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术论文范文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1篇

左占国

以德润身道济天下

[摘 要] 人类文化有两大流派。以空间概念为逻辑开端的文化肇始于西方；而以时间概念为源流的文化开创于东方。东方文化的代表即中国文化又称为阴阳文化，是象思维科学产生的沃土。《周易》是象思维科学的典型代表，处处闪耀着阴阳文化的光辉，阴阳文化以真善美的追求和方式，诠释着“德行天下”和“道济天下”的文化内涵。下面从中国文化是研究道和德的文化、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性元素、德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道（阳）德（阴）合一是人性修为的最高境界、坚持原则下的圆通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及结语几部分展开讨论。

[关键词] 时间文化；象思维科学；乾坤阴阳；道；德；道德；真善美；修为；境界；

中国文化是阴阳文化，更是研究道和德的文化。道属阳，德属阴，道（阳）是德（阴）的旗帜，德（阴）是道（阳）的载体，道德有自然之道德、社会之道德和人性之道德，就人而言，道（阳）德（阴）合一是修为人性的最高境界，然而，人分善恶，故既有善的道德合一，亦有恶的道德合一，有善德的人自然会彰善道，偶有恶行亦可能是一时糊涂，终能修成善果既行积善道而得福；而存恶德的人，亦会假行善道，实施恶行，但行积恶路而得殃。在社会中我们要有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智慧，近君子远小人，抑恶扬善，彰道弘德，洞明事理，圆通心智，塑造完美人生。

1、中国文化是研究道和德的文化 中国文化上下承载五千年历久弥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以时间为逻辑开端[1]，以易理、气、阴阳、五行等象思维概念展开的文化长卷。提倡天道地德合一，如《易经坤卦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既是乾（阳）坤（阴）的卦辞也是清华大学校训。《国学的智慧》一书开篇明义即曰“阴阳互动的生命哲学”[2]。《易经》充满了辩证法、对立统一、天道地德、一阴一阳、轮转太极及象数变化哲理，均展现了时间文化的丰富内涵[3]。君子依顺天地之道，一方面积极进取，外求功业，运用潜能，努力创造，为世界创造宝贵财富，为人生谱写精彩华章；另一方面，谦退自处，内求美德，守持仁心，广施恩惠，为他人带来尽量大的福利，为后人留下尽量大的精神财富。许多人不懂“天地和德，阴阳合一”的道理，或者一门心思求功业不修品德，或者过于注重品德而不求功业，殊不知：“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将阴阳分拆偏执一端，要么一事无成，要么不能长久。历代成大事者，无不有“道济天下”之能，亦有“德行天下”之志。“道济天下”的方式古人归纳为三种：立德，立功，立言。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影响了数代人，那是以“立德”传道；秦始皇以强大的兵马统一天下，那是以“立功”传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那是以“立言”传道。而古人孔子，近代在立德、立功和立言三方面都很杰出，所以他们是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要想“道济天下”，首先要打消“只为自己而活”的念头，慷慨地跟他人分享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这样他人才能感受到你的价值并接受你的影响。这个道理如同鲜花奉献色香以吸引蜜蜂、彩蝶传花授粉一样，奉献越多你的道传播得越广你的事业越发达。爱迪生为人类奉献了无数发明，爱因斯坦为人类发现了“相对论”，比尔盖茨把软件买到了全世界，也铸就了成功的人生。以真善美的追求，以善的方式影响他人才是真正的“道济天下”。君子修为不外乎三个方面：善心，善言，善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黄中者、君子诚身之学也。中庸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者，未得黄中之学也。大学只言诚意，中庸乃云诚身，二者皆黄中之实学，一自始位言，一自终位说。黄中通理，即不自欺。正位居体，即正其心，而畅于四支，非修身乎。畅之圆满，即诚身也。

2、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性元素 道即规律。泛指真理、道理、方向、道德、德行等。道在中国哲学中表示“终极真理”。道生万物，道于万事万物中而又独立于外。此一概念，不单为哲学流派道家、儒家等所重视，也被宗教流派道教等所使用。道有非恒道，恒道，可道，不可道，可感知，不可感知，可想象，不可想象，有属性，无属性等之分。道，这个字包含无数法则，所谓悟道就是不断的升华，寻找生命的本源而成就永恒。《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黄帝内经》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意思是：阴阳的交合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的丰富内涵竟让孔圣人不禁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足可见道义之深远。让我们也象历代伟人那样通过悟道、践道、弘道最终有能力“道济天下”而成为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有所贡献的人。

3、德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 “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不违背自然规律去发展自然发展社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德”主要有忠、义、仁、信；孝、慈、恭、谦这八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对修炼身心的人们大体分为上德、中德和下德这样三个层次。 “厚德载福”，有德就有正气，有德就有幸福。所以自古至今都倡导行善积德，“德全而不危”。老子认为，“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则是“失德”。“道”与“德”不可分离，但又有区别。因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道”是客观规律，而“德”是指人类认识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就是“德”。道是在昭示一切，德是在承载道的一切。大道无言无形，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有通过我们的思维意识去认识和感知它，而德就是道的载体，是道的体现，是我们能看到的心行，是我们通过感知后所进行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德，我们就不能如此形象地了解道的理念，这就是德与道的关系。“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皆喜生惧死，好生谓之德，万物得生谓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于非曰义（《易经系辞下传》）

4、道（阳）德（阴）合一是人性修为的最高境界 “大人”的境界：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十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做人多些阴气，做事多些阳气，阴阳均衡，身心事业必然通达。做一个成功的有教养的人，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真诚的善良。知至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易经文言传》）。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经系词下传》）。道德有道德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良心是道德的卫士，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行为的准绳。法律有法律原则既从道义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人做事有做人做事的原则，不能超越伦理道德与法律底线，在利益冲突时价值思维应本着公私分明、先公后私以致大公 无私考量，只有这样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5、坚持原则下的圆通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尊道尚德的修为目的就是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原则下的圆通是做人的大智慧；知进退，明得失，辨是非，会舍得。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常言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对待任何问题都要有阴阳转化的辩证思维和矛盾法则去衡量荣辱得失，借物扬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5.1、原则是什么？ 原则是事物的本质与原生规则，是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只有正确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原则才是正确的。做人的原则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对待学习、生活、工作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说有个做人做事的底线，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懂得哪些事应该努力去做好，哪些事可以做，而那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做人不能没有原则。没有了做人的原则，也就没有了衡量对与错的尺度，如果自己都不知道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那么，就很容易走入歧途甚至泯灭人性成为罪人，因为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时时事事都要受到社会公认的法律和道德等准则的约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做人要有原则，但这些原则也是与时俱进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观念在不断更新，需求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和道德等准则会有所不同，这个时期这样做可能是对的，而同样的做法放在另一个时期就是错的，甚至是违法的。那么，做人的原则也要随着变化着的社会而不断调整。做人要有原则，但还应当考虑到原则与发展的关系。有时候，做人的条条框框太多，并且养成了固有的行为习惯，则可能会束缚人的思维，让人失去开拓创新的精神，甚至思想僵化，很难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因此，人们在遵守做人的原则的同时，还要随时做出适当调整，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时刻能够适合现时代的要求，不要让原则束缚和禁固自己的思想。说到底，做人做事都是要有原则的，也希望这些原则能够成为自己不断完善人生的起点，把握适度，不求最好，只求更好，在不断进步中快乐自己，影响他人，奉献社会。松下幸之助曾说：“原则比千军万马更重要。”一个有原则的人才会被人们真正了解、接受、喜欢；一家有原则的公司才能竖起信得过的品牌。原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的法宝。令人欣赏的原则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公平。姜太公提出了一条管理原则：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二是喜乐。快乐是一种精神财富。你让人心情快乐，等于给对方送了一份精神厚礼；反之让人不高兴，等于让人蒙受了损失。真诚的笑脸，友善的态度，是世界级的通行证，可适用于任何民族。拥有真诚笑脸和友善态度的人，往往坚持着愉悦他人的原则，很容易让人高兴起来。三是特色。如果你拥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更容易脱颖而出。女富豪豪罗蒂克安妮塔曾说：“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认清哪些特色能使自己免于竞争，你必须强调这些特色并经常重申其重要性，决不能让他稀释淡化。个人的生涯竞争也需要特色，一旦跟别人形成了差异化优势，你胜出的机会就大多了。

5.2、原则下的圆通要义 圆通和圆融不是不讲原则，圆通和圆融是在遵守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基础上，以平常心和阳光心态，本着和谐的原则积极有效地与意见和理念不同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以自我修养和完善的心态进行交流。在尊重、理解、欣赏、包容、信任和支持的相处之道上把工作做得更好。内圆外通是与人交往的大智慧。人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人生的道路却十分漫长。由于人具有社会属性要受制度、法律、道德、世俗多重影响，一生充斥着迷茫彷徨与选择；正确抉择一生少走弯路特别是不犯原则性错误，不仅需要具备哲学头脑，更需要政治智慧思维智慧和正确的认知智慧，而获取这些智慧的重要途径就是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博学儒释道家、聆听圣贤教诲、悟出道德真经、足可终生受用、且能荫及子孙。“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依靠他人，但我们可以征求他人的意见寻找最好的方法，丰富人生阅历。

5.3、道德与原则的精神力量 道德主要约束的是人的主观世界，道德是一种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人们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道德是崇尚真善美精神之光的闪烁，是自由的心灵在广阔世界中寻找归宿时碰撞出的美丽火花，是萌发在人们心中等待瞬间绽放的溢美春华，道德力量源自社会道德规范对各人心理精神情感的影响；原则主要规范的是客观世界，原则是做某件事或解决某个问题或在某个领域里不能离开的禁止性规定，原则力量源于国家上层建筑对个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限制；精神是意识、世界观、信念、理想、觉悟、情操等思想道德和科学教育文化的总和，是时代的精华，源于物质又超越物质世界，是对物质层面的升华，是物质世界的统帅旗帜和灵魂。优良的道德与原则所汇聚的精神力量，是实现物质文明的强大保障。人总是要活出点精神的，并应该努力脱离物欲利诱等低级趣味与时代共成长。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呈现，无论个人、组织、团体或国家如果精神萎靡或内涵匮乏是很难持续体现其先进性、生产力和领导力的，更难积累创造和保全丰富物质力量，已有的物质力量及其文明亦会被民主进步优秀的精神力量既能够改天换地的神奇力量所摧毁。人在干，天在看，要学会和善于识天气、接地气、通人气、练和气。从长远计，我们都要学会用优良的道德与精神追求并在公认原则的约束中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更希望都能够从心灵家园出发最终又能够如约回到心灵家园，圆满完成平安幸福的人生旅程。

