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传播范文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1篇

一、地域文化传播与地域文化认同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情况的不同，在一个国家的版图上会出现很多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地域性文化。在同一地域内，因长时间的交流与传播，居民的语言、信仰、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行为等会逐渐呈现趋同性，从而促使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出现。

(一)地域文化传播。地域文化不但有物化的载体，而且拥有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地域文化传播不是武力的强制性征服［2］，而是通过物化的载体，尤其是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引导同一文化圈内的民众或异质文化圈内的民众形成统一认可的过程。通常，文化传播有赖于人类活动与大众的传媒传播。从上图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借助商人的贸易活动、人类的迁徙和教育活动的开展等古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如今，又逐渐借助于报刊、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及手机、网络、APTV等新媒体手段，获得最大范围内传播受众，实现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广泛传播。

(二)地域文化认同。广义上，文化认同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域范围内民众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态，它体现在语言、文字、建筑、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各个方面。每一地域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与信息由一地向另外一地传递和渗透时，地域文化认同便产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地域性文化认同产生了层次性。只有挖掘了其历史层面的表现，又解读了其现实价值，才能真正对地域文化认同形成准确认识。

二、古道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及表现

刘坚先生认为，“地域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性解读，一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根据，二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话语”。地域文化关系结构形成的时间越久远，文化认同感越强烈。地域内的历史生活现象构成的历史根据与历史话语是地域民众形成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徽杭古道上语言的互通、民俗信仰的趋同、走商文化的形成正是对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依据。

(一)徽语与吴语的交叉。古代，中国传播手段还不太发达，一般都是通过世人口耳相传，并记录在册而形成的。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作为文化的负载者，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徽杭古道的通行与发展，对徽杭两地语言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皖浙交界地，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隔山”土话既多又杂，各种方言土语易于渗透，尤其是徽商往来的频繁，给交界地带方言的形成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了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按《中国语言地图集》所载内容来看，徽语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浙江的旧严州府等地，位于整个皖南地区的南部。徽语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西等三个省的十六县市。而吴语则分为六片，即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在吴语区和徽语区，很多地方同时存在两种方言。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安徽的绩溪、歙县、宁国和浙江的临安、昌化、淳安等地存在着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这与徽杭两地不断的经济、文化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民俗信仰的趋同。徽杭两地百姓因经济往来不断交流，促使徽杭民风民俗、民间信仰逐渐趋同。徽杭古道横贯皖南至浙西地区，散落在古道两旁的村落保留着许多皖浙地区的民风民俗。如浙江的浙基田村(浙川)因与安徽省接壤，受徽文化影响，民情风俗和安徽绩溪一样。过春节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元宵节拜祖宗，七月半裹粽子，九月重阳做麻糍，过年做“水旱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请太公、拜灶王及猪栏菩萨等。再如临安两昌地区的房屋几乎都是砖瓦泥墙的徽派建筑风格，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祠堂。其中，马啸陈家祠堂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重点单位。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民俗活动和类同的建筑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促使皖浙交界地域产生了共同的心理与文化认同。在徽杭古道的各村落中，流传着很多民间信仰，有老郎神信仰、汪公信仰、放蒙山信仰、五谷菩萨信仰、宗族信仰等等不同形式。其中，皖浙交界地区流传最广的当属老郎神信仰和汪公信仰。老郎神是中国戏曲行业的保护神。中国戏曲诞生之初，就希望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但直至明代，随着昆曲的发展，艺人队伍的壮大，行业神———老郎神信仰才逐渐成形。皖浙地区，昆曲、目连戏、黄梅戏流行，老郎神信仰广泛。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郎神产生了演变，从行业保护神变成了普通民众心中的平安神。如今，徽州古道沿途散落的村落中，村民习惯用艾草代表老郎，用红纸将艾草包裹起来钉挂在屋内大堂墙上右上角或门框一侧，以求平安。汪华，隋末徽州人，农民起义领袖。当时，天下大乱，汪华被众人拥戴，占据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自称吴王。公元621年，归顺唐朝，任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后在长安逝世，谥号为“忠烈王”，归葬于歙县。在徽州地区，对汪华的崇拜根深蒂固，一州六县供奉汪华的庙宇随处可见。明清时期，该信仰随汪氏族人沿徽杭古道迁徙至江南各地。江浙一带建立了很多的汪越公庙，特别是汪姓聚居的杭州，汪公信仰更为兴盛。在民间，汪华被尊奉为“太阳菩萨”，汪王庙是徽州乃至江南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家族祭祀的中心。如今，正月十五至十八日，大部分村落，包括徽杭古道景区入口处的汪公大庙还会举行汪公大会，祭神烹饪，搭建花台演戏。

(三)“贾而好儒，求学取士”之风流行。徽州地区人多、山多、田少，生活生存危机。俗语经常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存，徽州男人或沿新安江，或攀徽杭古道，出门经商，赚钱侍养父母，或帮助兄弟参加科考。千百年来，古道上谋生、求学、为官、经商的行人南来北往，生生不息，古道历尽沧桑。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盛行，徽州崇儒重学风气炽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徽州商人不断受到浸润，以致出现了“贾而好儒”①的局面。如歙县商人郑孔曼，出门必定携带书籍，在做生意的间隙里进行阅读。闲暇时，则拜会当地文人学士，唱和应对，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篇章。几百年来，徽商中间还出现了一大批诗人，他们与文人积极交流，参与各种诗社活动、编辑出版诗集等等，他们重塑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内涵。王世华先生认为，“贾而好儒”的风气是徽州商人独有的特征，这一风气随着徽商的活动向浙江等地蔓延，从而在江浙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商人群体。如江浙的苏州、无锡、嘉定、长洲、扬州等地商人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四个特征②，这足以证明在江浙商人中间也流行这一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贾而好儒”之风的盛行推动了徽杭两地“求学取士”之风的发展。徽州的士子、商人纷纷择路前往都城考取功名，一路之上，激发了沿途村庄稚童求学取士的欲望。直至民国时期，这一趋势都在延续。如冠有36个博士头衔的当代文豪绩溪人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14岁那年跟随二哥去上海求学，从绩溪上庄老家出发，经过江南第一关，到余杭一共走了七天，然后再乘船到杭州，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警察。此后，他又重走过数次徽杭古道到杭州。［12］

三、古道文化认同的现代性解读及表现

本质上，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地域文化内涵不断变化，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既包括其传统文化的展演，亦包括其现实价值的提炼。在地域文化现实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中，大众传媒的力量成了不可小觑的关键因素。如今，全方位的现代传播体系不仅有助于拓展地域文化的意义空间，而且可以为地域文化增加新的价值内涵，从而为地域文化认同提供了现代性解读的可能。

(一)徽商精神的延续与更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卞利曾说，“徽州古道是一代代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走出的一条条饱经风霜的经商之路。徽商勤俭质朴、善观时变、诚信经营、团结互助、仁心为质、以义为利的精神值得后世企业家借鉴。”在传媒的推动下，徽杭古道愈来愈为世人所知，所负载的文化精神影响也愈来愈大。徽杭古道承载的最深厚的文化元素便是徽商精神。2004年以来，安徽省为了再见徽商当年的精神风貌和激发新的徽商精神，采取了多种方式保护和宣传与徽商有关的精神遗产。以电视剧为例，《红顶商人胡雪岩》《大清徽商》《徽骆驼》等多部电视剧的多处情节在徽杭古道沿线进行了拍摄。这些商贾电视剧不仅展示了近代徽商和徽文化的厚重历史，而且引发了全国民众对徽商精神和兴衰历程的广泛关注。当年扮演胡雪岩的演员巍子曾说:“商贾剧一定要站在时代高度来展现社会变迁，而其中很多细微之处值得当下借鉴。而据国内权威收视率调查公司统计，观看商贾剧的观众年龄层次与知识层面普遍较高，中青年观众和高学历观众占多数，且许多观众有创业意愿，他们多数反映，这些商贾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百态，还提供了一些创业和经营思路。”在这些商贾剧中，徽杭古道虽然只是为剧情需要而出现，但它却是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得以展演的必要载体之一，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徽杭古道已等同于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徽商精神借助传媒不但得以复兴和延续，而且跨越了地域限制，获得了全国性受众，地域文化认同的空间维度也因此得以无限扩大。

(二)休闲生态旅游文化认同与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古道文化空间逐渐由传统的历史文化生活空间向现代旅游文化空间转换，从而促使徽杭古道承载的文化认同内涵发生了变化。如今，徽杭两地正在通力合作，意图利用徽杭古道的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赋予了徽杭古道及周边地区新的文化意义。正如徽杭古道旅游开发集团公司主页内容所说，“今日古道新风荡漾，低碳、健康与时尚。”休闲生态旅游是徽杭两地最重要的旅游开发策略之一，休闲生态理念也成了现代人对徽杭古道现实价值的最新解读。随着西南茶马古道、西北丝绸之路的成功开发，徽杭古道成了国内重点开发的第三条古道。如今，徽杭古道已开发了自行车户外运动、攀岩拓展训练、登山比赛等旅游活动，备受户外旅游爱好者的青睐。此外，徽杭古道两旁自然景色宜人，人文景观荟萃。在山水环抱中，皖浙地区以油菜花节、安苗节、徽菜之乡美食文化节、两昌山核桃节为媒介，有效提升了皖浙交接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展现徽杭古道上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底蕴及和谐自然的田园风光，而且促进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为了扩大徽杭古道新认同的影响力，徽杭两地相关部门积极借助现代传播体系，尤其是充分利用百度、GOOGLE、雅虎搜索、中搜等搜索引擎提升和巩固在这些主要旅游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抢占市场;鼓励游客在博客、播客、驴友网、自驾车友俱乐部网论坛等这些非主流的新锐传播媒体形式中发表精美游记、摄影、DV短片、写生、线路推介等相关作品;与新浪、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展开深度交流与合作。传媒本没有地域特性，当媒体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时，地域文化便随着无边界性质的媒体向外传播。随着媒体的宣传，国内百姓将会越来越熟知以古道为载体的徽杭文化。在这众多文化元素中，带有现实价值的休闲生态旅游文化的发展成了徽杭古道最大宣传点和开发点，也成了该地域最具认同的核心元素。如今，每年来自江、浙、沪、西安、北京等全国各地的游客已达10万人次。徽杭古道的客源市场已由近端市场向远端市场扩散，已由徽杭蔓延至长三角乃至全国。在一定程度上，这标志着休闲生态文化认同空间维度的无限扩大。徽杭古道负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现实文化价值，它对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实现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和现实文化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不仅可以为探讨和挖掘徽杭两地商人文化、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等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可以为徽杭两地共同开发文化旅游事业提供研究基础。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2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地域文化；草原文化；传播力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媒体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已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入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①。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新时代地域文化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草原地域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以及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其传播内聚民族文脉及文化特性，外显地域文化形象和文化发展的方略措施，已经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时代的内蒙古草原文化传播，其传播形式、内容、渠道、功能层面均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与融合，因此，通过对当下传播各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厘清，能够合理协调多元媒介关系，开阔传播视角，深化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进而助力地域文化传播，挖掘地域及民族文化力量，对促进文化整合、促成文化增殖、形成文化积淀具有重要意义②。

