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意识范文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语文学习 后现代主义 激发兴趣

就语文教育现状而言，随着语文标准化考试的引进，人们对科学化的理解却越来越狭隘，片面强调语文的“伪工具性”，在高考指挥棒下，语文教学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一些改革往往从一个死胡同走进另一个死胡同，例如话题作文的形式已经逐渐由多元开放性走进单一的模式化的轨道上来。语文课程的编制有了很大的飞跃，学生走出了“反封”的乏味的语言世界，仍缺了一个多样的文本理解空间，比如“朦胧诗”这种不定性的文本往往为划一为统一的“官方语言”。语文的教学过程缺失一种民间话语的多样性。

在这一背景下，学生的兴趣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范围内。学生在教材刚刚发下来时，便先睹为快，而在学习过程中，对立意肢解性的分析使学生逐渐失去阅读欲望，功利性的训练换来的是学生对“伪工具”的淡漠，划一性的结论使学生产生“似曾相识”的乏味。

当前教育的困惑，在后现代的框架内往往能得到解读。后现代主义虽然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难以把握的动态概念，但内核是它所独有的特征，是一种理念和意识，这些理念和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的渗透对于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解构基础上的兴趣建构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是解构（Yeaman）［1］，解构是确定的二元对抗，如相互对立的好坏，解构主义是将传统意识中被贬的“坏”重新提出，引起重新的认识。解构是对二元的解构，是多元的重构；是对权威的解构，是对多种可能性的重构；是对绝对普遍性的解构，是对人的独特性的重构。

1.承认多元解读，否定“完人”教育［2］，激发学生从个人经验出发，寻找学习语文的切入点。马斯洛等人在一种“主流”文化的背景下，提出培养能“自我实现”的完人，试图建立一种标准化的“完人”，当前语文教学也是在一定标准下,塑造着一种应试“主流”的“完人”（这些“完人”是包括教师在内的“优等生”制造的一个神话）。这些“完人”的存在产生了话语权力的“压迫”与“被压迫”，“非完人”往往屈从于“完人”的权威。后现代的解构理论告诉我们，应将他们从“优势话语”中解放出来，承认他们个人经验和特定文化意义。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他解读不同文本的底色。我们都应该给予肯定，例如对乡土文学的解读，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与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会有不同的体验，对他们观点的兼收并蓄能激起更多学生的兴趣。在这种理念下，让学生都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元”，教师“全知全能”的标准是无视教育发展的时代特点和空间地域不平衡这一现实。另外，“完人”教育对“完人”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戕害。他们或者为自己身上的光环得意忘形，停止脚步；或者唯恐失去“优势”而诚惶诚恐，整体上不利于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

对“完人”教育的否定，带来的是学生差异的充分体现。正如吉鲁指出，“自我”应被看作存在，“自我”是复合的、多层面的和多元的。例如在作文教学中，这种个体差异的承认带来的是学生从形式到内容的异彩纷呈和积极的写作欲望。后者恐怕是语文写作教学的最重要的终极目的之一。

2.承认多种可能，让课堂教学在“乱”中取胜。在日常教学中我们的教学设计往往是预定的，已经达成式的。所谓“乱”是指给学生自由发言的机会、自由提问的机会、自由争辨的机会，很多问题往往是我们想不到的，对于课堂学生的突然发问，要给予回答，尤其是共性的问题应给予详细的回答，临时确定课堂的重点与难点。对于不能解决的问题，可在师生间共同讨论。就高三试题来说，往往有很多试题的答案是有疑问的，可以把这些疑问亮给学生，让他们产生质疑答案的勇气。这样他们就能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就某一问题，课堂越乱，说明积极思考、积极参与的学生越多，“乱”正是因为学生把他们的破绽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教学设计不是固定的，而是随学生、课堂的变化而变化的。课堂乱起来需要一定的勇气，他首先是教师权威的隐退，需要教师控制课堂节奏，备课时充分考虑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对教师更高素质的一个要求。

二、摈弃传统话语方式，以激情点燃激情

目前，在中学生心中有一些歌星受“韩流”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听者享受的是歌星所带来的似火的激情，比如红极一时的周杰伦（周杰伦现象正是一种后现代意识的体现）在演唱时歌词很难完整地听清楚，而听众被一种情结所感染。我们的课堂沉闷往往是因为缺少了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的调动首先需要摈弃传统话语方式，一些“必须”“只能”“否则”“只有”式的话语方式打击了学生积极思考的意识，应代之以“想一想”“对不对”“可以吗”“你们来确定”。在课文的讲解中要以情感式的叙述来代替理论式的阐述，让学生在情感中体味，而非理论性记忆。

三、用后现代中人与自然关系来培养中学生健康的学习心态

一个人热爱自然，往往把自然中的花草移植到花盆中，每天非常用心地去浇水、施肥。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与此恰恰相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把花草移进人的主观生活，恰恰是破坏自然，成了人养自然而非自然养人。从心理角度分析，人养花草担心它的生死，恰恰形成了心理的负担而不是一种欣赏，反过来，花草在大自然中由大自然来蕴育，人就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学生喜欢语文，便把语文“养”起来，试图改变对文章的理解能力，试图改变自己的写作能力。其实，这种心态往往使学生失去对语文的兴趣，其实不如用欣赏的视角来欣赏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每一篇文章，正如不要试图改变自然，而是要欣赏自然一样，要学会欣赏语文而不是改变什么，一种良好的心态是能够长久的对语文保持兴趣的根本保障，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健康的语文学习心态。

参考文献：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2篇

一、新型的意识形态腹语术

阿尔都塞在他的重要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了全面的论述。在他的观点影响下，让-路易·鲍德里撰写了影响电影理论界的论文《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文中，他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效果已经内在于电影摄放机器之中；电影的摄放机器通过自身构造设置了先验的主体和想象同一体，并通过观看电影复制或强化了这一想象。他提出了著名的“意识形态腹语术”这一词，指的是意识形态从表面上看并没有直接言说或强制，然而在事实上只不过是成功地隐藏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某种不被感知的言说。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成功地隐蔽了权力集团的社会诉求，具有某种“谎言效果”。事实上，电影叙事的这种基本编码方式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形态的电影，它都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腹语术。

1.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主导叙事结构与电影类型化倾向

当代西方的主流文化通常指的就是大众文化，而主流电影指的也就是娱乐性电影或商业片。大众文化代表了大众的观念和大众的艺术趣味，同时也是大众欲望的表现形式；其中所蕴涵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所谓普通大众的伦理价值观。

所谓主导叙事结构（master narrative）指的是一种在大的文化、历史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固定结构，许多这类固定结构在电影产生之前就形成了。它推动了主流故事的产生，即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最令人慰藉和舒服的爱情、家庭、过失与得到挽救、生与死，以及我们对秩序被破坏、对暴力、对绝望的内心深处的恐惧。它的构成和由此产生的虚构故事是以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仰等制约因素为基础的。主导叙事结构能够被重复，意味着它们符合了主流的个人、社会、文化的需要。

长期以来，美国电影总是被加以诸多指责，如其在经济上的高度商业化，艺术上的模式化、类型化、公式化。然而美国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仅仅只被归功于其商业包装与宣传的运作吗？为什么大量的叙事模式相近、内容相仿的作品能够被制作者反复推出，而观众对于大量的重复也毫无倦怠之意？因此，一味地横加指责并不是最佳良策。

2.社会意识形态在后现代语境中电影叙事结构中的书写

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在每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化文本之中的书写（inscription，铭文，题记，在德里达的相关论著中通常被译为“书写”），必须要将文本置放在一个更大的关系范畴——“历史文本”之中去考察。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其作了最好的解说，“文化实践”并不随身携带着它的政治内涵，日日夜夜写在额头上面，相反，它的政治功能有赖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其间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结果，体现在它贯通连接其它实践的特定方式。简言之，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合是动态的。

尽管二战题材的影片比比皆是，而《拯救大兵瑞恩》却仍在全球电影票房中大获成功。其成功原因首先在于它的视听奇观包装了战争类型片，满足于大众对于电影娱乐功能的满足；其次，它用人道主义、人性化的人物形象刻画，迎合了大众的伦理价值观。而影片真正力图表达的美国在国际社会地位中自我肯定、自我炫耀以及全球“美国化”的倾向却被隐藏到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地位。同样，2004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奖的美国影片《华氏911》同样在国际反恐浪潮背后成功地隐藏了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拆弹部队》力挫呼声甚高的《阿凡达》，荣获第8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6项大奖，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塑造的一个神话，是意识形态腹语术引导下的一次完美的演说。

二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电影叙事的色情、暴力模式的编码与窥视

劳拉·穆尔维于1973年发表的《视觉和叙事性电影》一文无疑是世界电影理论世上的一座丰碑。在她看来，电影作为一种先进的表象系统，发展并完善了由父系社会无意识所形成的带来的看的主要方式；电影通过对视觉的控制，把色情编码到电影的文法语言之中，从而使被异化的主体（即观众）产生迷恋与心理认同。事实上，除了色情之外暴力日益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电影叙事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也成为观影中获得视觉的重要来源。因此，对电影色情与暴力叙事背后的深层精神分析成为整个意识形态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从精神分析理论来看，父系社会中的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窥视倾向，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固置为一种倒错，即窥淫癖（voyeunism），电影为女性的被看提供了一条完美的途径。穆尔维提出了主流电影的三种主要叙事模式：自居式窥视癖模式、窥淫癖模式和恋物窥视癖模式。国内学者王志敏教授在《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一书中，又发展了这三种模式，并派生出纯自居的窥视和恋尸癖式窥视的模式。

