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7 06:20:33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经济学 文化 文化本位 中国经济学 建构
一、问题的出现
经济学学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直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入才指导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与探究的问题。经济学与文化两者只有深入研究，才能获知其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不断深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出现了难题。我国经济学长期不发达除了与经济现状密切相关外，与中国自身文化也有关系。建构中国经济学要先详细研究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这是保证我国经济学能够自立发展的前提。然而，文化经济学不同于此，文化经济学是以经济学原理来研究文化。研究与分析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在追溯中国经济学文化的根源，借此探究我国经济不发达或不确立的根本原因。本文先以文化本位为出发点进行系统化分析。
二、文化本位概述
文化本位即指文化的本质及根源，追溯文化是考古学者或历史学者的责任，然而，对文化进行本位思考才是思想家要进行的工作。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之初并不高深，但文化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进步。文化是被概括总结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中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问题，社会生产生活等实践经验被理性表达后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的形式化文化。文化之初并不复杂，随着后世发展而不断丰富，各种先进性也蕴育其中而生。
中国文化的真正本位也是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阐明我国文化之本位者为司马迁，其“礼乐之谓也”的思想，反映着对文化发源的本位思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肇始的本位思考。人文明礼、礼人畜人，生存之道在也;明礼成乐，乐以化人，化成天下之法存也，这即为文化本位之初创，后来人们在追寻历代圣人的微言大义中逐渐丧失了文化源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之本位。尤其在当今社会，人们以惯有的陈旧生产生活观念来斥责新事物，由此导致中华文明的进步动力与创造精神逐步萎缩，成为了中国文化本位的最大悲哀。
三、经济学发展的文化本位
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术语及一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形式源于西方的传统，亦是文化的本然。分类研究才出现细微深化，更新生产方式利用促使文化本位演进，这两者正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缺失的。
文化本位反映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所以文化最早是与农业紧密联系。文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本位和人文精神的分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经济学的文化承担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使命。各国社会的生产生活在形成文化时，所生成的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内容，学科被分类后，经济学承担了文化本位。文化经济学承担着经济学在文化本位中的演进与传承使命，同时包括其相互促进的过程。
西方社会生活借助资本主义发展促使文化学科化，同时以科学精神求证生活实质，经济学由此承担了传承文化本位的使命。中国文化在理学与玄学中发展，虚妄之势无法求证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质，文化本位逐渐殆然丧尽，中国文化对社会生产生活具体内容缺少归纳与规范，更无研究传承与发展。西方社会发挥科学精神，探寻人生、道德与精神，同时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将经济学进行了丰富与拓展，并逐步研究如何提高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了西方社会的富强。而中国的经济思想失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机，同时滞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之中，由此丧失了更多的财富与创新发展。
中国相比于西方，缺少了由自然经济文化向资本主义文明演进的一段文化本位，致使与社会生产生活相适宜的经济文化观念未能形成。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贫乏是受制于文化本位的滞后，这也是必然的情况。
四、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学的建构
文化发展与文化本位两者互相促进，互相补济，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规律。我国古代经世济邦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成就，也奠定了当时中国处于世界强国的地位。后期，讳以言利的思想侵入到我国精神文化中后，便阻碍了文化本位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力量由此逐日削弱。中国落后于19世纪，其根源在于人文精神中的自足与文化本位滞后。
建国后，我国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揭露与批判了西方工业发展的弊端与面临困境，致使我国构想跨越资本主义工业阶段来发展，实质上，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文化背景并不会致使事物出现深刻差异，文明的差距才会使得文化背景显得特别重要或突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以中国文化本位滞后为背景的，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致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展一再受阻，国内缺少现实经济思想体制的支持，所以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难于实现。我国经济有其特殊性，需要国人自身不断研究，总结出适合自身的经济学，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思想历史有助于生成中国经济学理论，纯粹的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来说未必有效。当前，中国的文化理论最大问题是仅有接受没有输出，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来改变的现状，需要国人的团结努力，发挥集体智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经济学在两次否定之后，才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运用，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经济思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经济思想、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民族传统价值观等，只有结合中国社会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研究分析，消除对立性理论、重新整合文化本位，才有可能构建出属于我国自己的经济学，中国想要快速实现富强，利用百年来完成现代化建设基础，需要具备自己的经济学，这是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2
目前，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人才，不仅要具有专业性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还需要对经济管理学的相关内容有所涉猎，并且还要对社会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研究，这就使得我国对农业经济的管理人才从业要求较高，但是由于我国高等院校普遍缺乏对此类人才的专业培养，而大部分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都是当地政府部门下调人员，这些人不仅没有专业的管理知识，还不具备相应的管理经验，因而造成我国农业经济的管理水平始终无法提高。因此，要想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培养专业化的管理人才是当前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时应该首先从我国的高等院校入手，加强我国高校与农业经济管理相关学科的建设，完善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内容。同时，对于在岗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相关企业应该加强对该类人员的职业培训，确保其能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熟练的处理各项管理工作任务，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顺利进行。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方向
