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艺术论文范文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1

“民俗”与“艺术”的联系早在民俗学兴起的十九世纪就已被提及，在当今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国学人胡愈之在1921年1月就把艺术列为民俗研究的三个基本“事项”之一。至于“民俗艺术”作为专门的术语，在我国上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常任侠在1943年出版了《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岑家梧1944年写了《中国民俗艺术概说》一文，后收入《中国艺术论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艺术”已越来越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出版了王连海《中国民俗艺术品鉴赏》丛书、孙建君《中国民俗艺术图说》丛书、靳之林《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李瑞岐《论群众文化与民俗艺术》等著作；以及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研究》、王宁宁《学术规范与民俗艺术》等论述。可以说，这些著述在图录和专题的研究、概念界定、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对民俗艺术作充分的研讨。但整体而言，目前尚缺少对民俗艺术学的体系性研究，缺少学科高度的理论审视，缺少立体的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深度描述研究，无法呈现学科建设的方向性标尺的专著文献。

2013年8月，由南京出版社推出的陶思炎教授等著述的《民俗艺术学》一书，填补了学科的空白，以其特有的创新性、学术性、体系性，解析相关民俗艺术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体系，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上，又从民俗艺术的创作、传承和应用着眼，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

《民俗艺术学》确立了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与“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但它不再以二者的相互关系为研讨重点，而是把“民俗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旨在建立它的理论体系，构建艺术学总体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使其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任务，就理论领域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它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形成符合我国民俗艺术存在实际的基本理论、应有理论、批评理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需要确立理论的支撑点，形成学术概括与理论阐发的基础。理论支点是学科理论系统的支撑点，也是一定学科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来说，其理论支点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和“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理论建设，民俗艺术学的建设任务还包括实践的诸多环节。就主要实践领域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在乡土教育和国情教育方面、在民俗艺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群建设方面、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方面，民俗艺术学也负有建设的使命，并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民俗艺术作为物质化的艺术形态的存在，其研究从一开始便遭遇到一种矛盾，即视觉的审美思考与历史的观看方式之间的冲突，进而产生研究者所面临的物质性要求与精神性要求相对立的矛盾选择——是以事项本身的现象历史为主，还是以事项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为主。如果仅仅以艺术对象自身的形态历史为唯一目标，会在理念层面上削减艺术史研究的有效性；但若过度指向艺术之外的社会文化问题，则易导致背离本体只注重艺术社会功能学的庸俗化倾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研究事项形态发生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求关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指向。因为，民俗艺术并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更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一定社会精神总和的纯粹物质方式。它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与文化、社会景况的联系，比以往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远为紧密，能够“引发并强调这种作为一个整体，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整体的性质”。

民族艺术是由某一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传统。民族艺术是特定民族的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物化载体，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讲，民族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主体（传承人）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以满足该民族精神领域期望的行为方式。传承作为动态的过程，立足于时间的跨度，是对民族艺术传统的沿袭与确立做出的文化判断与表述。

民俗艺术是艺术学的重要资源，它生长在民间，按照特定的风俗习惯自发生产，且形成特有的传统。在现代社会，民俗艺术经历了社会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依然在艺术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民俗艺术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为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源。因此，重视和研究民俗艺术是艺术学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民俗艺术，一方面需要把它作为理论艺术学和应用艺术学的重要支撑，通过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寻找艺术在民俗活动中发生发展的潜在规律；另一方面又必须开辟民俗艺术学研究自身的新途径，以新的田野调查方法、综合性的田野文献整理、新的展示平台、新的研究视角获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此外，民俗艺术也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商业化、娱乐化现象十分明显，有的发展得较好，成为城市文化的新亮点，有的已经失去了民俗艺术的初衷，在新的语境中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针对这些现象的理论研究仍然处在徘徊和观望阶段。如何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民俗艺术生存环境，如何让民俗艺术健康有序地过渡到现代文明当中，都是艺术学理论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2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3

一、引言

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民间文化是现当代艺术的母体与本源，更是宝贵的绘画艺术资源。河北省的各类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极为丰富，都散发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和地域特色。同时，民间美术具有脱胎于真实自然生活与风土民情的关怀和深厚情感，其艺术形式依托于自由想象与联想，不受客观规律的限制，这些都是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应具备的素质。

而当今我国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疏远或排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艺术倾向，使艺术愈加与母体文化脱离，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受到脱节。所以在高校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别是绘画艺术类学科开设民间美术类课，拓展并深化学生对民间艺术在形式与内涵的理解与在实践中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合理健全的民间美术教育体系。

二、民间艺术在我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的研究逐渐重视，在 2002年“世界遗产年”召开的会议中，就明确提出了将民间文化艺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引入高等教育中。与此同时，在艺术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呼应与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的艺术院校和有相关艺术专业院校都纷纷开设了民族民间艺术的相关专业或者相关课程。

最早提出对民族民间艺术关注的是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汀先生。他早在二十世纪期间，不断探索着民族化的现代艺术教学模式，提出了重传统、重民间、重实践的美术教学方针，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新阶段。中央美术学院还在国内高校率先创建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为宗旨的新学科，将此正式、系统地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填补了高等艺术教育中长期忽视民间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

通过开展民族民间美术教育，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们的自我认同感以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了大量从事民族民间艺术的人才。同时，教师通过言传身教的学习，提高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是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民族艺术的责任心。

三、高校绘画艺术人才培养与民间艺术资源整合的意义

绘画艺术即是造型艺术，要求艺术家对形象、色彩、形式等方面具有极高的能力与素养，同时不多深化拓展自身的审美领域，是作品更具内涵与厚度。同时，造型也是中国民间美术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中国民间美术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实用性的特征，它来源于中国古文化的积淀，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来源于民间艺术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对民间美术的学习，不仅需要了解它的造型方式、创作方法，同时还要了解它产生和应用的社会背景及文化内涵。因此，对于民间艺术造型的学习，可以拓展学生对绘画造型与形式美感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完善绘画艺术的造型建构。

于此同时，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仅限于知识的传授， 而应该是全方位的素质培养。在美术教学中，要善于联系民间故事、民族历史、民族风俗习惯、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民间文学等来理解其艺术作品，指导学生在美术创作中融入民族文化，使之更富于民族特性。从学习民间美术的造型方法和基本特征入手，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以民间美术的思维开启学生的发散思维， 把美的材料、形象、色彩， 变化为身边的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 实现美术教学目的。

四、高校绘画艺术人才教育与民间艺术结合的途径

绘画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与美术相关的绘画教学、艺术设计和研究管理等工作，因此，应比其他专业学生有较高要求。

1、将绘画专业的民间美术课程正式纳入绘画教学体系。

应在绘画专业课程中加入中国民间美术概论、民间美术作品赏析、民间美术工艺制作、民间美术采风考察等相关课程，从而发挥民间艺术实践性强的特点，鼓励学生将民间艺术与绘画创作有机融合，创作出包含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作品，既而发觉艺术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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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关系，加强作品的群众基础与深厚情感，增强学生的能动性。

2. 建立民间艺术研究室。

高校不仅应成为民间美术的教育中心，完成理论与实践性教学工作，还更应注重对艺术问题的理论性探究和总结，承担起研究和拓展民间美术发展的使命，成为民间美术的研究中心。因此，应建立民间美术研究室，由本校绘画专业教师作为主干成员，同时广泛吸收部分民间艺人参加，进而组织和实施民间美术教学工作，并对民间美术资料进行搜集与

