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4 01:29:04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1篇
10年了，我仍能不漏一个字地默写那封介绍信：
介绍信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研究古代建筑史方面资深的重要专家，早在20～30年代就投入到这一辛劳而重要的工作中。60多年来，他辛勤调查，伏案钻研，以毕生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保护和研究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事业，并在学术上作出诸多重要贡献。其著述多次获得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均享有盏誉，是我国在这一领域极少数现存的先辈学者之一。
现在，陈老先生已年逾八旬，身患重病，请求贵院能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全力救助，并按照其资深教授的正司局级待遇，安排到高干病房接受治疗。
此致
敬礼!
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
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
那一天，我第三次叩开那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办公室大门，恭恭敬敬递上这纸公函，得到的却是那位气质堪称高雅的女士从鼻孔里挤出来的高傲的冷笑!她两个手指拈着这份公函好像那是从垃圾箱里拣来的，随便瞥上一眼，说：“就这吗?我们见得多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这里只能保证副部级以上，何况所谓教授也顶多不过是局级――还是个‘待遇’!再说，天气这么热，有那么多在职不在职的领导同志在我们院治疗兼消暑，你说你要让我们去动员哪位真正的领导同志为了你的‘局级待遇’提前出院呢?”
接下来的一周，尽管院长、所长们都出面帮忙了，我们也只能争取到那家区级医院为他安排一个单人病房。在移至单人病房的10天后，陈先生溘然长逝。
10年了，作为陈明达先生的亲属和他在中国雕塑史方面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为没能争取到好一些的救治而内疚，自责，我至今想不明白：“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生命价值是可以按行政级别来划分的吗?!”
当然，陈先生自己大概是不介意他与普通工人享受同等待遇的，他所关心的，只有他的事业，他身后的事业传承与发展。
记得在1993年秋的一天，我开始在本职工作之余协助陈先生把他生前发表过的除专著以外的零散文章整理汇编一个文集。他说：“我自信自己有一个优点；在工作上有比较清晰的条理，但现在发现有脑力逐渐衰退的征兆，甚至不能完全记得以前都写过什么了。所以，我应该着手将以往的工作做更细致的梳理，总结了――重新审视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哪些成绩和缺憾。”
那天，他还交给我100元钱，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新译本我只买到了一册，你以后逛书店留意一下，出一本就买一本，我打算把全部34册都买齐。我79岁了，还有信心通读这34卷煌煌巨著，还有信心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大约在1994年4月，我大致按建筑史论和雕塑史论两个大类将他31篇论文汇编成册，题名为《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文集》。我把厚厚的一摞复印文稿呈交给他过目，建议交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他说要仔细考虑一下再说。
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再补齐两篇看似不重要的文章就可以交出版社了，但必须说明一点：“出版这个集子不是要说我个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而是它记录了我在研究、思考过程中的错误和局限，这些错误和局限往往是我自己无法认识到的，因为每个阶段的认识水平毕竟有限。我把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希望年轻一代人能够在改正前辈错误、突破前人局限，使我们这个学科有新的发展。”
一年之后的1995年4月，这个集子还在出版社排着等候出版的长队的时候，我告诉大舅：“除了又买到的两册之外，没有希望买到新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了，因为科技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有变。”
听到这个消息，陈先生有些失望和伤感，希望我能代表他去呼吁一下：“那是一套很有价值的书呀!我们很需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认识我们自己呀!”
这一天，他再次重申出版他的文集的目的是“使后学在客观认识前人工作‘得’与‘失’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也是在这一天，他说他意识到自己“脑力逐渐衰退的征兆愈发显著了，其实已经无法通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了”，所以，他要趁着脑筋还清醒，把那些没有写完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稿以及相关的图纸、照片和书刊资料放在什么地方指给我看，要我日后自己做主去整理，遇到不懂的专业问题，就请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帮忙。那时，他大概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撒手人寰，但肯定预知自己很快就要无力自理了。这次的谈话，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谈业务问题，不久，他身患老年痴呆症，彻底丧失了工作能力和部分的生活自理能力直至病逝。
呼吁继续翻译、出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希望后学能突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前人的局限，这是陈明达先生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陈明达先生于1997年8月26日晚10时30分病逝。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在所发的讣告中称他为“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是“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之后在中国建筑史和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之一”。该院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不久，于9月5日又破例举行了缅怀其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樊康院长称陈明达先生为“一代宗师”，傅熹年院士等希望建筑历史学界将他“淡泊名利，脚踏实地、循序前进，不尚浮夸，力避空论”的学风视为本学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老友莫宗江先生更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好，一定要把营造学社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
所有这些， 多少使我个人没能照顾好陈先生晚年的内疚得到了慰籍也促使我下决心克服专业知识不足等困难，承担起了整理陈明达遗稿的重任。令我更欣慰的是，10年来，早已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新老朋友共襄其事，弥补了我个人专业水平的不足，使单纯的个案性文献整理上升为建筑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陈明达先生生前，撰写和编著了五部专著：《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安阳石窟雕刻》、《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另有散论三十余篇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建筑学报》、《人民日报》等学刊上。而在这身后的10年间：
1．1998年12月，汇集30余篇散
论的《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其中《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南宋－明清)》是殷力欣在王其亨先生的指导下整理的遗稿，《从(营造学社>谈起》是王其亨先生提供的谈话录音。
2．1999年9月，王其亨先生记录的陈明达授课笔记《关于的研究》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从此，在张复合教授的支持下，陈先生遗稿陆续在该丛书刊载。
3．2000年4月，陈明达《读札记》及《营造法式研究札记(选录)》(王其亨，殷力欣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
4．2001年4月，陈明达《周代城市规划杂记》(殷力欣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4辑。
5．2001年10月、2002年6月陈明达《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作制度》(殷力欣整理)分期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5、16辑。
6．2003年5月、2003年7月，陈明达《崖墓建筑》(殷力欣整理)分期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论文集》第17、18辑。
7．2006年8月，陈明迭《营造法式研究札记(续一)》(殷力欣、丁、温玉清等整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第18辑。
8．陈明达《营造法式研究札记(续二)》(殷力欣、丁、温玉清等整理)、《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殷力欣整理)即将刊载于清华大学《建筑史》第19辑。
上述遗稿约20万字，展示了陈先生自1942～1995年的涉猎广博而以《营造法式》为核心的60年学术历程。
也就是在此期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在王其亨教授的指导下，以认真、谨严的科学态度将陈明达遗稿《营造法式辞解》的整理工作持续了8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把校订《陈明达手抄、批注本》的工作列为该所建筑史学的研究课题，并与天津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形成合作，将文本研究与古建筑实例考察重新结合一体。
三
在今年8月，陈明达所撰长篇论文《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按20世纪60年代《应县木塔》的体例增编为汇集60年测绘成果的图文并茂的专著《蓟县独乐寺》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大学等三家支持，由天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陈先生学术生涯看，他的建筑历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应县木塔》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正如傅熹年院士所言：“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第二本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基本证明了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了完整的以材份为模数的建筑设计方法；而到了这本《蓟县独乐寺》专著，似乎陈先生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古代建筑师的世界，不但解析着一个个技术方面的疑难，更要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还原到审美的文化的层面，遂追素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
至此，陈明达学术思想研究在他本人去世10周年的今天，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日来，《建筑创作》杂志社的主编委托我编辑一组对陈明达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文章。照惯例，我约请了刘叙杰、陈耀东等与陈先生相熟相知的前辈学人赐稿，也按照陈先生希望后学尽快超越前人的遗愿，约请了周学鹰、温玉清、丁等与陈先生素不相识的青年才俊。
南京大学历史系周学鹰先生很快寄来了他的读书笔记，只谈学术问题而毫无应酬客套性的文字，我想，这是很符合陈先生心愿的；中国文物研究所温玉清、天津大学丁矗二位都早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即参与了《营造法式研究札记》、《营造法式辞解》的整理工作，目前已逐渐成为整理、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了，但却都忙于手头的工作(包括《蓟县独乐寺》的三校、《营造法式辞解》的配图等)而无暇分身，这同样体现了“不尚浮夸，力避空论”陈先生遗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98-06各级研究生中有十多位同学参与过陈明达遗稿整理工作而我没能一一记住他们的姓名，这里，谨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我很意外地接到了有一年多未通音讯的李华东博士的电话，说他今天上午读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今年8月是陈先生10年忌辰，就写下了几句感言寄给我看。这真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意外，我想我应该说服《建筑创作》的编者额外再给他留一版面。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混合式教学；多维赋能；《中国建筑史》
1问题的提出
《中国建筑史》属建筑学专业理论课程，为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课程内容涵盖建筑的技艺、文史、艺术诸多方面知识，拥有理论、实践两大教学体系。一是作为理论课，使学生系统学习建筑理论，了解和掌握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特点和成就，培养其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和人文修养等综合素质；二是作为实践课，使学生学习建筑营建技艺，初步掌握本土建筑的类型及其建造方式，具备分析、评价、借鉴我国传统建筑典型实例构造方式和创作思想的实际能力，进而提升其建筑设计和实际动手水平。当下，随着建筑行业与学科专业的发展，各高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质量评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尤其需要开展注重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学生正确地、创造性地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1]。显然，传统的中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大多难以达到课程所制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鉴于此，“教育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由重知识走向重能力”[2]，课程赋能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2“多维赋能”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2.1“多维赋能”教学模式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是要使学生“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3]；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所谓教学“赋能”，意即培养能力。就建筑学人才培养来说，即要着力赋予学生活学活用建筑史论，具备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等能力，践行“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3]的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建筑史》教学“多维赋能”何以可能？改革实际探索表明：在教学目标赋能、教学内容赋能、教学方法赋能、教学实践赋能、教学评价赋能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并收到预期成效。
2.2“多维赋能”教学改革与实践
2.2.1教学目标赋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2018版《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文件》也明确了建筑学专业建筑史本科教育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掌握中外建筑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基本史实，熟悉各个历史时期建筑的发展状态、特点和风格的成因，熟悉当代主要建筑理论及代表人物与作品；另一方面熟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既存建筑利用的重要性与基本原则，能够进行建筑的调查、测绘以及初步的保护或改造设计。课程改革立足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多维赋能在目标定位上下功夫，使建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能力培养达到预定的毕业要求。2.2.2教学内容赋能中国建筑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内容赋能通过专题化教学来承担，以此加强学科专业关联性、提升教学计划灵活性、适应教学目标多样性，扩大教学资源开放性[4]，达到多维赋能的效率要求。教学内容分如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砥砺前行——中国建筑史序言。从建筑史代表性作品，到建筑、建筑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综述厚重的中国建筑历史，进而汲取前人经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责任感；开启活学活用建筑史论至建筑设计的能动意识。第二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特征、演变、成就以及知识的表达。分为上栋下宇——中国古代建筑特征、源广流长——古代建筑发展概况、天人合一——建筑意匠3个专题。采用先线上预习，后线下讲授和研讨的教学方法。课后要求学生梳理、拓展所学知识，绘制知识点谱系图表，学习知识的整体架构、相互联系以及逻辑结构图文表达。第三阶段：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实例与价值。分为匠人营国、乡土中国、庙堂高远、华夏瑰宝、咫尺山林5个专题。内涵认知与体验、分析与解码、转译与思辨，并联系实际安排学生对古城绍兴等地的系列古建筑开展调查，提高学生对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价值认知度。第四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本土营造技艺的解读与体验。古建“文法”——宋、清建筑做法专题，在史论讲授、研讨的基础上安排学生搭建若干典型古建模型的实践环节，学生撰写小论文，并交流、分享实际动手操作成果与心得体会。第五阶段：近代中国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的传承、革新以及本土重构。对近代中国“西风东渐”建筑思潮开展课前线上导读和课堂讨论，探究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及其营造技艺以及中西方理念融合的当代价值和创新应用。课后布置建筑小设计作业，将古建思想和技艺在当代建筑的创新应用作为成绩的核心评价指标，最后完成分享、讨论、评价学生设计作品，同步师生教学反思。在以上教学内容设计中，引入现场考察、制作、设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图文表达等环节，把更多的赋能训练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完成理论联系实际并向提升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转化。与此同时，教学还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德育赋能，突出思想引领和价值功能，探索立德与树人、育人与立才相统一的教育实践路径[5]。教学融入央视栏目国家宝藏中的“样式雷”视频，探讨“工匠精神”；融入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唐代佛光寺的过程，探讨“家国情怀”；尤其是在实践训练的过程中，让学生走进古村、古街、古镇，自觉成为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创新者。2.2.3教学方法赋能课程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基本取向开展教学方法改革[6]。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①，整合了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改变单一史论教学模式和传统作业形式，融入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实际案例讲授，同时强化建筑实地调研、古建模型制作、地域建筑设计等实践环节，理论联系实际，有效赋予学生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的实践应用能力。就教学方法赋能而言，改革实践别注重运用以下几个方法的实际运用，培养应用型创新创造人才：一是自主学习法，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学生线上线下自主查询资料、选择学习内容、整合信息资源、研讨交流，提升专业高阶思维能力；二是团队合作法，学生自行选择成员组建实践团队，以团队合作形式进行相关建筑的考察调研、研讨交流、设计制作、成果展示，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创新创造思维、项目集体攻关能力；三是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除了增加课堂教学实践环节以外，还课内课外联动，借助第二课堂有效补充，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比赛，开展理论、实践、创新一体化运作，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应用、实践创新的能力（图1）。2.2.4教学评价赋能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教学评价赋能，需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不以卷面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把教学实践环节以及学生的实际能力纳入评价范围。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积极探索对学生自身能力纵向进步与发展的增值评价[7]。改革教学评价中加强赋能，则十分有利于提升专业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水平。首先，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为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地域特色的建筑设计实践教学环节，从选题的创新性、理论知识转化应用、绘图质量、语言表达、视频效果等方面，对学生建筑设计能力进行评价考核。基于学生自我发展诸多个性差异，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是在教学评价中一一对应，帮助学生发现兴趣、挖掘潜力、发展特长、大胆创新。其次，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教学的全过程是在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进行的，具有生成性和发展性，学生求知的日常性、训练的自律性、成长的动态性，其本身蕴含着各种能力的生长，这就需要对其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在线自主学习指导、课内外能力实训、地域传统元素批判、设计创新思维形成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再次，开放式激励评价赋能。激励评价是一门艺术，特别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领导之间开放式互动。激励评价赋能展示的正能量，强调“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8]；而开放式相互激励评价，可创设出学生的能力感和自信感，进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习氛围。
