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晚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加剧，在学术界引发了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为“国粹”，于是涌现国粹思潮。1903年冬，邓实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1905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将国学论文辑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行《国学丛刊》。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社，刊行《国故月刊》。这一段时期的国学动动，志在保存国粹，以抵制西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自此，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形成，它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它的性质才会有较明确的认识。“国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它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学术，这在当时国学大师之间即有不同的理解。而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见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章太炎将国学等同于儒学，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他在《国学之统宗》里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怎样最简要地领会“六经”的精神呢？他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大学》和《儒行》是《礼记》中之两篇，《丧服》是《仪礼》中之一篇，它们是讲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为规范的。章太炎在各处讲国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了解儒家经典，旁及历史、制度、宋明理学和佛学。他与一些由经师而讲国学的学者们都是无文学观念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这样，文学是属于国学对象之一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在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学仅是一种材料，并不含有文学的性质。钱穆是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他在《国学概论•弁言》里以为治国学“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这是将文学排斥于国学之外的。

从上述四种国学观念可见，文学或者是国学对象之一，或者与国学毫无关系，它是处于尴尬境地的。

我们再看国学大师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中的古典文学情形。1923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1种典籍，其中文学史之部自《诗经》迄《老残游记》为77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里所列典籍过于繁多，远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内读完的，所以随后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计有：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上39种，古典文学13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梁启超指出胡适所拟书目偏重哲学与文学，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国学常识的青年不能读的；又如让青年去读《全唐诗》和《宋六十家词》还不如选读几种著名诗集和词集为当。因此他重新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计收典籍126种，其中韵文类书36种，继而又拟了“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种，其中古典文学8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且不评论这两家所拟书目的优劣，但可见其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中古典文学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书目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则古典文学是国学基础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书目》，实际所拟青年应读的国学典籍，计39种，它们为儒家经典、诸子、理学和小学书，除儒家经典《诗经》之外，竟无一种文学书。这反映了国学思潮中一种守旧的态度，它在整个国学运动中一直存在影响，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国学的主流。

在各种国学刊物里，我们能见到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例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刊》1910年）；李万育《说词》（《国学丛刊》1923年）；胡怀深《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二则》（《北大国学月刊》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颜虚心《陈同甫生卒年月考》（《国学论丛》1927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国学论丛》1928年）；王敦化《宋词体制考略》（《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1929年）；罗根泽《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国学丛编》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诗体》（《国学论衡》1933年）；张尊五《北宋词论》（《国学季刊》1933年）；夏承焘《姜白石议大乐辨》（《国学论衡》1934年）；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国专月刊》1936年）；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阮真《评两宋词》（《国专月刊》1936年）。这些仅是关于宋代文学的论文，说明古典文学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上述论文属于纯文学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从文献与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考证。我们如果将国学刊物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进行统计，必然会发现属于从文献与历史角度作的考证居多。这可说明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于纯文学研究性质的。不仅古典文学的情况如此，其他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地理、语言等作为国学研究对象时也是如此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较为模糊的。1926年，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许多学者皆有类似钱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国学”，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显然“文史”比“国学”概念较为狭小，但“文史”绝非“文学”与“史学”的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在《〈文史〉的引子》里说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成绩。……我们用的“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时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

这是对“文史”学术规范的说明，是对国学研究经验的总结。胡适此后不再谈“国学”，而是谈“文史考证”了。1952年胡适为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文科学生讲《治学方法》，他以为：“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这种方法源于宋代，至清代乾嘉学派而完善。胡适特别以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为例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发表有《红楼梦考证》（1920年）、《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57年）、《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961年）等十余篇论文。他谈心得说：“《红楼梦》的考证是极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们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得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胡适正是采取文史考证的方法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学术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细小问题，它在方法上采用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细密的考证。由此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疑难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是具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并具专业优长的中国学者才可能解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自钱穆提出后，冯友兰、顾颉刚、胡适等都参加了争论。这是典型的文史考证问题，所以西方汉学家对此感叹说：“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虽然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整理国故”工作成为“古籍整理”了，没有再谈“国学”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设》编辑部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刊《文史》创刊，卷首的《编者题记》云：

《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学术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了《中华文史论丛》辑刊，其宗旨与《文史》相似。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古典文学已是国学——文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总集和别集的成书年代与真伪问题、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游关系、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音韵问题、文学专门术语的考释、作家遗事的追溯、作品的辑佚与疏证等等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的考证皆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虽然这些问题是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但却非文学研究所能解决的。因此国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学史上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学的对象存在部分叠合的关系。我们治古典文学如果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仅关注文学语言、艺术形象、文字形式、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情节、作家风格、作品艺术性、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证的学术问题，或者只能借助他人的考证成果，则这种研究是缺乏新的证据而不会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础的不牢固。当然学者治学各有所长，长于论辨、长于考据、长于辞章，或长于笺注辑佚，但能兼善则更可能达到学术高境。总之，我们从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

现在谈到“国学”，每每在观念上仍感模糊与宽泛，将它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这是因为把研究、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不分学术层次地混为一谈了。国学研究是很高深的学问，是少数专家的工作，不是民众可能而又应该了解的，所以顾颉刚不赞成国学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我们研究的主旨是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历史材料，不是要做国粹论者。我们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只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互相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

当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会推进中国学术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学研究尽管是关注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问题，但要对它们进行细密的考证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需要有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熟悉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共收3461部典籍，然而估计中国典籍的总数在八万种以上，故而要熟悉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实不可能，但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典籍，却是研究国学必备的基础。自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国学基本丛书》，计收典籍287种，其中诗文总集16种，诗文别集75种，词曲11种，传奇小说12种，共114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基础书籍。此外治古典文学尚需国学的基础知识，以下典籍是必读的：

《清代学术概论》《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通志略》《四书集注》《经学通论》《周易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老子本义》《墨子间诂》《宋元学案》《韩非子集解》《礼记集解》《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广韵》《日知录集释》《文史通义》《尚书今古文注疏》《春秋左传诂》《史记》《汉书补注》《后汉书补注》《三国志》《资治通鉴》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旅游文化;类型;价值

古代中国关于旅游的文化及观念，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旅游文化类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现象，而且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积淀到现代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本文试从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入手，在完成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构想。

1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1著作

笔者通过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从1989年到2016年，以“中国旅游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190条资讯。但其中多数为高等院校编写的教材。专门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理论专著较少，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是从中国旅游文化史总体上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研究和阐述的专著。如徐日辉2008年3月著《中国旅游文化史》阐释和审视中国旅游的发展历程，并力求揭示各种旅游现象的文化意蕴和探索旅游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1］马勇、余冬林、周霄2008年8月著《中国旅游文化史纲》从新石器的旅游文化为起点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论述丰富，并关注了旅游理论的发展，不可多得。［2］其二是截取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对旅游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如王子超2014年著《明清至近代中国旅游文化思想的转型研究》，论述了明中期至近代旅游休闲发生的重大转型。［3］其三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物的旅游思想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如兰宗荣2015年1月著《朱子的旅游世界:朱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研究》以朱子的旅游思想、一生的游踪及后世开展的朱子文化旅游为研究对象，探讨朱子的旅游思想。［4］以上专著，或从整体，或从局部，论述了中国旅游文化的内涵，但都没有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进行专章阐释。

1.2期刊论文

笔者通过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从1989年到2016年，以“中国旅游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1986条资讯。逐条筛选后，发现论述较为深入、理论性较强的仅60篇左右。其中，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全貌性研究的仅两篇。《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史鸟瞰》从中国古代旅游论的萌芽、兴起、繁盛、新变、衰退五个阶段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考察。《中国旅游文化史论纲》从滥觞、勃兴、隆盛、新变、穴结、转型六个时期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梳理，均未论及旅游文化的类型问题。在所有关于“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论文中，有6篇论文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作为题目关键词。《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类型及其特征》将中国旅游文化分为古代帝王旅游、古代商人的商务旅游、文人和士大夫的游学游玩、下层群众的旅游四大类。《中西古代旅游文化类型比较》出于比较研究的需要也对中国旅游文化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共提出了古代帝王旅游、古代文人的入仕宦游和求知游、古代僧道的宗教云游、古代商人的商务旅游、古代庶民的节令旅游五种类型。两篇论文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划分有相似之处，其划分标准均以旅行者身份为依据。但类型划分有交叉重叠，如商人也可能就是庶民，文人也可能是僧侣，概念实质上不能截然分开，且以旅行者的身份为依据，较难阐释每一种旅游文化类型的本质特征。《中国旅游文化地域类型初步研究》从地理因素对旅游文化进行划分，粗略分为发达经济———现代人文景观型、聚落景观———人文环境型、生态经济———自然景观型、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谐型、极限环境———传统文化型。这种划分的标准不仅有地理的因素，还有经济因素和景观因素，比较糅杂，也没有触及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内涵。《旅游文化的类型与特征分析》《旅游文化的类型与特征及其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分析》均将旅游文化类型划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中介文化和旅游社会环境文化。这种划分其实不是旅游文化的类型，而是旅游文化涉及的领域。《国际旅游者中国访问心理动机范式解析———以黑龙江少旅游文化类型为视角》则基本没有涉及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问题。从期刊文献看，这些论文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存在学理性不强、标准不太科学、研究不深入等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欠缺。

