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文化论文篇1

1.1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弘扬中华审美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武术，这一历经华夏文明几千年风雨洗礼的文化瑰宝，以其保家卫国、行侠仗义的豪气雄风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谱写着一曲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生命赞歌。所以，中国武术固有的民族性才被打上生命华章的审美文化烙印。当“关爱生命”的理念成为世人的共识、“以人为本”的生命乐章已然奏响之际，中华审美文化从生命本体出发，对生命本真的弘扬与审美观照理应成为时展的主旋律，从而在多元文化交汇的国际语境下愈发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给现代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予。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中国武术在武技、武理、武德等不同层面诠释着中华审美文化理想，并以独特的生命情感流注阐发中华审美文化的生命美学意蕴。因而，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揭示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审美表现和审美特征，透视出与之相应的中华审美文化理念，可以在广泛传播武术的进程中增进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情感渗透，逐步实现多元文化交汇中的民族文化自觉行为。

1.2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是拓宽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路径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杰出代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其审美价值并没能充分体现。第一，物质文明相对匮乏的社会背景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武术的应用价值更多体现在技术层面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审美文化层面的精神价值被遮蔽；其次，武术长期处于“俗文化”的历史境况，与作为“雅文化”的中国书法、绘画相比，没有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对其审美文化内涵有失关注；第三，武术根源于民间，民间大众的文化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层次的武术审美文化价值品级的提升，因而，大众对武术的认识及传播往往更多局限于打、踢、拿、靠、摔等技术表面，而边缘化了其审美文化层面，从而制约了武术的发展空间。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武术的多元化、多层化发展提升了广袤的空间，为武术审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提供了平台，为武术的传承发展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冷兵器时代的终结，使那个驰骋疆场、仗义行侠并足以让武术人豪气冲天、威风八面的“中国武术”，在西方体育的侵蚀下不得不在历史的自我救赎中附丽于“体育”而转型。全球化时代呈现给我们一个多元体育现象混杂交融的格局，提供给大众一个多元需求的选择平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竞争纷纭、优胜劣汰的社会生存压力。当武术彷徨于传统与现代、单一与多元的时代对白之际，“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给武术的发展带来空前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发展瓶颈。单一路径、固步自封的传统教习已略显狭隘，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锢当代武术发展的藩篱。武术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紧抓文化之根、紧跟人们所需，才能得到符合历史规律的客观发展和价值评判。现代武术只有放眼国际视野，拓宽“大武术观”视界，才能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做大、做强，从容应对蜂拥而至的西方体育，改善目前社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的严峻现状，从而破茧重生，振翅高飞。显然，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对于深化武术文化研究，全面提升武术价值品级，拓宽武术传播路径，创造在世界体坛与西方体育分庭抗礼的中华民族体育品牌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武术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1.3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可以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命需求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漠，被挤压、被驱赶。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3］“艺术、审美不是出于人类的享乐目的，而是出于宇宙本体的召唤，肩负着激发人类本然的创造力，引导人类返回或重建精神家园的重任。”［4］可见，审美需要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需要，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护，是人们生命本然的回归。当今社会，对生命的关爱和审美体验已逐渐成为大众的精神诉求，并呈现出审美世俗化、大众化趋向。作为民间草根性色彩浓郁的中国武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更贴近大众的亲和力，在泛审美化的社会生存趋向中，充分彰显富有生命颐养之学的中国美学精神，透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显然，新的时代背景下，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展示民族奇葩的“青春靓丽”之美，培养大众学会鉴赏武术之美，体验武术带来的身心愉悦，使武术真正成为现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掘武术审美文化资源，使人们通过武术技术的艺术表达和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来体悟心性与天道的统一、感悟德艺双馨的人生境界、践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从而起到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2生命美学视域下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2.1武术审美文化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生命精神的审美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关注人性、人生的生命哲学。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5］中国审美文化“不离‘人事’之道，也就是不离‘人’的主体性和‘在世性’来谈论审美和艺术。它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对自身作为‘人’的此岸存在及其理想生存状态的绝对关心。”［6］上述所论揭示了“道不远人”（《中庸》）、“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由此，中华文化可谓是一种“人学”、一种“生命之学”，这两个基点是我们全面发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出发点。武术实践者将生命追求的主题以形象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呈现，从而在现世的生命存在中获得一种超验的精神生命升华，因而，武术审美文化将在“人”、“生命”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石之上，发掘武术这一具象蕴涵的人性之道、人心之道、人生之道、人伦之道、人格之道，关照宇宙生命本体的精神意蕴。

2.2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追求生命和谐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大众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都是对“和”的思想阐发。正因为“和”是内在生命的和谐，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贯通宇宙和谐、个体和谐、群体和谐的是“生命”。没有和谐，就没有生命，这是凝集于中国人观念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生命哲学理念。武术审美文化以“和”为主旨，正体现了生命精神的和谐。

2.2.1武术技法、技理体现了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纵览世界各国格斗术，中国武术可谓是一种独特的格斗形式。无论是武术套路演练还是现代武术散打竞技，都充分将武术技击元素、技击法则、技击理念体现于一种精、气、神合一的生命优化状态之中，透视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套路通过演练的形式，将残忍的搏杀消解于华丽优美的动作展演之中，不仅规避了“武”之杀气，而且弱化了直面的打斗意象，当打、踢、拿、靠、摔、劈、砍、击、刺、撩等技击元素在演练中艺术化唯美呈现时，人性的天然攻击性之本能以及生命力之精神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因而，武术套路演练既不失强化了技击动作、提升了精气神，保存了武术的技击本质；又淡化了打斗的杀气、搏杀的血腥，并彰显了人之生命精神，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的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散打运动符合体育审美判断标准，具有客观存在的文化审美内涵，在规则的人性化“庇护”下，呈现出身体美、技术美、战术美、智慧美、精神美的审美特征［7］，体现了内外合一、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武术拳谚通常表达了对武术技理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拳术的风格特点和审美追求。比如，长拳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合一；少林拳要求“手似流星眼似电，身似游龙腿似箭”；形意拳强调“起似伏龙登天、落如霹雷击地”，都是武术追求精气神合一的生命精神的具体范例。

