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50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1840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清帝逊位）之属于住宅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50年来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简括的途述。

（一）

1978年以前的近30年，尤其是“”前的17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距鸦片战争的爆发仅109年，而距清王朝的覆灭更是仅有38年。38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之事。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为清代末年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一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也依然健在。当时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在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的往事(1)。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还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2)。对于这些“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3)。

1949年6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文中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的面目所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而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同年9月30日，又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几个节点，作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达：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5)！

其中的所谓“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8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1、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

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本世纪20年代末所提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2、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6)”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部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组建的。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

在研究史料的建设上，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编辑这一套资料丛刊的主要目的，“是供给高中和大学的教师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做参考”。在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11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编写的有关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可以说都是晚清政治史的资料。这个编委会的规格之高，为迄今所仅见；而相关资料的编选者，也多是著名的学者。50年代所编成的10种资料中，最先出的是第9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出版）。这部书的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又由于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编者编辑这部书的动机。第5种《洋务运动》于1959年编成，1961年出版，它之所以最后编成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历时最久（几占中国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时间），而相关资料包罗万象，篇幅过巨，编选难度较大之故。

1O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3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这l0种资料，可以归纳为“事件”。有关资料的“序言”或“叙例”中对这些事件的概括，乃是资料的编选者——首先是研究者，经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见解，它们实际上是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晚清政治史中相关事件的一种已成共识的经典性表述(8)：

1、关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

2、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他们的这些英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固然太平天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它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粤、桂、湘、赣，北方的苏、皖、鲁、豫，各地农民群众因不堪虐政的压迫，已纷纷起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农民军，大大小小的组织非常多，其中声势比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会，在北方则是捻军……捻军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视捻军和其他反对满清专制王朝的起义军的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当时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性和普遍性。”“把回民起义简单地看作回民单纯的活动，是不对的；把回民起义看作回汉两族的斗争，是更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回民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形式，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猛流。”

3、关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三十多年。这是清朝廷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当权派，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它的产生，是清朝廷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军作战中，一部分官僚军阀认识到自己军器窳败、船只缺乏的危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可怕，而对外国屈服；同时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有意识地提倡起所谓‘新政’。”“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在中国抢得更多的权益后，认出清朝统治阶级已彻底屈服；清朝廷兴办这些‘新政’对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更便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深度的剥削与奴役。这就是它们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政治基础。因此在这期间，它们尽量把巨额的军火和大批军官、技术人员供给清朝廷，共同合作来屠杀中国人民。”“这种‘新政’并经不起考验．它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过程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然而，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朝廷既办理洋务，便不得不培养一些懂洋务的人才，通过同文馆、水师学堂及派送留学生，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

4、关于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的战争。”“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十几年中，中国本身已经迅速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统治秩序；但它们同时还分别向中国的邻邦下手，要灭亡这些国家，藉为进攻中国的基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就公开地叫嚣着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因此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中法战争的特色、在于中国人民主动地进入了战争，许多官吏和将领也都大声疾呼主张奋起抗战。满清统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关系，被迫应战，甚至主张投降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不敢公开地阻挠出兵……这次战争，以冯子材将军统帅的部队在谅山大破敌军而终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国侵略者艰苦作战而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争，尽管当时主张投降的统治者甘心自认失败，法国侵略者却不能不狂叫着北圻的惨败。”“在中法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图富图强的设施表面上已略具规模了。但在战争过程中，打败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训练具有新式装备的淮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嫡系部队；而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轮几全数沉毁，南洋援阅兵船更是遇敌便逃。所以当时甚嚣尘上的洋务运动，不必等到中日战争才告，在这次战争中已是原形毕露了。”“总而言之，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又一次表现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打击了国内的反动的腐朽统治势力，揭露了洋务派官僚的卖国和洋务运动的本相。”

5、关于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因为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迅速地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临着被敌人瓜分的危机。另一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加紧加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英勇的反抗。在统治者向敌人屈辱投降之后，台湾省人民坚持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促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后几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中日战争的性质是极其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蓄意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尽人皆知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及战争的结果所早已证明的。美国资产阶级支持日本的扩展，企图乘机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同样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斗争。没有疑问，在这一次战争中，正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这次战争也深刻地显示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是有极伟大的现实意义的。”

6、关于

“五十五年前（引者按：即1898年），中国已在中日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中。为了逃脱危机，并进而谋中国的独立自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动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他们曾运用学会、学堂、报纸等工具，向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他们企图运用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所想望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开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战胜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到了后一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者，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应该承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不仅向顽固的封建势力作了猛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又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证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破产，这就对于后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尽了前驱的作用。”

7、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8、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9)。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说．《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10）。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11)。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而，人们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之前，?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4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4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年），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4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2)。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本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13)。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分类统计，可以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政治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色彩日益加重，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14)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成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兴办实业的活动。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前的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年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二）

1976年“”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10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7、第9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本），本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干“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5)。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册，1978年出版，第2、3册1984年出版），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搞》第4册，该书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4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此书只出了前3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16)。

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7)”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他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18)，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9)。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厂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也受到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2卷（从甲午战后到）。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集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国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中，“”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一些其他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施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大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热闹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以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跟学术界与国外及台湾地区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1《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年）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上表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略呈上升趋势：1966年“”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10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10年，计发表135篇。

其次，各专题篇目数量变化明显。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1/4强）。

：热?冷?热，除“”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1/9）。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前居于第二（但只占1/5），上升为第一位（近2/5）。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期间显然曾“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背景有关。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其归结为“三多三少”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上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应该说．这些部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来说，认为不但太平天国、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同，“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0)”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

注释：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见其所著《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状况报告》（未刊稿），特此致谢。

(1)张元济：《戊戌的回忆》，《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

(2)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3)：《改造我们的学习》，《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4)：《论人民民主》，《选集》（横排合订本），第1358页。

(5)：《人民英雄水垂不朽》，《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4页。

(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5页。

(8)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资料的“序言”、“叙例”或“题记”，不再一一注明。

(9)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按：被删略的有关记载是：“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成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63?267页。

(11)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

(13)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弁言”（1957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4)徐立亭，熊炜编：《中过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参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

(16)胡绳：《从鸭片战争到》“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语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第116?117页。

(18)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1?22页；并参见姜涛《“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198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19)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四环节教学法;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

中国近代史课程是高校历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面对于目前的社会变革，放眼今后的人才需求，该课程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显得陈旧。所以，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者们开始着手对这门课程进行改革，并在实践中做了探索，把传授知识、提高能力、培养品德作为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应遵循四环节教学法，从教学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入手，进行彻底深入的改革，使历史学本科生真正从一味接受知识转向研究型的学习状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所谓四环节教学法即教学以“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个环节为基本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教学的核心目的，一改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法，注重运用多元化教学理论，因材施教。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恰当处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关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潜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能力。而学生能力包括摄取知识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运用知识能力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培养学生摄取知识是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基础;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则是培养学生摄取知识能力的最终目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摄取知识能力向运用知识能力过渡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能力，也是一个关键的层次，不注重这个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则是原地跑步，难以见效，而在培养这三种能力的过程中，应贯穿一根主线，即创新教育。故应将“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与提高学生的“读―思―讲―写”能力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出研究型的历史学本科生。拙文拟从四环节教学过程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成效。