3. 建立民间艺术陈列室。

民间美术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实践性。高校应建立常规的民间美术陈列室，为教学提供观摩欣赏场所，让学生能经常性直观地接受民间美术的熏陶。同时，在陈列经典作品的基础上，还可以收藏陈列师生临摹仿制或创作设计的精彩之作。

五、结束语

我国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且独具魅力的民族民间艺术。这些艺术承载着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组织架构的历史形态。其中的年画、民间玩具、剪纸、编织刺绣等组成了我国庞大的美术系统，是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我国民族民间美术现状，并探究将民族民间美术与高校绘画艺术教育教学结合的方式与途径中，有利于树立具有民族民间美术教育的新理念，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前瞻意义。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4

民间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其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其民族文化表征最显著。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具有广泛的识别性和鲜明的个性。平面广告设计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民间工艺美术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自发的，而不是主动、自觉的。这种被动与自发性主要体现在：或仅是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采取或选取了民间工艺美术的某一种形式，或在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受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影响而潜意识地体现一些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特征。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平面广告设计的一条最基本原则——易读性，即能准确传达信息，让受众清晰理解广告所表达的意思。把民间工艺美术的思维、理念、特殊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造型特征运用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更有利于为群众与广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广告效应。尤其是品牌推广本身必须具有入乡随俗的特点，民间工艺美术为品牌推广的平面广告设计地域化、特色化提供了依据。平面广告设计要走出一条“民族个性”的道路，就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并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及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启示

（一）郴州民间工艺美术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和运用。在分析整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积极因素，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平面广告设计和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湘南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专家学者们研究以郴州市民间工艺美术为主要，然后辐射整个永州市和衡阳市，即湘南地区。其研究主要从湘南古民居、湘南民间工艺美术、湘南民间石雕、湘南民间木雕等几个方面，对民间工艺美术进行了归类、分析和整理。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进行简要概括：

（1）具有地方特色的湘南古民居著作，如唐凤鸣著《湘南民居研究》、范迎春著《湘南宗祠——建筑及装饰艺术研究》、王铁著《2012中国高等教育设计专业名校实验教学课题：湘南民居印象》等。

（2）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的课题与论文，如陆岚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湘南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挖掘利用与理论研究》、论文《浅析蓝印花布的色彩观》等。

（3）湘南民间石雕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如何次贤的课题《湘南民间石雕的人文内涵、艺术价值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的文化寻绎》《从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看中国民间文化的崇德立德意蕴》等。

（4）湘南民间木雕的研究论文，李曦《湘南民间家具的装饰特征研究》《湘南古民居的木材选用与木雕装饰》《湘南古民居木雕艺术》等。以上这些课题、论文、著作主要从研究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自身的特征入手，广泛收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作品，阐述民间工艺美术的概念并将其分类，系统的分析其造型、色彩及美学特征，部分著作还进一步研究了民间工艺美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对平面广告设计启示（艺术造型的直接借鉴）

1.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是现代设计的土壤并影响其的发展，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并为群众所熟知，平面广告首先得被广大群众认识、认同并接受，因此将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既对民间工艺美术加以提炼与创新，又能让平面广告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先进的平面广告是国内学习和引进的主体，西方文化也在其中自然而然的传入，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正面临消亡的边际，将其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既为中国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又为民间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延续寻找到新途径。

2.为郴州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传承寻找到新的载体。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它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晶。由于受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民间工艺美术的创作者和消费群体大量进入城市务工，使得郴州地区民间工艺美术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民间工艺美术正在加速消亡。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中，将为其生存找到新的传播载体，在传达给广告受众的同时，促进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也将为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再设计与开发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3.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从文化传承角度的考虑，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对其文化艺术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一种有利的补充与完善。虽然郴州是中国的一个市，但其工艺美术是人民群众对大自然最纯朴、最直观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这种自然与纯真也是现代平面广告设计所追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探究，既是对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补充，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魅力的进一步挖掘，也将影响着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作品的创作。

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从源头上分析，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包括平面广告设计在内的现代艺术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可以预期的。但在可见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把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应用到平面广告设计教学的研究，因此，这属于尚未涉足的领域，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一）平面广告设计中如何应用郴州民间工艺美术

1.情感的继承。平面广告设计者只有在真诚理解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创作者情感的基础上，才能深刻的挖掘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并把他们的情感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作品中。例如，在平面广告设计实践教学中，研究郴州大布江拼布艺术的一组同学，一开始只是在网络上搜寻整理资料，缺乏对拼布艺术实物的真实美感的体验，在老师的建议下，联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布江拼布绣传承人何娟，走进了她的公司，了解她的创作历程与民间工艺美术创作的情感体验，接触与了解到真实大布江拼布作品的魅力，他们满怀激情的研究进程PPT汇报，感染了每一位同学，也让班上所有同学了解了大布江拼布艺术绣，为后期拼布艺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平面广告设计与民间工艺美术虽然在思维方式、表现手段、传达载体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劳动的赞美、对祖国的热爱是相同的，广告设计者在情感上的继承，也将为平面广告设计作品融入生命力，恰如其分的情感融入，不仅可以为平面广告设计作品增资天色，又可以使其具有亲和力，拉近广告受众的距离，让他们自然而然接受，做到润物细无声。

2.造型的借用与发展。郴州传统民间工艺美术造型丰富多彩，既有表达吉祥幸福的人物、动物花卉、文字、云纹、回纹、几何抽象形态等，又有广为流传的典故和成语，还有一些约定成俗的造型寓意组合。如果将这些丰富多彩的造型借用于平面广告设计中，将为平面广告设计开拓新的创作空间。如：陈秀同学利用郴州民间剪纸的造型形式制作了“南京青奥会欢迎您”平面广告作品，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的借用与发展，既丰富了平面广告造型语言，又为广告主融入消费群体奠定基础。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课堂教学中，既是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的传承，也是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经过提炼再设计，既吸收其造型的精髓，又承载着广告主赋予的消费理念、价值引导、审美情趣等，是将造型特点、形式美感、大众识别性等融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鲜血液，促进平面广告设计的发展。

（二）理念的创新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创新：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创新、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

1.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创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迅速扩展，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民间工艺美术在不断消亡和流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也正在消逝。2014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就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延续指出，设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精彩的创意设计可以使传统工艺美术焕发新的生机，既可以成为时尚产业的一部分、成为制造业人文工艺的增值部分，也可以以当代艺术的形态出现，重新建构审美、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高校具有文化资源优势，地方高校通过其教育幅射功能，可以对地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传承发挥直接的、有针对性的作用和影响，地方高校平面广告设计与地方民间工艺美术只有合作互补、相得益彰，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2.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在“地方高校应用转型”的形势下，我院将艺术设计专业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作为其主干课程之一的平面广告设计，将本地的工艺美术资源请进课堂，通过教学手段进行继承和延续，对平面广告设计表现形式进行创新的探索，对平面广告设计内容进一步丰富，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吉祥寓意、造型特点、审美情趣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是对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3.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是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如何让地方高校课堂教学走出校园，真正服务地方经济，成为地方高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地方高校拥有保存较好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可以带领学生走近民间工艺美术资源，与民间艺人交谈，学习他们的手法与技巧。将本地民间工艺美术资源引入课程教学中，既能为民间工艺美术寻找新的突破口，使地方高校教学真正服务地方经济，又能为课堂教学带来新的探索，使学生能对民间工艺美术从触觉、味觉、嗅觉、视觉、听觉上进行感受，使课堂教学都五觉多角度调动起来，捕捉其感觉进行创新设计。平面广告设计需要充分调动目标对象的认同感，只有在充分了解民间工艺美术的精髓之后，才能将其运用到平面广告设计之中，才能真正的打动消费者，为广告主服务；同时也只有充分了解民间工艺美术之后，才能传承和创新，地方高校有接近民间工艺美术的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为平面广告设计掀开崭新的一页。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5

