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政策范文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公共经济；政策；探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47-02

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切从无到有的过程，然后在实践工作中总结出适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当前经济稳定发展的形势下，值得注意的是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例如全球的气候变暖问题、雾霾问题等。由英国率先提出的低碳概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因此，在现代化发展中，我国也积极地结合实际情况走低碳发展的路线，一方面能够继续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加强对环境保护，这成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继工业文明后促进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成就。低碳经济主要是通过减少污染、降低能耗以及低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其核心理念是结合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使得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重大突破。

一、低碳经济的基本含义

世界各国于2009年12月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协商并达成《哥本哈根协议》以及一系列相关要求，目的在于促进全球经济的长远发展。低碳经济在此次大会中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具体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方面，低碳经济属于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与高碳经济相比较，要求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要注重资源节约以及尽可能地降低碳排放量，从而有效地避免出现高碳高排的情况，导致生态环境受到危害。第二个方面，对于新能源发展而言，低碳经济基本的要求就是在发展中减少对各种化石能源的消耗，同时又能够使经济获得良好发展的，其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与能源消耗“脱钩”，使得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间达到“错位”的目的[1]，同时也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第三个方面，由于人为的高碳消费导致碳的排放量出现上升的情况，从而破坏人们生存的环境。因此，低碳发展属于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的“自救行为”，需要不断改变之前高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有效地在人们生活和生产中降低碳量排放，进而促进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在现阶段发展中的实际情况

（一）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分析

第一，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发展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双重任务。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一般是贸易中较为低端的产业，其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低、附加值低，但是能源消耗比较高，在高能耗以及高污染中换取发展的速度，是当前所不能避免的历程，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第二，我国当前正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升级消费结构、建设基础设施等，从而使得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能源也是与日俱增[2]。此外，人口激增问题和工业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汽车尾气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

（二）从资源结构方面分析

经过地质勘探已经得知，我国的煤炭资源储备量较大，石油、天然气等的资源储量相对较少，正是多煤而缺油少气这一现状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对一次性的资源消耗方面主要是以煤为主，其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在工业方面、取暖方面所使用的燃料主要是煤炭、电资源等，从而造成了空气中二氧化碳以及二氧化硫等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得到有效改变的。因此，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中，需要加快调整煤消耗情况，从而有效地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量，这是资源结构问题而导致低碳发展在我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之一。

（三）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

在当前的发展中，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地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这也是解决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环境问题的重要武器。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二者的平衡度，需要依赖于各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能源利用率、回收、利用甲烷、收集和存储二氧化碳、对工业中的废气进行二次利用、分解工业废水等[3]。然而现阶段，这些技术都比较落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我国推行低碳发展的步伐，因此，技术创新也是制约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四）公共政策的缺失

虽然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已经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同时也制定出低碳发展一系列的措施。但我国的低碳发展依然没有看到显著的效果，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当前在协调经济和生态环境中出现了政策缺乏以及不严谨的情况，有的政策可操作性不强；第二，执行公共政策环境复杂，尤其是有些政策会损害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利益，这严重地影响了执行中的效率，甚至采取不主动与不积极的态度；第三，缺乏监督力度，通常是突击检查或者行政管制，而且没有做好事前管理工作，一般采用的是“事后监督”[4]，亩导致了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成效甚微的局面。

三、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通过健全法律体系的方式保证低碳发展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国公共经济学;政府;中国化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重点关注政府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进经济发展防线做出的重要举措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广泛，涉及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全部经济活动，不仅包含基本的公共资源筹集和管理等工作，还涵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等，旨在对公共部门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和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

1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外兴起时间相对较早，但是受到语言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英国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上兴起，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研究。［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并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开始受到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重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公共经济学论著逐渐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社会流传。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联书店在1992年翻译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经济学》、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刘庆旺等编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等。步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著述和教材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樊勇明、黄恒学、朱栢铭等相继出版了《公共经济学》，齐守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著作了《中国公共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经济学论纲》，杨龙、王骚、樊勇明、朱栢铭等人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2］此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推动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到当今社会，通过理论界、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多重传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词语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词语已经随处可见，成为经济新闻的高频词汇，对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但是尽管如此，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和经济效应为主要线索建构相应的研究框架。经过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界针对研究问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围绕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公共预算和债务、政府税收和分权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为重视某种单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视税收对效率问题产生的影响，但是对税收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三，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绝大多数文章重点对应不应该增加某一项支出进行研究，但是对公共支出的预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较少。［3］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政府的预算编制、政府规划和公共产品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专题性研究阶段，系统性相对较差。第四，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著作或论述虽然冠有公共经济学的名称，但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财政经济学研究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当前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为主，数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匮乏，处于萌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启动了相应的数据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2.1政府及市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转型工作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环境的调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而公共经济学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对公共经济的影响范围应该存在一个特定的有效边界，一旦超出特定边界，政府的宏观干预以及市场机制都会降低效率，政府调控的失败可能由于其干预太少，也可能由于其过度干预。［4］可以说，政府相关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制于基本活动领域、规模和职能等因素，所以，针对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需求，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任务，对政府的活动规模和领域进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够与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等国情相适应。同时，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事权和财权进行科学划分，并对政府公共行为、激励机制、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适当的研究，切实提升政府在公共经济方面的运作效率。

