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4 06:03:27
欧美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98-02
19世纪下半叶，美国虽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缺少历史和文化底蕴俨然成为其弊病。因此，如何在欧洲文化的笼罩和美国商业文化的熏陶之下构建一种理想的美国文化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主要议题。作为一个长期旅欧的美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围绕“国际主题”展开，描述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的问题，进而探讨欧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他的“国际主题”及其体现的文化理想，评论界大多止于欧美文化的冲突，没有进一步探究和挖掘他理想中的文化构建，即如何解决这种冲突。虽然两种文化的冲突几乎在詹姆斯的每一个作品里都有体现，但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比较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和优劣，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些冲突和对照，摸索出一条构建理想中的美国文化构建之路，即欧美文化的融合之路。
一、欧美文化的冲突
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大多描述了天真、直率的美国人带着对欧洲文化的向往进入欧洲，踏上了文化朝圣之旅，却遭遇圆滑、世故、奸诈的欧洲的冷眼和排挤导致的个人的悲剧。个人都是特定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两个民族的人的激烈冲突往往反映了两种文化和社会的激烈冲突。而文化之间的冲突“究其实质，是两种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冲突”（侯维瑞，1996），由此可见，文化间的冲突是具体表现在宏观的观念以及微观的社会风尚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欧美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间的冲突，以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间的冲突。
由于欧洲与美国历史不同，因此形成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也不同。欧洲历史悠久，等级制度一直存在，因此19世纪末的欧洲的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处在金字塔顶尖的贵族和底部的平民百姓是没有接触的，而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所处的阶级调试自己的行为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与此相反，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但人们更愿意将他人看成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履行不同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社会构成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和观念，使得美国社会更自由平等。因此这种对待等级的态度的不同，必然导致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冲突不断。在《黛西米勒》中，作为美国社会的产物，黛西没有等级观念，带着仆人去欧洲旅居，与仆人同坐一桌吃饭。她不仅将仆人带去欧洲，也将美国的自由思想带去了欧洲。这一被黛西视为正常的举动却遭到了习惯欧洲生活的斯蒂洛太太的反感，认为她没有教养，粗鄙不堪。这种平等对待仆人的行为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民族性格的不同也造成了欧美人的激烈冲突。美国人天性单纯、热爱自由、真诚直率、注重实用；而欧洲人与此相对，更注重礼节和形式，举止文雅，但世故圆滑，更传统保守，一切言行均将其他人作为模版。在《黛西米勒》中，这种民族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冲突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黛西米勒是个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她“似乎过于大胆草率，全然不把旧欧洲大陆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要向它们妥协”（周元晓，2009）。小说中温特伯恩是典型的欧洲人物形象，初见黛西的时候并没有搭讪，因为向未婚女子攀谈是不合适的。欧洲人传统保守，行为做事前总是考虑是否恰当，并且在意他人的看法。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黛西米勒认识温特伯尼的时候便热情交谈，甚至谈论家庭琐事。作为女性，她的热情率真远远超过欧洲男性，而这被斯蒂洛夫人厌恶和排斥，认为黛西是轻佻粗俗的、没有教养的。由此可见，欧美文化的冲突充斥在这些细微的礼节和行为准则里。
亨利・詹姆斯在将美国优点暴露的同时也将弱点展示给读者，那就是美国的精神匮乏。另一个欧美文化的冲突体现在欧洲高雅的精神文明和美国的物质主义中。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短暂的历史导致其缺少文化的传承和累积，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财富的积累就能过上好生活，导致了美国举国上下追求财富，注重实用主义，但精神高度贫瘠匮乏。亨利・詹姆斯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评论文章《论霍桑》中说道：“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出那些在别的国家里存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具有的‘文物制度’，而它们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中却难觅踪迹，直至我们会惊讶地想，美国到底还有些什么。”（James，1984）而他对美国社会这种精神贫瘠的态度在小说《黛西米勒》中也有体现。黛西米勒对欧洲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了解。在参观古堡的时候，她只关心同伴的琐事，而不在意历史；在罗马时，她只享受聚会，却忽略了这座影响欧洲大陆文明的城市历史。《美国人》中的主人公纽曼，是美国主流实业家。他逛遍欧洲的博物馆、教堂、画廊，却只关心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而对文化审美和欣赏上没有任何提高。小说中的代表人物都反映了美国文化精神匮乏、无知狭隘的状况，以及作者对此现状忧虑与不满的态度。
亨利・詹姆斯通过不同的作品刻画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大到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冲突，小到社交礼仪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的冲突做了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使读者更深刻和直观地体会欧美文化间的冲突。
二、欧美文化的融合
詹姆斯认识到了欧美文化的不同，但他并没有评判好坏优劣，不谴责也不赞同，而是分别从两种文化中挑出他欣赏的部分，融合构建成一个他理想的文化模型。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过他关于文化融合的想法：“我们可以以任何一个民族都能更自由地对待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形式，我们可以采摘、挑选并消化吸收，简而言之，不管在哪里发现我们都可以认作自己的财产。……我觉得美国作家也可以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志趣和智力上的融合和综合不是不可能的，并且这种融合的状况会比我们所见到的成就更重要。”（亨利・詹姆，2005）这种文化融合在小说的结局中也有所体现。
小说《罗德里克・哈德森》用一位美国艺术家夭折的悲惨遭遇，揭示了美国人完全抛弃美国精神全盘接受欧洲文化却被边缘化面临身份危机的尴尬处境。小说中，哈德森一到罗马就急于抛弃自身的美国特质，全盘接受欧洲文化传统。他爱上了克里斯蒂娜・莱特，抛弃了美国的未婚妻玛丽・加兰。这两个女性形象都极具象征意味。克里斯蒂娜・莱特代表着欧洲高度发达的文明美和伴随而来的颓废。玛丽・加兰代表着美国清教传统，即极强的道德感和坚贞不渝的信念。哈德森抛弃了未婚妻意味着他抛弃了美国的道德感和勤奋耐劳的美德去迎合欧洲文化，最后迷失在欧洲的文明里。詹姆斯在这部作品里向读者表明这不是他理想中的美国人形象，构建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摒弃美国特质。
小说《美国人》通过主人公纽曼的遭遇，揭示了坚持美国文化，不接受欧洲文化不是构建新的美国文化的途径。纽曼是典型的美国人，诙谐幽默、体魄健壮、慷慨大方、满目自信，缺少文化却充满道德意识。与哈德森不同，纽曼没有摒弃美国文化，而是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并一直坚持着美国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特性。尽管他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富有同情心，资助他认为的落难艺术大师，但他把三流画家错认为艺术大师的举动遭到鄙视和讥讽。他的价值观就是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却对文化没有了解的欲望。这种缺乏对历史文化的体察和修养是不被欧洲人接受的。向贵族小姐求婚却被其家人挖苦嘲笑最后回到美国的悲惨结局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基本态度――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的美国文化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文化模样。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美国人的形象才是詹姆斯理想中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与纽曼不同，主人公伊莎贝尔有着对知识的渴望，乐于感受欧洲文化。纽曼只是形式上逛逛画廊等文化场所，但思考更多的是商业价值。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是很紧张的。而伊莎贝尔与欧洲文化的关系却是非常和谐的。她走遍各个博物馆和画廊，用心欣赏着艺术品并享受这一切，积极地吸收着欧洲文化的养分。但与哈德森的全盘接受欧洲文化抛弃美国文化不同，她对两种文化的态度更理性、客观。她对梅尔夫人的转变曾评价，“她已经变得太柔顺圆滑，太纯熟，太高雅了”（亨利・詹姆斯，1984）。这个“太”字就体现了以萨贝尔的态度――不过分接受吸取欧洲文化。在保留她作为美国人热情乐观、敢于冒险、追求自由的特质的同时，适度接受欧洲文化。而伊莎贝尔最后发现丈夫的阴谋后，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回到丈夫的身边，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她展示了融合了欧美文化的理想美国人，吸收了欧洲的文化精髓，同时具有美国民族的热情与活力，勇于承担、敢于牺牲、追求文化、成熟优雅。而这正是作者詹姆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结局的设计向读者展示的理想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
