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护范文

文化保护范文第1篇

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2003年联合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P251)根据这一分类，回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回族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回族口头传统分为散文类、韵文类、说唱类三种形式。回族散文类作品包括传说、民间故事等;回族韵文类作品包括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谚语、民间谜语、民间歇后语等;回族说唱类艺术有宴席曲、表针线、数花、对花等。以传说为例，回族传说按内容可划分为人物传说、历史传说、地方传说、物产传说、风俗传说等。历史传说有《回回的来历》《回汉自古是亲戚》《灵州回回的传说》《宛尕斯的传说》等;人物传说有《赛典赤的传说》《郑和的传说》《海瑞的故事》《杜文秀的传说》等;地方传说有《博格达的传说》《六盘山为啥药材多》《黄河的传说》等;物产传说有《发菜姑娘》《油香》等;风俗传说有《阿舒拉饭》《古尔邦节的传说》《汤瓶的由来》等。

第二，回族表演艺术。包括回族民间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武术、体育竞技等。以回族武术为例，回族武术的主要项目有散打、长兵、短兵、拳术。其中十路查拳、十趟弹腿、心意六合拳、回回十八肘、汤瓶七式拳，均为回族独有的拳种，有所谓“回回拳”之称。

第三，回族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包括回族人生仪礼、回族传统节日民俗。例如，人生仪礼中的回族出生礼、命名礼、婚礼、丧葬等;回族传统节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阿舒拉节等。

第四，回族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如回族传统医药等。回族医药不但形成了独特的回族医药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至今尚存在的独特的民间疗法。而民间疗法又可分外治法和内治法。就外治法而言，又有刺法、拔法、挑法、吹法、捏法、熏法、敷法、割法等多种方法。

第五，回族传统手工艺。包括回族民间美术、民间雕刻、食品制作技艺、传统皮革制作技艺、回族服饰等。例如，回族民间美术有回族刺绣、剪纸、阿文书法、回族室内装饰“经字画”等;回族民间雕刻有石雕、木雕、皮雕等;回族食品制作技艺如回族油香、馓子、粉汤、羊杂碎以及各地的清真饮食制作技艺。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结果，不同地域的回族由于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表现出不同的民俗文化特征。回族非物质文化不仅显示出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更彰显着伊斯兰文化精神。回族非物质文化体现了回族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独特文化气质、历史记忆，表达了回族人的生存智慧、民族精神和历史积淀。郝先生指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于全国各地，各地储藏着优秀的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认为“就‘口头传统’而言:关于海瑞、白彦虎、杜文秀、郑和、左宝贵、常遇春及至马本斋等有关传说、故事，关于《回回原来》及其宛葛思、宗教学者、经师相关‘老人家’、‘先贤’们‘显迹’的传奇、轶闻等等，《歌唱英雄白彦虎》《马五哥和尕豆妹》之类的民间叙事诗，属口头传统的赞圣词、经堂歌、劝善歌、教门歌、哭丧歌等特殊表现形式，都是非常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中国各地(沧州、天津、山东……)的回族武术传统及其大师、大侠(如大刀王五)等传闻、传奇，也是值得挖掘的文化遗产。拿手工技艺来说:回族民居设计营造技艺;回族寺院建筑、装饰、设计艺术;小吃、甜点油炸技艺、小儿锦回坊经堂语言拼写技艺;回族中国体(榜书体)阿拉伯文书法、‘经字画’表现形式与技艺;回族牛羊皮制革传统技艺等;回族传统医药中的膏药、眼药等回药秘制技艺以及回族的商业习俗，等等;都是有待深入挖掘的文化遗产项目”。

回族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以不足

既然回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丰富，但为何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却明显不足呢?窃以为，造成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足的原因，既有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自身的客观原因造成，也有我们在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诸多问题认识不清造成的。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需要我们重视。

(一)从客观上来说，回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全国各地，这种空间分布形式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回族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和超强的适应能力，但也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带来了不便，无法形成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申报上的统一行为。全国共有回族自治地方14个，其中1个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回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昌吉回族自治州;11个回族自治县，其中青海省4个，河北省2个，云南省2个，贵州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有1个。除上述自治地方以外，还有回族乡140个，西北地区有37个，西南地区有28个，华北地区有27个，华东地区有12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南地区有31个［2］(P112－113)。在如此广布的格局中，却没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申报的专门机构。

(二)从主观上来说，回族是通用汉语的民族，汉语的使用对推动回回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回族在使用汉语时会夹杂少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堂语等词语，但这些词语主要在回族成员内部交流时才使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词语也逐渐在消亡。在与汉民族交流时，回族只使用汉语。除去宗教文化，回族与汉族在世俗文化交流上非常密切，这造成了回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边界模糊，分不清哪是回族文化，哪是汉族文化。西北回族独特的外在文化符号，如服饰中男性的白帽，女性的盖头、头纱等在全国回族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介绍各地回族的民俗志、民族志的书籍也相对较少。因此，如何认定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界尚缺乏科学的表述，这为挖掘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困难。

(三)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申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名录项目我们可以看出，在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中注重对具有物化可视形态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而忽视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非物质形态的内容。”［3］(P9)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上的模糊，背离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忽视了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表现形式的挖掘，如回族民间文学类别的缺失。其次，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上的保守心理。从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上，看不出回族民众的精神内核———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重大的艺术成就都与宗教有关，我国一些民族与自身宗教相关的非遗项目也已进入了部级非遗名录，如塔尔寺酥油花、藏族唐卡等。而回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上有意地回避伊斯兰教影响的部分，正如学者刘锡诚所指出的“我们的保护实践与联合国的理念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譬如，我们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演艺术形式部分，而对像第三项(如属于民俗的礼仪和节庆活动)、第四项(如图腾信仰、民间信仰)以及文化空间(如庙会祭典中俗神崇拜)等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则更多地持否定性态度，这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理念不符，而且仍然在坚持一种非唯物史观的文化观”［4］。

文化自觉: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回族文化的根基和血脉，我们不能任其在经济浪潮中消失，因而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建立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存档，这是我们保护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立不仅可以运用现代科技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分类储存和快速方便的各类信息查询，而且方便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建立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前提是要摸清家底，完成各地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目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已经结束，故此必须有一个专门从事回族研究的学术机构，在各地政府的协助和各地文化部门的配合下，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

其次，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必须加大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民俗学、人类学为主结合其他多学科知识进行整体研究或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目前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层理论性的探讨还很薄弱，而且研究视域较窄。在保护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及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如何实现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在实处，这些方面还未有学者触及。