后工业社会的电影的完全商业化、产业化使得对影片的色情与暴力的审查政策有所放松，同时，电影的分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色情与暴力在影片中的编码。穆尔维和王志敏教授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影片中的色情窥视模式，事实上，同样的理论也可用来分析影片中的暴力编码与窥视模式。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电影把这五种模式发展到一种极端的地步。

1.从自居式模式到纯自居式模式

自居式模式主要表现为男性主角全能的满足感，他身上具有男性理想自我和注视色情对象的双重威力特征。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迫于女性主义的社会舆论压力，这种自居式窥视模式的使用比较隐蔽，往往以一种纯自居式的窥视模式出现。这种纯自居式模式往往运用比较巧妙的方式对自居式模式进行改造。

例如在吕克·贝松执导的《第五元素》中，从表面看，女性被视作拯救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元素，然而这里所要求的女性是男性视野下所谓“完美的女性”，她必须在拥有男性给予的爱的感召之下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纯自居模式是自居模式的一种伪装。在纯自居模式中，男性主角成为男性观众认同的、理想化的形象进入叙事，女性在影片中的地位可有可无。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这种编码模式、窥视模式不仅被完完全全继承下来，而且被男性电影制作者们一再地发扬光大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施瓦辛格一度是男性力量、健美、权威和意志力的完美代言人。九十年代末以来，这种伟岸强壮的形象在银幕上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平民化、更具亲和力的普通男性形象。从外表上看，他可能是不起眼的，不出众的，然而在精神上却继承了前辈理想男性的韧性，以及男性通过合理想象附加给自身的诸多美好品质，甚至包括“超能力”的能量。《骇客帝国》中基努·李维斯扮演的尼奥外表是弱不禁风的，然而在片中却被附加“人神合一”的男性理想形象的色彩。韩国影片《老男孩》中由崔岷植扮演的吴大秀就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中年男性，身上有着爱说大话、酗酒等诸多小毛病，然而在寻求复仇的艰难过程中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长大。这种普通人的形象更容易获得男性的认同，在观影、窥视中也更容易使他们以主人公的心态自居。

2.从窥淫癖模式到恋物癖模式

窥淫癖模式主要指的是男性观众完全跟随男性主角的视角对影片的女性私生活进行窥视侦察，发现她的罪行并使她得到惩罚。这种影片在摄影上多采取主观视点以满足男性电影制作者，男性主角、男性观众三者共同的窥视欲。

恋物癖模式成为窥淫癖模式在后现代文化语境电影中的最佳改装。在这种模式下，作为被摄体的女人的美和银幕空间合并了，她不再是犯罪的承担者，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产品。法国电影《天使艾美丽》中的艾美丽、日本电影《四月物语》中的戊月，都是纯真、美丽、善良如天使般的未婚少女，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仍是男性注视目光（如男性的“处女情结”）下的理想女性形象。韩国电影《撒玛利亚女孩》中的女孩即便有行为也被父系社会的这种社会无意识所美化了。她们通过自己年轻的身体给诸多无趣的中年男性带来了生活的乐趣，这一说法成为男性电影制作者、男性观影者、男性角色逃避责任与良心谴责的遁词。被摄体的美是男性给予的，是男性话语权下的产物，是父系社会的共同编码与窥视下的产物。这种恋物癖模式外褒内贬，具有强烈的欺骗与伪装色彩。

3.恋尸癖模式

弗洛姆在《人心》一书中对“恋尸癖”一词的词义使用超越了其病理学上的意义，指一种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的基本倾向，这种基本倾向在最严重的时候才表现出恶的形式。在他看来，具有恋尸癖定向的人对一切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他们常常被尸体、腐烂之物、大粪、脏物所吸引，他们喜欢谈论疾病，谈论死亡和葬礼，这种人恰恰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在活着。

后工业时代的文明促使了人的进一步异化，制造了驯服的社会成员，人类为一切机械的东西所吸引，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作对，这是后现代电影中暴力泛滥的重要社会背景。因此，影片中对血腥、丑陋、肮脏场面的表现和夸大成为人类满足自身窥视欲的方式。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电影的审“恶”趋向成为欣赏的重要的心理机制。《黑店狂想曲》、《天生杀人狂》、《低俗小说》、《猜火车》、《水库狗》、《老男孩》、《被解放的姜戈》中表现血腥、杀戮、死亡、粪便、尸体的镜头几乎贯穿全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后工业时代造就了这种审美倾向，而这种审美倾向又被深深地编码进入影片制作模式；反过来，这种模式也迎合并满足了观众的窥视心理。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3篇

[编者按]后现代的理论太尖锐了，尽管没有传统意义的哲学那么谨严细密的思辨、严整完备的体系，但是其锋芒所向，却忽喇喇地直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科学理性的软肋，只逼得那些标榜着科学理性的现代哲学一激灵，不得不急急地回过招来招架、回应、辩护，乃至缝补自身理论的缺陷，而学术则经这一番理论的省思，补苴调腼，获得新的升华。仅从此一点来说，我们就应怀着对这些富有理论原创性思考的哲学家的敬意，汲取其中有益的理论养分，省思我们的研究，在新的问题意识下，拓展我们的学术学科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后现论引入后的理论震荡的渐渐平复，人们已开始慢慢地、理性地咀嚼其中的理论意蕴和问题意识。很多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后现代问题意识下的理论探讨。然而，号称与史学理论关系最密切的、本应受后现论冲击最大的史学史学科，迄今却尚未见对后现论作出系统的回应。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以期引起史学史研究者的注意，从而达到促使国内的史学史研究得以此世界理论之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目的。

[摘要]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提出，除了外在因素外，同时亦有对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逻辑必然。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重要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知识的形成，认识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性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应是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在后现代的理论视域下所呈现的新的问题意识，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史的同时，也为我们史学史的重写带来必要与可能。

[关键词]后现代　问题意识　重写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01-05

一

尽管后现代主义基于一种文化批判立场，对现行的一切抱着一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对通行的历史学及其观念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使历史的认识染上了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无视或绕过这些理论对历史的文本重构――历史编纂中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涂抹和叙事中的想象、修辞等等问题一针见血的抨击。

就历史哲学的意义讲，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既有非西方国家崛起后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随之出现的对西方中心的质疑等外在原因，也有人们对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内在理路的必然。后现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继19世纪末以来，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出的“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历史知识是怎样建立的”以及历史认识之特点等历史认识问题的追问之后，进一步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及其局限等问题的继续追问或延伸。而在这不断追问的过程中，因分析哲学、现象哲学、存在哲学、诠释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种种现代哲学思潮，作为分析工具的不断加入，使得对历史认识及其本质等问题的剖析获得了不断的深入。

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知识的形成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等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也许应屈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了。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获得机遇最大的也理应是史学史。这是因为，全部的后现论所质疑的历史客观性的指向，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时间中不断展开的历史，而是同样属于历史的文本重构。后现代主义者无不将历史的文本重构当中主体的存在及影响，视为攻击传统历史可观性之观念的致命软肋和解构的隼接点，认为所谓作为类概念而提出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站在历史之外的“它者”，在历史的文本重构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这首名曰《断章》的小诗，也可说是以隐喻的形式，道出了历史在文本重构中主／客体的交融性和诠释的历史性。因此，从史学史的学科意义讲，后现论这种对历史构成中主体意义的强调，对历史叙事性、文本性的强调，除了使史学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外，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史学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开拓了新的史学史研究的运思路径，也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骋思空间。

事实上，尽管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思想和学术震荡已渐行平复，但是后现代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及相关概念，在经过人们理性的咀嚼后，已经渐渐被吸收到一些问题的讨论之中，只是国鹊囊恍┦费史研究者还未能对此学术之流，分出一部分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的之所以提出，以及这些问题的学术价值而已。

二

虽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并没有严格系统的理论，甚至在不同的学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理论冲突，但是在对“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理性的普遍性，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它者”(thc othcr)的地位等问题上，则在理论上基本表现出一致的立场。而由此带出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恰是我们史学史研究者获得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灵感的地方。

后现论引出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来说，至少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省思与检讨：一是对近代以来新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的省思与检讨；二是对中国几千年以来固有的史学传统的省思与检讨。

论及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其不断深入的近代化，无疑要归功于西方近现代学科理论的传人。但是，后现论则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史学建立的另一面。即当近代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西方历史学的学科理论时，事实上我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并从西方学术预设的立场出发，仰视着体现理性的西方世界，然后按照西方世界的理性观念，把自己的历史和史学纳入于西方的历史时间之中，同时也作为衡量尺度，重新建构中国的历史文本。这也就是说，后现代所针砭现代史学的种种弊病，随着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完成，也为近代的中国史学接受了。当然，在新史学的历程中，我们亦曾以“革命”的意识形态，虚构了自己的种种“大叙述”；而与此同时，与我们对立的“反革命阵营”的史学家，也虚构了他们话语体系的“大叙述”。于是，当我们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无论是讨论西方理性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还是揭示意识形态支配下种种大叙述的虚构，以及对不同话语体系之不同历史叙述的比较，也就自然形成了我们进行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有意义的课题。

当然，除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外，按照后现代的理论，同样需要质疑的还有近代史学转型之后，我们按照近代学科模式所建立的史学史学科本身。

后现代思潮的重要代表，法兰西哲人米歇尔，福柯，曾在他的《词与物》法文版前言中自称，他写这部著作的灵感，是出自于阅读一部阿根廷短篇小说所引述的中国古代类书中的动物分类。他说，当时 他在感受到“另一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的同时。亦想到了现代西方“思想的界限”，并引发了他这样的反思和诘问：现代西方人又是如何整理各种现象的?现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会是一成不变的吗?这里，福柯提出的不同知识类型及其背后不同思维系统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问题，也启示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史学史研究的境况――以一种预设的西方／现代知识学科体系，是否真的能准确地说明中国的传统史学?以这种预设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传统史学时，是否也面临着知识或思想界限的窘态?

