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范式与传播生态

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渗透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人类的所有行为几乎都已经被信息技术中介。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就是探讨在信息技术空前发达的情况下，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形态以及由此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传播生态（ecology of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在阿什德看来，就是我们的传播形态已经远远超出它作为大众媒介的范围，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商业、民间组织、战争、恐怖主义等等产生频繁的符号互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的结构、组织和易接近性，各种论坛、媒介和信息渠道。”也就是说，所谓传播生态其实就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具体环境，这种环境除了人自身的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性使得人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在人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传播生态环境逐渐形成，而一旦这种环境成为另一种“实在”，它就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

与实在环境不同，传播生态不是一种物理性环境，而是充满着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在当代社会中，符号环境也许是更重要的社会存在，因为它指引着人们的行为，给行为提供意义维度。因此，传播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比任何历史时代都显得重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

什么是信息技术？阿什德认为，能用于帮助我们制作、组织、传送、储藏和恢复信息的外部设备和程序都是信息技术。所有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形式的技术，甚至是传统的口头传播形式。在口头和书写传播时代，说话的发音器官和书写工具决定了传播的形态，也决定了社会行为的模式，比如，在口头传播时代，社会行为的范围较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日常生活圈子来建立，因此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书写传播使得社会得到极大的扩展，正如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所说的，庞大的帝国（如中国），如果没有书写技术是很难维持大一统的帝国体制的。在当代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势下，“技术的‘智慧’开始引领一切：人类被要求扮演配角！”而现代大众媒介的高科技性质也使媒介成为塑造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

如果说书写传播时代由于书写的难度，使文化为少数人掌控，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精英文化，那么在高技术的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被媒介所中介，经验变得雷同，变得可以被所有的人分享，而能被所有人或多或少分享到的文化资源就叫做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就是说，社会生活被媒介中介后形成的文化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成分，这种文化引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由此形成了传播生态环境，而这种传播生态环境反过来改变了实在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平民百姓主要是通过日常接触大众媒介来培养各种态度的，而大众媒介又是围绕着一些基本的传播范式组织起来的。人们大量地获得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因此，不难理解，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媒介场景融进了他们自己的日常行为。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被采访对象所说的话与新闻专业人士所运用的语言几乎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人们已经熟悉了这种传播生态环境，很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其中进行互动。因此，传播生态环境为整个社会开辟了一个符号互动的场域，人们在这个场域中形成共识，政治如要获得大众的认可也必须在这个场域中展示。媒介也因此形成了一套传播范式。

传播范式（communication format）是我们理解大众传播的关键概念。阿什德所界定的传播范式指的是预先设定的媒介模式，它规定了构成传播结构和意义的时间和空间等变量，这些变量涉及传播过程和传播符号的语法、句法、节奏和风格。阿什德把传播范式提高到“元传播”的层次，即所有的传播行为都是从范式开始并被范式控制着，范式是构成性元素，任何社会行为如要得到传播就必须经过范式的塑造，而信息技术是这种范式的基础，信息技术与媒介的融合改变了新闻业的基本形态：

