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1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难度大

由于我国国土资源面积辽阔，能源和资源的储量丰富，所以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资源节约的重要性，一直以来都采用粗放型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正在逐渐显现，资源过度浪费导致我国正面临着能源储备量不足的危机，虽然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要想在短期内有较为根本的转变具有很大难度。

1.2煤炭能源的消耗量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煤炭资源作为主要的能源供给来源，这是由于在煤炭能源在我国分布面积较为广泛且具有充足的储量。煤炭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会导致碳排放量过高，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是引发温室效应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尝试改变工业生产的能源结构，开发更加新型的环保能源，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天然气资源。但由于新型能源的使用成本在近年来有不断抬头的趋势，较煤炭能源不具有成本优势，因此，煤炭的主导地位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1.3产业生产结构的制约

在全球化经济合作中，我国的贸易输出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为主，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制造通常都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带来巨额的环境成本，这不但降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还会直接加重对环境的污染和能源的消耗。

1.4低碳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技术水平较为落后是制约我国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因素。要想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依托，而我国在工业生产方面，往往只致力于如何依靠能源的消耗来实现产量的增长，而对技术研发不够重视，导致我国在新能源开发和新型生产技术研发方面还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也制约了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

2转型优势分析

2.1发挥空间大，转型效果明显

由于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转型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较其他国家而言就具备更为明显的发挥空间。传统的粗放型，高耗能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世界同行业领域相比较，工业生产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都高出许多，因此，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降低产品的能耗，其低碳转型效果则会更加明显。

2.2先天性能源优势

我国能源种类众多，除了传统的煤炭资源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环保清洁能源，因此，可以通过对清洁能源的利用来实现低碳转型的目的。例如，风能和太阳能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就可以借助自然资源来达到工业生产目标，而同时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2.3技术合作潜力大

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落差。比如，在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高参数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中国仍不太成熟；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方面，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氢能技术等，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领域，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车的相关技术等，还处于探索阶段；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也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术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增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此外，中欧之间签署的《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发起的《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及双边合作都把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合作作为基石。

3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

3.1坚持国家利益，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不仅要考虑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因素，更要考虑现代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尤其是高碳产品出口引起的碳排放问题。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客观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为由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买单，从而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同时，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中，要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对技术和项目严格把关，并准确核算减排成本，增强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洁发展机制等项目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3.2改变落后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从根本上转变对于低碳发展方式的认识，积极的参与低碳减排行动，实现最佳减排效果。首先，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低碳发展模式推广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并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充分认识到低碳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各方面长期的坚持和共同努力，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抱枕转型效果。其次，还要重视人们的配合，要逐渐转变人们对于低碳转型重要性的认识，使人人都能参与到低碳减排的行列中来。

3.3构建“低碳经济试点区”，探寻发展低碳经济的途径

可以考虑按照不同地区和部门的特点，选择试点区。比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低碳经济试点区，采取相关政策吸引研发及高端制造业投资，改造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示范区。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1.消极影响

1.1压缩了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要求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世界各国的出口规模。然而，现阶段国际市场总需求基本进入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美国出口份额的扩大，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出口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导致中国对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在2003年~2010年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平均增速达到18.63%，远超出美国对其他国家产品的出口增速。不过，在2010年，美股对世界的出口增长率达到17.54%，相当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增长率19.63%。这意味着出口倍增计划的落实，在加大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对世界各国产品出口量的提升。倘若未来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依旧没有任何优势，势必会逐渐淡出国际市场，成为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牺牲品。

1.2加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为能更好地消化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了各类货币政策，美元价格持续降低。这种现象对美国而言，无疑是扩大出口、脱离国际贸易收支窘境的最佳途径。但是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将迎来严峻考验。简单来说，当美元持续保持弱势状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将会与日俱增，人民币一旦贬值，势必会导致原本经济效益就不太乐观的产业要承受更大的生产压力。

1.3打击了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会导致美国出口管理制度有所放松，各类先进技术将得以引进。然而，大量先进技术的引进，会导致国内企业对进口技术产生依赖性，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长久以来，美国始终坚持对我国进行高科技出口管制，管理初衷就是为了抑制中国科技、军事技术研发事业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军事、科技水平始终稳定在世界第一的位置。近年来，我国深刻地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自主创新。而美国选择在同一时期放松管制，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对国内推行自主创新都是十分不利的。

1.4中美贸易矛盾日益加深。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市场正在缓慢复苏，对美国而言，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未来实施出口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经济规模不可小觑，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支持，美国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可能性将会十分渺茫。有鉴于此，美国势必会对中国持续施压，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扫清贸易阻碍。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同样会不断完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求自身利益得以保障。在此情况下，一旦双方市场开放与保护的关系处理不当，势必会加深中美贸易矛盾，进而导致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受到限制。

2.积极影响。

2.1推动了管制制度的改革。由于美国现行出口管制较为严格，因此很多中国用户开始放弃进口美国产品，并将关注焦点转移到从其他国家进口。人们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出口管制制度的落实，对本土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造成了严重影响，出口管制制度的失实，逐渐显露出诸多弊端。所以，可借助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全面加快了出口管制制度的改革进程。美国技术管制的放松，对其他各国而言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标准，有利于促使世界各国技术管制的放松。而这一系列现象，均能够为中国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先进技术的辅助下，科研研发成本得到有效控制，进而促使了产业的机构优化与完善。

2.2实现了中美贸易的平衡。据权威机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在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达到3500亿美元，美国占比7.4%，相较于欧盟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距离。不过，从目前现有技术条件来看，倘若根据2001年的进口比例预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势必会降低330亿元左右。作为引进美国先进技术的主要市场，中国未来进口美国的技术产品势必会逐年递增。另一方面，美国各类出口便利措施的落实，为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进口的增加，中国对美国贸易长期顺差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并有效消除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3中国对美出口率持续增长。2010年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增长率依然居高不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倍增计划的实现，势必会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出口规模。同时，美国出口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考虑到中国产品无论是劳动成本还是生产效率方面都颇具优势，美国目前尚且不能完全掌握这些产品的制造工艺。所以，美国的这部分需求往往会通过外部市场进行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因此，中国继续支持美国产品的出口绝对是大有裨益的。

2.4强化了中美的国际交流。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对加强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国际交流无疑是有所裨益的，能够有效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水平。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建设工作的投入，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出口。不过，考虑到中美两国各中小企业里，从事出口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因此，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更多的企业从事出口，深层次开拓国际市场。中美企业的联系日益频繁，为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奠定了良好基石。

二、我国关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应对措施

1.充分发挥产品制造优势。新时期，我国各企业应积极发挥产品制造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配合，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也不会与中国发生利益冲突，美国目前只能借助现有的产业优势，进一步扩大出口，开辟新的就业渠道。

2.全面贯彻自主创新战略。目前，国内有诸多企业管理者对国家相关政策与行业规定了解甚少，对其缺乏应有的关注度。为此，新时期，有必要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企业的联系，明确自主创新战略，并结合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对研究进行不断调整与完善。