2.2最佳税收理论研究与税制改革设计

在建构最佳税收理论前，我国公共经济学中针对税制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分析和细化方面，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以课税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运用数学模型语言对这些内容进行形式化处理，在各相关税收原则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其紧密的逻辑关系。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看，税收原则基本有三点: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和增长原则。［5］其中，能够真正对税制设计起到帮助，并且能够在最佳税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原则，而最佳税收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税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税收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更为关注税收的公平问题以及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等。所以现阶段，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适当引入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搭配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出最合适的商品税，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应和超额负担。

2.3公共预算管理问题

政府公共部门的收支决策一般是通过预算编制来实现的，而政府的预算工作会与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长和进步。纵观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创新和探索，并在当代社会被“新绩效预算管理理论”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成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模式建构的新方向。［6］总的来说，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预算管理的开个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结果导向预算、使命感预算、公众参与预算、灵活性预算以及中长期预算等，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从其发展趋势上看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时代问题。对于中国公共经济预算来说，如果严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必须应该由所有人才进行批准”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距离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预算而言，在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政府计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具体探究如何建立一个由一般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共同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以及科学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而就公共预算而言，则应该重点进一步强化人大的预算控制和监督，全面推广参与式预算，进而反映社会公众的实际预算需求，增强预算的约束能力。

2.4公共产品的选择和供给

公共产品研究理论作为公共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市场还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传统的研究理论指出，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方，但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膨胀的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实际提供能力相对较低［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人提供开始出现并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个人从事和组织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等。基于此，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具体研究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界定和供给方式的选择，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问题，促进中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5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及教育问题

社会保证、环境卫生和教育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将其作为重点课题。［8］在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合理运用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产品、环境保护事业的公共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操作模式进行尝试性分析，发现改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环境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中国公共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2.6收入再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被不断的拉大，并且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继续扩大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问题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标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体内容包含社会大众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的公平、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和人们收入的均等。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动为核心，社会资源再分配为辅助的科学收入再分配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国家财政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社会资源捐赠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机制的补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则为分配依据，后者以道德原则为分配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7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问题

一般情况下国家对产权形式的选择受到物种因素的影响，即社会意识形态和秩序、国家建设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冲突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整体力量的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产权选择过程中路径依赖、财政的约束。［10］公共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体产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产权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微观的突变，但宏观层面的主体经济转型已经能够基本保持相应的平滑性。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体产权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大部分第一产业的覆盖，因此集体产权产生任何形式的变迁都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存在差异，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的协调问题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8公共规制和定价问题

公共规制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一切公共规则和制度的总和，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标准和习惯意识，也可以是单方面或者经过相关协商而制定的能够让一部分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条款和法则等。自然垄断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因此，如何对自然垄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11］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果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出现不对称情况，就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尽量对被规制者进行激励，进而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公共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公共事业的服务价格往往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问题，促使成本不断提升，价格上调，侵害了社会公共福利。针对这一问题，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中对不同的激励强度进行合理划分，研究公共定价机制和基本模型，进而构建科学的公共定价体系，提升公共定价的实际水平。

2.9公共经济相关政策分析和评价

公共经济政策具体指一个国家或者正当为了实现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目标，或者为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相应的指导，而对经济活动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指导建议等，一般包含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方面的政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利益格局被不断的调整，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管理工作受到影响开始从行政管理向公共行政转变，最终将发展到以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为核心工作的公共经济管理阶段。因此，新时期强化政府规制和贯彻落实公共经济政策能力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12］此外，对中国公共经济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和工具以及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并对政策的实际贯彻落实情况探究和评价，成为公共经济学重点研究课题。在实践探索中还应该注意，评价工具和手段不能局限于福利经济所提供的工具，而是应该在评价过程中积极引入数理经济学等技术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增强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研究中，要重点注意如何保证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实施的体制改革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何践行公平和效率原则、建立健全的公共价值取向等，增强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2.10公共危机问题和突发事件的管理

公共危机具体指在社会发展发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基本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能够对公共安全以及正常社会秩序产生威胁的事件。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出来，推动了社会危机的发生，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风险，极大提升了引发社会公共危机的可能性。［13］从整体上看，近几年，中国社会公共危机的发展基本表现出以下几种趋向:群体性、广泛性、突发性、复杂性、增长性、易变性和危害性，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防范和处理能力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所以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公共经济学既要研究公共危机来临时政府和公众的反映特征，明确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团体在管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发挥的相应作用，也要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危机的实际发展趋势构建稳定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公共危机预警系统，为社会公共危机的防范提供相应的保障。

3结论

中国公共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未来发展形势仍然是不断变化的，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所以在未来研究中，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者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政府经济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政府和市场的两极中探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平衡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相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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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娅，刘莹.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发展［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3，34(6):242.

