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管理论文范文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1

网络安全是指通过有效手段来保护网络内的所有软硬件以及存储的数据,避免被偶然的、恶意的原因破坏、更改或泄露,保证网络能够稳定的提供服务,系统也能够正常的运行。从广义来说,任何网络中数据安全保密的属性都是网络安全研究的领域。网络安全的本质就是网络中的数据和信息的安全。网络安全管理是一种依托网络管理、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防范等多领域的技术支持,对计算机网络进行统一监控和协调管理的技术。主要解决在网络环境和计算机应用体系中的安全技术和产品的统一管理和协调问题,从整体上提高网络防御入侵、抵抗攻击的能力,确保网络和系统的完整性、可靠性和可用性。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包括对安全服务、机制和安全相关信息的管理以及管理自身的安全性两个方面,其过程通常由管理、操作和评估三个阶段组成,它涉及的因素很多,如人员、硬件、软件、数据、文档、法律法规,它在整个网络安全保护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网络安全系统中网络安全技术都必须在正确的管理技术下得到实施。据有关分析报告指出,在整个网络安全工作中管理要素占份量高达60％,实体安全要素占20％,法律要素占10％,技术要素占10％。安全管理不完善是网络安全的重要隐患,例如一些单位或企业对于网络安全往往只注重对外部入侵者的防范,而对内部管理重视不足。在实际网络系统的应用中,既要重视对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的应用,又要注重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管理,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技术主要侧重于防范外部非法用户的攻击,管理则侧重于内部人为因素的管理。

2公共部门网络安全管理中的问题

(1)重建设、轻管理,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目前公共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存在一些不良弊端,往往重视计算机网络系统设备的选购和建设的过程,然而当网络系统完成建设后却不能及时的按照上级相关网络管理制度,来对设备进行管理维护,缺乏一套有效的、适合本单位的网络管理制度。

(2)网络安全管理人才不足

当前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对操作和使用计算机设备的人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然而,在计算机网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相关的专业人才较少,相关的内部业务培训也无法满足当前信息发展的要求,在各单位普遍存在网络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不强、素质不高、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目前,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当前计算机网络体系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3)公共部门人员网络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网络安全意识淡薄。当下,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单位都将本单位的计算机连入了网络。但是大部分用户对计算机网络安全知识不熟悉,对网络及各种系统大多停留在如何使用的基础上,对网络安全防护意识不强。例如,在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随意共享、传递重要文件,甚至少数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带有保密信息的计算机、存储介质连入Internet。

3相关对策

(1)加强思想教育

从思想上构筑网络安全的防火墙。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首先要加强用户的网络安全意识,通过在公共部门中宣讲学习上级关于网络安全防护的有关指示精神、政策法规和一些网络安全防护知识的教材,引导用户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的重要性,学习如何加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的基础知识,要让每名工作人员知道在网络防护工作中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以近些年发生的网络安全事件为案例,讲述发生网络失泄密对部门和个人造成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全体工作人员的遵纪守法、安全保密意识,坚决杜绝危害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思想行为。

(2)采取多种技术手段

为信息安全防护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在网络安全建设中,要在网络物理隔离的基础上,运用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身份认证技术、数据加密技术、漏洞扫描技术和防病毒技术及其相应的专业设备,从技术层面上提升网络防护能力。对已建设好的各类网络系统,要积极研究和开发适合的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对网络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能够及时发现和修复系统存在的漏洞,主动抵御黑客和病毒的侵袭,监测网络中发生的各种异常情况并进行告警。还要严格控制各类接触网络人员的访问权限,备份重要数据,以便一旦出事,可以迅速恢复。通过对各种网络防护技术的运用,科学的构建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3)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网络安全防护队伍。在未来可能遭遇的网络攻击中,要避免被侵害,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是一个因素,但是最终决定结果的因素是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新时期新阶段,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有了更高的要求,高素质人才是信息建设现代化的关键。

(4)加强网络安全制度建设

使网络安全防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是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的基础,在计算机网络系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把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位,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自己单位实际建立可行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尤其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一套再科学有效的制度如果无法执行,那么就无法对网络安全建设产生作用。要建立合理的分层管理和责任管理的制度,将具体责任层层明确到具体人身上,对违反了规定的人要给予严厉的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对心存侥幸的人在心理上起到震慑,杜绝违规违法操作。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制度制定时,要不断科学的创新、完善和更新现有制度,真正在制度上保障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

4总结与展望

公共部门在属于社会运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做好公共部门的网络管理可以帮助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构建合理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提升网络安全技术、增强网络管理人员的素质等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公共部门有效地进行网络管理的重要因素。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管理也将更加受到重视,计算机网络管理建设也将更加成熟与健全,相关工作者一定要不断更新相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并加强安全防护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当代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将安全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做到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公共安全教育

一、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内涵

新时代高校公共安全教育是指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在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指导下，对高校人员进行公共安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等方面灌输，从而提高高校人员公共安全责任意识，提升其公共安全素质、掌握其公共安全能力从而适应新时代的安全需要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新时代公共安全教育的目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从个人层面讲，新时代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公共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和素质，能够具备自我防范和保护能力的个人；从社会和国家层面讲，通过对公共安全教育高校要培育适应新时展要求的，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人才1，主要是增强大安全观意识，提高大安全观的素质和能力。在新时代，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保守国家秘密的意识和责任，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提高爱国主义意识；二是网络安全教育，自觉遵守国家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学会辨别网络信息不制造和传播不恰当的网络信息；三是消防安全教育，掌握必要消防知识和逃生技能；四是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针对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学会自我心理调节，用积极的心态适应学校和社会生活。七是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学习公共卫生知识，提高大学生对于一些传染病、慢性疾病的防范意识，增强大学生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应对本轮。六是人身财产安全教育。七是公共卫生安全教育。