1媒介载体的内核驱动

地域文化传播中，媒介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助推器，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和主力军。媒介的“态度—行为—理念”构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首先，媒介传播态度是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前置因素，直接关系着传播中对于特定文化信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行为。调研中发现，如果媒介传播态度被动，其对于草原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行为就会受到客体质疑。如果媒介态度包含更多的主动性和客观性，且“态度—行为”是具有强一致性的，此时就能够引导传播行为的有力展开，进行草原文化传播。其次，媒介的传播行为是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可以促进传播内容的丰富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特色化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可以提升传播行为的强度。且长期的传播实践行为，使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文化融合。再次，传播行为的积累促使新的传播理念产生，媒介在传播活动中责任感强，对传播利益的认知度强可以促使更新媒介的传播态度，促进草原文化的增殖，如此形成草原文化传播活动的循环与纵深发展。因此，媒介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应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秉持多视角选择传播信息，坚持多渠道更新传播途径，形成多方向创新传播理念，以提升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应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增强本区域及民族的凝聚力，要让跨区域与民族的受众感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媒介的传播不仅仅是实现“印象”的传播，更需要的是真正客观的阐释地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从媒介融合角度，不同的传播载体既应保持自身特色，又应加大协同合作。地域文化传播既可以大量借助主流媒体的宣传，例如地方卫视的选秀节目等，也可以借助网络时代的新技术手段，还可以通过各种小众媒介的参与丰富传播渠道，在多元整合的基础之上坚持横纵向交叉传播。同时，任何媒介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都承担着与自身相符的责任，通过创新传播理念，更加具有责任感及更加多元化的传播行为推广地域文化精神。

2文化情景的环境助推

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受传播主体的支配，而传播主体对于传播信息的选择既受到其态度、立场、层次等主观意识的支配，也受到文化情景的深度影响。文化情景包含着文化环境的认知、文化意义的认知以及文化映像的感知，极大地影响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地域文化传播离不开经济与政策的驱动，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这些主体对于传播的文化信息内容的选择决定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导向，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前提。草原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情景是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选择与编码的重要环境助推，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强，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与编码的主观性越弱，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客观真实；反之，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弱，传播主体的主观性越强，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容易形成主观臆断。同时，文化情景还会影响传播主体对传播动机的修正，在强文化情景影响下，主体的传播动机明确，有助于内容的有效择取与准确编码，提升传播效果，在弱文化情景影响下，传播主体动机模糊，内容选择与编码分散，影响地域文化传播。因此，地域文化传播中应注意文化情景的助推作用，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下，继承和保存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精神性，要考虑如何包含能为各地区、各民族受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普遍价值，也要考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考虑社会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传统继承与现代转型的基础上组织传播讯息。同时，地域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在传播主体中充分释放不同层级的活力，通过体系层面与个体层面的衔接和融合，集众家之长，以多层互动的形式和均衡的布局形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多向创新，通过多种新的传播方式深入文化情景，保护文化基因，传承文化精神，在继承与传播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增殖，打造内聚文脉特征、外显区域形象与发展的地域文化。

3公众认知的群体动力

公众是地域文化传播运动的主要指向对象，既是相对于传播主体而存在的传播客体，又会随着传播运动而转为传播主体。公众认知是包含在文化情景的助推与媒介传播行动的内驱刺激下，对于文化印象和传播效果的认知。公众认知的群体动力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小觑，公众作用于传播主体，且影响传播主体，当公众适合于传播主体时，它对传播主体的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反之，就起严重的阻碍作用③。通过对内蒙古草原文化传播的调研发现，草原文化传播活动中，对传播主体和媒介传递信息的解读，以及对草原文化的理解，受公众认知作为动力变量的影响。当公众认知偏弱时，对于传播主体与媒介传递的信息的接受力较强，解读与再传播的创造性程度偏弱；当公众认知偏强时，则对传播主体与媒介传递的信息接受力偏弱，带有更多批判、审视的态度，公众认知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抑制或促进传播客体的再传播活动。因此，地域文化传播力的提升，还需注意在信息流动与信息转换中提高公众的传播素养。媒介融合时代，信息的传播与反馈模式由单向变为双向、甚至多向，使得传播主、客体之间实现了高度转换。信息在区域之间、人际之间的多向流动中实现着文化的传递、译读与转换，也使得传播成为文化形态最重要的保存与发展形式。在信息高速传动的今天，正确引导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必须要提高公众的传播素养，树立责任意识，保持良好的传播心理，包容的传播态度，恰当的传播方式和技巧性的传播艺术，同时需做到对文化信息正确的鉴别与解读，保持传播的敏感性，防止传播信息“异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结语媒介载体、文化情景以及公众认知之间的耦合运动成为推动地域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在地域文化传播中，媒介应正确认识自身责任与义务，在传播活动中加强、提升自身传播能力，同时注重文化情景形成的传播环境的影响，以及大力提高公众传播素养，才能够保证三者的协同互促，推进草原文化的有效传播，实现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地域文化软实力。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3篇

《焦点》的内容涵盖了湖北文化的生存环境(包括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文精神等主客观因素，传播着湖北文化的精髓。而且，它采取新闻解读、新闻现场、记者感言、专家点评、背景链接、编者按、题记等多种形式，通过大特写式主照片与多幅关联照片的较完美组合，集中表现一个主题，全方位反映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无疑增强了传播效果。

一、形象展示客观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使得人类必须认识环境，与环境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时常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内容。《焦点》涉及的客观环境既包括湖北的地理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气候温润，山川雄奇，物产丰富，以“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著称。《焦点》的报道包含着对湖北地理环境的一种情感抒发。它笔下的地理环境不但为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活动背景，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烘托人物性格、心理。突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互动。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千鸟飞来，沉湖不冷》，展现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恩施模式：深山唱响生态曲》。主题鲜明，画面简洁，文字优美，融情于景，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赏心悦目的感受。

湖北地域辽阔，风俗习惯、历史遗迹、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等社会环境的发展现状与变迁，也成为《焦点》的报道内容，因为它们与人物的思想、行动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是人物感情的外化，通过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反映到社会环境的构建之中。如《影子新娘的7000次婚礼》关注了土家族著名的“哭嫁”习俗。《青砖青瓦诉沧桑》，展示的是宝石河南北两岸保存完好的百余栋明清古民居，既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对当今一些地方盲目扩建而损毁古建筑之风的无声批判。《一个乡村的美丽嬗变》，则从建设宜万铁路让火光村旧貌换新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可喜成就。

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叫“视野制约效果”，即公众对于事物的印象依赖于大众传媒的报道。《焦点》描述客观环境，实际上为公众了解湖北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在营造寓意深刻的文化氛围的同时，用视觉图像更新或者强化着读者对湖北的思考。

二、突出表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体现了文化形态的动力性，反映着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等内容。周积明在《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中提到，2003年5月在一次关于湖北文化精神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归纳出湖北文化的“四大精神”：创新、爱国、开拓、兼容。湖北地处九省通衢，承南接北、牵东连西的环境，造就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焦点》坚持“三贴近”原则，以人为本，以小见大，记录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新闻事件。

《“寒冬”里，乡村年味浓》，表现的是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湖北通山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势必受到影响，而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也带来了传统年文化和亲情的回归。《青春创业正当时》讲述了武汉大学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发挥聪明才智，自主创业的故事。在《五种皮肤，创造生命奇迹》中，恩施女孩接受猪皮、父亲、母亲、自己以及欧洲皮库捐赠的五种皮肤移植，而延续生命，画面展示了文字难以描述的生命奇迹。《苗语：一个人的守望》，通过鄂西大山的苗语老师冯万清为了保护民族语畜，传承苗族文化殚精竭虑，孤独坚守的精神风貌。

三、注重传播核心价值

《焦点》把握住了湖北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海纳百川、执着坚韧的精神气质，无论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有什么差异。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都能够始终牵动着读者的心。这种人文精神的称颂，不仅仅是向读者传递信息，而且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刻画影响读者的行动。甚至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因为《焦点》依托于媒介，具有社会行为的示范效果。

社会学将区域定义为“具有同质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特征的一个较大地区”。不同地域的群体造就了适于生存的文化特质，形成了文化上的内聚力量。《焦点》属于以刊登专题组照为主的报道类专版。从传播学角度而言，《焦点》专版的图片和文字各显其能，不同角度的照片前后呼应。连贯而深刻地揭示被摄主体不同的特质，丰富了版面的视觉效果。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传播者与受众的贴近，自然会在无形中吸引受众的兴趣。《焦点》突出了大众传播的文化属性，利用自身辐射整个湖北的地域文化传播优势，能够在报道中满足受众对湖北文化的认知，同时从文化心理上契合受众的阅读习惯。使其获得地域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湖北文化的传播。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媒介使用 地域文化 拟态环境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理环境与历史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区域,每个文化区域均因其特有的风俗习惯等而显现出诸多差异性。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也因其独特性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我们将其定义为跨地域文化群体。研究跨地域文化群体对“他文化”的熟悉度,以及在传播“他文化”时所使用的媒介情况是本文题目的之一。在初步了解跨文化传播使用的媒介情况的前提下,本文还试图进一步了解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媒介的使用对信息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2、研究方法

本文以现就读于兰州大学的在册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兰州大学的在册研究生按男女比例1:1,年级比例1:1:1进行抽样,通过入户调查收集资料。在样本的后期分析时,采取定量分析法,对资料进行SPSS分析,获得具体数据。