三、结语
作为长期旅外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系列国际题材的小说中一直在构建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詹姆斯挑出本土文化的羁绊，将欧洲文化作为丰富的资源，通过消化吸收欧洲文化来构建美国文化。异质文化不再是威胁而受排斥，而是作为一种正面的因素被积极地利用和吸收，即保留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也为这种深沉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James，Henry.Hawthorne[M].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4.
[2]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亨利・詹姆斯.美国景象[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4]侯维瑞.英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欧美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领先；文明；欧美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是各个国家、各代学者探讨研究的主体。东方文明的历史痕迹现在仍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西方文明离我们较为遥远，很难直接感受。这本《欧洲文明史》，是感受欧洲文明，了解它的特点的机会。
全书的主要目的是展现欧洲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欧洲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之处。首先从文明一词谈起，说明了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此书的重点是展示欧洲文明的内涵以及特点，而且将仅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
为什么我们对于欧洲文明如此感兴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使得西方的优势不那么明显，进而在历史上体现为全球史观代替了“西方中心论”。我们不会绝对地认为欧洲文化是先进的，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西方在13世纪或者15世纪后是“占得先机”的。
那么欧洲为什么是“占得先机”的？从“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欧洲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
在13世纪之前，东方在技术、经济等多方面都毫无疑问是走在前面的。但13世纪之后，欧洲开始显现出她的潜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大航海r代到殖民主义，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国家相继完成，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过去我对于为什么欧美能够占得先机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局限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比如欧洲进行罪恶的三角贸易，以各种方式掠夺了殖民地，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才得到发展。我很少考虑文化或者说文明这一层次，我认为它很“虚无”，并不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作用。这种思维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较大，且意识形态色彩很浓。而此书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基佐对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的分析，让我不能够忽视文明的作用。
首先，只说“欧洲在近代占得先机”是不准确的，因为一战二战后欧洲衰败，美国兴起，直到今天，美国仍旧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谈论这个问题不能避开美国。那我们就需要说明欧洲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关系。我比较认同陈乐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欧洲文明十五讲》第一讲中，有一个学生提问“美国文明是否超越了欧洲文明，怎么超越的？”，陈先生回答：“第一，美国继承了欧洲文明，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里比较精华的部分……第二，美国人最早实现了欧洲人的理想……但是美国现在很霸道……”也就是说，美国文明的渊源是欧洲文明，只是用它自己的方式阐释、发展了欧洲文明。所以我们谈论欧洲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涵盖美国的。
欧洲文明是最具备多样性的。我们看欧洲的地图、欧洲的历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她的“破碎感”。她和大一统的中国甚至是日本、印度以及一些伊斯兰国家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多样性。而欧洲文明的多样性不止体现在这一点。在欧洲的历史上，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民主政治的成分；存在着无数程度不等的自由、财富和势力。文学艺术方面，作者认为印度等地的文学是在“同一副模子里铸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印度等地的文明也就是东方文明，是不具备多样性的。这一点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复杂的集成体，都是具备多样性的。但欧洲文明无疑是多样性特征最明显的。
那么多样性的文明为什么能够引领欧美占得先机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生物学的一些观念可以为人文学科提供借鉴。像赫胥黎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生物多样性对于生态十分重要。物种越少的生态系统越脆弱。在森林生态系统里的蛇可以捕食鼠类和蛙类，而在草原生态系统的蛇就只能捕食鼠类，那么如果某种鼠类灭绝了，草原食物链就断裂了，森林食物链还可以维持。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生态环境。政治上的多样性使得势力、原则、制度总是互相混杂、限制和无休无止地斗争；思想感情上，神权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权力的拥护者在他们的主张取得结果之前就退却了，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绝对权力者，社会就在不安定因素的碰撞中向前进步。
不具备单一性文明的社会，在早期是发展非常缓慢的。但它的发展却非常持久。中世纪的欧洲给人的普遍印象是黑暗、愚昧和落后，而当时的东方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较为先进。其实不然，看过《欧洲文明史》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就会发现中世纪与后期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晰，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方面，都是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的。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只是后来发展的速率变快了很多而已。欧洲的兴起是以“文艺复兴”为开端的。丰富、有力而强大的思想能够带动发展。
欧洲人对于正义、自由等现代社会原则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文明史》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都是法国人。他们在书中经意间或是不经意间表达出的那种真挚的热爱，让我感到十分震撼。那种震撼力让我觉得，欧洲之所以在近代能够占得先机，是因为他们的文明有着热爱理性以及理性所带来的许多原则的灵魂。
欧美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欧美、电影、文化
文化是电影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反映的都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即便是一个国家的导演去拍摄另外国家的电影，其中也渗透着点点滴滴本国的文化。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的电影，无一不明显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与本国当前的文化，无论是拍过去、现代还是未来。
一、当前欧美电影的特点
（一）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电影受到热捧。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老无所依》、2009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2010年《拆弹部队》包括之前的《撞车》之类的影片，受到了专家与人们的好评，这些影片都是社会现实的精炼与升华，反映了社会与人性的真实与虚假、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在人们心中形成共鸣，从真实的再现角度，提高了影片的感染力，这类题材的电影成为了近十年欧美拍的最多的电影。
（二）以幻想为主线的电影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以《哈利波特》、《指环王》、《阿凡达》为代表的颇具玄幻色彩的电影为代表，出现了很多想象力丰富离奇，甚至构思天马行空的片子，包括之后的《盗梦空间》等，将玄幻与悬疑有效结合在一起，用完全脱离现实的幻境反应简单的故事情节，用3D的效果代替了原有的成像技术，不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也受到了成年人的推崇。
