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09:33:01

后现代主义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工业

詹姆逊(F.R.Jameson)(1934一)是美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詹姆逊糅合各个流派于一身,从独特的视角来解读当今复杂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过时,而且也从不会过时,永远是分析社会的一把犀利的利剑。在对美国社会进行分析后,创立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1首先,在前人划分的基础上,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英国为首,在血腥暴力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人们之间体现为裸的金钱关系,体现在文学中是对社会人物之间围绕金钱展开的全知的讲述。现代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以欧洲列强为主,开始了殖民地掠夺,人们之间体现为典型的异化,体现在文学中是对个人的无限崇拜,是天才辈出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主,进入了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之间体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体现在文学中是对此时此刻感受的无限强烈感。

其次,资本主义的一切规律都适应于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社会。如:M—c—M公式(Money—Capital—ExtraMoney)即把钱变成资本,然后再用资本产生更多的钱。在后现代主义,现在人们追求的是概念中的钱,即用股市炒股来实现钱生钱。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贪求,对新的市场的不断开发,新产品的不断创造。在后现代主义中,人类最后两个未被资本践踏的领域——人类的无意识领域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也已遭到破坏。对新产品的不断开发,使后现代主义中的人们购买产品不仅仅是为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商品占有的欲望;广告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某种商品,而更多的是使人们产生购买的欲望。

随着尼采的上帝已经死亡的呼声,在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是典型的拜物教。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物化的驱动下,文化和经济渐渐的合二为一,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文化工业的出现。经济的发展在于推动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在于获得经济利益。如美国娱乐业的大量出口,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的。在文化工业的推动下,在后现代主义中,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每个人都被铸造成毫无差异的消费者。

2根据詹姆逊的描写,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首先,后现代主义以空间感为主。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空间感越来越窄。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网络虚拟空间出现;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我们周围都是毫无表情的摩天大楼,各地都很相似,而且资本主义的不断深化使得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人们没有方位感,很容易迷失自己,也没有距离感,犹如雾里看花。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得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复制,创新没有了发展的余地。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手工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物品已经看不出手工的痕迹,如汽车,导致了类像的出现。类像不同于复制品,复制品仍然可以找到原作,但是类像没有原作。类像的出现,使得人类自身和周围的物品失去了联系,人类越发变得无能为力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哥白尼已否认了地球中心说;达尔文否认了人类的优越性;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和性驱动力;而语言学更宣称是语言在说人,而非人在说语言。在科技的耀眼光芒中,人类越来越迷失自己。距离感的消失,使得人们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语言国,说着属于自己的话语,因此模仿不再行之有效,在后现代主义中只剩下空洞的模仿即剽窃。剽窃在后现代主义中也是典型特征。在现代主义造就天才的年代中,一切想得到的都已经想到,因此后现代主义只留下对已有的东西进行重新安排整理,即所谓的剽窃。在后现代主义中,人们不再批判某人的观点不正确,而是会说其措辞表达有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中,充斥的不是各种不同的思想,而是不同的表述。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时间感断裂。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处于解码阶段,脱去了神学的外衣;现代主义处于再译码阶段,推崇个人崇拜;后现代主义则力图跳出这个解码译码的圈子,所以出现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认识不到语言的线性特征,只活在现在,有很少的过去时间感,根本无将来时间感。因此,现在的感受特别强烈,会产生犹如吸毒者一样的幻觉。体现在文学中,就是怀旧电影和魔幻电影,都是重点在借过去或将来来讲述现在。时间感的断裂使得主体也变得四分五裂,主体的死亡意味着创造性的终结。超级秘书网

第三,物化的力量始终充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后现代主义物化的力量更强,无坚不摧。拜物教即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的出现,把物品转化为物品的形象。类像现象的出现使得一切都不再看起来像是手工作品,因此,现实感消失不见,一切都转化成形象。根据语言学的研究发现,语言包括外在参符和内在的指符和意符。在现实主义阶段,外在参符逐渐消失;在现代主义阶段只剩下内在的指符和意符,并且内在的指符和意符开始分开;在后现代主义阶段,只剩下指符,因此词语的物象被无尽的放大,成为形象。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形象。广告业的兴起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媒介的快速传播更使其大放异彩,把一切现实都转化为假的事件——形象。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后现代艺术观念既影响着世界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深深影响着我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论从美术教育理念、还是从美术教育课程内容设置和结构模式方面,它都对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艺术是在西方艺术界出现的一系列艺术现象。它改变现代艺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而提倡艺术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把多元化作为核心的后现代艺术观念一开始就渗透到了西方的美术教育中。在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倡导以人为中心,强调美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强调通过美术教育使学生获得终身受益的美术能力,强调美术教育让学生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材料包括声、光、电进行美术作品的创作,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普及化、生活化、多元化、解构化等特征是分不开的。在此影响下,西方各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程理念,如90年代初美国盖蒂艺术教育中心提出了“以多元文化学科为本的美术教育”,力图通过美术教育挖掘个体的潜能达到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扩展美术学习的领域,把美术与各学科联系起来,在学习方式上强调主动探究,形成综合全面的美术教育。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的西方美术教育,也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的影响

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艺术是人的内部生命的表现,也是人的本能,要培养充分和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开设艺术课程。”在现代全球化与多元化充斥的教育环境下,我国的美术教育更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现代艺术观念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对美术教育改革理念的影响

后现代艺术观念倡导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消解了文化的中心论,强调文化观念多元并存,影响着我国美术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首先,强调统整的课程观以达到培养人的综合艺术能力,强调“以生活技能为本(而非美术制作技巧)代替内容为本的课程,并强调课程的统整”。闭在美术学习中让学生去了解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并了解这些艺术的生长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学会艺术等。这种多视点和多方面的求索,能使学生自觉地回到艺术的生长环境,从而使艺术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不断保持下去。另外,美术教育改革强调人文性的学习。21世纪,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年代的到来,理性和感性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偏离了自然,人们认识到艺术是理性和感性趋于平衡的途径,因此,在美术教育改革中,人文性的学习被高度重视。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在人文性的学习上,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美术知识,使个人感情和整个人类的情感源泉联系起来,个人经验与人类的丰富经验接通,以促进学生与周围环境的交流。所以在课改中“不以单纯掌握知识技能为目的,试图改变艺术教育中学生机械模仿与枯燥训练技能的方式,把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原到一种完整的艺术情境中,或把一定的知识技能渗透到某个人文主题中,让孩子围绕该人文主题展开轻松愉快的学习”。闭人文主义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美术技巧的掌握和人文主义关爱精神和审美价值感的提升。其次,注重以人为本,培养人的个性以达到完美人格的美术教育思想。后现代艺术观念“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的观念影响着美术教育观念,“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主导思想,美术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以‘培养人的个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英国教育家赫伯特里德曾提出“通过的艺术教育”,即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人,把美术教育作为引导儿童发展的工具,从而培养儿童的个性,达到完美人格的塑造。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也特别强调人格的培养,并提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尊重学生个性特点,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活动,促进他们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的提高,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二)对美术教育课程内容和结构改革的影响

“20世纪初以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让位于更为复杂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后现代艺术观念也影响着我国美术课程内容和结构的变革。2000年6月,教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包括普通学校美术课程标准;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2004年初,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条例”进行了修订。其中指出美术教育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而实施综合、探索的学习,必须要扩展美术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包括校内资源、校外资源、信息化资源、教师资源,通过课程资源的开发以提高美术课程的适应性,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在课程改革中,把“统整的建构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

