题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而阶段时间文献的数量则是判断其研究进展的重要参考。从表1可以看出，国内的学者对手机媒体的研究开始于2003年。2003～2005年是起步阶段，所发论文共计35篇，占论文总量的7.2%；2006～2007年发文量逐步增大，共计129篇，占论文总量的26.5%；2008～2010年则增长更为迅速，短短三年发文量共计322篇，占到总量的66.1%，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是以手机媒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为背景的，同时也说明了手机媒体正逐步成为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2.论文来源分析

表2：我国手机媒体研究论文的来源库分布

通过表2可以发现，共有312篇期刊在117种期刊上，比例为64.1%，此外，硕士论文占了10.3%，另外发表在大众媒介之一报纸上的文章有98篇，占了20.1%的比例，这充分说明了手机媒体研究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手机媒体的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在学术界刊物上，但由于手机媒体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这一研究领域也为大众所关注。

3.论文著者分析

表3：著者发文情况统计

表3数据表明，参与手机媒体研究的著者较多，达到了453人（无著者的除外），但著者发文量普遍较少。根据洛特卡定律，发表1篇论文的著者人数应该占总人数的60.79%左右，发表2篇论文的著者人数大约是发表1篇论文作者人数的1/4。根据表3可知，发表1篇论文的著者有414人，占作者总数的85.0%，远高于60.79%，而发表2篇论文的著者人数为30人，占发表1篇论文人数的7%，这个数据又远低于洛特卡定律，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对手机媒体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此课题的核心著者群体还远未形成。

4.主题内容范围分析

表4：我国手机媒体研究论文的主题分布

根据表4和搜索结果，国内手机媒体研究主要分为手机媒体的界定、手机媒体的市场及产业发展、手机媒体的传播机理、手机媒体的问题及监督以及手机媒体的文化等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手机媒体的市场及产业发展的研究最多，共有255篇，占52.4%，其次是手机媒体的传播机理研究，共有85篇，占17.5%，而手机媒体的界定研究最少。随着近几年手机媒体的不断发展，手机媒体的问题及监督、手机媒体的文化研究逐渐增多。

具体的主题倾向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手机媒体的市场及产业发展，如陆春的《3G与手机媒体》；第二类是手机媒体的传播机理，如侯迎忠《手机媒体传播信息状况探析》、匡文波的《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第三类，交叉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如周仁惠的《3G时代的手机媒体与未来的期刊出版》、陈伟军的《手机媒体与图书营销》等。

结语

通过对2003～2010年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涉及手机媒体研究的487篇论文的内容分析，笔者认为8年来该研究领域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数量上，研究成果较少，没有形成核心著者群体

从2003年6月匡文波的《论手机媒体》，到2010年12月刘明的《手机媒体广告运营模式探析》，国内关于手机媒体研究的论文总共只有487篇，这与其他研究领域动辄数万篇论文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在论文的时间分布上，2003～2008年每年的研究论文只有数十篇，2009年才勉强突破100篇。在论文的来源库分布方面，487篇论文中硕士论文50篇，会议论文20篇，而博士论文方面则是空白，这说明手机媒体研究在在校学生和学术会议方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论文的著者方面，手机媒体研究的487篇文章中，涉及到的著者有453人，其中，发表1篇论文的著者有414人，占作者总数的85.0%，发表2篇论文的作者有30人，占了总数的6.2%，而发表5篇文章以上的著者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匡文波和北京邮电大学的王欢2人，根据洛特卡定律，国内对手机媒体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此课题的核心著者群体还远未形成。

（二）质量上，研究成果水平不高，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在2003～2010年关于手机媒体研究的487篇文章中，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只有57篇，涉及到的核心期刊共有16种，其中，《国际新闻界》5篇、《现代传播》2篇，而另外两种新闻传播学权威刊物《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则未有涉猎。这说明，国内关于手机媒体的研究成果水平普遍不高，核心期刊文章只占1/9左右。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手机媒体的特质认识已经相当深刻，对手机媒体各种业务形态的探讨也很深入，但是还缺乏对于我国手机媒体发展的整体把握。当然手机媒体传播方式不断发展变化等客观因素，也使得研究者在短期内难以深入把握。因此研究内容重复性较多，而开创性的内容很难见到。另一方面，关注手机媒体传播机理和市场产业现象的定性研究较多，而对手机媒体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方面的定量研究较少。因此，研究者必须对这些手机媒体研究的薄弱点投入更多努力，以进一步提高国内手机媒体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①李青丽、陈涛：《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论文的定量分析》[J]，《东南传播》，2010（6）：110-112

②庞景安：《科学计量研究方法论》[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266-363

③匡文波：《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6（7）：28-31

④段甲贵、马玫瑰：《手机媒体研究回眸》[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8（7）：105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良友》画报；美术；研究综述

有关《良友》的历史地位评述，早期有关中国画报研究中就有两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一篇是萨空了于1931年出版的专著的《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文中对于《良友》画报的印刷赞赏有加，称其是用影写凹版正式用以印画报者；另一篇是阿英的《中国画报之经过》，发表于第150期的《良友》上，称其体现了中国画报内容的高度进展。

至此，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以回忆录形式出版的专著相继出现：赵家璧于1987年出版了回忆性专著《〈良友画报〉忆旧》、《〈良友画报〉二十年坎坷历程》。2002年初，曾担任过《良友》画报第四任主编的马国亮先生出版了《〈良友画报〉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马国亮先生站在主编人的角度回顾了《良友》画报的诞生发展，兴衰起伏。此书一经出版，《良友》画报立即成为被重新发掘的一个契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迅速反应，于2004年出版了《良友散文》、《良友随笔》、《良友小说》、《良友人物》系列丛书。据编者称，《良友》的文字内容“基本上都在这里了。”随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历年所出版的大量图书，也逐渐成为出版社竞相挖掘的选题。

而在学术界，《良友》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一些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尤其近年来，有关《良友》画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研究层次愈加深入，研究角度也有了较多变化。以下仅就目前目力所及，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的研究做一简要介绍。

