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论文范文

现代科技论文篇1

建国后至今，竞技武术在各方的推动下已经日趋成熟，由最初开展的竞技套路，发展到现今的武术套路的竞技模式。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论证研究，漫长的历程才发展成了演练与实战的竞技形式。随着西方文化不断地涌入，中国传统武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下，使得传统武术演变成竞技武术逐步形成了雏形。武术竞技套路的发展，从规则内容来看分为了三个阶段。从1959年至1995年评分制为十分制。这个阶段从规则各项准则来看，制定了套路的动作组成，时间规定，组别的要求，从套路的逐步规范到明确指出武术竞技套路的运动发展方向———高、难、美、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6年规则有了较大的改动，实行了分组打分，将质量和演练分块打分，并设置了难度分值。2002年至今，结合了奥运机制的一般特点，规则又有了进一步改进，每组设有两名副裁判长，裁判分为A、B、C三组裁判。分别为质量分、演练分、难度分。并部分套路比赛时需要配乐。难度等级也建立了等级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出版的武术竞赛规则，在整个武术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使得竞技武术套路逐渐发展成为符合奥运精神的项目。

2科学技术对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影响

2.1科学技术对竞技武术套路的正面影响

科学技术的介入与应用能够大大的提高竞技武术的水平，科学技术能够让竞技武术在技术选材方面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还能让竞技武术训练更加科学。也能让竞技武术在的比赛更加公平公正。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推动竞技武术走向世界

2.1.1现代科学技术为运动员的科学选材提供了技术支持

现代竞技武术运动水平越来越高，正在逐渐逼近人类自身能力的极限，运动员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比赛、训练中，而是从运动员选材就已经开始了。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挑选出具有竞技武术天赋的少年儿童，并通过6至8年科学、系统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将来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因此，科学选材是竞技武术训练的第一步，也是获得成功的始端。

2.1.2现代科学技术使竞技武术训练更加科学

科学安排训练运动负荷，包括训练量和训练强度两个方面。它们彼此依存又相互影响，任何负荷都是以一定的强度为条件而存在的，任何强度又都以一定的量为其存在的基础，量和强度和合理搭配是训练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武术训练在大运动量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大强度的训练，突出强度训练在训练中的效果，大强度训练的科学性，首先要把握运动负荷的专项性符合比赛的要求，与队员训练的水平相称。其次要把握运动的能量供应形式，运动的技战术训练负荷特点，如在教学训练过程中，掌握新难技术时，运动负荷量和强度要小；在发展体能时，训练负荷和强度要大；高水平的武术比赛不仅是与对手之间的比拼，也是教练员和队员心理素质的考验。教练员心理素质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自身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所以，作为教练必须与时俱进，保持自身以最先进的理念带领训练和比赛，同时仔细总结每次训练和比赛的经验，并把新的经验重新运用到训练和比赛中，真正做到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2.1.3现代科学技术使竞技武术比赛更加公平、公正

武术比赛的成绩具有很大的决定性，尤其是在运动员水平相近、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裁判员0.10甚至0.05分的评判分差，就会出现金牌得与失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发生“分配成功”而不是“竞争成功”的现象。针对武术比赛成绩评分中存的问题，利用高科技研究的成果，研制出《裁判员监测系统》，为武术大赛中的裁判员评价、裁判员的等级晋升、奖惩和选派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也加大了对裁判员执法的监督力度，使竞技武术比赛更加公平、公正。

2.2科学技术对竞技武术的负面影响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益处和方便还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对竞技武术也是如此，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吸取精华去除糟粕，加强预防措施，才能给人们带来福利。

2.2.1科学技术导致兴奋剂的使用

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竞技武术运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若谁在现代体育竞赛中应用的科技含量高，使用的设备越先进，谁就可能成为强者。生物科学、医药科学的滥用导致了兴奋剂的出现和泛滥。兴奋剂是竞技体育的毒瘤，它的出现严重危害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兴奋剂对身体的损害性是众人皆知的，长期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药物会带来暴躁易怒身体虚弱，人体生长激素荷尔蒙会导致人体肢体和器官的变态生长。兴奋剂不仅损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还破坏了竞技武术运动的健康发展。

2.2.2科学技术带来文化的扭曲

科学技术的核心推动力在武术界的运作，促使竞技武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拜金主义”在竞技武术领域的盛行。目前的竞技武术竞赛市场所呈现给观众的更多的是血腥和暴力，使观众形成了武术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底层人进行的暴力活动的错觉，从而不仅对整个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使广大观众在血腥和暴力角逐中，所获得的也只是庸俗文化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欲望上的满足。经过现代竞技化发展而形成的武术，更多地作为一种争强好胜的载体和政治和经济工具而存在，这不仅扭曲了武术文化的方向，而且降低了武术文化的层次。