[关键词]民间；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种族、种群等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濒临失传，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亟待法律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诸多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至今仍未出台行政法规进行规制，使相关人的利益无从保护。所以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特征、主客体、权利内容等进行探讨，为其法律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

群众集体1：3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是民间文学[1]。民间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2]。创作者的集体性或群众性、艺术形式的继承性和渐进性是两者的鲜明特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社会群体集体创作，或群体中具有传统技艺、反映该群体传统特征的个人创作并被群体认可，由该群体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体现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地貌、心理特征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

(一)主体的群体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往往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是一个或几个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该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集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世代相传，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的修改、加工，用现代版权法的观点来看，即是一种演绎、整理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它是该群体对外的象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毫无疑问地当属产生这一艺术的群体。

(二)时间上的延续性

民间文学艺术是经世代相传而逐步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对其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本代人的独立意识，使其具有本历史单元特有的文化风格，这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相对于后历史单元而言，它便成为彻头彻尾的前文化现象。所以在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延续性表现的十分突出，这一艺术形式，是永远难以终结的，除非将其抛弃。

(三)艺术成型的渐进性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须经过数代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大量积累、总结，同时又与某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环境、气候等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成型是渐进的、漫长的，从而艺术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

(四)法律保护的交叉性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使其法律保护具有了多样性，毕业论文仅仅依靠某一形式的法律保护，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

(五)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仅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的口述、音乐、舞蹈、美术等作品，它包含了这些艺术表现形式。’

(六)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艺术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根源于劳动人民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当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可能渗透于民间艺术之中，脱离了这种地域环境，也就无所谓民间文学艺术，特有的地域风格培育了当地人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情趣、心理特征、生活方式，当他们把这种文化底蕴宣泄于艺术创造之中，也就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七)创作的随意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不局限于一定的形式，创作群体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发挥，创作者的主旨并不是完成艺术，而是表达内心的感受，这就使得其艺术形式不拘一格。

(八)继承之外的创新性

民间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长期的传述⋯⋯不断创新和进步⋯⋯而且这种创新和进步并非刻意所追求”[3]。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国家、民族等群体、国家民族双层主体等几种观点。

1．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版权主体应为特定的个体，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因而不得以向国家“求救”。

此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分为事实主体、法律主体。硕士论文“群体或民族⋯⋯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4]“国家应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著作权主体。”[5]此种观点实质上是确定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制社会中，对权利进行保护时，不会去考虑谁是法律上的主体、谁是事实上的主体。法律所要保护的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主体。所以这种事实与法律主体之分仅是理论上的划分，在实践中对于所谓的“事实主体”而言，并无多大利益。

2．群体(民族、种群、种族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艺术原创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成员个体或集体创作、继承、发展的产物，它蕴含着本群体的集体智慧和独创性，是本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反映，与国家或其他群体并无密切关系，因而它的权利主体无疑应为群体。

3．国家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权利主体：“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原始主体也可相应地在独立国家和民族地区两个层面上进行区分。”[6]持此观点的学者，基于四点考虑：①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非常之大，这使得它具有了易受侵害性和破坏性，这也就是近年来如此多的外国人前来观摩、欣赏、采风的原因所在。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家站出来与群体同作为主体，可能会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②群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单一权利主体，可能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在当地流传多年，人人得自由使用，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形成这是一种权利客体的概念，所以也未形成一种保护意识。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利用和开发的程度不够：国家作为另一主体。可能会促进其经济、文化价值的发挥，以防形成垄断。③“考虑到划分公有领域的标准。也即民间文化在何种层面上应该受到保护，在何种层面上应当自由利用的问题。”[7]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地位是否平等?这是作者从文化交流的地位问题上所作的分析，这里更多地涉及到什么是公有领域的问题，将在下文着重论述。④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仅为少数，而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有着璀璨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少数民族等群体面对来自国外的文化“掠夺”，自然显得势单力薄，这里似乎也凸现了国家作为主体的有益性。

4．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弊端

(1)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欲使用人向国家授权机关(学者多建议为文化部)申请使用，是行政许可，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如侵害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侵害，文化部代表权利人——国家向司法部门起诉侵害人，由于文化部(权利行使主体)属于行政机关，那么这时的诉讼是什么性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2)如权利主体是国家，即所有权归属国家，就像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一样，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恩赐，它具有有限性，国家出于整体利益出发，将其划归国有，以利于共享及合理开发使用。但民间文学艺术可以说与国家这一抽象主体并无关系，它是特定人群的智力成果。在经过若干年的流传、加工、发展、升华而形成的代表区域特色、文化、心理、习惯、风俗、宗教信仰的艺术成就，所以它的所有权绝不能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如果仅以“保护”、“发扬”为旗号，将其收归国有，这便是一种文化霸权、财富掠夺。民间文学艺术虽受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多的融入人类特有的思想内容，它的创造性，绝非自然的原生力量能与其媲美。

(3)如果权利主体是国家，那么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境人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突变，成为一种对原权利人(群体)权利的限制而派生的使用权。而且此时既然权利主体是国家，权利属性是公权，那么作为权利人的相对方使用人应是一视同仁的，都须经过批准，都须付费，否则法律将有失公平，然而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故土简直不可思议。

基于以上原因，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应当仅为群体，问题是这个“群体”该如何认定?是一个民族地方、一个村、一个地区等?这里我们首先要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生长环境，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民间跨区域流传，也许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具有同一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可源引“最密切联系原则”，将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区域群体视为该民间文化的权利主体。学术界同意群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学者，多认为该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可成为权利行使主体，但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众多，受自身观念、意识等条件限制，难以较为妥当的行使权利。所以鉴于群体行使权利的不便性，可成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民间艺人组成非官方组织，由该组织作为行使主体行使权利。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民间文学艺术不外乎包含以下几种艺术形式

1．口头艺术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由于这类艺术形式以口头方式表达。与现代版权法保护的口述作品同属语言形式，它的独创性也体现在这种言语表达之中，所以完全可以以类似于口述作品的方式，对其给予版权法的保护。

2．声音艺术形式：如民乐、民歌等民间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式与版权法中的音乐作品并无多大差别，医学论文都是声音彼此之间的协调、划分、结合以及对立矛盾的解决，声音量的不同、时间的长短和节奏是该形式的内在根据[8]。所以可以借助于音乐作品的保护方式予以保护。

3．动作艺术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也有学者称为形体表达或行为表达，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均是通过连续的动作、表情、节奏等形体动作的组合来表达其艺术魅力，与现代版权法所规范的舞蹈作品、戏剧作品、以及曲艺作品极为相似，所以可以给予版权保护。

至于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游戏，如赛龙舟、朝鲜族的荡秋千等，起初表现为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的一种娱乐活动，但随着不断发展、总结，对其技术要求和精度越来越高，现代杂技中多有高难度的荡秋千等艺术形式，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保护的杂技作品有很多地方与民间体育活动相似，国内也有学者对杂技作品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有所讨论，因而从这点看出，民间体育活动可以以类似于杂技作品的方式予以保护。

