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文化贸易论文篇1

摘 要：文章立足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趋势，利用对贸易便利化政策及其理论的演进，根据中韩贸易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等，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韩两国未来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及前景。 论文关键词：贸易便利化；韩国；中国 “贸易便利化”泛指货物跨国界移动时，如何在确保在实现合法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从而减少相关的成本，使效率达到最大化。“贸易便利化”一词在理解和运用上迄今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该词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机关和贸易商处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组织所使用。 1WTO贸易便利化规则下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 ①贸易不平衡。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方贸易逆差规模连年增长，以2008年1-5月为例，中国对韩进口466.4亿美元，出口291.8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达164.4亿美元。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992年两国建交到2008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已达2900多亿美元，韩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的国家。如此巨大的贸易对中韩贸易的合理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隐患。 ②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及产业重点的差异，韩国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资本及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通讯设备、高档家电、精密仪器、以及汽车机零配件，而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产品却主要是初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原材料、化工原材料、农业机械、重型机械以及诸如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据统计，2008中韩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142.2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出口电子产品仅86.9亿美元。正是由于双方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带来了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2 WTO贸易便利化规则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①促进中韩贸易的发展。我国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简化了贸易程序，减少了贸易往来中的纠纷，为我国赢得了许多商业机会。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强烈的贸易往来需求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由于中韩两国贸易政策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两国的贸易在近年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性。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可以贸易往来中降低税务执行费用、服务费用、处理程序的时间成本、商业机会成本等各项交易成本，为韩国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出口，关税等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并可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 ②促进中韩贸易结构改善。贸易便利化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规则、新标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面对便利化的国际市场贸易环境，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新规则、新标准制定新的企业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我国经济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发展。目前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目的正在并且已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以内销为目的的服装加工业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中间产品也已成为中国对韩出口的主体。2008年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长2.4%，根据统计，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由占2005年对韩进口产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见，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对中韩贸易结构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3贸易便利化条件下优化中韩贸易的对策 ①改善双方贸易结构。要优化双方贸易结构，首先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对中国而言，要注重加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打破“中国制造”的廉价印象，实现以质取胜，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乃至扩大市场份额。 ②扩大双方相互间的直接投资。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相对于2007年，2008、2009年韩国对华投资件数、规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个数下降19.01%，实际投资下降7.89%，致使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收到了较大的影响，在2009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我国国应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韩资根 据产业结构和地区发展的需要，到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投资，加快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实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厂，促进中韩贸易均衡发展。 ③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强大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要对参与国际分工做出战略上的调整，积极准备产业升级，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交流，致力于开展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文化贸易论文篇2

（一）贸易便利化的提出

1.WTO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作为一种便利化全球贸易的综合性方法，是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中被增加到WTO日程中的。这次会议为四个“新加坡议题”之一的贸易便利化未来发展提出了指导建议，并授权WTO货物贸易理事会﹙WTOGoodsCouncil﹚启动相关的工作。此后，在2001年WTO发起的多哈会谈部长级宣言中，贸易便利化开始引起各国注意并被广泛认可。部长们同意在2003年坎昆第五次WTO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正式谈判。而多哈部长宣言也同时提出，WTO货物贸易理事会将开始审查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GATT第Ⅴ条﹙过境自由﹚、第Ⅷ条﹙与进口和出口有关的费用和手续﹚以及第Ⅹ条﹙贸易法规的出版和管理﹚内容，并确定WTO各成员国在程序简化方面的需求和难点。2003年在坎昆举行的部长会议陷入“坎昆僵局”，而是否将四个“新加坡议题”包括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是导致2003年坎昆WTO部长级会议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此次会议失败，但各方却就将贸易便利化作为2004年“七月一揽子决议”﹙JulyPackage﹚协商议题达成了一致。“坎昆僵局”实质被打破是在2004年8月1日的日内瓦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同意就贸易便利化开始正式的谈判。2004年10月12日，贸易谈判委员会正式成立贸易便利化谈判小组。截止到2005年12月举行的香港部长级会议前，贸易便利化谈判小组共进行了11次会议，收到100多个成员国共60多份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建设性提议。可见WTO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议题，各方已逐渐接受将其作为未来可深入谈判的重要内容，并在各方不断努力协调下逐渐取得进步。

2.APEC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明确地出现在APEC的正式日程中。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是在1993年建立并且在1995年大阪议程扩大了涉及范围。委员会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和反腐败以及数字经济和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1994年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承诺“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并设定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发展经济体到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投资。1995年APEC大阪会议通过《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行动议程》﹚，将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进程的三大支柱。自1994年APEC设立“茂物目标”、1995年大阪会议批准通过《大阪行动议程》以来，APEC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近些年，APEC贸易便利化进程不断加快。2001年，APEC上海会议通过了“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成为指导和规范成员经济体采取贸易便利化行动的基本框架。随后达成的《上海共识》，提出5年内将区内贸易成本降低5%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各成员方据此行动计划将在2002—2006年内将各自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后来，此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被称为“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简称，TFAPC﹚”。“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涉及到了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四大领域，即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2006年，APEC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宣布TFAPC顺利实施，上海目标顺利实现。2005年，釜山会议通过“釜山路线图”，提出2007—2010年间区内贸易交易成本再降5%的目标。为此，APEC提出了“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简称TFAPⅡ﹚”。虽然“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仍然集中于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但是对其具体行动和措施进行了更新和修订。海关程序是“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包括贸易相关程序的无纸化、自动化。2012年，APEC评估报告显示，2007—2010年间，TFAPⅡ降低APEC区内贸易成本5%的目标已经实现。可见，APEC贸易便利化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继续深化区域内贸易便利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贸易便利化兴起的原因分析

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贸易便利化在未来国际贸易领域会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一是尽管传统的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已大幅降低，但因繁琐的海关手续、行政程序等带来的贸易扭曲仍然存在。这些冗余复杂的手续和程序给贸易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合规成本和延误成本，且在传统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非效率的贸易流程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更加凸显，这使得以简化贸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为宗旨的贸易便利化恰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贸易改革有关的发展议题要取得多边进展正变得越来越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缺乏实质性改革意愿，因此，一些想要进行贸易改革的国家开始寻找新的选择，贸易便利化便进入这些国家的视线。这些涉及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可以单方面进行，故与WTO所主张的非歧视性原则不相矛盾，且能通过有意愿改革的国家自身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继续推进贸易改革的进程。总之，贸易便利化作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新方向，被WTO、APEC等国际组织看作是乌拉圭回合的补充以及达成茂物目标的重要引擎，其发展标志着世界贸易翻开了贸易自由化深化和发展的新篇章。

二、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情况分析

（一）法律环境

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政府非常重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进程。例如，2006年5月8日中国《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国家贯彻落实信息化战略的意志和决心。同一年，为推行电子政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支持政府部门有效地履行职能、促进全国电子政务健康发展，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发《2006年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为电子政务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未来贸易便利化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中国加快推进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信息化法制建设。例如：为了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1994年中国颁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合同法》中对数据电文法律效力的承认；2000年《海关法》承认了电子数据报关单法律效力；2004年8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并规范了电子签名行为；2006年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涉及到信息安全的内容。另外，为规范通信行业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工作，中国工信部在2009年6月了《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综上所述，中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立法不断完善，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措施的顺利实现，但在用户及报文验证、数据共享、数据的安全传输、数据的保存和销毁及归档、电子证据认证结果的相互承认与接收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立法仍须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因此，适时对有关贸易数据交换的现有及潜在法律障碍进行分析，是推动贸易便利化顺利发展的首要步骤。