2.2.2武术人文精神体现了追求社会人际生命和谐的审美文化意蕴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审美观照，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关怀。中华人文精神之阐发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启的先秦儒家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恕”等思想方面，是对人性、人生、人伦、人格等价值体现和审美观照。如果说西方社会有赖于宗教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那么，中国以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则依赖于道德体系。何新认为：“‘美’是一种从形式上、情感上被升华为一种价值观的社会化的最高理念。”［8］社会文明的洗礼与人文教化，促进了武术由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化进程，促进了武术伦理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界往往通过门规戒约来约束武术技击的滥用、通过武术礼仪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相处、通过抑恶扬善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充分体现了武术伦理道德的社会化价值，体现了追求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和合”人文精神。“侠义精神”是“侠者人格精神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武术文化意象，是武术审美文化的精神特质”［9］，体现了武术人的一种社会担当、正气弘扬，千百年来已积淀为民间大众的精神纽带和审美心理。张岱年认为：“在雅文化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10］武术仁人志士以“铁肩担道义”的“侠义精神”寄予了忠义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仁义之道，折射出崇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文精神。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尚武精神”足以见证武术人文精神的社会化价值与民族大美思想。

2.3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诉求中国武术与中国书法、绘画同源异流，它们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却脱胎于共同的华夏文化母体，因而，具有很多相同的审美文化要素，诚如旷文楠所说：“武术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和中华文化的绘画、书法、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许多共同的美学内涵。”［11］中国书法、绘画艺术讲究“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武术同样体现“形神兼备”的审美诉求，体现整体性思维的中华文化理念。因而，在武术技艺表达中，武术审美文化体现了武术动作外在造型美和内在表意美的统一，体现了追求意象化、理想化观念的审美表达。武术套路演练既要在“形”上逼真，更要在“神”上相似。“神”美是一种意境美，是在以“形”美为载体的基础上的内在性超越，是武术技艺最高境界的描述。从武术拳谚中也能体悟到武术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比如，太极拳“运动如抽丝，迈步如猫行”的动作要求；八卦掌“龙形猴相，虎坐鹰翻”的技法要求等都体现了武术追求“形神兼备”的审美理想，透视出隽永深长的审美韵味。由此，不管是静谧凝神的武术养生还是模拟自然万物的象形武术，武术动作、武术拳谚等总在传达着与此相适宜的生命精神和技击意象，将生命的韵律、形神兼备的东方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术道德和武术技击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武术技击成就了武术道德的历史生成，武术道德一方面规范、制约了技击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力。武术审美文化透视出对习武之人“德艺双馨”的人格塑造和审美诉求，体现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想人格，符合中国文化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标准。

2.4武术审美文化理论以“审美意象”为核心，探索象外之境的生命精神超越意象思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诚如美学家叶朗所说：“艺术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中国古典美学以审美意象为核心。”因而，武术审美文化脱离不开武术技艺的审美艺术展示和武术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脱离不开“象”这一逻辑起点，脱离不开“武术审美意象”这一核心范畴。刘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最早提出“意象”这个美学范畴，并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其思想根源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象”是“意”的感性显现，“意”寄寓于“象”中；“象”是对审美客体形象的表达，“意”是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万物“道”的理解。运用中国意象思维理论，循着“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的中国艺术创作心理路径，武术审美意象再造体现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一种主体化了的“天人合一”生命理想寄予。人们循着自然物象之“象”去领悟“象中之意”，进而把武术行为与“象中之意”联系起来形成“武术意象”。武术意境是武术意象的形而上的超越，体现了“道”的有无相生、虚实结合的生命精神。通过武术典籍、术语、拳谚、文本、图像，我们可以管窥其中的审美文化意蕴［13］。“武术精神”的人格境界充分说明了“武术意象”的超越性，体现于“仁”、“义”、“信”、“勇”、“礼”等象征武术道德本体的人生意象系统，体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本真韵致。“武术审美意象在广义上可分为自然意象、人生意象。在狭义上则可包括物意象、人意象、事意象、侠义精神意象等等。折射出武术审美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宇宙精神。”［9］由此，中国武术始终秉承对生命精神的不懈求索，追求那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生命意境，体悟“道”之生命本体，彰显生命之美意蕴。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社会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当代武术的发展走向与价值拷问。武术审美文化研究恰恰在民族文化繁荣的时代航标下、在人们生命质量不断提高的精神诉求下、在生态文明趋势的奏鸣曲中得以强化和深化。这似乎为武术的当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只有深入到武术文化结构的深层，围绕“人”、“生命”、“审美意象”、“人文精神”等关节点，展开对武术审美文化的理论发掘，才能把握住武术审美文化精神，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国梦”之浪潮中推动武术的可持续发展。

