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范文

地域文学范文第1篇

地域是相对于整体区域概念而言的，地域的存在，单纯从自然因素考虑，更多侧重的是其地理方面的内涵，然而把地域一词放至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看，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文化内涵。“从外延来说，它主要指自然地理地貌，再深一层有民俗习惯、礼仪制度、、方言俚语等，处于核心层面的则是人的心理意识、性情秉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那么，依托“地域”而发源的文学，也就会因为此地域与彼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或者说多元化的发展，这种依托独特的地域特色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我们可以粗略的称之为地域文学。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地域文学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地方性、民族性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使得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而且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外在的表现形式来看，由同一地域成长起来的作家虽然作品各具特色，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相似点就是对本土精神的坚持和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学现象或者形式上松散的作家群系列。 在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上，如果把对地域文学的作品所作的审美分析，诸如作品的思想意蕴解读、语言特色赏析等看做是内部研究的话，那么从文化的方面，诸如历史、政治、经济、风俗、宗教或者自然环境等方面对地域文学所作的研究应该属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是一个更宽泛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称之为是文化语境，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所作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地域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点，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偏颇，这就是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对应起来，过于强调“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事实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关系不仅有相对程度的稳定性，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流变性。文化不仅仅构成了文学的一些背景和特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化是文学的深层底蕴与资源，文化的流变与文学的流变还有着深刻的互动性。［2］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给予地域文学研究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把对文化的理解不是放在地域文学研究的背后，或者说是转变文化作为地域文学研究语境资源的固定套路，让文化放在一个与地域文学对话的位置，那么在文化参与地域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视角，从而拓展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且还能多侧面、多角度地关注地域文学，反思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本文以云南昭通作家群为例，探讨文化视角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拓展。 一、文化与作家 地域文学中的作家，在文化的传承上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可以说地域文化是本质要素，而作家及其作品则是地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地域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了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学作品。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3］任何一个有独特风格，尤其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浓厚而深远的文化传承渊源，他的创作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4］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个人少儿时期积淀的认识基础，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这种定势对他终生的经验都起着不可摆脱的“同化”或“顺化”作用。那些曾为我们深切体验的东西并未在我们脑海中消失，相反，它们储存和潜藏于个人无意识，而这个个人无意识包括一切在个人经验中曾被意识但又被压抑或遗忘，或在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意识印象的属于视觉阈下的东西。处于无意识表层的个体无意识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可将一组心理内容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情结。［5］对于地域文学中的作家来讲，自己植身其中的就是文化土壤，这种文化土壤为其创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基因模式。在这里，文化视角的介入，可以全方位的解读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文本气质和思想意蕴，并能对地域文学的兴起和作家群体的出现做宏观的概览和深入内部的透视。 近年来在文坛兴起的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现在在昆明和昭通两地的一群昭通籍的中青年文学写作者，这是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作者群体。它不是一个很准确很严密的概括，但它又反映出了人们凭印象、直感感觉到的云南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九十年代以来，来自昭通的一群作者，文学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在云南显得较为突出；他们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6］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学创作群体，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并且到目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这个中青年创作群体，从事着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方面的创作，著名作家夏天敏和著名诗人雷平阳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代表了这个地域文学群体创作的最高水准。 昭通文学现象的兴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现，从本质上看，不可忽略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昭通文化摇篮”。在这个文化摇篮中，他们作为一个受动体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浸润和气质熏陶，并且积淀成为作家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作家对文学价值观的选取，影响着作品的文本气质，以及作品思想意蕴的表达。故乡是伫立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一处永不褪色的风景，是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珍藏的一壶老酒，更是他们心灵深处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种对家乡的迷恋、热爱、思考、对弱势生命的关注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著名诗人雷平阳在《雷平阳诗选》封底中写到“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他写云南、昭通，写昭通的土城乡，乡愁、乡思和乡恋是他诗歌有力而坚实的依托；夏天敏《好大一对羊》，以凝重的笔触，描写了地处乌蒙山腹部农村的现状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对农村农民的生命处境表现了深重的忧虑；陈衍强的诗《农村现状》、《母亲的远方》，泣血的文字书写的是背后的乌蒙泪；黄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乡“牛场坝”为题材，尽显凄美神韵；刘广雄《星光木棉》和《父亲的疆土》虽为军事题材，却不失昭通式的文化本色……。在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中，他们从自己生活过的那一片土地汲取营养，他们关注着自己的家乡，展示着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描绘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对家乡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给予揭示和理性思考。丰富的童年经验，深沉的童年记忆，对家乡生活的熟稔，与家乡文化的血缘关系，使得这些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与文本气质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p#分页标题#e# 相比之下，身处昆明的昭通籍作家面临的却是离开原生地带来的困惑，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在创作上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他们与昭通这片故土的精神联系永远也不会割断，他们与昆明这个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精神上的距离，不能完全地融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一个人真正的家是伴随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家永远在他生长的故土。这一群人进入昆明时都已经成年了，也就失去了在昆明这个城市里拥有精神上的家的感觉。同时，这些年来，城市变化太快，不是他们拒绝了昆明这个城市，而是变化太快的城市拒绝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离生长的故土时间越久，对这片土地当下的生活就会越来越陌生，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当他在写作时又不能忘怀这片土地时。这就是所谓的被“悬置”的状态。因为这几位作家都还很年轻，创作以当下生活、现场生活为主，还没到以回忆往事为主的时期，若到那时，写作的客体与主体精神也就统一了。目前，他们必然地要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客体与主体的分离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渐渐与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更大的交融，他们的创作与“昭通籍”这一指称渐行渐远，也就是说从作品中看不出多少关系，与故土渐行渐远，直到回首往事的年龄；另一些人由于“常回家看看”，而保持了与故土更长久的精神联系，在创作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寻求统一。［6］ 从以上昭通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状况可以看出，地域文学依据地域文化而存在，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影响着地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从文化视角入手，通过文化与作家关系的纽带，可以带来对地域文学整体性的关照，以及对作家创作心理、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和文本的深入解读。 二、文化与读者 如果说从文化与作者的关系中，探讨的主要是文化对地域文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关注和解读的话，那么，在文化与读者的关系建构中，强调的是地域文学的接受方面。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探讨其兴起原因及地域特色，或者把其创作者以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话，就割裂了文学与读者的接受环节，文学如果失去了读者，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失去了成为经典的可能。姚斯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指出，文学作品并非是与读者无涉的客观存在，相反，作品渴求读者阅读，希求与接受者的对话。 文学接受具有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两种形式，所谓垂直接受即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考察作品的接受、评价和影响情况，而水平接受，指的是同时代人对作品的接受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情况。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包蕴了接受的全部深度和广度。读者的接受和评价，反过来能影响作家的创作。因此，“文学接受并非是对作品的单一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反作用。”正是由于读者的接受是对作品中蕴含的作家创作意象的检验，正是由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会反馈到作家的创作活动中，所以作家就不可能再走司空见惯的旧路，他只能不断的创新以拉开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5］在20世纪兴起的众多文学研究浪潮中，无论是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还是以伊塞尔为代表的读者反应批评论，都强调不要把文学活动中“作家———作品———读者”这一动态持续过程分割成静态封闭、互不关联的领域。同样，地域文学的存在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如果单纯从地理系统上来看，似乎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虽然客观的地理环境因为人为区位的划分，不能得到无限的延伸，但是文化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无论在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文化都是没有边界限定的，我们称之为某某地域文化，只是就这一地域独特的文化内涵而言，也是为了区分这一地域与另一地域的主导特色，在文化的本质上，并不能做出严格的区分，这也显示出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性及相互交流性。正是由于文化的无边界和相互交流性，也给地域文学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支撑，当然也扩大了地域文学的读者市场。 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自古历史悠久，是云南的一座文化城市。其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处，成为“锁月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境内乌蒙磅礴，金沙拍浪，山川俊秀，是我国“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作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自秦开五尺道之后，它就成为了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到西汉时更是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点，又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及区域特色，这使其成了早期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后来由于交通闭塞和地理条件限制，昭通成为全国相对贫困的地区，但也使昭通成为云南特色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崇尚读书，崇尚文化的传统在这里一脉相承。此外，杜宇传播先进的农耕文明演绎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千古绝唱；滇中瑰宝汉孟孝琚碑素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融儒道释三教为一体的威信观斗山石雕群被称为“天下绝”。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形成了昭通独特的地域文化，昭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形成了其兼容并包的容纳精神。昭通作家的作品通过对大量的民俗、方言等的艺术表现充实着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他们对地缘环境的描写和对地域文化的展现既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纵深感和真实感。乌蒙大地对广大读者来说，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宋封乌蒙，元置乌蒙路，明代置乌蒙府，清雍正九年在完成改土归流后，改乌蒙为昭通，“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无人不知。承载昭通独特文化气质的昭通文学，据不完全统计，昭通作家近年来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钟山》、《诗刊》、《星星》、《大家》、《文艺》、《散文》、《啄木鸟》、《文学评论》等数十种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并有多篇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诗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等全国著名选刊多次转载。［7］昭通文学走出昭通，走向全国，甚至有些文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其中就有一个读者接受的问题，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里涉及两种接受情况：一是读者与作者属于同一地域文化，二是读者与作者属于两种地域文化。#p#分页标题#e# 地域文化作为一定范围的社会文化，包围着、浸染着、熏陶着生活在这一范畴内的每一个人，它作为一种文化视野和水准，影响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感受和理解，在文学阅读活动中，进入阅读过程的读者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空无一物的单纯容器，他们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和地域文化知识积累，［8］这些参与进读者的“前见”和“期待视野”建构，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阐释。以昭通文学为例，在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中，如果作品所承载的地域文化与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接近，或者存在某种重要的相通的东西，就越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记忆，读者对作品也会投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由于地域文化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建构，往往会使得读者在接触作品的时候，期待与自己地域文化相近和相通的作品，期待作品中熔注进作家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并希望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拓展自己的文化视野，［8］昭通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又是上千年来云南边地联系中原的咽喉要道，这种唯一重要的位置被改变不到半个世纪，中原文化对云南边地的影响，最早影响的是昭通，它是云南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6］ 这种文化积淀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学传承的文化因素，乌蒙大地古老神奇的文化，通过作家的作品表征出来，能让其他地域的文学爱好者，通过阅读作品加以了解和推广。读者对拓展文化视野的渴望，能带动作为文化主要表征的文学作品的消费，从而带动文学的发展。在这里，读者与作者之间，所联系的表面现象是作品，是文本，其深度的纽带其实是文化的交流。读者阅读后的反馈，能对作者的创作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能让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对话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必然能拓展作者的创作视界，不是仅仅把眼光限定在一个小的文学圈子内，自娱自乐，忽视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问题。作家在展现自己独有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地域的文化，让文学创作更加适合不同读者阅读的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给自己所属的地域文学增添魅力，也能使自己在创作领域视界更开阔，作品更成熟。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文学多元化状态的形成，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学的关注目光也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仅只关注云南边地与民族生活的作品，一些报刊杂志、出版社开始注意写更丰富的云南生活的作家作品，昭通这一群作品没有多少边地与民族特色的写作者获得了一次机会，他们的作品开始在全国的大刊物上出现。［6］其实这中间体现的就是一个文化视界的开放，读者对多元文化的接受，所带给昭通地域文学的一次发展机会。 三、文学与文化品牌的互动 文化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把精神生产中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凝聚于建筑、工艺品等各种物质形式或音乐、文学等非物质形式对象当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精神创造是文化的本质，没有创造，文化就会缺乏内在生命力而衰竭。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变革，是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把关注点更多的投向精神需求，对文化消费的渴望将越来越大。［9］ 文化品牌的推广，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大到世界范围的竞争，小到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竞争力可以说是竞争核心，它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表征多种多样，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同时也包含非物质生产，而地域文学就是地域文化一个极其突出的表征，地域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实践，地域文学的充分发展，并且在全国能崭露头角，就可以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对本地域起到宣传带动作用，对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促进。兴起于滇东北的昭通作家群，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与当地经济的相对落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反观此文学群体走过的发展历程，更能看到其可贵之处。昭通作家群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主流是“精英文化”，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构造着关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与自我的文化想象，当时港台传入内地的流行音乐、电视剧和通俗读物虽然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但并没有对“精英文化”构成严重冲击，也没有引起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注。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的生存局面被纳入到市场选择的境地，新兴的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精英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受到了挑战，于是就有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直至今日，大众文化从生产、传播、流通到消费都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文学适应新的时代转型，也被纳入了生产消费机制。生产消费文学，实则是生产消费一种文化，诞生于滇东北偏僻地区的昭通作家群，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个文学群体，并没有受到太多经济浪潮的冲击，仍然保持着对文学本真精神的坚持，并不断涌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创作让此地区之外的人了解到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到他们生活的环境，同时也更关注此地域独特的背景文化。 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域文化有所冲击和消解，但是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融入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并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失声，多种地域文化的并存与良性发展，让整个文化局面“多声调”，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展开对话和交流，有利于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给地域文化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关键看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品牌，并利用此达到经济与文化的良好互动。作为昭通本地具有影响力的昭通作家群，肩负着塑造本地域文化品牌形象的重任，各级领导和同行们这两年多以来对昭通作家群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可以看出，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与过去相比也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绩，这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成绩放回全国背景上去衡量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实现文学梦想还很遥远，这个群体还没有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群体，云南文学界期待着这个群体出现更多的有厚度有冲击力的作品，这个群体在目前取得的成绩面前，必须更上一层楼。［6］ 因为昭通作家群的努力，使昭通文学创作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这其实代表着一个欠发达地区不断在增强着自己的发言权，文学上的成功，向外输出的是一种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的扩张，能吸引更多的眼光关注这块古老的土地，也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与繁荣，经济的发展也能给文学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在这块贫困土地上诞生的作家群，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越走越远。#p#分页标题#e# 四、小结 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地域文学的繁荣能促进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在当今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文字式微，图像兴起，人们对于“读图”的渴望胜于对文字的阅读，文学作为发扬传统、表达人文精神、承担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其发展繁荣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从文化角度探讨地域文学发展的规律，多侧面、多角度地整合地域文学研究的资源，可以有效地引导地域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地域文学范文第2篇