（二）软硬件环境

1.软件技术支持。贸易便利化措施的顺利推进在技术环境上要求经济体内要具有基本信息技术，例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等。除此之外，还要具有辅信息技术，包括保密技术、电子签名技术、电子认证技术等。据2011年9月—2012年7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商务部、海关、检验检疫部门以及部分国内重点高校专家学者的调研来看，这两方面的要求对于中国而言已不存在问题。另外，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软件及数据库的研制和开发也对贸易便利化措施能否成功实施起决定作用，对中国来说这两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加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将国际标准融入本国技术法规的建立中，国际标准在技术法规中的比例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标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例如，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功引进了UN/EFACT各项建议书的主要标准，并等同或等效采用为国家标准，如联合国贸易数据元目录﹙UNTDED﹚、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UN/LOCODE﹚等。［4］虽然中国已经采用了联合国用于商业、管理和运输的电子数据交换﹙UN/EDIFACT﹚标准格式，但很多与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关的政府部门，例如海关、质检等部门中还仍然在使用其它标准的电子格式。各个部门之间因为数据标准的差异，导致信息共享困难。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鼓励各国政府和企业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无纸化贸易时考虑使用现有的建议书、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应用将有助于确保跨部门、跨国境所开发的相关系统的兼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能促进这些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

2.硬件系统建设。硬件基础设施是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基础条件，电子数据的境内以及跨境传输需要借助于公共网络系统。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企业应具备电子数据传输的硬件基础设施。中国在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中，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非常重视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完善，例如，海关总署等国务院十二部委在电信公网上﹙Internet﹚联合共建公共数据中心———电子口岸，是中国推动贸易便利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可通过电子口岸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联网数据核查，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口岸办理各种进出口业务。目前，中国电子口岸平台共开发运行了18个跨部门联网项目。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35个地方电子口岸上线运行，累计开发的项目已达500多个，为加强口岸管理，提高通关效率，实现“一站式”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5］除此之外，原产地业务电子管理系统、原产地证书国际电子联网核查系统等也是政府监管部门完善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的典型项目。凭借这些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持，中国在实现进出口相关业务信息共享、数据跨境传输，进而提高进出口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三）实施环境

贸易便利化的顺利推行需要政府的支持、各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中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无纸化贸易方面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努力，采取了很多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措施，例如2001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实行大通关制度；各部门配合大通关制度而进行的电子口岸的建设；海关快速通关、便捷通关、绿色通道、动态分类管理等便利化措施；质检部门的绿色通道、直通放行、“产地检验，口岸出单”的出口通关模式和“口岸转检，属地报检”的进口通关模式等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的采用极大提高了我国贸易便利化的水平，提高了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给企业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时间和费用。另外，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近年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经济合作，不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并与国外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积极合作，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中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例如，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另外，还有6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这些自贸协定涉及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自贸协定中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通过成员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合作推动各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进程的内容。而2001年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加入PAA﹙泛亚电子商务联盟﹚，涉足泛亚地区跨境商业单证交换；2002年APEC、ECBA﹙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成立，秘书处驻中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地位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要，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合作也逐渐步入正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贸易便利化发展比较

同世界其他经济体比较，中国目前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处于何种地位？下面我们主要借鉴世界银行每年的DoingBusiness报告所统计的数据来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世界其它经济体情况

DoingBusiness报告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对全球经济体前一年跨境贸易﹙TradingacrossBor-der﹚的便利化程度进行排名，例如，在2007年共对174个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芬兰、丹麦、新加坡、挪威、爱沙尼亚、德国、加拿大、瑞典和阿联酋；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刚果共和国、马里、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布隆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尼日尔和卢旺达，这些经济体的具体排名见表1。而2013年DoingBusiness报告对185个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排名，其中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丹麦、阿联酋、芬兰、爱沙尼亚、瑞典、巴拿马以及以色列；而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分别为尼日尔、布隆迪、阿富汗、伊拉克、乍得、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从2007年和2013年所报告的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情况来看，其中排名前10的经济体中，有7个经济体出现在这两个年度，分别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芬兰、丹麦、新加坡、爱沙尼亚、瑞典和阿联酋，这些经济体普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例如，大部分经济体属于OECD高收入经济体，而且贸易自由化程度非常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二者都是全球闻名的自由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世界一流的信息及通讯科技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的环境，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11年5月发表报告①，确定香港为世界领先数码城市的地位。该报告指出，政府大力支持兴建基础设施，采取开放的互联网政策，各行各业均能受惠于信息自由流通，互联网亦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而新加坡在贸易便利化发展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单一窗口在1986年就开始实施，到1989年1月单一窗口完全实现。新加坡政府强制使用单一窗口，进出口的所有流程环节都经由TradeNet统一为一体，这为提高进出口效率提供了充足的硬件基础保障。在2007年和2013年报告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后10位的经济体中，有5个经济体仍然处于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后10位之列，这5个经济体分别为刚果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布隆迪、哈萨克斯坦以及尼日尔，这些经济体普遍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之列，且贸易自由化程度很低。而从2006年到2013年这7年间，大多数经济体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不断探索，并进行了大量贸易便利化的改革，例如，据DoingBusiness统计，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共进行了212项贸易便利化改革。其中东欧和中亚以及中东和北非进行改革的经济体所占的比例最大：在这两个地区，有83%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改革的经济体的比例居二，共有73%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紧接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有72%的经济体实施了至少1项改革。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实施贸易便利化的经济体所占的份额是63%，在南亚地区和OECD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50%和42%。这些经济体进行便利化贸易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见表3﹚，分别是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用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流程以及建立单一窗口。例如，伯利兹、智利、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130个经济体都进行了有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方面的实践。摩洛哥、尼日利亚、帕劳群岛、苏里南、越南等97个经济体进行了涉及使用基于风险评估的检验检疫流程；而哥伦比亚、加纳、韩国、新加坡等49个经济体都建立了单一窗口来便利化进出口贸易的流程。由于这些改革，DoingBusiness统计发现世界整体的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已大幅度提升。例如，单证的电子传输不仅加速了货物的清关，而且还减少了行贿的可能性。实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经济体平均将清关货物的时间减少了3天。改革也有助于增加清关时间的可预测性。在巴基斯坦实施电子系统之前，只有4.3%的商品是在1天内清关，25%的商品清关耗时1周。现在93%的商品是在1天内清关。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使用的地方，应用风险管理来进行海关清关是另一个比较普遍的改革。据DoingBusiness统计格鲁吉亚实施了基于风险评估的清关系统后，商品检疫的份额减少了10%。随着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推进，各个经济体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便利化贸易的综合性方法的重要性，而单一窗口通过将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运输部门以及企业连接起来，使得贸易流程更加顺畅。例如，韩国通过单一窗口将69个政府机构以及私人部门联系在一起。韩国在2010年通过单一窗口与中国台北成功实现的eCO﹙电子原产地证书﹚“探路者”项目，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应，吸引了众多经济体的目光。另外，在2006年，通过海运出口一个标准20英尺货物集装箱平均耗时26天，平均进口耗时30.4天。但是到2013年相同条件下出口一个标准20英尺集装箱平均只需22.2天，而进口平均只需25天。分析显示，这些获利都有正向影响。用从2005年以来的这些关于跨境贸易耗时的数据同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的数据拟合表明，在进口或出口方面减少4天是同平均0.1%的单位资本增长率相联系的。［78］

