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体育服务概念范文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1

公共服务是体育公共服务的上位概念，公共服务是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由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并在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公共行政理论［1］。在我国正式提出公共服务还要溯源到1998年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会议中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即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是我国在政府职能问题上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突破［2］。近几年学术界对公共服务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当前国内对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过程说、产品说和活动说。［3］尽管目前公共服务的概念尚未统一，但是公共服务的几点内涵是被普遍接受的:公共服务的目标是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政府是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1］。目前体育研究领域中有体育公共服务、公共体育服务两种说法，郇昌店等在从规范用语的角度讲，认为用“公共体育服务”来指称体育领域的公共服务更为规范，原因是我国教科文卫体长期以来并称为我国5大公共事业，普遍使用并获得广泛认可的“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公共科技服务”等指称［4］。范冬云在《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文中语言学构词规则角度分析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才是唯一正确和规范的概念［3］。本研究更倾向于采用体育公共服务这一概念，结合前面公共服务的内涵，论文中把体育公共服务定义为: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企业、相关部门等供给主体为满足社会成员体育活动的需要而提供的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体育公共服务理念的提出，从时间发展维度看，它是随着我国体育发展理念转变、战略调整、政策转向而产生与发展的，从建国初期的“体育一定要为人民服务”、随后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竞技体育适度超前发展、到当前奥运争光计划与全民健身计划协调发展的体育发展战略调整中都蕴含了“体育公共服务”这条主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逐渐清晰明了;从社会背景的角度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对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从社会政治角度看，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搬上了议程，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完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扮演好服务者的角色，国家提出的体育“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注重了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提升，突出改善民生服务。提出“体育公共服务”概念，是体育发展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一种响应，是我国体育自身发展实践中的一种“自适应”过程，是人们对体育的客观认识不断加深的反映，是体育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5］

2体育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一词是由英文(ElectronicGovernment翻译而来)，其名称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不断遭受预算赤字的拖累，美国政府为了消除在提供服务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弊端，1993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戈尔前副总统正式提出并倡导实施电子政务，并先后发起旨在推动电子政务发展的“国家绩效考察运动”和“重塑政府计划”。随后电子政务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并成为各国政府提升其行政竞争力的新的竞争点。当前关于电子政务的概念还没有统一，但主要内涵是一致的，电子政务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政府部门基于内网的网络化与电子化办公;第二，政府各部门基于外网的实时通信、信息共享与协同办公;最后，政府与社会各实体(如企业与居民)之间基于互联网的双向信息交流。电子政务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机关，实施对象(客体)主要是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居民在内的各级社会实体。电子政务的职能范畴涵盖政府机关内外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即在政府内部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公务员(政务知识拥有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互动(G2G)，承担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职能;在政府外部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实现互动(G2B、G2C)，承担政府对外服务和监管职能。电子政务是对两个职能领域的集成。电子政务要求在提高政府机关内部管理绩效(政务管理组织内部软环境的优化与培育)的基础上，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全方位、高效率地开展政府机关自身、机关之间以及面向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行政管理与服务工作［6］。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大力推广实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提出，通过体育信息化便捷、高效、公平地向公众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是大势所趋。“政府是电子信息技术的主要使用者，政府、企业、家庭是经济行为的三个主体，信息网络化应该首先从政府信息网络化开始”［6］，所以加快体育政务信息化建设，发展体育电子政务是非常有必要的。体育电子政务主要包括政府体育行政的各级部门之间的互动、各级部门办事人员的互动，以及政府体育职能部门与企业以及公众的互动。但是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体育电子政务的重点应该放在运用当前流行的互联网以及便利的通讯工具等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信息的平台。同时在此平台上实现体育政务的公开化，让公众可以随时掌握政府关于体育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法规，同时增加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的透明度，让公众及时监督和评价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效率和质量。

3体育行政部门通过电子政务建设更好地促进体育公共服务

3．1消除理念障碍，以公众为中心，引进“客户关系管理”理念

传统的体育政府部门特权意识强，是典型的全能政府，行政方式封闭，易滋生腐败现象。近几年我国体育领域的假赌黑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些。随着人们公共服务的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体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应该消除过去的那种官本位理念。体育电子政务发展和体育公共服务的关键就是满足公众体育需求，树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公民看作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客户”，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的先进理念，树立以“民”为本、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新型公共服务观念。

3．2加强体育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多层面、多路径做好宣传工作

政府门户网站是政府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社会提供管理和服务的窗口，是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公共服务平台最重要的窗口。［7］随着政府职能转型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体育政府部门应充分开发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简化工作环节，规范业务流程，将体育政务、便民服务、网上办事、健身咨询、赛事信息等信息资源和服务应用进行统筹整合，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输、交换和资源共享的作用，让公众享受到电子政务的便利。体育政府部门利用体育电子政务平台，通过电视、电话、广播、报纸、网络等载体，大力宣传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宣传全民健身和健康生活理念，设计制作体育公共服务宣传专题片、画册、宣传画、图版以及纸杯等宣传纪念品，让广大群众感受体育公共服务的浓郁氛围。

3．3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加强政府和公民的互动

在传统政务下，政府往往控制整个社会信息的80%，而公民掌握的信息最多不超过20%，政府和公民处在一种严重信息不对称状态，所以很难互动［8］。体育电子政务环境下，通过无所不在的信息和网络设施，通过多种信息沟通平台，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广泛的互动，广泛的信息交流［8］，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真正了解公众的体育服务需求，明确重点所在，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利用OLAP、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分析公众的网上行为和需求动态，获取公众的隐含的、有意义的信息和知识，及时把握公众需求和偏好的变化，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并据此调整服务的具体内容，从而达到不断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水平。

3．4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

在传统政务模式下，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彼此间缺乏顺畅、便捷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渠道。当前各级地方体育政府部门在开展电子政务时往往各自为政，采用的标准也各不相同，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开发出来的系统和资源已缺乏统一的标准，难免会在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信息孤岛”［7］。当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各不相同，“数字鸿沟”现象还普遍存在。国家树立统筹发展的战略观念，加快政府信息网络、数据库、安全及应用系统的标准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政务信息应用和交换平台，为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协同办公、信息资源集成管理和资源共建共享创造基础条件［7］，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现象，确保体育电子政务建设总体规划的实施和实现。