1.3学位论文

笔者通过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搜索，从1989年到2016年，关于“中国旅游文化”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273篇，其中有5篇较为重要。《重归山水、诗意栖居———从生态美学看中国古代山水诗》主要论述山水诗的文化意蕴和旅游价值观，《道家思想与旅游文化的构建》主要分析道家思想与旅游文化之间的建构关系，《论近代中国的海外修学旅游》对近代修学旅游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两周时期旅游文化探析》分析了两周时期的旅游活动、影响因素、文化特征，《浅论中国古代山水旅游诗的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对中国古代山水诗和旅游审美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论文部分涉及了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但没有一篇将旅游文化类型作为研究的关键词和基本框架。以上通过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检索的文献结果，笔者又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了验证和补充。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从1979到2016年，以“中国旅游文化”字样检索篇名，共得到1927条相关信息。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字样检索篇名，仅得2条相关信息，其一是郑冬子、任云所撰的《中国旅游文化地域类型初步研究》，另一篇是石秀华所撰的《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类型及其特征》。此两篇论文已包含于维普知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的检索结果之中，且上文已有论及。另按“中国旅游文化”字样在中国知网的学位论文中检索篇名，共得学位论文43篇，其中没有与“类型”相关的学位论文。综合上述文献，当前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学术现状如下:其一，迄今为止，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在整个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中数量较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其二，已有的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存在着类型划分标准较为外在、标准不科学、不统一的问题，导致类型的归纳与划分很难概括中国旅游文化的面貌。其三，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文化内涵和本质特征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其四，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应用价值研究几为空白。以上四点不仅凸显出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必要性，也说明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研究具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值得研究者去努力开拓。

2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价值

2.1学术价值

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为对象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以旅游文化价值观作为研究核心切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涉及分类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分类标准的问题。众所周知，价值观是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旅游文化的内核之中去考察旅游文化的不同特征及其本质成因，这有别于对中国旅游文化所进行的概览式的描述性、陈述性的研究。第二，以旅游文化的类型勾勒中国旅游文化的全景图。过去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可能并不缺少全景式的勾勒，但未必是以类型的研究方式去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全貌。第三，从类型角度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内涵，梳理发展历程。类型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线索分合和发展脉络，可以进一步认清中国旅游文化发展起伏的内在因素和基本规律，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旅游文化传统的认知。第四，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一种综合研究，除旅游学、旅游文化学之外，还将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美学、近年来新兴的休闲学等学科。第五，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进行典型个案研究。在中国旅游文化的宏观背景下选取典型个案作为类型分析的切入点，对类型的内涵与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第六，探讨中国旅游文化不同类型的应用价值。不同的旅游文化类型，其应用价值当然不同。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关于旅游价值的认识，摒弃其中的糟粕，弘扬中国旅游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升旅游品质，促使中国旅游业走向内涵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2.2创新价值

第一，从类型的角度对旅游文化进行研究，是旅游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旅游文化尤其是中国旅游文化还比较缺少这种研究。以类型研究的方式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审视。如前文研究现状述评所述，当前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极少以类型的方式进行思考，少数研究题目虽以类型研究为题，但对类型的理解和划分存在着种种不足。第二，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进行研究阐述，是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类型研究，首先必须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全貌。没有这种把握很难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做出精确的判别和详细的阐述。因此这种审视不仅是全新的，也将是全面的。这样的研究对认清中国旅游文化传统和建设中国旅游新文化当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使旅游文化的研究深入到旅游价值观层面，这是旅游文化研究寻求突破的一种尝试。旅游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内涵丰富，外延也极为广泛，而恰恰文化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就导致了旅游文化的研究成为一种较为宽泛的研究。其实文化虽然无所不包，但也区分为不同的层级。旅游文化的研究固然需要较为丰富的、宽泛的研究，但深入到旅游文化的价值观层面进行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旅游文化的现实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当前研究中国旅游文化者不乏其人，但纵观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现状，则较多地聚力于作为旅游资源的旅游文化。这是因为旅游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文化作为旅游资源为其注入内涵与活力。这样的研究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到旅游文化的内核。第三，类型的研究可能会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应用价值提供新思考和新策略。类型的研究将为旅游文化的应用提供更加容易把握的方法和途径。旅游文化对于旅游的发展和旅行者的体验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多数旅游文化研究者都给予的肯定结论。而类型的研究使旅游文化呈现出相应的规律与共性特征，这将使旅游文化的应用更好地契合旅行者的价值观与心理需要，从而可以使中国旅游的现实发展从中国旅游文化中更好地借鉴和吸收优秀的旅游文化传统。

2.3应用价值

当前的中国旅游业同质化现象十分普遍，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也日渐突出，很多旅游项目规划设计主题不鲜明、内涵混杂，严重影响到游客的审美与体验。旅游业急功近利，不重视旅游文化的建设与养护，而旅游者之中又不时出现旅游不文明现象。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旅游文化的类型研究所具有的应用价值。第一，有利于旅游营销人员和导游服务人员从类型的角度去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共性规律，从而使中国旅游文化的内力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挥和运用。第二，有利于聚拢、整合相同类型的旅游文化资源，为旅游规划提供创意借鉴和文化底蕴，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类型本质上就意味着特征，所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可以使旅游内涵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从而解决中国旅游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第四，有利于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旅游价值观的角度提升旅游者的整体素养，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土壤。

3类型研究的内容、目标、结构及思路

以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其文化内涵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研究目标应当是:梳理中国旅游文化史，分析并提出中国旅游文化的不同类型，提炼不同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和旅游价值。从总体框架而言，对旅游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一种综观式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旅游文化的整体，而不是局部，是在中国旅游文化的整体格局中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划分。虽然研究的结论不需要呈现旅游文化的历史全貌，但研究者必须具备历史学的宏观视野，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梳理、归纳中国旅游文化的不同类型，并保证没有遗漏。其次，类型研究还需要研究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力，因为中国旅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整个中国旅游文化史进行综观的基础上，在完成类型归纳与划分的基础上，每一种类型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成因都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得到可信阐释。这就决定了这种研究是一种总分式的总体框架。具体而言，就是在完成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宏观审视下，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划分，然后按类型分别从伦理学、文学、美学、休闲学等方面进行类型的内涵解析，并分析每一种旅游文化类型的类型特征和应用价值。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重点在于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归纳和分析，这是研究的中心部分，必须予以重点研究，务必使旅游文化的类型归纳合理科学，并以典型个案进行文化内涵的分析。而难点则在于类型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广泛占有旅游文化史料的基础之上，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宏观的旅游文化视野，还必须花较大精力去完成文献的检索与综合。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进行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国旅游文化史的宏观视角下，以旅游价值观为核心和标准，梳理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旅游文化现象，深入挖掘、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旅游文化因素，并从中总结、归纳出不同的旅游文化类型，阐述不同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结合中国旅游的发展，提出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应用策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是因为旅游与文化两者都属于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本身就包含了多个学科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类型研究还需要从伦理学、美学、休闲学等学科角度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研究，这注定了其研究将是跨学科的研究。之所以采用个案研究，是因为在进行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时，需要以典型个案为对象，进行文化内涵的分析与解剖，并从中提炼出不同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而比较研究则是不同类型的旅游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为了使不同的类型从文化特征上具备应有的区分度。

参考文献:

［1］徐日辉．中国旅游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马勇，余冬林，周霄．中国旅游文化史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

［3］朱兰荣．朱子的旅游世界:朱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4］王子超．明清至近代中国旅游文化思想的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3篇