3实际成效与问题反思
自2019年以来，《中国建筑史》课程“多维赋能”教学改革已完整运行1个周期。学生对课程的总体评价为90分，学生各类作业平均成绩达85分，学生参加省级（A类）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取得一项银奖、三项铜奖的不俗成绩，课程通过率100%。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虽取得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仍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一是教改主体未真正确立以“学生为中心”；二是教改内容融入地方实际不够充分；三是教改赋能对地方建筑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创新性、功效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的实际成果少。基于问题意识，在教学改革总结性反思中我们认为：地方院校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其课程改革实践应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重能力强应用、融入地方服务地方、多维赋能术精艺巧、知行合一创新创造、立德树人奉献社会的教学理念，从而在持续改革实践中，挖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能力，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3篇
淡泊名利一直是他的原则。记得小学2、3年级时，听同学的父亲说起我父亲是参加国徽设计的人，就兴冲冲地跑去问他，父亲却淡淡地说不记得了。再三追问，他才说：“国徽当年是向全世界的华人征集方案，现在的国徽不是哪一个人设计的，而应该说是全体中国人的智慧结晶。”之前，我并不知道父亲参与清华校徽设计和之后的与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先生一起设计国徽的工作。那时，只知道父亲的画让年幼的我看着非常入迷，对他当年在二战炮火中的考察和工作热情羡慕不已。
父亲对孩子总是言传身教。父亲小的时候，外婆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外婆深知做人文化修养的重要，以至于在外婆严厉的管束下，父亲从小便在读书、写字、绘画，下棋等方面超出同龄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始终严格，但对孩子们却十分宽容，对我甚至可以说宠爱有加。他并没有用外婆的方法来要求我们，而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和最好的，要求我们做事情应当全力以赴。
在家人的引导下，我和哥哥都学习过小提琴。我当时学琴并不十分情愿，尤其是练习曲。父亲开玩笑地说：“你好像在锯木头？音乐要用心去学。”边说边接过我手中的提琴，演奏一小段他独特风格的名曲，每每总会让全家沉浸在快乐中。就像他常对我们说的――“音乐、文学、绘画和书法都是培养修养和品位”。回想起来，父亲当年是通过音乐和绘画，培养我们做人的修养和对艺术的品位，能够心平气和地待人接物，同时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富。记得他说过：“你可以买不起那些艺术杰作，但应该知道它们，懂得欣赏它们。”耳濡目染中，父母带我走进了音乐和绘画的艺术殿堂。
“人天分各有不同，尽你所能去努力了就是好。”记着父亲的教诲，我从事二十余年古建筑维修和仿古建筑设计，以及古建筑模型工作。在工作中总是尽可能地追求“更地道一些、再好上点”。带着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欣赏和痴迷去努力。
我对古建筑的着迷，一个重要原因是小时候看父亲的《世界美术全集》。这套书内容涉及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等许多方面。当年，很多看不明白的地方，我就追着父亲东问西问。父亲工作很忙，为了满足我，他总留出些时间给我的“十万个为什么”答疑。不过，有个要求――要我学会分门别类提问一批问题。
一天夜里，我偶然起床，竞发现他一边吃胃药，一边在灯下为我查资料，只因为他答应我第二天告诉我问题的答案。从此，我不再限定父亲的答疑时间。儿时的我沉浸在探求的喜悦中……
父亲从来不孤立地给我讲解问题。比如讲某个细节，他总是将不同时期的建筑、绘画结合在一起谈。父亲一直对建筑史和艺术史进行综合研究，他认为这两者是不应该割裂开的。他说：“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建筑，一定要全方位地去研究，为什么在这个条件下有这个建筑，因为当时在技术上达到了，人们的使用上有需求，国家又有财力的保证，这才有了它存在的条件。”
父亲总是在捕捉我感兴趣的东西，并根据这个去引导我学习钻研，并鼓励我做这方面的尝试，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去阅览书籍，在他看来，因材施教才是合理地促进孩子成长的方式。
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20世纪40年代，他在清华教书的时候，一直跟学生讲要“教育救国”。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小组长。由于身份保密，工作很忙，在期末考试不及格。父亲却不知情，义正词严地说：“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好课业，他这样拿什么报效国家？”后来有人通过楼庆西先生转告他真实原因，父亲这才给了那个学生一个及格，但要求那个学生一定要自己补课。
父亲刚正不阿，始终不肯为名利折腰。在他老年的时候常将两个字挂在嘴边――“晚节”。他说：“人要注意晚节，更何况我是一名教师。”父亲离休后，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当时我待业在家，生活上有些压力。恰巧那时有两家公司出面，希望聘请父亲到公司当高级顾问和名誉董事长，做一些鉴定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对学者而言，有些事是不应该做的”。就这样，我一点一滴地慢慢体会着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文明。
父亲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工作。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等我好一点，你把家里的资料拿来，我发现还有些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我不能解决，你就拿给能解决的人，让后人去做，他们应该比我们做的更好――青出于蓝……”这让我想起17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一句话，“淡泊明利、宁静致远。”
回想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很多，一直在激励着我……
(莫涛口述／王雯淼整理)
(感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教授、李湘君老师提供照片)
作者：莫涛，中国文物研究所传统工艺工作室 特聘技术支持
王雯淼，《建筑创作》杂志社 记者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
莫宗江先生简历
莫宗江(1916-1999年)，广东新会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著名建筑历史学家。
1931-1946年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先后为绘图员研究生、副研究员。1946－1999年在清华大学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
1932－1942年营造学社自北京－四川辗转190县市，先后实地考察测绘古代建筑遗构约2738处，莫宗江参加考察了其中的123个县市约2000个遗址、遗构。在此期间，他以长篇研究论文《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刊载于1944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期)《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刊载于1946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协助梁思成先生撰写《中国建筑史》《APictori 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图象中国建筑史)，绘制了这两部著作的大部分建筑图，此外，他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蜀王建墓考察工作，完成了大部分的建筑雕塑测绘图和王建墓雕塑艺术的长篇论文，当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可惜由于战乱，论文手稿遗失。新中国成立之初莫宗江先生积极参与共和国国微的设计，是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1951年，莫宗江先生参加文化部文物局“雁北文物勘察团”，完成学术论文《应县朔县及晋祠古代建筑》。
1949―1966年，从事清华大学建筑史教学之余，专力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和园林艺术并协助林徽因从事景泰蓝的艺术创新。遗憾的是，这份论文手稿在“”中散失，仅在他指导的研究生张锦秋所做毕业论文《颐和园后山西区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及利用改造问题》中可管窥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结束后，莫宗江得以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他借指导研究生之机，重新考察了一些重要的古建筑遗构，如滦源阁院寺福州华林寺等，于1979年完成论文《滦源阁院寺文殊殿》(建筑史论文集第2辑)，所指导学生的论文《福州华林寺大殿》(杨秉纶、王贵祥钟晓青等合撰)刊载于《建筑史论文集》第9辑。
20世纪80年代起，莫宗江先生担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卷的学术顾问。
1987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主要成员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1989年，与老朋友陈明达先生合撰《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在美术史论界引起轰动。
1999年11月，在病痛中仍奋力校阅老友陈明达先生的遗稿《营造法式研究札记》。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论述了文化人类学与传统民居课的关系，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将这种关系纳入授课内容，探讨学生在更宽视野下学习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模式，试图将这种模式应用到其他相关课程中同时，还探讨了实地调研与建筑设计在本课的作用和意义，从而对近年来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教学改革和实践做出了相应的总结。
中国传统民居作为建筑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一般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开设)，一直没有引起学生的重视，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讲述内容比较单调，仅从建筑学角度讲解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民居，教师泛泛而谈，调动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教学计划缺少实践环节，没有将民居调研和设计纳人教学计划，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针对这两种情况，在近几年的教学中，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试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和结合建筑设计探索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教学模式，并思考这种模式在其他相关课程中的应用。
一、文化人类学纳入传统民居课的基础
文化人类学起源于西方，有关民居与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关系方面的研究，西方也走在我们的前面。
西方的民居研究开始于19世纪，当时对民居感兴趣的多是一些人类学家，比如，摩尔根1881年出版的《美洲土著民族的住屋与日常起居》，企图将所谓“原始共产主义”之社会结构与住屋的尺度与形式联系起来。当然，也有一些建筑学者不仅从建筑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居做了大量的探索，如19世纪末的英国建筑师莱斯比丁1891年出版了《建筑、神秘主义与神话》一书，从书名上即可看出作者所研究的内容与人类学的密切关系，书中阐述了大量的建筑形式的象征性，呈现出的是对人类研究对象的痴迷性和好奇性。美国建筑与人类学方面的专家拉普波特1989年出版的《宅形与文化》一书，企图阐释文化如何造就建筑型制，而建筑型制又如何传达文化含义，强调了在影响建筑的众多因素中，文化因素所起的决定作用，“宗教上的禁忌带来的不舒适和复杂化，远远比气候条件更多地影响了住宅的形式…
中国民居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朱启铃创办的营造学社，学社成员踏遍大半个中国，以考古学工作的方法，从建筑学角度对中国传统建筑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详细测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所涉及领域比较单一，仅从建筑学角度进行了研究，缺少从社会学、人类学等与建筑关系密切的相关领域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20世纪80年代西方及日本的民居研究与中国自身的民居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国外的民居研究者多为人类学家及地理学家，其研究角度往往侧重于孕育民居的人文社会背景，真正关注点是造其居的人;而中国的民居研究者多为建筑师，其研究方法是形式分析与美学鉴赏，关注点是民居样式和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日本、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民居研究的影响，我国民居研究开始和文化产生了关系，有关的学术会议、论文不断，“计有《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七辑、《民居史论与文化》一辑、《中国客家民居与文化》一辑、《中国传统民居营造与技术》等}zy}。到了90年代，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开始涉及民居与文化的关系，中国民居研究开始全面地由单纯的建筑学扩大到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气候学等诸多领域。
国内外跨学科民居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民居课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文化人类学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密切相关，因此民居课的这种教学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到以记载人类建筑活动足迹为主的建筑历史等课程中。
二、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民居教学思考
基于国内外民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纳人授课内容，将民居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试图探索一条关于中国传统民居课的新模式。
在与民居有关的众多学科中，文化人类学可能是与其关系较密切的学科之一。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种种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变迁、发展的过程以及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试图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演变规律。而民居是乡土文化的载体，人的许多行为与民居产生关系并影响了建筑，而建筑又规范了人的某些行为。现以羌族民居为例说明文化人类学在民居课中的作用和意义。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羌族没有文字，其文化存在于这样一些“意象”中，如音乐、舞蹈、习俗、宗教活动、建筑等等，而建筑是其文化存在最重要的“意象”。因此，在讲授羌族建筑时，我们必须理清建筑意象与羌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如何影响建筑，建筑又如何反映文化。由千历史原因，羌族被迫从西北沿眠江流域向南迁徙，在迁徙过 程中战争不断，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因而羌族文化更多地体现任 一种防御文化。羌寨的总体布局依山就势，经过几百年甚至上汗 年生长而成，羌寨生长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就是防御性。所以，文 寨街巷狭窄、错乱，形如迷宫，这是羌族防御文化最直接的反映( 羌寨多建在山坡上，各楼房鳞次栉比，甚至可以相通，形成一i} 座具有高度防御功能的石头城。特别是在寨子中心或附近险要 处修筑的碉楼，使羌寨在军事防御方面更趋完善。羌族民居外培 上的窗少而小，有的像“斗”，被称为“斗窗”，用做作战时射箭#g 打枪。防御文化几乎成了羌寨营建的“规范”。由于历史文化的影 响，在社会稳定时期，羌族建筑依然保留这种防御特点。这已成 为羌族建筑的特色之一。
在单体建筑方面，羌族建筑一般2一3层，中层起居大堂设 一火塘，火塘里的火种常年不息，称“万年火”，象征家族人丁兴 旺。大堂可以说是羌族民居的中心，其他房间以它为中心设置。 而火塘是大堂的中心，大堂的布设以火塘为中心。另外，节日期 间一家人围着火塘跳锅庄(锅庄是羌族的传统舞蹈);在羌族建筑屋顶的四角置白石，亦是用以纪念在羌戈大战中的白石将军。这些反映了羌族的文化。这种建筑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建筑中的每一个构件，一块砖，一片石，都隐含着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学生更加关注建筑学以外的其他相关学科，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该课的兴趣。
在授课中，不仅要做纵向联系，更要做横向分析。做横向分析更要联系文化人类学，探析文化人类学与民居的关系。比如，在讲完羌族建筑和藏式建筑后，让学生分析:羌族和川西北藏族同处相似的场地条件，为何产生出不同的建筑形态?民居和川西北藏式民居地处不同地域环境，为何具有相似的建筑形态?类似的问题很多，如北京四合院与山西大院等，这些问题无法从建筑学本身得到解答，必须联系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才能做出比较完美的解释。通过这些小问题的设置，学生们更加明白:民居不仅仅是建筑，它包含着许多文化信息。
除了文化人类学，民居研究与历史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皖南民居、山西大院为何如此精致?这与其发达的商业经济关系密切;陕北窑洞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密不可分。
可以说，中国传统民居课是从中国建筑史课体系中分出的一支，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建筑史课程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讲授《中国建筑史》“陵墓”一章中，关于“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为什么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陵墓?”这一问题，需要从人类早期的“魂灵观”开始分析，才能理解其原因。
三、民居课中的实地调研和建筑设计
根据教学计划，民居课的实地调研安排在上半学期，其成绩占民居课总成绩的60% ;建筑设计安排在下半学期，其成绩占民居课总成绩的40% o
在以前民居课教学中，教师一般不会安排实地调研这一环节，结课方式多是闭卷考试或写一篇小论文。这两种方式对于检查学生学习效果均不理想。因此，我们运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法来充实民居课的教学内容。田野调查强调的 是调查者本人“亲临现场”的调查，这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 特征。按照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基本程序、注意事项 等方法进行民居调查。调查内容比较多，包括社会组织、经济、人 口结构、民俗风情、村落布局、住宅结构、自然环境等。调研方式 包括查阅资料、实地测绘、请教专家和访问交谈等。通过调研并结合课堂讲授的传统民居知识进一步认识文化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测绘感知传统民居的空间形态，了解传统民居的建造技术，加深对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感性认识。实地调研的具体做法是让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分组，一般3一5人一组。根据每组的具体情况选择调研地点，并制订详细的调研计划。调研步骤分为:(1)前期准备阶段。包括选择目标点、查阅资料、准备工具、动员等。(2)现场工作阶段。包括现场作业和访问交谈。现场作业包括草图、测量、整理测稿、仪器草图、填写数据表格、现场校核、拍照片等;访问交谈主要是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了解村落基本情况。(3)内业作图阶段。包括上机作图、成图校核验收、成图打印、编目、成果存档。最后每组交一份调研报告。通过实地调研，学生掌握了学习和研究民居的一种方法，可以更深人地了解民居的基本信息;同时培养了对民居的兴趣，在实地调研中，尽管很累，但学生们兴趣十足。