6、结语 文化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东西方由于文化发源的不同而产生了和而不同的文化优势互补交相辉映。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导致了思维哲学与科学路径的明显差异，特别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的炯异，却成就了灿烂文化的丰富与多元。以时间为逻辑开端的中国文化成功孕育了象思维科学体系成为了人类思维科学体系中的最大亮点。而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道与德的诠释更加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特征，道德合一的深刻内涵成为了指导人性修为的最高境界，随着境界的升华，一种原则下的圆通与圆融道出了做人与做事的中国智慧，用中国先进文化修为身心，成长心灵，广布德行，道济天下，精彩人生。让我们用道德与原则的精神力量修炼鸿儒雅士之风骨，以天下为己任用你的学识服务全人类亦只有在为人类的服务实践中才更能丰富升华拓展你的学识见识胆识与卓识。

参考文献：

[1]、左占国三维立体网络系统与中医三维思维智慧赏析《络病学基础与临床研究（8）》【m】中华中药学会络病分会出版社、20__.2.89—93。

[2]、建一、大海国学的智慧[j]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1版。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2篇

家人取出凯亚的遗嘱，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不设灵堂，不搞，不举行遗体告别”之类文字，以及他死后“把骨灰撒在雨花台和中山陵的茶园里，福建武夷山的茶园里”等等字眼。另外，还有前几天交给妻子未完成的有关《中日茶文化交流史》读评系列文章清样……当时在场的医生和所有人眼睛都红了，一位医生感叹地说：“哎!他把文章看得比命还重要，这人是没治了!”

凯亚死于十二指肠腺癌晚期，也许惦记着手头太多的事――未完成的茶文化学术论文，他却犹如一支燃尽的蜡烛。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耗尽了生命!与其说是身患癌症，不如说凯亚是被累死的。

噩耗传来，茶文化界震惊!

我想起蹒跚在中国茶文化之旅末程的凯亚，联想到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凯亚先生那样走在弘扬中华茶文化第一线的老人……我忽然希望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当病魔临近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地时，它能帮助我们的老茶人保持最后的尊严。即使到了无法抗拒的那一刻，人可以沉没，精神却升华而出。

挂着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的头衔，从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到《中国茶道文化学术丛书》主编，他身上弥漫着理性的深邃，可是，这位年近八句的高龄学者，又常常冒出：“我是不是太幼稚了?”那份真诚，让人掂量掂量着就想落泪。

我不知怎么答话，就把“玩命老头”送给了他。玩了命便什么也没有了，凯亚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他的牵挂太多了，《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系列读评文章、“少儿茶艺研究”的文章……

在别人眼里，凯亚似乎活得很洒脱，最随心如愿。各种会议的邀请，踏步于山清水秀间。而他说：“我活得太苦太累了，总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焦灼感。”的确，他做事极其认真严谨，注重细节，近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凡事，只要做就一定要做好，哪怕是耗尽自己的生命呢!

凯亚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生活、对茶文化都是如此。

去年7月5日的“兰州中国茶博会”上，凯亚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张天福与张宏达茶学思想研讨会”。他从南京不顾旅途劳顿、长途跋涉赶到兰州，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而凯亚却乐呵呵地说：“张天福老先生都已90多岁高龄了，仍行茶事，我有生之年能为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做点事，实在有快乐之感啊。”为了茶文化，凯亚像一个“老顽童”似的着了“魔”了!

凯亚在这次大会上宣读了《论张天福乃当代天才的茶道审美大师》一文赢得了好评，他为中国茶界泰斗张天福对中国茶道的贡献梳理出“六个一起”的理论，即：张天福“把茶道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融合在了一起，把传统审美理念与现代审美理念融合在了一起，把最新科学认知与最新审美认知融合在了一起，把民间茶道审美活动与文人茶道审美活动融合在了一起，把日常生存经验与日常审美经验融合在了一起，把人文生态审美与自然生态审美融合在了一起。”

其实凯亚对中国茶文化的执著精神呈现着一种“人品即茶品”之道，传递的正是中国文人的文化精神。

近几年，凯亚的生活几乎就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家，一个是医院。在家里，一年365天，他从未听过妻子张晓红的一句劝告安心地好好休息，只知伏案写稿，关注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命运，从《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谁堪觅得观音韵》、《中国茶道的苦韵之美》、《论林黛玉本是茶树精灵下凡》到《敢问独芽之茶可取乎》、《妙玉果何人耶》、《略谈吴觉农先生的学术批判精神――写在重温“茶树原产地考”及其它学术论文之后》、《张天福乃当代天才茶道审美大师》等诸多稿子，往往都是在妻子拿着脸盆当锣敲打才知自己还没有吃饭中完成的。

在医院里，他从未听过医生的一句忠告静心配合医生治疗。为不影响读者看“读评系列”的连续性，从《日本茶道的起点很高么》、《关于日本的“自生茶”之说》、《日本幕府霸主一族哪来的“文雅、矜持、谨慎”耶》、《无端非难我国文士茶会的乖戾评说》、《书院茶道・武家茶道》到《卢仝及其“七碗茶歌”怎堪如此贬谤》、《中国茶文化的起点很“低”吗?》等等稿件，往往都是举着输液瓶写完的。

当然，有几次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都是死而未死显得滑稽，但这毕竟显示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凯亚说，每次住院，让他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性格、心理、习惯、行为方式上的磨炼，唯一不变是仍是勤勉。

为了凯亚的病，妻子张晓红屡次劝他休息，实在不忍心让凯亚再度劳累，并千方百计打听治疗的办法，时不时摆弄一个偏方或秘方，饮食上更是精心调配，只要是对病有利的，她不惜花时间与金钱。时间一久，看到妻子为了自己的病伤神费心，日渐消瘦，凯亚想了很多，妻子是个好妻子，她全心全意为自己付出。为了妻子，为了这个家，凯亚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和“错误”，于是，他暗下决心，等写完下一篇稿子后，绝不再“玩命”了，他要体谅妻子整日为他“提心吊胆”度日的苦心啊!可等到凯亚最后一次下定决心时。不料，他却再也没能从医院里出来，而是告别了人生，驾鹤西去!

悲哉，凯亚的一生是抱着弘扬中华茶文化的理想而去。

我们崇敬凯亚，不仅仅是他那辉煌的茶文化学术成就，还有他那认真做人、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茶人精神和人格魅力。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3篇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1121-02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药文化，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根基。中医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发生发展流传演变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中医药文化的气息，也正是中医药文化所贯穿并延续了中医药的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与时俱进、自成一家的完备体系。

传统中医药文化起源于歧黄时代，《黄帝内经》就是第一部以文字记载问答形式的医书，近现代的中医药文化研究则缘起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如冯友兰的《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然而，受一定因素的影响，中医药文化并未被作为特定对象来进行系统考察，也迟迟未被正式提出。

诚然，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内在因素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研究的根本动力和迫切需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更为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发展迎来了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学术界渐次开花结果。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和全面的研究与应用，滥觞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主要标志如下：①1993年8月，由陕西中医学院和西安医科大学牵头举办的我国首次以“中医药文化”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并正式出版了《中医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文教授主编，陕西科技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②1994年4月，由陕西中医学院承办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医史文献暨医古文学术研讨会”上，“中医药文化”的概念得到初步确认；③1996年8月，由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分会和医古文研究会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药文献、医古文、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中医药文化分会”作为独立的学术团体正式宣告成立。由此开端，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每次出版一部中医药文化学术论文集。

随着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和有关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应用便如雨后春笋，迅速开展起来。通过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以内涵研究为核心的不断深化，在体系建设、院校教育、研究机构、中医药企事业单位中医药文化建设、中医药民俗文化以及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等方面的工作不断落实和加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对原《医古文知识》杂志进行改造，于2006年3月开创了我国第一份，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份以“中医药文化”为专名的学术期刊《中医药文化》，每年发表大量中医药文化研究论文，打造了中医药文化学术争鸣的主阵地。

大量的中医药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科普文献不断涌现，如《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中医与文化漫谈》、《中医文化溯源》、《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中医与传统文化》、《中医文化论丛》、《中医哲学基础》、《中医药文化选粹》、《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药文化传播丛书-黄帝内经养生堂》、《中医体质与饮食调理》等等。

不容忽视的是，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仍远远落后于中医药医疗教学科研的研究现状，有鉴于此，政府逐年加大中医药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和推出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发挥的政策支持。简列如下：《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中医药事业“十二五”规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等等。

在如上所述一系列政策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并响应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需求，组织开办大量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历时三年的“中医中药中国行”（2007――2009），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型中医中药科普宣传活动，紧随其后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活动”（2010――2013）继往开来，深化主题-传承中医国粹、传播优秀文化、共享健康和谐，走“面向基层、服务农村、惠及百姓”的路线。建立“中医中药中国行”专题网站，并开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网“中医药文化”专栏。

2005年启动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011年制定《“十二五”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方案》和《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标准》。截止2013年10月，已批准成立16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和5个建设单位。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2010年“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11年《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在历届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和各省市名老中医学术传承工作的基础之上，于2009年6月组织评选出30位“国医大师”，促进了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为中医药事业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2009年6月成立了“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在各地尤其是中医医院、中医药博物馆广泛建立科学研究与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中医药文化的科研和展播工作。2011年开始建立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信息库，组织选聘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至今已举办四期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培训班，建构了中医药文化事业的人才支撑力量。

2012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选评推出“首届全国优秀中医药文化科普图书”15种。2012年8月则特别创设了以“中医文化学”为名的中医药文化学科（培育）。

中医药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注重特色、发挥优势，凝练内涵、给惠于民，是新时代赋予中医药文化事业新的历史使命，是中医药从业者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深入发掘中医药文化在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学术本质和特色优势中的文化底蕴作用，广泛开展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将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扎根于国粹中医药学术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事业的深厚土壤之中。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开拓创新中医药强国强民之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担先锋！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铁琴铜剑楼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藏书楼

中图分类号： G258.8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0）01－0139-04

Meeting to Enrich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China Book Collections

――Tieqin Tongjian Lou and the Book Collections Seminar and the Fifth Chinese Extant Private Library Fellowship

Wang Lei（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ieqin Tongjian Lou and the Culture of China Book Collections Seminar， the Fifth Chinese Extant Private Collections Fellowship was held in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from May 15th to 17th. At the same tim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ieqin Tongjian Lou Memorial was performed in Guli Town and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ieqin Tongjian Lou was formally set up.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activities and the seminar， involving the chief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results，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ncies of the China book collections and the culture research.