1.强调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后现代艺术是综合的艺术,现代美术教育已是综合的教育,美术课程改革也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学科观念,以综合的学科观念而代之,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逐步使学科门类达到综合。基础美术课程资源的改革同样受到影响,进人21世纪,美术课程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消除对于实用美术的轻视,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

3.对“过程”与“技能”的同时并重。在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中把美术课程的“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与“知识、技能”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美术课程资源也并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并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

4.以素质教育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在课程设置上,则主要体现以素质教育为依据,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美术的能力,改变过去以美术知识、技能为内容标准,而充分体现美术的情感性;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让美术课程和生活、自然紧密联系起来。

总之,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乃至中国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学校美术教育更注重美术与文化及社会的联系,设计一种更开放的、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美术课程成为世界各国美术教育改革的焦点”。

二、扬弃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促进中国美术教育健康发展

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美术教育改革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样也推动着我国21世纪美术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然而,后现代艺术观念是在西方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理念,是西方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我国的艺术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人文传统,美术教育在这两种文化观念不断冲突的情况下,应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中合理的部分,推进美术教育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我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后现代艺术观念作为西方的产物,我们应该合理地吸收其优点,找到适应我国美术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以指导美术教育改革。因此,在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同时,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合理性方面看,它确实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人文精神价值的失落等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约束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病,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对于当下的社会文明、现代教育,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和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

第三,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从中摘取几个镜头可见一斑:将牛肚剖开,“艺术家”钻出来(美其名日“再生”);在医生协助下在手臂上种植草,有的作者还利用自己外貌上女相男身“弯曲的直线”的暧昧性别,表演性自虐,《复活节快乐》因其血腥的场面和残忍的过程,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在成都南郊牧马山高尔夫球场一侧草坪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为主体的41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满足了不同性别观者的好奇心。还有种钱、病毒餐、颜料浴,为都江堰算命、用冰洗河、对水弹琴等等。这些不但扭曲了艺术的含义,有的已经与艺术没有多少关系。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关注的加强以及心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心理学中对人的研究的相关理论被广泛地借鉴和应用,如威廉·莱泽(WilliamLazer)的生活方式理论,RichardN.Cardozo的顾客满意度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的提出,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到了70年代,随着竞争的加剧,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提出了著名的定位理论,这一即使在当前的营销实践活动中仍被广泛重视和应用的理论,一些学者如西德尼·莱维,P.科特勒还提出了扩大的营销以及ReedMoyer提出的宏观营销,C.L.休斯塔克(G.LynnShostack)提出的服务营销,杰拉尔德·泽尔曼(GeraldZaltman)和P.科特勒提出了社会营销,提出在关注消费者的需要的同时,更要考虑消费者与社会的长远利益。80年代至上世纪末,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营销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营销策略上,雷维·辛格(RaviSingh)和P.科特勒提出了营销战的观念,重视军事理论和方法在营销中的应用,乔治·邓肯(GeorgeDuncan)提出了直复营销的理论,大卫·A·艾克(Aaker)提出的品牌资产理论,布姆斯(Booms)和比特纳(Bitner)在服务营销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服务营销的7P理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奥多·莱维特提出了全球营销理论,P.科特勒提出了大营销的理论。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内外部沟通的重要作用,如克里斯廷·格罗鲁斯(ChriStinaGronroos)提出的内部营销理论,巴巴拉·杰克逊(BarbaraBundJaekson)提出的关系营销理论。顾客也越来越被摆在企业营销活动的焦点地位,ColorMeBeautiful(简称CMB)公司提出的色彩营销,Oliver提出的顾客忠诚,劳特朋(Lauteborn)的4C理论等,也更加重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消费者和几何级数增长的市场和消费者数据,企业不得不考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解决庞杂的数据问题以及如何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开发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因此,JohnTaylor,JohnOake提出了数据库营销,唐·E·舒尔茨(DonE.Schultz)等提出了整合营销。至此,学者们在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市场营销这一决定企业生存根本的问题上,走过了艰辛、漫长和多角度研究的孜孜探求之路,但似乎也在不断地反思一个问题,在市场营销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究竟什么才是企业追求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确立能使企业真正明确其营销的真实本质。Heskett提出了服务利益链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顾客受让价值,Woodruff提出了顾客感知价值理论,Buttle提出了口碑营销的理论,CooperR.G.提出了4V’s理论。关键词“价值”是这些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进入21世纪,A.Augustinaitis提出了知识营销,萨姆·希尔、格伦·里夫金提出了激进营销的理论,维查·玛哈简、约罗姆·杰瑞·韦德(YoramJerryWind)等提出了聚合营销的理论。似乎意味着更加趋近于营销内核和本质的营销思想和理论的诞生。

二、营销理论嬗变特征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营销理论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从市场营销活动关注的焦点来看,发生了几次以谁为中心的转变

以谁为中心的阐述见诸于当今许多学者的文献中,其中较早并比较完整的阐释是菲利普·科特勒,他也是社会营销理论的提出者。1.生产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生产是最重要的,只要生产出有用的产品,就一定有人要。顾客关心的主要是产品价格低廉和可以随处购得等,因而经营者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追求生产产品的效率上,这在早期的学者们关注的商品、职能和机构的理论提出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产品观念与推销观念。产品观念认为产品是最重要的因素,消费者总是欢迎质量最优、性能最好的产品。推销观念认为消费者通常有购买迟钝或抗拒购买的表现,如果听其自然,消费者不会购买本企业太多的产品。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均会导致“营销近视症”,因此,特德·莱维特(TedLevitt)的营销近视症观念的提出是对产品观念与推销观念提出的解决办法。3.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认为,要达到企业目标,关键在于判断目标市场的需要,并且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这同威廉·莱泽(WilliamLazer)的生活方式理论,RichardN.Cardozo的顾客满意度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的提出是密不可分的,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还有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提出的著名的定位理论。4.社会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是营销观念的发展和延伸,强调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和劳务时,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个别的、眼前的需要,而且要符合消费者总体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企业要正确处理消费者欲望、企业利润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统筹兼顾,求得三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这个发展轨迹说明,营销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在对市场营销究竟以谁为中心的认识上,经历了以企业为中心、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及以社会长远利益为中心的逐步转变的过程。

(二)从理论架构形成的过程来看,市场营销理论框架的形成,是不断借鉴

其它学科并与其融合的一个过程市场营销学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它就充分吸收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1.与经济学的联系。市场营销学借鉴了许多的经济学概念与理论,经济学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消费者行为分析是市场营销活动的开始,它广泛借用了偏好、无差异曲线、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和理性等经济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一些新的研究与分析工具。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R.Smith)的市场细分理论,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提出了著名的定位理论是现代营销战略的核心,是以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理论为其理论支撑的。总之,经济学为市场营销学提供了许多的概念和理论,为市场营销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2.市场营销学与心理学。心理学是研究人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以及个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其研究对象就是人,而人正是市场营销活动面对的主体,也是市场营销学研究的对象。由于两者研究对象的相同,也就逐步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营销心理活动的新学科———消费者行为学。RichardN.Cardozo的顾客满意度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ColorMeBeautiful(简称CMB)公司提出的色彩营销,Oliver提出的顾客忠诚,劳特朋(Lauteborn)的4C理论均借鉴了消费者心理学方面的相关理论阐述。这些都能很好地解释消费心理学在营销学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体现和应用。3.市场营销学与社会学。社会学的观点主要应用于市场分析,其中,又以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素,如参照群体、家庭、社会阶层、文化和亚文化等为其主要范畴和概念。威廉·莱泽(WilliamLazer)的生活方式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都是消费者行为分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新产品的扩散中,市场营销学应用了社会学的创新传播理论。关系与网络也是社会学的概念,现也已借用到市场营销学当中。因此,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在市场营销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市场营销学的发展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过程,这些学科都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从理论形成与实践活动的互动