1.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今天的大学生已是自主独立、个性张扬的一代，学生学术沙龙已在高校普遍开展，这种把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的交流方式让学生的探索和讨论更为自由、自主。学术沙龙大多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开展，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易成为这种专题讨论的重要选题，故学术沙龙也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地域性视角来探讨古代文学的选题，结合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时又观照了本地特色，让讨论者更容易找到共同兴趣。因此以学生学术沙龙方式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开放、轻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喜爱。

总之，借助地域文化资源对古代文学实践教学进行拓展，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同时也能让学生从生活具象层面感受到古代文学之存留和影响，消除了古代文学与今天的心理时空差距。再者，课外考察类的亲身体味式学习，不再让古代文学的学习停留于书本和文字，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就在这些学习中得以同步开展。

地域文学范文第3篇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应加强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内容，以地域文学为平台充分发挥当代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特征，并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选择地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充分尊重并体现了当代文学的近年来的地域化发展趋势，凸显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特征。事实上，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地方色彩、地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严家炎曾这样总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卿)而自新时期以来，地域经验、地域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突出。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等政治理性的余波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外来刺激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双重刺激下，开始寻找自我经验的独特存在与个性表达。一部分中国作家们将自己追寻的民族之根、文学之根深植于地域经验、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是由自己熟稳的地方一隅人手，道尽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发展之惑。地域经验、地域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滋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为可贵。当经济大潮汹涌袭来时，文学曾经的神圣色彩、轰动效应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此时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也恰恰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有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湘军等的异军突起，向文坛奉献了诸如《白鹿原》、《日光流年》等一系列重量级作品，同时余华、苏童、莫言等作家也将此前创作中地域气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独特的文学空间。在文学险些失去深度的艰难岁月里，正是对特定文化空间的深刻剖析承担了文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的应有的思考。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空间的关注与追问，刺激了作家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余华的江南小镇，苏童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褛山脉”，实的“白鹿原”等都成为了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文化空间，也正是他们旺盛的创作赋予中国当代文学生机与活力。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地方“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楚军、文学桂军等相继涌现、渐成规模，并且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语境的整体发展形成了互动，地域文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向纵深开掘提供了动力，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种种焦点问题也都在地域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丰富展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并将继续保持着地域化的发展趋势。

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学既充分体现出当代文学的现实性与当代性特征，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如果想对当代文学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必须在鉴赏与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因此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文学理论素养之外，还需使其逐渐具备综合运用文化、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代文学课程多开设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各方面知识较为薄弱、尚不具备融会贯通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两难抉择。如果将重点停留在文本的简单陈述及表层解说，虽然照顾了学生的兴趣却很难实现提高认识、培养素质的终极目标;如果将重点提升为深人开掘文本的内涵意蕴，学生则很可能会因难以理解而丧失兴趣。事实上，寻找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平台，这一平台应该既能符合学生的情感经验、理解能力又能提供进一步阐释、提升的空间。地域文学恰恰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河南地方高校为例，近年来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就为当代文学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难易适中的操作平台。河南地方高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是河南本地的学生，尤其是以农村学生为主，他们熟悉乡土生活，也对变动中的中国乡村文化有着切肤的体验。河南作家的创作也多集中于对于乡村、农民的描摩，文本中所涉及的场景、人物、情节等多能与学生的自身经验产生重合。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与文本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学生从感性层面逐渐深人到理性思索，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征。比如，在河南作家笔下密集地出现了权力书写，作品多表现人们对于权力的疯狂追逐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变形、扭曲。对于权力的迷恋、依赖，既源于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正统文化典型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中原地带民生多艰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由于权力书写所引起的对于人的存在与异化问题的关注，使得河南作家对于现代性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叛冲动，他们通过保持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弹性关系，建立突入现实的民间立场及呈现现实的陌生化策略等手段，使现实主义回归本义，恢复了生机。高度发达的权力意识，既呈现于文本中，也沉潜于这些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学生的精神深处，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或隐或现的表现。教师的教学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里，通过特定区域的生命体验，引导学生对权力及由此而来的复杂人性有所审视，并启发他们注意文本所采取的审美策略及艺术手法，使他们能够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理论训练，审美训练，并由此产生一定的自我精神追问。

地域文学除了能够为当代文学教学提供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外，还为课程提供了生动鲜活、话语矛盾交锋的文化生态场域。所谓文化生态场域，指的是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有机体，它既包括显性的文学事件，传播媒介与生存机制等，也包涵着隐性的话语交锋。文化生态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也对其有所反映和介人。研究者指出:“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它与其所在的当代文化生态场域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叩t叨当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实践除了文本、作家、文流的介绍与理解之外，亦不能缺少对当代文学产生的文化场域的剖析。只有通过两者充分的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形成对当代文学的丰富立体的理解，使当代文学课程真正向纵深发展。文化场域虽具体可感，却也纷繁复杂，学生对其的把握很容易流于表面，而缺少去伪存真、由具体事件上升为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文化事件纳人到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中，又不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可以以学生们较为熟悉的人与事为契机，从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场进行厘析。仍以文学豫军为例。文学豫军中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其创作类型多样，自以“新写实主义”的《一地鸡毛》打响名号之后，他既创作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样的充满了眩目的叙事技巧，晦涩象征隐喻的实验性文本，也创作了《我叫刘跃进》、《手机》式的饱含着脉脉温情，以平实叙事感人的底层写作，并最终将两种创作风格完美地融会贯通，写就了《一句顶一万句》，以个人的成长注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历程，对人类寂寞的宿命进行了中国式的表达。刘震云的不断超越，解决的并非只是作家本人的创作瓶颈问题，而是为建构良性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确立之时，中国文化的局势就已经由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向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多元竞争，并且精英文化迅速式微，大众文化快速崛起壮大。面临这一变局，一部分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曾经大声疾呼，可是他们的呼声却很快寥落。