二、当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困境分析

（一）公共安全教育内容碎片化形式传统化目前大部分高校安全教育课程未正式纳入教学计划，没有教材、学分及专业教师团队2。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主要分散在形势与政策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等这些课堂以及不定期的讲座之中，很少有针对公共安全教育的持续性讲授。此外，这些课程之间关联性、层次性不强，因此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呈现是否完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公共安全主题讲座多数是在大的空间中集体进行的，这样教育效果就很没有保障，教学方式主要是实践案例教学，缺乏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且案例中的个案不能很好地概括全部公共安全教育内容。这些碎片化的内容不能组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教育对象也很难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对公共安全基础知识的掌握、公共安全意识和责任的形成有一定的障碍。尽管高校中也存在自发进行公共安全教育的社团组织，主如一些社团通过拉横幅、进行知识竞赛等各种途径进行自我教育，这些教育客观上能加强大学生公共安全的知识，一定程度上增加自我保护意识。但是这些课堂教育、拉横幅、组织知识竞赛等方法并未从根本上激发教育对象的安全知识传播意识和公共安全责任意识，对安全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更是有限的。因此当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性更难以落实。

（二）教育主体队伍尚未达到专业化目前多数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门负责高校辅导员、校园安全的保卫人员和分管学校安全部分人员；这些教育者拥有丰富的公共安全管理经验，在从事家教学中往往能结合具体案例模拟情景教育，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他们常年从事公共安全管理工作，并不熟悉教育理论和教育规律，加上目前没有专门的教材可供参考，因此教学内容缺乏理论深度，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类是政治公共课教师，他们在日常的教学中兼顾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他们有丰富的政治公共课教学经验，但是一方面由于其教育背景几乎是非公共安全专业，客观上造成他们对于公共安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素质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安全教育不是政治公共课教学主要内容也尚未纳入考试考察部分，因此其专业化程度十分有限。第三类是高校中自发组织进行自我教育社团或其他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大学生。他们是实现自我教育的主体，进行自我教育能激发其自觉维护自身、校园、社会国家安全的意识，增强其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局限性，其专业化程度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升。

（三）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对象尚未全员化入学新生特别是大一群体是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重点开展对象是，其心理健康教育、人身财产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的方面教育都较为全面，并且大多数高校为其制定了有一定专门的教育课程；如军训、国防安全课。这些课程有利于新生的适应高校生活环境、促进学生之间的融合，有利于校园和谐，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提高其公共安全素质和能力。但是相对大一新生很多高校对于研究生公共安全教育稍显松懈，更侧重实验室安全和器材使用的安全、保守机密、网络安全教育等方面，对于心理健康教育、人身财产安等其他基础性教育较为薄弱。国际交流生是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另一目标对象，由于大多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加上生活习惯的差异、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公共安全教育重点关注对象之一，但由于语言差异和掌握外语的公共安全教育人才的缺乏，当前高校对外国留学生公共安全教育思想和安全管理上虽然重视但是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践层面更较为薄弱。此外，高校教职工承担高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由于其自身知识素养和科研能力较高，往往被认为具备足够的安全能力和水平，往往是公共安全教育忽视的对象。但事实上，从某大学教师被骗千万事件可以看出，高校教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是参差不齐的，他们也需要不断接受安全教育，公共安全意识也需要不断进行强化。

三、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路径优化探索

（一）完善公共安全教育体系创新教育形式针对公共安全教育内容碎片化致使教育有效性不强的现状，高校要完善课堂体系。首先要根据新时代是要求和高校人员的实际需要挖掘整理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一方面是要在新形势下把握高校人员自身的安全需求和时展给高校人员带来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要深入把握新时代安全的总体需求和主义矛盾，通过公共安全教育，高校要培养能满足时代安全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者解决矛盾的时代新人。根据时代需要和高校自身需求赋予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其次，要整合公共安全教育内容，科学编写公共安全教育教材，做到教育教学有章可循。最后要完善公共安全课堂体系，把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必修课程，并根据本科生、研究生的生理特点和实际需要合理安排课程，最后对高校教职工要做好定期公共安全教育。此外要积极开展实践教育，提升实践能力，第一可以利用好体育课或者社团活动开展公共安全情景演习；第二可以借助国防安全馆等公共场所开公共安全实践教育。第三可以借助网络进行远程教育、展开公共安全事件虚拟演习。在实践过程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其公共安全素质、技巧和能力，激发高校人员维护公共安全、传播公共安全知识的责任和意识。

