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论文范文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河南是我国的武术大省，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有着近千年的历史，在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中原武术，其中号称“天下武学正宗”的少林拳和陈氏太极拳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其蕴含的文化价值高不可估。中原近几年也一直致力于开发自己的武术文化，目前已经成功举办多次武术文化节，如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和国际太极拳年会，已经逐步将自己的武术文化展现于国际并名扬海内外。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符号系统，并有着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根基与文化底蕴，对于发展本土动漫以及中国动漫产业都有着很重要的文化参考价值。目前在市场上也有与武术文化相关的动漫产品，但是对于真正的原汁原味的特色动漫的创作，还是有待于深挖其真正内涵。

中原宗教文化在全国处于祖庭、圣地级别，宗教遗迹众多，如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济源的王屋是山唐代著名道长司马承祯携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洛阳白马寺是佛教被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佛寺；推动佛教信仰大众化的净土宗祖庭开封相国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也在登封嵩山脚下等，中原宗教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宗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动漫创作方面，这些宗教的内涵与一些宗教古迹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本土特色的资源来进行利用与创新，突出动漫的地域特色。

豫剧是中原地方戏曲剧种，豫剧的题材表现和思想内容，都受到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民俗礼仪、民间歌舞的影响。豫剧的题材，主要是中原地区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借鉴、吸收了中原地区传说故事、民间说唱、历史演义等民间文学的丰富遗产。豫剧大量剧目取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素材或民间传说，这些剧目大多来自民间，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对应着中原民众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味，所以豫剧是有着较为广泛受众群体的审美活动形式。在豫剧舞台上活跃着的诸多人物形象，如穆桂英、花木兰、包公、郑国、银环、常有福、佘太君等，这些人物共同地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性格，同时可以看出这些戏剧人物的塑造是对中原农民的性格特征作了较深的挖掘和多方位的展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文臣武将、浩命夫人，还是现代农民，都能够体现出中原民众的气质、性格、爱好和心理素质，是中原民众性格的展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原人的豪放民风。目前的戏曲动漫很是受人欢迎，把传统古老的戏曲用动漫的方式来进行表现，这样使得受众不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如果我们能在此基础上对豫剧再进行更深的发掘与创造，相信对于更好地发展中原动漫有着坚实的力量。

综观世界各地优秀的动画作品，都会呈献出明显的各自己国家或地区所独有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如宫崎骏的作品无一不是反映出日本文化的的浓郁的无常感和神秘主义，以及略带悲情基调的宿命观，这绝不是无病，是由其传统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反映出来的是根植于其文化基础上的人文情怀。再如2003年出品的法国动画《疯狂约会美丽都》，其故事充斥着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独特的幽默与夸张，以亲和的艺术风格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观众，整片洋溢着浓厚的怀旧温情。即便是迪斯尼出品的动画片《花木兰》，虽然其创意来源是我国的民间传统故事，但表达的仍然是美国式的价值观与与文化诉求。我国的动画作品以及动产业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获得突破，对我国本土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可靠途径，中原文化即是这一途径上的一朵奇葩。

动漫产业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创作主题上的创新性、传播途径的广泛性、新媒体应用的多样性、受众人群的日益增长、创作方法上的艺术性、技术性等特点与优势；相应地，中原文化的特点非常鲜明，如戏曲的浑圆厚重、豪迈节奏明快、民间美术的粗犷、宗教文化的兼并包容、武术动作的舒展优美等。这些两方面优势和特点正反应出：一、动漫这类艺术形式可以成为传承和发扬中原文化的最佳载体和可靠方法；二、中原文化的鲜明特点可以成为动漫产业发展的创意源泉。另外，对于传承和创新中原传统文化，动漫在形式表现具有天然的可操作性，如剪纸艺术或者皮影艺术的二维性与侧面动作性特征，正好契合了FLASH动画的元件动画的动画原理，把每一个关节做成元件，无论是逐帧调动画，还是做成影片剪辑，都具有方便的可操作性，使动漫这一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播形式成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载体。

