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范文

近代汉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汉语 连词 综述

在汉语语法学始创时期，就有“连字”一说。但从最初到现在，汉语连词研究一直是重两头，对上古汉语连词和现代汉语的连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对近代汉语连词则很少涉及，研究成果不多。

一、近代汉语连词研究现状

（一）专著中的近代汉语连词研究

20世纪40年代，近代汉语研究刚刚起步，吕叔湘先生虽然在《中国文法要略》（1944）中没有提到“连词”这一专门的词类，但已经提到有的句子要通过关系词来表达一定的关系，并举了一些例子，有的关系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连词。吕叔湘先生虽然没有对连词进行专门分析，但他对词类关系的解析，对以后的连词研究很有帮助。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第一次对近代汉语连词进行了粗略概述。他先将连词分为用于等立句的连词和用于主从句的连词两大类。用于等立句的连词又分为并列、累加、选择、承接、转折。用于主从句的连词又分为两类：时间、比较；因果、让步、推论、假定、纵予、限定、不限定。然后分别对各个小类下连词的用法进行介绍并举例。太田辰夫对近代汉语连词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概述，语料从西汉的《史记》到清代的《儿女英雄传》，让人们对近代汉语连词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不过他并没有总结这一时期的连词有什么特点，他提到的连词有些也并不是真正的连词。

20世纪80年代之后，近代汉语连词研究有所发展，注重从更广泛的语料中搜集例证，进行比较，对连词特点的描写也更加明确，还在语法化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但研究深度和广度仍然不够。

香坂顺一《白话语汇研究》（1983）中对近代汉语中一些在使用方面比较有特点的连词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它们的来源，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书中提到的连词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对其特别之处描写得很到位，不过数量不多，有些结论也只是猜测性的，不能从整体上增进我们对连词的了解。

刘坚、江蓝生等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中的介词、连词部分主要论述了“和”字由动词发展成连词和介词的过程，为“实词虚化”提供了一个例证，也是连词语法化研究的一种尝试。

向熹《简明汉语史》（1993）“中古汉语连词的发展”“近代汉语连词的发展”等章节介绍了从魏晋至明清新产生的连词。主要是简单介绍其用法，然后举例证明。书中提到的中古、近代新产生的连词，分为并列连词、承接连词、选择连词、递进连词、转折连词、因果连词、假设连词、条件连词、让步连词，共一百六十多个。

俞光中、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1999）着眼于近代汉语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方面，将近代汉语连词分为条件关系连词、因果关系连词、转折关系连词、让步关系连词、联合关系连词。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1992）和祝敏彻的《近代汉语句法史稿》（1996）两部书都没有专门列出连词，而是把连词和复句研究结合到一块，让它们以关联词语的身份出现。这样把连词放到复句研究中，可以对有关连词的作用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不过这种研究还是偏向于句法方面，对连词研究不会太深入，而且和其他词类混在一起，不容易看清连词自身的作用。

总的来看，从《中国文法要略》一直到俞光中、植田均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些语法专著或是对近代汉语连词做一总括性的介绍，简单溯其源流，或是通过某些语料中的例句来说明其用法。研究范围局限于几个方面，而对近代汉语连词的数量、用法、分类、源流等情况，并不能给出较为确切的答案。对近代汉语连词研究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仍然有待加强，这也是近代汉语连词研究没能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专著中涉及的近代汉语连词部分

香坂顺一的《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92）对《水浒》中的连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他将其中的连词分为表示累加的连词、表示假定的连词、表示条件的连词、表示因果的连词等，对各类连词基本都能追溯其源流，比较明确地分析了它们的用法。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1996）对敦煌变文中的连词作了穷尽性的分析，他将连词分为联合关系连词和主从关系连词，联合关系连词又分为并列、递进、选择三小类，主从关系连词分为假设、纵予、让步、条件、取舍、因果、转折。

（三）近代汉语连词专题研究

专门研究近代汉语连词的论文不多，这也是近代汉语连词研究薄弱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论文有的针对专著中的某一类连词，概括其特点；有的则研究近代汉语整个时期内某一类连词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这种研究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近代汉语并列连词的研究上。

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1961）是一篇比较早的研究近代汉语连词的文章，文章对敦煌变文中的连词进行了分类，并对唐以前常见连词之外的其他连词进行了研究。

李思明《〈水浒全传〉因果句》（1987）对《水浒全传》中的并列连词和因果连词进行了考察，主要在词的使用频率、音节数、连词位置以及连词的单用、互用等方面发现了一些特点。

近代汉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代汉语；语音史；《中原音韵》

［中图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85-03

有的人误认为“近代汉语”即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汉语，这是不对的。因为与其前后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汉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的一个特定阶段，应该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确定它的起讫。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序言中说：“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至于现代汉语的起点，吕先生认为是“五四”运动的1919年。

倾向于“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我们用“文言”和“白话”作为分界，那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则同属于“白话”这个系统。近代汉语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那些使得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诸要素，它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出现的，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发展、定型；等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形成，这个时期就告于终结。

吕叔湘先生的观点提出来之后，也有人发表不同的意见，认为近代汉语应始于唐初，终于明末。笔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意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未必要等意见完全一致以后再去进行近代汉语的研究。无论如何，从唐宋到明清，这一时期汉语的发展和现代汉语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学术界恰恰这一时期汉语的研究相对薄弱，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就能对这个时期汉语的特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那么对近代汉语的分期也就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近年来，对于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不断活跃，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例如中古音系是怎样转变为现代北京话音系的。从中古的“切韵”音系转变为现代的北京话音系，声、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道：“近代汉语的特点是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m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这三点是最显著的变化。

部分近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些变化在唐五代时期已经能见到一些征兆。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一书，根据对当时汉藏对音的研究指出，在唐五代的西北方言中，磨檫音的浊音禅、邪、匣变为清音审、心，晓。而在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中，塞音和塞檫音的浊声母也大部分清化。在《开蒙要训》中以“敬”给“髻”注音，同时又以“敬”给“禁” 注音，表明原属侵韵的“禁”字-m尾已经消失。在《开蒙要训》中还有阴入互注的，如以“薛”注“栖”，以“巨”注“屐”，表明入声尾也有消失的趋向。施向东在《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初唐中原方音》一文中指出，在玄奘译经中晓、匣两母字都能用来译辅音h，以入声字译开音节的也占10%，可见浊音清化和入声尾音弱化的趋势在唐初的洛阳音系中就已存在。另外，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异文别字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张金泉的《变文假借字谱》等文章，也对变文中反映出来的语音现象作了分析和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到了《中原音韵》，浊声清化已毫无疑问；入声是否存在，迄今还有争论；而-m尾则依然存在。

元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戏曲家、诗人周德清（1227～1365）所著《中原音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曲韵著作。该书全面论述了北曲的体制、音律、创作和演唱技巧、语言规范等问题，内容丰富、具体。不仅蕴藏着丰富的戏曲理论知识，而且对于北曲的艺术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中原音韵》是汉语语音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它几乎完全脱离传统音韵学的陈规旧章，大胆地根据当时实际语言来审音定韵，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汉语的语音实录。因此，《中原音韵》自问世以来，受到了戏曲界、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影响极为深远。《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中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各个时期的研究者对它都非常重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涤州、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等学者就对它进行过研究。60年代，出现了《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原音韵表稿》等专著。1957年，王力著《汉语史稿》上册（语音史部分）出版，他把《中原音韵》作为汉语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并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同年，杨耐思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史话》之七《周德清的》。1962～1964年，《中国语文》等刊物就《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和《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促进了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深入研究。

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历来都是从戏曲史、语言学史两方面着手进行的。在本世纪以前，《中原音韵》在戏曲方面的影响比较突出。在曲的方面，《中原音韵》的韵谱被奉为戏曲用韵的准绳，“兢兢无敢出入”，因而，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规范，后起的曲韵韵书，无不以《中原音韵》为蓝本。例如，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明朱权《琼林雅韵》，王文壁《中州音韵》，斐轩《词林要韵》，卜二南《中原音韵问奇集》，范善溱《中州全韵》或沿袭《中原音韵》的体例和内容略有变更，或增补韵字和音切、注释，都没有脱离《中原音韵》的基本框架。

本世纪以来，戏曲史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原音韵》在戏曲史上的地位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周惟培先生的《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整个研究情况来看，仍然比较薄弱，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中，争论最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原音韵》中有没有入声的问题。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学者认为有入声。因为周德清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而“入派三声”是为词曲用韵的要求而设的。王力、宁继福等学者认为入声已经消失。王力认为周氏的话“只是一面挡箭牌，他怕攻击他不用诗词平仄押韵的旧法”。宁继福采用“内证法”，用《中原音韵》本身，特别是其中“正语作词起例”的材料，来证明当时入声已不复存在。第二，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问题。周氏在《中原音韵》的“自序”中说：“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个“中原之音”是什么地方的音系呢？不少人主张是大都音，因为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元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这样，当然就和现代的北京话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李新魁认为，“中原之音”指的是汴洛语音为基础的共同语语音。

从语音史方面入手研究《中原音韵》，由来已久。在本世纪以前，《中原音韵》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很大。一是《中原音韵》改造传统韵书体制所焕发出来的革新精神，为后起的一系列韵书所仿效，并且对它定出的崭新的音韵分类萧规曹随。二是《中原音韵》凭着实际语音审音定韵，制定正音规范，得到了充分肯定。早在《中原音韵》成书之初，琐非复初九盛赞：“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本世纪初，我国传统语言学，由于加强了历史的观念，吸收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经验和方法，迅速向现代语言学发展，开始重视对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钱玄同首先把《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划归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新的分期，并指出《中原音韵》是根据当时北方话的语音而作的，代表了600年前的“普通口音”。接着白涤洲、罗常培对《中原音韵》进行了研究。白涤洲发表《北音入声演变考》。罗常培发表《中原音韵声类考》，创立“归纳法”，考定《中原音韵》20声类，为《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赵荫棠著有《中原音韵研究》，分为上下两卷。陆志韦发表《释》，利用八思巴字汉语资料，考订了《中原音韵》的声类和韵类，并提出《中原音韵》之音非“今国语的祖语”和《中原音韵》音有入声的著名观点。王力研究元曲格律，首次对《中原音韵》音的声调进行了构拟。

汉民族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共同语，或者叫“官话”。这种“官话”的标准音是什么？一般认为，从元朝以来，大都话和后来的北京话是这种共同语的标准音。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先生提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今国语的祖语是明代徐孝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反映出来的音系。按照他的意见，现代北京话和元代共同语的标准音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那么明代的北京话是不是当时共同语的标准音？按通常的看法，这个标准音就是北京音。但胡明扬《“老乞大谚释”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和日本学者远藤光晓《“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认为，当时的“官话”和北京的土话有较大的差别。远藤认为明代初年“官话”的标准可能是南京话。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一文也提出了这个看法。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一文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元代、明代和清代前期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都是河洛一带的“中州之音”，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北京话才上升为“正音”。

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部历史，弄清楚古代汉语语音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汉语语音的，就要加紧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步伐。同时，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跟现代汉语语音的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又存在直接联系。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规范的原则十分明确，但是对于具体词的读音规范，对于异读的处理，还得从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上找到根据，还要从历史角度说明标准音的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这都离不开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至于普通话的词汇规范，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要做。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现代北方话的语音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根据语音的通用范围来确定标准；另一方面就是从历史角度找寻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来指导语音规范。这些都离不开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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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新魁.古音概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近代汉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汉语 处 时 复句标志 语法化