从美学和艺术学角度立论的研究鲜少，目前发现的有：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汤静的硕士论文《〈良友〉画报与美术传播――新型的美术大众传播载体》，选取《良友》画报自1926年2月创刊到1938年6月的“上海时期”为对象，梳理了其间129期中与美术相关的材料，并联系当时的美术现象，论证了这份画报具备的名副其实的“美术的”大众传媒的性质。孙的期刊论文《与 2 0 世纪初的女美术家》通过对 1929 年 2 月到 1937 年 7 月共 129 期的《良友》画报进行研究，通过对画报中女性美术家的作品的分析，揭示了 2 0 世纪初走在妇女解放运动前沿的女性美术家们在追求女性人格独立和艺术独立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徐立《新艺术的传播先锋――2 0 世纪前期沪上粤籍美术报人研究》通过研究粤籍美术报人在新艺术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可以更好地解读这场粤籍美术家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当今美术工作者以启迪。王跃年的《从〈真相〉到〈良友〉――1912―1937年中国摄影画报简论》认为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和摄影术社会认同度的提高，中国出现了一批摄影画报。这方面的成果还有杨春晓的《解读〈良友〉画报的封面》，马中红的《图像西方与想象西方-西方形象的重构与呈现》等。

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立论的论著主要有：吴果中的《〈良友〉画报文化地位整体建构的历史考察》和《民国〈良友〉画报与都市空间的意义生产》中认为，《良友》画报采用文化视野上移、下移兼容的传播技巧，建构了以中上层都市空间为主体、延伸至街头文化等下层空间的空间格局。李康化在《〈良友〉画报及其文化效用》一文中，认为画报是研究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媒介，该刊在都市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有美国哈弗大学学者李梵欧所著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设有相关章节论述《良友》画报。及李著作的中文翻译者毛尖女士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New sensations in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cinema in the 1930s and 1940s》（《三四年代上海文学与电影中的新感觉》）研究思路受李著一定影响，她引用部分《良友》画报图片，分析了《良友》画报之类的大众媒介对于上海都市社会的观察切入视角。

在资料收集和梳理中发现，从新闻与传播学角度撰写的论文不在少数：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刘永旭的博士论文《作为时代图像的――一个现代性都市传媒建设视域中的媒介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季天晴的硕士论文《裂变的文化――近代上海市民的消费图景》侧重以《良友》画报上的广告为切入点以展示这一时期文化上呈现出来的裂变特征。苏州大学2007年钱丽娜的硕士论文《上海都市文化的图像叙述》一文重点关注和分析《良友》画报的国内出版时期（1926 年――1945 年）这一最有研究价值的阶段。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学术界在《良友》画报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也应看到，现有关于《良友》画报研究存在缺陷。

（1）研究选题和取材存在着失衡现象。从上述整理的研究现状中可以发现，目前关于《良友》画报有建树性的研究大多出自新闻学专业的学者，立足于分析论证《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另外散见于各个期刊的学术论文从其发表的期刊可见其研究视野的局促与狭窄，除《新闻大学》、《中国编辑》之类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与综合学报外，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研究》等文学性期刊。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5篇

该书正是集作者20多年来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经验、研究水平及教学水平之精华的一部力作，体现出了十分突出的优点。

文理合璧。该书前半部分专讲文科研究生论文写作，后半部分专讲理科研究生论文写作。文理合璧，构成了知识的完整体系。既可分开阅读，又可整书阅读；既可一得互参之妙，又可一睹全书风貌。文理科研究生一概适用。

针对性强。从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与实际入手，没有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泛泛之论，句句切中肯綮，字字直指要害。全书从论文的规范、标准、选题、文献资料收集、国内外检索工具、发表媒体选择、怎样署名、著作权保护注意事项、主要研究方法、论文基本结构、注释与参考文献的新规定等具体方面作了非常精辟透彻的论述。研究生写论文，只要照着书上的方法、规定和步骤去做，就可以收到“一步到位”的实际效果。或者遇到哪方面的问题，只要从书中一查即可明了。

解决问题。对于研究生论文写作中存在的各种主要问题，该书作者十分了解。论述中一一举例指明，并谆谆告诉注意事项与解决方法。例如参考文献著录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署名太随意，甚至有凑数之嫌，二是著录的顺序不对。书中就此明确指出：一、只著录最重要、最新的文献；二、只著录公开发表的文献；三、采用标准化的著录格式。又如：“写史论型论文最忌讳的是不查找有关的原始文献，只从别人的论著中转引材料”，“行文要保持汉语风格，否则读起来会令人感觉不像中文论文”，“借鉴的学科理论要与所研究的问题有机结合，防止两张皮”，”不是纯粹的为了借鉴而借鉴，为了求新而求新”，“不能只有形式的借鉴而无实质的借鉴，令人产生牵强附会的感觉”等快人快语的论述，真可谓一针见血。

经验之道。该书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作者把自己20多年来的编辑经验、研究经验与教学经验融为一体，化而出之，毫无保留地从一名“学术刊物资深编辑”的角度宛如讲课一般，如数家珍、要言不烦，紧紧围绕“研究生怎样写规范论文”及“如何才能合乎公开发表要求并得以发表”两个核心问题全盘出炉，一气道完，读罢令人有醍醐灌顶、豁然贯通之感。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原型理论;广告原型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64-03

一、国内广告原型研究的理论基础：原型理论

原型（archetype） 又译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型”，这个词出自希腊文“archetypos”，“arche”本是“最初的”、“原始的”之意，而“typo”意为形式[1]。该理论主要来源于弗雷泽的人类学，荣格的心理学以及弗莱的文学研究。我国学者曾庆香教授在综述荣格和弗莱的原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原型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人物、母题、思想，或叙述模式即情节，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是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其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2]”笔者认为该概念有利于对原型的理解。以此推之，广告中的原型就是在广告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情节和母题等。例如耐克广告中的“英雄”形象、麦当劳的“天真者原型”、李维斯的“探险者”形象、哈雷广告中的“亡命之徒”，香奈儿广告中的“情人”原型等。

广告之所以借助原型助力主要源于当下广告业面临的困境：铺天盖地的广告并不意味着受众的接受，反而可能导致反感，只有能够深植人心的广告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广告要想深植人心，则应能够唤醒受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原型。这是“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3]”这个时候原型不仅起了扩音器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深入受众的内心深处，唤起其固有的集体无意识，从而深化广告产品的记忆和认同。