一、阅读环节――摄取知识能力的培养

阅读环节即是本科生所应具备的基本学习能力之一。阅读环节旨在激发学生的读书兴趣，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形成好读书、读好书的氛围，培养学生浓厚的读书兴趣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摄取知识能力的重要方面是自学能力。自学能力是进行各科学习和走向社会后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不可缺的基本能力。所以应高度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即做到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学习方式的重要特点是其具有自主性、探究性、开放性、实践性、综合性，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学习的时间、空间和内容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学习者地位的变化。学习者由传统教学中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探求者。学习成为积极的有意义的过程。而这恰恰是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因为从学生生理心理特点来看，学生有探究和创造的潜能，研究性学习本身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动机和强烈的求知欲，而且由于研究性学习过程依赖于学生主体的信息加工，因而研究性学习重视运用科学的认知方式和策略，尊重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把学生当成学习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研究性学习不仅在于获得问题解决的结果，更注重学习创造性以及主体性人格培养，而这才是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目的，所以研究性学习真正体现了主体性的主旨。

在阅读环节中，具体应该做到：一是向学生介绍阅读书目，其中强调必读书目。在“导言”部分讲授“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介绍”。在讲授每个专题前，围绕所讲问题给学生介绍参考书目与论文，便于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书籍和了解学术动态;二是要求学生在一段时间范围内读一本专业书。要求学生到校图书馆借一本专业书，再由学习委员把学生借阅的书目汇总，教师根据书目随时与学生沟通交流，以达到了解掌握学生的阅读情况。学生在阅读之后，还应写读后感，以保证自学质量;三是要求学生读专业学术论文，并做好读书笔记，以便更好地了解某些问题的学术动态。在讲到近代史上的每一章或某一大问题时，应该提前告知学生去查阅与搜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动态。然后在课堂上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即让学生介绍研究成果与动态。比如在学习“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章时，可将内容归结为几个专题，并让学生查阅总结研究成果与动态，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政权性质、评论《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或者作对洪秀全、杨秀清等历史人物的述评等。在讲之前先请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综述，并将发言者给予评价分析，侧重于鼓励性的评价，并将其观点记录在案，作为讨论成绩记入成绩册，使学生重视这一重要的步骤。做到把学生的主体性贯彻到研究性学习的每一个环节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之通过阅读环节的学习进行自主探究，真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进一步从学习型向研究型学习发展转变。

二、讲授环节――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更新

无论是传统教学模式还是教学改革后的中国近代史教学，讲授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讲授环节旨在传授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专业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研究兴趣与能力。在讲授环节中，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改进与更新。

（一）调整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内容应该把握两个标准，一是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二是与中学历史知识的衔接，避免与课本内容的重复。在这两个标准下整合原有的课程内容。“近代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1）根据这两条线索，可将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列为两大专题：一是“资本主义侵华史”;二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史”。前者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后者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等。这样就把分散在各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集中起来讲授，从而使学生对这两大问题有整体印象和全面认识。

除此以外，还可采用若干专题的形式来调整教学内容。如可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列为近代政治与外交、近代经济、近代文化与社会等专题来做讨论与讲授的题材。近代政治有清末新政、晚清政治体制的变化、民国政治体制的创建等;近代外交包括新型的外交格局的形成、租界、华侨等问题;近代经济包括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近代农业等;近代文化侧重讲“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等内容;近代社会主要讲社会变迁、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等。上述内容，既是对课本中分散在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的整合，又是对以上内容的提炼与深化。

（二）改进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合理的教学内容必须仰仗于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使教学内容真正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在教与学这一互动的教育活动中，首先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就必须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性地进行教学，这既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需要，也是培养学生能力的要求。所以，是课程改革的关键。笔者认为更新教学方法应把握以下三点：

1.更新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教育意识。长期以来形成的“专才教育观”、“知识质量观”以及单纯传授知识的教学观等，难以全面适应素质教育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需要。教师应扬弃传统教育观念，树立创新教育意识。历史学科实施创新教育，有其自身特殊的学科优势。历史学陈述的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教程的每一个阶梯都包含着不同质的量的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创新史。近代史教材中可供挖掘的创新教育素材很多，例如一批批仁人志士不停地介绍西方新理论、学习西方新技术、引进西方新制度，这些内容对学生创新个性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们自强不息、不断求新的精神，也会转化为学生的创新动力。

2.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与欧美等国家的学校相比，我国传统教学风格是程式化、刻板化的，强调教师教学要“忠于教材”。因此，教师不敢把有争议的问题拿到学生面前，也不将史学研究新观点、新成果介绍给学生，久而久之，养成学生唯书、唯师的心态，不敢怀疑传统、不敢怀疑书本，不敢挑战权威。这种教学模式无疑难以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新型人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要求面向全体学生营造生动活泼、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和自主探索、大胆创新的心理氛围。

3.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笔者认为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设计教学内容、组织课堂教学较为合理适用。一是重点问题专题式讲授法。历史学科的内容不象哲学那样具体、抽象，也不像数理化那样有许多概念、原理，而历史教材是用平实的语言叙述的，丰富生动而易于理解。鉴此，中学课本中已经讲过的内容尽可能不要重复，尤其对一些事件过程的描述，让学生自己阅读、消化，而将教学重点放在讲述新增内容和重点问题上，如在讲授两次鸦片战争时，重点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讲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着重讲授维新派的群体特征和维新变法理论。对某些问题还打破了课本章节的顺序，作专题式讲授，如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课本中一般在“洋务运动”一章讲，但由于民族资本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就与近代史同步发展，可以把民族资本的产生、发展及特点一次性完整地介绍给学生。重点问题专题讲授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和深入了解。二是争议问题学术式讲授法。中国近代史有争议的问题颇多，研究也空前活跃，近些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在设计讲授内容时，及时把这些学术信息带到课堂，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予以介绍。在讲授第一讲“导言”时，专题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包括研究的重点问题与研究的领域、新课题;在讲授“太平天国”时，介绍史学界对杨秀清、李秀成等人评价的观点;在讲授义和团运动时，介绍学术界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和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的观点。这种学术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讨论环节――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培养

讨论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训练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交流沟通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在学生获得和驾驭知识的各种能力中，其核心部分是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如果学生只是刻板地按照教材内容和教师讲授去进行思考，缺乏任何创新意识。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思维的依赖性和懒惰性，必将导致思维的死板与僵化，正如古人说的“尽信书，弗如不读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应侧重于以下三方面：一是采用设疑式教学法。在课堂教学时，从教材中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内容，将其转化为问题情景。如在讲述“辛亥革命”时，引导学生思考“袁世凯窃权与孙中山让位的原因”;在讲授“北洋军阀统治”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趋向”，这些问题既像子课本，又超越课本，引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与动机，培养了学生勤思、善思的学习习惯和质疑与创新的意识。二是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孔子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对于某些重要问题让学生先思考、先发言，待到学生都开动脑筋了，再讲述总结。如在学习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历史事件――天京变乱时，应将重点放在分析天京变乱的原因上，鼓励学生思考发言，相互争论，再抓住时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既激发了学生思维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能够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三是采用参与式教学法。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能让学生解答的问题尽量由学生解答。有些问题则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如“边疆危机”等问题可提前告诉学生准备后让学生自己走上讲台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上台讲授，发表自己的见解，锻炼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四、写作环节――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