（三）还原历史，重提英雄与领导的力量。《国王的演讲》、《铁娘子》等获奖影片从内容来说，可以看到欧美文化强调英雄主义的文化气息很浓。尤其对于英美人，由于其文明不如中国、印度等国家这么久远，其历史题材的影片大多只追溯到了上世纪，尤其以一战、二战的影片为主线，拍摄了很多电影。此外，其宣传英雄的力量，与重溯历史，也是对欧美经济长期疲软的一个提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众的信心。
（四）多元化的文化融合。近十年的欧美电影中，东西方的文化交融非常密切。自上世纪《卧虎藏龙》的票房大卖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中国、印度的很多电影传入好莱坞，频频获奖，使得很多欧美人对东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众多电影出现了东方元素，包括007系列，《碟中谍》系列，《生化危机》系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获奖更是将东方题材电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电影反映的西方文化的发展
（一）“大胆”与“冒险”的开拓精神为永久的文化支撑。“NO one stands still.If you are not moving ahead，you are falling behind.”从“阿甘”到“勇敢的心”，从“哈利波特”到“少年派”，都反映出了欧美人热衷冒险的精神，从Discovery的成功就能看出，欧美人对未知领域是多么的向往。这也跟其国家发展与文化发展历史有关，英国一直以其工业革命那段历史为傲，美国也经常以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为题材，甚至现在的欧美人对现在所生存的世界心存不满，期待对新世界的开拓。
（二）“创新”是电影阐释西方文化的最直接表述。《盗梦空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等，都是用超乎常理的逻辑，而感觉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过程来描述一些简单的道理，奇妙的思维不光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在内涵上更突出了创新二字。创新思维一直以来都是西方文化倡导的，其视角的突破性甚至略显叛逆，甚至颠覆了人们对影视的传统看法。
（三）不拘小节的生活习惯。我们东方最近倡导的“原生态”，是将繁杂的生活回归自然。而欧美，“不拘小节”甚至“随意”的生活与言论，仿佛代表了其更加的民主，电影中，很多细节都表现了其在礼节、规范、言论等各个方面的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欧美生活的原生态。
（四）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对于美国文化来讲，其文化历史并不长，但其接收的各国信息非常多，伴随着新思潮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成为了当今美国文化的主要方向。对于欧美电影的发展，也将海外市场作为的主要额开发方向，不但要让世界了解欧美的文化，还要让世界接受欧美的文化，在此过程中，欧美电影慢慢的也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尤其是亚非的文化。加上美国外来人口众多，多种族，民族的融合，改编外来文化的故事早已成为美国电影市场的致富秘诀。
（五）宗教因素的宣扬。欧美国家对于基督教的宣扬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电影中也能时时刻刻的感受到。美国是最具宗教多样性的国家，而基督教仍是美国的主流。在美国大部分电影中，都能提到上帝，甚至在美国的国歌里，谱写了“上帝保佑美国”的歌词。自然而然，基督教倡导的平等自由、友爱互助、同情弱者、自尊自爱、尊重他人等价值准则和处世哲学，都是在美国电影题材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三、文化与电影的互相影响
电影作为一项近百年最为成功的文化与娱乐结合的传媒方式，已经成为了一项世界语言。人们通过电影，接受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一）电影的空间文化的发展，带动西方文化空间的扩展
电影在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大多反应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发生的故事，反映现实与幻想，代表了人们的思潮。从乡村到城市，从时间到空间，从富贵到贫穷，电影用不同的空间符号，形成完全不同的空间语义内容。空间的不断重组，形成了稳定的文化空间。西方的文化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不断的多元化，进而影响到电影产业，也向多元化的空间拓展。
（二）以英语为主导向全球语境拓展
欧美电影的全球语境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以英语为主的西方各国，开始了学习东方语言的热情。很多中、日、韩语班常常爆满。全球的语言带来的全球的文化，在多元文化选择策略下，欧美电影吸收世界各地的艺术风格、将其成功地纳入作品中，逐步影响到的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三）电影直接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电影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认同和人们的价值观，即便很多电影表现小众生活，却引导了大众的探讨，即使有争议的电影，也能得到一个阶层的普遍认同。多样的欧美影片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打开了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也为西方了解世界创造了条件，是时代特征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不但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人民价值观的融合与发展。（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朱敏；中西方电影商业美学的回归与差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6
[2]朱晓艺；国际电影节推广策略与中国电影对外文化推广[J]；文化艺术研究；2011.02
欧美文化论文篇4
一、“欧洲中心论”的定义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教育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由于其视角上的偏狭性，近年来在学理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因此，在对“欧洲中心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做出界定，否则这场讨论将无法展开。
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基本上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指的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1]。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叫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也叫种族中心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易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自古就有，可以说世界各族群文化相处上文明发展处于先对先进位置的民族常有的状态。
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而欧洲中心论则把文化中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利用强大的历史哲学和理论、方法将“欧洲中心”变成一种信仰，以最不易于察觉的方式向世界扩张。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让欧洲以及非欧洲世界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而非西方世界学者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分析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史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对于世界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赤裸裸的显示，又有温情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显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通史编纂的内容比重和世界史体系方面。表现在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的欧洲的内容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式为主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国学界早有察觉。早在1928年，雷海宗先生在评论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时，就提出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着问题。吴齐本《世界史》是一本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开创之作，但在近代史编纂的比例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该书的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共6章24节中910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中79%的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因此，认为该著作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例如早期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由多个文明中心组成，每个文明的发展过程有早有晚，有急有缓，世界历史进行统一的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2.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史的逻辑前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切要归功于西方强大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并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设为世界历史的前提假定，由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因此欧洲的先进是永恒的。认为欧洲的道路具有普遍性，把其他一切文明的欧洲化是说成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此外，还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基于欧洲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概念。这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承认西方的先进性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确定的标准为圭臬。西方文明成了参照体系，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机械地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警惕，我们的历史叙事将会被同质化，而一个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对此我们要反思、批判和超越。反思是批判的前提，批判又是超越的前提。反思什么?为何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已持续有年，为何仍不能走出这种文化中心论的影子?