3结论与建议

现代竞技武术是我国许多武术工作者为响应奥林匹克精神而从传统武术中提炼发展出来的一项竞技运动项目。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会带动竞技武术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学习新的科学技术，走向更高、更快、更强；另一方面我们要吸收新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科学将取得更大的突破，当代高科技也将会出现新的突破性进展，所有这些都会给竞技武术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是不可估量和难于测量的。因此竞技武术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以迎接新的科学技术对我们的挑战。当我们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时，应用全面发展的眼光，注意并发挥它的正面作用，正视并抑制它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竞技武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健康发展。

现代科技论文篇2

探究专家证言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人证对科技事实最有效的还原——将间接的与认知主体相距较远的科技事实，借助其他有权威认知能力的主体来披露,既可防止当事一方因与证据的近距离(由一方的科技优势而来,比如高科技致害产品方)的披露片面性证明倾向,更可以使得专业说明以一种更为居中公正的视角来评述,这就隔绝了法官认证可能的被专业门槛带来的认知信息受污染风险.并且上述专家证言只是就法庭据此查明的案件事实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作出鉴别和判断,而不能直接对法律问题作出结论性意见③,进一步减低这种信息传递中可能的对法官公正听审与裁断(涉科技专业方面)的越俎代庖的风险。笔者认为专家证言的作用进一步地扩大表现在一种“专业”诉讼人的延伸上,随着诉讼种类的细分,专业律师或者有明显行业特征的律师人的出现,使得这种由于科技造成的对证明认知的影响，转向了更具诉讼主导权与参与能力的人身上.这种变迁将本来高高在上的科技真实从其背后颇为常人敬畏的科学神坛复归到平等的诉讼对抗空间下,借助双方人的专业性优势,让科技真实在交锋之中去伪存真,凸现其更为理性与正确的证明信息。笔者认为,这是科技平民化的一种应有之义：在带来科技物化形态的使用和广泛触及同时,社会系统经由细化分工之后的自然反应.不但是当事人所依托的证明（诉讼）体系的细分, 也包括了法院系统内部的细分(典型的如知识产权庭之类的专业性法庭的分设以及审判人力资源使用的对口①),于是我们在诉讼证据这一的平台上看到了这种自然科技下社会自身的演进,这不也就是科技对于证据仍至宏观诉讼形态影响的最为显性的表现吗?五、结语：科技的偏执与法律的理性在科技与商界所谓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种审慎地认识，在科技越来越具备人性化的友好界面的外表之下，科技主体天生的对于未知的揭示与探幽品质，也不时更为激烈地冲撞着人类自身神圣的隐私空间，不但是个人主动的：我们无法否认克隆技术专家孜孜以求的对于人类自身复制的执着；我们也无法否认黑客红客们在旧产权制度主导的互联世界激进演出的振振有辞，我们更无法否认科技所具备的迅速切换的时空的能力，将生人社会形态更急剧地推向我们每一个人；还有群体自觉的：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个人权利至上的美国人自动妥协了对个人电话和电子邮件和信件的绝对权利，使美国司法部可以借助间谍卫星等高科技手段对上述通讯进行监视审查。②而2001年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了参众两院日前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更是使之固定化，该法律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执法机构窃听恐怖嫌疑分子的电话并跟踪其互联网和电子邮件的使用①；人类的法律因此有理由反思，反思自身法律制度设计应有的理性品格定位：我们不想将法律背后的立法主体的人性元素张扬在法律之外，而只是将法律的应固有理性凸显，因为我们希望，法律品格如同证据一样，一进入司法阶段就被固化而不容变更。这种理性的定位，不只是一次厚重的人与法的合法性的转变，更是一份微妙的规范与行为的合理性契合。我们更应该将法律视为人类社会的推动，而绝非只是人类的思维产物。通讯地址：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刘志骅（邮编：362000），电子信箱：cwxing@sina.com.联系电话：0595-2781017， 013625006094*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律系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系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① 张翀著：《司法证明与科学发展》，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① 即在法庭上，法官要求被告人快速吃下一盎司的大面包与同样的一块奶酪，如果吃时没有困难，则可证其元罪，反之有罪。在那种情况下，被告人由于害怕“神灵”报应，会心理产生压力，唾液分泌减少，于是口干舌燥，难以下咽。参见自张翀著：《司法证明与科学发展》，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①这是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的一种科学证明思维流派，参见[英]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N·休伯普著：《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②[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N·休伯普著 ：《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5页。①参见[美]马哈尼：《作为研究课程的科学家：心理必须因素》，（Baillinger,1976）, 第155页；[美]马哈尼、戴盟布伦:《科学家的心理学；分析解决问题的偏见》，《证知疗法与研究》，美国（1977）229－238页。 ② 参见[美]吉彻：《即将到来的生命》，CSIMON AND SCHNSTER，1996，第170-172页。① Peter Murphy，“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2，P105② [美]摩根著：《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发行1982年版，第48页③ [美]Little E.B.Wilson:《科学研究学者论》，DOVER，1990,第232页④ 26 Cal.3d 588 , 163 Cal.Rptr.132 , 607 P. 2D924 . (1980)① 77 N.Y.2d 377, 570 N.E. 2d 198, 588 N. Y. S. 2d 550 . (1991)② 德国法学界将谢瓦本和汉斯.普雅庭等的观点称为“规范修正说" 详见Musielak-Stanler,G RUNDFRAGEN DES BEWEISRECHTS,S.121ff. 转引自陈刚著：《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4页① 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技术的垄断或者拥有诸如技术秘密的合法的法律保护壁垒。② 参见陈朴生著:《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83版，第418-419页③ 刘善春等著：《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页。① 比如拥有其他专业背景的法律审判人员对涉及此专业的案件的优先审判制度的设立。② 参见张梦颖：《27天，美国怎样准备战争》，《经济观察报》，2001年10月15日A2版。① 胡晓明：《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签署反恐怖法案》 http://news.sina.com.cn/w/2001-10-27/387149.html，2001年10月27日。