Key words： Tieqin Tongjian Lou； the culture of China collections； scholarly seminar； Private Collection

CLC number： G258.89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39-04

1重现历史风貌，着墨文化风采――“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隆重开馆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西街的铁琴铜剑楼，始建于清朝乾隆末年，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中翘楚，在中国藏书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铁琴铜剑楼的主人将全部藏书捐献国家。

1982年11月铁琴铜剑楼被列为常熟县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江苏省政府拨专款将该楼修缮一新，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2月5日，“铁琴铜剑楼纪念馆”正式建成开放。2003年，常熟市对该楼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整体维修，力图重现藏书楼当年的风貌神韵，并重新对外开放。2006年，该楼被评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古里镇投入2000多万元全面启动了铁琴铜剑楼恢复修缮工程。修复工程以铁琴铜剑楼现存实物和相关历史记载为依托，突出对铁琴铜剑楼历史文化街区和街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增加了铁琴铜剑楼遗址公园及文化广场。

2009年5月16日上午，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古里镇隆重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苏州、温州等地的专家学者，文化部社图司副司长刘小琴、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江苏省文物局、常熟市委市政府等领导，瞿氏后人瞿钧，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近400余人出席了开馆仪式。刘小琴副司长、陈力副馆长以及顾国强等领导先后致辞，并一同为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开馆剪彩。开馆仪式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分别向铁琴铜剑楼纪念馆赠送了书籍等纪念品。

2依托藏书楼文化资源，弘扬藏书文化与精神――“铁琴铜剑楼藏书文化研究会”成立

5月16日下午，“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在常熟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郑伟章、徐雁、范凤书、程焕文、姚伯岳、曹培根、钱婉约、袁逸、虞云国、虞浩旭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藏书研究专家、图书馆馆长、中国现存藏书楼楼主等参加了本次盛会。哈佛燕京图书馆特别向会议发来贺信，祝贺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开馆和研讨会的召开，并言此为学术界之盛事，高度评价铁琴铜剑楼为藏书的保存与传承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里镇党委副书记居钰泉先生和常熟市委宣传部王建国部长分别在开幕仪式中致辞，他们均指出，历史上的常熟拥有汲古阁、绛云楼、铁琴铜剑楼、}望馆等200多个著名藏书楼。尤其是铁琴铜剑楼历经两百余年发展历史，系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常熟市大力推进文化强市、科教兴国的政策，古里镇特别注重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希望籍此研讨会推动社会形成读书、藏书的良好风气，深入发掘藏书楼的独特魅力，引导广大市民增强阅读的热情，提升读书的品味和人民的文化水平。

诚如此言，铁琴铜剑楼所保留和传承的珍贵文化遗产与精神对我们历史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以“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为依托，将会极大地丰富和提升我国藏书文化与学术的研究，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藏书文化与精神，推进和谐社会、书香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为此，常熟市在当天宣布成立了“铁琴铜剑楼藏书文化研究会”，并举行了授牌仪式。

3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我们应正确评价其功绩――程焕文教授谈私人藏书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程焕文教授作为专家代表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我相信与会的所有代表与我一样，均是怀着朝觐的心情来到常熟，因为铁琴铜剑楼是中国藏书文化的圣地”。“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对历史上的藏书家一直都心怀崇敬”。“我们非常憎恨一些人动辄就将某些不够开放的现代图书馆斥为藏书楼的现象。事实上，“藏书楼”与“图书馆”只是在清末新政前后国人对西文“Library”一词的不同翻译，两者的本义是相同的。人们之所以习惯将那些不够开放的图书馆斥为藏书楼，原因是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藏书楼存有认识误区，漠视了私人藏书家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卓越贡献。这是对历史、私人藏书家、藏书楼和中国藏书文化的大不敬”。“私人藏书楼为中国文化与文献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没有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希望籍此会议缅怀我们的藏书家，正确地评价和肯定他们的功绩。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程教授指出，他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徐雁教授一致认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私人，而非国家。过去私人藏书家被认为是保守的，但事实上私人藏书家对乡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常熟，乃至整个江浙，就不会成为文人渊薮之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倡导社区文化建设，对照历史则不难发现，今天的社区文化建设尚不如历史上私人藏书家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贡献。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铁琴铜剑楼纪念馆的建设与开放，实际上是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极为契合的一件文化盛事。常熟市委、市政府与文化局，以及古里镇政府开创了一件文化盛举。

4挖掘旧的研究资料与史料，拓展新的研究视野与思路――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徐雁教授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姚伯岳先生共同主持。从研究和交流内容来看，会议一是围绕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展开交流；二是围绕中国藏书与文化研究展开交流。

4.1关于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的新成果

常熟理工学院曹培根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铁琴铜剑楼研究，出版有专著《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他认同郑伟章先生关于藏书文化研究应尽可能用历史的原始文献资料本身说话之观点，提出应从中国藏书文化和吴地藏书文化背景入手，深入考察铁琴铜剑楼的历史地位。他的《瞿氏铁琴铜剑楼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一文，通过与宁波范氏天一阁比较研究，重点总结了常熟派藏书家的区域历史藏书与文化特色，认为铁琴铜剑楼藏书是流通致用思想的代表，常熟派藏书家的集大成者。

著名藏书研究专家郑伟章先生在其研究多年的25万字学术论文《古代典籍的守护神――瞿氏铁琴铜剑楼五代主人传略》中，对瞿氏五代楼主守护中国典籍的史实详细考证与论述，尤其对瞿氏世代经营和恪守的藏书精神与品质给予高度的赞誉和评价。他在发言中指出，历代无数爱书如命的藏书家们是中国古籍的真正守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昶教授在其《瞿氏铁琴铜剑楼业绩刍议》一文中，从瞿氏楼主在古代典籍、文物保护，为社会保留和捐献完整的藏书与藏书楼，历代楼主以藏书公诸读者，以及对藏书的整理和研究，供学人取用等多方面，深入总结了瞿氏五代楼主和铁琴铜剑藏书楼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姚伯岳就其论文《〈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初探》发言，常熟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对中国藏书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其中绛云楼藏书总量甚至在当时超过了国家的藏书量，钱曾所撰《读书敏求记》为正宗的版本目录著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藏书理论专著；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是一部重要的辑录体藏书录，亦是一部活字刻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然而，历史上常熟一地的藏书大家现在却并不为多少人所熟知。对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这部极为重要的藏书目录，他认为相关研究很少，指出在该书目出版之前，已经出现有关铁琴铜剑楼的其他版本目录，这些目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

年届八十余高龄的著名藏书史研究专家范凤书先生携《常熟籍重要藏书家及其藏书楼命名考释》一文参加会议。他在发言中分五类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藏书楼现存状况。例如原藏书楼保存完好，对外开放，并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如天一阁、古越藏书楼、春在堂、过云楼等；原藏书楼尚存，现已成空楼，如扬州测海楼等；原藏书楼尚存，现已作他用，如百宋一廛、大公图书馆、上海合众图书馆等；原藏书楼虽存在，早已变为民居等，如烟雨楼、焦林书屋等；原藏书楼毁灭，现重建，如无锡万卷楼、海源阁、北京阅微草堂等。范先生在发言别提请学者们对当代藏书楼予以关注和研究，如北京韦力先生的“芷兰斋”。徐雁教授认为范先生的研究，为与会者提供了大量且宝贵的有关藏书楼现状的信息，他建议起草并于第六届藏书楼联谊会上公布一份宣言，旨在通过当前亟待重点修复的现存藏书楼名单，以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促进转变藏书楼的保存现状。

苏州大学丁小明博士，收藏有瞿氏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致孙毓修先生的十一通信札。经复旦大学吴格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宋平生研究员鉴定，“此批信札不但为保存完好的瞿氏真笔，而且信札中的不少内容可补近代出版史、藏书史记载之不足，实为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丁小明博士对这些信札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整理、考证，为研究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他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我国藏书文化研究应注重对现存藏书楼的相关历史资料，包括手稿、信札等进行收集、保存和整理。

复旦大学古籍所金晓东博士的《浙江海宁蒋氏家庭藏书活动研究考述》一文，对浙江海宁蒋氏家族藏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相关调查，指出现有相关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他在发言中指出随着学术界对藏书研究范围和深度的延伸，也为海宁蒋氏藏书活动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有如蒋氏家族藏书之来源、聚散、递藏，蒋氏藏书之版本，蒋氏所藏珍贵文献之刊刻、流布，蒋氏家族保护藏书之过程等。

瞿氏铁琴铜剑楼之所以获誉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与其广收前代名家藏书，藏书质量极高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中包括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天一阁博物馆李开升在其《铁琴铜剑楼所藏黄丕烈藏书考》一文中直陈了前人研究的一些误区，如有学者认为瞿氏所得黄氏藏书皆来自汪氏艺芸书舍等，重新对瞿氏所藏黄氏书籍来源、数量和去向进行了重点考证，提出瞿氏所藏黄氏书籍来源于汪氏艺芸书舍、张金吾爱日精庐、张蓉镜小琅窒晒荨⒊罗窕瑞楼等新观点。