二、跨地域文化传播与媒介使用情况

本文选用得到普遍认同的七大风俗文化圈将问卷中涉及的文化圈范围进行了界定。即1、东北风俗文化圈2、游牧风俗文化圈3、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4、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5、青海风俗文化圈6、云贵风俗文化圈7、闽台风俗文化圈①。目的是为了增强调查的效度。

1、跨地域文化传播中的媒介使用基本情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类型多种多样,一般来说有五种类型,即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②,这五种类型因其独自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点构成了不同的传播体系。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在进行跨地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本文化”和“他文化”使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的传播途径进行信息沟通。本研究通过调查受访对象“家乡所在地域”、“本科就读地域”以及“从未去过但很感兴趣的地域”三种文化传播的主、次要方式进行分析,发现在获取、传递信息时,其使用的媒介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家乡所在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主要使用途径位居前两位的是“生活环境中的亲身体验”和“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分别占总数的51.5%和43.4%。而“大众媒体资讯”和“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的两种途径,仅占调查总数的3.0%和2.0%。引用传播学中对人内传播的定义“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③可以发现,调查对象获取“家乡文化风俗”这种非常熟悉的信息时多使用人内传播途径,应用的媒介是人体的感官系统等。同时,“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这种人际传播途径也被高频率使用,利用语言、表情、眼神、动作、行为等多种渠道或手段来传达信息。

作为生活了四年甚至五年的第二故乡,受访者对求学地的地域的了解,更多地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使用最多的两种途径分别是“生活环境中的亲身体验”以及“老师和学长的介绍”,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53.5%和23.2%,“与当地同学的交往”以占总数13.1%的比例位居第三。大众资讯与互联网依旧是使用最少的两种媒介。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问题:您从未去过但对当地文化风俗比较了解的地区是哪里?对当地的信息了解渠道是什么?得到如图1的数据: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受访者在获取信息过程中最常用到的渠道是通过“来自当地的同学朋友”,占总数的29.3%;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媒体的报道”, “热播的影视作品”,占调查总数比率分别为23.2%和19.2%。不难看出,对一种不能“身在其中”的文化的了解,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人际传播,大众媒体为次选。而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则很少被应用在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仅占总数的8%)。

通过对以上三种不同地域文化传播中所使用媒介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对于身在其中,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本文化”,人们倾向于面对面地,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进行信息沟通;而对于比较陌生的,不属于“本文化”所属地域内的,不具备亲身体验条件的“他文化”,人们更多地选择通过大众传播途径获取和传达,也更容易相信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

另外,在人们传播“他文化”的过程中,是选择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除了受到媒介特性、受众的媒介使用能力、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外,性别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此次研究中,我们设置了问题“当您想了解某种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时,您更倾向于相信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还是网络的信息”,分析后的数据显示,有54.5%的受访者选择了互联网,45.5%的受访者选择了大众传媒。我们设置零假设为获取陌生信息渠道与性别这两个变量不相关,备选假设为这两个变量相关。通过将两组变量进行交互分析,发现卡方检验系数Chi-Square值小于0.05,应否定零假设,即获取陌生信息的渠道与性别有显著相关性,分析结果是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大众传媒获取自己不熟悉的地域文化信息,而男性则多数选择互联网来收集信息。

2、大众传媒对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

图2是调查对象认为与从未到过西北地区的人谈起西北时出现的固定意象。如图,“干旱贫困”和“沙尘暴”两项分别以85.9%和83.8%的高百分比成为人们印象中西北的标志性符号。而真正作为西北文化标志的“敦煌”、“丝绸之路”、“信天游”则分别以65.7%,51.5%,26.3%的百分比位居第四、第六、第十位。除此之外,“草原”、“黄河流域文明”这些西北文化的符号,仅占构成西北印象的13.1%和12.1%,基本处于被忽略不计的情况。不可否认,西北地区确实存在干旱贫困,沙尘暴频发的现实情况,这属于西北印象的一部分。但是这两点成为整个西北印象的代表性因素,不能不说人们的认识存在着偏差。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上文中出现的“有偏差”的西北意象的形成,同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密不可分。如图3所示,在产生西北意象的五个选项中,受访者认为西北意象的构成信息多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作用在产生西北意象的五个因素中以67.7%的比例位居第一位。

上文分析所得结果,或与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的拟态环境有关。李普曼认为,人们的 “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人们对西北的意象是人们脑海中的“主观现实”,也是通过大众传媒这个中介提供的信息形成的“象征性现实”。

3、跨地域文化传播中的族群认同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在其《民族学通论》一书中指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国家)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基于这种观点,来自不同地域的跨地域文化群体也可称作族群。

在研究中我们设置了问题:“是否更容易对来自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产生好感”,数据分析结果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60.6%)更容易对与自己来自同一文化区域的人产生好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群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族群认同感;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跨地域文化群体的族群认同感与群体的居住地有明显的相关性。

尽管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特质是族群认同的要素,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族群间的这种认同感并非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因为“只要任何一方发现维持和建立民族界线于己方有利,哪怕轻微的口音基至细小的举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标志”。④也就是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是族群认同强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并不是说文化因素真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三、结语

综合型大学的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民族间的融合,也是地域间的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圈,多样性成为综合性大学文化群体的基本特征,而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往,交往才可以促进发展。文化冲突是过程,而文化融合则是最终的趋势。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研究不同地域文化群体的交往以及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baike.省略/view/625754.htm

②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C].《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期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研究生)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传播；地域题材纪录片；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51-004

纪录频道的成功开播，优秀纪录片引发的热议，现象级纪录片所带来视觉盛宴及广泛关注，使得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呈蓬勃之势，其中的地域题材纪录片也持续升温，在展现自然风貌的同时，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誉度、认知度和影响力。[1]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纪录片传播文化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地域文化纪录片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对地域文化进行“重塑”和“他塑”；在价值重构的同时，调节社会秩序、保护民族文化基因，联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其次，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在审视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的同时，发挥着传播文化的现实价值。同时，全新的文化传播环境、媒介融合的变革等因素，颠覆了既有的纪录片创作和传播方式。本文通过对多部国内外热播纪录片进行梳理和解析及访谈纪录片创作团队主创人员，认为地域题材纪录片应从以下五个文化传播方面加以强化。

一、弘扬文化的创作内涵

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使得纪录片在弘扬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胜枚举，党的十以来，在文化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入了协调、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推动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纪录片人理应创新思维，于细微之处深刻体悟与觉察当下生活现实、周遭发展、文化脉动、精神风貌，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次次骤然即逝的历史瞬间、一场场猝不及防的惊人转变，于宏大叙事中体现细致入微，从局部真实中梳理整体认知，从现实中体察出本质，做到既弘扬文化，亦能够揭示文化内涵。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农村，人口不断削减，传统文化亦随之逐渐消逝。电视纪录片作为视觉媒介的产品，通过议程设置，重新建构现实世界。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展现了200多个村落，将儒家文化融入镜头并贯穿全片始终，通过纪实、记者互动等方式，关联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在《城北社区：孝德永彰》这一集中，为了照顾养母，外出打工的李维俊辞职回家这一举动，传达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优良传统。同时，《记住乡愁》多次宣扬了重归故土、再建家乡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顿的精神慰藉，让人们体会到回归传统村落，既是身体的回归，也是心灵的回归，弥合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割裂，唤醒身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纪录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记录了这一文化的起源、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代表性历史人物和事件实现了地域题材纪录片文化寻根的重要价值。纪录片《第三极》摄制组经过500多天的长途跋涉，足迹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处秘境，摄取美景的同时，向观众展现了当地居民最朴实、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发挥纪录作品视听语言的优势，促进了边缘文化现象的传播。纪录片《大黄山》摒弃风光片的桎梏，从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现具象黄山之美，进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载的文化、历史，蕴含的智慧、灵感，深度开掘了山地纪录片创作观念，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显在优势。纪录片《沙与海》中的牧民刘泽远，他和后代虽然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态度、生存理念，这些不同均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理念变迁。地域题材纪录影像的表达，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记录、重构，关照自然环境的同时，亦联接了人物与自然，提炼并传播了独有的地域文化。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静的视角，通过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孟金福呈现了其在居住方式变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大兴安岭地区即将消亡的文化现象。

二、反思文化的创作“自觉”

纪录片如果仅仅反映现实图景、单纯地记录社会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纵观一些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现象的同时，蕴含了思辨和质疑的批判精神，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周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反思。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时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联接多种文化，进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反思，体现了其创作过程中的“自觉”。

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纪录片中的“文化自觉”大多停留于“虚构”与“纪实”表现形式的争论中，忽视了纪录片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固化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思维，于其本身所要体现的“文化自觉”也是相背离的。纪实能够呈现事实，而虚构则能将文化内涵创作性地蕴含于影像之中，凸显区域文化与艺术的张力。其次，在“文化自觉”的理论框架下，不仅要记录文化外观，更要深刻表达其所依存的文化结构；在展现和描绘文化的同时，注重地域文化的时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维构建文化图景，揭示文化内涵。因为，只有“自知”，才能“自觉”。纪录片《纽带》运用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协调兼顾海外汉学者的性质和趣味、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受众对历史纪录片的审美期待等多种因素，是纪录片创作者高度文化自觉的产物。

纪录影片《消失的村庄》中吕氏父子所居的村庄，正如中国若干的偏远村庄一样，成为老人与儿童的留守地，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男女则随着经济大潮奔向城市；而迁徙令的颁布，后代对城市的认同和向往，使村落从物质和思想层面不断衰败直至瓦解。地域题材纪录片以真实的事件，微观的人的视角，讲述了地域因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思想的变迁，通过深入记录和旁观审视，更有利于观众透过镜头反思发展着的中国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高度相联。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不但展现人文风貌、地域特点，更应该深刻刻画人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观念变迁，塑造区域文化图景，探索经济发展机遇。英籍社会学家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强调：“当代文化展示已经从严肃的官方描绘转向民间。”[3]而纪录片也不仅是顾兹曼眼中的“相册”，更是一张文化名片，一张避免被误读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丽中国》被誉为一张递给世界的“中国名片”。如果说《美丽中国》是一张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一张中国自己递向国际的“饮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渗透于中国人生活各个层面的美食为中心，折射了与美食相关的人和事，蕴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这样的“名片”越来越多，才能更为客观、理性、多角度地展现出丰富立体的中国。