关系看,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紧密性不断加强这个特点可以从当前在市场营销实践中广泛应用的4P理论、4C理论以及4R理论的发展关系来找到答案。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市场正处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市场远远没有现在的竞争激烈。英国杰瑞·麦卡锡教授在1960年最早提出了4P理论。4P理论重视产品导向而不是消费者导向,它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4P理论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主要体现在营销活动过于注重企业内部,对营销过程中的外部不可控因素考虑欠缺,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劳特朋教授针对4P存在的问题发展出了4Cs营销理论,4C理论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着重寻找消费者需求,满足消费者需求。但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企业从更高层次上建立与顾客之间的更有效的长期关系,于是便出现了4R营销理论,营销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市场需求和追求顾客满意,而是以建立顾客忠诚为最高目标。市场营销学的各种理论模式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和丰富,形成了把4P经典理论作为基础的,形式多样、不断丰富的综合体系。不管是4P、4C还是4R理论,都是从实践中被人们发现,并总结发展出一系列科学的营销理论,来指导后人进行营销实践,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紧密性也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关注和强化的。

三、营销理论嬗变动因

(一)从思维方式上看,人类哲学思考转变过程的影响

人类的哲学思考大体上经历了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三个阶段。从早期的对产品、职能、机构到商圈的研究,学者们倾向于用标准和尺度去衡量市场和消费者,如乔尔·迪恩(JoelDea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霍华德(JohanA.Howard)等的购买行为理论等,到中期转向了对市场和消费者的关注,如阿尔·赖斯,杰克·特鲁塔的定位理论,巴巴拉·杰克逊(BarbaraBundJaekson)提出的关系营销理论。而以Heskett提出的服务利益链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的顾客受让价值,Woodruff提出的顾客感知价值理论,Buttle提出的口碑营销的理论,Cooper,R.G.提出的4V’s理论为代表的上世纪80年代后提出的理论将人本主义推向了极致。进入90年代,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科学技术在营销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因此,JohnTaylor,JohnOake提出了数据库营销,唐.E.舒尔茨(DonE.Schultz)等提出了整合营销,A.Augustinaitis提出了知识营销,萨姆·.希尔、格伦·.里夫金提出了激进营销的理论,维查·玛哈简、约罗姆·杰瑞·.韦德(YoramJerryWind)等提出了聚合营销的理论又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推向了相互融合的轨道。

(二)从研究对象上看,市场营销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的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在自然面前成为了主人,与此相应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西奥多·莱维特提出了全球营销理论,P.科特勒提出了大营销的理论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最早产生的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征服、掠夺,绝对地以人为中心,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从而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学术界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开始产生质疑,在质疑中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从生态伦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类应该以整个生态圈为中心,人类只是生态圈里的一部分,应该把道德关怀扩大到整个生态圈,保持大自然的和谐发展。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之否定。它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优先地位,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强调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应尊重和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成为共识,在此阶段,P.科特勒提出了社会营销,KenPeattie提出的绿色营销。这些营销理论的提出都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仍然重视人,同时强调人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共处与互动。

(三)从外部影响因素上看,营销环境的变化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自20世纪的50年代至20世纪末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的50年代,市场正处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市场远远没有现在的竞争情况激烈。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媒介传播速度也越来越迅速,企业营销实践也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信息产业、计算机网络、通信及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联成一个整体。加之竞争的不断加剧,新环境新条件下的营销理论也必须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新的营销理论和营销实践的变革。

四、营销理论嬗变趋势

基于对营销理论发展轨迹的梳理,基于对环境变化特别是营销实践的发展变化,基于对营销理论演变的动因的分析,本文尝试着对影响营销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如下的分析和预测:

(一)新的理论将更加重视人的因素

从Heskett提出了服务利益链的观念,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顾客受让价值,Woodruff提出了顾客感知价值理论,Buttle提出了口碑营销的理论,Cooper,R.G.提出了4V’s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A.Augustinaitis提出了知识营销,萨姆.希尔、格伦.里夫金提出了激进营销的理论,维查·玛哈简、约罗姆.杰瑞.韦德(YoramJerryWind)等提出了聚合营销的理论这一营销理论演变轨迹来看,营销学者们在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市场营销这一决定企业生存根本的问题上,做了相当多的探索工作。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人的因素越来越被营销理论研究者们提及和重视,策略、方法、工具的提出和应用无不围绕着消费者来展开的。

(二)价值的增值是基础

围绕着人这个核心,提供社会、消费者和企业的价值是现今企业在营销实践中主要的策略和方法。价值运动过程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达到三者利益和价值平衡的一个动态过程。因为顾客是千差万别的,在个性化时代,这种差异将更加显著。围绕着千差万别的个性化消费者,企业提供的不能再是基本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期望价值、附加价值和潜在价值。与此同时,只有实现企业经营活动中各个构成要素的价值创新,才能最终实现消费者的价值最大化,而当消费者能稳定地得到这种“价值最大化”的满足之后,才能使企业与消费者、社会之间产生共鸣,共同创造出价值的累积效应。

(三)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信息社会的到来将改变传统市场营销的运作模式,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虚拟营销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而且还将市场竞争从物理空间转化到虚拟空间,将生成新的市场营销模式———营销虚拟化。在知识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将通过互联网而转变为数字化行为。营销实践的运作正在从最初的粗放的、单一的状态,走向高效、系统和整体的运动状态,整合系统和资源成为必然。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不再是营销与被营销,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而是公平地在各个接触点及各个接触点之间的伙伴关系。

(四)分享时代的到来———分享营销的提出

分享营销就是营销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是在分享价值、分享快乐、分享文明的平等、互动关系。其特征是分享,其方法是分享,其工具是分享,其存在的基础仍是分享。具体来讲,营销者和被营销者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或是各种营销方式方法掩盖下的对立关系,而是界线模糊的平等伙伴关系;营销策略是利用微博、微信、虚拟社区等自媒体平台进行个性的展现和情感的交流,以期达到共同价值的提升;分享营销的目的不仅是实现物质价值的体现和增值,更是精神价值的体现和增值,达到共同分享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为适应这些社会变革以及思想变革,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纯思辨的角度转向了对一些社会生活的思考。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当时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当然,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但是他们的这一研究仍局限于现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层面之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由于第二国际的分裂,各派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重新解释,也融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中。

二、后现代主义概述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危机,因此受到思想家的批判,这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想界尤为明显。即使是在当前这一和平年代,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仍使人怀疑现代性。因此,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说明之前,仍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分析。

1.何为现代性

从“现代(modernus)”这一词说其,“现代”出现在公元5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口中,他们利用这一词汇意在将当时的基督教社会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因此,现代一词开始具有古今之间的差别和分裂,中间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经过17世纪启蒙运动的洗礼,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由、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从欧洲开始发端,经过一段时期的变革,西方社会同东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别,并开始有了高低之分。西方被归为发达一方,因此他们文化思想中崇尚的理性、自由以及社会正在开展的工业化、科技革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而东方国家则应当走上现代化这一道路。因此,现代性对应的则是传统社会秩序,并且在社会变革中充当着理性化的角色。并且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传统都将这现代性这一名词中得到正名。这一变革最为突出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欧美激烈的资本主义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其对欧洲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对现代思想的传播发力尤甚。

