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文化论文范文

家乡文化论文篇1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台湾地区，“五四”以后亦曾诞生了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乡土文学，并于70年代成为文学主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对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一路歌，先后经历了日据时的萌芽发生期、1945年光复后至70年代前的萎缩困顿期、70年代到80年代的蓬勃旺盛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新文学作为民族觉醒的一环，脱胎于台湾反抗运动史的文化抗争。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上属于严酷的日据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两个民族之间同化与反抗同化、殖民化与抵御殖民化的斗争；加之在这一片落后的农业园地，传统的封建结构、道德观念体系未被任何东西触动，台湾人民陷于殖民统治封建压迫的双重痛苦之中，广大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大陆“五四”运动的感召，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运用文学作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台湾新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发生，是台湾民族化文学的发生，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奠基者们――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等最初的乡土之作构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源头。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两大思想的引导下，台湾乡土文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尖锐的抗议精神和抵抗色彩，“对民族战士寄以英雄般的歌颂，对弱小百姓抱以深沉的人道同情，对殖民者和帮凶给予愤怒的批判和讽刺。”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它是直面现实、寄托血泪的；它是关怀乡土、争取解放的；它是追求全体民众的集体意愿而未抒发小知识分子一人之痛的。因此，它主要以思想和内容取胜。

30年代初，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在这时候，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属于台湾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就是著名的3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此次论争虽然偏向于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由此也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主体。赖和、杨逵、吴浊流、朱点人、王诗琅等人地乡土作品，代表了当时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了乡土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失语状态，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有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作家放弃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到60年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50年代“文学”的流行，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等等，乡土文学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乡土文学确实是“压不扁的玫瑰花”，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数量骤减，但仍然有人在为台湾的乡土文学默默耕耘着。这一时期的重要乡土作家钟理和写出了长篇《笠山农场》；吴浊流完成了长篇《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创作了《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郁的乡土风味的成功之作。

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潜伏之态。然而新的乡土作家也在悄悄中成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新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笔法引人瞩目，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乡土作家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发展潜力，又透露出乡土文学从题材内容到叙述视角、艺术形式的悄悄的变化，为以后的乡土文学走向艺术的较高层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的台湾，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民族回归取代西化成为社会主潮，乡土文学对此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迎来了自己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其时代特殊性牵涉到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77―1978年引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主张的一次总交锋，已经蕴育潜伏多年。它首先表现为“官方”对“在野”的围剿，譬如将乡土文学说成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乡土作家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以便将乡土文学纳入“赤化”的文学予以剿灭；其次，它表现为坚持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继承“五四”传统，发展现实主义还是逃避现实、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的对峙；再次，它表现为追随西方文化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大搏斗。论战最终以乡土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这次论战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它无疑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接续起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战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60年代曾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而一跃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0年代的这场论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70年代活跃的乡土作家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李乔等，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王拓的《金水婶》、《望君早归》；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拥抱大地，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生活，关注乡土小人物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乡土文学代表着台湾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化，使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正是沿着70年代那场论战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呈现出多元和分流趋向。从总体上来说，乡土文学从主流地位退出，与其它诸如政治文学、新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文学现

象一样，共同组成了台湾世纪末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而从作家构成来看，纯粹坚持只写乡土人生的作家已不多见，作家们愿意跨越多种体裁，尝试多样艺术风格。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些乡土文学加大了“文化”的分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直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与优秀，或可体味到乡野人生中仍然存在的文化冲突，或可明白作家运用现代精神去评判传统的陈规陋习的用心。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形象、叙事风格、文字运用上都体现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与大陆乡土文学有所不同的发展和困惑，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个有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母体的乡土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视界中的文化意蕴

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乡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问题。从台湾社会思潮史角度看，乡土文学的社会文化等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喻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较长时间与大陆母体的隔离，台湾乡土文学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有着比较特殊的文化风貌。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者拥有同一文化传统。尽管海峡的风浪阻隔了两岸人民携手共进，却无意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的机遇。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大陆乡土文学的文化关怀，形态各异，却又相互补充。作为对“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承袭，20世纪海峡两岸的文学既面临着共同的坎坷命运与历史境遇，又有着迥异的社会背景，然而两者的“乡土”精神，也由此从不同的侧面得以相互补充，戏剧性地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和合的时空。另一方面，台湾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形成了自己某些衍生于母体的特殊景观及进程。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视界中的台湾乡土文学，我们应该运用“和合”的文化立场，“在多元共存、相互沟通的精神下，从客观的文学现实出发，探询不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歧变，以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和更丰富的积累。”

20世纪以来，台湾就一直陷于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一直面临着有关汉民族文化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而台湾乡土文学作为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最敏感的反映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块乡土上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故园、重视人伦、与自然保持一体、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连的种种特性，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尊崇乡土观念，赞赏笔下人物的草根性和传统性，倾情于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指引下的人生，以表达向传统的祭拜和回归；或不遗余力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异常强烈。与此同时，6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入侵，对传统文化体系冲击甚大，台湾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又杂然并存的局面，含有原始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本土文化制约下的特有的人生型范被击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人生风景的时候，所面临的往往是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造成的对价值标准的两难选择。

多种文化杂然并存的现象，打破了台湾乡村平静古朴的生活，传统的人情人性受到挑战，连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的生活、道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仅部分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放弃了人生的自由形态，而且由于都市文明的渗透，许多人出现了道德、人性堕落的状况。面对这一文化失范的局面，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这种文化失范，既是“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曾表现过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和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再次表现的重要内容。这几种文学都产生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作家面对着两种现实：一种是古旧的、传统的但不乏仁义、淳朴、人情、道德气质的现实，一种是崭新的、竞争的、开放的但充满唯利唯实观念的、轻慢情感、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现实。作家的理性可能倾向后一种现实，但情感却往往后顾，徘徊在前一种现实中不能自拔。他们一方面呼吁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避免“文明的代价”。这种对文明的困惑的心态，化作乡土文学中极其常见的对乡土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乡土作家，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侵袭中，痛悼故土风物的被破坏和传统人情、人性的毁灭，在描写中常用“乡下人”眼光和情感；但作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后带有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又常用“城里人”的眼光去观照故土的那种古旧静态的生活和传统的国民心理。“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双重性。这种文化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作家的主体投射到乡土小说之中后，往往使乡土小说焕发出更复杂的艺术魅力。”60年代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而且这味道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总的看来，“乡愁”的抒发，总是与文化的失范和变更有关。其中最本色的“乡愁”表现为由于离乡背井而产生的“恋乡”、“怀乡”情绪；而“乡愁”更高的文化层次是表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失范的困惑和焦虑。