3．5加强与完善电子政务、体育公共服务立法工作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的法制建设滞后，政府信息化缺乏基本的法制保障。因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快我国电子政务方面的立法进程，将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尽快建立健全电子政务信息安全法规体系，特别是在信息化建设中对信息化的目标、发展策略、安全技术等方面制定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当前我国关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政策法规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相关法规仅仅停留在原则性表述，缺乏具体内容和细则，使得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在目前出台的体育法律法规中尚没有使用“体育公共服务”概念，说明在我国的体育立法中还没有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的问题［9］。政府作为制定体育法律法规和体育公共政策的唯一合法主体，应该尽快完善我国体育法制建设。只有在体育电子政务和体育公共服务都得到法律有效的政策保障时，公众及相关组织参与体育活动、发展体育文化等基础性体育行为的权益得到保证时，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才能更好地开展，体育电子政务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体育公共服务。

4结语

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企业、相关部门等供给主体为满足社会成员体育活动的需要而提供的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体育电子政务是电子政务的下位概念，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体育电子政务的重点应该放在运用当前流行的互联网以及便利的通讯工具等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信息平台。体育行政部门应该从消除理念障碍，以公众为中心，引进“客户关系管理”理念;加强体育政府部门门户网站建设，多渠道、多途径做好宣传工作;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加强政府和公民的互动;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加强与完善电子政务、体育公共服务立法工作五个方面来建设和发展体育电子政务，通过体育电子政务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加快我国体育发展转型的步伐。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2

关键词：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理论

1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概念诠释

1.1 民间社团

对于社会团体（也称社团），我国官方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定义其为：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国际上，与社团组织类似的代名词有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它们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指向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关于“民间”一词，在我国的文法用语中习惯将其与“官方”做明显的区别，本文中民间社团的概念并不是独立于社团概念之外，它与社团的概念仍然是互通的，强调民间是考虑到我国不少社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妇联等组织虽具有社团的性质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通常被划归于人民团体而不属于民间社团的范畴。

1.2 公益精神

公益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释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以下是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公益这一概念，即“公益”主要是公益主体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和社会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公益的基本特征得以显现：①非政府性，它的行为主体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公民的自发组织。②非营利性，它是以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的，而非营利。③非强制性，即实践公益的主体是通过自愿的行为来进行参与的。④救，即帮助或者扶住弱势群体是公益产生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对象也公益事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⑤社会性，这代表着公益实践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

公益精神中的“精神”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它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具有对客观现实的能动作用。结合起公益的特性我们在此可以将公益精神的内容定义为：公益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出于关怀意识、公共意识、利他意识，为促进社会群体和人类共同发展，而有所施为的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

1.3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

公益精神属于社团的文化层面。它是在社团这个特定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与公益精神的价值判断，并由此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具体是指社团成员具备的以高度的责任感，出于崇尚的人文关怀和利他意识，自愿的参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公益活动是其参与表达的一种方式。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正是打造社团精神文化，推动社团公益行动的重要桥梁。

2 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内在逻辑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美国公共管理学家登哈特夫妇提出的，它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以公民社会的公民权、社会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为理论起源，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行政理论不同，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置于整个治理体系的中心，强调政府治理角色的转变，重视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强调通过政府与公民间的交流与协作，提升公共服务的效果与价值。

新公共服务理论蕴含了进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内在逻辑。首先，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的事业，源于对共同价值标准的对话协商，理论指出“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其次，新公共服务理论并更突出公民而非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传统行政观念中，政府被认为是凌驾于社会各利益团体之上的、以普遍利益的形式而出现的公共权力，即政府是超越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的，政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也是公共利益的主要提供者。但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提供者，它的作用应该是趋向于协助公民表达和实现并共享公共利益，公民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必须参与进来。因此培育公民的公益精神，强化公民对公益的理解与参与，对于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如有效提升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作为公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只有进行公益精神的培育，才能更广泛的调动全体公民的公共意识，当公民能够自觉为公共利益行动时，社会才能摆脱对私利的拖累，成为一个广泛的共同利益的集合体，才能使公共服务成为美德最终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2 需求层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给予了深刻启示

马斯洛在1943年的《人类动机理论》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基本需要等级论，即需求层次论。这一理论将人类纷繁复杂的基本需求划分五类。从层次上看，五类需求是按阶梯式的逐级递增。这其中生理、安全和归属需求被归类为低层次需求，主要是指满足个人基本物质生活的需求，可以通过外部条件达到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主要指个体获得物质生活的充分满足后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社会尊重、理想实现的高层次需求，需要通过内部因素得以满足。从理论实践上看，马斯洛与其他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之间相关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类需求层次也不断增长，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国家中，有高层次需求的人所占比例也更高，反之亦然。

公益精神的发扬正是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多层次需求，以达到社会需求发展的动态平衡的重要过程。现阶段我国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成员对于基层需求仍占很大比例，同时因为财富的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公益精神的传导过程中，一方面参与主体通过表达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关怀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采取积极的作为帮助了弱势群体实现其合理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满足实现了自我价值的体现，最终获得了高层次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了相应满足，并且这些需求可以相互影响和推动，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有机体系。

2.3 社会资本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赋予了独特的功能视角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首先兴起的概念，起源于与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前沿和焦点。社会资本的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正式提出，布迪厄认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由对或多或少制度化关系的认可所形成的群体网络有关，也就是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网络从集体拥有的角度向它的成员提供支持，可以说，网络为其成员提供了获得信任的凭证”。可见，公民的社会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而公民的社会参与网络又是通过公民积极地参与社团组织来实现的。因此，从社会资本理论看来，对社团进行公益精神的培育被赋予独特的功能视角。

我国目前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是不断增长，经济体制的改革各种生态环保、科教文卫等都需要社会团体的参与，为满足这些需求，社团以公益为目的提供的社会服务无疑将分担政府的重担，促进社会稳定，也为建立良好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搭建了一个互信的平台。而普特南认为，测量社会资本在于民主社会中人们参与社团活动的水平，其中包括参与各类体育、文学社团的数量、跨区域组织的规模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等。因此，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此外，规范同样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因改革带来的一些道德问题如，诚信失守等困扰这个社会转型时，社团正是以其所具备的公益精神和责任心为源，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为社会带来了清新的风气，也促进着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自觉的遵守社会规范法则，不难看出，社团在优化社会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公益精神也正是社团得以发挥能力的基础点，因此要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需要培育社团的公益精神。

2.4 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出了新的期待

中共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面对新的历史形式下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不仅在社会发展目标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社团公益精神培育也提出了新的期待。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有效运用社团组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是构建稳定社会结构的必要元素，它们的关系是互补的，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变得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要达到三者之间的和谐，才能使各种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尤其是社团作为人与人的集合体、人与社会的结点，社团的和谐环境是组成社会和谐的重要单元。另一方面公益精神的内涵是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的。和谐社会以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强调发展社会事业，从根本上改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的社会福利事业，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益精神所倡导的仁爱、利他主义、互助原则，可以有效的抵制市场竞争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能够为社会营造诚实守信、互助互爱、平等融洽的环境，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建设对社团发展和公益精神的发扬都有着高度的期待，而将两者进行融合，进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为我们社会生活领域提出了新的价值取向，也成为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卓高生.公益精神概念辨析［j］.理论与现代化，2010（1）.