2.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具有批评性的理论特征,这一派别内的思想家对德里达所提出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都持肯定态度。并且后现代性还反对统一性,并指出统一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宗教战争就是追求思想统一性而引发的人类灾难。在表面上看,多数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打倒一切,被认为是“大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此进行说明,批评不能代表一切,后现代所要打倒的对象应当限于依靠人类所谓理性所建立的一些霸权。对这些霸权进行打击的武器则是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解构内涵的重新思考,得出以往研究的形而上学存在着将“在场”理解为“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促使哲学史上的一些研究充当着隐喻的作用,正好说明人类认识过程的一大方面。

三、马克思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相互融合

1.马克思主义中的后现代性

同后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一些成就做出了总结,尤其是在生产力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深刻的揭露了现代性的一些问题。他揭露了在资本的影响影响下,人是如何的被异化而处于不断虚无的状态。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所论证。在这里,马克思根据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丰富性来批判这一异化状态,并且将这一异化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他主张用实践性的哲学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来资本主义造成的现代性的一切问题,包括思想观念和生产关系层面。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关系的论述上尤为彻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为革命者和当局者所各自接受。革命者则主张用暴力革命去终结这一黑暗的社会现状,但他们却犯下一个错误:他们仅仅把革命当成社会变革的结束,没能意识到革命成功只是社会变革的开端,这为后现代主义批判已久。改良者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批判制定相应的改良措施,力图以福利社会来摆正被异化的心态。显然,但这两者仍不足以转变传统的社会秩序。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流露出这一想法,他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资源匮乏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际上仍建立在对不平等的默认之上。

2.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

在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马克思的研究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有着共同的特点,但是很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与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程度上产生分歧,有人对此赞同,有人对此批判,并且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复杂的倾向在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研究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不能忽视的是,福柯还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福柯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优秀,但是他将历史主义观念的形成归咎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研究。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不仅在福柯这里能够发现,在波普尔的研究中也能发现不少。前文提到,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主张多元化。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社会变革仍朝向一个固定的目标,并且认为这一目标会在特定的精神指导下实现,这一试图将社会前进的伟大实践过程按照历史叙事的方式开展的理论饱受包括福柯、波普尔在内的西方思想家的批判。汉娜·阿伦特在对极权主义展开研究时就注意到这一点,通过抽象概念的构造来促使叙事整体化并且在政治生活中运用这一观念来使异见者达到统一化和标准化,事实上是对多元化的毁灭,并且被认为是一种独裁。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现代性之时努力的避免变革和革命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在对革命的理解上,革命者首要解决的任务是消灭剥削和贫困本身,而不是消灭剥削者和富人。从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开始捕捉到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表述这是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的政治经济研究仍不可避免的涉及到马克思的影响,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研究领域以及研究视界的重合,都对人类的前景展开分析,但各自表述不一。(2)批判对象的不一致,显然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批判的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后现代主义者没有明确社会实质,难以掩盖其理论保守的特性。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的研究早有学者涉及,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入手,指向其产生的强身健体、娱乐休闲等显性功用或基于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对民族体育活动中体育人的主体存在与价值方面的思考还很少见,本文基于后现代主义“自然观、权力观和需求观”对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对“人”的重视既能体现民族体育的民族特色又能优化民族体育内涵,从而得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的关键是正视与改善少数民族体育对“人”的因素的重视以及实现人与体育的有效沟通这一结论。

二、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指向社会组织者向族群传递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的教育手段,而少数民族体育的历史价值则是将自然存在于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中的历史知识、历史现象、历史情怀等感官经验内容植入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及其公共场域中,传达历史隐喻与历史态度,它是体育存在的基本形态。藏族体育“跳庄”是少数民族体育对历史隐喻传递的典型。在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前是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领主庄园制经济催生了藏族三大剥削势力‘雄谿’、‘革谿’以及‘却谿’”,[1]%社会等级制度形成,领主占据大量社会资源,牧区人民便借“跳庄”这一民间娱乐活动形式来讽刺社会等级制度,表达对领主占据社会资源的不满。该游戏运动直至今日仍然被延续成为藏族传统体育项目,呈现出体育的历史隐喻传递价值。“冰桥运动”是历史态度传递的典型。以青海积石镇的移民村为例,从唐朝咸通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由于战争逃难或政策招引而来的藏族人、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不同族群”,[2]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移民村,他们为了生存共同开发荒地,在冰天雪地中以圆木挖槽作独木舟渡冰河,形成了以羊皮筏子、圆木船为工具的“冰桥运动”,在艰苦历史岁月中凝聚下来的民族情感通过“冰桥运动”得以延续,反映历史关系中被永久纪念的民族情感态度。自18世纪起人类开始接受“现代性”启蒙,“体现为社会组织运行向人们同时提供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3]将人类生存经验纳入商品轨道,抵抗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反映在少数民族体育发展领域即为挖掘体育的传统意义,打造少数民族体育的原生态品牌。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历史经验的传递提出了歧义,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对“自然”的理解。现代主义学派认为,自然即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历史经验被感知,例如藏族传统体育项目“跳庄”包涵的藏族庄园制历史经济时期的阶级剥削经验;后现代主义学派则认为,自然是事物中天然蕴含的人性经验被感知,例如20世纪50年代,由汉族人、回族人、撒拉族人等一帮逃难者发明的冰桥运动所凝聚的人类情感,前者还原的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自然状态,指向体育历史经验被感知;后者还原的则是少数民族体育发生时的体育人的自然状态,指向体育人性经验被感知。后现代主义指出,“体育的自然状态与体育人的自然状况并不能被完全剥离”[4],但前者所代表的历史经验感知却容易导致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不仅表现为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还表现为少数民族为了发挥历史价值作用对体育运动全部内涵的保留。因此,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系统的历史经验传递应伴随着对体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其更新标准是体育运动是否促进了体育人的自身自然和谐,将体育历史的自然与体育人的自然合二为一,促使始终处于发展更新中的人性经验帮助少数民族体育剔除滞后的历史尘埃,赋予体育全新的时代内涵。后现代主义通过区别少数民族体育历史价值中的历史经验与人性经验来反映体育的“自然”是历史自然与人自身自然的结合,从而规避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阻碍。

三、体育的权利与体育人的权利: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是通过在体育活动中营造与展示少数民族传统人文景观来满足社会人文诉求、达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其相较现代社会体育文化宣传的区别在于: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具有鲜明的文化叙事中心。首先,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叙事中心表现为体育文化叙事的时间线索,以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为例,在哈萨克族刀耕火种型农业文化时期,其族人投掷运动工具主要为木尖器、石尖器以及骨制工具,“休闲运动项目指向‘按跤子’、‘扳手劲’、‘甩棚子’等力量类竞赛”[5];在哈萨克族锄耕与犁耕型农业文化时期,牲畜饲养量扩大,催生了“斗牛”、“赛马”运动,传统投掷运动工具也相应变为铁制品;在哈萨克族牧区型农业文化高速发展时期,体育运动内容则反映出人民经济生活的较大改善,以哈萨克族竞技型体育运动代表项目“拾元宝”为例,哈萨克放人事先用手绢包裹元宝埋在赛道各个地方,露出手绢一角让参赛者骑马俯身捡元宝,马速太快来不及捡,马速太慢又捡得少,马背颠簸的俯身动作难度大,那些没有被捡起来的元宝连同手绢的一角被重新掩埋,表达出哈萨克族人对土地神的虔诚供奉,祈求护佑人民生活越来越繁荣富裕。从哈萨克体育文化面貌的变迁可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天然蕴含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间脉络。其次,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叙事中心指向戏剧性的体育表现形态,例如哈萨克族“姑娘追”的马上体育游戏,则是男子向姑娘求爱或言语戏弄姑娘后策马疾驰,“姑娘在后面挥鞭追赶,若追上便可鞭打惩罚男子”,[6]也可鞭下留情与男子结为恋爱关系,此类人民生活情趣的摄入促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具备了真实可观性,而不仅仅只是文化推广的概念符号。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文化权利”。“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权利的彰显”,[7]具有社会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与文化叙事的戏剧性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生存空间,但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价值仅仅指向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教育熏陶,却未涉及对少数民族体育人的文化权利保障。无论是哈萨克族刀耕火种型农业文化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犁耕文化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还是牧区型农业发展时期的体育运动面貌,“它们向少数民族体育人传递的只是文化告知的责任”。[8]后现代主义体育价值观要求以保障体育人的文化权利替代体育文化告知的义务,认为体育人的文化权利本身就包含了文化知情权,而文化告知却不一定赋予了被告知对象的文化权利。例如哈萨克族“姑娘追”的马上体育游戏渗透了哈萨克族的婚俗文化,其中的女性人员以“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体育游戏情景中,而正式的体育竞赛却看不到任何哈萨克族姑娘具有“体育运动员”身份,可见体育本身的文化权利与体育人能够拥有的文化权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以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权利的彰显和体育人文化权利的缺失对比来揭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价值存在的隐性文化强权,指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持续性来自于保障人的文化权利。

