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时间：2023-11-17 16:57:17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1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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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2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上，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其中最为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便是中西文化的全面碰撞和深度交融，由此引起的震荡和巨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亘古未有。作为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原动力的哲学，在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讲，大体经历了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五个阶段。而每个时期都伴随着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传播和消化，借鉴西方哲学差不多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要发展方式。清末民初，经学的终结和西学的兴起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中国哲学新的时代的开始。此时的西方哲学，还只是春风初度、微波乍起，混杂在笼统的西学西术之中，未行剥离而难识真貌。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学说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新思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遏，中国哲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接受，也由朦胧变得清晰，由间接变成直接，由局部变为全面。到了三四十年代，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更是纷纷登台亮相，专业的学院派哲学家逐渐成为思想舞台的主角。而仿照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一套专业化的机制也渐臻于完备，学科化的哲学系统初步地稳固下来。1949年之后，中国哲学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和分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与曲折，成果甚微。而流散于港台海外的中国哲学也经过了复杂的分化和重组，更多地经受了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与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空前繁荣、最为辉煌的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推广普及，以及和中国本土化思想的融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令世人瞩目。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当中，西方哲学如影相随，成为一种深深地嵌入到其基底的“背景色”。离开了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了解，就无法理清20世纪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轨迹，也无法理解和说明这其中的种种细节问题，更无法预期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汤一介先生主编了这套“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全面清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并对这一百年的中西哲学关系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之前，西学东渐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一向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专门以“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所取得的成果也寥寥可数。2002年9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武汉大学共同举行了“西方哲学东渐学术研讨会”，可能是哲学界就此主题所召开的第一个大型会议，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研究热潮即将来临的一次预演。果然，时过不久我们就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填补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诸多空缺，标志着“西哲东渐”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续的学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种种路径。和以往的西哲东渐史研究成果相比，这套丛书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材料极为丰富，问题讨论深入细微。丛书以12本专著、3500页以上的总篇幅，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东传我国的历史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叙述之，这在西学东渐研究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项大工程了。它所涉及到的西方哲学思潮和流派有：进化主义（涉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新实用主义）、实在论（包括新实在论、批判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康德和黑格尔）、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和部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除了以专书或者专篇来研究上述思潮流派的中传史之外，丛书还专列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两本著作，从宏观视野上总体省察了西方哲学东传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20世纪传入我国并发挥了一定影响和作用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流派，基本上都被扫瞄了一遍；对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各书作者也大多能“竭泽而渔”，搜罗的十分详备，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联络图”。因为资料翔实、主题细化，丛书各作者在自己拿手的研究领域内得以大展拳脚，充分施展出了各自的本领（作者均为相关主题范围的专业教授），对线索的梳理和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做得相当细致，绝非一般泛泛谈论西学东渐者可以相比。
二是注重晚近20年来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的总结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丛书涵盖的范围虽说是整个20世纪，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译介和研究方面的成绩，显然以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来最为卓著。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化的眼光，用超强的速率和密集的方式，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形成了西学东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新文化运动时期为第一个高潮）。除了大量的“补课”工作，弥补几十年间所造成的缺失，消除自身的“饥荒”感、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之外；更多的是翻译介绍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和思潮，将“西哲东传”的整体状况从近代哲学为主拉入到现代哲学阶段，实现了一次时代性的飞跃。这20年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量、西方思想的普及率，以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因之故，丛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西哲东渐”，爬梳材料，归纳问题，总结成绩，将这个重要时段的西方哲学之传播情况立体化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除了《现象学思潮在中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三本书的专门论述之外，《实在论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哲学的中国》等著作也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总结这20年的传播情况和研究状况，让人感觉到“东渐史”不只是在诉说过去，而是在描述当下，甚至预示了未来。
三是强烈的本土化意识，把西方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哲学的建设结合起来考量，描绘出中西哲学互动与融合的图景。在后殖民语境中，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强调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殖民化后果，在所谓“他者”的塑造中，西方是支配者，东方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往往处在“缺席”的状态。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赛义德笔下的阿拉伯或者斯皮瓦克笔下的印度，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从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历程来看，西方哲学的移植过程也就是中国人不断地对之理解和消化的过程，西方哲学的传播所激起的是普遍的本土化回应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的努力。丛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在讲述西方哲学在中国是怎样地被吸收和消化，乃至于会通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之养料的。如《进化主义在中国》对进化论与康有为的“三世说”之历史图式、革命党人的竞争观、新文化运动对“新人”的塑造等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当深刻的解析，正是这些来自西方的思想，成为了中国人改造旧世界、创辟新天地的理论武器。又如《分析哲学在中国》详细论述了胡适、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如何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方法之长，以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不足，创造性地吸纳了分析哲学的部分内容，建构起自己的哲学系统。这一融会中西的努力，体现在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之中，一部西方哲学东渐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哲学会通史。丛书很好地把握住这个特点，并且作了非常充分的展示。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3
思想，是对生活的反思；哲学，是对思想的反思；人类哲学，是对人类全部思想的反思。
什么叫“哲学”？哲学，英语中叫“philosophy”，是“爱智慧”的意思。在中国，可以称之为“道”。
什么叫“哲学史”？“哲学史”研究的是人类在每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也就是人对每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思想的再认识。
中国哲学史，涵盖五千年漫长时光，经过多次演变，出现如下九个分期：
春秋战国时代 是中国哲学史的源头，这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称为“子学”，所谓“子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又称为子学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一共持续了约560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时代下，所有的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无序变得有序，怎么把分裂变成统一”，所以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就是“建序”，也就是拨乱反正。