更多的精英们开始痛苦地审视自身，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创作理念，试图去寻找新路。刘震云的成功，说明了精英话语并非与大众话语、主流话语决然对立，它还是有可能，也有能力对大众话语的庸俗，对主流话语的刻板有所纠正的。这种将话语对立、冲突转化为话语的汇合、互促，也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这种理念不仅渗透于刘震云的创作中，还表现在他的生存方式里。作为与影视结缘较早的作家，刘震云的名声大震，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影视作品的热播、热映，但刘震云参与的每部影视作品，娱乐性与思想性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合。甚至包括刘震云每次出场时的着装风格，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以流行歌曲作为获奖感言的话语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他对精英文化的变通与改造。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冲突的问题，是抽象的玄思，将之与学生们熟悉并引以为傲的家乡文化名人结合起来之后，可以使抽象的问题感性化，具体化，使学生从感性体验中逐步完成理性思考，这既提升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意识，也符合文学研究的规律，即由感性而至理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归纳问题的规律。在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中，强化地域文学，由学生较为熟悉的文本、作家、文流、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建构的目的。但对于地域文学的引人，还要适当方可达到最佳效果。这个适当，一方面是指量要适当，引人地域文学，并非把当代文学史讲成某一地的当代文学史，而是要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地域文学，以地域文学的具体个例来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要适当，即在讲解地域文学时，仍需不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中发掘共性问题，把对地域文学的微观个体考察引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宏观整体的规律把握，并从地域文学特殊的解决方式中寻找到某种新质。因此，在当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适度、科学地加人地域文学的内容，将有助于突出当代文学现实性、当代性的特征，并且能够使教学实践在一个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上展开，有助于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由感性的文本阅读逐渐深人至理性的规律把握，并对当代文学文化生态场域有一定的了解，达到培养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

作者：张翼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地域文学范文第4篇

摘要：近些年来，民族文学花苑里姚黄魏紫、奇葩斗妍，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春色。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作品，犹如这烂漫春色里一株闪烁民族特色异彩的青藏金莲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他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处的山川河流对诗人来说，不仅仅是物质的、自然的存在，而是可以与之交流，与之呼应，与之相伴的生命存在，在这个开阔、辽远的地理坐标上，诗人自由自在地渲泻着情感，深情率真地表达着思想。从而，在谈论“文化”、“民族性”、“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我们便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

关键词：地域文学；格桑多杰；诗歌；地域文化；民族性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上，有一种民族以勤劳与智慧谱写了关于历史的光辉业绩，用热诚和纯朴唱响了一个时代的天籁之音，这便是藏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顽强不息的生活意志和无以伦比的高尚品格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和灿烂的文明，为世人展示了独特的人文内涵与无穷的精神魅力。正是这些丰富而多样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滋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藏族诗人，使雪域高原这一片浩繁之地以她神奇与高远成为一个诗性的土地，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就是从这片土地走来并全身心感受这片土地的一朵奇葩。

格桑多杰是当代诗坛上成长起来的藏民族优秀的诗人，是青藏高原这片诗性土地上的民族歌者。诗人高平曾在格桑多杰研讨会上提出：藏族第一代四大诗人中，唯有格桑多杰能够高高举起当代藏族热烈、真诚、明朗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旗帜。他以自由体的写作形式用汉语将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展示于世人，为世人再现了雪域风貌、藏人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轨迹，证实了藏族文学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诗意的可能。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时而能够聆听到他高唱生活、高唱社会的一首首充满热情、充盈真情的赞歌，时而能够感受到他对精神家园的无比热爱、民族文化的深情传达。他用个人的民族情感纯真质朴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在时代、环境、种族的环环包围、层层接轨的一座座里程碑，描绘了诗人在藏乡情缘中有着民族特色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

地域文学是一股独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诸多“社会问题文学”潮流之外的一大巨潮。它以格外淳厚的文化意蕴，格外动人的审美情致而为人称颂。别林斯基说过：“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随着全球化势力的逼近，当现代化大潮正冲刷着传统文化的记忆时，地域文学以它挺身弘扬民族文化精魂的姿态，捍卫了记忆的尊严。面临当下物欲横流、物质消费膨胀的局势，当种种脱离实际的空论迷惑着人们时，地域文学以它殊异的民族特色显示了理性的力量。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丰富性的证明，也是在外来文化思潮冲击下民族文化回归的象征。

从小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对民族文化的用心体会以及广阔的生活实践的锤炼，使得诗人格桑多杰深得藏文化乐天无私、胸襟磊落的精髓，成为情动于衷的生活歌者。诚如作者在诗集《牧笛悠悠》的后记中所说的：“美好的生活就是诗，这种诗在我胸怀里化成了永不枯竭的泉”。于是，他采撷高耸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水、石砌的堡寨、喷香的酥油奶茶、醇厚的青稞酒等作为诗歌的意象，唯美地展示了藏民族地域文化的斑斓景观。藏民族的地域风采在他的笔下妙不可言地得到了很好的显现。我们能够感知到诗歌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格桑多杰的诗歌与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地理所外的山川河流如三江源、可可西里、玛积山、昆仑山等对诗人来说，不仅是描绘山川风物、四时风貌的自然景观，更是体现民族化、大众化的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说掌故等的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使他的诗歌具有了藏民族文化的氛围。引领人们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去解读藏民族的剽悍、朴实、勤劳，去感受藏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地域风情。诚如著名诗人邵燕祥在为格桑多杰的诗集《牧笛悠悠》写的《代序》中说的那样：“我没有到过青海，我也不认识格桑多杰，我读着这本诗稿，正是这位没有见过面但似曾相识的果洛州藏族兄弟，以他时而雄浑、时而幽婉的歌声，引我走到民昆仑山下、江河源头······我相信，我可以不再通过翻译，就能听懂你们的歌，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心音，”这就是对格桑多杰的最真率的评价。他为青海作家和诗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标本，对青海作家和诗人攀登文学高峰，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在藏民族不断迁徙变化的历史中，地域文化超越时代的局限，经受时间的磨洗，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这使地域文化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同时，它以斑斓的色调，别致的风韵在藏民族文化的圣殿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因此，我相信，在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中蕴含着藏族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基因，在民间文化的生机勃勃中涌动着重铸民族魂的热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在历史的前沿中站在雪域高原这片诗性的土地不乏对时代、对民族的一种感召的力量，民族情怀使他在诗歌哄闹的当下，执着地追求生命的源泉。这种力量，这种执着便是民族的精神文化所赋予的切实内涵，这种情怀的涌动，这种源泉的滋生，正是民族魂热能的重铸。无论是讨论民族性问题、文化问题还是文学的民族特色，都无法回避地域文化的课题。当我们习惯用诸如蒙昧、自私或勤劳、智慧之类泛泛之论去批判或是弘扬民族的劣根性或是优秀品质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空洞的理念播弄，而当留心于地域文化的丰富灿烂时，便有这样的启迪：无比丰富的地域文化现象拒绝泛泛之论的偏狭判决，以自己无穷的魅力昭示着民族文化的奥秘。

参考文献：

[1]丹珠昂奔著.藏族文化发展史[M].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地域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寻根文学；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62-01

中国新时期是社会文化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在文化变革的浪潮中发展前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许多作家与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文化视角以表现现实生活，并有意识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寻根文学”则是其中引人注目者之一。

一定程度上说，透过寻根文学的发展能反映地域文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转变了文学创作视角，地域文化书写方式的不断自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前30年小说创作观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素是阶级地位与政治意识，文学创作上基本呈现为单一“政治视角”的规囿。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人性，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内容都被认为是削弱作品政治与阶级意识，因而，这些作品便遭到冷落或批判。刻画地方环境、表现方言俗语、或描绘历史风俗都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人与物的依存关系之上，作家们对地域文化的融入，在心理上表现为自然自发状态，即是为了追求大众化、通俗化而表现地域文化色彩。一定程度上说，孙犁《荷花淀》中诗情画意的“白洋淀风情”是为了歌颂英雄与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精神作的铺垫，或是一幅渲染的背景画。《创业史》中郭世富建造新屋架梁礼俗描写都算得是有意识通过描写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只是在追求一种地方色彩，歌颂劳动人民美德或表现移风易俗。所以，作品中呈现出的地域文化只能是片面、零散、模糊的。

其二，地域文化透视进一步深化，文本旨趣也不断升华。随着地域文化书写由自发向自觉的渐进，其在文学作品中产生着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在自发书写阶段，由于对地域文化的表现仅仅局限于方言俗语、自然生态等，与政治无关的较为浅显层次；描绘的历史风俗又都经过了政治过滤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对于民族文化的共性、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国民性剖析等都不敢或者不曾涉足。因而，在当时环境中，作家们所追求“民族风格”只能单纯算得是一种“阶级风格”，地域文化色彩在作品里的呈现只是起到了烘托、渲染作用。

在自觉书写中，尽管地域文化也是以构筑故事背景来作为故事人物赖以产生和活动舞台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作家们都在着力经营自己熟悉的领地时，也已灌注了凝结作品各部分灵魂。“寻根”作家们明确了“寻根”的理论旨意，这使得地域风物具有了某种象征色彩。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更深刻地表现为人与历史、人与文化关系。张承志笔下的“北方的河”算是民族性格的象征，是养育那位自强不息、奋斗搏击主人公的水土、血脉和生命力量之源泉。