写作环节是教学环节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阅读、讲授、讨论三环节的总结、延伸与拓展，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完成论文的写作，旨在检验前三环节的效果。学生在平时听课和读书的时候往往会突发奇想，产生一些“灵感”，而这种冲动往往因事过境迁而消逝。学生应该做大量的读书笔记，讨论笔记，而后在此基础上厚积而薄发，写出历史论文来。读书笔记可以是大段的摘抄，也可是对某一资料、某一观点有感而发的三言两语，讨论笔记是对某一问题讨论范围、方面、观点等的梳理和概括。历史论文内容不限，字数不限，多篇不限，只要逻辑性强，有理有据，知识丰富，观点明确就好，那些见解独特，论证合理，资料新颖的就更佳。通过写作锻炼了学生对资料的搜集、概括、归类、加工等能力，以及撰写论文的书面语言表述能力。通过考察学生书写的各类资料，其中不乏令人激动的东西，这就证明无论是在知识意义的构建上还是思想、人格、心理的塑造上，学生都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历史知识的运用对大学生来讲主要表现在史学论文的写作，而写作离不开创造思维。这种思维突破了原有的知识框架与技术水平，开拓了学生认识的新领域和新视野，是原有知识和技能的重组和提高。所以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写作环节一般侧重于论文的撰写。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先将史学论文的基本方法进行讲析，并帮助学生选题，学生针对作业题目广泛收集、精心处理相关资料与该问题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动态，从而培养了学生探索和开辟新领域的能力。为了避免学生因为懒惰等原因而随意抄袭他人作品，教师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可以采取对学生所写论文进行答辩等形式来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这种答辩形式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与总结问题的能力。在评价机制中，可将答辩作为论文写作成绩的一部分记入总成绩。

总而言之，基于对中国近代史特点的认识，在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近代史这笔财富，抓住历史问题亮点、热点、转折点，阐明论透，尝试构建起一套能伸展个性，供多样性选择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教学方法上采用“多读、精讲、勤论、及时写”为主的开放型教学方法。所以，教师应该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已不是课堂教学的唯一主角，教师讲解也不再是教学活动的唯一主旋律。改变传统教学中只注重教师主导作用而漠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单一教学摸式，强化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意识，多给予他们参与实践的机会，让他们的潜力得到发挥和强化，变教学活动的教师“独奏曲”为教、学合作互动的“交响曲”。这一方法实施的前提保障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而言就是多读多想，这是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手段。教师的精讲、师生的讨论是对知识的辩析和深入;写成文是对知识的归纳和升华。所以，将“阅读―讲授―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的具体做法与提高学生的“读―思―讲―写”能力的基本目标紧密结合，努力培养出研究型的历史学本科生，真正意义上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注释：

（1）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马艾（1976-）女，回，宁夏灵武人，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胡绳 中国近代史 唯物史观 学科体系 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著——李鼎声所著《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著《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著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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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序言》，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胡绳 中国近代史 唯物史观 学科体系 革命性与科学性

1936年5月10日,胡绳发表《评介》一文时,年仅18岁。一年前,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肄业,回到上海刻苦自学。他已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着作,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他尝试以唯物史观为准绳,来评价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着——李鼎声所着《中国近代史》。他指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而且在他这本书中间是负起了应负的任务的”。在他看来,李着《中国近代史》相对于其他史学着作的优越之处在于:第一,处处顾到中国历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中间许多常被误解或歪曲的重要事变都有很有力的说明。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内容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解说得还欠周到;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实时,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势力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①重视社会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重视社会阶级势力消长的分析,这些都体现了青年胡绳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

1937年5月5日,抗战爆发前夕,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确指出,五四时代思想的最大弱点是“只有热情的口号,只有杂乱的思想介绍,而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论基础”。正因为这些弱点始终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观的形势稍一变动的时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态而出现的战士便一败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样地迅速,那样地毫不迟疑”。对群众的发动极为有限,“它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胡绳指出,必须“要给民主与科学建立起与历史的发展过程配合,与当前的救亡运动的实践配合的坚实的理论基础”,②这个基础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唯其如此,才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撰写此文时,国共联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国上下一心,统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实行民主,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全面抗战。胡绳通过论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救亡无疑需要民主和科学,但更为重要的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指导地位,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绳转至武汉,于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武汉、襄樊、重庆等地参与党的文化领导机构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宏伟革命实践,他对的伟大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胡绳在1949年5月4日《进步青年》创刊号发表《的历史意义》。文章指出,五四以前,农民大众的“血虽然向外国侵略者表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但是他们究竟并不能对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积极的贡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往往只表现为脱离广大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搏斗。他们朦胧地想望着资本主义的中国,实际上却随时准备着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五四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之作为独立的、领导的政治力量的出现”,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确定不移的目标,中国革命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间中国人民所抗议和反对的旧中国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意愿的新中国也就一定能涌现到地平线上来”。③文章的结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他这样评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终于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的确是一个相当重的砝码”。“从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彻底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中国革命成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能不展开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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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页。

②《胡绳全书》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页。

③《胡绳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④《胡绳全书》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页。

严格说来,写于1939年12月25日的《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是胡绳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专制统治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图景,对“在鸦片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动态和鸦片战争的发生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怎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鸦片战争一方面加速了小农经济的解体,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另一方面,“在这腐烂的过程中生长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新的对立阶级,新的斗争与发展。”在这篇长约两万字的文章中,胡绳充分体现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游刃有余的史料驾驭能力,做出了许多新颖而富有卓识的论述。比如,对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前

人大多持否定态度。他通过辩证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纪,中国的锁国政策,还是出发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自大心理与对任何外来新势力的畏惧与排斥,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这一政策有了积极的自卫意义。”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愚昧固然应该批判,但绝不能因之而为万恶的鸦片贸易开脱罪责。胡绳通过雄辩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鸦片贸易给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巨大收益,给中国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灾难,“英国在以大炮轰破中国的大门之前,已经靠着鸦片那种奇怪的商品给予了闭关自守的中国比炮弹更要激烈的打击了。”①闭关只是清王朝在面对帝国主义入侵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英帝国欲打开中国这个海外市场,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业危机这个鸦片战争的内在根源视而不见,而归咎于闭关锁国政策,则可以说是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应该注意到,此文写作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对日方针由初期的积极抵抗转向消极妥协。鸦片战争中的统治阶级依违于和战之间,对于英国侵略者时而大张挞伐,时而委曲求和,最终使局面不可收拾,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啻是提供给当局的前车之鉴。

胡绳关于闭关的观点在1949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前奏》一文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中国当时所拒绝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际贸易。如果中国曾经只能听任西方海盗商人自由行动,那就等不到鸦片战争,先来的冒险家们早已会把中国蹂躏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了。”胡绳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企图关紧大门,永远保持封建统治秩序”,②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单纯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脱破产的历史命运。也有论者指责清廷不知利用国际关系以制英,胡绳认为,“固然当时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国际关系,而在国内矛盾日趋锐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机也是不可能的。在国内执行着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统治者是领导不起来一个胜利的全民抗战的。”③由于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绳的这些论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据。在这几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而且,他洗练流畅、雅俗共赏的行文风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读者。

1942年,胡绳从香港回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并于1944—1945年间,根据学习笔记写了一本通俗读物《二千年间》,寄给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发表。④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是将它当作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未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时代使命感的热血青年,面对使人焦虑的国内政局,“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⑤这本书结构独特,从纵的方面写官僚机构、军队、农民革命、上层改革等。在第六节“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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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6、387、390页。