二、国内原型广告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文献的搜集和查阅发现主要文献如下：专著（1）本、博士论文（1）本、硕士论文（6）篇、期刊论文（33）篇。这些文章着重论述原型与广告或品牌的关系，其他角度的相关思考不足。它们尽管可能不是相关论文的全部，但是足以代表国内原型广告研究的现状。归纳起来，这些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一）原型建构广告品牌研究

国内专门论述原型与品牌的关系的唯一一本专著是玛格丽特・马克和卡罗・皮尔森的《很久很久以前：以神话原型打造深植人心的品牌》[4]。该书提出了12种原型人物，并认为它们反复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传说与神话故事中，也是亘古以来深藏在人类无意识心理中的“形象”，只要藉由分析这些原型/意象与品牌之间的关系，便能建立起一套运用原型理论与意义管理系统来建构品牌图腾的技术方法。[5]”该书为国内的广告原型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几乎决定了原型理论广告品牌相关研究的方向和模版。以陈婵[6]、李欣[7]、李岩[8]和陈林华[9]为代表的硕士论文，以及以曾莉芬[10]、范革新[11]、陈林华[12]、谢美英[13]为代表的期刊论文，几乎都是遵循着原型如何打造品牌的思路而写就的。

（二）原型增强广告效果研究

在原型与广告的关系研究方面，刘林沙的博士论文《中国广告原型研究》是国内十分重要的参考文献。该论文认为“广告原型的研究具有指导广告实践的重要意义。中国广告原型的发现为广告主和广告制作者提供了选择形象，运用原型意义的原则和可能。同时也提醒他们关注广告中的原型现象，促使广告更大效度地进行传播”[14]。以陶皖星[15]、乔阿[16]、杨小竹为代表的硕士论文[17]以及以刘林沙[18]张琳琳[19]、彭公勋[20]、程力沛[21]、周婧[22]和刘滢檑[23]为代表的期刊论文这些文献同样遵循着原型功效、应用方法、注意问题和相关建议的研究路径，共同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原型如何促使广告更加有效地传播。

（三）广告原型的其他研究

关于广告应用原型的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文章中。按其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其他角度思考原型在广告中的应用问题：主要有刘九洲和刘滢檑的《现代广告原型的建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置换》[24]、郭颖的《现代广告原型与传统文化》[25]、刘林沙的《中西方广告中感情女性形象比较研究》[26]、戴国庆的《现代的世俗神话――论原型叙事的变迁》[27]以及刘滢檑的《电视广告中母亲形象的原型解读》[28]，无需赘言，这些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从标题中就很容易看出。另一类则对原型在广告中的应用进行了反思（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硕士论文虽然论述了原型应用在广告中会引起的问题，因这些分析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其广告效果和品牌建构服务，所以称不上是“真正的反思”）：杨科的《从美狄亚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29]主要论述了原型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不平等、价值的失落和角色的物化的影响。李文斌的《传奇或谎言：英雄形象的消解与建构》[30]主要论述了百事可乐广告借用、篡改三国故事原型，成功地实现了对“人英雄”形象的消解和“物英雄”的建构，并对类似可能引起负面影响的广告进行了批判。郭五林的《电视广告性别歧视倾向的原型分析》[31]主要分析原型对于广告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的影响。

综述以上这些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原型”如何能够在广告传播和品牌的建构过程中发挥最佳效果。当然以心理学来寻求中国的广告原型，甚至用心理学来细分受众，以及指出原型运用在广告中可能呈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都是为这个核心问题服务的。这些研究对原型理论应用于广告研究的适用性研究缺乏，而这却是广告原型研究的前提;对自身的研究立场反思较少;其他角度的思考亦是十分罕见。

三、国内广告原型研究总体特征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不论是专著、硕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国内广告原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原型理论在广告传播和品牌建构中如何发挥最佳效果”。以致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功利性、重复性和片面性的特征。

（一）功利性

就研究目的而言，这一研究领域的功利性问题十分凸显，因为这些研究运用原型理论，却没有探索原型理论在广告领域的适用性。这些研究关注的只是原型的功效，即原型如何对广告传播和品牌建构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是无所不适的，而且荣格和弗莱多是在文学或艺术领域内探讨原型的，但广告毕竟包含着销售因素而无法等同于文学或艺术。因此原型理论在广告研究领域的适用性问题不可规避，但就事实而言，这方面的探讨却没有开展，抑或完全淹没在功利性研究的喧嚣声中。

（二）重复性

就研究比例而言，这一研究领域的重复性十分凸显。因为在这些参考文献中，唯一的一本专著论述的是原型如何塑造深植人心的品牌，唯一一篇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广告原型如何在广告中发挥其最佳效果，而6篇硕士论文和其中的26篇期刊论文也都遵循着上述的原型作用、原型的应用策略、运用原型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建议的研究路径。其中的重复性程度可想而知。当然，这些研究并非没有自身的价值，可是一旦重复的太多，重复内容的比例太大，其研究的存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毋庸置疑，学术研究本应追求不断创新，“没有学术创新，不追求学术质量，学术创新就会停滞和衰退，‘学术创造’就会沦落为 ‘学术制造’”[32]。

（三）片面性

就研究结果而言，这些研究的研究立场显然是站在广告主以及广告公司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即使有些研究确实从受众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但是他们思考的最终目的并非真正地为受众考虑，让受众怎么理性地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商品，而是对受众进行人格分析，其真实目的是细分受众，而最终目的是追求广告的传播效果达到“魔弹”论的状态。这种研究立场的单一性也就对应着研究结果的片面性，它们甚至创造出想象中的“效果奇观”，而真正的原型广告效果的实证研究甚至产品本身的质量的强调都被忽视了。毫无疑问，思考问题的片面性必然导致研究问题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的丧失。