秦汉时代 是儒家经本文由收集整理学盛行的时代，这个时期哲学思潮的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儒家经学，对其进行反思和认识，所以又名经学时代。在秦朝，中国完成了空前的大统一，如何巩固这个“大一统”，为“大一统”找到理论基础，是秦汉时候的人最关注的问题。所以它的时代哲学思潮就是巩固大一统。
魏晋南北朝时代 又名玄学时代，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潮主要用在研究“玄学”，这一时代是中国第二次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持续约360年。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和第一次大分裂时代的不同，因为秦汉纲常名教大一统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动荡分裂的时代，人更关注如何保全自己，让人获得在这个短暂生命中的超越。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潮着重于个人的逍遥方面，重点在于研究庄老问题。
隋唐时期 从外国传来的佛学，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唐朝的佛学，它的核心所解决的问题是佛教中的禅宗大乘。禅宗成为了唐代哲学核心的主流思想。打破形式主义，是禅宗的最大特点。实际上佛学和玄学具有相似之处，玄学侧重于个人的逍遥，禅学接着玄学讲，个人的逍遥并不是最终问题，自己逍遥了，还要打破逍遥的形式，还要完成内心的自我修炼和成就，还要从这个纷杂的尘世当中解放出来。所以说，隋唐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解脱”，到了后期哲学思想则变成了“解放”。
宋元时代 哲学思潮为之一变。由于唐朝佛学大盛，后期思想解放后出现了问题。不讲形式，人们就很自由，一自由人们就都打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旗号为所欲为，拿着禅宗中的这一套思想方法作为自己贪婪自私、藏污纳垢的一种借口。这样一来，再加上唐朝的节度使专权，天下攘攘，人心败坏，所以到了五代十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因此到了宋朝的时候，最首要的就是重新建立儒家的思想体系，恢复儒家，用儒家的思想体系重新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塑造新的人格。于是宋代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理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镇人心”，使人不断地进行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贤人，最后成为一个圣人，最终成为一个天人。简而言之，宋学的核心就是让人成圣贤，以圣贤之道来匡正世道人心。
明代 主要哲学思潮是“心学”。实际上，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是儒家学说中的两个派别，属于一个体系，统称为“道学”，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区别。明代的心学是对宋学的一个解放。因为理学过多的重视讲社会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制定的太高，又被朝廷所利用，就成为了使人受约束的一个枷锁。理学本身是很好的，但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成了杀人的工具，所谓“吃人的礼教”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所以明朝就要求对人性进行解放，因此出现了心学。心学是对理学的补充纠正，它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要怎样把人性从理学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
清朝以后 由于心学讲的过于空虚，把心解放出来以后就以心为核心，导致人们空谈心性，不去研究实实在在的学问。所以到了明朝末年，人们没有务实的精神，这就导致清代要对心学进行纠正。所以，清代出现了“考据学”。考据学
既不空洞的谈理，也不空洞的谈心，而是从实实在在的学问当中去进行研究。所谓“考据”，“考”就是考证，“据”就是有所依据，就是对古代的全部学问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总结。所以清朝人对中国文化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总结中国国学，《四库全书》就是这段总结工作的集大成者，它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每个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甚至于在每一个流派当中都有。比如小说家，是诸子百家的一家，就出了集中国古代小说之大成的作品——《红楼梦》。在诗歌上，就出了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总结的翁方纲的“肌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很多流派。经学上“公羊学”等都开始重新兴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 这百年之中的主要核心思潮是“新学”，就是对整个古代哲学思想的再反思，在维新中探索，形成一种新的哲学思想，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
建国后 则是进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4
【关 键 词】哲学研究中心/本体论/方法论/创新/转移
【 正 文 】
人类研究哲学主题的兴趣并非是永恒不变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语）那么，哲学的改变是怎样表现的呢？哲学史上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哲学改变以及它们的作用如何？探讨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现代哲学的特点，把握哲学发展的脉络，促进哲学现代化具有理论及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
任何哲学都是实践和时代的产物，它们集中反映了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潮流和构成生存发展主题的重大现实问题，形成从普遍、稳定和深层次角度去把握事物本质特征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然后反过来影响并指导进一步的实践。
纵观人类实践与哲学相互作用及其演变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它们不仅在自然界及社会历史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更使人们的哲家及其思维方式产生了剧变。由于哲学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普遍本质性，这种剧变不同于其他学科那样完全依靠改变自身表现出来，而体现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研究偏好。这些哲学研究偏好如果在某一时代具有主导潮流的意义，我们就称之为“哲学研究中心”。相应地，我们把这种哲学研究偏好的迁徙变化，称为“哲学研究中心的转移”。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假说，即哲学的剧变是通过哲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而实现的。在以往的哲学发展进程中，主要发生了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在近代科学兴起以前，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低下使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创生及演变关系上，形成古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激烈斗争。双方在本体论上的相互攻击责难，推动了人类对整个世界本质的认识，深化了人类主体对客体的实践作用，最终为人类实践模式转换奠定了基础。整个农业和神学时代，哲学研究偏好基本上集中于本体论，因此它成为“哲学基本问题”。
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由于仅仅依靠探讨主客体创生关系还不足以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困惑中的哲学家们另辟蹊径，哲学研究偏好一下子出现了以认识和提示自然界奥秘为主的一股全新的潮流。它冲破了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壁垒盛行了近300多年。这一阶段哲学家们的兴趣偏好，主要集中于认识自然规律及提示物质运动奥秘上，体现在哲学史上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矛盾斗争。在哲学研究过程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主体与客体等涉及本体论问题悬置起来，集中兵力于认识论领域。当时所有的哲学讨论几乎都带有某种工具性的意义。哲学家们则在自己的著作思想上冠以“工具”的字样，张扬其认识论的指导意义或作用。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变化，是哲学研究中心的第一次转移，哲学则完成了从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巨变，这些变化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动人类从“搜集材料”走向了“整理材料”的过程。恩格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宣布了本体论理论合理存在的最高判据，划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哲学界关于本体论争论的终结。
认识论作为哲学研究偏好的中心，所产生的主要争论与歧见体现在：世界是一个孤立静止的事物，还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东西。争论中自然会涉及本体论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它们已经是明日黄花，一旦有人再纠缠于本体论问题时，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而巧妙地舍弃或回避开。从培根到爱因斯坦，哲学家的主要兴趣是认识论研究。方兴未艾的认识论几乎成为哲学的代名词，这期间，笛卡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都为人类认识工具宝库增添了重要武器。
现代科学兴起以来，一般性认识论问题已经不再能满足哲学家们的好奇心了。他们捡起前一阶段萌芽而出的方法论作为大力弘扬的主题，探究把认识的力量转化为改造的力量，方法论成为左右哲学研究偏 好潮流的中坚。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使近代哲学跨入了现代哲学的范畴行列。这是哲学研究中心的第二次转移。这一转变过程始于马克思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的认识，整个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方法论，尤其是以正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础的方法论。
引人瞩目的是，这一阶段出现了哲学转变严重滞后于实践转折的现象。一大批长于认识论研究的哲学家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已上升为社会生产力主体的科学技术及方法的具体细节而显得严重落伍。据我们分析，这种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中的滞后现象，其产生主要有四个原因：(1)社会化生产方式及精湛的认识论的推动作用，使科学技术进入了一日千里的高速发展状态；(2)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主要发生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段，它不像上一次转移比较缓慢可以让人慢慢适应；(3)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天然固有的些微差别又常常迷惑人们，使人看不清这一哲学转变的大趋势；(4)由于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教育传统的阻碍作用，等等。
不管怎样，经过近100年的演变，方法论成为哲学研究中心已日益显露出来。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不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而更多的是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人们更关切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方法得当，运用成功往往能够直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从而一举解决认识论上的争议。
我们正处于一个以方法论为哲学研究中心的哲学时代。人们或许会问，我们所处的哲学时代是否像以前一样也孕育着一个新的转移？答案是肯定的。超越方法论的时代将是以创造为哲学研究中心的时代，或者可以借用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称之。细心的人可以从关于方法论的普遍争论中看出其端倪。恰到好处地运用方法论的结果无疑是创新的。随着实践的深入，包括创造发明和发现等诸多内容也慢慢进入哲学研究者的视野。它们既属于实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以往哲学矿藏里，又具有全新的内容充满现代新哲学的气息。它们将是21世纪哲学研究的偏好。