（二）打造专业公共安全教育队伍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我国公共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升级。高校现有公共安全教育队伍已经不能完全承担公共安全教育的责任。因此我们需要打造更为专业的公共安全教育者。第一，我们要对高校辅导员、骨干保卫人员、公共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理论与实践定期培训，提升其公共安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第二，我们要引进专业公共安全教育方面专家学者，专门负责安全教育必修课理论课程和实践教育；这样有利于学生系统学习公共安全的知识，提高公共安全素质；第三，学校可以把与安全相关专业的优秀学生，如安全工程专业、医学专业、思政教育专业、法律专业、体育的学生组织起来，组成公共安全教育的社团，以社团的形式开展公共安全理论与实践教育。这样不仅利于其安全知识的内在转化，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公共安全知识传播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第四，要培养会多种外语的专业公共安全教育人才，开展对国际学生的公共安全教育。对于这一点有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对有访学经历的教师进行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培训和公共安全教育相关知识的培训；二是支持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学校从事公共安全教育相关人员出国访学。在了解国内外文化和公共安全教育的背景和差异下，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 公共安全； 安全型政府； 政府治理创新。

人类的过度实践和自反性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使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人们的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效保障公共安全，避免未来更大不利后果的出现，“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探讨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去领导我们的社会”①。笔者认为，这个将要重塑出的政府范式就是“安全型政府”。提出和研究“安全型政府”课题，对于推动政府理论创新和促进政府变革，以及实现社会安全发展和安全善治都是极有必要的。本文拟对“安全型政府”提出的根据、基本内涵、构建意义和构建路径等进行初步探析，祈望学界同仁赐教。

一、安全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安全型政府”的提出有着多维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生态学和风险社会理论、西方政府再造理论、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理论、生态型政府理论等是安全型政府提出的重要思想来源。从社会现实看，回应公众安全需求、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克服经济型政府安全保障失灵等是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现实依据。

（ 一） 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理论基础。

1. 行政生态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生态学的思维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学。行政生态学指出了外部环境因素对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强调政府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平衡，政府组织与行政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生态系统，它必须考虑对环境的适应性。如果自觉地认识生态因素，尤其是“行政环境中敏感的变量”，就可以使行政官员更明智地对待政府机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需求和挑战，②也能够更正确地定位政府角色、组织安排、实践目标和方法等。

2. 风险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和自反性现代化使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人为制造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其后果影响深远且难以控制。各种风险威胁是对健康、生命、合法性、利益和环境的威胁，无法预料的风险后果使整个社会存在深度不安全感，安全成为风险社会的动力和主要价值观。风险社会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我怕”，是“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和“免受毒害”。③应对风险社会，需要对发展和进步进行反思，需要对权力和权威进行再认识，需要再造政府和建立责任机制，从根本上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3. 政府再造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根据行政环境的变化和时势的特点重新定位政府的主导价值理念和主要职责，重新选择行政运作方式和治理方式，以便使政府成为一个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政府。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

④“重塑政府”的目标之一是建立“预防性政府”。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强调公民本位和公共精神。其理念包括： 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追求公共利益、战略性思考、承认责任不能简单化、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生产率更要重视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共识在于： 一是主张通过改革，增强政府的责任心和服务性； 二是要建立起政府与社会间信任、合作共治的关系。

（ 二） 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现实依据。

1. 安全成为最基本的个人需求和公共需求。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随着风险和恐惧的加剧，安全需求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已超过了所有需求，成为人的最基本需求，安全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安全需求首先是一种个人需求，但随着风险的日益加剧和恐惧的不断增加，不安全因素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安全的需求遂成为公共需求，安全成为公众的“最高社会概念”。在全社会安全需求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必须有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公共产品和安全公共服务，以回应公共安全需求和持续改善风险环境。

2. 全球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从 20 世纪后半期到现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宏观环境就是人类面临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的双重威胁。全球各地不断出现的各类灾难事件，都证明了全方位的风险和灾难正在日益逼近，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处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风险积累和危机爆发愈益突出，公共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现实表明，中国已进入危机频发的高风险时期，进入了转型风险社会。

3. 经济型政府的安全保障职能失效。经济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把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模式。其在理念上以奉行乐观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在价值目标和基本职能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在制度上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核心，在政策上以实施经济政策为重心，在绩效评价上以 GDP 指数和经济收入为主要衡量标准。经济型政府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忽视人们的安全需求，公共安全责任缺位，甚至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谋求所谓发展或现代化。这表明，经济型政府越来越不适应治理风险社会和保障公众安全的需要。

二、安全型政府的内涵。

为了有效应对风险社会和保障公共安全，必须以安全型政府取代经济型政府。安全型政府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目标，也是从风险社会走向安全文明社会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和政府的整体性转型。

1. 安全型政府是在安全文明理念指导下，高度回应公众的安全需求和积极履行公共安全保障职能，并致力于安全文明建设和实现安全社会的政府。

安全型政府也就是对经济型政府或其他非安全型政府在意识理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决策和执行、治理方式、体制机制、职能定位、能力结构、努力目标等方面的安全化。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安全保障“多赢”的政府，是具有民本性、安全性、创新性、前瞻性和责任心的政府。

2. 安全型政府是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政府。在风险时代，风险的复杂性和难以防控性使个人或一般组织已无力应对风险，只能靠政府来提供安全保障。人们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同安全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风险社会的突出矛盾。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安全责任的主要履行者，应在安全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无条件地回应社会诉求，竭尽全力地为公众安全提供保障，关注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安全。

3. 安全型政府是将全方位安全保障作为政府最基本职能的政府。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社会中所承担并实现的职责和功能。现代政府职能随公共需求状况而变化。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是公共安全，因而安全型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回应社会安全需求和实现公共安全利益。安全型政府视公共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第一要义，明确地将安全管理、安全服务即安全保障提升为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在政府管理的所有领域和环节都体现“安全化”，从公共安全角度审视和评价一切，自始至终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和安全优先理念。