四、国内广告原型研究的反思

综上所述，国内广告原型研究停滞不前的现状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的时候了。首先，细察这些研究主体，会发现他（她）们并非业界人士，而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倘若业界人士追求广告的最佳效果和品牌效应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则是学界人士的无意识的“学术研究”，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商业意识对学术思考的无形渗透，而学术研究主体本应具备的独立意识已经消逝无痕。这种状况可能正是吴飞教授在谈传播学危机时所担心的：“而今天，他们（研究者）又华丽地转身―投进金钱的怀抱―为商业营利者出谋划策。可怕的是，这样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地学界的主导，自由的研究变得弥足珍贵了。[33]”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众所周知的是学术研究本应追求不断地创新，可是当下的广告原型研究显然过于重复，笔者无意于批评具有开创性的广告原型研究对于广告效果的孜孜追求，但是15年以来都是走这条主干道，创新之路何时出现？再次，就广告研究的学术合法性而言，难道广告学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就建立在对广告效果的追求上？倘若广告学研究追求的只是广告效果，那和职业性的技术教育甚至是经济学中的营销学的区别何在呢？相关研究的学界人士有没有为自身的学术合法性存在而反思过呢？最后，就西方学术研究的态度而言，我们是应该借鉴学习西方的研究成果，但是这并非最终目的，我们希望在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仅仅把西方的理论拿来应用于中国的现象，于学术的繁荣根本无益。“社会科学的宗旨是要解答母社会的核心关怀，虚心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活络思想或勾勒材料，而不是抱住一个西方理论在华人社会拼命再生产。倘若丧失了主体性，只顾给西方理论写一个华人地区的注脚，实在无关痛痒。[34]”尽管这似乎已是学术研究的常识，可是就广告原型研究的现状来看，相关学界人士的实践并未落实到位，于是，造成当下广告原型研究的凋萎现状仿佛就成了自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五、国内广告原型研究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广告原型的建议：第一，原型理论在广告研究中的适用性分析，在使用原型这一理论之前，我们应该分析清楚原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广告研究，因为荣格和弗莱多是在文学或艺术领域内探讨原型的，而广告因为包含着销售因素毕竟无法等同于文学或艺术;第二，在原型理论在广告研究中的适用性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关于原型在文学、艺术、电影、新闻等领域的比较研究;第三，国内的广告原型研究都站在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的角度追求广告的最佳效果，而站在受众的立场的研究十分罕见，有待深入;第四，在广告利用原型追求最佳效果的同时，它是否存在自身所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负面的影响，需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并加以说明;第五，研究者关于原型广告的效果研究大多停留在推测和想象的层面上，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这种感性的效果想象甚至有忽视产品本身质量的倾向，有待改善。笔者相信只有深刻而多种角度的思考才能带来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和繁荣，而不至走向无人问津的边缘。

原型理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国内，在文艺学、文学、影视等领域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广告原型的研究由于存在着功利性、重复性和片面性的问题，导致相关的研究创新匮乏、反思不足、停滞不前。能够正视问题已经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接下来应当何去何从，值得人们思考。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 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3] （瑞士）荣格著.冯川编.冯川，苏克译.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4] （美）玛格丽特・马克，卡罗・皮尔森.蔡承志译.很久很久以前：以神话原型打造深植人心的品牌[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5] 唐慧.从神话原型到品牌图腾――解读《很久很久以前》的文学人类学意蕴[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6] 陈婵.论广告的原型批评理论[D].湖南师范大学，2009.

[7] 李欣.品牌神话原型理论的中国案例研究[D].安徽大学，2012.

[8] 李岩.电视广告的神话原型分析[D].山东师范大学，2008.

[9] 陈林华.原型铸就忠诚――原型在品牌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05.

[10] 曾莉芬.解析“十二原型”品牌形象打造中的应用[J].商业现代化，2006（7）.

[11] 范革新.原型与品牌商品之间的情感关联[J].商业研究，2011（2）.

[12] 陈林华.原型在耐克广告设计中的应用解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4（4）.

[13] 谢美英.符号经济下品牌原型的广告效应[J].新闻界，2010（6）.

[14] 刘林沙.中国广告原型研究[D].四川大学，2006.

[15] 陶皖星.论原型在广告中的运用[D].苏州大学，2007.

[16] 乔阿.广告的神话原型分析[D].厦门大学，2009.

[17] 杨小竹.中国上古神话原型与广告中形象塑造――以女性形象为例[D].浙江大学，2007.

[18] 刘林沙.广告的神话原型分析[J].现代传播，2005（2）.

[19] 张琳琳.论广告中的神话原型[J].新闻世界，2011（10）.

[20] 彭公勋.广告中神话原型理论的应用[J].山东文学，2011（10）.

[21] 程力沛.浅谈情感女性形象在广告中的原型沉淀及传播功效[J].新闻知识，2008（8）.

[22] 周婧.感性消费时代“探险家原型”的广告策略[J].当代传播，2011（3）.

[23] 刘滢檑.论现代广告中的原型置换[J].当代传播，2010（3）.

[24] 刘九洲，刘滢檑.现代广告原型的建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置换[J].当代传播，2005（5）.

[25] 郭颖.现代广告原型与传统文化[J].东南传播，2010（5）.

[26] 刘林沙.中西方广告中感情女性形象比较研究[J].当代传播，2008（3）.

[27] 戴国庆.现代的世俗神话――论原型叙事的变迁[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6）.

[28] 刘滢檑.电视广告中母亲形象的原型解读[J].宜春学院学报，2014（8）.

[29] 杨科.从美狄亚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J].学术界，2005（1）.

[30] 李文斌.传奇或谎言：英雄形象的消解与建构[J].东南传播，2012（1）.

[31] 郭五林.电视广告性别歧视倾向的原型分析[J].宜宾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32] 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M].北京：首都贸易出版社，2014.