“在媒介世界里，有组织的新闻工作已经消亡了。我们因两个理由而成为后新闻工作者（postjournalists）。第一，新闻实践、新闻技艺和方法如今要适合于媒介范式而不是把他们的技艺仅仅引导到话题上；第二，记者所报道的话题、机构组织以及问题本身就是媒介――新闻范式与标准――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是从新闻工作室里报道着另一个实体。公共生活承认了在我们的电子信息时代中催生出来的媒介逻辑与范式；被报道的政治家以及其他人利用了与记者所使用的相同的标准，并且常常比记者更加老练！（Altheide＆Snow，1991：x－xxi）”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阿什德所指的“传播范式”（或“媒介范式”、“媒介逻辑”）特别强调媒介的技术特性。他以电视为例，强调了技术特性对新闻报道的影响。电视这种媒介的范式就是强调视觉、动作、冲突、戏剧性、时间性，如果事件不符合这些要求，就很难得到电视的报道。这种范式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媒介逻辑，这种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感知方式，人们熟悉电视的范式，所有的现实生活（实在环境）必须经过电视（或其他信息技术媒介）的中介才能被人们认识，而人们也自觉地通过信息技术媒介来影响现实，政治家、法官、诉讼尖兵、、将军甚至个人都会利用这种媒介逻辑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反过来，媒介逻辑也就完成了对社会的控制。阿什德的这种观点很明显是麦克鲁汉式的技术决定论，尽管他在书中明确指出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阿什德进一步论述了“传播生态”与“实在环境”的关系，他指出，“随着信息技术介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情景，传播媒介的变化改变了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信息技术介入社会情景，使得实在的社会情景改变了形态，因而形成了一种媒介生态环境，实在环境和媒介环境之间通过信息技术媒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尽管电视的制式有多种，但是电视接收机的全制式技术使得各种技术标准的电视节目都可以被地球任何一处的观众随意接收，而卫星电视的标准也是统一的。在这样的技术环境里，文化的趋同是必然的趋势，政治的阻挡也很难奏效。

这样，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了基本相同的传播生态环境，文化在这种环境中流动，必然造成模式化，而这种模式化恰恰是信息技术必然的要求。阿什德进一步深化他的观点，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

由于社会秩序是由传播编织起来的，传播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具备了高技术素质的现代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

阿什德在书中还集中讨论了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对社会争端、GONZO裁决、失踪儿童问题、恐怖主义和战争的影响。在阿什德看来，媒介范式和媒介逻辑已经成为自主的因素，任何人或组织如果要利用媒介，就必须按照媒介的范式和逻辑行事。例如，的行动其实是为媒介而策划的，因为他们知道媒介对于暴力事件必然会加以报道，因为这样的事件符合动作性、戏剧性、情感性和冲突性的媒介范式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老练的传播者。与此相对，政治家也利用媒介范式和媒介逻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急剧上升与他在媒介，特别是电视上所展现的果断、强硬的反恐斗士的形象不无关系。我们也知道，自从第一位“电视总统”肯尼迪以后，历届美国总统大选的竞争者都在电视上展开辩论，以吸引选民注意。因为这种辩论具备了电视范式所要求的所有素质，电视机构也非常乐意报道，而对于选民来说，这既是政治参与，又是一种娱乐。

战争则更能满足媒介逻辑的所有要求。“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新闻报道，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作品。海湾战争也许是第一个新闻节目（news program）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节目（news program）”战争成为节目，而这个节目是政治家和军人提供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第一场“电视战争”，主角是老布什总统和其他高官以及斯瓦斯科普夫将军，这位将军亲自在新闻室里传播战争信息，他是最出色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虽然事后我们才知道他所展示的战争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而在今年三四月份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场电视战争，只不过这次电视战争多了一些熟悉媒介逻辑的电视机构，比如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媒介逻辑就是CNN的逻辑，它的报道风格和手法使它获得了“阿拉伯的CNN”的美誉，可见，信息技术的逻辑是世界性的，强势国家可以运用，弱势国家也可以用。

阿什德认为，在同质化的信息技术独霸天下的今天，大众传播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新闻事业”时代（postjournalism era）。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处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之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是如何改变诸多社会行为和观念的。个人评价、监视与控制、争端的解决、刑事审判制裁、外交、权利诉求和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战争的发动等等都因IT和新的传播范式而以不同的方式完成。正是许多逻辑的混合才具有意义，特别是因为比例是不等的：最基本的论点是我们如何做事情，以及我们如何思考事情，受到我们为了完成它们而所做的事情的影响（how we do things，and how we think about things，is influenced by what we do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m）。”换言之，一切似乎都离不开信息技术，其他的因素则可以忽略，如果要考虑其他因素，也要放在由信息技术引领的传播生态中来考虑，所以阿什德最后说：“传播生态学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行为和它们所帮助使其情景化的事件是由IT和范式所告知的，那么我们的未来就是传播生态学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