4. 安全型政府是积极推动安全文明建设的政府。安全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安全生活的进步状态或趋势，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为实现安全生存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创造的全部安全成果。

⑤安全文明的基本内容有： 安全意识文明、安全主体文明、安全制度文明、安全行为文明、安全能力文明、安全关系文明、安全发展文明、安全环境文明等。安全文明是社会文明体系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安全文明建设，首先要靠安全型政府来倡导和推动。建设安全文明，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水平，是国家和政府的战略性举措。

5. 安全型政府是不懈追求安全社会目标的政府。安全社会是具有充分安全保障的和谐社会。在现阶段，建设安全社会，应主要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进行安全城市建设和城乡安全社区建设，进行安全文明单位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安全型政府应尽职尽责，竭力推动社会均衡发展和安全发展，从根本上遏制社会中的风险因素和副作用，努力培养“安全人”，积极保障安全公共品的供给，不断实现公民的安全权益，逐步实现人的“风险解放”，使人们真正生活得更踏实，更有尊严，推动风险社会向安全社会转变。

6. 安全型政府属于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安全型政府强调政府机构及其成员在担任公共职务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安全职能和义务，必须对公民和社会的安全高度负责，始终把公共安全保障职能作为自己的最基本职能，必须时刻做到迅速、有效地回应和满足社会与公民的安全需求。政府如果未能尽其安全职责或履职失效，或给公众和社会带来风险或损失，应当受到责任追究。可见，安全型政府就是安全责任型政府。安全型政府以全方位安全服务、安全保障来实现服务价值理念和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安全公共利益，这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性质和目的，其实质就是公共安全服务型政府。可见，提出和建设安全型政府没有脱离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宗旨。安全型政府是现代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有机统一和具体实现模式。

三、安全型政府构建： 必要性和主要路径。

（ 一） 安全型政府构建的必要性。

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安全型政府，既是应对风险社会和回应公众安全需求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社会文明、均衡发展对政府转型的客观要求和现代政府与时俱进的自觉变革。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使政府组织能够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和治理风险环境，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

1.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应对风险社会、履行公共安全责任的迫切需要。普遍而持久的风险挑战和日趋深重的安全危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和威胁各地民生的首要问题。建设安全型政府，不能仅靠科学技术、市场法则或社会力量，更不能依靠经济型政府来，只能依靠构建起安全型政府，适时转变政府理念，发挥政府的公共权威作用，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制定和实施公共安全政策，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安全治理，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2.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根本保证。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 “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期望。”⑥而安全型政府作为现代政府发展的新模式，属于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模式，因而安全型政府能够根据民众需求的变化来定位角色、调整职能，以便及时地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安全服务。

3.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和引发了种种安全问题和副作用、负效应。社会发展的实际表明，经济的无限制发展和盲目发展是非安全发展，是要人们付出安全代价的，甚至是得不偿失。这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发展应当是有限发展、合理发展，即在保障人们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及环境安全与社会和谐的前提下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安全生存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和安全优先价值理念的安全型政府才能真正促进可持续安全发展，才能在发展中确保公众安全与社会和谐。

4.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政府变革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范式还存在安全理念欠缺，忽视风险管理和安全文明建设，政府在安全管理职能配置上不够到位，管理格局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等诸多问题，这不能适应政府管理“安全化”的发展趋势，不能有效回应日益增强的公众安全需求和从根本上改善风险环境。此外，目前我国还缺乏完善的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结构，仍存在安全监管政务透明度不够、安全管理能力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我国迫切需要进行政府管理范式的深刻变革，逐步构建起安全型政府，确立政府的安全保障职能，强化政府的安全责任，提升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全面实现政府的安全管理、安全服务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创新安全管理方式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很显然，建设安全型政府有助于我国深化行政改革和提高政府的整体效能。

（ 二） 安全型政府构建的主要路径。

安全型政府作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新的政府范式，目前尚处于理论设计阶段。要真正构建起安全型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和具体操作等不同层面采取相应措施，逐步推进，力求全面提升政府履行安全责任的素质和能力。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安全型政府的构建，实质上是政府在理念、职能、目标和行为方式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型。

1. 确立现代安全文明理念。构建安全型政府，首先要确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安全文明理念和安全价值观，而且政府能够自觉地将这些理念贯彻到政府的制度、政策、目标、文化和行为等各个方面。这些理念包括： 安全权是社会成员的最基本人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前提和保障； 承认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是世界公理，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国家和政府的最重要职责； 安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公民幸福之根本，安全责任感是衡量个体或组织道德水准的首要标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安全高于发展，人的安全利益重于物质利益； 安全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安全优先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安全保障是企业、社区、地方和国家的一种软优势。

2. 强化政府的公共安全责任。其一，政府有促进安全发展和进行安全决策的责任。政府应当适时提出指导国家或地区经济安全发展的思路、原则和战略规划，确立经济安全发展方式，制定安全发展政策和目标，进行安全设施建设和培养安全管理人才，能够正确引导企业和社会走安全发展之路。遏制发展中的一系列“副作用”，克服工业文明产生的种种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双赢”。政府进行决策和执行时必须从保障公共安全出发，确保安全政策目标的实现和安全政策的预期效果。其二，政府应强化对社会各领域、对市场和企业及各类风险源进行安全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及早建立起职责明晰、运转有效、机制完善、工作有力的安全监管体制。其三，政府有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分配的责任。公共风险管理应以注重应对危机转变为着力点，抓好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将风险管理融入到日常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努力降低社会风险性和社会脆弱性。同时，政府还应搞好全社会的风险分配，以使社会达到一个相对均衡和公正的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状态，以利于社会和谐。其四，政府有应对危机挑战的责任。这包括危机准备、预测预警、快速决策和科学处置、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以及善后处理和恢复等环节的全过程危机管理责任。

