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管理论文范文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小农经济；农业资本主义化；法国式道路；农业现代化

近代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的演进形式，在世界各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明显特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般把英国式的“地主大地产——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三层阶级结构组成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业看作是现代化农业的典型形态，而把法国式的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看作只是一种过渡形态。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1]（p782-783）因此，“英国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把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经营。”[1]（p774-775）“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像英国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2]（p263）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土地耕作比起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法国农民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3]（p128-129）总之，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实行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为主。”[2]（p116）

我国理论界和经济史学界在对待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这一问题上，人们过去总是带着“阶级偏见”和“道德标准”去评判历史，一味地谴责英国圈地运动中所发生的“羊吃人”现象，极力地歌颂法国大革命中农民通过政治斗争所取得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甚至把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执政时期出台的三个土地法令看作是“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的神奇速度”[4]（p221）。但在事实上，“这种建立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个体小农业直到今天还是法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拖后腿的因素”[5]（p3）。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布伦纳对此评价说：“法国农村居民最完整的人身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却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的循环。但在英国，恰恰是缺乏这种权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6]可见，“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7]（p342）为此，本文试图把人们归列于“美国式道路”的法国范例从与其不甚相符的模子中提取出来作一独立考察，以期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农经济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近代法国“蜗牛爬行”式的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

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8]（p582）但是，这种激进式的政治革命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法国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革新，恰恰相反，“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9]（p485）从1789年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直到1871年法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场激进的变革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的革命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它原先的立足点上来。”[10]（p127）换言之，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序幕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时而急促，时而骤停，时而加速，时而倒退，反而使广大农民群众遭受了长达一个世纪不断败落和日益贫困的殉难史。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所指出的，“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却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1]（p179）总之，对于像法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要想从经济上彻底改造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不是光靠用‘雅各宾式革命’这种残酷无情的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4]（p221-222）

那么，在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法国为何会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小农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经济史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的解释和争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认为：“这种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土地形状上的传统主义，共同耕作方式对新精神的长期对抗，农业技术进步的缓慢，这一切的原因不都在于小农经济的顽固性吗？远在王家法庭最终批准法律承认自由租地耕种者的权利之前，小农经济就名正言顺地建立在领主的习惯法基础上，并且从地多人少这一现象中找到了它经济上的存在理由。但是，小农并非惟一持有土地的人；大地产主同他们过去进行过、现在仍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没有大地产主，农业革命将是不可能的，它正是从大地产主那儿寻到了出发点；大地产主还创立了现代的领主兼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5]（p268-269）这种解释带有明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认识偏见。不过，他对法国大革命初期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变动情况所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基本抓住了问题实质，即“1789年开始的大危机并没有摧毁前几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大地产所有制。没有逃亡的贵族和土地兼并资产者——这些人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在逃亡的移民中，也有一部分人保留了财产，他们有的通过亲属或中介人重新购回财产，有的从执政府和帝国那里恢复自己的产业。法国某些地区中的贵族财产的幸存——尤其在西部是我们近代社会史研究得最少但又无可否认的事实之一。当然，国有财产的拍卖——教会的财产、流亡者的财产——这对大财产所有者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为拍卖方式本身并非不利于人们购买大块的田块、甚至一个完整的地产；大佃农成了大地产者；资产者也在耐心而有效地继续着前辈们的土地事业；富裕的耕农们也增加了继承的遗产，最后进入农村资产者的行列。然而大革命将如此大量的土地投入市场，因而也巩固了小地产所有者的地位。许多贫穷的农民——尤其在那些公共生活方式最强、甚至在买卖条件中都存在着集团压力的地区——也获得了地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连雇农们也在竞争中获得了一份土地，由此上升到占有者阶层。对公有地的分割也产生相同的结果。总的来说，旧制度的演变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地产所有制与小农经济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革命后的新法国继续存在着。”[5]（p264-266）简言之，“法国大革命拍卖国有土地并没有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只是扩大了一些农民的土地财产，并且鉴于国有土地拍卖的组织形式，这种扩大也是相当有限的。”[12]（p228）布洛赫的这一独到见解，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质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事实上，雅各宾派掌权后所推行的土地法律政策，最大受益者是资产阶级大地产，而按小块出售国有土地的办法并没能阻止资本下乡，反而使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额财富购买城市周围的大片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经营。比如，法国在旧制度末期农村土地所有权结构分布的基本状况是：教会地产约占6%，贵族地产约占25%，资产阶级大地产约占12～15%，农民土地约占22～27%[13]（p228-229）；大革命爆发以后，资产阶级大地产上升到20.8%，人均占地273公顷，中等地产占到46.6%，人均占地33公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89.4%的小农户，仅拥有全部土地的32.6%，人均占地2.65公顷[12]（p11-12）。法国城市周围的土地大多数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手里，比如在巴黎市郊区，资产阶级从出售原教会和王室的国有土地中购得地产占到80%以上，在凡尔塞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96.51%，在萨布勒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78%，在绍莱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56.3%，在博热地区购得的地产占到53.5%[14]（p289-290）。特别是在1814～1830年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国家用10亿法郎赔偿逃亡贵族在大革命中的财产损失，其数目比1790年没收他们土地的收益大19倍。”[15]（p252）到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在法国掌握统治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16]（p377）他们利用发行银行券的手法购得了城市周围的大片地产，结果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在大革命中获得的土地而遭受苦难。比如在1852年，法国资产阶级在巴黎盆地、诺尔省、诺曼底、卢瓦尔河谷和洛林边界等富饶地区投资购买的土地占到了40～60%，而在中部高原、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等偏僻贫困地区占有的土地仅为10～17%[17]（p637-644）。到了19世纪60年代，法国涌现出了15万个资本主义大农场主，他们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但其拥有的土地占到全国耕地面积的40%，雇佣农业工人90万人以上，逐渐在农业经营中上升为占绝对优势的主导力量[18]（p52）。在法国经营大农业的除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外，还有源于贵族的包税人、高利贷者和粮食批发商等，这些人把商业资本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逐步建立了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关系。从横向比较分析看，到19世纪末期法国农业中的土地集中程度和资本化经营水平略高于德国容克地主的大地产，比如“在1892年法国拥有4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占整个土地面积的45%；德国在1895年拥有50公顷以上面积的农业经济仅占整个土地面积的1/3”[19]（p72）。即使从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原始起点分析和比较，法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毫不逊色于同期的英国。比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已经拥有的地产占到了全部耕地的30%，再加上革命期间从出售国有土地中购得的地产，法国资产阶级的地产规模甚至比英国还略占优势；而英国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期通过议会式“圈地运动”所获得的地产只有600万英亩，仅占全部耕地3200万英亩的18.75%[20]（p152）。但在19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英国和法国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制度：“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法国）和大规模土地经营制度（英国）”[19]（p146）。据1873年的英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4/5的土地集中在大约7000人的贵族地主手中[21](p145)。从1885年到1895年，2公顷以下的小农户由135736个减少到117968个，经营土地面积仅占全部耕地的12%，致使许多英国人不理解“农民”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含义[19]（p98-147）。根据1862年的法国土地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780万个土地占有者中1～10公顷的小农户占46.5%，不足1公顷的极小农户占38.5%，其中有360万个小农户无力交纳税款。到了1882年，法国农业中80%的农户直接耕种土地，其经营面积占全国土地的60%，而只有12%的农场主采用租佃制经营形式，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和小块土地所有者经营混杂并存、参差不齐的局面[22]（p244-247）。这说明了，“‘法国式道路’拥有着一个完全不同于人们煞费苦心用以同法国进行不适当的比较的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农业资本主义的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23]（p236）