3.建立健全反倾销机制。我国现行反倾销预警机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有待改进。反倾销与经济制度的建设，应结合国内外市场大致走向，尽可能避免市场高度集中。在内容方面则主要包括：合理设置产品出口价格，并辅助企业提前做好充分的反倾销调查准备，并透过认真分析，研制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时期，我国务必要认清当前局势，消化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添加不竭动力。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自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就持续关注着石油价格波动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早期的学术成果主要有Rashche和Tatom(1981)，Hamilton(1983)以及Darby(1982)等，其中以Hamilton(1983)最具代表性。Hamilton使用1949—1972年石油价格和美国GNP的年度数据，检验了两者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自此以后，许多学者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就这一问题开展了实证研究，多数研究发现油价冲击和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反向联系。例如，Hamilton(2003，2004，2005)儿对美国，Brubige和Harrision(1984)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德国，Bruno和Sachs(1982)对荷兰，其中对美国的研究最多。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上有些探讨油价净上升的测度问题、能源价格的内生化(Hamilton，2005)等；方法上从传统的经济计量学转换到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而实证研究能源价格冲击经济的标准方法是，模型化研究进口原油价格外生上升对本国经济的影响(Kilian，2008)。这种由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影响本国经济的机制是，国际原油进口价格上升改变了贸易条件，进而影响国内生产决策，进一步影响国内整体经济。按此观点，将石油看成是国内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这一方法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学实证研究，并且也是最能解决问题的(Backus和Curcini，2000)。本文采用的中国动态CGE模型也是按此观点来处理生产模块。我国自2003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以来，原油进口和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而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这对我国这样一个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大国而言，其对经济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因而该主题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潘盛初等(2009)应用中国宏观经济多部门动态模型研究了油价波动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影响；Tang，Wu和Zhang(2010)从局部均衡的视角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研究了油价冲击对中国经济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油价上涨对产出和投资有着显著的方向影响，对通货膨胀率与利率的正向影响也是显著的。而且实际产出与投资受影响的持续时间明显比价格所受影响要长。段继红(2010)¨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了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动态冲击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上涨确实对产出有逆向影响，但冲击后的产出在回归到零值后会越过零值继续上升；国际油价上涨对CPI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且CPI并不会在当期就对油价冲击做出响应，而是有一个相当的滞后期。何启志(2012)¨用非结构化模型的VAR和BVAR方法研究了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国际因素，研究发现国际石油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水平有重要影响作用。朱启贵等(2011)¨研究了近2O年以来国际油价变化向中国通货膨胀传递的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源环境政策、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影响着国际油价向国内经济的传导过程。王勇和郑海东(2014)研究了石油价格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中国成品油定价市场化改革的调节作用等问题。研究发现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微观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新增银行信贷资源的中介渠道而产生的。随着我国成品油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企业投资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Fan等(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国际油价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油价上升对我国GDP、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普遍具有负面影响。与前人主要使用静态CGE模型相比，本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开发动态CGE模型研究国际油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情景设计更多也更接近现实；第二，研究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是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是最新的。

二、动态CGE模型

本文以PEP．1．t(单国动态标准CGE)模型为原型，构建中国动态CGE模型。模型结构大致分为生产、消费、外贸、政府以及动态等模块。

(一)生产

生产模块是嵌套结构。顶层有3种投入：增加值、能源、中间投入；3种投入用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嵌套起来。在第二层中，增加值由劳动和资本通过CES函数复合得到。能源分为电力能源和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再分为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石油加工三类一次能源。在中间投入方面，各种商品通过列昂惕夫函数复合起来。在总产出方面，生产者可以生产多种商品，它们之间也是用CES函数复合而成。为减少篇幅，本文仅列出顶层CES函数：xsrjt=Bj＼^VAZ,+CU+1一一卢)EⅣE]一百p(1)其中，．表示_『行业t时期的总产出；Bf表示行业的规模系数；VA、c‘，、ENERf．1分别表示_『行业t时期投入的增加值、复合的中间投入品、能源。而参数卢、卢和(1一卢一卢)分别表示行业相应投入占总产出的份额。

(二)消费

模型只考虑一类居民，其收入有3个来源：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资本收入中分配给居民的部分，三是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全部收入先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余的部分是可支配收人。然后将可支配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存起来作为储蓄，剩余部分全部用于消费。居民按照收入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原则选择消费品组合。其效用函数斯通杰瑞(Stone—Geary)函数是从线性支出系统演化而来，形式如下：PCf，lCf．1=Pc+yL耶(cr／L一∑PC¨cMIN)(2)"其中，尸c“表示i商品t时期的价格；C表示居民在t时期消费商品的数量；c表示居民在t时期对i商品的最低生存需求量；y表示商品在居民整个消费束中的边际份额；CTH表示居民在t时期的消费总额。

(三)政府

政府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税收，其中包括生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关税等。政府的开支用于政府采购、转移支付，剩余部分是政府存款。(四)国内商品市场国内生产的产品有两个销售渠道，即国内销售和出口。企业根据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决定在两个市场的销售比例，犹如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用不变转换弹性(CET)表示。国内商品市场上的商品由两部分组成：国内生产部分和进口部分，两者通过CES函数复合而成。(五)动态模块本文采用递归动态链接t时期和t+1期的资本存量，当期资本存量加上新的投资减去折旧部分就是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该关系由式(3)表示。每一期的投资总额等于每个行业的投资量与新资本价格的乘积之和。新资本的价格与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由式(5)表示，这里隐含的假设是一旦投资发生，就会毫无磨损地变成固定资本，而且这里假设新投资的价格与行业无关，所以新的资本价格只有时期下标t。行业投资需求借鉴Jung—Thorbecke(2001)①的形式，投资需求是资本存量的一个比例，而这个比例又取决于该行业的租金率与资金的使用成本有关，也有学者将此解释为托宾g②。其中资金的用户成本等于新资本价格乘以折旧率与市场利率之和。KDf’l+=KDj，。(1一)+，Ⅳ，(3)，=PK∑INDj，(4)PK：去兀【]训‘(5)‘‘‘Tu‘INDj，：r肋(6)．f=PK(6+衄，)(7)其中，KD『．1、KDi．分别表示行业t时期和t+1时期的资本存量(下标-『和t的含义下同，不再赘述)；6，表示折旧率；INDj．表示投资量；P表示新资本的价格；IT表示全社会的投资总额；A表示新资本价格的规模系数，该参数需要外生设定；PC“是商品的含税购买者价格；表示商品i在所有投资中所占的份额；IRi表示市场利率；咖表示投资需求的规模参数；表示资本的用户成本；IN表示资本需求的弹性系数。

三、数据库及参数设定

(一)基础数据

本研究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综合多种数据来源，编制了中国社会核算矩阵初始表，再采用交叉熵法平衡。为了着重考察国际油价变化对我国经济总量和产业大类的影响，本文将中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65个部门合并为34个部门，其中第一产业为农林牧渔业，并对服务业进行大类合并。合并后的简表见表1。