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原地区（或某一创作团体）的动漫发展历史，放在中原地域性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充分把握其合理性与发展脉络，进而探寻整个地区的动画艺术创作与动漫产品业发民规律。例如在突出动漫的原创性时，可以利用中原的文化特色创造动漫形象，如中原的太极拳文化，由此可以创造出一些太极卡通人物形象，再把这一形象赋予性格特征，编写故事内容，使丰满的角色形象占据受众内心；再如利用豫剧和地方戏剧，可以在动漫形象上的直接开发利用，戏剧内容上的二次创新，把戏曲的唱腔和伴奏与动画片音乐的有机结合等等，从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丰富了动漫创作空间，为动漫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总之，作为动画创作者理应坚持自我，而不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把自己本土的文化通过动画艺术的演绎推向世界，这才是体现中原文化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最本原的文化自觉。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学”理论、杨义的“活力边缘说”、台湾学者萧启庆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成果，以期突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草原文化；元代文学；平行哲学；活力边缘说；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它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是这一课题需要面对的。而从草原文化视角考察元代文学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对文学传统继承延续性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但已有单篇论文出现。虽然如此，间接研究成果不少，这些成果虽然还处于理论的探索和阐释的尝试阶段，却对元代文学、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上的探索，并具有可广泛运用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成果。对元代文学出现的“新质”，元明清时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并与蒙古民族统治相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蒙古学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及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京纪行诗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中心文化”观念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义为“野蛮文化”，游牧民族被认定为“蛮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坏者”。这影响了人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和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远远迟滞于草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陈巴特尔所评论的那样，纵观我国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三重三轻”的特点，即在研究主题上，比较重视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等静态因素的探讨，相对忽视草原文化在族际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中的变化等动态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视阈（域）上，重视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对全球背景下草原游牧文化及其演变的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范式上，比较重视理论思辨、历史描述与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①虽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却不能因此否定以往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启动，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术视角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③、《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提出和阐释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辩析了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对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传承，对草原文化所涵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研究等。论文集、资料类编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元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也都对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与否，直接关系着元代文学特殊性研究的深入与否。就目前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正如陈巴特尔在《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说，还需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新的研究路径的探讨，需要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给予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内，从丰富的文献中挖掘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以翔实的文献作支撑，将研究落在实处。

二、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进入21世纪有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伴随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学关系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杨义、台湾学者萧启庆。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即平行哲学，并将文学运用其中。2005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互动的，遵循着平行哲学，并认为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针对元代文学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⑥中有集中的阐述。该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蒙古民族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并在雅俗文学间并行发展，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提出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之下，中原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在、风俗文化、伦理教化、女性规约、刑法、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些都与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关，而这恰恰是元代文学的隐逸主题、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征出现的主要社会环境。本世纪初，社科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其理论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谈到游牧文化政权下的文学时，杨义以元代文学为例，从“汉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元代汉族与蒙古色目边塞诗在审美风格和诗人情感不同。认为中原人士与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变换，改造了边塞诗的内质和情调，为此类诗歌及元代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在其2013年的《文学地理学会通》⑧中也进一步有论述。另外，杨义还提出了“边缘活力说”的文化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活力边缘说”是为了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学系统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在强调中原文化率先发展之时，总是带有某种“唯我正统”的优越感和傲慢感，忽视或漠视边远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忽视或漠视边远文化生气勃勃的反向影响力。他认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并认为我们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近二十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作者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进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元代的儒户、国子学、科举与菁英流动、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问题，这体现在其论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⑨。《内北国而外中国》⑩一书考察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及汉化，认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会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汉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的产物，并考察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认为这是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这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构建价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义，是在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处于前沿。

三、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学，也是蒙元文学研究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瑏瑡《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瑏瑢。90年代以后研究渐成规模，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云峰、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顾世宝。云峰的系列论著有《蒙汉文学交流侧面观》（1992）、《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是云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论著。全书分为四编，包括绪论，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等诗歌创作研究。所论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儿等族诗人及创作，伯颜、泰不华、蒙古帝王、杨维桢、高克恭、马祖常、乃贤、丁鹤年等汉文诗歌创作，扈从诗，玉山雅集、鲁国大长公主天庆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会、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动进行考察。云峰的有关蒙汉文学关系研究，以覆盖面广、涉及诗人的民族数量众多、侧重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主要特点。这些研究，为理论学说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2012年，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分为前后两期，论及前期文学家伯颜、郝天挺、孛罗御史、曲家阿鲁威、词家童童、诗人泰不华、月鲁不花。后期蒙古族诗人群体所论涉及达普化、聂镛、察伋、凯烈拔实、答禄与权、杨纳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体、蒙古族帝王诗人等都进行了考察。这是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论述所及诗文词曲各体，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全貌。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史、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张晶《辽金元文学诗歌史论》（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杂剧史》（2002）、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田同旭《元杂剧通论》（2007）、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2010）等。