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中“处”的解释是：（1）地方，如住处；（2）机关组织系统中按业务划分的单位，也指某些机关，如办事处。总之，“处”只包含处所义。在近代汉语中，“处”字还可以用在复句中，表示一种时间关系，也可以用在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另一个可以表示时间的“时”字由表示实际的时间意义经过语法化逐渐虚化为复句的标志，它和“处”字都可以用在时间关系复句和假设关系复句中。但纵观近代汉语的语言运用，“处”的语法化程度没有“时”字高，“时”字除了运用于表示假设和时间的复句以外，还可以用在表示推断、让步、转折等关系的复句中，并能用作话题提示的标志。另外，在现代汉语中，“时”字的虚化用法依然可见于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中，而“处”的虚化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没有了，本文试图通过近代汉语作品对“处”和“时”的用法作出总结，并讨论两者在现代汉语中的保留情况。

一、时间复句中的“处”和“时”

（一）“处”和“时”可作时间复句的标志

“处”字在近代汉语中可以用作时间复句的标志，用法最多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西游记》）

三人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佛殿背后走出瘸师来。（《三遂平妖传》）

这些句子中的“处”字已经基本失去原来表示处所的本义，转而表达一种时间上的顺承或同步进行的关系，这里的“处”都可以换成“时”。近代汉语中的“时”有着同样的用法，如：

三藏回头看时，果是他的物件，并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西游记》）

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个狼头怪妖，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西游记》）

（二）“处”和“时”的语法化

“处”和“时”在先秦都是有实意的名词，“处”指“居住的地方”，“时”指“季节、时候”。[1]从有实意的名词到复句的标志，这其中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关于“时”字的语法化，江蓝生、董秀芳等已经作过讨论，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它是由时间名词逐渐用作表示时间点的后置词，再逐渐虚化为连接复句的关联标志。“处”字的语法化在内部机制上与“时”基本是相同的，“处”字从表空间的意义转向表时间的意义在明之前就已经可以见到：

（1）今夜晚妆处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王实甫《西厢记》）

（2）他和我做杀死冤仇，我和他决无干罢处。（《神奴儿》）

（3）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柳永《雨霖铃》）

（4）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

前两个是元时的例子，“晚妆处”可以看作“晚妆的时间”，“干罢处”可看作“干罢的时候”；后两个例子是宋时的，两个都可以看作表示一个时点，即“……的时候”。总之，“处”已经有表示时间的意思。

分析（3）（4）两句可知，“处”字的前后分别包含了两个动作，并且这两个动作发生的前后顺序相差很近或几乎同时进行，这种时间顺序上的紧密性就为“处”字表时间化的产生提供可能。再看句子表达的重点是要强调后一个动作，前一个动作的描述就是为了给后一个动作的产生提供一个前提。同时动作本身就蕴含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表现在时间上要比空间上更明显，这就使得前一句的表达重心由本来的空间性转向时间性。这样，当前后两个动作在空间上的关系变得不那么密切而在时间上关联更为紧密时，“处”就由表空间转向表时间。

（三）“处”和“时”在时间复句中的使用

“处”用在复句中表示时间上的承接或同步关系的在《西游记》中有较多体现，其中在“处”前加“看”这个动作的表达法有66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后一句表达的是前一句“看”这个动作的结果，前后两句是一种顺承关系，如：

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

拖将过来看处，却是一条白花蛇怪。

另一类是后一句表达的是与前面“看”同步进行的另外一个动作，如：

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

行者正然偷看处，忽听得后门内有脚步之声，走出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来，娇声问道：“是甚么人，擅入我寡妇之门？”

这种前后动作同步进行的情况比较常见。“处”前的动词还有“看”以外的其他动作，如“走”“讲”“说”“嚷”“行”“战”“商议”等，还有少处用“欢喜”这样的形容词性质的词语，并且也出现动词短语，如“正杀到好处”等。总之，“处”前表达的是一个动作或者一种状态，和后半句表达的动作构成一种时间上的依托关系。而表示顺承关系的用法只见于“看”这个动作。《金瓶梅》中只有1处“看处”的用法：“这李衙内正看处，忽抬头看见一簇妇人在高阜处饮酒。”而在其他作品诸如《水浒传》《三遂平妖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中均未见到。

用“时”作为时间复句标志在近代汉语中十分普遍。同样以“看”这个动作为代表，在《西游记》中用“看时”的时间复句有104处，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时”的前后是顺承关系：

三藏回头看时，果是他的物件，并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西游记》）

一类是“时”的前后动作同步进行：

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个狼头怪妖，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西游记》）

“时”的前后动作同步进行的情况同样也见于“看”以外的其他动作，如“行”“斗”“去”等，同时还有“饥”“渴”之类的形容词，表示顺承关系的用法也比“处”更多样，还见于“听”“摸”之类的感官动词，尤其以“看时”的用法最为普遍，《水浒传》中有368处，《三遂平妖传》中有71处，《金瓶梅》中有11处，《儒林外史》中有15处，《红楼梦》中有151处。

以上所列举的这两种情况的时间复句“处”和“时”的语法功能基本是相同的，两者可以替换。相比之下，“时”字用得更多，几乎每部作品都用到此类以“时”作为标志的时间复句，而“处”用得较少，只有在《西游记》一书中使用得比其他作品多，这可能和各个作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有关。并且“处”的用法比较单一，大部分情况只见于这两种用法的时间复句。而“时”的用法更为普遍，还用于一般的时间复句，如：

我当初嫁武大时，不曾听说有甚么阿叔！（《水浒传》）

这里的时间状语就是已经发生的一个时间点，这种用法“处”是没有的。

“处”有时也用在一般的时间状语句中，但基本是和“时”对举使用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单独使用的：

龙争处，鳞甲生辉；虎斗时，爪牙乱落。（《西游记》）

脚尖起处，山前猛虎心惊；拳头落时，海内蛟龙丧胆。（《水浒传》）

金钟撞处，三千世界尽皈依；玉磬鸣时，万象森罗皆拱极。（《金瓶梅》）

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红楼梦》）

二、假设复句中的“处”和“时”

（一）“时”在假设复句中的用法

近代汉语中，“时”用于假设复句中是非常普遍的，如：

若有急难时，可开来看。（《三遂平妖传》）

你若从我，万事皆休！若不从时，一刀两断！（《西游记》）

若吃他嬴得我这条棒时，我便拜他为师！（《水浒传》）

嫂嫂不信时，只问哥哥就是了。（《金瓶梅》）

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红楼梦》）

“时”用在时间复句中很好理解，因为它本身就是表示时间概念的，只是由实词虚化为句中连接的标志，那么它又是如何虚化为假设复句的标志呢？这一点江蓝生、董秀芳也已作过讨论。“时”用在表示时点时可以表示已经发生的一个时点或者并未发生的时点或者不确定发生时间的任意时点。表示假设的情况一般是并未发生的或不确定发生时间的，当“时”表示的时点是未发生的或任意的，“时”前后的动作就有可能蕴含一种假设关系。如以上所举的例子，“时”前的事件都是还未发生或不确定发生时间的。“时”字虚化后慢慢失去本来的时间参照作用，转而表示一种假设前提。在它的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还可以用到已经发生事情上，形成一种虚拟的假设语气，如：

若不是老师张先生救得我性命时，争些儿不与婆婆相见。（《三遂平妖传》）

“时”除了用在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还用在表达推断、让步、转折关系的复句中，这也是它语法化程度加深的表现：

表推断关系

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水浒传》）

表让步关系

我便肯时，有一个不肯。《水浒传》

表转折关系

虽然这般时，房子委实窄，宿不得。（《老乞大》）

表推断、让步、转折关系的这三个例子基本已脱离表时点的意思，而完全成为一个语法符号。

另外，“时”还用作话题提示的标志，如：

系腰时，也按四季。（《老乞大谚解》）

茶饭时，我店里家小，新近出去了，委实没人整治，你客人们自做饭吃。（《老乞大谚解》）

这里的“时”放在所要讨论的话题后面，相当于“要说到……的话”，这是“时”语法化程度的最高表现。

（二）“处”在假设复句中的用法

“处”在近代汉语中也可以用在假设关系复句中，但明以后的作品几乎见不到，用到的少之又少。

若似前猖獗，钯举处，却不留情！（《西游记》）

如有亏误处，定行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水浒传》）

其中第二个例子还是和“时”对举使用的情况。

“处”的虚化和“时”有着相同的内部机制，先由表示空间的意义转而有了表时间的概念，再在表时间的基础上虚化为复句中的连接标志。在唐宋的佛文典籍中可以见到“处”用在假设复句中：

若有见处各呈所见，莫记吾语，我与你证明。（《祖堂集》）

若委落处，出来，大家证明；若无，一时谩糊去也。（《祖堂集》）

若是尊人处，临时自打门。（《王梵志诗》）

若言不拨风幡，就风幡处通取；若言风幡动处，是什么。（《禅林僧宝传》）

是以若有心起时，万境皆有；若空心起处，万境皆空。（《禅林僧宝传》）

细分析这些句子可知，“处”前的动作都是未发生或者不确定发生时间的，和“时”相同，只有在时间上存在着未知性或不确定性，句意才可能假设化，而“处”才有可能进一步虚化，直至忽略它本身的处所义以及后来的时间义。

（三）“处”和“后”的认知语言学解释

和“处”一样本来表示空间义转而表达时间关系并又虚化为假设关系复句标志的还有“后”字，但“后”和“处”一样在明以后就几乎不用在表示假设关系的复句中，以下是明以前的例子：

若能晓了骊珠后，只这骊珠在我身。（《祖堂集》）

也有“后”和“时”并用的例子：

我有酒后，宽宏海量；没酒时，腹热肠慌。（元杂剧）

“处”和“后”都是由最初的空间意义发展到有表达时间意义的功能，这可以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进行解释。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自身及自身的行为出发，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2]认知语义学用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的理论来解释一词多义项的现象，意象图式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认知，而隐喻和转喻就是将一种认知概念由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并且这种认知映射过程由具体到抽象，抽象程度越高，认知概念离最初的意义越远。语法化的运作机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实到虚实际上就是一种认知域的隐喻和转喻过程。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基本认知域就是空间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空间中进行，其他的认知域都可以通过空间概念映射并认知，比如时间、温度、颜色都可以通过空间概念的长短、高低、深浅等来表示。相关学者还将人类认知域映射等级由具体到抽象总结出了一般的规律，即“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那么，“处”的语法化过程就是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相符的。并且，“处”由空间域映射到时间域后和“时”一样再由时间域映射到其他领域，意义进一步虚化。但是通过以上所举“处”和“时”的用法来看，“处”的语法化程度明显没有“时”高，“时”虚化为假设复句的标志后又进一步泛化为表推断、让步、转折关系的复句连接标志，还可以用来提示话题，而“处”没有再继续映射到其他认知领域。

（四）“处”字在句末的用法

近代汉语中还有一些“处”字不在句中用作复句的关联标志，而用在句尾，但同样也是失去本来的处所意义，同时既不表示时间意义也不表示假设关系。

永儿吃了一惊，没做理会处。（《三遂平妖传》）

贤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耍处。（《水浒传》）

这种“处”字用在句末已经失去任何实际的意义，相当于一种语气词，也是语法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虚化过程是不是也和以上所讨论的由空间领域映射到时间领域再进一步虚化同属一个系统还有待考证。这种用法“时”是没有的。

（五）“处”和“时”的虚化

“处”和“时”用在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时的语法功能几乎是相同的，两者的内在语法化机制也是相近的，在这两种复句中基本可以通用。“处”和“时”的虚化最早在唐宋时期就可见到，但是“时”的用法持续更久，用得频率更高，语法化程度更高，从唐到清贯穿整个近代汉语阶段。而“处”用在假设复句中只在明以前有所见，明代作品的例子只有（二）中所举的个别；用于时间复句的例子一部分是和“时”对举使用的情况，还有一部分就是在《西游记》一书中体现较多的表示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和“处”前后动作同时进行的情况。到明末清初，“处”用在假设复句和时间复句中的现象均已不见，只有少数和“时”对举出现的情况。另一个由空间意义发生虚化的“后”在明以后也基本不出现了。

三、现代汉语中的“处”和“时”