上述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分别与古代中世纪、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革命相对应，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同步，但具有较强的呼应关系。关于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动力机制、作用，我们已在以前文章中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二
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对哲学史上发展脉络的一种人为认识和归纳，它的存在与否肯定会引起哲学家们的异议，见仁见智是正常现象。但事实上，只要存在哲学研究的个人偏好，必然存着哲学活动综合统计的宏观结果，不同时代这种宏观统计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在尚未建立哲学研究内容的实证统计分析基础之前，本文主要研究哲学偏好的本质特征，为提示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性质属性奠定基础，最终确认哲学研究中心转移。
我们认为，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具有确定性，主要在于哲学研究偏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一时代不同的哲学家有各自的研究偏好，不同时代哲学家们的研究偏好也不同。这种客观上的研究偏好及其差异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哲学王国。
一般而言，哲学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途径进行：(1)从日常的知识或常识的问题出发来研究；(2)从科学实证知识和问题的角度来研究。前者可以称为人文认识视角，后者可以称为实证认识视角。哲学历史上，狄德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哲学家主要偏好第一种研究方式，培根、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康德和穆勒等人却主要采取第二种研究方式。他们大多殊途同归，提示了哲学认识的奥秘。这些研究偏好使哲学家们既彼此相互区别，又分工协作，呈现为一个哲学认识整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了哲学研究的偏好特征，他们之间进行了科研分工和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模式不仅使他们成功地登上认识论的高峰，为本体论哲学争论的终结奠定了基础，而且使他们得心应手地分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从实践创新的角度为后人哲学研究树立了典范。通过哲学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峰值期，不仅标志本体论争论终结、认识论高峰期和方法论的肇始，同时又孕育着实践创新哲学的萌芽。因此，人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是一场革命，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论断。
从哲学研究偏好角度上看，19世纪中期哲学的高度是几个哲学研究偏好不同程度的叠加后形成的一个哲学研究高潮。现在我们还处于这一高潮震荡的余波之中。不同的哲学研究偏好像是一个波，他们相互作用，有时互相抵消；有时形成谐波，甚至巨波，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又带有极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1)个人哲学研究偏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多种个人哲学研究偏好构成社会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但我们不能说在本体论时期就没有认识论研究的存在和偏好，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方法论时期的今天会有本体论研究的“小阳春”等等。
哲学研究中心转移观确定性的另一个依据，就是哲学研究成果受到社会 普遍认可的程度。在近代科学革命过程中，哲学家研究偏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垂青于认识论研究，对于解决生产过程和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发挥了指导和启迪作用；哲学家的睿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从事哲学研究成为最有学问的象征。当哲学研究偏好背离了时代潮流，那么哲学家就会受到冷遇，遭人唾弃。现代科学革命前后，整个哲学出现了这样情况，其中出现的哲学疆域的日常“坍塌”危机感的此起彼伏，仿佛像两朵不祥的“乌云”飘荡在哲学王国的天空，本来哲学研究中心已经从人文主义转向科学实证研究，但大多数哲学家仍然固守残山剩水，所以出现了哲学危机，人们惊呼社会没有伟大的哲学家。
后来，目光敏锐的神学家A.哈纳克捅破了窗户纸，他在担任德国威廉皇帝学会首任会长的就职演说中讲道：“人们抱怨我们这一代没有哲学家，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现在在别的学院里，他们的名字是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由于缺乏哲学指导，科学家们被迫自己起来探索相应的哲学问题，并且集中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特别是后者。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型的哲学大师，他们的名字当中有罗素、玻尔、海森伯和卡尔纳普等等。
这种危机局面从维特根斯坦开始转机。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充满了试图完成哲学研究中心转移而斗志未酬的悲剧色彩，但他那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深受社会各方面的好评。此后，经过维也纳学派的奠基特别是波普尔的刻苦努力，哲学再度焕发了青春。由于波普尔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深刻造诣，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富有启发，受到社会的普遍青睐，扭转了哲学清谈和备受鄙视的窘状。20世纪3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信誉日高，包括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人士对哲学赞赏有嘉，它们代表了20世纪新哲学的进步，充分显示了哲学研究中心转向方法论之后的繁荣状态。
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一大批敏锐的哲学家就从人文认识论视角转向科学实证认识视角，进行了战略转移。一旦这种哲学上的“长征”胜利之后，哲学界将面临一个全新灿烂的世界。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消除了两种文化差异影响下的新哲学工作者正沐浴新时代的阳光，以全新的现性分析视角，探索新哲学朴实无华的哲理，勇敢地走向未来。
三
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也是哲学与实践关系作用产生新的生长点的结果；哲学疏远时代主题就会缺少活力，逐步丧失其特有的敏锐和洞察力。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事实，对于我们今天审视哲学研究，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具有启示作用。它使我们能够正视哲学与时代相伴、荣辱与共的主题，冷静地反思哲学研究的客观现状，面对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新态势，站在跨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认识到哲学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称之为“不适应”：
首先是哲学家队伍及其研究的文化构成不适应问题。我们的哲学家队伍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居多，他们虽然刻苦钻研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是缺乏从根本上根除不熟悉科学技术状况的决心，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到处充满科学技术的时代。这种文化构成上的差异，造成许多人不敢涉及科学技术领域，不愿意探讨方法论问题，同国际哲学界的大气候相背而驰；更有甚者抱残守缺，或者浮光掠影而拒斥新思想。没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深刻修养，就不具备探讨哲学资格的时代正在向我们逼近。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各级干部要从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这一谆谆教诲对于今天的哲学家无疑是金玉良言。只有整个哲学界来一次彻底的“脱毛”，熟练地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绝大多数人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我们才能承担起繁荣21世纪哲学的重任。否则，哲学家落后于时代主旋律，哲学就会出现倒退。
其次，是哲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人文构成不适应问题。人学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不同的哲学研究偏好乃至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哲学研究的人文功利性。谁否认这一点，谁就会丧失哲学发展的方向。人作为主体最早期就是本体论中的研究对象；在认识论中人又是认识和实践的重要承担者；同时在方法论和综合创新论的研究热潮中也脱离不了人。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和社会共同进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人是最宝贵的，人要遵循规律来发展自己。历史发展表明，解决人类自身发展和自我管理的问题，主要依靠民主和人权、法律和道德这些根本途径。前二者作为人际关系的激励与协调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准则，后二者作为社会硬约束与个人软约束的根本内容，都应该进入哲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心，没有真正的民主与人权、法律和道德的飞速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繁荣昌盛。然而，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不同，我们必须大力倡导繁荣民主、保护人权的具体方法论的研究，哲学方法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BR>如果说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诞生以来，科学和经济繁荣大于人学繁荣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经历从低谷走出攀向高峰时，必将为人类带来真正的人学繁荣，它将在21世纪或者更远一点真正协调科学与人学的关系，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那时，全世界经济繁荣，人民快乐安康，现今棘手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们认为经历“综合创新论”的哲学研究中心阶段之后，要么哲学将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回归本体论研究，要么哲学将向宇宙文明飞跃。
科学和人学的协调发展，综合利用，不仅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当今世界及现代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和方法论原则。我们正处于方法论研究蓬勃兴起的时代，我们责无旁贷地面临着加强科学与人学协调持续发展的方法论研究任务，使人类能够从普遍、稳定和深层次的视角去看待它们，为最终解决问题提供启示和指导，重新沐浴哲学的春天。
关于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研究还向人们昭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哲学研究要明确时代的主题，顺应历史潮流，集中力量加强涉及现实问题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矛盾，不畏惧强权和钱势，才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我们的时代不能回避的主题：(1)经济与科技代表了发展的方面；(2)民主和人权代表了生存的方面；(3)和平和安宁则代表了宏观背景方面。上述主题也是当代最令人们棘手的问题，无疑解决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重大哲学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总偏好。如果哲学家们因为知识构成和畏首畏尾而回避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而放纵自己的研究偏好，那么他就会远远偏离哲学研究中心，不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2.当代的棘手问题接踵而至，如果仅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去探索答案，是无法不东支西绌的。我们必须加强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主动出击，不仅加强各个方面及环节的方法论研究，更要深化动用哲学方法论的系统性，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协同应用中，适应综合创新论研究时代的变化，为哲学研究进入综合创新论阶段添砖加瓦。