四、对元代草原地区文学创作的研究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间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时间近半年之久。伴随着文人扈从以及大量文人的游历上都，有关两都之间、上都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且由于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中心。这个区域空间过居庸关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区，而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对草原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上。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数：一是直接对上京纪行诗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价值研究，一是对上京纪行诗文学审美的探讨。史学界对上都历史文化的考证大量使用了咏上都的诗文，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1984年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有关上都诗歌的学术论文，并从此开创了此类研究范式。叶先生在文中认为这些诗歌所描写的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宫殿楼阁、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猎、诈马宴、游皇城等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这在其后来的论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论述。按照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沿着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瑏瑥以及杨富有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这类研究为最初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侧重于把诗文当作历史文献在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做法，不利于文学独立性的研究，也不会真正推进文学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学界多将上京纪行诗归为边塞诗、山水诗，还赋予其更多的称谓，如扈从诗、域外风情诗、纪行诗等。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对范畴进行界定。直到2003年杨镰《元诗史》对“上京纪行诗”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学界现在基本通用“上京纪行诗”概念。这些成果都是论文，数量较多，内容驳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历时性比较和对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历时性比较研究，与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比较为多，或者将之纳入到边塞诗、山水诗的发展史中，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运用对比方法对诗歌进行内容、艺术、情感上的分析，总结元代边塞诗的特征，并认为是唐宋到明清边塞诗发展中的一环。如林邦钧《元诗特点概述》、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等。对李陵台、昭君墓、长城、居庸关等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陈思路的硕士论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讲述》、王颋《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等，这类研究将元诗中大量出现的昭君、苏李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题变化，或者从诗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诗出现的对李陵同情、惋惜、谴责的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运用地理文化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的研究。如台湾学者李嘉瑜的《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关于上京纪行诗书写者身分认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这类研究将考察的对象，即作为文化符号和地标的上都、李陵台、长城、居庸关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学理论架构中，对作品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解构，探讨它们在元代文人中的构型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构型的问题。这是运用新理论、新思路解决此类问题，给人以新意，在具体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从结论上看并没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将上京纪行诗研究推向较深入层面研究的是：李军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第一次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对繁荣的原因、诗歌价值、诗歌特征论述。此后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风”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过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范之作。从文人的求仕、观光国度理念的“人”层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从的“制度层面”论及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并对诗歌内容、“南人作北风”诗史意义作出阐释。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在论述游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与元代的游历之风有很大关系，并指出上京纪行诗概念及其研究范畴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上京纪行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上京纪行诗繁荣的原因、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不难发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文学活动及创作等都存在很多细致的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都将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较为静态的关照，既缺乏对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也缺乏一种更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元代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动和文坛发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场中，对其进行动态的把握和宏观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学，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关注元代文学，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及其所起的作用，还原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陈巴特尔、雷继红：《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载巴登尼玛：《多元文化与教育》（第3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内蒙古日报，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组：《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缨、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⑦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⑨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⑩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瑏瑡王叔磐：《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瑏瑢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版。瑏瑣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瑏瑤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9年。瑏瑥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用豫剧动画的形式传录中原文化，是对戏曲的一种延展。这种 现代 化的传媒技术应成为对传统民间 艺术 进行宣传推广的创新手段。戏曲动画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动画艺术在21世纪数字时代的实践，其交互性、文化性和娱乐性的特点，创造着人与传统文化、人与戏曲艺术的新关系与新环境，也带来了新的创作方式和艺术语言。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劳动为前提的 发展 过程，这似乎是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必由之路。”随着戏曲动画的发展普及，在这个新的艺术平台之上，其特有的艺术形式与表现语言也将会丰满成熟。现在，如何进一步分析这种表现形式的艺术性，争取在设计创作中得以理性的认识，亦成为一个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而戏曲本身就是一门比较深奥的艺术，有很多的程式，戏曲动画能够把戏曲本身的艺术性表现出来已经很难，要在动作、唱腔上表现出原本的风格和特色，进而溶入动画的影视元素。

1、豫尉形式戏曲动画对中原文化的传承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悠远灿烂的 历史 文化不仅造就了众多的物质文化遗迹，同样也孕育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 音乐 、舞蹈、戏曲、杂技、文学、社火等民间文化艺术，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据刘景亮在《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中记载，豫剧是由唱“三截棍”演变而来的。而“三截棍”是旧社会演唱者沿街乞讨的一种艺术化形式。最能贴近和表现中原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命运。而之后的“三下乡”(罗戏、卷戏、梆子戏的合成)也体现出中原人民喜欢热闹、渴望热烈的人生本性。作为河南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的豫剧，有豫剧、曲剧、越调等20多个剧种在不同的舞台上传播着中原文化艺术的魅力。

在豫剧中有许多剧目都是以现实为依据，对中原人民的生活和中原文化进行的记录。比如陈方千导演的《背靴访帅》是描写北宋年间辽寇犯边杨延昭挂帅出征的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马金凤的豫剧《花枪缘》则是描写聚散离合的情感故事。在语言、习惯、以及民俗风貌上忠于历史，再现了中原人民的文化风情。而现代戏曲《程婴救孤》、戏曲电视剧《村宫李天成》等剧目，所表现的主人公伸张正义、舍己救人、杀身取义、一心为公的情操品格，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和优秀的文化积淀根植于中原。

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河南乃至

《梨园春》从1994年开播至今，连续13年卫冕河南电视台收视率冠军，已是河南的文化品牌。它最大限度的扩大了豫剧在河南、在

其次， 网络 发展 可以加大戏曲娱乐节目和戏曲动画的参与性。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什么?我国长期的“文化载道”的传统娱乐性渐渐被从艺术的本性中排挤出去，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娱乐性总是要条件反射的加上一句“寓教于乐”的高帽，似乎谈戏曲的娱乐性是对艺术的大不敬。

3、flash豫剧动画《朝阳沟》的研究和分析

戏曲与动画存在着很多共性，但是关于“戏曲动画”的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因为作为动画片的一种新的形式，“戏曲动画”目前还在尝试的阶段。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原文化 中医药文化 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9-0395-01

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认识作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起到了引领人们更好进行生产生活的作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新的知识、思想、技术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前景必然更加广阔。阐述和梳理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提升文化修养，还是促进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人类诞生后，就逐渐产生了医药的活动。如今流传的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伏羲、黄帝时期，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源头及主要发祥地。