文化失范下的台湾乡土文学，文化已经构成强烈的生活冲突和心理冲突。如何化解这两种冲突，就成为70年代至80年代乡土文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为了乡土文学的文化救赎使命，一方面在现代的意识之下重现人性的童真，将故园、故乡、自然、人性之童真，作为救赎的力量，使得这些具象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所指，表达出台湾乡土文学对人性和谐的向往与精神家园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竭力追求传统文化精神笼罩下的人生图景的再现，力求表现文化的原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一样，对传统的寻根与回归，对初民生活和人性童真的追寻，都不过是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挑战的一种逆向性反应，是为了救赎社会道德的崩溃和沦丧。

家乡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论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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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乡土文化 课外学习资源 中学教育

利用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课外学习资源的研究，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需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地方课程的重要补充形式。笔者希望通过有效开发和利用乡土文化资源，积累编制以乡土文化资源为内容的校本课程，让其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成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成为学生、教师、学校共同发展的理想空间。

一、乡土文化与课外学习资源开发利用的必要性

国家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课程标准》提出了“课程资源”的概念，对“教材就等于唯一教学资源”的传统教学思想、传统课程体系提出了挑战，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善于利用和开发各种课程资源，讲求各种教学资源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地域性。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校本课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乡土文化与课外学习资源开发利用的组织与实践

徐特立先生认为：“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唯物的教材，就是乡土教材。”基于家乡――瓷都德化这块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资源，我们要通过各种活动挖掘家乡乡土文化资源，将家乡独特的乡土文化资源与中学学科的教育教学有机结合，深化教育改革，形成学校办学特色。

1.制定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加强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间的交流与联系，让学生快乐地生活，开心地学习，在活动中感受乡情之浓、乡艺之乐、乡仪之美，达到乡土文化育人的目的，深入推进新课程教育。

（2）通过研究，开发乡土文化资源，深化学校教育改革，推进新课程教育的发展，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形成一种校园文化，一种优良的校风、学风和教风，突出实事求是、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学校精神。

2.组织开展研究活动

（1）研究的思路：调查、了解搜集文献、组织理论学习、统一认识确立课题设计研究方案、进行课题申报组织实施课题研究收集资料、总结课题研究成果鉴定与推广。

（2）研究的步骤：本课题自2014年11月起，实验周期为一年，实验研究基本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4、07―2014、11）

根据每个学科的特点，设计、开发乡土文化资源采集方向，收集学习有关文献，邀请市教科所、县教育局有关专家来校指导，完成课题论证准备材料，建立课题领导小组，确立课题研究方案和课题的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4、11―2015、11）

2014年11月―2015年5月，按照研究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全校教师在各个领域开展实施，各组制订计划，3月进行阶段成果汇报，5月写出阶段总结。

2015年5月―2015年11月，提出下一步实施方案的意见，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召开经验交流会、研讨会、理论讲座、评选优秀成果、外出考察等活动。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15、12―2016、04）

整理分析研究实践的有关资料，撰写相关的研究报告，汇编师生文集――《乡土文化之瓷韵》、《教师论文集》等研究成果，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对研究成果进行科学性研究鉴定，推广研究成果。

3.活动特色与成效

（1）教师改变传统的“资源观”，实现角色的转变，优化教学资源组合，充分发挥各种课程资源的人文教育功能。

（2）让学生从活动中得到情感体验，享受学习的乐趣，积极主动地探究现象和规律，强化学生在乡土生活中的参与意识，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联系学科学习收集资料，关注自己周围的生活。

（3）构建全面发展学生素质与家乡乡土文化资源相互渗透的新模式。我们课题组组织学生开展德化旅游资源调查，了解德化陶瓷文化和历史，形成幻灯片或手抄报等形式宣传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参与汇编校本课程《德化旅游英语》，并制成书本全县交流，深受社会各界的肯定与认可。通过此次研究，学生对家乡的文化和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增强了对家乡和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初步树立了建设家乡的理想信念，为德化大地培养了一批建设家乡的地方人才。

三、乡土文化与课外学习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1.转变观念，打造办学特色。

通过研究开发，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拓展课程资源，结合学科教学，合理开发利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文化发展，丰富新课程教育的理论与内涵，推动学校教育改革，打造学校的办学特色和育人理念。

2.精心选择，健全学生人格。

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全和发展，为他们学会生活，提高生活品位，学会生存，增强生存能力，学会创造，实现自我价值奠定基础；对孩子今后的成长，走出家乡对家乡文化的传播，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3.挖掘素材，积累编制资源。

通过研究，挖掘一系列有特色的乡土素材，有利于我校校本课程的积累编制，便于形成课程化、正规化、校本特色化的学校教育“个性面孔”。

总之，乡土文化与课外学习资源开发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程，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将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注重对教学对象及开发课程资源的研究，通过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深化新课程教育的内涵，探究新课程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总结出带有普遍规律的东西，以进一步指导实践，促进学生对不同知识的整合、提炼、归一，让他们“快乐学习，健康全面成长”。

参考文献：

[1]新课程标准.

[2]魏所康.创新教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家乡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乌托邦 新时期小说研究 理想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从未止步。正是它的存在，才有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西方，把这种对理想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命名为“乌托邦”，进而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之相对应，以感性思维见长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学理上的爬梳与演绎，但中国文学不乏对乌托邦精神的追求与书写。李雁博士选择新时期小说作为样本，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乌托邦想象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梳理，既可以视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次视角转换与理论重构，又是对乌托邦精神中国化、文学化的一次接轨与论证。她的努力体现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的论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独特的、视角选择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及纵向的历史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

相比于其他艺术类型，文学无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在审美特征上都具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或者经典性的作品都有着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正是因为如此，从微观层面，评论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从宏观层面，文学史观的建构与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不难理解，新时期小说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到“先锋小说”等的命名，尽管成为诸多文学史惯用的称谓，但这些概念最多只能概括该类小说的某一或几个方面的特征，要么是主题层面，要么是审美层面，抑或是作者层面。这种命名的方便与简洁，同时遮蔽了文本自身包含的丰富内涵与艺术特征。文学研究的突围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寻求对简单命名的去蔽过程，把文本具有的其他内蕴及艺术魅力展示给读者。李雁正是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与文学史界定。