［2］刘文萃.“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中国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3］（美）罗伯特•b•丹哈特著，刘俊生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j］.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2.

［4］范进学.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j］.法学论坛，2005，（1）.

［5］bourdieu，pierre（1986），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ed.）by john g.richards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

［6］丁道韧.论培育民间社团组织是发展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5）.

［7］ putnam r.d（1995），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6.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3

采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的宏观质量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微观质量，表现在嵌入社区或村层面的价值规范――公共利益能促进个体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微观质量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变迁，表现为个体不同内容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会诱发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需求。可以认为，是“公共利益”等价值理性而不是“顾客满意”等工具理性更符合行政伦理和政策预期。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情境性；层次性；评估；分层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D63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7）04-0122-09

近年来，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研究存在不同理论范式的“张力”。具言之，在价值追求层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走向两个极端[1]；在评估途径层面，形成“应该是什么”和“现实是什么”的区隔；在技术运用层面，整合“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混合研究少见；在评价数据层面，“客观指标”与“主观评估”各行一边；在评价对象层面，“顾客导向”与“公民身份”多有争端。因此，凡是借助公共服务完成的事情，几乎都有贴上“质量”标签的冲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作为一个包罗万象而又空无一物的政策概念与评估术语[2]，存在“碎片化”“单一化”“模糊化”“静态化”等弊端，难以形成统一规范性分析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

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依循公共行政在不同决策环境关注的利益面向，赋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概念以“情境性”和“层次性”特征，从规范和实证层面提炼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层概念，并采用全国大规模调查数据，考察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层次关系与衔接机制。这些结论运用于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起点、过程、结果和价值追求，可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估的分层模型。

一、文献回顾

基于研究需要，可以从质量管理、绩效管理、公民满意度评估等层面描述国内外关于公共服务评估的异同点。

在质量管理层面，工业生产和管理控制领域的技术参数，如产品的安全性、寿命、性能、瑕疵率、重量、型号、款式、外观、密度、尺寸等是质量管理的关键评估指标。主要借鉴计算机仿真、数理统计、实验模拟等技术保障产品或服务的“有形”质量，特别关注产品生产的过程控制和流程管理等。

在绩效管理领域，重塑政府等行政改革运动积极倡导运用工商管理技术和方法评估行政服务绩效。例如行政服务流程的透明化、公开化、程序化、简便化；服务内容的准确化、同质性、异质性；服务技术的电子化、网络化、市场化；行政服务产出的经济、效率、效能和公平；服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合法化、合理化和制度化；行政服务主体态度的亲和性、廉洁性、责任性、公益性、合作性、参与性、学习性等维度。内容范围不仅涉及一般公共服务，还包括政府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等评估内容，混淆行政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是降低质量评估效度的主要缺陷。在评价主体方面，一般采取政府评价为主，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同时与少数公众评价相结合的评估途径；在具体技术层面，主要采取公共财政指标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综合指数法此处的综合指数法主要有泰尔指数法、标准化系数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等途径计算的综合性指数等。。

在公民满意度领域，民主公民权和新公共服务倡导的公民参与等规范性价值深刻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和公共服务质量改进运动。借鉴市场调查和顾客满意度模型的指标和方法是公共服务评价的主流趋势。如舒适性、友好性、可持续性等顾客消费心理的“软指标”，关注的重心不再局限于生产、过程或结果等单一环节，而是关注服务不同特征属性、顾客不同时点的需求体验、服务关系、服务层次等多视角、多维度的整体动态性评价，代表性的评估方法有结构方程模型（SEM）、OLS估计、数据包络分析（DEA）、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和面板技术（panel estimator）等工具的运用，比较著名的评估模型有顾客感知型（SERVQUAL）、期望不一致模型（expectancy-discomfort）、欧洲关键事件调查（CIT）、实验情景模拟（the experimental simulation）等（表1）。

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系统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新公共服务质量是一个相关性和层次性的概念。相关性表现在概念随着服务提供者和用户在相关组织层级不同地位发挥作用不同，层次性体现为概念随着主客体关注的不同问题面向而变化[3]。

（一）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情境性与层次性

1.个体满意度是新公共管理语境的微观质量

在新公共管理语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对象是顾客。在此语境下，新公共管理倡导的公共服务民营化凸显了公共服务的效率、产出等市隼益导向。公共服务的生产主体（企业）与购买主体（顾客）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但是，民营化暗示市场企业要遵循市场价格机制，即尽可能地实现公共服务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理性逻辑。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弊端，导致企业增加公共服务利润的途径是尽可能地让顾客满意，而不是促进由公共服务“公共性”所决定的“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收益的非竞争性”。此时，公共服务是满足分散、独立、具有不同偏好和市场购买力的顾客需求的私部门产品，公共服务的产出和结果基于私人利益之上的个人需要，从根本上区别根植于社区共同需求和社会公共需求的纯公共产品[4]。在新公共管理语境，以追求“用户满意”为指标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企业提高公共服务利润，满足消费需求，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主要途径。

新公共管理选择基本公共服务微观质量指标的价值意义与其管理主义哲学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直接相关。原因有三：一是关注个体需求被满足程度――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可以增加公共服务的产出、利润和效率，还可扩大公共服务内容的选择范围，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产出多样化，满足个体多元、多层次服务需求，扩展公共服务的“使用价值”；二是能节约政府行政成本，让政府以结果（效率等）而不是以过程（如行政审批等）为导向，改善服务质量，重塑公共服务职能，建成服务型政府；三是聚焦微观层次的私部门利益有助于发挥市场、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仅能减少政府和市场各自供给公共产品的弊端，还能发挥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独立性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等二元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不足的缺憾，促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互动的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格局，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3.便利性

公共服务的便利性主要是指基层群众自治单位――社区和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或消费过程的容易程度。公共服务的便利性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以使用的便捷性为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维度：一是测度公共服务供给与消费的空间距离；二是计算单位公共服务的经济与精神成本与居民支付能力的差距；三是衡量公共服务本身使用过程的难易程度。便利性是保障居民共享公共服务改革红利，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基础。

4.普惠性

“普惠性”是指基层群众自治单位――社区和村的居民大致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度。普惠性要求基本公共服务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即具有公共产品受益“非排他性”和消M“非竞争性”特征。普惠性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与市场产品的显著区别，其公共选择的价值意义是在促进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中实现个人合法利益。