一、中原历代先贤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养生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先秦诸子中，杂家和道家对医学，尤其是对《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思想影响较大。杂家的代表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道家的代表莫过于老子、庄子。而吕不韦、老子、庄子都是河南人。吕氏，战国末期政治家，濮阳人；老子，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周口鹿邑县人；庄子，战国前期的思想家，商丘民权县人。老子和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返璞归真的养生理论对后世也产生着深远影响。此外，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墨家创始人墨翟、杂家列子都是河南人，均有关于养生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中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着一大批中医药名家

中原古代文明彰显着中原古代文化的灿烂，推动着中国古代中医药的发展，造就了众多中医药名家。中原古代文化的核心偏向于儒家思想，是源于汉武帝汲取董仲舒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时期也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思想将孝做为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仁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倡人们将齐家、治国、修身、平天下做为人生理想，其中最高理想当为济世利天下。医者，仁术也。在古人看来，做官与行医，即良相和良医，本质是相同的――济世利天下。因而掌握医术者，特别是儒士们把行医济世做为自己的义务，从而也诞生了一大批的中医药名家。张仲景，河南邓州人，举世名著――《伤寒杂病论》的作者，他本人放弃高官不做，潜心于研究医学，终成一代名医；除此之外，中原地区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医学家等[1]。这些著名的医药学家，犹如璀璨的群星，指引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道路。

三、在中原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字，为中医药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字，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记录和传播历史的主要载体。汉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起源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2]研究甲骨文中汉字的几种主要形体，发现基本上是基于中原演变和定形的。

甲骨文的圣地坐落于美丽的河南安阳小屯。在甲骨文中，存在着最原始的中医文献，记载有20余种疾病。篆书，春秋战国到秦朝时期通行的字体。小篆，是秦朝李斯（河南上蔡县人）受秦始皇之命整理简化而成。李斯的小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统一了天下的文字，而且能够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大约产生于秦代。蔡邕（河南杞县人）是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也是书写隶书的圣手和大师。楷书，萌发于西汉，到东汉末年渐趋成熟。钟繇（今河南长葛县人）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楷书书法家。宋体字与活字印刷术均始创于开封。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对今人研究中医药学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为东汉人许慎所著，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人。

四、中原武术文化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河南温县陈家沟为太极拳圣地，河南登封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太极拳和少林武术创造了灿烂的武术文化。武术的比拼，难免导致肉体的创伤，武术伤科也就随之而生。疾病的“疾”字，就具有带有箭伤而卧床之意，因此医学与武术犹如一对孪生姐妹。少林伤科，继承了佛家伤科学的特色，有自己较为完整的治疗体系：在中医学为基础的大背景下，以经络气血的传输为理论依据；以穴道部位、脏腑经络为辨伤基础；以独特的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方、点穴疗法及正骨夹缚等为治疗方法。它既是中医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拓展了中医学，促进了中医伤科学的发展。武术与中医药的产生和形成均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完善。它们和中医药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五、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对中医药的重视，促进了中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北宋时期提倡“兴文教，抑武事”，因此政府对医药学高度重视，逐步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医药学发展，使宋代的医药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多次修订本草，北宋政府就曾四次修本草；建立了各种国家医疗机构，例如在东京开封设立的“熟药所”，是我国最早的官方药局；建立全国医药学中心机构，注重选拔人才，兴办医学教育；组织编写《太平惠民局方》等多部药典；禁巫兴医。以巫术为业的巫师，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历代王朝几乎都采取默认，甚至肯定的态度。直到北宋，政府实行了禁巫兴医的政策，多次颁布了禁巫的法令，为医学的发展肃清道路。北宋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通过对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和地域中医药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提高中医药地域的知名度，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进步。此外，还需要需要加大力度来支持高水平中医药的研发项目，并提倡研发拥有自主产权的中药新药。通过将中药新药研发与重大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期望在艾滋病、肿瘤、高血压、病毒性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研究方面做出新的突破，从而达到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目标。[3]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中原的民生产业是中医药文化产业，中医药文化产业也是一个为国富民强保驾护航的利国利民的产业，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医药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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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敬生.中原中医药古代文明简论.第十二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D].2009.

[3]许东升，赵海阳等.试论中原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J].中医学报，2014，29（8）：1154-1155.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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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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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王海，《秦汉辽西史地考论之一――以曹操征乌桓进军路线为切入》，《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崔铣；中原文化；事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21

崔铣（1478―1541），字子钟，号后渠，又号洹野，河南省安阳市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中州杰士”之美誉。崔铣的行为处世、品行操守堪称中原士人的代表。从他的求学经历、交游、思想、著述等方面可以看出，他受传统中原文化的熏陶甚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积极实践者。

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河南士人，研究他们的思想及其文化精神，从而丰富中原文化内涵。崔铣在安阳影响很大。古城安阳素有“十八巷”之称，小颜巷即是以崔铣的名字命名的、十八巷中最负盛名的一条小巷。“颜”指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崔铣素有“小颜回”之称，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素有大儒之称的河南文化名人，其文集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安阳师范学院周国瑞出于对这位乡邦先贤的敬仰，先后出版了《崔铣洹词选》《崔铣评传》，除此之外有关崔铣的研究几付阙如。本文拟从求学、为官和为学3方面对崔铣身上所体现的中原文化精神予以发掘，以期抛砖引玉。