我国经济史学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当作农业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全部。不少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小农民阶层，是雅各宾派资产阶级执政府帮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拿破仑法典》再度巩固了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并把封建残余势力的旧贵族地产碾碎，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国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格局。这种仓促从事急于求成或怀有不适当的先入之见的历史学家们陷入了“二律背反”的认识误区，即一方面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所不能达到的，“1789年8月4日，攻取巴士底狱后过了3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24]（p396）；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大革命使农民获得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以及小块地耕作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敌人。农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们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他们除了那一小块土地，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2]（p128-129）“于是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些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5]（p677）这样就把19世纪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微妙的和模棱两可难以确认的时期——“它崇尚自由但又保持官僚政治干涉主义的传统；它提倡工业但又是在小单位生产的局限中追求和部分实行工业化；它主张中央集权但又是在地方工业上取得奇迹般的成功；它是旨在发展生产的但又是法国森林的保护者；它是提倡科学的但又是经验主义地利用实际的技术知识。……就整体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资本主义既不是完全的成功也不是完全的破产。”[12]（p1-2）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经济性质认识模糊，可以说是只摘取某些因素把它们放大而见不到法国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和欧洲环境下的全面复杂性。此外，就1789～1815年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通过出售国有土地而完成的土地所有权的激烈变革以及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赎回土地的具体情况而言，法国官方至今也没有对外公布全面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英国现代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甚至认为：“它可能永远也不存在进行彻底考察的材料。”[13]（p18）正因为这样，“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26]（p354）或者高呼：“法国革命死了，法国革命万岁！”[16]（p401）等等如此之类的空洞政治口号。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近代法国长期存在大量小农经济的解释，并没有纠缠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赋予农民虚幻的土地财产权这些停留在法律层面的东西，而是把关注焦点放在揭示法国历史发展全部进程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这种联系自然的和必然的逻辑演化趋势和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即依附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7]（p153）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因此，“法国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本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25]（p679-680）可见，“法国农民名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为维持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16]（p405）特别是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得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25]（p680-681）根据1840年的法国统计资料，全部农业产值为52.37亿法郎，除去耕作费用35.52亿法郎，余下的收入是16.85亿法郎，再从这个数额中扣去5.5亿法郎用来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交纳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等，剩下的收入只有1/3（即5.78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16]（p455-456）。这样，“法国农民就以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16]（p455）到了19世纪60年代，有74%的小农户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有92%的极小农户占地面积不到1公顷，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不到70年的时间里农民手里的土地就只剩下1/4了[28]。而到了1890年，法国农民以土地作抵押的债务已达到80亿法郎，1898年增至110亿法郎，平均每个农民人口以土地作抵押的债务在358法郎以上。进入20世纪初期，法国只有4%的农民不负债，“资产阶级在19世纪初曾让农民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现在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帐薄中了。”[25]（p683）1914年，法国农民高利贷债务额已达到200亿法郎，比1840年增加了1.6倍[28]。总之，“法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护小农的土地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9]（p491）也正是由于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导致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穴居人，大约有1600万农民居住在洞穴中，除了官方统计的400万乞丐、游民、犯人和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25]（p681）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此时，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面临着灭亡。”[9]（p485）法国金融垄断资本家在经营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缺乏利润刺激的情况下，把国内大量的资本转向国外殖民地投资以攫取暴利，结果使法国小农经济的改造由于缺乏资本支持而延缓下来。1899年，法国殖民地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国土面积），殖民人口为5640万人[29]（p368）。1910年，法国国内投资额仅为7.79亿法郎，而在国外投资总金额高达30.98亿法郎（1914年猛增至600亿法郎），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资本输出大国。在1909～1913年间，法国从高利贷利息收入中获取高额利润平均每年达到17.05亿法郎至18.5亿法郎之多[29]（p427-428）。正如列宁指出：“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30]（p428）所以，19世纪的法国农业主要特征是以投入小量资本和大量劳动进行的，农业设备大体上是最原始的结构，木犁仍在使用，作物种植和收获方式与先前几世纪几乎相似，绝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种停顿、落后和原始的状态。法国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在1825年是650多万个，而到40年代末则增加为780万个，这些土地所有者共占有1200万个极小的地块。1870年的小块土地数目更是达到1400万个之多，平均每个农户占有土地面积都普遍很小。比如在1862年，法国1公顷以上的320万农户中，占地1～10公顷的小农户有244万个；到了1882年，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更高达全国农户总数的80％以上，其中不足1公顷的最小农户占40％。在1862～1892年间，法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规模由12.5公顷减少到11公顷，占地不足5公顷的小农户有400万个，小农经营不仅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据莱维·勒博耶的计算，在1815～1840年间，法国农业生产率以平均每年1.7%的速度递增，在1840～1865年间为2.62%，在1865～1900年间仅为0.26%。法国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平均比英国低38%，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39%[12]（p104-118）。总的来说，对于近代法国小农资本主义演进道路及其原因的认识，“必须遵循马克思理论之精神来研究，只是回答小生产在农业中是否有前途的问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农村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下所起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又是怎样掌握的；资本在农村中是否产生过一种变革，是否捣坏旧的生产形态，是否引出新的生产形态，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1]（p5）