3.2建议1）武术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武术审美文化的研究起点应围绕“人”这一核心而开展。2）“天人合一”的生命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武术是折射民族文化的肢体语言符号，因而，武术审美文化研究应循着“生命即美”的发展脉络，贯注生命情感流注，发掘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代背景的武术审美文化特征，探寻武术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机制。3）从武术技艺、武术人文精神的不同层面研究武术形神兼备、德艺双馨的审美文化意蕴，开掘武术审美文化的层次理论。

中国文化论文篇2

设计的过程中，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被物化也可以当做一个精神，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之间可以看成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总与支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

1.中国文化是工业设计

汲取营养的源泉设计是一个将各种理念，技术，文化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的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将我们的文化融入其中，在设计中展现精神文明和文化色彩，增强设计的感染力，给设计作品增添更加浓郁的民族色彩。

2.工业设计是中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涌现出文化的色彩。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建筑设施已经演变成一种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我们热爱这些新鲜的文化。鸟巢、水立方、奥运场馆、世博会场馆都展现出一种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种中国精神。

3.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的相互融合

在中华文化和设计结合的过程中，进行设计之间的融合，交流与思想核心的碰撞，从中转化为一个整体性设计。在创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设计相互推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设计文化，我们在进行创新设计道德过程中，就要寻找设计和文化的结合点。

二、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及启示

1.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窗户的设计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时钟上的花纹设计，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形态到结构、色彩都过渡得很自然，这个时钟摆在家里的墙上的时候，会感觉很自然，闲逸。中国的太极文化，太极文化是武当创立的，是黑白两种颜色代表天地万物糅合在一起，浑然天成的感觉。用太极文化来转化为书柜设计，看上出显得家庭的文化气息很重，浓雅。在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创新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文化对于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在对于文化的设计的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启示。在设计的文化中要吸取文化的精髓，才能有好的创意设计。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与设计相互交融。

三、结语

在撰写此次论文的时候感慨颇多，清楚的认识到今后在认识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价值挖掘方面自己应该更加努力。努力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新，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对文化的了解。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使我深深的喜欢上文化创意设计。生活中充满着文化，我们这一代人也在创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细细留心。

中国文化论文篇3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关键词：茶文化；跨文化传播；儒释道精神；传播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55-03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一、茶文化以及茶文化所代表的精神内涵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一）丰富多彩的茶物质产品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二）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三）体现中国文化的茶艺、茶礼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二、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三、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四、结语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宏铎.文化传播学通论[M].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孟邵毅，曾艳兵.外国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文化论文篇4

自我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以后，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或论争，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直到现在这种讨论仍在进行之中，例如，陶东风教授最近在《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长篇论文，再一次针对我及我的博士生们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思考。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有益的。陶东风教授文中所反映出的疑虑实际上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学者的疑虑和困惑，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可行？究竟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实际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主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不少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认为这条路是不可行的。陶文也认为我所提出的由“杂语共生”而实现中西文论对话与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同样是基本行不通的。 由于陶东风等学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的看法会造成某种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本文意在进一步阐释我的观点，也算是对陶东风论文的建设性回应，并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论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中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现实意义，地缘文化，主体间性，差异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10-04

[作者简介]张殿军（1968-），男，山东莱州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科社部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当今世界，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意义

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对于推进经济政治发展，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

一是有助于建设文化大国，复兴中华文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文化与国家发展、强大密不可分。没有文化力的积极引领，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无论这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硬实力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华文化曾长期领世界文明风气之先。但自19世纪末，曾以辉煌文明傲视世界几千年的败于凭借“坚船利炮”开拓世界殖民地的西方国家之后，中国便沦为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入地，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世界的历史也因之为西方国家文明所支配和谱写。复兴中华文化自此以后便成为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复兴中华文明，既要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硬实力为基础，又要有先进的精神文化软实力做支撑，二者缺一不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有助于合理借鉴、吸纳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精华，建设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发展，而且还能在向世界更多地贡献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同时，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二是有助于增加国家互信，推动经济政治的交流与合作。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要进一步深化同他国的经济交流和合作都离不开文化的强有力支持。如果不了解他国的文化历史、价值取向，不研究国外受众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各国在频繁的经济互动和交流中难免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纷争，从而影响国家经贸往来的正常开展。显然，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方面能够增进中国同不回文化背景、国家和区域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宽容，加深异质国家间的文化互信，从而奠定双方经济合作的集体共识和认同基础，另一方面，在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产品海外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传播中国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并通过对外文化宣传、造势，吸引世界眼球和关注目光，提高中国的世界美誉度，从而促动技术、人才和国际资本向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

三是有助于澄清世界对中国的文化误解与偏见，提升国家形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就不断被西方殖民主义“东方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更是变本加厉，极尽各种“妖魔化”手段，散布各种“中国”，大肆“丑化”、污化中国国家形象。可以说，百余年来，与西方走着不同道路、秉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西方国家不断文化误读与妖魔化之路。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信用，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建构和提升。因此，要摆脱国家的文化身份和国家形象“被话语”、“被叙事”的被动情形，中国就必须借助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东方人对东方的理解和话语方式表达自我，建构文化世界的自我形象，这样才能够在国家形象博弈日趋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引领国际舆论导向，并解构、改写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四是有助于影响国际制度乃至国际秩序的建构。在当今世界，国际制度已逐步取代战争等暴力方式而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变量。作为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国际机制是在国家间的不断斗争中产生的。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文化一旦被世界所共享，就会极大地提高同化他者文化思想和价值选择的能力，产生“让他人随我欲”的文化效果，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会更具有合法性和道义性，相关的国际机制也会因之而建构。显然，谁能掌控国际制度制定的主导权，将日趋取决于博弈各国之间的对比，特别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对比。这是因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一定的制度总是反映和体现着一定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国际制度、国际机制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秩序其实就是一种国际文化秩序。“国际制度的基本文化内涵，决定了国际制度乃至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㈩