②《胡绳全书》第2卷,第19、20页。

③《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01页。

④据胡绳回忆,1949年前后中学里没有历史教科书,就拿《二千年间》当教科书。参见《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65页。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绳全书》第5卷,第2页。

的撼动”中,胡绳对农民战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农民起义虽然“无法违抗失败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次接一次的斗争中,毕竟是把封建社会推向前去”。尤其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胡绳认为它“一面总结了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一面又下启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现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不会重蹈农民战争的历史覆辙”,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能获取成功,“表面上显得似乎是凝滞不动的广大农村中,有着无限的力量,一旦撼动起来,就能创造出一切奇迹。”①对于,胡绳认为不能高估其历史意义,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从统治者立场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方法和统治政策作某些改变,以求达到稳定既存的统治秩序,维持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挽救危局,统治集团中自动提出的改革办法,最高限度“只是这种改良政策。”而且“纵使是这种改良政策,他们也不敢认真执行”。最后,统治阶级只能一切守旧,坐以待毙。尤为可贵的是,胡绳在此时已特别意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他强调,“封建专制时代经历那样长的期间,积蓄了那样深厚的传统,要把它整个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个人死了,固然并不会有鬼魂,但一个历史时代死了,它的鬼魂却还会继续活着,给新的时代以骚扰破坏的。这‘鬼魂’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灵,而是实际社会中的存在。”②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能不佩服胡绳这些话里所蕴含的真知灼见。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抉择。胡绳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转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这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惊心动魄的变化。革命胜利的形势排山倒海地到来,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③这是胡绳写作最为丰产的时期,“写的数量大,当然是面临着千年不遇的变化,但也和身处香港有关。”④为了让民众认清独裁统治的真面目,从而坚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时政评论。由于的文化专制日趋严酷,“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⑤这些文章以史论政,“试图通过讲历史说服当时许多尚处于观望状态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教育广大青年吸取历史教训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些“史事评论”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1946年)、《辛亥革命旧事》(1946、1947年)、《康有为与戊戌维新》(1948年)、《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19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1948年)、《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1948年)、《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1949年)等。

对于辛亥革命倾覆清王朝的伟绩,胡绳认为,不能孤立地归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一次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起义,而更应该看到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所作的长期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从而爆发出无比的革命伟力。他征引丰富的史料,雄辩地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众运动并不充分,知识分子在主观上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决心,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现实指向性是很强的:观望中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史为鉴,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极投身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伟大事业中去。

①《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90、91页。

②《二千年间》,《胡绳全书》第5卷,第132、133、134、140页。

③《香港杂忆》,《胡绳全书》第7卷,第190页。

④《笔耕丰歉说当年》,《胡绳全书》第7卷,第170页。

⑤《从鸦片战争到·序言》, 1980年,《胡绳全书》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辛亥茧命前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17页。

在《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两文中,胡绳对改良主义进行了深入论述。他认为,戊戌维新不可逃脱失败的命运。首先,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国的力量”,结果自然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虽然他们在从“上面”碰了钉子后,也曾想到过“下面”的“国民”,但“他们所能想到的国民,总究是脱不出官僚士绅的范围的”。康有为等对于下层人民革命的极端恐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民众起而抗争。其次,他们“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时,他们是使守旧的专制者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①应该看到,胡绳写作此文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讳言,这两篇文章中,胡绳对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对于康、梁前期的维新思想与活动缺乏必要的肯定,评价偏低,这种趋向在他后来的着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两文中,胡绳叙述了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对太平天国运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劝世良言》仅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传品,但洪秀全在其间发现了革命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而言并非偶然,“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这样的宗教思想当作他们的斗争武器的”。在洪秀全个人身上,“古代欧洲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触媒。的一致,曾经让洪秀全等一度对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力图以避免冲突的方法争取到列强的友好态度,但是,“资产阶级侵略者,虽然满口人道博爱,但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是和中国的代表最腐败落后的社会势力的专制统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②中国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和外国侵略者站在同一个“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页。

②《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胡绳全书》第2卷,第27、37页。

《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概观》是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激烈变化做了系统梳理与论述。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冲破了封建中国的藩篱,也惊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这种精神麻醉剂反而成了中国农民大众中革命思想的触媒。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封建压迫下农民大众求解放的朦胧希望,但它“给了预约,却不能实现”。对于洋务运动,胡绳认为不能将其视为近代中国民族的自我觉醒运动的一页,“因为这实际是封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争取买办化的一个运动。”洋务思想“是反动的,是在窒息了农民革命后继续起着阻止历史进步的作用的”。随之出现的地主阶级中反对派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们“确是不自觉地为刚在萌芽的城市工商业者做了代言人”。他们已并不满足于甲午战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状态,企求取得政权力量来大行其志。戊戌维新是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点,但它“恰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的软弱性”,“戊戌维新的失败为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敲起了丧钟”。在此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改良主义者就“已从官僚统治集团的反对派,变为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对派”,他们的“历史进步性也就断绝了”。对于改良主义为革命的前驱,胡绳并未忽视,他指出,正是从改良主义中分化出了革命主义。客观形势的发展“推进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越出改良主义所划定的藩篱,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绳在这里对改良主义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论述并无本质的区别。美国着名学者费正清也认为,正是戊戌维新的失败,使得“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②

对于革命派思想的弱点,胡绳并未予以粉饰。他们狭隘的排满观念,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革命艰巨性的盲目乐观,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实则把最为迫切的反封建问题,反而轻轻放过。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贫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间,中国思想界混乱无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日趋暗淡,这些思想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都在急速发展的历史舞台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时代呼唤新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够组织起追求进步与解放的群众,能够明确指明中国的前途和如何达到这前途的路径”。③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发挥了引导民众的巨大功用。此文写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当时不少属于中间势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还心存疑虑,这篇文章无疑有助于这些人打消疑虑,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上一条光明之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胡绳于1947年10月写的两篇杂文,也带有以史论政的性质。在《当一个朝代覆灭时》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实总结出一条规律:一个专制王朝越到衰微时,就越是巴结、依靠帝国主义主人,以为可以永葆尊荣。历史事实证明,“结与国之欢心”,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也就预示着这个专制王朝无法逃避覆灭的命运。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是非常鲜明的,垂死挣扎的蒋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历史再版吗?在《中国非袁不可吗》一文中,更是将人们对袁世凯的衣钵传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国不是“非蒋不可”,而是“非去蒋不可。”这两篇文章都采用历史类比的方法,简单的历史比附并非一种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史论政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时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这些文章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的战斗作用,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详见《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480—490页。

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考历史；答题方法；得分率

从2010年开始，高考文综全国卷出现了一个新的题型――历史小论文，并成为近年来高考命题的趋势。作为历史高考一道新的风景线，历史小论文为广大考生所瞩目，因其写作的优劣从某种程度上往往决定了考生这张试卷的命运。由此可见，写好历史小论文，不仅是备战高考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提高高考成绩的一个重要途径。

该题型所属的高考文综卷第41题，共计12分，其分值在全卷分值中所占比例为4%，在历史科目总分中所占比例更高达12%。但是，这一题型却是考生的一大难题，得分率低，分差很大。以湖南省考生为例，2011年的历史小论文平均得分为5.02分。其中，2011年的考生中，只有6%的考生得分集中在9~12分，其余50%的考生得分集中在5~8分，44%的考生的得分集中在0~4分。