［3］杨志勇.公共经济学: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方向?［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35－44.

［4］孙健夫，王丽敏.关于公共经济学内涵的几点理解［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3(6):160－164.

［5］王延杰.论公共经济学在财政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74－81.

［6］余斌.公共定价的经济学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4(12):21－27.

［7］卢洪友，祁毓.公共部门经济学: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势［J］．财经问题研究，2013(7):64－71.

［8］吴俊培.关于公共经济学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17－24.

［9］刘太刚.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反思经济学思维主导下的中国公共管理［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2):63－70.

［10］孙健夫.关于公共经济学内涵的几点理解［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68－73.

［11］师全宇.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J］．中国商贸，2013(36):155－156.

［12］王卫东.普通高校公管专业《公共经济学》重点课程建设方案［J］．课程教育研究，2014(36):2－3.

［13］肖和寿.当代中国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的经济学思辨［J］．商业时代，2012(1):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公共政策；制约因素

1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制约因素

（1）资源结构问题。我国的资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低碳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矿藏储量中，煤炭资源的比例比较大，而天然气和石油的储量还比较少，以至于我国资源消耗以煤炭资源为主。我国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取暖，大多以煤炭资源为主，以至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粉尘污染。利用煤炭资源，在我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资源，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我国的资源结构，是限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2）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因此也会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比较落后，因此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技术含量比较低，竞争力也比较低。由于缺乏先进的技术，因此，消耗能源的数量也比较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为代价。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受到了限制。（3）科学技术水平问题。先进的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能够有效的解决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落后，因此出现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耗问题还比较严重，技术的落后，也制约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由于技术比较落后，因此，能源的利用率也比较低，在利用、回收甲烷、储存、收集二氧化碳，分解工业废水，二次利用工业中的废气方面，都做得不够好。由于技术比较落后，废气废水回收利用的成本也比较高，因此，大多数企业为了考虑成本，很少会回收利用废气废水。（4）缺少完善的公共政策。在发展低碳经济、节约资源方面，我国还缺少完善的公共政策，没有完善严格的公共政策，低碳经济就难以发展起来。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在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浪费方面，都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无法全面的治理这些现象。执行公共政策的环境也比较复杂，有些公共政策会损害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某些利益，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很难操作。对公共政策的实行的监督力度也比较薄弱，无法很好地贯彻落实公共政策。

2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1）制定公共政策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因此我国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相应完善的法律法规，从立法方面保证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应该通过分析我国各个产业的具体情况，对存在污染严重、能耗比较大的企业进行限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发展低碳经济保驾护航。还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况，不断的完善修订法律体系，保证低碳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2）制定促进发展低碳技术的公共政策。首先，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公共经济政策，大力支持发展低碳技术，拨给一定的资金用于专门发展低碳技术，为发展低碳技术提供较好的保障。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低碳技术和发展模式，虚心学习他们的优势，并进行大胆的创新，创造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低碳技术和推广模式，增强低碳技术在我国的适应力。还可以通过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支持并鼓励低碳能源和低碳企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3）制定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开发新能源的公共政策。由于煤炭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长期处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就应该制定相应的公共经济政策，着力的调整能源结构，降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开发新能源。大力开发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的能源，注重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性。要增加新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降低传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开展传统能源的节能行动，提高对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碳的排放。（4）制定有利于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公共经济政策。我国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比较小，为了发展低碳经济，应鼓励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鼓励能耗小、使用清洁能源的绿色产业的发展，还要制定一系列的公共经济政策，限制使用煤炭能源的企业以及能耗高的企业的发展。还应加强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划，调整好产业结构，有效地解决，能源消耗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加强对传统能源企业的治理，鼓励他们利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鼓励能源消耗少、碳排放少的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对于能耗少的第三产业，政府可以给予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根据碳排放量，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给予他们降低税率、减免税收、退税等优惠措施。综上所述，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的公共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大力地发展低碳技术，开发新能源，调整传统的能源结构，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楚迤斐.河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体系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2]冯周卓,袁宝龙.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主客体关系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3]陶蕴芳,尚涛.国际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与我国的策略选择[J].江西社会科学,2011(06).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特色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43-03