（二）中国情况

对中国而言，在2007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中是位列38，处于中上水平，这同中国自2001年开始进行的电子口岸建设、海关快速通关、绿色通关等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改革有关。这些政策措施的采用极大促进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降低了贸易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注：2011年有26个经济体拥有一个完全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而104个经济体只有局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有20个经济体拥有的单一窗口系统是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系在一起，而29个经济体的单一窗口系统只实现了部分政府机构的连通。资料来源：2012年DoingBusiness报告。另外，中国属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在2011年之前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水平也一直处于世界的前50之列；而从2011年中国开始步入中高收入经济体之列，但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并没有带来中国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从2011年开始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的相对水平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从2011年的排名50，下降到2013年的排名68，相比较于2007年报告的名次，其下降程度将近100个名次，下降幅度非常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经济体在最近几年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速度相对加快导致；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同中国在进行贸易便利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有关。我们分析主要存在四类困难：一是利益相关体间合作和协调存的困难。例如，据我们向商务部、海关、贸促会和质检总局的调查显示，贸促会和海关已完全实现电子数据联网，而中国质检总局及各地方检验检疫局因同海关电子数据标准化方面不能有效协调，因此目前仍未实现电子数据联网，信息共享程度仍然不足。二是行政推动乏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据我们在对中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向相关部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各专家和学者普遍反映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在硬件基础设施和技术上问题不大，关键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构去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合作和协调。三是配套法律法规支持不足，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以及国际合作协调困难等。在法律法规方面，2005年中国出台了《电子签名法》，对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要完全保证单证电子化的顺利运行，现行的法律法规仍然需要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四是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涉及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法律协调问题，如电子单证的法律效力问题、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这就涉及到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问题。与境内部门间的合作相比，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协调成本更高。尽管我国在推进贸易便利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需进一步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便利化一直是WTO、APEC等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积极讨论的关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主题。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从政府管理部门到一般贸易企业，逐渐认识到贸易便利化在推动一国实现贸易稳定增长、促进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应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无论在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是国际合作上中国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企业对贸易便利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很多企业积极主动进行相关方面的能力建设，以尽快适应新制度和新设施给企业带来的便利。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同世界很多贸易便利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贸易便利化的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认为要继续推进中国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必须完善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实施环境，具体而言：

1.政策、法律环境方面。应学习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的经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方位保证贸易便利化进程顺利实施的政策、法律环境，这些法律涉及到电子文件合法有效性、数据传输安全等多个方面。另外，政府应增强对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加政府政务的透明度，保证企业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最新的政策法规。

2.技术环境方面。首先，政府各监管部门应协调配合，统一采用国际标准，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对接。其次，政府也应增加在贸易便利化相关系统的投资和研发，并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改革，发挥企业在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例如，鼓励企业积极参加政府部门或商业组织的研讨会，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最后，企业也应关注自身贸易便利化改革方面的能力建设，增加参与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以此提高贸易效率，进而为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准备条件。

3.实施环境方面。首先，应借鉴贸易便利化发展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通过政府主导，其它相关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方式来简化进出口流程和环节。例如，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由商务部、海关、商检等部门组成的跨部门领导机构推动具体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施，通过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尽量将环节进行简化。其次，应积极推出有利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措施，例如，学习新加坡、韩国的单一窗口政策，继续推进海关的“大通关”制度的实施；通过增加政府其他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来减少海关腐败，确定通关成本。最后，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除了就合作协议、项目进程方面积极协商达成一致外，在具体实施方面也通过双方各自建立的协调机构积极进行协商，例如，可以积极参加相关的研讨会或论坛，并以此建立起同其他经济体的协调机制，加强同其他经济体的交流和合作。

文化贸易论文篇3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2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转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转〖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提出了今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些设想，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基础将由比较优势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格局中目前的公司间产业内贸易将向巨型跨国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公司内贸易中高科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动态利益地位将日益突出，一国开展国际贸易更强调贸易对就业、技术进步、税收、GDP等的促进作用；保护贸易政策中的保护对象日益难以确定，保护效果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竞争政策更具优越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歧视性下降，开放性增加。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理学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发展迅速，有的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进出口额的统计方法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计算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企业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中国的轿车业，目前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转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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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2000：<<评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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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树强，2000：<<全球竞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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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论文篇4

随着知识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娱乐、电影等在内的文化产业，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文化，已经超越单纯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经济互相交融，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在历史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很少存在贸易与市场的成分。当今，伴随着全球经济化及文化经济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实力竞争的主要“战场”。

现今，国际文化贸易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自由贸易理论为旗帜，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其他的国家也都开始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区域文化入手是深入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全力打造文化产业的浙江品牌。但是，当我们刚进入国际文化贸易的市场中时，它就已经走过了自由竞争的阶段进入到寡头垄断，市场的进入门槛已经非常高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应该准确地找到自己在国际文化市场的定位和目标，并制定文化方面的相应策略，积极推动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对于浙江省来说，自1999年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至今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作为一个相对拥有较多文化资源，并且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贸易能够加快国民财富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向其他产业提供丰富的文化附加值，为其他产业的外贸出口打开广阔的道路，从而提升地区的国际形象以及整体竞争力。因此，浙江省是否能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合并，成为“文化出口”大省，对于增进世界对浙江省的了解、树立浙江省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文化贸易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实力竞争的重要标准。同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国际间的文化产业贸易也被提上日程。已有学者将此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无可避免地更为深入地卷入这一战争。在对外的文化贸易中，中国不仅要为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贸易体系而努力，更要尽快制定出文化产业的全球发展战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一节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贸易”定义为：带有文化内容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的进口和出动，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产品既可以以商品形式存在，也可以以服务的形式存在。文化产品，是指那些能够传达生活理念，表现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具有传递信息或娱乐的作用，并能影响文化实践活动。它包括图书、杂志、唱片、电影、录像、视听节目、工艺品等产品。文化服务，是指政府、私人、半公立机构或公司取得文化利益或满足文化需求的活动。因此，概括而言，文化贸易是世界各国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文化交换活动，既包括有形商品，例如纸质印刷品和出版物、音像录制品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表演艺术、版权、关税等。