3. 加强安全制度建设。其一，各级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安全决策与执行机制，切实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任何行政决策都应经过充分地安全论证和安全评估，对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要建立反馈机制。其二，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制度，包括风险识别和排查、风险分析和评估、风险预警和监控、风险规避和处置等； 还要建立风险爆发后的危机管理体系，包括预案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为政府应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管理流程。其三，建立包括《公共安全保障法》在内的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并要严格执行到位，使政府能够充分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职责和义务； 同时能够实现政府与其他安全管理主体关系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其四，建立安全财政及保险制度等。各级政府要把风险治理和公共安全保障所需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预算之中； 要建立健全安全治理投入机制，建立多种保险机制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建立风险税收制度等。其五，实行安全责任制和安全问责制。要把安全责任具体化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加大安全效益指标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安全指标优先考核，使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安全化、科学化； 要建立安全问责制，保证政府安全责任的落实。

4. 保障安全政策供给。政府要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将风险治理、安全管理和安全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统一部署中，从全局和源头上减少不安全因素。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并落实到位，要坚决把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到保障公共安全为先和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模式上来，从保障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布局。

5. 提升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政府能力即政府履行其职责的本领和程度，反映了政府适应一定的行政环境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公共管理的目标。

在将公共安全保障责任明晰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基础上，还必须增强和完善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安全保障能力，并逐步将此能力确立为政府的核心能力，以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责，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和安全服务。其一，政府的安全决策能力。政府的决策要遵循客观规律，不人为制造风险； 安全决策要坚持安全性与经济性相结合，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结合，当前目标与战略目标相结合，用有限的安全投入保证最大的安全经济效益和安全社会效益。⑦其二，政府对社会各领域、对市场和企业及各类风险源进行安全监督和管理的能力。其三，政府具备公共风险管理能力，切实增强政府对风险的识别和排查能力、分析和评估能力、监控和规避能力等，建立起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其四，应对危机挑战的能力，要求政府具备危机准备能力、预测预警能力、科学处置危机能力、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善后处理和恢复能力等。其五，风险社会中政府具有及时了解和回应社会安全诉求并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和谐的能力，以增强社会安全性和抗逆性。

6. 实行政府治理创新。政府要善于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多种治理方式，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使公共安全保障更到位。其一，运用“整体性治理”，防控普遍化风险和进行全方位安全管理，克服碎片化组织和分割式管理的弊端，发挥政府所有部门的整体优势。其二，引进“动态治理”，政策制定者“不断地前瞻性思考以感知环境变化、反复思考以反思当前行为和换位思考以向别人学习，并不断地将认知、反思及知识融入他们的理念、规划、政策和结构中以使其适应环境变化”⑧。其三，实施“合作治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分享治理权、相互合作、相互补充，共同治理公共安全事务以实现安全善治，同时还要建立起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调，共同应对跨界风险，谋求人类安全与世界和谐。其四，尝试“预防性治理”，政府在反思性风险意识和前瞻性思维基础上，将事后被动性危机管理模式转变为事前主动性预防管理模式上来，实行管理重心前移，从源头上和战略上保障公共安全和实现以人为本。其五，确立“依法治理”，重视公民安全权益的法律保障，强调政府在行使权力、回应社会安全需求、履行安全职责、进行安全决策和创新治理等过程中均具有法制保证和刚性约束，确保风险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行和风险结果的有效预见。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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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5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我国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企业谋利动机恶性膨胀的结果。生产企业被视为封闭系统、利润最大化被视为惟一目标，企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社会的利益；企业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的生产或利益。贪得无厌的谋利动机及其行为，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自律水平的提高。资本的逐利本性需要严酷的他律限制，否则它就会置社会伦理道德于不顾。我国市场化的程度尚有待完善，其发展初期易于滋生企业不道德行为。部分企业采用不正当行为获得政府稀缺资源，权力进入市场，使得市场竞争规则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被打破，如“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企业不道德的保护伞。

二、管理和制度不到位，导致政府失灵。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弥补市场失灵，产生缺陷，其他非市场缺陷的政府失灵，政府活动。因为政府的行政太大，绩效评估机制落后等原因，政府公务员可能发生支配下的理性的“经济人”行为，导致行政权力的异化，如权力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初始目标。单一的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选择性缺乏供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行政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从而增加；政府如果既是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监管，同时监管机构监督下，成本和收益因素，缺乏食品监管权力的创新，导致失去平衡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导致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和专业限制，监管与信息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与开发、技术优势，所以政府要调节自身有效的监管，必须在相关的专业技术、设备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弥补劣势的信息，直接增加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难度。上述所有因素将导致政府失灵状态。政府失灵，表明政府不能代替市场，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一定能做得很好，甚至适得其反。

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危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和克服上述两种监管失败