文化保护范文第2篇

当下民间艺术文化保护措施之不足，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政府推行的各种民间文化活动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但仅仅是一种普及性传播，甚至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内涵。其二，学者的学术研究虽然内容深刻，但传播范围有效，仅仅限于学术圈内。要避免这些不足，势必要明确民间艺术挖掘、保护、开发的关键点，即民众。民间艺术的鲜活性就体现为民众性，也就是说民间艺术存活的土壤是人民大众。无论是政府推行下的保护，还是学者深入的研究行保护，其保护的对象是民间流传的活文化，一旦脱离了民众，民间艺术便基本无法达到保护的目的。因此，政府、专家学者、普通民众是民间艺术文化保护中的三大主体。在关注政府行为、专家学者行为的同时，应当适当转换视角，从多角度探讨民间艺术的保护措施，形成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方式，立体式思考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把民间艺术文化保护与行政、经济、教育等环节联系在一起，形成正确的保护观。本文从民间艺术文化资源挖掘体系、原生态保护体系、政府机构保护体系、学科教育保护体系、民间艺术文化资源开发体系等角度，构建民间艺术文化多层次保护体系，以期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保护的良性发展。 一、民间艺术文化资源挖掘体系 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的首要问题在于发现与挖掘。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的保护不能只关注如何保护的问题，而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挖掘的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阐述。其一，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的一个特点就是来源于民间又隐藏于民间。我们只有深入挖掘才能发现经典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才能针对性地实施保护措施。简言之，发现才能保护，挖掘就是保护。相对于我国丰富的艺术文化资源，我们了解认识的只是一部分而已，民间依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能不能发现挖掘这些隐藏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才是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的首要任务。因此，保护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保护已被发现认可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而是如何挖掘发现不被人知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其二，民间艺术是一种民间流传的活态文化，活态文化不仅仅指向具体的艺术作品，还指向艺术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艺术作品内涵的“文化空间”［1］。具有这种“文化空间”的属性，就可以被界定为典型的非物质文化。可见，我们的非物质文化保护，不能仅仅着眼于作品的保护，作品只是非物质文化的一种物态化呈现，艺术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及艺术作品所处的“文化空间”的挖掘保护才是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的根本所在。我国现有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的挖掘，基本体现为政府的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功利性表象挖掘，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发展经济，属于典型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们认为，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的挖掘，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效益，而要挖掘民间艺术的文化根源。在当下全民大搞经济建设的氛围中，我们缺失的恰恰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核，失去文化的内核支撑，经济繁荣只会是昙花一现。 二、原生态保护体系 民间艺术文化是和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脱离了民间氛围的艺术也就无法称为民间艺术了。因此，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民间艺术能够在民间氛围中沿承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明确提出原生态保护，即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的保护不能人为地使民间艺术脱离民间，而是要强调保护民间艺术文化资源赖以生存的民间环境，强调如何在民间原生态环境中有效地保护民间艺术文化资源。首先，原生态保护应该扭转民众对民间艺术文化资源的认识观念。民众是民间艺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民众对民间艺术的认识观念直接决定了民间艺术文化的生存状态。在当下经济建设备受关注的环境中，民众往往忽视了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更多关注的是民间艺术的经济价值。如此，民间艺术文化的生存环境就不再是自然的民间原生态环境，民间艺术只是民众挣钱的工具而已，民间艺术文化的内涵就会逐渐地消失。其次，原生态保护应该避免政府对民间艺术文化保护的误导。就目前政府的保护措施而言，基本处于“重有形文化而忽视无形文化，重视物质文化保护忽略非物质文化保护，重视文象保护忽视文脉保护”［2］的状态，这些都会诱导民众形成一种只关注艺术作品本身而忽视作品内涵的误读，最终破坏民间艺术文化的原生态环境，无法让人们从原生态的视角理解民间艺术文化。简言之，原生态保护就是强调还原民间艺术文化的生存环境，避免人为破坏民间艺术文化的原生态生存环境。 三、政府机构保护体系 政府在民间艺术文化保护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所谓政府的作用绝不是简单地举办各种民间艺术的展览或交流会，而应该把握民间艺术发展的真正根源，营造适合民间艺术生存发展的原生态环境。也就是说，政府在民间艺术文化保护中的角色应该是宏观保护，即导向性营造适合民间艺术文化生存的宏观环境。在此，我们提出应该加强政府主导的去经济化政府机构保护体系。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实施多通过保护机构来进行，保护措施基本体现为以政策为主的行政手段的调控。因此在政府机构保护体系中，我们必须强调两点，即保护机构和行政政策。首先，合理加大保护机构在民间艺术文化保护中的作用。专门的保护机构是政府保护措施实施的关键。比如各级别博物馆，包括国字号博物馆、各地地方性博物馆以及个人自发筹建的主题性博物馆，这些场馆建立目的就是收集保护传承人类经典文化遗产。但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这些馆藏的人类经典文化遗产发挥最大的价值？博物馆的存在不能仅仅是把文化遗产保护在室内，更重要的是传播。就目前阶段而言，合理强化保护机构在民间艺术文化保护中的作用就是强调保护机构在传播经典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其次，提倡去经济化的政府行政手段调控政策。政府是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重要主体之一，作用不容忽视。政府政策的调控指导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兴起的关键因素。但是考察各地政府的调控政策的出台，多有“文化服务经济”的嫌疑。比如以行政政策手段推动“文化遗产日”、“文化艺术节”等活动，确实使经典文化遗产被大众所接受，对普及文化艺术遗产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导致文化遗产日成为旅游的高峰日，文化艺术节成为各种投机商人的聚会。因此，我们呼吁，政府的行政手段只能从宏观上调控保护，并且应该是去掉经济因素的非功利性保护。#p#分页标题#e# 四、学科教育保护体系 人类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教育传承。民间艺术文化在当下的被忽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缺位的问题。而历代流传的民间艺术文化在当下的“被保护”状态，本身就是对当下教育的讽刺。鉴于此，我们强烈呼吁，教育传承是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应该树立学科意识，强化学科教育保护体系，把民间艺术文化真正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加以研究、学习、传承。而要把民间艺术文化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比如，人才培养制度、课程培养方案、师资构建、教材内容体系建设等等。因此，我们提出学科教育保护体系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其一，完善民间艺术研究人才培养制度。应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大力展开各种民间艺术方向研究人才的培养，为民间艺术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后备力量。其二，灵活设置培养方案及教材内容。民间艺术文化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域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差别巨大。高等院校在设置培养方案及开展民间艺术教学时，不应当追求大而全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内容，而应该围绕本地民间艺术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设置。其三，合理利用各种人才，提高师资构建。就目前而言，民间艺术方向的专业研究人才相对较少，很多院校无法达到高水平师资要求。因此，在师资构建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灵活利用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师资水平。比如定期聘请民间艺人讲学等等。其四，大力构建校园民间艺术文化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必须是主动传承，主动传承的是动力源是兴趣。只有激发广大学生的兴趣，才能促使大家主动接受民间艺术。总之，教育是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我们有必要系统思考教育在民间艺术文化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五、民间艺术文化资源开发体系 民间艺术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宝库，也是人类的精神宝库，同时也是我们的经济资源。经典的民间艺术文化完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当我们把任何民间艺术文化都等同于巨大的经济效益时，最终的结果必定是经济、文化双方面的损失和缺失。我们不反对民间艺术文化经济价值的合理开发，但我们必须强调民间艺术的开发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总是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的思维中。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新的思维方式，如何合理开发，逐步完善民间艺术文化资源开发体系？我们提出“坚持合理开发，完善资源开发体系”的观念。坚持合理开发，就是强调理性开发，在不破坏民间艺术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度开发。完善资源开发体系，就是关注系统开发，避免一切以经济为重的盲目混乱开发。 总之，民间艺术无所谓好坏高低，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没有官方体制的束缚，没有文人体系的清高，它是一种大众的抒情，是真情的流露，真情的艺术就是优秀的艺术。我们提倡民间艺术文化多层次保护体系。民间艺术文化多层次保护体系基本包括五方面内容。其一，建立健全民间艺术文化资源挖掘体系。其二，加强政府主导的去经济化政府机构保护体系。其三，树立学科意识，强化学科教育保护体系。其四，维护原生环境，促进原生态保护体系。其五，坚持合理开发，完善资源开发体系。民间艺术文化多层次保护体系中的五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忽视其他方面都是不可取的。民间艺术文化多层次保护体系可以有效促进民间俗文化的自律性保护与政府保护措施、学者研究等精英文化保护相互配合，展开精英文化与俗文化的融合，真正形成多层次保护体系，共同促进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保护范文第3篇

新时期城市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使老城区又常常逐渐成为城市发展脉络上的死穴，但同时是城市传统文化特征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因此，要让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风貌区继续保持自身的活力，就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多样性，在城市更新中重视文化因素的延续。

1文化与城市的文化

1. 1文化的类型

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理位置、山特定的人群创造出来的，这二个“特定的”要素则决定了文化资源的不可复制性。一般说来，文化可以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在这里，我们将其总结为，一种是物质形态的文化，例如村落、庙堂、建筑、饮食、传统加上、礼仪活动以及与文化相关的历史文献等另一种是念识形态的文化，例如I日_代相传的家庭生活、神话、传说、民俗、信仰、价值观等等。

城市的文化，当然也遵循这种从本的文化类别。在物质形态的城市文化中，更多地表现为城市的一种物化环境，一种具有强烈的地力特征的整体空间形态、总体布局、建筑形态等;而在念识形态的文化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城市的一种“环境氛围”，即牵系于这种物化文化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具体的可以表现为居民世代生存的社会网络、价值取向、社会风格和历史传统等等。

1. 2文化复杂性和城市多样性

城市作为一种聚落形式，集聚着大量的人口。城市中个人的兴趣、能力、需求等千差万别，并且在城市生活日的驱使下，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适应，形成了复杂的城市功能以及多样化的城市空间。这种城市环境的复杂性显小了文化的复杂性，文化的复杂性则是“城市多样性”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简•雅柯布提出“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diversity is nature to big cities)",唤起了对复杂多样的城市生活的热爱。“城市多样性”的思想在城市更新中日益受到重视。

“多样性”作为一种系统观，认为，具有多样性的系统是稳定的，而趋于单一的系统则是失衡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弱。因此，城市的稳定成长必须高度重视对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与塑造。

1. 3文化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风貌区

历史文化名城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念义的城市，其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历史风貌区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古镇、村落等。历史风貌区作为城市内部特殊而又鲜明的地域单元，在文化上对城市也有着独特的阐释与理解的视角，是城市延续了儿千年下来的历史解说和文化积淀，同时，也往往是城市的老城区所在。新时期城市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使老城区又常常逐渐成为城市发展脉络上的死穴，但同时是城市传统文化特征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因此，要让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风貌区继续保持自身的活力，就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多样性，在城市更新中重视文化因素的延续。

2现行的旧城改造方式对文化造成的危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成片的老城区被更新，整个中国俨然是个大工地，到处塔架林立、机声隆隆。城市的面貌可称得上日新月异，旧貌换新颜，并且这种势头还在不断升温。这种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更新和建设往往给城市尤其是城市的文化体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正像《北京》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是一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人类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建设性破坏”始料未及，屡见不鲜。“现在的历史名城保护工作已经到了唱国歌的时候。”

2. 1大规模改造在历史保护区的局限

我国城市历史文化悠久，“历史文化名城”与“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我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京为例，1992年初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将北京的历史文化特性视为该城市的四大基本特征之一，同时还在62平方公里的内城区范围内划定了25片历史保护区，并做出了相应的高度控制规划。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多数老城区的中心地位仍在加强，并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焦点。城市越大，这个问题越突出。城市在财政和资金上的短缺造成城市改造受控于房地产市场的局面，而房地产市场在利益的驱动下，绝大部分集中在容积率高、区位优势明显的地段，同时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使得房地产开发多瞄准商业性强、回报率高的潜在市场，这就使城市改造出现了以大规模商业性开发为主的局面。

与大规模改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历史保护地段和保护区及其相关的敏感地段和过渡地带，规划高度的限制大大降低了容积率，从而使得房地产开发商对之少有问津。即使偶有开发企图，开发方案也常常以商业开发补住宅改造为借口将商业开发用地容积率尽可能提高，但目前从城市管理方面又无有效的法规、政策和机制保证商业开发与住宅开发的相互弥补(这在发达国家成为Cross Subsidy，即交叉补贴政策)。因此，常常出现商业开发完、住宅撇下不再干的现象。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资金断缺，大规模改造更是“挑肥拣瘦”，使历史保护地段、保护区及其相关的敏感地段和过渡地带的整治与改造的形势更为严峻。