其次，通过纪录片塑造地域乃至国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相对强势地位，因此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是其塑造中国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国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给了西方媒体更多的机会。《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发达英语国家的主流媒体及知名的播出机构的纪录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分析了他者视角下“中国崛起论”、“中国”等观点的建构。撇开观察视角、内容本身的局限，单从诸如《中国人要来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国人如何蒙骗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耸听的片名中，我们解读到西方主流媒体并未能呈现真实中国，展示中国国家文化所蕴含的应有之义。因此，纪录片应发挥其题材内容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的传播力较强的优势，勇于担当讲述中国国家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内涵、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

发展中的国家、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令我们能够客观审慎地记录、呈现、审视乃至传播我们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需要更多的平台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具体而言，纪录片应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因素及传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同时，纪录片的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尊重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规则的同时，还需要把握纪录片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遵循纪录片市场规律，在技术层面满足国际市场标准，在内容层面继续深耕与打磨创作者的讲故事水平。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与市场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戏剧性、逻辑性强，兼具娱乐化的同时，给受众以很强的代入感，这些创作规律需要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吸纳和创造性地运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他者”视角的纪录片作品《超级中国》在尊重跨文化传播规律之下，能够以悬念的方式揭晓并解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多重原因，堪称跨文化传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讲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国家的形象在有效传播中得以塑造。

四、构建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尹鸿教授认为“提升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价值观的输出” [5]纪录片《的诱惑》在当时被誉于“散文诗式”的纪录片佳作，但在今天看来，夸张的抒情、空洞的解说不仅难以吸引受众，更难以表达文化之精髓。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而言，摄像机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仅记录文化、表达文化，同时也阐释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环境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在国际市场已成功打开局面，要作为国家“软实力”一个窗口，还需要把握当前时机，加强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持续不断输出精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我国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在纪录片传播过程中，将获取影展资格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传播目的进而迎合西方国家视点，将会失去纪录的品格，遑论“软实力”构建。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6]《望长城》堪称当时纪录片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却习惯于抛弃受众意识，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宏大”姿态，难以以受众、市场接受的创作思维构建文化软实力。除了技术的发展，《望长城》是创作思维的焕新。创作团队在中日合作中，大胆摒弃观念的窠臼，将《东方老墙》文本、“画面加解说”的桎梏抛出“长城之外”，将直观感性的语言融入恰当的文化传播，堪称彼时纪录片创作的一股清流。纪录片通过视听语言吸引受众，激发其感性想象与理性思考，较之博物馆式的展示，生动而直抵人心，传播面更广、效果显著。然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从感性到理性，是认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众更乐于在视听愉悦、情感共鸣之后，于“润物细无声”之中接受或领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意识的感召作用。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环境及文化的认同与共识，形成了这个民族所共通的记忆和历史，借助文化的纽带构建文化软实力。可见，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应借助技术手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协同文化的创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构建文化中蕴含的软实力。

五、创新格局下的思维革命

如果说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纪录片从“小众”走向“大众”，那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以“颠覆”性的飞跃，重构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体的时代，“传者”与“受者”的概念几近模糊；“草根媒体”平台的涌现，丰富了资源，降低了门槛；利益的裹挟、唯“用户眼球”商业格局，使得文化传播在互联网的思维框架之下，专业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终将不保。全新的媒体环境、多变的智能设备、新兴的媒介组织，用户主体意识的强化、信息化进程飞速发展，对于地域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传播迅速、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乃传统媒体无法超越，然而浮躁的传播环境之下，更加需要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以审慎的态度书写文化，以专业的精神传播文化。纪录片《大秦岭》通过逼真的景像还原展示了秦岭文化，并以专业的视角解读地域文化，取得了显著效果。诚然，艺术创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终极目标。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者应充分发挥纪录影像的具象连贯、生动完整等方面的优势，从对地域人文地理风貌的展示中传播地域文化，建构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学者刘洁在《活态：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存续》文章中认为：“……传统文化也是活态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现实生活剥离物。……‘活态’已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7]基于“活态传承”的视野，在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应止于描述和记录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关照历史与当下、人与周围的环境同时，创新思维，以媒体人应有的专业策略，重构我们的认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独创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联系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纪录片的创作者也应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及合理性。对于地域文化的叙述，是在国家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其选题的范围、创作的视野不应受地域的影响，以一种全局思维，无论在理论研究框架还是在实践创作模式上，耦合当下文化，发挥纪录片这一片种的优势，促使我国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达到更为理想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闫伟娜.纪录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3，（4）：32―37.

[2]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4）：102―106

[5]张国涛，张陆园，杨宾.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理念与路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2014，（12）：136―137.

[6]Joseph，S.& Nye，Jr.Soft Power.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N].Time，1999-02-22.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6篇

摘要：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限的文化。中国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不同文化、民族实现着跨文化交流，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因而武术非但没有中断，还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随着武术与“他者”交流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武术对“道”的追求，以及对武术的“误读”五方面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对这五方面障碍的深入分析，对于武术真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切实理解武术自身和所需跨越的环境才能为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范围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进行不同程度的交往与碰撞，在保持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促进人类文化互相理解和彼此尊重，进而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实现文化的繁荣。而在这一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铭刻着民族血脉和精神的民族文化无疑会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焦点，一种文化想在“他者”开花结果，必须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互动，这就涉及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就是“谁在对谁行为?谁的文化在跨谁的文化?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跨骑、凌驾的意思，那么谁的文化可以超越、跨骑、凌驾谁的文化呢?或者换句话说，谁的文化在对谁的文化行为呢?”随着‘她球村”的出现，武术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既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又能同异质文化实现良好互动是所有武术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跨文化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得通俗些，“跨文化”交流就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交流。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变动性，使跨文化交流活动表现得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既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中美、韩日等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同一文化圈之内不同地域、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如英法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

在人类文化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以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时随地在发生，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表现得较为剧烈，而且难度也较大，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则相对表现得比较平稳，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产生跨文化交流的前提首先是有这种交流的需要和相互的认同感。“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全球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文化认同即是人类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并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人类普同文化的共识”。文化认同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能够接受“他者”的文化为己所用，促进相互间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中国武术在其发展历程中秉承了祖先的包容心态，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拓展了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了武术的内涵，使得中国武术绵延数千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时过境迁，人事俱非，武术与“他者”交流的内外部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每天能够获取和拥有的信息量剧增，各种信息之间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而且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文化具有“终极竞争力”的作用，因此在和平环境下，各种不同文化间的竞争、渗透与演变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代表之一的武术，如何与异质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并发挥先锋作用将是武术跨文化交流所必须面对的。

一、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在学习中国地理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谈及中国武术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源远流长”，诸如此类的词汇使得我们对其认识平添几分优越感，进而导致对其缺乏全面的认识。历史越悠久的同时也说明其劣根性越多，其弊端愈加顽固，因此，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应保持平常心。“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跨文化传播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面临着许多困难，除了要了解跨过去那端的情况，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

武术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是对武术发展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今天武术的发展，不仅不是需要‘转型’、‘进人’，而是需要回复传统和净化的问题。我反对‘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人奥运会’之类的口号，这是对民族、民族文化犯罪的真正的‘全盘西化’。武术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体育大舞台上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平分秋色、交相辉映。我个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来，武术将以不同于奥运会的另一种体育盛会的方式，聚会全世界的东方武术、中国武术精英与爱好者，并同样举世瞩目”。还有就是对于竞技武术现展与转型的批判，认为竞技武术是“舞术”、“东方体操”等。实质上，竞技武术是在汲取传统武术养分的基础上，接纳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它只是武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武术运动的全部，尽管这一新生的武术运动形式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传统武术如果不经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不孕育出竞技武术这一新的武术运动形式，仍保持师徒传授、庙会献艺与擂台打擂等传统的竞技形式，武术就不可能进人高等学府的大门，乃至享受硕士、博士教育的礼遇，社会武术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局面也很难想象。

对于武术发展的盲目自信实际上“是文化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弱势文化的精神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这种文化自大感是非常危险的，它会使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从而导致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文明的冲突’。更糟的是，这种文化自大感会造成拒斥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减缓中国为了自强而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挤压却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放缓，结果，中西之间的现实国力(首先是经济实力)将会拉开更大的差距，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时的力度就会减轻，到头来，中国文化也就不会得到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中国武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良胜互动应该尽量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情结，因为中国武术目前在世界上仅仅处于“边缘体育”的角色，尽管存在着国人引以为自豪的130个拳种，但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武术究竟该如何发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国内的武术开展现状并不理想，也不必硬要把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平分秋色，任何盲目的自信都将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制造前进的障碍。因此，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应秉承中国文化的极强包容性，根据武术只是发展的需要，借鉴、吸收他者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实质上，中国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化的主导，既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运用西方科学而展开的选材、训练、疲劳恢复等措施与手段，“当今的中华武术的技法和训练方法中，就有许多是来自他邦异域的。近亲繁殖、营造排他性的所谓‘纯中华武术圈’，只能使中华武术学术资源日渐枯竭”。

二、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

“文化自卑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孔子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自乾隆年间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1840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遂成为洋务派的共同思想纲领，李鸿章即说过“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张之洞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遂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自此，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彻底动摇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的夭亡后，国人强烈主张政治改革；“五四”运动前后则全面实行“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致使中国文化饱尝断梗之痛和断根之忧，致使年轻人对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起码的敬意和必要的信心；“”期间不尊重传统文化的行为，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数千年来的最大劫数。这是中国文化自卑情结的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在‘体用取向’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定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师总是欺侮学生’的无数事实时时告诫国人，对于外来文化要十二倍地小心”。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

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前的中国武术与他国武技一直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与融合，由于经济实力的衰退、落后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丧失了话语权，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不得不奋起直追，而“拿来主义”无疑是学习、赶超的有力武器，由此导致“拿来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武术作为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产物，有着自己固有的运行方式，而为了适应“拿来主义”的改造需要，中国武术开始在同类项目的借鉴中寻求发展的“短、平、快”，而这却失去了武术的特质和固有形式，无形中失却了武术本身，这在竞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舍本求末，谋求暂时的发展无疑是不可取的下策。因为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太着急没有用，即使我们慷慨地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送给别人，也取决于别人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乐于接受，否则也只能是“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在武术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摒弃自大与自卑情结，坚守自信，构筑武术跨文化交流的全新体系。