当代国际文化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作为世界头号文化产业大国，美国的文化企业以国际市场的巨大利润为目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把它们的文化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例如，全世界上映的电影中大约有85％是美国的好莱坞制造的。而美国即便没有垄断所有的文化市场，当今世界文化贸易也是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从原因上看，文化市场的这种不平衡性与基础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等需求之后，就会转而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无论其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是文化市场需求，都要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国际文化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已不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进入垄断竞争时代。这种垄断不仅表现在国家上的垄断、地区上的垄断，更表现在少数跨国集团的垄断，时代华纳、迪斯尼集团、维亚康姆集团等超大型综合媒体公司的出现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结构格局迅速调整。跨国公司和国际性文化娱乐传媒公司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并且按照自己的运营规则来开发国际文化资源，将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内容标准树立为国际化标准。如此一来，先入者已经制定好了规则，后来者如果不以这种标准来包装自己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内容，就很难冲出重围，开拓出自己的天地。

文化贸易的问题相比于其他贸易问题较为复杂，正是因为其客体的复杂性。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即商品性和艺术性，它的流通就导致了文化贸易领域两大理论——贸易自由主义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冲突。贸易自由主义认为文化产品的性质与普通产品一样，都是商品属性，不应受到特殊保护，应该把选择文化产品的自完全交给消费者。而保护主义认为，文化产品中凝结着不同的价值观、习俗等主观因素，会对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各国有必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文化产业进行保护。贸易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者是世界贸易组织，而现今，规范国际文化贸易的主要法律文件正是WTO条款，也就是自由贸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中也存在着弊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发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直指美国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霸权。因此，许多国家虽然都接受或是适应WTO的规则，却也在WTO的框架内开始调整自己国内的文化政策。

第二节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原因与战略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与原因

目前，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处于严重的逆差之下，尤其是与其强劲的货物贸易相比，更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比例小，贸易逆差严重。与商品贸易长久以来的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近年来连续出现严重逆差。第二，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单一，产品与服务产值低廉。在中国文化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半以上是游戏、文教娱乐和体育的设备及器材，而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等软件方面的出口则少之又少。第三，文化贸易渠道狭窄，营销手段单一。目前，中国文化贸易大都仍然沿用文化交流这样的出口渠道，运用“中国文化节”、“中国文物展”等简单的方式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的文化市场。第四，文化产品与服务缺失品牌效应，缺乏吸引力。品牌的缺失是制约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当前中国文化贸易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究其根本，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一，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支持，文化贸易也不例外。在处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世界15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中,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总指数为0.50,而中国仅为0.22，不及平均指数的43%，中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无论是整体指数还是结构指数均低于国际文化竞争力的平均水平，在15个国家排名中位居第15位,竞争力指数数值仅为美国的24%、日本的38%、韩国的43%，处于严重的劣势位置。第二，文化创新能力较低。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然而丰厚并不代表强势，由于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中国的文化交易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敌外国，传统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曲高和寡，新兴的文化产品与艺术模式的开发又受到资金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文化创新意识不强。不是模仿抄袭外国的形式与内容，就是干脆以较小的成本从外国引进。第三，文化人力资源质量不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尤其是文化产业的生产、管理与贸易方面的人才奇缺。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二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

第一，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目前，中国还是文化事业管理型，“管”、“办”混杂，“政”、“企”一体。后果是使文化事业单位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来行使其职能，而文化经营型企业则被束缚了手脚，难以市场需求来谋求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使文化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第二，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首先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各种手段与渠道鼓励投资者发展文化产业,掀起文化产业发展的高潮；另外要在品牌上重点扶持那些影响大、产值高、同时社会效益也好的文化企业组建大的企业联盟，扩大生产规模，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此带动其他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出口。

第三，拓展文化贸易的营销渠道与手段。任何产品在转化为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手段与渠道，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先进的营销手段与稳固的营销渠道是保证文化贸易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要细分目标市场，作到有的放矢；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固的文化营销渠道，而不是订单式的或外交形式的扶持。

第四，通过立法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低下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创新能力不强，究取原因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缺乏力度：一方面，有的文化机构通过进口别国文化产品来复制或衍生更多的相似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如中国音像制品与电脑软件行业的生产；另一方面，一种文化产品获得成功，其他的厂商就会如蜂拥而上，直至将这种文化产品榨干而得到最后一分利润，如当今的大众娱乐与出版印刷业。

第五，大力培养文化贸易与管理人才。在国际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中国文化贸易持续低迷的现实面前，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培养既懂经济又精通文化娱乐业特点、既有策划经营的文化理念,同时又有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的复合型人才，就显得尤为紧迫。

第二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原因分析

当代国际文化贸易表现为以美国文化产品扩张为主的严重不平衡。同时，中国整体对外文化贸易处于逆差的现状之下，近年来尤其明显。据中国商务部4月27日公布报告称，2010年一季度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5%。这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现“再工业化”的产业回归思潮，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结合的新重商主义盛行，因此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省也相继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作为靠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省经济发展的贸易大省，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并不理想,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浙江省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制定出创新性的出口方针和战略，是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浙江文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第一节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

一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

首先，政府推动文化产业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浙江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印记和创新价值的特色。概括起来说，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以市场运作为基石、以规模扩张为态势、以科技创新为拓展。除上述特点以外，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的优势，这些对于发展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具有深刻意义。

首先，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先导。2000年，浙江省省委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做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这一系列的历程显示，文化产业的自觉发展，最先源自于政府的推动。这不仅是我国国情使然，更是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

再者，浙江省在文化出口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据外经贸厅自行定义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2—2006年浙江省文化产品和服务年出口总额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54.4%。二是图书等实物出版物的出口已形成初步规模。例如，浙江省出版系统曾积极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图书博览会、俄罗斯莫斯科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台湾版权贸易图书展等境内外重大书展，并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浙版图书报刊作品。三是动漫、影视类文化产品出口进展明显。浙江省影视制作机构和动漫企业曾积极参与北京国际电视节目周、香港国际影视展等国际性影视节目会展活动，并在杭州举办了6届国际动漫节，向海外影视机构和观众推介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动漫产品。截止2006年底,通过音像版权、播放权出让和合作拍片等形式，浙江省共有《侠影仙踪》、《决不放过你》和《天若有情》等1400多部集电视剧，《天眼小神童》、《济公》等676集的动画产品被海外市场收购，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四是文化服务出口起步平稳。以文艺商业性展演为例,浙江民族乐团与北京吴氏文化策划公司合作策划了“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商业演出活动,先后赴德国、埃及和俄罗斯等9国巡回演出23场。

虽然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已初步实现了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但总体上说仍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还比较低。2006年，浙江省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出为1788.70亿元，实现增加值501.7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3%和13.4%，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3.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甚至略有下降；比起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远远落后，而且也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国内如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先进省市，这些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大省的地位还不相称。