[33] 吴飞.重建巴比塔――吴飞谈传播学的想象力[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传播学 健康教育 新闻期刊

本文从《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有关健康传播学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选用《中国期刊网》为资料调查蓝本是因为：《中国期刊网》是我国最大的全文现刊数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1994 年至今约7486 种期刊全文，对其中部分重要刊物回溯至创刊。检索分析资料的时间定为1991至2011年。检索起始时间定于是1991年是因为《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最早的健康传播学文献起始于该年。

本研究以健康传播学为关键字对全文进行高级检索，从《中国期刊网》检索窗口中得到文献目录,共有385篇论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71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0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6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10篇，剔除年度总目录、重复录入等不在研究范围的15篇论文，共有361篇论文。中国期刊网论文为247篇。

本研究的具体测量变量是①发表年份数量②发表刊物③议题内容。发表刊物分为①医学期刊期刊②传播学期刊③其它。文章议题和内容, 目前似乎还没有比较规范的指标与分类范式可直接运用。本研究基于健康传播专著的有关观点, 根据社会研究方法中关于内容分析的基本理论和规范, 参阅所见到的为数甚少的关于健康传播内容分析的文献, 确定议题内容的主要测量指标是①媒介的健康传播效果研究②媒介编辑业务③艾滋病④健康教育⑤儿童、孕妇营养信息⑥健康传播材料制作⑦对健康传播研究的综述⑧广告⑨人际传播。

一、大陆健康传播学研究发展走势

1、论文量持续走高，研究课题愈加开阔

从样本数量年度走势图（图一）可看出，健康传播学的论文数量近年来持续走高，尤其近五年的论文量均达到20篇以上，论文议题种类以及参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数量大大增加。

从论文数量及年度分布（表一）可看到，2002的论文量是12，而到2003年则增为21篇。两年之间的论文数直线增长。的确，不可否认2003年非典危机给中国人敲响了警钟，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席卷了社会各个领域。研究者们开始将将焦点集中在传媒与健康的关系上，大众传媒与健康的关系、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不同效果，网络和手机短信等传播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特点和巨大潜能等等，这些议题成为“非典”后健康传播的主要研究课题。“非典”后，社会学界和传播学界对健康议题的研究大大增加。研究的重点以媒介与传播为主, 包括传媒作用、传媒影响、传播环境、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引出了公众的知情权等。

在2003年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进入公众视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禽流感、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流脑疫苗恐慌、苏丹红事件等。虽然给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但研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以及危机发生后的有效传播和应急预案不仅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公众对健康的需求促进健康传播学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如今，人们越来越关注对突发疾病的预防，以及日常饮食的健康化。媒体引导与话题的议程设置功能凸显。尤其在2010年表现明显。

电视媒体对养生健康栏目的改版创新，湖南卫视《百科全说》播出一期“张悟本谈养生”，让张悟本一夜蹿红。尽管后来证实张悟本是伪养生食疗专家，伪造了医学背景，但绿豆确实是在张悟本的神化后价格开始飞升，可见所谓的养生理论在坊间的巨大力量。

而有关张悟本现象的研究，也是2010年健康传播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这期间的论文数达25篇，较之前略增长。研究者们思考是什么赋予了谎言力量，使人们判断的正误的能力下降，理智防线被瞬间攻破。因为对健康知识的缺乏与渴求，对健康长寿的日益重视，伪专家们也正是利用这点，对善意者愚弄。

二、健康教育仍是现阶段的主要研究课题

1987年，我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其间提出了传播学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并讨论了宣传、教育与传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这是传播学理论首次在健康教育领域中得以认识，可看作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对健康传播概念的接纳，不过起源于健康教育领域，而非传播学领域。

综合统计全部论文，七成以上的在医学类刊物上, 包括《中国健康教育》、《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现代医学》等，约两成的样本发表在传播学类期刊上, 有《新闻传播》《东南传播》《新闻世界》等，其他类包括的书刊以管理类的居多如《现代企业教育》。

我国的健康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一开始局限于医学界和教育学界，研究缺乏传播学界的参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健康传播学科的发展受到限制，发展也比较缓慢。虽然，近些年来的突发公关安全事件使得社会对健康传播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因为我国从事健康传播学的研究者还是以医学研究者为多，在医学期刊上的偏多。

通过对研究议题的数据统计（见表三），研究最多的议题是健康教育53篇，占总样本的21.4%。其次是研究人际传播，占总样本的19.8%以及媒介的健康传播效果研究占总样本的17.8%。

健康教育类的论文包括：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实际应用。常见的论文有，分析护士在临床护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指导建议；对慢性疾病患者健康教育相关因素的研究；在健康传播中的传播策略的探讨。这类论文大多为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具有对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也多刊登于医学类期刊上。

人际传播的论文则涉及到了受众及医患关系上，这里所指的受众主要是某特定区域的受众对健康的知信行的调查研究，也有对群体内某些病人健康需求的研究，如青少年控烟对策的研究发展，精神科病人的健康需求调查分析。数据统计发现，对高血压病人的调查研究较多，但内容重复较大。另外一个就是医患关系的研究，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和角度应着眼于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沟通、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效果上。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对于医患关系如何改善的理性思考也体现在研究上：推行电话随访制度，提高病人满意度；并有对电话随访制度存在问题的探讨；还有对媒体视野中医生形象变化与医患关系的研究。

无论是对健康信息还是其他各类信息的传播， 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媒介的健康传播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研究课题涉及大众媒介健康传播的形式、技巧、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理论包括议程设置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螺旋理论等。

其士论文、硕士论文研究议题集中在研究媒介的健康传播效果和媒介的编辑实务上，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他们的新闻研究方向有关。

综合上述的刊物比较以及研究的议题数据统计可知，我国近二十年的主要研究议题仍为健康教育，从事健康传播学研究的群体仍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

本研究是基于实证考察的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统计数据及其在指定范围内的比值，来探讨某个现象，并从这些现象及其相关性中发现某些特征或规律性的结论。因此，首先的局限性是数据统计无法展现文献的质量。同时，关于健康传播学研究，特别是关于研究议题内容的类目构建，目前还缺乏现成的方法和范式，可能带来相应的测量误差。这些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①王军，《对医学科普期刊发展对策的理论分析》[J].《出版研讨》，2010（2）

②姚革，《医学科普期刊读者阅读心理初探》[J].《fangsu health care》，2008（5）

③解菲，《“健康传播”传播健康――浅谈健康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J].《今传媒》，2009（10）

④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3）

（作者：谢曼，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生；许亚荃，南昌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8篇

“孝”作为人类共同的感情，各个国家对孝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孝作为中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的厚重度、理论的系统性和其烙入骨髓的深刻性都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碰撞往往令教师措手不及，如何正确地阐释中华文化并为外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是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当深思熟虑的。当前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还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也是在文化因素的教学中有所提及。陈逸飞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孝”的教学设计》中为“孝”从汉字到文化的教学做了系统的设计。叶剑华的硕士论文《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范畴“孝”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通过对“孝”字义项的分析来阐释每个义项包含的文化蕴意。