三、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种族、地域的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和内在基本需求，但是不同的外部生存时空环境又决定了其到达目的的手段不尽相同，这种外在的物化形态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在文化形态上留下了深厚的烙印。因此，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总有其特殊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需要。同样，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又总有其共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此处所指的文化同一性并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各国武技作为人类抵御外界动物及敌人侵袭的一种格斗搏击术，尽管由于各民族的生存背景和文化观念千差万别，其外在表现方式也迥然不同，但是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早期各民族间缺乏文化交流，但随着各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发展，都产生了各自的攻防技击技术，我们可将其统称为武技。仅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些武技和中国武术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虽然不同人种的人在其人体结构上各有其特点，可人体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所以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也相同，这种共同的人体运动基本规律，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都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攻防技击技术”。因此，各国武技总体而言具有格斗搏击术的共性，这使得各国武技具有了交流的平台，但是中国武术与其他武技的最大差别无疑是讲求“打”而不追求“打”，将人类的各种攻防格斗技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主宰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从本质上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境域。技击被赋予理想化，中国武术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将讲求“打”的技术、效果艺术化处理后，产生了有别于他国武技的独特运动形式—套路。

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可能与需要，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技击性使得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具有可能，而中国武术通过技击的艺术化—套路，使得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需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既为武术的发展带来机会，也使武术的发展陷于艰难的抉择。首先，人类结构的相似使得不同种族的人类学习格斗技术较为容易，但是套路使得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解与掌握增添了些许难度。武术套路向来以含而不露的技击韵味、抑扬顿挫的演练风格、纷繁复杂的肢体展现、变化多端的运动路线而著称，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武术平添些许畏惧，使得武术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次，西方人究竟喜爱中国武术哪些内容，这应该是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面对的。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竞技武术，利用国家力量进行武术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竞技武术无疑是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阐释的产物，但是西方人对我们不遗余力地传播竞技武术并不“买帐”，因为他们从竞技武术中看到了曾经熟悉的体操化、舞化倾向，他们更加偏爱传统武术，由此而造成了传播理念的错位，人为制造了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加拿大爱特蒙顿基宏太极拳学院的罗红元、古岱娟两位院长告诉笔者：竞技武术在加拿大开展并不理想，因为现在的跳跃、平衡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传统武术尤其是太极拳更加符合西方人健身、休闲、养生的需要。

四、武术的“误读”

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饮食和中国功夫。而对中国功夫的了解则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该片的全球热映带来了中国武术的全球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武术扶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动了中国武术的流传，但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习练武术者可以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排山倒海，大大突出了武术防身、攻防的一面，为武术包装了太多光怪陆离的“现代观念”、“新潮情感”，添加了神奇的特异功能或妖术鬼技，动辄腾飞万丈，潜地千尺，或者搞一些连名称都吓人的“阴阳大法”，伪化的武术使得西方人对武术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对武术的“误读”。等待“热”过之后无疑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是被武打片骗了，与武术没有关系，但这笔帐最后要记在谁的头上、让谁买单?长此以往，必将会影响中国武术的良性发展。

生活中的武术是实实在在的，影视中的武术是加工后的艺术武术，是宣传武术的一种手段、途径。电影与武术的结合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享受，宣传了文化，但是对于武术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透过虚幻的表面看到真实的武术本身，我们不能改变电影对武术的艺术创造，但是我们能通过我们喜欢武术的人们将武术的真实、武术的精神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武术包括术、技、理、意、道等含义，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术与技的纠缠中，“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签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是中国人自己存在的文化方式，因而赋予了中华武术无限的文化内涵和魅力。“我想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央视武林大会的举办揭开了传统武术的面纱，涤荡传统武术的污泥，人们真正认识了中国武术，给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空间，这条道路泥泞而艰辛，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五、中国武术注重“道”的追求

由于东西方是在不同的文化范式下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运行的，而产生于其中的武技因此也受着不同文化特质的主宰与控制，西方主智、重外显、自然和思辩的理性精神、以科学为支撑的人文精神，东方主德、重内求、道德和人伦道德精神。总体来讲，西方文化注重结果，而东方文化追求过程，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内核存在上述差异，使得东西方人对中国武术的学习也产生了迥然有别的态度。

在武术界，素有“太极十年不出门”之说，“十年”当然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数，其实质是说精于太极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中国武术的任何一个拳种无不如此。而西方人由于其文化的影响注重追求结果，他们希望通过半年、一年的学习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而贻拳道、空手道等其他东方搏击类项目的适应性改造，通过段位制的变化使得西方人通过短期的学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这一方式无形中迎合并加强了西方人的固有思维。这一思维定势显然与中国武术的学习“不合拍”，中国武术的“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签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长期来，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由此铸造了中华武术博大的文化景象。”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7篇

关键词：地域文化传播；纪录片教学；舌尖上的中国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6）04-0207-02

《舌尖上的中国》为观众呈现了视觉的饕餮盛宴，更是记录了国人的美食图谱，揭示了中国人饮食之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生存智慧，展现了一幅幅地域文化图谱《.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纪录片发展的成功；也是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载体，传播当下中国地域文化乃至构建国家形象的成功.因此，无论是纪录片教学中作为优秀案例，还是在构建地域文化、国家形象方面给文化工作者的启示，《舌尖上的中国》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课程《纪录片创作》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必修课程，笔者从2006年开始讲授本门课程，2008年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地域文化传播的教学思路，结合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当下热播的优秀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传播策略，力求开阔课程的教学思路.本次课程以45分钟教学过程为例，讲授《舌尖上的中国》中《自然的馈赠》中所运用的故事化的创作手法以及如何叙事过程中成功地传播了我国的地域文化.讲授过程具体如下：

1激趣导入，揭题设问

在本门课程之前的教学之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了弗哈拉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此部影片主要通过故事展现了猎人纳努克的生产、生活及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课程导入阶段，教师以纳努克一家依次钻出皮筏子、建造被称作“伊格鲁”的冰屋、纳努克和冰窟窿下的海豹进行的拉锯战等等激烈、有趣的场景开始，通过回顾这些新奇、有趣的场景，既复习了旧课，又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新课.《北方的纳努克》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场景讲述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隐含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理的手法，同样体现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继而巧妙地联系《北方的纳努克》和《舌尖上的中国》的共通之处，并且以设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通过故事讲述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能够让作品更吸引人，让纪录更具魅力，那么如何运用故事化的创作手法？如何讲述人的生存理念？如何传播地域文化？通过设问引入本次课的授课主题———以《自然的馈赠》为例来分析通过故事化方式讲述故事人主人公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

2切入主题，逐步推进

在主题讲授过程中，主要从《自然的馈赠》中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2.1交叉叙事，有机衔接

首先，可整体分析《自然的馈赠》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在这一集中，影片主要向观众呈现了“松茸、笋、诺邓火腿、莲藕、鱼”这五种食材，并以八个小故事通过交叉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五种食材的特质.进一步分析每一个小故事，引导学生逐步发现，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从这种食材产地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出发，自然地引出与食材关联的故事及主人公.而讲述主人公的故事，遵循的思路是劳动者就地取材，做出美食“.劳动———收获———做菜———生活”这四个环节成为故事叙述主线，同时食材的特点、收获之后的“庆祝”等活动为故事叙述辅线，主线与辅线交叉叙事，在有机的衔接中，完成叙事.[1]此时，可采取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人物”与“食材”两条线索交叉出现，共同完成叙事.那么“人物”与“食材”交叉出现的意义是什么？问题的提出，引发学生思考，可针对学生的作答进行纠错，引出正解：如果单独讲述“人物”或“食材”，首先，不能将人与食材紧密关联；其次，长时间讲述“人物”或长时间讲述“食材”，都会因为长让观众感到乏味；而片中所采用的交叉叙事恰巧避免了这种乏味，并且，在“人物”与“食材”不断的变换过程中，体现出情节，产生了故事化的效果.此时，适时地让学生感知，导演通过“食材”讲述“人物”不仅是形式的需要，更是基于“人物”故事之中所体现的人的生存理念、生存哲学，传达出的地域文化精神实质的需要.从“食材”到“人物”，从“人物”到“人物故事”，从“人物故事”到“生存理念”（或“生存哲学”）导演的这种叙事路径，实现了从“食材”到“地域文化”跨越———讲述“食材”，却不止于“食材”；讲述故事，是为了传播文化.讲授中，可以《自然的馈赠》中诺邓火腿的制作片段为例说明.通过传授诺邓火腿的制作方法，传达了父母向子女传授中国饮食的制作工艺，实际上传承的是以食物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重家庭、重传统的文化理念.其次，讲述五种食材的八个小故事，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衔接的？通过梳理和总结，可举例向学生分析衔接自然的精妙之处：从松茸切换到竹笋，利用了这两种食材的共同点———来自于山林；从诺邓火腿过渡到莲藕，画面从河谷切换到湖泊，它们的共通之处———水；而莲藕与大头鱼之间的转场，则是利用了职业采摘者和捕捞者和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举例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分析其它食材之间的转场.食材之间这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使得影片转场之间，流畅自然，不留痕迹.这说明了创作团队在策划、拍摄及后期制作的各个阶段都能够严格把控内部结构，使得整个作品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在自然、流畅的转场中过渡完成，让受众在一个个衔接自然的故事中品味美食、品味人生，感知文化，同时地域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在不同的人获取食材的小故事中得以传播.