四、体育的需求与体育人的需求:少数民族体育的情感价值

少数民族体育的情感价值是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利用情感需求达到引导少数民族社会精神理想,增进民族情感认同的途径,具体包括意识强化、垂范性激励以及心理维和三个方面。首先,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意识熏陶体现为体育的仪式化氛围营造,例如贵州仡佬族的傩神仪式体育,即在体育中融入了民间家庭祭祀内容,“通过强化祖先崇拜意识,激发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感来巩固仡佬族传统社会结构”[9],其求助傩神庇护的体育目的使体育活动呈现出鲜明的娱神属性。其次,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垂范性激励指向对榜样精神的继承,例如哈萨克族摔跤运动以民族英雄布朗拜依•阔勒汗为骄傲,相传布朗拜依•阔勒汗曾徒手将一匹骆驼从泥潭中拽出来,被认为是哈萨克民族力量与智慧的化身,每当摔跤比赛中的双方相持不下,人们则会在一旁高呼“布朗拜依”,以此为摔跤手鼓劲,表达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再次,少数民族体育对族人的心理维和,例如我国边远山林、草原、沙漠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严重缺乏交往沟通,多依靠少数民族传统节庆的体育盛会联络感情,诸如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期间,“方圆几百里的蒙古族牧民扶老携幼、身着盛装、赶着马车提前到会场安扎住营”,[10]此类体育运动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既是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也发挥着维系民族团结,强化民族自信,促进民族认同的社会维稳功能。少数民族体育对“情感需求”的满足指向集体需求的满足与个体需求的满足。后现代主义学派认为,集体需求的满足是对事物本身的满足,其本质是实现事物发展的目的性,个体需求的满足即是对促进事物发展主体的满足,指向事物发展的过程性。纵观少数民族体育“意识强化”、“垂范性激励”、“心理维和”的情感途径,其中便包括了对集体需求的满足、对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对两者的共同满足。意识强化途径方面,如贵州仡佬族的傩神仪式体育,便是通过强化人们的祖先崇拜意识,激发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情感来巩固仡佬族传统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对集体需求的满足,即满足体育开展的目的性需要。垂范性激励方面,如哈萨克族摔跤运动通过呼喊民族英雄“布朗拜依•阔勒汗”的名字来为摔跤手鼓劲是立足于体育运动的动态过程,满足参赛者的个体需求。心理维和方面,蒙古族那达慕体育大会既达到了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认同的集体需求,又解决了偏远少数民族群众缺乏沟通交流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体育人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后现代体育价值观指出,“健康的体育情感价值并不是对体育目的性的响应,但也不是对体育目的性的摒弃”[11],少数民族体育对集体主旨的满足大多指向仪式性体育的宗教祭祀主旨,但适当的摄入可以保护民族特色,促进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应重视对普通个体需求的满足,从而保持体育的纯洁性,其本质并不是摒弃传统体育情感价值的集体主旨,而是维系集体主旨与普通个体需求的平衡。后现代主义建立了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系统的双重需求维度,即集体需求维度与个体需求维度,用以说明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响应体育目的性与响应体育过程性的不同结果,提出少数民族体育情感价值维系集体主旨与普通个体需求平衡的体育主张。

五、结语

少数民族体育的价值体系是少数民族依靠体育组织活动实施的社会规范教育,指向少数民族社会被教育、被引导的历史观念、文化形态以及思想情感,分别对应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自然观、权利观以及需求观。少数民族体育后现代主义审视的根本价值在于提供了少数民族体育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根本性看法,既满足了少数民族体育价值的功能属性观照,“又对少数民族价值体系中的主客体相互关系进行了充分地、辩证地探索”。[12]%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肯定了少数民族价值体系的历史经验传递、文化告知义务以及对集体性目的的有力实现,认为其满足了少数民族体育的社会性宗旨;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进一步覆盖了少数民族体育价值系统中的人身自然、体育人权利保障、个体需求心理等人性因素,建立起少数民族体育与体育人之间的哲学统一性。因此,通过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少数民族体育的价值体系可理性地看待少数民族体育价值对人的结构性制约,正视与改善少数民族体育现代化过程对人主体性与感觉丰富性的剥夺,从而更好地促进人与体育的沟通,推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持续性发展。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1)30年代到50年代,出现概念,但不清晰。按麦克尔·科勒的追溯,最早出现的概念即F·D·奥尼兹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1934),随后有D·费兹的“后现代”(Post-Modem,1942),A·汤因比的“后现代”(Post-Modem,1947),以及查尔斯·奥尔森在1950年到1958年期间经常使用这个词。但是,这些新名词概念不清,没有明确界定。(2)1959年到60年代中期,指美国的反文化。欧文·豪、哈里·莱文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美国5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的衰落,是一股改头换面的“反智性思潮”(antiinte-llectualcurrent)。莱斯利·费德勒和苏珊·桑塔格认为60年代的反文化大大倾向于艺术的通俗化,即与精英文化决裂。(3)60年代后期,更彻底的对现代主义智性的反叛。里查德·奥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哲学本体论的强烈怀疑,是对现代主义预设的反叛,它否定统一性,崇尚偶然性。(4)1972年到1976年,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威廉·斯邦诺斯以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的源头,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致力于真实性,致力于揭示人类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偶然性的作用话语的阐释理论。(5)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走向综合与包容的后现代主义。如伊哈布·哈桑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利奥塔德的反“元叙事”,梅苔·卡利内斯库的“新的(后现代)多元主义”等等。上述会议虽然主要以文学视角来审视后现代主义,但是它竭力涉及的是整个后现代主义现象,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联系20世纪其他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

1、现代主义的延续或现代主义之后的时期

丹尼尔·贝尔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工业社会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知识技术为中轴的。但是他同时指出,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而只是消除了一些东西,增加了另一些东西。对文化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是这样看的:(1)后现代主义不是新的文化逻辑,而是“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的表现。(2)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实现了文化自治。这也是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走出普遍性、强调个性就开始的,只不过现代主义的文化独立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实现了。(3)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的现代主义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的企图失败之后的新出路。(4)后现代主义抹杀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因此,它“溢出了艺术的容器”,而强调一种行动本身。这样,它打破了现代主义对有序形式的依恋,放弃了审美形式的表现原则。现代主义的革命与反叛只是纸上谈兵或预演,而后现代主义则将革命与反判付诸行动。(5)因此,后现代主义将所有文化特权下放到民间,以通俗化为一大特色,并具有反文化(反传统的主流文化)的意味。(6)与此相应的是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化)的出现或加剧。当然,贝尔并非是个完全的“延续”派,因为他谈到后现代主义形成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尽管这种断裂在现代主义那里就埋下了祸根。