现代意义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其实属于上个世纪初的事。其时，无论是率先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的朱希祖，还是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梁启超，虽然都谈到中国史学的发达，但是其所谓的中国史学，实质都已脱离了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而于不自觉之中，转入了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思维模式。切割自己的传统史学，置入到新的学科容器之中。其结果是，此刻的这个“史”已不再是那个“史”。即已从经史子集学术结构中之“史”，转入到“文史哲”学科结构中的“史”。而从那以后直至今日，尤其是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后，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其实始终是在这种西方／现代学科话语权威的统治之下，以西方的史学范畴，进行着传统史学的研究。对此，我们研究传统史学的学者，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这个西方学科思维之履是否真的符合传统史学之足?我们是否应该突破西方强势话语预设于我们思维中的学科领域，或各成边界的学科容器，将传统史学置于它所应在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系统之中展开探讨呢?这个“史”既然不是那个“史”，这个“史”也就必然有它与那个“史”的不同；然而，既然都称为“史”，那么这个“史”与那个“史”又必然有同。作为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注重对“它者”进行研究的后现代的学说，所给我们的启示和问题意识也正在于它促使我们在比较的视域中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其中包括它与西方史学的异与同。

与后现代一再批判的西方现代“科学”史学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从未呈现出主／客体、理性／非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或紧张。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或“自我一世界”思维模式的主导下，史学中呈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互涵互融。即史学家之于历史，是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而非镜像式的反映。其中历史主体的参与，包括主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都是历史的文本重构中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因素，与客体呈现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这从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等一系列“书法”原则的提出，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自白，无不体现出对历史的这种主体参与性的追求。由于史学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史学的有机构成，既合于情，也合于理。于是在这样的历史世界中，史家的自我与历史、古与今、人的自我与外在世界，便不是一个相互自外的，而是相互关切的、融而为一的有机整体，一个更为真实的经验的历史世界。事实上，孔子作《春秋》，在继承周史官“史例”传统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属辞比事”的“书法”，就是既要保证“齐桓晋文”之历史事实的可信。又要表达出自己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义”，二者相互统一的一种有效的表述方法，或化解历史的文本重构中主体／客体、求真／求善之紧张的一种努力。而传统对史学“寓论断于叙事”的肯定，事实上也是对历史文本所具有的解释性性质的肯定。对于传统史学来说，其最高的追求是“信史”，按《说文》称：“信，诚也，从人言。”即《说文》段注所说的“言必由衷之意”。可见传统中国史学所追求的“信史”，与西方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所追求的绝对客观之“真”(truth)，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信史”实现的条件，主要表现于或依赖于主体的“言之由衷”。故《中庸》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之说。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一再强调史学家的品质，强调史学家的“心术”。强调史学家的“公心”与“史德”的根本原因。而对这些传统历史认识论之优长的发现，正是我们从后现代对现代追求的“科学”史学的抨击中获得的灵感。

此外，从后现代的理论视域理解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就会发现，远较西方丰富的历史文本形态或体裁，正是中国古代史家力图克服历史事实的无限性与文本表述的有限性之间尖锐紧张的努力。传统史学正是通过多种文本编纂形态，或多种文本形态的统合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史学精神等，构成对历史的非单一声音的多重叙述。而这也正是后现代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论追求。至于传统史学对于历史文本修辞的艺术追求和历史解释的价值诉求，以及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之说，明代王世贞有关“国史、野史、家史”不同历史叙述话语体系的分析等等。则更是大有后现代历史认识的深度。

如果说以上均体现了后现论视域下中国传统史学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史学之异，或认识价值上的优长，那么，作为中西史学之“同”的表现，或后现代主义者竭力抨击的西方现代史学的种种弊端，则同样可在后现论视域的观照下凸显出来。例如后现代曾尖锐地质疑近现性和科学语境下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和“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按所谓“元叙述”，就是为思想与体制提供合法化根据的基础主义叙事，它同时也是某种“大叙事”。其特点是将知识合法化，使之变成一种价值度量的尺度，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当然，后现代这些批评不能离开对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理性和科学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但是我们也未尝不可循此省思一下我们传统的史学。事实上，在我们的传统史学中，同样存在某种隐蔽的句式结构，而它的句式就是遵循着儒家政治伦理――所谓礼的“语法”规则编织的历史事实――从事实的选择，到酷吏、循吏、忠臣、奸臣乃至烈女的分类，以及“自从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叙述等等，无不浸润着儒家特有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建构。与后现代主义者所抨击的现代史学相类，传统史学在组织文本的同时，也同样组织了它的历史知识和观念。并将之转化为“权力”，规训着几千年的社会和历史。而那个时代主要正史所谓“以古鉴今”的堂皇叙述，谁又能说它没有隐含着前朝必然灭亡和自己政权“奉天承命”之合法性的潜台词呢?至于传统史学中所谓的“正史”之称，以及“正史”对“野史”的天然优越感，则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的压抑，意味着“大叙述”对“边缘”或“它者”叙事的压抑。

当然，除了以上问题，后现代思潮提出的诸如叙述文本的分析、读者对于文本的影响、理性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理论分析等等，同样开拓了我们新的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途径，而其结果则是推动我们不断开辟史学史的新的诠释途径。

三

应该说，新问题意识的提出和新诠释途径的开辟，也就意味着史学史的重写。

“重写”本身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惯用的思路，按照后现代思潮的弄潮者之一利奥塔的话说，“‘重’的使用意味着回到起始点，回到按说是摆脱了任何偏见的开端，因为人们以为，偏见完全来源于判断的累积和传统，这些判断以前没有经过重新考虑就被认为是正确。”然这是利奥塔为规避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陷落到形而上学时间框架中所采用的针对“现代性”的提法。但是其对“重写”意义内涵的阐释，依然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示，即它可以让我们舍弃原有的理性偏见下的历史叙事，在新的理论视域的观照之下，重新展开对历史的书写或叙述，使我们能够再回到起始点，从当下的立场出发，以新的思路或方式重新进入历史，在当下的境况中重新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中的历史文本。历史是向前运动的，但历史意识只能从当下的自身开始，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必然是由当下活着的每一代人去不断地重新回忆，思考和重新研究”。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史学史的重写既是历史的，也应是现实的。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互联网;自媒体;信息传播;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挑战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17-04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自媒体’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机遇及对策研究”（14CKS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闫方洁（1984-），女，河南濮阳人，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自媒体（we media）”概念最早于2003年由美国学者提出，它是在web20、3G等新技术支撑下由普通大众主导的，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新途径，如个人微博、微信、主页日志等;较具代表性的托管平台有美国的Face book和Twitter，中国的微博、微信和人人网等。自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进入自媒体高速发展期，它创造了文化传播的新载体，成为民意表达的新渠道之一。作为新媒体的典型代表，自媒体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文化特质：它与后现代联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全面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结构化背景，使其面临着新挑战。

一、信息生产的平民化：分散的话语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在546亿中国网民中微博、微信用户均超过3亿人;在11亿移动用户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22亿人。[1]2具有强烈大众化和平民化特征的自媒体在中国社会快速普及，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模式，重新界定了信息生产主体，颠覆了文化生产中的精英主义传统。

受到资本要求与技术条件的双重限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甚至包括第一代互联网在内，其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均由专门机构和受过特殊训练的特殊群体组织和管理，从而形成了集权化的信息生产体系。信息和思想经由特定的少数人加工、重组，最终将人工化的外部环境和简单化的成熟观念输送给社会大众。如同美国舆论学家沃尔特・李普曼所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链接物。少数人被视作可以做出明智判断的精英来、提供信息，普通大众作为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带有少数人先验观念和特定意图的“拟真世界”。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完全分离，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难发现，传统媒体信息生产机制的单一化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化之间具有一致性和同构性。传统媒体往往以特定的政党、阶级为基础来建构资讯体系，作为社会管理机构的有机部分存在着，它肩负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以形成积极正确的舆论为目标，精心绘制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图景，从而在维护社会思想观念一致性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以及无线网络和云技术的持续升级改造，形式多样的自媒体应用不断涌现，它们的最大特点在于，进入门槛低、简单易操作，普通社会成员皆可触及。传统媒体所设置的资本与技术的双重障碍得以突破，自媒体赋予了每个使用者以独立信息和创作文本的权力，大众原本被动的消费者角色随之逆转，信息生产者的范围被大大延伸。个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制作音频、视频、图像、文本等内容，自媒体为每一位“潜在”的记者、电影人、艺术家、作家、节目制作人提供了丰富便捷的渠道。不难发现，自媒体的“草根气质”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的基本特征空前契合。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积极反抗，彰显了一种更为大众、更为世俗的文化走向。自媒体同样立足于微观，自上而下地审视权威，它消解了“权威”和“元叙事”，反对一切形式的垄断和霸权，塑造出多样化的信息和话语形态。

由此可见，自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机制，加速了话语权力的分化，这一变化导致的社会效应是复杂的。正如美国学者詹金斯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把媒体掌握在自己手里时，结果可能极具创造性;当然对所有涉及的人来说也可能是坏消息。”[2]49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而言，这种改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统一化”，即“通过在象征层面上构建一种统一的形式，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3]71然而，由于文化生产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大众已无法接受来自主流媒体循规蹈矩的单向言说，创造的渴望溃堤而出且越演越烈，大众要求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到信息生产的实践环节，他们拒绝精英们对思想观念的先验控制，呼吁话语权的回归。在自媒体平台上，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某种思想观点的发言人，他们不愿意受到来自机构或团体的约束，也不一定去考量整体的社会利益，而是简单纯粹地表达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由此一来，意识形态的进入门槛被逐步降低，不同政治意见间的交锋日趋激烈，迥异的观点被自由地贩卖和兜售，某个主张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面临种种挑战，这一现象与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和统一性要求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二、信息传播的群聚化：不设界的“意见广场”