(1)欧洲中心论史观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清除的。这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浸淫的结果。在西方的世界史编纂方面，以反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世界历史的解释，具体表现形式为以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
例如威廉·莫克尼尔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认为欧洲的先进与它得天独厚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与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中心的史观代表认为是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人类中心论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通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统一性。关注人与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多中心史观则走得更为极端，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前者故意回避“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个问题，后者则是用另外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而且其论据的落脚点仍落在西方文明上，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
(2)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在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西方世界建树颇丰，非西方世界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知识储备则显得单薄，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J·M·布劳特在其《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列举了八位对欧洲中心论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欧洲文化的先进地位和优越性，这其中包括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认为欧洲人有着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学技术，等等。而与此相对的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显得不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衷的崇拜，他们引进多元化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叙事，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编纂和叙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意识增强，甚至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但在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上则显得薄弱。由此可见，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批判“欧洲中心论”呢?其内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可以对其全盘否定。对此，马世力将“欧洲中心论”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将“欧洲中心论”分为“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1)二者的内涵不同。马世力认为，“欧洲中心论”在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的这个层面是合理的[2]。怎样理解“欧洲中心论”的“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这个层面呢?马世力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中心的，这里的发展中心定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以及地位”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证明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只有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发展形态的示范作用，并比较二者的区别：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这种“中心”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因此具有永恒性，因此是不合理的，要坚决批判的。
(2)在研究方法上。“承认欧洲曾经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是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西欧或者欧洲，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才能起到示范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中心地位。而“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则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认为西欧或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否认和抹杀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内容的界定的不同。这里的“欧洲”包括欧洲各民族、各进步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资产阶级。
反思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但超越“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命题，实现也绝非易事。对于如何实现超越，各学术大家提出诸多良策，但关键的一条是不要犯非此即彼的错误，在批判和超越之间建立起对话和沟通的中介。
欧美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俄罗斯 欧亚主义 文化 外交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着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着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可谓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从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罗斯洗礼”开始,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长达近250年的统治,不仅向俄罗斯灌输了东方的制度规范,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灵魂世界,“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没有俄罗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继承了亚洲的传统,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建立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从17世纪开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西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欧文化的大量引进加速了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在俄罗斯社会意识及理论研究中就存在着欧亚主义思想萌芽。俄罗斯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俄罗斯文明和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在俄罗斯历史的每一个极其重大或者危机时刻都可以引发争论、论战和关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话题的对话。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欧亚主义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侨知识界中广泛出现。即使在苏联时代,欧亚主义思想虽被封闭限制,但在俄侨中继续产生着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思维体系的迷茫,使俄罗斯人开始了从自己祖国精神文化遗产中苦苦找寻摆脱自身民族危机途径的进程,在与西方化的较量过程中,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开始复兴。毫无疑问,欧亚主义的复兴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的,俄罗斯千年发展史的文化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罗斯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动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俄罗斯欧亚主义具有俄罗斯文化发展史的显着特征,强调可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的主张是其理论独特之处。这里,须强调的是,从俄罗斯文化发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认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文化特征,但还应该把其理论内涵作为另一切入点进一步探究。