可见，中国只有积极、主动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借助对外文化交流平台，将文化价值、政治文化观念等参与到对整个世界秩序的塑造过程中，才能提高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将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制度，从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文化开放主义战略的实施，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但必须看到，伴随文化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形势与问题日趋严峻。

1　国际文化保护主义盛行。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运用文化战略去谋求国家利益，扩大国家影响力。这在加强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剧着异质文化间的冲撞和斗争。因此，国际文化领域的扩张与反扩张、渗透与反渗透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为了抵制殖民文化的入侵，各民族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均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文化保护主义政策。如：法国在坚决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的同时，还规定国内电影院放映的影视节目中欧洲内容不能少于60％；加拿大35％的广播时段要用于播放加拿大音乐作品；韩国政府为维系民族文化认同，于1996年就立法规定本国电影院每年至少要放映本国电影146部。

近些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回应外国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严重冲击，维护民族文化安全，也纷纷实施文化准入制度，构筑国家文化安全防护堤。如巴西不允许外国参与本国的无线广播电视，而在有线电视领域外国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49％。不仅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还纷纷走联合自强之路，通过组建国际文化联盟如“亚洲—太平洋地区新闻交换网”、“不结盟国家通讯社”、“非洲国家广播电视组织”等，来平衡、抵抗美国等强势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入侵和蚕食。

不可否认，国际文化保护主义的风盛，势必会加剧中国对外文化冲突的风险，增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难度。一些国家为维护其国家文化安全，必然会建立文化壁垒，想方设法阻碍中国文化对本国的输入。如近年来兴办的孔子学院，发展到今天其足迹虽已遍及世界五大洲，但一些国家或出于意识形态的顾忌，或由于受复杂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对在本国开设孔子学院一直持不作为的消极态度，甚至加以抵制；在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孔子学院由于受到本国语言保护政策的限制，开展起来的难度一直很大，可以说步履维艰。如何防止与他国发生文化冲突，在绕开文化保护主义的同时，促进中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接轨已成为未来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2　中国处于国际文化交流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当前的世界文化格局是“西强东弱”。一方面，美国等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着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和得天独厚的信息技术优势，将反映西方特色的文化价值理念、生活方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语言中介和对外文化交流等管道，把体现其文化成果和思想灵魂的学术话语渗透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致使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文化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可以说，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美国等国家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中国是文化走出去的后来者，不但走出去的时间短，市场化运作的经验缺失，而且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无论是在规模、实力方面，还是文化产品的竞争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巨大“落差”。中国在世界文化交往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文化场中充斥着大量的西方话语，患上了严重的西方话语“依恋症”。“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体现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文化逆差”。正如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所说：“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一项统计表明，近几年来，在文艺演出市场，引进和派出每场收入之比为10：1；出版市场的引进与输出比为6．84：1；版权贸易的引进与输出比为10．3：1。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说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大。要改变在世界文化交流格局中的边缘地位，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探索。

3　中国文化的地缘影响力有限。地缘文化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通过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学术交流，举办中国文化年、文化周，建立中国文化中心等多种文化交流形式和手段，推动了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但由于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不强，信息文化传播的技术水平不高，加之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与美国文化的全球性影响相比，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基本上是区域性的，主要限于台港澳、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图书贸易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在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地缘文化空间的影响力仍十分有限。这不仅与中国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不匹配，还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中国要成功地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并在全球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和博弈中有力地传播中国文化，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　树立理性的“文化主体间性”意识，反对文化交往过程中的单一主体观。当今世界是一种关系性的文化主体间性存在。这就决定了开放的中国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多元主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观。一是要树立平等对待、互相欣赏的意识。任何文化都是人类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跨跃而不断创造出来的精神结晶。由于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与特定时空的地域局限性与封闭性联系在一起，因而造成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领先于其他文化。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要自觉地破除一切形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以平等的理念和敬重的心态来对待他者文化。在文化交往中既不能妄自菲薄，鼓吹文化虚无主义，也不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以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标准来评判他者的文化和行为。二是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他者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的发展，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系统中独立进行，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实现与世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与相互借鉴，才能获取生命的新生，才能发展与时俱进的能力。因此，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中国必须摈弃绝对主义的“和而同”思想，坚持“和而不同”、协同发展的宽容精神，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差异，并以共生共在的文化理念处理和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这样，才能推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实现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2　根据“西强东弱”的世界文化交往格局，采取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策略。在当今世界主要的文化市场已为发达国家垄断和主宰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本国的文化资源禀赋和文化精神内涵与品质，着力打造不同于他国“卖点”的、更多具有“中国符号”或“中华元素”的文化产业，通过发展独具魅力和价值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来逐步吸引世界的眼球和注意力，努力为本国文化在文化多元化竞争的格局中，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

第一，突出文化特色。中国要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特色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独特价值，紧紧立足和依托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大力开发、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优秀文化产品作为突破口，把深刻反映中华民族特色和当代中国精神风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尽可能多地推介到国际市场中，力争将新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培育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产业和文化经济增长点，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更好地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水平。

第二，打造创意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其创意文化实现的。美国文化之所以畅行世界，就是因为其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人民的想象力。韩国之所以能够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文化百花园中脱颖而出，与该国强调开发国民的创造性和特有的生存智慧的创意产业战略也有着直接联系。因此，中国在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创意文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始终立足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依托现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优势，重点打造文化附加值高、融民族特色与世界价值于一体的文化原创精品，形成一批在国际上立得住、叫得响，在国际文化市场上享有一定声誉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和品牌。只有如此，中同文化才能具备影响他国的软实力。