1.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管理
所谓农村合作社，是一个由各类农村个体经营散户组成的合作组织，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相比，该组织的内部管理更为民主化，更加符合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的特点。虽然这一管理模式只是同类农业产品经营者之间的简单联合，但是却十分贴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能够很快的适应当前我国市场发展的现状。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社组织主要在东南地区，该地区农业产品的市场较为广阔，并且，由于合作社一般都是临近市场发展，受空间限制较高，远距离开拓市场，会带来较大的行业发展风险，这同时也是农村合作社组织的一大弊端。因此，为了有效的推进合作社的发展，我国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鼓励政策，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空间距离对管理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微弱，农村合作社组织，将成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管理内容。
2.彻底摆脱传统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主要靠人力资源进行管理，但是，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时代，知识是当前与行业发展的主要竞争因素，这就使得传统管理模式必将被社会所淘汰，退出农业经济管理的历史舞台。但是，由于我国属于传统型的农业大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在我国的农业管理中运用十分广泛，所以该模式也不可能一下子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施行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时，对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先进之处也要给予保留，逐步的促使这一模式退出历史舞台。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就我国农业经济的特点及劣势给予简单分析，之后分别就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在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化的改进方案，并分别就我国东北与南方地区农业产业的经营特点与资源储备量，提出了因地制宜的管理方案。另外，本文最后就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趋势，给予了简单规划。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CA认证体系；信息安全；数字证书；公钥
一、CA概述
CA是CeritficateAuthoirty的缩写，通常翻译成认证权威或者认证中心，是负责发放和管理数字证书的权威机构，并承担电子商务公钥体系中公钥的合法性检验的责任。
CA认证系统是一个大的网络环境，从功能上基本可以划分为CA、RA和WP。核心系统和CA放在一个单独的封闭空间中，为了保证运行的绝对安全，其人员及制度都应有严格的规定，并且系统设计为离线网络。CA的功能是在收到来自RA的证书请求时颁发证书。一般的个人证书发放过程都是自动进行，无须人工干预。
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CA认证体系的规划和建设
(一)背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大学校园网始建于1997年，经历了建设、调整和完善的阶段。截止目前为止校内所有建筑物全部光纤接入到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网络设备400余台，信息点数近17000个，实现了所有办公楼及宿舍楼的上网需求。各部门相关业务系统也在逐渐完善，信息系统在日常工作中的使用频率在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学校全面实施信息化校园(一期)建设，搭建了统一数据库平台、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并建立了统一信息平台门户，基本实现各系统的信息共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园网建设成已基本形成了运行比较稳定、速度比较快捷、应用比较广泛、相对安全可靠的网络，为全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然而，单纯的用户名／口令身份认证方式已经不足以保证用户登陆系统的身份安全性，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相对稳定成熟的基础上，我们考虑在校园网中建立一套完整的CA数字证书认证系统，通CA认证，把用户的公钥和用户的其他标识信息捆绑在一起，其中包括用户名个人信息以及电子邮件地址等，以实现在网络上验证用户的真实身份。在开放网络上实现密钥的自动管理，保证网上数据的安全传输。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相关运维策略，按照学校实际情况，颁发给校园内用户标识个人身份的数字证书，使用户利用数字证书登录业务系统，替代原有的用户名／口令登录方式。真正做到既简便了用户的登陆操作，又进一步提升了业务系统的安全性。
(二)建设原则
结合学校各业务系统自身应用的现实情况，在相关国际标准的指导下，对外经贸大学CA认证系统建设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都将依据国家有关信息安全政策法规，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和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科学管理的思想进行设计；将长远规划和当前建设相结合，安全可行和方便适用相结合。因此，项目的研究和实施遵循以下原则：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原则、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方便适用的原则、需求、风险、成本折衷原则、坚持统一标准、规范建设的原则、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原则和保护已有投资、易于扩展的原则。
(三)建设内容
考虑CA身份认证系统在国内建设的相关情况以及结合对外经贸大学各业务系统的应用现实情况，对外经贸大学CA认证系统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如下：
1．制订标准规范
制定符合对外经贸大学自身特色的标准规范，指导对外经贸CA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推广、使用，保证系统的高效管理和使用，保证系统之问的互联互通。
2．建设对外经贸大学的CA安全认证体系
所建立的CA认证系统面向全校8000余名在校学生及1500名教职员工提供全面证书安全认证服务，认证系统将具备万张级别的数字证书签发管理能力，使整个校园信息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从安全性方面保证数字化校园网络的高效、可靠运行，为对外经贸大学涉及的多套教学及办公业务系统提供完善的数字证书服务。
3．数字证书与业务系统的结合
①与公文系统的结合
建设一套电子签章平台，来管理发放相关人员的电子印章，可以实现在OA审批流转系统中对审批电子文档的盖章确认，包括对签章人的身份确认，对审批文档的防篡改，以及盖章行为的不可抵赖。由于具备了真实性、完整性及可追溯性的安全机制，极大的推动了信息化系统中无纸化办公的可靠性。
②与其他业务系统的结合
另外一种情况是业务系统不是流转公文，而是流转各种业务数据，比如合同、申报数据、审批表格等应用系统。由于业务系统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盖章、签字软件与其结合，因此需要具体业务具体分析，学校将对于签章、签名系统提供二次开发接口，系统调用这些接口，实现电子签章、电子签名的应用。
4．其他拓展功能建设
作为安全基础设施的CA认证系统，在建成后其颁发的数字证书不仅使用于对系统的安全登录，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拓展功能。包括身份认证、数字签名／验签、数据加／解密、安全传输、应用支撑、安全审计等等。随着校园网整个信息化系统的功能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跟进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结论
网络安全存在的一些问题，客观上引导CA向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实际的方向发展，并将促使CA与各业务系统更加紧密的结合。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4