二、当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主要途径及其特征

法国小农经济长期大量存在不仅“剪断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翅膀”，而且严重地阻碍和拖延了传统农业国转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进程。进入20世纪初期（1905～1909年间），法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仍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为880万人。与西方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要晚一些。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法国的综合经济实力被德国和美国远远超过，其经济地位从世界的第2位下降到世界的第4位。因此，“法国典型的农场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小人物，与普通的农民耕作者没有什么区别。”[13]（p336）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比重（1851年为50.2%），德国在19世纪末期（1900年为54.4%）、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1920年为51.2%）也初步实现了城市化，而法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达到这一水平（1931年为51.2%）[12]（p20）。1955年，法国农用土地仍具有明显的“两小”特点：即每个农户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小，在全国230.7万个家庭农场中，10公顷以下的有127.72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0%以上；地块细小零碎，全国农用土地总面积3400万公顷被分割成7600万地块，平均每个块地仅为0.45公顷[32]。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戴高乐政府痛下决心，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土地改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法律政策，通过兼并与破产的途径促使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经营，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根据法国1960年颁布的《农业指导法》，各省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实业公司”，由政府担保的“农业地产公司”（S·F·A）以高价优先购买所谓“不生利农户”的小块土地，并把买进的插花地、低产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按保本低价格转卖给资本主义大农场主或具有独立经营能力的青年农民。随后，根据1962年的《农业指导法补充法案》，各省成立了“调整农业结构社会行动基金”。到了1970年代初期，法国政府又设立了“非退休金的社会福利补助基金”，鼓励年龄超过55周岁的农民领取一笔终身养老金后主动交出土地。为了防止农场规模在继承中越分越小，国家法律规定：农场继承权只能移交给农场主的配偶或有继承权的一个子女，其他继承人只能从农场继承者手中得到一笔继承金。据统计，法国在1954～1962年间共有150万农民离开了土地，其中有44万名老年农民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累计合并集中土地900多万公顷，相当于全国农用土地总量的1/4。从1954年到1975年，全国平均每个农场劳动者人数由3人减少到2人[33]（p592）。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农业土地组合公司共有2000余个，以土地合作为主的农业共同经营组织共有2.5万多个，不仅掌握了对出售土地行使优先权，并且遏制了土地交易市场中的过度投机行为，逐步建立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退出机制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从1955年到2000年，法国农场总数由230.7万个减少到68万个，其中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减少86.79万个，20～50公顷之间的中等农场减少4.74万个，小农场所占全部农场总数的比重由56.3%下降到38.1%，5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所占比重由4.1%上升到13.8%，平均每个农场经营规模由13.3公顷/个扩大到41.7公顷/个[34]。截止目前，法国各类农场总数为66万个，平均经营规模达到42公顷。其中，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10%，占到全国农用土地的40%，50～100公顷的中型农场占17%，经营面积占32%，20～50公顷农场的小型农场占24%，经营面积占21%，20公顷以下的个体家庭农场占49%，经营面积仅占7%[35]。法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比起美国的180公顷虽然小得多，但却是欧盟农场平均规模14公顷的将近3倍，是日本农户平均规模1.2公顷的35倍，是中国农户平均规模0.5公顷的85倍多。总之，战后法国土地法律政策的实质是培植资本主义大农场而排挤小块土地经营，如政府对中型农场（50～100公顷）的补贴为3万欧元，对大型农场（100公顷以上）的补贴为5～10万欧元。这样不仅促进了土地集中和资本化经营，而且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基本前提。

法国在进行土地制度变革和农地集中整治的同时，也把农业装备现代化摆上了突出的位置。战后初期，法国国内生产资金极度匮乏，戴高乐政府抛弃“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理财观念，大胆向国外借款，不惜落下一身债务，利用价格补贴和国家担保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等方式首先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政府规定：凡购置新的农机具按原价优惠15%出售，购买农机零件可降价20%，差价由国家补给。到了60年代，政府又规定：农场主购买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给予20～30%的价格补贴，山区和困难地区的补贴标准增至40～50%。此外，对于农民自筹资金兴建的水利、乡村道路、电气化、土地整治等工程项目也给予10～20%的补助。据统计，从1948年的7月1日到1952年的12月31日，法国共发放各类农业工程补助高达50911亿法郎，其中由国家银行发行的农业现代化装备基金为1233.9亿法郎，贷款利息由7～8%下降到3～4%。从1960年到1974年，法国通过这种形式提供的农业贷款由60亿法郎增至480亿法郎，即增加了7倍。从1952年到1972年，按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使用资本量计算增长率为8.3%，超过了其他的经济部门。为了保证农机质量的不断提高和机械性能的不断改进，政府直接插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凡在法国市场销售的农业机械必须持有国家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销售许可证，农机生产企业停产10年后还要保证零部件供应。目前，法国共有农机生产企业2000家，职工6万多人，年产值达到350亿法郎，其中71％的农机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为了降低使用农业机械的成本，提高农机具的利用率，法国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建立农机合作社——“居马”（CUMA）。据1983年的法国统计资料，共有1万多个“居马”分布在各地农村，入社农户25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0%，农机合作社平均经营规模为300～500公顷，农机具平均使用费用比个人购买可降低30～40%[36]。1950年，法国拖拉机占有量只有13.7万台，1958年增至55.8万台，1965年增至99.6万台，1970年增至130万台。1950年，法国联合收割机只有4900台，1958年增至3.79万台，1965年增至10.2万台，1970年增至16.5万台。其他的各类农机设备，如手扶机动犁、机动割草机、捡拾压捆机、机械播种机等配套齐全，农业生产所需的全部动力均由机械自动操作。从1963年到1974年，法国农业用电量由1.8亿度增至64亿度，平均每亩耕地用电量为22.6度。在1949～1950年间，法国化肥施用量仅为100.7万吨，在1959～1960年间增至206.4万吨，在1969～1970年间增至421.9万吨，在1972～1973年间增至538.3万吨，平均每10年翻一番。到了1970年代初期，法国基本实现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据统计，法国农业劳动力人数从1954年的503.6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199.8万人，21年间减少了1倍以上。在1954～1972年间，法国农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1%。在1963～1973年间，法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7.2%，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抚养人口由1950年代的5.5人增至1980年代的26人和1990年代的40人[37]。1968年，法国第一次实现农产品的净出口，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内食品消费长期短缺的被动局面。1972年，法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出口国。困扰法国2个世纪的小农经济格局最终成了历史，代之而起的是领先世界的现代农业。