3.广泛博采众多学科研究的专长，丰富哲学方法论内容，积累和吸取综合创新论所需要的素材，特别要放下哲学高不可攀的大架子，深入现实生活，深入科技研究创新的前沿，在探索中前进。从前，各门学科吸吮着哲学的乳汁，踏着欢快的节拍走向成熟。现在，哲学这个母体干瘪了，枯萎了。要实现哲学这只火凤凰的再生，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之优长，各类学科现在也确实具备了“反哺”哲学的能力和条件。
4.加强哲学对创新内容的研究，有备无患，为实现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创造条件。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视建设与发展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程序性较强的方法了，他们视创造、发明为第一生命，提出“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神圣口号。21世纪人类发展日益离不开创造。从现在开始，哲学研究创造，形成创新论理论体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5.哲学研究绝不能绕着敏感的问题兜圈子，哲学家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我们要铭记爱因斯坦的箴言：“我要做的只是以我微薄的绵力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即使不为人喜欢也在所不惜。”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5
关键词：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特点现代西方哲学特征
一、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分析哲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国家，并为北美国家所熟知。它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之一，曾在世界哲学流派中占据制高点。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在19世纪末在语言哲学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成为分析哲学的直接思想先驱。不过，西方哲学界一般说来仍把20世纪初的英国看作分析哲学的发源地，并把罗素于1905年发表的《论指示》一文视为分析哲学形成的象征，它头一次比较详细地阐述分析哲学某些基本观点。维特根斯坦等人又对其作出了更深入的发展。美国哲学家卡普兰曾对这个流派在西方世界中的影响作出评价：“我现在称之为‘分析哲学’的这种广泛的哲学思潮，是目前英语国家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几乎在美国各大学中，以及在英国各个大学中，人们所说的哲学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思潮。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印度和日本，情况也变得与此相似。这种分析思潮在南美也有某种影响。最后，在欧洲大陆的国家中，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1]可见，分析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上独树一帜不断发展。
二、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从狭义的分析哲学上来看，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他们在不同的角度对分析哲学进行了概括和发展。
（一）弗洛布弗雷格（1848—1925）
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直接思想先驱。1848年他出生于德国魏玛，并从1879年起在耶拿大学执教。波兰哲学家沙夫称他为“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现在人们相信他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中最伟大的革新者”。[2]其著作有《论概念与对象》《概念语言》等。弗雷格首先反对心理主义，批判心理主义者“把一切归结为主观的东西，这种观点贯彻到底，就等于取消了真理”。[3]即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基础不是人的心理过程而是逻辑。其次，他通过研究知识表达的形式研究知识本质。他认为知识与表达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认为自然语言不够严密，必须构造一个形式语言以确保知识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随后，弗雷格由提出“函项学说”，即把语句的逻辑结构分解为函项和自变项。只有通过函项分析，区分语言的逻辑层次，我们才能避免无意义的陈述。对象与概念的区别既是弗雷格的逻辑，也是他的本体论。最后，弗雷格提出涵义是语言意义的内容，指称是语言有意义性的标准，用于科学目的的语言必须有指称，语词的涵义和指称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涵义和指称的学说形成他的语言哲学的基本观念。总之，弗雷格把研究意义理论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把意义理论看作哲学中唯一的一部分，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但应当指出，他的观点也导致一部分人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语言分析，解决探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
（二）贝特兰罗素（1872—1970）
罗素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开创用现代逻辑进行哲学分析的新局面。其著作有《我的哲学发展》《意义与真理的探究》等。他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外在关系论与多元论，即在认为命题都是主—宾词关系的命题，内在联系不能用于反映对象和关系的命题；摹状词理论和亲知理论，即分析名称和摹状词的差别并把知识分成两类，我们通过感官直接认知的亲知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逻辑原子主义与逻辑构造论，逻辑原子就是经过逻辑分析后所达到的最基本的单元，并提出“只要有可能，就用有已经实体的构造替代对未知实体的推论”；日常语言与逻辑理想语言学说，即逻辑的分析工作正是通过发现语言真正的逻辑形式来消除哲学问题的，因此，应当建立一种逻辑上的理想语言。总之，罗素的一生中哲学思想发生多次变化，但都对世界哲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三）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3）
摩尔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伦敦近郊，在1911年回到剑桥担任讲师。其著作有《驳斥唯心主义》《保卫常识》等。摩尔对分析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一方面领导了反对唯心主义，建立一种常识哲学；另一方面，他创造了概念分析方法，即对日常语言的分析，这使他成为分析哲学的奠基人。
（四）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
维特根斯坦是罗素之后影响最大的分析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观点上经历过重大转折。前期他追随罗素，创造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而后期，他却与前期哲学大相径庭，提出语言意义的用法理论。不过他两种相异的哲学思想对整个哲学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的前期代表着逻辑实证主义，而后期则回归日常语言学。
三、分析哲学的特点
分析哲学理论复杂繁多，它不仅在不同支派之间产生许多分歧，更在同一支派内部产生许多的矛盾。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粗略说来仍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
（一）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
分析哲学家将大部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并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抑或对日常语言进行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曾指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4]他认为，哲学上的迷惘混乱产生于滥用语言或误用语言，强调概念的清晰性和推理的严谨性。卡尔纳普也道，“哲学应当被关于科学的逻辑所代替，那就是说，应当被对于哥们科学的概念和语句的逻辑分析所代替，因为关于科学的逻辑不是别的，正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5]他们认为语言是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不是发现新的命题，而是将已存在的命题变得清晰，探求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的意义。因此，一切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都是毫无认识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
（二）把分析方法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理解和使用分析方法中，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基本上都强调形式分析或逻辑分析，而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日常语言学派则强调概念分析或语言分析。尽管分析哲学家对分析方法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一致重视这种方法的应用。分析方法可以发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作用。而且，在随后处理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利用这种方法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
（三）高度强调理论具有科学性，并把他们的哲学称为“科学哲学”
一方面，他们强调有必要在自然科学中建立自己的理论，特别是以数学和物理学为榜样，使自己的论证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许多分析哲学家既研究哲学，又研究科学，他们或者是具有科学修养的哲学家，或者是具有哲学修养的科学家。如弗雷格、罗素等人既是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又对数学或物理做过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在解决哲学问题时，都强调要从细处着手，从小到大地逐个解决，以得出精确答案。卡尔纳普对研究的科学性曾这样描述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哲学并不导向宏伟的思辨体系，而毋宁导向一点一滴的澄清。只有当众多的思想家辛苦工作，解决了一系列细小问题之后，才能尝试构造这样的体系。”[6]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6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思潮；时代精神；诘难；回应