现代科技论文篇3

[论文摘要]从历史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和人居环境科学角度，分析了旧城区改造的必然性。针对北京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将侍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的建议，并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侍统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改造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分别对这三类地区的具体改造方案做了初步探讨。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危房改造；思考

古都风貌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始终是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总的情况是老房子拆的越来越多，文物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例如从1990年到1998年底北京市已经拆除所谓“成片危旧房”420万平方米(II12)…，而呼吁保护旧城区的文章数量也伴随着每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工程与日俱增。对于旧城区的居民来说，由于多数居住条件较差，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对危旧房改造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的创造和破坏，这破坏包括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前人刨造成果的破坏，特别是改朝换代时对前朝都城的破坏。以北京为例：元大都是废弃了金中都之后另选址重建的，而且建筑材料是拆除南京(今开封)的金旧宫殿，运其石木北上；明代北京虽然地址基本与元大都差不多，但将元代皇宫完全毁掉另建，考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正因为如此，留存至今的文物古迹已不多，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但上述史实也说明了对文物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社会动荡时期。设想如果历朝都非常注意保护前朝旧物，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所有的破坏行为都出于政治需要，明代建都北京时，将元代宫城尽行拆毁，而且要在原有宫殿旧址上堆一座镇山。这虽然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其实也是政治需要。翻阅中国历史，凡改朝换代时，对前朝宫殿或拆毁或焚烧或废弃另建，只有清代沿用明朝宫殿，但也按照满族生活习惯改造了许多。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一般地说会在经历了郊区化阶段之后，又出现高收人人群进人内城，他们替换原有的低收人群体，将旧城区改造为独户家庭或共同居住的区域．有人称这一现象为绅士化过程。绅士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尚未出现类似特征的现象，是否为普遍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居住于城市中心区的居民应当是高收人群体。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中心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最终还会成为投资的热点，从而使这里的地价升值，因此在这里居住的人应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破旧的平房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北京地区的民居以四台院为主，传统街区的砖木结构房屋多数有上百年历史，无论是市政公共设施或院落内部结构都不可能考虑现代化生活环境的需求。如果过分强调对原有格局和结构的保留，则会因为供电、供热、通信、交通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而降低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样子，其前景是可悲的。伊理尔·沙里宁说：“城市能否免于毁灭取决于一个特别但却基本的问题是否可能被解决：提供舒适的设施和健康的环境来供人们工作和生活。”可见对原有住房进行适当的改造是必要的，事实上任何居住其中的人也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改善生活，尤其是富裕阶层，这样的情况在过去也是极平常的事情，例如山西乔家大院，为了摩托车的出人将大门地面改成坡道；为改善居室环境，在平房内铺设木地板取代砖地面；甚至十分讲究的廊檐木雕都出现了火车的图案，以显示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北京的大户人家的四合院过去也曾经出现过将前窗外推，或在檐柱一线建落地玻璃窗以改善居室环境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较富裕人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想像一户高收人家庭，为了保存自己住房的传统风格而宁可不去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因为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思想也在不断更新，追求美好舒适的生活是人之常情。

从人居环境科学考虑。今天的居民家庭组成已非当年的情况，四合院格局形成时的居民家庭多数为三代或四代共同居住，院内房间很多，按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原则分配，一个院子十几口或几十口人是常见的。多数为一院一户，并非今天的“大杂院”。由于每个四合院都自成体系，所以都是独门独院，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相扰，正所谓“闭门而生之具以足”。而今天的家庭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数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即使与老人同住也不过四五口而已。也没有大量雇用仆人的情况。对于今天的家庭来说最小的一进院都嫌大，诺大一个院落仅住几口人，首先是缺乏安全感；其次朝向不好的东厢和倒座也不便居住，这更使得院落空旷，也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再从交通方面分析，旧城区的街道宽度已经显然不适应今天的需求。多年来旧城区胡同的宽度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例如西四北一条至八条比较规整的胡同，建筑之间的距离为6米(m)左右，道路宽度只有2～3米(m)。这样的道路已经很不适应今天的交通，所以许多地区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交通秩序，例如设置单行线或按时段限制某种车辆通行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原有的街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改造是必然趋势。