(二)主要参数和外生变量设置

本文的参数设定主要参考近些年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其中顶层生产函数中的弹性系数参照武亚军和宣晓伟(2002)③，其余弹性系数(如电力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各类化石能源之间、国内生产国内销售与进口之间、国内生产国内销售与出口之间等)参照GTAP—E(RobertMcDougal|等，2007)④；折旧率参考YanXu(2009)⑤。我们使用新古典假设，即人口／劳动力增长率外生变化。直至2050年的中国人口数据预测值来源于联合国社会与经济部人口处的《世界人口展望，2011》。能源效率：基准情景下设定2014—2020年，年均增长2．5％；2021—2030年，年均增长1．5％；2031—2050年，年均增长0．5％。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大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并且“中国因素”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考虑到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仍没有定价权的现实情况，设定国际油价外生决定。

四、情景设定与模型结果分析

(一)情景设定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在情景选择上着重考察基准情景、关税减免情景、技术进步情景以及减税和技术进步混合情景。1．基准情景。基准情景主要反映一种对未来中国能源经济环境发展的预测和判断，是作为评价国际油价冲击中国经济的基准情景。考虑到当前已有很多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分析，大部分是根据不同时间段对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变化进行预估。从时间迁移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形态及产业结构等特征是由过去的社会形态与政策共同作用形成的。同时，当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策措施相互作用也共同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模式和趋势。因此，在基准情景分析中，考虑没有国际油价冲击下中国经济的“自然形态”。2．油价冲击情景。考虑在“接受”国际油价冲击，但没采取相应的抵消政策措施情景下我国经济的表现。该情景分析在国际油价不同上涨幅度的压力下，GDP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表现。3．定向技术进步情景。在基准情景基础上，每年能效多提高1％。模拟定向技术进步对抵消国际油价冲击的影响。4．油价冲击下的进口关税减免情景。本文考虑的情景政策为全部减免原油进口关税，作为税收优惠政策的代表。当然，类似地也可以分析其他税收政策来补贴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5．综合情景。考虑在情景3和情景4共同作用下，宏观经济在抗击国际油价冲击的效果。

(二)情景分析及政策效果评价

情景分析的主旨，是通过对不同情景的模拟，对国际油价影响我国经济各主要指标的力度和方向进行进一步思考和更详尽的分析，并且希望能对机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支持。我们首先分析上述单一情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各情景的效果；再分析油价冲击下的关税减免和技术进步的综合情景。为便于表示，我们设定以下各种情景代码表(表2)。1．国际油价上升对实际GDP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引起中国实际GDP减少。表3显示在不采取政策措施的各种涨价情景(S1～s4)下，直至2050年各主要年份的经济增速都是下滑的，但下降速度在减缓。而在技术进步的各种情景(E1～E4)下，技术进步的正效应不仅完全抵消了国际油价上升的负面效应，而且使经济提速显著。需要指出的是，油气进口关税减免的收效甚微(N1～N4)。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原油进口关税只有1．5％的缘故。至此，很容易解释技术进步和关税减免的综合集成政策效果(EN1一EN4)。为了更直观表示国际油价冲击下我国GDP增速变化，本文模拟了国际油价年均上涨5％时，各情景下GDP增速变动情况，结果显示，能效提高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有效的途径。同时，从各年的GDP增速时间序列来看，国际油价上涨幅度越大，对GDP负面影响也越大；并且同一幅度的国际油价上涨，对我国实际GDP影响动态减弱。2．国际油价上升对投资的影响。在各种情景下，国际油价上升对各年份中国投资的影响与GDP类似。在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投资受到的油价冲击很大。技术进步再次成为了抵消油价冲击投资的有效工具，并且时间越长，其作用越大。这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对技术进步的政策分析要着眼于它的长期效应。3．国际油价上升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各种情景下，国际油价上升对中国居民收入影响的变化趋势与GDP、投资的影响类似，这里不再赘述。4．国际油价上升对CPI的影响。表4给出各种国际油价上升情景下对中国CPI的影响。国际油价冲击并且在无政策干预的情景(S1～S4)下，CPI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化符号甚至是不确定的。而从理论上来看，国际油价冲击下CPI的变化取决于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力：①国际油价上涨推动下的生产成本上升，推动CPI上涨；②由于需求不足。CPI如何变化取决于以上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力的合力。而从本文设置的情景来看，技术进步可长期抵消国际油价对CPI的冲击。5．国际油价上升对进口的影响。在各种情景下，国际油价上升对中国进口数量的影响，表现出与上述各指标不同的特征，即无论在哪种情景下，进VI都是下降的。其原因在于价格效应，即以原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国内进口需求下降，虽然关税减免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减缓进口下降的作用，但是进口量总体下降。6．国际油价上升对出口的影响。与进口表现类似，无论在哪种情景下，出口都是下降的。其原因也是价格效应，即以原油上涨推动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国外需求不足，在这一点上与国内类似。一7．国际油价上升对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经济的影响。在各种情景下，国际油价上升对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影响与人们的直觉一致，国际油价上升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8．国际油价上升对制造业的影响。制造业厂商是国际油价上涨的直接受害者——直接提高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因此，可以预计，无论在哪种涨价情景下，如果没有政策的有效干预，制造业的产出将会下降。而在技术进步的情景(E1～E4)下，技术进步在长期抵消了国际油价上涨的负9．国际油价上升对服务业的影响。与制造业类似，服务业也是国际油价上涨的直接受害者，并且也直接受益于技术进步。10．国际油价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类似，中国农业生产也是国际油价上涨的直接受害者，并且也直接受益于技术进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编制中国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建立了动态CGE模型，通过设置进口关税减免、技术进步等多种政策情景，递归动态模拟分析了直至2050年国际油价上涨对我国实际GDP、投资、居民收入、进出口贸易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基本结论如下：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引起中国实际GDP衰退。模拟结果显示，在不采取政策措施的各种涨价情景下，直至2050年的各主要年份经济增速都是下滑的，虽然这一下降速度在逐步减缓。而在技术进步的各种情景下，技术进步的正效应不仅完全抵消了国际油价上升的负面效应，而且能使经济提速显著。同时，国际油价上升对投资、居民收入、进出口额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同样地，技术进步对这种负向影响有一定的抵消作用。各种情景的国际油价上升对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都有正面影响。这与人们的直觉一致，国际油价上升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其他各产业，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承受国际油价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在无政策干预的各种涨价情景下，各产业的产出下降。而在技术进步的情景下，技术进步在长期抵消了国际油价上涨的负面影响。基于以上的模拟分析可见，技术经济政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能效提高是抵御国际油价冲击的重要手段。因此，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是解决能源使用问题的长期有效工具，而且也是抵御国际油价风险的重要手段，需要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自消费始。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主要从消费开始，人类最初和最终的经济目的也源于消费。可是非常遗憾，这样一个几乎属于常识性但有决定性的问题并未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学家中，消费对于经济的目的性在许多场合被遗忘或淡化。其实，人类祖先就是为了温饱的满足才脱离动物界，用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解决温饱不足的问题，从而有了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和再生产消费品的环节不断延伸，消费品的生产既包括消费品本身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许多经济活动似乎与消费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甚至出现偏离、背离消费的情形。但是必须明确，任何生产资料的生产都不能完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否则，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性就值得怀疑。以生产消费品为目的的经济为什么要增长？在根本上，则是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也是增长的，撇开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消费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需求是不断增加的，包括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和消费品范围的扩展。所以，消费是经济永恒的增长动力。当然，消费品的生产要涉及到众多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围绕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需要有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还有其它为人类消费提供生产的环节，比如安全的生产、环境的营造等。换言之，围绕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一系列的社会劳动，都是表现为经济的活动。必须指出，只有以消费为中心构成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那些脱离、远离、偏离、背离消费，游离于消费之外的经济增长，不能构成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为速度而速度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物质浪费。需要指出，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会对经济增长的目的有多样的看法。就某个个人而言，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除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外，还有超出消费的许多目的，很重要的是财富的积累，对金钱的贪婪，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交往、名誉、良心等；就企业来说，则是利润的最大化，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击败众多的竞争对手等；在国家层面上，结合开放的国际环境分析，不仅包含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包括更多的外汇、更多的超出消费范围的财富、超越别国的竞争力等。但是，站在世界层面上，如果将世界看作是地球村，是浓缩了的个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没有那么复杂多样，就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那些脱离消费甚至挤压消费的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非经济性，是对经济的负效应。这也清楚地表明，经济学家在个人、企业、国家还是全球层面上研究经济，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和结论。