哈贝马斯是捍卫现代性的主要人物。他始终认为“现代性设计”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他明确阐明自己的立场:“我并不想放弃现代性,也不想将现代性这项设计看成已告失败的事业。”他所说的问题指社会各方面在历史造成分裂之后缺少有效的沟通,例如专家文化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对此,他的解决方案是指出新的行为交际理论。他以艺术为例,提出消除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的办法是,“一方面,享受艺术的俗人应当自身受教以成为一个专家;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胜任的消费者。这种人运用艺术并将美学经验联系到他自己的生活问题。”总之,哈贝马斯虽然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如先锋派已经走到了尽头,耗尽了现代性的推动力,但是在他看来,贝尔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他自己提出仅仅是修正偏差的行为交往理论。这样,他实际上是用现代性来对抗后现代性。

利奥塔德虽然旗帜鲜明地否定现代主义,但是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应是现代主义的前期状态,也就是创新、反叛和“川流不息”。就这一点而言,他还是把后现代主义秉承现代主义初始时期创造性、反叛性的一面勾画了出来。

2、对现代性的否定或超越

利奥塔德指出“雄辩法”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合法化的证明本身得不到合法化证明,因此这些“宏大叙事”应该祛除。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就是“向统一整体开战”。从传统到现代的所有体系化的东西都应该被打破。

与此相似的是罗蒂的“后哲学”观点。他认为现代主义企图以大哲学替代大神学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因此应该以后现代主义的“小型叙事”替代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

F·杰姆逊的“文化分期”理论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多国化)资本主义。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工业化、现代化使战争更令人恐惧,战争的破坏性也使人对工业化承诺失望,这样,现代主义的进步性消失了,现代主义也就成了“历史陈迹”。“这样,他便认可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否定这一点。

米歇尔·福柯将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考察,以此作为分析主体与真理之间关系问题的工具。他以“疯癫”、“犯罪”和“性”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否定西方现代文明,指出由于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理性独白”或“理性疯狂”的一边倒,致使人的另一面(非理性的一面)受到扭曲和压抑。因此继尼采“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喊出“人死了”的警言。“人之死”的含义即人的中心地位的丧失。福柯认为自己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反结构主义者”。所有现代主义的东西都是结构主义的,因此,反结构主义就是反现代主义。这样,福柯把自己摆到了后现代主义以文化边缘批判现代主义文化中心的位置。

德里达作为西方当代哲学界一位反现代主义斗士,最醒目的标志是他的“解构”观。他的目的是反对西方有史以来统治哲学思维的“罗各斯中心主义”。“罗各斯”在希腊语中具有说话、思想、规律、理性等含义。在赫拉克里特哲学里表示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它体现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罗各斯中心主义通过柏拉图对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中,罗各斯是上帝的话语,是一切真理的终极源泉。总之,它是一种静态的、恒定的、抽象的、封闭的结构的中心。因为这种中心具有假定性,是与动态的、变化的、具体的、开放的历史事实相悖的,所以要加以拆解。

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按“反叛的”、“建设的”和“中庸的”(带有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庸”的含义)这三种来划分。反叛的后现代主义否定传统与现代主义的任何中心或本质观、形而上学或普遍性、封闭结构或形式,否定整体性或一切体系化的东西,否定连续性的历史观如线性进化论,否定一切深度模式等,而强调多元、断裂、局部或碎片、离散或弥漫、解构或开放性、平面或能指游戏等等。它们的特点是批判、摧毁多于建立。由于它的旗帜鲜明的革命性,也被称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建设的后现代主义力图破中有立,在否定“机械还原论”的同时,实现对存在于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摆脱或超越,代之以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这里的“整体”指世界各部分联系的或相关的层面,如宇宙论和生态圈)。中庸的后现代主义往往持客观认识的立场,力求准确、公正地看待一切。它强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历史与逻辑及其二者的关系上。

当然,各种形容意谓本身是次要的,关键在于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显然,这个概念是多元的、不统一的,有些地方甚至是矛盾的,就象它所涵盖的现象一样。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中的音乐

从中世纪开始的西方专业音乐史,在音乐型态上可以分为三个范式: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传统范式即大小调体系,现代主义范式即各种除大小调体系之外的有体系和没体系的结构样式,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包括解构的和多元的两种样式。这三个范式的区别是足够明晰的:传统型是有序的,但是只有大小调体系这一种结构;现代型也是有序的,但是却有许多种非传统的人工结构;后现代型是无序的,无论是反形式或多风格拼贴。另外,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还包括通俗音乐、文化工业中的音乐和综合样式的音乐,它们的存在型态和存在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型和现代型。当然,就象后现代主义是非“主义”的主义一样,后现代范式也是非范式的范式。

后现代主义样式的音乐或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音乐可以大致划分为下列两大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简单提出基本样式,而不展开分析。

1、专业音乐领域:“无序”、“解构”、“反形式”、“多元混杂”等等。

第一种是无序、解构或反形式。如噪音音乐、具体音乐,材料为无序声波,结构也无序化。偶然音乐,通过反人工控制达到自然解构(局部的或全部的),结构亦无序化。电子音乐,它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作为一种特殊手段,它可以创作很传统的音乐,可以创作现代主义音乐,也可以用于后现代主义样式的音乐制作或带偶然性的表演。实际上它在实践领域更多地被用于后者,因此把它列于后现代主义样式名下。概念音乐,采用文字谱只是现象,它的实质是一种观念指导的行为艺术。“行为”体现了贝尔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范围的革命“在现实中重演”的性质。此外还有环境音乐等,它们把音乐当作和现实事物没有差别的东西,从而消解了“艺术高于生活”的等级观念。典型作曲家如约翰·凯奇、施托克豪森等。

第二种是多元混杂。不同风格的拼贴、无机组合,或者不守被模仿对象的规则的模仿,即“拙劣模仿”。如拉迪斯拉夫·库普科维兹的《为我的自杀而作的挽歌》(1982),是对肖邦作品的拙劣模仿。复合风格的无机拼贴将既有的音乐当作一种并非高于现实事物的“现成品”,以此作为拼贴组合的材料,或进行歪曲变形的原形。例子如施尼特凯的《第三弦乐四重奏》(1983),将拉莫、贝多芬、萧斯塔克维奇和的音乐拼贴在一起。这种消解艺术与生活的差别和等级、使作品无中心或多中心的做法,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2、大众音乐或综合领域:世俗性、综合性、商品化、虚拟真实、广场效应等等。

第一种是文化工业中的音乐。艺术的通俗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在音乐领域,20世纪的录音棚制作是音乐工业的基础。它往往与音像业、各种传媒连成一体。它们的对象是全社会的大众。它改变了传统和现代的音乐厅方式,产生了新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对文化工业的问题,本雅明指出机械复制使艺术“韵味”消失,F·杰姆逊指出了它的“复制、类像与虚假化”特征,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则对它的商品化、非艺术化、工具化和庸俗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电脑系统的介入,又产生“机人互动”的虚拟真实现象,再次解构了作为确实的创作结果的音乐作品,而使音乐作品成为机人方式中主体参与过程所展现的可变事物,突出了观众参与性、音乐作品事件化和行为化,从而使音乐“溢出了艺术的容器”(贝尔),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

第二种是大众广场的音乐。如摇滚、“第三潮流”或“新世纪”广场。这里远远超出了听觉范围,具有巴赫金的“大众狂欢与多元对话”的性质。雅与俗、台上与台下、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政治与文化、科学与宗教等等的界线,在这里都不同程度地消解了。而这种消解,正是后现代主义所为。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