4.2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究的新观点

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教授主要从事中日近代学术交流史、日本中国学研究，著有《内藤湖南研究》、《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在研究过程中，她关注和搜集到很多有关日本学人在中国访书的资料，内藤湖南即是其中代表之一。本次，她就其论文《内藤湖南奉天访书及其学术意义》在发言中指出，内藤湖南系近代日本新闻舆论界有名的文化及时政评论家，是日本京都大学支那学的创建者之一，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生先后十次来中国，其中六次以访书为主要目的，访书范围主要在奉天（今沈阳）。她简述了内藤访书的过程，评述其特点和意义，并亦由此联想到《z宋楼藏书源流考》的作者，日本著名汉学家岛田翰先生，钱教授对这位在中日汉学界均忽略的汉学家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她向与会代表简要介绍了岛田先生的身世。这启示我们，学术的视野需要不断地拓宽，不断地挖掘新材料和新的研究领域。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刘蔷女士的《顾氏过云楼藏书考》一文，对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画世家苏州过云楼顾家的藏书故实、藏书内容等作了详细的考证与评述。刘蔷在发言中指出，对于中国藏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不仅应关注藏书楼、藏书家的研究，而且要对藏书风气有贡献的学者、学术家等予以研究。不仅要关注藏书楼书籍文献的保存与研究，而且要关注藏书楼后人所持现存藏书楼的手稿、信札等资料的抢救和整理。这对全面研究中国藏书历史与文化，乃至藏书与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变迁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虞云国教授曾在日本访学时期得见东京静嘉堂所藏原陆心源z宋楼藏《松垣文集》，他在《清小山堂钞本》一文中简述了《松垣文集》现存各版本及收藏情况，结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松垣文集》序及各篇内容，对清小山堂钞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评析。

研讨会中，还有天一阁博物馆饶国庆就《宋刻残页考析》，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郑闯辉就《“南瞿北杨”之并称与“晚清四大藏书楼”之合称形成世代考辨》论文向参会代表进行了交流。此外，许淳熙的《张之洞藏书思想探析》、袁逸的《石头婢女梦――中国藏书史上三桩》、向春，余彦焱的《古堂、铁琴铜剑楼f藏唐集述略》等20余篇优秀论文入选研讨会论文集。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藏书家、藏书地域、藏书历史阶段等出发，探讨和研究中国藏书历史优秀遗产，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特点与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当前的藏书文化学术研究。

4.3现存藏书楼楼主交流

本次会议同时亦是第五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宁波天一阁馆长虞浩旭、扬州测海楼主韦明铧、瑞安玉海楼陈钦益馆长等东南地区现存藏书楼的楼主，以及湖南曾国藩研究会代表纷纷应邀出席。扬州测海楼馆长韦明铧先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扬州藏书楼的现状，扬州藏书楼的留存喜忧参半，现存藏书楼达四五处之多。其中马氏藏书楼现准备在原址重建，扬州市政府亦计划在原址重建文汇阁等。他希望在藏书家的联合呼吁下，在藏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扬州藏书楼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开放。天一阁虞浩旭馆长在会议总结发言中充分地肯定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举办的意义，希望藏书楼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5吸引和培育藏书文化研究人才，促进藏书史与图书馆史的全面整理――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究的特征与趋势

本次会议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藏书研究专家、学者近60人，研究专长涉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图书馆学、文化交流史学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藏书文化学术研究的学科广泛性，及其与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的深刻渊源和关系，体现了藏书史与文化研究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研究者们一方面比较注重对地区藏书文化和藏书家个人的深入研究，同时亦开始深入观照历史文化发展、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等背景，逐步拓展研究思路与范围，丰富了我国藏书文化学术研究的内容。

本次研讨会代表既有学院派研究学者，又有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员；既有耄耋之年的老一辈藏书研究专家，更有正值学术事业壮年的中青年专家。此外，会议吸引了多位在读文献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博硕士研究生参会，他们的研究视角表现出新颖、创新、勇于质疑前人既有观点的特征，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可以说，我国藏书文化学术研究队伍正在逐步形成具有深厚学术基础的研究梯队，这对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究的发展，程焕文和徐雁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应以多种形式，广泛借助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推进学术研究，弘扬藏书文化。程教授指出，藏书楼文化近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唯有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进来，了解、感知这些藏书楼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内涵和魅力，才能真正广泛地弘扬和彰显藏书楼文化。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意的策划设想――“藏书楼巡礼”――旨在招募一批对藏书文化具有浓厚兴趣的青年人，循着中国藏书楼的踪迹，走访若干个藏书楼，通过组织他们参观、深入了解每个藏书楼的历史、藏书及文化特征，引导他们对藏书楼展开相关研究。同时，他建议将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的名称改为“中国传世藏书楼研究会”或者“中国藏书楼研究会”，以此统摄各地的专门藏书楼研究会，可以采用以现有藏书楼楼主为常务理事、选举轮值主席的方式，推动藏书楼文化的研究。此外，两位专家还认为应努力促进和组织展开全国图书馆、藏书楼史志的编撰活动，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如《传世藏书楼史志丛书》等，以此全面整理中国藏书楼、图书馆史，促进藏书史、藏书文化乃至图书馆史的深入研究。

中国藏书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与文化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和整理藏书史料、研究和继承藏书文化、总结和弘扬优秀的藏书精神，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也对推进当前社会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藏书与文化的研究需要不断注入新的研究活力，包括研究方法和思路的创新、研究主题和领域的拓展、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从铁琴铜剑楼纪念馆的隆重开馆、铁琴铜剑楼研究会的成立，“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的成功召开，我们看到了中国藏书研究的成果、进步和希望！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进来，共同推动中国藏书与藏书文化的研究。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外学术论文摘要；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59-02

前言

摘要，作为一种学术体裁，其主要功能是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摘要以其内容的客观性和信息传递的精确性而著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摘要无法真正做到“准确”和“客观”，因此，一些模糊限制语便出现在摘要语篇之中。模糊限制语是指“有意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生成语义学家拉科夫于1972年在他的论文《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由于人们一贯关注学术语篇的准确客观性，因此忽视了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修辞作用，而对于摘要中模糊修辞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为了深入理解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特色，本文将通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模糊限制语在摘要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语用功能和文体风格，以及中外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异同和原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摘要语篇中的模糊修辞，增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为更好地开展ESP教学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Swales学派的IMRD结构作为分析语料中摘要宏观结构的参照，即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分为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语步。对于模糊限制语的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由Varttala划分的以下五类词汇形式的模糊限制语：认知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二、结果与讨论

（一）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分析

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讨论语步模糊限制语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引言和结果语步，而方法语步中模糊限制语的密度最小。这主要是由于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的。从功能上看，引言部分主要是引出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语步中，作者通过评述该学科内前人研究的成败作为切入点，阐述其论文研究的目的、动机以及核心内容。在评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时，作者除了使用一些像“few”、“little”等属性模糊限制语来暗示读者以往研究的空缺外，还使用了一些像“neglect”、“violate”和“inadequate”、

“outdated”等具有负面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谨慎地指出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这些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间接地表达了该领域仍需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暗示读者本项研究潜在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语步是论文摘要中最客观的部分，是对研究所用到的实验、数据、方法、程序进行精确描述，为下文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提供依据，并不涉及对实验结果的推论。因此，模糊限制语在这一语步中的出现频率最低。

结果语步的作用是展示研究结果，要求作者对其研究结果作真实、准确的描述，因而拒绝大量模糊限制语的存在，只是使用少量像“re-examine”、“re-observe”等带有前缀“re-”的表示反复意义的行为动词和像“show”、“reveal”等表示客观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表明研究结果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无数次实验，在对客观事实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显示了新的科研成果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讨论语步是学术论文摘要中最具有主观性的部分，是作者在完善和拓展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论断。在这一语步中，作者大量使用一些像“interpret”、“argue”、“suggest”等表示诠释和推论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阐释和捍卫其研究结果，力图说服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接受其新观点。与此同时，作者还大量使用一些像“perhaps”、“probably”、“possibly”等表示可能性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谨慎地表达自己新的学术观点。这类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可以帮助作者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其尚未被确立的科学论断，而且可以帮助作者在日后新论断证明有错，遭遇反对时避免承担个人责任。此外，一些像“implication”、“application”等“显性”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讨论语步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此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以帮助作者明确地表达其科研成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实用价值，从而使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意识到本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其对于该学科的贡献。

（二）中西方学者在其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

经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分析与统计，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其撰写的英文摘要中所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明显多于中国学者。这表明西方学者善于使用模糊修辞来帮助其精确、严谨地表达学术观点，而中国学者则不太习惯使用这一语言策略。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低。此外，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对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作者，他们使用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像“prove”、“demonstrate”、“report”等行为动词，像“assume”、“think”、“believe”等推论动词，还包括像“appear”、“seem”等感官动词。相比之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涉及像“show”、“suggest”、“propose”等这一类行为动词，而像“believe”、“seem”等推论动词和感官动词却没有出现。

从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来看，西方学者对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中国学者。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大量使用了一些像“novel”、“innovative”、“new”等具有肯定意义的态度型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强调其科研成果的新颖性和独创性。而这类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却不曾出现。此外，在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语言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像“rarely”、“slightly”等降低语气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像“meaningful”、“good”等情态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也有像“hypothesis”、“assumption”等推论型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外学者撰写的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发现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了模糊限制语在摘要各语步中不同的出现频率、语用功能和修辞风格。不仅如此，中外学者在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体现着其特有的人际功能，既帮助作者准确客观地反映其科研成果，又使其表达了谦虚、礼貌的态度，营造出与读者以及其他学术同行对话的空间。期望本文能丰富ESP教学研究，为学术英语写作和跨文化学术交流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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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arttala， T. Remarks on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H-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巡礼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两大洲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线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今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也认同将古代丝绸之路按区域分为四条：即西北地区的“沙漠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地区“西南丝绸之路”等四条线路。其中的“草原丝绸之路”则是西北草原地带连通欧亚大陆文化贸易交流的大通道，并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性，也融合了中原文化和中亚西方等文化因素。丝绸之路的地域交流跨越亚欧大陆，可谓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问题。草原丝绸之路也是如此，目前国内外学者也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来反映西北草原地带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高涨，成果迭出，以下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著作、论文等）进行梳理总结，以求推动此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著作