二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前景

浙江发展文化产业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市场经济先发优势、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出口呈现良好的发展形势、民营经济发展优势等等。例如，在2010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在答记者问时曾提到，2009年我国影视节目出口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一点是影视节目出口主体企业有了明显变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民营影视机构，在出口数量和金额中的上升优势逐渐显现。如浙江华策影视公司在影视节目出口总量中就占到5.1%。此外，一些民营动漫企业如宁波水木动画设计已逐渐成为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背景下，浙江省文化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正日益成为解决文化出口问题的突破口和新途径，成为推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新的增长点，成为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网络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据《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所述，目前浙江省已有近3000家行业网站，占全国一半以上，仅杭州市就有1300家。2007年浙江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额超过5000亿元，形成了一批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商务网站，例如阿里巴巴、中国化工网、全球纺织网、全球五金网、中国服装网等。以阿里巴巴为例，2007年，阿里巴巴公司的淘宝网网上交易额达433亿元，支付交易金额达493亿元。

第二，动漫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目前，浙江省已初步形成动漫产品研发、制作、运营和周边产品开发的产业链。2004年中国广电总局批准杭州高新开发区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中国美术学院为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使浙江省成为全国唯一具备动画产业与教学研究的双料基地。同时，自2005至今，浙江省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第三，会展业发展初具规模。浙江省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和区域经济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在所举办的会展活动中，专业化规模展会的比重逐步上升。同时，主要城市的展题定位也呈现出差异化，从浙江省主要会展城市杭州、宁波、义乌的展会情况看，其倾向于以城市功能为定位。杭州展览的展题集中于休闲与生活消费类，宁波相对集中于外向型较强的展会，义乌则借助成功举办小商品博览会与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较好地实现了品牌延伸的扩张。

第四，文化创意产业呈良好发展势头。在2008年6月出台的《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8—2012）》中，浙江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文化创意园区，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带头作用。

经过几年以来的发展，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批创意产业园区。比如：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园区、LOFT49、西湖创意设计谷、A8艺术公社、唐尚433、杭州动画产业园等。

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是浙江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突破口中具有代表性四大产业。它们良好的发展前景使浙江省拥有能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优势。

第二节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

首先，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正处于前进状态，对外文化贸易量呈现良好态势。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增长较快，年出口总额已由2002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7.28亿美元。对外文化交流能够有效地宣传本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促进本地文化走向世界。在浙江，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日俱增。截至2008年，浙江省已与10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文化交流,与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交流关系。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美国•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此外，民俗文化艺术对外展演活动和对外文化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体现浙江特色的交流项目如小百花越剧的精品越剧、浙江歌舞剧院的“江南丝竹”等文化交流精品项目逐渐树立了品牌。

再者，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现雏形，一些优势产业崭露头角。浙江省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外文化贸易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已经将签订文化交流协定、随带文化交流团组、考察文化建设项目、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外事活动的工作惯例。同时，以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产业，以杭州国际动漫节为代表的动漫产业等优势产业已经在国内与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尽管浙江省在文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现的角色相比，与文化大省的建设要求相比，与其他一些省市的发展水平相比，浙江省的对外文化贸易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量偏小、文化逆差较大。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尚处在起步阶段,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较小，在全省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少,这与作为出口大省的现状不相适应。此外，文化产品和服务从国外“引进来”多于“运出去”的，存在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

省商务厅根据有关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目录统计，2008年浙江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总额为41.56亿美元，其中文化产品出口为41.32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为2396万美元。而2008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2111.5亿美元，其中，出口1542.9亿美元。通过计算，2008年，浙江省文化出口额仅占总出口额的2.69%。这个比例对于欲打造文化出口大省的浙江省来说确实有待提高。

第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较弱，缺乏品牌性文化产品。虽然浙江省已打造具有本省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但是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总体上品种较少，结构不太合理，特别是缺乏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产品，缺乏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强势文化品牌。例如，2010年5月举办的杭州国际动漫节，由于浙江省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动漫品牌，因此难以抓住自己作为主办方的优势，推广自己的动漫品牌，无法有效利用展会进行后给举办地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除此以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结构也不太合理。例如，出口对象集中于港澳台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欧美等西方主流社会较少；赴国外文艺展演活动中越剧、杂技、民俗类的项目居多，其他方面的项目较少等等。

第三，文化贸易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文化经营实体的总体实力相对薄弱。虽然浙江省文化交流项目逐年增加，但绝大多数项目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其实质内容是非赢利性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而通过文化贸易把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的成分较少。

第四，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目前，浙江省已制订出台了“全省‘十一五’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规划”、“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审批程序”等文化产品出口的管理规章。但是，这些已出台的管理规章中，文艺院团赴境外演出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外汇审批制度也过于严格，制约了境外商业展演活动的开展；同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单位的外汇优惠、版税优惠、收益分配优惠等政策力度还不够大，相关的出口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法规政策也尚未配套。

第五，浙江省内各个城市文化贸易发展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联动效应。以会展行业为例，“义乌文博会”已成为国家认可的文化类展览交易大平台，义乌会展模式再度领军文化会展业。可是与其毗邻的杭州却并没有从义乌模式中获益，2010上海世博会是对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良好契机，同时据预测，世博会期间因上海场地限制而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各大展会有不下于50个。对于毗邻上海的浙江省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到2010年5月中旬为止，浙江的省会杭州却未曾落实与世博会相关的国际性展会。除了服务和硬件设施的落后是最大原因外，会展业的高级人才也很缺乏，能承办高层次展会的企业屈指可数。再加上政府在会展业的扶持上缺乏实质性的动作，导致杭州的会展业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已经落后于周边城市。与同为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相比，2004年南京的会展业排名就从2003年的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五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第三节对外文化贸易存在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文化产业本身原因

第一，文化产业生产规模小。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市场，90％以上由西方大国垄断，而其中又是由70％的跨国大公司垄断，大型跨国公司集团规模偏大，每年可达100多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收入。全球50家娱乐传媒公司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95％的份额；世界各地的新闻90％由西方国家垄断，其中70％又由跨国大公司垄断。而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偏小，在浙江省数得上的大文化产业集团的数量也是少之甚少，仅有的几个年收入都没有超过2亿美元。

以传媒业为例，2006年，浙报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12亿元，净资产10亿元，而美国《纽约时报》1998年一天的广告额就近1亿元。截至2007年，浙江省全部10家国有文化产业集团资产总值为195.08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光是时代华纳一家公司，就拥有15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可见，文化产业的规模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很弱小，远远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第二，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弱。文化产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用最新的科技水平包装文化艺术或是用最经典的创意对文化产业进行创新，由此才能吸引人们去消费。目前先进的科技正不断地运用到文化产业上来，比如影视产业中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软件把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场景非常真实地表现出来，而浙江省的电影业和演出业的制作与加工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传统技术层面。文化产业从内容到形式，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目前，越剧和杂技是浙江省在海外最受欢迎的演出产品，这两种古老而传统的演出产品代表了浙江省在海外的大部分文化形象。但反观其他国家的出口文化产品，像这样还在做“老本行”的并不多，其出口的文化产品更多的是电影、电视剧、音乐、媒体等现代文化产品，即使演出产品也多是以一个完整产品的形式出现，原创性很强。因此，在浙江省这种状况下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难以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第三，产品特色不鲜明，缺乏品牌性产品。当前文化贸易的发展趋势，要求重视文化制品的全面创新，树立内容为先的发展理念，重视文化制品的特色。而浙江省文化制品进入世界文化市场的时间尚短，在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能力将有浙江省特色的文化转化成独特的竞争力，即浙江省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近年来，进口的原版书、光盘和合作出版的各类教材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的主流书店，也很难寻觅到一本浙江出版的原版书，就连介绍浙江省的导游手册等都是由西方出版社垄断出版的。