4．造型艺术形式：如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雕塑、民间建筑以及民居、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这类民间文学艺术在外表甚至措词上均与版权法中的美术、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极其相似。现代版权法对这类作品仅仅保护其艺术造型、艺术图案，即结构、形式，而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技术手段等在所不问。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造型艺术形式可以与其类同保护。但这种艺术形式，毕竟有着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建筑等艺术作品。它往往从内至外都透露着极高的价值。它所表现的作为实物部分的物以及制作手段、技术构思、工艺手法往往才是最具吸引、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仅仅保护造型图案的版权法自然无能为力，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给予综合保护。如民居、壁画(如敦煌壁画)等，除版权法保护其造型外，实物部分交由其他法律如文物法的保护。已有所规定：民间工艺如竹编、蜡染、木雕、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对于其精湛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工艺技巧(现代版权法将此归入属于思想内容)，可以予以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一些民间乐器如苗族的六管芦笙，其更类似于实用工艺品。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将实用工艺品列入法条，但第二条、第七条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世界已有国家承认实用艺术品既可享受工业设计和模型权的保护，也可享受著作权的保护，即双重保护。所以民间乐器等民间艺术以类似两者之间实用工艺品的方式加以保护会更为有利。

5．综合艺术形式：如祭礼(如民间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如火把节、泼水节)、民间游艺活动等，这种艺术形式往往集言语、声音、动作、艺术造型于一体，人们在这些活动中载歌载舞，这类富有民俗涵义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的代表、标志、象征。如果仅将其理解为习惯风俗不加以保护，实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种轻视。鉴于目前尚无相关法律给予保护的情况，应就其各个部分分别予以类似口述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曲艺戏剧作品、美术作品等的法律保护。

通过以上几种艺术形式的列举，我们可以得出民间文学艺术大体包括三大类：即“传统工艺”、“文学艺术”、“民风民俗”[9]。

此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有领域的问题，哪些艺术形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自由使用?我认为诸如白蛇传、花木兰、牛郎织女等在我国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可以视为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但这类艺术形式相对于境外，则尚未进入公有领域，如被侵害，由国家作为主体进行保护，须强调的是：国家在这里充当主体，并非本文所指的权利主体，因为进入公有领域的一切作品，其所有权归属国家，所以国家在此向境外侵权者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内容

1．精神权利

署名权，此项权利对于权利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文化尊严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有必要赋予权利主体此项权利，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受歪曲；修改权，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群体应当享有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的权利，以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进步和发扬光大。

2．经济权利：按现有多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的作法，保护到授予权利主体(只能是群体，不可能是个人)以“复制权”及“翻译权”两项，职称论文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权”与“付酬权”，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授予“改编权”[10]由此可见，群体至少享有四项经济权利，至于改编权，笔者认为有必要授予权利人。针对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改编，改编者利用改编作品获得暴利，而原创人(群体)却分文不得，实为不公平。

3．权利的行使：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行使主体为类似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但对于精神权利的行使，一般由群体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利受到侵害时，则须由行使主体向司法机关请示救济；对于经济权利，自始至终由行使主体行使，所得收益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四、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体系

探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英语论文必然考虑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群体性和客体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民间文学艺术到底保护什么?进而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哪些法律予以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版权特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需对尚未形成作品的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通过专利、技术秘密等加以全面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使用“表现形式”的措词，而不用“作品”的原因所在，以免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仅限制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上。

所以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应当根据其特殊性，给予综合考虑，形成以版权法为主体，多种法律法规如专利法、文物法等全面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2033．

[2]唐志超．实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70．

[3]赵蓉，刘晓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J]．法学，2003，(10)：52．

[4][5]张革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问题探析[J]．知识产权，2003。(2)：48—49．

[6][7]龙文．从原著民族权利看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之可能及其限制[J／0L]．http：//www．xslx．com．2002

[8]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8．

[9]王鹤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立法模式思索[J／0L]．http：//www．gnaw．cn，中华读书报，2002．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6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民间艺术是旅游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旅游开发也是民间艺术传承、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方式与动力。在旅游开发中，民间艺术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是双方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民间艺术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旅游资本的转化。文章从学术史回顾入手，论述了民间艺术的旅游价值，重点研究了三条民间艺术的旅游开发路径。民间艺术的旅游开发过程实质上是其自身价值在旅游产业中被重新发掘和再创造的过程，又因为其自身特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走差异化开发之路。

关键词 资源；民间艺术；旅游开发；路径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4.06.007

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其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即是不断被开发利用的过程、不断被资本价值化的过程。旅游开发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旅游资源为核心和基础，以创造综合效益为目的的系统性经济活动。旅游开发的实质在于充分挖掘各种旅游资源的内涵价值，提高其旅游吸引力，使之成为现实的旅游吸引物并实现价值回报。民间艺术泛指在民间广大民众中流行、传承的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文学和戏曲等艺术形式。民间艺术，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彰显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延续民族智慧的血脉[1]。其作为价值重大的人文旅游资源，在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具有非常显著的地位。本文从学术史回顾入手，论述了民间艺术的旅游价值，重点研究了三条民间艺术的旅游开发路径，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实践提供参考。

一、民间艺术与旅游开发相关理论研究

民间艺术早期研究主要是民间美术方面，且与产业开发不发生联系。早在1800年英国就出版了《中国风俗画》；1911年上海天主教堂刊印的《中国迷信之研究》，其中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纸扎、年画等民间艺术方面多有涉及。科学意义上的民间艺术研究肇始早于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其与民俗学的缘起、发展存在趋同的轨迹。“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在《关于民间艺术——<艺风·民间专号>卷头语》（1933）提出“民众艺术”的概念，并论证了其社会功能，重点阐述了民众艺术研究的重要价值[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间艺术在民众动员中起到过重大作用，民间文艺受到空前的重视，如在晋察冀解放区扶植并恢复了武强年画社，大量印制颇受民众欢迎的《投豆选好人》、《娃娃戏》等年画[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民间艺术自身发展和专业研究都体现着政治挂帅的特征；80年代至今民间艺术研究多在表演理论、仪式理论、文化资本理论、权力理论和交往理论等方面。

当代社会，信息时代、工业文明、流行文化等“现代性”因素全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传统农耕经济逐渐消退，规模化机器生产迅速取代了手工制作。民间艺术一方面走向衰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了博物馆；另一方面也被市场改造并接受，走向了产业化和商品化。民间艺术的审美获得了重构，其视觉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时代形象，如地方文化标志、特色旅游商品等，迎合了市场化需求。部分民间艺术以“遗产”的面貌呈现出价值性，如在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产业化保护”理念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在现代语境中，遗产成为旅游中的一个品种、品牌进入到大众消费领域[4]。

在旅游产业中，民间艺术主要以人文旅游资源的面貌出现，其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学者们的密切关注，相关研究不胜枚举。一批旅游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马康纳（MacCannell）、尤瑞（Ur r y）、科恩（Cohen）、纳什（Na sh）、彭兆荣、谢彦君等人的研究拓宽了相关视野并且深化了研究程度。本文的研究立场更接近戴琦（Deitch）的观察结论：“大众旅游并未对该地区艺术和手工艺品的制造产生破坏，而且促进了艺术品的生产并使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5]。在论及民间艺术资源向旅游产业资本转化路径中，我们也不会忽略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