其实北京民居的基本形式四台院也是逐渐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变化。例如根据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的民居，虽然已经是封闭的四合院形式，但与明清时期的四台院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时期的民居形式，必然与当时的家庭人口组成、生活习惯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分不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居的结构也会逐步调整。所以从提高生活质量角度看，不应该过分强调百分之百的原样保存，更何况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北京城市总体风貌的大环境来看，也在逐渐地变化，著名的“燕京八景”就是例证。最初的“燕京八景”是金代形成的，但明代以后所提到的“燕京八景”却并非完全是金代的风景，并更名为“北京八景”。如《日下旧闻考》引《胡广北京八景图诗序》：“昔之八景偏于一隅，犹且见于歌咏……。纵观神京(北京)郁葱佳丽，山川草木，衣被云汉昭回之光．昔与今又岂可同观哉?……遂命日北京八景。”今天的太液池、琼岛和蓟门甚至于不在原来的位置。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为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应当以发展为本。但绝不是反对保护古都风貌，任何带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和痕迹都应努力保护，否则将失去北京的特色。如何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保护好北京的古都风貌?我们的建议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分为三类，即完全原样保护的区域、高档住宅区和旅游商业区。以下分别论述具体的实施方案。

完全原样保护区是指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尚未被破坏，而且周边环境基本完好的区域。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多，其中的建筑应当完全原样保护，要整旧如旧，让历史凝冻在这里。按照古建筑标准整修过的四合院等建筑，不必用于居住，也不用于办公，可作为各类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人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就好像看见了过去的北京，这是极好的历史教科书，极好的乡土教材，当然也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府和民宅都应保护，因为反映了不同阶层的居住环境。南锣鼓巷和西四北条至八条这两片区域内保存最好的四合院可按此方法。此外，故宫附近地区的较好古建筑也可以这样处理，以利于成片保护。完全原样保护的建筑不可能太多，因为需要很大的财力，不仅一次性投资大，而且后续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可低估，砖木结构的房屋每隔几年就必须维修。因此最好由市政府出资建设和管理。

所谓高档住宅区是指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非商业地段，并且不是文物古迹的民居。在这些区可以将原有住房改造为高档商品房。如前所，这里的居民当属于富裕阶层，因此老房子必然做比较大的改革，以满足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环境的要求。但在改建时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不能改变旧的胡同格局：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古都总体风貌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不要改变其基本形式，以保护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考虑到交通问题，将胡同适当加宽是可以的但不必太宽，因为高档住宅区的人口密度不会太大，而且过宽的胡同会使古城风貌丢失第二，建筑高度也要控制，以维持保护区及城市总体面貌平缓开阔的形象，这样做会因降低容积率而提高成本，但这是必须的。其实早在1985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就颁布过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关键是认真遵照执行。该地区的房屋可以是平房，也可以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如果建成高档四台院，也应以小型为主，这是从家庭人口组成的实际考虑的。为了维持胡同的基本模样，院子临街的房屋一定是平房，靠里边可建二三层的楼房，以站在胡同内看不到为准。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维护总体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容积率，以提高开发商的积极性。

旅游商业区应有多种形式，因此可分别设计在胡同中旅游，最好要体验胡同风情，因此除了看传统建筑和风景外，还要了解居民生活。目前的什刹海胡同游就是这样安排的，也很受游客欢迎。但需要注意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旅游区居民的意愿，凡有接待任务的家庭必须是自愿，或愿意宣传北京而主动向游客介绍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或好客或希望借此有一些收入。因此作一次民意调查，摸清当地居民的想法是必要的。不同类型的居民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较富裕者除非特别好客是不一定欢迎游客光顾私宅的。其次，由于当地居民向旅游者展示的是当代北京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过去的样子。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应当给以足够重视，比如能源供应、卫生条件和通信等设施要改造，院内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要拆除，以改善总体形象。这里的民居应大体上维持原样，但应经常维修保养。

在以商业经营和旅游参观为目的的区域，建一些仿古建筑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里主要是突出传统文化氛围和提供优质购物环境，有些购物场所还起着展示的作用。所以用钢筋混凝土做主要结构亦无不可，只要建筑风格大体上遵循传统式样即可。这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建造文物陈列馆，因为展示的并不是建筑本身，不能统称为“假古董。事实上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琉璃厂文化街我们认为基本是成功的，因为既然是用于商业目的，就没有必要恢复成一二百年前的样子。又如现在什刹海的汇通祠，比原来高出了大约两层楼房，下面完全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四周仅以土石堆积并植树美化，效果也很不错，既恢复了原有风貌又可增加使用面积且与地铁互不相扰颐和园近年建成的文昌院，主要用于文物展览。从外表看是古典建筑，连地面铺设的方砖都很像旧物。其实是完全的现代作品，廊柱甚至斗拱都用现代建筑材料，地下室是很好的文物保存仓库。院内地面草坪中增加的照明设备与古代风格的建筑也很协调。