自媒体不仅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机制，而且导致了信息传播结构的巨大变迁。借用美国软件设计专家埃里克・S・雷德蒙在《大教堂与集市》中的比喻，传统的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属于“大教堂式”，即“少对多”――少数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而自媒体的传播方式属于“集市式”，即“多对多”――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可见，基于传统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是垂直、有序的，媒介犹如过滤器一般对多样化的社会事件和思想进行筛选;而基于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则是发散、衍生的，媒介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角色迅速淡化。具体而言，自媒体形成的是一种非线性的网状传播结构――它随时随地对所有人开放，信息不需要借助新闻中间人而是藉由个体间的“互播”直接到达受众。例如，微信、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利用个体间的“弱联系”和“强联系”，建立起低耗、高效、即时的人际互动平台。人际关系的倍数传播一方面使自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完全超越了任何传统的媒体组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个人私领域与大众公领域的界限，赋予自媒体无可比拟的分享与聚合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多元价值和观点的孵化器和群聚地，建构起一个不设界的“意见广场”。

在自媒体的网状传播结构中，处在任意节点上的个体之间没有主次之分，其意见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每个个体都以自己为中心向四周网状发散信息，形成了相互交错的传播网络，那些私密程度较高、符合大多数人兴趣的“私人议题”便拥有了转化为“公共议题”的客观条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们不仅通过“复制”“转发”“点赞”等来追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且通过“分享”“链接”“评论”等方式对信息内容进行随意的解构和拼贴。个体从中截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加以重组，基于自身的立场、经验或情感衍生出新内容，从而为初始文本嵌入新元素，话语的“二度拼贴和诠释”轮番上演。通过意见的分享与群聚，产生了看似零散的信息大杂烩或观点拼凑物，它们使得原本的话题文本具有了更强的扩张力和影响力。因此一个话题之后发酵为“公共话题”进而上升为“公共舆论”所需时间非常短暂，每个人都可能转变为公共话题的“公民记者”，个体的主观选择直接决定着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公共意义的大小。例如，近年来“网民爆料”逐渐成为新闻议题的重要来源。有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间，经由各种自媒体平台曝光的腐败案件是传统媒体的两倍。[1]118

通过牢牢地控制信息权威，现代社会一度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划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在自媒体时代私人话语顺利地进入公共领域之中，长久以来信息权威的单向控制被瓦解，这一过程体现了人们对现代主义二元分裂文化模式的反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个体通过自媒体逃离了传统媒介传播结构的制约，他们分享了权力和地位，通过信息资源的聚集共同创造出真正的“大众”文化。这种传播与创造文化的新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特征，与传统的媒介文化具有非同构性。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开放传播方式，强调自由、中性的思想形式和零度的价值观，正如德里达所主张的那样――消解具有永恒意义的先验结构。新的媒体环境引发人们对思想和内容更加自由地流动的期望，个人只凭自己喜好憎恶来表达对某个观点的赞同或反对。在大规模媒介信息的轮番“轰炸”下，迥异的思想并行不悖，它们或自成一派或集结成军，具有相同主张和诉求的个体形成一个个“共识圈”。社会由此被划分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价值共同体，各种非主流的、小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前所未有地被广泛认可并接受。当“差异”作为价值标准被大众所广泛肯定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原则有可能趋于失效。伴随着各种无序的、杂乱的元素得到认可，恒定的规则和逻辑难免遭受质疑，集体主义观念分崩离析，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信仰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号召力。不仅如此，在这场信息分享和消费的狂欢中，一些思想的传播者也从传统专家和权威转向意见领袖和粉丝社群，自发性的公众商谈更受欢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不佳，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路径必然面临挑战。

三、信息内容的平面化：被遗弃的“意义世界”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许多著名的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就对大众传媒语境中的后现代文化转型做出了深刻的预见和批判。例如，美国著名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后现代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平面化”又称“浅表感”，意指作品消失了审美意义与深度，从本质走向表面、从所指走向能指。在自媒体广泛普及的今天，后现代主义大师的观点再次得以印证。相比其他传统媒体，自媒体更加不遗余力地强调信息的平面化，通过“形象叙事”“微叙事”“娱乐叙事”“虚假叙事”等方式掀起了文化消费的狂欢，与理性的意义世界越来越疏远。这突出体现在：其一，自媒体信息内容的形象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曾断言，传统的文字信息逐渐被直观而真实的视觉画面所取代，后现代信息膨胀使人的心理产生“眩晕感”。在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下，自媒体催生了一个“视觉感官时代”，它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以最快捷的方式向大众提供逼真的图像。自媒体推崇视觉画面的直观感和在场感，以此迎合大众追求新奇、刺激、震撼的心理欲望。画面是逼真的但也是转瞬的，它隐匿了个性与价值性，形象化的扩张使现实本身隐退了，世界被呈现为一个个平面化的影像，在芜杂的信息丛中意义无处可循。其二，自媒体信息内容的微观化。在自媒体时代，伴随着文化精英意识的瓦解，各种基于平民主义立场的小叙事争相登场。一方面，个体更多地关注局部的、突发的、短暂的事件，更多地关心直接性心理体验的满足，而较少关注涉及宗教、信仰、民族、历史等内容的宏观叙事，较少关心思想的深度体验。另一方面，个体自拍的照片、自剪的视频、自组织的语言被充分运用于自媒体叙事中，由此决定了叙事内容势必是世俗、琐碎、浅白、零散和喧闹的，严谨的表达和缜密的逻辑变得十分少见。其三，自媒体信息内容的娱乐化。自媒体的使用者是普通的社会个体，其主要功能之一便是给人带来日常的愉悦，即供人排遣疲劳、摘获笑声，迎合人们纯粹感性的发泄与渴望。在人们生产和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形象化和娱乐化成为首要的价值诉求。于是，乐于消遣的文化惰性与自媒体一拍即合，个体以游戏化的表现手法和漫无边际的嬉笑怒骂，拆解了文化的“神圣”“深度”和“优雅”，以“恶搞”为代表的实践方式此起彼伏。正如著名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体育、教育等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四，自媒体信息内容的虚假化。由于信息生产的平民化和信息传播的群聚化，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来源极为复杂，其内容呈碎片化，从而缺少必要的求证环节。某些个体发表的具有较高话题度的虚假信息往往会在短期内获得其他成员的关注并迅速传播，从而上升为虚假新闻。不仅如此，一些个人或组织为了攀附大众、获得关注度，对信息不仅不加以核实反而有意“放大”甚至以讹传讹。虚假信息的泛滥，不仅严重影响了新闻的社会公信力，而且对和谐社会关系的维护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综上可见，自媒体不仅塑造着人们的感官，而且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曾在《后现代状况》中对后现代传媒进行辩护，他声称这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偏爱理性、歧视视觉感受的一种颠覆。自媒体达成了利奥塔的愿望，它用平面化的文化体验取代了深度文化体验，个体在欢笑与愉悦中逐渐远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思。政治与娱乐、严肃与戏谑、典雅与庸俗的界限日趋模糊。在被遗忘的意义世界中，理性、理想、责任、崇高往往被视作异端。问题在于意识形态恰正属于深度和意义的世界，它通常采取理性化、结构化、系统化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对社会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总体把握，通常包含对社会现状的整体事实认知、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策略等内容。由此，在平面化的自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宏观叙事风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往往对普通大众缺乏吸引力。

四、信息受众的碎片化：“测不准”的对象

人创造了媒介，媒介也塑造了人，媒体与受众是互动、共生的。较之自媒体及其受众，传统媒体及其受众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角色定位是稳定的，它基于“受众是可预测的”这一假设，通过“精确分众”指向特定族群，它不过多地考虑受众的个性需求，而是以满足其共同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传统媒介语境中的大众也习惯循规蹈矩地从媒体中获得信息，受众的心理特征是易于把握的。然而，“草根化”的自媒体致使受众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如前文所述，新的媒体环境引发了人们对自由流动的个性化思想和内容的更高期望，由于受众被赋予了新权力，从而也具有了新特质――受众趋于碎片化，其心理与行为走向变得难以预测。这突出体现在：其一，自媒体语境下受众的流动化倾向。如果说传统的受众易于被动地停留在老地方，那么新型受众则具有较强流动性，他们的心理及行为习惯难以预测，对媒体的忠诚度也不断下降。自媒体对私人化和平民化的强调如同催化剂一般，加剧了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主观化和动态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媒体受众而言，面对丰富的自媒体平台，他们掌握了实质性的选择权和控制权。对于自媒体而言，它既要不断拓宽、及时更新内容使其足够吸引用户，还要源源不断地提供能满足大众各种需求的新鲜信息。即便是这样，它们每一次成功地吸引大众的同时，都面临着自身有可能不再回来的危险。面对瞬息万变的兴趣和需求，要培育并维持长期的忠实受众，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其二，自媒体语境下受众的交往化倾向。自媒体成为当下社会大众之间对话沟通的主要社交平台。近年来，新浪微博、人人网、腾讯微信等在中国都获得了极高的用户增长率，这些自媒体应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互动优势，它们极大降低了交往成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即时、简单、随意、高效。很少有人是在完全沉默和隔绝的状态下接受信息的。自媒体改变了受众原子化的孤立状态，为参与者提供了可以充分分享知识和观点的机会与场所，媒体消费演变成一种集体性言说的过程。受众在融合的环境中通过互动交流，共同创造出隶属于不同人群的、形态多样的亚文化，建构起丰富的集体意义，其三，自媒体语境下受众的开放化倾向。如果说传统媒介语境中受众的反应行为是默然无声、不显山露水的话，那么自媒体语境下的受众行为则变得声势浩大、喧闹嘈杂。由于不同自媒体社交平台间甚至不同终端间也相互开放、相互打通，广大受众享受到超越以往的便捷互动体验，他们变得愈发活跃和兴奋，被动型的“媒体观看”行为被彻底抛弃。例如近年来，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一次次地掀起全民参与的浪潮，已然成为我国最重要和最喧哗的舆论场。不仅如此，自媒体使得社会动员速度更快、社会参与度更深、发生频率更高，线上意见从而频频转化为线下实践行动。由此一来，自媒体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传播领域，其功能不断延展，与社会的融合趋于深化，已经成为“植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强势力量。