影响增长有哪些因素？

站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如何解决经济增长的目的，实现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考虑：一是尽可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是居于经济发展首位的目的；二是争取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保持对外贸易的总体平衡、略有结余。满足这两个目的，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问题是由于一些增长条件的约束，实现理想的增长并非易事。具体必须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也并非是越快越好。一般来说，人类在解决温饱、生活实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候，主要追求消费的品质、安全、环境和健康等因素，消费表现出科学合理而富于理性。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品零售增长，以此带动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同时，消费还受到收入增长水平的限制，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消费增长有很高的速度。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并非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增长。——资源的供给因素。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今世界，凡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未必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降低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如果资源匮乏，会制约自身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它利用资源的水平和效率。考虑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和数量。——环境容量因素。在现代社会，环境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元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消费，事实上抵销了部分的经济增长。比如由高速增长引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必然会明显加大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加重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投入经费。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就要认真考虑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度，更要考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国际竞争力因素。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国内外市场的利用游刃有余。通常在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争取较多的份额，并且在应对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关税壁垒等方面也能保持一定的优势。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的经济增长，除了改革驱动和投资拉动外，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资、扩大出口，以劳动力的低成本、环境准入的低门槛以及土地的低价优惠。今后一段时期，原来那种有缺陷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好景不在，过去的增长方式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必须在争取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方面有所突破。——科技创新因素。无论是在消费层面上，还是生产层面上，科技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和设备生产，有多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品种、性能如何，都跟科技创新有很大关系。并且科技方面的创新，不可能靠单纯的引进。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自身的创新，经济增长只能主要表现为是“懒汉式“”寄生型”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创新的人才，以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制度因素。经济制度涉及到人的权力、利益和责任，决定人的行为，是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能否激励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规范经济行为，并形成有效的宏观调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比如在收入的宏观分配问题上，如果基尼系数过高，财富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并没有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样在事实上抵销了实际的高速增长。并且这样一种分配制度，不可能维系长期的快速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综合考察上述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才能决定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必须严肃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突出以消费为目的的经济增长。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始终确立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的增长传统。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另外，消费安全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缺少消费安全，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过去多年里的高速增长，除了高于GDP2-3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还包括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和大规模的出口，GDP中有30%左右的外资份额。如果不是计算GDP，而是计算GNP，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剔除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顺差肯定有很大差异。考虑到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因素、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不用说在技术上赶上美国，就是在总量上赶上美国，都是困难的事。结合今年上半年GDP7.6%的增长，笔者跟许多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速度不是偏低，而是仍然偏高，不排除存在过热的情形，有相当大的降幅空间。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在3%-5%或2%-4%左右，就是理想的增长。片面追求高增长，只会图虚名、招实祸！将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在经历了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环境在经济增长中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消费层面上，环境成为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消费品。比如，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干净水的需求，是消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是钱多了、房子大了，但生活在雾霾状态，会大大降低消费的质量。必须彻底从“先上车、再买票”“先污染、再治理”“边治理、边污染”中摆脱出来，对现有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进行认真的普查和评估，坚持严格的环境评审制度。必须根据环境容量，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宁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也要保护生态环境；宁要绿水青山，才要金山银山。对牺牲未来，以破坏损害环境为代价形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严惩重罚，决不搞下不为例。促进有分配公平的经济增长。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是从结果上反映的生产关系。分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平分配条件下5%的增长，可能比不公平的10%的增长要强很多。这方面，首先要走出西方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的误区。在西方福利经济中，公平的定义是收入均等化的概念，与我们追求的公平相去甚远。平等不平均、平均不平等。分配的公平，不是收入的无差异，也不是差异越大越好，而是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笔者不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应该是“公平优先、促进效率”。因为效率来自于公平，公平出效率。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收入；建立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机制，在不搞平均主义、保证投资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强调高收入者多交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低收入困难群体基本的生活权利，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确实处理好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调节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经济增长既要有利益激励，又要有行为规范，两者缺一不可。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但表现在地方政府，往往“高速增长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对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投资高负债等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往往是将矛盾向后拖延，包括贷款，也是只负责贷，不负责还。说到底，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没有真正形成对增长负责的机制，尤其是对未来负责的机制。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强有力的责任约束机制，一任领导，不仅对任期内的增长速度负责，更要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续利用、收入分配公平、偿还债务等负责，而且还要对任期内自己行为给后人和未来造成的影响负责。有了这样的责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只追求高增长却不承担高增长后果的矛盾积弊，让经济增长回到合乎规律的科学轨道上来。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超额需求通货膨胀，通常是被认为总需求过度的结果。也可说成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生产商的总供给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升。概括说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和总产量的增加，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就是达到实际产量的最大限度，总需求轻微的波动都会带动价格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也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又被生动地描述为“过量的货币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样根据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一旦出现社会上的总需求超过总供应的现象，物价上升趋势的出现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总需求上升必定会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种现象。

(二)成本推进

成本是在生产和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中需要花费的所有费用，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也是构成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在通过一些途径达到自己所需目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称为成本。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又被称为供给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人们总需求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导致的物价水平全面持续地增长。指的是由于生产者成本的上升是价格水平上升的情况也会由于市场上的价格冲击力造成的某一类原料价格上涨。

(三)结构性变

化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活动内容应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业组织;二是生产率保持一定水平线上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当工业部门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门工资上涨时，社会服务部门也会不甘示弱，同样提高薪资上涨幅度。由此现象不难发现在这种做法下，经济总体难免会形成由工资薪酬成本所推动产生的通货膨胀。即社会中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其他部门必会因为攀比心里而同时提高自己的工资比例。具体定义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推动的作用下，仅仅是由于市场结构因素造成的普遍价格的上升变化。分析来看，社会各部门生产效率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和外部的经济联系不同，可是现代经济结构要想使生产要素从落后的部门向先进的部门转移是很难做到的，同时落后的部门会要求与先进的部门在工资和价格方面达到同一程度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表现