当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继续推进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及多元异质的文化交叠涌现，而此时西方思潮的过量引入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当代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不期而遇并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撞击，尤其是催生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后后现代主义哲学、新后代主义哲学等多元异质思潮，它们虽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和旗帜功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极易造成思想混乱、内在割裂或变相消解，甚至否决中国道路的理论依据、文化自信。无论是为了捍卫还是发展抑或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杜绝西方哲学思潮的种种反向渗透，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精神，筑牢我们的思想防御体系并实现自我超越，分析当前面临的这些否定和诘难，探究回应路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与诘难的理论意义透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同其他任何理论学说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心血来潮、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宗派理论，因而既不是什么无根的浮萍，也不是什么镜花水月，更不是什么空穴来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产生的特定时代，它是时代和实践的精华。19世纪上半期，马克思、恩格斯深深扎根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经济事实中，对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总结，通过批判、汲取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发展史上一切积极优秀成果，特别是通过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才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既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或自我革命（因为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又是对错误敌对思潮的有力回击和批判（因为毕竟它与西方哲学的各个派别具有本质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面临诸多的质疑和诘难，始终处在与各种错误敌对思潮的碰撞和斗争之中，它正是通过与诸多质疑、挑战和诘难的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从而得以展开、得以自我生成的。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其实就是同各种错误敌对理论斗争的历史，就是在不间断地回击和批判各种挑战、质疑和诘难的历史。时下，无论是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为了研究当代社会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抑或是为了总结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新经验、新成果，都需要我们正视并从学理上认真仔细地梳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质疑和诘难，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之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和反驳。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确存在着各种挑战和诘难，这些挑战和诘难试图“通过楔入各种解构力量，混淆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差别，以成就它的另类形象并淡化其意识形态功能”[1]。若从哲学发展史的视角来看，一些“反马”思潮出于阶级偏见、立场不同和其他政治原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诋毁，或者试图通过附加各种多元异质文化因子，运用篡改、割裂、歪曲或附加的手段而对之造成精神内伤，消解或变相消解其深层的学理结构，使之陷入自我崩溃性的逻辑中。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则往往基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视角、研究问题的侧重点等各种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当代意义及其出场路径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无意的误解、误读、曲解和偏见，这同样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诸多带有实质性的挑战和诘难，构成了制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深层次开拓的理。现在看来，当下面临的这些诘难，不是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而是对它的自我削弱和自我颠覆；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普遍生长、文化间存在，而是强行地将它拖向自我缠绕的理智洞穴中，窒息其文化灵性，破坏它的生长机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理性谋划与合理的思想营建，而是将之押解到文化的边缘和褊狭的社区互动中，企图使之在小化、窄化、异化中走向自我终结。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阈中存在的种种诘难及其实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所受到的挑战与诘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不是任何人凭个人意志能够确定的，而是由社会前进的规律所支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宏大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所建构的，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身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要求自觉改造世界的一种理论表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自我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它的历史地位也不是一下子确立起来的，“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1，它是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和直面诸多反对、污蔑中获得确立的。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和质疑也采取了迂回曲折、相对隐蔽的方式和方法，从原来的“编造历史，捏造事实”“断章取义，偷换概念”“道德绑架，借刀杀人”“自我标榜，撺掇成果”[3]四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惯用手段，转变为“跪着造反”“静默拒之”“阳奉阴违”等变相消解的手段。现当代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日益提高，虽然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歪曲、颠覆和抨击仍在继续，但他们惯用的手法是用他们自己的哲学框架、思想平台来改造、修补、重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他们所需要的各种西方版、后现代版、后后现代版的哲学形态，并因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波折，当时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无用了、应该被终结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只是表明他们背离真理必然会自酿苦果、自取灭亡。事实上，在当代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人类历史给予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4]126，因为它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怀。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非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没有它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真理，反而为其终极关怀、引领未来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契机，它的发展仍然在途中，必将赢得并见证于实践与未来。把这一真理作为理论基础并使之与中国实践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在需要和本质特征。
事实上，它早已被自觉地确认为我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的内容之一，我们致力于选择和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价值取向、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等一切内容，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在灵魂和精神指向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每发展一步，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中国化”、离不开群众立场的“大众化”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所受到的攻击与诘难。不少西方学者都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基于某一或某些阶级、政党的利益需求而产生的斗争理论或者“党营策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特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科学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扎根于众多实践事实之中的理论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没有自己特定的科学内涵，必定是一种不能行之久远的政治标签或政治符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最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普遍发展的一般原则，是完备而深刻的伟大认识工具，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311。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以辩证法、唯物论、历史观、时间观等为思想武器，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机制，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论证了社会前进的科学规律。这种科学性还表现在它是基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这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与理论总结。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5]1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运动相结合，真正使无产阶级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揭示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等原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理论和主张都致力于从根本上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通过实践性、革命性、阶级性彰显出其科学性。其革命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不能强调了科学性就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当然也不能片面强调了其阶级性和革命性而无视其科学性。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所受到的非难和挑战。哲学是客观存在，特别是该时代的社会关系的理性反映。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下，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受制于特定的阶级关系制约，总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代表阶级的利益出发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总是站在某一立场的哲学，它的命运同它所代表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是指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政治性，它有否及有何意识形态性这本身并不成为问题，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承认它的意识形态性和承认它的科学性是内在一致的，承认前者并不妨碍同时也承认后者，譬如恩格斯讲：“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6]313列宁也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7]363其实，意识形态性是通过党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派别性来表现的，作为一种具有坚定立场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它势必会受到哲学党性的影响。强调其意识形态性旨在凸显其唯物主义的方向和特征，旨在从思想路线上与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保持原则界限。