2.2设置兴奋点，把控结构

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设置“兴奋点”来“躲开平淡”，力求引起观众的兴趣《.舌尖上的中国》中“细节”是这部纪录片的兴奋点，正是这些兴奋点令片子新鲜不断，奇妙不断，让观众在收视上始终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这个部分的讲述过程中，应辅以《自然的馈赠》中的视频完成，结合视频画面解析相关片段.可举例：以设问的方式总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设问引出创作方法：这样处理好处在于食物的诱人之处被放大，引得观众垂涎欲滴，这些“兴奋点”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情感冲击，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达不同地域人们情感观念的不同，也让片子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样处理的结果令观众观影过程中身心俱动，实现了观者与传者之间的心灵沟通.[2]

2.3利用悬念，引人入胜

此段落的讲述可以电影大师罗伯特•雷德福理念引出，即“……纪录片的崛起当中，充满悬念和冲突的叙事情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告知学生，纪录片的创作，悬念的营造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本次课中，可先播放《自然的馈赠》中30分25秒—33分27秒的视频片段，并且通过分镜头脚本具体分析悬念的设置，分镜头脚本如下：通过分镜头脚本，讲述影片中悬念的设置和营造：在制作完“鱼头泡饼”之后，画面中出现“灯火通明……喧嚣热闹的场景”，紧接着“凌晨4点”的解说字幕，将“查干湖的渔民在夜色中行走在结冰的湖面上”的场景，将观众带入紧张的气氛，而接下来的“马蹄声和车轮压碾冰面声音”继续将悬念的设置发挥到极致“.往哪里走.谁也不敢乱说话”、“一场依靠经验的，要持续数个小时”的解说，让观众的心更加绷紧起来，直到天亮，画面才变得明亮起来.但即将开始的捕捞工作，仍然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焦虑、紧张也仍未从观众的刚刚释放的心情散去.[3]这个段落中，创作者通过悬念的设置最大限度激活了观众的“紧张与期待的心情”，令叙事过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渔民对于自然、对于捕捞工作的态度，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在惊险、刺激的叙事中自然呈现.

3通过总结，引起反思

3.1教学内容的反思

《舌尖上的中国》展现饮食知识、饮食习惯、饮食态度的同时揭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文气蕴、精神内涵，实现了纪录片在文化传达方式上的突破；实现了从细节入手，逐步递进，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创作手法的突破；实现了国人的文化传统以美食为载体的传播途径的突破.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既把握了当下先进纪录片创作理念，又能让学生在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影片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恰当地嵌入爱国主义的教育，令他们直观、深刻地领悟“中国梦”的内涵.

3.2教学理念反思

本次课的教学设计中秉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通过设问、学生互动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在问题之间强调了授课重点，强化了授课难点.教师在教授本门课程中尝试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开展教学，在本次课前，学生可观摩《自然的馈赠》，再通过课程教学视频进行课程学习.从《北方的纳努克》到《舌尖上的中国》，变化的是技术，创新的是艺术观念，但不变的是人类故事的渴求，对生存家园的热爱和守候.纪录片就是通过故事，传播文化；故事化是形式，传播文化才是纪录片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3〕滕天天.《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国际语境下的中国表达[D].陕西科技大学,2014.22、32、34.

〔2〕娄传金.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分析纪录片故事化的不同手段[J].群文天地，2012（11）：123-124.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8篇

摘要：全球化背景环境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推行文化策略的一部分。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由于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性导致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弱势国家存在很大的威胁，因此值得引起全球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逐渐形成一体化的格局，世界大文化背景也正在日益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是不对等的。由于这种不平等性的存在，使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文化霸权的现象，这应当是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本文将从跨文化传播理论、文化霸权理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及危害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

当代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出现了许多关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其中对“跨文化传播”的解释、描述和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拉里?A"萨默瓦和理查德?E?波特认为，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心。

被誉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的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霍尔也没有对跨文化传播给出明确的定义。后来的一些传播学者给跨文化传播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所谓跨文化传播是社会信息的跨文化传递，或者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跨文化运行。

二、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理论是由葛兰西提出的，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统治阶级不是简单地“统治”一个社会，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领导者积极引导这个社会，这就是“文化霸权”。换句话说，就是统治阶级将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和信仰普遍推行给社会各阶级，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措施，而是依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接受来实现。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不对等性的传播，这种不对等性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不均速和不等速发展决定的。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政治交往不平等，国际政治关系不民主；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不公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上层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传播形式，必须服务服从于国际经济交往，并受到国际政治的强烈制约。而国际政治、经济是不平等的，所以跨文化传播中必然渗透着文化霸权，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等性必然导致文化霸权。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一般是指文化传播强国与文化传播弱国之间在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况，即引进文化要素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大于本国、地区和民族文化对外国(地区、民族)的影响的现象。

这种国际交往中的不对称现象，在政治、经济领域早已存在，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却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现象不但更加突出，而且更加复杂。

四、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

本文就以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为例来证明其复杂性。就内容方面的文化霸权现象来看，西方传媒发达国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强势，可在信息产品贸易、文化和语言、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四个方面获得说明。

信息产品贸易。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其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出口额每年都达600多亿美元，超过其他行业的出口额。其中电影已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 ；电视节目占世界总生产和制作量的75%，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美国节目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舀这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输出或者传播，更主要的是传播一种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以电影为例，随着中国加人WTO，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另外加上好莱坞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人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开始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近几年的《英雄》、《卧虎藏龙》等，这些影片都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地达到国际通行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国际接轨，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

文化和语言。1，文化方面。以广告文化为例，《NIKE恐惧斗室篇》的广告事件是关于跨国公司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文化霸权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则广告中，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夸张失实》、第二个单元《诱惑》、第三个单元《自鸣得意》。互在这三个单元中，象征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三个中国元素即老者代表的功夫、飞天、龙，分别被代表西方形象的詹姆斯一一打败，这种情节和内容的安排正是美国一贯肆无忌惮彰显其霸权文化的体现。2，语言方面。近几年国内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高等院校必须通过英语四、六级才能毕业；许多学生争相考托福、雅思出国留学；一些单位的职称评定也与一定的外语水平联系起来。今天中国拥有3亿学习英语的人，几乎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说英语人数的总和，并且这个数字在未来的7到10年内还可能翻倍。然而许多在校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认为母语不用学也能够会。这一现象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是不无关联的。

西方传媒的强大国际影响力。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霸权体现在其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其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宣扬其价值观，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标准，赋予自己在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试图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

西方主流媒体凭借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及强大的传媒影响力，在传播全球重大政治新闻的时候，完全是从本国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出发，时刻彰显着文化霸权。其主要表现有：

1，标榜西方媒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对非西方媒体采取排斥、怀疑、贬损、敌视的态度，甚至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舆论称为“谎言”。一些西方媒体由于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受市场利润的驱动，经常对客观事实进行肆意歪曲、扭曲的报道。例如，对中国“3?14”拉萨烧事件的报道，此事件分明是一场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民族团结、蓄意破坏国家统一的暴乱，而西方媒体却称这是藏族地区人民争取自由的合法运动。并在一些新闻画面中将进藏进行支援救助的医疗车队剪辑、拼贴成镇压当地人民的武装军队，而且将一些医护人员的救助行为解说成军队对藏族人民的残暴镇压，完全是颠倒黑白、扭曲事实。这一事件说明，一些西方媒体的所谓“公正”、“客观”是颇令人质疑的。

2，根据意识形态偏见，随意取舍重大新闻选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奥运圣火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传递时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一些媒体面对街道两侧的红色海洋视而不见，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报道，反而抓住个别反动旗帜进行大肆渲染和极力夸张报道，并声称这股势力将成为北京奥运会举行的强大障碍。殊不知，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经济实力的体现，是十几亿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服务目标的。

3，不顾客观事实，主观随意编造。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形容为“专制”、“愚昧”、“落后”，把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描绘得哀鸿遍野、问题成堆。一些西方公众到了中国，特别是奥运会期间来中国的西方民众，看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真实情况后，都会为之“震动”和“吃惊”，这说明他们平时接收的信息并不真实。

跨文化传播信息流的流向。我们都知道信息一般都是从强势国家流向弱势国家，比如在海湾战争中，国内媒体的大部分消息基本上都是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二手信息。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逐渐掌握了媒介话语权，在第一时间能够对重大事件作出报道。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著名记者水均益和间丘露薇深入伊拉克前线，把第一手信息传递回来，让全国人民能够第一时间了解伊拉克战况。另外，在“5"12”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把地震的消息给全国和全世界的人们，为主流媒体赢得了话语权，而且在后来的报道中赢得了国际好评。

五、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瀚权的危害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和现实，但是文化霸权累积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了威胁；给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文化压力；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带来了价值观的冲突，容易引起价值体系的混乱；还有可能使弱势文化被同化，导致民族文化的萎缩；最后很容易导致全球文化生态危机。

六、结语

总之，在传播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霸权现象。发展中国家面对文化霸权现象也不是一味地不加处理地消极接受，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民族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强身健体”，通过提高自身整体实力树立和提高自身文化在跨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在经济上，依靠科技力量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文化上，强化文化意识，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对外来文化进行适当的防御，保护文化和文化资源；在对外策略上，设法加大本国文化输出能力，提高民族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把握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媒体；少数民族文化；文化传播空间；传播类型；传播价值观

众所周知，传媒是文化的传播通道，但传媒对文化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有学者认为，传媒会导致文化适应，即文化为实现传播效果会适应传媒的媒介属性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媒介技术论者尤其赞同这一观点，哈罗德•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①强调文化研究实用性的学者，则从媒介与其生存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出发，认为传媒本身即是某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物，不仅充当着传播介质的角色，还参与时代文化的建构，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新媒体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在文化领域，新媒体打造了统一的文化传播体系，将不同文化纳入其中。或许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今天备受关注，文化传播行为趋于活跃，文化个性日益鲜明，正是因为在新媒体作用下跨文化传播成为常态，正是因为新的传播技术消解了主流文化的单方话语权。今天，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上文所说的文化适应正在现实中不断发生。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状态的探讨描述正是基于此。首先对新媒体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以及传播方式的变化进行论述，进而对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一、从地域空间到意义空间：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的影响

