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现代?哪个现代?

时间:2022-06-19 02:03:14

如何现代?哪个现代?

我们不止有一个现代,而是多个现代,或者说,多阶段的现代。通过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提升到全球化的视野高度,该书把握到了从“地球之一国”到“全球之一地”的体验转型在现代性的时段划分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学引论

王一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98年,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年1月)一书中提出“现代学”概念,将之视作关于现代事件的一门知识学。王一川在《中国形象学》(1998年1月)与《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新眼光――中国现代学刍议》(《文汇报》1998年5月13日)中也提出了“现代学”概念,开始从文学和诗学进路对本土现代性问题的探索。而2009年的新作《中国现代学引论》则全面阐释“中国现代学”问题,颇值得讨论。

以来,现代与传统裂解为两种对峙的价值。要么追逐现代,将传统抨击为妖孽遗毒;要么奉守传统,将现代贬损为堕落迷失。这种对峙渗透到学术研究当中,已制造出不少傲慢与偏见。针对此种状况,王一川认为:“传统应当是一种活的东西,一种不断生成的新东西。”这意味着,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线,传统永远是现代视野中的传统,现代本身也在不断向传统转变。与其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传统与现代,不如说二者是互相渗透的。

这一新态度背后的历史观既非断裂,也非连续,而是对断裂/连续之对立的元历史观的超越。对于这种既连且断的状态,作者特意用“断连带”一词来加以描述,与之类似的还有“遗兴”、“若隐”等术语,它们共同构成作者一以贯之的解释学背景。传统是活的、不断生成的,恰恰是因为现代是变动不居的,日新月异的。它一方面被历史的飓风裹挟着奔向未来,一方面又如本雅明所说的那样面朝过去。

这个充满张力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不止有一个现代,而是多个现代,或者说,多阶段的现代。基于此,作者提出现代Ⅰ与现代Ⅱ的划分。

两种现代的区别,用作者的话来说,分别体现为“按世界话语标准而寻求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致力于在全球化或世界化语境中寻求在世之我”之不同。就该书而言,对现代Ⅰ、现代Ⅱ的划分虽然主要着眼于对文学的讨论,但这一划分并非仅仅来源于形式、题材、风格等文本特征,而是基于一种长时段的考虑。首先,所谓长时段研究不是聚焦于短时间的历史事件,而是将事件放置到百年或者数百年的时段当中。正如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的:“每一件‘时事’包含着不同的原始运动和不同的节奏: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始于遥远的过去。”(《资本主义论丛》,P184)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现代与传统已不再是泾渭分明。其次,长时段研究往往在区域与全球的互动中来思考问题。正如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局部的历史事件被看做是世界体系内部的各种力量相互牵制的结果。这两种视野共同构成该书讨论中国现代学的起点。在这种视野下,中国现代性既有其特殊性,又充分体现了其对世界格局的依从与配合、龃龉与抵抗。通过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提升到全球化的视野高度,该书把握到了从“地球之一国”到“全球之一地”的体验转型在现代性的时段划分中的重要意义:“与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相应,中国现代Ⅰ文学在文化启蒙、民族国家救亡、个体觉醒等的复杂缠绕中力求呈现中国的地球之一国体验,包括对这种体验的赞同与抵抗等复杂态度……同样,与流动现代性体验相应,中国现代Ⅱ文学是在从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转向以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地方化体验的特定语境中展开的,呈现为对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的消解、背离或缅怀以及对全球流动性体验的向往、怀疑或抵抗等复杂姿态。”

简单地来讲,民族国家构成了现代Ⅰ与现代Ⅱ分野的核心指标。这一判断绝非作者的臆想,而是已获得不少长时段理论或世界体系论者的支持。1994年,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宣告了“短暂的20世纪”的终结,以此突显剧变过程中出现的新状况:那些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拥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正在被超国家或跨国家的经济力量,被分离主义的地区和族群的次国家力量撕裂。因此,他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称作“普遍危机或全球危机的年代”。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对这种撕裂感的分享乃是一个全球性事件,中国也不例外。从中美建交到改革开放,冷战局面的松动逐渐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时代所寻求的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开始尝试介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这一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从70年代末开始向社会渗透,但并没有造成结构性的改变,整个社会仍处于“”的反省期,其主要目标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反思并纠正“”时期所犯的错误。直到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并由此拉动了整个社会的全方位改革之后,结构性的转变才开始出现。作者敏锐地抓住了1985年前后(向前辐射到1984年,向后辐射到1989年)这个关键时段,将其定位为现代Ⅰ与现代Ⅱ的“断连带”。

在笔者看来,“断连带”最具说服力的地方在于它揭示出历史书写的问题所在。就目前的文学史书写而言,1985年的意义在于,围绕它形成了由所谓“八五新潮”、现代派及先锋小说所开创并延续的历史叙述。在此叙述中,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都被解释为朝向“八五新潮”进军的历史,“八五新潮”实际上成为了“八五主潮”,它的背后乃是比格尔意义上的艺术体制的确立过程。然而体制一旦被确立,它的起源反而遭到了遗忘。如此一来,“八五新潮”的确立其实是对一个更加丰富的80年代前半期的遮蔽。然而,不管是对那些将1985年落实为主流价值的叙述,还是对这一叙述的反思和拆解,1985年的重要性都是不可取消的。一方面,作者将“断连带”划定在1985年前后正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确认;另一方面,这种划定还意味着一套新的历史叙述展开。

表面上看,不同的叙述都关注1985年前后,但背后的叙述逻辑却截然不同。主流文学史叙述对“八五新潮”的重视是与新启蒙主义相配合的,所谓1985年只不过是1978年的实现。在此叙述中,新中国、十七年、“”、新时期被描述为从偏离到回归的历史,所有的事件都被化约到这一模式中并最终指向现代化的目标,而现代派形式作为技术动力也越来越成为叙述的焦点所在。与之不同,新近在左派叙述中出现的前后30年的提法提供了另一种视野。后一叙述把时间放置在新中国60年的前后对比中,很明显带有重新面对时代的意味。在此叙述中,1985年的意义(甚至1989年及其随之而来的90年代)在于它同样是1978年的结果。不过相比前一叙述,后一叙述越来越正视前30年的意义,这个意义被凝缩到“没有前三十年就没有后三十年”的论断中。由此,“社会主义新传统”具有了被重新正视的可能,时代(包括“”)才没有被简单视作封建残余而弃如敝屣,而是作为“现代”中国之一部分得到承认。虽然立场可能截然相反,但两种叙述都将1985年与1978年紧密联系。然而借助于布罗代尔的历史视野,不难发现,两种叙述的动力均来源于对政治事件的反应,而这正是布罗代尔所谓的短时段叙述。

与之对照,国内学界也存在长时段叙述模式。比如,著名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就试图在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时期划分基础上来考察作为整体的百年中国文学。如果说隐藏在近代、现代、当代划分之后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所依托的正是“现代性”这一基石。通过对连续性的强调,这一叙述试图唤起对人为制造的断裂幻觉的质疑与反思,但执著于修补断裂点的做法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难以完全实现对现代性的整体性反思。正是在此意义上,该书作者提供了一种更开阔更宏大的现代性叙述的可能,即所谓现代学之视野。正如该书副标题所显示的,所谓“文学的文化维度”不是从现实的政治事件出发,而是以文化视野反观政治变迁,属于典型的文化政治的思路;另一方面,“断连带”的辩证法超越了“断裂”与“连续”的单一叙述,从而充分勾画出现代Ⅰ向现代Ⅱ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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