引言

公共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和政治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的专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众所周知，由于学校间差异较大，学生良莠不齐，目前不同高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定位和教学目标各不相同，导致公共经济学课程内容的设置各有特色，有的依托财政学发展而成，有的基于政治经济学背景，还有的则侧重于公共政策与管理[1]。如何准确把握公共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并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质，设置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以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以所在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为例，尝试依托本校的优势学科，并结合专业特点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就如何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形成特色教学，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思路。

一、我国高校公共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有着完整的框架体系和严谨的学术内涵。整体而言，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求学生掌握多学科知识，并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良好的运用政治学原理及数学知识的能力。

（二）案例多，实践性强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部门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作为两大理论支柱，其研究内容包括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公共支出、公共收入、预算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等，是一门源于实践，形成完善的理论并应用于实践的学科，案例多，且理论和实践联系紧密，如果课程设计合理，能激发学生探讨的兴趣，使理论―实践―理论这一过程能够迅速地转化和融会贯通。

（三）数学模型多，分析方法多样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会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来演绎公共部门的各种经济行为如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一般均衡论等；且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比如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法、归纳与演绎分析法、成本―收益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等。这一特点决定了公共经济学具有较高的学习难度。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未体现学科特点与专业特色

目前公共经济学是各高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属专业如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与医疗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科特色、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和学生生源等有所不同，公共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也应有所区别。但目前大多数高校该门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普遍没有结合各校的实际情况，教学内容单一，没有针对性，也没有结合各校的优势学科，不能反映专业特色，也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

（二）教学资源匮乏，案例教学素材不足，本土化缺失

国外大学有关公共经济学的案例库建立往往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形成，而我国引进公共经济学这门学科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虽然我国有些高校的学者编写了反映政府及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案例，但符合我国公共经济学教学特点、又具有教学适用性与应用性的高质量案例并不多，影响到案例教学的实效性。而目前出版的案例教材多以国外案例为主，脱离我国公共经济实践，国内的案例教材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在这些教材中，多数是案例的堆积，没有将公共经济理论与案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2]。

（三）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未结合学生特点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如何设置安排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是影响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3]。公共经济学理论学习中较多地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来解释政府的经济行为，如果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强调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会让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望而生畏。而且从考核方式来看，不少学生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公式，为应付考试而学，最后考完就忘了，是纯粹的应试教育。

三、公共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一）教学目标与内容要突出学校优势学科与专业特色

“特色”是由学校的资源决定的，是由专业教师决定的，更是由“特色教学计划”决定的。因此，各校在制订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各校的资源情况，依托各校的优势学科群，来体现专业特色。以笔者所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目前公共管理学院下属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及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并没有突出体现本校资源类专业的优势与特色，因此课程内容体系应以此目标进行调整。例如在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一章，可就资源稀缺性展开讨论；在讲到公共产品时，可以适当增加公共资源的分析，比如土地、石油；例如讲到外部性这章，就如何纠正外部性，可针对目前矿产资源产权不明等现状展开讨论与分析。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公共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4]。

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知识背景。以本校学生为例，行政管理与公共行政系的绝大部分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大多是理科生，对其理论的数学表达及其相互间的数学推导没有太大问题，则可培养学生运用公共经济学的“语言”去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二）丰富教学资源，建立案例库，案例教学体现本土化、本专业化

案例的编写与更新是进行案例教学的基础，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需要一个本土化的消化和研究过程[5]。国内各高校在积极收集具有典型性、实用性，并符合我国公共经济学教学特点案例的同时，也要尝试建立本土化与本专业化的公共经济学案例库，为实践与实验教学奠定基础。案例库的建设是案例教学的关键，案例的精选要具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同时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

在选择案例的时候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本专业化原则。案例的选取要突出专业特点，并结合学校的优势学科。例如针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讲到市场失灵与政府经济职能一章时，可以针对目前房价虚高以及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设计案例。二是本土化原则。即尽量选择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案例，或者与国内实际经济生活情况相近的国外案例。例如在讲到公共选择一章时，很多高校会列举美国总统大选的案例来解释中位选民定理，但读者认为如果以台湾为例，讨论为何能当选的案例可能更能引起学生的讨论兴趣，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其原因不言而喻；三是真实与实效性原则。案例的选取应来源于客观事实，同时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最好是引起政府和的带有争议性和研究性的热点问题。例如在讲到寻租问题时，可结合目前国家出台的“三公政策”以及官员等案例展开讨论。再比如垄断涉及的中国电信拆分、公共支出中的医疗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涉及的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等热点问题都可以当作案例展开讨论。