韩笑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因素的选择时指出“我们的教材中应致力于宣传一种吸收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推崇个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追求平等积极进取的新的孝文化观。”刘冬冬在其硕士论文《针对中级外国学生的<论语>思想文化教材编写设计》中提及儒家“孝”思想的教学中应注重中西对比，其对《论语》的教学编排对“孝”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艳丽研究了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中孝文化的素材并探源其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分析了《训世评话》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编排特点，对于我们文化教材编著有很大启示。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成就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主体论，这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自觉。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在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已初露端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拓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不足

对外汉语中的孝文化研究还十分欠缺，尤其是针对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文化因素中有所提及。因此孝文化传播存在以下不足：（1）理论性不足。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导，缺乏理论会导致实践的无目的性和无计划性。对外汉语孝道缺乏理论研究，传播的原则、内容筛选、途径构建等皆缺少论述。（2）系统性不足。构建系统的传播模式和课堂教学范式是目前孝文化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3）实践性不足。对外汉语教学本身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孝道的教学如何正确合理地开展，需要研究者针对课堂教学实际制定可行的计划。现有的研究也未能注重中外的差异，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孝道传播做出合理的具体的扬弃和编排。（4）方法较单一。当前研究的方法单一，大多局限于文献研究法等常见方法，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如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从而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成果。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展望

以孝文化为载体，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以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为手段，以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想与现实相参照的原则，从中西孝文化对比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在广泛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查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孝文化传播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构建孝文化的传播模式，从而使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为传统文化弘扬于海外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理应是未来对外汉语教学中孝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这一方向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5方面重要价值：其一，对于中西孝文化的发生学比较，有助于厘清中西孝文化的原生性差异；其二，对于中西孝文化的核心内涵比较，有助于在世界视野中透视中国孝文化的独特品质；其三，对于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传播现状的分析，有助于明晰对外汉语教学中孝文化传播的当下方位及未来走向；其四，对于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传播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孝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和理论构建；其五，系统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传播问题，有助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中国形象的塑造。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9篇

1.1研究背景

2012年,我在美国观看电影《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它的画面冲击我的眼球,它的语音改变我的心灵,使我对新媒体有进一步的感触。在影片中有这样的场景:主人公被送到荒郊野岭进行生死决斗,整个山头的天空都被卫星智能网络覆盖,智能网络像俯瞰世界的天眼,将主人公的一举一动都传输给观看直播的全国观众,而在千里之外,举办这场残忍游戏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远程遥控,控制主人公周围的一切环境。以网络计算机、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也一如《饥饿游戏》中的天眼一样看穿世界,又如空气般包裹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它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人类社会,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带来了社会结构和文明格局的调整。新媒体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专家学者热门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挑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旧有理论,在修正旧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观点,甚至改变了传播学研究的生态环境。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笔者最关心的是新媒体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宏观影响。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正是这一领域,认为媒介之于人类社会的关系,一如水之于鱼的关系?。因而本文借助媒介环境学先驱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并结合其他后来者的观点,对新媒体展幵了研究。

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机构(Internet World Stats )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6月全球网民的数量已经超过2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34.3%。在中国,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权威数据称,2012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5.64亿,其中手机网民数是4.2亿。此外,雅虎新闻网报道,截止2012年12月,美国第一大社交网络脸书(Facebook)的活跃用户是10亿6千万。

再看我们周围那些随身携带个人电脑、iPad、iPhone等电子产品的亿万普通民众,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社交方式、谈话方式、消费方式、商业模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科技改变了人类。科技也带来媒体的变革,伊尼斯认为,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1]'2。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给人类带来光明之时,也存在它的阴暗面,推及新媒体也如此。各路学者专家对新媒体有大加褒扬的,有严厉批评的,也有谨慎观望的。比如,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之一保罗?莱文森对技术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人不仅有意识地用技术改造环境,而且用技术生成和传播知识。”,“由于技术这个中介,宇宙的前途越来越掌握在人的头脑之中。” [2]19。也有些学者死死地盯住技术的阴暗面,如尼尔?波斯曼在其媒介批评的三部曲之一《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认为,在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阐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难以驾驳、难以把握了,技术垄断使得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最终沦为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3]。

1.2文献综述

近年来,研究新媒体的文章相当之多,在CNKI数据库上键入关键词:“新媒体”,其显示的搜索结果为4913篇。这些论文研究非常广泛,涉及新媒体的历史、性质、功能、意义等内容,然而,其传播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问题,却鲜有人研究,我们能找到的相关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

北京印刷学院宋丽敏在其硕士论文《网络媒介的时空偏向》中指出:网络媒介本身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趋于平衡,不仅适合信息在纵向时间里的存储利用;而且适合信息在横向空间中的资源共享。然而,由于国内网络媒介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受众对网络的使用总体上还处于尝试适应的过程中,网络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即传播过程中空间偏向比时间偏向更加突显。网络传播时空偏向的不平衡现象,导致了受众时空观念的新变化[5]。%反,华中科技大学的韩亚在其硕士论文《关系传播:WEB2.0时代的传播偏向》则断言:“新媒体的时间和空间偏向是彼此消解的。我们也可以说网络媒体中并不真正存在时空偏向,更谈不上更加侧重时间或空间。”[6]。雷启立认为,由于新媒介的发展,空间大到无远弗届,时间快到转瞬即逝。而太快的时间使它背后具有的现代意义受到严重的改变,作者认为太快的时间让受众成为“知道分子、而不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 [7]。以上的论述谈及了网络的传播偏向,对它的时空偏向以及相互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各有各的说辞,但是这些不愧是有益的尝试。