三、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分析
欧亚主义者认为,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讲,俄罗斯地缘政治分布在东西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是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桥梁,其地理空间在俄罗斯的地理环境与其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体系,是一种特有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文化虽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中间地位,但既不属于东方文明,也不属于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欧亚主义不同于斯拉夫主义,它不排斥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以外的文化进行合作的思想意识。
一些欧亚主义者关心的另一焦点是俄罗斯历史意义以及俄罗斯独特文化。欧亚主义认为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精神的基础,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罗斯能够实现统一的保证,千年东正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苏联解体至今十几年来,东正教在俄罗斯日趋兴盛,各地东正教教堂重建现象十分普遍,俄罗斯人民对东正教的信仰热情有增无减,东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独联体国家各个阶层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强调国家的作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寻求俄罗斯走向现代化的中间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复兴的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各种文明之间关系的交互性”,应当“培植居住在俄罗斯的全体人民,所有民族之间互相深深尊重,实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联合起他们的力量以实现并达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标”。
建立统一的欧亚文明是欧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罗斯的双重社会文化战略。该战略方案认为,因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选择的社会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欧亚主义者认为。相对于西方来说,俄罗斯自己是落后的社会,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政策,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会文化扞卫自己的国家地位。相反,俄罗斯相对于东方而言,是先进的社会,而且对它负 有传统的历史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强调国家作用,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积极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精髓。让我们来看看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外交政策进程,不难找到复兴欧亚主义的痕迹,也就是说,复兴的欧亚主义思想显现于俄罗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思想
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和两极世界格局的最终结束。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直接继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拥有昔日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得不随着世界形势的总体变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调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尤其在科济列夫任外长期间,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竭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以尽快摆脱国内危机。这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并没有改善俄罗斯低迷的经济境况,反使俄罗斯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随着欧亚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一些学者认为应使欧亚主义思想成为俄罗斯全国团结一致的思想意识,以便解决国家的经济增长及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问题。这些学者大体上从地缘政治和文明两个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进而使欧亚主义的影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很多在俄罗斯政界身居要职的人,使欧亚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进程。
谈到外交政策中的欧亚主义思想,不能不提到普里马科夫。具有欧亚主义思想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一职,改变了过去“一边倒”亲西方外交政策,加大了全方位外交力度,对西方国家及对亚太地区和独联体的外交,为俄罗斯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创造了机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东方”外交取得很大成效。可以这样说,普里马科夫的任职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西方化到欧亚主义的转变。让我们再看看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普京正式出任俄罗斯总统后,优先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普京继承了前任叶利钦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实现国富民强为目标,对俄外交进行了适时的调整。他强调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提出了“欧洲方向”和“亚洲方向”的思想。普京的外交政策明显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在其外交思想中更多展示出来的是实用主义,强调同西方搞好关系、融入欧洲的重要意义。自美国“九一一”事件以来,更是全方位展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在反恐问题上积极与欧美国家进行合作,甚至有时放弃自己以往的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力求最大程度争取经济实惠;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寻求一切机会尽力修补俄美关系以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它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以制约美国的单极化图谋,并借此提升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事实证明:普京的外交政策确实为俄罗斯争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普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多边实用主义外交,与欧亚主义所主张的欧亚并重的思想不谋而合。
欧美文化论文篇6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
欧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美欧关系；认同危机；集体身份；结构性变迁