（三）教学方法结合生源特点，力求多样化；考核方式注重灵活性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多数为文科生，数学基础薄弱但人文知识丰富，表达欲望强烈，在公共经济学的教学中，应结合生源特点，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方法，而采用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更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除了上面说到的案例教学法外，还可采用分组讨论法。即把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划分为资源配置与政府职能、公共产品及外部性、公共选择、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五大块，然后根据班级人数及教学内容进一步细化这五大块的内容，分别设置不同的“学习专题”，分配给不同的学习小组，并设定学习任务，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起辅助、引导作用。考虑到文科生的特点，教学方法上讲究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践。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具有一定深度并非指一定要用到复杂的数学推理，而是指知识结构具有一定层次性，实际上进行完整的知识结构的讲解只用简单的数学推理，甚至不用数学推理只用图表也能完全办到；适当开展课外实践，组织学生走访相关公共部门或者邀请相关专家来校做讲座，增强学生对我国行政、公共经济和政策的感性认识。

另外，有必要调整考核方式，目前各高校公共经济学考核方式普遍采用闭卷考试（70%）+平时作业（20%）+到课率（10%）。该方式过于突出期末考试的成绩，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笔者建议缩小期末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适当增加一些考核方式，综合构建成绩评价机制来评定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知识的能力。比如老师可对学生在案例与小组讨论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课题熟悉程度做出评价，并作为最终成绩评定的一部分；也可采用国外考核方式，增加中期考核，理论知识放在中期考核中，减轻学生的期末负担，将后半学期的精力放在综合应用与实践锻炼上。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阶段学结、口试、小组报告、时事分析、文献阅读报告、经济学知识竞赛等考核方法对其加以补充，以便更为科学、准确地把握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并对其做出评价[6]。

（四）丰富教学资源，推进信息化教学与网络课程

公共经济学的特色教学除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上需要创新，体现专业特色与本土化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应该利用网络资源构建教学平台，使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更系统化、正规化。而且，运用网络资源实施教学，会使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课程体系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于优化教学过程、增进教学效果、加大信息量的传授、提高教学质量将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国内有不少高校的《公共经济学》精品课程会把相关的教学经验和成果展示在网上，推进信息化教学后，可将相关链接放在平台上，帮助学生突破仅限于本校学习的空间局限，能拓宽课程信息来源，扩大学生研究视野。教师可建立个人教育博客、播客、QQ聊天室、BBS以及电子信箱等多种途径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学生双方可以通过发表自己的博文，发表评论、留言，实现师生间的交往，从而实现智慧共享[7]。

参考文献：

[1]刘晓玲，周蕾，周月书，李放.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7，（3）.

[2]杨龙，王骚.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黄万华.公共选修课《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法探讨[J].学理论，2010，（11）.

[4]黄建军.公共管理类专业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北方经贸，2009，（11）.

[5]娄峥嵘.公共经济学课程模式创新分析[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3（1）.

[6]丁刚，陈阿凤.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经济学课程改革思路创新[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1）.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5篇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6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7篇

授课教师的教学方式机械，缺乏吸引力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第二个原因是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够合理。在缺乏高质量的针对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教材的情况下，如果任课老师能根据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在课程教学中选择适合的内容与教学手段，提供合适的教辅材料，提高学生学习公共经济学课程的兴趣，也应该可以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然而，任课教师在给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讲课时，往往过于注重公共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讲解，很少与现实公共经济问题特别是医疗卫生领域以及中医中药领域的问题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往往缺乏互动与交流，机械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即使勉强去听课，其目的也不再是提升自己对现实公共经济现象的理解与分析能力，而是为了考试过关。这种情况下，这门课程教学的效果自然不会好。

授课教师没有考虑到不同专业的特点而做到因材施教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第三个原因是授课教师没有考虑到不同专业的特点而做到因材施教。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通常包括医疗保险、卫生事业管理和药事管理等几个不同的专业方向，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有差异，授课教师在讲述公共经济学时，没有研究各个专业方向的学科特点和培养计划的要求，只是一视同仁地针对所有专业方向的学生采用同样的教学方式和统一的教学内容，这样不仅讲述的知识点与专业要求有所偏差，而且也不能和其余课程结合起来，甚至出现公共经济学课程与其他公共管理课程授课内容重复的现象，不仅教学效果不佳，而且增加了培养成本，浪费了学生、教师和学校的资源。

课程考核方式不够合理，期末考卷分值比重过大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第四个原因是公共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不够科学合理，期末考卷分值比重通常设定为70%，而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表现，如平时的学习态度、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分值比重通常设定为30%。在这样一种考核机制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难以被调动起来，很多学生课前不预习、课堂上不参与不积极、课后不复习，更不会阅读与课程相关的文献，而是等待期末时任课教师画重点，然后死记硬背应付考试。此外，考试内容过于注重纯理论的东西，客观题分值比重过大，而案例分析、论述等主观题分值比重过小，特别是几乎不设置医疗卫生和中医药领域的题目。这种内容安排使学生过分注重背诵基本概念，而忽视了提高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的能力。