可知，“寻根”作家们以更为开放的意识积极致力于对所熟知的一方水土的营构。通过对特定地区或局部地理、人文领域的开掘来思虑和拷问整个民族。同时，从各地特有风情意趣来浓缩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也寄托了作家自己的忧患与沉思。内容的地域性、主题的总体性、风格的民族性等有机整合，这些使文学作品中文化内蕴和文学价值得到了一种整体提升。

其三，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文学创作中以地域文化作为小说质料，这对寻根作家们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会是多方面的。寻根作家们自觉地将地域文化作为小说的凸显对象，也站在了更广更远的历史文化视角，进一步将寻根小说创作纳入“人文主义”视野之中，积极采用忠实于历史和文化的艺术手法，以象征性的符号来熔铸出具有普遍价值文化结论与叙事图式。

从叙事结构看，地域文化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历史的沉淀，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因此，这些往往就成为了情节发展契机，结构安排的中心纽带，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出不同风格的文本结构。

在表现手法方面，由于受到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和影响，寻根作家们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象征，文本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结构，如《爸爸爸》、《古船》、《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可算得是典型的象征性叙事作品。此外，寻根作家们还有意识地模仿拉美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学习西方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创作手法，以各自占有的奇特文化风土来突显出民族文化心理、生存方式变迁以及对现代的反思。在语言方面，方言俗语是地域文化风俗的载体，其形成与特定地域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等有着密切关联，因而，寻根派作家作品大量选用不同于其它时期的小说的方言俗语。寻根派作家更注重语言诗化、陌生化与个性化，从而使小说语言冲破规范化旧路，而更具审美性。

地域文学范文第6篇

一、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古代文学由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这两大部分组成。欧洲古代文学主要化分为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这两方面。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按时间进行分类，其中涵盖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方面的文学。在我国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某区域别具一格、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并且仍在发挥积极影响的文化习俗。是各个特定区域的民俗、艺术、传统等方面的文明体现。并在固定的区域内与地理环境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涉及到的范围大小都是不同的。其中的文化则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并且时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在不断进行变化。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探究

（一）综合研究

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深入分析古代文学问题，进一步探讨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关键问题，注重探索古代文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有机结合的积极影响和密切的联系。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需要参考和依据人文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来开展，从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探究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准确掌握古代文学与现代地理和环境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能够充分了解到,古代文学家关于文学创作和地域地理分布间的思考。并深入认识到地域文化、环境对于古代作者创作的个性化影响，对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类型和范式形成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研究的方法，就是将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以其整体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为出发点，着重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性、差异性、整体性。通过分析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体裁、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产生和发展，以便能够对于两者之间进行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不需要着重针对某一个地域或是文化发展阶段，也不需要特别针对具体的时代的文学风格进行研究，只是将其当做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案例去认识和区分。

（二）专题研究

对于两者之间的专题研究通常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学时代为参考坐标。例如：《礼记》中充分反映了不同领域的文化文学思想模式，并且能够在其文化发展领域更好、更快的传播和普及。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启蒙思想，关键是来源于重要的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其思想认识模式中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着重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古代社会思想的转变时期，人类文学精神的发展和变化。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域间地理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其主要研究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针对某一各特定区域的地域和地理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做出较为深刻的研究，深入分析其古代文学作者的人生发展历程，以及其不同阶段文学作品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和地理环境变化，对古代文学家创造风格和题材的深远影响。由于古代文学所处的区域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此背景下逐渐影响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研究证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需要利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域文化，通过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

三、意识研究

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某个特定区域，并将其作为研究案例，站在文化学理论的角度和发展趋势，深刻的探究怎样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间的各种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充分激发起研究者对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有效的提高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质量和效率。而从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来讲，研究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领域特点。从整体上看能够代表创作主流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其在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断影响着古代文学家的创作风格，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还要着重关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些现实生活情境，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发展中很多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和成长环境，并针对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所处发展时期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到，当代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紧密联系。

四、结语

总之，通过对不同地域文化的研究分析，地域文化对古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人类的文化意识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民族精神都有可能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古代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而促进人们文化水平和地域文化的提高与发展。

地域文学范文第7篇

一、苏州文化与苏州文学综述

作为吴文化的集大成者，古城苏州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底蕴沉淀出了其特有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精神。它不仅仅是城市的名称，更多的代表了一种文化标志和生活理念。古城保存完整的“三纵三横一环”河道水系追念着小桥流水枕河人家的独特风貌，流淌着苏州人柔性间杂点韧性的水文化的人文气息。温润秀美的自然坏境、富庶安定的社会环境，加之柔和细腻的文化氛围，构造了从容淡然精致含蓄的苏州诗性文化。昆曲评弹慢节奏的咿咿呀呀道出了苏州文化独特的魅力所在，也注定了这个城市的文学极少可能出现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粗犷与遒劲。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如此感叹：“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在这样柔性文化背景下，苏州文学顺理成章地展现了其温润淡然含蓄精致的审美与品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苏州文人便凭借清秀俊逸、自然婉丽的文笔才思占据一席之地。西晋二陆之一的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少有奇才，文章冠世”，音律谐美，开骈文先河；唐代诗人张籍善用比兴，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婉深挚之致；小说家沈既济的《枕中记》和《任氏传》标志着唐传奇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对后世文学颇有影响；明初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被称为“吴中四杰”，皆笔力俊逸，以文名著称于世。明代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的作品“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描绘了吴地市民阶级日常生活图景，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不朽的珍宝；明末清初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创作了《一捧雪》、《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等戏剧作品，开拓了戏曲艺术的深度与广度；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文言小说《浮生六记》“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以真挚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三白与芸娘的生活、追求和情趣，坎坷中体现了一种淡然、从容的生活意趣。

清末民初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志的鸳鸯蝴蝶派中的主要作家多为苏州人或久居苏州，如周瘦鹃、包天笑、范烟桥等人。才子佳人、骈俪诗文、哀情婉约，鸳蝴派文人细腻、闲适的笔触体现了苏州特有的文化风格。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没有切断苏州文学温润、闲适、淡远的文化血脉，叶圣陶的《倪焕之》以苏州知识分子为题材，感伤情绪与忧患意识冲淡了剑拔弩张的改革与呐喊，小品文《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药菜》描写了作者对苏州生活的怀念与回忆；苏州籍作家艾雯久居海外，但终其一生都在怀念家乡，以思念苏州为主题写了大量散文，追求苏州文化精神，把其看作自己心灵的栖息地。在当代文学史上，陆文夫、苏童、范小青、朱文颖、叶弥、荆歌、车前子、陶文瑜……苏州作家们笔耕不辍、异彩纷呈，不同的写作方式背后是趋同的苏州文化背景与地域风情。“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美食家》……以及以走出苏州的苏童和留在苏州的范小青的小说来说，他们的文字多为曲径通幽的瀚墨铺染而成；作品中既没有金戈铁马，也没有电闪雷鸣，有的却是撩人情思的温婉文字和淡雅的情慷。可以这么说，他们都得益于苏州地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陆文夫、范小青对苏州小巷世界的历史观照和追寻，还是朱文颖对古典苏州气息的寻觅与建构，抑或叶弥、荆歌等对人生百态智性的苏州式想象……异中趋同的还是对苏州地域文化精神的认同与追寻，即便是反思，他们身上也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精神。

二、苏州当代文学中的地域风情

地域风情的描画是地域文化的外显方式。“苏州，吴越名城，从烟柳画桥、石板小巷、精巧园林、六朝遗迹、古风乡俗到风味小吃、精美苏绣、清雅昆曲、甜糯评弹等等，表层的地域风情和内里的文化沉淀都是十分浓厚的，将其摄入文学作品，无疑会使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色相和独特的意蕴。”除类似于古代文学冯梦龙、李玉对江南生活的反映，苏州当代作家所描画的风情既包括对自然风物的展示，也侧重于对苏州地域人心的开掘，以传达变化中的苏州文化情境，还体现在从容、悠闲、轻逸、散淡的叙事情调上。对于苏州自然风物的描画，陆文夫、范小青、朱文颖可谓是个中高手。《小巷深处》、《美食家》、《小巷静悄悄》、《清唱》、《水姻缘》等都为我们展示了苏州地域风情，如幽远含蓄的小巷，精致典雅的园林，悠扬的昆曲评弹，沧桑的老井及沧浪亭、寒山寺等自然风物，这不仅是故事的发生地，而是作家们心中整个苏州城和苏州文化的缩影。陆文夫饱含深情地记录着那一条条“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中的凡人小事，范小青在对清清洌洌、缓缓流淌的苏州水的描述中娓娓道来历经沧桑的今朝与往昔，朱文颖用古老的房屋、参天的古树、湿腻的青苔来营造她感受到的有点危险与邪魅的苏州……自然风貌是为开掘地域人心而置的外壳，而发掘当代民族文化精神、刻画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精神与灵魂是文学的灵性追求。苏州作家塑造出了大量精神品格鲜明的苏州地域文化人物。他们大多从小就受苏州地域文化的熏陶，熟悉苏州的文化精神、艺术旨趣、俗世人生。

作为过着俗世人生的苏州人的一员，作家们可以具象独到地刻画“苏州人”形象———他们大多从容淡泊地过着小日子，难得的大喜与大悲面前总可以平和地化解，体现了水性的柔性思维与行为模式，处事淡泊、不狂不躁，追求并享受着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生活。“小工人就小工人吧，小工人也有自己乐惠的地方。要是彩电能买到，丫头睏梦头也会笑出声来的，徐珊珊有徐珊珊的光荣，丫头有丫头的快活么。”（范小青《嫁妆》）“三白知道，苏州就是给他这样的人住的，所有的人只要到了苏州，都会演变成为一个三白。”（朱文颖《浮生》）作家笔下苏州人安于现状的生活气息酝酿着他们对苏州精致、圆润的地域文化精神的自得与小家子气的审视，形形的丰满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册。景语即情语，和柔的情景意象、从容的人物形象背后是作家情感的价值倾向与记忆密码。他们以富于个性的言说方式重构了渐行渐远的精神故土，坚守与突围，自得与反思。但沿袭下来的深厚的集体心理积淀仍深远影响着苏州地域的风俗情志和地域人心，影响着苏州作家的情感追求。“现代文明虽然改变了苏州曲桥流水的古貌，但温柔、平和的气度和古典式的生存精神在普通人的生命活动和心理意识中依然闪烁着润和的光泽。”在创造心态上，苏州作家难以割舍怀旧苏州的胎记。作家对这些地域风情、人物形象的刻画方式仿佛也是漫不经心的，从容而平和的叙述像评弹般娓娓道来，如水一般顺其自然地流淌，不急不躁，试图掩饰故事与人物内心的焦灼与冲突，达成一种和谐的自然诗性，构建一种符合苏州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表现。