3　针对国际社会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对称性，实行非均衡性的重点发展策略。当前中国必须依据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力量，针对国际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非对称性的国际政治现实，突出重点，非均衡用力。为此，必须在以下两方面重点做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

第一，积极加强与美国、欧洲等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如同国内媒体往往通过“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来影响国家内外政策一样，国际社会的舆论也是由“舆论国家”制造出来的。在当今世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雄厚，信息技术发达，因而在不对称、非均衡的国际信息交流中，西方社会大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形象的塑造更易为美国、欧洲国家的主流媒体所左右。“纵观中美200多年的交往史，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一直在变化，但美国始终没有客观公正地评价过中国。”这就要求中国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把加强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作为走出去的重点来抓。一方面要加大同美欧等主流媒体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力度，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同美国民间文化友好交往的强度。通过影响美欧的文化市场来逐步扩展中国文化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影响力。

第二，大力拓展同跨国公民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当代，跨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影响国际公共事务和全球公共政策的重要力量。一是跨国公民社会能够利用它们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联系，影响世界舆论，改变国际政治议程。二是能够利用广泛的群众基础，动用强大的全球性力量，促使各国政府承诺和遵守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各种游戏规则。中国积极开展同跨国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文化交往，积极参加由其发起、倡议和组织的一系列国际公益性事业和文化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一个方便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能发挥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跨国公民社会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群众力量广泛、雄厚，通过它们可以更广泛地联系社会，影响民众。也就是说，跨国公民社会在文化的主体间架起了一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

4　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身份和性质，实施差异化的地缘文化走出去策略。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国家的性质和地域文化特点，实行战略导向有区别、有差异的地缘文化走出去策略。

第一，以儒家文化为契合点，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文化往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有共通性的文化，即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无论是在文化传统、道德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上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仅历史上对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文化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在当代对推动该地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彰显出了独特的时代价值。可以说，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中国要利用与东亚国家文化背景相似、地缘接近等优势，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经济政治交往，进一步加强同该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往来，努力增强中国文化的地区认同度和影响力，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地区文化圈，并以此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扩大中国文化认同的地理分布。

第二，以大众文化为切入点，加快中国文化走向西方市场的发展步伐。中国与西方国家拥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民主、自由、人权而发生的斗争都源于政治文化的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的扩散力。为了使差异巨大、相互敌视的两种政治文化分歧不影响到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关系的顺利发展，中国除了要理性地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主动、积极地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对话之外，还必须另辟蹊径。当前，中国首先要将闪现着民族智慧的具有普适性的思想文化理念与道德取向如“和为贵”、“天下为公”等，和中国想要表达的执政理念与意识形态，想要施加的政治影响，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电影、电视剧、新闻报刊、音像制品和艺术、体育等载体和媒介传送出去，通过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引导民众逐步认同中国大众文化作品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理念，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很多独具文化特色的做法，从而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中改变它们对中国的认知结构，进而达到文化输出，开拓西方文化市场的战略目的。

中国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在自古以来从中国北方至西南东部存在着一条生态文化的疆界——半月形的边地生态文化带，数千年来它将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在空间上隔离开。本文还论证了这条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以及主要文化特点。

一、 边地生态文化带的范围与含义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条边地生态文化带。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地理位置从北面和西面环绕着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大致上是东起大兴安岭的南段，向西沿着 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南面大体以现在的长城为界，一直抵达青海的河湟地区再向南折，沿着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横断山脉一直向南，最后抵达云南的西北部。由于它的形状呈弧形，犹如一轮新月，因此我们又将这条文化带称为“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最先注意到在 中国存在这样一条富有特色的文化带。他认为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 ，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铜器时代 ，活动于这一 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 因素。童教授用生态环境相似而导致的文化传播来解释这一地带出现的各种文化相似现象，并将它称为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在 20世纪 9o年代后期，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从中国人的族群认同理论出发，提出了在古代华夏民族聚居的周边地带，存在着一个 “华夏边缘”人群。他认为这个周边地带在历史上并不是 固定而一成不变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华夏边缘地带也在发生变化。王明珂先生将这一文化带也纳入了他所称之为的 “华夏边缘”地带 ，并作为华夏边缘地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深人讨论。

笔者认为，这条边地生态文化带是一条生态文化疆界数千年来它将农耕文 明与畜牧文明在空间上隔离开来。在这条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的南面和东面，是我 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数千年华夏文明就孕育在这一区域内。在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北面和西面，是传统的畜牧文化区，历史上无数的游牧民族和半农半牧民族都曾在这一广袤的区域内繁衍、生息。

二、边地生态文化带的形成

这条生态文化带的形成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人类在约300万年前 的诞生之时，首先步入的时代是采集狩猎文化的旧石器时代。这时人类只是单纯地向犬 -然索取食物，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形态 又被称为 “掠食经济”。

大约在距今 1．2～0．9万年前 ，由于地球上某些地区农耕的发明，人类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由于这时人类已经学会驯化植物和动物 ，掌握了有关食物的再生产知识，因此这种经济形态又被称为 “产食经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存在两个主要不 同的农业 区域。在西亚地区，人类驯化大麦、小麦等作为主要栽培作物，并 同时驯养 了黄牛、山羊和绵羊等家畜；在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人类则将粟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在长江流域则将水稻作为主要栽培作物 ，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都驯养了猪和鸡等家畜。

