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先锋·边缘

三秦大地以其独有的深沉和繁复孕育了蔚为大观的陕西文学，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界对文学文化学和地域文化、文学的关注，陕西文学也越来越多地活跃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日益密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媒介从多个方面关注并改变着文学的生存状态，从“陕军东征”到“直谏风波”，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坛众声喧哗中逐渐显示出自身的特性和不足。陕西省作协有小说研究平台《小说评论》，对一般的阅读受众来说，路遥、实、贾平凹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乡土、人性，《白鹿原》的历史意识、史诗性，《废都》中文明的冲突、对抗等，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另外，贾平凹的《美文》也散发着浓郁的魅力。显然陕西文学在新时期取得了诸多方面的成就，但这一切似乎和诗歌没有多大关系，在小说、散文大放异彩的同时，诗歌几乎完全被忽略掉了。而实际上，新时期以来的陕西诗歌和小说、散文一起构成了陕西文学的整体成就，毛W在1981年荣获全国中青年诗人新作新诗奖，伊沙以叛逆的姿态在上世纪90年代诗坛开创了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诗风，诗人兼诗论家沈奇在全国也颇具影响力，今年《诗刊》社还举办了梦野诗集《情在高处》专题研讨会。

新时期以来陕西诗歌的艺术追求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既有三秦地域文化影响的痕迹，也有朦胧诗以来现代主义因素的渗透，同时还受到90年代以来诗歌边缘化、民间话语、消解姿态的冲击。由此看来，地域、先锋、边缘就成为解读新时期以来陕西诗歌的三个关键词，分别从不同角度概括了这一时期陕西诗歌的艺术特点，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交织和影响的。

第一，在以抒写乡土为主的陕西诗人笔下，地域文化成为他们诗歌赖以生存的土壤；同时这类诗人的创作也在不断地彰显三秦大地独特的地域风情以及这方厚土所蕴涵的坚韧生命力和古老文明。诗歌中的地域文化展示和三秦小说中的地域描写形成了一种互文性阅读，诗歌作为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在诗歌中对于乡土的抒写更多地浸染着诗人艺术生命的激情。从朦胧诗到“Pass北岛，Pass舒婷”的“第三代”诗，再到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诗，从抒情到反抒情，8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发生着迅速的超越和被超越，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表面繁华中也不免夹杂着混乱的落寞与孤独，诗歌艺术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然而，在陕西新诗界始终有一批诗人坚守着乡土家园，梦野诗集《情在高处》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诸多评论家对其诗歌的乡土情怀抒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诗人的坚守汇入了时代的脉搏，不做旧梦重温，而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打量那辉煌得有些沉重的三秦文明与文化。

第二，中国诗歌艺术不断革新的潮流必然影响到部分陕西诗人的创作，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强调，诗歌话语方式的改变，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素的吸收等都使这些诗人的诗作表现出明显的先锋性，例如杨争光、沈奇、伊沙、秦巴子等。沈奇把陕西诗坛分为“三大走向”，其中提到秉承现代主义新诗潮的诗歌观念，以民间为旨归的创作走向，他指出“正是这一走向的艰难拓展，才使得陕西当代诗歌彻底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视阀的双重挤压与困扰，以不可阻遏的探索精神，和充满现代意识与现代诗美追求的诗歌品质，融入百年新诗最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新诗潮，进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于有着悠远诗歌传统的陕西诗歌而言，如何突围三秦地域因袭的历史和文化负重本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诗歌中的先锋特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陕西诗歌长期受主流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限制的夹缝中生存的紧张状态，从而使诗歌的视野和切入角度得以开拓。

第三，地域和先锋作为尖锐对立的两个方面共存于陕西诗歌创作中，而边缘成为它们共同的特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地域和先锋达成一种默契。诗歌边缘化是90年代前后整个中国诗坛面临的问题，陕西更是如此。诗人头顶不再有昔日耀目的光环和桂冠，因此诗人在面对社会时，不免会有日落山头般的凄凉。但诸般冷遇也给诗人提供了自由书写的空间，相对小说而言诗歌更具犀利性。在陕西诗歌中集中体现为地域和先锋两个方面的特点，在边缘化的状态中诗人或者孜孜不倦地行走在广阔乡土间，或者以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表达主体内在的情绪。需要指出的是二者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民间的热衷，因为边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有着民间立场。

选取地域、先锋、边缘三个关键词，作为研究新时期陕西诗歌创作的切入点，概括了这一时期陕西诗歌创作中存在的两种较为重要的现象，以及陕西诗歌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边缘化状态。我们看到，在陕西有多元化的诗人队伍和独具特色又极其丰富的诗歌作品，他们期待着被发现、被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