1.1一般资料2012~2014年本院共选取了消化性溃疡患者142例,男78例,女64例,患者年龄最小21岁,最大76岁。这些患者经诊断后,均确诊为消化性溃疡疾病,幽门螺杆菌实验为阳性。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71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药物生产厂家及国药准字：奥美拉唑：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960911；规格：20mg/粒；单价：13.9元/20mg。枸橼酸铋钾：山西省安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960511；规格：110mg/片；单价：0.9元/110mg。克拉霉素：安徽蚌埠第一制药厂生产；国药准字X19990345；规格：250mg/粒；单价：6.8元/250mg。呋喃唑酮：安徽蚌埠海洋制药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980702；规格：100mg/片；单价：0.04元/100mg。雷贝拉唑：江苏省豪森药业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904107；规格：0.1mg/片；单价：6.8元/0.1mg。阿莫西林：香港奥美制药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990208；规格：250mg/片；单价：0.62元/250mg。对照组：奥美拉唑20mg口服,1次/d；克拉霉素0.5g口服,2次/d；呋喃唑酮100mg口服,2次/d；枸橼酸铋钾110mg口服,4次/d,7d为1个疗程。观察组：雷贝拉唑10mg口服,1次/d；克拉霉素0.5g口服,2次/d；阿莫西林1g口服,2次/d,7d为1个疗程。两组患者均跟踪随访1个月,对其治疗1个月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1.3评价指标检测患者幽门螺杆菌清除情况的评价指标：临床尿素酶和组织学检测,均为阴性,表示清除率高。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疗效对比观察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清除率是94.4%,对照组是95.8%,在幽门螺杆菌清除率上,两组患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不良反应情况对比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4.2%,对照组是2.8%,不良反应发生率两组患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药物成本计算观察组患者药物成本为：(6.8+6.8×2×2+0.62×4×2)×7=272.72元。对照组患者药物成本为：(13.9+0.9×4+6.8×2×2+0.04×2)×7=313.46元。
2.4治疗成本效果比较观察组的成本-效果比要比对照组低。
2.5两组敏感度比较当呋喃唑酮的单价不变时,其他药物降低10%,观察组的成本-效果比仍然比对照组要低。
3讨论
研究成本-效果的主要目的：对成本和治疗效果的比值进行研究分析是希望能够从两者中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点,让成本和效果都得到顾及,为患者提供较高经济性的治疗效果。成本效果比是通过把药物费用和治疗效果进行联系,虽然一些药物的经济价格比较高,可是因为其在治疗的时候,效果优秀,可以考虑使用,因此,根据药物治疗效果以及经济性来进行研究,需要对单位成本进行考虑,成本-效果比越低,表明其在临床治疗时的应用价值就越高。消化性溃疡疾病临床中比较多见,该疾病目前有相关研究统计显示占据了消化道疾病的十分之一。临床中治疗消化性溃疡疾病的方法比较多,都是以根除患者的幽门螺杆菌为主要途径,在各种方法面前,医生在进行药物选择的时候,应该要从药物安全性、治疗效果、患者的经济承受力等多方面来考虑,寻找出最佳的治疗方法,提供较高的经济性价比治疗,让患者得到好的治疗效果的同时,也不会有较大的经济负担,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此次研究中作者对治疗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两种治疗方法的性价比进行了比较,从药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观察组的成本-效果比要低一些,说明观察组患者的用药方式能够获得好的治疗效果,同时经济支出要低一些。作者还对敏感度进行了研究,当药物价格有一定范围内的降低时,观察组的该比值仍然是比较低,说明,并不会给此次研究结果带来影响。临床用药治疗既要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同时要符合节约治疗成本的要求,这不仅是为患者着想,也是为医疗资源的合理调配考虑,减少不必要的开销,让患者得到较好的治疗,同时不用支付较高的费用,体现治疗的经济性。
总之,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治疗方法较多,而选择使用雷贝拉唑、克拉霉素、阿莫西林联合治疗的方法比较合适,不仅效果突出,患者不良反应也比较少,安全性比较高,药物经济性也比较优秀,因此患者的临床治疗费用相对要低一些。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 新文化经济学 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 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人口（百万） 110 160 140 160 225 329 433 413 472 527 582 668 820 983 1136
人均GDP（美元）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500 568 697 973 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 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 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 W.J. & Bowen 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 B.S.与Pommerehne 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 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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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化;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精神结晶,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抽象财富,文化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深刻的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既要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同时也要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强化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新的进步。
一、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
(一)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明历史的精神结晶,是中国重要的基本文化内涵。传统文化丰富多样,不仅包含着中国的与汉字相关的文字文化,还包含着与中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些文化基因不仅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同时也具有新时代赋予的新意义,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着中国的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判读与民族指引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文化的显著特点,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包括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向胜指导。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改革等新的理论文化,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是指导中国国家宏观改革的具象性措施。
(三)西方的先进经济文化