杨腾飞在2012年第20期的《中国报业》中发表的《电子书的传播偏向——以亚马逊电子书Kindle为例》一文中,认为“网络化的电子书即轻便易携带,又同时具有可长期保存的特点,仅从电子书的表面特征来观察,它是一种趋于平衡的理想媒介” [8]。来向武、[，！]赵战花则认为,与纸介报纸相比,电子纸等电子显示器和阅读器这种新型的媒介形态,,由于接收的便捷性增强,实际上强化了其空间偏向性,而削弱了其时间偏向性[9]。前后两者谈及电子纸的传播偏向,对它的“空间偏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它具有很强的空间偏向性,但是在“时间偏向”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上述观点表明,我国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新媒体的媒介偏向,并试图在小范围内着眼于某种新媒体来探讨它的传播偏向。学术文章主要谈及网络、微博、电子书的传播偏向,运用伊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分析了互联网、电子书、微博等新媒体的媒介偏向问题,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对新媒体研究的新视角。但目前对新媒体的媒介偏向和传播偏向的研究还未有定论。此外,对于新媒体传播偏向带来的宏观上的社会变革及对未来的影响,上述文章并未做进一步的分析。有些观点甚至误解了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

第二章“传播偏向论”的发展轨迹

2.1缘起:伊尼斯与“传播偏向论”的提出

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虽然离世已60年,但是他的力作《传播的偏向》至今仍被传播学界认真研究揣读,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传播经典之一。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媒介“时间-空间偏向”理论。他认为:根据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另种媒介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1]”。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台湾新闻传播教育　学科　理智发展　制度发展　合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223；云南行政学院讲师，昆明650111

方文认为，学科发展包含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两个层面，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

限于篇幅，本文在学科理智发展层面上主要以重点学术刊物及书籍的内容作为考察对象，在学科制度的发展层面，选择科系成立的名称、数量与相应课程的开设这一视角，两者结合，从学科发展角度考察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新闻传播教育概念的界定

台湾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论著不少，但学者很少对此概念进行界定。目前台湾各所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繁多，课程设置十分庞杂，这反映了台湾目前传播研究外延越来越大，研究领域的泛化导致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界定的边界模糊的境况。“多少亦显示出传播学门在学院及教育体制内的尴尬地位，距离独立、自主尚远”。

囿于研究范围和研究精力，同时考虑到不遗漏重要的研究信息，本文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概念界定为在台湾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

二、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本文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以《报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兼有出版代表性书籍；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以政治大学教师为主的团体多次举办较有影响的传播及教学研讨会，《新闻学研究》、《中华传播学刊》是学者主要的研究论坛；第三阶段，2004年以来至今，研究相对沉寂。

第一阶段：20世纪60 80年代，以《报学》为主进行的研究。

政府迁台后，曾虚白、马星野、谢然之、王洪钧、成舍我、黄天鹏等人积极投身新闻教育，他们以《报学》等杂志作为主要论坛，对新闻教育的方向、具体措施以及新闻学的发展建言献策。其中以马星野的《美国编辑人协会与中国教育》、黄天鹏的《新闻教育二十五年史的回顾》、谢然之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沿革》、《新闻学的发展与新闻教育之改革》、王洪钧的《中国新闻教育的方向》、《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新观念》、李瞻的《美国的新闻教育》等论述为代表。对新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新闻教育的得失、世界新闻教育的走向等方面进行阐述，反映出迁台初期，报界学界人士对新闻教育的热衷与关心。在1961年5月，台湾从事新闻教育者与新闻界的领导人士召开了一次较为重要的“新闻教育座谈会”，与会人员经过讨论后，对新闻教育得出十项结论，反映出当时研究者对新闻教育的地位、教育内容、实施保障、与实务界关系等方面都有细致和前瞻的考虑。

郑贞铭在1964年写作《中国大学新闻教育之研究》一书，他认为兼顾实际与理论的新闻教育制度不仅是中国大学新闻的目标，也是大多数国家新闻学府所追求的理想。此书是台湾第一本关于新闻教育的专著，在学界有一定影响。

1965年钮抚民写作《各国新闻教育比较研究》，对新闻教育的价值、各国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台湾新闻教育的努力方向做了阐述，该书着重于史料介绍，是台湾较早关于外国新闻教育介绍的书籍。

新闻教育的论述与研究以《报学》作为主要基地，从1951年创刊到1994年停刊，根据笔者的搜集，总共有100多篇论述新闻教育或与新闻教育有关的论述，其中还有不少宝贵的史料。虽然在总体上，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叙述或观察为主，方法谈不上严谨科学，但这期间的研究主要由新闻学者和报人共同发起，对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等有不少有益的探讨，学与术之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指导，新闻学应怎样处理好与传播学的关系等等，此类问题至今仍在探讨。目前台湾学人在做新闻教育回顾的过程中，很少有人关注《报学》这一块的资料。事实上，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新闻学与术之争，课程设置探索等等，今天仍是大问题。忽略前人有借鉴意义的探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其后，对台湾新闻教育的研究，以李瞻、郑贞铭、王石番、陈世敏、翁秀琪、钟蔚文、陈百龄等人为代表。1966年李瞻出版《世界新闻史》，在各国新闻史之后均附有各国新闻教育发展状况的介绍。李瞻在《八十年来的新闻教育》中将新闻教育分为：新闻教育的创始、新闻教育的成长、抗战时期的新闻教育、胜利后的新闻教育、自由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等阶段，并详细对政治大学、政治作战学校、文化大学等诸多系所作出评介。李瞻认为赴台之后，台湾新闻教育主要取得了提高新闻教育品质、提高新闻教育师资素质、编撰大学新闻传播丛书、充实新闻教育内容、修订课程、充实设备等诸多成绩，但是也存在新闻科系人数太多，超出实际需要；大学部新闻、传播科系，专业课程学分太多，语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分太少，使新闻教育陷入迷途；兼任师资比例太高等等问题。

1980年3月27日，台湾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在台北成立。该会成立后，每季开办《传播教育会讯》一份，定期向会员单位提供传播教育的会议资讯、学术论文以及各大学的师资与招生动向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该会在1982年9月资助出版了《新闻教育与我》一书，邀请马星野、谢然之、黄天鹏等撰写新闻从事新闻教育的回忆与经过，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借鉴意义。此外王洪钧也写作《我笃信新闻教育》一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一阶段新闻传播课程设置从在早期注重新闻业务，逐渐过渡到重视加强语文能力、重视文史哲能力的培养、增加选修科目、传播学课程，按媒介分类设置专业。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大学多次举办重要的传播研究及教学研讨会。1993年，政治大学举办“1993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对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提出思考。朱谦在谈到中文大众传播研究将来的方向与课题时，认为需针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二地快速和动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变着手。他特别强调“希望用我们中国人的智能，加上一些西方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作选择性的采用”。朱立认为除了朱传誉教授在新闻史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外，“我们在历史或社会传播方面的成就是在非常有限，而且困难重重，尤其是欠缺整合与统筹的功夫。”传播研究中国化有四个努力方向：1.将西方现有的传播观念或理论做跨文化、跨地区的再测试；2.将西方对华人传播现象的理解加以整理、批判；3.钻研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传播现象，如面子与传播、方块汉字的传播功能等；4.探索华人社区当前切身而重要的传播问题。此后，政治大学多次