二、民间艺术的旅游价值

（一）民间艺术是旅游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旅游业是资源依托型产业，旅游开发依赖各种旅游资源，民间艺术是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民间艺术是一地民众生活文化的艺术反映，历经了时间的沉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民间艺术作为旅游资源能够充实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内容，丰富旅游客体的文化内涵，增强旅游市场的吸引力。民间艺术具有普适性的旅游美学价值，其本身就是旅游商品的主要内容；民间艺术中的民间手工艺品和民间美术甚至超越了旅游商品的范畴而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如北京玉雕、东阳木雕、龙泉青瓷、四大名绣、年画、剪纸等等。特色鲜明的地域与文化往往都是富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民间艺术能够强化地方文化特色，如同是农民画，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山东日照三地农民画就有非常强烈的地域特色。自2002年至2014年12年间，我国国家旅游局确定的年度旅游主题有4年与民间艺术有关，特别是2002年中国旅游主题直接定为“民间艺术游”。

（二）旅游开发是民间艺术传承、传播与发展的重要方式与动力

旅游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理解而实现的跨文化交流与沟通活动。在旅游开发和旅游活动中，民间艺术从横向上实现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地域交流与传播，在纵向上实现了文化的历时传承。

民间艺术具有变迁性，这种变迁主要体现在象征方面、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引发其变迁的因素很多，其中旅游开发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旅游开发与民间艺术文化变迁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和因果关系。旅游开发改变了人们的聚落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导致文化变迁[6]。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业的发展是诱发和推动民间艺术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旅游开发能引起民间艺术文化变迁的层次性变化，也会驱动民间艺术功能的变迁。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将传统的风筝民俗文化开发成现代大型旅游节庆活动，风筝民俗的娱乐功能被强化，如扎制绘画和题材等方面越来越具有“时代性”，但如祈福祷祝等功能出现明显的变迁。

民间艺术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一方面，民间艺术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既能丰富充实旅游的内容，又能提高旅游市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旅游者借助于旅游活动了解熟悉民间艺术，也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三、民间艺术的旅游开发路径

资源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当资源进入到社会生产领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产生了效益，创造了价值并取得相应的回报，这时才成为资本[7]。民间艺术作为旅游资源具有类型众多、分布区域广阔、民族性显著的特征，旅游开发就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将其潜在的资源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资本。民间艺术的旅游开发路径主要有三条：直接开发路径、间接开发路径和直接间接相结合开发路径。

（一）民间艺术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

部分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俗特色、生动夸张的表现形式和独具特色的美学象征，其本身就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只要将其纳入旅游活动，该类民间艺术不需要旅游开发中的再设计、再加工的过程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这一类民间艺术主要是民间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它们也主要被应用于体验型旅游产品和旅游购物环节。

民间舞蹈作为一种自娱性的大众艺术，有着很强的娱乐作用，各地的民族民间舞蹈、花鼓、花灯、秧歌、各类广场舞等都属于民间舞蹈。这类民间艺术主要设计为体验类旅游产品，突出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流，通过表演集中展现民众的生活文化，或由游客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去体验其中的文化生活[8]。体验经济下，旅游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像一个局外人似地走走看看，而是要融入东道主的生活场景中去，成为旅游世界中的参与主体。民间舞蹈天然的集体性，不但不排斥游客的参与，而且会主动邀请和要求游客体验，分享娱神、娱人、娱己的乐趣。在众多的民间舞蹈旅游产品中，游客尾随舞队，既是旅游项目的观赏者，又是旅游活动的助兴者，还是旅游情境的参与者与塑造者。旅游者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沉浸于旅游项目的消费体验中。在民间艺术体验型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要充分挖掘旅游者预料之外的旅游体验，为其提供个性化和差异性服务，注重场景设计和民间艺术文化体验氛围营造，并且充分利用旅游纪念品等标志形象增加旅游体验文化设计的蕴含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民间工艺美术起源于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显著的实用价值，其很早就进入了市场流通。民间工艺美术体量庞大，诸如年画、剪纸、皮影、风筝、泥塑、面塑、印染织绣、草条皮编、竹木牙角玉石雕刻、陶瓷、金属镶嵌等等都属于民间工艺美术的范畴。民间工艺美术在旅游开发中主要作为旅游商品出现，其是旅游购物的主要构成部分。在食、住、行、游、购、娱旅游产业链上，“购”越来越受到重视。旅游购物和购物旅游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对为旅游业提供配套服务的旅游商品的需求也大为提高[9]。以民间工艺美术为主要载体的旅游商品的良性发展，既有利于提供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又有益于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旅游商品包括旅游工艺品、旅游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其具有民族性、纪念性、艺术性、实用性、便携性等特征；而最突出的特征——地域性，在民间工艺美术的名称中得以充分体现，如天津泥人张、潍坊风筝、蔚县剪纸、无锡大阿福、苏州刺绣、芜湖铁画、北京景泰蓝等等。目前，各地方政府通过旅游商品设计大赛等方式来调动民间工艺美术从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地域性旅游商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民间工艺美术旅游商品在开发中要把握特色原则、市场导向原则、美学原则和创新原则等。

（二）民间艺术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

众多的民间艺术资源很少能以一种独立的旅游产品形态呈现出来，而是要经过旅游设计、旅游开发成为某种旅游服务或旅游吸引物后才能进入旅游市场。以旅游商品为例，民间艺术可以直接旅游商品化也可能需要间接旅游商品化。民间艺术间接旅游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利用民间艺术独特的符号价值，提升旅游商品的文化附加值，促进旅游商品销售的一个过程[10]。民间艺术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主要在民间工艺美术的包装设计应用和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

旅游商品的民间工艺美术包装可以宣传该商品的相关信息，彰显美学价值，介绍旅游目的地的地域文化，起到保护和易于携带商品的作用。民间工艺美术大多取材于天然材料，如竹、木、草、藤、条、枝、壳等，既体现地域文化的朴实，又包含了传统技艺的价值，大幅度提高旅游商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竹筒酒、仿生瓷、藤条篮等民间工艺美术包装能使旅游商品产生独具魅力的吸引物，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增加游客的回忆感。此外，旅游商品的包装设计与实施，还可以借鉴民间艺术的美学观念和造型元素，如剪纸、蜡染、皮影、年画等，将民间艺术与旅游商品有机结合，提高旅游商品的地域文化特色。综合应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和工艺美学进一步完善旅游商品的包装设计，能使其更具地方特色，又可以与时代接轨，满足游客的消费心理需求。

民间文学是口传民间艺术，包括民间诗歌、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曲艺、神话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文学美学性，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民间文学应用在旅游开发中，可以提升旅游产品的人文内涵，加深旅游产品的历史厚度，提高旅游景区的知名度，增加旅游体验的趣味性。旅游开发可以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呈现出来，满足游客的求知、求异需要。民间文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使其与旅游开发可以做到全方位结合，尤其彰显旅游景区或旅游商品的人文精神。山东的“牛郎织女”、安徽的“天仙配”、浙江的“梁祝传说”、广西的“刘三姐”、云南的“阿诗玛”等民间文学或者作为旅游开发的主题，或者作为旅游开发的载体，或者作为旅游开发标志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都非常丰富，这是一笔宝贵的旅游资源财富，目前其与旅游开发的结合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民间艺术直接间接相结合旅游开发

旅游产业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民间艺术旅游开发路径很多不是直接或间接单一的转化模式，而是直接间接相结合的转化实践。从民间艺术资源到旅游产业开发需要经历两个转化过程，即民间艺术资源优势向旅游产品优势的转化、旅游产品优势向旅游产业开发。民间艺术直接间接相结合进行旅游开发主要应用于旅游节庆产品方面。