1950年代初，粱思成教授曾提出过保护北京城墙的设想，但没有被采纳。如今城墙的绝大部分已不存在，城内也兴建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新建筑，要想将北京城整体作为古迹保护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新建筑的风格不要离传统风格太远，才能在总体上协调。

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几所教会学校。这是很好的中西结台的作品，外观看上去与周围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致，而内部在当时却是现代化的。正如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致词时所说：“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执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台。

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其他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建筑也都很好，80年的老房子今天依然很耐看。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旧馆并非明清建筑，但也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其设计思想依然可以借鉴。在危旧房改造中也有很好的例子，如菊儿胡同改建就是成功的，我们赞成吴良镛教授所提倡的“有机更新的观点。

现代科技论文篇4

论文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美术的产生，对传统艺术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在此情况下，本文提出要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相对的视角、发展的眼光来认识这种影响：既要继承传统的艺术思想，又要在艺术观念、艺术表现手段等方面进行剖新。

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绘画、雕塑等形式是美术创作不可动摇的表现基础，是作为记录形象的最佳手段。美术与画笔从来就好比鱼水关系不可分割。西方美术史更是在很长时期把模仿客观对象的古典写实主义技巧作为表现主导。

然而，这种以笔为创作媒介的表现方式保持到19世纪却受到严重的挑战。1826年，法国人普斯用曝光法拍下了人类不用绘画而用阳光得到的第一张照片。从此，摄影像一棵大树，根植于科技的土壤，在艺术的春风雨露中发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文化艺术观念的更新而蓬勃成长起来。照相术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普及对以模仿为主导观念的传统艺术无疑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其惟妙惟肖的纪实本领远远超越了写实绘画的能力，以至于有人说：“传统绘画在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与再现上与摄影相比是何等的无力!”就连写实主义优秀作品《父亲》也不可幸免地被人评为“给人的感受不过是一张比较精彩的写实照而已”。不可否认，摄影作为l9世纪新的艺术创作载体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它以其丰富的造型能力成为大众手中选择美、捕捉美、塑造美、再现美的有力手段，给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摄影挑战写实绘画，导致写实绘画的解构和现代绘画的兴起，那么真正造成传统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的，则是一百多年后电脑美术的诞生。WWW.133229.COM

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卓越的技术发明是计算机。计算机自问世以来，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在短短的50年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广泛深入到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当然包括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电脑美术因此应运而生。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主要工具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它能取得普通绘画工具和摄影无法取得的无以伦比的绝妙色彩和魔术般变幻无穷的形式，而设计速度却较传统美术创作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从photoshop到coreldraw，从autocad到3dsmax。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你可以轻点鼠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随心所欲变动，也可以在几尺的荧屏前创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可以既不用胶片又不用冲洗得到超现实数码影像，还可以抛弃纸笔创作模式给小朋友献上精彩的《玩具总动员》……。总之，你所想表现的内容和东西，几乎都能在电脑里数字化生成。古人把对再观美好事物的愿望寄托在马良的“神笔”里，而电脑美术似乎将他们当初的梦想变为了如今的现实。因此，电脑美术一产生就广泛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正当人们沉浸于“网络伊甸园”充分感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艺术创作乐趣时，一部分人却产生了忧虑和迷惘：面对“摄影昔冲写实绘，电脑今震抽象画”的现状，真不知传统艺术殿堂还能挺立几时?电脑美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会令21世纪的传统美术工作者失业呢?长期以来形成的纯美术的各种门类是否会逐步消失而被新生的电脑美术所替换呢?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当前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这是当前美术工作者和美术教育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碰撞，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相对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电脑美术的产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大大提高了艺术设计的质量、设计效率和设计自动化水平，而且大大拓展了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段，产生了全新的艺术创作效果。各种艺术设计门类——广告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一都因电脑这一媒介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和工具材料，突破了自己那门艺术表现手段的局限而大显身手，使现代艺术设计以纷繁多姿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艺术家可以在计算机显示屏前讨论设计方案，观察任一角度的设计效果，欲将设计方案缩小、放大或转换角度，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同时还可通过修改设计方案的各种参数来随意修改设计方案并选出最佳设计效果。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别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计算机使艺术家们如虎添翼，增添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电脑艺术手段的运用不仅对艺术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传统绘画带来了好处：它既可以综合各种创作素材，又可以对比各种色彩，还能够突破传统的技法。随着艺术软件的不断开发，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伴随着大艺术时代来临的，是艺术院校教育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的美术教育受传统学院派绘画影响很深，就连不少设计学科也一直沿用绘画绘图为主的单一训练手法。网络艺术的兴起使我们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统一的教育观作为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李政道博士曾指出：“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新世纪将唤起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综合创造力的认识，在其相当丰富的土壤中达到美术创造探索的高峰。只有掌握了先进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手段，才能不仅扩大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创造性思维培养这一本质课题上去。因此，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学子，无论立志成为设计师还是纯艺术工作者，都应当学习、了解和能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大众文化生活服务，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