二外部原因

第一，文化贸易观念滞后。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很少想到文化也能进行贸易，这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小的差距。长期以来，浙江省在对外文化贸易过程中，基本上很少从市场角度来考虑让浙江省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没有把文化软件看作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因此导致浙江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品牌，大量的文化资源不能转化为文化商品和服务出口。

浙江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没有找到如何将博大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浙江省并不缺少文化资源，有众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故乡，但是没有将它们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

第二，缺乏专门从事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企业与机构。在浙江省内，文化贸易主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所推行的文化交流方式来进行，人们对中介公司仍存有很大偏见，中介组织发育迟缓，尤其缺乏能够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网络之中进行创造、生产、推销的企业或中介机构。以表演艺术领域为例，浙江省近几年在美国、德国和法国举办的“中国浙江文化周”等演出虽然造成一定声势，但是这类演出带有浓厚的对外宣传色彩，主要依赖巨大的政府投入，不能计算在文化产品的出口之中。

第三，缺少专门的文化贸易人才。人才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目前，浙江省对于文化产业管理与贸易方面的相关培训与高等教育的重视力度还不够，政府对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介入与联系较少，2007年4月才首次进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时，相关专业的教育也处于探索阶段，较难做到产学结合，将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欠缺。在浙江省内，文化经营方面的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没有专门的人才，没有细致的实证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化企业主要依赖政策的保护，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的整体策划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的工作团队。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不齐导致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低迷与不振，影响了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第四，政策法制不健全。虽然政府曾出台振兴文化产业的政策，但是非法出版、侵犯知识产权等活动仍屡禁不止，这不仅背离了文化产业的正确方向，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并且抑制了文化的原创精神，影响了浙江省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当然也就不利于其文化产品在境外的流通与在国际上获得公正的待遇。如果是一个文化贸易大省，一整套能推动本省文化贸易，促进国际化的外汇管制、项目审批、商品结构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等在内的法律法规是必需的。而浙江省在支持、推动文化产品或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法律，政策的鼓励措施和环境营造方面还有待提高。

第五，市场秩序混乱。法制的不健全，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地区的文化企业特别是传媒企业不是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中竞争，而是被局限在特定的区域内。文化产品虽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经营者追求的仍是利益最大化，国内市场的不统一，使地方企业难以从国内市场获得合理的收入，快速发展。国内市场无法进入，更别提如何进入到国外市场了。另一方面，文化贸易其生产和经营必须讲求社会效益。但目前，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采取压价不正当竞争、非法出版等不法行为，却忽略了社会效益，严重制约了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第六，外贸的带动与提升能力作用不明显。浙江省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外贸企业规模较小，缺少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跨国公司投资的数量少，投资规模比较小；吸收外资的渠道也比较狭窄，由此无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大省的优势带动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第三章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对策

浙江省的文化产业与文化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文化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2008年，一场由美国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尽管这种已有的文化格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抓住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调整，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改变文化贸易逆差的现状，使浙江省将“文化大省”与“出口大省”双剑合璧，成为真正的“文化出口”大省，这对于推动整个省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甚至为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战略路线提供良好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会展业、网络文化产业、动漫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在浙江省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可以成为浙江省增强文化贸易竞争力的新突破口。以四大产业为主导、从战略对策的角度出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开发

一灵活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滋养，成为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来提升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浙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浓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今天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的丰富资源。远在数万年前，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就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在前人创造如此好的资源的前提下，现代文化资源也是百花齐放，从杭州的动漫之都、绍兴的文人故居再到义乌的小商品城、宁波的地方戏曲，各个城市都有其特色文化，可谓多姿多彩，人文荟萃。因此，要灵活运用浙江省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资源的优势，积极采取现代方式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有益价值。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势和长处，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和服务质量，把文化资源优势及时转化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二提升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竞争力

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文化贸易的客体，想要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首先就要从产品本身入手，唯有产品具有竞争力再加以合适的包装和宣传，才能提升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提升对外文化贸易的竞争力。

一是要不断增强文化创新能力。要大力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创新，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运用现代技巧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在浙江省拥有大批创意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创意作品的原创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使其成为浙江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完整的“浙江制造”产品。二是要善于找准与国外文化的契合点。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结合，积极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普适价值。使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始终保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互动，既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不同国家和地区，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又在文化产品中注入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活力，体现浓郁的浙江文化产业的特色，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节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

一注重文化贸易效益

文化贸易是一种经济活动，自然需要注重经济效益，而且是要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要预防几种不利于文化贸易效益的提高的情况：第一，像对待公益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样来对待对外文化贸易,不能有效利用有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贸易活动，从而减弱了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第二，省内同行竞争，互相压价。由于目前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市场仅仅处于发展期，竞争并不明显。但不排除今后市场成熟后出现相互压价的行为，如此一来，将大大增加经济贸易的成本。因此，浙江省在今后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中，应转变思想观念，避免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将文化贸易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注重提高文化贸易效益。

二拓宽文化贸易渠道

影响对外文化贸易的一方面是内容，另一方面就是渠道。

浙江省的文化产品出口，主要可以利用两种有效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国内国外的文化产业博览会，例如，从06年开始至今已举办4届的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利用展会的形式带动文化贸易的进行，不仅利用了低成本的投入，同时较大型的展会也可保证一定交易量。目前，浙江省的义乌文博会已经带动起了中国会展经济的义乌模式。因此，通过文化产业博览会的形式带动对外文化贸易，对于拥有会展资源优势的浙江省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是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发行渠道。虽然对外贸易也可通过外国发行公司，依托国外的发行公司，同时成本低、市场风险小，但是却将丰厚的发行利润给了别人，生产商实际上只赚了很小的一部分。再有，通过国外发行公司发行，就总是远离国外的市场，不能培养对于市场的敏锐感觉。所以，可以由文化企业自己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或收购入外国人现有的发行公司。还可以在海外投资建设“浙江省文化园”，“浙江省文化园”可采用政府开路、企业投资运作的模式。在“浙江省文化园”中开设音像、图书、汉语教材等专门区域，设表演厅、展示厅，供顾客欣赏观看。如果运作合理，“浙江省文化园”可以成为浙江文化开拓世界市场的根据地，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目的。还可以充分利用浙江省网络文化产业的优势，利用网络平台开设各种语言版的“浙江省文化产品网上超市”，集产品展示、销售、服务等电子商务为一体。

第三节健全政策与人才培养体系

一健全外贸政策与法律体系

目前中国整体的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背景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必须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利用全球文化市场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浙江省作为外贸大省，可充分借鉴其他产业外贸体制的成功经验，实施灵活、宽松、自由的外贸政策。

首先，对从事文化贸易的企业进行鼓励和扶持，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及时梳理，继续制定和完善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创新、鼓励和支持文化“走出去”的金融、投资、管理、税收、人才政策，尽快形成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有利于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政策体系。针对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的状况，制定地方文化立法规划，加快地方文化立法步伐，尽快出台一批与文化贸易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善地方文化法规体系，保证对外文化贸易的工作有法可依。