下半学期的建筑设计主要是在民居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上半学期的调研，学生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村落布局、民居形态、民俗风情等有了比较深人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给学生设置和当地传统建筑密切相关的题目加以训练，比如乡村小学、乡土博物馆、新农村建设、文化站等，建筑规模控制在1500一5000平方米之间。按照实地调研的小组，每组共同完成一份设计。通过设计，学生对中国传统民居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和技术，比如民居的生态、节能、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将设计纳人民居课是我们的一种尝试，经过几年的探索，发现学生对民居课中建筑设计这一环节兴趣十分浓厚，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做好民居课中的建筑设计依然是我们探索的问题之一。同时，我们也在思考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应用到建筑学专业的其他课程，r匕如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等。
四、总结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5篇
营造技术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础和古建筑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学者，即致力于古建筑的营造研究，通过对古建筑的调查、勘测、比较和文献、法式研究，建立起古建筑营造学的基本知识、理论体系及演变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建筑营造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方中原地域和官式为代表的建筑体系，结合官方历史文献如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建筑史学起步阶段的必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为推动古建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对民间和地方建筑表现出的文化丰富性、地域特征的关注和研究被逐步提上日程。显然，只有在地方性古建筑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开展地方性建筑文化、哲理、艺术等上层理论的研究工作，也会补充完善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地方性的建筑营造技术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兴起，而在全国各地更广泛和深入的展开。以中国南方为主题的地方性建筑研究在21世纪前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成为建筑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都以“营造”为题，但对地方性营造技术、工艺等的关注，实际上呈现了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研究的不同侧面。
作为典型地域的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研究岭南地处东亚大陆最南端，属亚热带气候，背靠五岭，面朝大海，空间相对独立。中原汉人南下之前为古越人之地，历来远离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中心，历代商贸发达，文化交流活跃。历史上土著越人、不同时期南下的汉人、海外贸易商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形成了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商贸文明等多元共存、特色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岭南地区”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指以五岭以南包括广东、广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区，广义的岭南还包括海南岛。其中前三者在文化地理上超出了岭南空间地域，延伸至华南地区闽赣桂三省。岭南主要的文化地理分区是广府地区、客家地区、潮汕地区和雷琼半岛地区，其建筑在近10年中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岭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历史文化边缘区位，在此背景下，岭南古建筑成为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一直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分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建筑领域也自然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岭南建筑文化区。岭南建筑文化区内，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仅广东省境内就包括广州、佛山、潮州、中山4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古建筑在本地区有大量保存，它们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基本对象。进一步联系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有计划推进完善“岭南”——“华南”——“亚热带”的区域的历史建筑研究。因此，虽然“营造技术”研究本身是岭南历史建筑的一个局部，但通过它来展开并逐步完善和确立“岭南”建筑谱系，比较“江南”，建构“华南”，开拓“亚热带”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环节。具体展开来说，其一，可以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乃至东亚建筑的历史与发展进行深化、完善和补充，在空间上阐释南方地区或亚热带地区以木构为主的建筑技术的体现形式与内涵；在时间上可追溯中原建筑沉淀于此的古制，以及各历史阶段的建筑文化的交融，作为历史信息和演化的相互佐证，籍此可以深化中国建筑史中的区域研究与体系研究。其二，在中国古代建筑之多元、广阔、多样的背景下，在时间空间上构建岭南建筑的特点，有益于本地域现代建筑的发展借鉴。其三，对岭南建筑传统保存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包括有形的建筑、无形的技艺及其它营造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对于保护岭南文化，保护岭南建筑文化遗产，以及传承岭南文化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创新方法取向（1）以大木营造技术为中心整合相关营造技术体系：“营造技术”的概念并非指“大木作”、“小木作”等单一、二种技术，而是贯穿营造活动全过程的相关技术与理论，从选址、规划、设计到材料的加工应用，结构形式选择、节点处理手法等等。以往的营造技术研究大多是比较单一的如大木作、砖作、瓦作等的分项独立研究，缺乏对建筑营造技术的整体及系统考量，对此，本项目以将以大木作营造技术为主导，整合样式谱系、各作营造技术配合结点、材料工艺、文献研究和工匠法则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建构地域性营造技术的建筑基础理论。（2）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的营造技术源流与交融：文化区内的研究会忽略了文化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地域的共性，岭南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以四大民系为基础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有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建筑体系和营造技术，但文化圈相邻地区则在文化上和建筑营造方面则相互借鉴。研究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一方面将民系中民间和官式建筑营造技术结合起来，同时关注研究各民系文化圈之间的营造技术的交流融合，重视营造技术的源流发展，以归纳总结地域性建筑的样式和技术特征。（3）重视与开拓地方建筑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由于地方建筑的历史文化的原因，缺乏系统的文献资料，有经验的老工匠日益减少，后继乏人，地方建筑术语模糊不清等诸种原因，都对地方建筑的系统规范研究带来莫大困难。所以对其进行基础理论和规范研究将是很突出的问题，比如对地方建筑法式特征元素研究与规范方法的研究；对地方建筑断代依据与方法研究，以及对地方建筑术语规范化的研究等等。这将会对地方建筑的研究取得规范和方法上的意义，使本研究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4）加强研究的科学性：注重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科学性研究，一方面重视设计法则、法式特征研究，包括建筑设计与尺度之法则规律；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包括结构力学特点、材料力学性能等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思考问题。在应用层面上，岭南地区由于毗邻港澳，经济特区范围大、设定早，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首先，大量历史建筑面临拆迁和改造，开展保护工作的紧迫性相当突出，本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有效的开展调查评估和修缮工作；其次，新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在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方面严重缺失，该项研究对认识地域建筑特色，承传地域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例如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文化影响，使得本项目具有应用于国际研究的潜力。
2本课题研究相关的研究现状
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发展动向，大致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关于岭南建筑技术、类型、区域的研究；（2）关于南方地域性建筑及工艺技术的研究；（3）关于设计手法与理论的研究；（4）关于地域建筑技术源流的研究。
2.1基于地方性营造传统的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2000年以来东南大学学术队伍的系列研究课题上。东南大学张十庆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建筑谱系与区划研究》（项目批准号：59978006；2002年完成）。主要成果有：张十庆《古代营建技术中的“样”、“造”、“作”》（《建筑史论文集》15辑）等系列论文1）。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朱光亚教授负责的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编号2000028609）“南方发达地区传统建筑工艺抢救性研究”课题，以及2007年开始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南地区若干濒危和失传的传统建筑工艺研究》（项目批准号：50678034），成果包括了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营造技艺研究》等系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表1）。上述研究有以下3个特点：（1）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成为用“地方性”知识反思现有中国古代建筑基础知识体系的学科前沿领域；（2）重视地方性营造技术传统的研究，对南方建筑形式谱系、技术源流、工艺作法等技术性层面的强调，这成为对20世纪90年代偏重建筑文化理论探讨的反动，也是学科发展回归基础知识建构的有益表现。这对进一步建构地方性建筑的基础理论，深化研究成果并和现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等）进行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中国南方”在相关研究中主要限于传统的“江南”地区，这是南方古建筑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可以注意到，作为“江南”与“岭南”过渡的福建地区也得到了关注，这意味着研究课题发展向“岭南”提出了要求。
2.2岭南地区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上。主要包括：
（1）以龙庆忠教授为主导的岭南古建筑研究龙庆忠教授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自1948年任教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建筑系教授以来，在教育思想上主张学生应该打好建筑历史的基础，以史为鉴，造福于民。所以长期以来致力于岭南地域的古建筑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带领学生对广州、佛山、潮州、揭阳等地的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收集岭南地区的古建筑资料，进而开展岭南古建筑的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龙庆忠文集》2）中，文集中收录的“古番禺发展史”、“广州中山四路秦汉遗址研究”、“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南海神庙”、“瑰伟奇特、天南奇观的容县古经略台——真武阁”、“广州怀圣寺”等论文可谓岭南古建筑研究的扛鼎之作。龙老前后培养出如陆元鼎、邓其生、吴庆洲、陶郅、肖大威、程建军、张春阳、郑力鹏等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吴庆洲《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等系列论文（表2）。龙庆忠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培养建筑史学后人，不仅开创了岭南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先河，更为岭南古建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以陆元鼎教授为主导的传统民居系统研究该系列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成果多，在当代中国建筑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元鼎教授指导的传统民居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潘安《客家聚居建筑研究》等系列论文（表3），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以类型为基础的民居研究理论，为南方民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方法基础。他出版了《广东民居》、《中国民居建筑》等重要专著，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客家民居形态、村落体系及居住模式研究》。20多年来持续主持了15届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和7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有多部论文集出版。近年来，在相关的民居学术研讨会中加强了民居营造技术课题的关注。
（3）吴庆洲教授对岭南古建筑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肇庆梅庵》、《粤西古建筑瑰宝——德庆学宫大成殿》等论文，对岭南重要古建筑的法式有着较深入的探讨，是研究华南宋元时代古建筑的重要文献。此外，在城市史的研究方面，吴庆洲教授指导博士生完成了系列相关硕士、博士论文。
（4）笔者致力于岭南古建筑的法式与营造技术研究，发表了相关的系列研究论文，所著《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3），对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基本上继承了营造法式的研究传统，对广东官式建筑或殿堂式建筑的形制、大木作技术和地域特征作了系统的研究，初步建立了岭南大式殿堂建筑构架样式谱系。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李哲杨《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等系列论文（见表4）。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如肖旻、李哲杨等，在岭南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法式尺度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综上，关于岭南地区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虽然在营造技术和法式、工艺等方面较为薄弱，但对于逐步全面开展本研究课题已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统计2000~2012年东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古建筑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总计144篇，其中建筑类型约占1/2，其次是建筑法式的研究约占1/3，而建筑工匠的研究最为薄弱仅占1.5%。两个高校相比较而言，东南大学在建筑法式的研究方面更为出色，而华南理工大学在建筑类型研究方面则更为关注。通过比较，在岭南地区亟待加强建筑工匠和建筑法式的研究。
3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
对于本项目而言，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涵盖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建筑（祠堂、书院民居）的营造技术的整体研究，包括建筑设计法则、各匠作技术（以大木作技术为主，包括砖作、瓦作、土作、雕作等装饰装修技艺），并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探讨岭南各文化地理区划或民系之间及与周边关联地区的营造技术源流传播和交融关系，初步建立岭南建筑地域特征的连续谱系。
3.1研究内容
（1）谱系划定：岭南地区古建筑谱系的调查、划定及其演变的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岭南地区古建筑的大木构架类型谱系，研究不同构架类型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异同及其联系。以及几大方言文化族群（“民系”）的分布与岭南古建筑谱系与分谱系。（2）营造体系研究：岭南地区古建筑主要类型的营造体系（设计、工艺、材料、样式与尺度等）。主要特征类型包括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公共建筑（祠堂、书院）、民间住宅等。以整体、系统的观念对地域建筑营造过程中各层次、各层面、各种的技术加以研究。（3）断代研究：岭南古建筑形制的分区、分期及断代特征与依据，并尝试进行历史解释。按各子系分别归纳，细化到尺度、比例、形态、材料、工艺、观念等各层面；尝试建立树状表格示意框架（图1、2）。（4）地域性技术研究：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亚热带）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地域性研究，包括应对高温潮湿、台风、虫害的隔热、防潮、防风、防虫等防御性营造技术和上述内容相关相协调的建筑物理性（隔热、通风、防盗）营造技术及其关联研究；如何应对高温、多雨（暴雨阴雨）、潮湿、强日照、生物侵蚀、台风、地震等相关材料的利用、技术的研发，包括建筑的通风、隔热、防虫、防风、抗震、防腐等，探讨本地域有益有效的低成本适应性技术，有效保护的技术等。（5）技术源流研究：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技术源流研究，通过与相邻地域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比较研究；与北方官式建筑基本形制的比较研究，探索本地区建筑的原型和营造技术的源流关系。各区域的社会历史发展，汉越文化，不同时期南传的北方“正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同体系建筑文化基因的沉淀。更深入的认识岭南地区内部各系统建筑的现象与演变历史，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下，在亚太地区的高度认识岭南区域内种种建筑现象，历史与内涵，从而深化对中国建筑史的认识。
3.2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旨在建立广府地区古建筑的类型体系、术语体系、符号体系；初步提出形制鉴定的指标；解释广府地区古建筑形制的演变问题，探索岭南古代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4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4.1古越人（本地土著）原生建筑营造技术的调查研究
对这一点来说，主要是加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甚至东南亚亚热带地区的建筑研究，特别是对曾经广泛流行于该地区的干栏式、穿斗式建筑的研究，以及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来寻找线索、演变轨迹和建筑规律。
4.2对调查目标与量的科学筛选与控制
对于第二点来说，由于研究范围广，研究对象量大，其对象既包括有形的建筑本体，又涵盖无形的建筑工艺、匠师、观点、制度、文化等内容，则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选取适当典型的区域和案例，来分析总结建筑的法式特征与演变规律。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结合社会人类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将建筑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来研究。而对于传统建筑的保存和传承较好的地区，比如潮州地区的历史建筑系统而富有规律，尚有建筑各工种工匠的存在，所以有条件可资作为区域系统研究的案例来深入展开。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6篇
据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王其亨回忆：当年想就《营造法式》问题请教先生，但听说先生已不问世事、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达三十年了。可一旦真去拜访了，却发现先生其实是很乐于与别人交谈的，对同行和学生更是倾其所知、毫无保留。而且，他也远不是只读古书的迂夫子．而时时关注着建筑业的发展方向。
又据另一位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徐伯安回忆；有一次徐先生去看他．顺便通知他说中国建筑学会打算请他担任一个名誉职务。老先生那时虽年逾七旬，也还有很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但他却毫无回旋余地推辞那个荣誉职务，而且一并声明连会员资格也不打算保留了。他退出中国建筑学会的理由是：”此生来日无多．除再读几本书、再搞一二个课题外．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顾及其它的事了。”
作为陈明达先生的外甥和私淑弟子．我似乎并不是介绍他的合适人选：私人感情说不定会影响评述的客观．而且我向他学习的主要是古代雕塑史而不是建筑史。我之所以还要动笔，很大程度是缘于他的一个嘱托。1993年秋，他命我协助整理他的文集时，郑重地说：”整理自己的文集，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瑕，恰恰是把它作为这个学科阶段性的产物．有一得之见，也必定存在诸多局限和错误。将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或可使后辈学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