提高公共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对策

1.选用或编写合适的公共经济学教材及教辅资料对于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来说，开设公共经济学课程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运用该理论和方法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特别是医疗卫生和中医药领域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所学内容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课程教学效果，根据所教学生的专业特点与培养要求选择或编写适当的教材和教辅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显然，合适的公共经济学教材包含的内容量不宜过多，表述上应尽量采用简单的文字，解释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再辅以适当的案例特别是医疗卫生和中医药领域的、能引起共鸣的、富于启发性的案例，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理性地认识公共经济生活。在专业化、本土化的公共经济学教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师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编写符合所教学生培养要求的教材，而且应该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别编写相应的教学辅导资料，比如医疗保险专业公共经济学辅导教材，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辅导材料和药事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辅导材料。

2.改进公共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方式在本土化、专业化的理想的公共经济学课程教材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任课老师能否在课程教学中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兴趣，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由于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经济学课程课时量较少，一般只安排36学时。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尽量简单介绍和解释基本理论后，应该大量引入行业特色案例，设置案例讨论甚至辩论，从而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学生的参与性以及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授公共产品理论时，可以引入案例分析某一区域医疗卫生领域某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和需求状况；在讲授公共选择理论时，可以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案例，介绍该政策诞生的过程；在讲授公共支出理论时，可以引入案例讨论欧美国家卫生支出绩效评价状况以及我国某一地区卫生支出绩效评价状况；在讲授社会保障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讨论社会化养老模式的优与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在讲授公共经济政策时，可设置“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这样的辩论题目，让学生开展激烈的辩论。这些案例讨论和辩论将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3.开展学生参与性较强的研究式教学研究式教学是将教学内容延伸到课堂以外，通过设计热点问题或提出前沿性课题，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学的参与性，促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动态，鼓励学生创新思想，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在针对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采用研究式教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在讲完第一章绪论之后，教师可以布置学生根据专业特点和现实公共经济热点问题自行确定主题撰写文献综述，比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运行研究综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综述等；第二，在讲授某一基本理论后，可以鼓励学生研究相关热点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甚至就类似研究申报校级科研项目。比如，在讲授完公共选择理论后，可以鼓励各专业学生研究本班班委和团委的投票产生过程，分析利弊，提出改进措施；在讲授完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预算和分配理论后，可以鼓励学生研究卫生预算及预算分配问题。第三，在课程讲授进度过半以后，教师可以介绍课程论文的基本写作方法，要求学生根据专业特点和个人兴趣撰写相应课程论文，择其优者编成教学案例。比如，可以在期中和期末分别布置学生就“卫生服务均等化”、“新医改”、“新农保”等热点问题写一篇研究性论文，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评价打分，选择最优的10篇，全体学生参与制作成教学案例，教学相长。第四，教师说明自己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兴趣，请学生在课程讲授期间和课程结束后自主参与教师的研究课题，以保持公共经济学课程学习的持续性，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4.变更考核方式，增加平时考核比重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应该注重理论的实际运用，这就要求变更原来的重理论考试轻实践应用的考核倾向。可以考虑将平时考勤、课堂讨论辩论和作业汇报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期中论文撰写情况、期末论文撰写情况、参与课题研究情况以及校级课题申报情况都纳入考核方式中，并分别赋予这些考核内容10%、20%、10%、10%、10%、5%和5%的分值比重，而只赋予期末考试30%的分值比重，以此综合评定期末成绩。在教学过程中，平时考勤记录由班级学习委员和教师每次课前执行，缺勤三次，平时成绩为零，以此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讨论辩论和作业汇报成绩由授课教师和各讨论组组长相互打分共同确定，从不参与讨论辩论和作业汇报的，该项得分为零分，以此增加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由教师和学习委员共同决定，以增加负责学习的班干对学生的督促作用；期中论文和期末论文撰写情况及撰写质量的考评由授课教师在课堂点评和期末审阅后自行决定，全文转载网上资料的，该项得分为零，这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兴趣点，也有助于教师充实教学案例，增加师生研究上的互动；参与课题研究情况以及校级课堂申报情况由教师根据学生的研究和申报成果自行决定，这部分考核有助于激励学有余力的学生深化学习内容和开展后续研究，大大提高其理论运用能力。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全景；JEL编码；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F01；F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5）01-0086-07