(一)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

通货膨胀会影响甚至降低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其中对固定水平低的民众影响十分明显。一般会分成两个部分:对于有固定工资收入者和债权人来说会遭受财产的损失，由于这群民众只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及养老金，而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却抵不过物价上涨的幅度，总是居于通货膨胀之后。而对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润收入者)和债务人都会在循环涨价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通过提高价格水平来减少通货膨胀损失，并可能从中获益。

(二)通货膨胀造成消费与投资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畸形经济结构由于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向更加不协调的方向演变，市场生产者发出商品价格的信号，而生产者会依据这个信号来明确市场是否需要自己的产品，明确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来降低社会能源资源的浪费，让这些资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货膨胀来临时，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由于生产的投机和人们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而上涨。由于生产者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场信息，因此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促使消费与投资的进一步盲目前进。

(三)通货膨胀降低中国的竞争能力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商家们要想谋求自己的产品利润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径就是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因为即使获益的空间被通货膨胀的循环冲销压缩，可是相对于不涨价而言，获利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属于外向型发展经济，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加工制造国外的产品再输出，成本低廉，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通货膨胀更加剧了这种低端的社会地位，不但国内货币贬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通货膨胀对国内居民的影响

首先，对于固定的工资收入持有者来说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失。对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阶层来说，如:领取救济金、退休金的人等，他们的收入属于弹性很小的固定资金额，普遍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尽管实际收入通过名义工资有所提高但是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导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质量下降。其次，通货膨胀对居民储蓄不利，伴随物价水平上涨，居民存入银行的资金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原本拥有的资金按照相反的利率来计算，使民众所持有的资金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通货膨胀还会对居民就业产生很大影响，虽然通货膨胀在前期内可以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但是只要当通货膨胀继续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们就会大大的降低积极性，企业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极大下降，这就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多的现象。

三、应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

(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总需求属于宏观的理论。它是指在特定的物价体系阶段中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必须要对货币流通情况作出合理的判断，不能就单方面来看，还必须综合各种因素来采取对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大力缩减财政支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财政的产生。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紧缩型信贷，严格控制货币的放出量，降低货币供应量。但是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两者结合的综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径即抑制消费过快增长并将投资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实现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点应该加大金融部门监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完善加强监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管理因素，协调好监管体制下的各个金融部门，坚决制止和查处随意提高利率、乱批设金融机构和各种违反金融政策法规的行为，防止各种违规现象发生，避免由于经济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推动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三)增加产品合理供给，优化经济结构

为解决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切入点着手，一方面适当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控制总需求，二者均要重视。若单方面控制总需求而忽略了增加总供给的作用，将阻碍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处于低速阶段，最终使努力付诸东流。但仅增加总供给而不控制总需求又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调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有效供给，降低成本，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四、结论

在世界经济相互融合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断飞速前进，但同时也显露出各种矛盾与结构化问题，通过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当前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的办法这些角度来阐释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对通货膨胀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处理好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向不好的方向发展。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从多个角度出发应对通货膨胀，应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完善社保、养老制度，加强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人，调整收人分配制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能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降低一定的风险，减少财力的损失。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历了规律性的演变。Kuznets(1971)对经济增长中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概括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从初级阶段转到高级阶段的一般程式化事实。本文应用了经济增长核算检验方法(Chow，1993;Heytens＆Zebregs，2003)，建立由劳动和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总量生产函数，以度量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其中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残差，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来衡量技术进步，表示投入保持不变时的产出增长。假设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Y=AF(K，L)其中，Y、K、L、A分别为时间t时的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技术水平。生产函数对时间t求导，所有项除以Y得:G(Y)=G(A)+αG(L)+βG(K)式中G表示变量的增长率，α为劳动生产弹性，β为资本生产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弹性的和等于1。左右两边减去G(L)并整理得:G(Y)－G(L)=G(A)+bG(K)－βG(L)在很小时间的变化下增长率的差可近似为差的增长率，上式可以近似为:G(Y/L)=G(A)+βG(K/L)即G(A)=G(Y/L)－βG(K/L)Abramovitz(1993)应用了上面的方法分析了美国1800－1966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之前，即1800－1890年间，资本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小于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同时资本劳动比率大于劳动生产率;而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的经济走向成熟，1890－1966年之间表现为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贡献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可见，美国经济增长历程符合Kuznets(1971)总结出的阶段规律，在工业初期增长依靠资本表现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后期增长依靠技术表现出收入分配的均衡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能成功地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如苏联就陷入了初级阶段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转变到高级阶段(Ofer，1987)。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这种规律性的转变，以及能否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呢?我们应用上面的增长核算检验方法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产出Y选用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公布的1978－2012年名义GDP和基于1978年不变价格的GDP指数，可以计算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的实际GDP。计算公式如下:各年实际GDP=92214．6*各年基于1978年GDP指数/759．9劳动L选用就业人员总数，为了与GDP流量概念一致，需要对统计年鉴公布的年底就业人员总数与上一年人数进行算数平均，从而得到年中就业人员总数。资本存量K的估算普遍采用的是永续盘存法，具体公式如下:Kt=It/Pt+(1－δ)Kt－1其中，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It为在t期时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Pt为t期的价格指数，δ表示折旧率，Kt－1表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用统计年鉴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来衡量当期投入生产并对产出有贡献的投入It。衡量价格指数最合适的指标是统计年鉴1991年起开始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样1990年以前的指标只能用其他的价格指数来替代，本文采用投资隐含平减价格指数来替代1991年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至于折旧率，则没有很好的衡量方法，统计年鉴中指出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只能应用规定的统一折旧率。鉴于此种情况，本文采用了Holz(2006)的估计方法，设Kt=Kt－1+ItPt－It－其中，λ表示资本在λ年之后退出生产，在Holz(2006)的设定中λ=14，这样的假设避免了引入固定折旧率所带来的误差。根据这种方法本文计算出2004以后的资本存量。在模型中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和为1，因此计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也就知道了资本收入份额。本文采用李宾(2009)的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α，具体思路是分别计算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然后加总再除以当年的名义GDP。农村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运用以上数据和方法对2007年以后的时间序列加以补全，结果见表3。

(三)结果分析

将得到的数据带入增长核算公式中可以求出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本文将中国经济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几个阶段，应用上面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每个阶段的数据进行平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从此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对应，198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第一个峰值;1985－1988年间，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从而促使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同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1989－1991年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僵持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衰退，在1990年跌至谷底;1992－1995年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加速了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直到1994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上升到60%左右，不过随后呈现出下降趋势;1996－2000年间，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9年降至一个谷底;2001－2006年间，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回升，并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2007－2012年间，随着北京申奥的成功，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拉动了新一轮的资本投入，资本劳动比率大幅度超出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为负值，同时相对贡献率降至最低。改革30多年来，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起伏，但没有使经济持续增长，这说明改革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只起到一次性推动作用，而随着改革空间变小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渐变弱。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率逐年递增，而资本产出比率则先上升然后下降，近年来又呈现出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Kuznets(1971)的评价标准，中国经济先从初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然后又转回到了初级阶段，而在中国的高级阶段期间即1985－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达到60%并没有达到像在美国高级阶段中的80%左右，从而表现出一种混合类型的增长模式。下面本文解释这种增长方式形成原因以及指出转变到高级阶段的增长方式。