一、开放兼容，转益多师

崔铣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形成他转益多师、开放兼容的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的精神特质。

崔铣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崔升，字廷进，进士出身，清廉刚正。母亲李氏，户部侍郎李公和长女。崔铣5岁能占对，习礼仪。据何塘《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五岁，闲礼仪，口占成对。”[1]（P357）崔铣10岁即随父游历陕西、四川等地，广泛接触当地的文人学士。崔升十分注重对崔铣的培养，每到一处，都为他延请当地名师：“弘治改元，南郭君以职方员外郎晋知延安，携先生往，甫十岁，始授《论语》，一诵五叶。不数月，通《论》、《孟》、《学》、《庸》，习《毛诗》，能文章。”[1]（P357）崔铣母亲李淑人也对其严加管教。《显妣淑人李氏述》[2]（P492）记载：

（淑人）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铣五岁时，先妣归宁，表兄弟俱衣彩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归启二敝笥示之，亡可制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

不肖十三时，在延安私以纸易瓜，先妣怒责二十，曰：“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

从上述材料可见，崔铣自身聪明早慧，父母又非常重视对他的培养，尤其是在个人品质修养上严格要求。13岁时，崔铣私自拿了家里的纸换瓜吃，结果被母亲“怒责二十”，并谆谆告诫：“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崔铣母亲的言传身教与严格管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打下了良好基础。马理《崔文敏公传》载：“年十三，参政公知延安府事，携之任。时延安多髦士，属官有名士七八人。公取髦士与共日课所会文。每文成，誊七卷，驰使七人者笔削之，仍合为一卷，使后渠通阅之。久之，诸髦士及七子才美皆萃于后渠。以故，成童时举业已过人。”[1]（P355）崔铣13岁时，随其父赴任陕西，与当地文人广泛交往，学业大进，已经精通制艺时文。其后，崔铣又随父亲赴任四川，接触不少四川名人。

崔铣自幼生长在安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在与关中、四川等地的文人学士交往中，不断学习、借鉴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广通博取、不主一家的观念。他才华卓著，不但精通制艺，而且擅长辞赋文艺。《洹词》清同治刻本有崔铣少子崔汲为崔铣作的年谱，其中《辛亥十四岁》条载：“师事甘泉教谕李公健，肆力举业，复善辞赋，喜吟咏。名山寺观多留题焉。”[3]（P10）崔铣在京师时与当时宰辅、著名文人李东阳交善，李东阳赠答公卿的诗词文学多令崔铣代作。《年谱・癸亥二十六岁》载：“方石公凡赠答公卿诗文学，令公代作。”[3]（P19）可见，崔铣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文学才华。

不但如此，崔铣还广泛涉猎各家典籍，《年谱・壬子十五岁》载：“从广安苏公森讲《易》，通《易》学，延川教谕梁公浦善朱氏诗，复从之，益明诗。”[3]（P10）崔铣旁通博取，在通晓《易》学的同时，竟然学会了占卜。《崔文敏公墓志铭》云：“年十五，讲《太极图》，通《周易》。南郭君偶以事索卜者，先生曰：‘儿能筮。’果奇中。”[1]（P358）

可以说，年幼的崔铣，当时思想仍未定型，涉猎博杂，受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巴蜀文化的多重影响，雄姿英发，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崔铣年轻时作文往往立异标新，以至于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主考官以其文太奇而将之黜落。崔铣22岁北上会试，连考3次才中。22～27岁这6年间，崔铣往来京师与安阳，与当时聚于京师的文人相交，尤其是与理学家交相论文，先后与三原秦伟、马理、高陵吕楠、榆次寇天叙、林县马卿、同邑张士隆等交善。这些人都属于北方文化圈文人，马卿、张士隆同为中州士人，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出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崔铣尽管通晓文艺，但对文艺一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疏离态度。因为不满当时任宰辅的李东阳忽略朝政而重视文艺的做法，遂写了《上西涯相国书》相劝。《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元辅某忽略体要，攻治文艺。先生上书，劝以及时悟主、救民、荐贤、理财、强兵、无事琐末，恳恳千余言。”[1]（P358）

崔铣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他开放兼容、中正直行、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思想，其道德品质堪称典范。