现代汉语中，“处”字保留名词意义的“处所，地方”的用法还很多，如“住处”“处所”“领奖处”等。“处”还用作表示事物的方面或部分，如“不足之处”“长处”“好处”等，其中像“长处”“好处”等已经固定化为一个整体名词来使用。还有一种常用的用法是表示政府中的机关或机关团体的部门，如“办事处”“教务处”等。“处”用在时间关系复句中已经没有了，但在口语中存在“……的地方”的用法，如

如果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这里的“地方”已经不是指实际的空间处所，而是指假设存在的一种情况。

“时”字用在其他复句类型表推断、让步、转折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了，但还保留了表示时间关系和假设关系的用法。

表示时间关系，如：

我们正在吃饭时，电话铃响了。

表假设的关系多用于较正式的文体中，同时也有“……的时候”的用法：

若把它稀释时，离子间的平均距离就增大，相互作用就减弱，单个离子对电导的贡献比例逐渐增大。（《物理化学实验》）

如设两名副总裁时，应明确分工。（《1985年田径竞赛规则》）

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选集》）

“时”的虚化用法是由表示时间关系发展而来的，细咀嚼这些句子假设的条件和结论，它们之间还是隐含着时间轴上的关系的，因此在较正式的文体中，用“时”或“时候”更能体现出用时间来表现的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在口语中我们多用“的话”这个表示假设关系的语气助词：

你如果去的话，就把这个也带过去。

明天要是下雨的话，我们就不出去旅游了。

关于“的话”，已有学者提出最早出现在清朝，“的话”没有任何表时间上的意义，而纯粹是一个假设语气助词。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也更倾向于用“的话”来作假设语气词，而“时”更多地还是用作时间状语标记。

结语

通过对近代汉语中“处”和“时”的用法的总结和分析，以及比较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保留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近代汉语中的“处”和“时”都可以用作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的连接标志，两者都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其中“处”由表空间发展为表时间，这恰好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由空间认知域隐喻映射到其他认知域的理论，同时也证明了“空间—时间—性质”这样由具体到抽象的一般程度规律。同时，“时”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处”，“时”虚化为假设复句的标志后还进一步泛化为推断、让步、转折以及话题提示的标志，而“处”只见于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

（二）从近代汉语“处”和“时”在时间复句和假设复句中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间的长度以及在现代汉语中的保留情况来看，“时”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处”的虚化也是因为它有了表时间的概念才得以发生的，可以说“处”的虚化正是受到“时”的影响，两者大量对举使用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任何语言现象都有它存在或消失的理由，“时”的用法贯穿近代汉语直至现代汉语，直到另一个假设助词“的话”兴起才渐渐代替它，现在更多情况是用“时”作时间状语标志。而“处”虽然经历过语法化但仍不能动摇“时”的主体地位，至现代汉语中只保留了它本身的处所义。

（三）吕叔湘指出时间关系往往隐含条件关系，有时还兼有假设关系，英语中的“when”可以兼表时间关系和条件关系也证实了这一点。相比较下，本来就表时间意义的“时”就比由空间意义发展为有时间意义的“处”语法化更彻底。

注释：

[1]王力著，马景仑，董志翘主编：《古代汉语》（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EB/OL].http：//：8080/ccl_corpus/index.jsp.

[2]董秀芳.论“时”字的语法化[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3）.

[3]艾皓德.近代汉语以“时”煞尾的从句[J].中国语文，1991，（6）.

[4]张炼强.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J].中国语文，1990，（3）.

[5]江蓝生.时间词“时”和“后”的语法化[J].中国语文，2002，（4）.

[6]杨书平.从“……看时”到“……一看”[J].文学语言研究，2007，（11）.

[7]夏菁.浅谈语法隐喻[J].经济与文化，2011，（24）.

[8]刘禀诚.语言变异与语法化[J].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6）.

[9]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0]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近代汉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汉语；异形词；来源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3）02007607

收稿日期：2012-12-20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一般课题“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2012YB21）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09BYY048）资助

作者简介：曾昭聪（1969-），男，湖南洞口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训诂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异形词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多，而关于近代汉语异形词，则尚无系统研究。笔者将 “近代汉语异形词”界定为：近代汉语阶段同时或先后产生的同音、同义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所谓“近代汉语”，指自唐代至清初汉语发展的历史阶段；“同音”，包括方言音变和历史音变；“同义”，指一个及以上义位（义项）相同。笔者在对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近代汉语中丰富的异形词现象，因而对其来源进行了思考。

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历时层面的来源，也有共时层面的来源。我们结合明清俗语辞书中所见异形词（某组异形词中至少有一个成员见于明清俗语辞书），从文字、语音两个方面进行了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考察。从文字角度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而形成的异形词；从语音角度来看异形词的来源，包括因通假字、古今音变、方言音转、听音为字、连绵词、外来词而形成的异形词。当然，有些分类是交叉的，我们只是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强调，有不少异形词的形成是同时具备多种原因的。

本文以明清俗语辞书语料为线索讨论近代汉语异形词的来源。篇幅所限，每小类仅举三组例子；举例时少数文字因需要而保留繁体字形式。

一、因古今而形成异形词

古今字是汉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出现的记录相同意义的不同文字形式。例如：

【都啚】【都鄙】“都啚”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地理类，无释义[1]61。

按，“啚”为“鄙”之古字，《说文·部》：“啚，啬也。”段注：“下文云：‘啬，爱濇也。’《水部》曰：‘濇，不滑也。’凡鄙吝字当作此，鄙行而啚废矣。”《说文》所记录的“啚”义是鄙吝。然“啚”指偏远地区，与“都”相对，这一用法也是很早就有了。《殷虚书契菁华》：“土方正于我东啚，二邑。”《说文·邑部》：“鄙，五酇为鄙。从邑，啚声。”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即都鄙之本字。《说文解字》以为啚啬字，而以鄙为都鄙字。考古金文都鄙字亦不从邑，从邑者后所增也。”“啚”、“鄙”为古今字。《汉语大词典》“都鄙”条义项二：“京城和边邑。”未收“都啚”。“都啚”、“都鄙”为异形词。

【匡当】【筐当】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四《居处》“匡当”条：“《说文》‘槶’字注云：筐当也。‘当’字注云：今俗有匡当之言。二字不同。应以无‘竹’为正。《玉篇》又有‘’字，训云门，其实亦只应书‘匡’。”[2]549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匡当”条：“《说文》‘槶’字注：筐当也。筐从竹。唯徐锴系传云：今俗犹有匡当之言。引当字注者误。”[2]885

按，《直语补正》纠正《通俗编》引文出处之误：“今俗有匡当之言”是徐锴系传之语，非许慎语，“引当字注者误”。按《说文·木部》“槶，筐当也。”徐锴系传：“今俗犹有匡当之言。”段玉裁注：“匡当，今俗有此语，谓物之腔子也。”即边框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文字孳乳之一斑》：“匡当有界域，与国有界域同。”另外，“匡当”一词中的“匡”，《通俗编》以为“应以无竹为正”。其实，“匡”是“筐”的古字，《诗·小雅·楚茨》：“既齐既稷，既匡既勑。”郑玄笺：“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陆德明释文：“筐，本亦作匡。”《说文·匚部》：“匡，饭器，筥也……匡或从竹。”章炳麟《新方言·释器》：“槶，筐当也。古悔切。字亦作簂。《释名》：‘簂，恢也。恢廓覆发上也。’今浙江称作帽木楥为头簂。”所以二者是因“匡”“筐”古今字的关系而形成的异形词。

【撁夫】【縴夫】【牽夫】“撁夫”一词，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列人物类，无释义[1]66。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撁夫”。《世事通考》将其与“驾长”等词放在一起，据其词目编排方式（语义相类者排在一起）当是指“縴夫”。《汉语大词典》“縴夫”条：“用纤绳拉船或车前进的人。”首例为明吴嘉纪《挽船行》：“老姑起把船，新妇为縴夫。”从“縴夫”二字字形出现的时代来说，始见于明没错，然从词的角度来说，举明代例则过晚。因为唐代已有“牽夫”这一用法。唐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汴州境内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穷人奔走，毙踣不少。某数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县，见县令李式，年甚少，有吏才，条疏牽夫，甚有道理。”此文前面说“牽船夫”，后面说“牽夫”，可证其同。宋邓深《即事六绝》之一：“卧橹无声百丈斜，牽夫匍匐入芦花。”宋许纶《次韵徳久舟行阻风》：“昨日颠风鸟雀喧，牽夫寸步不能前。”宋杨万里《舟过兰溪》：“船底石声知浅水，沙头笠影倦牽夫。”《汉语大词典》未收“牽夫”。又，“撁夫”用例最早见于宋代。例如宋袁说友有诗题名为《江舟撁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动家山之想，赋吴歌行》。又，宋卫宗武《归舟》：“回艇临塘路，撁夫欣路平。”“撁夫”即“縴夫”、“牽夫”。因为“牽”的本义就是牵引。《说文？牛部》：“牽，引前也。”《广雅？释言》：“牽，挽也。”《正字通？牛部》：“牽，别作撁。”《正字通？糸部》：“縴，挽船索也。”“縴”、“ 撁”当是“牽”的后起区别字，因之“牽夫”、“縴夫”、“撁夫”成为异形词。

二、因异体字而形成异形词

所谓异体字，指音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汉字。从音义相同的广义角度来说，也包括俗字在内。例如：

【子壻】【子婿】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子壻”条：“《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鞴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壻礼。”[2]896

按，“壻”、“婿”二字为异体。《说文》：“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读与细同。婿，壻或从女。”《汉语大词典》“子壻”条：“亦作‘子婿’。”释义：“女儿的丈夫，女婿。”举三例，除《直语补证》已举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外，还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妇人之性，率宠子壻而虐儿妇。”唐柳宗元《祭杨凭詹事文》：“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其中《史记》、《颜氏家训》作“子壻”，柳宗元文作“子婿”。

【发攂】【发擂】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擂鼓”条：“谯楼启明定昏，或祭祀，槌鼓三通，俗呼发攂。唐岑参《凯歌》‘鸣笳攂鼓拥回军’是也。攂，俗作擂，古作雷。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去声，见队韵。”[1]36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六“攂鼓”条：“《宋史·礼志》：打球，‘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攂鼓。’杨升庵《丹铅录》引岑参《凯歌》：‘鸣笳攂鼓拥回车’，以为近制。启明定昏鼓三通曰‘攂鼓’，当用此字，今本作‘疊鼓’，非。”[1]242-243

按，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十一“攂鼓”条：“岑参《凯歌》：鸣笳攂鼔拥回军。今本攂作疊，非。近制：启明定昏，鼔三通，曰发攂。当用此字。俗作‘擂’，非。‘攂’亦俗字。然差善于‘擂’。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转作去声用。”“发攂”还有分用的，如同现代汉语口语中的“洗澡”两个语素分用一样：《汉语大字典》引《水浒全传》第十二回：“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攂来。”《汉语大词典》“发擂”条义项一：“指起更打鼓。也指启明定昏。”举三例：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张阴捕惊醒，坐在床铺上，听更鼓，恰好发擂。”清袁枚《随园随笔·六更》：“宋大内五更已絶，则梆鼓遍作，号曰虾蟆更，亦号六更。其时禁门开，而百官集，如外方之攒点，今之发擂是也。”其中《警世通言》例中的“发擂”《汉语大词典》误排为“打擂”，今正。《汉语大词典》“发擂”条义项一首举元代例，按宋代已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余里，至晚发擂，声震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来或未之闻。”下文：“十一日早，敌营发擂，声如昨日。”又下文：“金人自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甚，皆思北归，抽摘人马过河，至晚不辍。然不复发擂，只击锣数声而已。”宋李纲《梁溪集》卷九十二：“至二十三日夜昏黄，到光州西城厢，听得城上发擂打更。”其它元明例证不烦一一列举。由宋代用例、《汉语大词典》所引元曲、清代袁枚“今之发擂是也”等可知“发擂”一词自宋至清，均为俗语词。按，“擂”、“攂”为异体字。《玉篇·手部》：“攂，攂鼓也。”《正字通·手部》：“攂，擂本字。”《俚言解》以为“攂，俗作擂”是对的，《丹铅总录》“……发攂。当用此字。俗作擂，非”则是鄙薄俗字的观点。“发擂”与“发攂”为异形词。