从整体上，她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较为浓厚，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精神的式微，乃至反乌托邦倾向逐渐明晰。就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概括是有着极强的合理性的。当然，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高张乌托邦精神大旗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从主流地位流落到了边缘，或者说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由于作者关注的作品的范围局限，因此这一现象在论著中涉及较少。

根据小说文本表现乌托邦精神的方式和侧重点，作者把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分为五大类型，分别是政治乌托邦小说、乡土乌托邦小说、爱情乌托邦小说、语言乌托邦小说和宗教乌托邦小说。当然，这种分类更多地侧重于主题学的角度，把语言乌托邦与其他四类相并列，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对于这些小说的重新归类与命名的努力，显示出作者以新的研究理论――乌托邦――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的积极尝试。这种尝试，对于新时期小说及文学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借助于十年梦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热情消退，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思，由意识形态所构造的完美的政治社会显露出内在的裂隙，知识分子的理性复苏，乌托邦的否定精神复苏，被掩盖的历史真实发出声音，社会主义时期的苦难经验开始浮凸于文学话语符号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思维仍潜在地影响着新时期的作家，它部分颠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的某些精神，又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其中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在控诉‘极左’政治思想的同时，仍然寻找另一种美好的政治力量，在控诉政治苦难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党、国家、人民的信赖，保留着对历史正义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出政治乌托邦的倾向”[1]。这种概括对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表达是极为准确的。这些作家对于苦难的描摹并不是其创作的终极追求，而是借助苦难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反思历史与政治的潜在意识，就是对新的理想型的政治形态与制度的想象与呼唤。这种表达方式在否定性思维极为突出的鲁迅先生那里同样如此：“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与否定一切的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二

尽管与文学创作相比，在文学批评与文W研究的过程中，理性思维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实际批评与研究实践中，由于批评者或研究者对客体的主观偏好，经常会出现批评或研究的主观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一点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而言，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为对研究对象的喜好与赞美导致论点的片面乃至于偏执，则是研究的大忌。因此，如何在强烈的情感中保持清醒的理性思维，对于研究客体尽可能地保持辩证的态度，是文学研究要关注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李雁在论著中很好地避免了过多地拘泥于研究对象的一端而相对忽视另一端的误区，进而使论证的过程更加合理，推演出来的结论更具有客观性。

这种辩证性思维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她在论述乡土乌托邦的本质特点及创作表现之后，对其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总结，指出：

乡土乌托邦话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新思考，它显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逐渐萌醒的知识分子立场，显示出知识分子重建理想社会的努力。乡土乌托邦话语中的乡土既是现实的乡土，又是理想的乡土，既是形而下的世界，又是价值的世界，是包含着乡土乌托邦作家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的形而上的世界……它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凝聚着作家私人情感的生存时空上升为这个民族文化未来的生存图景，包含了乡土作家在目前复杂的文化资源面前独到的思考。乡土乌托邦描摹的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审美的世界，它借助回望的视角，跨越城市与乡村的现实距离而实现了精神的还乡，安妥了漂泊于城市文明中的孤独灵魂[2]。作者对于乡土乌托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的概括是极为合理的。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而言，无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对故乡思想落后愚昧精神的批判与哀悯，还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美好人情人性的眷恋与哀愁，都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流浪的灵魂无处安放的内在焦虑，深层次上更暗含着对内心深处乡土世界的乌托邦想象的期待。这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包括汪曾祺、高晓声、贾平凹、李佩甫乃至刘庆邦等作家的创作中。其实，这正是所有的乌托邦想象的积极意义所在：“乌托邦关于未来的幻想……促进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改造现状。”[3]

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乡土乌托邦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的归纳总结，而是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乡土乌托邦的局限性所在：乡土乌托邦在思维指向上更多地集中在了过去，导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与此同时，它的未来指向难免带有浓郁的理想化的空幻色彩。作者分析：从文化心理来说，乡土乌托邦作家对家园意识的感性留恋与理性自觉常出现矛盾的情况……乡土作家内心的情感与理性向两个方向发展，乡土依然是他们温暖的家园，特别回忆中的乡土依然给予了他们深切的慰藉，然而他们接受的现代启蒙促使理性的觉醒，乡土生活的负面是不可忽视的存在[4]。这种现象的确客观地存在于众多乡土作家的笔下。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鲁迅、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废名等作家，还是后来的沈从文、赵树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晓声，新时期的路遥、李佩甫、贾平凹、刘庆邦等作家，一方面在乡土乌托邦世界中充溢着浓郁的温情与眷恋，另一方面现代性诉求的理性渴望又时时流露出来，二者之间的纠葛成为作品在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上的张力所在。

最后，作者对乡土乌托邦面临的困惑进行了究根溯源式的总结并指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乡土乌托邦所面临的文化悖论实际上是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乡土乌托邦作家主体身份的局限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困境之一……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时的资源困乏和精神孱弱……当代文化环境复杂，乡土乌托邦正在路上，还远未到达探索的终点。如果它在全球化的思潮中保持一种清醒、博大、理性的立场，克服自身的偏激与谬误，那么必然会对当代文化重建提供养料，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5]。