二、清廉刚正，为政以民

人从自然接受的意象，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心理结构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地形气候在审美图式上具有一致性。曹锦清[4]认为，黄河平时温驯，而汛期又暴烈，这不正是黄河儿女，即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吗？唐太宗懂得这个奥秘，故有贞观之治。崔铣作为一代君子之标、为官清廉刚正的代表，中原文化中正道直行、刚正不阿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崔铣任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孝宗实录》。当时，宦官刘瑾专权，许多官员对他阿谀奉承，见之伏谒跪拜，独崔铣见刘瑾长揖而已。“（铣）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5]这里的“同官”，即是与崔铣同为中州士人的何瑭。何瑭《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阉瑾窃政，囚戍元老，奴仆端揆。先生守正不屈。瑾怒，谓冢宰张彩曰：‘翰林白面后生轻薄，如崔铣尤甚。’彩曰：‘北方赖斯人倡古作。’时瑭为修撰，见瑾亦长揖。瑾俱欲重置。瑭谓先生曰：‘吾两人不可易节。’先生曰：‘铣安义命久矣！’”[1]（P358）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崔铣一起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崔铣与何瑭同为中州人，声气相投。“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5]在刘瑾专权期间，崔铣与何瑭相互鼓励与支持，代表了中州士人独具的不畏强权、正道直行的中原文化精神。

更能体现崔铣这种精神的是嘉靖朝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嗣，临终遗命传位给其堂弟朱厚，即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即位后坚持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武宗皇帝生父孝宗为皇伯父。嘉靖的这种做法与封建时代正统的帝系观念相违背，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7月15日罢朝后，群臣二百多人聚于左顺门长跪不起，要求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群臣自辰至午不散，嘉靖帝命司礼监收系为首8人入狱。一时群臣感奋，撼门大哭，嘉靖大怒，下令逮捕马理等130多人下狱。到17日，近200人受到杖责，其中有17人先后死于杖创。“左顺门”事件最后以嘉靖为其生父兴献王加上“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为结束。群臣一时谈“礼”色变。

“左顺门”事件时，崔铣正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并没有参加，本可置身事外。但“左顺门”事件之后，崔铣却上了一封《甲申陈言急务疏》，弹劾因“大礼议”而升官的张璁等人[2]（P469-470）：

然而进讲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夫之时什一，对内人者什之九。……

夫人之愿有子孙者，气相传焉，而弗与形俱斩。故绝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气之所由来，取同宗者为之后，若夫帝统必以长。祖训：继绝必以弟。必以长，一统序也；必以弟，杜忿争也。立此二义，则陛下为弟而长，又继祖之宗绝。正当继祖以伦序，则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谓之后；若与所后等耳，犹弗后也。……伏望皇上无轻正统，无拂群情，无恃威可作，无谓己可继。

崔铣的这道奏疏言词切直，对嘉靖皇帝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并主动提出辞职。清乾隆刻本《洹词》中蒋希宗在《崔文敏公后渠先生洹词序》中说：“‘甲申一疏’，可与日月争光也。”

崔铣知道这封奏章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他发了奏疏之后给在安阳的长子崔滂写了一封信：“我为国家上章，必取重祸。倘致仕为民，谪职乃罢；若就逮时，尔贷银数十两来京盘费。我平生未曾受苦，逮必入狱受刑，此必死也，尔收吾骨还乡。任中止银十两。信到即行，切毋缓忽。”[3]（P38）从崔铣在上疏后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上看，他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并且做好了以死谏诤的准备。

明清河南文人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即为官时刚正不阿、治政清廉，具有儒家的兼济精神，一旦被奸人弹劾或陷害，则能正道直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在事情无可挽回之时，又能保持节义，退隐归乡，关心地方建设和著述。崔铣便是河南文人这种价值观的忠实实践者。他在给嘉靖皇帝上的《甲申陈言急务疏》说：“臣窃惟祭酒为世儒宗，非臣陋劣可以滥冒，况系两京四品堂上官。灾异之来，亦合自陈求退。伏望皇上将臣罢免，别选贤良代任。”[1]（P182）虽然崔铣并未参与“左顺门”事件，但在得知情况后他毅然站在护礼派一边，并以主动提出辞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此姑且不论护礼派所护之“礼”是否值得以死相争，但在护礼派看来，他们坚持的是正义、是真理，其执着无畏的精神让人动容。崔铣见嘉靖并无改过之心，就再次提出辞职。嘉靖无奈之下批准了他的辞呈。于是，崔铣罢职返乡，潜心于研读治学。

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刚正直行，无论是被排挤赋闲在家还是为官一方，皆能持重直行，关心时务，勤于哲理、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著述。

崔铣的同乡好友除何瑭外，还有前七子中的河南文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与崔铣多有相似之处，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原文人的共同特征。崔铣的行为处事之道已经成为中原文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

流经中原腹地的黄河给予中原人的心理图式是阔大、厚重、坚实、深沉，中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大义凛然、舍身护法、鞠躬为民的精神。一旦不为当权者所用，河南文人普遍转而以著述来寻求自身价值。

三、躬行实践，文章千古

明清之际，士大夫出于对社会责任及自身使命的认识，转而关注实际的功用之学。重视事功的实学传统使中原士人有着积极的从政为民意识，著述上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崔铣的学术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包容开放、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他是中原哲学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注重事功、躬行实践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文人的文学立场和创作。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是他一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见的只有《洹词》及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一些诗歌。《洹词》中的几篇赠序表明了崔铣的诗论主张。他“并不一味盲从，迷信阿附，而是敢于对程朱理学中的一些论点进行批判，对他们的一些言论加以重新审查”[6]。其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生情。崔铣的诗论主张典型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特征。