（二）个体满意度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微观质量

基本公共服务个体满意度是指作为理性人的个体，主观预期与体验服务绩效差距的消费心理，是测度个体需求被满足程度的指标。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是“企业型政府”的核心理念和关键变量。一方面能反映居住分散、需求多元和不同支付能力的个体偏好，另一方面契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价值理念。因此，相对于社区和村层面的共同利益和公共需求，个体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微观质量。

（三）理论假设

立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境性”和“层次性”特征，赋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系统概念：个体满意度主导理性选择在新公共管理语境的微观质量，公共利益主导价值规范在新公共服务语境的宏观质量。进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不同村和社区的价值规范对个体需求的被满足程度有显著影响。即基本公共服务的宏观质量正向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微观质量，表现在社区或村层面的公共利益的价值规范作用越强，个体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H2：社区和村不同价值规范的强度对嵌入其中的个体满意度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表现为生活在社区或村层面不同公共服务价值规范中的个体，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不同。

H3：不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影响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类型。

四、统计过程与数据分析

为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宏观质量――村和社区的价值规范与基本公共服务微观质量―个体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大小。采用从村或社区宏观价值规范影响微观个体满意度，再检验微观满意度影响个体公共服务需求类型的研究设计，证实宏观质量作用微观质量，微观质量影响公共服务需求内容的分层效应[20]。

数据来源于CGSS2013公共服务模块，其中从数据总样本中按77%的入样比，简单随机抽样村和社区样本343份，对应的层1个体样本3 782份。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检验理论假设，以基本公共教育为例。变量描述如表2、表3。

其中层1的自变量进行组内对中处理，层2变量进行总体对中处理。笔者认为，体现在不同社区和村层面公共服务供给链条的价值规范（宏观质量）影响个体不同内容的基本公共教育满意度（微观质量），假设不同村和社区的价值规范对个体基本公共教育满意度有同等效应，则选择随机截距模型验证理论假设。

如表4层2模型显示，村和社区层面分配的基本公共教育资源分配越均衡，个体基本公共教育满意度越高，但总体并不显著（p>0.5）；但是村和社区层面公共服务供给链的其他价值规范的宏观效应在微观满意度层面有显著影响（p

表5显示，在层1H1.2模型中，以最需要加强高中教育发展为参照组，对高中教育越满意（p

五、结论与启示

依循公共行政在不同语境关注的利益焦点，赋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情境性”和“层次性”特征，提炼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系统概念，形成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估的分层框架。研究结论主要表现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面。

其一，在理论层面表现为以下三点。（1）个体满意度是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微观层次。嵌入在不同价值规范的社区居民和村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不仅有显著个体异质性，并且深受宏观层面（社区和村）不同公共服务价值规范（公共利益）的影响。一方面个体需求被满足程度受价值规范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不同个体公共服务满意度水平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内容的转变。（2）公共利益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宏观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平等待人”理念的副产品，保障社区每位公民的政治权利都受到平等对待，是彰显社区公共利益的民主规范。（3）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比个体满意度的工具理性更具道德优先性和政策价值。在村和社区层面，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是基层群众自治单位根据公共产品公认价值概念对社会福利分配情景的最佳回应，这种情景是保障社区和村民的社会福利权利都受到平等对待，尽管不表示每位居民都能获得等量的利益。在新公共服务语境，社区和村层面的公共利益是维系个人合法利益的道德前提，是保障个体合法权利的集体契约。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负责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民主责任和道德底线，不仅能增进社区和村层面的社会净福利――公共利益，还能促进个体需求被满足程度――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因此，让公共利益而不是市场理性主导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更符合行政伦理和政策预期。

其二，在实践层面应敦促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秉持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规范。一方面，各级政府要“警惕”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恣意蔓延，逐渐从任务驱动、绩效考核、顾客导向等“企业型政府”转变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主“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厚植政府信任的民主基础。另一方面，让公共利益成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指南”，可以让个体在增进社区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中“兑现”个人合法利益，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为民做主”走向“由民自主”，才能让全体人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成果，增强社区居民或村民的公平感、@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显然，这是十三五时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从“规模效率”向“质量”要求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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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situational and hierarc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a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quality can be refined：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microscopic quality of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and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service emphasizes the macroscopic quality of public interest and value criteria.Statistics of a large-scale national survey show that the macroscopic quality of basic public education can improve its microscopic quality，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of an embedded community or village can promote individual satisfaction of basic public education，while the microscopic qua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can push for the change of contents of basic public education demand，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an individual’s evaluation of the different contents of public education can lead to the demand of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education on the level of village or community.“Public interest”，a kind of value rationality，is more align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policy expectation than customer satisfaction，which i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4

目前，我国满足社会群体体育公共需求的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界定。通过研究大多集中在内涵、目标、任务、外在形式等相关理论上的文献查阅发现，我国仅有少数学者和专家对体育公共服务从基础层面进行了概念的界定，还未研究其呈现情况和发展形式。范东云认为，体现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公”字，是她的研究重点，公共部门提供大众享受的体育公共产品的过程就是体育公共服务。可见，“公”字也应该是相关群体的体育公共服务，而不是某些特定群体的特殊服务，能提供各类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的体育公共产品。

2农村体育事业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

2.1营造生态宜居环境，改变居民生活方式

许多乡镇因地制宜，利用没有过度发达、工业污染也较少的农村自然资源，结合农村地理环境特点，以“体育旅游、休闲养生”的模式打造了可激发居民体育锻炼兴趣的休闲旅游目的地，改变了居民观念，发挥乡村生态宜居特色。例如，桂林大力实施的生态文化旅游战略，影响当地传统生活方式，利用漓江秀丽的风光，建设发展全国马拉松、攀岩、漂流等项目的桂林体育旅游，发展起来的体育赛事日益增多，促进体育与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也为带动经济的发展、增强国民体质提供了良好条件。

2.2促进社会团体交流，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城市人口融入农村带来了新的健身方式和健康理念，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操守，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运动中释放压力，促进人的社会化，形成和谐的邻里关系，体现体育的增强农村人口凝聚力的社会化功能，无形中带动了周边人群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社会群体通过体育活动相互交流，促进其享受身心的放松。

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问题

3.1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

缓慢，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以广大农村群众为主体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是以完善的农村基本体育设施为依托，以全民健康为核心的需要多方保障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受国情影响，受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不完善，无法完全促进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府，一直是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现阶段，最突出的就是财政拨款不能满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需要。