第一,相比于中国美术史论其他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而言,中国画论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尚待进一步加强,主要包括中国画论的断代研究、中国画论个案研究、中国画论群体研究、中国画论方法论研究、中国画论史研究以及其他各种相关专题研究等确均有待加强,即在专题研究上需要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尤其近现代中国画论领域相关专题的研究工作,更待进一步加强。《中国画论大辞典》显然为当前这一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最为卓越的学术成果,诸多基本条目及有关章节的安排,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画论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学学科中的比重和分量。

第二,离开中国画的具体实践从事中国画论的研究必然如无基建筑,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作为空头理论家,其研究成果也不能得到中国画同道的高度认同。同样,离开中国画论规定的理论范畴和规律性认识而进行绘画创作,也只能是浅层次、自发式的绘画实践,势必因没有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而被历史无情淘汰和舍弃。因而,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画论在中国画创作实践中所具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理论自觉意义、理论创新意义。在目前的学术状态和绘画创作氛围中,高度强调中国画论和绘画实践的关系尤显必要。《中国画论大辞典》注重绘画实践方面相关辞条的编撰和梳理,对于中国画家的创作和思考当具有相当的提示、借鉴的意义。

第三,中国画论涉及诸多与审美有关的学术理论和思想观念,因而天生就和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中国美学史范畴与中国画论关注的范畴多有边缘交叉,中国画论中的许多专题也是中国美学史学科关注的重要部分,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歧异。从中国美学的角度关注中国画论相关问题的研究,应该是中国画论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背景,不应忽略。《中国画论大辞典》对于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学科的关系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少辞条均涉及中国画论、中国美学学科相关范畴的内容和问题,有不断加大艺术哲学、绘画美学领域关注的倾向。

第四,中国画论作为中国历代文学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影响、交融与吸收,因而也往往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与作用,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体性发展产生了不容估量的重大推进作用。中国画论也正是在不断借鉴与吸收其他门类的学术成果下,不断地发展、拓展、壮大了自己的领域和范畴,尤其吸收了与它关系密切的书论、诗论、词论、文论领域的有益理论成分,滋养了中国画论,直接促进了它的诞生、发展和成长。中国画论与中国文学艺术史、文艺理论批评史拥有共同的整体范畴和内容,甚至中国画论本身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史、文艺理论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之一,因而中国画论的研究,要始终关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理论研究和发展的整体进展状况,不断催进自我更新和在新文化条件下的新发展。《中国画论大辞典》对于中国文学艺术史、文艺理论批评史中的相关范畴和理论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尤其在笔墨、风格流派、诗画关系等方面更认识到了彼此不可分割的深厚的渊源关系,具有相当的深度。

第五,中国画论同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具体门类一样,都是哲学所要关注、分析、把握的具体对象,都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关注的特定学科门类,中国画论所阐述的相关思想内容和知识体系,与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化有着不容分割的关系。因而研究中国画论,必须充分关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进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只有高屋建瓴,具有新方法、新思路、新精神、新人文内涵的创生、注入,才能保持中国画论旺盛的文化创发力和鲜活的学术生命力。《中国画论大辞典》的编撰非常注重新学术营养的吸收,对于哲学层面、思想层面、观念层面的探讨,尤为留意。

第六,由于中国画论蕴含具有世界性的规律性的绘画认识、画学观念,因此中国画论不仅要在中国美术学领域内,在中国文化领域更广阔的文化、思想范围内充分昭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更应在东方文明体系内,在东方哲学领域、美学领域、宗教领域、文化领域、思想领域内,充分体现出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应在西学范围内、在世界性文化范围内充分昭显中国画论特有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只有在中西文化比较这一大文化范畴中,才能更充分地反映出中国画论极为独特性的一面。《中国画论大辞典》在这一方面显然作出了进一步的开拓,不必说一些基本条目所包含的相关内容,其中另立章节推出来的“中西比较论篇”,即已见本书编纂者对这一学术领域内有关问题的高度重视。

第七,中国美术学学科本身就是一门综合的学问,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确实需要更加开放的思维,需要巨大的智慧投入,才能不断获得新的进展。任何时候,在中国画论各专题研究中都不应放松新方法的试验和运用。《中国画论大辞典》注重基本研究方法如文献学、版本勘校学、目录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也引入了统计学、美学、图像学、文化生态学、社会学、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进行系统、深入的释读和诠释工作,将中国画论相关专题和范畴的研究推进到相当的高度,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4篇

现代汉语书面语（文学语言）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从未有人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总结。本文实际上是一篇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发展史论，研究了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的全过程，划分出五个发展阶段，对各阶段的特点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的三个来源，着重探讨了翻译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文言和现代书面语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这两种关系，本文从事实出发，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的21世纪，回望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现实眼光和历史眼光来研讨中国语文的转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140多年来，中国语文转向与中国文明模式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正如中国现代化是命定的也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一样，中国的语文转向，同样是命定的、唯一理性的选择。也就是说，从清末开始，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由文言转向白话，由语言封闭转向大开放、大吸收，是中国语文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百余年的语文新潮，波涛壮阔、汹涌澎湃。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确立了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新的话语体系、新的书写体系、新的思维模式，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无论怎么评价其意义都不算过分。语文转向涉及中国文化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潮起潮落，有主流也有逆流，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世界上不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完美事物。药能治病，而药都有毒。语文转向给中国语文造就了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是否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呢？尤其是在跨语际交流、跨文化对话中语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汉语怎么由弱势语言变为强势语言呢？这些都牵动许多人的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比较安定了，文化人的日子比较好过了。于是，旧文化的“乡愁”不由得袭来。有人赞美文言，贬抑白话，提倡读经，主张回归传统，以此作为拯救传统的妙方。回归传统并不就是复古，并不等于保守，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语文生态环境有诸多不满，眼看英语独霸天下，汉语地位今不如古，语言污染日益严重，语文滑坡之势几乎无法逆转。中年以上的文化人，“语文忧患意识”“母语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乡愁加新愁，会合为一个主张，这就是现代诗人王耀文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问题》中提出的：重建汉语自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中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汉语汉文由“尊严”的“丧失”到地位的逐渐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解构到重建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许多挫折、扭曲，但复兴并非梦想，这是毋庸置疑的。语文地位的复兴，取决于国力、取决于经济地位；而汉语本身必须在大开放、大吸收的同时，也应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研究140多年来语文转向的经验教训，探讨语文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前的语文发展方向问题，对于实现下列目标，即“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虽然早已形成，早已取得法定的正宗地位，但它是不是十分成熟了呢？这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961年，赵元任在《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汉语？”他的结论是：“语言的正确最终是绝对的规定。”在当前或者今后，为了汉语的正确，为了汉语的尊严，我们应该做出哪些“绝对的规定”？这也是语文工作者应该探讨的问题。其实，百余年的语文转向，已有不少“绝对的规定”，如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普通话基础方言的规定、普通话的规范与大力推广、汉字形音义的规范、《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等，正是这一系列规定保证了中国语文的大转向。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5篇

一、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60年代后。港台地区逐渐开始译介出版大陆及欧美等国学者的画论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陆学者的一些重要论著，几乎均有出版，有的甚至后来还被多次再版发行。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将黄宾虹、邓实编选的《美术丛书》1947年全四集增订本影印出版，同时，又有《百部丛书集成》的编者严一萍加入，将《美术丛书》增加至五集，1975年又增加至六集。1967年9月，台湾中华书局对余绍宋的《画法要录》初编二编分别以精装2册和平装4册的形式做了影印发行。1980年11月。又以平装二册的形式再版。进入70年代后，像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等著作又先后受到重视。1972年，台北京华书局将俞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影印出版，1982年又再次发行：而1975年，华正书局也分别于1975年和1984年影印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画论类编》。至于沈子丞的《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则分别有台湾世界书局1974年和1984年影印本。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翻印出版，风行东南亚各国，1984年，台湾华正书局也翻印出版了于安澜的《画论丛刊》（两卷本）。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陈传席的《六朝画论研究》。

与大陆不同的是，港台地区的艺术史论学者，多半都有留学或游学欧美的经历，因此，译介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不仅增强了彼此间学术联系，也是对学界学术视野的拓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绘画理论研究。这里姑且择其要而述之。1982年。台湾学者姜一涵、张鸿翼选译卜寿珊《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书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并以《北宋文人的绘画观》为题发表于《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1卷2期：1988年。童元方翻译了卜寿珊的《山水为题：宋人绘画所辟的途径兼论诗与画的关系》，登载于香港《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1984年，张保琪翻译了高居翰的《中国文人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发表于《美术史论丛刊》总第11期。