究其原因，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的过程中存在的常见误区，是导致失分的重要原因。

误区一：材料无用

因为历史小论文是独立成题，有的学生就会把它与材料题区别对待，认为该题中给出的材料没有作用，只是粗略地浏览一下材料，从而不能提炼出正确的观点。

误区二：写的越长越好

虽然历史小论文有一定的字数限制，仍然有学生认为字数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把观点论述得更加透彻。结果，叙述了过多与观点无关的文字，主次颠倒，反而没有对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述。

误区三：语句通顺就行

有的学生只从“小论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认为和写语文作文差不多，只追求语句通顺、文字优美。由于忽略了历史学科的属性，写出的小论文论证无力，对于观点来说既无针对性更无说服力。

这些误区直接造成了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时的各种问题，失分过多。要减少这些失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重视并充分发挥材料的作用

对于题目提供的材料，一定要高度重视，进行仔细、反复的阅读，通过材料中的信息句，才能准确地提炼出中心观点。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是进行有效论证的前提，更是写出高质量的文章的第一步。常常有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时提炼了错误的观点，导致全盘皆输。此外，材料还具有提示、参考的作用，例如：2012年高考文综全国卷第41题考查“文明―冲击”模式，在题目给出的图表中就提供了大量史实可供考生作为论据使用，不仅降低了答题的难度，更提高了答案的准确性。

二、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证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学生要抓住“小”这一特点，用有限的文字进行有力地论述。要做到短小精悍，就要紧紧围绕中心观点展开论述，不要涉及无关的内容。例如：评析“科举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只需要论述科举制形成至今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不必论及科举制形成的背景、时间、发展演变的问题；再如：评析“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仅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提及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内容。

三、提高历史学科素养

提高历史学科素养是提高历史小论文写作水平的根本保障。按照现行的高考要求，基础知识缺失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如：评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学生从“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为切入点来进行评析，显然是混淆了“民族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两个历史概念，其完成的历史小论文当然是离题千里了。可见，有了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储备，才能进行正确的论证。

同时，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储备还能帮助考生选取合理的论据。如果说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那么史论结合才构成它的身躯。要做到有“史”有“论”、史实引用合理充分，就需要调集海量的知识储备，从中筛选与中心观点有密切关系的知识，避免出现引用的事实没有针对性、表述中出现知识性错误、简单的罗列史实、空谈理论等问题。特别是面对比较类的话题，更加要求对知识能熟练掌握、融会贯通。

尽管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对广大考生来说是新的考验，但只要走出误区，重视学科知识与答题技巧的相互渗透，完全可以迅速有效地提高解题能力，获得较高的分数，在高考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余柏青，曹英.高考历史小论文题的命题思路及复习建议.历史教学，2011（11）.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3]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4]

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5]

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6]

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7]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及其反动政权鼓吹”。[8]

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9]

《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那么，贯穿这些演变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说法，所谓“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10]通过对《大公报》研究轨迹及其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体现于其中的三种主导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现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闻史叙事

革命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构成近代社会历史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澜就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12]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决定，具体体现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的“两个过程论”。这样一来，由“革命”这个基本概念，在“两个过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4]。

作为历史学的一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经历过革命范式主导时期。并且由于《大公报》民间报纸的定位，这一范式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运用为以是否“革命”来划分《大公报》的各个发展阶段，作为评价《大公报》的标准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报史》把该报的言论定性为“文人论政”，而不同阶段的言论思想则概括为“与的关系”、“几篇指责当局的言论”、“由亲苏而厌苏，由亲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转变立场”等等。再如对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的评价：吴鼎昌“是个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商人政客”[16]，张季鸾是“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17]。虽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没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晓林的《张季鸾》一文率先肯定了张季鸾作为“著名的记者和报刊评论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最有影响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之一”。[18]方汉奇认为，“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社会现实上看，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与新学重建等等，均使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革命范式在阐释中国新闻史的历史沿革中虽然的确抓住了本质，然而单纯以阶级划分来评价报刊、新闻人物则又未免简单化，而发展到极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代化范式——新闻自由的发展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国学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20]他介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而之后中国革命“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

那么何为现代化范式？罗荣渠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1]李彬认为“现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实即走向西方）”为核心论述，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关键词为“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利”等。如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其中，“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尤其成为左右新闻史发展的两大枢机。

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这一范式也开始崭露头角，而且日趋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为核心的，[28]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8页。

[17]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8页。

[18]《新闻界人物》（1），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页。

[19]方汉奇著：《序言》，转载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美]德里克（Arif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春季卷。

[21]罗荣渠文：《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第44－45页。

[22]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23]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许纪霖文：《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转载自/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979。

[25][美]艾凯（GuyS.Alitto）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26]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27](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最具代表性的阐述便是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先生的信》。在该社评中，张季鸾写道：“我们在今天，只希望认识一点，就是：敌我的形势，自己的国力，世界的时机，都绝不容许存一种观念，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然后将国家再组织再统一起来。这样的事，是必无的……我们希望认识蒋委员长十几年来全力拥护此国家中心，决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而是为中国建设国家的基础。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9]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第254页。

[30]周雨著：《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三联书店，2004年。

[4]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话语——新闻与传播论稿》，新华出版社，2005年。

[6][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

[7]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9][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吴瑞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湖湘文化； 传统史学； 近代转型； 湘籍史学家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21―07

中国史学如同中国文明一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波逐浪涌，前后相继，从未中断。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时势巨变和西学的输入，一系列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样态逐渐产生，遂有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此一转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告完成。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在传统史学领域本不彰显的湖湘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逐步成长为知名史学家，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史学的现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湖湘史学传统

湖湘史学源远流长。如果说远古时期有关楚地的神话传说还不足以称“史”的话，那么至迟到魏晋以后，史学在湖地地区已经着实产生了。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东晋时长沙人邓粲写出了《晋纪》，该书又称《元明纪》，专述东晋元、明二帝故事。另外《隋书・经籍志》中有《楚国先贤传赞》、《长沙耆旧传赞》、《零陵贤传》、《南岳夫人内传》等专门记载楚地名人的史篇，这些篇章当为湘楚学人所作。

唐代，湘人在史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作为。其时，长沙人欧阳询先后参与了《魏书》、《陈书》的撰修；其多达百卷的史学代表著作《艺文类聚》所引古籍1431种，保存了不少隋唐以前的珍贵史料。另一位长沙人欧阳凯则有十卷本的《五代史初要》问世。又有祁阳人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至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为《覃子史纂》”。柳宗元：《覃季子墓铭》，《全唐文》卷五九0。