3.2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缺乏专业体育指导员

作为一种组织服务体系机制，硬件设施是基本物质条件，该机制的顺利运行对体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人才供给作为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支持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一些健身人士缺乏科学健身知识的指导，大量设施闲置废弃，在盲目健身的过程中，尽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媲美专业设施，但错误的动作或练习，无法发挥应有的健身功能，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专业体育指导员和专业健身教练的缺乏，是农村体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3.3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的限制

受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目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重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主体体现在长期以来农村资源分布不平衡，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各部门、各部门之间严重的盈利性问题。实践主体体现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的体系边界划分，造成农村体育机构与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界限。由此，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与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各行业碎片化和个性化情况等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中的问题。

3.4社会文化思想制约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国，中国长期保留着农业文明的传统。由于农村地区社会文化思想制约，这种农业文明的保守元素与体育的进取精神背道而驰。作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文化瑰宝，体育文化提倡奋斗、勇敢等价值观，而信息传递缓慢，技术落后的以社会静态为主的农村地区往往不重视体育文化。农村群众长期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缺乏积极的体育锻炼意识，形成恶性循环，形成的历史文化思想桎梏，导致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缺乏自我动力。通过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打破落后的观念，任重而道远。

4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农村体育发展路径

4.1加强制度建设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深化改革，推动国家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从战略高度突出服务宗旨，根据农村体育服务现状，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依托，制定符合各地区情况的公共体育发展战略。针对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的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规划，建议出台促进体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写入法律法规，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落实。政府除了要加强规划和法律制定外，还要制定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人才培养体系，调查分析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体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原因，将场馆设施的规划建设纳入规划开发序列，制定促进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的制度体系，谋划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将农村社会指导员培养体系纳入师范生教育序列。

4.2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在社会公共服务管理方面，借鉴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西方先进社会群体运行机制，借鉴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人才培养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群体。

4.3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

当前信息技术传播缓慢，农村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知之甚少，而农民是农村建设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体育价值认同感较差，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亟待改善。将体育公共服务与腰鼓、秧歌等农村特色体育运动和农村特色自然资源相结合，传播农村特有的体育精神和文化，充分发挥农村区域优势以及群众性健美操、广场舞等群众性体育健身项目，激发农村人口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以上表明，需要立足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增加体育活动的参与人数，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

4.4多领域发展农村体育产业

在体育领域，体育的包容性决定了农村体育的公共服务并不孤单。而根据农村的区域特点，农村人口的复杂性、需求的多样化和生活水平的不平衡，发展休闲体育产业，要提高农村群众的意识，因地制宜，改变农村体育活力低下的常态。一是积极发展“一带一路”等一系列绿色健康休闲体育项目，从体育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漂流、攀岩等打造符合现代消费的绿色休闲体育之路。二是尊重民俗传统，科学发展农村休闲体育，完善和拓宽乡村体育产业链，在开发和充分利用乡村景观等自然资源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为乡村体育振兴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5

关键词：新公共服务；政府职能；教育管理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者登哈特夫妇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它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系统中与公共行政相关的一组概念，它的形成对新理论——服务型政府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人本、责任、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1）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以人为本作为一个新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不仅应当成为指导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基本的行为准则。

（2）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一种自觉意识，表现得平常而又朴素。它要求公共管理者积极听取公民的声音，回应公民的要求，形成勇于负责、敢于负责的精神。

（3）服务意识。它强调自觉主动做好服务工作的一种观念和愿望，将服务后的满意度作为评判公共管理活动的最终标准。

二、我国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要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必须要以创新的精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这是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不能回避的问题。

1.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政府的作用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是治理，是实干，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通过制定政策指引方向和提出任务，并且以“一种通过充当公共资源的管家的方式去提供服务”。政府管理范围内的功能不在于在微观领域，而在于宏观领域，其本质是提供公共服务。

2.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明确政府教育职能转变的方向

（1）政校分开。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

（2）资源优化。教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教育市场上，要依靠市场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运用市场机制解决各种矛盾争端的方式比单一的行政措施更科学合理。

（3）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

3.正确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现代“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从管理和被管理变成供给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平等，它体现了公民的主体地位。

三、“新公共服务”的概念，对当前我国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启示

目前，在持续稳步推进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要求，必须要有新的教育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改革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1.建立民主管理和服务管理理念，加快建设民主的基础教育管理机制

重新确定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注重教育公平，提升效率和管理水平。建设高素质的教育管理队伍，提升对公民的服务意识努力取得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突破，着力建立健全适合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新体制，打造一个“共同治理”的新格局。

2.进一步转变政府的教育管理功能

政府弱化控制功能，强化服务功能。建立政府、公众和社会的对话机制，完善教育政策的制定。

四、关于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转变的建议

一是政府要了解需要管理的内容，对教育领域的管制行为应受到约束。

二是建立健全学校事业法人制度，创新现代学校管理体制。

三是积极引导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应对教育市场全球化的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框架。

总之，“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政府的教育行政职能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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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建莲.论我国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J].求索，2010，（11）.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6

关键词：公共品 私人品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230-02

公共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或服务，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能被私有化的绝不是公共品；也不是用来交换的一般产品或商品，能用来交换的物品或服务，绝不会称为公共品，是不可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的。

一、什么是公共品

1.公共品概念的提出。对于公共品（public goods），不少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研究者把公共品译称其为“公共财货”、“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公益物品、集体产品和社会产品等。

中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 “公共品”一词最早是由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提出。

对于什么是公共品，中外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者所下的定义大同小异，而在表述上却不尽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5.15―2009.12.14 ），他在1954年、1955年分别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理论的图式探讨”中提出并部分地解决了公共品理论上的一些核心问题。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品定义为是这样一种产品，即“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这一描述就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品的经典定义。他认为，公共品的两个关键特征是，增加一个人消费服务所追加的成本为零（非相克性），不排除他人享用（非相斥性）。他并以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来界定公共品的概念：Xn j=X，即表示第i个人对第n j种产品的消费等于第n j种产品的总量；它区别于个人对私人消费产品（private consumption goods）的消费：Xj= X，即表示所有个人对第j种产品的消费之和等于第j种产品的总量。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认为，公共品是指“在对该商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人的消费以同量减少”。

奥尔森则把公共品定义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i，…，Xn 中的任何个人 X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个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也就是说，公共品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一个人消费某种物品时，另一个人同时也消费它，消费的边际成本却不会增加，亦即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对公共品的一个可选择的定义是：“能以零的边际成本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物品。” 任何产品，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某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品。

1965年，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所谓俱乐部产品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如收费路桥以及公共游泳池、电影院、图书馆等；还有一类是与俱乐部产品相反的共同资源公共品，是指在消费上有竞争性，但却无法有效排他的产品，如公共渔场、公共牧场等。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公共品统称为准公共品。准公共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当消费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出现“拥挤”问题。布坎南在该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品是“纯公共品”。