总之，自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兴趣及行为。作为“整体”的受众退场，作为“个体”的受众取而代之;经由塑造的单一化兴趣退场，个性化的多元兴趣取而代之;势单力薄的信息消费者退场，融合智慧的集体社区取而代之;有序的制式化互动规则退场，“超人际”的互动模式取而代之。这些现象无不是后现代旨趣的典型表现，因为后现代精神的要义就在于反对整体、规律和永恒，追求开放、瞬间和不可预见性。随着各种不确定性的衍生，大众日趋碎片化，这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众所周知，传统主流媒体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阵地，而目前它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对象的难以捉摸和变幻莫测，由此导致结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自媒体时代的受众所关注的热点呈碎片化与多样化趋势，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话题刻板、内容单一、形式陈旧的意识形态宣传;由于传统主流媒体的开放度不够，又受制于传统的传播理念，即使它们更新了外在的传播方式与技巧，仍很难在根本上提高吸引力。由此一来，主流媒体的受众流失严重，其话语有效性和引导力饱受考验。除此之外，自媒体时代的受众行为的开放性也使政府驾驭社会风险的能力饱受考验。一旦社会焦点问题借助自媒体的人际关系被倍数传播且激发，就会极大破坏社会和谐、削弱正能量，从而导致社会认同感的降低甚至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

结语

事实上，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正如英国意识形态研究专家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3]286自媒体代表了当代大众传播的最新载体，它继承了传统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自媒体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技术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文化经验，其内部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的角逐和交叉。如前所述，自媒体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气质，它改变了意义的生成、传递、衍化、阐释及理解方式，由此致使意识形态运作的“外源”和“内生”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迁，这种变迁构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界限与新条件。自媒体的发展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客观性，对此我们要全面看待。自媒体提供了一个“双刃性”平台，矛盾和挑战与潜力和机遇并存。对当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自媒体的广泛深入的考察之上，只有对自媒体的组织与文化特征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才能够有效探索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出路。

参考文献：

[1]唐绪军.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R].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

[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译.译林出版社，2012.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领导权；话语领导权；转向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80—05

一、问题的提出

“新葛兰西主义”代表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继承并超越这一理论，从而为构建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奠定基础。拉克劳、墨菲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马克思主义，即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再到阿尔都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总是为还原逻辑所纠缠，显而易见，这种还原逻辑妨碍了人们对分化且多元的社会性质的理解，对各种被压迫群体的自主性的理解以及对一切政治认同和斗争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理解。拉克劳、墨菲在这里所说的还原论，是指马克思主义传统存在的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具体而言。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一切都还原为经济与阶级，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元论的渴望’，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规律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他们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类、性别、民族、时代）消解为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社会群体的多元性时，总是试图将它们归结为受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或‘历史集团’”所以，拉克劳、墨菲认为，上述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渴望”已无法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阶级结构文化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出发，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解构。具体而言，拉克劳、墨菲从“领导权”概念出发，利用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的学术资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批判性的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发生了“后现代的转向”。众所周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经济或阶级主体，而拉克劳、墨菲就是要消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从而赋予另外的意义。

那么，拉克劳、墨菲的主体是什么含义呢？对此，齐泽克有明确的阐释。他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的主要特征旨在反对预先设定的作为物质本质实体的古典主体观，该主体观支配着社会过程，而不是由语境过程本身的偶然性所产生。同古典主体观相比，拉克劳、墨菲指认，我们拥有的则是一系列独特的主体身份（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主主义等等），其中的意义并没有事先设定，而是通过话语的建构，根据平等系列中主体身份的话语方式而变化。话语的建构规定了所有主体身份的认同。主体身份诸如女权主义、民主主义、和平运动和生态主义。”显然，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在拉克劳、墨菲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话语领导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解构了传统的领导权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拉克劳、墨菲的解构与建构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构的同时，建构了他们的“新领导权”理论，也就是“新葛兰西主义”理论。

二、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经济

拉克劳、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的构建是同批判本质主义连在一起的。在拉克劳、墨菲看来，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是经济，必须对这一堡垒彻底攻破，“新领导权”理论才能构建。拉克劳、墨菲认为，不能让历史的新变化适应过时的“教条”，必须根据历史的新变化，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断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不断使自己远离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从列宁的“阶级联盟”到葛兰西的“历史集团”，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断走出本质主义的阴影，这正是拉克劳、墨菲理论的内在逻辑使然。哲学上的本质主义是一种悠久的哲学观念，它始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发展到极致，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开启了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拉克劳、墨菲认为，本质主义具体到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言，就是把一切都从经济及阶级方面说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济及阶级是理解一切的根本，事实上，它们被赋予本体的意义。拉克劳、墨菲认为，“这一对‘真正’工人阶级的狄奥根尼式研究的原因在于，政治的对象是要确定工人阶级一他们的经济利益把他们直接联系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上。而且他们因此注定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阶级一这一范畴。然而这些以严格定义工人阶级为起点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们还在以‘客观利益’一这一概念缺乏任何理论基础”。“在正统派的观点中，阶级统一是围绕利益构造的，但是它不是社会结构中的参照点，而是来自与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统一过程。”然而，“客观利益是历史的利益，因为它们以服从科学知识的合理的必然历史运动为基础，这是不可能放弃末世论的历史概念的，坚持‘客观利益’这一概念只是在末世论中才会有意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经济是基础，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拉克劳、墨菲认为，这是缺乏任何理论与实践的猜测，因为“这是按照彻底排除矛盾复杂性以及工人阶级绝对统一将在千年拯救时刻彻底实现来掌握历史理论一在此情形之中，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否则，必须废除：理论或凭借理论，在确定‘客观’利益整体代表中给某种特权化主体立场提供基础，在这一情形中整体代表这一概念变得毫无意义了。”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广告创意；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006-02

一、前言

现代主义广告设计是工业社会时期普遍的传播形式，遵循现代主义的审美法则。但在当今时代，以商品性、娱乐性为表现形式的大众艺术兴起，对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对现代设计呈现的单调、非人性化的广告产生厌恶，使现代广告面临着危机和挑战。后现代主义逐渐兴起于欧洲上世纪60年代，是一场反驳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潮和设计运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同样，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后现代设计传播的新特征。广告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其表现内容及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后现代化”的特征。后现代广告创意大量采用复制的传播手段，平面拼贴的艺术制作方式，来实现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二、后现代主义广告的特征

（一）后现代广告意识形态的创意

广告不仅反映出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进程，也折射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广告在与目标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对消费者的生活态度及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当今社会，消费者更容易接受与其意识形态达成共识的品牌文化，能反映出目标消费者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准确抓住受众的心理需求。当受众认同了产品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时，会主动接受商品的信息，从而激发对产品的购买欲望。

潜意识的传达是后现代广告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方式，潜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和排斥的思想情感。后现代广告通过激发受众内心的潜意识，得到目标受众的认同。像同性恋、师生恋等群体，这种思维意识可能是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但当广告中出现传达他们心声的画面，就会引起与目标受众共鸣，并会对该品牌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雪碧系列平面海报―《我中意女人》，广告中的女孩大胆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在传统看来是不道德的，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但在后现代社会，年轻人注重追求自由和自我的实现，主张自主选择的权利。这则广告暗示目标受众群，不必受制于传统的枷锁，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从表面上看，广告宣传的内容与商品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问题少年吐露内心那些可能不被社会道德所容许的心声。广告的暗含的潜意识紧紧的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得到年轻受众的欢迎。但这种做法也存在风险性，它可能只会得到少数特定群体认可，遭到大众眼光的排斥。

（二）后现代广告对人性的关注

后现代主义广告承认人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关注人类命运和生存价值，具有人文的审美意味，体现出温馨感和人情味，让人感觉到一些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后现代广告将产品的信息巧妙的隐藏于精神层面之下，销售产品的同时也在传达某种感觉或意识，近而拉近与目标消费者心里距离。与现代广告相比，后现代广告这种对人性的关注，更能准确的表达后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状态。

《左岸咖啡馆》的系列广告，在消费者头脑里凭空建构了一个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让消费者身在台北却似乎感受到了巴黎的气息。广告文案像是在讲故事，倾诉一种心情，通过这些文字，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的默契。广告通过文字的“言外之意”传达唯美的意境，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契合了后现代人的心理，使目标受众无形之中把精神和文化转嫁到了品牌上，充满了浓郁的人性美。这是一种虚拟语境，后现代广告中产品已不占主导地位，而广告中的情感意蕴超出产品本身，在广告传播中体现了品牌的风格化、感觉化和印象化。

（三）后现代广告高扬时尚、颠覆传统的创意思路

后现代广告将个性作为标榜时尚的一种手段，个性也是一种时尚。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指出：“现代文化就是自我的表现和再创造以求达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盛放”，这种个人主义的心态在后现代广告中得到突出体现。

1.后现代是一个反体系的时代，理性和规则被抛弃，“自我”意识逐渐的彰显，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受西方“个人主义”风潮的影响，个人化越来越凸显。