三、苏州文学背后的精神底蕴

苏州当代作家的创作不仅描绘出了苏州独特的地域风情，还隐含出了地域文化的深层意蕴与精神底蕴。由婉约、从容、淡然的苏州文化精神入手，细品苏州当代文学作品，能够感受到一种静观人生的禅学思维。江南文化自古便具有一种自然诗性特质，“恣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江南禅学思想由来已久，苏州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禅与佛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一角。“成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这句话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苏州人（包括苏州作家）那种恬淡从容的精神意蕴背景。江南禅学注重淡泊宁静、平淡清深、得自然智慧的思想境界。正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文化的影响是无形而深远的，苏州作家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的普致性特征或许来源于此。范小青的作品则多次体现对“佛禅境界”的向往之情，例如在小说《瑞云》中，作者讲述了苏州小巷一个普通女子瑞云的故事。瑞云是瑞云好婆在厕所里捡回来的一个有残疾的女子，好婆诚心向佛，一辈子吃素，平日诵读佛经，善良而淡然。瑞云也受到了佛禅精神的影响，“她有一种现代女性少有的清秀温良，她有平静的笑和忧郁的美”，“日子过得始终很平静”。虽然命运悲惨，被人遗弃又身有残疾，但她依旧活得从容而淡然。另外，在《还俗》、《顾氏传人》等作品中，都体现了作家的佛禅思想，以及叶弥《桃花渡》中女孩与出家人对于尘世与圆满的解读，朱文颖《浮生》、《繁华》背后的从容淡然中惘惘的未知色彩等。另外，禅学促使艺术发生由满实到空灵、由繁复为简淡的转变。与注重功利的秦晋文化、艳丽张扬的巴蜀文化相比，江南文化别有一种逸格，体现在苏州作家身上是云淡风轻的平淡天真。范小青、朱文颖、叶弥等人的文风常被指责为“浅小”，这背后是对苏州古老平静、朴素单纯的虚无的追寻。正如范小青所言：“我从来不会写也不习惯写惊天动地的人物和事件，更愿意在平淡的叙述中带给读者阅读的韵味，这也是我的文学追求。”

四、苏州文化精神的个性阐释

自我书写是在历史集体记忆之下的个性呈现。无论是陆文夫讽刺幽默的通达情味，还是范小青的禅性与韧性，抑或朱文颖、叶弥平静文字下的隐忍惘然与痛楚、荆歌对苏州小镇文化的边缘化姿态……在面对新时代全球化同质化经济浪潮的席卷，面临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古老城市文化的承传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与时俱进的氛围中将个体血脉与苏州古老的文化底蕴融会贯通，后陆文夫时代的苏州作家自发自觉地迎接了挑战，对苏州传统文化进行了个性阐释。近几年来，范小青以《这鸟，像人一样说话》、《城市片段》、《城市表情》等众多作品透视社会转型期的城市众生相；朱文颖等作家则在现代城市里寻觅失去的苏州气息，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寻求精神和心灵上的帮助；叶弥等作家隐回传统禅学文化的自然与玄妙之中，在满与空、伤痛与自然疗伤的书写中回归朴实温暖的精神向往；荆歌等作家则如顽童般倔强地反抗各种正统与权威，表面上的边缘化却恰好折射了他骨子里对传统苏州文化氛围的固守与压抑绝望的情感斗争；陶文瑜、杨守松等作家以诗性的文笔回望苏州留给自己的印记，突破文学的局限，将视野转向苏州文化更广阔的境界……

地域文学范文第8篇

关注文学写作的区域性、地方性，确实为文学研究展开了一重全新的空间。尤其是在特定的文学领域，这种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有些学人就将地方性知识、地域文化、地方诗学、身份认同等理论问题引入了批评领域，使得阐述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化。比如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针对流行的“大同诗学”，针对性地开辟出“地方诗学”的阐释路径①，就是一种显著的学理推进。但学界能够就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进行如是理性思辨的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论述国内文学的时候。他们针对地域文化的论述往往转化为一种本质化的断想，即毫不犹豫地将区域文化普遍化为文学的一种成熟品质。

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理论批评话语中，地域文化确实至为重要。大到东方主义、帝国主义为理论背景的“民族寓言”，小到以普通话为现实参照的“马桥”式方言腔调，地域性书写策略几乎成为当代文学无以逃脱的宿命。以此为基础，慢慢形成了一种当然的逻辑：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越是全球的；越是文化的，也就越是文学的。

其实，地方书写并不能必然地就成为文化的良性载体。“寻根”文学曾经在上世纪八零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作品的标题就暗示了书写的强烈地域色彩。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在“寻根”文学的最初倡导中，地域书写亦最是瞩目。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中说：“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这一时段，作家与地理版图确实构成了有趣的对应。评论家季红真随后的论述更是详尽：“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②显然，寻根者共同的愿望是，希望在人迹罕至或相对偏远的地区去发掘传统文化的遗留，其目的在于用过去来照亮现在，寻找到民族的“自我”。不过，这些倡导招致了一些学人的不满。有着强烈介入意识的李泽厚就认为，寻根文学没有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东西，欠缺战斗性。“文化”成了回避社会问题的坚硬龟壳。他如是反问：“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③有评论家于是耿直地建言：“文学的根，就在那千姿百态的当代文化形态之中，作为当代小说，只能以当代生活作为自己的土壤，因为这土壤同样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④唐弢的观点亦颇有启发，所谓寻根是移民文学的事，国内作家的根就在脚下，因此，真正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写作⑤。李泽厚、唐弢等人其实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纯粹地倡导文学与特定地域的文化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观文学的境况。或者说，文学品质与地域文化书写并无等号关系。不过，在当时他们都没有去详究内在的缘由。

二

其实，稍稍注意这些作家的生平与写作就不难看出，他们不过是将地域书写贴上文化花边而已，其里子依旧是知青写作的一种转化和升华。郑义、张承志、李杭育、张炜、阿城、韩少功等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莫言、贾平凹则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倒转过来说，是地域、乡土成就了作家。不难发现，不少作家在“寻根”之后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耗尽生命旅程中有限的“乡土”经验。韩少功后来反思“寻根”时就曾清醒地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对于现代派的讨论，对于寻根的讨论和关于现代派与寻根的创作实践，都有一种早产现象，或说是早熟。这早产早熟便带来一种根基不扎实、先天不足那样的虚弱。中国开放的门突然一打开，就呈现出很饥渴的状态。对国外的东西表现出充分的饥渴和吸收，睁大着双眼来看世界，并且，马上就从外国现代派作品中横移过来一些手法、观念，并不是自己血肉的东西，弄了一阵就显得一些作品跟不上，后力不济。寻根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大家都来谈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啊，对传统的分析啊，历史文化的积淀啊，名词很多，铺天盖地。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少研究，不管是学术上的理性的研究，还是感性的认识，都不足。但是口号却已经提到前面去了。这就形成了早产。”⑥可见，因时代的原因，当代作家的主体部分既没有透彻了解西方，也没有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他们基本上是文化空心人，传统文化非属己之物，更非精神存在之一部分，因此只能把文化处理成逆时的有待寻找的“神话”。陈思和的评论对象及其言说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神话”意识。他曾如是分析“寻根”中的“文化”概念：“文化固然有广义狭义之分。如按广义的解释，文化发展离不开时间的意义，所谓文化之根，只能是时间的逆向运动的结果——越是原始的，越接近文化之根。如按狭义的解释，文化发展只是一种由朴到繁，再由繁返朴的无穷演化，时间无意义。文化之根，反映了文化的精神内核。”⑦这种广义狭义的区分值得推敲，而其中“逆向运动”“原始”“精神内核”等词汇则明显寓含了一种本质化的“神话”诉求。当这种“神话”演变为对去中原化小文化传统的渴求时，其猎奇色彩就相当浓厚了。有论者曾略带刻薄地指出，“寻根文学”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城市人，他们是在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民俗性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这种文化。他们跟马奎斯不一样。马奎斯从小就在那种文化里面生活，他对自身的文化是有感情的，对这种东西就跟自己的血液一样熟悉，而我们的寻根作家只是在猎奇而已⑧。这一印象式批评至少暗示，与贾平凹、莫言浸润乡土之中相比，知青与寻根的许多作家往往与之缺乏一种生根发芽般的属己关系。正因此，贾、莫一直无法出离乡土，并且在书写风格上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持续性。

其实，任何书写都有地域性。哪怕是极端观念化的写作，都必然地与特定的空间场域发生关联。卡夫卡的创作依旧脱离不了一定的空间场域。所谓的地域文化，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书写的在地文化属性。或者说，强调空间场域在特定文本形式中的文化属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卡夫卡文本中的空间场域是“去文化”的呢？显然难下简单论断。如前所述，寻根文学、乡土文学都涉及特定地域，但地域书写与地域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学地域或写作的地域性更多的是为想象提供一个空间场域。在此意义上，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并没有在根本上相异于陈染、林白私密暧昧的卧房浴室。