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交流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也受到国外经济文化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国外的先进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包括对于市场经济的阐述理论。其中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科学管理、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以及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建设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需要积极解决的问题,这些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国应该积极的学习以及恰当的吸收与发展,将西方的经济文化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文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时,应该首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是独特领域的系统化知识理论框架,又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在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建设时,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为根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文化短板如不科学发展等进行选择性、技巧性的文化抉择与改造。是将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进行理论创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文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以及市场经济规则,建立起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培养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人才、同时建设相关的法律环境以及市场规范准则,培养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市场经济道德水平,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同时针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主动的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还要积极的推进文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改革的协调同步,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同频进行,保障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要致力于建立起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乃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保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克服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带了的负面消极影响,克服文化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市场经济建设不仅符合中国的文化需求与社会需求,同时可以保证其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同时对于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先进理论、先进思想、先进经济制度,我们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吸纳,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共同发展。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不断强大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坚持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积极选择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协调发展,也才能更好的应对国际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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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学术综述；研究视角；深化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9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分古代经济思想、近代经济思想、现当代经济思想三个专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有1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秉承了注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传统，不仅扩充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已有命题的研究，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不断得到尝试。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古代典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围绕年会主题，有关《管子》的研究成果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热点。南京大学蔡一教授在《〈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们的论文汇编，既肯定了市场有自发的调节和促进功能，国家经济治理需顺应其自发性，又认识到政府要利用经济杠杆，扶贫济困，促进就业，体现了放手发展市场竞争和必要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浙江科技学院曹旭华教授在《〈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一文中判定《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的作品，并且断定《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大部分篇文、内容产生于战国。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在《“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管子》和《晏子春秋》两部著作都记述了春秋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和制度，但是二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和体系无直接继承关系。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的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判定燕都蓟城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除了古代典籍外，与会学者强调了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志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有待开发利用中国方志蕴藏的丰富的史料。山东财经大学郑小娟副教授的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利用宗谱、墓志铭、地方志等新史料，指出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从新的视角归纳和整理古人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山东大学周宇副教授的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指出桑弘羊的“轻重”学说也重视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只不过强调政府干预矫治市场弊端。财政部驻吉林省监察专员办事处边东平的论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从新的视角整理归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的货币思想，提出其对当代金融制度构建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在《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一文中归纳了陆贽的财政思想，并指出其具有以人为本、量入为出、均节赋税和裁减私租的特色。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围绕某个专题梳理和分析经济思想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齐鲁大地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兵法家、纵横家等众多学派的发祥地。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在《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一文中指出齐鲁文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儒学与管学两大流派，分析了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解析了儒家“仁爱”和“礼”两方面的经济伦理及其影响。