目前，法国农业生产仍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农场主及其家属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92％。农场土地经营形式主要有三种：租赁经营、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和分成制经营。最近20年来，法国以较低的地租鼓励农场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并由政府承担合并小块土地的全部费用，全国60%以上的农业用地是以租赁方式经营为主。从1970年到1987年，租赁经营面积由1375.6万公顷增加到1478.5万公顷，所占比重由46％上升到53％；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面积由1555.1万公顷减少到1309.8万公顷，所占比重由52％下降为47％；分成制经营面积由59.8万公顷减少到17.4万公顷，所占比重由2％下降为1％[38]。同时，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金融政策扶持等措施，放宽对各类农业经营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鼓励父子农场、兄弟农场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开展联合经营，逐步形成了一大批包括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和其他亲属关系等家族成员在内的家族式公司农场。从1988年到2000年，法国各类农业公司由61243个增加到117049个，其中家族式农业公司69854个，占新增农业公司总量的85.2%。从土地产出效益看，各类农业公司平均产出规模由108万法郎提高到169.5万法郎，比同期的非公司化经营农业单位平均产出规模23.95万法郎和38.75万法郎，分别高出了3.5倍和3.4倍。截止2000年底，法国各类农业公司平均使用土地面积为93公顷，比非农业公司单位土地面积高出2.1倍，仅占全国农场总数29.8%的农业公司，其产出规模却占到了全国农产品总量的50.6%[39]。目前，法国农场经营者中62%是全日制经营，20%兼有农业和非农业工作，只有13%农场经营者主要职业是非农业，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占50%以上，经营二三种产品占40%左右，从事多种经营仅占10%，专业化程度和水平是相当高的。例如，巴黎盆地是法国最重要的谷物主产区，小麦平均单产比全国高出1倍，软粒小麦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3；诺尔—庇卡底—香槟地区是甜菜主产区，甜菜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的73.2%，布列塔尼是畜牧生产基地，平均每年可提供全国猪肉产量的40%、禽肉的30%、牛肉的32%、蛋类的20%；北部的庇卡底是马铃薯主产区，占全国马铃薯产量的50%[40]。农工商综合体在法国现代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类型包括：生产综合体(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前综合体(能源、设备工业、生物工业、农业化学和其他工业、服务业)、销售综合体、国际贸易综合体等组合形式。1975年，法国农工商综合体就业人口已达到50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23%，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40]。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农产品加工业（包括粮食、油料、肉类、奶类品、饮料、罐头、果汁、面包、糕点、糖、烟草、饲料等）发展迅速，按食品类制造业增加值所占工业的分额计算的比重由1980年代末的14～15%提高1992年以后的16～17%，已经超过了美、英、德、加拿大等国家的水平，一跃成为世界农产品加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2003年，法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到1247亿欧元，占当年国内工业总产值的16.3%，高出同年汽车制造业总产值的15.5%，相当于同年设备制造业总产值的79.6%，是1978年的3.25倍和1985年的1.25倍，平均每年增长5%以上，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工业部门。从1985年到2003年，法国农产品加工业出口额由766亿法郎上升到1930.5亿法郎，所占全部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左右，相当于同期的国内初级农产品出口额2～3倍[41]。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2

>> 论和谐林业背景下的林业建设 基于生态论的我国林业灾害和谐管理途径分析 论和谐企业的建设 和谐林业背景下的林业建设 和谐林业发展的思考 论和谐企业 论家具色彩的和谐化设计 论企业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 论推进和谐企业的建设 基于共同体思想论私营企业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浅析林业资源和谐发展的途径 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试论和谐林业 浅谈和谐林业背景下的林业建设 刍议和谐林业背景下的林业建设 论企业文化的建设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基于系统论的和谐社会分析 论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审计模式 论工会在构建和谐企业、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论和谐企业建设与廉政建设的关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5] 张国庆.基于和谐论的企业和谐化[EB/OL].（2016-06-15）[2016-11-02]..

[6] 邹韩.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J].党史文苑，2009（10）：55-56.

[7] 张国庆.减熵化理论及其应用[EB/OL].（2015-10-25）[2016-11-02]..

[8] 张国庆.生态论之“心”与“行”[EB/OL].（2015-10-07）[2016-11-02]..

[9] 席酉民，尚玉钒.和谐管理思想与当代和谐管理理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1，21（3）：23-26.

[10] 刘文瑞.和谐管理理论评析[J].管理学报，2009，6（12）：1566-1577.

[11] 张国庆.森林健康与林业有害生物管理[J].四川林业科技，2008，29（6）：84-87.