那么，不同的书写空间有没有等级与优劣之分呢？描写千年古刹、亭台楼榭的是不是就比流连发廊按摩院、迪厅酒吧的更有文化优越感呢？徜徉于大漠、山水的是不是就比痴迷于鸡零狗碎的多了张文学入场券？显然，任何一个略有阅读经验的人都可能出示反对意见。以此反观，前面的论述好像使得当代作家群体整体上低智化了——竟然异口同声地视“文化”为救命稻草。很显然，他们并不需要一个隔代的批评者在这里隔膜地指手画脚。确实，部分“知青”与“寻根”作家在特定的时段达到了应有的文学高度，一些作品比之后来者也毫不逊色。问题是，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借助了文化之力，最多是依凭“文化热”潮流的挟裹，有了个文学之外的助力而已。“知青”与“寻根”作家乐于回望乡土，其实意在重温独特、体己的生命经验。插队，就是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连血带汗地挥洒在寂寞的田埂边、山林里。除此，生命的行囊里别无他物。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东风”，正可以召唤回这段遗失的梦魂，为写作提供最原初的生命之源。因此，魔幻现实主义也好，文化“寻根”也好，均是在为这一写作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并力图完成最高程度的文化赋值。不过，将体己的生命体验铭写在大漠中、林海里，因其地域特色，至少可以为创作赋予独特的个性。贾平凹、张承志、李杭育、乌热尔图、韩少功、郑义，天南地北，依山傍水，各有各的文学领地。空间场域的差异，无疑为他们的书写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三

与那个时代相比，当下空间场域的同质化，也使得不少作家创作个性尽失，面临新一轮挑战。这种同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作家自身无法超越地域的影响，为书写的空间场域所“挟持”。大部分知青作家，以及李杭育、郑义、郑万隆、乌热尔图等“寻根”作家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他们在掏空生命行囊中的物件之后，就变得空空如也，基本结束了创作的生命。一些知名作家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莫言，从成名迄今，一直无法走出那块粗鄙放诞的红高粱地。他过于信任自己乖张暴戾的文风，而疏于观念的介入。从《红高粱》到《檀香刑》《生死疲劳》，呈现的是一种近乎沉寂守一的单调风格。莫言让语言天赋淹没在了想象的空间场域里，乐此不疲，直至形神具损。贾平凹也是如此。大部分作品流连于鸡零狗碎的絮叨，与时代缺少必要的紧张。在此意义上，《废都》反倒难能可贵。在“知青”与“寻根”作家群中，韩少功算是不多的能持续超越自身的人。早期的《爸爸爸》《归去来》还迷恋于边缘山寨楚文化的别样风情，《女女女》就来了个风格切换，开始大胆尝试以楚文化诡诞的意绪去琢磨、参悟城市日常。之后，当他意识到寻根的危机，就开始寻求突破。八十年代后期起，创作开始融汇不少先锋色彩。近年的韩少功回到农村安居，似乎放了一个再“寻根”的烟雾弹。其实，这一阶段的创作，如《山南水北》已经与“寻根”时期有了根本不同：曾经的“文化”已经淡去，人与自然水融，并有了更为深沉的入世情怀。《赶马的老三》《第四十三页》等作品，执着于对公共正义的诗意构想，有着相当强烈的介入意识。这些文本的深刻在于：既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强项与短板，也十分明了道德哲学以及曾经的道德理想主义凌虚蹈空的弊病。在这里，制度与道德构成了公共正义的基本前提。这种比较并不意在怂恿作家都成为思想者、行动家，但在一个时代情绪之弦紧张到近乎崩断的语境中，作家如果闭目塞听，完全听任于依依呀呀的文学感觉，就不可能让个人的情绪通达宽广的时代。在今天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过于简单的认知方式无疑是有损于文学品质的。

再有就是现代性的后果，使得作家遭遇詹姆逊所谓的“超级空间”。城市化的进程裹挟一切，作家普遍性地被抛离曾经的存在之家。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簇拥在窄狭划一的混泥土“火柴盒”里，可资忆念的只能是那一点点有限的同质化的空间经验。因此，在搁笔踌躇四顾时，他们往往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创作与别人的如同出自一个铸模，真假难辨，高下难分。韩少功对作家当下的生存空间有过精妙的调侃：“都市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沙发是大同小异的，电梯是大同小异的，早上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是大同小异的，作息时间表也可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在遵守同一个时刻表，生活越来越类同，然而我们试图在这样越来越类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这不是做梦吗？”⑨显然，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越来越近似的逼仄时空，从物件、个体的形貌、举止，到生活方式，都日愈一日地趋于同一。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此痛心疾首，“文化工业终于使摹仿绝对化了”“现在的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⑩。以至于，“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1}

在这种情形下，作家面临一种更为致命的被书写空间场域挟持的危机。书写的空间场域开始反讽地充塞诸种资本—文化符号。当文化弥漫一切时，书写空间反倒消弥了，演化为一种无从捕捉的“超级空间”。在此空间中，作家与读者身份错乱，面目全非。韩少功等人兴冲冲地逃离钢铁水泥之城，与此定然有关。

注释：

①刘小新：《大同诗学想象与地方知识的建构——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及其整合》，《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季红真：《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③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④周政保：《小说创作的新趋势——民族文化意识的强化》，《文艺报》1985年8月10日。

⑤唐弢：《“一思而行”——关于“寻根”》，《人民日报》1986年4月30日。

⑥韩少功：《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⑦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⑧李云雷、鲁太光等：《三十年，大陆文学生态流变》，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3月号。

⑨韩少功：《作家的创作个性正在湮没》，《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8期。

地域文学范文第9篇

地域文化秉承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是在地方发展的历程中经过不断积淀形成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当地的文化精品充分地发掘出来，从人文素养培养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文化学习的层面进行调查了解。由于地域文化不是直接的教学内容，对地域文化的利用要围绕教学内容而展开，从几个层面来锻炼学生的能力：

1.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实践教学必然不能拘泥于课堂，要走进现实生活。而地域文化也广泛地存在于课堂之外的生活之中，故而在实践教学的开展方式上二者也可以很好地融合。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今天的大学生已是自主独立、个性张扬的一代，学生学术沙龙已在高校普遍开展，这种把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的交流方式让学生的探索和讨论更为自由、自主。学术沙龙大多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开展，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易成为这种专题讨论的重要选题，故学术沙龙也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地域性视角来探讨古代文学的选题，结合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时又观照了本地特色，让讨论者更容易找到共同兴趣。因此以学生学术沙龙方式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开放、轻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喜爱。

三、总结

总之，借助地域文化资源对古代文学实践教学进行拓展，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同时也能让学生从生活具象层面感受到古代文学之存留和影响，消除了古代文学与今天的心理时空差距。再者，课外考察类的亲身体味式学习，不再让古代文学的学习停留于书本和文字，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就在这些学习中得以同步开展。

地域文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地域性；乡土文学；反思；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72-07

一、乡土文学的地域性及其论争

文学地域性有着丰富的理论前提。中国古代文学中，刘勰的《文心雕龙》较早强调文学地域性的意义。它在评论分别孳生于北国的《诗经》和南方的《楚辞》时，指出前者“辞约而旨丰”的简约深沉艺术特点背后所蕴含的是北方质朴的地域文化精神，而将后者“瑰诡而惠巧”的华丽唯美风格归结为“楚人之多才”，是南方地域文化的精神产物。这显然是对文学与地域关系的较明确思考。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全面，也更有代表性。在著名的《艺术哲学》一书中，丹纳明确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当作决定文学创作的三大基本要素。丹纳的思想曾经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只是因为他所谈的影响文学诸要素中没有包括阶级性，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的批判，影响逐渐缩小。

宽泛来说，城市书写中也应该存在有地域性特征，如广州、上海、北京城市之间在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对它们的文学书写产生较明确的地域性特征。如欧阳山《三家巷》所叙述的广州生活，与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生活，与张爱玲、王安忆作品中的大上海生活，地域性差异相当显著，这些作品也蕴含着与这些生活差异相一致的文学地域个性。不过在文学研究中，城市书写的地域性特征往往为人所忽略。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在逐渐趋同，地方差异和特色也在迅速缩小，人们在谈论文学地域性时基本上不涉及这一领域。

换言之，人们谈论文学的地域性特点，基本上都是特别针对以乡村生活为书写对象的乡土文学。在对乡土文学的各种命名和对乡土文学作家的评论中，就多关涉到地域性的内涵。如鲁迅以“游子”写“乡愁”对乡土文学的最早命名，以及周作人以“地方趣味”来作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内涵，都包含明确的地域特色因素。当代乡土文学史家丁帆以“三画四彩”（“三画”指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四彩”指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彩）来定义乡土文学，更是特别彰显了地域性的重要性。至于人们在评价废名、沈从文、“20年代乡土作家群”等乡土作家时，也都将地域性作为非常重要的因素和特色来看待，几乎每一个乡土作家都被与特定的地域相密切勾连。废名的湖北黄梅，沈从文的湖南湘西，蹇先艾的贵州，台静农的安徽，王鲁彦的浙东……当代文学中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茶子花派”等称谓，都充分彰显了这些乡土写作的地域性特色。包括被许多人排除出“乡土文学”范围之外的“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也尽显各个地域特色的魅力。可以说，在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地域性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是乡土文学多彩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土文学最外在的典型特征。