现代科技虽然对传统美术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科技的运用，只是人在艺术创作中对工具的使用，对一种技术的掌握，而真正要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关键还在于对人的艺术层次的提高。在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要以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和表现技巧，将深刻的艺术认识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走到艺术创作的终点。艺术之美不仅是形式之美，而且更是人文之美。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较强的表现能力，要打下坚实的艺术功底，熟练掌握各种艺术技巧。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艺术修养，只是去掌握一门技术和一两种设计软件的使用，那就只能是机械性的重复或是模仿性的制作，决不可能刨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家自己独特个性的艺术品来。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电脑美术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但是传统美术仍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各门艺术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种类的多样性。美术史发展至今数千年．留下了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流派、各种表现手法。国画讲究“皴擦点染，干湿浓淡”．西画讲究“虚实松紧、光影线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传统美术形成了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表现性。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无论多么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其根与源都牢牢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同时，由于人们审美观念不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艺术需求和爱好：有的人喜欢传统艺术．有的人喜欢现代艺术。所以我们不能提倡一些艺术门类抛弃另一些艺术门类，而应让各门艺术种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使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和人们的不同爱好。我们相信，传统绘画只要符合当前人们的审美要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一定能够成为一种高雅时髦的文化需求更加被大众所喜爱。

西方学者罗曼‘罗兰曾说过：“各种艺术都会延展，在别的艺术中得到超绝的造诣。”我国理论家谢赫也提出了“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观点。我们处在一个古今并存的新世界，成熟的艺术工作者应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中汲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拿当代艺术的手段去衡量传统艺术的技法．也不能拿传统艺术的典雅来评价当代艺术的纷繁。我们要适应这个“画法常新，而不废旧”的多元时代，而不是在时代车轮的面前彷徨不安。

现代科技论文篇5

科技创新型人才具有的特点就是对科技创新活动有浓厚兴趣，对科技创新活动有很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青少年由于自身年龄特点，对新事物有很强的求知欲，科技创新型人才往往能将求知欲转化为兴趣。兴趣是学习行为的生理动力。一旦对科技创新有兴趣，那科技创新活动对于其来说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就会很快吸收相应知识，并常常将其应用于实际。在初高中学校学习阶段中，对科技创新的兴趣影响其大学专业选择与以后就业为社会发展、奉献前进的方向。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青少年对计算机的求知欲，教师指导使其很好地将求知欲转化为学习兴趣，吸收相应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际。将其科技创新技能用于服务社会，对自身而言是一个快乐又富有挑战性的创作过程。兴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快乐学习，快乐创作。

二、运用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兴趣后

教师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指导青少年学以致用非常重要。网络是个巨大的资源库。培养青少年如何搜索、过滤，提取有用信息，是必备的知识技能。在教育教学中，指导学生利用网络多种搜索引擎查找有价值的资源。利用维普网等大型数据资源网站进行相关材料资源的查找与阅读。利用IE浏览器浏览国内外最新科技创新方面知识。利用邮箱或MSN等网络聊天工具彼此间进行交流合作。利用网上视频资源进行视频教程培训。可以极大地提高与丰富青少年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创新科技创新型人才具有另一个特点

就是有很强的学习与创作毅力。科技创新型人才的成长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就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的。在学习、创作过程中，有许多难题与困难。面对难题，高难度的创作目标时，毅力是否坚强，是其能否成为成功的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总结归纳要学会学精一门技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与难题难以计数。如学生在软件编程科技创作时，遇到作品一个功能的实现有难题的时候，在毅力的坚持下，查阅各项书籍，在一天中常常查阅知识而忘了吃饭，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在查阅书籍的同时进行大量知识归纳与应用。在多次程序修改与调试后，实现预定的功能目标。中间的调试失败的经历与挫折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毅力坚持，一个具有完善功能的科技创新作品就难以实现。科技创新型人才成长中，毅力是一个非常重要、明显的素质特点。

四、途径

因此在探索科技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后，可以发现培养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与坚持做好做完创作的毅力，对于创新型青少年人才的成长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学校在如何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学习兴趣与毅力方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1）利用资源创造培养环境：让青少年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整体水平。