第五,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反思型、学习型组织文化的塑造。后现论强调否定性和创造力,倡导用一种批判的精神和独特的视角去反思和消解传统思维的种种禁锢,从而在想象、去格式化以及解构的基础上建构出一套崭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这一思维方式对于我们当前的公共组织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客观环境对公共组织弹性化和创新性方面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政府组织反思学习能力的增强则是其进行创新的先决条件。行政组织唯有营造出反思、质疑的组织文化氛围,才能科学地分析和评价出组织发展与环境要求的匹配程度,进而有效地进行理念更新、制度改革和机制革新,最终实现良性、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反思型的组织文化还必将推动学习型组织的建设,长效化的反思机制能够帮助公共管理者准确把握组织运行负面信息和阻滞因素,而其发展困境的真正消除就必须依靠组织的不断学习和探索精神。反思的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将组织的运作规律进行深入挖掘和解构的过程,其目标在于发现、修正和建构,而其中核心环节便是组织的学习能力,即唯有公共组织在共同学习、集思广益、观点碰撞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和自我精进,方能最终科学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这一词汇本身即携带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它的特殊性主要在于至今的社会发展还没有远远走出后现代的范围,即后现代依然在发生,并且对于今天的设计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渗透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上对于理性主义至上这样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于20世纪初产生的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否定。

二、处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英国服装设计

(一)英国后现代主义服装设计的成长环境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兴起一种反传统的避世运动(TheBeatMovement),发起者是经历了战争的紧张后对一成不变的安逸生活失去信心的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他们用玩世不恭的行动来抗议“疾病缠身的美国”,比如沉溺于性放纵、药品和爵士乐。在装扮上更是醒目夸张,男的留长发,上身穿着随意的卡其色棉夹克,里面的衬衫不打领结,下穿牛仔裤;女的画着名为“野熊”的浓重眼影,不涂口红,身穿紧身黑色上衣。这样的打扮无疑在向世人宣示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强烈不满,企图通过这种非暴力的反叛方式寻求心理慰藉。50年代末这样的反叛思想传到英国,立刻在广大青少年当中引起了共鸣。60年代的英国,基于已经恢复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国力状况,战争的创伤得以基本愈合。政府在不断增加高收入者的所得税之同时不断降低低收入者的所得税,这样一来英国就逐渐向着“无阶级社会”靠拢,这样的政策无疑加速了社会“民主化风潮”的步伐。经济政策的刺激使得英国进入快节奏的现代化消费生活阶段,在二战后遍及全世界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婴儿在此时恰好处于青春期,他们的双亲通常都会参加社会工作,家庭普遍都是双收入,于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物质生活有余而精神生活匮乏。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该时期的青少年们经常借着争斗、暴力、制造混乱来发泄情绪,与从美国传过来的避世运动所倡导的反叛精神一拍即合。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富有个性的年轻人正是英国服装消费者中的主力,基于与先前的时代完全迥异的社会风气,英国的服装设计师紧跟时代,在服装设计上充分迎合年轻消费层的品味,诞生了玛丽•奎恩特(MarryQuennt)这一60年代炙手可热的顶级潮流大师,她推出的以伦敦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为摹本的迷你裙,使得伦敦在60年代初引领了世界的时尚潮流。

(二)后现代主义精神对英国服装设计的影响——以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为例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Westwood)的设计思维正是借着起于1963年的这股强劲的年轻风暴得以孕育,1970年,韦斯特伍德先是出售50年代最流行的摇摆乐以及滚石乐队的录音,从中她受到都市青年们反叛精神的启发推出自己的第一套时装系列,该系列被称为“特迪哥儿们”风格。这种风格的服装对于当时作为世界时尚中心的法国以及时尚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国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她打破了以往的时装设计惯用的思维模式,采用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面料组合,服装在结构和色彩上无不宣示着不羁与反叛,这种空前的带有解构主义意味的稀奇古怪而又颓废的设计在青少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韦斯特伍德用她的设计思维对一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服饰进行着无硝烟的甚至是带有粗暴色彩的反抗,这一点可以从她的服装店不断更改的名字中得以体现。1971年听着摇摆乐的韦斯特伍德将其店名命为“让它摇摆吧”,接着在1972年改为“TooFasttoLive,TooYoungtoDie”,随后索性直接叫做“年轻已死。1974年她开始经营朋克元素的服装,将店名改为“Sex(性)”,售卖“堕落的一代”所喜爱的紧身橡胶衣物以及被撕烂的印有“GodSavetheQueen”等字样的T恤,这种大胆的意识对于当时还持有保守态度的英国时装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76年,维维安韦斯特伍德钟情的乐队SexPistol带起朋克热潮,韦斯特伍德为朋克乐队设计的带有拉链、银质金属器物装饰链,以及带有色情图案的服装,配合着朋克乐队震耳欲聋的躁动音响,队员们奇特的发型以及造型夸张的金属质耳钉,深受重金属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从此便声名大噪。

三、结语

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尽管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启迪、促进时尚潮流的发展方面却始终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处在后现代多元化模式的时代背景里,英国服装设计师无不在寻找最能体现国家精神的设计。韦斯特伍德正是用荒诞、夸张、出尔反尔的手法以赢得现代青年的青睐,她自己也成了"朋克"青年崇拜的偶像。她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信,在日本也有许多韦斯特伍德的服装追随者,她不认为这是因为她的撕裂、破碎、夸大的设计与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等人的设计有着相似之处,而是从一种民族责任感的角度去解释,她认为日本和英国都是岛国文化,在服装设计的道路探索上都应该依赖自己的国土文化。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在寻找英国设计的出路时采用了西方人惯用的的表现主义手法,即采用了极为粗暴的方式来否定英国传统的设计理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后现代主义中强调存在主义之倾向使然。但无论如何她都在试图找出英国的本土设计精神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最恰当表达。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后现代主义看似批判一切,但实质上已经失去其批判性,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精神形成共谋。伊格尔顿认为,唯一有效的关于真理、价值、公正、幸福、解放、自由等实际意义的认同,应该是一个宏大的统一性的共同价值追求,它不是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即刻的产物,而是组织化的无产阶级在消灭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之后做出的,从而由分裂走向和谐,由偶然走向必然,由碎片化走向统一性。可以看出,伊格尔顿的价值观遵循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原则,表明他所不懈追求的事业是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境地。

二、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建构逻辑

1.批判与回归。资本主义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那样走向瓦解,反而在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下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开始陷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困境,甚至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但伊格尔顿却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有新动向,但是资本运行逻辑和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携带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介入新的历史语境和阐释新的理论问题。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荒唐性和可笑性。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支配地位和决定作用。对此,伊格尔顿举例反驳说,开发一种新口味的巧克力无疑是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而创造一部艺术作品无疑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但是开发新口味巧克力比创造一部艺术作品更重要吗?如果是这样,则完全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和价值。因此,不能用某个固定的模式来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命题[10]。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题,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某些新现象来说,才是绝对正确的[11]。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价值构建过程中,不能简单强调价值观只为实现单一的维护经济基础功能,也不能认为价值观相比较是次要的,必须回归到价值观的先导性作用上。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重新界定,表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对工业社会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一种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非重回原点,而是继承、超越和创新。