百事公司旗下的 “激浪” 品牌，一直吸引着许多不拘常规、敢于冒险的年轻人，“激浪”广告语为“Dew，这才是汽水！”。其中“Dew”的中文意思是露水、露珠，但在粤语发音中却与fuck之意暗合。其广告风格主要以涂鸦图案搭配广告标语为特点，描绘了“激浪”破门而出的活力形象，传达出“激浪”舍我其谁的魄力。激浪品牌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思想方式，使自我获得感性解放和本能释放。与现代广告相比，后现代广告创意更注重人性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自我。还有像耐克、苹果等国际知名品牌，都在其广告中极力渲染一种个人主义的活力，充满了随心所欲，追求自我的精神，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彰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价值，迎合年青一代的个性化心理趋势。

2.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后现代文化中个性化的张扬，主张个性的主体变成女性。女性在传统广告中总是充当花瓶、家庭主妇的角色。但在后现代广告中表露出女性解构以男性为主导的系统，构建一个突现女性主体的语言秩序。法国时装“蔻凯”的系列广告―《你不过是我的玩具》，宣扬一种女性解放的反传统思想，广告中把男性当做玩具，好似猫儿玩弄老鼠一般，极尽戏弄调侃的情趣。广告充满时尚气息和对传统男权的挑战，女性主义的张力得到尽情的释放。

（四）后现代广告的娱乐性

娱乐性是后现代主义一个突出特征，后现代主义注重游戏性，讲究参与性，以一种非理性的、随意的、自由嬉戏的态度对待事物，对传统进行嘲弄的戏仿和肆意的分解，对偶像拆解解构，神圣的东西可以践踏，权威的光环可以拆卸，自贬与嘲弄成为作品主调，运用有趣、可笑而意味深长的行为来与受众心理沟通的形式，是一种调侃的黑色幽默。

在这种思维中，一直以来在艺术表现中不受欢迎的恶俗，似乎受到了青睐，成为吸引注意的策略，在受到反感与厌恶的时候，却歪打正着的达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后现代广告表现出了后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追求感官满足的特征，例如一款冰激凌的广告，广告中缠绵的牧师和修女手捧冰激凌，其传达的意图是，这款冰淇淋就像一样，让修女和牧师都难以抵挡诱惑。故意把带有暗示意味的形象与宗教联系起来，是对宗教的一种亵渎，对以往传统的颠覆。广告把宗教调侃式的符号化了，将宗教与艳俗内容相结合，嘲弄往日的神圣，埋藏了艺术的崇高，通过这种调侃的方式博得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兴趣。

后现代广告中“拼贴”和“戏仿”是两种重要表现形式。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心所欲的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后现代广告运用这种拼贴的思维方式，去戏说历史，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可以作为戏说的对象，根据广告主题和创意构想的需要，形成一种跳跃性的思维。这种打破传统、与人们习惯思维相违背的表现方式，可能让人一下难以接受，但这种不同于传统思维的“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吸引力。

迪赛牛仔裤的广告采用拼贴方法对雅尔塔会议的历史照片进行创意，实现其商业目的。雅尔塔会议中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经典合影，被拼贴成与性感美女左拥右抱的休闲氛围。广告利用原有作品的知名度，融合现代元素创造出了怪异的形象，传达出完全不同的含义。通过图像拼贴，将相互矛盾的古典与现代视觉元素组合在一起，呈现“怪诞”、“不确定”的风格，后现代人深层心理中的破坏欲和恶作剧都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五）后现代广告的风格自由化

如今的社会环境促成了消费的多元化，形成了消费的个性差异，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在广告设计风格中十分强调独特性。广告设计呈现出了非标准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的丰富局面，设计风格呈现多样性。同时，当代消费者也在不断萌生着新的审美倾向，后现代广告艺术形式不断的发展和翻新。后现代广告以折衷主义的手法将历史与时尚、高雅与通俗、新技术与旧风格相互融合，呈现出自身丰富多彩的自由的风格。

麦肯香港为香港耐克创作的《青少年篮球联赛海报》，获得09年戛纳设计大奖。广告没有使用同一画面大量印制的传统做法，而是选用10位篮球运动员的技术姿势，通过丝网印刷，将自己的形态印在对手形态之上，制作了350张独一无二的海报，将海报变成战场。广告的主题是激烈的竞争，但其表现方式是轻松、随意的，用不同色彩的人物剪影进行透叠，形成色彩斑斓的海报。将每个篮球少年都渴望能在赛事中尽显实力，不断过关斩将，压倒对手的精神呈现在年青人眼前。由球员参与创造的350张海报，体现出其独特性与杂糅性。这种非标准化的自由表现形式，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从而留下深刻印象。

三、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颠覆。但是后现代文化体系下的广告依然要有自己的尺度，过度追求叛逆会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后现代主义给广告创意带来了批判思想、另类思维等许多新的观念，能够满足目标消费者的多样需求，这种颠覆传统的创意方法，使品牌形象的个性化更加突出。由于后现代空间、语言和场景的不确定性，因而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在这种时空交错、画面重叠的语态下，合理地运用艺术创作手法，必然会出现更加精彩的后现代广告作品。

广告与社会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等都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创意的过程中必须适应这一思潮所带来的影响，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模式，要结合自身文化的特点，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创意的灵感，合理进行创意，才能使广告取得更好的发展。

げ慰嘉南祝邯

[1]张雪．前卫广告设计系列叛逆者的步伐―后现代主义广告思潮[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04第1版，29-30.

[2]婷婷．Dew,这才是汽水!――BBDO（中国）打造大胆“激浪”态度 [J]．《中国广告》，2009.10.

[3]陈磊.挣脱脚镣尽情跳舞―广告传播悄悄后现代[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7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文学思潮研究　问题意识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35－07

检讨近20年来国内后现代思潮尤其是其中最活跃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史，不难发现一些重要倾向和问题并未得到系统清理。在今天这个后现代主义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的时代，后现代思潮及其研究的处境和状况如何?它是已经终结还是正在普泛化?作为一种话语和话语实践，它与中国的现实语境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如何理解“后现代”与“现代”、“解构”与“建构”关系认识模式中的二元对立倾向及其问题?要对此“新学”和“显学”获得理性的、深入的认识，需要我们结合对相关思潮史和研究史的学术梳理，对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几个倾向性问题加以讨论和清理。

一、后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境遇：是终结还是普泛化

作为一种对“现代”及其后果和问题进行根本性与全盘性反思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在二战之后从欧美地区的文学艺术领域发端，逐步演变为跨学科、跨区域的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与社会现象。在中国大陆，对后现代主义的引进和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范围最初局限在建筑、文学、绘画等艺术审美领域。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话语和思潮的影响，迅速扩展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生活世界的众多领域。以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论文、专著、丛书、资料集、选本、工具书等大量涌现。其中，选本、丛书、工具书等从新世纪开始的成规模出现，表明国内后现代思潮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走向经典化。以后现代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各种规格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立项课题等，在数量上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这说明其观念与研究已逐渐被主流学术界所接受，并在不断体制化。对“后现代主义”作为名词、术语、标签的使用，也遍及主流和非主流的大小媒体，以及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后现代主义成为不断膨胀的流行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娱乐化、时尚化。与此同时，对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批判、抵制以至死亡宣判也一直不绝于耳，其中有对后现代主义的漫画化和妖魔化，更有去神秘化和批判性审察。近年来，随着了解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心态正渐趋理性平和，狂热鼓吹和激烈反对的言论逐渐消退，而代之以相对客观冷静的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进行总体性反思的分析性态度。可以说，尽管分歧依然存在，尽管与国际学术界近似，作为运动和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其鼎盛期在中国似乎也已过去，但作为理论视野、分析方法和话语要素的后现代主义，却越来越成为常态与常识，潜移默化地被学术界与社会所接受和应用。“后现代”似乎是以终结的形式被普泛化了。

支撑这一观点的最直观的证据来自统计分析。“表1”和“表2”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分别以“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为题名、关键词、全文字段检索项来作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8年间，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为题名(篇名)的论文，总篇数分别达2386篇和6407篇，每年的篇数呈迅速递增趋势。尤其是从1993年前后开始，后现代话语进入膨胀期，21世纪伊始更进入高速膨胀阶段。以二者为题名的论文，分别从1993年度的34篇和70篇，递增为2000年度的87篇和232篇：到2008年度，更分别达到333篇和990篇。以二者为关键词和全文字段的论文的递增速度也与此相近。如果说相关题名的论文。直接反映出以“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研究的数量状况(当然还有许多对相关主题的研究没在题名中出现“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等字样，因此上述统计远不是穷尽性的)，以它们作为关键词和作为全文字段来检索的相关论文，间接反映出相关术语、概念和理论对学术界的不同层面的影响。从篇目的数量和递增速度来看，这种影响是广泛的，并在不断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作为现象和话语在中国的持续性和扩散力。

因此，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时常会引起站在不同观察立场和使用不同统计口径的学者的激烈争论。如有学者针对后现代“终于渐渐远去”的说法，就提出“解构主义并没有远去，后现代也没有远去，它们毋宁说已经长大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已经不复是文学批评的专利”；有学者更直接宣告“谁也不能宣告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这种争论在国外也很常见。比较能被各方接受的折中的看法和结论是，“‘后现代’这个单词可以被忽视，但是后现代的请求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承认。它们成为当代的可作为榜样的描述模式。连现代的公开宣称的支持者们今天也赋予他们心爱的现代以异乎寻常的后现代的轮廓”。重要的不是术语和概念，而是它们揭示的问题和内容。

从这个角度看，争论后现代是否已经终结。正如当初争论后现代的有无，之所以往往热闹一时却难有定论，原因更多在于争论者的价值观和主观判断的差异，它也容易被争论成一个假问题或伪命题。问题的实质可能是。“后现代”理论方法所针对的“现代”的全局性后果和根本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以及它是否对解决当下现实语境中的问题仍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有效性。上述统计研究表明，无论作为事实和现象的“后现代”在中国是否已经终结，是否需要终结，后现代思潮在理论领域仍是研究的重要对象，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阐释模式与工具方法的组成部分。