【笊籬】【】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三“笊籬”条：“汤中取物竹器曰笊籬，见《指月录》：唐庞蕴居士访大同济师，师提起笊籬曰：‘庞公！’庞云：‘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亦作。杨诚斋诗：亲捞微带生。（苏鹗《杜阳杂编》：同昌公主出降，镂金为笊籬。）”[1]203

按，据《土风录》记录的异体字，“”字书未见；“”，据《中华字海》，仅见于“接”一词，这是古时的一种头巾，见《晋书·山简传》。“”之“”与“接”之“”仅是字形偶合而已。“笊籬”是用竹篾、柳条或金属丝编织的漏勺，因其作用与网类似，故字又从“网”。“笊籬”亦作“”，这是异体字（也是俗字）所构成的异形词。

三、因正俗字而形成异形词

俗字是“區别於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 [3]1，相沿既久，往往也能取得“正字”的地位。文字的正俗之别是異形詞的一個來源。例如：

【攢帐】【攅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攢帐”条：“《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毎年造僧帐两本，一本奏闻，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后，勒诸县取索管解寺院僧尼数目申州，州司攅帐。”[2]887-888

按，《汉语大词典》“攢帐”条：“亦作‘攅帐’。结帐，清算帐目。”举《金瓶梅词话》二例：第六十回：“那日新开张，伙计攢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又第七十五回：“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厮来攅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 ，教他管去。”由《直语补证》所举《旧五代史》例，知其书证过晚。在《金瓶梅词话》之前的用例还有：宋洪适《盘州文集》附宋许及之《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行状》：“公曰：汉法：令长吏守丞岁终上计，大略似今攢帐耳。”又作“攅帐”，盖“攅”为“攒”之俗字。《字汇·手部》：“攅，俗攒字。”《汉语大词典》所举《金瓶梅词话》两例即异形词并存。又如：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八十《晓谕亭户安业》：“亭户作过者，只今帖息；逃走者，只今归还。本司见行攅帐，选官前来散还本钱，各各仍前着业。”

【棒椎】【棒槌】清梁同书《直语补证》“棒椎”条：“‘椎’字注。”[2]912

按，“‘椎’字注”指承上一条释语所引《广韵》。《广韵》：“椎，椎钝不曲挠也。亦棒椎也。又椎髻。”“椎”，《说文·木部》：“椎，击也。”段注：“所以击也。”“椎”有名动两种用法，其名词义后作“槌”。“槌”本指放置蚕箔的木柱。《说文·木部》：“槌，关东谓之槌，关西谓之？。”但后来又成为“椎”的通用俗字。《集韵·脂韵》：“椎，通作槌。”《希麟音义》卷四“槌胷”条：“槌，俗字也，正作椎。”“棒椎”一词指木棒，《汉语大词典》未收，但收有其异形词“棒槌”，义项一：“捶打用的木棒。”首例举《金瓶梅词话》第三八回：“便取棒槌在手，赶着打出来。”按此用例过晚。《太平广记》卷二五八“高敖曹”条引《启颜录》：“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元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予谓双陆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白小棒槌，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依点数行，因有客主相击之法。”另外，“棒椎”的用法也在《直语补证》所引《广韵》释语之前出现了：《龙龛手鉴》卷四：“椎，直追反，棒椎也”。又，《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椎，《汉[书]·张良传》：为铁椎百二十斤。又击也，捣也。亦作捶。又椎钝不曲挠。又棒椎。又椎髻。亦作魋。”“棒椎”与“棒槌”，是俗字造成的异形词。

【颡子】【嗓子】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颡子”条：“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见《梦溪笔谈》‘叫子’一条。”[2]908

按，《梦溪笔谈》卷十三：“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子’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则知此处“颡子”即“颡叫子”、“叫子”，即置于喉中吹之能模仿人声的一种哨子。《直语补证》“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是嗓音之义，与《梦溪笔谈》所记并不一致。不过，由《直语补证》的释义“今人谓喉中出声曰颡子”可知“颡子”也有“嗓音”义，其所引《梦溪笔谈》“颡子”义也与“嗓音”有关而不是“喉咙”义。《汉语大词典》“颡子”条释义：“嗓子；喉咙。”释义与书证均无“嗓音”义，据《直语补证》可补“嗓音”义。

又按，“颡”本指额头，《说文·页部》：“颡，頟也。”引申指头，《太玄·傒》：“天扑颡。”范望注：“颡，头也。”喉咙为人头与躯干相连接之处，故“颡”又引申指喉咙。隋巢元方《诸病源侯论·鼻病诸侯》：“颃颡之间，通于鼻道。”据《直语补证》，亦可引申指嗓音。“嗓”，宋代始见，乃是“颡”后起俗字，《集韵·荡韵》：“嗓，喉也。” 因字从“口”，尤多用以表“嗓音”义。明郭勋辑《雍熙乐府·一枝花·嘲妓丑》：“歌声时，嗓拗；舞旋时，腰驼。”《汉语大词典》收有“嗓子”条，列“喉咙”、“嗓音”两个义项。“颡”、“嗓”正俗字，故“颡子”与“嗓子”为异形词。

四、因通假字而形成异形词

通假字就是用读音相同相近的字替代本字。一般来说，通假字是可以考知其本字的。

【装潢】【装璜】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染纸谓之装潢。（《释名》：潢，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高澹人曰：装潢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案潢有上去二音。）”[1]2474又，清伊秉绶《谈征·事部》：“《魏古录》：凡书画装潢之佳，自范晔始。杨升庵曰：《唐六典》有装潢匠，注：音光，上声，谓装成而以蜡潢纸也。今制笺犹有装潢之说，作平声读非。唐秘书省装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1]1280

按，《汉语大词典》“装潢”条义项一：“古时装裱书画用黄蘖汁染的纸，即潢纸，故称。”“一说，潢，犹池。言书画周边装饰绫锦，则缘内如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明方以智《通雅·器用》：‘潢，犹池也，外加缘则内为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即“表背”也。’”此处方以智的时代《汉语大词典》误作“清”，今正。《说文·水部》：“潢，积水池。”后引申指装潢。《玉篇·水部》：“潢，染潢也。”《广韵·宕韵》：“潢，《释名》曰‘染书也。’”《齐民要术》有“染潢及治书法”。《说文·玉部》：“璜，半璧也。”“潢”为本字，“璜”为通假用法。由此“装潢”与“装璜”成为异形词。

【滑澾】【滑汰】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滑澾”条：“行路欲顛仆曰打滑澾，见皮日休《吴中苦雨》诗：‘藓地滑澾足’。亦可作滑汰，东坡《秧马歌》：‘耸踊滑汰如凫鹥’。（《说文》：‘汰，滑也。’《广韵》‘澾’注：‘泥滑’。又‘跶’注：‘足跌’。）”[1]286

按，《玉篇·水部》：“澾，滑也。”《广韵·曷韵》：“澾，泥滑。”“汰”则为清洗义。《说文·水部》：“汏，淅？也。”王筠句读：“汰者，汏之讹。”《土风录》所引不确。《广雅·释诂二》：“汏（汰），洒也。”因此，“滑汰”之“汰”表“滑”义是通假用法，“滑汰”是因通假字而成为“滑澾”的异形词。

【温暾】【温燉】【鹘忒】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九“温暾”条：“物微暖曰温暾。案，《致虚阁杂俎》云：‘今人以性不爽利者曰温暾汤，言不冷不热也。’龚氏《芥隐笔记》谓温暾等字皆乐天语。案，元微之诗：‘宁爱寒切烈，不爱旸温暾。’王建《宫词》：‘新晴草色暖温暾’。不独乐天也。（乐天诗：‘池水暖温暾’。或以为韩文公诗。又《火炉诗》云：‘温燉冻肌活。’此‘温燉’为‘火炽’。与‘暾’异。）俗又转其音曰‘鹘忒’。”[1]279

按，“温暾”指“物微暖”，白居易《别毡帐火炉》诗“婉软蛰鳞苏，温燉冻肌活”中之“温燉”亦“微暖”之义，并非如《土风录》所说的“火炽”义。“燉”本指火光，但在《广韵》中有他昆切读音，通“暾”。白诗“温燉”因通假字而与“温暾”形成异形词关系。“俗又转其音曰‘鹘忒’”，则“鹘忒”为其音转异形词。

五、因古今音变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有古今之别，某一个词到后代因语音有所变化而被写成另一个形式，就形成了异形词。

【蟅蟒】【虴蛨】【虴蜢】【蚱蜢】/【螞蚱】【麻劄】【馬劄】【蛨蚱】清梁同书《直语补证》“麻劄”条：“扬子《方言》蟅蟒即蝗。注：‘蟅音近诈，亦呼虴蛨。’今北方人呼螞蚱，或麻劄，即此二字。颠倒声转之异。《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随俗写耳。”[2]903

按，《汉语大词典》未收“麻劄”。《汉语方言大词典》“麻劄”条：“又作‘麻蚱’。”“麻蚱”条：“〈名〉蚱蜢；蝗虫。西南官话。……也作‘麻劄’”，后举《直语补证》例。按，由《直语补证》“今北方人呼作螞蚱，或麻劄”及其所引《元史》“京师童谣曰：白雁向南飞，馬劄望北跳”，知《汉语方言大词典》仅列为“西南官话”有所不妥，亦当为北方方言。

又按，《方言》卷十一：“蟒……南楚之外谓之蟅蟒，或谓之蟒……。”《说文·虫部》段注：“蟅蟒，即今北人所谓蛨蚱，江南人谓之蝗虫。蟅蟒、虴蜢，一语之转。”王夫之《诗经稗疏·幽风》“斯螽、莎鸡、蟋蟀”：“斯螽，毛传曰：‘蚣蝑也。’……《方言》及《广雅》谓之舂黍。郭璞曰：‘江东呼虴（蚱）蛨（蜢）。’今按，虴蛨似螳蜋，项稍短而无斧，六七月间好入人葛衣中，闽粤人生啖之。”章炳麟《新方言·释动物》：“《说文》：‘蝗，螽也。’今通言谓之蝗，或谓之蛨虴，或谓之虴蜢。《方言》作蟅蟒。”由此，知“蟅蟒”、“虴蛨”、“虴蜢”、“蚱蜢”是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螞蚱”、“麻劄”、“馬劄”、“蛨蚱”是另一组古今方言音转异形词。两组异形词又是“颠倒声转之异”

【胡咙】【喉咙】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胡咙”条：“喉咙曰胡咙。按，《后汉[书]·五行志》童谣云：‘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胡，颔下肉也。又去声。《金日磾传》“捽胡”，晋灼音“护颈”也。（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则‘喉咙’亦可读‘胡咙’。‘尤’、‘虞’二韵古通也。）”[1]255又，清梁同书《直语补证》“胡咙”条：“《后汉[书]·五行志》：‘请为诸君鼓咙胡。’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2]903

按，《汉语大词典》“胡咙”条：“喉咙。清顾炎武《日知录·胡咙》：‘古人读侯为胡。《息夫躬传》师古曰：“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参以《土风录》所引“杨升庵《古音馀》‘喉’载‘虞’韵，音‘胡’”，知《直语补证》所谓“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确实是保存了古音。“胡咙”是较早的词形，“喉咙”晚出，但“胡咙”一直保存在某些方言中。《直语补证》说“今里语以喉咙为胡咙，古也”，《日知录》说“今人言胡咙”，所谓“今人言”，似均指其方言。二人均为吴方言区人（梁同书为浙江钱塘人，顾炎武为江苏昆山人）。但据《汉语方言大词典》，“胡咙”一词指“嗓子，喉咙”，见于中原官话、晋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闽语，则“胡咙”一词基本上是通用词了。所以“胡咙”、“喉咙”主要还是因古今音变所产生的异形词。