受地理环境、人文渊源、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其生活的地域关系紧密。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地域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文化生成和表达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地域所包含的地理要素和人文因素，塑造出各民族卓异的文化气质，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交汇点，地域还承载着文化身份认同、建立关系和历史叙述的功能。文化学者依格瑟将地域视为文化持续性传播的必要条件：“地域的接近一直是人类群体开展和维持交流联系的前提条件，固定的居住地点对发展更频繁和更有意义的交流是必需的。”②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活动也受到地域的影响，其文化传播空间与聚居的地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这种天然联系正在逐渐被割裂。一方面，社会发展促发了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使其与原有的地域产生了距离，刺激了远距离传播，以地域为中心的传播减少甚至中断；另一方面，信息社会将各种文化纳入到一个传播体系中，提升了文化影响力的现实需求，使少数民族文化也因需要进行大范围、远距离的传播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直接导致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旁落。新媒体的信息扩散能力，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丧失了传统的地域特征。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逐渐“非地域”化的过程。新媒体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使其与培育它的地理区域不再具有对应关系。新媒体之“新”，首先在于其先进的传媒技术，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通道，同时也意味着少数民族文化在客观上具备远距离即时传播的技术条件，原有以地域为中心，通过自然交往影响周边地区的传统传播方式转向大规模信息传递。由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与地域空间不再存有对等关系。新媒体这位时代的推手，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空间从某个特定的地方拓展到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受众数量增加且参与度提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文化传播空间的扩展通过与异质性文化的交流反作用于文化本身，促进文化自身关照，加快文化融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走向全球化。而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即是文化传播突破传播障碍、促进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必由之路。新媒体对地域中心地位的冲击并没有停留在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传播空间，更为本质的表现则是新媒体营造出完全不具备地域特征的网络空间。其一，网络空间是虚拟、超地域的；其二，网络空间呈网状分布，信息以其中一个节点为核心向周边传播，任一节点皆是传播中心，网络传播是无中心式的传播；其三，这一网络空间不强调参与者原有文化身份，相反，网络的同一性以及隐匿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身份，而传者与受者之间随时可以互换角色。今天，人们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通过这个空间进行，受上述网络特征影响，地域在文化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弱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不再受到时空局限；在网络空间内，所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建构，所有的文化客观上须重新定义自己，相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获得了平等表达的机会。总而言之，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使其不再与地域空间相对应，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交往的地球村。另外，新媒体营造的虚拟网络空间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空意义。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从具现实物理时空意义的地域，转变由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同建构的意义空间。通过新媒体网络，受传者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障碍随时获取文化信息，其传播效果甚至远超传播者愿景。如苗族文化网站“三苗网”，创办初衷仅是将内部通讯刊物发至网上，因特网却促使其成长为一个苗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如同其所宣称的那样：网站的首要宗旨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展示与传播”。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三苗网成为世界各地苗族群众文化聚会交流、其他文化背景人群接触苗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后，全国相继成立了一批苗族文化主题网站，共同构成苗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群。这一传播群逐步取代地域成为分居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家园，使其相隔万里也可在网络空间中实现村落式的面对面交往。在这一群体的共同作用下，苗族文化传播的空间扩大，文化影响力也得到较大提升。随着手机媒体兴起，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型媒介产品有望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媒体的这种去地域化的传播，除扩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空间外，也导致地域的文化承载功能随地域丧失，人在虚拟空间中容易迷失自己原有的文化身份，故而经常发出“我是谁”这样的疑问。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不乏传播者缺乏归属感而迷失的现实例子。因此，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传播，充分了解、适应新媒体媒介特性，坚持自身文化核心变得尤为重要。

二、从人际传播到组合传播：新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以人际传播方式为主，通过口传身授，以人际交往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与少数民族群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成为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际传播的范围和规模不大，影响较小，一般不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并且对交流的场景非常重视，强调现场接触，强调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共同经验背景，以减少传播中的信息误读。所以人际传播一直排斥远距离、大规模的传播方式，即使当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如电话把远距离的人际传播变成了现实，却并没有淡化人际传播的差异，相反，这一现代电子手段用于人际传播时，会因为通话双方所在场景的差异产生噪音，影响双方信息交流。少数民族文化中很多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民族习俗中的某些“禁忌”，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将其解读为是对大众传播的一种限制。如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在进行祭祀仪式或是葬礼时，出于对祖先和死者的尊重，严格限定参与人数，不准旁观，不准拍照，便是一种对大众传播排斥的典型心理。但新媒体却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诸多的交流方式。在笔者看来，新媒体之所以“新”，主要在于新媒体传播不只对应一种传播类型，并直接体现为新媒体拥有众多的媒介产品，且这些传媒产品使用的传播类型不尽相同。如因特网众多的媒介产品中，腾讯QQ作为即时通讯工具，传播类型是人际传播，但其衍生出来的腾讯微博、QQ空间等，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更为接近。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介质，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会适应新媒体的这种多类型的传播方式，由单一人际传播转向多种类型的复合传播。多种类型的传播方式首先带来的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新媒体众多的媒介产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渠道。以贵州惠水县为例，对于当地的布依族文化，当地政府除以网站的动态方式展示外，同时利用短信平台群发文化宣传讯息，甚至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都以布依族音乐作为彩铃，社会团体和个人也通过网页、微博客等方式进行布依族文化传播。因特网门户网站、个人网页、短信甚至彩铃都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载体。这些传播渠道包揽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等众多传播类型，且结构特点和使用功能各异，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彻底摆脱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进而使构建立体传播网络成为可能。其次是表达方式的多媒体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的多媒体表达，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运用多媒体手段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换为多媒体产品，使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增加文化的表现能力；拓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增加其影响力；同时让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为便捷。第二是运用多媒体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或是直接参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生产。以少数民族纸质文献保存为例，扫描存盘之后存储所需的空间和人力将会大大减少，也有利于对原件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也可以通过现场拍摄视频和录制声音来保存和记录。但是，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仅重视传者与受者之间共同经验及现实交流场景，还通过新媒体建构的虚拟场景消解交流场景的差异性，减少传播噪音。梅洛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谈到了传统文化交流中对场景的依赖和电子媒介对场景的弱化。他认为传统交流方式产生认同感的关键在于现场接触，而“电子媒介倾向于消除现场与通过媒介的间接信息互动之间的差异。”③梅洛维茨还认为“，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开拓了许多新的社会情境。”④在新媒体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互动性非常明显，传者与受者随时都在互换角色，且无一例外都具备多个身份。参与者往往快速穿梭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体情境中。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某个网络游戏中充当战斗的指挥官，在聊天工具中是素未谋面的好友，在某个社区扮演“家庭成员”。在这些情境中，现实生活中的共同经验背景被网络分割做了碎片化处理，现场建构的议题作为愿景快速传播，形成类似于梅洛维茨所谓的“更后后台”或“更前前台”的传播行为。由于这个虚拟的场景是匿名的且是自愿加入，因而传播的氛围更轻松更易形成交流时的亲近感，更能消除文化传播中因为远距离传播带来的场景差异，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亲近感，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面向其他不同类型文化的传播。

三、从精英文化观到大众文化观：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价值观的变迁

人际传播传者与受者的数量有限，信息影响面较窄，反馈即时，是一种典型的小众传播。对借助人际传播的文化而言，其传播价值往往就在于稀缺性和精英性。少数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以人际传播为主，精英文化观念一直是其主要的文化观念。总体来说，精英文化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重视传播中“人”的因素，强调传播主体和客体的特定性

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水族古文字“水书”为例，这种水族古文字的传承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特权，为“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的文化精英团体掌握，其传承以人际传播的方式，在水书先生群体内部进行。精英文化观重视特定传播对象的选择，却往往忽略了“人”生存环境因素，即掌握特定文化的群体，生存状况会随着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当他们出现生存危机的时候，特定的文化也会出现传承危机。今日的水书正如同某些学者所言：“水书先生在‘水书习俗’传承过程中至关重要。水书先生通过口传心授及抄录记载水族古文字形成水书文献的形式传承‘水书习俗’，可谓‘水书习俗’传承的桥梁。一旦水书先生这个群体消失‘,水书习俗’在水族民间的传承也将终止。”⑤时至今日，随着水书先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衰落，水书及水书习俗的传承已处于濒危状态。

（二）对深度传播的认同

所谓深度传播，指的是揭示传播内容的本质、运作规律，以求获得受众对其的深度理解和认同的传播。精英文化观念主张通过长期研习接触到文化内核，或是对文化的某种形式作系统掌握，由此教育等组织传播方式成为必要的传播途径，深度传播是一种研习的行为，传播规模不可能很大。由于强调维持文化的本真、原质和纯粹，精英文化观普遍对工业时代的文化商业气息反感。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手工艺制作方法繁复耗时，但许多传承人仍坚持按照传统工艺制作，对于旅游商店中机器工业的复制品，普遍持否定态度。根据梅特卡夫法则⑥，通过网络传播的媒介产品也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即媒介产品的消费效用随同一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网络是新媒体的基本形态，而且网络传播并非是单向传播，而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互为传者和受者。随着新媒体受众的不断增加，这种交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加之网络传播的扩散性，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扩散中心，使得借助新媒体传播的文化产品，其消费价值也随新媒体用户的数量增加而递增。当少数民族文化成为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其价值判断日益受到用户数量制约，原有的仅对少数人进行深度传播以体现文化价值的观点，必须转向大众化的普遍传播。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开始借鉴流行文化的传播形式。注重适应新媒体媒介属性，强调文化传播要适应大众需求，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观正向大众文化传播观转变。以藏族文化传播为例，游戏公司从2010年进行封测的以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为背景的《藏域》开始，后续开发出以小说《藏地密码》为蓝本的斗游产品《藏地传奇》，在网游公司计划开发的游戏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2011年，借助日本动漫制作的先进经验，中日首次合拍了动漫电影《藏獒多吉》，在视频网站上取得了相当高的点击率。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普通大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即对某种文化而言，掌握的人越多，其影响力就越大；文化是有生命的，其生命的价值表现为可以通过传播行为影响到不同的人群，影响到的人越多，其价值就越高；传播行为是传播内容在时空中的变化，通过传播，内容物还有可能具备一定商业价值。对传播者而言，比起对传播内容的掌握，传播的积极主动性和传播行为本身更加重要。媒体的合理认知和高度参与精神，是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前提。

四、结语

在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传播的障碍正在逐步消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进入了大传播时代。当新媒体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渠道，新媒体媒介属性就会影响到文化本身。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作了尝试性的探讨，未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中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目前不敢妄下断语，但值得肯定的是，新媒体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的文化交流，在带来挑战和压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使其融入人类文化大家庭，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同发展。开放、创新、尊重文化个性、主张兼容并包的新媒体，将会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数字化生存带来无限可能。

作者:沈广彩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注释：

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鲁曙明，洪浚浩.传播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9.

③④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18.

⑤欧阳大霖.从水书先生群体状态看“水书习俗”的传承危机[J].民族艺术，2008(2):11.