“后现代”现象可以被终结，但后现代研究却已经普泛化。本文从文学研究领域切入国内后现代思潮，试图进一步讨论和反思的，正是这一状况背后的问题。

二、着眼点：突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倾向是，它的着眼点是中国当下语境和现实问题，从而使相关研究表现出突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本土化的重要原因。这种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表现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两方面。

就研究对象而言，后现代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其主要动因可能本来就不是学理的或知识学的，而是本土经验和现实问题寻求理论阐释与解决方案的需要。它经历发生、鼎盛和普泛化等几个阶段，除中国“现代”总体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后果与问题的综合作用，可能还与“”结束之初荒诞的社会情绪和变革冲动、90年代之初的社会变故和市场化趋势、以及新世纪之初的全球化冲击和本土情境等，具有某种对应或应和的关系，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与问题意识的投影。直到今天，对西方的以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真正学理化的清理，恐怕仍然不是学界研究或关注的主要兴趣所在，人们关心的重心是相关理论方法如何回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使是最有学理性的研究国外后现代主义文

学思潮的专著，如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盛宁的《人文的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等，也都会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或有意无意地把论域从国外扩展到中国问题领域，关注的焦点落在“后现代”与“我们”的关系上。

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作为一部“系统介绍当代西方最主要的批评理论流派”的著作，辟有专节探讨“‘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强调“在海外的人”对“中国问题”发言的优势之一，是“有幸能在一个‘公民领域’中说自己想说的话”，该书的内容提要也特别突出“就当代‘中国问题’作了极富启发性的理论阐释”。盛宁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著作《人文的困惑与反思》，“引言”开宗明义地强调应对“西方都已经后现代了，我们该怎么办”问题作出回应，并批评“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坛”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简单的“话语的平移”，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要不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我们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出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更典型也更极端的是一部“专门论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著作”，不顾主题与体例的限制，辟有两章专门研究“后现代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近期出版的一部日本后现代文化研究专著，也强调“本书写作的主要动力就在于通过对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分析，为中国提供一个切近的参照和借镜”。这些由国内学者所做的国外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尽管研究对象是国外思潮，但研究的出发点是当下中国的现实需要。这是国内后现代研究风尚的特点。至于直接以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这一特点就更明显了。

从研究者来看，也表现出从问题出发的思路。其正面意义在于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和同步，并注意从实际出发来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史研究，从而使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未来意识。正如王岳川所谈的研究心得，“‘后学’(包括后殖民主义研究)作为一个网状缠绕的问题，成为新世纪研究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不可回避的多层多维的问题族群，并指涉出我们的彼此胶着或焦灼的问题意识。我们只能面对而不可能背对这些学术难点与焦点问题”。综观国内后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成果和思路，这些“胶着或焦灼的问题意识”。包括从经验与实在、语言与话语等层面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进程及其后果与问题的总体评价。古今、中西等现代时空经验，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文化，知识分子与精英文化，市民社会与消费文化，当下具体的社会问题，等等，包含与现实有切肤之感的、关乎中国当代文化源头与去向的总体性解决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

但另一方面。这种胶着或焦灼在产生“身在此山中”的现场感的同时，也难免导致对对象真面目的“近视”或感同身受的主观情绪。而且，由于在历史语境与问题意识等方面，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时间差、空间差，因而并不完全同步，也容易导致有些问题的梳理考辨出现语境与问题的错位，不同时段、不同问题语境、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理解，就出现了包括基本事实认同在内的过多的分歧以至无谓的争论，共识基础的缺乏往往影响问题的解决和推进，这在批评史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尤其如此。陈晓明在针对对后现代主义的责难(如与官方“合谋”论这一类问题)所作的“辩护”时，就曾不厌其烦地辨析包括文章的发表周期在内的具体事实细节等问题。再如后现代主义9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大行其道，盛宁归因于“某个特别的契机(指杰姆逊来华讲学)，以及为数有限的几部论集在国内的传播”：许纪霖归因于80－90年代之交社会变迁所激发的知识界对“整体主义独断话语”的“强烈的反叛热情”；杨扬正好相反，归因于它在1989年后“恰好满足了当代意识形态的需要”，并得到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有力支持；赵毅衡也强调它相对于“官方文化”的保守性；旧汪晖则认为与“1989年之后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有关，㈣等等，不一而足。这都说明各有侧重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有时会对起码的学理研究带来复杂的以至负面的主观影响。整体说来，基于从“胶着或焦灼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主观分析，有关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已有研究成果，在史或事实等基本研究工作的积累和展开方面，就显得颇为随意、单薄与分散，缺乏应有的学理性(包括考据性)和系统性。

三、“现代”与“后现代”关系认知的二元对立倾向

“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后现代话语涉及的核心问题，它的发生和展开，在西方的语境下，主要导源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侧重从文学或文化现象领域讨论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是理解为“后期现代主义”，还是理解为“现代主义之后”，是西方文学界直到80年代初都还在争论的话题。在中国，对“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学术史梳理。更多是以“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关系为内核展开的，如李泽厚在80年代中期就已谈到“在现代化中注意后现代化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后现代话题在文学领域最为活跃，但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社会现象与经验领域，即对于一个被认为现代化尚未完成的国家，“后现代化”何以可能?“后现代”能否对中国“现代”的根本问题及其后果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与超越?根源于历史语境和社会现实的问题意识，使“现代”还是“后现代”的选择往往成为有关中国问题的总体解决方案。因此“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常常以非此即彼的对立形式被言说、探讨。不仅后现代主义者如此，在持有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等不同现代性立场的学术史清理者眼里，“现代”与“后现代”也往往被当作是两种水火不容的经验形态和理论模式。

国内后现代文学视阈中的“现代”，最初主要不是如西方文学界一样指现代主义，而是指现实主义。因为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下，“现实主义”作为主流话语，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正宗地位。“现代主义”的合法性则一直是个问题，它远不具备在西方语境中的霸主地位，因此并不能充分代表中国文学实际中的“现代”。它与“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就并不像西方那样构成后现代主义问题讨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中国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从现代主义中诞生，而且在反思现实主义时与现代主义一度是同路人的关系。因此，文学领域讨论“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时，最初更多的话题是落在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解读和重写，包括对其背后作为社会现象与经验的现实权力关系的运作的反省。

现实主义的捍卫者也自觉从这种对立上来谈论问题和回应挑战。如张炯在探讨90年代文学的新状态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主潮是由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手的“解构”思潮，“解构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内容上。……不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被消解，在那些人那里，甚至连马克思主义也被认为过时了，弃之如敝履”。结果是“解构了不该解构的东西，到后来，乃至丧失了方向感、目标感”，而苏联、东欧的解体，“更增加了我们所生存其中并且习惯了的社会大系统被解构的历史悲剧感”。但他认为现实主义自有其生命力，“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佳作无一不是现实主义，这就见出，从大的历史宏观上来考察，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强大的文流，也并未由于受到冲击

就轻易断流了”。他用从“解构”向“重构”转型来概括90年代文学的新状态，证据就是“从反现实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复归，从疲于奔命地模仿西方走向着力创造富于自己民族特色的风格”。㈣这一论证恪守现实主义立场。把文学当作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大系统、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经验形态的书面载体，它和这一系列关键词，从语言与实在两方面构成了最有当代性的中国的“现代”。这种从现实主义的现代性立场或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后现代主义甚至现代主义作为否定和批判对象的思路，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这样的二元对立也体现在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立场对文学中的“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清理上，落脚点也集中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社会与经验形态。有趣的是，现代主义者似乎并不认可后现代主义者的同路人身份。如赵毅衡、杨扬、李怡、张清华、徐友渔等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在恪守现代主义与启蒙主义(两者其实是矛盾的)的精英化理念的基础上强调“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把后现代主义理解为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传统，包括“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脱节，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当下的现实问题隔膜。张清华对后现代主义的“虚妄与意义”的分析和对现代主义的“策略回守”的设计就很有代表性。他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当作是在前工业社会基础上的“一种话语的模拟和选择”。在批判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的“虚妄”并主张采取“抵抗的策略”时，他站在“现代”立场提出了以自觉的“保守主义态度”为内核的解决方案，认为“我们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回到80年代的文化起点上，同时也更认真、更真实、更纯正地重历一场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在论证中，他一方面强调艺术家的文化策略“不必完全依附于政治和经济运作的需要”，从而为现代主义的艺术退守策略寻找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后现代是“徒然的超前”，“我们在文化的实际立足点上距离贝尔所处的后工业阶段还相差万里”，从而主张“将进步的必定指向现代化的历史态度、社会立场与独特的、相对独立的艺术策略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句这一双重标准的现代主义艺术策略的矛盾与困境，在于它设定的“进步的必定指向现代化的”经验目标和社会标准，是缺少必要的反思视角的循环论证，因此它对“后现代”的合法性的否定，在逻辑上同样也是在否定它所试图保卫的“现代”。

这说明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理解“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容易从思维方式上落入自设的陷阱，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尤其如此。而从经验出发对后现论的批判，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立场的研究者那里，既是理解国内的后现代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常见思路，又容易导致经验决定论，有时也要避免把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

四、从“解构”走向“建构”的趋势及其悖论

突破“现代”与“后现代”关系上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在一些对“现代”、“后现代”持双重反思立场的研究者的尝试越来越值得注意。其中，对国内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解构”与“建构”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从“解构”走向“建构”趋向的关注和倡导，形成了以新的综合思维整合“现代”与“后现代”的思路。尽管其中同样存在悖论与盲点，但这一趋势本身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