我很为先生这一嘱托所表现出的豁达眼界和严谨的科学求实精神所感动，理当遵从。
陈明达先生生平：用毕生精力和时间去读通一本书
陈明达先生祖籍湖南祁阳，1914年出生于长沙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925年随父迁居北京。1932年，因家道中落，他放弃了赴东北大学建筑系学习的机会．经小学同学莫宗江先生介绍．入中国营造学社做了绘图员。由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1935年与莫宗江、王璧文、赵正之、陈仲篪等一道被提升为学社的研究生。从此正式师从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系统地学习建筑学，并成为刘敦桢先生的主要助手。说来也算是前世机缘．陈明达原本高中毕业后打算去东北大学建筑系学建筑的时候．并不知道系主任已经离开东大回到北京了．也并不晓得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亦将来学社任职，然而当他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习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更直接地向两位大宗师学习的天赐良机。
1931―1944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做了190个县(市)约2 738处的古建筑考察，陈明达参加了其中的92个县(市)约1413处遗构的考察，绘制40余座古建筑的1／50实测图、20余份1／20模型足尺图。由于他在考察和研究中解决了诸如“卷煞”等许多疑难问题．被粱思成等先生嘉许为“明达有奇思”。
1949年之后，虽然营造学社已经解散．他还是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做古建筑调查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只遗憾错过了去考察的机会。但庆幸自己曾借1946年随茅以升先生出席世界工程师大会之机，寻访了台湾的古建筑遗迹。
关于陈明达在学社工作、学习的经历，由于时下对营造学社史的介绍已经很详尽了．笔者毋庸赘言。这里．仅补充一项：抗曰战争期间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语史所与营造学社联合组团进行蓬山汉代崖墓考古发掘的情况。
据《隶释》卷十三《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所附宋代大名士洪适的补记，四川地区“彭亡山之巅”有带有金石铭刻的类似埃及、波斯崖墓的古代墓葬遗存。但唐宋以来．中国文人的兴趣仅限于铭文书法，对待这个彭亡山之巅的石窟。从不曾想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20世纪初，大概是经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的介绍，另一个法国人色迦兰(Victor Segalen”)意识到了这则记录暗含着的建筑学上的意义。于是，与洪适们时隔近千年，1904年，色迦兰组织一个考古队到中国西部做探险式考察。目标之一是寻访四川境内的汉代崖墓和陵墓石阙。所做《中国西部考古记》以诗一般的语言盛赞汉代丧葬艺术之奇伟瑰丽．却又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先入之见，不容质疑地判定四川崖墓的建筑形制起源于埃及、波斯。
约37年后，1941―1942年。陈明达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由战时中央博物院组织的，由李济之、吴金鼎、曾昭炳高去寻、王介忱、夏鼐等知名学者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在成都以南约80km彭山县江口镇一带考察汉代崖墓，雄健有力的汉代石刻斗拱由此成为可与希腊柱式相媲美的中国建筑的标志物。
据陈明达先生自己的回忆：在营造学社迁往宜宾李庄的一段时期，他曾经很迷惘、消沉。“七七事变”离开北平时只能把没有工作能力的老母亲和4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托付给亲友照料。他没有料到战争会持续8年之久．更没料到战后只剩下小弟小妹两个孤儿．其中他母亲和大妹妹贫病交困而死在同一天。在李庄的一天．陈明达北平家中的音讯没有盼到。又传来参加对曰地下抵抗活动的未婚妻殉难的噩耗。据他的老朋友莫宗江先生回忆．他当时非常忘我地工作．藉此麻醉自己；一旦停止了工作。他常常醉酒．有时醉酒于田野考察途中的山野小店。让敦厚和善的刘敦桢先生一筹莫展；更多的醉酒是在李庄宿舍。他会毫无节制地嚎啕大哭，引来相邻的梁思成夫妇，董作宾、向达、李济之诸先生．刘致平、夏鼐、高去寻等师友来看热闹。有一次甚至惊动了正在李庄做学术访问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但是。当他们听他醉中称他要上前线抗敌、他想回北平看望家人、他吟诵起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长者如董作宾先生也难免老泪纵横。
在“川康古迹考察团”赴彭山之前，考察工作主持人、战时中央博物院院长吴金鼎博士语调平静而不失坚毅地说：“我是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敌救国运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战时科学考察活动……战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当恪尽职守以维护我们的民族尊严，也为战后重建家园乃至民族的全面复兴做铺路基石。”
自听了吴金鼎先生的这番话的当天起直到56年后长辞人世，陈明达就再也没有喝酒过量的事情发生。一夜之间完成了从酒狂到饮中君子的转变。而他在彭山考古发掘工作中之尽心尽力之尽显才华．则更是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
按照川康考古总负责人．史语所所长李济之先生的构想，彭山考古应成为这样庞大的研究系列，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形成“发掘总论”之后，考察团各位专家依照
各自的专长和兴趣．分别撰写专项研究报告，如吴金鼎做人种研究，夏鼐做器物形制分析，高去寻考证东汉四川的社会风俗，曾昭提交汉代服饰专题报告，陈明达完成建筑学论文……此计划如顺利完成，则彭山考古势必成为继北京人遗址考古、安阳殷墟考古、敦煌考古之后的又一个形成研究成果洋洋大观的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大事件。但是．随着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特别是1948年后考察团近半数成员移居台湾．两岸学术界数十年不通音讯，诸先生本想用三四年完成的分项研究工作大多成了未竟之业．仅夏鼐、高去寻留下几则发掘日记手稿，曾昭先生完成了《从彭山陶俑中所见汉代服饰》。而陈明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从勘测地形、探明墓址。到摄影、绘图、撰写论文一气呵成，共完成资料摄影200余帧、建筑测绘图150余件和六万余言的专题论文《崖墓建筑――彭山发掘报告之一》。
1944年，陈明达先生因故离开营造学社，任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研究员兼任陪都建设委员会工程师、重庆复兴农村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并在是年加入中国工程师协会为正会员，是当时高级科技人员中非常年轻的一个。从这一年起．他暂时脱离研究领域，主要从事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设计工作。
1949年11月，陈明达被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聘为工程师，主持设计并监督施工重庆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这两座建筑于1953年初竣工，与之后不久竣工的重庆人大会堂同为重庆市当时最重要的三座公共建筑。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略述西南区的古建筑及研究方向》，说明他仍在利用业余时间做建筑史学研究。
1953年至1961年，经粱思成先生推荐，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聘任他为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教授级工程师，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这是一个名利双收且有望向副部长级或政协委员进军的职位，但他在完成了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主持拟定了最初的文物保护法令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就主动要求调离文物局机关．到文物出版社做编审去了。有人说他脾气太大而自毁前程．他自鸣得意说若不是为了“保护名单”和“文物法令”，他还想更早一点退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中国建筑概说》、《汉代的石阙》、《建国以来发现的古代建筑》等论文。可视为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延续。
据陈明达自己回忆，刚刚完成在重庆的工作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首席古建筑专家，正是尽展才华、意气风发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在常人看来并不很要紧的事促使他下决心远离官场。那一次，他去参加北京市委主持召集的关于是否拆除某名胜古迹的讨论会。他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信心十足地要说服与会者同意保留。但当他站起来要发言的时候，那位市委领导和蔼可亲、面带微笑地向他摆摆手：“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说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之后．集体表决当然以多数通过了要拆除的决定。当时．他自认自己是少数，虽不情愿也无话可说。但事后总觉得一定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代表反对意见的那位领导同志的确知道反对方的意见．但他不一定会把反对方的意见一一告诉全体与会人员；即使大家都知道．他也应该有进一步阐释保护的理由和权力，就像那位市委领导可以反复强调他主张拆的理由和权力一样。这件事对陈明达的刺激很大．他恍然觉得在文物局的工作远没有纳入正常的工作程序，“历史。艺术和科学”这三大价值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任内完成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 961年颁布)之后，他离开了文物局机关．从此潜心研究．以期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去推动社会对历史建筑”三大价值”的认知。于是．就有了说他30年足不出户的传闻。
1962年．时任文物出版社编审的陈明达率助手黄逖、彭士华等赴山西应县再度考察应县木塔，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筑学专著《应县木塔》(初版小8开精装，再版大8开精装，约12万字、38页实测图、142帧照片)。此书于1966年终于赶在前夜出版了。曰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列有此书的专条“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照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大尺寸精度控制在厘米以内)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就一个科学工作者而言，这样的成果获得一项即可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但是．这还仅仅是他研究《营造法式》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三十分之一。这个前期准备还包括佛光寺、独乐寺等30多项．虽然由于“” 的十年耽搁．最终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在陈明达完成《应县木塔》，等待书稿出版，并着手准备下一个研究专题的时候，距“”还有两年，陈明达就于1964年被派去陕西农村搞了一年多的“四清”。之后就是“”，他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达十年之久(1964-1973年)。他年过半百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脱坯，说是让学建筑的“专业对口”，又被嘲笑为“建筑学家干起活来还抵不上一个泥瓦匠的三分之一”：继而又想起他素有“美食家”的名声，就又安排他到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他日后回忆说他由此练就了一个硬功夫――两个小时切出十几斤很细的肉丝。他说他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有某君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理所当然被叫去种稻子；又有某先生剑桥回来蹲了一辈子实验室．看见骡子在地里啃庄稼。分不清那骡子是马是驴，也分不清那庄稼是稻子是稗子还是麦子．不敢去拉牲口，想叫人又怕说错了让军代表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急中生智招呼别人说“动物在吃植物”；而老伴李淑其女士吃的苦则比他大．每天担两大铁桶水跑二十几个来回，全然不似当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家的李二小姐。
1973年名义上恢复工作后，陈明达开始写作《周代城市规划杂记》，但写来写去，还是担心被别人解释为“鼓吹‘剥削有功论’“而中途辍笔；与杜拱辰教授合写《从看北宋的力学成就》，却必须花费比研究课题更长的时间去煞费苦心地找寻“恩格斯语录”来为学术论文充门面。
(笔者在整理陈先生文集的时候．他曾表示“保留那些与课题无关的政治术语”，让后人了解当时是如何顶着政治压力工作的。)
1981年，他最重要的学术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目录卡片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古代科学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关于建筑学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典籍。本书作者研究宋《营造法式》四十余年，集其成果撰成此书。全书分七章，是一部研究较深的专著，解决了一些过去研究工作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从1932年他手抄全本《营
造法式》(包括文字和附图)到1995年《营造法式研究札记》因病辍笔，《营造法式》占据了他一生整整64年的时间。1980年，他向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交“业务自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围绕着《营造法式》这个课题，从1962年起．我自己计划要做约30个专题研究．现已完成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两个专题……要完成预定的30个专题研究计划．没有可能了．只能一个一个做下去．做多少算多少。今后的方向只有一个：抓紧时间继续干。”
我说不清楚陈明达先生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只知道他5岁时开始读《左传》，11、12岁时遵父亲陈肯堂之命．一字不差地手抄了全部家藏古籍中的善本和孤本，76岁高龄时仍要笔者替他买全套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并说他仍有信心通读完这7卷34册的洋洋巨著，仍存信心以此为鉴寻求出自己研究工作的新思路。1990-1997年．就在他苦苦等待下一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的同时．他奋秉烛之明写下了至死也没有完稿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南宋一明清)》《营造法式研究札记》、《营造法式辞解》、《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等数十万字遗稿。
从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起，至1997年逝世．陈明达先生从事古代建筑史和雕塑史研究达65年之久．生前出版、发表了4本专著，30余篇学术论文，死后留下相当数量尚未发表甚至尚未完成或尚待校订的遗稿，其中《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被公认为是这个学科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重大研究成果。他所做的工作，表面上看包括古代建筑遗存调查、测绘、研究、新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物法规以及文物图书编篡，古代雕塑史、书画史研究等，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而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营造法式3。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研读《营造法式》一生。
陈明达先生的建筑创作实践：为了一个富
有诱惑力的挑战
从上述陈明达简历来看，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古代建筑历史研究上了。但是，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最终的治学着眼点其实是与从事新建筑设计的同行们一样．始终是围绕着中国新的建筑发展方向进行的。换句话说．推动中国现代建筑业的发展才是其治学的根本目的。为此．只要有机会，他总要将理论上的探索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
据笔者所知．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有：
①1936年为南京中央博物院大楼的设计方案提供艺术形式和技术环节的参考意见。
②1946年设计南京陈平阶私宅。
③1944--1948年参加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的设计工作。
④1949--1953年主持设计并监督施工重庆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
1936年，南京中央博物院大楼的设计者徐敬直、李惠伯二先生为设计方案所涉及的辽代殿堂式建筑的结构和技术细节，请求粱思成，刘敦桢二先生予以支持。梁刘二人当即将这件事当作学社研究生的实习作业委派给莫宗江、陈明达二人。在这次将古代建筑形式运用于新建筑的实践中。陈莫二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的民族化问题．绝不是用新的建筑材料去简单抄袭旧有的样式。而是要从整体格局、建筑尺度、周边环境等方面去表现建筑外在形式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特质。
为此，1946年，陈明达的堂兄陈明泰(字平阶。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驻英武官)要求为他在南京设计私宅时，他设计了一套完全不用传统建筑符号．主要以平面布置体现中国式生活氛围的住宅建筑方案。可惜现在已无法查实这组建筑在南京的下落了。
至于1944年参加的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工作。陈明达先生认为：那次实践的实际意义。只证明我们对《周礼・冬官考工记》以来的传统城市规划思想远远没有认识清楚。面对1949年以来城市规划工作的失误和现实存在的困境，他坚持认为发掘整理古代规划思想，甚至对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的城市建设困境，也是不无借鉴价值的。为此，他认为他在学术上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将他1973年中断的周代城市规划研究持续下来。
有关陈明达先生的建筑学实践，可能最值得重视的，是设计重庆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
他曾回忆说后来接触到一些共产党的大官，更觉得他们的文化水平远比想象的要高。比如那次为筹建西南军政大礼堂和中共西南局、重庆市委两个办公楼，他与另一建筑师(可能是张家富先生)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和他的秘书很认真地听取了他关于设计中共西南局。重庆市委两个办公大楼的构想，态度很诚恳。他记不清他讲完后是邓小平本人还是秘书说：汉代初年有两个做法，一个是建造未央宫“非壮丽亡以重威”：另一个是“休养生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后，下结论的肯定是邓小平，“这两个做法都要的――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要简朴、实用，尽量节约资金以体现人民政府要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一面；以后，还要建造一个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主会场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一定要雄伟壮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以邓小平的这番话为总体思路．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前后建筑了由陈明达设计的简朴而不失端庄气度的中共西南局办公大楼。重庆市委办公大楼，以及由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生设计的超大体量的重庆市人民大会堂。目前．重庆市人民大会堂依然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而另两座建筑能否保存下去，却是令人担忧的。
他解释他为什么记不清楚那个引经据典的人究竟是邓小平还是他的秘书．他说完全没有想到除之外．别的共产党的大干部也有旧学根基．当时当真是高兴得飘飘然了，满脑子都在想“有这样内行的新政府．今后肯定可以继续搞古代建筑研究”。邓小平的这番话能够激发这个年仅35周岁的建筑师怎样的创作热情．似乎半个世纪之后还是那样鲜活如新，他回忆说：”既要节俭，也还须有适度的庄严大方。之所以如此，竟完全是为了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样的业主要求，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都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挑战。就为了这番话。不久之后，经梁思成先生力荐，郑振铎聘请我去文物局工作――1944年离开营造学社以后．我只能坚持业余时间搞研究――我终于可以专职做我中断了5年的古建筑研究了，但是，我宁愿错过这个天赐良机，也必须把这两个办公楼搞完再走。”
1999年夏．笔者曾造访重庆市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的主楼，即当年陈明达设计的“重庆市委办公大楼”。从第一次见陈明达的这个建筑设计，我没有发现出建筑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在想．这座楼除了正立面的朴素大方及环境的清幽之外．似乎与近代大多数中国建筑师的仿效洋风并没有大的区别，但又似乎有所区别。
所以，本着研究者必须保持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宁愿下这样的结论：一个一流的建筑历史研究家可能当真不是一流的建筑设计家。
然而，就在我决定离开博物馆，沿博物馆门前盘山公路走进枇杷山公园的时候，回头从博物馆的左后方又看了看身后的博物馆，我想我应该与这个陈明达的建筑做个告别――即使他可能确实不是一个一流的建筑设计，也毕竟它体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建筑年代。这时，天上的云散了。偏西的太阳透过树丛斑斑驳驳在博物馆黄墙红瓦上洒落下炫目的光点和泛绿的树影，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美，我突然想到如果这里的周边建筑仍是当年的建筑，这里的环境会更美。枇杷山山顶。现在是绿树环绕的一小片草坪．在草坪的另一端有一个建在高台上的望江亭曰“红星亭”。很幸运这个重庆渝中区的制高点还没有再来个摩天大楼做制高点的制高点，我不必上红星亭就看得见博物馆的红瓦屋顶在脚下像一只大鸟舒展开