2. 2 改造缺乏对文化的考虑

只要社会不断进步，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就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过渡的方式，太过激烈直接会造成文化断档，产生文化危机，出现都市“思乡病”，这些现象在目前各地的旧城改造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丁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原有社区的传统框架被破坏，使居民心理上不能适应，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旧感”，将过去的居住环境加以理想化，并以此作为情感的依靠和寄托。如果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将很不利于保持社会的安定。

① 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

在城市更新与保护中最忌急功近利，因为急功近利的后果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可以丢掉城市的历史，可以牺牲城市的长远利益，会给城市及其特有的文化写照造成永久的遗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官员通过城市更新追求政绩，开发商追求利润，建筑师曲意迎合，公众参与意识差，形成了一个不利于城市有机更新和保护、传承文化的环境。

② 缺乏对文化要素的考虑

正是这种低水平、简单而又粗野的城市更新方式，使得城市和地区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及其多样性被肆意蚕食、破坏和割裂。文化要素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被摆在了一个几乎可以完全忽略的角落，历史建筑被侵占、拆毁；传统街巷被以翻了几番的尺度进行拓建；传统风貌和 环境特征被一些低级和赶时髦的东西所充斥并取代；原有的居民被随意遣散，社会网络被粗鲁地 解体……直接导致了城市更新中文化的严重破坏和丧失。

2. 3狭隘的文化保护观和方法误区

随着大量历史风貌区的彻底消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抨击这种疾风暴雨式的传统城市更新方式。虽然近年来在针对各种历史性街区的城市更新进程中，都在强化文化保护的观念，但这样的尝试也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破坏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其关键就在于指导当前城 市更新的多为一些狭隘的文化保护观，或者是陷入了保护方法上的误区：对建筑的保护胜于对环境的创造，对历史的复原胜于对过程的延续，对视觉的仿古胜于对邻里的留恋……总之，对当地文化及其变迁缺乏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只重视空间和形体规划，留于形式上的保护，在城市更新中忽略了社会风格的重新构筑，不注重历史街区功能的合理配置，从而难以得到居民的认同。大部分的历史街区在这种狭隘的文化保护观念指导下逐步变成哗众取宠的商业街等，导致人情味的丧失，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形成了断裂带。

3 保护居住文化在旧城改造中的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起，北京市政府开始实施对旧城中危旧房改造的规划，这是古城现代化的重大举措。90年代，这种改造在各城区全面展开，其覆盖面之广、进度之快，是自13世纪旧城格局形成以来未曾有过的。往往数日之内一条或一片胡同即被夷为平地，一年或两二年后，现代化的楼群便代之而起，诸多古老的街区就此消失、改观，人们在唱叹失去历史陈迹的同时只能这样:除旧布新，这是每一个走向现代化的都市都须付出的代价。危旧房改造过程中，一部分居民暂时借居它处，等待在原地重建新居;有的则迁至近郊区新落成的居民小区内。离开残旧、拥挤的平房，迁人设施完善的楼房，本是胡同里众多居民企盼己久的事。然而，一旦梦想成真，反而难以割舍对老屋和胡同的依恋。从古旧的砖瓦房迁人凌空而立的住宅楼，欣喜之余，却又不免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失去了举步就能走到院中侍花弄草的乐趣，又不能与亲如家人的邻居声声相闻，总之，有了舒适与宽敞，却失去了亲切与自如

就目前而言，旧城区比郊区新建社区具有更强的认知传承能力，这是由其高质量的文化所决定的。在郊区，由于市场力量的作用，人们被分离到年龄和收入都十分相似的同类社区中，那里住房的种类与标准都大同小异，住房与下作的地点往往也相距甚远.再加上社区中环境建设的滞后，组织管理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淡漠等等，使得这类社区中的邻里生活苍白无力，缺乏人情味，被称为“文化的荒漠”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对照，在旧城区，各种各样的人比邻而居，住宅与商店、办公楼、医院、饭店和剧院混杂在一起，住在这里的人会从他们的环境中产生更广泛的兴趣。与郊区人相比，他们对其生活的社会也更了解，并更能理解和容忍这个社会，文化的流传更为直接和有效。城市更新过程中所要保护的，就是旧城区这种优越的文化环境。

4 不要让城市失去记忆

城市记忆是文化的积淀，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优势与劣势。城市记忆是传承城市文化的接力棒，城市忆记十分丰富，它比口头文学更可靠，许多考古文献是从历史遗存的建筑上开发出来的，对建筑的这种文化价值应该加以重视。城市记忆还能够加强城市主人的归属感。人们有了主人翁的归属感之后，会更加热爱家乡。

多少年来，不少城市的建设都是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推平了原有的建筑，从零开始，从新建开始，而且，在拆建的过程中即使有文物、有古迹、有值得纪念的东西，拆建者也往往在所不惜。采取这样的建设方式，我们已经花了许多冤枉钱，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是，很多城市目前仍然在重复这种错误的做法。

我认为，这种大拆大建的本身，就是对北京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的大破坏，是对北京城市记忆的大破坏。换句话说，这些被破坏的城市就像是老年痴呆患者，正在丧失记忆。

文化保护范文第4篇

关键词:形态文化;古建筑;旧城;改造;保护

Abstract: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and protection in old city reform? It is considered that ancient buildings in a city shall be investigated comprehensively so that we can be familiar with the overall cond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process, we must realize “retaining the essence and removing the dross” in real sense. However, for the cities without the financial strength to restore and protect the ancient buildings comprehensively, they sha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tect them and wait for the right time. Moreover, both ancient building protection and old city reform shall be included in c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tangible culture;ancient buildings, old city;reform,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8-30(2)

作者简介:陈之泉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高级工程师

“古人不知今人事,今人须知古世情”。人类要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总结过去、指导未来。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只有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的子孙后代,才会更聪明、更有才智,也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研究历史、了解历史,就要更好地保护历史。当前,在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城市古建筑的“生存”问题,是应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古代建筑是古人智慧、才能、技术的结晶,它不仅可以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规划、艺术水平和建筑技术状况,而且还能映射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关人文情况。保护古建筑,就是保护古代文化;尊重历史文明,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作为当代人,把中华民族古时的形态文化(指有三维尺度的古代建筑物)保护起来,并使其完整地延伸到未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这既是历史及其文化延续的需要,也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古建筑是历史文明的见证。我国的古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明。这种文明用文字是难以描述她完整生动的形态的。只有使原有古建筑及其环境本身无破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才能更确切的体现古建筑的文化艺术价值,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建筑辉煌。如广州市的中山纪念堂、陈家寺等古建筑,倘若在地面上已经消失,用任何现代化的手段,也难以展示她那造型英姿多彩、文化内涵丰富、体形高大辉煌的三维空间形象。

“保护古代文明”是一种可敬的行为。对古代文明缺少保护意识,实际上是“现代无知”,在他未来不知不觉的行为中,也许就存在着毁坏历史文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时时威胁着古建筑生存的权力。城市的文明程度与市民的文明水平,尤其是与相关执法人员的文明水平成正比关系。过去,在中国的大地上,大量的无知行为,毁掉了无数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历史辉煌,实在是令人痛心。这已成为历史的遗憾,是无法用“检讨”、“悔过”来挽回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要面对未来,要在21世纪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中保护历史、维护文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塑造新时代城市空间的形体文明。

旧城改造是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领域。在旧城区范围内的所有建设活动都要十分慎重,不应有任何过失行为。旧城改造,不是旧城面貌“现代化”,而是要在维护其原有城貌格局和交通格局的情况下,对所有应该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文化、政治意义的建筑物加以修缮,使用仿古建材修饰,使其面貌焕发青春,让历史上的旧城,特别是其中的古代建筑,以崭新的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让中华民族的文脉延伸到她应该延伸的未来,让辉煌的历史文化陶冶我们的子孙后代。前几年,广州市的上、下九路和东山口等地的旧有建筑物都被修缮一新,回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提高了街道景观水平,既保护了旧有建筑,又改善了城市面貌,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这应给予充分肯定。

具有历史形态文化特色的旧城区,除少部分的确破旧、没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物外,其余的原则上都应给予保护。原因是:如果拆除一部分古建筑,建造现代楼群,按市场运作,必然增大原土地范围内的建筑容积率。容积率的增加,就意味着交通流量的增加,交通流量的增加,又意味着旧有道路的不适应。如果再扩建道路,则带来一系列问题,极有可能要拆掉更多的旧有建筑。这样搞的结果,势必是对旧城区历史风貌的极大破坏。古建筑群,从外貌上体现了某个时代的文化内涵、建筑特色、历史风貌。如江苏昆山的周庄、山西省的平遥城等,基本上都是全方位地保护起来的。如果在其中间插建一部分现代建筑,从整体上看,其形态不伦不类,必将破坏固有的文化底蕴。

那么,根据当前我国城市快速发展,经济尚欠富裕发达的特点,怎样正确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矛盾?我觉得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对全市范围内的古建筑进行全面、详细的实地考察。首先要针对其建设年代、历史变革、占地规模、建筑特色、破旧情况等划分等级,登记在册;其次,根据其重要程度和本市的经济状况,确定取舍。这里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分片、完整地保护其古建筑的整体风貌。因为只有整体风貌的保持,才可以确切地反映历史形体文化的真相。

二是在成片保留的古建筑群中,对于十分破旧、没有保留价值的部分可以拆除,腾出来的地面空间一般不再建设新的建筑,应进行绿化,完善公用基础设施,以突出其受保护建筑物的形象。