二、经济增长现状成因及转变方向

技术进步来源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发达国家在面临劳动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研发出来的，属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所谓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最早由Hicks(1932)提出，指的是在特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能提高相对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下面就即于这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初级阶段

假设一个单位等产量曲线i，该曲线表示生产单位产量时所需要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组合轨迹。它可以表示为F(K，L)=I，对两边取导数得FKdK+FLdL=0，即FL/FK=－dK/dL。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比率可以用与等产量曲线i相切直线的斜率来衡量。由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定义可知，随着这种技术进步的推进，FL/FK将下降，这可以由图1中过b点切线的斜率小于过a点切线的斜率来表示，这样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就如图1中i曲线的非平衡移动所示，其特点是K/L比率越大，技术曲线向原点移动的距离越大。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出K/L逐年递增，而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量会下降从而导致资本的价格下降。当发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时，这种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的边际产量从而阻止了资本价格(γ)相对于劳动价格(ω)的大幅度下降，在工资与租金比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的经济由点a移动到新的均衡点c，资本劳动比率由OA上升到OB。因为K/L增加而ω/γ不变，可以推出γK/ωL增加，即资本收入份额增加而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根据增长核算的公式可以看出随着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可见，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在初级阶段中经济指标的变化，初级阶段的增长模式虽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过程，但是需要及时地转变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正如本文下面将要证明的，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要结合中国的资源禀赋，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优势，通过由劳动力与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来实现向高级阶段的转变。

(二)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高级阶段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被定义为在一定的资本劳动比率下，使劳动边际生产率(FL)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率(FK)增加的技术进步，即FL/FK会变大。如图2所示，过b点切线的斜率大于过a点切线的斜率，这种技术进步曲线的特点是资本劳动比率越小向原点移动的距离越大。从图2可以看出当工资与租金的比率不变时，K/L将会变小，即γK/ωL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会诱使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而这正是中国走向高级阶段所需要的。但从发达国家的高级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工资与租金的比率呈现增长的趋势，当工资与租金比率从(ω/γ)0增加到(ω/γ)1与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发生时，经济均衡点从a移动到点c，资本劳动比率K/L由OA上升到OB。在偏向型技术进步下由于替代弹性小于1，即使资本劳动比率K/L上升，也会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和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根据增长核算公式可以推出全要素生产率也会上升。可见在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中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与发达国家在高级阶段的变化趋势相一致。如果中国采取这种技术进步，则可以在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优势的同时，避免收入的不平均和巨大的能源消耗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利用诱致性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引用发达国家的技术，然而使用这种由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利用资本而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会使资本收入份额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剧。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努力使引进的技术合乎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必要的。通过开发或改进适宜的技术，不但不会牺牲经济效率，而且能促进效率和平等。这种适宜技术可以通过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开发出来(速水佑次郎，2005)。图3反映了典型的以引进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类型，其中，i1是由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符合相对资源稀缺性的适宜技术，是从创新可能性曲线I所包络的许多单位等产量中选出的，使发达国家在高工资利率比率Pd下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单位等产量。当中国引进这种技术进步时，生产点从a移动到b，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从直线OA到直线OB)，资本收入份额增加。此时中国就可以通过开发像i2这样在c点上与I相切的等产量，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在资本劳动比率为直线OB的斜率时，均衡点移至c，这一点上的均衡工资利率比率就是直线P2的斜率，它大于直线P1的斜率。因此，随着技术从i1变到i2，劳动收入相对资本收入增加了。根据诱致性创新理论，因为技术i2比技术i1更有效，所以技术i2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私有企业家的努力下开发出来。然而中国私人企业家用于研究及开发的投入有限，同时受要素市场和制度的制约，所以单靠私人资本家很难开发出像i2这样的技术，这就要求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

三、结论

通过经济增长核算验证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尚处在资源消耗大、增长依靠资本投入、收入不平等的初级阶段，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目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消失，很难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依靠资本投入也不能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使经济增长方式由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这里的技术进步指的不是单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而是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要想获得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以依靠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实现。诱致性技术创新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而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又依赖于受过深度教育的高级人才。由于深度教育的回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会需要很长时间，开发出广为应用的技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教育短期回报率低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增加教育与科研的投入。不能抱有短期内获得教育投入回报的期望，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在教育内容方面不仅要增加一般高等教育的投入，还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禀赋使投入更有效率，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此外，我们要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性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和完善产权制度。由于中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垄断，目前的要素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定价扭曲现象，导致资本价格偏高，而相对于高昂的资本价格，技术型人才的市场定价偏低，这在源头上导致了不重视职业技能的提高。而深度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则更是被严重扭曲。因此，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要素价格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政府还要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诱致性技术创新的成果，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有效结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进而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扩大工业生产力的手法，放弃了总动员体制，释放了为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社会活力，工业化的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营造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果敢地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遗余力。这些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然而在空前的经济发展期，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在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工业化社会机制一直延续，出现了真正富裕起来的群体和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龟裂。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在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民生和服务上来。发展目标的转变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今后中国能否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

1.1提高国民收入

为了提高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在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升高。为了谋求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

1.2培育消费心理

对未来的不安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人们倾向储蓄手头的资金，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准。高储蓄率造成了投资的无节制扩大，助长了经济过热。因此从扩大消费的观点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为此必须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1.3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一方面严重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应不足，甚至没有供应的领域，这种领域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扩大内需的潜力非常大。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垄断。特别是在垄断倾向较强的金融、运输、通讯、文化、传媒等领域，如果不打破垄断状态，不可能有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局面。因此各级政府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打破垄断，缓和管制，让服务业能够真正地回应旺盛的社会需求，甚至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潜在空间，是扩大内需的一大关键。

2.结语

总之，实现模式转换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抛弃增长中心主义的思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和实施新的政绩考核体系。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

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二、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

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三、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

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四、小结：今后中国经济“走出去”要稳扎稳打

不难预料，2015年世界经济将依然低迷，各国对外投资需求势必更为迫切；中国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承受的美元贬值风险上行，加之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境资源压力的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成立，都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势不可挡。东边日出西边雨，“东急西重”是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去”要面对的地缘经济基本格局。在中国东部，美日同盟助推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亚太经济合作进退维谷；在中国西部，企图通过阿富汗战争两线包抄中国的西方势力欲罢不能，而“一带一路”战略蓄势待发。对照之下，西部始终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的最后依托，而东部依然是中国综合国力发展必须突破的战略瓶颈。中国经济“走出去”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固西挺东”，确保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规避“颠覆性”闪误。交好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国经济“走出去”要通过“对冲机制”稳扎稳打，为抓住新的一年全球经济触底反弹的新机遇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走出去”的基本态势将是：对外投资的主体由最初的“国有企业唱主角，民营企业敲边鼓”向“国企民企并重”发展，对外投资区域由最初的集中在地理相邻、制度相近的区域向跨区域、跨文化等方向发展，投资行业从低端技术部门转向高端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尤其是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与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走出去”较快。通过集群式与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对外投资，中国政府将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国际资源，以最终建立本国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在新的一年，中国政府应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双边或区域性的投资协定谈判，通过互惠方式在市场准入与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与安全环境。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北部湾经济区，位于广西南部，辐射西南六省、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东盟经济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如果规划发展得当，有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国务院于2008年1月通过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着重强调了要将北部湾经济区建成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因之后的第四个重要沿海经济区域。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广西北部湾金融发展呈现以下以下几种特征。