她的双翼那样展开一个略近似十字的平面布局；很不幸．博物馆脚下的高楼的高度已然超过博物馆屋顶许多．挡住了向江边眺望的视线。我突然明白了设计者在建筑规格和整体布局上的煞费苦心：从枇杷山正街盘桓而上．我们看到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市委大楼坐落位置接近山顶．借助山势显见她的高大宽阔，与相临街区相比又不显突兀，在其高度上控制在不遮掩山顶俯视视线的程度．进而使建筑完全融入山体．并在那个时代不动声色地拉近了与更远处滔滔江水的距离。我静下心来．自红星亭附近走下一层盘山路绕到博物馆的另一侧，博物馆暂时在视野中消失了。山路蜿蜒。左侧是垂挂着碧绿色爬山虎的石壁，右侧是近于平地的缓坡，待从绿草，修竹和芭蕉丛间见到一个红砖黑瓦的英式别墅(据说抗战时期有许多军政要员及工商界巨头纷纷在这一带置办官邸私宅．这个红砖小楼即是那时的遗迹之一。而当时的陪都建设委员会抓紧搞重庆的分区规划．也有遏制这个”大兴土木”风气的意思)的同时．望前稍微留心一下。很容易就看到后面是一排黑瓦黄土墙的老民房，看到了老民房稍后稍下的博物馆的一角。我继续沿这条路前行，每走一步，博物馆就向着画面的主角接近了一步。就这样．我不知不觉也转回到枇杷山公园入口处。再次回到博物馆建筑区了。这一次．带着对原建筑环境的认识．我恍然发现这个公共建筑在当年是如何与周边的平民住宅区相协调的了。故无论其是否与陈明达相关．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尝试：作为一个毕生研究中国古建筑特别是木结构建筑的学者．陈明达没有沿用大屋顶、斗拱等公认的中国古代建筑符号。也放弃了平面布置的对称原则，针对地势和周边环境，完全自由地使用西洋式建筑材料安排建筑的平面和立面，但人们感觉它绝不是中国人对西洋建筑的刻板模仿．而是使用新材料去营造一种内在的中国氛围。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建筑尺度上把握人与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于实用功能与诗意的完美结合。
至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陈明达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反复提到说：“既要节俭．也还需有适度的庄严大方。之所以如此，竞完全是为了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样的业主要求，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都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挑战。”
也许．这句话正暗合了陈明达一部分对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的理解。
陈明达先生的治学目的：“一定要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
笔者整理陈明达遗稿不觉已有十几年了．这差不多是一个被古建筑实例、各类实测数据和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所充斥的世界。但是．如果静下心去．你会发现其中涉及现代建筑不多的几处文字，其实是很能说明陈明达学术思想的。
其一，1961年，陈明达撰文《对
“中国建筑新形式的创造，必须应用新材料、新技术。适应新的功能要求，这也注定要摆脱旧形式。但是，看一看欧洲那些国家的建筑史．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建筑的发展仍是联贯的、有线索可寻的……书中较多地分析了西方”独院式高级住宅”。上海里弄住宅和公寓的出现……恰巧没有详尽地分析这些建筑在社会功能上、结构上、经济上的优劣，更没有提到这种外来资本主义的产物和民族生活习惯之间的矛盾2。”
这里，与惯常的只注重艺术风格演变的建筑评论不同．他更切入实质地引入了“生活习惯”这一涉及建筑的实用功能的重要概念，从而在本体论上指明：建筑作为一门艺术，首先要从生活实际去把握。
他反复强调的是建筑功能与民族生活习惯之间的内在关系．他做着冷静的理论分析，保存着中国式的”可观、可赏、可游、可居”的旧梦。一辈子专门研究传统建筑的陈明达先生其实也不是对现代思潮视而不见。在他的心目中．建筑是一门生活的实用的艺术．中国的建筑艺术可以有样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千变万化中也总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即那种交织着中国人生活习惯、智慧和独特审美趣味的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形上理念。
其二．《从营造学社谈起》一文记录了1988年陈明达对来访的学生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先生说：“外国的现代建筑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史总结出来的。他们提出的建筑三原则‘适用、坚固、美观’……这个原则是西方的，是西方人研究希腊、罗马建筑之后的一个总结。那么，中国建筑是不是也适宜于这个总结呢?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建筑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呢？……下一步我们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目标．可以确定为：把中国古代的建筑学找出来．将其复原。”
在同一文中，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陈明达却对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一个充满激情的见解：”民族形式就是要等你去创造！民族形式不是固有不变、等你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创作问题，要你在外面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根据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去创造……我觉得，创造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难题．只要你立足于现实生活．脑子里有创造意识，同时，对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中国建筑设计观念熟知和理解，你就可以去创造3。”
陈先生的这句话看似一个简单命题，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仅熟知和理解“中国建筑设计观念”一条，就是建筑界几代学人至今仍在苦苦探寻而至今不得其解的。或者说，陈明达皓首穷经研读《营造法式》、倾注倾尽毕生心血破解古代建筑技术之谜，就是为了换取对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观念以及相应的中国文化观念的深入理解。
其三．也正是充分认识到学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陈明达先生在其《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中写道：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要有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不同的建筑理论体系。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终归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我们呢？我们的问题是一直拿
不出自己的理论传承来供我们的建筑师参考(仅仅提供或大屋顶或斗拱的图样．恐怕不济事，甚至适得其反)。不是没有古代建筑学，只是年久失传。需要我们通过古代典籍和现存实例去重新发现。经过半个世纪两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确实存在着一个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为完成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具备一些有利条件――现在的建筑历史研究比当初的涉及面要宽广得多：我个人从《营造法式》研究入手，已经触及古代建筑材份制设计原则、平面布置、构图的艺术规律等等有的学者则偏重于城市规划思想研究有的学者在古典园林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还有的学者试图从风水学入手．探讨中国建筑在与自然。社会的适应关系上把握建筑理念……另外．近年来对近现代西洋风建筑实例及外来建筑思潮的研究也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样，就为我们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借鉴西方正反两方面经验．最终确立新的中国建筑学体系提供了初步的条件。
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
①从事各个专题研究的人还很少能把自己的课题深入到建筑理论层面．更没有与建筑学整体发展方向联系起来。比如有人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古代建筑．结果是把建筑历史研究从建筑学中分离出去，成了考古学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混淆了学科概念．忘记了建筑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研究建筑”而不是单纯搜集史料。
②在各个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还须随时考虑到整体把握建筑学理论体．这很不容易(可能在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大宗师)。
③从事建筑设计的人难免急进功利，没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需要。搞民族形式的．只注意外形像不像某朝某代．不去想某朝某代为什么有这样的外观，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这样的特定形式；而搞西洋风的人．似乎也很少考虑到中国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环境。
④从根本上说，最不利的因素，似乎从主管建筑的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都还没有把建筑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大家只知道建筑要曰新月异，殊不知就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发源地之一的法国．也是把民族化当作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的4。
约2000年前．古罗马人维特鲁威作《建筑十书》，这是西方最早的建筑学专著，由此确立了影响至今的建筑学三原则：“坚固、适用、美观”。“那么，中国建筑是不是也适宜于这个总结呢，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建筑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呢?”
陈明达先生以毕生精力读书破万卷行路逾万里。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他坚信答案就在北宋李诫于900年前所著《营造法式》一书之中。他认为营造学社2 738处遗构的考察仅仅是初期的工作，在真正进入《营造法式》的理论研究之前。还必须再做二三十个典型建筑的全面考察。于是，他开始了一条李时珍式的探索过程――风餐露宿的实地考察、卷帙浩繁的文献考据。殚思竭虑的理论分析，心无旁骛的潜心撰述。
他说：“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桂莘先生请来了粱思成先生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之后又请刘敦桢先生
任文献部主任。朱桂老的意图很明确：借鉴西洋的科学方法把神秘的中国建筑纳入到一个明确的科学体系中去。从那以后，几代学者由最基本的搜集原始资料，到逐渐深入的个案研究，先后奋斗了几十年，所达到的进度不过是可以坚信一点：确实存在一整套自成体系的与西方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但这还是一个科学猜想，真正从理论上实践上去重新建立本民族的建筑学体系，还要走很长很曲折的路。”
于北京丝竹园小区聊斋
注释：
1．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301页
2．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第159页
3．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第214―216页
4．陈明达 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未刊稿
作者：殷力欣，中国艺术研究院
收稿日期：2006年5月
1 陈明达肖像(1997)
2 1957．4北京，中国建筑座谈会
第二撑左起第二人为陈明达
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莫宗江
前排左一卢绳．左五刘致平．左七梁思成，左十
刘敦桢
3 1940南充西桥
左起：陈明达 梁思成 英宗江
4 1953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合影
左二郑振铎，左三张珩，左四陈明达，左五罗哲
文
5 1939四川渠县浦家湾汉代无名阙
陈明达考察
6 1939四川雅安汉代高颐阙
陈明达考察
7 1941陈明达搔
四川彭山406号汉代崖墓外景
8 1971陈明达夫人李淑其在文化部五七千校
9 陈明达手绘彭山汉代崖墓出土瓦屋
10 陈明达手绘营造法式及研究卡片
11 陈明达手抄曹遣法式
12 陈明达工作照(绘图)
13 考古学家董作寓先生将自己的书法作晶送给陈明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7篇
在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和研讨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使学术界与公众从不同层面广泛深入地了解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意义。
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今天，我们在有600年历史能够见证京沪史，漕运史、仓储史的北京南新仓举办“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纪念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展览和学术论坛”，活动虽然是由《建筑创作》杂志社和东四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操持和承办的，但它代表了今天参会的近30个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教学单位的心声。朱启钤是一位伟大的建筑思想家，他的杰出贡献不仅在建设上，更孕育了中国建筑的高等教育，在他积极创建中国营造学社的感召下，成就了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建筑的学术中坚。2009年6月将迎来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2009年10月，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无论我们现在怎样去开拓。去创新、去发展，建筑界、文博界及社会各界都不应该忘记一步步为中国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或许这才是今天举行这个展览和召开论坛的意义。
程永涛(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南新仓中举办“中国营造学社创立80周年暨朱启钤先生诞辰137周年纪念”活动，更对各位古建专家，学者光临本次活动感到荣幸。今天的展览，是为居住东城多年的爱国人士、蜚声国内外的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而举办。作为东城人，我们感到十分的骄傲，因为朱先生的工作生活与东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他时任内务部总长时主持改造的正阳门箭楼、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还是他从上海迁居到北京后的居住地，都与东城结下了浓郁的情结。朱先生曾先后居住在赵堂子胡同和东四八条。位于赵堂子胡同三号的学社旧址建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办公之用，后半部为眷属居住。目前该院落结构基本完整，于1984年被东城区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先生不仅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近代北京城的改造。城市规划和古代文物保护方面成绩卓著，还自费成立了研究祖国营造学的最早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出版了许多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培养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大批古建筑专家，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从今天看，对中国建筑史及建筑美学的研究，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总理多次到东四八条111号的居所拜访看望朱启钤先生，并在其90寿辰时，亲自送了花篮拜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子涛先生初来北京时，也住在朱老先生家。东城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文物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比如雍和宫、国子监、钟鼓楼等。珍惜历史丰厚的馈赠，东城区政府提出“文化强区”的战略目标，倾力打造首都文化中心区。今后，我们将如既往，不遗余力地保护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整合运用好历史文化资源。我们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专家继续关注东城，关心东城，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张宇(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因为又一次能够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宏大与辉煌，又一次接受祖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与教诲。在此，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建筑创作》杂志社，对各位领导及专家的支持表示感谢。
朱启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他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传统建筑学术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弘扬与继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使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并得以传播。今天举行的这个展览。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营造学社成长、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通过举办这个展览，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继承先辈留下的宝贵遗产的紧迫性，更要学习他们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同时，带动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秉承“建筑服务社会”的理念为社会各界做好建筑设计的同时，充分发挥专长致力于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播。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院的总设计师张曾在朱启钤先生的支持下带领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完成了对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群的测绘活动。时至今日，我们利用《建筑创作》杂志这个平台，为中国文化遗产日组织了多次大型学术活动，出版《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等学术专著，无论是举办展览，出版图书，还是组织学术活动，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及影响。我们认为，中国建筑师唯有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当今社会最新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在发展中找到立足之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为繁荣文化北京，为人民生活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
罗哲文(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著名古建专家)：本次展览意义非凡我作为亲历者对朱启钤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朱启钤先生开创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保护事业的功垂青史。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局长)：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生日。我们纪念朱启钤先生，纪念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前辈，关键是学习他们的精神。今天到这个会场，我确实很感动与很多地方动辄花几十万、几百万举办一个展览，动辄一个学术研讨会几十人、几百人相比，这个学术研讨会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它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意活动。
第一，在我们古代的仓廒里面，在我们专家保护下来的文物建筑里面举办这个展览，有很深远的意义。
第二，令人感动的是，我们是在我们北京老土著生活的精神家园――东城区举办这个展览，它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第三，今天参加这个开幕式的有我们的老前辈，有来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们，有社区的乡亲们，还有一直关注和呼吁文物保护的媒体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强大的合力。
纪念朱启钤先生建立中国营造学社，要学习他的精神。朱启钤先生这一代，是在艰苦卓绝的大动荡时代从事保护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任。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社会正处于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居民热衷于购买房屋和汽车，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面临这样一个阶段，都是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最关键最紧迫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往往缺少一种文化自觉，缺少紧迫感。
一般来说我们应“居安思危”，那么文化遗产保护绝没有这个“安”。我们是居危，要思危才行。这样的觉悟有一个基点：谁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人?谁最有权利对文化遗产保护有责任和处置权，保护文化遗产依靠谁?