可见，作者对乡土乌托邦创作的概括与分析，对其短板存在的原因及未来发展路径的指向，体现出了冷静、理性的辩证思维特点。这正是成就该论著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作者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为新时期，而实际上更多地关注新时期开始到新世纪之间的小说创作情况，只有短短的二十四、五年的光景。但是，即使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乌托邦的想象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外部特征和内在含蕴，既不同于外国文学对乌托邦的书写，又有别于近代以来包括五四到“”结束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更进一步讲，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区限内，作家对乌托邦的表达与追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中国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及作家的创作观念、心态和创作手法的转型就是发生在这看似短暂的时限之内，作家对乌托邦的态度及表述方式同样有了明显的转型特征。可贵的是，李雁发现了这一点，还尝试着对这种转变进行追踪和描述。她敏锐地发现，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作家对乡土的描述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与欢欣，在高晓声、汪曾祺、李佩甫等人的笔下，乡土的乌托邦色彩得以凸显；但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乡土乌托邦逐渐褪去了它的浪漫色彩，显出了她内在的虚幻性”[6]。无论是李佩甫还是阎连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乡土乌托邦幻灭的悲哀，“当代具有民间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文化交锋中逐渐丧失了自信”。值得指出的是，李雁在对这一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的论述并没有一味地追悔和怨天尤人，更没有过多地指责和批判，而是持难得的宽容和理解，她指出，这种变化是所有的乌托邦者都必然要经历的转化。“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必然要在真实的现实面前张开眼睛，但面对真实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的全面退却，只有弱者才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放弃内心的信仰……在乡土乌托邦作家身上，由传统赋予的乌托邦精神在乡土现实家园的废墟中重新焕发出追求的勇气。与后现代主义相比，乡土乌托邦具有珍贵的信仰、热情和勇气，他们借助对生命和理性的信赖，穿过荒芜的现实家园重建了他们的乌托邦，他们把家园放在精神的空间中，运用想象创造了精神的天堂，体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智慧”[7]。这种发现，一方面是作者在细读新时期乡土小说文本的过程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及作家内心世界的准确概括与归纳，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符合乌托邦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以异端的姿态提出批判，与此同时，通过描述理想的未来，鼓励人们向着新的目标进发，从而给人以希望和勇气。有效避免因否定而有可能产生的悲观，这正是乌托邦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论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眼光及冷静的理性态度正是文学研究尤其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一书中，这一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发展的眼光更需要文本的支撑，文学的研究同样如此。李雁在其论著中很好地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为纵线，梳理各类乌托邦精神的嬗变轨迹及演化过程，同时辅以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从横切面上形成对纵线的论证和支撑，同样是这部学术论著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在论据的选择上，作者有策略地进行了详略处理，以突出重点。例如她在论述“爱情乌托邦”的演变过程时，对王安忆、张抗抗、皮皮、陈染的作品进行了简单评述，随后重点剖析了当代女作家张洁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爱情乌托邦”的变化轨迹，以点带面，形成了对论点的有力论证。而在“语言乌托邦”一章，作者则以部分出生于60年代的知识女性的群像作为例证，发掘出她们通过语言世界的建构，放纵被现实中压抑的灵魂，缓解与现实世界处于紧张对峙关系中的心灵，进而开始所谓“语言乌托邦”世界的抒写实践。这种纵横交错、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思路，成就了论著的另一个亮点。

正是作者在对“爱情乌托邦”和“语言乌托邦”进行分类和论述时，所涉及的女性作家存在较大的交叉点，如陈染、林白等，因此容易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即对乌托邦类型的归纳显得边界不够鲜明。如果作者再把这一问题交代清楚，无疑就会使论著显得更优秀。

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进行研究，本身就是对文学理想的一次检阅和梳理，其背后流露出来的正是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的执著坚守与热切期待。正是这种对乌托邦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执著与追寻，才赋予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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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3（a）-0215-02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层次低，同质化严重，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在特定的政策背景、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具有典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收集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以期在新型城镇化这一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进行深入研究。

1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1.1 国外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现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到2004至2013年十年间相关论文39篇，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对文献进行分类汇总分析发现国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本质、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者动机、偏好与满意度、乡村旅游产品以及乡村旅游的网络营销等方面，已形成了系统成熟的研究成果，总之，国外乡村旅游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更加广泛，在研究方法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更加深入。但关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由于无转型升级的提法，因此，仅有少数接近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详。

Kajanus M，Kangas J，Kurttilac M（2004）运用集中价值思考（value focused thinking）和A'WOT对芬兰和德国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及劣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传统和文化是他们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Albacete-Sáez C，Fuentes-Fuentes M，Lloréns-Montes F（2007）认为质量是行业竞争的一个有力优势，为了能够给乡村旅游经营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建议指导，为此开发了测量乡村旅游住宿服务质量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这对以后乡村旅游的质量管理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Claire Haven Tang， Eleri Jones （2012）以Adbenta公司开发的蒙茅斯郡的领袖项目为个案进行分析，并最终认为领导力在创造乡村旅游企业竞争力和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方面有重要作用。Zahed Ghaderi，Joan C.Henderson（2012）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在伊朗当地一个很受游人欢迎，并在政府旅游发展规划当中占据重要作用的村庄进行调查，发现当地居民认为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并最终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伊朗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Yasuo Ohe，Shinichi Kurihara（2013）认为日本本土资源的管理，必须要通过加强当地农产品品牌的经济效益和乡村旅游开发的互补关系。

总之，通过对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结论：（1）受欧美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因素的影响，国外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方面的研究文献几乎没有；（2）国外对于乡村旅游品质提升方面的研究也属凤毛麟角，且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3）一些专家的研究表明与其它形式的旅游相结合、综合协调发展是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也是实现进一步提升的主要路径；（4）个案研究普遍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实践性和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乡村旅游品质提升的普遍指导性有限。

2 国内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现状

我国乡村旅游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国内针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也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不断深入与完善。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本文选取了2007至2013年6年间相关论文13篇，文章集中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

2.1 理论研究

近年来有关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吴必虎等（2007）从产品、营销和市场拓展三方面提出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升级的建议。胡敏（2009）指出转型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组织将推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产业升级。徐福英等（2010）从产业、产品、市场、合作组织和教育培训五个层面提出了转型升级的对策和建议。乌兰等（2010）从生态理念的视角出发探索了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途径、目标以及对策。

2.2 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乡村旅游转型与升级进行了案例研究，黄震方（2011）深入研究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和香格里拉雨崩社区的权能建设，认为社区权能建设对推动旅游社区转型升级和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作用。李月丽（2012）从加强科学规划、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加强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探寻了湖州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可能路径。李玉新等（2012）以山东省寿光市、蓬莱市、长岛县为例，认为产业协同和城乡统筹发展，是促进了乡村旅游转型的典型路径。陈艳秋（2012）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典型，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提出了从主题形象、市场细分、项目策划、旅游目的地营销、辅助设施和服务等方面实现乡村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郑耀星等（2013）通过分析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并试图从开发经营理念、产业链、服务理念以及乡村旅游标准等方面着手，融人生态理念的元素，以期为福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刘战慧（2012）将韶关市作为一个研究点，结合韶关市的实际，从实施体验式开发、构建价值链增值、催生产业新业态等方面归纳了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安传艳（2013）认为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背景下，河南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可以通过培育特色、精品旅游目的地，政府引导和规范标准，培训从业人员，细分市场、加大营销力度等方式实现乡村旅游的产品、管理、服务、市场和功能的转型升级。刘孝蓉（2013）认为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既可以推动传统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并提出了传统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的互动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通过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1）我国乡村旅游确已进入瓶颈期，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2）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路径方面的研究集中变现为：①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价值增值；②依托乡村旅游产业集聚，扩展产业多种功能；③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协同共赢；（3）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基本都是立足于产业发展的视角，由单一关注乡村旅游的经济价值转向关注乡村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价值。（4）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的研究视角过于具体，宏观综合性研究较少。