三是通过“综合开发”的形式,由开发商统筹其修缮和建设资金,然后进行开发性保护。实施这一方案,应首先邀请古建专家对其古建筑进行鉴定,真正做到“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拆除后要重新再建的部分,要委托古建专家进行规划和设计,使其新建建筑基本上与原有建筑在体量、造型、风貌、色调上协调起来。在施工阶段,要通过邀请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有古建筑施工经验的施工队进行施工,绝不可马虎了事,以免把新的建筑物搞得不伦不类,破坏了仿古建筑的历史感和完美性。

四是目前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对应保护的古建筑群(或单体古建筑物)进行全面修缮的,应尽快颁布有关行政规章(待条件成熟时颁发有关保护政策),将其先保护起来,待经济条件改善后再进行修缮和改造。但对其主体结构明显有问题的,还是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进行加固,以防坍塌。

五是要把古建筑修缮和旧城改造一同纳入城市规划管理轨道。城市总体规划中一定要有此内容。城市古建筑的管、修、拆、建等工作,都要通过规划管理部门按其规定进行,不得少数人说了算。对于少数人非科学性决策造成的损失,应追究其责任。

文化保护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早在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就对“西化”风潮中我国古旧历史建筑的颓萎凋零忧心忡忡。他曾叹道，研究和保护历史建筑，是一种“逆时代的工作”。［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现代建筑再利用风潮，这是因为战后许多都市的重建工作更加迫不及待，当时在现代主义笼罩下，许多开发商与建筑师采取破坏、重建为首选，以求得快速发展追求城市效果。而不愿意改善那些有着良好的状态、有着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更好适应新时期要求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古旧建筑在隆隆声中被夷为平地。

国内对古旧建筑的态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为了破四旧，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平为正负零点零。

80年代古旧建筑常常被视为是某些基地利益开发的阻碍，毁掉了一批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90年代一些城市对于古旧建筑以与整体环境不符、年老多病等为理由毁坏了一些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地方的建筑遗产处境陷恶，要么在改造后面目全非，要么在保护地段中苟延残喘，而市场则在历史地段巨大的地产潜值驱动下对之“虎视眈眈”。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比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法国的历史和文物不能说是非常悠久非常众多的，但现在的法国和法国人，却总是以文化大国的姿态出现，并以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自豪。这种自豪，来源于他们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之深入人心。在现代法国，“遗产”一词使用得是如此广泛，人们听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涉及财产，而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百科全书…那巍峨而辉煌的宫殿，斑驳而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闪着金光的古典家具，以及价值连城的名画，所有这些，都为法兰西增光添彩。事实上，法国以其卓越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已经成为骄人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为何做的如此之好呢？让我们来看以下。

1887年法国制定出了世界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1913年12月31日，现代世界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保护历史古迹法》在法国诞生。

法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全面而细致，例如，在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建筑内，哪怕在墙上钉一个钉子，也要经过许可；在一间被特别保护的17世纪的建筑物内部，家具摆设的位置都不能随便变动。任何破坏规定的做法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特别是由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公众都自觉自愿的做文物保护的“监督人”一个破坏文物、不尊重古人的家伙，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会被视同强盗、窃贼。利用名胜古迹举办文化和大型欢庆活动是近年国际上的潮流，但这些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说，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大厅内活动，“除了这里的空气，我们什么也不能碰；除了声音，我们什么也不能留下！”

1964年，法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点，经国家登记的历史建筑即达4万处，而这个数字现在还在增加。这些情况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担心民族特性的丧失，渴望寻求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加倍的珍视。［2］

但是，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容乐观。那种部分青红皂白，借口发展任意破坏遗产的行为，在今天并没有绝迹。目前，报纸上报道，长城被国外的青年随意践踏。长城是我国统一的象征，是伟大的文化遗产，而国人竟然为了利益，不顾国家形象以每人60元的价格“出售”给外国人狂欢。相对而言，法国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就在200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云南省建水古城几十座珍贵的百年以上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包括建水人耳熟能详的五官府、进士府及翰林第，被拆的片瓦无存了。按照拆除计划，606米长的建新街临街一百多座传统民居也都被夷为平地。

然而，据建水县副县长李国才说，拆除这些遗产的理由只是要“把这条街建成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步行商业街”――要把它成一条清式仿古街。记者问道：“一边是真实的历史遗迹，一边是钢筋混水泥的假古董，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应该十分清楚。

这种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一本艺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旧火车站客运楼毁坏的文章，叙述了在本世纪初由德国人设计修建的一坐标志性建筑，无论是年代，还是建筑艺术价值，从多角度来说都应该无条件的保留着，只可惜最终结局还是被大方的拆掉了，原因是在那个时期对旧建筑的历史性及艺术价值建议，只有少数人发出了无力的呼声。事情非常清楚，城乡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在随着建筑遗产的无存而濒临消失。而刻意保护所导致的各种利益矛盾，引发了一个又一个激烈的社会冲突。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有诸多内外因素，在改造修缮中“寻根”是设计师的追求，对一座古旧建筑改建的成功将会迎来不同寻常的称誉。为此，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这一方面北京元大都城遗址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抢修、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战士给人的是昔日文化、文明。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保留旧有遗迹，实行重点整修，解决新功能对古遗址的要求。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在“整旧如旧”这一术语中，存在隐藏的含义，是说在修缮古建筑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有充分依据的时候，仍应尽可能的恢复到它建造之初的那个样子。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修缮。这座建筑原为基督教教堂，在改为伊斯兰清真寺以后，原来6世纪绘制的早期基督教壁画被覆盖在伊斯兰式的装饰之下了。现代文物修复者小心的剥除了表面的后世装饰，将早期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绘饰重新显露出来。

只有那些拥有充足的考古依据，如长时间的调研、测绘、解读、论辩和方案探讨等，充分了解其原始状况，因种种原因已遭破坏的对象，在十分必要的时候，经过缜密详细的复原研究和论证，将之恢复到原有的样子，“再现”它的历史与艺术信息，才是能够接受的，甚至是有意义的。

毋庸质疑的是，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将是21世纪建筑学的重要议程。从时下的全国范围看，城乡改造更新已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但盲目的“大拆大建”和“拆真造假”正甚嚣尘上，而对木结构为主体的我国大量性建筑遗产究竟如何进行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在保护原则与实际操作之间仍存在着一定弹性空间，而我们要如何具有针对性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需要提出一个较为妥当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第一期。

文化保护范文第6篇

一、女书的现状

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近年来，永州市和江永县积极实施了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等等。但是女书依然在慢慢失传，女书的使用逐渐仅存于一些农村的老年妇女，大量的文献资料不复存在，直至2004年9月20日女书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阳焕宜谢世。

随着电视、电影各类传播媒体的出现，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很多包括女书在内的堪称我国民族瑰宝的传统本土文化因为没有传承人而在慢慢失传。我们曾看到的女书传人最后的自然的创作作品是在80年代的后期的，到90年代以后，随着我们的城市化过程，各类电子传播手段迅速覆盖，许多年轻的务农人员进城打工，作为需要以本地方言为载体的女书已不能满足他们的交流需要，女书慢慢失去了接班人。

二、活态保护技术手法设想

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光改变着传统的认知结构和知识体系，甚至变革着传统文学艺术创作及流传。现在许多民间文学艺术的生产和传播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通过舞台、影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方式进行生产和传播的民间文艺新形态。那么我们能不能同样利用这些新生技术来保护女书文化，并促进其更好的流传呢，答案是肯定的。

女书文化有其独特的地域性，它以本地方言为载体，女书作品的产生与女书流传地的女性风俗密切相关，这也就决定了保护女书应该从保护它的文化背景开始。文化背景包含了人群生活的各方面。语言、文字、行为都可以构成特定的文化特色，如果要将其完整的记录下来必须涉及音、像两个基础内容。而现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已达到消除了空间距离、时间距离的障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多媒体技术在完整保存女书形态的基础上再加强与研究者的互动。

1　编剧成舞蹈剧，在女书博物馆中进行舞台展示，把女书文化背景通过音像资料制成的光盘、mv等载体进行传播。

民间文学艺术舞台展示是这类传播方式的很好先例，例如《丽水金沙》《云南映象》等，这些作品不仅是民间文艺与现代传播方式完美结合的范例，更是文化产业“云南模式”的成功代表。《云南映象》和《丽水金沙》等歌舞素材大都来自“天然的”田间地头，由此带动了各地民间文艺大举进军舞台。针对“原生态”已成为如今最热门的文化术语之一的现状，如果女书的“原生态”在类似作品中得以产生和传播。那么这种“女书文化原生态”就能最大限度上被人们所熟知与接收。

2　通过音像资料的传播促成一种特殊的女书文化背景，让文书的内容进入电视剧、电影的创作中去。

电视剧的展示也是目前民间文学艺术在现代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现在的电视电影是人民生活娱乐的主要载体，很大一部分影视作品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为素材，将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放在现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加以表现升华，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我国四大民间传说孟姜女寻夫、牛郎织女、白蛇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如果把女书文化与影视的结合，那么女书的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背景就能和现代社会文化有所交集和再次展现。

3　过手机等新兴媒体来进行传播。

手机文艺性短信、彩信，现在已成为成为许多人获取知识、受到教益、享受快乐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将文艺性短信、彩信与女书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这种在普通人中间兴起的民间文艺新现象具有民间文学艺术的某些优良传统，它本身具有口语化、平民化、通俗化特点，能够满足人们普遍的审美心理需要。所有这些都已显示出这不仅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而且也是对女书文化推广保护与发展的一个新的平台。