二、港台地区的古代画论研究

与日本、欧美等国及大陆地区一样，中国港台地区的画论研究者多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像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都扮演了重要的研究角色。

1.台湾的画论研究

（1）溥儒《寒玉堂画论》《论画》

被誉为“渡海三杰”之一的画家溥儒（1896-1963）赴台后，曾著有《寒玉堂画论》和《论画》二书。溥儒出身皇族，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基础，工诗文，精书画，又曾饱览宫内旧藏书画，无论其创作还是绘画思想，都对传统体悟甚深。根据他在《寒玉堂画论》一书前的自序可知此书写于1952年9月，所论多为具体的绘画技法问题，但溥儒行文时，常喜引经据典，观点也多沿袭古人，谢巍称其“文字古奥玄虚，乃借论画发挥”。“论用笔”和“论敷色”两篇。则有独到之见解，体现了溥儒个人的独到认识和感悟。根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所述，《寒玉堂画论》最初发表于1956年6B台北刊行的《学术季刊》。1966年，安国钧编选的《寒玉堂画集》由台湾中央书局影印出版，该书除了选录“溥心畲遗作展”（台中图书馆1964年举办）中40幅精品外，还在书后附有《寒玉堂画论》。1975年，学海出版社辑印《寒玉堂画论》一书。书后附有溥心畲授徒画稿十四种，原为其门人胡文琮珍藏。

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溥儒的手写本《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752页），书中收录《论书》《论画》和《获麟解》三文。《论画》一文写于《寒玉堂论画》之后，即1957年中秋，系“经数年深思熟虑而作，乃其绘画理论之精蕴”。文中对于传神、写意、气韵、笔墨、设色等均有所阐发，更似为阐述画理之作。1974年，世界书局又进行了再版。

1994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溥儒的《寒玉堂诗集》，书中不仅收录其诗作。还将《寒玉堂画论》和《寒玉堂书法论》列入其中。而《寒玉堂书法论》。包括“论书体流变”和“论书画相通”两篇。实为《寒玉堂论书画・真书获麟解》中的“论书”和“论画”二文。

（2）庄申《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

1959年6月。台湾中正书局出版了《中国画史研究》一书，全书收录了庄申撰写的13篇画史研究论文，其中《论中国山水绘画的南北分宗》一文，后被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收录。通过剖析董其昌、莫是龙的“南北宗论”的理论缺陷，继而提出了对中国山水画的新的分宗法，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可以分为李派、院派、唐宗派和元明派。其中，元明派自“四王”以后“遂分为虞山、娄东二大派，前者宗王原祁，后者宗王晕。其势至今仍胜于前述三派（指李派、院派、唐宗派）”。

（3）徐复观《中国艺术的精神》《石涛之一研究》

在台湾地区，最享誉海内外的成果当属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的精神》。这部由台湾中央书局1966年首次刊行的著作共有十章，除了前两章论述孔子、庄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外，另外八章均是关于古代画论的探试他认为：“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他还说：“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主要是表现在绘画与文学两方面。而绘画又是庄学的‘独生子’”。这一观点，固然失之偏颇，却也体现了它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深入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于历代画论的解读，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给人无限启发。此书后改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迭经多次再版重印。而在大陆地区，则分别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三种。

1968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了徐复观《石涛之一研究》一书，他从对“一画”的解释入手，在阐释石涛画论的同时，也批驳了以往一些有关石涛画论的错误观点，同时，他还探讨了石涛的生年以及其晚年弃僧入道的问题，此书堪称石涛研究的专论。1973年，台北学生书局又出了此书的增补版。在将原书中《石涛简谱》删掉的同时。又加上了《石涛与问题》。

（4）姜一涵《石涛画语录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海内外学者对石涛及其《画语录》均给予更多关注的时期。或许是受学界这一研究风向的影响，1964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姜一涵（Chiang I-Han）完成了硕士论文《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其后，他对于石涛的《画语录》用力颇勤，在台湾《艺坛杂志》连续发表了《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续一至续十三）、《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后记――怎样阅读画语录》等系列论文。1981年10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其结集出版，书名为《石涛画语录研究》。1982年8月，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又将该书再版发行。在再版“序”中，姜一涵对这些研究中存在的得与失做了检讨。

（5）高木森的画论研究

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就读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高木森（Arthur Mu-sen Kao，1942-），70年代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师从美国中国美术史泰斗李铸晋教授学习艺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1982年，他在《美术学报》16期上发表《论气韵生动》一文，在辨析中外学者对“气韵生动”释义的同时。认为“‘气韵生动’只是六法之一，也许比其他五法重要一点，但绝不是五法精备之后才出现的境界”。至于他所理解的“气韵生动”。则是“画家不论是画人像、动物或鬼神，若能表现丰厚的肉体，使之充满活泼的生命力。而且使肉体的举止高雅和谐。便得其法”。至于“气韵生动”的西文译法。他赞同艾威廉的译法，即“Reverberation of the life breath，that is，the creation of movement”，“这个译文译成中文便成‘生命气息之回响，也就是动的显像’。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略作修饰使之更近于谢氏原意‘the vital life breath and elegant movement’”。高木森的观点。角度新颖，有自己的创见。该文后被收入其名著《中国绘画思想史》第三章中。题目是《画论的启蒙――论气韵生动及其衍化》。而在这部由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著作中。高木森侧重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画论的发展，阐述了从先秦至20世纪的中国绘画思想历程。1995年，高木森又在《美育》66期上发表“文人画理论之集大成――生熟巧拙争辨识，心性妙理费文章”一文，进一步显现了他对于明代后期绘画理论的兴趣。该文认为从嘉靖到万历时代，正是唯心画论高涨的时代，而“‘返璞归真’（回归真朴的本心――良知）正是此期画论的重心”。同时，这一时期的“画论有下列五大要点：唯心论、情趣论、生拙论、兴趣论和分宗论。皆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为下一世纪前五十年的人文思想和绘画奠定坚实的基础”。到了万历和天启时代，固然是画论家辈出，但是“这里出现的有趣现象是人们一方面要为文人画建立正统地位，一方面要加速文人画的分化”。该文后来则被收入其另一部著作《明山净水：明画思想探微》中。本书着重探讨了明代绘画思想的发展过程。

（6）白适铭的《历代名画记》研究

1995年。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白适铭（Pai Shih-Ming）完成了硕士论文《张彦远的成书与士人绘画观之形成》，作者“循着《历代名画记》的记叙，联系唐代文化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探讨了滥觞于晚唐时期的‘士人绘画观’的形成过程、精神旨趣。并说明其理论架构”，而经过这一番探讨，作者认为。“张彦远作为士人阶层之一员，其所著《名画记》蕴含着新兴的‘士人绘画观’”。该文后被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朵云》杂志“《历代名画记》研究”专集。1999年，白适铭又撰写了《那个时代：围绕于张彦远的政治・士人・著作三者之关系》（《s代名画记》とその时代：张彦远たぉける政治・士人・著作三者のがりふげべて）。该文发表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美学美衍史学研究室研究纪要》20号，体现出了作者对《历代名画记》研究的延续性和浓厚兴趣。

2.香港的画论研究

在香港地区，中国古代画论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这其中，又尤以国学大师饶宗颐和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前讲座教授高美庆博士为最。

（1）饶宗颐的画论研究

作为国学大师，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的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在古代画论方面，虽然所撰写多为论文，但所涉及的均为画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到明清文人画。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到诗歌、词与画论的关联，他均有所涉猎。

在《札移》一文中，针对前人多注意《历代名画记》有关寺观壁画中人物、经变部分的记载，他则专注于其中关于山水的记载，“略举之，加以疏说，以补唐代画史之不及”，此文曾连载于1987年8月10日和19日的香港《大公报・艺林》版。在1986年所撰写的《张彦远论画分疏密二体》一文中。他提出“从张彦远的理论，不管密也好、疏也好，必须从‘用笔’方面著力，这是中国画的特色”。而在其1988年所撰写的《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一文中。他认为“明代各家。深有悟于书、画一揆之理，故造诣往往突过前人。此一关捩，至为紧要”。在《诗画通义》中，他从“神思”、“图诗”、“气韵”、“禅关”、“度势”、“行恕钡确矫娣直鹇凼隽耸歌与绘画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原载于1973年八卷三期《故宫季刊》上的《词与画》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画和词也有彼此相需的密切关系”。因此，“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曲子词和画的关联之突出的地方，画人如何运用词意以入画。画的原理与技法又如何被词人加以吸收作为批评的南针”。1975年，他又撰写了《方以智画论》一文，对于这位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饶宗颐深刻地意识到了其绘画思想的重要性，他说：“以上若干见解。在明季画论中应有其独特重要性，不亚于董（其昌）、莫（是龙）之说。尚有待于抉发耳。”在《龚贤“墨气说”与董思白之关系》文中，他说：“有人认为半千这种强调黑白明暗的处理方法，是受到西洋镂刻版画的影响，却很难说。”此外，他所撰写的《明季文人与绘画》《晚明画家与画论》等文也均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研究专论。充分体现了这位国学大师对于明清文人画、遗民画的真知灼见。成为从事艺术史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2）陈仁涛《金匮论画》