另外，它的意识形态性也体现于服务大众的阶级立场上，体现在客观、普遍、公正的发展方向上。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阶级中的个人都站在自己的阶级利益上去看问题，不可能绝对地纯粹地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实现什么价值中立。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博爱不过是名义上“社会公意”的幌子，其实是假民主、空自由。而马克思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本质上真正站在了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寻求完完全全的自由、平等的无产阶级哲学。当前，世界形势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意识形态淡化的假象让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都变得麻痹大意，他们看不到这背后的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相攻击、渗透，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而采取的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侵入策略，这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带来了巨大威胁。在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乃至社会实践仍然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是放弃还是彰显意识形态功能，这不仅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实践问题；不是要想办法怎样去淡化、祛除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科学的或者非科学、伪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种种诘难应保持的批判性回应
第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矛盾过程中自觉超越其面临的诘难与质疑。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203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就必须及时响应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深刻解答当前最迫切的时代课题，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体现时代性的哲学反思，运用时代变迁规律引领哲学的自我发展。唯有批判性地超越各种挑战、质疑与诘难，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深地融入中国当代的深刻变革中，与当代中国实践保持密切关联，准确领会和正确引导当前中国时代变革的前进方向，反映时展的前进要求，保持持久战斗力和旺盛生命力。这样，就必须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合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过历史洗礼和长期实践检验中成为扎根于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主义哲学，用切合中国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武装人民大众，将中国实践、时代精神和群众路线的要求诉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长完善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变化剧烈、环境复杂和时展所做出的必然回应。可见，批判超越各种质疑、诘难的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世界化、全人类化的过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自觉地渗透于、斡旋于并活跃于当代哲学的一切论域中，在与之进行批判、对立中开拓活化自己的精神空间，使之真正成为现时代人民群众的时代精神。在回击各种“非马”“反马”“西马”“后马”的新挑战、新冲突、新质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捍卫自己的真理原则和价值立场，也要对当前的社会多元思潮及其催生的各种理性“杂草”进行反渗透，将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内涵赋予其中，以更实效的方式抢占精神领地和扩大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以“马魂―中体―西用”为探究范式，在高端引领和内在融通机制中整合各种思想资源，借助西方社会思潮的优秀思想因子不断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内涵，合理汲取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智慧，借鉴西方哲学指导解决时代问题的经验结晶，积极把整合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全球视野和时代前沿，实现“中―西―马”哲学的交流与互动，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实践变革的先导，也成为指引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问题的内在灵魂。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应、反击和超越各种挑战和质疑，就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灵丹妙药或者一成不变的千古教条，而是一直在同其他非科学哲学的斗争和自我的反思中不断把握真理。所以，我们不仅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该用时代检验后的科学结论指引当前的实践，不能机械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新的发展问题的具体答案；我们要对自己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原则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评价，探求其时代内涵，对其进行具有时代价值的论证。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思辨从经典原理中发展出更具生命力和说服力的内容，同时也要对自己基于特定实践所形成的观点、结论不断进行自我筛选、自我剖析，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和探究规律的方法时刻对比，从而确保自我价值的正确方向和阶级立场，保持自己与时俱进、与世偕行的创造活力。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反马”理论在实质上具有多方面的本质差异：二者阶级属性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而西方哲学反映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利益和需求，总体上是在新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体系；二者理论实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范畴为核心而缔造出的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着巨大差别的实践唯物主义，而西方哲学就其主流来看，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二者社会作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服务于人民的实践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在发展倾向、研究专门化和纯学术化上是完全对立的，西方哲学长期远离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作用完全没有可比性。
总之，无论为了捍卫、发展抑或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都要对形形的西方哲学思潮进行不妥协的批判，通过比较、鉴别和斗争，区别其精华和糟粕，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否则，不从理论上批判、回应、超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挑战，思想理论就会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精神污染，降低其自净能力，限制并阻碍其科学发展。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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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7
关键词：亨利·柏格森 边缘化 人文意义
亨利·柏格森（1859-1941），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其代表作《创造进化论》曾以其“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思想及其卓越的表现技巧”获得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柏格森已经进入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大思想家组成的行列，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那么，柏格森哲学在当今国内学术界有着怎样的地位，它于昔日的红极一时又相距多远？
一.研究现状
从时间的角度看，柏格森在国内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之前、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以及新世纪的前十年。本文主要侧重于第四个阶段的研究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潮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柏格森哲学重拾记忆，以新的形象返回中国。进入21世纪，国内柏格森研究迎来新的气象：不仅期刊文章数量大增，柏氏著作不断重版重译，相关论著也明显增加。
1.1期刊研究
与前一时期相比，新时期有关柏格森研究的论文从质量到数量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内容涉及柏格森思想的形而上学、美学、宗教与道德等方面。除了深入探讨绵延、直觉、生命等概念外，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价柏格森，其中《柏格森的科学哲学思想》与《柏格森：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探讨了柏格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心与身的交汇—柏格森“二元论”及其实质》讨论了柏格森的二元论与传统二元论的区别；《悖谬乃哲学的姿态——对柏格森的重新解读》从哲学的悖谬精神解读柏格森。不少学者还展开了柏格森思想与中国哲学、美学与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试论禅宗与柏格森的直觉思维》、《庄子与柏格森的生命本真之思：道与绵延》、《直觉与诗意表达：品味柏格森与庄子之哲学语言》、《从与柏格森的角度论生存的本质》等论文展开的是柏格森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柏格森哲学对时间观的影响》、《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从柏格森看郭沫若生命诗学的理论渊源》、《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的柏格森资源》、《柏格森与中国现代哲学》等铺开的是柏格森在对现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震动和回声。
1.2著作重译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柏格森的主要基本著作都有了中译本：1919年张东荪译《创化论》、1921年杨正宇译《形而上学导言》、1922年张东荪译《物质与记忆》、1923年胡国钰译《心力》、1927年潘梓年译《时间与自由意志》、1933年翻译《论滑稽的意义》等。由于各方面原因，这时期的译本大多都是从英译文转译而来。
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柏氏著作的翻译工作全面展开，以上著作都出现了新译本，其中《创造进化论》甚至有了五个不同译本，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与前期不同的是，新译本大部分从法文本直接翻译而来，译者也多是哲学和柏格森研究方面的专家，因此译本质量较以前有大幅度增加。此外，还出现了两部国外柏格森研究专著的翻译：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中译本名为《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它们为进一步系统理解和研究柏格森提供了条件。
1.3专著研究
这一时期柏格森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以下几部论著的出版：尚新建《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2000）、吴先伍《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柏格森与近代中国哲学》（2005）、王礼平《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2007）等。