4　建立带有网络媒介虚拟现实技术的博物馆，重现女书不为人熟知的地理、人文、社会历史文化景观，扩大传播面。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用计算机产生一种人为虚拟的环境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它具有三大特点：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在实体博物馆中，可以将虚拟现实操作系统应用进来对女书的社会运用场景进行再现。模拟真实的生活画面场景。让人们“体验”女书使用者曾经的真实生活状态，感受她们的语言对话和行为模式。通过虚拟现实系统达到人与机器、人与人及机器间的互动。系统设计上根据人们的需要来进行个性化控制，提供一定的语言翻译程序让人们和女书使用者虚拟形象进行交流对话，自由化控制观看者有意向的场景画面，细致化的让人们了解女书的使用生活形态和音像特色。

在网络博物馆上可以通过这种交互的、动态的多媒体技术在网络环境上创建出更加生动逼真的二维与三维场景，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对女书的文字画面进行研究欣赏，并通过三维场景互动动画来了解女书文化的详细内容。同类的模式在2006年google公司向公众推出的著名的google earth上已经得到充分应用。

最后，在虚拟现实的系统中应适当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已出现的新一代用户界面与智能人工等网络化、人性化、个性化的多媒体软件已有结合应用，这类应用可使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们通过“人机对话”，消除他们之间的语言隔阂，自由地沟通与了解。将这种交互式多媒体模式应用在网络博物馆和实地博物馆的页面上，―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趣味解说和视频演示打破方言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学习者的乐趣和扩大其转播。

通过这样一座集网络和实体展示于一体的博物馆，增加文化的互动性，方便人们观看以及交流，作为一个不可再生的并带有浓厚的民间美术渊源和特别的美学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相信能进一步引起社会对女书保护的重视。

三、结语

文化保护范文第7篇

一、保护文学艺术的重要性

（一）保持民间文学多样性的需要

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数量众多、资源丰富，“自1979年以来，我国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文联等多部门组织开展十部民间文学艺术大型著作的汇编和整理，经过调查人员的努力，共收集民间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民间故事184万篇，民间戏曲剧种350个，剧本1万多个，民间曲艺音乐13万首，民间器乐曲15万首，民间舞蹈1.7万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字资料5亿多字。”[2]迄今为止，在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保护，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其知识产权领域的优势地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掠夺，使得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被权利人以外的使用人滥用。因此，为了更好传承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资源，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紧迫性和重要型。

（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需要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3]

民间文学艺术是“源”，现代文化是“流”，二者一脉相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交流的频繁，大量的外来文化入侵带来新鲜感，很多人逐渐遗忘本土传统文化，使得很多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濒临消失。为了防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失传，加紧制定法律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继承和保留各民族文学艺术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维护利益平衡的需要

由于发达国家利用其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发出的新成果、新产品的可能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很重视，而发达国家免费使用这些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是不可能。因此，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时候，应该注意贯彻“利益平衡”原则。

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事实上，是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他国利益的综合体。

它既要考虑发达国家的要求，同时又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保护现状

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是由发展中国家最早提出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非洲、南美洲等地的一些不发达国家提出了希望建立统一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标准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国际上4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本国法律或者地区性条约中都制定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条文。

（一）发展中国家保护

1966年，突尼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版权法模式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中国家。此后，1968年，玻利维亚（仅涉及民间音乐）；1970，智利和摩洛哥；1973年，塞内加尔；1975年，肯尼亚；1978年，布隆迪；1980年，几内亚等国家继突尼斯之后，都相继采取了这种保护模式。[4]

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二）国际公约、区域性公约和国际组织保护

在世界许多国家努力下,对文学艺术的保护以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的形式确立下来。国际上，率先提出对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除此之外，《保护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都把民间文学艺术归入到保护邻接权的体系中。这些都是对《伯尔尼公约》很好的补充。

此外，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班吉协定——关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协议》(以下简称为“OAPI协议)》，1981年在巴格达由阿拉伯国家缔结的《阿拉伯著作权公约》及安第斯共同体制定的《知识产权共同规范》都相继对民间文学艺术问题做了规定。

在国际组织保护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创立以来，一直在关注和探讨如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问题。1976年，两组织了《发展中国家之突尼斯著作权模范法》，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条款。1982年，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规定由各国自行决定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法律保护模式。1985年，两组织又制定了《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该草案规定要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独立于版权之外的法律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立法成就，并没有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认，但是它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国际保护开创了新的道路。

（三）发达国家的保护

发展中国家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方面不遗余力，相反除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发达国家外，几乎没有发达国家对其进行保护。[5]

1995年初,澳大利亚法院审理Milpurrurru诉Indoufurn案，Milpurrurru指土著艺术家，被告是越南地毯公司。该案是越南地毯公司未经授权在地毯上印制由土著居民设计的图案，对土著居民的传统艺术作品造成了侵害，最终法院支持原告的要求。目前，澳大利亚也准备在有关法律条文中增加保护民间文学的条款。

[6]英国1988年《版权法》第169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结语

文化保护范文第8篇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政办发[20*]27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县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保护和利用好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县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生存状况堪忧。一些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破坏，加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和原则

工作目标：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县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扬。

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工作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

三、开展普查，组织试点，以点带面

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全面了解和掌握各乡镇、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状况。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全面开展对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新的工作，要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办法。把黄桑坪苗族乡作为我县综合性试点乡，在投入机制、组织工作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在工作中侧重于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各乡镇要选择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特色鲜明，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工作基础好的项目作为专业性试点，制定保护标准和具体保护措施。

四、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制定评审标准并经过科学认定，建立县、乡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积极争取我县具有重大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真伪。经县、乡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单位可以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予以妥善保管。县图书馆、县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五、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建立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统一领导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县文化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县财政从2006年起安排保护工作专项经费叁万元，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县级名录的建立、人员培训和宣传展示等。

文化保护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古琴文化;传承;发展;问题;对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音乐文化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必由之径，古琴居其首位，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其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古琴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琴文化，发展传承至今。古琴文化是一个我国传统社会音乐文化、礼制文化以及杂糅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综合体，“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战国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二人有家喻户晓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一度成为千古流传的美谈佳话；“对牛弹琴”、“焚琴煮鹤”也一直被用来感叹某人对琴的无知。西汉琴学家桓谭在他的琴论《新论•琴道》中说：“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从中可见，古琴以其极其独特的音色和特有的文化功能一直处于中国传统乐器之首的位置，自创制以来就古代文人的修身雅器。与其它传统器乐艺术相比较，古琴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并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斫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1]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变革，古琴文化汲取八方精华，其底蕴和内涵更加深厚，在传承中发展，发展中传承。更为可贵的是，古琴艺术于2003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代表中国千年历史文化悠悠岁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古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概况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亦称瑶琴、七弦琴、玉琴，古琴在孔子时期就已经十分盛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三千余年。据《史记》记载，早在尧舜时期就有了古琴的存在。20世纪初为区别西方乐器才在“琴”的前面加了个“古”字，被称作“古琴”。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古代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因为古琴文化独特的风格和涉及广泛领域的内涵的丰富性，它曾一度在中国古代文人文化中引领。其历史传承流派之多和一度发展的兴盛程度是大多数艺术文化都无可比拟的。古琴艺术中的琴史、琴律、记谱法、弹奏法、美学等方面早已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并被称作“琴学”。琴学作为古琴文化的一部分，其内容精深博大，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也是反映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的镜子。[2]

（一）古琴文化的历史发展

最早关于古琴的记载出自《诗经》、《尚书》等古老文献。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国风》中就提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编辑成书的，古琴从产生、流行于古代人民生活之中并被作入诗中收入《诗经》，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由此可见比较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说法是古琴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尚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可知古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才有了七弦琴。直至后来的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型制终于基本稳定，并一直流传沿续到现在。[3]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并受到许多文人圣贤的喜爱，其中孔子就十分酷爱弹琴。家喻户晓的“《高山》《流水》觅知音”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佳话也由古琴为媒介而产生，“知音”一词也由此而来。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襄等；著名的琴曲如《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入史册并被弹奏至今。

汉、魏、六朝时期，古琴文化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如广为人知的《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反映出古琴作为器乐演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4]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古琴音乐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使中国古代音乐历史进人了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5]唐代众多诗人都为古琴写下了大量不朽的诗篇，其中不乏李峤、李颀、李白、韩愈、白居易、张祜、元稹等著名诗人。晚唐时期曹柔鉴创造了减字谱，即在文字谱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谱字加以减笔而成的一种谱式，近似演奏符号，大大简化了古琴谱的阅读，方便了古琴的学习方法，他创造的简字谱是后来一直沿用至今的古琴减字谱的早期形式。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高峰，同时也是古琴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宋代，许多文人士大夫阶层都将古琴文化纳入他们政治理想的一部分，将其看作“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的影子。在积极实践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探讨与总结了古琴音乐的理论。无论是在音乐演奏的层面，还是文化构建的角度，宋人都作出了超越前代的成绩，并且在宋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后来明清之际琴学兴盛的局面才得以形成。宋朝的古琴文化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以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并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有伏曲折地发展着。[6]

明、清时期古琴文化基于宋代的成果和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出现兴盛局面，大量琴谱得到便利的刊刻并流传，目前见于记载的琴谱就有一百四十多种，而仅明代创作的琴曲就有三百多首。琴学一时兴盛起来，古琴文化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足和全方位的发展，无论其音乐或文化的理论体系都更加完善。如明初琴家冷谦所作《琴声十六法》，即是对古琴的美学思想、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所提出的理论。[7]

（二）古琴文化的历史传承

古琴文化之所以存在了四千余年，离不开古往今来人们对古琴传承作出的贡献。历史上古琴的传承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深的有古琴流派传承和斫琴工艺传承。