崔铣的诗歌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诗歌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核心精神。崔铣49岁时曾作诗：

九日龙山胜，诸君并马游。休嘲风落帽，且插菊盈头。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坐乘新月上，占尽碧林秋。

――《九日登山诗四首并序》

城上高楼接太清，登楼有客感平生。十年湖海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苑鸟欲随烟树落，边笳遥散晚风轻。庾生王粲俱多兴，词赋江关空有名。

――《登郡西城楼》

“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表现了中州士人豪放不羁、正道直行的性格。“十年湖海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雄浑、博大，雅正。崔铣在另一首诗《卜居》中写道：“新开数亩枕洹流，拟卜幽居事静修。三径菊松方可圃，一川风月小宜楼。茫茫宇宙人空老，冉冉光阴岁复秋。千古斯文天未丧，著书端不为穷愁。”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甘于田园生活、在著述中寻求千古的心志。

从明前七子到李濂、高叔嗣、吕坤、刘绘、刘黄裳、杨本仁、张卤、李鬯和、张民表、吕维祺、史可法、张镜心、彭尧谕、侯恪等，再到明清之际的周亮工、侯方域及康熙时期的宋荦、汤彬等，河南文学走过了一个以复古为革新，在文学创作中维护传统中原文化的历程。崔铣的诗歌正是河南文学这种特征的体现。

四、结语

作为一代大儒，崔铣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原士人兼容并包、刚正直行的文化精神。他对这些优秀中原文化传统的坚持，及在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和贡献，对建设和谐社会、中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对崔铣文集的整理及其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将是学术界有待进行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国瑞.崔铣洹词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明〕崔铣.洹词[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李光助.崔铣年谱新编[D].兰州：兰州大学，2008.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35.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49.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用豫剧动画的形式传录中原文化，是对戏曲的一种延展。这种现代化的传媒技术应成为对传统民间艺术进行宣传推广的创新手段。戏曲动画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动画艺术在21世纪数字时代的实践，其交互性、文化性和娱乐性的特点，创造着人与传统文化、人与戏曲艺术的新关系与新环境，也带来了新的创作方式和艺术语言。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劳动为前提的发展过程，这似乎是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必由之路。”随着戏曲动画的发展普及，在这个新的艺术平台之上，其特有的艺术形式与表现语言也将会丰满成熟。现在，如何进一步分析这种表现形式的艺术性，争取在设计创作中得以理性的认识，亦成为一个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而戏曲本身就是一门比较深奥的艺术，有很多的程式，戏曲动画能够把戏曲本身的艺术性表现出来已经很难，要在动作、唱腔上表现出原本的风格和特色，进而溶入动画的影视元素。

1、豫尉形式戏曲动画对中原文化的传承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悠远灿烂的历史文化不仅造就了众多的物质文化遗迹，同样也孕育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杂技、文学、社火等民间文化艺术，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据刘景亮在《相国寺民众娱乐调查》中记载，豫剧是由唱“三截棍”演变而来的。而“三截棍”是旧社会演唱者沿街乞讨的一种艺术化形式。最能贴近和表现中原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命运。而之后的“三下乡”(罗戏、卷戏、梆子戏的合成)也体现出中原人民喜欢热闹、渴望热烈的人生本性。作为河南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的豫剧，有豫剧、曲剧、越调等20多个剧种在不同的舞台上传播着中原文化艺术的魅力。

在豫剧中有许多剧目都是以现实为依据，对中原人民的生活和中原文化进行的记录。比如陈方千导演的《背靴访帅》是描写北宋年间辽寇犯边杨延昭挂帅出征的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马金凤的豫剧《花枪缘》则是描写聚散离合的情感故事。在语言、习惯、以及民俗风貌上忠于历史，再现了中原人民的文化风情。而现代戏曲《程婴救孤》、戏曲电视剧《村宫李天成》等剧目，所表现的主人公伸张正义、舍己救人、杀身取义、一心为公的情操品格，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和优秀的文化积淀根植于中原。

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河南乃至中国因为民间文化丰富(河南有“全国民间艺术之乡”16个，“河南省民间艺术之乡”69个)。反而对于民间文化传承不够重视。相比较韩国政府在民间文化保护的方面很值得借鉴。韩国有一个无形文化财产厅，专门管理无形财产。比如韩国流传的说唱、假面舞、摔跤、拳击、韩氏艺术、官延御膳等等，对于这些艺术编号管理，用师徒相传的方式把文化保存下来。

用豫剧动画的形式传录中原文化，是对戏曲的一种延展。这种现代化的传媒技术应成为对传统民间艺术进行宣传推广的创新手段。相声、东北二人转通过动画形式的传播是豫剧动画片的借鉴对象。单纯的豫剧演出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较多，普及力度不够，而动画形式的豫剧，则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下载收看或通过电视观看。

目前，以豫剧为题材的动画片主要以FLASH为主，以直接运用豫剧选段搭配动画画面的形式表现，有《朝阳沟》、《七品芝麻官》等。在“中国戏曲经典原创动画”工程中，入选的有豫剧动画《花木兰》等。豫剧动画在形式上还比较单一，有待于探讨和实验更多新的形式来丰富和规模化。