一、问题提出

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全景如何？在结构上主要围绕哪些热点展开？ 在动态上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面世，既有系列性研究，如黄泰岩、张培丽[1-5]关于中国经济热点排名的年度报告，也有针对单一门类的研究，如卫兴华、侯为民[6-7]对理论经济学热点的追踪，黄维、陈勇[8]教育经济学研究热点的分析，以及王朝阳[9]对服务经济研究动态与热点的梳理，等等。这些成果均有助于把握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趋势。不过，从研究方法上看，黄泰岩、张培丽[1-5]、卫兴华、侯为民[6-7]以年度分析为主；王朝阳[9] 则主要根据“服务”这一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展开，因此属于专题分析。不过，这些研究方法均不具备足够的系统性与可比性，因此难以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针对现有研究的这一局限，本文尝试采用国际通用的文献分类方法―JEL编码体系对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研究进行全景式的统计分析，以便为日后的国际比较研究准备条件。现有国内文献中，采用这种方法的可谓凤毛麟角，如晁毓欣[10]以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为研究对象对于公共经济学本世纪研究重点的揭示；储凤玲[11]采用期刊H指数分析方法，以《经济研究》所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经济研究重点主题的揭示。不过，该文献的研究范围仅限于2006-2012年间，对各类的研究动态也未做深入分析。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包含《经济研究》2002-2013年间所有学术性文章的数据库，用来揭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全景、重点分布情况及其动态变化，以充实国内相关研究，并为后续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础条件。

二、研究方法

（一）JEL体系简介

JEL分类体系（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EL）Classification System）是美国经济学会建立的经济学文献分类体系，现已被国际学术界广泛采用。该体系采用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对经济学各分支进行“辞书式”编码分类，根据其层次的不同，共设有三级编码。其中，英文字母对应经济学某一大类研究主题，对其下二级和三级研究主题进行的分类则由该字母依次加上一个、两个数字表示，本文分别称之为大类、亚类、三类。以H23为例，大写字母“H”代表“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大类，“H2”代表“税收，补贴和收入”亚类（Taxation， Subsidies， and Revenue）， “H23” 则进一步代表“外部性、再分配效应、环境税和补贴” 三级主题（Externalities， Redistributive Effects，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Subsidies）。整个JEL体系由20个一级编码、135个二级编码、815个三级编码构成。一篇文章如果同时涉及多个主题，就会包含多个JEL编码。例如，郭春野、庄子银[12]涉及“国际商务”、“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增长”、“需求和供给”、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采用了“F23，F43，O31，O33，O34”四个JEL编码。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库建立

目前我国经济学期刊中提供JEL编码的有《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经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是中国大陆创办最早的经济学专业期刊，在经济学中文期刊中影响因子最大；同时，该刊的H指数也高居榜首，因此其代表性毋庸置疑。由于该刊自2002年起提供JEL编码，因此将2002年作为起始年。

取样方法：本文选取2002-2013 年间《经济研究》刊登的全部正式文章（剔除编委会、前言、错误更正声明、稿约等非正式文章）， 选择具备题目、摘要、参考文献等学术类文章要素的篇目， 共1803篇；同时， 根据统计的需要，从中提取包含JEL编码的1618篇建立数据库，涵盖信息包括发表时间、题目、关键词、作者、JEL编码五要素；利用Microsoft Excel 2007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方法：（1）结构统计：根据JEL体系的三个层次，分别对每一层次内容在数据库中出现的频数进行统计、筛选，在此基础上进行排序，得出相应的统计结果。（2）动态统计：对三个层次的研究内容在样本期间的分布情况分别按照年份进行统计，得出每一层次研究强度的变化情况，据以分析各层次研究重点的变化轨迹。

三、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结构与动态

（一）我国经济学研究全景：以研究强度为标准的排名

本文采用研究强度（Intensity of research， Ir）Ir等于某一大类JEL编码出现的频数占样本总体的百分比，详见晁毓欣[1]。作为排序依据；经济学各大类的研究强度顺序就揭示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全貌。根据统计结果，各大类研究强度顺序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在经济学20个大类中，我国对各大类的研究强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排在前十位的主体依次为：经济发展、金融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JEL体系将有关财政政策的内容（E62）归入宏观经济学（E类）而不是公共经济学（H）类。本文根据中国学者的分类习惯，将其并入H类。不过，并未影响H类的研究强度排名。、产业组织、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这一顺序较为客观地展示出我国学者的研究偏好。其中，经济发展类主题研究强度最高，接近四分之一，充分反映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阶段性特征；金融经济学紧随其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两大基础性主题分别占据第三、四位。

G类主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G3、G1、G2和G0等四个亚类在JEL分类体系中G类编码只有G0-3四个亚类，特此说明。。在G3中，研究强度排名前三的依次为G32（集资政策、资本和所有权结构）、G34（合并和兼并、公司重组、共同管理）、G38（政府政策和管理）。G1中，研究强度排名前三的依次为G14（信息和市场效率、事件研究法）、G12（资产评估）、G10（综合）。在G2中，研究强度排名前三的依次为G21（银行及其他储蓄型机构、抵押贷款）、G28（政府政策和管理）、G23（养老基金和其他私人理财机构）。在G0中，研究强度排名前三的依次为G01（金融危机）、G00（综合）、G02（行为金融学、潜规则）。