（2）现代教育硬件基础设施：购买置办科技创新所需相应设备与书籍，供科技创新学习与制作。

（3）提供指导与发展方向：提供相应的指导老师，提供相应的指导与鼓励，帮助创新型人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社会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视程度与投入程度，对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重视与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科技进步与科学水平提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社会科技教育工作发展部门的事情，而且是整个社会人文、经济、科技发展的事情。因为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

五、总结

因此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根据科技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培养。为国家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准的科技创新人才。利用科技创新文化提高民族创新精神，提高民族创造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科技物质、文化财富。提供给创新型人才相应的最新创作与发展动向。这点正是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注重勇于攀登科学顶峰的精神培养，对科技创新型人才进行精神层面的熏陶与鼓舞，让科技创新型人才为社会作出更多更有意义的突出贡献。

现代科技论文篇6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注释：

[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现代科技论文篇7

[关键词] 文科生；科技素质教育；科学技术学；开放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4—0064—03

目前我国高校文科生的科技素质普遍不高，近八成的文科生对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世界重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不了解，对我国的科技现状以及我国重大的科技计划也不知道。笔者以为，造成文科生科技素养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很多文科生表示，他们希望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且认为在当代社会不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但他们缺乏系统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现状的机会和条件。

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问题，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不高的现象缺乏关注。建议在高校要为文科生开设《科学技术学》（SST，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课程体系（这一学科名称的提法参照“社会科学学”的提法），通过在教学方法上实行改革，提高我国高校文科生的科技素质。

1 国外文科生的科技素质培养模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文科大学生的科技素质课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文理交叉学科。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都设有文理综合课程。如美国洛厄尔大学就开设有“技术、社会和价值”课程，这门课程的授课教师有理学院教授、历史学教授和社会学教授。这一课程吸引了许多文科生的注意，取得了很大成功。

2）欧美很多高校开设了一种称为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e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课程，而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科学技术研究）是一种文理交叉学科的培养项目。这一培养项目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随后加拿大以及英国等国的著名高校也开设了这种专门从人文科学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培养项目，这一项目提供具有文理交叉学科性质的STS学士学位以及硕士、博士学位，而学生的来源则是文科生或者理工科学生。其中STS项目的学士学位是第二学位。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等有STS培养项目的高校来看，它们的STS课程并不承担文科生普及科学技术常识的任务，但这一培养项目无疑对文科生科技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

我国目前高校的STS课程体系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有的课程也是为培养哲学专业或者政教专业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服务的。

2 文科生科技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

我国高校的文科生是高中阶段文理分科后进入大学的，科学素质不高并非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在美国，高中阶段有一门必修课就是《科学技术导论》（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或者简称为科学课程（Science），是一门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平行的课程，其实质就是一门现代科学技术素质的培养课程。对我国的大学文科生而言，他们也迫切需要有这样一门课程来弥补他们在科学素养方面的不足。依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建议为文科生开设《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

这一课程体系由《科学技术史》、《现代科技概论》和《科技价值论》3个模块组成（如表1所示）。

上述3个教学模块和两个教学平台构成了《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的目标就是提高大学文科生的科技素质。三个模块的教学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交叉，共同形成了培养文科生科技素质的科学知识网络。3个教学模块的分工是：《科学技术史》模块主要揭示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科学技术发生的文化与社会历史背景。其基本内容有：古代科学技术、近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近代技术的全面发展及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西近代科学技术比较等；《现代科技概论》模块主要是为文科大学生普及现代科技知识，对他们实行“科学扫盲”。基本内容有：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技术的创新、信息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现代生物工程、环境科学技术等；《科技价值论》模块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文科大学生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领会科学技术的价值。其基本内容有：科学技术的方法论价值、科学技术的认识论价值、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对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等。

《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3个模块有如下几个特点：（1）综合性。单一的知识结构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全球文理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正是顺应了大科学时代知识综合化的趋势；（2）层次性。《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3个模块是分层次的。《科技史》模块为文科生描绘整个科学的轮廓，是表观层次；《现代科技概论》模块则描绘现代科学技术的全景，是中间层次；《科技价值论》模块则是在前两篇的基础上的应用和提升，是核心层次；（3）时代性。《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后两个模块围绕前沿性的科学技术，分析其深刻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4）开放性。《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不是一个知识封闭体系，它追踪现代科学技术、历史学研究、哲学研究乃至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内容。

3 《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对文科生的意义

《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3个模块都是文理交叉学科课程。目前国外交叉学科教育改革有3种类型：革命纲领型（即在小学至大学全面实施整合教育）、专业纲领型（即在专业内实施整合教育）、课程纲领型（即改革课程框架设置综合课程）。对文科生而言，《科学技术学》课程体系的设置显然属于课程纲领型的教育改革。