旅游节庆活动是某一地区以民俗、宗教、历史、艺术、体育等一个或多个文化元素为载体，在特定时间围绕社会、文化、社区、族群等发展目标，所举办的包含文化的、纪念的、愉悦的、竞技的或神圣的非经常性和固定性的特定活动。旅游节庆活动在开发中能够兼顾旅游、文化与产业三方面内容，所以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节庆活动和传统旅游开发显著的不同特点是，摆脱时间(季节)的限制，摆脱现有空间(观光点)的不合理布局，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展示和体验[11]。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产品的竞争日趋激烈，旅游节庆活动的旅游整合、文化融合和经济拉动的综合效应越来越明显。

旅游节庆是文化产业的延伸，文化要素是其核心资源，尤其是依托传统民俗节日的旅游节庆活动更是体现着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与扩散。自20世纪80年代始，全国重视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发展，举办了很多民间艺术节庆活动；今天，这类节庆进一步与民间节日、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一起成为旅游节庆活动的重要载体。在旅游节庆中，民间艺术一方面作为旅游商品直接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作为旅游中介物或旅游载体间接创造经济价值，两者难以完全分离，不能说是民间艺术仅直接转化了旅游产品或仅间接转化了旅游产品。如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等。

民间艺术与旅游开发相互依托，可以实现共同发展。民间艺术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活动已经成为民间艺术产业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民间艺术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直接间接相结合转化为旅游产品实质上都是民间艺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其自身价值被重新发掘和再创造的过程，因为民间艺术的种类繁多及天然属性，其在旅游开发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要区别应用，走差异化开发之路。三条路径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和相互依托的关系，在某些旅游产品中乃至是难以厘清具体的转化方式。

四、结束语

民间艺术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资本，既有资本的经济增量实现，也能带来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实现资本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赢。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发展旅游产业可能对民间艺术自身造成的“破坏”，如“舞台化”、“飞地化”、“复制化”等等；当然，我们要乐观地想到：这种变化或所谓的“破坏”不正是民间艺术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吗？

民间艺术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可以更大的发挥旅游产业的特色优势，促进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通过对民间艺术旅游开发路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条路径的内涵，为民间艺术与旅游产业更好地结合发展提供一种理论思考，进而为旅游产业或旅游语境下民间艺术的变迁研究提供借鉴。无论在什么时候，当旅游业成为某地的支柱产业或重要产业，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必然就会受到重视，其与旅游开发自然就会结合在一起。毋庸置疑地是民间艺术必须植根于民众生活和历史传统之中，但如果其“真实性”单靠保护来维持，那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大众旅游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旅游开发正是为民间艺术生存、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民间土壤”。

参考文献

[1]刘昂.山东省民间艺术产业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3]张士闪.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中国乡民艺术研究[J].文史哲，2007（3）：17-28.

[4]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157.

[5]刘易斯·I·戴琦.旅游业对美国西南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研究[J].载于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95-208.

[6]康玲，邓思胜.旅游开发与节日民俗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10）：09-10.

[7]徐艳芳．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开发优势转化机制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1（11）：150-153.

[8]宋秋．论地域性资源向地域性资本的转化——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资本分析[J].学术论坛，2011（12）：99-103.

[9]肖丰，陈晓娟，李会.民间美术与文化创意产业[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79.

[10]张中波，周武忠.民间艺术旅游商品化的路径[J].民族艺术研究，2012（6）：115-122.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7

这些艺术学的新成果之所以让人刮目相看，是因为作者去了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其他学者很少去的田野地点，掌握了独有的田野资料。那里曾经是一片历史典籍烛照不到的地方，没有西方的钢琴、现代的舞池，但那里却有成百上千的地方社会的歌者、舞者和粉墨扮演者。那里生活有谱系，生产有规矩，仪式有故事，戏曲有信仰。

他们都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他们来说，田野就在“那里”，他们就在“这里”。现在的“那里”，有农村空心化的偏寂；现在的“这里”，有城市集群化的喧嚣。“这里”可以给“那里”打手机、通商贸，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他们的呼吸不远的地方。然而这一“田”之隔，却有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他们需要掌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考察同时代存在的不同文化样式和文化概念，选择更合适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地方文化空间保留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得出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这样的艺术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可能产生新问题，对某些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专业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描述，乃至说服其导师级的学术同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不以年资论，而视其能否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学科研究。

本书的作者孟凡玉博士正是这批年轻博士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那论文封皮上写了他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这三个字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只是“跳”入了我的眼睛。我收下了这篇论文，仔细地看，然后答应参加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都提倡“十年磨一剑”，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位博士研究生，从学子到学者，也需要较长的蜕变时间。后来作者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比起专攻艺术学本身的学位，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扩充知识，反观以往。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作者重新解读和消化田野的时间，这样才能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作出从容的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两面而已，但从这份成果本身来说，我们又似乎在理论上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含有田野地点的内在知识，又拥有当地历史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的。不过，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过程中，提取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下，我重点就这方面谈谈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以往各学科还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民间艺术是一座保存地方、民族、语言、宗教和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在艺术学领域里，傩戏研究推进很快，钟先生还曾就傩戏面具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②。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傩戏。傩戏研究是涉及戏曲、民俗、宗教、音乐、舞蹈、绘画和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有各行专家的多种发表成果。本书作者的田野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已有前人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的书名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的一个叫“荡里姚”的村庄。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个案法。他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尤其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号，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得相当扎实。作为青年学者，他还将自己的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同时面对他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观点是将傩戏音乐表演与地方民俗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而产生的。他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论为基础，作了拓展研究。其实这种选题和研究路径不无冒险，但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搭建在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的资料系统上，建立了与导师不同的资料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事实证明，他将薛艺兵的理论给“荡里姚”化了，这就在他的领域里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说，在他的个案中，对“荡里姚”傩戏里长期传承的《孟姜女》剧本的傩戏音乐和民俗表演作了相当完整的调查研究，还对这部戏中的哩和装饰音乐作了精彩分析，这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孟姜女本来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经典题目，但从前它们关注的是孟姜女的文本，而不是孟姜女的戏曲音乐和民间宗教仪式。现在作者用音乐学理论之烛，照亮了这两个暗处，而且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都能接受，这就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如果是成功的，那就应该能够从中抽取出一般性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进而转为宏观层面上的讨论。我认为，根据作者的这本书，也结合考察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之值得关注，在于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文化价值。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民间艺术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其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作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不停滞地走进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灵活地融合，并产生能说服自己的集体性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

现代学者已习惯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民间艺术说得自娱自乐、排忧解难、热火朝天，其实它们有时也很孤独、狭隘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亮的烛光。民间艺术的表演活动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而言，是精神传承，也是物质化行为，同时是初级均质社会组织的活动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还起到流动性的链接作用，而这正是仪式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调查研究民俗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然后艺术学者往往使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对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民俗文化传承予以延伸解释。作者大量描述了“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的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的“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是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他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