2.认识到实践。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现实经济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发展到后来,纯粹的理论解释和语言辩解导致其实践价值的日渐稀薄。比如,以“如何可能理解世界”来代替“对世界的行动”,并公然宣传“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更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正是在这样看似“逻辑合理”的遮羞布掩饰下,心安理得地抛弃革命实践,而将批判的焦点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的根本性问题转向纯粹的文本和语言变换游戏,从而制造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话语的繁荣。后现代主义理论曾经以对资本主义彻底的批判性标签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偷梁换柱,把宏大、严肃的关系到人类终极价值归属的革命性政治问题转换成日常生活琐碎的语言形式,其陷入目前的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伊格尔顿认为价值观的重建必须重拾后现代主义所逃避的崇高道德、终极价值、永恒真理等宏大问题,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与传统,始终坚持政治革命实践,以行动推动社会的变革。伊格尔顿指出:西方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女权运动等激进主义思潮此起彼伏、影响巨大,这些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虽然存在实质区别,但仍然可以作为践行社会主义理论道德和价值观的实践。同时,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让工人阶级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发动更广范围的变革与革命等政治运动,才能使更多的人,包括工人阶级自身摆脱悲惨的命运。伊格尔顿的价值观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转变,是对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观点的回应。

三、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对当前中国价值转型的启示

1.破当前西方思潮的价值取向。商品原则和欲望原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取向,欲望的表达在商品化条件下成为各种文化和社会思潮的表现形式。在此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个体的存在价值都被经济的原则和欲望的粗鄙所消弭。在这种背景下,反主体主义、反本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人类本体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等思潮大行其道,与后现代主义交互摇旗呐喊。这些社会思潮虽然为物品和技术的繁荣所装饰,但其基础和底蕴却是极度空虚的和破碎的,人们完全忘掉了寻求道德正当性,一门心思地追求好好享乐。在伊格尔顿看来,与后现代主义呼应的消费主义等思潮不过是“市场的逻辑是和多元性的逻辑,短暂和不连续的逻辑,某种巨大的失去中心的欲望之网的逻辑,个人仅是这种欲望的稍纵即逝的效果而己”[12]。因此,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及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方向的理论原则[13]具有重大现实价值。

2.立宏大叙事价值体系的历史地位。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力性和权威性,与此相联系它也反对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过时,因此在一个无需采取革命行动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应该把受剥削受压迫等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然”的事情转变成为心甘情愿的“应然”事情,这是一种“必然”的解脱,社会主义所强调的人类总体性理想状态本来就是一个幻想。伊格尔顿批判道:对总体性的反对其实是假冒的,这就好像一个人丢掉了餐刀,就干脆宣布面包已经切好了一样[14]。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打破宏大叙事,提倡微观叙事,认为这种微观叙事才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15]。这种观念,显然否认了客观世界本身是多样性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消解了关于一个统一的、能够从事重大改造行动的人的主体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高唱对分裂成对立面的、松散杂乱的主体的赞歌,而这样一个主体尚不成熟的能力,不要说是现存政治状态,本身注定还是某种神秘的东西”[16]。在当代中国,宏大叙事仍然是人们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方式,比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等都需要采用宏大叙事方式进行阐释。当然,社会中不断浮现的细致问题为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叙事提供了“用武之地”,这有助于促进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实质上,微观叙事并非后现代主义的首创,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竭力地解决重大问题的同时,也强调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他在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宏大理想时,也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3.立价值建构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反对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本质主义即意味着事物的所有属性都是它的基本性质,它使一个事物成为它所是的东西,当一切属性都成为本质那就没有本质。在伊格尔顿看来,虽然一个事物的本质可以从不同角度和领域进行解读,结论也可能截然不同,但是本质主义的比较无伤大雅的形式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就什么也不是[17]。伊格尔顿还指出,某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如对人的生存和幸福来说,进食、保暖、享受、与他人的交往和身体健康就是本质性的需求[18]。针对后现代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元的、简约的和直线发展式的,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包含的辩证的眼光是后现代主义无法企及的,并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运用苏联的事例进行了解释。可见,在价值观领域,倡导本质主义与强调多元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实现本质(一元)与多元的统一。现实的生活,人们既有本质性的统一需求,又具有不同个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价值领域倡导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统一到一种价值追求上来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同时,每一个体对同一客体的需求也不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将一元统一与承认多元相结合,将主张主流与倡导宽容相结合,这是建立科学的人的存在价值的必然途径。

4.立价值建构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统一。伊格尔顿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摆在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而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有益理论成果大胆吸收,同时不忘从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予以评判创新。“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可口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着德里达”[19],因此,后现代主义虽然想尽可能地抛弃所有旧的概念,全面否定一切传统学说,但实践上却无法真正采取任何现存制度的行动,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产生于现代性之中,它以资本本身的逻辑向资本发起进攻,这就是一种内在矛盾的逻辑。在新价值观的建构上,我们也同样不能割裂了其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在2013年“819”讲话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精神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构建现代价值当然不能舍弃民族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底蕴。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世界文明发展史的相似性和相通性,要善于从世界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中“去伪存真”,吸收合理的部分为我所用。比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需要坚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统一,深入挖掘人类文明成果所蕴含的生活意境和思想内涵,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四、结语

我们的使命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没有被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所接纳,批判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熟模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而现实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在此,借用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勉励语来作为本文的结语: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面前最现实的任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充分的自信,而不是一味地退守。二是坚持在实践上创造多样的可能性,在当代学术生态中,基于共同体逻辑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必修课程。

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反映在教学环节关键的就是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该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扭转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商业伦理教育薄弱的形势,首先要从课程设置上重视商业伦理。统计显示,在被调研的10所港澳台大学中,有7所大学将商业伦理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高达6个学分,在商业院学生课程体系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必须要开设商业伦理课必修课,提高商业伦理在工商管理类学生培养课程中的地位。具体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体系可以十分丰富和多样,如“商业的道德判断”、“管理伦理”、“会计伦理准则”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尽管在后现代教育观看来,教师仅仅是课堂的一个参与者而非权威控制者,但教师对于商业伦理教学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商业伦理与普通工商管理课程的不同在于,商业伦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知识,又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等商科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专业师资,兼有商科和伦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很少。只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可能缺乏对商业常识和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只有商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可能缺乏哲学、伦理学基础而使教学内容专注于表面问题而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伦理精神的本质和掌握伦理分析方法。其次,作为跨学科的新兴课程,是商业伦理从业教师付出与收获往往难成正比,无论是在课程申报还是上,商业伦理学都面临严重的困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优质的师资力量很少会投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由此,高校需要支持商业伦理科研研究,呼吁有相关基础的各学科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研究行列之中,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提供各种资源保障,打造优质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3.创新多样化的商业伦理教学方法。

如前文所述,商业伦理与其他课程的重要不同在于,需要回归到事件之中,让学生作为参与者身临其境进行自我创造。因而商业伦理的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效用与伦理道德结合,面向商业伦理难题与行动的教学原则,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放弃原来以自我为主导和权威的讲座式教学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辩论、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与现场参观等多种教学方法,也可以邀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伦理困境和教授座谈,与学生互动,启发和传递商业价值观,切实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力。

4.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提供商业伦理教育的资源保障。

由于商业伦理教育的内在性,往往相关投入很大而见效很慢,加强商业伦理教学,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合理引导更多的优质师资力量投入商业伦理教学和科研行列。商业伦理建设的功效关涉到未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整个国家伦理水平的提升,不能单单以简单的经济绩效汇报来评估其价值,商学院应该重新估计和修订商科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容与标准,在刊物级别认定、教学科研奖励和职称评审方面适当倾斜,唯有这样才真正能够提高教师投入商业伦理教学和研究的积极性。其次,在将商业伦理学列为工商管理类主干课程的同时,在教学资源方面也应该对商业伦理有所倾斜,建立专门的培训基地和开设模范课程,加强教师与企业之间的往来联系,保证商业伦理教学有较为充分的资金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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