在研究技术创新上，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将经济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经济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这超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香港科技大学James Kai-sing Kung教授和山东大学马驰骋博士的合作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通过构建清代（1651—1910）和107个县的面板数据，用学校、儒家庙宇和烈女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弱，发现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儒家文化深厚的地区明显减弱。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在《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时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17世纪法国气候变冷及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理论做了比较。
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明确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独特性。上海财经大学何业嘉博士在《中西方货币提出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一文中提出古代中西方分别是一种国家型和国际型的货币制度，不同的制度需求产生了各自的货币思想，最终导致中西方货币思想的分流。上海财经大学张华勇博士在《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和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另外，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整理了古代重粮贵粟、粮食赈济、粮价调控、粮食储备和粮食战略的思想和政策。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近代（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扭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滞后的局面。从本届年会论文来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高居第一，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详实和正确的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老一辈学者非常注重史料的归纳和整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指出当前学界研究过于注重“宏观”的理论分析，却忽视了“微观”的史料工作，存在过分强调理论分析却忽视史料的倾向。微观研究从小处着手，往往比较可靠。叶世昌教授在《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使命之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并做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准确判断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甚至需要进行辨误。
叶世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了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考核标准等现实制约因素，并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沿着三个线索系统归纳整理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工作。第一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著作和期刊论文为线索。武汉大学王经纬博士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一文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第二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主要经济学期刊杂志为线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高璇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评论》期刊，揭示民国后期经济思想中学术本土化和现实针对性的脉络和特点。第三个线索是以民国著名经济学家为线索开展硕士论文写作。这为全面探索民国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扎实了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全貌，而且可以记录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至可以用关键人物经济思想解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依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和刘婧宇在《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货币理论。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熊维刚和吕麒的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认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新高度。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的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高度肯定了民国金融学家杨荫溥的经济思想。湖北工业大学李俊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的经济思想做了梳理。
在以政界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海南大学武教授在《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理论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形态。东北财经大学于秋华教授在《〈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一文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一文中对李锐生平及其开展的直接税改革加以归纳和介绍。湖州师范学院蔡志新副教授和周建华教授在《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一文中从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三个方面归纳了徐锡麟的经济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核心介绍了张静江的经济思想。浙江科技学院喻梅博士在《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一文中批判性分析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的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经济思想。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本届年会论文主要集中在产业、财政、金融三个专题。在产业思想方面，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在《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翁文灏以重工业为中心、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与马寅初重点发展比较优势和基础工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加以比较，认为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均可从近代找到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张申博士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划分为滥觞、发展、高潮三个阶段，认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引发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陈瑞博士在《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国货运动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尝试归纳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四大类型。