当然，作者对民间社会的、非外来的、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是认同的，而这种认同又会使他的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艺术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没有矛盾的，作者的工作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新的理论格局。更宽泛地说，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文化，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就会非均质，而艺术学者正确地描述这种多元、差异和非均质的文化现象，就能发掘艺术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艺术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③。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已经并不可信。我们要问：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不停滞地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转型传承？而这正是艺术学和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放到日常生活中考察，补充民众对民俗表演的认知内容和地方民俗文化要素。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一旦留存下来，也已经历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个案的方法恢复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目前的问题是，田野调查者容易将所获得的历史上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并将之作为文本化的民间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表演活动。我们要说，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历史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由文本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活动造成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长度要符合该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回到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去。如果这时空间中的表演还在继续，那么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庙的时间。本书的民俗主体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出门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了，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外人与局内人对时空观念的理解的差异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和对艺术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某些学者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现在谈谈研究过程。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体会到了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进行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曾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因素，而不止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解释？我听了就明白，廖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出自他长期、复杂而深入的研究，而他在这种场合下提这个问题，还夹杂着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学术期待，因而承载了、超越了研究生实际业务储备的巨大科研信息量。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多年友好，钟先生了解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他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艺术是有不一般的眼光和深度的，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数年过去了，钟先生和廖先生均已谢世，而我仍记得当年廖先生的直面和友善，记得他的问题。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我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④。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初，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他负责的那一组，除了他，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都是他请来的本行的“八仙”。这几位作者个个业务精专，都能遵守结稿时间，交稿很快，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萧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口碑好，学问好，还擅长唱京剧，据说有精通音律的世传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招了乔建中这位音乐理论家的女婿。钟先生派我到萧先生家去“搬兵”，萧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过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我不用给他打电话，他每周一定来看我们，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来怎么办？万一他有事呢？不然您把他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 “我从来不打，他一定来，我没有他的电话。”如此“铁”的翁婿信任让外人无言以对。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低下叫乔建中为“乔老爷”。他还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⑤，里面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这部教材写了八年，我们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本书作者孟凡玉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教授，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知道的。有一首歌叫《传奇》，我与钟思第的见面也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第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还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顺便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制作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跑出去找他，但到了地点，人家又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答辩时，我才第一次与薛艺兵教授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第，我们好像早就是老熟人了。

由于与乔建中和薛艺兵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第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开辟的田野调查点作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第”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现在，他的新著的出版，不免让人回忆起这段研究路途上的长长的队伍。我想借央视一个栏目的名称《文化正午》形容此时的心情，因为“文化正午”能忆旧，也能望远，而学术创新的过程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孟凡玉著《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②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第39-5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

③（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lo Valk）《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董晓萍译，收入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第70―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⑤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年；《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⑥例如，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民间艺术论文篇8

一、对传统民乐的搜集、整理与改造——以民歌、民谣为例

传统民乐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乐的搜集、整理与改造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据徐懋庸回忆，1937年8月，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深人基层农村演出。“他们从延安出发之前，曾准备了许多游艺节目，但到了各地公演时，这些节目，大不为军民所欢迎;因此，他们后来到处采集当地的谣曲和舞蹈形式，配以新的内容,改编演出,效果很好。”这一状况，一方面说明传统民乐适应了大多数普通群众的欣赏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艺术工作者开始自发地重视发掘传统民乐资源,为抗战服务。

1938年4月，毛泽东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要求艺术工作者“到群众中去”，丰富“生活经验”，提高“艺术技巧”，他提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毛泽东的讲话成为这一时期，中共文艺工作者发起传统民乐搜集整理运动的起点。

1939年3月，第一个中共指导下的专门搜集整理和系统研究传统民乐的专门机构——“民歌研究会”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成立。同年5月，该系系主任吕骥整理出版了《绥远民歌集》。之后民歌研究会”成员分赴各地搜集、整理和改编民歌、民谣。“1940年初,安波、张鲁等自晋东南归,带回所采集的近两百首民歌。同年6月，吕骥归来，带回前方会员采集的河北、山西民歌五十余首”。1941年7月，“鲁艺音乐干部下乡宣传，创作民歌十余首，流行民间，并发动会员采集民歌数十首。”1940年,“民歌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研究者也从最初的19人增加到100多人。

同时，在边区各级政府和部队中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进行传统民歌、民谣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提出，“各地方应当建立民间戏剧、歌曲改进会，使抗战的内容装进于旧戏剧、歌曲的形式里面，以激起民间抗战的觉醒，并应普遍的在各地民间组织各种旧形式的娱乐团体”在此基础上，边区的音乐研究者和工作者不仅“运用音乐的旧形式，创作各种新内容新形式的作品”，而且自觉舰传统民乐进行了理论总结。

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召开。冼星海在大会报告中认为，“民歌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收集了数千首以上的民歌，而且还继续整理和写作了许多音乐理论。”他本人也就如何利用传统民乐进行创作,最终催生新的民族音乐，提出了一整套理论。

冼星海提出，创造民族形式的新音乐要“以我国民歌小调，旧剧，大鼓及中国乐器研究作基础。”进而研究“新兴音乐运动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应该包括“民族音乐研究（包括民谣、小调等）的理论”、“中国和声学的理论”和“中国古乐研究的理论”m(W5,o他还进一步指出“今后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主要包括运用新旧形式去进行音乐创作”，“发扬自己民族的优良作风”等。

同时，中共的文艺工作者还强调：“民间的音乐的利用，绝不是降低音乐水准”，“我们也反对不加思考，不加选择，把所有的旧民歌的曲调，瞎配上抗战内容的歌词。”

总之，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群体的力量开凿出了以民间音乐为基础的新音乐体系建设的大渠。”

二、对传统戏剧的实用性再造——以平剧（京剧）为例

1938年4月，毛泽东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在谈及传统戏剧改造时指出，“现在唱京戏，在戏报上已经看不见《游园惊梦》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毛泽东的讲话也成为延安时期中共文艺工作者改造传统戏剧的理论依据。

柯仲平认为：“中国旧戏也如其他中国旧艺术同样，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主张“对于旧剧作风的运用，应该首先排除它内部存在的观念论，而发挥它的优点到我们的创作中来。”艾青也认为：“传统的戏剧，是封建君王和官僚地主的文学艺术”。

同时，中共的文艺工作者还就传统戏剧改造问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案。柯仲平指出，“旧戏上存在着许多中国艺术上的优点，这些优点，还是可供我们的学习使用的。我们须从旧艺术吸取的，主要是在吸取他那形式方面的技巧,就是说，他的剧本创作方法,表演方法”W。丁玲也提出了改良平剧的“立场”和“方法”。她认为，因为平剧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曲艺形式，“我们不能站在违反了平剧、歌舞剧的原则之外来改良它，不能站在话剧的立场来改良它。”并对“剧本之创制”、“服装”、“脸谱”、“布景”、“灯光”、“音乐”都提出了自己的改良方案。

当时，平剧作为中国北方最为流行和普及的剧种,最先被党和边区政府的戏曲工作者纳人改造利用的范围。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一周年，以鲁艺的教师、学员为主，参照传统平剧《打渔杀家》，创作了反映东北抗日题材的《松花江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但是该剧在情节设计、表现技巧等方面有明显的模仿痕迹。

为进一步推动平剧改革，鲁艺于1939年初，成立了“旧剧研究班”,大量培养平剧创作者和演员。军队中也相继设立了平剧创作演出机构。1942年10月，“鲁艺”的平剧研究团与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合并成立“延安平剧研究院”。毛泽东为该院题词推陈出新”，成为传统戏剧改革的指导方针。

延安平剧研究院创立后，中共的戏剧工作者开始将平剧这一国粹置于新民主主义的立场、观点之下，进行系统地改革。先后创作、演出了《难民曲》、《边区自卫军》、《张学娃过年》、《回头是岸》、《升官图》、《三打祝家庄》等优秀剧目，不仅宣传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丰富了边区军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对传统戏剧改革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启了平剧近代化转型的历史。