过去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确实注意宫殿建筑群、寺庙，城墙，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等，但今天文物保护的领域逐渐拓展开来，包括保护历史街区、传统村镇、乡土建筑、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积极地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之中。一是要更加关注世代传承性；二是要更加关注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就是无论是保护，还是利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把珍贵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和它的载体文物古迹一起传承给后代后代同样有权利享受前人的智慧。公众参与性就是强调文化遗产保护是每个公众的责任，他们有义务有权利，有知情权，有参与权。这也是我们纪念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生日。献给前辈们的最好理念和最好礼物。我想结合实际工作，谈三点想法。
第一，现在古建筑文物修缮在全国各地工作量是很大的，国家文物局在这方面的经费补助，虽然只是补质的，但每年的增加很快，工作量很大。我从一些反映的问题来看，特别要提倡先辈们身体力行的科学精神。很多地方都是将修缮看成一个工程项目而不是文化项目，是完成任务，把经费使用作为第一目标。而在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和把文化信息最大限度传给后人这方面努力不够。
很多工程设计，勘察设计，一直到施工到监理，这个过程还要更提倡科学精神。对于开工之前病害的诊治，施工的工艺、材料，技能方面的经验没有很好地总结，往往是拆了以后再说。甚至对一些很重要的建筑，也没有实现现场保护，有的甚至造成很大的损失。有的在施工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措施，采取了什么手段，替换了什么材料，采取了什么样的新的技术，记录不够。
很少见到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工作的时候，从开始到完成一直有详细的记录。我们其实都呼吁了好几年了，文物古建筑修缮记录还没有形成制度。这两年发了文件，要求必须要有修缮报告这才是对古建筑应有的科学态度。在座的老师们对这方面也有很多的贡献，希望集体呼吁一下，增加古建筑修缮的科学性，提倡科学精神。
第二点就是今天文物建筑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第三次文物普查，大量的民间文物建筑进入了保护之列。我觉得这也是朱启钤先生，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一直倡导的精神，他们在过去的调查，特别是后来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在西南、在中原地区也都是调查的民族、民间建筑。这些建筑怎么修缮，我想应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当地民众的传统技能结合起来。
比如这次四川地震后有两个工程率先开工了，一个是都江堰的二王庙，一个是羌寨。我们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二王庙是一个寺庙古代建筑群，我们就严格地选全国最好的一级的施工单位，一级的建筑单位。而羌寨这样一个已经有一、两千年历史的，由当地居民建造的，在没有图纸没有测绘仪器的情况下，用当地所取得的石片、泥、木材建起羌寨的碉楼，三、四十米高，在地震中500多个老百姓没有伤亡，40多个游客也没有伤亡，碉楼没有严重倒塌，确实是奇迹。这都表现了传统建筑的生命力。但今天当地民众大多数已经不掌握这个技能，掌握这个技能的老工匠怎么和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结合的确是个问题。又如面大面广的水乡 福建的土楼，陕北的窑洞，茶马古道的一些民居等等在它们的修缮中，建筑师和文物保护工作者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东四社区这几年在街道中脱颖而出，社区文化搞得轰轰烈烈，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东四社区三条到八条的胡同，在北京62km2中能保留下来非常难得，和元大都形成了很好的历史渊源。1989年我在当时北京市规划局二次编制历史文化街区时保护了28条，会上当时就砍掉了4条，当时市领导说“我觉得颐和园前面那条路也不错”就把那个也加上了，凑了一个25条。随着街道改造，有的街已经破坏的不成样子了，又替换了几条，所以它2002年才列入历史文化区。
我有一个建议，国外有一个理念叫做“生态博物馆”。它在挪威和法国研究比较早，中国学者引进这个理念之后就在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做实验，十几年在苗族、侗族、布依族做了20多个。但是我看这些博物馆都面临和时代不适应的问题。因为无疑这是一个先进的理念，它是将整个传统建筑社区、传统生活方式整体地保护。我国与挪威和法国经济发展不在同一个时期，他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国情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很快 旧城改造使很多地区的传统生活空间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我建议东四社区是不是能率先成为“城市生态博物馆”，实践这个在美国和法国都有点成熟的理念，就是把社区的传统建筑和社会习俗、整体环境都保护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把社区整体地保护。前几天我陪印度大使考察了北京四合院，我对她说“北京四合院是非常科学的建筑创造，是北京最有生命力的建筑，在北京有七八百年的历史，那时候走大街――博古巷，是公共空间，走进胡同，就是半公共空间，进了院子，就是半私有空间，走进房间，就是私有空间。序列非常清晰，不像我们住的楼房，下了楼是公共空间，上了楼，谁也不认识谁。但是现在的四合院是一个周围拆迁，而把一个院落或者一个局部孤立起来，没有整体的生态保护：一个是壳在，但是都变成酒吧了，传统习俗不在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东四社区能有个整体创造，就是“城市生态博物馆”。
傅熹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我觉得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对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此开辟了科学研究中国建筑的道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还是有个过程。一开始，他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找了一些老工人，但这些人是没有真正接触过历史建筑的。我觉得是朱启钤先生找到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之后，中国营造学社就开始走上正轨，中国古建筑研究也因此真正走上科学的建筑研究道路。朱启钤先生本人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也是为国家争光的行动。当年日本人
到这里拍照是为以后做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的环境恐怕是搞不了社会研究，但朱启钤先生说这个工作我们来做。中国营造学社写出来的文章比日本人的水平高得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由朱桂老的营造学社开拓，特别是刘敦桢先生来主持，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还有一个事情我接触过，就是抗战时对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为了防止北京中轴线建筑毁于一旦，就可以照着这个重建。天津基泰事务所张铸组织了当时天津工商学院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老前辈了)非常艰苦地在故宫里爬上爬下。这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北京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认为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开创者、开拓者其贡献不可估量。
刘宗汉(朱启钤的秘书)：我年轻时有幸给朱启钤先生做过秘书，对他有一定了解。根据我的理解和对朱先生的追随，我认为朱先生在古代建筑研究方面，起码有五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他提出“营造学”思想。认为建筑设计是第一个技术层面。在《营造学社演辞》里，他认为不仅要研究古代建筑技术层面，还要研究与古代建筑有关的其他工艺，比如机工，纺织，刺绣，还有铸造，焊接等其他的工艺和艺术，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研究与古代建筑有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比如工料价格的多少等与古代建筑相关的社会历史。第四个层面还要研究更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古代建筑的关系。实际上第四个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他只组织营造学社做了前三个层面。从营造学社一直到现在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当时这个“营造学”的思想不仅仅是研究古代建筑的技术层面这么简单，这和现在建筑学认为“建筑是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建筑是文明的反映”是一致的。但是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营造学”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性的。这个思想是他后来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的主导思想，所以古代建筑思想就是朱先生的“营造学”思想。
第二，他组织了一个班子，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功绩大家都有目共睹，其中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需要一个平台，一个组织。这个平台，就是中国营造学社，这个班子是朱先生拉起来的。开始是朱先生自己借钱来维持中国营造学社的运作，后来是以朱先生的名义，筹集公益捐款。朱先生创办并主持领导了中国营造学社这么一个平台，才使得梁，刘为代表的建筑学家有用武之地。
第三，朱先生胸怀广大，他研究营造学不是固守在中国过去算房的那一套，而是延请了梁思成、刘敦桢这些在中国建筑史上非常优秀的建筑学家在营造学社从事研究。如果没有中国营造学社，梁、刘先生可能不会从事中国古建研究，因为当时从事古建研究的人也是要搞些设计的，这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第四，朱先生对中国古建早期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就是重视那些濒临失传的工匠的算房算本的抢救收购。第二是注重对当时有些老的匠师――北京当时有四个大木坎子，大木坎子的匠师，还有工程官员的访问。第三是他比较注重法式研究，通过法式解读中国建筑史。第四是把调查放在第一位，把调查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营造学社成立两个部门，一个是法式部，一个是文献部。
第五，他以现在建筑的思想――测绘来主导建筑调查。
朱先生的《营造学社缘起》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调查法式为中心、文献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范武，对今天的古建研究。一直起着很大影响。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做理论上的探讨、做一些古建筑复原，但是在朱先生的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想到的。那个时候，朱先生还误以为《营造法式》可以代表唐代建筑，因为那个时候佛光寺大殿还没有发现，几乎看不到唐宋建筑的实例的时候，他提出这个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朱先生的营造学社在中国古建筑遗产保护中，起了几个抢救作用，如果没有中国营造学牡的努力，一些损失是不可弥补的。第一是抢救了那些算房算本，这些如果没人管，包括样式雷那些图样，最后都可能到了废纸库里了。第二个是他抢救了好多老匠师的工艺，因为在1930年代，清代末年木厂子的工匠还有工部的那些官员，所谓算房老吏，就是口述历史，如果当时不抢救，今天再想找这个东西一定是无法弥补的。第三在营造学社活动的这六七年之间直到抗日战争营造学社就南迁，做了大量的古代建筑科学调查勘测测绘，有的建筑还在，比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还受到保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营造学社汇刊》上测绘的好多古建筑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如果当时不测绘留下资料，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面貌。有的即使存在，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在朱先生领导下营造学社抢救的这批测绘资料，是事后无法补偿的。
第四个方面，我觉得营造学社为中国古建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且，现在搞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不是朱先生的徒子就是朱先生的徒孙，如果追根溯源，都是由营造学社开始的。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应该有三个奠基人――朱启钤先生，梁思成先生和刘士能先生。他是三个奠基人之一，而且他是其中的组织者。就以现在电视剧制片来说吧，他是制片，策划、导演，出资方，他对学术也不是全然不懂的，不是要满足一个退休官员的兴趣，他对营造学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其他深层文化的关系和看法都是超前的，他提出的范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刘叙杰(东南大学教授)：朱先生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一点大家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当时他的社会情况，他的家庭条件和他的经历是完全不必要创办营造学社的。在当时办一些企业是最时髦的，他这方面的条件都有；但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创立了营造学社，吸纳了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等一大批优秀的成员，这种眼光和魄力都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朱先生还从财力上，寻找赞助，来支持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领导了营造学社，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出去调查的时候，都要交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如果谁到期不交报告，是要受批评的。由于他的功劳，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中国古建研究学科，之前是没有，只有一些国外的研究文献，而且也不够深入，但是在朱老先生的带领下，中国营造学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地面上的中国古建文化及思想研究还没有人超过朱先生的。
朱文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此次纪念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8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简短说几个体会。
一是中国营造学社在个历史转变时期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团队精神。
二是对建筑学科的发展 中国营造学社起到了引领作用。
三是本次活动题目取得很好――“留下中国建筑的精魂”，中国营造学社的精魂到哪去了，刚才罗老已经说
到了清华，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借助《建筑创作》杂志社这个平台，给各位前辈汇报一下：2004年罗老提了一个建议，希望在清华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因为当年梁先生是第一任院长时就有这个愿望。清华大学今年计划联合4家单位，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80周年之际，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现在相关场馆正在清理中，面积不大，希望在清华校庆的时候，能够成立起来，也希望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永存。
张玉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缅怀先人，发扬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以对我们青年学生起到激励的作用，天津大学在古建筑的研究方面特别是致力于测绘方面工作，每年都有上百学生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或世界文化遗产做测绘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图纸资料，同时也做了关于古代建筑的研究，刚刚写了一篇硕士论文，是关于朱启钤先生思想的研究《冉冉流芳，惊绝代》。
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寻找中国建筑学体系的建构是历史赋予中国建筑师的责任，尤其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形势下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果已经显现，没有中国文化滋养的建筑师缺乏世界竞争力，中国营造学社精神是值得中青年建筑师学习和纪念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理念是值得传承和弘扬的。
青年建筑师也纷纷感慨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后在建筑设计上的困惑和对前辈工作的由衷敬佩。各校代表都表达了要继承中国营造学社精神的意愿。
周学鹰(南京大学教授)：营造学社的成立对于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学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多几个学社。高校，那对中国建筑不仅是一个继承更是一个大的发展。建筑学科越来越壮大，好多学校都设了学科，从事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些展览，我感到十分的难受，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我们的研究的水平却是有倒退的，从一方面说明，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没有将传统继承下来。
杨昌鸣(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现在的学生对中国建筑史不感兴趣，《中国建筑史》教材学生都不想买，不想看。其实中国建筑在现代中很大用处希望中国出版机构继续出大量的书籍对现在的年轻人进行教育宣传，从多方面来影响他们，使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能传承下去。
赵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委会副主席)：我们应该继承朱先生的那种虔诚的敬业精神，火热的爱国感情，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建筑学者。有幸是，1980年代初我作为北京科技城建组委员，和张铺先生是同事，时提出来“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保护中国文化。我们去嘉兴寺，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计划星期日去，但星期三当地工厂的厂长连夜开会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拆除这个大殿，专家们一来工厂就要被搬迁。”之后嘉兴寺就这样被蛮横地拆除了。以前的建筑学家们为了文物保护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发现与会的一批建筑学家其中有一部分是很有名的，在谈到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时候，提出了“土地要有重复使用价值”的观点，我认为这批人不是建筑学家，而是政治家，他们听从领导的意思安排，用专家的身份和角度出为政治利益佐证，当时我很痛心，所以我提出来，学朱先生虔诚的敬业精神，火热的爱国情怀，是各行各业做人的根本，爱国敬业应是我们提倡的一种精神。
刘景地(东城区文委副主任)：保护文物是政府的第一责任，现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东城区有丰富的历史民居资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合院是北京市目前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地区。大量的民居在我们的文物普查之中，我们发挥了专业部门和专业学院的优势。两次普查都和文物学院进行合作，合作也有技术上的补充，希望下一步继续得到专家和技术的支持。