“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界已经出版了一些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集。整体而言，相比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本，虽然很少，但是这些著作对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王博、祁小山的《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以反映亚欧草原游牧部族或民族文化的石人文化为研究对象，并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概况，分析了草原石人资料和蒙古石人及中亚石人的研究概况等内容，以草原石人为切入点来探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可谓“以小见大”，研究方法很有参考价值，是草原石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周慕爱总编辑，彭绮云英文编辑的《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文物展览，汇集了突厥时期、契丹时期和蒙元时期的80件套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征及西方文化元素的珍贵文物，以中英文互照的形式进行叙述，形象地展示了草原物质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融合的精髓，集中展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风采。[2]张忠山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与各个时期丝绸之路的货币情况，可谓一本“丝绸之路货币史”的专著，书中第三章“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与货币”专门探讨了从秦汉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及其使用的货币。[3]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论文集出版。 张志尧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一书是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之一，也是一本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此文集分为三大板块：草原丝绸之路、中亚古代游牧文化、草原丝路与中亚文化交流。收录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多篇论文，是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很好的参考书。[4]张柱华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k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精选收录了与会学者围绕“草原丝绸之路”这一主命题所撰写的35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自唐代以来的政治历史变迁、民族流徙、文化传播、经贸往来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轨迹，集中展示了国内专家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5]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性研究

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起初大多都是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演变情况做一梳理，但又有所侧重，有的偏重于考古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或经济学等角度，这些对草原丝绸之路做的整体性研究也为我们做专题性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况

潘照东，刘俊宝的《草原丝绸之路探析》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于大禹时代，时间跨度自夏朝至民国时期，长达4000余年，地域覆盖整个北方草原地带。并重点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商朝至民国）；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等问题。[6]张景明的《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亚欧经济、文化的通道，也是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北方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贡献；北方民族沿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现象等方面做了细致论述。[7]洪用斌的《草原丝绸之路概述》主要考证了西汉、辽金、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诸多线路问题，尤其重点探讨了蒙元时期的线路问题，并认为驿道的发达是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畅通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应在秦汉之前，而史书中最早记载有关草原丝绸之路的材料是《穆天子传》，其选址往往集中在河流、淡水湖沼等水源所在地，并且有它的历史继承性。[8]王大方的《论草原丝绸之路》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了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概况，是国内较早地全面概述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性文章，他认为草原丝绸之路可细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同时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 ”。[9]

（二）草原民族与草原丝绸之路

葛根高娃，李晓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广义的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而从时间上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七世纪。并选取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兴起的匈奴时代及突厥时代为研究对象，力图还原草原丝路上的种种本相，即草原丝绸之路“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才是本相。”[10] 粟迎春的《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认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东面与中国相连，西面则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相连，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而阿尔泰山则是这条通道上的中心之一，也是草原丝路民族文化的摇篮。重点论述了商贸往来、王朝兴衰、民族迁徙乃至城镇分布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昭示我们，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应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主动参与文化交往与交流，以多元文化整合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11]

王宏谋的《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就塞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做了梳理，塞人是对古代生活在伊塞克湖沿岸、伊犁河流域以及中西亚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统称。认为塞人分布地域广阔、构成成分复杂、生活方式独特、风俗习惯怪异，塞人的迁徙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最早沟通中西交通的使者之一。[12]王子今的《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认为正是西汉王朝为了应对草原民族的活跃，汉帝国才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草原民族对于丝路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在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诸多需要关注之处。[13]

（三）草原文明与草原丝绸之路

萨恒・松哈泰的《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对丝绸之路在草原路段的遗迹；草原城市文化；古代草原贸易商路以及丝绸之路在古代哈萨克族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做了探讨。[14]吴团英的《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指出了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原因所在和相关建议，需要提高草原文化的影响力，努力解决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应当从讲好草原文化故事、唱响草原文化声音、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积极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作出努力。[15]

三、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于历史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有所偏重，主要与北方游牧民族强大衰弱有关，一般而言，当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强盛期时，对外部的冲击、联系就越强，草原丝绸之路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学界对于先秦两汉时期、宋辽金时期、蒙元时期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在辽金、蒙元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较多。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断代研究

1.先秦、两汉时期

杨建华，邵会秋的《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一文认为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是以亚洲草原为主，可分为东部文化交往区和西部交往区。东区在商末周初最为发达，其范围向西可推进到米努辛斯克盆地；西区则在东周时期最为发达，其东界延伸至蒙古国中部到太行山一线。到了战国晚期和汉代初期，长城的建立使得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产生了分化，部分早先南下的北亚人群则退到长城以北，并与西面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匈奴文化。在匈奴鼎盛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亚洲西部内陆山麓地带的交流几近停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

石云涛的《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重点论述了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四个重要发展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丝绸之路。此时期以平城为中心，东达辽东（辽宁辽阳），西通伊吾（新疆哈密），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17]

3.隋唐时期

李青青、崔瑾等人的《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认为唐太宗时期修建的参天可汗道是中古时期漠北草原的重要商贸通道，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组成部分。并着重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条件、参天可汗道的修建以及参天可汗道的重要意义与影响等问题。试图以参天可汗道为例，从政治羁縻、民族关系和经济交流三个角度探究其对唐朝和后世历史发展两方面的意义。[18]

4.宋辽金时期

武玉环、程嘉静的《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探讨了辽朝重点加强了对漠北诸部和西夏的控制，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位来保障草原丝路的畅通，进而以互市和朝贡的方式加强了和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等国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保障体系，并对双方的经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19]王坤，傅惟光的《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从考古资料证明了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外，还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经草原青铜文化时代，兴盛于汉唐，辽契丹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20] 苏赫 ，田广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认为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区和中原农耕区就始终保持着互立共存的局面，草原丝路地带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对草原丝路的创建也建立了不朽业绩，特别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疆域辽阔，把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1]

5.蒙元时期

卢明辉认为古代北方游牧文明的传播，主要依靠掠夺与贸易两种方式。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民族起初用的是掠夺、战争的方式，以此来获取农耕地区的物质文化成果，其后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开始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日常生活必需品。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末，元朝建立之后，无论是仍然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上的蒙古人，还是进入中原、中亚和欧洲等地的蒙古人，其、游牧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李逸友探讨了内蒙古~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等元代纸币，认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其古城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等于1983年至1984年共同发掘黑水城，出土的一大批元钞和少量票券等纸币，为研究元代纸币和可流通的有价证券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元代纸币的使用和贬值情况也颇有意义。[23]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论述了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内蒙古的重要地位，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始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经过蒙古高原向西至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再向西进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欧洲多瑙河流域，这条路线横贯欧亚草原，大致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南部核心区，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始终发挥着黄金通道的作用。[24]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外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一直被视为对外交流的经典，对研究中西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之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国内外交流也日益频繁。2014年11月，中俄蒙三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首次旅游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和蒙古国草原之路的研究等问题，并就中俄蒙三国“草原丝绸之路”文物考古和旅游线路进行了对接。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召开了多次以“草原丝绸之路”或“草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而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开发热潮在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掀起，文物工作者以极大地热忱参与到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之中，在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前景无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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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学 研究生 学术失范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109-02

新世纪以来，我国步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急剧扩大，由2000年的39.2万人，增至2012年的165.6万人，12年间增长了4倍之多。[1]研究生生源的急剧扩大引发了诸多学术问题，学术失范现象就是问题之一。而研究生是科技文化学术研究群的重要力量，肩负我国未来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他们的学术观直接影响了我国科技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和未来。因此，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杜绝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已经成为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一项课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理论的视域出发，借用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研究生学术活动中的失范现象，从而对于我们端正学术风气、规范学术道德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学术失范的内涵及表现

学术失范是指在特定的学术制度环境下，学术人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而违背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学术规范的行为与结果。[2]中国科学院2007年2月26日的《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中将学术失范界定为6种行为：①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②损害他人著作权；③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认识假设、学说或者研究计划；④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行为；⑤ 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⑥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作为初涉科研领域的研究生， 其学术失范行为更为集中地表现为论文中的抄袭与编造实验数据，也就是《意见》中所列举的前两种行为，其中抄袭更多地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编造实验数据”则主要出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等领域。

二、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在广泛地吸收其他学科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行为心理学。美国的乔治·霍曼斯是现代社会交换理论的奠基人，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是彼得·布劳和理查德·爱默森（Richard M.Emerson）。霍曼斯的交换理论着眼于个人层次上对个人行为的解释，被称之为行为主义交换论。共包含行动、互动、情感、刺激、报酬、成本、投资、利润8个基本概念和多个命题。

（一）成功命题

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如果一个人曾经成功地获得一种报酬（或避免惩罚），他就倾向于重复这种行动。从一个优秀研究生正常的学术活动看，如果他经过查阅文献—确定论文选题—调研或实验操作—撰写论文等环节发表出一篇优秀论文，得到肯定和赞许，那么，按照成功命题，他会获得再次重复此类活动的动力。同样道理，一个有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在其从事学术活动过程中，如果第一次失范行为没有被发现，或是发现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依据成功命题，他可能还再次重复此类的行为。

（二）价值命题

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他的行动结果对他越有价值，他就越可能去执行这个行动。该命题强调一个人在若干能带来报酬或逃避惩罚的行动结果中，总是选择价值最大的行动。学术失范是典型的学术不道德行为，但对行为的实施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对研究生群体来说，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是他们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有了更高的学历和荣誉对他们步入社会，寻找就业机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就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三）理性命题

它是对成功命题、价值命题的概括。这一命题力图指出，人是一个会合理计算的功利主义者，在行动之前除了要考虑行动结果的价值，还要考虑获得报酬的可能性。用公式表示为：行动（可能性）=（报酬）价值×（获得此报酬）概率。以此理论为依据来分析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可以说是研究生理性选择的结果。按照这一命题，如果研究生学术失范成功的概率比较小，或者成本足够大的话，就不会有诸多的失范行为发生。但当前由于研究生学术道德监管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靠研究生的自律，真正采用学位撤消、追究导师责任等方式还较少，这就使研究生的学术失范行为有机可乘。