公共治理理论为第三方监管力量参与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治理是指“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或个人等各方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调管理，以实现共同目标的预定过程和方法。“公共治理理论强调的多元化治理，治理责任分化的互动、公众主体的伙伴关系与合作网络运行机制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和非强制性工具民事法律。“行业协会是一种主要的单位和个人在同一行业的会员自发成立，随着行业的身份、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具有自发性、行业、会员、非营利、非政府。它的“自发性”强调行业协会的设立、运作和发展基于民意调查，成员自发的，有意识的，自愿的，应该是民主的形成；“行业性”表明行业协会以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业种、品种、工种等行业差异作为组织标识，将形成不同类型的行业对会，“会员性”，行业协会不是实质性的组织，而是会员为主体；“非营利性”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其“非政府性”指出行业协会既不是政府及其附属物，也不能使用政府行政式管理和运行机制。

行业自律是指行业自我规范、自我协调的行为机制，同时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维护行业利益的重要措施。行业自律包括：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和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这两方面都包含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和保护的机能。

当前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的纷繁复杂，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落实食品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重新构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新理念。面对转型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现状，仅靠政府单一监管，难以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全部职能，无法在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目标。行政监管、法律干预和行业自律，共同构建规范食品市场秩序，成为确保食品安全治理目标的制度基础。

二、食品行业协会，操作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律体系。在总结立法实践的基础上，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制定《行业协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在《行业协会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框架下，通过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食品行业协会的性质、设立条件、程序、目的、原理、结构和基本功能，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等进一步加强食品行业协会的企业治理和委托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于效率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还应指出合理定义法框架内的政府行政监管和食品工业协会自律监管职能边界。为政府职能部门在食品安全管理和食品行业协会的合作治理奠定法律依据。

三、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独立建设他们自己的能力。发展增长的原始动机来自食品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共同利益的行业协会会员企业的生活都是食品行业协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真正的食品工业协会代表了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成员，和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才能负担起公共职能的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这是食品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有效发挥社会合法性基础。

第四，提高食品工业协会行业代表。国内食品行业协会仍然相对人数较少，低比例在国内行业协会，行业在狭窄的报道，缺乏代表性，相对制约了行业自律的效率。因此，相关立法应进一步放宽限制，给予行业协会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积极培育和支持市场内生和自发成立餐饮行业协会和企业，并对既有食品行业协会进行存量优化。应该合并重组通过公平竞争，和对一些用词不当，代表性不强、行业的可信度不高，不能真正代表并维护会员利益且长期不开展业务活动的行业协会给予关停等措施。

食品行业协会参与自律监管的工作任重道远，不能一蹴而就。食品行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构建自律和他律并行的多元化监管体系，是国际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也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发展方向。（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文萃食品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功能分析与推进策略研究[期刊论文]湖北社会科学 2012 第一期

[2] 杨慧论我国行业协会的社会功能——以公共治理理论为研究工[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2004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区域公共问题　新区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45―05

1982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中断了30年后开始恢复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其分支领域――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就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发展状况及前瞻作一梳理和研讨。

一、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问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

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

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 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八)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待丰富，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加强。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翻译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参考借鉴国外区域治理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华，并与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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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危机；常态化；认识与责任

一、公共危机相关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危机事件的发生频率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也不断出现，其频发度和危害性亦呈明显上升趋势。"9·11"事件及"非典"事件的发生，使公共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极大关注。

1、公共危机概念探析

近年来，各类危机事件频繁发生，"9·11"事件，SARS病毒，印度洋海啸,中国汶川地震，日本"3·11"事件。这些都在告诫我们，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共同利益和稳定性的公共危机，正以一种常态化趋势呈现。对于危机的理解，学界们各抒己见，其中被普遍接受的是美国学者罗森塔尔的观点，他认为危机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关键性决策的事件。与危机相比，公共危机是主要以公共领域为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或者公共组织甚至公民个人参与应对的突发的紧急状态。由此我们知道，公共危机是一种突发的、非常规出现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共利益受到极大损害，需要以公共部门为核心，非公共部门甚至公民个人广泛参与应对的紧急状态。

2、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认识

迄今为止，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初步的危机应对体系,从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到预案的出台，再到法律的出台，这一系列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的出台，大大加强了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危机正以一种蝴蝶效应般态势进行着一系列的活动，其变化日趋于常态化。为此，作为应对主体的政府、媒介与公众，更应该明确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含义。从公共危机常态化形成因素上讲，我们认为公共危机常态化是指由于全球化、风险社会、社会转型、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存在与常态化发展，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孕育而生的一种常态化的公共危机状态。

二、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的形成因素

自"9·11事件"及SARS疾病至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如蝴蝶效应般，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扇而不可收拾。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所致，公共危机常态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理论视角分析，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有其必然性因素，全球化、风险社会、非传统安全、社会转型以及危机管理等因素促成了其常态化的发展。

1、风险社会催生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此后，许多学者在论述公共危机时很自然地将其与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大量的风险都是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危机，所以风险社会主要是在讨论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现今，我们进行着各种科技创新性的活动，不断取得着前所未有的成果，创造着不可预知的新社会，向着更高的要求迈进。但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风险也纷纷涌现，危及着人类整体利益。种种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孕育着危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公共危机的到来。风险的常态化趋势也就催化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趋势。

2、全球化加快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蔓延速度

随着各种电子媒介的出现，各种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地球村。全球化趋势不言其中。它是一种广泛、深入的变革，涉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教育等几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其影响的全球性，波及着整个人类。全球化是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基础，全球化的连接，促进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并且促成了风险社会的规模，从而进一步演化为全球性的危机。为应对危机，国际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进程，这也为危机的全球化蔓延做好了铺垫，这种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