周治良(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功劳是把建筑变成了文化，在历史上，建筑师被称作是“工匠”。不被人重视留意，这么多精彩的老建筑，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我觉得朱启钤先生把建筑当做文化，因此后来有很多人继承了朱先生，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我有一点担忧，现在的建筑师过于看重经济利益，而很少去关注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和历史。现在相关的学校的建筑学专业对这个也不重视，不愿意投入精力和经费来培养学生向这个方向发展，学科发展方向以学习西方为主，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在中国设计建筑，如果对中国古代建筑了解不够，就无法建设出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建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当时朱启钤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时候，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他们是依靠一种精神坚持下去的。我们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反而比以前更少了。
刘方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青年建筑师)：现在的建筑主流是西方设计为主，兼顾中国传统特色。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的文化也由弱势到强势，中国建筑文化在官员和商人层面传播得比较少。他们虽然不了解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但是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精神和理念向全社会尤其是资源决策者们传播，让社会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文化让中国古代建筑与现代社会结合，这样才会有新的东方文化复兴。
殷力欣(《建筑创作》杂志社特聘研究员)：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我曾在陈明达先生生前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陈先生指出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创立，不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而研究，而是要通过实例调查与文献考证，经过缜密的建筑学本体理论研究，重新确立与西方迥异其趣的自成体系的中国建筑学体系，而这个体系的确立，可以指导中国的建筑创作。最近，我在做南京中山陵建筑的研究课题，深感吕彦直先生当年设计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理想是与朱启钤等建筑理论家是一致的――希望在中国的未来能够形成一个有民族文化特色、足以弘扬民族精神的建筑局面。因此，我认为今后在加强建筑史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吕彦直、庄俊等早期建筑设计师对建筑设计的理解，这有助于对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学术成果的认识。
韩振平(天津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近些年来，我们和《建筑创作》创作杂志社一起合作，出版了不少的书，其中大部分都是建筑方面的。天津大学出版社依托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弘扬中国建筑文化，弘扬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愿意出版更多建筑方面的图书，包括经典著作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建筑能够与世界建筑相结合，使中国建筑文化在世界上走向辉煌。
杨永生(资深建筑学编审)：我只说两点：一，发扬营造学社的优良传统，建议恢复中国营造学社，名字之前加个“新”字，还是群众性的学术群体，体制还按以前来办，二、这个展览很好，要用，反复用，好好用，要坚持下去，不要废掉。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民居；建筑形态；保护；研究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环境、历史、文化等逐步形成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民居的风格和实用价值常和当时或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通过总体布局的变化，建筑空间的灵活组合，建筑造型的意匠和细部构造等艺术处理，中国传统民居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显示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
一、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特点
1、亲近自然
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与自然的融合，建筑适应自然环境，与周围环境成为一体，有着极强的生态动能。中国的传统建筑多寄情于山水，与其互相呼应，形成浑然一体的人文自然景观。这表现出人们很高的审美理念和艺术哲学。
2、空间的美学特征
中国传统艺术注重寓意的表现，用有限的手法达到意境的延伸。传统四合院从外面进入相对封闭的院落组合正好满足这一场景变换的需要，照壁、垂花门、前院等场景的变化，达到一步一景的要求，空间序列安排恰当，整个院落连续而不单调。
3、造型的艺术气息
建筑之美，在其表面，浅而易见，但建筑深层次的美在于权衡之中，长短、大小、凹凸等的对比。传统建筑的美并非刻意追求的，它是造型设计、体型设计与平面布局、平面功能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的结果，建筑所显现的特有气质也都与它的材料和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兰州民居建筑的基本特征
1、平面布局
（1）平面布局特色
兰州民居是北方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兰州民居有明确的流线，清晰的功能，完整的格局，明显的主体建筑，明确的流线组织给人一种清晰地引导作用，引导人们走向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建筑，这种四合院布置形式、建筑形体与兰州的气候、地理环境、人文习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又各具地方特色。
兰州地区是一个峡谷城市，气候是典型的北方气候，夏季凉爽，冬季寒冷，夏季日照强烈而且降雨量较少，所以防晒保温成为居住建筑的首要需求，再者兰州民居建造用地紧缺，宅院规模相对小，布置相对密集的特点。
（2）平面布置形式
兰州民居的主要布局特点是沿纵轴布置房屋，以厅堂层层组织院落，向纵深发展的平面布置形式。归纳起来，兰州民居的平面模式以独院式布置为主。在整个院落中正房是全院的主体建筑，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房间，一般位于中轴线上南北朝向布置，相对其他用房，它的基座高、尺度大，其地位等级和建筑形制处于全院最高。两侧的房间在功能上基本是供晚辈居住，以示长幼有序，有时也用作厨房或贮藏功能。
2、立面形式
（1）门
兰州民居的大门和北方传统民居的一样，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代表性，门是身份的象征，他的建造受到礼制、等级、迷信等多方面的因素，兰州民居院落的主要出入口，有着很明显的进出标志，是区分院内外之间的一个建筑，明显的有异于周围平淡的墙面，位置突出，造型独特，用料考究，色彩应用得当，是围合院落式民居形式中对外最具有观赏价值的建筑元素之一。
（2）影壁
影壁是北方传统民居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在风水术中，宅门切忌直来直去，门直通会使家族不兴旺。有介于此，宅门便与影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门内外均设有影壁，使其在视线上有一定的遮挡。同时，位于门内的影壁也被作为炫耀家门气派的一种手段，影壁上雕刻有丰富多彩的祈求平安的图案。它不仅有其精神方面的功能，同时也增加空间意味和视觉层次感。
（3）兰州民居的装饰艺术
甘肃兰州位于祖国版图的西北部，同时处于甘肃的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物产较丰富，传统民居建筑中雕刻艺术发挥到极致，砖雕、木雕、石雕在建筑的各个部位随处可见，尤其是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做工极为精细，这些雕刻艺术，一方面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它们不但建筑材料、规模给人以尊贵和显赫地位，同时另一方面也表达他们的人生追求、愿望和道德理想。他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对生活的感悟、理解，把一些生活中的实物应用到建筑中去，从动物中的龙凤到植物中的竹子、桃木等作为建筑装饰的题材，表达文化内涵和内心抱负。
三、兰州传统民居的结构体系
传统甘肃兰州的民居建筑的结构体系主要是木结构，这种结构形式有着施工快、方便和自身重量轻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兰州传统民居建筑上，它跟其它的传统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一样，以砖木结构和土木结构为主。建筑围护结构多就地取材，以我们常见的砖或者土块为基本原材料。木构架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框架结构，承受着屋面的重量，古代有句谚语叫做“墙倒屋不塌”，在施工过程中，先把主要的木结构盖起来，再把围护结构砌起来，就很形象的说明建筑骨架与维护结构的关系，墙面的这些特点决定平面划分的灵活和门窗位置的根据需要的任意安置。木结构坚固耐用，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这种结构形式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物质条件都有直接关系，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和优越感。
四、兰州民居建筑的墙体维护结构
甘肃兰州的降水量少，土质好，可塑性强，所以传统民居建筑的墙体维护结构除了砖以外，有的采用土块或者夯土墙，这种墙体在农村使用比较广泛，而且一般家庭几乎整个建筑的维护结构都会使用土筑墙。这种作法有两种普遍模式，一种是青砖与土坯结合，内砌土坯外砌青砖，称为“银包金”。或将土坯夹在中间作芯子，内外都用青砖砌筑，称为“夹心墙”。另一种是在石或青砖勒脚以上全部用土坯砌筑，墙内外都用草泥粉刷，这是农村小型民居常用的做法。此外，夯土院墙，用草泥做屋面垫层，在小型民居中也甚普遍。反映兰州人民对于丰富的黄土资源的充分运用。
五、结论
甘肃兰州的传统民居建筑不论从平面布局、经济造价还是造型结构、建筑风格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艺术水准，是我国民居建筑中一支不可抹没的力量，丰富了我国民居建筑的类别。兰州传统民居建筑有效利用现有的屋檐、窗棂花、壁画等有效地建筑构件完美的表达了西北民居建筑的特点，内容丰富、做工精巧，使得四合院建筑富有生机和生活气息，而且这样使得四合院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相互渗透，形成富有层次和扩大的空间效果。
人们可以从民居内部布局方式的安排，清楚地看到这些居民乃至于这个民族的家族伦理观念和准则。中国建筑文化是礼与乐相统一的文化，是内在的令人精神意志肃整的伦理、发人深思的自然哲学与外在的令人心灵愉悦的情感形式的和谐，是天理与人欲的同时满足。
参考文献：
[1] 何如朴.兰州近代民居及其发展[J].中国近代建筑史论文集，1990.
[2] 王其钧.中国民间住宅建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3] 单德启，从传统民居到地区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2004
[4] 王其钧，中国民居三十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2005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洋风 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 官厅建筑 学校建筑 早期工商交通建筑
Abstract: estern style* refers to the western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style used in Beijing. It belongs to eclecticism and is one of the four modern styles in Beijing. The buildings of this style were basically designed by foreign architects. Architecture in the Dong Jiaominxiang enclave was the source of Beijing modern estern style* and it became the main stream of Beijing architec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Western style, architecture of Dong Jiaominxiang enclave, official building, school building, early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transportation buildings
近代北京处于政治风云急剧变幻之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也使北京的近代建筑具有独有的特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式。
北京近代建筑样式的演变可归纳为“西洋楼式”、“洋风”、“传统复兴式”和“传统主义新建筑”四种。“洋风”指移植到北京的西方古代建筑样式，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清朝末年，宫廷学习西方改革官制、创办新学堂、振兴实业、编练新军之举，使洋风建筑在北京20世纪初年的重要建筑中均有所表现。
洋风属于折衷主义样式，主要为外国人所创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洋风建筑是北京建筑中的主流，在20年代则让位于北京的传统复兴式建筑。
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
1860年，英、法联军借口修约发兵中国，火烧圆明园，强占北京城。英军占据了玉河西岸的淳王府，法军占据了台基厂南口的庆公府。当年10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分别于第二年在这两处设立了公使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在北京设立使馆。1860年11月，俄国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使原设在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成为俄国公使馆。其后，美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德国、奥匈帝国也于同治初年开始陆续在东交民巷一带圈地占房，设立公使馆。
1884年 8月，日本外务省雇请片山东熊(1855～1917)为技师，到北京担任日本公使馆的设计和工程监督。公使馆建筑于1886年 8月建成，位于东交民巷路北、法国公使馆西侧，利用所购旧有中国四合院民宅进行改建，承袭了当时日本国内宅邸设计中流行的洋馆、和馆并设的作法：前面的对外部分(南房)为新建单层外廊式建筑，取西式平面；后面的内部使用部分按和式布置，外观仍保留北京传统住宅样式。主入口为角柱上发半圆拱券，并加设三角山花，装饰有砖雕叶板。(图1)
1900年以前，东交民巷虽有11国设立使馆，但各使馆与衙署、祠庙、府第、民宅等杂处，所占面积还不到整个东交民巷地区的二十分之一，地方行政权仍归中国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东交民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辛丑各国和约》使东交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居民全部迁出，除西口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仍留给清廷外，其余土地房屋尽归外国使馆专用。除西班牙使馆维持原状外，其余10国均扩大地盘，修建使馆、兵营。
美国新公使馆由尼利(Sidh Nealy)设计，1903年建成。大楼为两层砖石结构，立面三段划分，处理简洁，南面主入口处有三角山花装饰。(图2)
日本新公使馆于1907年兴建，1909年建成，真水英夫(1868～1938)主持设计并监造。新馆建筑设计利用肃王府的花园，保留了部分围墙和山石树木。两层砖木结构建筑明显地受日本当时流行的“西洋馆”建筑样式影响，表现出法国宫殿建筑的情调。(图3)
当时，各国公使馆还把所占土地出租给洋商经营。至民国初年，东交民巷地区有各国银行、洋行、饭店、医院等已达九十余家。其中主要建筑有：
⒈英国汇丰银行(1902年)
建筑师是出生于印度加尔哥答的斯科特(Walter Scott)。银行大楼为局部两层的砖石结构建筑，中部是入口及业务大厅，通过单层(上部为层顶平台)的办公部分同两层的东、西侧翼相连。入口两侧立有蘑菇石柱，上设三角山花；二层顶部则覆以半圆拱券。建筑立面有如“山”字形，中部凸起的四层钟塔则加强了向上的动势。(图4)
⒉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917年)
由英国人开设的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Ltd.,Civil Engineers and Architects)设计，受文艺复兴样式影响(图5)。通和洋行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在北京设计承建了多栋重要建筑。
⒊美国花旗银行(1920年)
由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illiam Murphy，1877～1954)设计，为巨柱式造型(图6)。墨菲多次来华在各地承接业务，其中包括1914年为清华学校制订第一个校园规划、1916～1920年设计并建成大礼堂等“清华四大建筑”， 1920年为燕京大学进行规划、设计燕园建筑。
⒋德国德华银行(1907年)
由德国贝克尔建筑设计事务所(Becker & Baedeker, Architects)设计，德商施密特公司(F.H.Schmidt, Altona,Hamburg,Tsingtau)承建。当时德国正开始在亚洲同其它外国势力竞争，特别是同英国。“德国文艺复兴样式”(Altdeutscher Still)成为德国的民族性在亚洲的象征，同代表英国殖民者的“外廊式”相对抗。因此，在德华银行建筑中看不到同中国建筑传统的关系。(图7)
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1910年奠基，日本建筑师妻木赖黄(1859～1916)设计。建筑位于玉河东岸、东交民巷路北，同原六国饭店隔街相对，形成东交民巷代表性的历史景观。其地处转角地段，平面为“L”形(南北向长，东西向短)，转角处高起上覆圆形穹窿顶的塔楼。外墙为红砖，嵌有白色花岗石条饰，受当时日本流行的“辰野式”建筑样式影响。(图8)
⒍六国饭店(1910年)
1910年于东交民巷路南、玉河东岸原址翻建，为第二代建筑。英国人爱尔德(Albert Edmund Algar)设计。这是一栋三层砖石结构的法国古典主义样式建筑，底层处理成开有券窗的坚实基座，顶部覆有高高的孟莎式屋顶。立面设计抛弃了柱式，通过墙面的凹凸产生变化；主入口处则利用拱券进行强调。(图9)
⒎西绅总会(1912年)
又名国际俱乐部，由各国使馆集资经营，德国建筑师罗克格(Curt Rothkegel,1876～1946)设计(图10)。罗克格本世纪初来华，先后在厦门和青岛设建筑师事务所，后迁北京开业，华名“营造式画司罗克格”，在北京还设计了资政院(1910年)，主持正阳门瓮城改造(1915年)等。
1900年以前，东交民巷使馆建筑多半沿用旧有的中式房屋，只有少数为新建；1900年以后，原有建筑多半被毁而重建。新建筑多为两层，平面一般是长方形，砖石结构，木屋架。它们虽然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但都可以归为折衷主义的洋风建筑。
清末官厅建筑
从1906年9月1日清帝宣示预备立宪，到1912年2月12日宣统下诏退位，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从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共和转变的时期，本世纪初年清朝宫廷建造洋风官厅建筑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建筑都是高不超过三层的砖木结构，多为清水砖墙，间有石料或抹灰装饰，铁皮屋面。主要由外国建筑师设计，比例和细部都比较准确；但绘图工作由外国或中国的非建筑师工程人员承担，且大部分由中国营造厂承建，因此式样混杂，掺杂进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
⒈资政院(1910年)
由罗克格以贡院旧址为地段进行设计，高4层，中部议院大厅、右侧参议院和左侧众议院上都覆有穹顶，同下部柱廊相配，十分庄重壮丽(图11)。议院大厅为八边形平面，高60英尺，两层，可容1 550人；厅外环以宽走廊。大厦2层设记者室，3层为议员办公用。大厦内设28个楼梯间，有步梯和电梯，联系便利；备有电力照明、供暖设施，以及现代化餐厅和卫生设备。虽然大厦基础工程已经完成，露出地面近1m，但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这项工程亦告夭折。
⒉大理院(1911年)
由通和洋行设计，A.H.Jagues & Co.承建。平面呈“”形，三层。首层有两个供刑事犯人候审的内院、两个供民事犯人候审的内院，围绕这四个内院设审判厅、合议厅及各种办公用房。屋顶部分采用木桁架，楼板则使用了钢梁。建筑主立面朝东，中央主入口部分高起钟楼，两端设塔楼；钟楼及塔楼均为五层，顶部做穹顶(图12)。此建筑“规模宏大，为文艺复兴式。虽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选，然尚不失规矩准绳，可称为我国政府近代从事营建之始。”
⒊外务部迎宾馆(1910年)
詹美生(Charles Davis, Jameson)承包修建。由东、西两座楼组成，詹美生所建为东楼，高两层，底层做基座处理，2层用爱奥尼双柱装饰。中部突出，下为门廊，上面是覆有三角山花的大阳台。建筑造型雄伟，但尺度不当，立面比例也欠妥(图13)。同时建成东、西两座大门，东大门为洋风，西大门则为上覆琉璃瓦的中式造型。
早期学堂建筑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封建的太学、国子学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代表这一时期的建筑有陆军贵胄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和清华学堂。