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对“现代”与“后现代”基本持中立态度的学者；一是站在“后现代”立场的学者。前者如程文超、王岳川、余虹、陶东风、林岗等，他们对国内后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学术史反思，一方面都注意厘清现代与后现代、解构与建构的根本区别和重大差异，一方面也着力探究造成这种差异和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并试图从中挖掘二者对话、互动以至建设性转换的可能与途径。如通过对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史相关问题的梳理，程文超发现了以模糊思维超越二元对立，寻找“文化重构的新思路”；王岳川找到了在东西方有效的“互文性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的线索；余虹勾勒出从“解构批评”转向“新历史建构”。以超越二元对立走向张力互动的理论图景；此外，陶东风认为“当前文化价值建构”的关键，是在现代与后现代“两种诉求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与制约关系”；林岗认为“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和解构，与建构“看似誓不两立，其实相互补充”，并对解构现代性的姿态的真实性持存疑态度，认为解构现代性也可能属于另一种现代性，等等。他们都从“解构”与“建构”的相对性的角度寻找破解“后现代”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途径，“后现代”通过从解构走向建构，或通过解构基础上的建构，对“现代”进行重写或重建，成为部分中立倾向的学者的学术史共识。

站在“后现代”立场的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存在这种由冲突走向包容、由对立走向对话的转变。如曾经主张“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终结的张颐武，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一书的前言中对自己过去的批评观作了清理和纠偏，认为“‘现代’／‘后现代’并不是作为一个相互更替的‘进化’过程，不是作为一个‘新’的话语取代‘旧’的话语的过程出现的。”因此。不存在一种“不选择‘现代’就选择‘后现代”’的“一清二白的选择”。他选择“徘徊于现代／后现代之间”。为寻找对“生于斯、长于斯，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共有的社群的一份承担”，从本土性视角切入对民族一国家语言与生存的重新审视与建构。陈晓明则有感于世纪之交“后现代”一词被“现代性”替换这一现象，在清理这一时期文学话语中“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新变时指出，“当今的现代性论述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方法和立场”，二者的缠绕和胶着表明，“后现代并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的抛弃和颠覆，而是在更加合理和从容的境况中，对现代性的修正、拓展和精细化”。他强调，“后现代知识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解构之后，以更富有包容性和启示性的方式走向建设性的未来，这无疑是一种更明智的出路”。与张颐武的社群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有别，他主张尊重个体差异，用“建立在个体一主体利益之上的无限多元”，超越“有限的民族一国家立场的多元”。这里所谓“无限多元”和“有限多元”，实际上代表了国内后现代立场的学者梳理从“解构”走向“建构”以走出“后现代”与“现代”二元对立怪圈的后现代思潮的两种路向，即多元建构论与一元建构论。其中“有限多元”本质上仍是一元的。尽管这两种建构一侧重个体一侧重群体，彼此的差异以至对立颇为明显；但同样明显的是，“个体一主体”也好，“民族一国家”也罢，基本上还是在现代性启蒙叙事设计的个人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阐释框架与解决方案之内谈论问题。因此，“建构”如何避免走回“现代”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老路，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也是对“现代”与“后现代”抱中立立场的学者和站在后现代立场的学者在倡导从“解构”走向“建构”时都要面对的悖论和难题。西方语境中以后现代神学和后现代科学为主体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尽管有可能回到现代之前，形成新的神学中心主义话语，但它的“解构”的来路却是清晰的。因此，它的倡导者大卫・格里芬才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种类

型的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观(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中国的语境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建构”问题得到主流舆论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一方面可能与市场经济(而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价值与人文精神的冲击导致的价值重构要求有关，一方面也可能与包括主流意识与精英文化在内的主导价值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拒斥与改造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提出和迅速登场，或后现代主义之由解构走向建构，面临的与其说是“建构新的宇宙观或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一目标，不如说是“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这一前提。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其研究由“解构”向“建构”转型这一趋向，蕴含着全球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丰富信息。但如何理解后现代话语转型背后的历史限定和现实动因，如何在“解构”的前提下进行“建构”以吸取“现代”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新的时代难题。

总体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逐渐本土化和合法化的过程，这是它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当代思潮对话并自我建构的结果。当下它正在经由经典化走进历史。与此相应，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也通过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持续向当下发言，并通过对“后现代”与“现代”、“解构”与“建构”等核心关系的探讨，表达各自对后现论与现实建构的不乏二元对立立场的冲突性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不同立场的研究者晚近对后现代思潮建构意义的强调，表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正在走向包容和相互吸纳，同时也说明后现代思潮及其研究，在普泛化的同时正在走向体制化。如果“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思和重建，对于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而言，如何重新发现后现论方法的活力，并保持研究本身的学理性与反思性，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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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意识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学批评；话语分析；社会意识； 商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273-02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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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redric Jameson (1991). 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后现代意识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一、后现代主义简述。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后现代主义就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它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质疑和否定，是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是：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对真理符合论，强调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知识的商品化。显然，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主流的现代主义的质疑和否定也存在“过度”的弊端，使得后现代主义走上了虚无化和怀疑主义的道路。后现代主义很快风靡全世界，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文化思潮。从上世纪90年代初传入我国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它以网络为载体，很快渗入了一贯以社会文明先导著称的高校校园文化精神之中，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来讲，后现代主义思潮具有正反两方面鲜明的意义。首先，从积极方面来讲，它崇尚多元化、强调多元化、推崇平等对话、尊重个体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引导当代大学生直面社会的各种挑战、战胜自我，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善于创新提供了帮助。从消极方面来讲，后现代主义过分夸大个体的作用，反理性、反科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怀疑性将使学生迷失自我、迷失未来的方向。

1.积极影响。

（1）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增强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今大学生利用网络得到比以往更多的知识，对事物的认识也较为全面。后现代主义对当今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剖析和批判，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广大学生真正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

（2）有助于大学生个性的培养和自我意识的增强。

后现代主义反对整体性、同一性，关注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推崇平等对话，从而为大学生增强自我意识，培养独特个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

2.消极影响。

（1）使部分大学生丧失政治信念，政治立场不明确。

当今，中国逐步向以大众传媒文化为中心的商业、法制社会过渡，不再是一个完全以权威意志形态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成为人们了解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西方文化通过网络不断涌入我国，对此，部分学生采取的是全盘接受的态度，而没有能够很好地识别、辨别，从而产生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放弃信念，没有方向，以反主流为时尚。后现代主义推崇多元论，这往往导致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从而引起大学生政治意识的混乱，甚至对我国的政治一元化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同样持怀疑态度。

（2）使部分大学生道德意识减弱，缺乏责任意思，行为方式失范。

后现代主义提出反对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首先，反基础主义，倡导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甚至提出怀疑和科学能带来自由和解放。他们提出，理性并不能成为判断对错及善恶的标准，尼采也认为理性是权力意志饿工具，费耶阿本德甚至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口号。其次，放弃了基础主义，就有可能放弃普遍性和确定性这一法则。因此，后现代主义在提倡人们反对权威的同时，又使人们对社会自我角色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怀疑，具体体现为个人道德问题及个人责任素质问题。依据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所谓责任就是人们给自己套上的精神枷锁，无需理会。这种观点，使得部分大学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放弃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冲破道德的约束，肆意践踏道德准则，毫不顾忌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进而以个人主义、实用功利主义为自己追求的标准和处事原则。他们安于享乐、不思进取，甚至为了自己的一时欢快不惜牺牲他人、集体的利益，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丧失了应有的责任意识。

（3）使部分大学生对什么事情都持无所谓的态度，理想意识淡薄。

后现代主义强调追赶潮流，追求自由、平等、独特，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反一元性使得部分学生的想法往往和这个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在现实社会中觉得无所适从，只能逃避现实社会。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部分大学生将虚拟网络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久而久之，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无所谓，不思考自己的未来，更谈不上追求真理，自我麻痹，不思进取，表现出“站在毁灭因素边缘的一种完全失掉信念的心境”。

（4）使部分大学生个人主义增强，价值观念失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体系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价值观选择不再单一，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上的一切弊端也渐渐显现，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例如“一切向钱看”助长了大学生拜金、享乐思想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强调的个人主义与此同出一辙，使得部分大学生以实用享乐主义为中心，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为了个人利益放弃一切。

三、正确对待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主旋律教育。

大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整个社会的重要财富和力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国家的建设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不仅有积极的方面，而且有冲击当代教育模式甚至行为规范的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加强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专业技能过硬的人，而且要培养成思想素质合格，对社会有益的人。

1.继续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系统教育，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主旋律教育。

大学生面对的是各种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极易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稳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能够抵御各种消极思想潮流的冲击，做一个思想素质合格的大学生。同时也能够让大学生能够辩证地对待后现代主义，积极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校园是大学生思想行为得以产生和显现的重要场所，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及文化素质有较大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因此，我们要优化校园环境，繁荣校园文化，借助于学生组织积极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集体意识、创新意识，并且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要积极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践，而且能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使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积累社会阅历，更好地理解各种思想潮流。

3.积极开展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教育。

面对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外思潮，在教育大学生积极对待的同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要积极开展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传承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多沉淀下来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此来内化自己的气质、修养和人格，并逐渐融入内在品格。这对于广大学生自觉抵制消极思潮，激发他们形成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助人为乐的价值追求有较大帮助。

4.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当前大学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自身的抗压能力比较有限，不懂得自我调节或者发泄，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有些同学深陷虚拟世界不能自拔，不敢接触真实世界。这些都对大学生的成长和长才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造成不该有的悲剧。因此，必须加强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通过平等对话、情感沟通、说理疏导、循循善诱的方式，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心理质询等方法，引导广大学生形成自我意识来纠正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四、结语。

在新的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一定要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认真了解并分析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大学生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创造性地利用后现代主义这些交织的影响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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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意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5]陈思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两封信———致坂井洋史.人文精神寻思录[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