但是，近年来，在乡土文学创作界出现了一种对地域性强烈质疑乃至否定的声音。例如，来自新疆的乡土诗人沈苇就明确拒绝文学的地域性。他结合文学史史实，指出：许多东部发达地区的作家，如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等，创作中也有一定的地域特征，但文学评价中却很少有人提及，那些被凸显出地域特色的作家几乎都是来自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因此，他认为，文学史上所谓的地域特征，其实就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在对作家地域性特征强调的背后，隐含的不是正常的平等视角，而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居高临下的审视，带着猎奇式的想象和精神上的优越感。因此，他认为文学的地域色彩已经成了落后地区作家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胎记，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穷人和第三世界的人总是地域特征明显的人，而暴发户和强势集团则希望用‘全球化’来取代自己身上尴尬的‘地域性’”，表达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同样，甘肃藏族作家严英秀也对当前乡土文学创作、特别是西部乡土文学中的地域性表现表示严肃的质疑，发出了这样的追问：“我们是表现这古老的西部大地和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变异和生长，在持守和嬗变中再创造出真正的反映母族大地的现代诉求的新的西部传统，还是永远地开掘取之不尽的‘西部’资源，让自己的文字成为类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旅游中那种满足了‘东部’人的优越感和猎奇欲的民俗表演？”

在乡土文学创作的群体里，这种质疑的声音也许还不是那么强大，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充分的意义，因为它确实反映了当前乡土文学创作在地域性表现上存在的许多问题，足以引起我们深思。

当前乡土文学并非不重视地域性，甚至恰恰相反，地域性被强化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作家（特别是西部乡土作家）在谈论创作时，都会特别强化自己的地域色彩，将自己的创作与独特的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相联系，一些作家甚至将地域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和最高目标来看待。他们的创作自然也将地域性放到非常显著的位置，浓彩重抹地进行描画。于是，在许多乡土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对地方自然和民俗风情的大力渲染和细致描摹，却缺乏最基本的故事构架，更少现实生活的切实叙述。与此同时，在乡土文学批评界，对地域性价值的强调也同样突出。作品是否呈现出了独特的地域风情，作家是否以地域特色为特征，成了评价其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准，甚至被以此来判断是否属于乡土文学和乡土作家。

然而，尽管地域性被作家和批评家们推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但实际上，当前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地域性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相反，是相当严重的缺陷。

其一，乡土地域特色的表面化、外在化。也许作家们太着意于表现地域性了，他们笔下的地域性没有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起来，或者说没有将根深深地扎在生活当中。因此，很多作品所表现的地域性停留在表面，就如同电视节目中盛行的民族地域风情片和电影中的“西部片”，沙漠、草原、边疆，等等，成为了一个个地区的简单概念与符号，或者说成为一种点缀和装饰。这些地方风景、风俗的细致乃至夸张性的描摹，脱离了生活本身的质朴和日常性，变成了孤立的展示和有意识的炫示。它们当然不可能是对生活的深度呈现，甚至说在实质上，这种地域性呈现是对真正地域个性的遮蔽和掩盖。

其二，内容和审美风格上的模式化。因为将地域性特色停留在表面上，缺乏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为后盾，因此，许多作品的故事非常简单和表面，情节很容易肤浅和雷同，地域特征的表现也相类似。特别是相同地域的作家作品，很难分清楚作家之间的差别所在。包括一些作家自身创作的多部作品之间也大同小异，存在着明显的自我重复的缺陷。从整体上看当前乡土文学，特别是西部乡土文学（由于地域原因，西部乡土文学应该构成当前乡土文学的主要部分），确实风格之间难有显著的差别，即使外在地域特征有别，但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却难见个性。在这种情况下，乡土作家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超越，也难以产生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

其三，直接局限了对乡土生活整体上的表现力。当前乡村社会正经历着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其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伦理文化在接受着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较之新文学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变化和复杂都是最显著的。但是，我们在当前乡土文学中却鲜见对这种变化的深刻揭示。它们或者是流于作家个人情感的宣泄（包括贾平凹、陈应松等较突出的作家创作中都有显著的表现），或者是对生活停滞的记叙（在许多西部作家的创作中可以普遍地看到这种迹象）。其中或许有地方风情，或许有文化记忆，但却没有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和真实再现，没有展现出乡村社会在时代裂变中的真实状貌、复杂心态和内在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乡土文学创作呈现出严重的低迷和萎缩局面。不说没有产生像沈从文、废名笔下那么个性鲜明的地域色彩文学，即使是比较起“十七年”和1980年代颇具地方气息的乡土文学，也有所不足。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许多（包括乡村现实的变化），也不排除一些乡土小说作家在创作上作了执著努力，但是，当前乡土文学在地域性表现，乃至整体上陷入困境确实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而在这种困境背后，我们还可以感受到现实文化的巨大阴影。换言之，正如沈苇和严英秀等作家所反思到的，当前乡土文学地域性表现的背后，深刻地隐含着文化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虽然乡土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文学内部事件，但实际上，在其背后，商业文化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东西部经济和文化上的较大差异，地域性因素才会具有商业市场的潜质，二者之间才会形成强烈的“看”和“被看”关系，乡土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艺术，才会被打上浓厚的商业印记，以其边远、落后、特别的丰富形象来满足城市大众的好奇心，使人们获得对于地域风情的心灵餍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电影电视中的地域风情片迅速发展，音乐舞蹈艺术中的地域特色也被特别凸显，乡土文学地域性因素也自然得到特别的重视和强化。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在当前乡土文学地域性特别兴盛的背后，还隐含着另一种地域性因素，那就是在文学批评和价值评判中，以市场和文化为主导的地域性因素。地域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概念，而是具有复杂的内涵，包括经济、文化、民族等因素，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文学评价的标准会产生直接的、甚至是主导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文化差异较显著的现实背景下，当前文学的运作和评价上，其实存在着蕴含明显地域文化差异的因素。在这当中，西部文学的主体因素是处于弱势位置甚至被完全忽略，主流的文化统率着时代的文学标准，决定着对西部文学的评价。

在乡土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确实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许多作家在时代文化影响下的无奈和尴尬，以及内心的巨大困惑和两难处境。因为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乡土文学（特别是西部乡土文学）如果不能被主流文学所赏识，就很难在文学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而能够让他们得到较好评价的预设标准，地域性几乎是唯一标准。但在更深层面上，作家们的这种地域性表现，带来的却只能是一个更大的困境（这也是一些乡土作家们拒绝地域性的深层心理动因）。或者说，以凸显地域性的方式来迎合时代文化的要求，注定只能是失败，只能是从一个困境走向另一个困境。就如同近几年著名的民歌歌唱演员阿宝的尴尬——如果老是民歌演员的形象，老是白头巾，老是“信天游”，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让人缺乏新鲜感；如果改变，穿上西装革履，又让人不习惯，也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显然，当前乡土文学地域性问题所关联着的，是乡土文学非常核心和实质的问题，对它的思考和处置，将深刻影响乡土文学的未来前景。

二、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地域性？

地域性的问题显著而尖锐地摆在乡土文学的面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性，如何看待那些曾经充分展现出文学魅力的“地域个性”和“异域风情”，以及今天一些人对它们的反感和拒绝？我以为需要进行更客观深入的思考。

一方面，应该充分肯定地域性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意义。这方面的理由不需要太多赘述。诸如地域性蕴含着审美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并且体现出文学与生活之间密切的关联性等等，虽属老生常谈，却都是最基本而实在的理由。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乡土文学生活题材的独特性，它的“地域性”特色是与生俱来的，二者是相互伴生的。对此，乡土作家们既没有必要避讳，也没有必要自卑，应该平和地看待，以不卑不亢、坦然自若的态度来自我认知。事实上，从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们完全有理由拥有文化的自信、生活的自信和创作的自信。从文化来说，尽管乡土文学所伴随的地域文化不如发达地区现代化程度高，但并非意味着现代就一切都好。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性文化已经展开了非常深刻而强烈的反思，现代性文化不一定就代表先进文化，不一定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理想方向。从文学角度、从人性角度来看，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可以更强；从生活来说，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也越来越多元化、本体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物质的富饶不一定代表生活的幸福，与城市生活相比，乡村社会与大自然更亲近，人与人关系更亲近，应该更适合人性，如果能够健康发展，乡村生活完全能够具有比城市生活更高的生活质量。所以，对于乡村生活，对于乡村的现实生活环境，不应该是以城市生活为理想对照物，而应该建立更强的主体意识，拥有更强的发展信心；从创作来说，写乡村，写西部生活，呈现所谓“落后”的地域色彩，价值丝毫无逊于写其他生活，它同样可以传达深刻的内涵，可以达到高远的文学境界。

另一方面，应该对乡土文学中地域性的位置进行更清晰的认定。地域性是乡土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它不是乡土文学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乡土文学的最首要特征，我们不应该将它当做乡土文学的核心，作家们也不应该将它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通过文学史的认识我们就知道，虽然许多人都乐于讨论乡土作家的地域性，但实际上，在文学评价中，地域性始终都不是最高的文学品格，最多只能算是二流的特征。比地域性更高的文学标准很多，比如思想的深邃、对人性的揭示、生活展现的深广度等等。甚至可以说，在文学评价中，如果一个作家以地域性为最显著特色，其实也就意味着他没有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人们谈论福克纳、沈从文、老舍等作家时，也会谈到他们的地域性，但往往只是将其作为特征之一，不是将它作为最主要的特征。

所以，我以为当前乡土文学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去否定地域性、拒绝地域性，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认识究竟什么才是文学的地域性，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学的地域个性，从而充分呈现出乡土文学地域性的魅力和意义。对此，我有这么几点思考：

（一）真正地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自然地呈现地域性。

在对乡土文学的定义中，茅盾于1936年所做的概括很有独立性：“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对此，一些人认为它太政治化，或者说仅局限于其特殊的政治时代，其实，这一概括深入地辨析了乡土文学内部的复杂多元因素，很有启示意义。乡土生活也包括有多个层面，如外在的自然风物，民俗和风土人情等。虽然不排除有人以纯美或文化的观点来看待它们，但对于乡村本身来说，它们永远都只能是乡村的外部世界，距离生活的深层脉络是遥远的。乡村的最深层世界只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他们“对于运命的挣扎”——这些“挣扎”，无疑应该成为乡土文学最主要的关注对象。只有表现和揭示了这些生活，乡土文学才实现了其最基本的使命，也切近了文学真正深层的境界。