农业的出现促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较长时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以便对作物播种、管理、收获。这样，人类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在狩猎采集经济下，人们难以获得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即使在短暂时期内获得，也无法长期储存。人类从事农耕后，才可能比较稳定地获得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第一次有可能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并储存它。由于农业的种种优越性，使得农耕文化从发生地较快地向周边地区传播。不过，由于农业生产对气候环境有一定的特殊要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全球气候仍处在较寒冷的情况下，农业的扩散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大约在距今 8000—4000年，全球的气候逐渐转暖，地球处在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 这时随着适宜农耕的地区逐渐向北扩展，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也逐渐向北、向西扩展，到达了整个的半月形边地文化带从距今约 7000年前，西辽河流域 出现兴隆洼文化 3；约距今 5000多年前，青海河湟地 区也出现石岭下类型文化；距今 4000多年前，在青藏高原东部也出现卡若文化。这些都是农耕文化。这些文化的人群都居住在永久性的定居村落中，例如距今7000年前的辽西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有多达 160余座房屋的完整聚落，在海拔 3100米高度的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定居丰j‘落 这时人们的房屋多是半地穴式的，主要栽培粟类等作物，收获谷物主要是用系绳石刀，饲养的家畜主要为猪和鸡。主要文化特征与华北地区相同。在这一时期采集狩猎文化被推到更北、更西的地区。

在距今 4000～3000年期间，全球的气候又逐渐进人到一个趋于干旱的时期。这种趋势在距今 3000年左右达到顶点 。在北方的半月形边地文化带的许多地区，其本身就不多的森林草原地带在这时面积更加缩小甚至于完全消失 ，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又再度形成 7 3。在东部青藏高原的边地文化带，河谷中的森林向高退去，并形成干旱或半干旱的河谷气候。

气候与自然环境的恶化，导致农耕活动和养猪的困难，因此，人们对羊、牛等食草动物性资源的依赖增加。养羊与养猪，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式的。猪在 自然环境中搜寻野果、草莓、根茎类、菇菌类、野生谷粒等作为食物。这些几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时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地位，养猪并不能增加人类的食物。与此相反，羊吃的都是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放羊可以使更多的资源为人类所利用。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农业难以持续，在许多地区的农人连自己赖 以生存的土地和居住的聚落也被迫放弃了。例如，在鄂尔多斯地区，从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仰韶时期，人类居住的聚落多分布在河谷台地上。而到距今 5000—4000年的龙山时期，这一带的聚落却分布在河谷的断崖上。王明珂先生认为这种现象示出资源竞争使得人群问的冲突变得剧烈，冈此，聚落必须选择在利于防守的地点。同时，龙山文化的遗存中出现大量的细石器，也表示当时的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农业，使得人们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性增加” 。到距今4000年之后，这里的聚落也都被迫放弃了。也有少数聚落的居民留在地，例如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居民一直居住到距今约3400年前后才放弃了 自己的聚落 。这一遗址可分为五个时期，年代约距今 4100—3400年，虽然其居民的文化面貌都属于定居农业，但其 间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第三期 (约距今 3900～3700年)时，在殉葬品中除了统的猪下颚骨之外，还出现了较多的羊下颚骨，此外还出现了骨柄石刀这种精致的切割工具。这些反映出在家畜饲养中羊等草食动物的比重增加，狩猎和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也增加。在该遗址最后阶段，墓葬中能反映农耕民生活的随葬品大量减少，用铜兵器随葬出现。显然，由于资源的匮乏，导致人群间的冲突加剧，使得应付战争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社会职能。

在青海河湟地区虽然人类的活动没有中断，但在距今3700年以后以农业、养猪为主的齐家文化经济，被以养羊、缺乏居住遗址为特色，明显带有畜牧经济性质的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所取代。在西辽河流域，到了距今 3000年左右，这种干冷化使得当地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体系崩溃。在这一边地文化带最南的青藏高原东南缘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如在四川i丹巴罕额依遗址距今 4000年以前，遗址的居民从事农业活动，到距今 3800—3200年前后，遗址 中细石器的数量明显增多。这反映出狩猎和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也增加。

距今 3000年前后，随着气候干燥化到达顶点，居住在半月形边地文化带的人群的生业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持续到距今 2500年前后，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居住的人群先后完成向游牧经济的过渡。

约在距今 2800～2500年前骑马术引进巾国北方草原地区后，对边地文化带的生业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草原游牧的产生与人类驯养草食动物的历史密切相关，尤其是马的驯养与利用。马的机动性能让牧羊更有效率，使游牧人力得到适当的支配。马也是作战与防卫的工具，以保护本身资源与自外获得资源。其次，游牧还需要些必要的知识与技术。如世界上任何地区游牧的产生，都涉及人类由吃动物肉转为饮食动物乳及乳产品。如果以肉为主食，人们必须饲养远超过家庭人力所能照顾的动物群，才能供应其肉食消费。因此，游牧的产生需要相关知识技术的发明与传递 。

人类对马的驯养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 6500年前 。距今4000—3800年前后 ，在高加索和叶尼塞河流域人类已将马作为坐骑。在中国华北地区，马的普遍驯养利用是在距今 3300年以后 ，并主要作为马车驾驭。在中国北方的边地文化带发现马具足在西周 晚期 ，春秋以后骑马普及。从形态上看，北方边地文化带的早期马具，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引。因此，中国北方的骑马文化很可能是通过欧亚大草原经南西伯利亚传来。青藏高原东部马具的出现则是在战国晚期以后了”。