[12] 张国庆.生态论与经济生态化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0）：30-31.

[13] 张国庆.复杂系统生态论方法及其应用，2013（11）：192-195.

[14] 张国庆.试论和谐林业[J].世界林业研究，2003（6）：46-50.

[15] 张国庆.发展学基本理论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3（17）：305-315.

[16] 张国庆.基于生态论的生物灾害精细化预报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20）：148-152.

[17] 国庆.灾害管理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0）：24-25.

[18] 张国庆.生态健康评价及生态系统管理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12（11）：247-248.

[19] 张国庆.论标准化原理[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37.

[20] 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和谐林业[J].绿色中国，2004（增刊1）：80-84.

[21] 张国庆.基于系统健康管理理论的林业生物灾害精细化预报管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19）：198-199.

[22] 张国庆.系统法学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0）：160-161.

[23] 张国庆.基于系统关键因子分析理论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关键期分析技术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19）：201-203.

[24] 张国庆.林业标准化原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225-226.

[25] 张国庆.林产品溯源系统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26.

[26] 张国庆.生态环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24-225.

[27] 张国庆.标准的分类与命名[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30.

[28] 张国庆.和谐城市融入文化、生态[J].绿色中国，2005（9）：53-55.

[29] 张国庆.论天柱山旅游业的发展[J].今日中国论坛，2005（增刊1）：110-113.

[30] 张国庆.分类经营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2002（1）：31.

[31] 张国庆.现代和谐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N].中国绿色时报，2008-05-20（004）.

[32] 张国庆.信诉互补：当下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EB/OL].（2015-07-31）[2016-11-02]..

[33] 张国庆.保障劳动公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EB/OL].（2015-05-26）[2016-11-02]..

[34] 张国庆.基于生态论的系统法学：法律精细化研究[EB/OL].（2014-11-08）[2016-11-02]..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3

本书认为农业企业管理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认识其内在规律，汲取相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果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穷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农业经营思想。书中综合中外历史典籍里关于农业经营思想的记载，归纳简述了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和西方古代农业经营思想。引征《吕氏春秋》、《扶郡》、《齐名要术》、《陈旉农书》、《农政全书》、《汜胜之书》等中国古代典籍阐述了农业经营的制约因素、农业集约经营、农业生产劳动管理、农业经营效益考核等管理制度和经营思想。引用古希腊色诺芬《家政论》、十三世纪亨利《农业论》、十八世纪阿瑟杨《农村经济论》等书中的观点或主张，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农业经营思想，也指示了西方古代农业经营管理知识的变化历程。同时按照时间顺序逐一介绍了十九世纪后，德、美等国农业经营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经典著作。农业企业管理制度就是以农业农业企业管理制度调查探究——评《农业企业管理》王春红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企业管理内容为中心的制度性安排，企业的全体员工都必须遵守，它本身是一种规范。

二、目光见及深层长远

农业企业的管理组织也是与管理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农业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企业管理组织结构的确定。按照本书的定义，农业企业组织结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企业，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而构建的企业内部关系。书中详细介绍了单体型和联合型企业组织形式。单体型企业组织形式中分为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下的职能型和参谋型，分别适用于规模小、产品数量少和规模大、产品数量多的农业企业，以及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形式下，适用于组织规模大的农业企业的事业型和适用于组织规模小的农业企业的职能型。此外还有国有独资公司组织形式下采用的直线参谋职能型组织形式。联合型企业组织形式则包括特许连锁经营企业组织、联营企业组织、战略联盟公司组织，以及企业集团、跨国公司。本书深刻地看到了农业企业面临的组织创新压力。外部压力来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一体化、竞争国际化，及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内部压力来自战略调整、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和企业功能变化等。同时书中也从长远考虑给出了农业企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内涵式、外延式发展并重的组织创新思路。

三、思想触及文化核心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现代农业；服务业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以机械化、科技化、商品化、知识化、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其中，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如下：首先，1958 年，W.W.科克伦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谈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同年，G.L .约翰逊又提出了“农业固定资产说”，它既是对前者的补充，又是挑战。其次，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增长理论被称为“高收益投入理论”。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美国弗农·拉坦（vernon w。ruttan）指出，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二）服务业相关理论基础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1690 年）威廉·配弟（Willian 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 、西斯蒙弟（Sismondi） 、李斯特（List） 、西尼尔（Senior） 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 年英国经济学家埃伦·费希尔最先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到1957 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西方第三产业的理论才初具体系，战后，第三产业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V.Fuchs）1968出版的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1978年出版的的《第三产业》等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透视当代西方第三产业理论的概貌。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农业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Risdon、Thomas Eponou等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阶段，David Bennett（2002）却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交易过程，而Bertmetz（1992）则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Robert K（1995）则研究了成果转化效果的评价和计量问题；而Toshihiko Mukoyama（2002）就决定成果转化速度的因素进行了数量分析；Tenkir Renger（2002）还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Thomas Eponou（2002）则指出造成转化低效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缺少系统论的观点和高效的领导责任体系，缺少透明的共同遵守的科技政策，对转化过程的战略研究和科学管理不适应，强调农民参与，以农民需求为动力不够。Bert Metz（2003）研究了政府的规制建设、自由贸易政策、教育等因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2.农业信息的相关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 Rural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Sturges和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业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体现在对于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概念的界定上，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ArloBiere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供需动机以及营销三个方面。首先，Pearce（1990）、Oppermann（1995）等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农业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其次，Oppermann（1996）认为少数旅游者选择农业旅游是出于经济动机；Swarbrooke（1996） 研究了其社会文化动机具体包含的方面；Murphy、Sharpley等指出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境动机。再次，Frater（1983）、Streckfuss（1997）认为因农业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 ，因此政府是农业旅游营销的主体。而目前国外对农业旅游形象和农业旅游品牌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农业品牌的打造。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9世纪7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具有农业保险费或农业保险基金的意义；而且，农业保护理论、福利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等都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Nelson和Loehman曾经说过：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则其他保险机构的高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Schacht（1990）认为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很难防范而且会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用。现在很多国家支持事实农作物一切险这类保险计划的主要论据并不是该计划能够提高农民或者其他人的福利，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必要用保险计划取代政府灾害救济。