3 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3.1 国外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供参考的论文较少。S. Burak，E. Dogˇan， C. Gaziogˇlu（2004）通过全面评估沿海地区城镇化和旅游的影响，并针对爱琴海和地中海沿海这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由于沿海含水层的过度开发和沿海岸线的多层建筑的密集建设，导致含水层盐渍化严重，农业用地减少，使得土耳其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环境保护不断恶化。

总之，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章研究发现，国外发达国家基本已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期，且早已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制问题并不突出。因此，城镇化背景下或者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一方面乡村旅游地区的自然、文化资源对城市居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地区成为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对乡村旅游地的环境、文化等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3.2 国内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3.2.1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我国因长期以来的历史原因，呈现为城乡二元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后，国内部分学者将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旅游结合进行一定研究。李坚（2007）在城乡统筹新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中，将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结合，提出了民营经济为主，联合开发，政府主导发展乡村旅游的三种战略模式。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刘树花（2008）对乡村旅游与城乡一体化的互动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旅游相处推动发展。安慧、魏皓严（2008）对城乡统筹下成渝两地休闲旅游农业发展做了研究，对城乡统筹下发展休闲旅游农业提出了对策。其余专门针对城乡一体化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较少，对特定区域的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更少，同时在城乡一体化中取得诸多成果的地区，乡村旅游面临新的发展挑战，而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3.2.2 国内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最近几年有关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日益增多。孔德林，黄远水（2009）通过探讨城市化对城郊地区乡村旅游资源要素的影响，揭示城郊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从土地利用规划、旅游发展规划、建立景观生态隔离机制、保护生态环境、分层次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郊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得出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道路的三条途径：生态路径、文化路径和景观路径。罗红宝（2013）认为在中国进入休闲时代与新型城镇化浪潮继续推进的背景下，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能够有效实现乡村区域经济的突破发展、综合发展、绿色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广大乡村实现经济升级的重要模式。崔剑生，赵承华，王峰（2012）把增长极理论应用于城镇化进程中辽宁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中。

总之，国内专家学者对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对城市中远郊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路径、对策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再次，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更关注规划的价值和作用。

翻阅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研究进展，借鉴好的国际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明析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研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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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月丽.湖州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J].湖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10）：42-45.

家乡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路径依赖；演化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的乡村社区也成为都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全国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达2600万①。但与此同时，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直接面临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下降、城市化或商业化现象加剧、乡村景观特征减弱并迅速进入衰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1]。乡村旅游社区复杂的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2]、社区增权[3]、社区治理[4]和社区居民感知[5]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景观空间的演化是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等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进行研究，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的相关研究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向良性方面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文献研究

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概念内涵

景观是地球表面的动态系统，是包括地球表面的沉积物、岩石、土壤、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形态等复杂体，而且还包括空间结构内在的能量物质变换过程[6]。景观通常可以依据人类对其影响程度大小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完全未受到或受人类影响较小的景观，称之为自然景观；第二类是指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景观，称之为人源景观。对这两类景观进一步划分，自然景观又可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人源景观可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是指那些虽然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之后还是能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景观，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7]。乡村旅游社区是人类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在乡村社区范围内开展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其本身是一种文化景观。因此，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区域文化景观主要包括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方面，它是由地域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并产生和发展而成的[8]。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分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9]，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10]。

综上，我们认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如表1所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包括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部分，其中，聚落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各种房屋集合所形成的景观，包括民居、厂房、社区公共建筑等；民居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房屋景观，包括居民住宅内景、外观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等内容；土地利用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所形成的景观，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旅游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内容。

1.2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现有解释

（1）符号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景观形成及演化机制。陈岗等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景观的形成及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景观经过旅游开发后就形成了旅游景观[11]。根据符号学理论，当旅游者对乡村社区景观产生“凝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乡村社区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吸引旅游者的时候，景观符号就从自在的景观符号转换成为乡村旅游景观符号，形成了新的“能指”和“所指”。作为自在的乡村景观的“改造”过程，实质是通过本地居民、当地政府、外来开发商等乡村旅游参与者的“意义博弈”最终形成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过程。在“意义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旅游开发运营商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旅游者的外来文化背景，使得乡村旅游社区遭受现代商业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因此，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所形成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就是乡村旅游城市化的本质含义。

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演化的解释是将社区旅游景观形成的过程视为意义主体博弈的结果。在符号学理论框架下，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一定会导致商业化和城市化并最终会使乡村旅游社区景观走向消亡，也即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演化是单维的（最终走向消亡）。这种单维演化理论是针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长期演化而言的，忽视了乡村旅游社区在某一阶段通过创新而走向复兴的可能，因此，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性。

（2）传统经济学及地理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城市化解释。池静等应用经济学“公地悲剧”等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乡村性被削弱、城市化和商业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进行解释[12]。乡村旅游资源公共产权的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在乡村旅游社区，农家乐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无度挤压，公共管理的无效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短缺损耗了社区核心资源，损害了社区旅游品牌形象。钟伟运用城市化理论构筑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城市化问题”这一概念，探讨了“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两种不同情况对乡村旅游目的地造成的危害并从宏观背景、客观因素和主观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13]。乡村旅游社区的主要客源是渴望体验乡村文化景观的城里人，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城里人虽然渴望体验“乡村性”浓郁的乡村文化景观，但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在游客消费习惯的城市化和乡村旅游经营者向往城市化生活的双重推动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14]。可见，传统经济学和地理学相关理论重点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但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未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2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等因素和经济地理相融合，借鉴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及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概念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景观演化给予了有力的解释[15]。相对于传统景观空间演化理论的解释，演化经济地理更加注重对区域经济景观演化的历史和过程分析，其假设更加“真实”，对现实问题也更具解释力[16]。因此，本文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视野下，借助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路径依赖等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概念工具，分析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的演化（图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由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的演化共同决定，这个演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它们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演化，每一时点将会形成一个演化面，最终形成景观空间演化。在该分析框架中，遗传机制、变异机制是景观空间演化的内部因素，选择机制、关键事件和起点状态是外部因素。