因伊拉克问题而彰显的美欧分歧，一时间成了政界和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对于美欧分歧的根源和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前景，各种分析见仁见智。悲观论者认为，美欧之间在权力、威胁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西洋关系走向解体。乐观论者则认为，美欧之间的麻烦只是僵硬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影响、外交失当的产物，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维持大西洋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①对美欧分歧的原因的不同判断，会得出关于未来大西洋关系发展前景的不同结论。但是，不论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在求证各自的判断时都提到了价值观问题，而且分别把美欧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与一致列为重要论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价值观因素到底在美欧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本文并不奢望对这两种见解进行学理仲裁，而是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美欧分歧的观念性成因来揭示美欧之间日益突出的认同危机和身份背离，并进而深入分析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美欧分歧的观念性成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欧同盟关系开始发生微妙但却深刻的变化，美欧分歧不断凸显和加剧。造成传统大西洋关系出现裂隙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共同敌人的消失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主要敌人缺席的情况下，美欧之间渐行渐远的世界观、安全观、治理观则是更为基础性的、不可忽视的内在成因。
对于如何解读冷战后的世界，美欧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美国坚信，美国的绝对主导是当今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查尔斯·克劳瑟默和威廉·沃尔弗斯等人分别撰文宣称，世界已经由美国的“单极时刻”(unipolarmoment)进入美国的“单极时代”(unipolarera)，①而且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长期内将无法撼动。②罗伯特·卡根认为:“苏联帝国的崩溃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重组，当前的形势是，美国全球霸权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主导因素。”③布什政府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将以此“推动有利于自由的均势”。④与此不同，欧洲则认为，当今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是全球化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⑤克里斯托弗·伯特兰写道:“新时代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全球化。正如资本、商务、通讯不受距离阻碍在全球运营一样，安全与不安全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它们再也不能通过指称具体的地区和领土疆界来加以界定”。①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认为，“金融市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世界贸易……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自我利益和我们的相互利益今天已经不可摆脱地交织在了一起”。②
尽管美国对自身的主导地位信心十足，但美国眼中的世界仍是“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美国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认定为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主要威胁。这既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本土安全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和挑战，并进而强化了遗留在美国决策层的冷战思维，也是因为美国试图借助遥遥领先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实力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构建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冷战结束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则具有截然不同的寓意，虽然不能说欧洲眼中的世界完全变成了“康德式的协调世界”，但是欧洲各国普遍相信，人类有可能因此走出霍布斯丛林。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标志冷战结束的“11·9”柏林墙倒塌事件可能要比“9·11”恐怖袭击事件更为重要。③因此，在欧洲看来，种族冲突、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才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不是“9·11”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而是因为欧洲对恐怖主义威胁具有与美国不同的判断，它把恐怖主义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集体威胁，因而主张集体应对，并致力于建立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借用罗伯特·库珀的术语，欧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威胁已经消失，而美国仍然停留于“现代世界”，认为传统威胁无所不在。④
对安全威胁的不同认知和对安全目标的不同确定，必然带来对安全手段的不同取舍。美国认为，对付任何潜在敌人特别是恐怖分子的有效办法是依靠武力先发制人，因为美国相信胁迫优于说服、制裁优于诱导、大棒优于胡萝卜。欧洲的观念则恰恰相反，欧洲人倾向于通过和解、协商、外交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①因此，对于全球问题的治理和国际安全秩序的建构与维护，美国与欧洲分别开出了不同的处方。美国怀疑和漠视国际制度的作用，把联合国看作是束缚手脚的障碍;欧洲则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情有独钟，不仅尊重联合国的权威，而且坚信国际制度有能力也有效率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更喜欢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方式;欧洲则坚持多边主义和大国协调才是实现国际安全有序的根本;虽然美国并不完全否认大国合作的意义，但美国最多只能接受可由其任意取舍的“菜单式多边主义”(alacartemultilateralism)。美国强调国家实力和联盟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临时性、松散的“意愿联盟”(coalitionofwilling)优于长期性、固定的“军事同盟”;欧洲虽然也看重联盟关系的价值，但更强调以行动能力为前提的关系密切的地区内合作和地区间合作。与美国相比，欧洲倡导的是一种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相互照应，与其他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和合作为准则的全球治理结构。
美国与欧洲之间在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方面的分野正在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虽然并不能因此将现在不断扩大的美欧裂隙完全归因于观念性因素，但是这些观念性成因的存在却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卡根敏锐而且及时地指出了美欧之间的巨大分歧，他的失误并不在于忽视了美欧观念差距的影响，而是把它完全看作权力差距的产物。②美欧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足以解释观念差距，观念差距既“内生”于实力差距，又独立作用于实力等物质性因素。恰如菲利普·戈登所言，“与美国相比，欧洲在军事实力方面的相对不足既是双方不同战略文化的原因，也是双方不同战略文化的产物”。③强调美欧之间观念性分歧并不是要弱化双方物质性差距的作用，也不是要否定大西洋两岸基本价值观的共性，而是为了弥补实力分析的不足，并进一步探讨这些观念性分野对传统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及其对于未来大西洋关系基本结构的寓意。
认同危机与美欧集体身份的淡化
美欧之间观念性分歧的直接结果和集中体现就是集体认同的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认同与身份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身份是指某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形成的。认同是指行为主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主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共享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为自己定位。集体认同是指自我和他者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自我的延伸。集体身份则是指在集体认同基础上把自我看作一个群体或“群我”一部分的意识。①冷战期间，美欧之间相互把对方看作自我的延伸，并分别把自己看作“西方”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以西方价值观为纽带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但是，美欧之间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以苏联为主的“东方”阵营为外在“他者”来界定和维系的，因此，随着苏联这个特定“他者”的退场，美欧之间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开始出现危机。
依据建构主义理论，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都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主体之间的共有知识、观念、或话语建构起来的。温特把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因素概括为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②这四个主变量不仅决定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形成，而且还决定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发展与演变。美欧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日益明显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也可以从这个四个主变量中得到解释。