地域文化传播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国际会议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3-0077-04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12月30日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新的共同关注点和对外交流重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构建，但对外文化传播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今天国际间的交往日益紧密的趋势之下，文化软实力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文化自身固有的高品质，更取决于是否拥有高效的传播方式和强大的传播能力。

一、借助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进行对外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源于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仅局限于以经济、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的竞争，而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的竞争正在愈演愈烈。

纵观世界史，每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背后都有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支撑，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也必将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先决条件。而对外文化传播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高效的对外文化传播。中国是文明古国，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但文化资源的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文化软实力。能够转化为软实力的文化绝非静态、封闭和孤芳自赏的文化，而是以发展、传播和具有广泛影响力为前提的文化。只有承载着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核的文化影响力的有效传播，才能起到吸引、同化的作用，才能构成文化软实力。[2]

对外文化传播的终端对象是外籍人士，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逐步深入，外籍人士所在之地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土，并且今后来华外籍人士将会越来越多。所以，对外文化传播就方向上来讲绝不仅仅意味着是外向的，是单向的“走出去”，与此相对的“请进来”也将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们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了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并且形成了支持、鼓励、扶持文化产品、文化创意、文化理念的对外传播的长效机制，并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卓有成效，文化团体的出访、海外中国文化节、孔子学院的建设等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例如，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0所孔子学院、10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与此同时，也绝不可忽视“请进来”方向的对外文化传播。首先，这是新时期的历史趋势使然。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国际地位以及开放程度的提升，大的发展趋势是来华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他们是我们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受众和体验者，一旦接受了中国文化便会转化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其次，“请进来”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必要途径。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些民族文化可以走出国门进行展示，但更多的文化无法移动，只能是来到中国才能感受，例如中国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和建筑文化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必须依赖于“请进来”才能实现。再次，“请进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更有其便利条件。很多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项目在国内进行展示非常方便，而在国外却非常困难。例如中国饮食文化的展示，很多佐料、食材在国外很难备齐，品质自然难以保证，不仅影响品质甚至是无法进行。所以，今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方向绝不仅仅是外向的，“请进来”的方向将会越来越重要。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逐步推进，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也在逐步凸显，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将会由中国承办，来华参会人员的数量也将呈递增趋势。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国际平台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的课题。一方面，参会人员的层面较高，对于深邃的中国文化较容易理解，且一旦接受则会在其所在领域产生更广泛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会议日程方面尤其是会务方面我们是主导方，如何进行文化展示我们具有可控的主导优势？熏这些有利条件是“走出去”无法企及的。所以，综合来讲这种“请进来”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传播途径，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做出巨大贡献。

二、借助国内国际会议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对于借助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进行对外文化传播的必要性已是共识，作为主办方也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会议日程设计方面通常都会包含这一环节。整体来讲，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会议期间一是充分利用会场，精心布置一些美术作品，如国画、油画和雕塑等，向与会宾客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艺术，二是通过举办文化晚会在舞台上进行文化展示，展示较多的有京剧、s技、武术等特色剧目，有的在舞台下还有民族文化风情展演活动。这些文化传播形式和内容的确起到了良好的文化推介和传播效果。但从文化传播的专业视角来看，无论是文化展演项目的选择，还是展演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文化项目、展演形式和内容没有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视角来谋划设计

为了提升地方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我国承办的国际会议很多是由地方承接举办，但既然是以国家冠名，此时的地方城市已经不再是国内的一个区域，而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代表，这一刻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此刻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因此，对外的文化展示必须立足于国家层面来进行。而目前的现状是，由地方城市承接举办的国际会议其文化展示类项目，多由该城市会议筹备办公室之类的部门协调其他市级相关部门主创完成，主创团队进行文化项目策划缺乏部级专业人员参与，这样的团队尽管在展现地域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难以保证其策划的其他文化目同样具有较高品质。品质不高必然影响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对外文化传播事关国家形象，不仅应以国家标准来制定要求，更要站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强化和提升会议文化活动的顶层设计。

（二）对传播受众的文化类型缺少细化，对外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差

对外文化传播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绝不仅仅是单方面输出，必须对目标对象的文化类型进行一定的分析研究和归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各自的文化接受力与需求的差异性，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避免无效传播。所以，对外文化传播就表达方式而言，必须要根据与会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至少针对五大文化圈，即西方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欧文化圈的传播方式应有所区别。而目前文化项目展演在文化圈差异性方面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对待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与会者多是一视同仁，缺乏文化传播准确的针对性。

（三）对中国文化核心层面的价值观念体现不足

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外层、中层和内核三个层面：外层是物质文化，即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含义的器物；中层是艺术文化，这里的艺术文化是广义的，既包括音乐、戏剧、文学等各种传统艺术形式，也包括各种民俗文化；内核是思想文化，主要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最本质和特质的东西。[3]最理想的模式是以思想文化为主体，以物质文化和艺术文化为两翼的传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稳定的理解和认同。因此，要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效果，就必须注重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是简单的停留在物质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层次。而目前的现状是对外文化传播基本停留在外层和中层的两翼，对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体现较少。例如展示器物工艺层面，有中国特色饮食方面的面点、饺子、小吃等，艺术层面有京剧、国画、武术等，对涉及中国核心价值观念，如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层面则很少触及。

（四）文化项目在整体设计和全方位展示方面有所欠缺

国内举办国际会议相对于对外文化传播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应充分利用这一国际舞台进行全方位展示，把中国文化元素贯穿于整个论坛之中，这就需要对论坛文化展示进行整体设计、全程策划。而目前多是对文化晚会高度重视，其他环节的文化展示并不充分，甚至是缺失的。通常除了在会场走廊布置一些雕塑以及在会场墙壁悬挂一些美术作品外，其他的环节很少有中国文化元素展现。文化晚会自然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中之重，但重视文化晚会的同时不可轻视论坛的其他环节，从文化传播的效果上来看，文化晚会对于与会者来说属于中国政府官方行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对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传播较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其效果未必有在其他环节中进行展现好。

（五）论坛设置的文化活动嘉宾参与度较低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很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和体验来完成的。除了舞台上含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演出外，很多文化项目展演是可以让与会者来积极参与的，例如剪纸、国画、书法、面食制作等。而目前的现状较为普遍的是与会来宾感兴趣，有积极参与的热情，但缺乏参与环节的设计进行引导，因此，仅表现为围观的人数较多，互动参与的却很少。这种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不高现象已较为普遍，亟需改观。

三、将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作为高效对外文化传播途径的思考

（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组建高水平、部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划团队，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

策划展演中国优秀文化项目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去谋划。建议适时组建高水平的具有国际水准的专家团队进行顶层设计。可从全球公开招募既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有高度认知的文化传播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共同组成专业团队，进行文化项目展示的整体策划，形成具有国家层面的文化影响力。要积极吸收在文化传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方面有建树的文化展演团体参与到文化活动项目的策划中来，确保文化项目的高品质和高效传播。专业团队的组建，不仅表现在策划设计环节，同时也表现在落实实施环节。由于语言和文化渊源的不同，与会人员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多情况下需要借助于现场翻译人员的相应介绍才能实现，而现在仅仅是具有某一外语背景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当中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名词和概念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这种情况之下很难进行准确的表达，因此必须进行岗前的相应培训，使中国文化方面的翻译队伍专业化，以确保精准的表达。

（二）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融入到文化展演项目之中，细化传播方式，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应把我国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有机融入到具体的文化展演项目当中。同时还要注重对外文化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结合参会者的国家、地区、民族、宗教、语言等特点制定出相应的传播方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至少针对世界五大文化圈的文化传播方式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例如，在中国特色饮食文化展示区域，针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展现清真饮食文化，针对佛教国家提供中国的素食文化等；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播，可以考虑策划突出丝路文化主题的文化项目；在文艺展演节目中也可融入一些其他文化类型中的文化元素，以增强文化传播的亲和力。

（三）实现文化展示的系统化，努力把中国文化元素贯穿于会议活动全过程

就传播效果来讲，“润物细无声”的“无言之教”是最佳效果，与会宾客所到之地都可以考虑中国文化元素的注入，进行全方位文化展示。一是会场及会场走廊方面在原有艺术作品布置的基础之上，可相应增加中国传统艺术的所占比重。如绘画方面，减少油画作品的数量，增加中画的比重，同时增加中国画的种类，尤其是不可缺少西方人比较容易接受的中国工笔画和重彩画的布置；二是与会宾客所下榻的酒店应加大中国文化元素的注入。在酒店大堂、休息大厅、房间增加一些中国民俗饰品，如中国结、剪纸画、水墨画等布置，有关介绍中国国学经典、中国基本国情介绍、中国历史、中国旅游文化资源等的图书和影像制品也应有相应的陈列。三是嘉宾礼品馈赠方面，也应体现中国文化底蕴。可以考虑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工艺结合，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礼品，例如印有经典国画图案的瓷器、丝巾、饰品等。

（四）文化晚会增加可参与文化项目，提升可参与度

可增加两大类型具有可参与性的文化活动项目：一是现场参与制作体验型，现场感受劳动成果，如面食的现场制作和中国文化特色小饰品制作等；二是艺术家现场创作型，根据与会者的要求进行命题创作艺术作品，如书法、国画、剪纸等。对于第二种类型，会议组委会应邀请相关专家对艺术家的水平进行严格把关，以保证作品创作的品质。现场翻译要做好项目介绍并进行积极引导使来宾尽量多的参与其中，亲自体验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五）重视城市地域历史文化的宣传和展示

中华文化是由中国众多地域文化共同组成的共同体，各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呈现载体，所以对外文化宣传也不可忽视承办城市的地域文化展示。在对外文化宣传中，要适当提升城市地域文化宣传所占比重，既要展现出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现代气息，以体现当今中国的高速发展；又要在展现出中国文化整体特征的同时呈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体现共性文化之中的个性特征。承办城市也可以此为契机，对本城市的地域文化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推动城市的文化定位、发展方向以及城市精神的凝炼，这都应是利在当下和将来的千秋伟业。

《易经》有曰“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以“文”来“化天下”也是中国人对文化软实力和文化传播的精炼概括，再结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传统待客之道，在重视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不忽视“请进来”，不断优化对外传播途径和方式，必将会大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吴晓辉、钱程译.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11.

[2]佟斐.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的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