（1）遗传机制。正如生物体具有遗传基因一样，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三个层面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存在遗传因素的影响，这种遗传基因实际上是乡村旅游社区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乡村旅游社区民居建筑风格的继承、相对固化的聚落分布等。

（2）变异机制。在自然界中，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称为变异。生物体的变异特性使生物体产生新的性状，以致形成新的物种，变异对生物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理，就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而言，也存在变异，如在旅游等产业的冲击下民居建筑风格和聚落形态的改变、社区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等。

（3）选择机制。自然界选择的基本准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是解释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在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是决定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方向的重要力量。

（4）关键事件。演化经济地理还认为，外部环境的突变对区域的演化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偶然因素的触发机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还受社区外部环境突发性因素影响，如交通条件改善、重大政策或社会因素影响等。

（5）起点状态。不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起点不同，对其演化的方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3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体现了随着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而在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变迁，其本身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演化特征的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路径依赖过程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每一阶段都是随着产业变迁的变迁而发生演化且每一阶段都形成各自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1）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独特的民居建筑、浓郁的乡土气息、乡村田园风光……，这些社区景观在外来旅游者“凝视”之前都只是乡村社区景观而已，旅游者的“凝视”使之从乡村社区景观转化为旅游景观。因此，在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的演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向旅游景观空间的演化做准备或者创造机遇，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机遇成熟，乡村社区景观空间将开始向旅游景观空间转换。

（2）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当旅游者进入乡村社区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乡村社区就逐渐完成了由社区景观空间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的转化。在遗传机制的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景观仍主要保持着原有的乡村景观特色，但同时，旅游者的进入使得乡村旅游社区产业发生演化，社区逐渐出现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此推动原有景观空间发生变异，主要体现在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增加、现代化配套设施增多等方面。在此阶段，乡村旅游社区旅游产品处于开发成长阶段，供小于求，选择机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该阶段主要是在遗传和变异机制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逐渐形成。

（3）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旅游产业发展加速，接待游客量快速上升，景观空间变异加快，吸引外来旅游投资商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旅游商业用地增加，乡村集体用地减少。同时，社区民居内外景观功能发生重大改变。外来旅游投资商在乡村旅游社区投资建设的旅游商业服务设施，将使得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现象更加明显。此阶段市场选择机制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农家乐经营户之间竞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规模较大、营销和经营能力较强的经营户接待游客较多，规模不断扩大，侵占庭院景观，同时农家乐经营户和外来投资商也开始了市场竞争。

（4）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锁定或创新阶段。在路径依赖规律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产业发展停滞或衰落，由此社区景观空间将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逐渐固化，旅游设施长期缺乏维护，外来旅游投资商经营不景气并逐渐闭门歇业，农户接待游客量显著减少，乡村社区景观破败，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逐步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处于动态变化状态，通过创新（变异）寻求新的演化路径，就有可能实现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创新。在促进空间创新环境的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会走向创新和变异，从而进入新一轮演化。

4 案例研究：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4.1 案例地与研究设计

前卫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中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2013年有239家农户，500名村民。作为上海市远郊的一个村庄，前卫村于1970年由围垦而形成。建村以后以农业为主，19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上“以工致富”的道路。199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发展逐步走向衰落，由此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1994年前卫村开始对外开展旅游接待，1999年8家农户率先改造自家住房接待游客，开辟了上海市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先河。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后，前卫村乡村旅游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全村有108家农户开办农家乐。除此之外，前卫村还引进外来资本建立了“木化石馆”等景点。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前卫村旅游门票收入500万元，全年全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570万元，农家乐接待户收入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乡村旅游已成为前卫村主要产业。

为了掌握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和事实，研究者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资料搜集等方法。其中，对前卫村的实地调研于2013年4月至7月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时进行，访谈人员共计60人次，涉及前卫村“两委”干部、旅游公司负责人、农家乐开办者及普通农户等。

4.2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分析

自1970年建村，到1999年正式开始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再到2011年开始进入路径锁定阶段，崇明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大致经历了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1970～1998），景观空间形成阶段（1999～2004），景观空间发展阶段（2005～2010）和景观空间锁定阶段（20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各个层面演化过程及主要特征如表2所示。

4.3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如表3所示，在乡村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前卫村围垦后形成的景观空间起点状态体现了农业产业特征，1978年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前卫村产业发生巨变，1981年开始和上海市长征联营厂合作开办工业，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其发展轨迹，传统农业产业发生变异，走上了村办工业的发展道路，乡村工业的发展使景观空间产生变异。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前卫村村办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与长征联营厂和上海市牙膏厂合作失败这一关键性历史事件终止了原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遗传机制作用下，乡村工业发展阶段所积累的良好的接待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知名度为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打下基础。1999年8家农户率先开办农家乐并迅速走红这一事件直接推动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这一关键性事件更强化了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10年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和上海世博会召开这一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前卫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与此同时，随着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逐渐崛起，竞争日趋激烈，选择机制发生了显著的作用，前卫村农家乐的吸引力逐渐下降。2011年前卫村老书记突然中风病倒使得其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陷入停滞和衰落阶段。因此，前卫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5 结论及展望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旅游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和旅游景观空间停滞或衰落（复兴）阶段，每一阶段演化特征和机制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景观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聚落景观上，随着景观空间的演化，旅游设施和商业设施数量不断增加；在民居景观上，开办农家乐农户住宅内外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商业化氛围浓厚；在用地景观上，农业用地面积不断缩减，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道路广场用地大量增加，最终推动景观空间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缺乏定量分析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过程和机制以描述为主，缺乏量化研究成果支撑；二是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仅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三是案例研究仅以前卫村为例进行验证，缺乏更多乡村旅游社区案例的支撑。以上这些不足有待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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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ent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in Qianwei Village， Shanghai

GONG Wei1， ZHAO Zhong-hua2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Dept. of Event Managemen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space is the sum of cultural landscape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within geographical scope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with fast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volving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space has been highly concerned. This paper applies its research framework i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space. Meanwhil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space into four different stages， what are pre-forming stage， forming stage， developing stage， and stereotyping or innovating stage， and claims that each stage presents individual feature and evolving mechanism. In the synergism of internal causes as inheritance mechanism and heteromorphosis mechanism and external causes as selection mechanism， origins， key events， etc.， evolving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space is characterized by path dependence with industry changing.