第一，北部湾经济区的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计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自治区的金融相关比率显著

低于全国整体金融相关比率，而且进入2000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从整体上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特征，这表明广西的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市的排名进一步下滑，已经属于低度金融发展水平。事实上，从全球金融发展水平比较来看，我国已经属于金融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广西的金融发展水平却在我国处于比较落后的省份。

第二，广西的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处于全国低值区间。自2000年以来，广西保险业发展无论从保费规模，还是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来看，均排在全国倒数的位置，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广西与全国的保险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呈现出渐趋扩大的趋势。以2007年为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有27个省份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上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包括陕西、四川、新疆、天津和重庆在内的7个省区险深度突破318个省份保险深度在2％～3％之间，6个省份保险深度低于2％，而广西就是保险深度低于2％的省份之一。从保险密度来看，2007年我国保险密度低于300元/人的省份已由上年的14个减至8个，而广西的人均保费仅20.5元/人，与当年我国保险密度最高的上海市相差甚远。

第三，落后的金融发展态势已经抑制了北部湾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北部湾金融相关比率偏低，金融机构动员储蓄能力偏弱都是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发展落后的典型特征。而且北部湾经济区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导致金融服务效率低下。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很不发达，直接融资比重偏低，企业从市场融资困难，大量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内源性融资方式来逐步扩大再生产，这显然会妨碍北部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目前战略管理和区域发展规划领域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它最先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安索夫教授于1956年提出来,起初是用于企业战略研究,但现在已在多个层面上使用,如分析个人发展、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SWOT分别是S(Strengths)—自身优势或长处、W（Weaknesses）—自身的弱点或劣势、O（Opportunities）—外部的机会或机遇、T（Threats）—外部威胁。对广西北部湾金融合作问题进行SWOT分析，可以对其经济体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分析,不但对其内部的优势、劣势能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能对外部的机遇和威胁提高警惕,有利于更深入的了解与发展。

（一）S—自身优势分析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战略政策为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

2006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了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的正式启动。随着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的提速，对资金的需求量日益剧增,资金供给已经成为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区域内资金供需之间矛盾突出的问题，政府正在借助本地区经济加快发展之机，有目的、有步骤地创造条件,为本地区构建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平台,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2、南宁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明显

按照区域金融合作中心城市的定位来看，南宁是这个区域内金融中心的最合适选择。南宁作为省会城市，是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其东接发达的“珠三角”，西靠有待开发的“大西部”，拥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南宁还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是便捷的运输枢纽中心,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最前沿、“桥头堡”，给南宁提供了发挥节点作用的地理空间。南宁还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是全国唯一能享有该政策特权的城市,在该政策优势的影响下，给南宁提供了各种绝好的发展机遇，在区域金融合作中将会发挥主导作用。

(二)W—自身弱势分析

1区域内金融业没有被视为支柱产业加以发展

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以往通常把经济的发展与金融的发展分开来，更多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金融的发展，更没有把金融业视为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发展。实际上金融业不仅是一个资金供给部门，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当今世界所有区域经济发达的区域，都把金融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来重点发展。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各级政府部门更多的是强调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金融业，导致金融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局面。

2、区域内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不完善

金融管制严格在当今的金融资源争夺战中较为普遍，各地金融业的竞争，关键是体现在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哪个地方能提供更为优良的金融业发展环境，金融资源就响应往哪个地方流动。特别是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各大商业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度，流向能够带来更大经济收益的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被各级地方政府由于政策上的不完善将面临金融资源流失的风险。以往广西区政府出于保护本地金融机构发展的目的，对金融业发展的准入条件相对而言过于严格，从而阻碍了本地区进行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

3、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广西的市场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商品市场、期货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无论在内容、功能、结构上都发育不完善，市场分割、人为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增加了企业生产者获取各种生产资源的难度和交易成本，限制了企业的产品销售，使企业的外在风险因素增加，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研发服务、管理咨询、市场调研、资产评估、会计核算、法律服务、保险业务、信息技术服务、咨询、公正等中介服务水平差或流于形式，制约了企业利用社会资源加快合作和发展。在合作中不讲信用、不守信用、背弃信用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阻碍了金融合作的交流与合作。（三）O—外部机遇分析

1全国和广西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民间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为其发展有了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国家一系列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等，都与广西北部湾有关，借助这些机遇和政策优势将为北部湾发展创造条件。

2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重叠优势。

该区域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靠海地区,临边临海临江，是不可多得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国家首批14个沿海重点港口之一的北海市，南临北部湾，拥有1500公里的海岸线，现在广西沿海已拥有着北海、钦州和防城港三个重要港口城市，并正在进行重点建设。二是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中，广西也成为了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自治区之一。三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最前沿地区。广西与东盟是陆路相连或隔海相望，相互间往来十分便利。四是属于沿边地区广西是一个边沿省区，这里与越南山水相连，拥有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拥有着凭祥、东兴等国家重要口岸。五是属于泛珠三角经济区。以上多重区域划分身份，使广西能同时享受到多种区域发展政策的好处。

3发展机遇。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涉及到众多东盟国家的一个区域。大力推动中国与东盟的金融一体化建设,发挥圈内金融服务对区域经济的倍数效应是各国的共同目标。处在这个区域内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开发,不但带有国内的意义,还带有国际合作的意义。因此,广西北部湾地区的金融地位要今后考虑成为中国东盟金融区域化的中心,构建国际化区域金融体系,最终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格局。

（四）T—外部劣势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在广西参与合作的区域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文莱、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经济较发达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我国的广东省，还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国内的福建、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市，更有经济欠发达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和国内的贵州、海南等省区。从东盟国家看，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印度尼西亚与最低的老挝相差3605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文莱与最低的缅甸相差29767美元；从国内看，广西参与的合作区域中，2006年，广东省的生产总值最高，生产总值较低的贵州、海南仅及广东的87％、4.2％，人均生产总值广东是海南、贵州的2.24倍和4．90倍。于各合作方的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从经济互补性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能使双方或多方在发展中产生合作愿望，成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过大差异也使合作双方在经济成长空间、合作领域、利益驱动、价值取向、政策措施等难以完全协调一致，从而导致合作难度加大。

2．行政体制约束力过强

我国的区域合作建立在跨行政区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行政区经济特征。在现行行政区体制下，参与区域合作的各省、区、市、县都是独立的行政区域，各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和投资开发战略，对外开放发展的蓝图也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参与地区经济的程度很深，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使各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的行政区域利益及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的特征，地区分割、“诸侯经济”形成市场分割。在依附于行政区背后的行政壁垒割据及本位利益动机的驱动下，各区域在进行合作时，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区域意识，难以从根本上认识到区域合作长期发展的利益所在，或者即使认识到了长期的共同利益，但在产值、财政收入、就业等一些经济指标的支配下，地方政府很难摆脱政绩考核等自身利益的束缚。地方政府的利益趋向成为决定区域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社会制度、政治倾向、内外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跨国合作的发展。