三、研究生学术失范的对策

（一）积极开展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

“学术诚信原则的确立，其实绝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觉和自律的问题，而首先在于如何创设一个有利于学术诚信氛围形成的学术环境。”尽管在学术过失和学术不端之间，存在灰色地带，但对于高校管理部门而言，却有责任对研究生提供必要的学术诚信教育。[5]但遗憾的是，据对吉林省多所大学研究生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75.32%的研究生在就读期间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学术诚信教育。这方面我们可以效仿国外一些大学的先进做法，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采用“荣誉制度”，考试不设监考，以学生自行签名保证为准，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立即开除，这样在师生互信的基础上也培养了学生诚信的品格。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充分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资源开展学术诚信教育，一方面在学校的网站上公布诚信条例和规定供教师和学生查阅，另一方面对新生如何正确引文进行培训。他们利用馆藏资源帮助教师鉴别学生是否有违规行为。此外，如美国的杜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也定期举办学术诚信周活动，通过营造诚信氛围对学生进行教育。

（二）增强导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全过程管理

我国研究生培养采用导师负责制，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细节决定成败，环节决定质量。导师应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全过程指导与管理。首先，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好的选题是成功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生能否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学位，而学位论文的选题是高质量完成学位论文中最关键的一环。导师要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授之以渔，使其学会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从而杜绝了因问题意识模糊，资料搜集整理能力欠缺，而不得不采用学术失范行为。其次，做好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在学位论文研究中，研究生可能会因研究方法、观察视角、学科知识的融合等原因产生困惑，这时学科组应组织导师对其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指导、检查、管理，跟踪学生学术思想成熟的轨迹，一旦发现学生有学术失范现象和行为可以进行及时扭正和制止，让学生懂得学位的获得是建立在日常理论积累和研究创新之上的。

目前，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招生类别的不断增多，使得部分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数额也相应加大，导师的精力和时间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得不采用“师姐带师妹”“师兄带师弟”的形式，有的甚至是“放任式培养模式”，因此用抄袭和剽窃来蒙混过关就是必然的选择。[6]因此，导师自身道德修养和科研水平决定了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及创新能力。导师应充分认识自身在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引领作用， 强化导师在对学生学术失范负责制，加强其自身使命感和责任感。其指导的学生如出现严重的学术失范行为，不但研究生不授予学位，还要取消其导师资格。

（三）加强学术失范行为的外部监督

在治理研究生学术失范上除了要关注研究生本人和导师外，还要加强对学术失范行为的外部监督。加大治理力度，对研究生的学术失范行为坚持“零容忍”，提高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处罚成本。在完善学术道德规范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7]依据不同的违规行为给予惩罚，如降级、取消学分、撤消学位等，并录入个人终生诚信档案。另外，培养单位可以同步引进“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学生实施外部干预，在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时，进行。当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和吉林农业大学等多家高校已成功引进该系统，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重合率检测，使其在研究生群体行为心理中形成有效的震慑约束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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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8篇

一、高培芬

高培芬,出生于1954年,祖籍山东诸城。1982年1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本科,现为山东省古琴社社长。高培芬师承诸城派琴人张育瑾和王凤襄夫妇。从上世纪70年代学琴至今,高培芬的琴艺逐步受到肯定,成为诸城派古琴的代表人物(图左起:张富森、高培芬、本文作者)。

1.琴学研究方面:作为诸城派琴人,高培芬不仅在演奏方面追求不断进步,同时在琴学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贡献。从上世纪80年代,高培芬陆续在各个学术期刊及报刊上10余篇,如《诸城琴史五杰及其艺术成就》、《古人弹琴的仪式作用及醒琴法》和《南北蕉叶结琴缘 一曲一弄总关情》等。论文内容从古琴的演奏艺术、对前人演奏艺术的分析和总结到琴学审美和对古琴教学的展望,涉及方面广泛。

2.传承方面:1994年7月,高培芬成立山东古琴社,扩大了传承的规模,不断带领琴社成员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大小小的古琴雅集及琴学研究活动,并为各个音乐院校培养出了优秀的古琴人才。到2007年,高培芬共有52名学生考入全国22所高等学校,其中马立婧考入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子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双硕士学位研究生;董文文、张婷婷考入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现在已经留校任教。2007年6月,高培芬被山东省政府评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诸城琴派传承人”。高培芬在古琴传承和琴学研究上的付出和努力大大推动了诸城派古琴北方支系的后续发展。

3.古琴演奏和交流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培芬开始举办个人古琴音乐会。其中1981年,高培芬在山师大礼堂举行个人古琴音乐会,这是在山东省内第一次举办的个人古琴音乐会,影响甚广。此外高培芬积极参加全国各地的琴家交流会,同时也将诸城派古琴的艺术魅力展现在各地琴家面前。此外,受到媒体的关注,先后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以及济南电视台等关于古琴专题节目的录制。曾经出版盒带专辑以及多次录制古琴曲。在古琴艺术表达方面,高培芬认为,琴弹得好,不仅要有高超的琴技,还得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积累会帮助我深刻地领会曲目的内涵,从而可以诠释出丰富的内容,赋予它更生动的情感。”[1]

高培芬1981年举办个人古琴音乐会,由山东省名族文化学会、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济南电视台、济南归凤琴馆等多个文化媒体单位主办,可见当时受到了济南高校及各媒体的高度重视。其多次参加全国性及地区官方主办的古琴活动,积极参与各派琴社雅集交流。可见高培芬的古琴演奏和交流活动比较频繁,他与南方各琴派琴人的交流较多,是北方支系中影响力最广的一位琴人。她的古琴活动提高了诸城派古琴北方支系在国内各古琴流派中的影响力,同时也增进了南北琴派的交流与共进。

二、朱子易

朱子易,字云程,1938年出生,江苏金坛人。朱子易师承诸城派琴人詹澄秋。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他拜詹澄秋先生为师,专门学习古琴数载,尽得詹先生真传。六、七十年代曾在济南歌舞团、济南市文化局等单位从事琵琶演奏,后在政府机关从事理论工作。退休后,他潜心钻研古琴并开始传授学生。(图为本文作者与朱子易合影)

1.琴学研究方面:90年代末,朱子易撰写了《诸城琴派艺术风格之我见》、《试述古琴常用指法的系统化和吟猱的分类处理》和《平平淡淡才是真――忆恩师詹澄秋先生》等多篇论文。他在古琴指法系统方面提出了一个吟猱分类处理的新方法,并设计了一套有古琴特点的基本练习,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规范的教学方法,既保留了古琴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特有的韵味,又删繁就简,便于操作,在琴学研究中可谓一个较大突破。

2.传承方面:1996年12月离开工作岗位后,朱子易全身心投入到古琴传授工作中。1997年开始担任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硕士研究生古琴选修课教师;2004年9月,在济南创立了泉韵琴社,开始广招学生,并经常在高校召开古琴雅集,义务为大学生、留学生表演和介绍古琴艺术。如今从学者已有一百余人,遍布全国各地。

3.古琴演奏与交流方面:长期以来朱子易积累了大量的传统琴曲和丰富的演奏经验。他的演奏古朴苍劲、挥洒自如,既继承了古琴的传统精华,又融合了一些现代气息。为教学需要,他还对古琴常用指法的系统化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朱子易主张,学习古琴首先要打好基础,对初学者来说学习少量的练习曲固然必要,但主要还是要通过一些小型曲目的学习,在实际运用中系统、正确的掌握古琴的常用指法;其次要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各家各派的成熟曲目和演奏经验,这样才能融会贯通,不断提高。

近年来,朱子易举办古琴演奏会,参加山东地区各种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关注高校和各个专业院校的古琴教学事业。同时朱子易向驻济高校中的留学生积极地宣传古琴演奏艺术,影响颇高。2005年8月,朱子易为英国约克大学录制了《长门怨》、《潇湘水云》等4首传统名曲,对外介绍了诸城琴派。

三、王笑天

王笑天,出生于1970年,济南古琴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山东德音琴社社长。王笑天出身音乐世家,太外祖母詹静秋,太外祖父詹澄秋是我国琴瑟名家,诸城琴派第四代卓越传人,外祖父袁树筠,袁(树)蘅,舅祖父詹云青、舅祖母汤云倩是第五代传人。王笑天自幼随父学琴,其古琴得到六位第五代传人的传授,擅弹琴曲《长门怨》《捣衣》等20操,经过多年的演奏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所奏乐曲山东风味浓郁。

1995年王笑天开始从事教学,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分别在全国和省、市民族乐器比赛中屡获大奖,十余名古筝、古琴学生考入音乐学院;1998年创建山东青少年文艺培训中心古筝乐团;2000年起组织学生参加济南器乐考级。他开创山东地区古琴考级先例,总数居全国前列;2003年重建‘德音琴社’致力诸城琴派、山东筝派、雷琴艺术的传播。其业绩入《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家辞典》《齐鲁名人》。

四、庞雨珠

庞雨珠,出生于1935年,山东省夏津县人。1960年,庞雨珠从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师从与诸城派琴人张育瑾先生。1972年由济南调回德州,除了辍琴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琴不离手,如今他已是硕果累累。(图片为庞雨珠与本文作者合影)

1.琴学研究方面:庞雨珠的琴学研究成果颇多。他为传授古琴而编写了《古琴简明教程》;2006年将其长期积累撰写的50余篇论文汇总,出版了《中国古琴音乐文集》。其中,《古琴泛音初探》被收入琴论文集《琴韵》[2];《按欲入木方为本,弹如断弦世称奇》获得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国妇女出版社、山东民族文化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大文化学术论文专著评选活动”一等奖;《历来琴人多长寿刍议》获1991年山东省音乐论文“齐鲁乐坛”优秀论文奖;《古琴演奏技法浅议》获1993年山东省学术论文、专著评奖一等奖。此外,庞雨珠还积极参加各种古琴学术交流活动,曾经出席全国第三次古琴打谱会、成都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北京海峡两岸古琴联谊会等等。由于古琴造诣颇深,多年来一直受到山东省各个媒体报刊的关注,在德州市具有较高的威望。

2.传承方面:而由于德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相对局限性,古琴文化的发展在德州一直比较欠缺。尽管如此,庞雨珠也没有放弃诸城派古琴的传承工作,他于80年代后开始传授古琴,至今未间断,现今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古琴人才,其中冯进红在1989年获得济南历下区文艺汇演三等奖;1991年蔡丽薇在任职的山东医科大学文艺晚会上演奏古琴,受到全校师生的关注;王好军在“古琴音乐进大学”的活动中表现突出;李德敬曾经发表数篇关于诸城派古琴研究的学术论文。庞雨珠的传承活动对于推动诸城派古琴的发展和提高诸城派古琴的影响力做出一定的贡献。

3.古琴演奏方面:庞雨珠1960年开始跟随张育瑾学习古琴,尽习《关山月》《长门怨》《平沙落雁》《秋江夜泊》和《搔首问天》等曲目。同时还经常聆听詹澄秋的演奏,并获得其指教。多年来一直坚持弹琴,具有苍劲、古朴、刚柔相济的风格。2005年10月22日在聊城大学艺术学院举办个人古琴独奏音乐会,反响强烈,被聘为音乐系客座教授。此外,庞雨珠演奏受到媒体的关注,其演奏的多首曲目在山东省电台、电视台多次播放,影响较广。

综上所述,山东地区的琴人在琴学研究、传承方面都有所成就,但在古琴的交流活动中,除高培芬经常参加国家及其他地区举办的各种古琴活动,与南北琴家交流频繁之外,大部分琴人的古琴活动主要集中在济南地区。同时,由于师承渊源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山东地区琴人的活动都各自独立,交流性比较少。

注释

[1]据2008年笔者采访高培芬录音.