家乡文化论文篇7

一、不断强化学习意识，以学习为平台，做好理论宣传工作

一是深化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年初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坚持并完善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一把手”负责制度，严格学习考勤制度、学习通报制度，坚持每月一次理论学习，定期组织召开中心组理论学习交流座谈会，通过乡党委中心组学习带动基层理论学习、通过制度建设推动理论学习，切实提高中心组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半年我们共安排了《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科学发展观》和省、市、县领导讲话等重要学习内容，并要求中心组成员及时撰写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通过深化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进一步增强了乡党政班子把握科学发展观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为领导干部加强政治修养、党性修养、作风修养、从政修养、道德修养和纪律修养、更新知识和拓宽视野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是继续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乡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自学和集中学习等方式，继续深入、全面系统地学习《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等文件。要求全体乡村干部积极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精髓，自觉做好在群众中的宣传，力求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到每一个村组、每一户家、每一个村民，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进一步增强十七大、十七届三中精神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深入性、全面性、透彻性。上半年全乡共印发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材料、宣传单500多份。

三是坚持乡干周五下午学习制。集中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市、县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指示外，各办、站、所每周轮流提供学习材料，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各自岗位的理论和业务知识，互相取长补短。同时，支部活动和党员春训等党内学习也正常开展。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实践讨论和经验交流，有效提升了我乡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也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为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积极参加县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理论骨干培训班。3月底，乡党委组织人员参加了县委宣传部在县委党校举办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理论骨干培训班，并将培训班的学习内容、目的等主要精神在乡干学习会上“通气”，先期宣传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知识，并散发了100多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

二、不断构建外宣新格局，以外宣为先导，做好“一岗双责”工作

一是认真贯彻履行“一岗双责”。我乡积极实施符合牌坊实际的“一岗双责”内容、方法和步骤，保证宣传工作的连续性、一致性。不断巩固宣传工作领导组，坚持以乡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宣传委员为直接责任人，充实宣传队伍，各办站所齐抓共管、广泛参与、并肩作战，切实将宣传工作与本职工作相结合，细化、量化和分解宣传任务，确保宣传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做，确保宣传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墙里墙外样样红”。

二是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创新宣传手段，拓宽宣传领域，彰显强大宣传效应。切实围绕全乡工作中心，围绕重要会议以及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的出台，围绕上级领导的视察和调研，通过各种形势和渠道，有计划、有重点、有声势地展开广泛的新闻宣传报道，充分向外界展示我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动态。上半年，围绕计划生育、稳定、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治、新农村建设、秸秆禁烧、上级领导来访等重点工作，我乡通过在店白路等主要干道、牌坊、高塘和草庙集市张贴宣传标语、悬挂宣传横幅、利用乡村宣传栏、公开栏、墙报等方式进行精心宣传，共张贴各类宣传标语80余条，悬挂宣传横幅20余条，出版墙报30多期，拍摄新闻图片200多张，广播循环播送200余次。尤其是秸秆禁烧，我乡除及时悬挂禁烧横幅、张贴禁烧标语、通过村广播不间断播出禁烧播报外，还成立秸秆禁烧宣传流动小组，乡行政片长、行政分工、各村两委相互配合和协同作战，蹲点驻守在各分管段区，进行流动宣传，积极做群众思想工作，严防死守，有效杜绝和禁止了我乡大规模秸秆燃烧，保证了牌坊良好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另外，我乡积极做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海深、原省人大主任孟富林、省农委副主任刘广春以及省市民委等上级领导来访的宣传报道，并及时向相关媒体上传。同时，我们还积极拓宽宣传手段，创新宣传阵地，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宣传阵地的作用，时刻唱响主旋律，弘扬新风尚，扩大宣传面，加大宣传量，丰富宣传点，为我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上半年，我乡共向省级新闻媒体投稿6篇，用稿4篇；市级新闻媒体4篇，用稿2篇；县级新闻媒体40篇，用稿22篇。同时，我乡不断更新和丰富在中国肥东网、肥东县政府网、农网上的网站，定期维护乡政府网站，邀请市、县级电视台、报社进行现场录制节目和播放，全方位、多层面加大对牌坊乡的宣传力度，深入挖掘牌坊亮点，展示牌坊精品，为富民强乡、发展民族经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是做好节庆日的宣传，丰富群众节日生活，营造热烈祥和的节庆气氛。上半年，我乡在春节期间、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重要节日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节庆宣传活动。例如，春节期间，我乡配合县文化局、县庐剧团在草庙新街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庐剧展演、配合“春天”花船队在草庙旧街举办了花船表演，这些民俗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食粮，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三八”妇女节，乡党委召开了全体乡村女干部庆“三八”茶花会，共庆妇女同胞的节日；五四“青年节”，我乡在牌坊中心校举办了“庆建国60周年，建乡15周年”诗歌朗诵大赛，重塑学生们的爱国之情、爱乡之情，增强学生们奋发努力，报国报乡的责任感、使命感；“六一”儿童节，我乡和牌坊、草庙两所中心校共同组织了“庆六一文艺汇演”，为孩子们送了节日的问候，让他(她)们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六一”。