表4E（宏观经济）各亚类与三级主题研究强度序列E2-消费，储蓄，生产，

就业，投资1E3-价格，行情波动，

经济周期1E5-货币政策，中央银行，

货币信贷供给1E6-宏观经济政策形成，

财政的宏观经济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和总体展望1E4-货币和利率E211E221E201E321E311E301E521E581E511E621E601E611E441E421E41

E类主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E2、E3、E5、E6和E4等五个亚类。E2中，前三位研究主题分别是：E21（消费和储蓄）、E22（资本、投资、生产力）、E20（综合）。E3中，前三位研究主题分别是：E32（经济波动、经济周期）、E31（价格水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E30（综合）。E5中，前三位研究主题分别是：E52（货币政策）、E58（中央银行及其政策）、E51（货币供给、信用与货币提供者）。E6中，前三位研究主题分别是：E62（财政政策、公共支出和财政，税收）、E60（综合）、E61（政策目标政策设计和政策持续性，政策协调）。E4中，前三位研究主题分别是：E44（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E42（货币系统、标准、政体、政府与货币系统）、E41（货币需求）。

表5D（微观经济类）各亚类与三级主题研究强度序列D2-生产和组织1D8-信息，知识和不确定性1D3-分配1D6-福利经济学1D4-市场结构和定价D241D231D211D821D811D83，D84，D861D311D33D301D391D631D611D601D431D40D441D41

D类主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D2、D8、D3、D6和D4等五个亚类。D2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依次是：D24（生产；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生产力）、D23（组织行为；交易费用和产权）、D21（公司行为）。D8中，研究强度排名位于前三位的是：D82（信息不对称和私人信息）、D81（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下做决定的标准）、D83（搜索；学习；信息和知识）和D84（展望；推测）。D3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D63（公平；正义；不平等；其他标准和测量方法）、D61（再分配效应和成本效益分析）、D60（综合）。D6中，研究强度排名位于前三位的是D63（公平；正义；不平等；其他标准和测量方法）、D61（再分配效应和成本效益分析）、D60（综合）。D4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D43（供不应求的其他市场失灵）、D40（综合）和D44（拍卖）、D45（完全竞争）。

表6C（数理数量）各亚类与三级主题研究强度序列C3-计量经济学方法：

多方程模型/

联立方程模型；多变量1C2-计量经济学方法：

单方程模型；单变量1C7-博弈论和

谈判理论1C6-数学方法和编程1C5-计量经济学建模C321C331C311C221C231C211C721C701C711C611C62C671C63C681C51C521C531C50

C类主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C3、C2、C7、C6和C5等五个亚类。C3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C32（时间序列模型）、C33（面板数据模型）、C31（横截面模型、空间模型、效果模型）。C2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C22（时间序列模型）、C23（面板数据模型）、C21（横截面模型、空间模型；效果模型）。C7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C72（非合作博弈）、C70（综合）、C71（合作博弈）。C6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C61（最优化技术、规划模型、动态分析）、C62（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和C67（投入产促模型）、C63（计算技术）和C68（可计算的总体均衡模型）。C5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C51（模型建立和估计）和C52（模型估计和测试）、C53（预测和其他模型应用）、C50（综合）。

表7F（国际经济）各亚类与三级主题研究强度序列F1-贸易1F3-国际金融1F4-国际贸易和金融的

宏观影响1F2-国际因素变动和

国际商务1F0-综合F141F121F101F311F321F361F411F431F401F211F231F201F021F011F00

F03

F类主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F1、F3、F4、F2和F0五个亚类。其中，F1中研究强度位列前三的是：F14（对贸易的国家和工业研究）、F12（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贸易模型）、F10（综合）。F3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F31（外汇）、F32（经常账户调整和短期资本流动）、F36（经济一体化的金融影响）。F4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F41（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F43（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增长）、F40（综合）。F2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F21（国际间投资；长期资本流动）、F23（跨国公司；国际商务）、F20（综合）。F0中，研究强度排前三的是：F02（国际经济秩序；非经济国际组织）、F01（世界前景）、F00（综合）。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9篇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 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 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 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 1922，p3.）不过， 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 buchanan， j. m. 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 ）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 a.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 policy. new york：p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68，p223. ）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 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 public choices and the public econom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 c.v. & p.m.jackson.public sector economics.oxford：martin 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 年的《公共财政学： 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 financ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little brown &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 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 “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 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 j.e. stig-litz.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mcgraw—hill，1980， pxv & p4. ）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 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 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 m. & 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 e.smolensky， ed： modern　public　finance.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 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 ）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 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公共经济政策范文第10篇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