1、古琴流派传承

百家争鸣，对于学术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强的推动作用。古琴文化自然也是如此。古琴文化本身就非常个性化，底蕴深厚，所以就会存在传承风格派系的多元化。比如不同地域、不同师承的琴家的风格彼此都不相同；同一地域、同一师承的琴家的风格也是各有特点而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琴家针对同一曲目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形成不同的风格。所以在古琴领域中，也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存在多种艺术观点和演奏风格，从而存在着许多流派，其数量之多，也是大部分传统音乐文化不可比拟的。这里所说的派别，是指依照共同的义理或风格而探讨学习的不同的群体。琴家们各自遵循某些共同琴道观点和风格，而形成一定的琴家群体，就是所谓琴派。同一琴派中的所谓共同特点，一般取决于地方色彩、师承渊源、本派所依据的传谱、琴学观点及基本演奏风格。[8]

汉朝南方有蜀山琴派，有名家司马相如、杨雄、诸葛亮、姜维等人，晋初北方有竹林派，代表作是广陵散。唐朝起，琴学流派就已见于著录。如隋唐赵耶利所述：“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延，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北宋时，亦有京师、两浙、江西等流派，并有著录评价说：“京师过于刚劲，江南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到了明朝，江、浙、闽派也有很大影响。如明朝刘珠所说：“习闽操者百无一二，习江操者十或三四，习浙操者十或六七。”后世的琴派多以地区划分、命名，如虞山派以江苏常熟为中心，广陵派以江苏扬州为中心。著名的琴派有：浙派、松江派、金陵派、吴派、中州派、闽派、岭南派、川派、九嶷派、诸城派、广陵派、虞山派、绍兴派、梅庵派等。[9]

2、斫琴工艺传承

古琴造型优美多样，常见的为仲尼式、伏羲式、落霞式、连珠式、神农式、灵机式、蕉叶式等等。古琴的样式主要是依据琴体的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长期演奏的振动和古琴木质、漆底的不同，可形成多种断纹，如梅花断、牛毛断、蛇腹断、冰裂断、龟纹等。一般琴漆有断纹是古琴年代久远的标志。有断纹的琴，音色十分透澈，外表美观，所以更为名贵。通过代代相承，许多古琴成为传世名琴，如绿绮、焦尾、春雷、冰清、太古遗音、大圣遗音、九霄环佩等。

在古琴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中，产生了精湛的斫琴工艺和造琴名家。如唐代造琴以四川雷氏家族及四川郭亮、江南张越为一代名家，而雷氏家族中以雷威的制琴技术最高。宋代的制琴名家很多，如北宋朱仁济、马希亮、马希仁、僧仁智，南宋金洲、金公路、陈亨道等，末期尚有严樽、马大夫、梅四言等人。[10]宋代时期制琴刻年款者较少，亦有很多落唐款的仿作。元人朱致远、明人张敬修是元明时期的造琴名家，也不少传世之作。明代时期藩王潞王监造的琴有200多张，但佳者极少。古人造琴的经验收录在一些琴书中，最早是北宋时期的造琴法。一种见于《太音大全集》（1413年以前刊），一种见于《琴苑要录》（宋人编，明代抄本）。明代《风宣玄品》（1539年刊）等都收有系统的造琴法。[11]有的古琴琴腔内或琴背上刻有制作者或监造者的姓名以及年代，更有许多优良的琴琴背上被刻上诗词，并根据琴的特点、造型和作者的意愿命名。

（三）古琴文化的历史特点

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审美思想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具有重视生命享受这一精神特质。它吸收了我国儒学、道学两大支脉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众多的传统文化中，古琴文化应当说是儒道两家在音乐中体现的集大成者。

古琴文化主要受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清微淡远等思想的影响。传统琴曲主要用五正音，即五声音阶，这可以说是儒家“中和雅正”思想在古琴音乐上的落实，而琴乐清虚淡静的风格和天人合一的意境则主要为道家思想的反映。[12]古琴由于其乐器的形制、音色、乐曲题材、内涵、结构等因素，其音乐风格是倾向静态的、简单的、含蓄的、古淡的、阴柔的、抒情的、典雅的美。这也是古琴最适宜于夜深人静、净水湖畔弹奏，因为这样的环境最能与古琴音乐的风格和其所追求的意境配合，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由此可见整个古琴音乐艺术被称为“琴道”，这两个词恰到好处，对古琴的欣赏和认识是需要从其深度的文化底蕴中挖掘出精神内涵，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意境，而不是单一从琴乐的曲调理解。这些主要应表现在对古琴音乐题材的选择、精神意境的追求、道德的规范等各方面代表琴乐的理想风格和审美标准上。

二、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及问题

中国古琴文化在历史上一度繁盛，派系兴旺，名家云集，但是古琴文化作为一个儒家和道家等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文化兴盛的代表性文化。如今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向世界敞开了窗口，而且在精神领域和文化生活方面也积极开展了对外交流活动，而且这种交流正在不断加强和扩大。西方文化逐渐地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且掀起中国大众追捧的热潮，中国的文化发展逐渐多元化，“强调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强调艺术性”的专业性精英文化以及“小资”情调的都市文化类型外，更形成为广大社会各阶层都接受的娱乐性“通俗音乐”文化。当代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涌现出一种娱乐性“通俗音乐”文化。这种“通俗音乐”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一种世俗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商业属性，迎合了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13]中国古琴文化的现状也由此面临严峻的冲击和考验。

（一）近现代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走向

自封建统治后，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了中国后，一时间人们忙于接受新鲜而完全不同的文化，古琴文化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旧的文化”，遭受到了冷落。加上后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动荡更让多数人们疲于解决生存问题而早已将精神食粮的补充抛之脑后。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逐渐走上下坡路。

十年让古琴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以至于往后的几十年里直至九十年代，古琴文化一直处于最低谷。一些古琴名家被批斗，传世的名琴被损毁，大量珍贵的传世琴谱付之一炬，导致一时间没有人敢学习古琴，而往后也没有人教授古琴，古琴文化的发展始终徘徊在低谷，古琴文化的传承在此期间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由于一些古琴传人和音乐人士的努力和拯救，九十年代末至今，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始有所转机。古琴名家传人逐渐受人关注，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演出，更是向人们宣传了古琴文化，许多琴馆兴起，招收学生学习古琴和古琴文化。古琴文化又开始出现升温向上的趋势。

（二）近现代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取得的成果

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这首曾经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1999年著名古琴演奏家龚一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首次奏响了古琴，为古琴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2003年11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的古琴艺术名列其中。

2008年8月8日，龚一弟子陈雷激将古琴奏响在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一章，让世界人民将目光聚焦在了古琴上。

如今众多琴馆已经在北京、上海、南京、昆明等城市兴起。

（三）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存在的问题

古琴文化的现状一直令许多人担忧，古琴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遭受冷落，逐渐成为“边缘文化”。很多人担心古琴文化再不挽救，就会消亡。至今为止，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直存在着许多问题，阻碍着古琴文化的前进。

1.古琴文化大众化程度低

古琴音乐自古就是高雅音乐，通常都是在宫廷、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广受欢迎，古人亦说古琴“难学、易忘、不中听”,“琴到无人听时工”，“不中听”、“无人听”。因为古琴音乐风格属于淡静、虚静、深静、幽静、恬静等等静态的美，并且蕴含深刻的哲学思想，所以更加需要深刻感悟。[14]如今人们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就已经十分少了，对于古琴文化这样一个处于“边缘文化”的旧文化，更是不甚了解。根据对各类人群的调查，76.9%的人完全不知道古琴为何物，形状如何，何等声音，怎样弹奏，还有很多人将古琴与古筝混淆，更不要提了解古琴蕴含的四千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由此可见古琴的大众知晓度是如何低。余下知道古琴的人群，81.4%的人认为古琴“听不懂”，不好听。古琴文化大众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古琴文化的发展。

2.古琴文化专业人才缺失，教育混乱

古琴文化传承的脚步虽然依旧在前进，但是古琴文化的传承早已出现了断层现象，传承的队伍早已稀稀落落。目前各琴派的传人寥寥无几，并且都年岁已高。目前我国音乐演出团体中，真正专职古琴独奏的只有少数，再加上从事其它职能（如声乐、中阮、低提、理论等）兼搞古琴的也不超过十人。其余的琴人大部分都有其它职业，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国家公务员，有的是商人。这里面最具专业性的要数音乐院校中从事古琴教学和研究的人。但即便是这类人，他们大部分也是在从事其它工作之余附带地搞搞古琴的。

全国各地每年都有音乐考级，许多乐器都是考场爆满，而古琴考场却少有人光顾，教育部颁发承认的古琴考官全国只有十二名。据调查，62.6%想让孩子学古琴的家长无法找到专业的古琴老师。部分琴行里有可以教授古琴课的老师，却也只是会弹几个曲子，懂得基本指法和识谱，更不用提传授古琴的历史文化内涵。古琴严重缺少正规的教学基地和机构，目前只有一些城市有一些古琴传承人和弟子开设的古琴馆。

3、古琴文化缺少大众传播的力量

古琴文化在发展，一些古琴艺术家和琴人都在为古琴文化的发展做出着努力，他们常常举行雅集、演奏会等等，希望对古琴文化起到宣传的作用。但是雅集和演奏会大多只是起到了琴人们自己之间的自娱作用，宣传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古琴文化缺少依靠这个时代人们对许多知识文化信息获取最快最全的媒介，即大众传播。无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都很少出现对古琴文化的传播，偶尔有电视剧或电影里出现了古琴的声音，却因为一些导演和道具人员对古琴的一无所知，配上的道具却是古筝，或是道具是古琴，配乐却是古筝的情况也十分多见。由于古琴文化缺少这些传播的力量，人们才对古琴文化有许多不解或误解，这深深影响了古琴文化的发展。