在财政思想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马金华教授在《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晚清西方财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回顾了西方财税思想在晚清传播的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财税制度改革的冲击。清华大学熊金武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在《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一文中回溯了民国时期地价税通过立法程序从思想演化为制度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进而以近代上海华界地价税实践为例对该制度变迁予以批判性评价。南京审计学院夏寒副教授和蒋大鸣教授在《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一文中回溯了事前审计制度应用于民国初年财政收集的过程，并指出由于配套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金融思想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和缪德刚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一文中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就农村土地金融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并结合近代金融制度发展路径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构建的互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岳翔宇博士在《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一文中回溯了西方金融理论在晚清的传播，并提出晚清金融思想和制度转变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内在动力）与理论指导（外来因素）是逐渐结合的，将以局部的诱致性变革作为全面的强制性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在《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一文中提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构建离不开秉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民族金融家的创新性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和饶丹雪在《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一文中重点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民国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长伟博士在《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一文中回溯了晚清到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变革历程。
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和机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的主题报告中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三条变迁路径，即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其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推介了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对另外两条路径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两条路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本届年会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在《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围绕“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对Economy、Economics的中译名，分析它们之间前后递进的演进路线，指出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的论文《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的狄考文与山东登州文会馆》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狄考文及登州文会馆在对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聂志红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一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包括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部分，还应包括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物，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中经济思想往往依附和服务于政治思想。
三、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充
本届年会论文大多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指出总结和归纳中国现当代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使命下的重要理论阵地。由于工业化是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工业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教授在《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述评》一文中提出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出现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概括了马克思、、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和理论，梳理了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进展。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彭聪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的评介和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应用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张明博士在《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一文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中实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从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上证明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思想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热点。西南财经大学刘方键教授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判》一文中认为“以粮为纲”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视粮食生产为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的真实反映，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深彻转变。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一文中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价值逆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养民以分利的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一文中比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中刘少奇和Wada Hiroo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差异性，然后从公平与经济增长角度比较了其绩效差异。