⒈陆军贵胄学堂(1909年)
亦称“京师贵胄学堂”，新建校舍在陆军部衙署之东的和亲王府址。主楼构图与西邻的陆军部基本相同，但更多当时学校通用的外廊，外立面为砖拱门窗加壁柱、山花、女儿墙，向内院的一面则为通长的木柱外廊(图14)。辛亥革命后，此处曾被用作中华民国海军部办公楼，因此有关文章多误指其为清末海军部衙署。
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09年)
主要建筑有大门、主楼、教学楼、学生宿舍、图书馆、礼堂等，大部分为二层砖木结构。大门仿巴洛克风格，线脚繁复。主楼正立面朝南，设砖拱外廊，墙面有砖雕花饰，顶设女儿墙，中部突起山花；北立面设木构外廊。(图15)
⒊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1911年)
1905年底，并选定德胜门外原武举会试操练弓马之旧有操场建设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计划先行建造政法、文学、格致和工科四科新校舍。1909年 8月，真水英夫受清学部之聘任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造技师。1910年春季开工，到1911年秋武昌起义时仅建成经科、文科大楼及宿舍部分即停工。经科、文科大楼平面相同，均为矩形，左右对称，带外廊；二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墙；墙面有砖雕花饰，比例及装饰手法纯熟。(图16)
⒋清华学堂(1911年)
1909年10月，交外务部游美学务处就清华园建“游美肄业馆”。1911年内先后建造校门、一院大楼(高等科讲堂)、二院、三院(中等科讲堂)、北院(教员住所)、同方部(礼堂)以及校医院。建校工程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主持，建筑由顺泰(Fischer & Co.)承包。一院大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青砖墙，红瓦坡顶，上覆孟夏顶，建筑质量较高(图17)。
早期工商交通建筑
早期比较重要的商业及工业、交通建筑，以北京饭店、户部银行、京师自来水公司、度支部印刷局及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等为代表。
⒈北京饭店老楼(1907年)
早期的北京饭店位于东单兵营北面，是中国旧式院落建筑。1903年购房迁到王府井南口路东，计划改建为五层大楼。后只建一层即停工，1907年转卖给中法实业银行后接建完成五层红砖大楼(老楼)。建筑为清水砖墙面嵌饰石刻装饰，科林斯(Corinth)壁柱高达三层，上做山花处理(图18)。1917年又在老楼西边扩建钢筋混凝土结构七层法国古典折衷式新楼(中楼)，由永和营造公司(Brossard，Mopin & Cie)设计。
⒉户部银行(1905年)
“光绪三十年三月，户部奏请由部试办银行，是为政府创设银行之始。”户部银行于次年(1905年)建成。入口处理简洁古朴，既与银行的身份相称，又同当时民宅门面处理有类似之处，为早期洋风公共建筑特征。其门窗栏杆铁件造型极为考究精致。(图19)
⒊京师自来水公司(1910年)
京师自来水公司于1908年 5月成立，1910年3月20日起开始售水。其时自来水公司主要建筑有：总公司办公洋式楼房、孙河屯水厂送水大机器厂；东直门水厂双层模范水池圆亭(图20)、洋式大机器厂(图21)等。东直门水厂大门为三开间，中间发券，镶嵌匾额，磨砖嵌砌筒瓦顶，檐砌花脊；门脸砖垛红、青砖嵌砌。两边设八字墙二道。(图22)
⒋度支部印刷局(1915年)
度支部印刷局工程于1908年开工，1912年改称“财政部印刷局”。1914年秋主工房大楼竣工；1915年全局建筑基本完备。此时印刷局主要建筑有：主工房大楼、机务科工房、活版科工房、办公楼及四合院辅助用房等。主工房大楼由“美国华盛顿美尔奔营造公司”(Milburn Heister & Co. Architects Washington,D.C.,U.S.A.)设计、“中国北京日商华胜建筑公司”(Hua Sheng Building Co. Contractors Peking,China)承建，度支部专聘美籍工厂监造技师韩德森为监造师。其中，中门为钟楼造型，装饰性较强。(图23)
⒌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1906年)
关内铁路于1898底从天津展筑至北京丰台，其后继续展筑至马家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英国铁路局于1901年 2月从马家堡展至永定门，1902年又经东便门展至正阳门东侧。1907年 8月改称“京奉铁路”，1912年全线通车。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于1903年始建，位于内城南墙与护城河之间，主立面为迎站前广场的西立面，东面接站台，北面邻城墙，南面设货场。站房建筑平面为矩形，由中央候车大厅，南、北辅助用房，钟楼(高7层)，共4部份组成。建筑外墙主要用青砖砌筑(包括钟楼)，采取英式砌法(一层顺砖、一层丁砖交替砌筑)；中央候车大厅外墙面比两侧辅助用房外墙面凸出，且使用红砖。大厅墙面作壁柱拱券处理(壁柱为青砖砌筑，作白色抹灰；壁柱两侧线脚及拱券上部用红砖砌筑，间作白色抹灰条饰)；地面铺花岗石。
建筑造型取洋式，正中巨大拱顶高悬、拱脚处锒嵌大块云龙雕饰，南侧穹顶钟楼耸立。(图24)
参考文献
⒈北京近代建筑历史源流(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12月
⒉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历史主义，《建筑学报》1987年第3期
⒊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清末资政院大厦和民国国会议场，《建筑学报》1995年第5期
⒋北京近代银行建筑考略，《华中建筑》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
⒌20世纪初在京活动的外国建筑师及其作品，《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20世纪上半叶之中国近代建筑，台湾《艺术家》第50卷第2期(第297号)，2000年2月
⒎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之典型，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建筑史研究论文集(1946～1996).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9月
⒏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⒐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收稿日期：2001年10月
日本公使馆（1986年）
东方汇理银行（1917年）
花旗银行（1920）
德华银（1907年）
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
六国饭店（第二代，1910年）
陆军贵胄学堂（1909年）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09年）
西绅总会（1912年）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1911年）
清华学堂一院大楼（1911年）
北京饭店老楼（1907年）
户部银行（1905年
）
京师自来水公司东直门水厂双层模范水池圆亭（1910年）
京师自来水公司东直门水厂洋式大机器厂（1910年）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1906年）
大理院（1911年）
度支部印刷局中门（1915年）
汇丰银行（1902年）
京师自来水公司东直门水大门（1910年）
美国新公使馆（1903年）
日本新公使馆（1909年）
外务部迎宾馆东楼（1910）
中国建筑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基本理念 地域文化 时代模式 建筑学
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形势大好,城市化进程加速,建筑事业、城市建设都面临史无前例的好机遇,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建筑的发展仍有不足。城市设计呼唤多多,而真正成功的城市设计例子却并不多;城市建设存在混乱,建设实践缺乏切实的理论指导;城市规划在学术人才等多方面准备不足,建筑教育有待改革……。这些问题并非杞人之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积极地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发展建筑学的理论既显得迫切又属根本。兹申述三点:
——基本理念 对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建筑理论进行认识和总结。
——地域文化 全球趋同形势下,发扬不同的地域的多元文化特色。
——时代模式 总结20世纪建筑成就与问题,走向新世纪的未来。
一、基本理念
(一)回归基本原理
建筑理论汗牛充栋,眼花缭乱,似令人无所适从。地方当局热衷于举办国际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竞赛,外国优秀的方案对我们建筑创作可以有所启发和推动,但并不能解决中国建筑的方向问题。尽管历史上国际竞赛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失败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何况竞赛的成功与实施,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任务书指导思想的明确、具体评选人的水平与业主的决策,操办不当将带来负面的影响。面对当前混乱的局面,就像1999年国际建协《北京》所强调的,建筑学的发展要回归基本原理,我们需要朴实的理论。
建国初期所提倡的建筑基本方针-实用经济美观-仍然是建筑发展的基本之点。
实用 建筑的根本功能还是为人们目前和未来塑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经济 建筑总是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物质财富,现在国力大增,但社会追求奢华成风,铺张浪费惊人 (包括大量隐性浪费),堪称“时弊”。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必然选择,我国政府作出了承诺,国际建协号召尽可能地节约资源与优化资源配置,这也是建筑发展的一条基本准则。建筑设计不当带来单幢建筑或成组房屋的浪费,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失误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甚至难以扭转,因此,我们要对城乡建设的经济予以更大的关注,重新认识评价标准,建立建筑经济评价体系,重视可行性研究(图1)。
…个强有力的管理小组在项目的开
始阶段可以极大的影响未来的结果
注:大的建设工程决策过程中,深入进行科学研究,选择可以极大地影响未来的项目,取得事半功倍的、甚至以一当十的效果;相反,决策的草率、耽搁和错误将使下一个阶段的费用迅速增加。其实这不仅在建设阶段,在将来运营中也易于造成大量的运营成本的不合理、甚至长期浪费等(韩国Hanmiparsons公司提供资料)。
参阅: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1986—1993):迎接新世纪的来临,经济效益与建筑企业的现代化与产业化,P109.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美观 求新是对的,但不能与环境割裂,不能抛弃整体性的原则,何况建筑反映了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水平,是时代历史的纪录。
随着时展,建筑的基本原理有着不同的、更宽阔、更复杂的新内容。例如,安全问题,如今不仅不能忽视建筑与城市的安全问题,而且要从规划布局上对可以预防的方面予以更根本的考虑。
(二)掌握基本理念
“理”是事理,事物的基本原理;“念”是概念,观念;理念即从事物的基本原理升华形成的概念。通过基本理念的修养,纲举目张,形成知识系统,做到逻辑思路清晰,心灵深处有境界。希望建筑工作者将种种基本理论融人到观念中去。
以人为本、结合自然、可持续发展等都是20世纪后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战略,现在不能流于空谈,深邃、宏大的哲理都需要落在实处,要深入到各个方面去。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的
许多问题和口号每每对不上号,如城市道路建设,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小汽车为本?名曰“生态建筑”之类的设计很多,但真正节约了多少资源和能源?
(三)宏观与微观同时并进
近代物理学研究一方面向宇宙星系等宏观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向基本粒子等微观方向发展。随着时代的前进,从由基础研究转变为应用技术,物理学的金字塔不断升起,引导整体认识水平在提高(图2)。
图2 由基础研究转变为应用技术的金字塔形图(丁肇中)
近代物理学的发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也要宏观与微观同时并进。宏观方面应包括世界的、洲际的、区域的整体性思考,全球化、全球经济活动、全球城镇体系的形成等,促进建筑学的进一步繁荣,推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微观方面,如建筑物理环境研究,要向深层次推进。
“911事件”后,在反对恐怖主义的罪恶之余,西方有识之士开始认为,对有些已习以为常事情应该重新思考,例如超高层的摩天楼是否合理?城市CBD是否只能按“华尔街模式”,如此密集?城市的安全工作怎样纳入城市这复杂的巨系统中?我们是否要在一切方面重复上个世纪西方发展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从中吸取哪些教训?等等。这些方面对我们拟定未来发展模式的思考当有所启发:
二、地域文化
(一)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
从本质讲,建筑学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全球化的建筑有其合理的内涵。另一方面,不同地域的建筑各有特色,有其特殊规律,一部建筑史本来就是地域文化发展的总和。
近现代建筑世界也是丰富多彩,有色彩斑斓的区域或亚区,有区域的特色。1999年中国建筑学会为国际建协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编着《20世纪建筑精华》,书中所载就是明证。从大的方面说,欧洲与美洲就有相当大的差别;即使欧洲,西欧与东欧有所不同,西欧中德 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亦各有特色。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城市也各有地方的特色,如美国城市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等风采各异。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等,也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杰出的大师的作品也都带有强烈的地域印痕。
中国从历史地理条件发展,从来就有文化上的分野。地理学家已经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如陈述彭院士将地域文化分为绿洲城镇、港口城市、盆地城市、平原城市等(图3),并且精辟地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列有12个都市群,它们与中华民族多元古文化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图4)。中国近代建筑也有利用地域特色的优秀作品的实例,从50年代起更有佳作陆续呈现。
因此,我们要有更为宽阔的地域视野,在全方位地发展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同时,发展建筑地域文化,促进建筑创作的繁荣,而不能流于建筑表面样式的追求。
(二)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从历史长河看,相当长一个时期来,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先是在欧洲,后来扩展到美国,建筑也是如此。因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及其理论成为主导,但不能不加分析地视为金科玉律。例如,国际式建筑出现在美国,一度风行世界,有其政治经济背景,有它一般的、普遍的、正面的意义。但一些理论和实践也有偏颇之处。自1930年代提出后,40年代末美国着名史论家芒福德首先提出异议,并推荐美国加州海湾与新英格兰地区地域建筑,60年代后现论出现,已经有地区建筑理论,尽管众说纷纭,但问题提得更为鲜明。
历史上中国有丰富多来的建筑文化遗产,但是近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滞后,建筑学也不例外,目前与国际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面对强势文化的挑战,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对文化多样性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弘扬。
(三)批判地发扬优秀的区域文化。作为21世纪建筑新发展的地理起点
当然,也应该自觉地运用建筑的普遍规律,分析各地方的特殊创造,包括地理、文化等,它们并不因为建筑现代化而全然失去其意义。研究建筑、规划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将普遍的道理和城市与建筑地域性的特点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对各自特点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艺术的特殊规律,进行再创造。只要不抱偏见,坚持基本原理,将全球影响和地域文化间构成和谐的关系,可以成为21世纪建筑发展新的地理起点,迎接迎接21世纪中华文化的人文复兴。在城市结构、建筑群、风景园林创造等方面,都应依据各地特点,各赋特色。建国以来,不同地区,如岭南、江南等都已创造出有地方风格的建筑,这就是明证。
这里顺便号召要加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我们的先辈梁思成、刘敦桢老师是中国建筑研究的先驱者,我们要吸取、消化他们的贡献,但这绝不是说中国建筑就只限于此了,还要有理论的研究、扬弃与再创造的过程,融汇在今天的设计创作中。我们不但要“拿来主义”,还应当把在我们土壤上新的创造“送出去”(季羡林语),为世界建筑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如果断章取义地拿了几句鲁迅的话充当唐吉诃德式的“反封建”、“反传统”斗士,在今天这除了令人遗憾外,还能说什么呢??
三、时代模式
(一)城市化是时代的主旋律
在20世纪的开始lO年就可以看到当时对时代精神的追求,对建筑理性的思考和对新技术与纯粹形式的探讨。经历了战争的破坏与重建,建筑学不断在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思想敏锐的建筑师惊呼发展变化是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说当时我们面对世界的大形势还不那么警觉的话,在新的世纪里,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1%,有人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将达到45%和65%。国外专家预言21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了美国的高科技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请设想这样一个高速度的发展,我们祖国大地的城乡将是一个什么情况,将要盖多少房子?习以为常地、孤立地论建筑而不从城市化考虑则很难得到全面的结论。我们建筑界应当明确城市化是建筑发展的基础。
(二)切实地探讨发展模式问题,少追逐时髦样式(fashion)
建筑的功能(function)、形式(form)和周围环境(context)的联系等本是建筑的基本要点,也是创作的依据,各个时期包括当前的建筑风格(style)、各种主义(ism)也有值得研究之处。我们不能同意的,并应当视为时下不健康的倾向就是形式主义泛滥,不从建筑的基本要点来发展创造,而舍本逐末,追逐时髦样式。早在1980年代初期,戴念慈先生在“现代建筑还是时髦建筑”一文中着文阐述,如今谬种流传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能不在此大声疾呼。
展望新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其积极的方面,信息科学的进步、后工业社会到来带来种种发展的契机,生态学带来环境研究方面的进展;消极的方面,地球上资源有限,建筑无节制地耗用能源、物质财富令人担忧,社会发展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在扩大。它们都与建筑有关,我们当前大规模的建设不仅是盖房子,而是在建城市,更本质地说是在塑造未来社会!建造当前和未来的生活环境。
事物本来是一整体,应该整体地加以分析。我们应从各个方面来研究未来发展的模式。在今天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更要着眼于学科的交叉,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相关专业探索问题,关心、利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学科研究的成果,找出建筑、建筑群、城市和村镇等的发展模式,并从各种模式的叠加,纲举目张,较为清晰地领悟我们的走向。正因为此,对于各地的城市规划的结构与形态,对于建筑的创作,都应当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发展创造,不应该陈词滥调,依样葫芦,更不能为时尚所惑,点点滴滴地盲从样式追求。应独具慧眼,以如椽之笔,作大块文章。
(三)从工程学重组的启发
在工程学领域,基于工业革命之后新兴技术的兴起,有工程学的重组(reengineering)之议,看来在建筑学领域讨新时代的种种变化也有必要引入重组的概念。我从事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探索,就是鉴于大科学时代,科学和艺术结合的时代,面对现实的问题,追求整体的知识系统,而不是零敲碎打。
当前的任务是寻找新的秩序。就文化言,既要承认、认识多元文化,即前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又要看到多元带来的种种纷繁与杂乱;就建筑与城市的结构与形态而言,要从仅局限于单幢建筑设计造型的精心设计展扩到建筑群的创造,城市设计与规划结构等的思维与技巧;就社会而言,要在规划建筑上真正落实到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单位,就建筑环境中创造社会和谐的物质条件。总之,要从多种模式上追求“和而不同”,“乱中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