4、古琴文化发展缺乏延展性

如今对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问题争议颇多的是古琴文化是否应该向前延伸，与现代音乐和文化结合，创新发展。如今古琴传承人和琴人们所弹奏和传授的琴曲都是千年百年传承的古曲，新的琴曲创作也十分少。古琴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古琴没有像其他民族乐器那样走上新的创作之路甚至与现代、西洋音乐结合。古琴文化一直是典型的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相互结合，这是一个很专业甚至很矛盾的问题，如果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是否会影响甚至破坏原有的传承了千年的古琴文化的传统，比如古琴中的“琴声十六法”，即十六个审美范畴作为琴乐的审美和表演依据，以及“二十四况”为对琴乐内在意境和外在风格、审美价值与标准之要求，为古琴文化所提出的审美准则，更不提“六忌七不弹”这样的抚琴规矩，正是这些古琴文化的传统让古琴文化一直保持着“中正和平”、“清微淡远”的特色，一旦影响，古琴文化是否会发展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文化也是需要考虑的。

三、影响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因素

古琴文化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甚至威胁到了古琴文化的生存。

（一）中国音乐文化主体的错位导致古琴文化的缺失

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大量移入，我国许多音乐人接受并采纳了西方音乐的审美标准，很快将中国音乐定位到单音音乐的阶段，由此决定了中国音乐将由西方音乐来指导，一切的音响行为、审美思维均按西方音乐文化标准来评判。于是中国音乐很快就丢掉了自身原有的民族特质，在中国音乐界便出现了“凡是西方的就是新的、今天的、现代的，凡是中国传统的就是旧的、昨天的、古代的”现象，“音乐”成了西洋音乐的专用名词。为何西方音乐从传入到今天会如此快速而又广泛地影响着中国音乐文化，因为作为主体的中国音乐文化，没能公正公平地与西方音乐文化进行比较，而盲目地被纳入西方音乐文化的框架，使得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地位错位了，甚至是丧失了。于是古琴文化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又没有创新和延展的能力，于是逐渐被排挤到了“边缘文化”的位置。

（二）现代音乐教育导致古琴文化传承人才流失

在现代音乐教育中，音乐审美评判标准是西方的，而古琴文化，在现代音乐教育讲台上的传承几乎已断裂。现代音乐教育基本以西方音乐为主，无论从教授方式和教学内容包括教材都是围绕西方音乐文化，课堂上一成不变的，是钢琴和五线谱，老师的美声唱法，西洋乐理知识，学生在课堂上被灌输大量西方音乐文化，同时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正在现代音乐教育的课堂上萎缩，古琴文化就更难在现代音乐教育中有任何立足。在对南京一部分学生的调查中，57%的学生表示不喜欢民族音乐，38%的学生仍然无法将一些民族乐器的名字与乐器对号入座，79%的人认为古琴和古筝是同一乐器。这是古琴文化乃至传统音乐文化在教育上的失败例证。在现代音乐教育中，培养出的音乐人才大多是现代音乐专业人才。音乐教育对古琴文化的忽视造成绝大数学生无从了解古琴文化，现代音乐教育中的审美评判标准的西方化，也使大量学生丧失了对古琴文化的兴趣，这些都导致了古琴文化流失了大批的人才。

（三）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造成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衰落

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发展，对古琴文化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的两次社会大变革是了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和。

其中，第一次革命了封建社会，直接导致了宫廷音乐的消亡，西方音乐的大量传入和西方式音乐教育体制的建立又直接导致现代专业音乐的出现。古琴文化作为宫廷音乐人文音乐的典型代表，未能避免这一重大的音乐文化变迁，但是这次变迁在当时基本上还没有触动属于音乐文化基层领域的民间传统，所以古琴文化仍然留有在民间存活的余地。

在后来的中，古琴文化依旧难逃厄运。大规模破坏了传统文化，专业音乐以院校音乐教育为基础，以歌颂社会主义为其主导，以西方古典音乐为模板，西方模式加中国音调的新创作统治乐坛。古琴文化作为集大成的封建文化，遭遇了惨痛的破坏和批斗，大量乐谱、名琴被损毁。这使得古琴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发展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除了这两次革命对古琴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外，改革开放、全球一体化等等社会经济变革都对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间接产生了影响。这些变革使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遇到空前的困难，古琴文化一度遭受衰落。

（四）古琴文化独特性不利于自身发展

中国古琴文化是最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人音乐文化，它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审美思想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它是以儒家“乐教”与道家“道学”为首出的音乐教育思想，讲究“中正平和”的大雅之音，强调“温柔敦厚”的高雅之风，主要培养人的文化底蕴和气质，重视人品教育，提高“大音希声”与“物我两忘”的音乐审美情趣。从先秦开始，它就从属于“艺”的范畴，而当这种“艺”更多地与精神愉悦、人生解悟联系在一起时，就具有了审美意义。古琴也就成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领军之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音乐体系。中国的古琴音乐文化体系是按照“琴器一琴艺一琴学一琴道”的轨迹发展的，中国古琴文化由“器”逐步归结到了文化的“道”的路途上。因此，便形成了中国古琴音乐文化的独特体系。正是如此独特性，使古琴文化成为传统音乐文化中最高境界的文化，而曾一度处于最高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首的古琴文化，已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古琴音乐文化也随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它的独特性无法迎合现代的大众审美情趣，并且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使其很难像其他民族音乐那样去创新或者与现代文化结合，这是牵绊住古琴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古琴文化的传承人和名家也多忙于翻写大量琴谱，以及努力于古琴文化的最基本的发展，并没有时间和精力用于古琴的新创作上，同时，考虑到古琴文化的特殊性，也在争议着随大流创新和与现代文化结合是否会破坏古琴文化几千年的传统独特性，是否会给古琴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无法迎合大众审美，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停滞不前。

四、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对策

如今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但是各方面的压力却随之而来，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浮躁、不安的情绪环境中，精神思想得不到充实。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下，会影响人们创建“和谐”社会。古琴文化被赋予着儒学“乐教”思想的重要使命，古琴音乐具有教化人心、导正人品的功能，它扮演着使人明辨是非善恶及人心定志的角色，儒学的“乐教”是以德安政、以道德教化为主，是一种有意识的教化行为，从而使人的言行举止符合“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对人的心志加以熏陶，使人性逐步受到感化，趋于和谐淳美，它蕴涵了以乐成教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儒家“乐教“思想的核心。如果能使古琴文化再度发展，古琴文化将对人们精神层面的提升做出很大的贡献。我从理论和现实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古琴文化传播力度，进行多层综合传播

古琴文化的大众化程度低，不为人所知和人们对其的误解大多是传播不力造成的。当今社会人们认知事物早已不仅是从教育中，更多的是从大众传播的媒介中得到的，比如报刊、广播、电视、网络都是人们每天必定关注的。为古琴文化的当代传播，应该善于综合利用这些“电子传播媒介”，以进行“多层综合”传播。而所谓“多层综合传播”是指在音乐传播活动中，音乐创作者或唱奏者所共同协作而成的乐音音响符号信息，可以通过口语媒介的人际传播、或各种电子媒介的大众传播。同时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立体化传播。以一次古琴演奏会传播活动为例，在演奏会的现场，古琴演奏家与听众之间的传播，能够及时反馈；演奏家向观众讲述自己所弹奏的名琴来历，琴曲意义表达梗概，是一种“口语媒介传播”性质的、“近距离、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与此同时，这次演奏会的音乐信息．也可以加工成音响音像制品，或由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制作成专题节目，甚至通过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同步现场直播。

由此可见，这种“多层综合”传播，是一种综合历史上多种传播模式的现代传播形式。它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播空间时间之广、影响力之巨大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15]从而将古琴文化的传播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多渠道培养古琴文化人才

人才是古琴文化能传承并且发展下去的关键，必须多渠道积极培养人才。

1.大力实施古琴进校园工作，普及推广古琴文化

校园是古琴文化的观众和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可以大力度地将古琴文化引进校园当中，先从艺术音乐学院开始，在校园内举行演奏会，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宣传、海报宣传等等，推广古琴在校园中的知名度，在校园内发展人才的挖掘和培训，可建立古琴社团，与古诗词社、书法美术社团、戏曲社团相互交流。

2.多渠道多形式培训古琴人才

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和个人创办琴馆，在琴馆中开办培训班和讲堂；鼓励艺术学校开办古琴专业；鼓励古琴文化团体自行招生培训，利用自身优势培养古琴人才；鼓励相关学校和老师利用寒暑假举办古琴兴趣班；逐步创造条件，筹建全国性的古琴培训学校。

3.建立各派古琴基地

目前古琴各派分布在全国各地，虞山派以江苏常熟为中心，广陵派以江苏扬州为中心，吴越地区先后还有：松江派、金陵派、吴派等；其他地区有：中州派，闽派、岭南派、川派、九嶷派、诸城派等等，我国应当为这些琴派分别建立古琴基地，展示古琴文化，培养古琴的专业传承人才，并且能引进古琴人才进基地工作，使古琴人才不再为了弹琴没有经济来源而放弃古琴而从事其他行业，还可引进对古琴爱好的文化管理人才，同时这些人才可以在基地中帮助各琴派进行琴曲打谱、古琴文献的整理，以及琴学研究工作。

（三）古琴文化应迎合时代，多层融合和创新

古琴文化由于其特殊性和发展的不到位，传承人才少，于是延伸性十分小，很难创新，也鲜有创作。古琴的历史传统就是以发展为基础，最突出的发展就是创作。但如今琴界中无论在琴学理论还是在琴曲创作上，大都抱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理。