围绕经济改革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商教授和郭旭红博士在《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演进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三次大转变。山东大学陈东教授的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分析了市场经济下“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关系，提出当前“量出为入”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文中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史料，构建模型实证检测各要素重要程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的供求关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岳清唐副教授、山东大学郝延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赵亚明博士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分工思想、“大萧条”研究成果。
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方法创新与学科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王昉副研究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一文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分为奠基、形成、发展和拓展四个时期，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而详细介绍了目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特点。严清华教授和李詹博士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方向。安徽财经大学万红先教授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和归纳了以民国经济学著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讨论
研究方法创新是每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的热点。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归纳了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五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认为只要能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大有空间。
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教授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同时面临着学科分立与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两大趋势，经济史研究中不断遇到挑战——即如何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在创新还是守成，抑或二者兼顾的抉择面前，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分析往往缺乏深度，难以充分解释隐藏在史料背后的深刻历史逻辑，即“为什么”的问题；而在阅读经济思想史时也时常感到，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实证，往往缺乏历史感，难以明示“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或者说经济史与经济理论之间，“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相互鼎立，缺一不可。
另外，山东大学孙圣民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刘晓鸥博士在《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一文中介绍和评析了历史计量学研究，以及其对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意义。东北财经大学朱成全教授和王智莉博士在《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一文中首先从经济学说史角度论述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其次从经济学哲学名篇出发，提出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物的，更主要偏重研究人。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 国际经济合作 本土文化 多元文化 和谐社会
“纯经济论”在通向一条局限之路。经济霸权主义，种族歧视，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信仰的垄断正在反映商品经济的特性, 并日益加深人类生存空间的矛盾、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然而, 我们隐约可见另外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其发展态势不可逆转，这一极力量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动态平衡和协调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化生产力是经济科学的灵魂。各民族多元文化正在形成人类的共识, 并孕育着一个社会经济共同繁荣的文明世界。合作经济、互助经济, 个体经济, 微型信贷经济甚至异货贸易经济一直扮演着平衡的力量和不容置疑的角色。一个和谐的全球化世界正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扶持被遗忘的弱者群体, 弘扬着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众多的国家、民族所构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文化资源，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而用一种垄断文化取而代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寓于各民族多元文化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不能用单一的商品价值观来衡量。面对一个充满矛盾加剧的世界：战争、地区冲突、社会犯罪、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伦理与文化多元性正在打破单一的垄断经济理念。我们在此分析的方法论完全针对“纯经济论”而强化对人文科学的理解。“我们方法论的共性是借助于被淡忘的人文科学，即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交际人种志学和语言学”。吉尔特 贺佛思德（geert hofstede）同样主张与多种价值体系相结合的文化模式，反对 “唯经济论 ” 的模糊性，等级制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经济学界在南北合作的最新理念中强调经济的发展应重视人文科学，哈桑 扎乌尔(hassan zaoual)批判国际经济合作及地方分权合作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市场经济模式，他在“经济发展信仰论”中第一次提出“本土文化论”，强调经济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面对单一的先天性畸形的商品经济，“本土文化论”明确提出经济机制的多元性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源泉。
建立在纯市场经济机制与自然选择法则上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考虑全球性商业行为的存在与发展。新古典主义结构理论即便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平衡，然而，尚未摆脱“总平衡机制范畴”的局限性。根据总平衡理论的定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概念认为各种行政机构必须服从自然法则，该理论以五项原则为依据：“即价格的弹性（不含心理因素）；经济行为的理性（不含人类学因素）；不考虑经济行为的时间性（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考虑平衡与失衡间的联系（地理环境）；货币地位中立性（不含文化因素）”。这种完全市场化的总平衡机制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因为它同样是“纯经济论”的翻版，以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最终形成社会的失衡发展。从这一角度考虑，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共同信仰的建立将形成另一个经济平衡的砝码，规范并支配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正如克尼 罗兰(granier roland)所说：“文化发展是实现市场繁荣和文明社会的最佳途径”。