二、近年来中国理论界的有关研究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现代农业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张培刚（2001）从工业化对农业影响的角度， 探讨了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问题。他认为: 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格上升。此外，中国理论界对现代农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综合各家观点，现代农业的内涵可概括如下：现代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确保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实行集约化生产，产加销为一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作用及内涵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有了共识。首先，朱晓青、周勇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具有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网络化、阶段性等特征；韩云（2005）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集聚的重要举措；而盛世豪、张树林等指出现代服务业具有聚集优势和聚集效应，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刘重（2005）提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裴 （2006）认为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耦合现象，并且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企业外包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1.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周衍平（1997）等把农业技术分为“私人技术”、纯粹“公共技术”和“半公共技术”，相应地提出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市场与政府半干预相结合的三种成果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还有马扬、陈希平等。而从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出发并提出解决对策的研究主要有：王俊明（1994）提出强化行政指导职能、完善推广体系、拓宽转化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等对策；顾焕章（1997）提出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机制；尹利军（2001）提出建立开放的农业科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某个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宁宁（1999）对成果转化的不同主体特征进行研究比较；马立人（2000）研究了组织管理对成果转化的影响等。

2.农业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

谭英、钟永玲等在考察特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一是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二是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赵继海（2001）等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邵芳（2003）认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特别注重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大版块的建设。彭光芒（2006）则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对此进行研究的还有李建军和倪莉等。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姜大立、张剑芳等（2004）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订单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产品批发四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赵黎明、徐青青（2003）对中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李学工、刘伟芳（2003）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来解决；罗其友、陶陶（2004）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蓄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四大政策体系；谢培秀（2003）提出要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 ，各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论述也有差异，何景明和李立华对此综述为四大类，查芳和肖佑兴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此外，潘秋玲（1999）对中国农业旅游产品供需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曾伟和王志民（2001）对农业旅游资源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何景明和李立华（2002）认为，中国农业旅游发展动因主要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慧欣（2003）探讨了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张成君和陈忠萍（2001）认为农业旅游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新增长点。郑群明、梅虎等探讨了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并提出针对现状的开发对策。此外，卢云亭、何景明等国内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属性及外部性、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首先，李军（1996） 认为它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2）指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的结论。其次，关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二是设立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分散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三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再次，目前理论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政府论”模式；二是“商业论”模式；三是“相互和合作农业保险论”模式；四是“过渡论”模式；五是“层次论”模式；六是“区域论”模式。此外，庹国柱、冯文丽等探讨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成因。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有着传统农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已有共识。而且，随着服务业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以及效用评价机制等的理论也日益完善。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保险三个微观领域，而有关农业物流和农业信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在农业信息的提供渠道、农业科技的创新方法、农业保险和农业物流的可行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2] 何景明，马泽忠，李辉霞.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4，（7）.

[3]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5] Lane B: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M].UK: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1994.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学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吴天钧（1967―），男，河南潢川人，历史学硕士，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河南信阳464000）

《吕氏春秋》是一部用综合研究方法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专著。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历史、哲学、农学、音乐以及养生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卷末四篇农学论文，可以说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农史文献，学者齐思和曾高度评价说：“《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自具统系，盖先秦农家言之精华也”[1](P287)，足见其非常珍贵。不过，学术界对其甚少论述。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以求古为今用，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参考。

一、农业“三才”理论

作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农史文献，《吕氏春秋》卷末四篇农学论文，也是我国古代农学理论化的典型代表。其主要表现在对农业生产本质和规律的整体认识上，即农业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与作物构成的有机系统，通常称之为农业“三才”理论。

《审时》篇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2](P936)这就明白地揭示了农业生产涉及的三大因素及其功能，实际上是现代所谓农业生态系统在古代的最早表述，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其自然环境的联系。这里所说的“稼”是指生物有机体，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天”与“地”主要指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天”有光、热、水气、四时变化，是供给作物能量和导致作物生死荣枯的天然因素，“地”有水、土、植被，是作物生长的载体，可以通过人类劳动，为作物生长提供较好的土壤条件。在农业“三才”理论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自然规律，尽可能改变不利的条件，才能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取得人类所需的农产品。

农业“三才”理论对农业生产与环境因素的整体揭示，有利于管理者把农业生产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充分考虑所涉及的多种因素；对农业生产要素各自功能的揭示，则有利于管理者对不同要素采取相应的管理办法。这在《上农》等篇论文中均有反映。

进行农业生产，首先涉及人的因素，需要人力的投入。《上农》诸篇中有许多对人的管理的禁令和措施，如通过政策制约，使民重农力田；通过技术督导，使民精于农道；通过农知传授，使民不违农时。在以往的“三才”思想中，为“天―地―人”的模式，而《吕氏春秋》的“三才”理论则反将“人”置于首位，变成“人―天―地”的模式，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信。从而也利于在农作管理中注意充分投入劳力，发挥人力及其生产技能。其次就是对土地的整治与耕作。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与作物生产过程，其状况优劣与作物产量和品质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大人力投入，改良土壤条件，通过“耕方”、“耕道”提高土壤肥力。吕书“三才”论将“地”的因素紧随“人”之后，表明人的劳动对象主要在于土壤，从而也为农业管理指明了方向。至于天时，为自然运行规律所支配，无疑是人类难以控制和干预的自然因素，但却是农作物不可或缺的获取外界能量的能源，农业生产不能不受其制约和影响。故而《审时》篇强调：“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3](卷26，P17)可见天时只能遵从，不可违背，在管理上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二、发展重农思想

重农思想是吕书关于农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吕书关于农业教育的其他方面都是基于重农思想教育基础之上的。与《商君书》等农学书籍一样，该书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民食充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上农》篇中的“上农”就是“尚农”、重农之意，该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并从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教育作用三方面阐明了重农思想。