《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是国内较早集中探讨柏格森著作的重量级研究成果，对于此后的柏格森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论著一方面沿着柏氏思想自身的发展解读著作，同时又将其置身于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中，既能展开柏格森与不同时期哲学家的比较，又能引入当时国外最新、最具权威的柏格森研究成果。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柏格森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展开的是横向影响性比较研究。它首先从厘定现代性的概念入手，将柏格森定位于现代性内部的批评者，完成柏格森与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衔接，为进一步理解柏格森思想打下基础；该研究着重论述了近代中国在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对柏格森思想的吸收和借鉴。针对新时期国内柏格森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该论著有着清晰的认识，并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一书文献丰富，紧跟国际前沿，提出不少新颖的学术观点，代表了新世纪柏格森研究的新气象。该研究最具创新之处在于它大胆打乱了柏格森著作的先后顺序，以绵延本体论为中心，重新组织柏格森思想中的诸多核心概念，突破了以时间和体系来规范柏格森主义的窠臼，体现了柏氏所倡导的开放与创造精神。
二.现状分析
近年来，法国哲学尽管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柏格森研究较之以前也有所加强，但总体而言，无论在西方哲学史、还是在外国文学及文艺学研究领域，柏格森仍基本处于边缘地带。
2.1边缘化现象
柏格森研究的边缘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柏格森在教科书中的缺失。除了在哲学史教材中的短暂提及，我们在时下最流行的美学史、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教程中鲜见柏格森的影子。
第二，柏格森著作中译本的缺憾。到目前为止，柏格森的四本主要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都有了中译本，其中《创造进化论》甚至有了五个译本。就译本而言，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们为国内的柏格森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无论是来自英译本还是法文原著，在细节方面它们都还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除了这四本主要著作外，柏格森还有大量重要的论文、演讲稿和课堂讲义。从《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柏格森思想的发展演变至关重要。而目前这些重要的柏格森遗作在国内尚没有中译本，成为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的屏障。
第三，柏格森研究成果的翻译工作尚未展开。如前所述，在国外尤其是法国，柏格森思想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由于对柏格森在哲学史上定位的不同，国内外的柏格森研究出现了一定反差，这一反差也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借鉴之上。相对于柏格森的著作而言，其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在国内更加滞后。现今为止，只出现了两本柏格森研究专著的翻译：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中译本名为《康德与柏格森解读》），而其中第二本完全是仰仗了德勒兹的大名，原本是出于研究德勒兹而非柏格森的需要。
2.2原因分析
近年来，国外的柏格森哲学研究风起云涌，涉及其哲学史地位、本体论与方法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科学、以及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研究等诸多领域。柏格森研究成为了当代西方思想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但在国内，柏格森仍基本处于边缘地带。国内外研究热点的这一反差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在国内众多西方或新或古的思潮涌动中，柏格森为什么仍然被遗忘？
一.非破坏性。纵观中西方思想史，最具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思潮往往更能吸引目光。与后现代思想家对传统的全盘拆解和彻底解构不同，柏格森属于建构性的学者，他既批判理念哲学中存在的永恒静止，又不放弃对存在的终极追问；既觉察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理性之弊病，又积极将科学取得的最新成果用于形而上学的构建。他站立在世纪的交叉口，一手拥握对传统的记忆，致力于寻求对存在、真理和绝对的终极认识，一手指向自由的未来，对常识、语言、科学和理性的功用提出质疑。他虽然没有像尼采那样公开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标划性口号，却实实在在地从事着重估价值的工作。这是一位温和而又犀利的学者，他不像并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一样不惜将一切拆解为废墟而后快。在拆解和批判历史与传统的同时，他又通过记忆理论将它们不断地融入到现在：柏格森在努力地进行着新的建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建构性的调和遮掩了柏格森思想犀利而尖锐的刀锋，使其失去了一部分应有的关注。
二.非功利性。就其哲学思想的结果而论，非功利性是导致柏格森在国内学术界被忽略和遗忘的另一重要原因。与柏格森相比，后现代的思想家们经常站在现代性的对立面，从现实社会的某一个或某一些问题入手，通过思想领域内的沉思和探讨，企图找到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后现代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戴上了功用性的标签，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目光。而柏格森的思考则是哲学领域内的思辨，他从意识的直接经验材料出发，将实在定义为变动不居的现实变化；他拆解传统理念哲学，批判机械论和进化论思想，反思近代科学，将它们对静止性和空间性的偏爱归因于人类注重功利的思维天性；他认为针对行动的智能分析只能认识静止僵死的事物，只有流动的直觉才可以深入事物内部，认识真正的运动和变化。以时间的思维而不是空间的思维、以直觉的方法而不是纯理性的方法来看待宇宙人生的范式体现了柏格森重变化、轻静止，重多样、轻同一，重精神、轻功用的思想实质。在讲究效率、追求功用、注重现实意义的当下，柏格森研究在国内的边缘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三.研究缺憾
在相关领域的边缘地位使得目前国内的柏格森思想研究在整体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鲜有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阐释柏格森。柏格森思想是在对西方传统理念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芝诺诡辩一直到近代的康德哲学，柏格森思想纵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不遵循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就无法从根基处把握柏格森。二、缺乏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认识。将柏氏思想从其时代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行纯哲学的分析是自新世纪以来有关研究的主要表现。这种研究虽然带来了柏氏思想解读在某一领域的入木三分，却忽视了其根本的出发点，无法认清柏格森哲学的根本任务。三、在柏格森思想研究过程中缺乏追问的人文精神。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大多都是从阐释者的角度来解释柏格森的思想，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吸取相关内容，尚缺少对其哲学前提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国内研究大多是国外研究的重复或阐释，很难出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21世纪头十年国内柏格森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柏氏思想本身的非破坏性和非功利性，它在国内的边缘化地位有一定的时代必然。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我们要感谢那些柏格森思想的研究者们，他们提供了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的柏格森主义解读。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先行铺垫，就没有对现存柏格森思想解读误区的思考，也没有对柏格森思想较为准确的理解，更不可能出现未来更为精准的解读和研究。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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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2012 年度青年创新人才培植课题“学科之林的远足者—柏格森思想研究”（12QNCX01）资助，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柏格森人文思想的现代思考”（12GWCXXM-26）资助。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8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科学主义，人际沟通。
分类号 B84.09
1 后现代思潮的实质及其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泛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30年代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
1.1 后现代主义经历的4个衍化阶段
（1）1934～1964年是后现代主义的术语开始应用和歧义迭出的阶段；
（2）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后期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彻底决裂并呈现一种反文化和反智性的阶段；
（3）1972～1976年是正式出现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阶段；
（4）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后现代主义概念日趋综合和更具有包容性阶段[1]。
后现代主义已远超出文学艺术领域，而深深渗入到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许多领域[2,3]。其中与心理学有关的思想家有：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哈贝马斯（Jurqen Habermas，1929～）、拉康（Jacques Lacan，1901～）、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库恩（Thomas Samual Kuhn，1922～）、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3～）等。
1.2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
（1）反主体性（counter subjectivity） 后现代主义哲学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提出“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的口号，他们的意思是说主客二分式的主体和人的概念不现实，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人类中心论”已破灭。
（2）反普遍性及反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差异无所不在，即使在重复中也有差异出现，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传统哲学以普遍性（universality）、同一性（identity）为人的最高本质，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情感的抽象的人。
（3）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没有独立自在的世界，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就是说，世界本身有语言的结构，语言不是人表达意义的工具，它有其自身的体系。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由语言来中介着的，所谓事实、真理只是语言上的。在他们看来，“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这样，人就从西方传统哲学所讲的以人为中心的地位而退居到为语言所掌握的地位。但语言又总是不确定的，并且随言说者的不稳定的情绪而动摇不定。因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元的和解构的[4]。