宋元时期，儒学的发展进到理学阶段。在对理学的探讨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以本籍福建而迁居湖南衡山之胡安国及其子寅、宏，以及籍贯四川而寓居湖南的胡宏弟子张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经世致用，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 反对“腐儒”学风，因此其较为看重历史，重视借鉴历史上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湖湘学派的史学成就，较重要者有胡宏的《皇王大纪》，胡寅的《读史管见》，以及张的《通鉴笃论》。不过由于湖湘学派的学术重心并非史学，他们只是为了发抒自己的理学见解而借助于历史，故其所撰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史学并非等于史料学。历史撰述总是受着某种史观的支配或者说是某种史观的表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故而，我们不应轻视宋代湖湘学派的史学地位，对于生活于明末清初、同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的湘人王船山，也当作如是观。王船山一生著述颇丰，所涉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而其史学著述，最值一提者为《读通鉴论》。该书以三十卷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对《资治通鉴》所载自战国至五代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进行评论，可谓一部重要的史论专著。该书体现了王船山丰富的史学思想。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是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他称我国古代是“人自为君，君自为国”，“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至殷之末，已至“穷则必变之时”。于是周代有分封诸侯之举，天下“渐有合一之势”。“而后世郡县一王，亦缘此以渐统一于大同，然后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卷二十。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历史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着的。同时他又指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 王夫之：《宋论》卷七《宋哲宗》一。以此观之，我国“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是他的“理、势、天合一”的历史理论。王船山是传统湖湘史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史论及史学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频频入侵，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主题。在此形势下，史学的经世功能得到进一步强调，史学工作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一翼。其时，一批湘籍人士如魏源、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王运、郭嵩焘、谭嗣同、陈天华、杨毓麟、宋教仁等，纷纷以不同方式撰写史著，以为现实斗争服务，其中尤以魏源为最。魏源曾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成百卷本的《皇朝经世文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著、奏疏、官书、信札等共计一千三百余篇，涉及作者约七百人，是一部集中反映有清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军事的大型资料集。有人曾经指出：自《文编》问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几于家有其书”。俞樾：《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皇朝经世文续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可见其影响之大。如果说《皇朝经世文编》还只是一部资料汇编，还只是间接反映魏源的史学经世思想的话，那么他所撰写的《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则直接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其《圣武记》一书，是一部探究清代盛衰之由、兴衰之渐的历史著作，梁启超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曰：“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71～276页。《元史新编》是魏源“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而成的一部具有诸多创新的元史新著。全书依正史体例撰写，共九十九卷，约一百七十万字。魏源《拟进呈表》中有云：“臣源于修《海国图志》之时，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自国朝以前，疆域未有廓于元者，而史书之芜蔓疏陋，亦未有甚于元者，爰发愤重修”。 魏源：《拟进呈序》，《魏源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页。可见，魏源重修元史，目的在于通过彰显元朝时期广大疆域和强盛国势，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奋起救亡图存。这是传统史学经世思想在近代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后中国发生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只是由于中国当时的特殊情势和任务所决定，人们着力宣传的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其中唯物史观不仅为中国人民从事社会改造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哲学武器，而且为史学的近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方面，首当其冲的是。1919、1920年间，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是针对思想界出现的从“解析的观察”方法向“综合的观察”方法转变的新倾向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应注重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综合地考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所研究的历史，不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而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由种种互有关联、互相影响的活动组成的，人类的历史“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唯物史观还解释了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及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原因，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行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唯物史观对史学、对新史学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湖湘人士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方面做出了贡献。1921年，蔡和森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公开宣布“极端主张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即是首要之点。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页。1924年他又出版了《社会进化史》一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系统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包括史前人类演进之程序以及家族、财产、国家之起源与进化的历史进程，并且指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一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而在此两种程序上，继有私有财产的起源与进化，进而有国家的起源与进化。他又依据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指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将使把人类“还复到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然将来的共产社会与原始社会有很不相同之异点：即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低的凹线之下；而将来共产社会则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水平线之上”。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下），第7页，176页。蔡和森的论著既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对此原理进行具体运用。他的《社会进化史》成了中国第一部依照唯物史观原理写成的历史著作。

另一位湘人李达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播阵营中的一位健将。1913年至1920年间李达曾有五年左右在日本留学，留学后期他受十月革命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开始专心钻研马克思主义。随后他撰写了数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寄回国内发表，又将《唯物史观解说》等通俗日文著作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给国人。1926年，他又写成《现代社会学》一书并正式出版。该书称赞马克思“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基于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作了系统阐述，同时“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使之成为“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李达：《现代社会学》，《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李达的这一“尝试”十分成功，影响也很大。他的学生、现代著名的湘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如此评价道：“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 江明：《展读遗著泪满襟――记李达与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辑。

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观。二者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有着很大差别，其中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哲学理论不仅为旧史学的改造提供了根本指导，而且还是人们进行社会改造的哲学武器。然而在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中，它们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得益于一大批思想趋新的中国人，也包括不少湖湘学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加速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也促成了现代湘籍史家群体的崛起及其杰出史学成就的问世。三现代湘人的史学贡献

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其中就包括湖湘学人杰出贡献。

分类而言，现代湖湘学人的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史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数量有限但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二是在“新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双重影响下开展的史学研究；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多领域的史学研究及其取得的杰出成就。

运用“新史学”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湘人是蒋廷黻。蒋廷黻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并非专业学者。但他于史学仍有相当造诣，曾撰著《劳工与帝国》（英文）、《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百年的外交》等史学著作，并辑有《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这些史著和史料集，对于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一书，更具有特殊价值。该书采用“近代化”视角透视和理解19世纪以后的中国社会，认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己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即是因为“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故此，从“中古”状态中走出来，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人”，便成了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和需要完成的最主要任务，而这便要求我们要能勇敢地“接受近代文化”。“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同时该书还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书中将中国视为“万国”之一，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据此从“识世知彼”、“国际平等”、“开放通商”和“整体现代化”四个品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由此得出了一些我们今天读来很可“怪异”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因为此书，蒋廷黻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有人称其在近代中国史研究领域“是个开山的人”；认为其“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刘风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7卷6期）也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8卷1期） 这些评价基本上是颇为中肯的。

在“新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双重影响下从事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湘人是李剑农和向达。李剑农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其所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上起，下至北洋军阀，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演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扩编而成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则进一步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从鸦片战争开始至北洋军阀消灭近百年时间里中国政治的大致进程。是书的突出特点，一是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同时配合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处理，呈现出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历史轨迹和总体特征；二是把握世界大势和中国历史特点，在广阔的视野下努力揭示近代中国历史演变和政治变化的来由和趋势；三是本着超然的政治的立场和求真的学术态度，对发生在近百年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较为客观的叙述，并作出较为公允且不失深刻的评说。当然，该书将重点放在近代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着墨不多，对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也少有分析和揭露，对于已经兴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是偶有提及，但这不影响其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李著初步构建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体系，这一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李“在分析时所遵循的史家立场、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张海鹏、龚云：《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向达的研究重点是唐史，而成就最显著者是唐代中西交通史。他在这方面的最主要代表作是长达五万余字的著名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在此论文中，向达以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运用比对、考据等研究方法，多角度考察了西域文明表现于唐代长安的方方面面，全景式再现了唐代长安的社会生活场景，深入揭示了西域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互影响，充分展示了唐代中国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怀和辉煌气度，从而极大丰富和提升了有关唐代文化史特别是唐代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正因为如此，该文被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兴誉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11页。向达也由此步入学术大家行列。另外，向达在敦煌学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全面调查和整理了当时国内外所见敦煌资料，为学界的下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他以文献研究与石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通过比对、考证等科学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纠正了时人一些不正确看法，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和结论，从而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水平。他是国内敦煌学界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领军人物，曾被誉为“敦煌之子”。