（一）农业具有安国兴邦的经济作用。经济是基础，经济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和条件，对此吕书表述地十分清楚和明白。其中指出，“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徙，轻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2](P916)显然，百姓重视农业就家产繁多，家产繁多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固守家乡而别无二虑。反之，百姓如果舍弃农业就会不听政令，不听政令就既不能依靠他们防守，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放弃农业百姓的家产就会减少，家产简单就会随意迁徙，随意迁徙在国家遭受困难时就会远走高飞，国家也就难于治理。

（二）农业具有强化法制的政治作用。吕书还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农业对于法制的重要作用。“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2](P915－916)这里就将农业与国家法制联系起来，教育统治者要重视农业，原因在于百姓从事农业，作风就会持重，持重就会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就能使国家的法制确立。而一旦百姓放弃农业，就会喜好玩弄智谋，喜好玩弄智谋行为就会诡诈多端，结果就会在法令上投机取巧，就会失去是非观念，以对为错，以错为对。

（三）农业具有稳定统治的教育作用。吕书特别强调，“民农非徙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2](P915)就是说，百姓从事农业，不仅仅是为了地里的出产，更重要的是陶冶他们的心志。农业能使百姓的思想淳朴，淳朴就容易统治，就会使边境安全，就会使君位尊崇。

三、农业技术思想

《任地》、《辨土》、《审时》三篇主要是论述农业生产的耕作原则、方法以及及时耕作的理论。这些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等耕作技术和理论，奠定了我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基础。

（一）进行农作一定要因地制宜。吕书十分重视对土壤耕作的教育。《任地》篇主要讲述如何使用土地。《任地》篇中谈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3](卷26，P11)就是说，整理土地时，硬地要使它柔和，柔地要使它刚硬；闲地要频种，频种之地要休耕；薄地要使它肥沃，过肥之地要使它贫瘠；坚实之地要使它疏松，疏松之地要使它坚实；等等。又说，耕种的深度要以见到湿土为准，这样的耕地就不会生杂草，也不会生害虫，就能取得好收成。

（二）进行农作一定要遵守农时。《辨土》篇主要讲述应视不同的时令、土地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耕作方法。在将一年划分为十二纪并在每纪指明物候、政令和农业生产主要活动的基础上，吕书特别注重教育人们要笃守农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遵守农时的好处和延误农时的坏处。“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民既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禾不为，种重（通“”）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3](卷26，P13－14)《审时》篇则专论农作要适应天时，对当时禾（谷子）、黍、稻、麻、菽（豆子）、麦等作物的得时与失时的情况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加细致而直观地教育人们恪守农时，不违天时。

（三）进行农作一定要防止“三窃”。所谓“三窃”，即地窃、苗窃与草窃。《辨土》篇在谈及“地窃”时说，“夫四序参发，大圳小亩，为青鱼，苗若直猎，地窃之也。” [3](卷26，P14－15)意思是四时依次出现，是和农事相参验的，有些人田畦做得太窄，垄沟做得太宽，田畦就象一条条被困在地上的青鱼，上面的禾苗长得就象兽颈上的鬃毛，地把苗侵吞了，这是地窃。所谓“苗窃”，就是“即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 [3](卷26，P15)即所种庄稼密密麻麻地没有行列，尽力耕耘也难以长大，苗与苗相互侵吞了，这是苗窃。所谓“草窃”，就是“弗除则无，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 [3](卷26，P15)即不除杂草，田地就会荒芜，清除杂草便会弄活苗根，草把苗侵吞了，这是草窃。可见，这“三窃”对于农作危害极大，必须除掉，才能多打粮食，提高产量，否则就会“营而无获也”。

四、几点启示

《吕氏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农史文献，其中关于农业“三才”理论、重农思想以及农业技术思想的论述，即使处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应当继承和发扬。

（一）农业“三才”理论，阐述了农业生产涉及的三大因素及其功能，实际上是现代所谓农业生态系统在古代的最早表述，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其自然环境的联系。众所周知，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破坏，因而，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而先秦时期，特别是《吕氏春秋》中所包含的农业“三才”理论，其核心就是要协调天人关系，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相互影响，这与今天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可谓同出一辙。所以，在充分利用科技成果的同时，有必要而且应该弘扬历史上的优良传统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模式，有效保护农业生产环境，通过对农业自然资源结构的优化组合，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重农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在解决温饱、步入小康的今天，仍需高度重视，不能放松警惕。时处工业化初期的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曾一度地放松了农业发展的步伐，一旦出现自然灾害或战争等意外情况，一个有13亿人口国家的吃饭问题就至关重要、生死攸关了。再说，古代农业具有安国兴邦的经济作用、强化法制的政治作用、以及稳定统治的教育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不算过时和落伍，大力发展农业，不仅可以解决处于工业化初期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更能提高、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使我国快步进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可见，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仍需高度重视，不能放松警惕。

（三）农业技术思想中关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遵守农时以及田间管理等合理成分，至今仍需继承和研究。在今天，我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之时，也应注意因地制宜，搞好地域之间的科学规划，使农业自然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和精品；我国人多地少，耕地严重不足，人口大量沉淀在农业上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和改变，依靠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提高产量和质量，仍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理性选择；遵守农时、加强田间管理，这既是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又是农民增产增收的必然要求，仍具较强的实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不能小视。

[参考文献]

[1]齐思和．先秦农家学说考[M]．中国史探研[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2]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6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7

>> 森林资源分析技术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国有森林资源审计刍议 森林资源调查工作要点探讨 森林资源林政管理探讨 基于遥感影像的森林资源智能区划技术研究 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加快森林资源培育步伐的探讨 林业产权多元化对森林资源管理的影响探讨 简述3S信息化技术在森林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森林资源监测的主要技术及发展方向探讨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中的技术应用探讨 探讨森林资源保护中护林防火技术的应用 浅谈3S技术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中的应用探讨 林业产业化森林资源基地建设 浅议栅格化在森林资源调查的应用 仁化县森林资源流转问题探讨 关于加强森林资源管理的探讨 关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对策探讨 木里县森林资源保护措施探讨 遂昌县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探讨 森林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 张国庆.生态审计技术探讨及其在森林资源审计中的应用[EB/OL].（2016-10-16）[2016-10-20].http：///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1009139.