现代科技论文篇8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学视野阙略

浅析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学视野阙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学理论层面研究的褊狭化。当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主要历经了工业化理论、互动的自主理论、独立学习理论以及综合理论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在教育学理论领域中阐述相应学习者学习方式、学习行为以及相关要素的系统整合机制，这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科支撑。但是以人文学的视野观照上述相关理论，其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理论凸显了科学技术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倡导开放教育以工作生产运作模式开展相应教育实践，但工作生产流水线塑造了单向度的现代人，而人文学的教育理念在于消解工业化理论的工具理性，引导对学习者的多维度的知识开发;互动的自主理论与独立学习理论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性作为契入点，从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与独立学习角度进行相关理论挖掘，但对于融通性的人文知识以及相应专业知识如何内化于学习者而彰显不明。因此要突破教育学理论层面研究的褊狭化现象，以人文学的视野重新梳理与整合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有其必要。

2.科学技术手段层面研究的膨胀化。从人文学视野思考远程教育中科技因素，我们发现现代远程教育中作为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科技强调过多，而对于科技的人文价值的思考相对不足。在现代远程教育的具体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得到了积极打造与建构，这在突破传统教育教学的“主－客”、“时－空”、“教－学”等层面的局限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搭建、教育教学支持服务体系的建构等层面充分突出了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不管从远程教育的命名术语与历史发展的特性角度，还是从远程教育的具体教育教学的实践角度，科技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单向度的广泛运用，但仅以此则无法充分彰显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类型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的合法性，由此，在充分利用科技这种工具理性价值的同时，应更进一步关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以人文为核心的价值理性的建构，强化人文学视野下的融通性研究。

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学视界建构

针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育学理论层面研究的褊狭化与科学技术手段层面研究的膨胀化的现象，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究的人文视界建构有其必要，这一方面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提供一种他者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厘清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学科的自律与他律之关系;另一方面为诊治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学科存在的理论局限与学科弊端提供一种理论视角。

1.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学方法。人文学方法突破了现代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局限，其所涵括了人文学根器论(易辩法)、解域说以及三界论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究而言，一方面，易辩法的充分运用可以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知识的构建挖掘文史哲融通的理论滋养，同时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对立统一、质变量变与扬弃否定的规律探讨搭建平台;另一方面，易辩法的充分运用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究中的价值意义的萎缩、工具理性的张扬以及功利实用主义的膨胀等现象给予恰当的诊治。人文学解域说侧重消解学术藩篱与学科局限，对于过度发展的学科自主性与自律性进行科学的调适。相对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而言，人文学解域说一方面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探寻到学科学建设的理论边界;另一方面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理论互参与知识互化找到通化的平台。人文学三界论包括临界、零界以及领界的磨合运化，其突破既成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超越线性思维、定格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其要求打破知识规范和逻辑体系与强调创新。相对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而言，人文学三界论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学科发展的制高点，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不断创新的理论标杆。人文学临界要求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究突破传统体系类的研究方式与模式，在学科的边界与边缘处反拨中心知识与主流理论的僵化性;人文学零界强调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研究中学科自身知识块垒的消解，学科自律性淡化以及创新视点的他移;人文学领界呼唤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研究独树一帜，以期耦合自然与人文、通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建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全新视野。

2.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学教育。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人文学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树立人文教育理念。人文教育理念主要是指远程开放教育要具有培养人文精神，提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传授给学生，以期许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心灵，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等方面的理念要素，因此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应注重人文教育理念的积极探讨，并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传输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精神。其二，建构人文教育模式。在厘定人文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积极建设人文教育培养内容、培养方法以及运作机制，强化人文教育培养的组织领导与机构建设，形教育的长效机制。其三，融通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人文教育关涉学生的人文精神、道德品性、情感塑造等层面内容，专业教育强化的是某个学科和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人文教育是专业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学科土壤，而专业教育是在人文教育基础上的某个领域或者专业知识的高扬。因此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不仅应该包括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应该包括对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的改造和整合，并还统领学生的学术基础、社会适应性、伦理道德价值观等的形成和发展。

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人文学视域建制的现代性意义

1.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的角度看，建构人文学视野，有利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学科理论的修正与专业设置的科学。远程开放教育发展史中对科技层面的强调，过于凸显远程教育的工具理性的建构作用，从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手段特性，由此带来的教育的功利化趋向严重以及市场化运作特征突出，而教育本质中的属人特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彰显。同时，当前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比较注重专业教育的发展，而相对的人文教育理念、模式以及方法相对缺失，注重人文学视野下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科技与人文的互化机制建设有利于化解远程开放教育中的科技兴隆、人文消散、专业壁垒严重的教育教学现象。

2.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成才培养机制的角度看，建构人文学视野，有利于培养现代社会需求的综合人才。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过分专业化的教育不适应当前学生、社会和知识创造的发展要求，并且专业分化过细和知识结构单一已经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更高阶段创新人才的培养。建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人文学视野，有利于打破学科专业之间壁垒分明的训练，给予学生较为全面的知识基础和基本能力，使其获得一个较为合理的知识和能力的合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