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豆制品，而欧洲人喜欢奶制品，对两种产品的亲疏只能反映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各异。作为民族的文化信仰，奶牛在印度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加以保护，而在法国奶牛的研究与开发是因为它具有经济和食用价值。为什么穆斯林女性喜欢头带面纱，而西方女性喜欢身穿裙子，女性穿戴方式上的各异只能反映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现象。尽管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上的差别，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不能构成威胁，那么，矛盾究竟来之何处呢？我们当今社会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国际合作中的危机不仅反映不同民族间在语言、历史和地源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主要地反映在不同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一部分是否加以保护。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而亚洲人善于运用宏观的视野思考和处理问题。在东西方的教育体制里都用学分来表示学生的成绩，东方人用百级分表示满分，而西方人则用二十分表示满分。另外，当您在法国市场采购商品和在中国市场采购商品时，不难发现法国人的找零方式采用逐一累计方式，而中国人找零方式则采用一次性的叠加方式。中国哲学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潜在性、滞后性和整体性，为此，中国人传统的经济思维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阴阳平衡理念，而且也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伦理因素。北大人文与地源学教授胡兆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引入市场经济里，他主张：“仁爱应面向所有消费者；道德应体现产品质量；诚信应考虑双方利益。生财应考虑协调合作”。“孔家思想的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与伦理道德上，孔子的以德治天下在外国人眼里，精神的力量就象北斗星一样，它有自己的定位，其它行星围绕着它旋转”。阿里思多德(aristote)说：“道德不从属于大自然，但也从不与大自然对立”。马克思 卡党马克(max kaltenmark)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总是位于伦理道德与治理艺术，哲学的思维主要在于人文科学，附以微量的玄学思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人文科学在中国从来都未与大自然分开过，显然，人类是动物界最聪明的群体，他的存在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如果说中国人受道教影响这一事实，其它思想流派则强调自然秩序的神秘关系，或者说人们能够与大自然保持直接联系”。中国人相信灿烂的民族文化，即文化与伦理价值是经济合作的灵魂。不能肯定在中国仍然存在孔子的社会结构，历史的发展已将这种社会结构淡忘，尽管某种儒家学说一直在渗透着这种精神面貌。中国人不仅仅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知识界的某种激进化削弱了这种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儒家学说是开拓未来之必须。海外华人传播着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扮演着民族文化的理想角色，它的文化价值可以和马克思理论相提并论。它也能在家庭、社会和经济范围内形成一个文化根基。尊崇伦理道德不能被否认”。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经济合作在中国人眼里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合作是建立友谊的过程，即便合作终止，友谊长常在。子贡问怎样实行仁道，孔子说：“工匠要想完成他的工作，一定要使他的工具锋利。我们居住在一个国家，就尊敬那些大夫中的贤人，与那些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论语 xv-9）。
诚然，人们需要相互了解，合作其间双方组织的参观、旅游、饮食、娱乐是不可缺少的。 除此之外，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空间的距离、语言的障碍同样需要相互理解。相反，“纯经济论”则主张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合作完全变成供需关系，利润高于一切。
经济合作无论是涉内还是涉外，文化交流是形成共同信仰与认知的前提条件。“人类从不缺少文化理念，他们使用那些改变事物形象的棱镜，在看待其他社会时也只能通过这些棱镜直观”。我们引用的上述佐证无一不说明民族文化的差异，且不说某种社会现象的善与恶，各民族文化在其跨文化交际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是，强权政治却藐视不同民族文化共荣与多元性，超级大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干预是对该国民族文化的践踏，导致社会的贫穷。军事干预的目的不在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民主，而在于寻求经济与战略出路。
以合作为主题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才是当代社会真正的人权。藐视一个主权国家的民族文化，谈世界政治民主毫无意义。目前，国家间、地区间发展的各种经济合作以公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与平衡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埃雷克 拜耶(eric baye)和万桑 拜尔岱(vincent berthet)在分析中国与欧盟合作时指出 ：“有谁对中国和他的民族文化了如指掌，有谁了解中国决策者的姓名，我们只知道法国、美国总统的名字。如今，在这个拥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大城市与法国巴黎的航运胜过以往罗马与柏林，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依然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看中国”。他认为欧盟同中国的合作缺乏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了解。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只要相互包容、理解，外交、投资及人权分歧都能迎刃而解，外交应容许媒体和非官方组织发挥作用。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为众多国际间合作提供了广泛的领域，本土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理解、包容的必要条件，人类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根文化与本土环境，离不开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认知体系。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不应该构成共同伦理认知的障碍。“文化交流比起简单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更具有生命力，文化的认可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定团结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反对战争、消灭贫穷、维护世界和平与生态平衡应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认知。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规范的伦理文化，文化交际从这里开始，经济科学才具有生命力。“宇宙的核心是建立神圣的和谐社会，人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于相互包容与共存，既完美的融合，普遍的善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资源，更主要的是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荣，既两者的结合形成科学的发展观。
结语
“纯经济论”抹杀了经济科学的人性化，加重了各种全球性危机。国际经济合作的关键强调弘扬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研究，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荣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教育的体系里。因此，内外合作的潜在力在于跨文化交际，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信仰、伦理体系，法律水准和风俗习惯。多元文化归属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并反映规范的伦理和共同信仰。任何强权政治都不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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