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的相互依存是美欧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原因。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和欧洲把苏联界定为共同敌人，从而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美欧不仅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基本一致，而且安全观念也相同。不仅欧洲的安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而且美国的安全也离不开欧洲的强大与合作。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成为维系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因素。然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不再视欧洲为不可或缺的安全伙伴，而是“可选的伙伴”之一。欧洲虽然在安全上仍然依赖于美国，但随着欧洲统一进程的迅速推进，欧洲正在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并致力于发展独立的外交与防务。科索沃危机之后，美欧之间安全方面相互依存关系的稀释严重冲击着他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
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之所以维系着美欧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还在于它事关二者的共同命运。虽然相互依存和共同命运都不构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充分条件，但它们却是影响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变量。典型的共同命运通常是由共同的外来威胁造就的。冷战期间，美欧的共同命运在于共同对敌，防止被苏联分裂。但是如今，苏联这个共同敌人已经消失，美欧之间对威胁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偏差，他们已经不再是“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因此，不仅昔日的共同命运已不存在，而且新的共同目标尚难以形成。虽然美欧都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界定为共同威胁，但是它们在美欧各自安全威胁的排序中占据不同地位，而且各自提出的应对战略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都不足以帮助美欧再生维系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所必需的共同命运。
转贴于 同质性或相似性是形成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质性可以通过减少冲突、增加利益趋同来减小利己身份的影响，促进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形成。美欧之所以能够在冷战期间形成联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分享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之后，美欧之间在同质性方面也出现了不利于维系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发展趋势。虽然不能说美欧在基本价值观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但是他们在具体的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等方面的分歧却是显而易见的。对大西洋关系持乐观看法的人主要就是以美欧之间分享共同价值观为立论根据的。①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就像共同历史和价值观并没有能阻止东西罗马走向对抗与分裂一样，它也无法阻止美欧步东西罗马的后尘。②而且，美欧之间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也呈现扩大态势。卡根认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①查尔斯·库普钱则指出:“美国人认为欧盟对多边主义制度和国际法治的坚定承诺太过天真、自以为是、是军事软弱的结果，欧洲人则认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依赖太过简单化、自私自利、是实力过剩的产物。”②不论美欧价值观上的异质性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同质性本身在逐渐丧失原有的认同亲和力。
最后，导致美欧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淡化的还有自我约束问题。利己身份既是集体身份的对立面，又是集体身份的潜在威胁。利己身份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给定因素，是各国先天拥有的，不会因为集体身份的获得而丧失。只有当行为体能够确信他们的需求会得到重视，其个体性在不会完全被群体所淹没的情况下，利己身份才不会挑战和破坏集体身份。在没有第三方制约的情况下实行自我克制便成了维系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根本基础。③冷战期间，苏联的外在制约和美欧各自的自我约束乃是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形成的保证，也是为什么尽管冷战期间美欧之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却都没有导致大西洋关系破裂的原因所在。④但是，冷战结束之后，不仅第三方制约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美欧之间的自我约束也出现了问题。在科索沃问题上，欧洲要求美国帮助解决危机的期望没有得到美国的尊重;在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后重建问题上，美国指望欧洲配合推翻萨达姆政权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欧洲的尊重，同样的，欧洲国家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更是没能从美国那里得到所期待的关照。美国要撇开欧洲建立单极世界，欧洲则要撇开美国独立发展军事和防务力量。其结果是:在美欧各自的自我意识和利己身份不断得到强化的同时，美欧之间的集体身份却在不断遭到削弱。
在美欧关系的发展中，冷战结束打破了原有的认同体系，成为改变美欧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终结了美欧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共同命运，而且冲击着美欧价值观上的同质性和彼此尊重所需的自我约束。受其影响发生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彼此行为上的互动，更为重要的则是观念上的互动，表现为美欧之间共有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的丧失和共同利益的减少，美欧对彼此的认同逐渐减少，自我认同意识相应上升，利己身份开始挑战集体身份。①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老欧洲”的不屑一顾和反感。②索拉纳则直言，欧洲要与美国建立更加平等的盟友关系，美国应学会如何同欧洲合作，“不仅允许盟友参与政策的实施，而且还允许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③如果说苏联崩溃是冷战的直接后果，那么美欧出现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趋势则是冷战结束后的间接但意义深远的历史遗产。它虽然并没有像柏林墙倒塌那样迅速改变东西方关系，但它的影响是漫长的，在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西洋关系。
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
美欧分歧为传统的大西洋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分歧的底层正孕育着美欧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变迁。对于处在若即若离关节点的大西洋关系，很多有识之士发出了严厉警告。基辛格尖锐地指出:美欧分歧“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自50多年前创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④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艾欧·达尔德尔认为，美欧关系结构上的深刻变迁将导致“大西洋主义的终结”。⑤杰西卡·马修斯表示，欧盟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小伙伴，美国必须从心理上做好必要调整，不能继续指望欧洲对它惟命是从、马首是瞻。⑥拉赞·梅农强调，伊拉克危机后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已经不完全具备如以往历次争吵后和好如初那样的政治和感情基础。⑦
依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变化和结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建构过程。一方面，结构具有定义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功能，因此，结构变化意味着共有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当行为体重新定义其身份和利益时，结构就会发生改变，因此，“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的”。①如果说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迁带来了美欧之间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丧失，那么美欧各自利己身份的重新定位必将带来大西洋关系的结构重组。尽管由于美欧认同关系和身份定位尚处于调整过程之中，美欧关系的发展走向尚不十分明朗，但是从身份变化带来结构性变迁的角度来看，美欧关系的结构变迁存在三种可能前景。