[2]唐中六编.琴韵[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

杜晶,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9篇

赵阿平，女，满族，1955年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满语文化学学科带头人；《满语研究》杂志主编；黑龙江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语言文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阿尔泰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黑龙江省满―通古斯语学会理事长。

公元1644年，一个“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定都北京，定满语为“国语”，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满族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语作为世界性满学研究的活化石，被学术界称为国宝。成立于1983年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的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是世界上惟一专门从事满语文化研究的科研机构。研究所所长兼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阿平教授，近二十个春秋在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拓展与突破，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著名满语满学专家。

满族后裔――志在满语

乾隆九年，大量京旗回迁东北故乡，满族正白旗的一支从北京迁到拉林，并在当地繁衍生活下来。20世纪40年代这个家庭中的一支又辗转到了阿城县。1955年，赵阿平就降生在这样一个满族家庭，父亲为她取了这个颇有满族特点的名字。她端庄、娴静、落落大方、才气过人。父亲酷爱历史，长期的耳濡目染，她读小学时沉浸在中国通史、诸子百家等家里所有藏书中，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知识。1978年，她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格外关注清史。讲明清史的邓中绵教授在讲课中说过：“要搞清史研究，一定要学满文”，当时赵阿平心头就涌起了对满语学习的渴望。

大学毕业后，赵阿平未能如愿专门从事所喜爱的历史研究与教学，但她始终未消减自己的学术追求。1986年的一天，赵阿平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与哈尔滨市民委将联合举办满语培训班”。这则消息令赵阿平兴奋不已，就这样她开始了满语言学习。满语并不好学，因为想将满语用在清史研究上，所以她学起来格外用心，满语培训班前后办了十几期，学员300多名，最后学成的仅有少部分人，赵阿平则是其中学以致用的人。

1988年，在老一辈满语专家的期望下，同时为了实现自己治学愿望的赵阿平调入了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这个世界惟一专门研究满语的科研机构，开始了满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研究。

抢救满语――时不我待

在我国目前近千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不足百人，现存满语已处于即将消亡的危急状态。全国仅有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及黑河地区等一些满族村屯的满族老人和少部分中年人会讲满语。

如果不及时抢救，一旦这些满族老人故去，满语口语就将从历史上消亡，这将是中华民族文化财富和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

现存满语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世界性满学研究的活化石，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因此，抢救调查满语、保存掌握珍贵的语言文化资料，发掘翻译大量的满文档案史料已成为满语研究人员面临的紧迫重任，同时也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事业。

1996年，赵阿平成为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开拓发展的重任压在了她肩上。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为了获取珍贵的满语口语资料，在赵阿平的记忆中已数不清曾经多少次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前往三家子村及黑河地区进行学术调查了。

语言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很多时候需要口传心授，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调查过程中要把满语全面、系统地记录下来难度很大，需要采取录音与录像同时进行的技术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赵阿平又组织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将现代化技术与语言调查研究相结合，采用现代化数码技术进行满语调查，并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珍贵的满语口语录音、录像资料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处理，建设满语文献数据库、满语语料库，为满语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传承国粹――“满学”生辉

赵阿平所在的满语研究所主要从事满族语言方面的研究，学习历史专业的她来到研究所后，结合自己学所专业，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将语言学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相结合，对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主持承担多项国际、国家及省级科研项目，从而突破了满族语言、历史、文化各自分离研究的状态，开拓了满语研究领域的新路，获得多项研究成果。该研究方向已成为满学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重视。“将满语与清史、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赵阿平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追求的治学目标。

在深入研究满语文化的过程中，赵阿平逐渐把“将满族文化精华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传承下去”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满族文化的现状令赵阿平意识到肩头的担子很沉重。

目前全世界共2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在研究满语，其中，日本早在1889年就开始了满文研究，俄罗斯的满文研究则更早些。

我国虽然是满语文化的发源地，但对满语研究的重视却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

1990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与日本京都大学合作《满、日、汉大辞典》编撰的课题，1993年，课题合作由于经费等原因终止了。

一直关注满语文化发展的赵阿平对此深感惋惜，她致信日本方面专家，着重阐述了该课题的研究价值，希望合作能够继续下去。

由于当时国内有一部分人员时常借学术访问为名到国外旅游、谋私利。所以日本专家误认为赵阿平想借机会到日本来！

于是，赵阿平再次回信日方专家说，我从未有过要到日本的想法，因为研究满族语言文化，满族的发源地才是最佳之处，我只是想把这个课题搞下去，因为我认为如果两国专家合作来完成这个课题，对国际满语、清史研究学科将是一个大贡献。

作为一位中国女性学者，赵阿平所具有的敬业精神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这种自强态度令日方专家深感震动，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对赵阿平由不够了解，进而转为尊重，并且一定要把赵阿平请到日本去。

1996年，日本专家致信赵阿平，邀请赵阿平作为学者赴日进行学术访流。

然而，赵阿平没有接受邀请，她说，我不会以学者的身份去日本，满族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完全可以找到更优秀的老师。要去，我将以专家的身份去进行学术访问交流。

1998年，日本专家再次向赵阿平发出作为日本特聘专家的赴日邀请。

1999年1月至3月，赵阿平应邀赴日本进行“满族语言文化”课题研究、讲学及学术交流考察，受到日本满学、清史、民族语言学界专家学者的热情欢迎与高度重视，赵阿平以一个执业敬业、钻研学术的中国年轻学者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赵阿平多次应邀赴韩国、俄罗斯及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研究交流，她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及成果对国际满语言文化、满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与推动作用。

1999年，经赵阿平倡导，在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校长、许师东书记与省各级主管领导的重视支持下，黑龙江满语研究所整建制迁入黑龙江大学，并组建成立了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研究中心设立满族语言文化学硕士学位点，获硕士学位授予权。作为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赵阿平已培养了三届研究生，其中还有日本北海道大学博士研究生前来求学。目前，研究中心又在黑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下为申报满族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点积极做准备。

她所主编的《满语研究》期刊为目前世界惟一的专门研究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期刊，系国际学术交流期刊、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学报、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黑龙江省一级期刊。共获省级一、二等奖及优秀奖30项。该刊发行于日、美、俄、韩等近20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成为国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阵地。

2000年9月和2004年8月，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日本东北大学联合两度主办了“国际满―通古斯语言文化学术研讨会”，从而使中国满语学科获得新的生机与发展，走在国际满语、满学研究的前列，成为国际满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

赵阿平多年来勤奋探索、深入研究，获得多项学术成果。她承担了国际重大科研项目5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省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这些科研课题的突破性成果，不但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同时也为拓宽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拓展了空间。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认为她的科研成果不仅开拓了满语、满学研究领域的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构筑了新平台，对民族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她共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90多万字。以英文、俄文、汉文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有《论满语词汇的特点》、《满语语义文化内涵探析》、《满―通古斯语言与萨满文化》、《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概论》等。

她的专著3部，88万字。《满语研究通论》、《黑龙江现代满语研究》、《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她主编的《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丛书，首批出版16部，420万字。编著2部，60万字。《满―通古斯诸语与相关语言比较研究》、《满―通古斯语言与文化研究》。

她共获部级、省级、厅局级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38项。

2002年12月，赵阿平以突出的贡献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于2004年1月当选为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语言文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在2003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中，赵阿平写下这样一句话作为自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文化学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借助现代媒体,有人通过这一事件宣泄了对学术腐败的愤怒,也有人借此试图传达一点对事件主人公的同情和理解。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这一桩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事,因为媒体和舆论的加入,从而成为了一起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事件”,其中一些以学术打假面目出现,却掺杂了学术界个人恩怨的成分。在维护真理的旗帜下面,有理由怀疑,在这些各具形态的批评声中,学术个人及其用心,已在被极度强化的舆论声浪中模糊、变形、失控,以至于失却了其原有的面貌。

“抄袭门”背后的学界之争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质疑著名学者汪晖早年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此事之所以被称为“事件”,是因为王彬彬在学术刊物《文艺研究》(3月号)刊发《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后,其中所涉及的学风问题马上引起有关媒体关注。时隔不久,《南方周末》首先以《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为题报道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顿时将这一发生在学术空间内的争议引向公众视野,在此后短短1个月内,全国20多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纷纷跟进,并通过媒体舆论集体施压的办法,力图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即刻水落石出、辨出个是非黑白。

不出所料,《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在《南方周末》发表之后,汉语学界顿起轩然大波。由于媒体的加入,一时间挺汪者、拥王者两派纷纷登场,各自表明立场,提供给媒体取之不尽的追踪报道素材,“抄袭门”事件由此迅速升温。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封由63名中外学者签名附议的公开信,这封写给清华大学及汪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在此公开信发表2天后,凤凰网又强势刊载了另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信。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剽窃现象。信中说,“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联合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和编辑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30年中著作所采用的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至此,媒体导火索牵引下的学界,如同炸开了似的迅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抄袭”的界定――“倒汪派”认为抄袭这一行为再清楚不过,而“挺汪派”则认为汪文只是个别引文不规范,属学术规范问题,而“引证的严格性”不应被夸大为“抄袭”。