【登时】【当时】【顿时】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一“登时”条：“登时犹言实时、当时也。当读去声。《唐书》田弘正笑刘悟曰：‘闻除改，登即行矣。’胡三省《通鉴》注：‘登即行，言登时行也。’《律条》：‘凡夜无故入人家，主家登时杀死，勿论。’按韵书‘登’注‘升也，进也，又成也，熟也。’无实时、当时之义。‘登时’盖方言耳。”[1]7-8

按，《资治通鉴·宋纪十六》“帝登帅卫士”胡三省注：“登，登时也。登时，犹言实时也。”《助字辨略》卷二“《吴志·锺离牧传》注‘牧遣使慰譬，登即首服’”刘淇按：“登，即登时，省文也。”按，“登时”即“当时”，也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顿时”[4]86-87。“登时”表此义的较早例子：《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晋葛洪《抱朴子·释滞》：“又中恶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时差也。”“当时”表登时、顿时义《汉语大词典》首引《海内十洲记》，此书旧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当在六朝时，则基本上与“当时”同时。“顿时”則清代才出現。因此，“登时”、“当时”、“顿时”是一组因古今音变而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音转异形词。

六、因方言音转而形成异形词

汉语语音不但有古今之别，同一时代也有方言音转情况（有时也包括讹转）。古今音变与方言音变往往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

【呆木大】【呆木头】【呆木徒】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呆木大”条：“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驮去声。《辍耕录》‘院本名目’有此。”[2]886

按，《辍耕录》卷二十五确记有“呆木大”，但与今义是否完全相同还需考证。因“木大”为宋代戏曲角色名，推测这一角色名所指角色可能为“不慧者”。台湾《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呆木大”条义项一：“愚蠢的人。直语补证·呆木大：‘俗谓不慧者为呆木大。’亦称为‘呆木’。”《汉语大词典》未收该词。《汉语方言大词典》亦未收该词，但收“呆木头”，所录义项有二，其一：“〈形〉不机灵；不聪明。吴语。江苏江阴。浙江绍兴。”其二：“〈名〉比喻发呆不动或反应迟钝的人。吴语。上海[E23-22 mo12-55 d23-21]。《歇浦潮》第三十回：‘他们都和～一般，焉能解得你的寂寞。’浙江绍兴。鲁迅《故事新编·出关》：‘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明清吴语词典》“呆木徒”：“又作‘呆木大’”，据“光绪镇海县志39卷”转引《直语补证》。三词可视为同一方言内部的音转异形词。

【望子】【幌子】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望子”条：“望子，酒家悬帜也。古谓酒帜为帘。帘音廉。《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髙而酒不售。’《容斋续笔》有‘酒肆旗望’之文。今人呼酒旗为望子。”[1]35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望子”条：“《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按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2]584

按，明杨慎《丹铅馀录》卷八“酒帘”条：“《韩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悬帜甚髙。’帜谓之帘，帘谓之酒旗。《唐韵》‘帘’字注当云‘酒家悬帜’，岂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俚言解》似袭之而来。所谓“望子”，即高悬以望的标识。《唐韵》云“酒家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则“幌子”是“望子”的方言音转异形词。

【席】【冲席】【撞席】【闯席】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席”条：“音铳，《字学集要》：饮酒不请自来曰席。俗作冲席。”[1]30又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七“撞席”条：“朱国祯《涌幢小品》载：士子有用中论中式者，后相竞用之。时为语曰：‘主司好请客，徐干偶撞席。只好这一遭，后会难再得。’（时以言不对题者，为请客文章）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盖言突如其来也。”[1]252

按，诸词皆表“饮酒不请自来”或酒席“不邀自至”。《汉语大字典》据《广韵》“”徂送切，音zòng，又“敠”字下“敠”注：“不请自来。《广韵·末韵》：‘敠，敠，食不唤自来。’《类篇·攴部》：‘敠，敠，不迎自来也。’”作“席”，则明代始见（《字学集要》为明代字书）。《汉语大词典》未收“席”、“冲席”，亦未收《汉语大字典》已录、见于《广韵》、《类篇》中的“敠”。但收有“撞席”、“闯席”。前者释义：“未受邀请而赴宴。”举三例，首例是元王子一《误入桃源》第三折：“你把柴门紧紧的闭上，倘有撞席的人，休放他进来。”后者举一例：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嵩（严嵩）子世蕃鸷纵，邀公（杨允绳）饮，有二客皆朝绅，不速而至。世蕃令两童子持朱墨笔点其面，为闯席者戒。”又，“”见于《广韵》，出现时间最早。字形从聚从攴，会意，义当是冲散他人聚会，似当是为表示“饮酒不请自来”这一意义而造的专用字。《俚言解》说“音铳”，与《广韵》所记反切不相同，当是方言音转。又，《俚言解》“俗作冲席”，则“”、“冲”方言音同。《土风录》“俗谓不邀自至者曰撞席。‘撞’转作‘闯’”，则“冲席”、“撞席”、“闯席”乃是因方言音转而形成的异形词。

七、因听音为字而形成异形词

听音为字“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误听误记，二是相近之字，三是变生涩为熟悉、变抽象为形象具体。” [5]667“听音为字”有时包括方言音转；有时相当于通假字，但通假字一般有本字，而“听音为字”则不一定能找“本字”。例如：

【薄相】【孛相】【白相】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五“嬉游曰白相”条：“《姑苏志·方言》‘薄相’注云：嬉劣无益儿童作戏。薄音如？。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南郭《州志》（引者按，即张采《太仓州志》。采号南郭）云白音鼻，非是。（鼻音避作入声者，土音之讹。）”[1]347清翟灏《通俗编》卷十二“孛相”条：“《吴江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按，皆无可证，惟东坡诗有‘天公戏人亦薄相’句。”[2]265清钱大昕《恒言录》卷二“薄相”条：“东坡《泛颍》诗：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6]46清陈鳣《恒言广证》卷二“薄相”条：“鳣按：《吴江县志》：俗谓嬉游曰孛相，《太仓志》作白相，《嘉定志》作薄相。”[6]39

按，诸俗语辞书将“孛相”、“白相”、“薄相”三个不同的写法联系在一起（其中《恒言广证》晚出，当袭自《通俗编》），指“嬉游”。欲索其理据，则如《通俗编》所说：“皆无可证”，因此这三写不种的写法实为听音为字而形成的异形词。实际上，由于方言原因，实际还不止这三种词形。《土风录》“今吾俗呼薄作白，又作别，音之转也”，则还有作“别相”者。

【一刀两段】【一刀两断】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一刀两断”条：“《朱子语录》：克己者，是从根源上一刀两断，便斩絶了。又云：圣人发愤便忘食，乐便忘忧，直是一刀两断，千了百了。”[2]574清梁同书《直语补证》“一刀两段”条：“见《五灯会元》。”[2]902

按，《直语补证》未举出具体例子，以之为线索，可以发现《五灯会元》中用例颇多，如卷十二《龙潭智圆禅师》：“阳来日送出三门，乃问：‘汝介山逢尉迟时如何？’师曰：‘一刀两段。’”《通俗编》所列词目是“一刀两断”，《直语补证》则是“一刀两段”，二者在“坚决断絶关系”义上是一对异形词。

【一寣】【一唿】【一】【一寤】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一寣（音忽）”条：“睡一觉曰一寣，音作忽，见《广韵·十一没》‘寣’注：‘呼骨切，睡一觉也。’（毛初晴《韵学要指》云：越人语暂睡而觉曰寣。《礼部韵》无有。）”[1]286又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六《杂字》“寣”条：“音忽。《说文》：卧惊也。《博雅》《广韵》皆云觉也。俗以卧一觉为一寣。《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一寣，起来天地还依旧。”[2]794

按，《汉语方言大词典》“一唿”条：“〈数量〉一觉。吴语。江苏苏州。陆阿妹《五姑娘》：‘当仔伊～要困到大天亮。’”又“一”条：“〈名〉（睡）一觉。吴语。江苏苏州。《海上花列传》第十八回：‘～困下去，困到仔天亮。’”又“一寤”条：“〈名〉（睡）一觉。吴语。清钱大昕《恒言录》：‘吴中方言，睡一觉谓之～。’也作‘一寣’：吴语。上海[iI55-33 hu55-44]。胡祖德《沪谚》：‘卧觉曰～。寤音忽。’浙江金华。1915年《金华县志》：‘邑以一觉为～。《五灯会元·酒仙遇贤偈》曰：“长伸两脚眠～。”’”表示同样意义的词分别记录为不同词形。按，“寤”，《说文·部》：“寐觉而有信曰寤。”段注校改为“寐觉而有言曰寤”。《小尔雅·广言》：“寤，觉也。”“寣”，《说文·部》：“寣，卧惊也。一曰小儿号寣寣。一曰河内相也。”《广雅·释诂四》：“寣，觉也。”故“一寤”、“一寣”各有其理据。“唿”，《玉篇·口部》：“唿，忧也。”故“一唿”是听音为字。“”则为记录方言的新造字。《汉语大字典》引刘半农《车车夜水也风凉》自注：“，睡之单位名，自入睡以至于醒，每一次曰一。时间长曰大，时间短曰小。”“一”是用方言字记录的词形，也是听音为字。

因语音原因而形成异形词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还包括连绵词和音译外来词。连绵词是两个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的汉字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往往字无定体；音译外来词是用汉字来记录外来语言中的词的读音，也可能用到不同的汉字。所以二者实际上都是听音为字的结果。明清俗语辞书中也有一些相关例子，因这两种情况较为明显，不赘述。

近代汉语异形词主要就是由于以上原因而形成的。异形词存在于不同的文献中，其中比较有特点的现象是版本异文中有较多

的异形词。近代汉语异形词研究有助于词语释义、辞书编纂，对汉语词汇史研究、词汇的系统性研究都将有重要作用。因非本文主题，将另文讨论。参考文献：

[1]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翟灏，梁同书.通俗编（附直语补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曾良.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5]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近代汉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近代汉语 “遭遇”等 训释

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外，近代汉语也值得注意。本文训释了《近代汉语读本》中三个词语：遭遇、处分、水性。期待能为读者了解近代汉语词义略尽绵薄之力。

一、遭遇

动词，“跟随、侍奉（显贵）”义。

《警世通言》第七卷：“郡王即时写表进上御前，龙颜大喜，崔宁就本府增添请给，遭遇郡王。”

“遭遇”，在《汉语大词典》中有四个义项：1.犹遇到;2.犹际遇;3.泛指人生经历;4.指遇到的不幸的事情。通过考察上下文，《警世通言》中的“遭遇”释为此四义项，均不通，刘坚释为“跟随、侍奉显贵”。下文试对这一义项作简要分析。

上古汉语“遭”“遇”都有“遇到”“碰到”义，动词。《说文・u部》：“遭、遇，逢也。” 《易・暌》：“遇主于巷。”崔注：“遇者，不期而会。”《礼记・曲礼》：“遭先生于道。”疏：“逢也。”东汉时，“遭遇”发展为同义联合复音词，义为“碰上”“遇到”。该词见于《汉书・礼乐志》：“幸得遭遇其时。”

“遭遇”在古汉语中作“遇到”义时，其对象无好坏之分，无具体抽象之别。如：

（1）古者赏有功，J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2）桓谭谓严尤曰：“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若遭遇时君，更阅贤智，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论衡》）

（3）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师破贼关东。（《全三国文》）

（4）哀吾生之无乐兮，遭遇谗佞，失官爵也。（《楚辞》）

（5）凶人遭遇凶恶于道，亦如之。（《论衡》）

（6）乃至昔时，有国王女，遭遇疾患，太史占之，须诣冢间，为其解除。（《杂宝藏经》）

“遭遇”的对象既可为褒义词，以上（1）-（3）例即是，也可为贬义词，以上（4）-（6）例即是;其对象可为具体的事物，以上（1）-（3）例即是，也可为抽象的事物，以上（4）-（6）例即是。