3．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欠完善

在广西参与的国内区域合作中，合作协调机制大多是各地方政府通过倡导方式成立的松散性协调协商组织，且主要是以意见的方式进行协调，没有约束性措施。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行政力量过强的条件下，这种合作协调机制相当程度上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或者某些方面还得借助于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威来推进合作协调组织的工作。因而，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实际上难以承担起真正的协调职能，合作的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种官方、半官方成民间组织合作协调

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各种高层协调会议大多流于形式，其机制发育不完善，缺乏约束性，且出现层次越来越低、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内容越来越虚的现象，难以有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规范化发展。

（五）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西北部湾金融合作的优势和机遇是很明显的,虽然也存在着一些自身不足和外部挑战,但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推进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战略是可行的,是符合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也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改革开放的需要。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1.充分利用地缘优势

广西的地理位置具有多种区域重叠的特征，在推行区域金融合作时应该充分加以利用。第一，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的区域金融合作。要充分利用广西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在合作中争取获得广东、港澳等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第二，充分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优势。北部湾很可能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经济区之后又一新增长极，应争取吸引更多外省有实力的金机构参与到本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末。第三，加强与欧美等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合作。凭借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把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引进到区域金融合作中来。

2.积极推进广西与东盟服务贸易重点领域的发展

为加快北部湾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和机制。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市长论坛，通过论坛加强联系，达成共识，推动各方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其次，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建立的合作协调机制。如小国一东盟部长级会议、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一东盟联合工作委员会、中国一东盟经济高官磋商、中国一东盟发展合作工作组等，双方在外交、经济、交通、海关、高检等各级别、各领域都已形成合作机制。各方应深入研究有关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及合作文本，熟悉掌握相关区域合作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找准切入点，加强泛北部湾各国之间的联系，协调有关方面合作的开展．扎实推进区域金融合作。

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2007年广西将投入约99亿元在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港口开工建设15个码头项目、泊位37个，设计吞吐能力超过1亿吨。在南宁兴建江南物流园等几大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初具规模。至于“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一个中心”的实现，必须要结合政策优势，充分利用本地劳动力、土地、地理位置、电力供给等要素优势，确立广西在这些领域发展的重要地位，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发展。

4.大力构建投资融资平台，增强金融支持力度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经过几十年经济改革，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薄弱，政府颁布了很多的就业举措，加强失业预警，对失业人员及时做出预测，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2失业预警的重要意义

2.1有利于及时掌握事失业情况

建立失业预警，能够帮助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准确了解本地区的就业情况，若是预测到失业风险，能够及时通知用人企业和单位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情况。政府及时掌握影响失业的因素，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控，保证企业有人可用，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贡献。用人单位掌握失业预警，就可以尽早做好准备，提高了就业的风险意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2.2有利于提早采取措施

失业预警能够帮助政府和用人单位提前采取相关的措施，减少失业带来的风险。首先，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失业预警的警示，积极调整相关的经营方式，适当缩短工期、加强员工培训、降低工资等，保证员工工作的稳定性，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裁员现象。然后，政府可以依据失业预警的提示，采取相关的鼓励措施，尽量保证员工就业稳定，减少失业。而且，政府还要积极的发展经济，完善就业服务，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增大就业。

2.3有利于进行失业调控

政府在失业调控方面具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利用合法的、合理的手段调整经济，和用人企业商量，保证避免大规模的裁员现象，若是出现裁员现象，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督。在保证职工的利益之下，减少企业破产行为，减少失业员工的数量。政府要加大对失业人员的培训工作，让失业员工和用人单位积极联系，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培养，为员工再就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2.4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府要建立相关的应急机制，应对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的突发事件，保证员工在发生重大的灾害的同时，还能够具备工作的能力，减少失业。政府要加大专项培训资金补助，给失业人员一定的补偿，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3建立失业预警体系

3.1确定指标体系

失业预警体系指标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般指标体系和核心指标体系。一般指标体系主要是指影响不大的指标，比如文化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核心指标体系主要是指严重影响或者决定失业的指标，例如国际贸易摩擦、汇率、主要经济数据变化、政府调控、失业就业人数变化等。一般性指标在失业预警中占据的比例少，核心指标影响较大，占据重要权重。

3.2建立调查信息系统

全面的失业调查系统有抽样调查统计制度、定期调查统计制度、城镇失业登记调查、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调查、调查点失业调查等相关的调查制度。定期调查和抽样调查能够系统性地掌握本期失业情况，城镇失业调查能够帮助当地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调查点调查能够掌握其调查点的就业情况。多方位的调查能够帮助相关人员掌握充足的数据，做出正确的失业预警。

3.3建立信息处理系统

依据收集到的数据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确定计算方法，做出正确的数据评估，确定失业预警的等级。

①失业率在4%之下，证明社会充分就业，劳动力和用人单位存在考察时间和等待，市场不需要调整。

②失业率在4%～5%，适度失业，事业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很小，通过适当的培训，劳动力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

③失业率在5%～6%，失业率开始上涨，个别地区的失业率比较高，失业情况引起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采取相应的手段，加大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就业率。

④失业率在6%～7%，达到警戒线的区域增加，政府要做好相应的失业预案，加大工作力度，解决失业率严重的地区。

⑤失业率超过了7%，政府发出警告，增加财政的投入和保险金的使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严格控制失业。

⑥失业率超过10%，政府发出严重警告，要立即采取措施，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额，再次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鼓励企业进行投资，采取宏观调整，鼓励消费者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率。

4促进就业的举措

4.1政府方面

政府在失业和就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要严格做好经济增长和失业预警的相关工作，把增加就业放在首要的位置，确立和就业相关的发展目标，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政府加大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资金的投入，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范，加大对失业人员的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帮助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

4.2经济方面

就业能力取决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因此要加强就业水平，就要提高经济增长。各级政府要加大经济增长的投入，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扩大就业人口。经济发展的目标要从绝对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要加大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将原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轻工业、服务业、农业为主的发展模式，促进就业。

4.3发展中小企业

经济增长的方式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经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导，国有企业的比例不断的降低，各种民营企业成为主导。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据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非常强大。我国借鉴德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政府加大资金担保力度，建立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减免一定的税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要认真研究失业预警，在失业预警发出警示的时候，提高社会保障、劳动条件、失业补贴、工资等方面待遇，鼓励自由职业、季节工、临时工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外资的引进政策，提供优惠的服务，加强外资的投入，改善产业结构。在进行职业培训过程中，要把员工和用人企业联系起来，让企业培养需要的人才，让员工掌握必备的技能，帮助员工实现再就业。加强失业保险制度，保证失业人员能够拥有一定的失业保障，在再就业之前，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5结论

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率会提高。我国的就业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失业预警在就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建立合理的失业预警体系，对事业情况做出正确的预测。出现失业预警提示的时候，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加强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充分就业。放宽银行贷款要求，降低中小型企业贷款利率，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保证社会秩序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