古钱币收藏陈仁涛（1906-1968）于1946年后移居香港，随即又开始了书画收藏，闲暇之余。著有《金匮论画》《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金匮藏画集》《金匮藏画评释》《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等书籍多种。特别是《金匿论画》（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版）一书，所收均为其鉴余随笔，包括论画宗南北、论院派、论文人画等文，特别是其中的“论画宗南北”一文，又被收入张连和古原宏伸主编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一书。文中，陈仁涛在辨析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基础上，进而认为“画宗南北之说，乃一时之激言，而非千古之定论，尤非玄宰持论之本旨。学者取其长而去其短以会其通可耳”。

（3）高美庆《石涛画语录探源》

高美庆教授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后又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新墨西哥大学硕士和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主要致力于明清和现代绘画研究，曾撰有《石涛画语录探源》一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2期，此文后收入《朵云》杂志“石涛研究”专集。该文主要就“石涛《画语录》中有关自然观的一些要点。推寻其在前代画论中的根源”，经过一番探析，作者认为，“石涛对于自然的形神理性等观念的认识。和心灵与自然冥合的境界，多可推源到宋代的山水画论，亦有发端于唐代或更早者”。而“《画语录》的主要成就。正在对传统画论的兼容并包，和在每一个层次上面特别强调自我的主宰一切”。同时，她又指出。在认识石涛自然观时，还可参照晚明画论中的相关看法，因为，“师法自然、为自然传神、与画从于心等等，亦是17世纪大多数画家的要求”，特别是唐志契《绘事微言》中“强调‘法自然’、‘看真山水’，以我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这些想法，与书中的其他论点不无矛盾之处，而其自然观，尤可为石涛某些观点的前驱”。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生活系统》是周谷城早年撰写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成书于“”和大革命期间。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阐明“生活的真相”。反对各种主观武断的人生观和社会理论，对周谷城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指出：“这在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十年来，学界对《生活系统》的写作旨趣颇感兴趣。张志哲认为，“《生活系统》力图表明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任何思想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生活本身使人有所感，从而产生了各种看法和见解。”武克全指出，《生活系统》把知、情、意三种精神状态与治学相联系，而不同的精神状态又与不同性质的学术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周谷城后来治学领域的广泛。孔繁敏认为《生活系统》贯穿于周谷城的史学研究，“《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萌芽，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莫志斌对《生活系统》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生活三境轮转进化的人生观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也不无缺失，然而，这种人生观的提出对于会通古今、融合中西，以及调和科学与人生观来说，堪称为一个楷模。”

二、关于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

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大学教授生涯。但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此期间，他撰著而成《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社会学著作，后来合称《中国社会史论》。

十年来，《中国社会史论》的革命性和学术性为学界所认同。姜义华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史论》的写作宗旨时指出：“他努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试图说明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途径。”孔繁敏指出：“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专从历史上下手，探寻历史上中国的真相，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现实状况。”张光武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是周谷城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书为以后的周著《中国通史》打下了坚实基础。莫志斌认为，《中国社会史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他对《中国社会史论》的学术性给予了肯定，“他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近代社会的变化，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周谷城本人并不讳言《中国社会史论》存在的某些缺憾，坦承该书过于偏重阶级斗争而辩证性不足。

三、关于周谷城的《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撰写于三十年代中后期的代表性史学论著。十年来，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及其“历史完形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研究。

“历史完形论”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屡屡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黑论而横遭批判。莫志斌富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完形论”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黑论。徐复芝认为，在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不可能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历史完形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见解、新阐释。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杨志刚认为，周谷城注重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研究中国史，周著《中国通史》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史。莫志斌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无论是在谋篇布局还是在具体论断上都不乏独特之处。徐复芝指出，周著《中国通史》的坎坷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该通史在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注重历史证据，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最佳范例。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通史存在某些偏颇之处。赵梅春指出：“由于周谷城过分地关注通史著作表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对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史体一概否定，有失偏颇。……中国通史的内容侧重于社会变化方面，这样固然便于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个人的活动、学术文化等被忽略，难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

四、关于周谷城的《世界通史》

周著《世界通史》是周谷城在40年代后期撰写的又一部代表性史学论著，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十年来，该通史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编撰旨趣而饮誉学界。

关于周著《世界通史》的史观。研究者认为，周著《世界通史》强调世界史的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其史观为“整体史观”。莫志斌分析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国别史集合的世界史旧框架，力求从部分与全体的对立统一角度，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或统一整体。”张广智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指出：“周谷城在他的《世界通史》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倡言世界史编撰的整体观念。”李勇认为，周著《世界通史》从“历史完形论”的内在要求出发，着力揭示世界史的有机整体性，这样的编撰观念也就是“整体史观”，与近年来风靡史坛的“全球史观”相接近。顾晓鸣指出，周谷城在史学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以健康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和自我，因而既能够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又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于沛对周著《世界通史》把中国史纳入其中的做法表示了赞许，反驳了某些海外学者攻击该通史散布“中国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的虚妄之论。姜义华先生也指出：“将中国置于世界联系之中，这本是客观而公正的态度，与将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风马牛不相及。”此外，研究者普遍肯定周著《世界通史》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法，认为周谷城是新时期倡导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五、关于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观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学界对此问题聚讼纷纭，长期争论不休。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该问题做了不懈的思考，也多有论述，是古史分期流派中“东汉封建说”的倡始人。

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既是他注重世界全局性的结果，也是他独立深思的结果，因而能够独树一帜。孔繁敏认为，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历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王秀青认为，“东汉封建说”立足于周谷城对中西历史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是周谷城几十年来治学的经验总结。她指出：“尽管他的研究结论尚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他因中西比较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宽阔视野和因比较而得出来的结论都充分体现出他不懈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陶用舒对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独具特色，理论充分，当为一家之言。”

六、关于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问题

周谷城是中国学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先驱人物，周著《世界通史》堪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通史佳作。建国后他又多次阐述欧洲中心论的荒谬和危害。

肃清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欧洲中心论与周谷城的“整体史观”不相容。这是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内在原因。张广智强调：“周谷城从世界历史的全局观念或统一整体出发，断定欧洲中心论是荒谬的，但必须指出周氏的思想是全面的而非偏激的。”李勇认为，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与欧洲中心论不相容，这是他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动因。学界对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作出的论证，对于‘欧洲中心论’这一顽症，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多数研究者肯定周谷城是彻底的反对欧洲中心论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周谷城虽然在主观上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并不彻底。

七、关于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

20世纪60年代前期，周谷城撰文探讨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论战，论战影响之大，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关于论战的缘起，武克全分析说：“周谷城从史学、美学、艺术创作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如何认识时代与时代精神，如何正确认识科学、道德、艺术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支配一切的‘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潮。周谷城的这些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立即招来了一场人多势众的围攻。”志斌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熟知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学术观点，虽然由此而引发了大的学术论争，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对方辩论。真正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学者的学术良知与无私无畏的学术勇气。”姜义华先生精辟地分析了论战的背景和实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内外对1958年以来的重大失误作了一些反思和纠正，但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纠“左”努力被指责为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在此情形之下，周谷城挺身而出撰文纠“左”，其“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与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对立，因而很快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批判。

八、关于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观

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是关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现实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此问题作了不懈的思索，晚年的周谷城对中西文化问题更为关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武克全先生认为，周谷城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力主中西文化交流，“文化综合说”是其一生治学的总结论。张光武指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周谷城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全盘中化，而力主中西文化交流。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观要点有三：一是重视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二是认为世界文化史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三是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相互渗透、互有提高并走向综合。张谦分析了周谷城的文化关怀，认为周谷城极为关注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很关注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7篇