在很多情况下,真理并非愈辩愈明,拥趸增多,众声喧哗,往往只能令事端升级。对于学术争议中的“学术”,大众媒体表现出视而不见和缺乏耐心的态度。据笔者追踪,在所有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中,鲜有对学术争议的落脚点展开充分报道的。当然,大众对媒体的期待,总是更多带有猎奇的心态,人们往往更多关心的是“谁和谁打起来了”,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市场需求,使大众媒体在报道学术事件时,重“事件”而轻“学术”似乎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习惯。

实际上,讲求眼球效应的媒体和需要严谨论证的学术之间,永远隔着“时间”这条鸿沟。一个现成的例子:当年余英时指控郭沫若抄袭,就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只有不断地进行学术辩论,才有可能得出公正的判断,所谓“文章千古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媒体的全方位渗透,却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以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推动事件的发展,几乎使事件失去得到正常的学术辩论和学术处理的可能性;而在如此状况下,事件中的两位当事人要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讨论和就事论事对话的可能性也渐趋为零。而王彬彬则已不容分说地站到了汪晖的对立面上,而这一切也许根本不是他的初衷;一个善意的学术质疑,在媒体舆论的裹挟下,变味为一个别有用心的揭露,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

眼下,这起由“他者话语”主导的辩论,最终因未能形成具体有效的调查制度和惩罚措施,一起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并未能指向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根源,从而让学术争论偏离学术范围,演变成“两派”间的纷争乱局。

无独有偶,就在汪晖事件尚未解决之时,另一名学者、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也被曝出涉嫌抄袭。有人指责朱学勤的博士论文“剽窃”了他人的论著。

巧合的是,两人被指“抄袭”的都是早期的博士论文,前者完成于1988年,后者则晚4年,写于1992年。既然汪晖被媒体穷追猛打,被60多名国内学者联名要求调查,那么,在朱学勤的“问题”被揭露后,是否也该受到同样的“追责”呢①

由学术看法演变为媒体事件

平心而论,王彬彬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一文,是近年来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收获。在王彬彬的“挑剔”中,有两处给我们印象深刻:第一处是汪晖将列文森论梁启超的一段话中的“梁启超的著作”替换为“鲁迅的著作”,其余全部一样;第二处是指出汪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书的引用,没做任何注明。从王彬彬教授的文章之中,看不出有任何对汪晖的成见,他只是陈述事实,甚至没有进行合理的推理。

然而,在之后的跟踪报道中,倾向于“挺汪派”媒体的“核心立意”多放在对王彬彬写此文动机的揣测,对摆出来的事实却显然缺乏耐心。倾向于“挺王派”的媒体,则更多地秉持先判后审的态度,举起“抄袭”这一“杀威大棒”,作道德上的审判,同样是一种对学术缺乏耐心的表现。

在这种时候,恐怕很少有人能冷静下来去设想在国内外学界均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心感受与承受限度。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里,让人读出颇多的无奈。

8月2日,沉默了许久的汪晖终于打破沉默。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汪晖称,针对“抄袭”事件,将会有专门的调查报告出台,同时指出,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的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言下之意,那就是对媒体重“事件”本身,而轻“学术”的风气表示了自己的无奈和不满。汪晖称自己和周围朋友曾对上世纪80年代学术方式做过深入的自我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但这个批评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也应该是从历史的观点展开的学术批评。”

对这次和媒体旷日持久的争论,汪晖明确表达了对媒体发表及转载王彬彬文章的意见:“为什么在发表之前不与当事人核实,在发表后又以各种方式拖延发表不同意见”他指出,如果媒体以学术规范名义展开批评,“那么至少自己也应该遵守基本规范”。“如果一个媒体一面发表单方面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针对某个作者的社会动员,那么,你就很难信任这样的媒体。”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

反思汪晖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媒体的浮躁,决定了学术看法在演变为媒体事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导向真相的反面,从而离真理越来越远。这些讨论乃至各执一端的观点,如果仅在学界之内进行争鸣或许并不会酿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人们会比较平淡地看待它,就如同我们以平常心面对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但经过媒体的扩散,其影响的力度已非学界范畴的一般讨论所能比拟。在“汪晖事件”被媒体广为传播的时候,这个学术事件其实已经在许多方面引起了微妙的变化,其后所产生的反响与运作恐怕也已非常人所能控制。媒体自身形成的巨大社会效应,借助于民主形态召唤的强大社会批判力量,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了可以摧毁和瓦解任何批判对象的“杀伤力”。

由此让人不得不深思的是,西方当代思想家关于媒体理论所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媒体到底是民主声音的传声筒,还是话语者的工具②

其实,对于媒体舆论的分歧已存在一段时间,一种观点认为其可以承担民主之使命,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的不当功用可能存在于当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时,也许会被利益集团利用为履行专制的工具。③

汪晖事件发展至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媒体舆论视野中,学术个人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体现在,个人的学术问题已被媒体放大升级为舆论的中心和焦点。因为放大,使我们的思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抄袭“边界”的认定之上。随着“挺汪派”和“拥王派”的人数逐渐增多,两派的拥趸中是否开始掺杂另外的情绪和争论,像雾像雨又像风般地迷蒙了公众的双眼联想到事件涉及当事人是一直被誉为学界领袖的汪晖,如果再联想到前不久的《读书》换帅风波,此次的让汪晖深陷“抄袭门”似乎更加意味深长了。

媒体何以成为新《红楼梦》的对立面

随着当代生活中媒体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对媒体对文化及学术领域的涉入提出过警告。这种反映当然没有忽略媒体化运作在当代生活中巨大的文化传播功能,问题的所指是媒体化运作本身可能会对文化学术界产生一种负面影响,还可能反过来影响媒体的独立品性。

由此笔者想到最近另一起同样处于媒体舆论中心的事件。7月3日,著名导演李少红带新《红楼梦》剧组做客上海艺术人文频道时,一度情绪失控,当场指责媒体,称所有对新《红楼梦》的恶评,都是媒体考虑自身利益的结果,根本不考虑对主创是不是公平。最后,李导演当场发难:“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对立面变成了媒体”

令人深思的是,回顾这一事件,当时被邀请到场的媒体显然是有备而来,从现场提给新《红楼梦》的一些细节问题,可以看出提问者是一一比照原著做足了功课的。比如“钗瘦黛肥”的倒置;原著中林妹妹进贾府时将轿帘挑起一角往外张望,而新《红楼梦》中林妹妹是将轿帘大大地拨开,是否符合人物逻辑;改编忠于原著是不是等同于旁白照念等等。媒体的合理质疑,原本是一种有利于展开文艺批评的可能。但这场正当的媒体与文化艺术界的对话,缘何被曲解为对个人的攻击又怎么会将媒体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对立面这一切令人费解,也让人深思。

自新版《红楼梦》选秀以来,来自传统媒体和网络上的评论和质疑声不断。几乎所有媒体都对新版《红楼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辛辣的嘲讽,网友的愤怒更是毫无节制,一片笑骂。

然而,在一连串红楼纷争中,红学家的声音始终在媒体上缺席。早在选秀之初,就少有对这场以商业目的为根本的“闹剧”提出批评的声音,待到李少红接过导筒,宣布的主创人员名单里终于出现了三位红学家的姓名――张庆善、孙玉明、沈治钧,身份是“文学统筹”,据说他们给李少红补了几个月的红学课。他们都是中国红学会的领军人物,但是,面对越来越大的争议,红学家们和古典文学研究者们则“默契地”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默。且不说李少红面对批评是不是有足够的度量,学界在此次新《红楼梦》拍摄、播出前后的集体失声,使得媒体将更多的来自民间恣意的声音见诸报端。应该承认,新闻消遣型批评在今天的得势有其文化合理性,因为社会公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娱乐生活需要这种快捷的、便利和时尚的娱乐佐料。④不过,这种学术批评告退而新闻消遣型批评波澜壮阔的情势,不仅没能帮助人们厘清名著改编怎样才算是忠于原著,反而将争论导向了本不在对立面的两方;将一个值得深究的文化艺术话题,导向了日益市场化的闹市区。

记忆所及,早先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肖云儒就写过文章,批评文学艺术界的媒体化问题,他们的确很早意识到了在文化学术界这片清静之地,保持相对独立以及远离媒体化运作的价值意义,更明确指出了这种彻底敞开的媒体化运作会给以终极关怀为其价值理念的文化学术界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更让人回味,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钟书所谈及的学问理想,对日益被媒体舆论所包围和侵扰的学术圈来说,未免不是一种警世作用。

由此可见,媒体化时代对汪晖等事件的讨论乃至评论不仅相当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是,学术讨论应该在学术界内进行,这样更能保证学术争鸣的有效性,媒体则应该成为发表争鸣的平台,而不是传播学术圈子是是非非的场合,更不能成为学派势力角力的工具。记得数年前,在针对王铭铭先生的学术论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复旦大学葛剑雄和曹树基先生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权威性人文社科期刊上发表过缜密的学理论析,这种做法对学术的自身建设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借鉴意义,避免了媒体化运作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包括对当事人)与种种弊端。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平心静气、寓于学理的学术商榷似乎正越来越被一种喧闹嘈杂的舆论事件所取代。正是这种对学术个人缺乏关怀和爱护,给惯于热炒热卖的媒体提供了发现“热点新闻”的可能。而本应远离炒作的学术圈,如今也熟稔媒体化运作的种种规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反观各类媒体,是否应当超越仅限于热炒热卖的微观新闻思维,多介入一些有利于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大目标的新闻事件。否则,在所谓坚持客观中立的新闻倾向背后,将会是自我迷失的开始。汪晖涉嫌学术抄袭事件的传播,不仅值得新闻界学术界反思,也值得引起媒体化运作时代的每一位信息消费者重视。■

(作者系《文汇报》文艺部记者)

注释:

《东方早报》7月11日

【英】詹姆斯库兰、【美国】米切尔古尔维奇著,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第192页,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