前景一:美欧分裂并对抗，这是悲观论者的基本预测。欧洲实现统一并崛起为一支新的地缘政治力量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一次重要转变。在统一过程中，欧盟主要是通过在某些问题上反美来强化欧洲认同和欧洲身份的。②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一同加剧了美欧之间的认同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③倘若美欧之间的观念性分歧继续扩大和深化，他们分别以对方为外在“他者”来定义各自的利己身份，那么大西洋关系的最终破裂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卡根认为，美欧分歧是根本性的，尽管美欧分裂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大西洋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张。戴维·卡莱欧写道:“一个更为独立的欧洲联盟可能预示着正在酝酿中的西方内部的地缘政治冲突。”④库普钱也指出，崛起的欧洲正在与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美欧之间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重新变成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美欧分裂并对抗的后果必然是“大西洋联盟的死亡”和“西方的终结”。⑤
前景二:美欧和解并合作，这是乐观论者的基本预测。美欧之间的分歧无论如何严重，都尚未彻底改变大西洋关系的基本格局。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大西洋两岸仍然同大于异。①欧洲各国依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美欧之间基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并没有根本背离。倘若双方能够及时有效地调整各自的外交战略，大西洋关系并不是不可修复的，美欧各自的利己身份也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以彼此对立为基本特征。例如，戈登并不认为大西洋关系会发展到无法挽救、不可调和的分裂程度。②罗伯特·杰维斯也认为，“欧洲不会在传统的均势意义上抗衡美国”。③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则指出，美欧关系不是火星人与金星人的关系，而是恺撒(Caesar)与克利萨斯(Croesus)的关系，前者拥有无限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后者则积聚了无限的财富，他们彼此需要，共生共栖。④美欧之间不仅会像以前一样捐弃前嫌，实现和解，而且还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合作。
前景三: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这是基于现实的基本预测。不论美欧之间的分歧是不是根本性和不可修复的，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都在侵蚀着传统的大西洋联盟。很大程度上，美欧在冷战期间形成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已经陷入僵局，由于原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不可回归的，因此，美欧之间传统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也是不可回归的。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欧不会形成某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倘若大西洋两岸能够在各自利己身份转变之后构建出新式的虽不同于以往但却同样可以促进合作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那么美欧之间就可以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关系。罗纳德·阿斯穆斯认为，通过建构新的共同框架和战略，美欧可以重建“崩溃的大西洋联盟”。⑤安德鲁·莫拉维斯克相信，“大西洋联盟关系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最好的方式仍是合作而不是对着干;“优势互补是实现大西洋和解的关键”。⑥可以肯定，冷战期间主要以“美主欧随”为特征的大西洋关系将难以为继，更为平等的互补性的伙伴关系会取而代之。
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前两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但相比而言，第三类前景更具现实性。悲观论者的预测是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是美国和欧洲都不会有效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并重建大西洋联盟;二是欧盟成功实现崛起之后必然继续遭到美国的蔑视，欧盟将继续以反美作为自己的外交指向。①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是不确定的。乐观预测的假设恰恰与此相反，它认为美国和欧洲都会以维护大西洋联盟关系为己任，欧盟成功实现崛起之后不但不会以反美为外交指向，而且会赢得美国的尊重和重视。如果说悲观论的预测因为过分否定了美欧修复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可能性而滑向一个极端，那么乐观论预测则因为过分夸大了美欧修复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可能性而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尽管悲观论预测有力地强调了重建大西洋关系的必要性，而乐观论预测有力地突出了重建大西洋关系的可能性，但它们都因追求片面的深刻而失之偏颇。公允地说，不能否认美欧有意愿、也有能力致力于重建大西洋关系，在他们发展各自利己身份的同时形成新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共同命运，不断排除价值观方面的异质性、扩大同质性，并通过彼此的自我约束，建构新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制约，美欧的彼此认同不可能重温冷战时期的旧梦，它至多只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再现。因此，大西洋关系的结构调整不大可能以美欧分裂和对抗为最终结局，也不大可能重归冷战期间美欧联盟式的和解与合作，最大的可能或许就存在于两者之间，即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
结 论
对于因为伊拉克问题而加剧的美欧分歧，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但是，恰如杰维斯曾经强调的，任何一种单一范式都可能是不全面的，它对任何历史现实的反映都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②因此，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多个相互重叠又各不相同的范式来分析复杂的历史问题。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为分析工具，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全面审视美欧分歧和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提供一己之见，以作为对其他范式相关分析的一种补充。
从认同和身份变迁的视角来看，美欧之间世界观、安全观和治理观方面的分野是造成美欧裂隙不断扩大的主要观念性成因。这些观念性分歧虽然尚未触及由美欧共同分享的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但在很大程度上却直接导致了美欧集体认同的危机和集体身份的淡化。美欧在冷战期间形成的以西方价值观为纽带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因冷战结束美欧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共同命运的蜕变，以及美欧价值观上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的减少，正在遭受美欧各自利己身份的冲击与挑战。
美欧之间认同危机的出现和集体身份的淡化孕育着大西洋关系的某种结构性变迁。在美欧分裂并对抗、美欧和解并合作、美欧形成新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平等关系这三种可能前景中，最后一种相对而言更为贴近现实。美欧之间既有同根同源的基本价值观，又在关乎各自利益的世界观、安全观、治理观等方面存在分歧，这就决定了目前处于身份变化与结构调整中的美欧关系将表现出竞争性与合作性并存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美欧认同关系和身份定位的调整过程尚未最后完成，因此大西洋关系的发展走向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毋庸置疑的是，大西洋关系的基本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和重组，冷战期间主要以“美主欧随”为特征的大西洋关系将无以为继，美欧能否像本文所预期的那样建构起新的更为平等的互补关系将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发展各自利己身份的同时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
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变迁之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欧之间之所以一时间难以重建彼此的认同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欧盟的发展和扩大尚未定型。2004年5月1日，又有10个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欧盟东扩的顺利实现为欧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也为欧盟形成统一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提出了挑战。此前，欧盟各国因为都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因而易于形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但是，此次东扩使欧盟在文化上已经超出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成员国之间的异质性加大，从而增加了确立欧盟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的难度。而要把欧盟整合成一支真正的统一力量，欧盟就必须提高同质性，建构起独特的属于欧盟自己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因此，未来一个时期，欧盟的当务之急将是确立并巩固自身内部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在此之前，改善同美国的认同关系不仅不会成为欧盟的优先考虑，而且美欧之间的认同差距还有可能被进一步扩大。
欧美文化论文篇8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