（4）内在性（internality） 如果说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那么内在性则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或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现代主义质疑、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它的矛头指向传统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是彻底反传统、反权威的。它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非中心的多元主义，由深度模式转向平面模式，由以人为中心转向反传统人本主义。它可以促进我们拓展视野、观念更新，转变以往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实现学科交融，不断向大众化和现实生活贴近。
2 人本心理学与后现代思潮的一致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兴盛时期晚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且具有不同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极端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甚至反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特征，如反主体性、否定自我同一性、反对以人为中心等，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但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相反地，它还因猛烈打击“正常”行为的价值观与动机模式而对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很大的冲击[5]。
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某种相同性[6]，且均与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现象相关，他们中间一些人都是参加过反战运动，或是新左派、反主流文化派的成员[7]，加上又都受到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定影响[8]，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又有一些不谋而合之处[9]。
2.1 抨击科学主义
西方社会一方面依靠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使整个国家得以富强，民众生活得以富裕。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电脑和数据库的广泛运用，科技的高视阔步却导致了“合法性危机”，把人当做机械或动物来研究的科学主义思潮泛滥起来，从而造成现代西方社会许多人深感人生意义的失落，精神价值的丧失。面对这种现实，后现代主义针锋相对地批判科学逐渐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电脑霸权使人淡漠心灵和智能的内在修养而奉行商品世界那种冷冰冰的“外在化”的符号操作[10]。美国社会学家贝尔（Bell，1919～）指出，后现代社会中人具有两种体验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迅速变化导致人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而的泯灭，超生希望的失落，以及关于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铸成自我意识的危机。这样，人们就走到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后现代主义一再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重视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重建精神信仰，以便成为维持社会统一的精神支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扬弃了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片面性，表现出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融合的趋向。
同样，人本主义心理学也旗帜鲜明地批判心理学中科学主义倾向。他们反对行为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指出心理学中坚持自然主义和实验主义定向，使心理学模仿物理科学的模式，把实验法唯一化和绝对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心理学的非人化，陷入机械主义和还原论的境地[11]。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开始提出心理学中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本主义取向融合的问题，把实证主义方法和现象学方法统合起来，强调研究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本性与潜能、人的自由与选择。这些主张虽然和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在抨击科学主义的危害、重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兼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方面却不谋而合[7]。
2.2 重建人际沟通
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美国）是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工业社会（西欧、俄罗斯、日本）的新型社会。其中，前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与自然的竞争”，它的资源来自采掘工业，它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生产率低下；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在主客对立模式瓦解，虚无主义信念解构的情况下，一方面不断写作批判各派思想，到处宣扬自己的一套，似乎肯定了人们共识和沟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各学派的传述（narrative）无法建立共识和对话沟通。因此，批判信息社会的沟通扭曲，探讨人类沟通可能的根基，重建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就成了后现代文化的核心课题[12]。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沟通的根基在于人永远处于人际关系的情境（context）之中。如果人们不想陷人虚无主义的自我矛盾里，就必须由主客对立的思考模式转向“我―你关系”的模式，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实现全面沟通[13]。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从沟通达到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把握，而是一种视界交融（fusion of horizon）。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解释者有他自己的历史传统，理解对象也有其历史传统。理解不是解释者放弃自己的传统去接受理解对象的传统，也不是将自己的传统强加于理解对象，而是解释者通过两种视界传统（原有理解事物的观点和意义系统）的交融，超越自己的传统和对象的传统，达到一种新的境界。
同样地，人本主义心理学也坚持从解释学的意义理解的观点和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模式出发，建构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在布伯看来，只有在相互遭遇中，即每个人在整个地与他面对的东西（人或物）相逢时，人才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因此，人就是交往（intercourse），就是关系，就是与其相逢者的对话。布伯这一思想模式不仅被马斯洛予以充分肯定，而且在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疗法、交朋友小组以及存在分析治疗实践中得到彻底的贯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把协调人际交往、重建人际沟通、取得彼此共识视为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成功的关键所在[7]。
2.3 实现人的个性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等人反对黑格尔关于同一性高于差异性、同一性是差异性的“真理”的思想，主张差异性高于同一性、普遍性，是同一性的根据。后现代主义反对把人变成无差别的抽象化的存在，极力推崇和展示人的千差万别的个性（或人格，personality）。据他们看来，在沟通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和行动发出一些信息，表达出沟通者的感受、情怀倾向、人格状态、意志动机等，这一切统称之为人的个性。
同样地，人本主义心理学也非常重视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研究。他们早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的时候，就把“经验着的个人”规定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奥尔波特认为，认清每一个人个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是研究人格心理学的两项基本指导原则。马斯洛也把“非常独立”、“卓而不群”作为心理健康者的指标之一[14]。他主张要努力揭示出每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
由上述可见，后现代主义在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冲击的同时，又在反对科学主义、重建人际沟通和实现人的个性等方面有某种一致性。
参 考 文 献
1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8
2 王小章. 后现代景观下的心理学. 心理科学，1998, 21（4）: 354～357
3 李铮. 后现代思潮与心理学.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99, 27（1）: 39～41
4 Kvale S, Postmodern psychology: a contradiction in abject?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18（1）: 35～54
5 邵迎生. 对当代心理学中文化冲突的后现代思考. 南京大学学报，1999，36（4）: 164～167
6 车文博. 西方心理学史. 台湾东华书局，1996. 537～541；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537～541
7 车文博. 人本主义心理学. 台湾东华书局, 2001. 16～21, 357, 170
8 车文博（主编）. 弗洛伊德主义论评.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1191
9 Aanstoos C M eds.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ty [Special issue].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1990, 18（1）: 3～6
10 高峰强. 现代心理范式的困境与出路――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1. 198
11 Kvale S. From the archaeology to the architecture of culture. Landcaps K S eds.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10
12 Gergen K J. Exploring the postmodern: perils or potentia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49（5）: 412～414
13 DeCarvalbo R G. The founder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New York: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1. 62
14 弗兰克・戈布尔著（吕明等译）. 第三思潮： 马斯洛心理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2
POSTMODERNISM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Che Wenbo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JiLin University, Jilin 130012）
Abstract
There was some resemble of the social-cultur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They relate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alienation of spirit. Because they come under the 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 and Fruedism, Postmodernism stroke Humanistic Psychology. At the same time, Postmodernism and Humanistic Psychology have some similar points such as opposing scientism, reconstruct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realizing individ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