斯蒂格利茨对公共品的定义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加，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

从中国国内的经济学教科书来看，一般把公共品定义为，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并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和服务。

根据公共品的概念，一般把国防、外交、立法、司法和政府的公安、环保、工商行政管理以及从事行政管理的各部门所提供的服务，称为纯公共品；把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应用科学研究、体育、农林技术推广、自来水、供电、邮政、市政建设、铁路、港口、码头、城市公共交通等向社会提供的物品，称为准公共品（亦称混合品）。顾笑然则认为把准公共定义为准私人品更为准确。

与公共品相对应的是私人品，即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所谓竞争性，是指一个人消费了某种物品将会减少其他人消费该物品的数量。所谓排他性，是指一个人使用或消费某个物品必然排斥他人对这个物品的消费，只有付费才可以使用。即他人不能同时使用或消费该物品，比如，一件衣服不可能同时供两个以上的人穿在身上。

二、对公共品的置疑

在西方，公共品理论上的研究虽有数百年的历史，对公共品这一概念在实际使用时基本是明确的，但在界定公共品的概念上却存在很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直接影响了对公共品的范围、分类以及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的研究。

一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公共品包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故在表述公共品的概念时，则认为公共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另一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这两个措辞所表述的内容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同义词重复使用。即认为公共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需要的产品。并根据产出的不同形式，把政府提供的产出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品，即政府产出的产品形式；另一种是公共服务，即政府产出的服务形式。在经济学中，产出可以分为产品和服务两种形式。它们的区别却在于：产品是有形的产出，而服务是无形的产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可以在时间、空间上相分离，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上是一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有些产出是有形的，如所供应的水、电、气等；有些产出则是无形的，如教育、医疗、保健等。按此逻辑推理，有形的公共产出应是公共产品，无形的公共产出则应是公共服务，但二者都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公共需要的行为。

也有一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在经济学中所创造和使用的公共品这一措辞，是具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并不是从政府产出的产品物质形式去定义的。萨缪尔逊（萨缪尔逊，《经济学》82页，1 192~1 203页）在阐释公共品这一概念时，并不是将其当做政府行为的一种结果，而是当做具有特定性质的一类物品。他在说明公共品时，所使用的例子有国防、安全、灯塔、法治和秩序、交通设施、医疗保健、环境以及科研与教育等。在他的分析中，公共品并不是因其产出的实物形式而与公共服务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是将私人产品作为对应概念。在他看来，具有积极的或者正的外部效果的产出才是公共品，不存在外部效果的产出则是私人产品。萨缪尔逊在论述公共品和私人产品这一对概念的同时，还进一步使用了市场产品和集体产品这一对概念。市场产品是由市场决策、配置而产出的，而集体产品则是由政治和政府决策而产出的。由此可见，所谓公共品和私人产品是针对产出的特定属性而言的，而所谓的市场产品和集体产品则是针对产出的机制、方式和制度而言的。

还有不少经济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国家分配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国家契约论等）、不同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制度层面、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对公共品的本质属性与特征进行探究与置疑，或是从公共品的提供者或消费者角度入手对公共品定义提出置疑，认为产品提供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很多制度性的因素，而非基于产品的本质属性，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因素却决定着政府供给水平和供给范围，影响着人们对某种产品效用评价的高低。因而，认为仅从提供者或消费品的角度很难准确定义公共品。

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都采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标准来定义公共品，但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这两个标准还不能准确反映公共品的本质属性，因为这两个标准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并不能完全成为界定公共品的充分条件。

三、对公共品的理解

公共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或服务，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能被私有化的，只能称准私人品；也不是用来交换的一般产品或商品，能被用来交换的，只可称为准私人品，是不可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的。

对于公共品的理解，最好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一，公共品在提供上具有非竞争性。这就意味着公共品为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同时消费，而多增加一个人消费对其他人所造成的边际成本为零。其二，公共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一个人或一些社会成员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享用。其三，公共品在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公共品是向全社会人员共同提供的、具有共同受益或联合消费的特点，其效用为整个地区或城市的全体居民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个地区或城市、某些个人或企业享用。而准公共品则只是部分地区、部分城市、部分居民所共享、共同受益或集体消费。其四，公共品在享用上的免费性。公共品是人们在取得公共品时所得和所费之间完全不对称，而在享用公共品的使用价值时一般采用免费方式。而准公共品则是采取收费方式，若收费则称为准私人品。其五，公共品在享用范围上的空间性。公共品是全社会的全部居民受益。而准公共品只是在某地区内、某城市内的居民受益，而不在某地区、某城市内的居民不受益或受益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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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7

论文关键词:高校职能;社会服务;高校体育;可行性

论文摘要:以高校“直接为社会服务”和“教育资源的社会共享”为理论依据，提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这一职能概念，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高校利用现有的开展各种体育文化教育活动的物质设施、人力、余暇时间和信息等资源，在不影响正常学校体育工作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和实施途径，当时、当地向社会提供以体育内容为主的各种服务活动”;从高校体育资源相对丰富、社会体育资源比较遗乏、各级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具体规定、高校领导及广大师生积极态度、高校体育管理较为规范和高校地理位置优势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可行性。

一、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提出

现代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不断得到发展，19世纪后期的高校职能已从原有的以培养人才为主，逐步形成具有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三大基本职能体系，并得到社会和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就高校而言，在实施“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时，应广泛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尽可能地追求服务内容的完善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和卫生等领域开展”，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做贡献。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构建学习型社会日趋重要，终身教育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社会对教育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我国的教育资源相对不足，而且主要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部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没能得到实现，教育的公平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我国绝大多数学校属国家投资办学，是纳税人行为的公共体现，纳税人有权通过合法形式在其一生中不断地获得学习的机会，这是终身学习时代社会成员获得学习机会的一个法学原理。可见，“学校教育资源的社会共享”是终身教育时代的必然要求，高校体育资源与社会共享无疑是公民享受终身体育教育权利的重要途径。

体育是高校“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领域，高校体育“直接为社会服务”是实现“学校教育资源的社会共享”，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说体育界有部分专家、学者关注“高校体育资源与社会共享”，但尚未有人从高校职能的角度给高校利用现有的体育资源“直接为社会服务”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据此，本研究提出这一职能概念并将其命名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在名称的文字表述上与学术界研究成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多用“社会服务”一词来表示“直接为社会服务”这一高校职能相一致;这一概念的提出，符合时代对高校“直接为社会服务”和“学校教育资源的社会共享”理论和实践的需求;这一概念的提出，弥补了高校体育“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概念的空白。