在边地文化带的主要生业形态从定居农业转化为游牧以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条生态文化疆界——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形成了。

三、边地生态文化带的主要文化特征

在文化上，这一地带的文化不同于华夏地区，并构成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今天，我们习惯地将这一半月形边地文化带以外的地区都称为 “边疆地区”，以内的地区都称为 “内地”。

尽管这一地带绵延万里，十分辽阔，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铁器时代 ，活动于这一地带内的众多民族却形成了许多具有共同特征的生态文化。

细石器是这一地带史前文化的一项共同文化特征。细石器常被作为肉类和皮革的切割工具使用，它的盛行总是与畜牧和狩猎生态文化相联系。

石棺葬是这一地带许多古代民族中都盛行的葬俗。它最早出现在 7000年前的内蒙古西辽河地区，在青铜时代达到鼎盛，分布在整个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在这一文化带以外也广为分布，并一直到达东南欧草原。

草食家畜殉葬是这一文化带晚起的一项共同文化特征，它在北方各地区开始流行是在距今 3700—3500年以后，西南地区开始流行是在距今 2500年以后，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喜用马具、兵器与装饰品随葬是另一项晚起的共同文化特征。这种习俗的盛行是在距今 3500年以后，各地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马具和兵器是游牧者与战士的标志。装饰品，尤其是有各种动物纹饰的装饰品是游牧民族喜爱的，也符合他们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

由于游牧生业形态自身的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游牧民一方面要依赖于与华夏民族交往、贸易 ，一方面又要成为武装化的战士到农区进行掠夺。这种状态在古代 中国一直持续了两三千年 ，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人侵而修建的。

历代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入侵使用了各种智慧，汉代时也曾将长城推进到今蒙古国境内的草原腹地，但却始终无法改变这条由生态文化所构成的中国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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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美丽中国；文化传播

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软实力的竞争。各个国家都从多方面致力于向外传播本民族的文化， 彰显个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自居，以“天人合一”与“和”为中国文化的精髓。然而遗憾的是，在更多的外国人眼里，更加鲜明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海外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方式；中国城市的“脏乱差”；中国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人的固执保守，中国的强大对世界是一种威胁如此等等。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少的一代所崇尚的也不是茶而是咖啡，不是二胡古筝而是钢琴小提琴；不是刺绣，是十字绣；不是春节，是圣诞；不是针灸，是“解剖”，不是忠孝，是“平等自由”。

当代中国人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与外国人头脑里的中国文化大相径庭，给我们提出了以下思考：第一，我们不断向世界所宣传的中国文化只传承在图书馆，博物馆，“艺术节” 而没有传承给当代中国人；我们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自己却没有成为文化的继承人。第二，我们的文化传播有明显的“啃老”倾向，缺乏创造、发现、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个性和正面形象。 从而给别人留下了机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肆意丑化中国形象。

1 向外传播中国文化首先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度，之所以还能骄傲地向世界宣传历史文化还得感谢先辈们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科举考试的制度保证。也就是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用了“士”整个阶层和“科举”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文化的传承。正式由于这个传统，《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才千百年不断被后世注释解读并且实践。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研究自己文化根基并善于反思的人，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

所谓实践固然不是“君臣之分”，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起码应当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并不断向世界传播的这些先哲们的智慧：“节食以养胃，多读书以养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君子不器”，“礼之用，和为贵”，“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现实是，我们为口福遍尝山珍海味，为职称学术腐败屡见不鲜，为利益牺牲亲情，出卖人格，为人的奢华而肆虐自然，少了“逍遥游”的乐观自由精神，没有了“父母在，不远游”的牵挂，不再需要“反者道之动”的哲学反思，我们讥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践行这些文化传统的“精髓”我们如何让外国人信服我们所传播的中国文化？

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是拿这些古人名人装潢门面的。古人的智慧需要我们践行，古人的不足需要我们发展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改弦易张，完全套用西方“文明”。事实上，西方的哲学家们早已经在开始自觉地反思科技异化和工具理性。弗洛姆的 《逃避自由》，弗洛伊德的“现代文明应当对精神病负责”就是典型的代表。这就充分说明了两点：第一，西方文明并非十全十美的；第二，西方人是善于反思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恰恰忽略了这两点尤其是后一点。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继承并反思我们的文化。

2 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向外传播日新月异的中国文化

文化需要传承，文化更需要创新。如果我们的骄傲只在美好的回忆中，如果没有让我们同样骄傲的当代中国文化，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就要断代了，中国人在当代的文化碰撞交流中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信，然后人云亦云，最后走向崇洋，直到某一天，我们也以外国人同样诧异的眼光在欣赏中国的“千年古董”文化中去寻找一点骄傲聊以。

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针灸也是迷而不信，站在解剖学的立场上认为“穴位”是巫术。既然针灸确实可以治病救人，既然解剖学无法解释“穴位”，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换个角度去解释呢？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东西为什么要拿西方的标准来否定呢？我们老是谈和国际“接轨”，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的轨道铺出去，让别人来接呢？

西方人是很佩服中国人的想象能力的。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实践能力。很早很早以前，中国就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而西方人首先在月球上留下了脚印；中国有句谚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西方人首先提出了“基因”的概念；中国的孙悟空每抽出一根金毛就能再变出一个孙悟空，而西方人首先进行了“克隆”。

智慧的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发现了自然界的很多秘密，这些秘密都被当代的科学所验证了。智慧的中国人还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反思，而有些思想似乎还是为当今社会量身定做的。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很满足这种点到为止的朦胧美，没有去进一步探究，去实践。这与擅长逻辑分析的西方思维格格不入，所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得不到西方人的承认。