事实上，地域性与对生活本身的表现之间并不矛盾，相反，地域性其实是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自然质朴的生活场景描画，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致还原，地域性会真实而深刻地展示出来。而且，这种融化于生活之中的地域性，祛除了刻意和人为的弊端，虽然也许不那么鲜亮，但却能更真实熨帖，也更具艺术生命力。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体现了地域审美价值的文学，也是能够具有超越价值的文学。

而且，即使是自然风景、民俗风情，也不是独立在生活之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作家们描述自然风景和民俗风情，也不应该满足于风景风物本身，它应该与乡村生活本身相深刻勾连，展现出它们背后的日常生活内涵。这就如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对此所做的分析：“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

（二）以人为中心来呈现地域性。

地域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有不同的见解。我以为真正深度体现地域性的是人，是蕴含独特文化精神的人物个体。自然环境再优美，人文习俗再有个性，如果没有真正作为生活中心的人，就不会体现出这个地方的独特文化，就不会实现真正的地域特色。因为人是生活的中心，他的梦想、困境、理想和追求，深刻地联系着滋养他精神的地域文化，他的生存一方面是现实的，与现实地域生活相紧密关联，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历史的，在他的身上蕴藏着独特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精神，是历史和文化在推动着他的思考和行动。

福克纳是中外文学史上对地域性表现最为卓越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刻地体现了美国南方的地域文化，其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家族中的昆丁、凯蒂，以及《熊》中的小男孩艾克，等等。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深刻地蕴含着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他们生存中的矛盾和困惑，以及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尖锐冲突，他们的成长和对命运的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性格和情感关系，都真实地传达出了南方精神的状貌和实质。他们由美国南方独特地域文化孕育而成，他们也是这种文化的最典型体现者。同样，在中国文学中，沈从文的《边城》中最有地域个性的是翠翠和老船夫、顺顺和傩送等人物形象。试想，如果没有翠翠《边城》会变成什么样？还会有湘西的独特地域个性，有那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吗？当代文学中另一部地域个性鲜明的作品是实的《白鹿原》。它所塑造的白嘉轩同样深刻地体现了中国西北地域的文化精神，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没有白嘉轩，《白鹿原》的地域个性就无法深度体现（顺便说一句，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塑造都远没有这一形象成功。这也多少局限了其成就）。

当前乡土文学在这方面存在着较显著的不足。我们许多作家习惯于在作品中写异域风景，写传奇性故事，却很少去关注朴实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缺乏对普通人的关注，缺乏对这些人心灵世界的细致把握，没有真正展现他们独特的自我。因此，在当前乡土文学中，我们能够看到故事，更能看到风景，却很少看到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植根于大地上的人物形象，事实上也就没有真正展示出乡土社会的地域性。

（三）在乡土语言中突出地域性。

乡土语言同样是当前乡土文学严重匮乏之处。这种匮乏的一个直接表征，就是很少能够在乡土文学中看到鲜活的乡土人物语言。与生动的乡村人物形象匮乏相一致，个性化的、带着乡村泥土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基本上从乡土文学中消失了，这当中既包括鲜活的口语，也包括地方气息浓郁的方言。作家们普遍以间接叙述来代替直接叙述，经常是一篇作品都是没有引号的间接叙述，没有生活场景的直接再现。

这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些因素在文学范围之外。比如国家在语言规范和出版制度等方面的要求，方言的使用范围在逐渐缩小，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有诸多限制，作家们有难以逾越的雷池。但是，我以为其中不可忽略文学层面，也就是作家层面的因素。作家们普遍与乡村生活相隔膜，缺乏对生活的密切关注，也就自然难以拥有真切叙述人物语言的能力，做不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和地方化。当前乡土文学这种语言缺陷，对于乡土文学多彩艺术魅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会严重影响到文学地域性的深度呈现。

因为一方面，正如德国著名学者洪堡特所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人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方言口语的差异中潜藏着不同地方的文化个性，只有把握住了这种语言的丰富性和微妙性，才能真正切实地再现生活，也才能说真正实现了文学的地域个性。在我看来，文学语言的地域性应该是考核地域性价值和水准的重要标杆；另一方面，乡土文学地域性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于鲜活的地方口语，包括独特的地方方言。就新文学历史而言，赵树理的山西乡村口语，周立波的湖南、东北地方方言，都是他们所描画乡村世界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借助于这些从人物口中说出来的地道地方语言，他们的性格气质、精神面貌才得以鲜明地再现，整个乡村世界才能氤氲着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我们在阅读过这些作品的多年以后，也许故事、细节都忘记了，但其中的某些人物台词、方言口语还能够留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记忆犹新。

三、地域个性失去后乡土文学何为？

困扰着当前乡土文学地域性问题的，除了前面所谈到的商业文化影响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情况，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生活中地域个性的逐渐消弭。就目前来说，南方发达地区的乡村已经普遍城市化，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地域特点。在可以想象的不远的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乡村向城市生活趋同，地域特点越来越少。这种现实情况，已经对当前乡土文学地域性的表现产生了直接影响，而更深刻也更长远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乡土文学如何发展？乡土文学如何处理与地域性的关系？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且认为随着乡土社会地域性的消弭，乡土文学会走向消亡。

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或者说，我认为，地域特征的消失会对乡土文学带来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是决定和关键性的。有两个理由。

1.正如前所述，地域性只是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要素，但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关键要素，它的兴衰不会在根本上决定乡土文学的前景。在不同社会文化中，乡土文学的基本内涵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就根本来说，乡土精神应该是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所谓乡土精神，具体说，包括三方面内涵：一是对乡土生活和乡土文化的热爱。这是作家主体因素，也是乡土精神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热爱，才能使作家拥有对乡村现实的关注，对乡村命运的思考，才能在其创作中让乡村的面貌自主地呈现出来。二是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与认同。这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或许它不是那么现代，但却与乡土相内在关联。这种价值观是乡土文学内在精神的核心，是其独立价值之所在。它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发散性，如对人类生态的关注，对现代文明缺陷的批判等，都是与之相关联的主题。三是对一些美善乡土文化的展示和认同。乡土文学当然不是退缩到传统生活方式中，成为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它应该更客观地看待乡土文化，认同并展示其中的美善面、积极面。比如：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质朴单纯的人性，对人情、人伦的强调，等等。一个作家如果拥有了乡土精神，就能够对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对乡村心灵及其变迁进行敏锐的捕捉，对乡村精神和乡村生活作出细致的体现，从而与乡村世界的内在灵魂相沟通。这样的文学也就能够呈现乡土文学独特的、其他文学类型难以具有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乡土文学的独特文化和形式意义就不会消亡。

2.与之相关联的是，乡土文学的地域性不只是表现为外在地域特征，同时更体现为内在地域精神。自然地貌、风土人情，当然是地域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种表层（或者说显像）的地域因素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刻的地域精神因素。这种精神因素是在独特地域环境长期熏染下形成的整体文化特征，包括语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精神秉性和人物气质等。这种内在的地域性不像外在地域性那么明显，但更内在更深沉。而且，这种地域精神同样能够赋予乡土文学独特的个性审美特征。因为乡土地域精神与外在地域个性相关联，蕴含着与乡土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不可分割的独特气质，是乡土文学地域审美特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乡土地域性不只是通过实体表现，还蕴含为精神，因此，乡土地域性的表现并不依赖于乡村生活写实叙述，而是有更丰富多样的方式。它可以是浪漫的回忆与想象，也可以是精神的遨游。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为现实型乡土文学和浪漫型乡土文学的多元形式。与外在地域特征相比，地域乡土精神与作家主体、与整个乡土精神都有密切的关联，也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使乡土文学超越外在地域性的限制。也许有一天，乡土社会外在的地域性会消失，但拥有内在地域精神，乡土文学的地域个性、价值意义和独特意蕴并不会随之消亡，而是有丰富的生命力。

以赵树理为典例。他的小说基本上没有风景描写，也不是优美笔法描述乡村，而是着力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问题的揭示。按照传统以地域性（外在地域性）为中心的说法，他的作品似乎不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事实上也有一些乡土文学研究者将赵树理排除在乡土文学阵营之外。我以为这是非常草率和不合常理的）。但是，赵树理拥有对乡村的深切感情，他的质朴本色，以及所包含的对乡村未来的真切期待，特别是对乡土独特地域精神的深刻把握，既还原了乡村生活非常本真的一面，也赋予了其作品独特的美感。赵树理的创作虽然外在地域色彩不是很强，但其地域个性是最充分的。尽管他距离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但其审美个性在今天与未来的乡土文学创作中都依然不失借鉴意义，他的创作毫无疑问属于乡土文学的重要部分。

当然，乡村社会现实的变化，肯定会对乡土文学的传统概念内涵构成冲击，更会对乡土文学作家们提出新的要求和期待。我以为，对于乡土作家们来说，最首要的是强化对乡土社会文化内涵的表现，给予其文化精神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很容易，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乡土精神不是停留在生活表面，不是简单的浪漫怀乡、田园风光，而是蕴藏着很深的价值意义。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乡土精神被严重地忽略和批判，其内涵实质已经为时间所遮掩，作家们只有在深入细致的甄别、选择和扬弃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确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乡土精神，什么才是有现代价值的乡土文化。以对乡土社会的情感表现为例。当前乡土文学中许多作家的情感表现呈现严重的简单化，要么就是乡村温情，要么就是愚昧落后，但实际上，乡村情感既与传统儒家文化相关联，存在封建落后的家长制一面，又有质朴真诚、体现更质朴人性的一面，更凝聚着中国乡村悠久的历史、民俗和生活方式。要不落于俗套，要真正体现其深邃处，作家们不只要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有真正的熟悉，还需要以深厚的乡土精神为内在依托。在充满浮躁和简单的当下社会，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作家们付出很大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