[3] 我国环境审计研究现状、问题及对策[EB/OL].（2015-05-21）[2016-10-20].http：///link？url=1iawaRw8t_l5-BBkr1XnXyU-O_Kotd5kNC7wkrUwGj5nUG8uuf3NsOpHwwc2TNVkZy-0TUYQVdQ-OreoJ3bI9ht95p-ofNDJZUC4KcsorC7u7ni.

[4] 国庆.复杂系统生态论方法及其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1）：190-193.

[5] 张国庆.发展学基本理论研究[EB/OL].（2013-07-18）[2016-10-20].http：///home.php？mod=attachment&id=39087；http：///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70-9128.

[6] 张国庆.生态论：复杂系统研究[EB/OL].（2013-03-27）[2016-10-20].http：///home.php？mod=attachment&id=86685；http：///home.php？mod=space&uid=3344&do=blog&id=67-4444.

[7] 张国庆.灾害管理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0）：24-25.

[8] 张国庆.基于TSE分析理论的林业生物灾害精细化预报技术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20）：155-157.

[9] 张国庆.基于高分辨率遥感数据与TSE方法的生态系统精细化管理技术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5（16）：154-157.

[10] 张国庆.系统法学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0）：160-161.

[11] 张国庆.发展学基本理论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3（17）：303-313.

[12] 李曙光.森林资源精细化管理技术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5（7）：194-195.

[13] 张国庆.基于生态论的生物灾害精细化预报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20）：148-152.

[14] 吴振坤.森林病虫害监测技术研究综述[J].现代农业科技，2015（8）：177-179.

[15] 张国庆.生态健康评价及生态系统管理方法[J].现代农业科技，2012（11）：247-248.

[16] 陈荣胜.森林资源调查技术研究综述[J].现代农业科技，2015（7）：181-183.

[17] 张国庆.基于系统健康管理理论的林业生物灾害精细化预报管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19）：199-200.

[18] 张国庆.我国农用航空发展瓶颈与对策[J].中国民用航空，2011（4）：33-35.

[19] 张国庆.农业航空技术研究述评与新型农业航空技术研究[J].江西林业科技，2011，205（1）：25-31.

[20] 黄璞.国有林场精细化管理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5（7）：166-167.

[21] 张国庆.森林健康与林业有害生物管理[J].四川林业科技，2008，29（6）：77-80.

[22] 张国庆.和谐城市融入文化、生态[J].绿色中国，2005（9）：53-55.

[23] 张国庆.标准的分类与命名[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30.

[24] 张国庆.生态环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24-225.

[25] 张国庆.节气与生物灾害防治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7-230.

[26] 张国庆.基于系统关键因子分析理论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关键期分析技术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4（19）：201-203.

[27] 张国庆.林业标准化原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225-226.

[28] 张国庆.林产品溯源系统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26.

[29] 张国庆.论标准化原理[J].现代农业科技，2011（21）：37.

[30] 张国庆.试论复合生态系统与按需育林[J].安徽林业科技，2001（2）：39-41.

[31] 张国庆.气候变化对生物灾害发生的影响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1（1）：320-323.

现代农业管理论文篇8

1.当前农业经济在转型期间的特点

1.1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一直都得到国家的重视，中央出台的很多文件都是基于三农问题提出的，同时针对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提出指示和要求。农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不光是在农业，在全国的经济领域都处于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时期，所以农业加快现代化进程本身也是当前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特征。

1.2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这其实是由于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快而导致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农业不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改革开放自从开始以来，程度就看一直在不断加深，现代科技在第二第三产业中推动作用十分巨大。但是在农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少的贡献。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一直贡献自身的发展来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当前国家正在对现有政策进行不断地调整，让三大产业不断融合进行更为良好的发展。所以当前看来，虽然第一产业正在不断缩减当前所占的比重，但是并不代表农业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地位。

1.3劳动就业结构有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速，农业科技化、机械化、精细化作用越来越明显，需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型，随着国家对二元制的户籍制度的打破，有利于人口流动，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农村人口外移。特别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从就业、服务、子女升学、医疗等方面对城市中的农村人进行政策鼓励和倾斜。让原来农业人口有了到城市生活的更好愿景。

2.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模式变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2.1以人为本，最大限度的维护

农民利益农业经济转型时期，旧的传统农业管理模式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推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坚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前提。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发挥好农民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当前管理模式转型的关键。要做到以人文本可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模式的设定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前提；另一方面，现代管理模式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因此还应积极培育相关人才，发挥人才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2循序渐进，合理有序的推进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

我国现实的国情决定，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业人口众多、地区生产差异大、资源分布不平衡等，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诸多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村合作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规模偏小。虽然土地流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看，流转规模还需扩大。

2.3因地制宜，鼓励引导创新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

我国各地的气候因为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存在着很大不同，所以想要农业上的发展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根据实际情况与信息显示，实行因地制宜的农业管理模式，是较为妥善的一种处理对策，可以有效突出农业发展上的地区特点。在实际工作落实的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工作人员需要将计划根据形势做出相应的调整，根据经济转型的总体方向对农业上的模式选择进行规划，一定要在具体政策实施上突出当地总体环境上的特点与优势，通过技术调整与组合让实践经验得到针对性的落实与总结，不断在技术更新中发现商机。

3.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了解到的是，想要让农业的经济转型进程得到有效维护，就必须要顺应时展的潮流，积极有效的将技术使用进行创新性处理，同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还要加大管理措施与技术资金上的投入，让问题的核心与重点得到针对性的解决，积累实践经验，让管理模式上科学体系得到有效建立，让“三农”事业的发展可以得到得到有效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