自中央决策高层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后，“国学”一词颇为流行。有些人把“国学宗师”的称号不负责任地奉送给某些学者。但是，即使像季羡林这样的学术通人也不敢接受“国学宗师”这顶桂冠。其实，20世纪中国能够称之为“国学宗师”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钱穆等，谈何容易！对前边的八位国学宗师，新时期到来后，几乎人尽皆知，而对于钱穆，知道他的人却不很多。然而，钱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宗师。周育华撰著的《从无锡七房桥走出的文化大家——君子儒钱穆评传》（凤凰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回答了钱穆缘何成了国学大师这么一个大问题。

钱穆（1895—1990），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鸿声（后改名鸿山）七房桥。他是吴越王钱?的后裔。十八世祖钱心梅，于明末由浙江临安迁来无锡定居。钱?善于治水，在钱塘江口修筑工程，降伏了大海对杭州城的生态威胁，被民众称为“海龙王”。时隔三十四代的钱穆绵延了这种“达则兼善天下”的文化秉性。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鸿山墓群挖掘出土了“玉飞凤”，这是将图腾玄鸟和展翅凤凰糅合而成的一种独特艺术造型，后于2008年被推选为无锡市徽标。据考察，在鸿声（鸿山）毗邻的三个村子半个世纪里就产生了七位“院士”。周育华认为，国学宗师钱穆在无锡鸿山七房桥出现，绝非偶然，“是玉飞凤的观照和预言？还是吴地优秀文化千年积淀的结果？有待我们追寻”。他以此为开端，对钱穆何以成为国学大师这个大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追寻。

父母对钱穆的严格教育，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重要原因。钱穆父亲钱承沛，勤奋好学，寒暑不辍，夏夜蚊虫叮咬难耐，便将双足浸于酒瓮中习读，16岁时便中了“秀才”。他对儿子钱挚（钱穆长兄）、钱穆要求很严。钱穆天生异禀，记忆力过人，9岁时便能背诵《三国演义》。有次叔伯客友问钱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钱穆点点头。一客说：“我来命题，来段《诸葛亮舌战群儒》。”钱穆当即背诵还加表演，全段背得滴水不漏，无一差错，众客友拍手叫好。钱穆也很自得。第二天晚上，父子路经一桥，父亲问他：“识桥字否？”钱穆回答：“识。”“桥字何旁？”“木字旁。”“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识，是骄字。”父亲又问：“骄字何义，知否？”“知。”父亲这时对儿子说：“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听闻大惊，低头不再吭声。从此铭记父亲的这次谈话。很可惜，钱穆父亲因体弱过早去世。父亲离世后，母亲每每闲谈，多以告诉钱穆哥俩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主。钱穆说：“兄弟日常以听到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乐事。”“我妈妈是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大字不识几个”；但“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质是我们很多文化人都不具备的，她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那是一个民族的美德。她相夫教子，甘于奉献，在家忍辱负重，拉扯着我们七个孩子长大成人”。

步入中小学，钱穆又幸遇明师，他们对钱穆的厚爱、提携，也是钱穆后来成为国学宗师的一个潜因。钱穆7岁上私塾，10岁进入一所新式小学。在校教师学养渊博，宅心仁厚。钱穆作文成绩优秀，国文老师华山先生奖赏他《修学篇》一书。该书系日本人所作，蒋方震翻译，书中网罗了西欧各国数十人，未经学校正规学习，全靠苦学而成为突出成就的学者。钱穆自中学肄业后再没有进过学堂，自己有信心和毅力苦学，全受此书影响。钱穆在果育学校读书时，顾子重老师对钱穆作文评价很高，说他已学得几分欧阳修的神韵，他日有长进，定能学得韩愈。钱穆听闻后眼睛一亮，从此就把“韩愈”装在心中，立志学韩愈。钱穆13岁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监督屠元博对钱家兄弟俩视同己出，关爱有加。另一位老师吕思勉，口才绝佳，常有“鸿仪创论”。其后，吕思勉写出了《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教国文的童斐（字伯章）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会表演，还精通许多曲艺乐器。钱穆从伯章师学习昆曲，伯章师均能一一传授。钱穆唱《长生殿》剧中的郭子仪，形态神貌惟妙惟肖。可以说，钱穆就读小学、中学时的老师都是名师、能师、贤师。他们不只为钱穆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而且更以自身的德行和言行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钱穆：学问该怎么做？人该怎么立？

钱穆既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但他却以许多部学术含金量奇高的皇皇巨著，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一致通过为“院士”。他高中还没有毕业，即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当起了小学教师，后来又担任了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还在小学执教时，他就开始了国学研究。他的学术处女作《论语文解》，1918年由上海印书馆出版。1919年冬，他撰写《爱与欲》和《古希腊哲学大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两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以“大一号字”刊出。1922年，他的《论语要略》，纳入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小丛书》问世。同年，他的《国学概论》由他的老师吕思勉推荐出书。1929年，顾颉刚见到钱穆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大为赞赏，以为钱穆的学养宜去大学讲坛教授文史。先是举荐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后又向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顾颉刚向胡适如此举荐钱穆，尤其难得。因为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在学术观点上是直接与顾相左的。钱穆对康有为力倡的刘向、刘歆伪造《左传》、《周官》以助王莽篡汉之说，进行了28处无可辩驳的批评。而在钱穆眼里有着28处疮孔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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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顾颉刚“古史辨伪”的重要理论根据。但顾颉刚不以为忤，反而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刊于他主编的《燕京学报》的显要位置，这是何等的学术胸襟，又是何等的学术气量！在顾颉刚的举荐和胡适的支持下，钱穆由一名普通中学教员转身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再一下子站上了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坛，任副教授。此后，钱穆名闻高教界，先后在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昆明五华学院、云南大学任教授；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在广州华侨大学任教授。他就像展翅大鹏一飞冲天，在广阔的学术天空中自由翱翔了。有次教育部召开学术研讨会，钱穆填表，学历一栏填“无”，专长填的是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史、子、集”，这符合钱穆的国学研究实际。

促成钱穆成为国学宗师的是他的巨著《国史大纲》，这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时即享有盛誉，后来影响深远，治文史者都以这部著作为必读书。该书成形于他在国立北京大学的“中国通史”讲座。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浩大缜密的学术工程，倾注了钱穆许多年的精力与心血，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力作。1940年出版。周育华认为该书“以30万字概括了中国史的全部，就史体而论，是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既采近代的新史体，又承传统的纲目法，是钱穆新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其内容不仅侧重于政治史的叙述，也重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论述”。

钱穆笃于友情，知恩感恩。顾颉刚对他的知遇，他固然铭记在心；就是友人对他的某一重要的学术建议，他也永远感激。他的学友陈梦家曾先后两次提醒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为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国史大纲》是中华民族危急时刻的历史见证，也是策划者与铸造者崇高友谊的倾情见证。陈梦家，著名的考古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一开始即受到迫害、侮辱，1966年9月3日自缢而亡，年仅55岁。钱穆得悉挚友的悲惨命运，沉重的心绪全部凝聚在八个字中：“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钱穆的国学研究，以儒家为主，史学为主，但却几乎涵盖了国学的方方面面。他对道家的研究有《庄老通辨》，对墨子的研究有《墨辩碎诂》、《墨子惠施公孙龙庄子纂笺》等，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十）》、《中国学术通义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等。研究中国文化的有《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历史精神》、《文化与教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研究地理的有《史记地名考》、《古史地理论丛》等。研究文学的有《中国文学论丛》、《理学六家诗钞 灵魂与心》等，此外，还有《湖上闲思录 人生十论》、《双溪独语》、《晚学育言》以及回忆录等诸多著作。《钱宾四先生全集》达五十四册，一千几百万字。说钱穆是国学宗师，的确是实至名归！

钱穆虽然一生研究儒学，致力弘扬儒学中的优良传统，但钱穆也清醒看到了儒家思想的三大缺陷。他在《文化史导论》里明确指出儒家思想的缺点：一是他们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的物界与自然。二是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小我自由。三是因为儒家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素朴与真实。钱穆对儒家思想缺点的揭橥，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这和某些国学研究者一味称颂儒学，是有严格区别的。