其次，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及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认真落实已有法律法规，加快整合现有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行政执法队伍，形成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系，为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提供良好法制环境。

再者，要大力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文化产业是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法律保障，建立相关法律切实保证文化产品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大力打击盗版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同时，政府要为文化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实施支持各类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促进措施。例如，目前在亚洲文化市场上涌动的“韩流”就是韩国政府政策扶持的结果，韩国政府用十年的时间，通过政策引导使韩国成功的从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文化输入国变为向世界传播韩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输出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最后，要加大对前景较好的文化产业的出口政策的支持，例如，尽快出台大力扶持浙江省会展产业的相关政策，制定产业组织、投资融资、展会管理、展品出口、海关监管等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保证优势产业的良好势头。

二加快培养文化产业人才

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它在几乎包含传统产业一切要素的同时又更加复杂。因此，对于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目前，浙江省在文化经营方面却人才稀缺，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加快文化产业管理与文化贸易方面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紧迫。要充分发挥浙江省人才资源的优势，尽快建设一支既了解对外文化工作规律、又熟悉国际市场规则的对外文化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首先，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和研究班，提高政府部门对外文化工作者以及文化企事业单位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此项可纳入浙江省委宣传部“五个一批”文化人才工程中运作。其次，在一些高等院校开设文化贸易营销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加快文化外贸人才的培养。最后，重点针对浙江省前景良好的文化产业培养专业人才。例如，利用浙江省动漫产业优势，抓好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浙江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等动漫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为培养专业人才做充分准备。

第四节结语

2010年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对于浙江省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从浙江省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前景来看，利用网络文化产业、会展业、动漫产业以及创意产业等新兴文化产业的优势，借鉴其他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过程，利用优势资源、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开拓市场渠道和培养人才是制胜的关键。

在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目前还处于逆差的环境之下，我们要争取转“逆”为“顺”，化危为机，加快浙江省文化产业改革步伐，促进浙江省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对于有着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和商品出口一直发展态势良好的浙江省来说，也许成为文化出口大省的梦想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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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论文篇5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第五，要借助通晓国际文化市场和运作的国际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推介中国文化产品，传播中国文化。

文化贸易论文篇6

关键词：文化产品 国际贸易 文献综述

世界范围内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新的竞争领域。

一、“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综述

（一）政府机构的界定与分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中，对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有这样的描述：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有关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交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2003年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流动》报告称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文化产品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及相关文化产品。WTO三大协议中没有独立于经济贸易规则外的文化贸易规定。文化贸易的相关规则大都包含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的服务范围十四个大类，其中与文化贸易有关的有七类。

（二）学者的界定与分类

关于国际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国内外的文化学者、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及业内人士没有一致性的描述。Van Grasstek（2005）从概念上讲，可交易的文化实体可被定义为能生产或分配物质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能通过音乐、文学、戏剧、喜剧、文档、舞蹈、绘画、摄像和雕塑等艺术形式娱乐大众或激发人们思考。这些艺术形式，有的能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如音乐厅和舞台剧）展示给大众，有的却是先被存储记录下来（如在压缩光盘里）再卖给大众。高洁（2005）认为文化贸易主要是指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Cultural Goods）和文化服务（Cultural Services）的贸易活动。周成名（2006）认为文化产品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李怀亮、闫玉刚（2007）指出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的以货币为媒介的文化交换活动，它既包括有形商品的一部分，例如音像录音制品、纸制出版物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版权、关税等。有些学者把文化产品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一般来说，文化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文化软件则指包含文化内容的产品和文化服务，包括广电节目、电影动画片、印刷出版物、视听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

二、关于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传统理论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适用性的研究

1、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进行解释

对普通的跨国商品贸易，人们通常倾向于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乃至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分析工具。但由于国际文化贸易格局的复杂性，不同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李怀亮（2003）从偏好相似理论解释文化产品进口和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趋势。邱继洲（2005）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成为了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借助于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进一步升级，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就是第三产业升级的表现。在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具有资金、技术、创意上的相对优势，从而可以拉开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会导致文化产品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龚晓莺（2008）认为文化产品是典型的异质产品。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是中高档消费品，某些文化商品和服务甚至是奢侈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文化背景相似的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容易理解、接纳、欣赏来自对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以国际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也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征。还有学者利用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解释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韩骏伟、胡晓明（2009）从产业融合理论进行解释，认为传统文化产业和新技术、新服务、新产业的融合创造出的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既可以作为传统文化产品的补充，也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扩大了消费群体。

2、从文化理论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进行解释

文化产品贸易实际上是产品和服务背后隐藏的文化。季羡林（2001）提出“文化交流论”，文化具有交流的本质。恰恰是这种交流，使不同文化群体间产生了对不同文化的需求。国际间的文化贸易，就意味着不同民族、国家的人对不同的文化存在需求。白玲、吕东峰（2001）提出文化互补理论，文化互补理论有两个前提：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是不同的、人是有好奇心和探知欲的。不同国家生产者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是同一产品，仍然存在文化差异，这一差异永远存在。金元浦（2003）提出文化多样性原则，文化的价值超过商业价值，传递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反映一国和公民的多样性。因此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成功运用“文化例外”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提出《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文化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二）关于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综述

1、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

Nordnesrtneg和varis（1974）发现美国主导了电视节目的国际贸易，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也是领先者。Katz和Wedell（1977）把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现象与阴谋论连结。Hermna（1990）认为，仅由少数大国控制国际信息，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新电子殖民主义”。Mhaamdi（1992）指出，现今帝国主义的完成不是靠剩余价值的获取或对产物的索求，而是由特定国家对其他国以免费或低价方式倾销媒体产品。siune和McQuail（1992）认为，相对说来较小的国家比较会有国家文化独立丧失的危机。

2、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

Widlmna和siwke（1988）认为，较大规模的投资，会使其所生产的影视节目对观众来说具有较大的内在吸引力，也就会使其生产者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Hoskins、Mirus和Rozeboom（1989）三人引入文化折扣这一概念。Hoskins，McFadyen和Finn（1997）提出文化产品具有共享性、文化折扣和外部效应。Gunther G、Schulze（1999）认为文化产品贸易不是大工业化的生产，差异性的小规模文化产品贸易会存在发展。李怀亮（2003）认为规模经济是美国文化产业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不同的文化折扣导致了中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巨大逆差。Mah.Furuya（2005）认为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接近是影响媒介和文化产品全球贸易的主要原因。

3、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

Sinclair，Jacka和cunningham（1996）认为，基于文化和地理的相似性发展了重要的区域市场。HvaneS（2003）强调人际关系、制造“议论”和展示自己的公司品牌带来交易的成功。Bielby和Harrington（2004）指出，一个节目的美学要素只有与观众的情感发生共鸣，才能使节目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三、评论与展望