后“遭遇”词义范围缩小，表“遇到好的事情”，即“际遇”义。如：唐・常建 《太公哀晚遇》诗：“古来荣华人，遭遇谁知之。” 再由“际遇”义具体引申，表 “升官”义。该词义的宾语常常为圣明，因为遇到圣明显贵，有升官发达的结果。如《汉书・丙吉传》：“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颜师古注：“遭遇，谓升大位也。”另举例如下：

隋唐时期：

（7）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定命录》）

（8）及臣遭遇，曲沾恩诱。渐渍玄猷，朝夕谘训。（《法书要录》）

宋辽金：

（9）夤缘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时有张衮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碧鸡漫志》）

（10）他日陈公遭遇，出镇成都，京国乱离，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锦江。（《北梦琐言》）

（11）道君朝，起寒族，与子寓遭遇，皆致位通显。建炎闲还乡，属李承乱，全家被害。（《泊宅编》）

（12）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挥尘录》）

明：

（13）晚年遭遇为阁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实有赖于狱中之功。（《天顺日录》）

其中，该词义大多不带宾语，多与官名同时出现在文例中，如“谏议大夫”“防御使”“阁老大儒”。

古时，“升官”多与“显贵”联系紧密。因果互推，则由“升官”义进一步引申为“侍奉”义。举例如下：

（14）翔自释褐东下，遭遇霸王，怀抱深沉，有经济之略，起中和岁，至鼎革大运。（《旧五代史》）

（15）禹纯厚长者，遭遇汉祖，及苏逢吉夷灭，禹恬然无咎，时人以为积善之报也。（《旧五代史》）

（16）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书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与欧阳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时。”（《挥尘录》）

（17）遭遇先朝，荐更烦使。（《栾城集》）

（18）然念臣顷自遭遇，曾未数年，致位近侍，其间因缘职事，催督官吏，修定旧条，在于微臣绝无分毫之效，若皆一一侥幸恩赏，实愧心颜。（《栾城集》）

（19）信自言遭遇两朝，恩宠隆厚，叙谢感慨，涕泗横集。上加慰勉，锡赉有差。（《宋史》）

以上例句中，该词义在宋代使用频率极高。它既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带宾语时，宾语多为“显贵”，如霸王、汉祖、神宗、太宗、陛下等。

清之后，“升官”“侍奉”义消失。如今，“遭遇”表“碰上、遇到不好的事”，“遇到的事情（多指不幸福的）”义，成为 “遭遇”的常用义，详见《现代汉语词典》。

二、处分

动词，“吩咐”“命令”义。

《六祖坛经・惠能从弘忍受衣法》：“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

通过考察上下文，此处应释为“吩咐”“命令”义。下文试对此义项作简要分析。

“处分”一词最早见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处分适兄意，那得吾自专”，表“处理”“处置”义。又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时陶侃虽为盟主，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峤，及贼灭，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

“分”，甲骨文写作“”。为会意字。从八，从刀。“八”就是分，从“刀”，是以刀剖物，使之分开的意思。本义为：一分为二。后“分”加“口”，即“吩”，与“咐”构成双声联绵词。表“命令”“叮嘱”义。

据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和北大语料库检索系统来看，“吩咐”一词出现较晚，始见于元代《全元南戏》：“休得胡说，明日吩咐管家，安排酒席，权且冠带成亲。”可见，古汉语多用“处分”表“命令”“吩咐”义。例如：

魏晋南北朝：

（20）显祖又尝对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记，每有军机大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是异人。”（《北齐书》）

隋唐五代：

（21）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广异记》）

（22）谨具如前，伏听处分。（《韩愈集》）

（23）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河东记》）

（24）灵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处分悬奏捷书！据高丽奴此罪，合当斩，但缘新立大功，不欲处置。”（《旧唐书》）

（25）帝以军府事让季父，曰：“儿年幼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末能弹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且请制置军府，俟儿有立，听季父处分。”（《旧五代史》）

宋元：

（26）俄而罢宴，处分两辖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黄河，获其囊三四百笼，以舟行没溺闻奏。（《北梦锁言》）

（27）到这里须是大用现前，针扎不入，不听他人处分。（《碧岩录》）

（28）右下逐处，各可照验，应宋之旧臣，或作藩镇，并事新君，军国之务，事无大小，一切听其处分。（《大金吊伐录》）

（29）看小生面则骂。当骂呵。则处分几句。（《关汉卿戏曲集》）

（30）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挥尘录》）

从明代开始，“处分”表“吩咐”“命令”义已消失。“处分”表“处理”义，使用频率极高。如：

（31）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缺，宜留以防西藩。”（《藏书》）

（32）上忧其不逊，问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处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 （《藏书》）

表“处罚”义，如：

（33）原举各官，已处分者，免议;其余著详察荐语，分别罚处。（《痛史本崇祯长编》）

（34）辛家见大守处分，不敢生词说，叩头而出。（《初刻拍案惊奇》）

如今，“处分”作为常用词，使用频率很高。表“处置”“处罚”义，详见《现代汉语词典》，而“吩咐”“命令”义，则由后起词“吩咐”代替表示。

三、水性

名词，比喻“无主见”“轻信别人”之意。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婆婆休得耍水性，做大不尊小不敬。”

通过考察上下文，此处应释为“无主见”“轻信别人”义。下文试对此义项作简要分析。

“水性”，偏正结构，初始义指“水的特性”。如《后汉书・卷三十上・苏竟传》：“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仓素知水性，又在荆州住了数年，愈加惯熟。”

水有随势而流的特性。 “水性”比喻引申，表“性情柔软”“无主见”义。例：

（35）可怜我差迟了这夫妇情，错配了这姻缘簿，都则为俺那水性的儿夫。（《全元杂剧・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

（36）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愚迷肉眼，不识妖精。（《西游记・第三十回》）

（37）“所以妇人不可使他引入邪道，他水性易流，比不得男子，有些血性。”（《金屋梦・第四十回》）

“水性”词义程度加深，表“易变”义。由中性变成贬义。如：

（38）陈氏甚是美貌，却是个水性妇人，因见其夫敦重，甚不相乐。（《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七卷》）

（39）正是烈女怕闲夫，妇人家水性，能有几个真烈的？不久被刘鸿儒弄上手了。（《杌闲评》）

明清时期，常用“”，表“性情浮荡，如水一样随势而流，比喻妇女爱情不专一”。《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十卷》“仙英淫奔之妇，、飘荡无比。”

现代汉语，“水性”表“游泳的技能”义;常与“杨花”连用，表“比喻女子用情不专，轻薄”。而“易变”“无主见”“轻信别人”义已消失不用。

参考文献：

[1]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修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刷馆，2012.

[5]罗竹风.汉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近代汉语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古汉语；汉语语法；固定组合；语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136－05

收稿日期：2011－06－12

作者简介：刘百顺，男，陕西西安市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固定格式“自……外”、“自……之外”、“自……以外”、“自……而外”

“自……外”、“自……之外”、“自……以外”、“自……而外”是古汉语的四个固定格式，前一个由介词“自”和方位词“外”构成，后三个在方位词“外”前面多了个连词“之”、“以”或“而”。它们的用法互有异同。“自……外”最初是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意思是“从……外面”。介词“自”后可以出现宾语，也可以不出现宾语。如：

(1)杜蒉自外来。(《礼记·檀弓下》)

(2)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左传·庄

公三十二年》)这种用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汉语研究室编撰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已作解释。

“自……外”还表示最后一个年龄段，意思是“从某一年龄往后”。“自”后出现宾语。如：

(3)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南史·梁本纪中·武帝纪》)

“自……之外”最初是表示空间距离，意思是“从某一地点往外”。“自”后出现宾语。如：

(4)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时则训》)“自……之外”还当“在……外面”讲。如：

(5)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内。(《礼记·曲礼下》“于外曰‘公’”郑玄注)“自……以外”也表示空间距离。如：

(6)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疆，有分限者九。(《周礼·夏官·大司马》“又其外方五百里日蕃畿”郑玄注)“自……以外”也表示最后一个年龄段。如：

(7)二十二载，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赐也。(《南史·李元履传》)

“自……而外”也表示空间距离，实际用例较晚。如：

(8)平江府自城而外，无不被害。(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239宋汪躁上奏)

四个固定格式的上述这些用法都很容易理解，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下面这种用法。

大约从晋朝开始，“自……外”、“自……之外”、“自……以外”、“自……而外”共同产生了一种新的用法，即表示不计算在内，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除……外”。这种用法介词“自”后都出现宾语，运用相当广泛，从晋朝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例以百数。为避烦琐，下面酌引数例：

(9)谓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旧贯。(《晋书·殷仲堪传》，收入《全晋文》卷129)

(10)尝白高祖日：“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宋书·刘穆之传》)

(11)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北齐书·广宁王孝珩传》)

(12)狱吏议夷张敖三族，自公主而外，皆当从坐。(《汉宫春色》)(旧题东晋时人撰，恐不可靠)

(13)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唐韩愈《答侯继书》)

(14)三月丙戌朔，诏河东管内，自前税外，杂色征配一切除放。(《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上》)

(15)自贡献之外，毫不敢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33回)

(16)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6编第1章)

这些固定格式虽然在汉语史上沿续了一千七八百年，但在不同语言形式的文献里使用频率相当悬殊。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词(《全宋词》)曲(《全元散曲》)等韵文由于字数、节律等因素，只有极个别用例，而散文中则用例较多。从语体上看，文言书面语出现频率较高，而口语程度较高的语言里运用较少。我们对尹小林《国学宝典》几类文献作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元杂剧113种没有一例，白话小说132部一共也就十多例，而《明史》一部就有60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50卷就有36例。但这种差别在不同时代的文献里表现不一样，《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字数最多的一部，却只有19例，是《明史》1／3。《朱子语类》是公认的口语程度较高的文献，字数不到《宋史》的四成，却有20例。这说明这些固定格式使用频率的高低，除了语体色彩外，还有语用习惯的原因。

“自……外”等表“除……外”是怎样产生的，下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自外”在晋朝以前有“从外面”、“在外”、“自视为外人；自行疏远”等意义，“自……外”在晋朝以前当“从……外面”讲，“自……之外”、“自……以外”在晋朝以前都当“从……往外”讲，“自……之外”还当“在……外面”讲。这些用法都不可能演变为表“除……外”。

在晋南北朝“自外”有当“此外、其他”讲的。吱口：

(17)日玩琴书，顾眄寡俦。饮河既足，自外皆休。(晋陶潜《扇上画赞·周阳圭》)

(18)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南朝宋谢灵运《山居赋》)

(19)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魏书·于阗国传》)

近代汉语范文第7篇

关键词：带；介词；语法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一、引言

最早关注“连”类虚词的是冯春田先生（1991），他列出了“连”类虚词产生“包括义”的历史时期。但是，没有解释“连”类虚词语法化的路径和演变机制。钟兆华（2002）系统地探讨了“连”类虚词介词产生的历史时期，因为这类词在历时演变中都产生过“包括义”，钟先生把它们称为“牵涉介词”。马贝加（2002）在《近代汉语介词研究》中根据语义分类，把这类词划分为“范围介词”的大类，“连带”介词的小类。马先生提出，“带”在南北朝时期就位于“N1+V1+N2+V2”格式的“V1”位置，且在发展中与“连带”介词“连，和”对举而用。在“V1”的位置确实为动词“带“语法化提供了句法条件，类推的作用也可能使“带”由动词向介词转化。但是马先生没有进一步分析。史金生 胡晓萍（2007）认为介词“带”只出现在宋代少量的文献中，“带”后又退回动词的用法，可能是使用频率低，且动词性过强，妨碍了它的继续语法化。但是史，胡也没有对“带”的语法化机制做出明确的深入的解释，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