钱穆是“君子儒”，始终把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绝不计较个人的一时被误解、曲解。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发表评论，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当时，钱穆感到茫然不解。胡适当过驻美国大使，说过“当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的话；傅斯年当过参政员，被政府委任为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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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长。而他只是一介书生、一名教授，既不参政，又未议政。钱穆被点名，可能和他在校长为美国人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教过一年书，与司徒雷登交往过有关。既然被点了名，他就远去香港创办亚洲文学院（后改名新亚学院），继续做弘扬中华文化的工作。后来去日本、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多所大学访问、讲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狂飙刮起后，他从香港到台北定居。新时期到来，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蒸蒸日上。1986年，钱穆发表对国运和世局的识见，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表达了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明确态度。大陆《人民日报》随即予以摘转刊登。钱穆不计前事，爱国之心昭然，体现了“君子儒”的可敬可亲的形象。1990年8月30日，钱穆于台北寓所逝世，享年96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周育华撰《钱传》以20万字的篇幅回答了钱穆何以成为国学宗师这么一个大问题，不只对大陆过去不认识、不了解钱穆其人其著的广大读者有意义，而且对如何进行家庭教育，怎样搞好中小学教育事业，在学术领域里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和环境，也有很大参照价值。如此学人评传越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个案研究 观念研究 人物评价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由多篇论文集结在一起的书,每一篇文章都是独立存在的,且每篇文章都是个案研究的一个典范,《孔子再评价》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界,《孔子再评价》是一篇极富启发性的学术论文,它是一篇成功的个案研究,它提供给我们两个研究个案的角度;一是将重要观念的研究与人类史前文明相联系;一是将孔子个人放在古代文化格局的宏观视野中。前者将观念与历史结合起来,后者将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我将从这两个角度结合这篇文章作具体的方法上的分析。

一、观念的研究方法

首先,将概念放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去理解概念的形成,在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去了解概念的演变。其中关于“礼”的解释最能说明这一点,“礼”并非孔子的发明创造,孔子只是继承了礼。因此李泽厚在考察孔子“礼”的时候并非像一般的哲学史大谈孔子礼的特征,而是把大量的篇幅都放在“礼”的演变过程中。他在文中提到:“作为早期的奴隶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边而成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李泽厚认为“礼”首先是原始巫术礼仪;进而成为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也就是孔子所继承的“周礼”,然后他由谈到孔子与礼。其次,对概念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和解读,站在思想的整体高度去把握概念,而不是局限于概念本身对其进行词源性的考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仁”这个概念的分析中。他认为仁的传播与延续“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于是对仁进行整体结构的说明“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实践理性。”

以下就是李泽厚通过对《论语》原文的解读找出材料证明他做这样划分的合理性,依次展现给我们仁的全貌。他在讲“血缘基础”时,依然像“礼”一样放在当时社会结构中,于是得出结论说:“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父亲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政’‘刑’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把整套礼的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最后,他仍然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出发,认识到:“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尊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也就是他称之为个体人格。从上面他对仁的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总结的四个特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且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特征,他将此成为“实用理性”,在谈论实用理性时,他已经不只是用于对“仁”的说明,而是对孔子“仁”为基础的儒家思想特征概括,以至于上升到对中华民族整个文化的概括,这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整体性,对概念的分析是为了达到对深层文化的理解。在最后他还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概括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使这一特征在比较中显示的更加清晰。

二、对人物评价方法

上面分析了李泽厚对于孔子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仁”“礼”分析时所采取的策略与方式,那么在对孔子这个个体进行评价和理解的时候他将孔子放在中华古典文化铸型初期及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下。在评价孔学的得失时,既不把社会发展中所有的过错都归之于孔子,也不是盲目的赞扬孔子,而是理性的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他把孔子放在阶级社会中分析,但又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他在文章中说:“孔子仁学本产生在早期奴隶制崩溃、氏族统治体系彻底瓦解时期,它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阶级的深重烙印。然而,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从来不是消极的力量,它一经制造或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性格,成为巨大的传统力量。”这就说明思想的形成有阶级的影响,但思想一旦形成后同样存在超阶级的东西,他不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他在另一处更明确的提到:“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尽管可以具有某种非阶级的性质,却没有非历史、超社会的思想,它们仍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 其次,李泽厚将孔子放在古代文化史的背景下进行评价,仍是采用一分为二的说法。李择厚在前面将孔子的“仁”做了结构化的分析,他认为孔子以后的儒家各派都是对孔子所形成的某一特征或某一结构的侧重或强调。然而他们都没有完全脱离孔子的仁学母体结构。在这里孔子及其思想已不是历史长河中简单的一个人、一种思想,而成为中华古典文化形成的一个雏形,于是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便转变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雏形进行评价。李泽厚非常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深刻的认识到仁学结构是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说:“就是仁学结构原型的实践理性本身,也有其弱点和缺陷。它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的优点:“另一方面,这个文化――心理结构又有优点和长处,毋宁说,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份,与这个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不仅对其做一分为二的评价,李泽厚在最后还预测了这种文化或许能对后资本主义的异化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纳入革命和救亡的轨道，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并建立了评估和审视中国历史的新标准，使之与救亡和革命的主题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续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96页）

三、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的本土化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个问题。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固然在传播新知的道路上贡献厥伟，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态度，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15]进步学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成果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他们表述了如下观点：

（一）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出发，批判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吕振羽对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继承文化遗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全面、系统的表述。1940年，他在重庆发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指出：“我国封建文化的成果获得人类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绝地位，对世界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文化战士要“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深入地探究，去发掘其优良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而且，“民族新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所以说，我们要珍重民族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其优良传统，吸收其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因素。”[16]范文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说：“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创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同时也担负着中国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17]“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18]嵇文甫强调，外来学术文化与本民族优秀学术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才能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现实追求。其核心关注，毋宁说乃是对于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19]侯外庐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学术的具体内容提出建议：“中国古典学术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他方面则离开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学术史的特点，一方面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20]。

（二）在吸纳本土史学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充分尊重其他学者的学术成就。1940年吕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科学态度”去“整理国故”的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者也进行过若干有益的工作。”[21]即使在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传统史学仍然是珍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史学风采的长卷式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吸收传统史学的成果。[22]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与近代实证主义史学也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继承性。例如，范文澜虽然有深厚的古学功底，但当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后，“自觉地扬弃了旧学问家繁琐考据的流弊，而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肃、严谨的学风。这种学风，既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罗和严格鉴别，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严密分析与综合。”[23]范文澜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体现了这种新学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自序中指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原则，就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学方法，“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再进一步或改进或订正他们的说法。”[24]当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等对先秦诸子学术的重新认识和整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都主张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有助于抗战的思想武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最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契合之处，从而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实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

四、采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 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是密切相连的，1940年就指出，“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造成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所以新文化的大众化必须走通俗化的道路。“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25]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

（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通俗化，使之方便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历史知识的普及。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前记中指出：“因为要使这本书做到简明易读，我竭力避免牵涉到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问题”；目的是编写一本真正通俗的，能够给工人、农民阅读的辩证唯物论读本。[26]艾思奇与吴黎平《唯物史观》（1939年）一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作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唯物史观》曾被指定为学习中的干部必读书目，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7]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1941年）一文中，艾思奇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视角，强调必须要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侯外庐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1946），力图以科普的形式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命题。这些论著，对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撰写了一批通俗性与学术性兼顾的史学作品。许立群的《中国史话》是史学通俗化运动的代表之作，编者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字生动流畅，写得饶有兴趣。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也是普及化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师及略有初步历史知识的读者。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册，1940年）按年代顺序编辑材料，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著者还对一些文字加按语作介绍和说明。与此相关的还有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这些著述在内容上或取材于古代抵御外族入侵的抗敌故事，或取材于当代抗日故事，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体裁上则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用平话编写简明历史课本，用传奇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并广泛运用大鼓、鼓词、旧戏、小调诗歌等形式，大力普及历史知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史学通俗化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通史简编的总编辑人范文澜同志，曾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所引用的比较难深一点的材料都翻译成通行的白话文，以减少读者在文字上所遇到的困难，而增加读者的兴趣。”[28]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出版了《革命岁月丛书》等革命历史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主要面向边区识字少的群众。吕振羽还在《解放日报》上撰写了一组关于中国历史常识的专栏文章“常识讲话”，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远古至南北朝的历史，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引起集团一片惊慌之际，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些史学论著少用专业术语，基本以白话文的方式撰成，使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减少了很多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这一大众传媒方式，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念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喜好，融“历史”和“戏剧”为一体，形式生动活泼，还能有效地避开政府的文化限制政策。当时，“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数喜欢看历史剧。戏剧的演出自然不能没有观众，为了迎合观众，就不能不写历史剧。”[29]抗战初期，延安首先上演革命历史话剧《广州暴动》、《血祭上海》、《血祭九一八》、《九一八以来》。身在国统区的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41-1943年，他先后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大型历史剧。1940年以后，国统区的优秀作品也传到延安，如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和郭沫若的《虎符》等，此外还有延安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李纶的《秦桧》、孙震的《瓦岗山》、魏静生的《河伯娶妇》、秦腔剧《人心归闯》、《洪承畴》、《民族魂》等。这些历史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了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以艺术的形式更有效地给人们以历史教育，不仅使群众学到了基本的历史知识，更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表现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的突出特征。