三、不断加大舆论宣传，以报道为助力，做好发展民族经济、服务民族团结和谐、宣扬和推广民族特色等中心大局工作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宣传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第一，作为大棚蔬菜之乡，绿色无公害蔬菜之乡，大力发展民族特色经济、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是我乡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乡党委更是把宣传工作做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出发点和突破口。上半年，我乡举办实用技术培训4场，培训300余人次，发放农用技术咨询宣传材料1000余份；利用农网进行宣传，并定期牌坊经济发展的乡情动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乡党委、政府的坚定领导下，在各级舆论的正确引导下，在乡村干部的宣传动员下以及广大群众的辛勤耕耘下，我乡的大棚蔬菜生产和养殖业的发展初具规模化、产业化和一体化。宣传工作对推动我乡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目前，全乡设施栽培面积已达5500多亩，露地蔬菜近3000亩，其中3500亩无公害蔬菜基地获得省级无公害产地认定；上半年新建设施栽培基地2个，发展大棚蔬菜面积500亩；全乡优质品种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90%以上。养殖业发展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全乡标准化饲养小区已达26个，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肉、奶牛饲养基地存栏量已达4000多头，出栏商品猪6.1万；众兴水库和管湾水库的库区渔业经济日显规模。全乡的产业结构调整良性开展，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第二，作为市、肥东县唯一的少数民族乡，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实现民族和谐发展是我乡宣传工作的又一重点。上半年，我乡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力度，继续加大对6个少数民族村的资金投入，继续坚持优先加强发展少数民族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宣传，积极、妥善处理和解决好少数民族群众的矛盾与纠纷，高举民族和谐大旗，大力倡导民族和谐新风，切实使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深入人心，回满汉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第三，面对金融危机，面对返乡回家的民工潮，我乡一刻也不放松地加强形势和政策宣传，引导民众正确地看待和应对金融危机。一是对民众详细宣传国家调控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政策和措施，鼓励返乡民工利用自身的技术、资金和政府的帮扶、优惠，创业兴业；二是举办与返乡民工面对面交流活动，邀请部分返乡民工座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共克难关。

第四，弘扬民间文化，做好民族特色的宣传。重点是做好蹴球的推介和保护。作为全省最早出现这项活动的乡，我们继续加大对蹴球的品牌宣传，使之影响更广，进一步提高牌坊作为少数民族乡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四、不断加强文化宣传，以文化为媒介，做好文化工作

一是积极配合县文化局、文管办开展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向村民宣传文物知识，有效挖掘牌坊民间文物古迹，保护牌坊民间文化。

二是积极配合县文化局开展的“农家书屋”活动，在草庙村等村建立“农家书屋”点，配置大量农村科普图书、书架，规则摆放，有序浏览和借阅，充实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群众科技知识面，有效帮助和指导了群众科学生产。

三是积极配合县文化局开展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统一配备了播放器、音箱等电影播放设备，推广农村电影播放，倡导文明健康娱乐，将会大大丰富群众的业余娱乐生活和有效预防、减少不文明不健康的娱乐。

五、不断加强文明创建，以文明创建为纽带，做好文明建设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我乡牌坊村和春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建设初见成效，通过统一修平门前路面、统一刷新墙面、统一修砌花坛、统一栽植绿树、统一安装路灯，和春可谓是“旧装换新颜”，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文明创建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受到市级表彰。另外，我乡新建了垃圾填埋厂，有效解决了牌坊居民生产、生活垃圾的处理和循环利用。

二是积极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整治。通过长效化开展“清洁家园绿化乡村”、“改水改厕”、“秸秆禁烧”等爱国卫生运动和村庄环境整治，广泛宣传城乡环境清洁卫生知识，积极推动集镇、村庄环境美化、亮化，提高群众人居质量，改善群众生活面貌，保护好牌坊的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

年上半年，我乡不断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各部门通力合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预定的宣传任务，但是宣传工作还存在诸如对内对外宣传力度需要进一步扩大、宣传思想工作方法、形势和步骤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渗透力、战斗力需要进一步提高等薄弱之处。下半年，我乡的宣传思想工作将继续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励和正面的宣传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传理念，为构建和谐牌坊、安康牌坊、为更好地推进牌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具体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加大宣传工作经费投入，从资金、人员、设备、载体等方面做充分保障；要加强村广播室建设，完善村广播室的硬软件基础设施，将村广播室打造成宣传的“喉舌”，打造成宣传的强大平台和载体。

二要加强对通讯报道员的培训，提高通讯员的理论和业务水平，使之更好地适应和开展宣传报道。

家乡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冲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3）02-0088-03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1]，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3]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其中就包括个体的自我认同，即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主动体认。与公务员和城市教师相比，乡村教师在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了生活中的贫穷者和农村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经过调研发现，“95.7%的乡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其中91%的30岁以下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非常不满意’；3.2%的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不满意’；1.1%农村教师表示对当前经济地位‘一般满意’”[4]。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教师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在“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道德旗子指挥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中最忠实的“安贫乐道”的守卫者。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3.制度文化的冲突

从现实情况看，对乡村教师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制度文化。它突出表现为国家为了加强对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影响而推行的政策、管理体制等国家权力因素。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就与国家权力下沉和上移的矛盾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皇权止于县政”，我国的乡村社会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乡绅而不是皇帝是乡土社会的主宰。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乡村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的国家”[5]。国家从资格认证、任免、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等各个方面将乡村教师纳入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乡村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系，并渐渐在制度上与乡村社会疏离。不过，最近十几年，在国家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权力不断上移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在管理体制上，将乡村学校管理从以村为主上移到以县为主，这从经费等方面确实能保障乡村教育的运行。不过，由于权力的上移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乡村学校出现管理空白，比如县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城镇学校上，无暇顾及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同时，村里对学校也不承担管理责任。其二，国家为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民进中央在2012年召开的“两会”期间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6]。优点姑且不论，“撤点并校”的不为人知的危害就是加速了农村的解体和乡土文化的凋零，并切割了文化与乡土之间的联系。作为乡土文化最后的守夜人，乡村教师面临的只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的文化图景。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7]。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8]。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9]。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

4.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

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要求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或者文化人身份的乡村教师具备一定的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具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济世情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不但要了解教书育人的专业领域的事情，而且还要关心专业领域以外的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要成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怎样才算好……他足迹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乡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10]。据此，乡村教师应该积极地走出课堂，融入乡村，参与改造乡村生活，利用校园、教室、图书馆和运动场等现有资源为乡村服务，进行技术培训，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在乡村文化日益荒漠化的今天，乡村教师可以凝聚本土文化资源，重建乡村文化秩序，帮助树立乡村文化的权威格局。这对于营造乡村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激活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曲正伟. 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　教育发展研究，2007 （4）：34-38.

[2]许纪霖. 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58.

[3]马千帆. 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98.

[4]李金奇. 农村教师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思考[J].　教育研究， 2011（11）：34-38.

[5]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

[6]雷辉. 民进中央：应明确农村学校撤并底线[N].　南方日报，2012-03-13（04）.

[7]刘铁芳.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J].　书屋，2006 （10）：45-49.

[8]郭晓燕. 职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取路径探析[J].　基础教育研　究，2011（8）：23-24.

[9]李茂森. 教师的身份认同研究及其启示[J].　全球教育展望， 2009（3）：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