3、非传统安全奠定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的量的积累

非传统安全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众多，除军事武力安全之外，包括自然灾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各国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变化，但人口，粮食，环境，经济的安全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这也是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所在。这些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便会引发连锁反应，形成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它们并非间断性发生，而是长期性存在的问题，呈现着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可见，非传统安全理论下不断涌现的个案发生为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做好了铺垫和量的积累。

4、社会转型奠定了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的时代背景

从1992年开始，社会转型概念引起了学术热潮，体制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形态的变迁，很好的诠释着当时的社会转变。近年来，社会转型的表现更加深刻，如中国家加入了世贸，迎来了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结构复杂；人口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等等。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内如此多的重要转变同时出现，其难度之大和风险之高都是所有国家以往未曾遇到过的。转型期引发的问题有些可能已经在某些方面引发了公共危机，有些方面正潜在着公共危机。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危机是多层次的，无论哪一种，在中国出现都会是大问题。总体来看，转型期中国可能面临的公共危机是常态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常态的应对体系。

5、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朝着常态化方向发展

自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开始逐渐加深，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我们从中看到政府、媒介和公众的危机意识在不断加强，危机管理理论不断深入人心，并不断被实践所证明。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从中我们看到公共危机的巨大破坏性，但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危机管理能力在不断强化，从日本的3·11事件我们看到危机应对体系的不断完善。危机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应着全球化、风险社会和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各国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公共危机的常态化发展趋势。所以这更足以说明伴随着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趋势，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地朝着常态化趋势发展。

三、政府、媒介与公众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责任

公共危机事件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效率，处理问题的公信力；监督着媒介对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及时性、高效性和准确性；同时，面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化趋势，作为备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公众，更意识到其常态化趋势的严峻性，对公共利益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损害的严重性。为此，作为公共危机应对主体的政府、媒介与公众，应该树立起正确的危机意识，承担起应对公共危机常态化的责任。

1、政府转变观念，变应急管理为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严重考验着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关乎人民对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一下当前的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在我国得到重视并规范起来是近几年的事情，并逐渐模式化，但仍然存在些许不足。首先是政府在思维上主要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并出台相应的应对条例与法规。虽然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但在发生的频率和规律上是有章可循的，是可以找到其共同点的，所以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建立危机预防机制，这样才能更好的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破坏性，更好的保证公共利益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其次是缺少危机的常态化管理。在巨大自然灾害或重大人为事故面前，任何技术上的应对都是滞后的。所以，政府在进行预防后，要变应对管理为积极进行危机常态化管理，善于居安思危，用危机管理的思维进行常态化的管理。日本的地震预防危机管理体系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作为我国政府，应去粗取精，真正意识到预防危机常态化管理的重要性及其法制化的重要意义。

2、媒介基于公共危机问题的合理舆论导向

如何准确、及时、高效的报道公共危机事件，一直是媒介头疼的问题。以至于在危机爆发时，本应该是媒体大展身手的时候，却往往被坐了冷板凳，有时候甚至出现媒体集体性沉默。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媒体在危机报道方面存在着缺失甚至误导现象，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损害了国家的形象，甚至伤害了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为化解这种情况，媒体必须通过加倍的努力，创新自身的报道，重塑媒体的威望和诚信，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媒体应在合理调节政府与受众的关系之下，准确、迅速、及时地向公众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成为危急时刻社会价值的塑造者与正确舆论的引导者。

媒介是政府重要的形象代言，真正的主角在于政府。政府能否做到既让民众正确了解相关信息，又能引导民众向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发展是考验一个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成熟与否的关键。因此，正确认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自由与媒体舆论合理导向的关系，对于妥善处理危机事件意义重大。

3、公众正确认识公共危机常态化，并树立正确的国民危机意识

公众作为最广大的利益群体，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作为利益群体的自身，公众自身也要树立起危机意识，正确理解公共危机常态化的含义。

从日本3·11事件公众应对地震的从容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府预防危机体系的健全，也看到了公众应对危机时的从容与镇定，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公众对危机的认识比较深刻与透彻，并且处于常态化的预防状态之中。作为我国国民，应该具备危机意识。

首先，国家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危机学习和教育机制，对国民进行经常性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培养。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在平时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普及各类危机应对知识，并定期组织危机演习活动，以提高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其次，作为公众权利赋予者-各级政府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危机管理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尽快开展在岗人员的危机应对情景训练，另一方面，及早开展对普通民众的危机应对教育和危机情势模拟，培养政府和公众的危机意识，了解各种灾难发生的科学过程，掌握一定自我保护的方法，时刻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和物质准备。总之，公共危机常态化趋势已经日趋明显，作为政府、媒介和公众，应认清现状，理好思路，各司其职，加强预防、应对和恢复等阶段的准备，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Rosenthal Uriel,Charles Michael T.ed.Coping with Crisis:Themanagement of Disasters,Roitsand Terrorism.Spring field:Charles C.Thomas,1989.p.10

[2]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0(21)

[3]华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0(21)

[4]张小明.从SARS事件看公共部门危机管理机制设计[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公共安全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政府再造；食品安全；监管；启示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61-02