五、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叶镬生曾说：“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30]德国学者罗梅君也说：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紧跟的历史理论和有关历史的问题的论断，而恰恰是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31]的这些史学研究思想，为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史学研究基本原则，众多史家在史学思想的影响下，始终高扬为现实服务的旗帜，总结历史经验以昭示现实和未来，探讨中国社会“合规律性”的发展脉络，撰写了一批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时代精神的史著，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又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巴勒克拉夫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相信它“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真正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32]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学术指南，对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性质作全新的解释，把历史看成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并初步建立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等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绝不只是在概念、范畴等技术性的层面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改革，而且还在整体上引导了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与意识的结构性变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迈出的坚实的一个脚印。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也有些许瑕疵。由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史学研究倾向于政治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使得史学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史学“借古喻今”之例多有发生，损害了史学“真实”性；在强调民族文化与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可以说，这一现象从抗战时期直至以后，与那种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纠结并迅速滋长，对后来党的事业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5]胡 绳.胡绳全书（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6]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79：140

[17]范文澜.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J].中国文化.1940（3）

[18]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98

[19]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第1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38

[20]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理论与现实.1940（2）

[22]吴怀祺、林晓平.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M].黄山：黄山书社，2005：39

[23]蔡美彪.学习范老，发扬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J].近代史研究.1990（6）

[2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1

[25].抗战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J].中国文化.1940（2）

[26]胡 绳.胡绳全书（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2

[27]吕希晨、何敬文.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2

[28]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N].解放日报，1941-12-13.

[29]王训昭等.郭沫若研究资料（上）[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71

[30]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J].中国文化.1941（2、3）.

[31]（德）罗梅君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3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

中国文化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在全球化的当下,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渐渐地热了起来。因为只有在1500―20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质才会显现出来。从晚明以后,对中国的研究都已经不能仅仅固守中国本土的传统,晚明所传入的西学已经成为揭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思想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学界在对“西学东渐”研究充满热情的时候,对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学西传”历史的研究要相对薄弱一些,当然近年来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有了一些,不过相比之下是无法和数量庞大的对“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成果相比较。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开始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转向”,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土研究。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着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在西方学术界以往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意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反映,这的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国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同,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缺少一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加强对基督教的传入在中国的接受和反映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至今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一下就可以感到这一点。对明清以来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的教会史的专题研究都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时,对“西学东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体框架中,为此,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说明和研究。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因为,这里既有寻找文献的困难,对研究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以外,“中学西传”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研究,进入欧洲早期汉学的研究,在学科上这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学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中国学者中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向学术界推荐的。

二

中国学术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无法和“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但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从翻译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角度都比十余年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何高济等先生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扎记》、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何高济翻译的《鞑靼征服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大中国志》、《中国新史》、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秀笔记研究》、耿N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法兰西》、郑德弟等人所翻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郭强翻译的《中国近事报道》、吴莉韦翻译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余三乐翻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澳门文化杂志社翻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钱林森等翻译的艾田浦名著《欧洲之中国》、丛林翻译的《中国来信》、杨保筠等人翻译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潘琳翻译的《山东的灵与肉》、李岩翻译的《白晋生平和著作》等;《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计翔翔的《鞑靼战记》《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吴莉韦《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韦张国刚《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无法将这类著作一一列出。和在中国学术界的“中学西传”研究中,孟德卫教授的研究有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几点:

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国学界对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如果从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算起也有60多年的历史,其间吴孟雪的《明代欧洲汉学史》是较早从总体上把握的著作,但略显简单。计翔翔的《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为中心》是国内较早对欧洲汉学展开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在对曾德昭的《大中国史》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个案研究上尚很难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卫教授也有所不及。但这毕竟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给我们一个欧洲早期汉学的全局把握。张国刚带着他的团队所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虽然涉及的面要比孟德卫教授的书要广,因为,书中有关于俄罗斯汉学的几章,这是孟德卫的书所没有的。但总的看,全书略显零散,在来华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之间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卫这样有一条逻辑的思路相连,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过于松散。吴莉玮的《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无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在问题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欧洲早期汉学史的著作,而只是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中的一个问题加以展开,放在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她和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但它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的思想影响史,而不是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兴起》的写作思路和孟德卫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对欧洲早期汉学的理解上两者略有差异,在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线索把握上孟德卫的书显得更为系统,而张西平所涉及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跨度要比孟教授长一些。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较为薄弱的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来说,孟德卫教授的书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完整的欧洲早期汉学的图景。

其二,对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做到了较好的结合。学术的进步是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两个维度的交错中发展的,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难有好的宏观把握;反之,如果没有宏观性的通论性著作,个案的研究无法贯连起来,历史的整体面貌就无法掌握。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较多是从宏观展开的,通论性著作层出不穷。近年来,历史研究回到历史的现场,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个案研究著作,大大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研究的细碎化开始出现,真正有宏观视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见到。在全球化研究兴起的今天,对于产生于初期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的欧洲汉学研究,如何把握好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维度,使个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总体研究之中,将总体的研究通过个案的展开而深化是对每一个研究者的考验。孟德卫教授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就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上。全书不仅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化初期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线索,也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讨。

例如,在对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寻找的研究上,在对柏应理所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研究上写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献的使用是中国学者所不及的。

在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实际面临一个学术进展上的矛盾,没有一本较好的国别汉学史著作,很难推动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但在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时,断代史和专书、专人的研究很难有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著作。目前除严绍T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研究和阎国栋先生的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外,其他类似的研究总体上不尽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孟德卫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其三,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者必须同时熟悉中国和西方两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学者仅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汉学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逻辑。从学术上讲,这门洋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并不能完全归于中国学术史,它本质上是欧洲学术史的一部分,是西方东方学的一部分。因此,这对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从事西方汉学研究的学者在知识和学术修养上必须打通中西。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读了孟德卫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们仍需努力。在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对西方学者应持一种更为谦逊的态度。

在谈到这一点时孟德卫教授说:“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国家,如中国时,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主旨。”这样,在对基歇尔《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他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欧洲文化背景,他认为,基歇尔身上赫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国图说》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尔从源头上将一切文化都还原成一种和谐的统一体,同时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说》收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稣会士,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这些传教士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但由于他学术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这里所讲的赫尔墨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鲜有深入论述。

又如在对欧洲早期汉语的热情关注的分析中,书中详细分析了欧洲在16―17世纪对普遍语言学想往和追求的原因,从而将欧洲早期对汉语的学习放在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们加深了对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的理解。

书中提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书中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提到了汉语,却对17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的关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本书中关于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三

在对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中文,虽然,现在欧洲的汉学家正在独立地编辑藏在欧洲的一些中文文献,但在对文献的理解上,在对中国本土文献的发掘上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展开研究是我们长期所应坚持的。

但从耶稣会士来华后中国的历史就不仅仅存在于中文文献中,它同时存在于西方语言的各类文献中。对晚明史和清史的研究已经不能仅仅依靠中文文献,近年来笔者走访了一些欧洲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地方所藏的关于中国明清史料的数量实在是我想象不到的,这些材料既有传教士的报告,也有商人的记载、外交使团的报告。任何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对这些外文文献的轻视都是不对的。旅居葡萄牙的中国学者金国平先生认为:“从目前的学术发展来看,将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一手史料引入南明史的研究势在必行。长远而言,它将决定性地为明、南明、清史研究开拓新的观念、视野和空间,对新清史的编写也大有裨益。鉴于它是一种非传统史源,我们必须在史料的分类上,给予恰如其分的地位――作为正史辅助学科,使其具有学术独立性,不局限于中外交流史范畴而进入正史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建议探讨是否可以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3〕283我完全赞同金国平先生的建议,虽然自清史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编译组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此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但仍然是很少的一部分,对这些藏在西方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献应该从长计议,作为一个国家学术事业,培养人才,制定规划,一步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