二、高校体育社会服务内涵的界定

社会服务，简而言之，就是为社会需求提供相关的服务。社会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服务包括间接社会服务和直接社会服务两种，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直接社会服务。所谓间接社会服务，是指通过第三者，即不是利用现有的事物当时、当地为社会需求提供服务;所谓直接社会服务，是指不通过第三者，即利用现有的事物当时、当地为社会需求提供服务。

高校社会服务也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高校社会服务包括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方面。很显然，高校的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是通过人才产品和科研成果去为社会服务，即高校间接社会服务;而高校直接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利用现有的资源“直接为当时、当地的社会需求服务”，即狭义的高校社会服务，如高校将图书馆现有的图书资源对社会开放，满足社会公众需求就属于直接社会服务。

高校体育社会服务是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义和狭义之说上，它与高校社会服务之间的内涵是相应的。本研究的“高校体育社会服务”泛指狭义之说，是指高校利用现有的开展各种体育文化教育活动的物质设施、人力、余暇时间和信息等资源，在不影响正常学校体育工作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和实施途径，当时、当地向社会提供以体育内容为主的各种服务活动。如，高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公众开放、体育教师为社区体育进行指导等。

“高校体育社会服务”这一职能概念的内涵明确了:社会服务是以体育为主的，包括体育物质设施、人力、余暇时间和信息资源等较为广泛的服务内容;社会服务是在不影响正常学校体育工作的前提下，即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地位不能改变;社会服务应注重服务的地方性和时效性;社会服务的实施通常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实施途径。

三、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一)高校体育资源相对丰富是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物质基础

首先，从体育场馆资源看。截至2003年底，全国体育场地的人均占有面积和标准场地种类分别为1. 03m²和64种，而高校相应的数值分别为2. 70 m²和48种(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统计)。另外，就高校而言，单个学校体育场馆的数量大、质量和规格高，像塑胶田径场和风雨操场等较为常见。条件好的学校还有大型体育馆，能承担相关体育项目的各种级别比赛和文艺表演等活动。可见，高校体育场馆在人均占有面积、种类和质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其次，从体育人力资源看。在我国，体育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一所在校生达万人的、没有体育院系的高校，其体育教师也在30人左右，并配有一定数额的管理人员，而绝大多数教师又都是本科以上(含本科)学历且学科专业较全，管理人员的水平也相对较高，有的教师还有较强的运动训练或体育科研能力。另外，不考虑体育专业院校，部分高校也有体育院系，体育专业的学生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即使是没有体育专业的高校，大多存在学生体育社团，有的还成立了体育俱乐部，社团或俱乐部中的体育骨干也具有较高的体育运动能力和水平。可见，高校体育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优势较为明显。

再次，从体育信息资源上看。开展体育活动，发展体育事业，需要大量的信息，诸如有关个人合理健身和科学训练的信息、有关体育组织经营管理的信息、有关政府的政策法规、以及有关体育赛事和发展动态的信息等。高校体育有多年的积累过程，具有一整套体育教学、训练和组织的基本经验，体育教师也具有丰富的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运用能力，学校的体育组织也有较强的管理经验，体育部门、体育社团及相关的宣传部门对国家的体育方针政策、体育发展动态和体育赛事等信息掌握较为全面，并能通过课堂教学、学术讲座和校园各种媒体等及时进行宣传和报道，而这些都是其他行业群体，特别是社会公众所不能及时了解或掌握的。

总之，高校体育场馆设施、人力和信息等资源的优势，为其实施体育社会服务提供了宽厚的物质基础。

(二)高校体育资源时有闲置是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时间保证

高校体育资源时有闲置，主要是从高校体育的余暇时间资源上看。高校每年有约3个月的寒暑假，在这期间，绝大多数学生离开校园，体育场馆设施基本处于闲置状态，体育教师和管理人员也较为清闲。另外，即使是在正常的教学期间，也有课余时间、双休日和“国庆”长假等，体育场馆设施和人力资源也有相对空闲的时间。高校体育较为丰富的余暇时间资源是高校实施体育社会服务，并实现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地位不能改变的最有力保证。

(三)社会体育资源比较遗乏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提供了需求市场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然而，多数城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高血压、高血脂等患者的数量和在青壮年人群中出现的比例呈几何级数增长;城市学生超体重和肥胖率达10%，且肺活量、耐力等指标呈逐年下降趋势，甚至出现心理等问题。人们在对此进行关注和反思的同时，开始寻求一种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健康第一”、“终身体育”、“花钱买健康”和“生命在于运动”等新观念、新思想正促使城市居民对传统生活方式进行变革，体育锻炼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体育资源的需求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然而，截至200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是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1/5一1/10。2004年底，我国人口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为4843: 1，而日本人口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为2000: 1，我国城乡居民在公园、街头巷尾、江河湖畔等非正规体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的人数比例为71.2%.，存在缺乏场地、不懂体育锻炼方法等客观原因。社会体育资源比较匾乏和社会对体育资源需求程度的不断提高，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提供了广泛的社会需求市场。

(四)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是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法规性依据

对于学校来说，像体育场地等设施在保证学校使用的前提下对社会公众开放，已成为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日本、美国、法国和韩国等的相关法规都作了如“所有设施包括学校设施在内，应充分利用，向各类使用者开放”和“凡属于国家和地方的运动场地设施都应向公众开放”等明确的规定。在我国，不仅《高等教育法》要求高等学校应当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而且《教育法》、《体育法》也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前提下，应当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向社会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同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也对学校体育场地开放给出了相应的要求;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就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进行了具体规定。可见，高校通过体育社会服务将体育场地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既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法律赋予的责任，这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提供了法规性依据。

(五)学校领导及广大师生的积极态度是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思想保障

高校体育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不仅取决于学校的体育资源状况、社会对体育资源的需求程度和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而且还依赖于学校领导及广大师生的认识态度。对沈阳市和唐山市部分高校的领导、体育教师和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领导、体育教师和学生认为学校体育资源相对充裕，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行或在不影响教学时可行，并表示支持。近年来，随着高校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理念的深人人心，高校广大师生对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态度更加积极，这是高校体育社会服务的思想保障。虽说有少数人持消极或反对的态度，并认为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会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影响校园安宁的气氛，甚至还会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和不必要的麻烦，但只要学校能主动宣传、引导并加强管理，一定会最大程度地减小服务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六)高校在体育管理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为体育社会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高校一般是通过体育部门甚至是采用后勤公司和物业公司等专门的管理部门对体育场馆资源进行管理，管理较为规范且水平较高;同时，高校还具有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甚至是体育志愿者等体育组织。高校现有的体育管理方式和体育组织等将会极大程度地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在组织形式和实施途径上提供较为理想的基础保障。另外，高校多位居城市，周边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社会个体、家庭、社会团体和行业群体等对体育的需求程度更高，更需要高校在余暇时间当时、当地实施体育社会服务。总之，高校在体育管理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为高校体育社会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四、结语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篇8