一、政府再造理论的内涵

行政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政府再造产生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要求合适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但是西方各国传统的官僚科层制的弊端不断显现，它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繁多、僵化迟钝，高成本、低效率，严重，明显背离了时代的要求。于是西方各国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行政改革，探索建立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以适应时展的迫切需要，西方政府的这场根本性的变革被理论界称之为“政府再造”。

美国学者奥斯本是政府再造理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所谓政府再造，就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和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

政府再造主要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众、政府与企业等诸多关系，实现由官本位、权力本位、政府本位、位向公民本位、服务本位、社会本位的转变。政府再造认为政府是讲究质量、追求效率的企业型组织，它的工作应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以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目标。这种再造，实质上是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用灵活的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僵化的官僚体制，将全新的创新、竞争、高效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注入政府部门，使政府具备创新能力和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适应全球信息化、市场化发展的新形式。

创建企业型政府是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企业型政府的核心特征和价值取向表现如下：强调顾客导向，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和要求，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重视成本收益分析，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掌舵而非划桨，政策制定 与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分开；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以竞争改善服务；减少层级数量，组织结构扁平化；充分授权，将政府服务的重心下移，建立责任机制，激发创新精神；行政事务治理化、运作制度化；强调预防而非治疗，提高政府的预警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

二、政府再造理论的实施原则

政府再造必须有正确的策略相配合才能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效。奥斯本和普拉斯特里克提出了“十大要则”，即（1）改革体制DNA，从根本上进行改革；（2）从体制的所有层次上进行变革；（3）用回报换取人们放弃权力、职业的安全保障等；（4）重视绩效，并接受后果，承担风险；（5）再造者要代表普遍利益，敢于直面特殊的利益集团；（6）领导者和权益相关者都要保护公共企业家（再造者）；（7）以诚实建立信任，不要居高临下地进行再造；（8）进行变革要有投入（需要付出资金、时间和政治资本）；（9）人道地管理过渡期，以充满人情的面孔进行再造；（10）坚持到底，一旦目标确定，就要勇往直前。

三、政府再造理论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启示

（一）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建立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

奥斯本认为，“再造”，是指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率、效能。传统的官僚科层制是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等级森严、僵化迟钝、效率低下，对市场信号和公众要求反应缓慢；政府管理的中间层则缺少横向沟通，容易政出多门，程序烦琐、效率低下，缺乏创造力。为了使组织更富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现代政府应当减少组织层次，组织结构扁平化，工作流程精简、功能整合，建立无缝隙公共组织。政府再造理论强调从系统的宏观视角总体把握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内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公民的大多数需求都需要通过跨部门、跨组织的协调性努力方能满足，政府再造依赖于各组织间的有效协调。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能主要分布在食品药品监管、质监、工商、农业、商业、卫生等十几个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规范不可谓不强，但是却出现“八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实行分段监管、条块分割的监管体制，各个部门的职能边界不够清晰，职责划分不清，分工不明确。监管机构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导致企业往往不知所措。另外，由于缺乏统一权威领导，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没有形成综合性的、强大的监管组织体系，出了食品安全事故，各个部门互相推诿，都不承担责任。由于食品安全监管没有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监管机构普遍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为此，中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将现在分布在各部门的食安全管理机构完全整合在一起，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建立分工明确、协调一致的监管组织体系。国家食品安全委员负责综合协调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农业部、卫生部、质检局是该委员会成员，通过建立信息系统，促进各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公开。更加清晰地界定监管部门的职能，明确分工，一种食品的全过程安全监管工作只由一个监管机构负责。

（二）构建透明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全球信息化是推动政府再造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信息技术又为打造政府新的管理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为了适应信息化发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廉价、亲民的服务，各国运用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技术改造政府，转变政府管理模式，重塑政府组织，建立电子化政府。

在食品安全监管的实施过程中，应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和技术作为手段，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构建透明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通过网络互联、业务互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高校便捷的服务及时对食品安全进行动态监管，快速反应，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使“电子政务”成为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行政改革的重要举措。

（三）建设食品安全预警机制

政府再造理论认为政府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应该把问题解决放在事情发生之前，重视预防而非治疗。为此，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我们要贯彻预防为主、处理为辅的方针，着重抓好食品安全的预防、预警工作，建立起食品食品安全预警机制，提高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的预警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一方面中国要加强食品安全预警资金、人员、科研投入 ，引进国外先进的预警技术和方法，另一方面加强食品预警信息交流和机制建设，向消费者和有关部门快速通报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当危机没有出现时，组建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并组织反危机演练；当危机爆发时候，能积极快速地应对危机。一方面中国要加强食品安全预警科研技术力量，引进国外先进的预警技术和方法，另一方面在科学分析风险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覆盖面宽、时效性强的食品预警信息交流和机制建设，当危机出现时候，向公众快速通报食品安全预警信息。

（四）积极寻求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建设社会力量协作监管机制

政府再造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它的主体是多元的，它强调民众的积极参与，而不只是充当消极的被管理者。政府再造的不单单是政府的事，它与企业、舆论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很多方面联系密切，政府必须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构建与民众、社会其他组织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政府再造强调灵活、多样化的治理模式。

同样，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使有了政府专门机构负责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没有相关利益者的广泛参与是万万不行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接受包括消费者、生产者、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科研人员等的全面监管，不仅仅法律政策的制定要接受公众广泛参与，听取公众的意见，而且在执行、反馈过程中也要接受全社会的广泛监督。

参考文献：

[1] 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6.

[3] 候书和.论西方国家“政府再造”理论及其发展趋势[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