古琴文化要想发展，不能满足于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英文化类型中的“阳春白雪”，而与其它文化类型对立起来，仅靠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政府的财政支援来被“原汁原味”的保存、守护和研究，而应该迎合时代以进行多层融合和创新。作为一个高雅的传统文化，在进行传播和“现代阐释”时，古琴文化不应仅以完整的作品或乐种等艺术形式进入到传播活动过程中，而是被解构成各种不同形态的特定元素，如审美风格层面的“中和”、“大音希声”、“含蓄”之美；音乐形态上的“音无定高”、“节无定拍”、以“五声”为骨干的调式、线性横向流动的织体以及千姿百态的色彩性旋律等；另有音色上“个性化”的取向、“吟、揉、退复”的演奏手法等等这些被解构出来的负载传统音乐文化风格神韵的“元素”，作为古琴文化的特性，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融合各方面文化，加以创新。在整理琴曲打谱的同时，创作新曲，融入现代气息和元素。还可将古琴文化与其它文化一同推广，例如琴道与茶艺相互融合，与歌合为“琴歌”，还可以成为瑜伽音乐。

（四）古琴文化应当产业化

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变革的“当代”，是一个工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的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音乐文化与其它文化事业一样，告别了缓慢的小农经济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音乐生产规模，进人到庞大的、基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化大生产时期。音乐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另一方面，音乐的商品价值也急速膨胀．音乐文化事业开始成为蕴含无限商机的“市场”。这种“市场”形成的基础就是人们的文化消费心理和需求。因此，与西方的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相似，在这样一个时期中，随着现代传媒迅速发展的刺激，众多从事音乐商品生产的企业、公司也应运而生。音乐商品生产已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文化产业。[16]

在这种背景下，古琴文化也不能再仅靠师徒单传、口传心授等传统的传承、传播方式，而也应该与“现代化、产业化”的时代特点相适应。譬如琴人间举办的“雅集”，即互相交流的琴会，以及各名家举办的古琴演奏会，可以考虑结合现代传媒技术进行培训传艺、录音录像、制作光盘、出版教材等。既保留“原汁原味”，又使新一代青少年易于接受、便于传播。又如在有的地方可以结合旅游文化产业，可以让琴人泛舟湖面，或者园林中抚琴，吸引游人甚至制成音像制品作为一种旅游文化的纪念商品等等。由此可见，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模式，进行“市场化”的统筹、策划、编选、表演、制作、推销等系列生产，走“产业化”传播、发展的道路。在社会音乐生活发展成群体性、生产性、消费性的今天，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更有利于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能够结合时代的特点，生生不息的向后世传递。

结语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被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在逐渐加深，古琴文化作为一直对中国思想精神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集大成者，以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大背景下，其传承和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笔者从古琴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来分析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论述了影响古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原因，通过这些研究，笔者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互动的、统一的关系。没有传承，发展无法取得进步，没有发展，古琴文化也无法得到传承，最终走向消亡。古琴文化已经受到重大打击，并遭受冷落成为边缘文化，继续传承和发展刻不容缓，我们更应该结合时代的特点，综合运用现当代的多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来加强古琴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大力培养古琴文化的人才来推动古琴文化的传承，融合多方面文化元素和创作创新来加快古琴的发展，将古琴文化推向产业化，从而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重新焕发青春、走向世界，成为新世纪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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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ichardGunde.CultureandCustomsofChina[M].London:GreenWoodsPress,2002.

文化保护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旅游业；文化遗产；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74－03

一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为华夏子孙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人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认识到这些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于是，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始了“申遗”的历程。自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然而，世界遗产地在从旅游业中获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旅游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特别是很多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旅游经济过度、不当开发带来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从地球上永久消失的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现阶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价值和作用。其中最核心的价值是象征价值即历史价值。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情感认同的根基、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基础。作为见证历史的实物，遗产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作为爱国爱乡教育的题材，增强民族凝聚力。遗产还具有美学价值、信息价值(科学价值)和存在价值，能够保护我们的记忆和精神家园，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价值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的原则，同时也构成了文化遗产基本的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主要作用于文化与精神领域，与流行文化结合，能够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从而使人们产生到遗产地旅游的欲望，为文化遗产的旅游和开发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文化遗产还具有经济价值，它是由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衍生出来的，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文化遗产是可以被开发和利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利用方式当属文化旅游。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遗产地有关的门票和旅游直接经济收入，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入。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具有娱乐性、观赏性、体验性和休憩性，它以观赏与体验的方式进行，物质消耗少，可重复消费，是构成现代旅游产业的基础资源、稀缺资源。

然而，文化旅游对文化遗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者对文化遗产日渐增长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扩大保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访问量日渐增长，他们忽视其文化价值而对其过度使用、不恰当利用以及商品化处理，对遗产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胁。

二

ICOMOS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指出：“国内和国际旅游继续作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为我们提供了解经历岁月沧桑和社会洗涤的有个性的生活经历的机会。它日益成为自然和文化保护的一支积极的力量，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它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地管理，可以成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通过文化旅游可以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从而产生主动保护这一人类文化财富的自觉意识。地方政府会因为文化遗产成为当地的标志和象征而采取措施主动保护该地区的无形资产，旅游开发商会因为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丰厚的利润而对其进行适当的保护和维护，以使文化遗产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源源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只是少数文化遗产管理专家的责任，也不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责任，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世界公众的共同参与。要想提高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首先就必须让民众对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到保护遗产的意义所在，而旅游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通过外出旅行，民众可以亲自到达遗产地，与文化遗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这一方式更容易给游客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使他们的心灵更贴近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这将会促使民众产生想要保护文化遗产、使它们永存于地球家园、供更多的游客参观游览的愿望。因此，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旅游活动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公众意识和支持会转化为对未来保护行动更为有利的政治上的和资金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旅游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作为首要价值，努力使文化遗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相反，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为首要价值，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保护的目标更多是追求一种公共利益和文化、社会效益，维护地方传统和特色，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因此，文化旅游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是由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作为指导的，如果处理不好，两者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对文化遗产商业化的经营和开发模式与遗产保护产生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度的商业化经营会导致景区的城市化、商业化与人工化。以及超容量接待等。如丽江古城，大批外地人进入租房开店，原来的生活街区变成了商贸旅游区，主要街道商铺林立，人声嘈杂，古城那种宁静古朴的氛围被严重破坏。有关部门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无视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和旅游承载力问题，超容量接待旅游者，数量庞大的旅游流造成各种污染，人为地加速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和消亡速度。又如敦煌莫高窟，由于前些年过量的游客接待使得窟内局部环境进一步恶化，过多的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使洞窟内的壁画迅速掉色、脱落，对莫高窟的珍贵文物造成了无法修复的破坏。二是在对遗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无视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以及长期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只考虑商业开发而对遗产乱搭乱建，使遗产逐渐丧失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遗产本体和环境遭到破坏。在文化遗产地不适当的地方滥建宾馆饭店、商店、别墅、缆车索道和大体量景观建筑，如泰山为建索道，月观峰景点被炸掉1／3；庐山在核心景区建大型旋转观景台与周围自然历史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南京在钟山风景名胜区内建山顶观景台，使得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雄踞”钟山之颠；等等。诸如此类的无序建设使得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三是商业化经营者“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局部利益，轻全局利益；重直接利益，轻间接利益”的错误价值观和行为对文化遗产造成的潜在威胁。随着遗产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人数急剧上升，遗产保护区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如交通流量剧增，用电量大幅攀升，废气排放量增多，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加重，垃圾增多等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究其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处理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的关系。“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遗产旅游发展模式导致了遗产地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三

BobMekercher和Hilarv du Cros在《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一书中，从旅游管理学的角度为我们阐述了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可能建立的七种关系：一是完全合作，即双方为共同利益真正合作。二是工作关系，即意识到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并为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努力。三是和平共存，即分享相同的资源，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中获得共同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依然是独立分离的。四是平行生存，即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很少接触或没有接触。五是温和烦恼，即一方利益相关者对另一方发生目标干扰，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但没有真正的冲突。六是初期冲突，即难以用简单方法解决的问题出现，权力改变，主导性利益相关者出现，其需求对已存在的另一方利益相关者具有危害性。七是全面冲突，即利益相关者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在实际运作中，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间要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是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的目标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缺乏根本上的共同利益不可能形成完全合作的关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理想中的最佳关系应该是一种工作关系，尽管要形成这样的关系也很困难，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工作关系的建立能够使保护和发展协调进行，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大都维持在和平共存与平行生存的关系上，并向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不断努力，而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关系不容乐观，大都处在平行生存与温和烦恼的阶段，甚至有些地方处于初期冲突的阶段。

四

综上所述，如果成功管理，旅游可以成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强大同盟。相反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发展可以威胁到文化遗产的有形本质、真实性和重要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找寻旅游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在旅游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在遗产管理部门与旅游业之间确立一种伙伴关系。要使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应有的保护。除了要增强旅游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利用各种法规、公约和条例来限制和禁止旅游开发商对遗产开发利用的不当行为和方式，利用社会舆论和法律监督等方式迫使旅游开发商从旅游开发收入中拿出固定部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日常维护进行投资外，采取有助于游客管理的保护措施，使遗产保护行动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文化遗产管理者能够在人们旅行之前以及在现场游览过程中向他们提供更多关于现场游客礼仪和该遗产地文化价值的解释性信息，那么对游客体验的改进和控制，以及对该遗产地的保护都将会有所改善。例如公众对考古可能是无知的，但是为了做好旅行准备，他们很可能愿意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对于遗址的管理者而言，互联网正日益成为他们开展游客管理与遗址保护的一种重要资源。同时社区应该作为一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者参与遗产管理的规划。这有助于制止游客的访问对社区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利于促进游客对当地社区遗产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