1全民健身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沿革

随着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体育作为一种身体文化形态也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一直受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俨然是社会的缩影和写照。体育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满足着当时社会的需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历史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就中国来看，先不论中国传统身体活动，“体育”一词就是引进的舶来品，那时正值中国近代遭遇前所未有的历史劫难，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坚船利炮将“天朝上国”久闭的国门打开，国人被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强国强种”的呐喊，也率先将带有军事色彩的“兵操”带进学校，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随后在共产党领导革命时期以至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依然长期肩负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样的历史、政治使命；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体育不仅为我国的外交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举国体制下，体育为中国的再次崛起，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一次次向世人做出证明，直至中国竞技体育在奥运奖牌榜登顶。由此可见，体育长久以来一直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满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其中也不免有不足之处，与竞技体育相比，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全民健身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93年，当年5月，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坚持社会化方向，加快群众体育的发展”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并且在“关于群众体育改革”的“附件”中进一步明确要“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体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行一个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健身计划。全民健身计划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它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制定的纲要。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纲要》中还指出全民健身计划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这是我国首次出现“全民健身体系”这一概念，这是新时期国家、社会、国民发展的需要。同年7月6日，原国家体委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此纲要指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其独有就力吸引着世界各国积极的参与，宣传奥林匹克思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交往”，还指出“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动员社会成员参与体育运动。正确处理与全民健身计划的关系。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战略思想，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重视学校体育工作，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不仅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而且能有效地推动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由此可见，两个《纲要》的同年提出，说明党和国家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谓是“奥运争光计划”结出的硕果；同时，群众体育“经过2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特别是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在探索与建立新时期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服务群众的充满生机和发展活力的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加快了群众体育社会化的进程。在建立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有机结合，单位、社区、家庭共同发展的全民健身事业新格局的实践中，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国家改革目标趋同的全民健身运行模式”。这正是全民健身体系从提出发展至今，为群众体育发展所做出的巨大成效。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来看，尤其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体育之于社会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此时，我国业已进入“后奥运”时代“，以人为本”的体育核心理念愈加凸显，群众体育可谓再次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全民健身体系也将日趋完善，为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全民健身体系的哲学诠释

概念是人类对一个复杂的过程或事物的理解，是意义的载体，是抽象的，即在外延中忽略事物的差异，它们等同的适用于在它们外延中的所有事物，所以其也是普遍的。从哲学的观念来说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而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即概念的内容，包括所有组成该概念的事物的特性和关系。自“全民健身体系”概念的提出至今，在全民健身体系在其构建过程中，在其构建过程中，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中，其概念及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旨在对全民健身体系这一历时长久的庞大的工程给出更加科学、准确的提炼，使其更具普遍意义，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一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反映，概念及内涵的发展变化是对事物发展变化或理解上产生变化的反映。由于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其概念和内涵也是发展变化的。我国学者董新光教授曾在1996年提出，全民健身体系是一个能够有效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有力保障国民体质得到普遍增强、主动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社会化保障系统，它的建设是中华民族体质建设的一项宏大社会系统。董新光、裴立新、于善旭等于2000年在《从本世纪末到2010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实质是一个能够为包括广大低收入人群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供基本体育健身服务的服务体系，是一个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健身需求、有效保障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保障体系，是一个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具有主动调节能力的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整体结构完善、上下层次分明、内外功能有效的复杂而开放的巨大系统”。董新光于2003年在《全民健身大视野》一书中指出“：全民健身体系，就是一个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国民体质得到普遍增强的保障系统；就是一个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体育健身需求的服务系统”。董新光于2005年在《关于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构架》一文中指出“：所谓全民健身体系，就是一个由能够为不断满足全体公民体育健身需求，改善全社会体育健身环境条件，明显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要素和关系构成的整体”。从以上对“全民健身体系”概念的内涵的表述变化来看，逐渐更加突出其本质属性和特征，主要将体系构建落脚在“服务”系统和“保障”系统两个方面，进而达到体系构建的目的。同时，在体育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其概念和内涵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根据相应的政府文件精神，又相继出现了“多元的体服务系统”、“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是着重突出了“服务”这个层面。由上可见，全民健身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都是根据国家、社会、个人发展需要而进行的。

3全民健身体系的建构

全民健身体系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其的地位和作用达成高度统一的认同，才能给予高度的重视、积极的配合、广泛的参与，有利于发挥全国自上而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确立“全民健身体系”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就可以对其外延进行确立，即其建构过程中涉及的各个层面及采用的方式。

3.1全民健身信息传播体系的建立全民健身体系的对象是面对全民，而全民对其的认知、认同以及体育意识、习惯的建立是该体系建构的主观条件。时下，我们正处于一个传媒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包围在各种媒介发出的信息之用。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必须依赖各种传播媒介，将相关全民健身信息尽可能传送到每一个受众。通过对各种健身信息的传播，使广大群众更多地认识、了解健身，意识到健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在全民健身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一个信息传播体系，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传播效益、保证传播质量，这样才将健身意识更好、更快地在广大群众中建立起来，从而推进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早日实现其最终目标。如，可在社区设置群众健身专栏，宣传科学健身的方法，指导社区群众的健身活动；可聘请健身专家，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开展体育健身专题讲座；可在报纸、杂志中开设健身专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掌握科学的锻炼知识和方法；可通过互联网传播体育健身信息；发挥体育活动自身的宣传作用，可以在举办各种体育活动、赛事时开展一些相应的健身宣传活动。

3.2全民健身资源管理体系的建立健身资源是全民健身体系的物质基础，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如何将其合理地进行分配并发挥最大的功效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建立全民健身资源管理体系。人力：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构建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的中坚力量，其能否发挥出其效用，直接关乎全民健身的质量。因此，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工作、队伍的建设及管理工作。财力：体育经费是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的经济保障。目前，全民健身服务的体育经费主要来源还是政府财政支出，应进一步调动社会经济力量，调动社会力量加快推进体系的构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大力发展体育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推进体育改革、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物力：体育场馆、设施是构建全民健身体系的物质基础，一般为公益性的体育设施，主要是由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财政拨款所建立。健身设施的建设应考虑诸多因素，如，健身设施的数量、类型和布局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