相比前面两种情形，此一时期湘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表现更为耀眼，他们包括吕振羽、翦伯赞、周谷城等人。吕振羽的成就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和通史几个方面。社会史方面，他于1930年代先后出版了《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1942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该书收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及分别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篇论文，可以视为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思想史方面，他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册）。该书起自殷代，终于鸦片战争前。书中“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上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个派别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同时该书介绍并剖析了五四以来二十年中国内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流派，揭露了思想领域里的尖锐斗争及其性质，指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上海黎明书店1937年版。正因为如此，该书成了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通史方面，他于1941年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这部书“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不同”，“主要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在把握；并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诊断；还尽可能照顾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1948年，该书下册出版，下限到鸦片战争。作者在跋语里强调其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吕氏的《简明中国通史》，是我国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编撰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

翦伯赞一生著述宏富，三百余篇，专著和论文集达十余种，其突出贡献一是关于历史哲学的阐述，一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关于前者，代表作为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教程》首先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任务，这就是，“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教程》又论述了群众史观，强调了“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伟大。它破坏一切，建设一切，它能扫荡一切反动的泡沫，它能保证每一历史行动走向进步。因而他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同上，第11页。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伟大人物，伟大人物的出现也常常带有偶然性，但他们多出现在历史上“危机的或革命的时期”，因而“这种人物的出现，就具有深厚的社会的需要”。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11页，24页。《教程》还阐述了史学研究的历史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应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功过是非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在阶级社会里则要用阶级分析方法，既要看到他所属的阶级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又要看他的活动代表了他的阶级的哪种倾向。总之，《教程》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其从事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翦伯赞的通史著作主要是《中国史纲》。1943年和1946年，他先后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两卷本《史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剖析了商代至秦汉各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虽是一部未写完的通史著作，但该书仍显示出明显特点，一是“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材料的结合”；二是“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第438页。这两点对于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周谷城是现代中国史学界唯一一位独立撰写两部通史的史学家。1939年，他的第一部通史即《中国通史》上、下册出版。该书采用“未曾用过的史学理论”（开明书店广告语）即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的“历史完形论”，系统地而又分阶段地阐述了从原始社会至五四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其选材以历史自身或人类过去活动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实为标准，标题以符合内容为标准，纲目清晰，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而且注重中外对比，视野宽广，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1940年代后期，结合教学，他又写成了《世界通史》，1949年以三册本正式出版。《世界通史》同样依据“历史完形论”，“不从单一的一个角度写起，而是要着眼全局，或统一整体，从有文化的或文化较高的许多古文化区同时写起”。据此，书中打破国别史集合而成世界史的框架结构，把世界看作一个由尼罗河、西亚、爱琴海、中国、印度和中美等六个文化区有机构成的多元而统一的整体，同时突出各文化区之间内在、外在的交流和联系。该书反对欧洲中心论，被视为中国史学界最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的代表作。但其“并不抹煞世界历史上某一个时期欧洲是重点”。因为在作者看来，“若没有重点，不仅没有世界史，也将没有历史本身”。故而书中对欧洲历史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作了如实的叙述和评价。总之，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和他的《中国通史》一样，从结构到内容，从材料到观点，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它们是湖湘学人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思想政治素养 中国近代史 课堂教学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①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既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又是业内专家研究的热点。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为核心，以开展校内外实践教学、优化课堂理论教学模式为途径研究出了大量优秀成果。但这些成果大多局限在高校思政理论课程和思政理论教师这一狭小的范围之中。其实，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专业思想政治教师的任务，亦是所有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②“中国近代史”作为师范院校的专业课程，执教者如能利用学科优势从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资源的挖掘、实践环节的开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在加强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渗透，定能达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换言之，在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方面高校历史课堂教学同样精彩。

1 整合教学内容 把握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方向

“中国近代史”是高校历史教育专业一年级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学生修完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上继续追求专业性和人文性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涵盖了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变化的关键时期，贯穿了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寻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富强的艰辛历程，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政史不分家”在这门课程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中国近代史”课程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培养要求是：“认识外国列强的侵略、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综合国力的衰弱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认识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知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坚定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信念。”③“中国近代史”课程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培养目标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标紧密关联。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的三维教学目标之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不应是孤立的、枯燥的、生硬的，而应是融入历史史实的、充满历史激情的过程，它必须贯穿在历史基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过程之中。据此，应设计本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总体思路，为下一步教学指明航向。具体包括：博取我国近代文明精华，迎合教学目标的培养要求，围绕“一个中心两个结合三个贴近”（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心，结合专业和学校实际，贴近学生、贴近社会、贴近历史），充分体现“知行合一”的思想。在这样的理念下对中国近代这段风云变幻、丰富而庞杂的历史进行梳理和整合，采取既遵循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规律又兼顾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价的专题制，做到点面结合、脉络分明。这样本课程可以重新整合成四大板块：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的抗争、近代化的艰难起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四大板块隐含着一条主线――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历史课堂生动而充满激情，为让学生达到思想情感升华的良好效果，在经过整合的教学内容基础上精心设计和突破教学重难点是关键。以三维目标和课程理念为依据，确立本课程的重难点。（1）重点：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发展进程、掌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联系、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认识到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灾难的关头，各阶层探索救国救民的艰辛历程，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2）难点：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中国近代化曲折的历史历程及其分析。对重难点的突破着重围绕以下几方面：（1）注重提高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包括布置课后参考书和必须阅读的论文，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2）注重启发式教学，有利于学生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有机结合，达到情感升华的目标。（3）注重课堂讨论，提高学生思辨能力，并逐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4）注重现代化教学手段，如教学课件、相关历史照片、历史资料片等，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突破教学重难点能够使学生深刻领悟中国近代史课程中隐含的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他们在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收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2 深挖教学资源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空间

“中国近代史”课程中包含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培养的重要内容。坚持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坚持爱国和民族责任感的教育；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和崇高品质的教育等是其核心内容所在。但一浪接一浪的教学改革潮流使得专业课教学时数大大缩减，为了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空间，应从教材的选用、纸质和电子资源的拓展、乡土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深挖、优化配置教学资源。

2.1 教材的沿革和使用

教材是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共同使用的主要材料，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在教材的选定上应坚持适用性、基础性、典型性原则。2007年之后随着新一轮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推行，北师大版的系列教材首先融合了与时俱进的改革思路并重新修订出版，其中由史学界权威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系列教材融入了新的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以顺应当今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是一套较为新颖、完善且适用面广的基础课教材。教材的正文中穿插了大量史实，便于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并且根据内容需要附有插图、地图，每章之后附有若干思考题，全书后附参考书目，对目前在校的大学生来说比较适用。

2.2 纸质、电子资源的运用和拓展

“中国近代史”课程史料详实而丰富，从不同角度对教材内容进行扩充和深化，丰富史料教学内容，有利于增强课堂感染力和提高学生的兴趣。如：人物传记、专题史、区域史以及各种报刊杂志等，根据教学的需要实时扩充。此外，丰富的网络资源也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引入BBC、探索频道和百年中国纪录片以及影像资料等内容，帮助学生更加形象地了解和掌握本门课程中的重要知识点，增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的评判能力，达到知识、能力、情感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随着各类学校教学设施的大大改善，本课程全部实现多媒体教学已成现实，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手段而言多媒体教学具有极大优势，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可以通过图片、歌曲等资料的充分整合更好地把学生融入到近代中国那一段政局动荡、民族抗争的历史情境中，有利于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