举办新闻工作人员的进修研讨会，并出版《新闻学与术的对话》，文末附有学者与业者对同一篇论文，因所站角度不同而进行的争论，体现出学与术的交流的重要性。

在课程设置方面，上世纪90年代后，传播学课程设置比重得到加强，新闻系学生如何与其他专业学生区隔显示自身特色也为学者所关注。王石番、陈世敏等在《传播教育课程规划研究》中为台湾的传播教育擘画出一个“兼顾专业养成、学术成长、通识教育的‘三脚模式’”，并为日后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一系列传播教育改革奠定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潘家庆等继而提出传播教育核心课程规划方案，政治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开始实行学程制。学程制与旧制度最大之不同在于，首先加重了通识教育和基础课程比重，通识及基础科目学分数占毕业最低学分数二分之一以上，借此要求学生博雅与专精并重，除专业知能外，亦能有广博的背景知识。其次，延后分流并提供多元学制，大一大二以不分系的方式修习院共同必修科目，大二或大三开始进入学程，学生可利用大一大二时间修习传播基础科目，对传播学有完整了解后，再决定具体学程。政治大学的学程制对其他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以《新闻学研究》、《中华传播学刊》为主要论坛进行新闻传播教育讨论。《新闻学研究》分别在1996年第53期、1999年第58期、2000年第65期、2001年第68期、2002年第71期上分别就传播学门的正当性危机、传播学应该如何从入门科目的设置上求取学门正当性、新闻教育效果实证性调查等重要议题深入探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2000年，翁秀琪整理台湾传播教育文献，对台湾近70个系所的成立时间、名称改变、主要科目的课程做了统计和比较，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总结之作。她认为在学门面临正当性危机的挑战之时，台湾的传播学社群是否能提出什么“在地思维、全球实践”的问题意识(群)，毋宁是决定台湾传播学研究与教育是否能建立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1996年6月，台湾成立中华传播学会并出版《中华传播学刊》。2001年是台湾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比较活跃的年份，林东泰分析了1956年至2000年间的1203篇硕士论文和22篇博士论文，结果发现，政大乃是台湾传播教育的起源地和重镇所在，而且随着台湾教育的开放，有从政大逐渐扩散到其它学校的情形。夏春祥认为台湾传播学面临正当性危机之时，传播系所却不断成立，教学蓬勃发展。此种“身体与灵魂上的巨大落差”既是危机又是生机，作者呼吁应该重视实务面对与学术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实务所赖以生存的台湾社会，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回归处。知不知道西方的最新思潮，不该成为唯一学术关注的焦点。此后，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华传播学年会影响日增。

1999年郑贞铭写作《中外新闻传播教育》一书，2010年，郑贞铭再次整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提出新闻教育的六个“是”与“不是”，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不是廉价教育，不是孤立教育，不是速成教育，不是僵化教育，更不是功利教育”，新闻教育是“专业教育，是伦理教育，是人文教育，是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是终身教育”，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新闻教育的本质。

2004年台湾传播界研究成果堪称丰富，翁秀琪组织台湾传播学界主要研究者写作完成《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一书，该书从传播学各领域勾勒出台湾传播学研究的轮廓，是台湾学术界首次有系统的尝试。虽有其局限性，但对传播学这个领域在台湾的发展与内涵的了解，却具有很大的贡献。同年，林丽云出版专著《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作者反思了台湾学院内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历程，探讨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相关场域的逻辑如何对传播学术施压与设限。作者运用、该书虽不主要论述传播教育，但运用场域观点分新闻传播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理念等，令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意义。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在经历上述“众声喧哗”之后，台湾新闻传播研究相对较为沉寂，近期很少再看到相关著作。而相关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不是不仅不能为学问而学问，反而更向专业性、技术性课程发展，例如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信息网络研究、电视、电影剧情片制作、管理学、多媒体制作课程等必修课的设置。

三、小结：合力制约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

除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中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影响外，学科理智层面的研究对传播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台湾，传播学研究仍然以实证研究为主，以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导，传播理论研究薄弱、新闻史研究不受重视、传播理论本土化尚处于探索之中。台湾迄今没有一本以台湾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也未能对于传播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本土特色的论述。同时研究领域的泛化，也导致认知认同和职业认同的泛化。虽然台湾传播学者一再呼吁新闻传播教育应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并在理念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联的高度。但在市场、技术力量的过分牵引下，传播学科理智层面发展的不足仍然会导致新闻教育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学与术的争端、教育市场化的趋势短时期内不会消失，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2]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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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贞铭：《中国大学新闻教育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年，第51页

[5]钮抚民：《各国新闻教育比较研究》，巨人出版社，1965年

[6]李瞻：《八十年来的新闻教育》，《报学》，8卷6期，第200-223页

[7]朱谦：《中文传播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臧国仁编：《中文传播研究论述：1993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院研究中心，第27页

[8]朱立：《传播研究中国化的方向》，臧国仁编：《中文传播研究论述：1993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院研究中心，第25页

[9]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新闻学研究，第69期

[10]林东泰，邱显哲：《传播教育在台湾：以五十年来硕士论文指导教授篇数为例》，中华传播学会会议论文，2001

[11]夏春祥：众声喧哗的迷思――关于传播研究的笔记，《中华传播学刊》，2002年6月，第8-9页

[12]郑贞铭，廖俊杰，周庆祥：《新闻采访与写作》，威仕曼文化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629-640页

[13]陈国明：《台湾传播学的想像》，《新闻学研究》，第83期，第211页

[14]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出版公司，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