目前文化产品贸易理论还在发展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首先，文化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其贸易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因此有必要从文化学、人类学、国家安全、经济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其次，对文化产品贸易的界定，不同学者、机构各不相同。对文化贸易的研究也刚刚兴起，从而导致划分标准不统一，数据缺乏。因此有必要建立普适性的划分标准，并进行定量研究。第三，文化产品种类、文化贸易方式等不断出新，文化产品的价值链实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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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UNESCO．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资料来源：UNESCO网站

③韩骏伟，胡晓明．国际文化贸易．中山大学出版社［M］．2009

④李怀亮、闫玉刚等著．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8－39

文化贸易论文篇7

论文论文关键词：中越边境贸易；多元化；分析；前景 论文论文摘要：中越邦邦交正常化以来，边境贸易日益红火，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和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越边境贸易的地位不容忽视。针对中越边境贸易的现状，在客观的多元化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越贸易走向繁荣的可能性及可操作性，井对中越边境贸易的前景作了概括性描述。 1 基于比较优势论的分析 从比较优势论可知，一国应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使双方都能从贸易的交换与分工中获利。 虽然中越两国的劳动力都比较充足，都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两国在边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资本已有一定规模，加之对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在资本与技术方而，相对于越南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反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工人工作条件、待遇的改善，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呈上升趋势，因此，在劳动力的价格上，越南反而具有比较优势。 中越两国进出口产品种类丰富，越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四类：原料、燃料类；农产品类；水产品类；消费品类。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五类：立式水泥厂、糖厂等成套设备；机械、运输工具、医疗器械、计量器械、纺织机械、农业机械；原料、燃料；粮食、食品、水果类；日用消费品、药品等。 正因为双方的互惠互利贸易，使中越贸易额快速增长，前景可观。 2 基于要素禀赋论的分析 根据要素禀赋论，一国应出口的产品，是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而应进口的产品是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市场要素生产的产品。 中国不是资本丰裕型国家，而是劳动丰裕型国家，但相对于越南，中国还是应侧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毕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中国的优势并不比越南强多少。而且一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要素的丰裕度应与一国经济结构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越南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资本不足且技术较落后。但劳动充裕，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通过引进外商在越投资建厂，增加就业，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更大发展的潜力，中国无效率地使用资源，已经让中国走进了资源进一步匮乏的困境，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只会加剧资源的错误配置进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因此，若想实现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大力发展高科投产业，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越南等国，以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3 基于中越地理区位的分析 一国地理区位的分布，会影响该国工农业的布局，从而制约区域经济体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国际贸易具有经济地理效应，即：当一个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而参与国际贸易时，该国的产业、人口与城市就会大规模地集聚到离国际市场最近的边界地区，也即所谓的“边界效应”。这种边界效应的具体表现是：假如该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并且有良好的港口条件，那么该国的产业、人口与城市就会大规模地向国际运输成本最低的沿海地区集聚；假如该国是一个内陆国家，那么该国的产业、人口与城市就会在靠近邻国的边界地区大规模集聚。 中越两国陆地边界线长1347公里，有许多对开的口岸和通道，包括两国已经开放的七对部级陆地边境口岸。漫长的边界线、跨境而居的多个民族、人文、亲缘等关系，为中越双方开展边境贸易，抑制屏障效应，发挥中介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中越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越边境充分发挥边界的正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随着中越两国加强对其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无疑会促进中越边境地区形成一个区域经济体，加速经挤的集聚效应。这不但有利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越南经济的快速增长。 4 基于政治因素的分析 政治从来都是为经济服务的，没有无政治的经济，也没有无经济的政 治。中越两国邦交时好时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但目前，中越两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中国疆土广阔，边境安全问题自然变得复杂和棘手，积极发展与越南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加强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同时，中越都是杜会主义国家，加强两国的政治亲密关系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中国需要越南，团结起来一起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越南也需要中国，挖掘中国的市场，促进自己经济的腾飞。总而言之，中越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共生体，实现经济的大规模增长。 5 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前景 互动性是边境贸易长期发展和持续稳定的前提，中越边境贸易需要两国的积极配合、交流与合作。因此，了解和掌握越南的有关情况，并对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越方的交流与合作，是决定我国边境贸易及其衍生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应当重视和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收集边境贸易的相关资料，分析市场行情，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资料的共享，及时、适时地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提高互动效率，促进和推动边境贸易及其衍生产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 要实现中越边境贸易及其衍生产业的健康稳定地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5.1 完善边境贸易政策法规 制度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只有在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为中越边境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才能给中越两国的贸易合作创造最大的便利，中越贸易才会走向繁荣。 5.2 加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要实现海陆联运便利化。海防是越南北部最大的海港和越南首都河内最大和最主要的出海大道。海防的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其吞吐能力的增加必将使其充分发挥越北出海门户的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密切与我国各港口的业务联系，扩大贸易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大力推进泛亚铁路建设，扩大铁路运力。可以预想，随着海陆联运的便利化及泛亚铁路的完善和发展，中越边境贸易在未来将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 5.3 改善边境口岸管理体制 通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更多的专业化市场，放宽出入边境地区的限制，提高边境管理水平，加快中越边贸物流产业的发展，从而将中越口岸建设成装备现代化、服务态度文明、管理水平高、专业化的友好通商口岸。 5.4 加强文化的融合 中越两国都具有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等特点，两国间具有开展跨境旅游合作的优越条件，通过对旅游景点的双向开发和建设，有利于加强双方的文化认同和融合。因此，可以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构筑中越边境经济、贸易、旅游合作平台为轴心，积极开展各种有利于中越友好关系的活动，加强双方的文化认同和融合

文化贸易论文篇8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可归纳为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发展和渗透,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越来越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国际贸易在为本国经济带来利益,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内民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影响非常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大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总而言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它主要兴起于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的发展为载体,以技术壁垒为核心,体现出来的是更高级、更隐蔽、更歧视的新特征和健康、安全、环保等新内容向着多边贸易规则发展的动态趋势。

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三、我国对外贸易的对策

1.按WTO规则参与国际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场中运到的一切问题的磋商,归根结底都是综合国力的对抗。经济不是孤立的,特别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当代,经济问题时刻与政治和文化甚至军事等实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在游戏中取胜,必须掌握好游戏的规则,全面地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刚加入WTO几年的时间,就受到了纵多反倾销案件,从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得出教训,就要熟悉和掌握好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参与WTO的运行机制的完善建设,增强世贸组织决策的透明度、公平性,使世贸组织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将着力点放在WTO允许的保护规则的优化上。

2.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贸易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借助全球化,使国内企业在保护和潜在的竞争之下推动我国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借助政府的干预使国际贸易向有利于本国获取更多限度的利益方向发展。尽管这些企业最终也会将利润转移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上去,从而活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更多的利润,但政府对这些产业的选择是根据本国有关产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我国产业的发展或者成熟程度确定的。

3.完善和健全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根据WTO最新的贸易规则,了解和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法律和相关政策,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适合我国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企业与政府形成良好共识。

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颇大而长远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应结合国情,选择开放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提高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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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永,江耀生.论经济全球化下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J].经济师,2003,(1).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经济民主化、市场统一化的集中体现。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世界各国在经贸活动中必须加强合作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国际贸易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本文将对全球化与国贸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