二、动词“带”

“带”在先秦文献中多为名词，但是也有动词用法：

2a1. 仆者右带剑。（礼记 少仪）

2a2. 带麻于房中。（礼记 丧大礼）

2a3. 为带甲三万[一八]，以势攻，鸡鸣乃定。（国语卷第十九）

2a4. 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三]，被甲带剑，挺铍铎[四]，以与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举[五]。（同上）

2a5. 南带泾、渭[二]。（战国策卷五）

2a组表明动词“带”的原始意义多为“携带，连接”等义。

到了唐代，“带”所出现的句式复杂化，而且“带”后面的宾语语义抽象化，不再是具体的事物。

2b1. 在京诸司及诸道带职奏官，或非时佥替，考限未满，并却与本资官。（旧唐书卷一九上 本纪第一九上）

2b2. 当今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旧唐书卷一一 列传第五一）

2b3. 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旧唐书卷一二八 列传第七八）

2b组的“带”处于“NP1+V1+N2+VP2”结构的“V1”位置，但它的词义仍是原始义“携带”，即只要的事物携带次要的事物。“V1”的句法位置的出现，为其语法化提供了句法条件。

三.“连带”义动词的产生

3a1. 凡日月带蚀出没，各以定法通蚀分。（新唐书卷三上 志第二上）

3a1的“带”在句法层面上是位于“NP1+V1+N2+VP2”中“V1”的位置，语义上，“带”可以是“携带”也可以是“连带”，即“日月”是主要事物，“蚀”是“连类而及”的次要事物。与2b组的不同之处还在于，2b组的“VP2”是“主要事物N1”发出的，次要事物“N2”不具有“VP2”的性质，但是3a1的例子中，“VP2”是“主要事物N1，次要事物N2”共有的性质。即3a1的结构即可以分析为连动结构也可以分析为状中结构。“带”由“携带”义产生“连带”义也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认知原则。“携带”义的宾语不参与“VP2”的行为，但当其宾语为不可“携带“之物，且参与了“VP2”时，“带”就演变为了“连带”义。

四、由“动词”到“介词”的演变

钟兆华（2002）在阐述介词“带”产生的时期时举了宋代的例子。笔者认为介词“带”在唐代就已产生。在动词到介词演变的历时分析中，笔者拟用N1，N2语义演变的方法来界定介词“带”的产生。

根据N是施事与受事的关系，笔者拟分为两大类：

A. N都是施事

A1.主要事物N1在前，次要事物N2在后，且都在V2前面

即：N1+带+N2+V2

4a1. 夹岸朱阑柳映楼，绿波平幔带花流。（全唐词 徐铉 柳辞枝十二首）

4a2. 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全唐词 冯延巳 采桑子）

4a3. 孤屿含霜白，遥山带日红。（全唐诗卷一 重幸武功）

4a4.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同上 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

A12.带+N1+N2+V2

4b1. 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全唐诗卷一 辽城望月）

4b2. 带岫凝全碧，障霞隐半红。（全唐诗卷一 远山澄碧雾）

A13.N1省略 即：带+N2+VP2

4c1. 年光离岳色，带疾卧南原。（全唐诗卷七百十六 赠胡处士）

4c2. 经秋少见闲人说，带雨多闻野鹤鸣。（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四 赠王山人 唐求）

A2.动词“V2”在主要事物“N1”之前 即：带+N2+V2+N1

4d1. 带岫凝全碧，障霞隐半红。同上 远山澄碧雾 （带+N2+V2+N1）

4d2. 带星飞夏箭，映月上轩弧。（全唐诗卷四十五 奉和九月九日应制）

4d3. 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全唐诗卷六十 龙）

4d4. 流声集孔雀，带影出羊。（全唐诗卷六十五 咏井）

B. N都是受事

B1.主要事物N1，次要事物N2都在V2的前面 即N1+带+N2+V2

4e1. 花眼绽红斟酒看，药心抽绿带烟锄。（鉴诫录 卷八）

4e2.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鉴诫录 卷九）

4e3. 数首新词带恨成，柳丝牵我我伤情。（全唐词 薛能）

4e4. 锦色连花静，苔光带叶熏。（全唐诗卷七十八 赋得白云抱幽石 骆宾王 ）

B2.次要事物N2在V2的前面，主要事物N1在V2的后面

4f1. 趁风开静户，带叶卷残书。（全唐诗卷五百三 酬吴之问见赠 周贺）

4f2. 带火遗金斗，兼珠碎玉盘。（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九 拟沉下贤 李商隐）

4f3. 带文雕白玉，符理篆黄金。（全唐诗卷五百四十八 送西川梁常侍之新筑龙山城，并锡赉两州刺史及部落酋长等 薛逢）

B3.V2只对N2起作用

4g1. 卧稳添睡，行迟带酒酲。（全唐诗卷四百四十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 白居易）

4g2. 一色青松几万栽，异香薰路带花开。（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一 过象耳山二首 薛能）

4g3. 渡口和帆落，城边带角收。（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七 夕阳 陆龟蒙）

从以上8组（a―g）中，a―e组都有可能被理解为动词，f组有更接近介词，但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动词义。这说明，介词“带”来源于“连带”义动词。g组就演变为了真正的介词，g组中的“N1”不再具有“V2”的性质或者受“V2”支配，N1，N2也不再是同一种类别的事物或性质，动词“带”的“连带”义消失，“带+N2+V2”只能分析为“[带+N2]+V2”的状中结构，介词“带“引介的宾语“N2”是“V2”支配的对象，“带”演变为“连带”义介词。

介词“带”萌芽于唐代，在“N1+带+N2+V2”的格式中发展演变，在“带+N2+V2”格式中产生定性，语义来源是“连带”义动词。在其演变过程中，N1，N2的次类变换对于介词“带”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界定作用。

“带”的介词用法使用频率极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它的语法化。介词是功能词，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功能专一化的结果，加上“带”的使用频率低，它的介词功能在宋代只偶尔见到，也符合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2] 马贝加. 《近代汉语介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1.

[3] 钟兆华. 汉语牵涉介词试论 〔J〕.中国语文，2002，（2）.

[4] 田春来. 《祖堂集》介词研究 〔D〕.上海师范大学，2007.

[5] 沈家煊 吴福祥 李宗江.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近代汉语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近代汉语：“把”字被动句：使用情况；方言分布

近代汉语中除了用“被”字表示被动外，还有一些具有被动意义的句式，“把”字句就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把”字句是近代汉语时期新兴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的处置句式，表示被动并不常见，却在现代汉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方言和湘方言中得以保留。目前学者们对“把”字被动句的研究大多从方言人手，进行共时平面的描述，缺乏对这一句式历时发展的考察。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详细考察“把”字被动句的使用情况、来源以及地域分布。

一、“把”字被动句的使用情况

“把”字被动句在近代汉语时期并不多见，就目前笔者的考察，表示被动的“把”大约出现于元代，如：

(1)教俺休把利名牵，教俺多看些古书篇。(无名氏《自然集道词》)

(2)这明明是天赐我两个横财，不取了他的，倒把别人取了去。(《全元曲·杀狗劝夫》二折)

例(1)“把”后引进了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例(2)“把”字句带上了体标记“了”。毫无疑问，“把”字句表示被动。

明清时期，“把”字被动句仍不多见，如：

(3)玉郎是个男子汉，一只脚比女子的有三四只大，虽然把扫地长裙遮了，教他缓行细步，终是有些蹊跷。(《醒世恒言》八卷)

(4)谁不知姐姐有钱，明日惯的他每小厮丫头养汉做贼，把人说遍了，也休要管他!(《金瓶梅》三一回)

(5)这白姑子费了多少心思，得了这些外物，把他一棒敲得干净，岂有轻饶宽放之理?(《醒世姻缘传》六五回)

(6)别人的儿女把你去骗酒吃。(李渔《蜃中楼·姻阻》)。

上述文例中的“把”字被动句，结构比较简单，只有例(6)“把”字被动句的谓语是连动结构，稍有复杂，在笔者考察的文献中只有1例。“把”字被动句谓语动词前后成分以及谓语和宾语的复杂化，是其句式丰富化和精密化的标志，但在近代汉语“把”字被动句上却未明确体现。这说明，“把”字被动句产生后并没有进一步精密化的发展，其结构较为单一。

据笔者考察，“把”字被动句在近代汉语时期并不普遍，其用例主要集中于具有方言背景的文献中，如《醒世恒言》(2例)、《金瓶梅》(2例)、《型世言》(3例)和《醒世姻缘传》(1例)。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大致反映的是江淮、吴方言；《金瓶梅》一般认为是以山东方言为基础写的，其中也有少量其他方言的成分；陆人龙的《型世言》用明代白话写成，带有吴语的成分；《醒世姻缘传》是用地道的山东话写的。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把”字句表示被动在近代汉语时期一般较常见于具有山东、江淮、吴方言色彩的文献中，其使用范围受限，可能，自产生之初就已初具方言色彩。

清代，《醒世姻缘传》中出现1例“把”字被动句后，《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均未见“把”字句表示被动的用例。

二、“把”字句表示被动的来源

“把”字句表示被动出现在元代，是怎样演变而来的呢?笔者认为，首先“把”获得“给予”义，其次“把”的给予义用于“把＋N＋VP”结构，这种句式结构先发展为使役句，再由使役句发展为被动旬。

表示被动的“把”由动词“给予”义发展而来，而“把”的给予义的获得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始，“把”的“持、拿”义动词和给予动词“与”共现于同一句中，构成“把＋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结构，是“把”由“持、拿”义向给予动词发展的第一阶段。见下例：

(1)宝公把粟与鸡，呼朱朱，时人莫解。(《太平广记》卷九〇)

(2)若他人则零乱钱一堆，未经数，便把一条索与之，亦无由得串得。(《朱子语类》卷二七)

(3)武松在东平府监中，人都知道他是条好汉，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到把酒食与他吃。(《金瓶梅》一〇回)

近代汉语时期，“把”在连动结构中已演变成为引进受事成分为主要功能的介词了。上文例(1)至(3)的“把”既可理解为连动结构中的“持、拿”义动词，也可理解为状中结构中引进受事成分的介词。笔者更倾向于前者，因为自宋始，“把与”连用见于句中，正是由于“把”后的宾语提前所致。

宋代以降，“把与”连用常见于句中，如：

(4)譬之水，也有把与人少者，有把与人多者。(《朱子语类》卷三二)

(5)那厮吃了一暴，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你却打我则甚!”(《简帖和尚》)

(6)怎生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水浒全传》四三回)

“把＋直接宾语＋与＋间接宾语”结构中，“把”的宾语提前，使“把”和“与”靠拢，是“把”由动词“持、拿”义向给予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如上例(4)至(6)，“把”的宾语提前，“把”和“与”相邻，使得“把”后失去了关涉的对象，“把”的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当本应提前的“把”的宾语不再出现，只有说话人双方明白，如例(5)，“把”的意义就更虚了，而“与”的语义则凸显。

“把与”经常连用，“把”逐渐处于辅助的地位。在“与”的语义优势下，“把”不仅“持拿”义尽失，而且受到“与”的“给予”义影响，词义发生倾斜。这种“一词受到和它相关的另一个词的某个义位的牵连带动而发生的词义衍生”。即“组合同化”。即“把”和“与”经常连用、接触频繁，使得“把”逐渐衍生出跟“与”的“给予”动词义相同的义项，这是“把”由动词“持拿”义向给予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于是，“把”的“给予”动词义产生了。

元明时期，“把”脱离了“与”的依赖，独立承担了“给予”的义项，标志着“把”由“持、拿”义动词向给予义动词转化的终结。如：

近代汉语范文第9篇

关键词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俗语词研究成绩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是分成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近代汉语阶段，口语发展十分迅速，古人在各种书面文献中记录了相当多的口语材料，也做了一些口语词语诠释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材料和相关诠释工作并没有引起训诂学家们应有的重视。一直到二十世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出版，才表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一直到现在，近代汉语研究发展得异常迅猛，各方面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不论是在研究材料的开拓还是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现在我们读到的曾昭聪教授的新著《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就是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的重要成果。