3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文化

也许有人会说当代的，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都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还不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而恰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更应该把自己展示给世界，让世界去评说，去冶炼，去沉淀真正的经得住考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我们应当自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应当自信我们的当代文化并向世界传播我们的当代文化，而不仅仅是向老祖宗借光，我们才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民族。但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就成功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吗？如果我们用行动去实现我们的理念，“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一定会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闪光点， 中国也就会不攻自破。

中国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体育的强大， 艺术的繁荣无处不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是我们既缺乏善于反思的哲人去研究归纳表述并传播这些辉煌成绩所展现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也没有这种民族自觉意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新文化，我们需要专家， 大家， 思想家， 我们更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

注释：

蔡景华、吴治国 《香港高校通识教育： 经验与借鉴》《现代教育科学》[J]：49-51 2006.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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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强 《大学理念再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37-45 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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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春峰 《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今的发展和前景》《文史哲》[J]：82-87 2008.5

[5]吴友富 《对外文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观察》[J]：8-15 2009.1

[6]李志斐 于海峰 《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理论界》[J]：10-111 2007.2

[7]纪宝成 《关于国际文化战略的几点认识》 《学术界》[J]：7-11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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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差异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肩负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社会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现在，因为东方中国的出现，使我们觉醒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用以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他们对中国崇尚理性的道德观念甚为推崇，甚至著文主张欧洲各国政府必须以中国为范本。现代学者余秋雨也在《千年一叹》写到：“中国就像是一个两千多岁的老人，今天他还在和众多年轻人一起跑在世界的田径赛场上。”

一、文化的含义

在中国，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文”的本义是指由各种颜色交错而形成的纹理，后来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化”的本义是生成、造化，指事物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后来引申为教行迁善等意义。“文”与“化”联用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如冬去春来、风雨雷电等。“人文”，指人际之间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范和风土民情等。这里的“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已经具有“以文教化”的思想。西汉以后，“文”与“化”才合成一个整词，如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总的来看，我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本初含义偏向于人类的精神领域，是一种人文文化，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我们现在常用的文化一词，源于西方拉丁文Cultura。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英文写作Culture，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一词比中文“文化”的含义宽泛些，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含义。

“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广义文化涵盖众多的领域，包括认识领域（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领域（道德、法律、信仰）、艺术领域（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领域（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领域（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几乎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和文化密切关联。因此，广义文化又叫“大文化”。狭义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包括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狭义文化专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因此，狭义文化又称“小文化”。

二、文化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文化研究者往往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的结构作出不同的分类。例如：从时间角度，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从空间角度，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从不同的社会功用角度，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等；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角度，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等。其中精神文化，又称“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蕴育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心态文化又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部分。社会心理是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如人们的情绪、愿望和要求等等。社会意识形态则是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由科学家、作家、学者对社会心理进行归纳、概括、整理，用物化的形态如著作和艺术品把它们固定下来，并跨时空传播，留传后世，如文化典籍，世界性的名著名画等。

文化结构无论如何划分，核心都是价值观念的问题。无论是哲学宗教、科技教育，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都折射出某种价值观念，反映出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而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最根本就在于价值观念的差异。

三、文化的功用

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在它所涵盖的范围内和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1）整合功用。文化的整合功能是指它对于协调群体成员的行动所发挥的作用，就像蚂蚁过江。社会群体中不同的成员都是独特的行动者，他们基于自己的需要、根据对情景的判断和理解采取行动。文化是他们之间沟通的中介，如果他们能够共享文化，那么他们就能够有效地沟通，消除隔阂、促成合作。（2）导向功用。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文化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方式。通过共享文化，行动者可以知道自己的何种行为在对方看来是适宜的、可以引起积极回应的，并倾向于选择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文化对行为的导向作用。（3）维持秩序。文化是人们以往共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就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这也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形成。而且只要这种文化在起作用，那么由这种文化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会被维持下去，这就是文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中西文化之差异

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交往日益繁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关系密切。但是，中西方文化在不同环境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主要特性，产生了差异。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体现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和习惯。

（一）文化内涵不同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轻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鲜有抗争意识和反叛勇气，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中国人向来以“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人生处世要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言谈举止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提出“和谐来自斗争”，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往往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

（二）价值取向不同

1.从价值取向看，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古代把并排者之争叫做“竞”，把对面者之争叫做“争”。后来人们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即比赛着夺取的意思。但在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程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大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在集体中，一人取得成就，被视为集体的成就，集体感到光荣。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着一种依赖性。

2.从伦理道德上看，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

3.从行为规范上看，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在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人权的侵犯，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义利思想的影响，重义轻利，重情轻法。孔子在《论语》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当成最高准则。儒家强调，不能驱义逐利。由于自古以来主要靠道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维系社会，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4.从社会关系上看，西方人平等意识比较强，中国人等级观念比较强。西方的平等意识强调个人竞争之上的平等，无论贫富，人人都会尊重自己，不允许他人侵犯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能充分尊重他人。很少人以自己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中国人的等级观念比较强，“官本位”思想还大有市场，“家长制”、“一言堂”，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正常进行。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身上烙下深深印记的民族文化基因，是记录着中华民族风雨历程的鲜活的心灵史，也是昭示着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宝贵的启示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过，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时间和国度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他不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而且断定“将来统一世界的绝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从上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比较，两者有可借鉴、可融合的方面，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繁荣发展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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