2.3 乡土资源的深挖和引用

乡土史课程资源开发与运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热门话题。乡土史是学生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特别是其中的红色资源更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到很好的引领效果，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质。”④以近代连云港为例，连云港在抗战时期属于率领的115师创建的滨海根据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赣榆抗日山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此外，连云港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也为专业考察、社会考察等实践性教学提供了十分宝贵和便利的资源条件。革命博物馆展现了本市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革命和建设的艰辛历程，其中的一幅幅地图、一个个人物、一件件实物留下的有伤痛也有欢歌，但更多的是中华儿女昂扬向上的斗志和献身精神，榜样的影响对同学们心灵的激荡和秉性的塑造是巨大而深远的。从多方面探究运用乡土史课程资源的方法应该成为业内人士长期不懈的追求。例如：在课堂教学中，以教科书的内容为切入点，穿插讲授；开展专题讲座；选定主题，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性探索活动等方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3 落实课改精神 注重教学方法的艺术性

中国近代史有其丰富的政治和人文情怀，要产生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必须与时俱进、追求教学的艺术性。“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教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教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⑤在教学过程中要密切关注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以及教育前沿的课改精神，把二者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之中，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艺术性。追求艺术性并不代表追求时尚，对一些传统的教学法，如能重新审视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同样会产生好的艺术效果。

（1）讲述法。延续性、系统性、过时性是历史学科的独特之处，“故事性的思维”在历史教学中是一种主要的工具，所以，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历史讲述者。例如，近代史上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像秋瑾这样的一代巾帼、像詹天佑这样的海外学子、像谭嗣同这样的改革精英……他们的爱国精神和优秀品质，教师如能通过抑扬顿挫、优美形象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进行描绘，定能起到“沁人心脾”、“细雨润物”之效，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2）讨论式教学法。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布置学生查找资料，进行讨论，引导学生在讨论中经历一个发现的过程，再归纳总结出问题的答案，从而培养他们分析概括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

（3）多媒体教学法。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而多媒体教学集文字、音像、图片、图表于一体，具有容量大、直观性强等特点，其产生的教学效果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讲授中国工农红军这一部分时，先后通过动态的多媒体播放歌曲《十送红军》、展示红军长征路线图、遵义会议会场视频、飞夺泸定桥和四渡赤水、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等图片，能够形象直观地渲染红军长征途中惊心动魄的场景，焕发学生对党和红军的热爱，起到较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情感教育的教学效果。

培养什么样的人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高水准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良好的思想品质”。⑥抓住契机，当好学生的引路人应成为每一位从教者的不懈追求。下面以《甲午中日战争》一课为例具体说明本课程在加强知识和技能训练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以上环节结合多种教学手段，充分挖掘课程政治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素养的熏陶和感化的。

4 教学案例设计――《甲午中日战争》

导入新课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正是因为这场战争，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探索民族自强的道路上向纵深发展，从器物层面的革新深入到制度层面。可以说，接下来康、梁发动的跟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本课内容不仅涵盖重要的专业知识点，同时也包含着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素材。

教学目标 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本课程的培养要求。本课的三维教学目标：（1）增强学生对甲午战争的认识和感悟，提高他们客观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2）以邓世昌等爱国官兵为例，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3）以李鸿章为例，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教学过程 这部分教学主要通过三个部分来完成。第一部分：关于战争起因，通过两幅动态示意图给学生分析19世纪90年代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学生了解这场战争爆发的必然性，从而提高他们客观、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二部分：战争经过。包括：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半岛、威海卫战役。在这部分的教学中笔者提供良好的平台给学生展示和讨论。先后展示地图、照片、文字资料、视频材料同时结合自己的讲授和学生的发言，让学生获得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以邓士昌为首的爱国官兵奋勇献身的场景，更能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这段内容的教学充分说明近代史教学具有培养学生政治思想情感和民族责任感的独特功能。第三部分：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这是本节课的难点。关于条约的内容，学生在中学就已掌握，没有必要过多强调条约内容本身，教师应结合学术界的最新资料及图片穿插中日双方签订条约时的真实场景，本着“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的原则把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即对李鸿章的客观评价的研究成果展现给学生，让学生认识到中日谈判桌上这位72岁的老人多年来一直背负着“卖国”的罪责，其实有着更多的不公和委屈。从而引导他们如何结合时代背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最终实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相互渗透，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得以升华。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著名的《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随着时间的越久，随着我们对教学效果的不懈追求，定能到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思想政治教育亦应如此。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户网站.

② 人民日报.2004-10-15.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近代史》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④ 王钢.红色教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开发和应用.学理论，2009.4.

⑤ 张立胜.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刍议.广西教育，2012.2.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0篇

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从生活中获得的各种课题和项目设计等为学习载体，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以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和科学文化知识为基本内容，以学生自主采用研究性学习方式开展研究为基本的教学形式。历史研究性学习是指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围绕特定的历史问题，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获取材料，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历史研究性学习内容具有开放性、问题性、社会性和实践性。

二、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优势

（一）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应该像历史研究性学习那样，不是被动接受书本知识，而是学生能以积极的心态，在自己已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对提出的新问题，能积极进行探索。所以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二）历史研究性学习符合高中学生的心理、认知特点

高中学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同时他们具有创造和研究的潜能。历史研究性学习可以满足高中学生的心理需要，激发学生求知欲。同时历史研究性学习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因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历史研究性学习方法来研究新知，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

（三）研究性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主体性的发挥

历史研究性学习提倡在老师的指导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表现、学习和发展的机会，学生进行自由探索、自由创造，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潜能得到发挥，同时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展有。

（四）历史研究性学习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学生通过历史研究性学习，不但知道如何运用学过的知识，还会很自然地在已经学过的知识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而且，为了解决问题学生还会主动地去学习新的知识。研究性学习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学生选的课题往往是平时自己最感兴趣的，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历史研究性学习具体实施过程

本文以鸦片战争为例，具体讲解历史研究性学习实施过程，具体过程如下：

（一）课前准备

在上鸦片战争课程之前，要求学生认真通读课本，了解教材的观点，并要求学生在阅读后能提出1～2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或者与当前现实相联系的问题。一般学生提出的问题如：“鸦片输入除了攫取大量的财富之外，外国侵略者是否还有其它的目的呢？”；“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吗？”；“这一时期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什么影响？”等等。学生通过积极思考，为进行学科研究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观看影视资料

老师在课前应做好准备工作，查找有关鸦片战争的影视资料，进行整理，并组织同学们观看。如可选择《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等影片，通过观看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了解当时中国及世界局势和战争真相，提高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学生观看影视资料时，老师要对学生加以引导，使其有所侧重。

（三）练习与查阅

老师可以通过一些辨析问题，如“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利弊”，“对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评价”等，作一些基本训练，让学生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巩固基础知识和培养能力。同时组织学生带着问题，按照自己的兴趣，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及书籍，同时老师也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向学生推荐一些书籍，如《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新篇》、《沙俄侵略史》等，让学生丰富历史知识，为写历史论文作好准备。

（四）撰写论文

这一阶段，学生按照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查阅相关资料，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某一方面，撰写历史论文，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历史论文要尊重历史事实，要有个人的独特见解，观点要鲜明。

（五）交流与总结

历史论文完成后，老师组织学生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论文交流。交流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论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要畅所欲言。交流也可以采用辩论的方式，如针对“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的问题，把同学分成两组，并选择代表进行辩论，通过辩论使学生明白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交流完后，老师要对学生的观点和想法及时的评价，并对不正确的观点要及时指正，教给学生进行正确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

四、历史研究性学习在具体实施时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