《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研究》（以下简称《研究》），2015年9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除绪论、结语、主要引用语料与参考文献之外，共分十章，44万余字。作为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分量十足，其研究内容及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关注文献材料的开掘，拓宽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域

中国古代有编写方言俗语辞书的优良传统。西汉扬雄所撰《方言》是最早记录方言词的著作，东汉服虔的《通俗文》则是第一部记录并诠释俗语的著作。受二书影响，历代从事方言俗语词汇记录与研究工作的人不少。到了明清民国时期，尤其是清代，编纂各种方言俗语辞书蔚然成风，出现了大批俗语辞书。“所谓明清俗语辞书，其范围可以认定为明清时期（兼及民国）编纂的记录并诠释较通行的一般性的汉语方言俗语或俗语词的辞书。”（《研究》： 4）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于1974年辑集俗语辞书二十种，名为《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由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在《集成》出版之前，商务印书馆已先后排印出版了《恒言录恒言广证》（1958年）、《通俗编（附直语补证）》（1958年）、《〈迩言〉等五种》（1959年）。在《集成》之后中华书局亦排印出版了《称谓录亲属记》（1996年）、《通俗常言疏证》（2000年）、《通俗编（附直语补证）》（2013）等。

虽然近代汉语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研究的语料已非常广泛，但还有很多材料可以进一步挖掘。明清俗语辞书就是一座有待大力挖掘的富矿，但是，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少，《研究》之前学界尚没有关于明清俗语辞书研究的专著。其主要原因，一是学界往往只注意到明清俗语辞书的不足而对其重要性与价值尚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明清俗语辞书中的绝大多数著作还没有排印本，只有影印本，且影印本印数较少，这对于相关研究的推广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由于明清俗语辞书数量较多，《研究》以《集成》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排印本中所收录的辞书及这些辞书所收录的俗语词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是对明清俗语辞书及其所录俗语词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从研究材料的角度来说，《研究》关注文献材料的开掘，拓宽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域。

二、 进行辞书学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辞书史

研究与当代语文辞书编纂

辞书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明清俗语辞书毫无疑问属于辞书学的研究范围。《研究》以明清俗语辞书为研究对象，自然与辞书史关系密切。该书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

（一） 明清俗语辞书编纂体例的研究。《研究》指出，明清俗语辞书的编纂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俗语俗字的出处或最早用例”，其编纂目的一是探求词的得名之由，揭示词的最早用例；二是有意记录方言俗语，并做深入考证；三是为方便相关人士查检俗语。这就扭转了学界原来鄙薄明清俗语辞书的观点。从词目收录来看，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进一步对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做了思考，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从释词来看，《研究》将明清俗语辞书的释词特点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书证为主，或无释义，体现辞书编纂的“原则中心论”； 二是结合民

俗文化、文化史进行释词，体现了语言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精神。《研究》也客观总结了明清俗语辞书在编纂体例与文献书证方面的不足。该书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代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明清俗语辞书的比较研究。《研究》指出，明清俗语辞书中的每一部辞书与其他辞书相比都有共性，也有个性。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取得的成绩与不足也有所差异。《研究》选取三组俗语辞书进行了对比研究。一是清钱大昕《恒言录》、阮常生与张鉴“补注”及陈@《恒言广证》，二是清梁同书《直语补证》与翟灏《通俗编》，三是清梁章钜《称谓录》与郑珍《亲属记》。三组辞书中的每一部在收词、释义、书证等方面与其他书均有相同相异之处。比较研究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看出诸辞书的内容、成绩与不足。这一比较研究的工作在辞书学史上是开拓性的。

近代汉语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聊斋俚曲集方言俗语汇释》 特点 方言俗语

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是指以近代汉语时段内一部文献的词汇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专门研究。作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专书词汇向来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点，因此，专家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尤为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汉语的深入研究，从而使整个古汉语研究的水平得以大大提升。专书词语考释不但在方言与专书词语的互证研究方面提供了方法的指导，而且为辞书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聊斋俚曲集》是蒲松龄除《聊斋志异》以外最重要的白话作品，也是近代汉语重要的研究对象，董绍克[1]先生对聊斋俚曲的语言学价值曾给予高度评价。临沂大学张泰先生一直致力于聊斋俚曲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笔耕不辍，收获颇多，新著《聊斋俚曲集方言俗语汇释》（下称《汇释》）是其辛勤耕耘的又一可喜成果，这不仅是对《聊斋俚曲集》中方言俗语系统研究的有益尝试，而且是近代汉语专书研究的新收获。通览本书，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选词科学

《聊斋俚曲集》可谓是淄博地区乃至鲁中南地区方言俗语的大荟萃，因而展卷而观，方言俗语俯拾皆是，目不暇接。在词语的选择上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汇释》一书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并没有将所有的方言俗语罗列其中，而是有所选择，通过精心筛选，择取其中1500余条加以解释，避免了庞杂和臃肿。例如书中收录“巴结（努力）”一词，与现代汉语中的“巴结（奉承）”语义有别，属于同形异义词，为近代汉语常用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的用例还有《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袭人笑道：‘并不是我多话：一个人知书达理，就该往上巴结才是。’”《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想我半生苦志读书，才巴结作个知县，不上半载，便经了这等意外的风波。”《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又打听得赵温的座师吴翰林新近开了坊，升了右春坊右赞善;京官的作用不比寻，他也有心想巴结到这条路上。”又如“参透（猜透、悟透）”，既是近代汉语常用词，又是现代口语常用词，对该词进行解释，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汉语词汇的发展脉络，体会到语言发展的传承性和渐变性的特点。

对于专书而言，如何从丰富的语料中把符合要求的词语选出来，对著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这需要作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功底：一是普通语言学功底，作者必须具备语言学的一般知识，了解语言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词语的甄别与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词汇学的基础，特别是词汇发展史的知识，因为著者必须具有历史的眼光，从而能够在词汇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精确地把握词语发展变化的脉络。三是方言学的功底，没有方言学的知识储备，无法将方言词语与通用词语区别开来，就无法有效地对专书中的方言词语进行筛选。四是文化学的功底，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包含众多文化信息，对于特定区域的人群来说，方言俗语体现了诸多特定的文化意蕴，这些特定的文化特征反过来指导作者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确定方言词语。五是文本解读的理论功底，因为著者所要研究的是聊斋俚曲的方言特点，是以文本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所以文本解读理论对如何确定某一词语在具体文本中的意义非常重要。从该书的写作情形来看，作者显然具备了这些功力。

二、释义精确

词语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这是任何语言都具有的特点。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对某一词语进行高度概括而又准确的解释，是每一位语言研究者都值得重视的问题。梁式中[2]、祝注先[3]等先生曾撰文指出了影响准确释义的原因，并对如何准确释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汇释》一书不但释义准确，而且语言高度凝练，用来释义的词语多数控制在两个音节。“情管”一词俚曲中用例颇多，亦为近代汉语所常用，意为“保管、保证”;“管情”是“情管”的同素异位词，词序不同，意思相同。《汉语大词典》对该词的处理不够精确，释“情管”为“大概”，“管情”为“犹包管”，《汇释》则分别给出了准确的解释。在对实词进行解释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虚词、词缀等问题，例如“清澌澌”，释为“清。澌澌，词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释义的精确还体现在对异形词的处理上，异形词是古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处理不好往往会出现失误，包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在内的一些大型工具书也未能幸免。由于口语词语大量存在，因此俚曲集中异形词数量颇多，这就给词语的注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例如“把灰/爬灰”“巴喇/疤啦”“缕唇/缕楚”“溜溜/流流”“恶扎/恶查”“窝攒/窝钻”，等等，作者对这些词语均作了很好的处理。

词汇的意义以一般的理性意义为主，理性意义是词汇意义的核心，具有概括性、全民性的特点，为大众所熟悉。同时，词语又具备一定的特定意义，这个特定意义是由文本的语境决定的，尤其在方言俗语当中，这一特定意义不具有全民性的特点。张泰先生的《汇释》一书，其研究对象为聊斋俚曲中的方言俗语，这就决定了该书对特定词义的高度关注。作者并不拘泥于词语的一般意义的解释，而是立足文本，突出方言，对聊斋俚曲中的词语给出符合语境的、准确的注解。作者曾经多次深入方言区采集方言标本，保证了解释的科学性、准确性。

三、例证丰富

例证法是文献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尤其在词语解释、工具书编纂方面用得最多、最广，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推理方法。借助大量语言事实，通过实际用例的排比归纳，得出结论或者观点，这就避免了观点、结论的孤立存在，增强了说服力，增加了可信度。《汇释》一书，几乎每个词条下都有数条例证作为支撑，除了内证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中的用例作为旁证。例如“打铺”一词，引用了俚曲中的两个用例，还引用了明清时期的五个用例;“登时”“东道”“利亮”等也均有六七个用例。例证的丰富性必然保证了释义的准确性。

例证的使用方面同时体现了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即尽可能找到最早的用例，为读者揭示词语的源流问题，通过这些例证可以大致了解某一个词语的发展脉络。“天井”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但是并非“院子”的意思，《汇释》借助《水浒传》《喻世明言》《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作品中的例子，对俚曲中的“天井”进行了解释，这些例子至少说明“天井”作为“院子”的意思至少在明朝已经出现了。

训释词语，能够找到较早的用例固然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作用，可以通过语言事实印证著作中的观点，但是，对于地域性很强的方言俗语来说，有些例证是很难在文献中找到用例的，在这种情况下，口语中鲜活的用例便成为词语训释的佐证。所以，本书除了大量引用古代典籍中的用例之外，还引用了生活中诸多口语用例，这些活的方言用例的使用，为词语的诠释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例如“成溜”“乖/拐”“糊涂/糊突”等条目就使用了生动的口语用例，使得词语注解的说服力大大增强。

有道是“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汇释》一书虽然特点突出，成就明显，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词条漏收的问题，孤证的问题，以及方言俗语选择的标准问题。例如“缠脚”条，引《墙头记》第一回例：“谁想是苏州娘子不缠脚，――光兴了一个头儿。”“缠脚”只是一种行为，在古代中国大凡女性都要缠脚，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不是什么方言词语。又如“重新”条，释义为“另行开始;从新”。引例为《禳妒咒》第十八回：“他若见俺这个样，未必不重新损揸。”《琴瑟乐》：“听说婆婆来相我，重新梳头另裹脚，搽胭脂抹粉戴上花，扎挂的好像花一朵。”旁证例子有：《古尊宿语录》第四十五卷：“沩仰法幢摧巳久，从头提起又重新。谁知断臂传来事，光显须凭大智人。”《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摆设珍羞果品上来，二人饮酒。”《二刻拍案惊奇》第十四卷：“适来县君在卧房里，卸了妆饰，重新梳裹过了。”《儿女英雄传》第九回：“他便伸手端起来，也泼在院子里，重新拿进房来小解。”《官场现形记》第十四回：“于是唤醒二婚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重新商量起来。”通^这些例证可以看出，“重新”是一个应用范围较为广泛的词语，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区域的词语，因而《汇释》将其定为方言词语有些不妥。

学术总是在争议与探讨中不断进步，因此，尽管《汇释》一书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并不影响该书是一部具有广博的学术视野、深厚的文献功底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必将为近代汉语的发展，为汉语词汇学、汉语史、汉语工具书的编纂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参考文献：

[1]董绍克.谈《聊斋俚曲集》的语言学价值[J].蒲松龄研究，1997（04）：21-27.

[2]梁式中.略谈准确释义问题[J].辞书研究，1980（01）：60-67.

[3]祝注先.准确释义漫谈[J].辞书研究，1981（01）：13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