除平剧外，当时的八路军的一些剧团还充分利用在广大农村地区流行的“影子戏”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当时，“后方的生产，前方的战斗，以及新闻时事等等，都可以藉反映在银幕上的驴皮影子逼真的表现出来。”

三、对民间传统美术的扬弃——以木刻为例

木刻这一特殊的美术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认为，“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彩色，其先于日耳曼最初刻木者，尚早四百年。”(但是，中国的传统木刻大多作为书籍插图、宗教神像、装饰器物等的附属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

以1929年鲁迅组织“朝花社”，出版外国画集为标志，木刻作为一种文艺运动在中国开始复兴。随后，木刻运动在当时各大城市陆续开展起来，相继成立了“野穗木刻社”、“平津木刻研究会”、“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等，并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木刻研究者和创作者。抗战爆发后，东、南各大城市相继失陷，大批左翼木刻艺术家前往延安。1938年，鲁艺成立了“木刻研究班”，延安遂成为木刻运动的新中心。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对木刻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积极引导木刻运动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适应,鼓励延安的木刻家们结合当时的抗战主题,实现木刻艺术的民族化，“从历代遗留下来的木版书籍插图中,从各地民间木版年画中,从陕北民间流行的灶马、门神、皮影、剪纸中寻找答安”。

延安时期，延安的木刻运动主要任务是服从服务于抗日救国的主题,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上。1938年冬天，新成立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李大章的带领下东渡黄河,穿越曰军封锁线到太行山根据地,以木刻为手段，“到各个角落各个阶层进行宣传，使木刻成为抗战的武器。

在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宣传民族救亡的主题，反映解放区的民主生活，激励民众的斗争热情的同时，边区的木刻运动还涌现出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艾生在后来回忆：当时的延安,“在美术方面有一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年画，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木刻表现的。如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江丰的《念书好》，彦涵的《军民团结》、《抗战胜利》，古元的《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等，当时群众称之为‘翻身年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元、夏风为代表的那些富于民族风味的，剪纸风味的，富于装饰趣味的木刻作品，创造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新形式，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国际上也极为重视，甚得好评。江丰也认为：“绘画上利用旧形式……一是为了深入民间,进行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二是为了创造‘民族形式’的绘画风格。”

在当时的条件下，木刻要为中共方针、政策的宣传服务,必须考虑去适应普通群众的欣赏水平和喜好，边区的文艺政策要求木刻创作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种现实的需求，必然导致边区的木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牺牲了艺术性。事实上当时粗制滥造的木刻作品在当时是很多的。但不可否认在延安时期，木刻在中共的宣传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四、对民间传统舞蹈的扬弃——以陕北秧歌舞(剧）为例

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的文艺工作者还根据实际情况，对民间传统舞蹈进行了改造。

1940年1月，冼星海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边区的音乐运动》中提到的，“由延安女子大学，烽火剧团,鲁艺实验剧团等单位创作的《苗人舞》，《生产运动舞》，《烽火舞》，《保卫黄河舞》，《小小锄奸队舞》,《秧歌舞》”，实际上都是在借鉴传统民间舞蹈技巧的基础上，“反映了现阶段的现实，发挥了政治作用的作品。”

当时，陕甘宁边区内的传统的秧歌是最普及和受人欢迎的舞蹈形式，“是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文艺形式。”在当时的代表性的秧歌舞中，最初的《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动员起来》等,采用的是传统秧歌舞的形式，表现的内容和舞蹈技巧都比较简单。后来的《冯光琪锄奸》、《牛永贵受伤》、《周子山》则“剧情比较复杂，吸收了许多话剧手法”，同时也加入了“群众场面和集体舞蹈。”从而全面提升了传统秧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价值。

艾青将陕甘宁边区的秧歌剧定位为“新的歌舞剧，群众的歌舞剧。”并从其表现手法、音乐、歌曲、唱词、舞蹈、化装、服装、道具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实际上，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所流行的秧歌舞，是吸收了民歌、民谚、旧秧歌舞、旧秧歌剧、地方剧、话剧的成份，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艾青在《秧歌剧的形式》中，提出“我们要研究民间舞蹈，尤其是农民的舞蹈……根据这些，我们再大胆的创造新的舞蹈艺术。”“只有根据群众生活的真实姿态’根据民间舞蹈出发，才能产生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新的舞蹈。”沙可夫认为：“秧歌舞本质上是一种群众的集体的土舞蹈……新造的歌舞剧或舞剧可以吸收秧歌舞的成分，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发展。

因此，当时对传统秧歌的改编，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注重群众性;二，要求表现现实的生产、生活状况。这种适合集体娱乐的传统舞蹈形式，经过边区艺术工作者的改造，以一种最直观的艺术形式，集中反映了当时边区军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也大大拉进了党和群众的距离。

五、对民间传统艺术的理论总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间传统艺术进行扬弃的同时,还自觉地进行了理论总结，这一系列理论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均有体现。不仅如此,这些理论还间接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首先，关于“旧瓶装新酒”的理论，即利用传统的艺术形式，经过加工改造，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基本理论和内容来充实它。

徐懋庸认为，当时对待民间传统艺术的正确态度“就是，往民间去，采集民间的艺术形式而配之以新内容，加以应用。”他还强调，“用旧形式比较能够深人民众的场合，我们应该使我们的艺术工作的内容，多多通过民间的旧形式。只要配上新内容，旧形式就不成其为完全的旧形式了。采用之际，或有改造，这改造就会使旧形式渐渐变为新形式。”W江丰认为：“利用旧形式……显然是站在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的利用。为了实用，往往将已经掌握了的并且有了相当劳绩的科学技术抛弃，而回复到日传统的桎梏中去,站在艺术上说，实是开倒车的现象，如果采用‘旧瓶装新酒’确易为老百姓接受，那么在一切服从抗战的原则下,这种应急办法，也是可以的。”

其次，关于艺术的适应性与艺术性问题。

中共的文艺工作者普遍认为，在当时抗日救亡是压倒一切的，在这一前提下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艺术的价值原则必须暂时服从适用原则。

徐懋庸认为，“欧美的艺术形式固然是先进的……但对于我国的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民，毕竟是隔膜的，况且在抗战的时期,艺术条件的低劣,更使我们不能牵强地效仿欧美。”[2]艾思奇也认为，“各地的旧喜剧、旧歌曲，为各地民间所熟习，所最高兴和嗜好的东西，而我们文化运动中的新戏剧、新歌曲，却还很少能那样地打进最广的落后的人民的心坎。”

化名“蓬子”的作者曾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在当时向民众普及“欧化的高级艺术”，“正像搬一辆坦克车之类的新式重兵器送给一群农民游击队,反而会使他们手足无措的对着发呆。”当时，民众需要的艺术形式应该是如同“大刀”、“土枪”之类的“大鼓词”和“山歌”。“所谓旧形式的利用并非无条件地把所有的旧形式接收下来……我们指的旧形式，是经过历史的冲洗’至今还活在民众的口头上，和民众的生活打成一片的，含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有生命的东西。丰子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解”。

最后,关于民间传统艺术的发展方向问题。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间传统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即“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入群众，以“工农兵及其干部”为工作对象，走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民间传统艺术的扬弃，不仅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抗日救亡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和斗志，拉进了党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而且就如何对待民间传统艺术问题，初步形成了一套理论，并在客观上丰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同时，也开启了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