2、品牌节目《梨园春》对豫剧发展的影响

在社会娱乐多元化的形势下，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是不容乐观的。但是相对于其它剧种来讲，豫剧的发展和传播则一直在比较良好的状态下，其主要原因是河南卫视以弘扬戏曲文化为目的锻造的一档娱乐品牌节目《梨园春》。《梨园春》从1994年开播至今，连续13年卫冕河南电视台收视率冠军，已是河南的文化品牌。它最大限度的扩大了豫剧在河南、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对保护和传承中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重视娱乐性和群众性，有相关数据表明，《梨园春》的收视率高达35.7％。近500人现场直播，10多万的戏迷参与，1000余位擂主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明星。这种高度群众性的戏曲节目，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其目的并不是直接引导群众去了解历史，得到教化。而是通过参与使观众爱上豫剧这个艺术门类，自发的去了解它。弘扬它。其实溯源戏曲的历史从最初开始，就很重视娱乐。豫剧并不是高雅艺术，而是一种文化形式，不能脱离群众和生活。而以动画的形式来表示豫剧，与《梨园春》相同。要重视其娱乐性，以动画特有的诙谐风格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戏曲，了解戏曲。

其次，网络发展可以加大戏曲娱乐节目和戏曲动画的参与性。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什么?我国长期的“文化载道”的传统娱乐性渐渐被从艺术的本性中排挤出去，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娱乐性总是要条件反射的加上一句“寓教于乐”的高帽，似乎谈戏曲的娱乐性是对艺术的大不敬。

3、FLASH豫剧动画《朝阳沟》的研究和分析

戏曲与动画存在着很多共性，但是关于“戏曲动画”的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因为作为动画片的一种新的形式，“戏曲动画”目前还在尝试的阶段。

然而，具有虚拟性、程式化特点的中国戏曲是否适合做成动漫，传统戏曲对今天的青少年还有没有吸引力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业界争论的焦点，也是戏曲动漫能否成功的关键。

《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品位和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该剧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剧中王银环是城里的高中毕业生。时值“”的高潮，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下乡务农，随既是同学又是未婚夫的拴保踏入朝阳沟。在劳动中，银环遇到困难，遭社员嘲笑，刺伤自尊，竞萌生逃走之念，终在大家的帮助下幡然悔悟的故事。

FLASLH动画《朝阳沟》，片长4分20秒，是《朝阳沟》的选段，是《梨园春》戏曲FLASH动画作品征集活动中的一个作品。作品选用了《朝阳沟》的一段比较典型的快节奏选段亲家母对唱，设计了六个主要的动画形象。人物造型特点不够突出，仅从服饰和发型来区别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图中的两个老太太的形象就非常类似。大头娃娃的扮相是那个时期的娱乐元素。

场景设计非常有中国中原农村的特色。一望无际的平原，绿色的麦苗，简单而实用的室内陈设，出现了架子车和缸，以及长条板凳，都是五十年代的风格，色调以灰色为主，比较干净。

这个片子比较特色的设计在于配器的处理，在配器响起时画面切换为公公和男子在配乐的场面，这样的切换与人的观看习惯比较相似，一般人的视觉在没有物象的情况下，关注点会转移到听觉。这个配器画面，其实是一个转场，有可以起到调节画面的作用，可以使时空关系变的分明。

在拖音的问题上，比如“农业科学家”这一句，采取的是合唱，“家”字的拖音是用颤的动作来表现的。然后转到配器画面，同样三个配器的人做出符合乐器演奏时的摆动动作，转场比较流畅，这一点比较值得借鉴。

结语

人们喜欢看戏，看的是什么?一看故事，二看艺术。“戏曲”之所以成为一种成熟的而非原始的或者幼稚的戏剧演出，戏剧文学必不可缺。那么弘扬戏曲文化，传承中原文明，传承的是故事更是艺术，要想发展这个新的动画艺术形式。这两点必不可少。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清明上河园；品牌文化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97-02

河南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主体，也是传承华夏历史文明的主体。大力发展河南文化产业、培育中原特色文化品牌在传承华夏历史文明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通过阐释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概念及内涵、清明上河园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试图探析如何更好的挖掘中原历史文化资源，培育中原特色文化品牌，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

一、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华夏历史文明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中原经济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是中原经济区有别于其他经济区的显著特征，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支撑，挖掘中原文化资源，弘扬中原人文精神，传承历史文化，创新现代文化，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是全国性的文化创新发展示范区。在承担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依托中原文化优势资源，挖掘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内涵，做好传承和创新两篇大文章，建设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世界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中华文化走出去重要基地、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全国文化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从而促进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发展，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中原风貌的现代文化，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二、清明上河园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华夏历史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是中国的血脉与灵魂，既体现着中国的软实力，也体现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中原经济区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这是中原经济区有别于其他经济区的显著特点，更是河南承担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历史责任。因此，传承华夏历史文明刻不容缓。

开封作为中国古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北宋时期的开封曾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面对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开封旅游局打造了一批具有浓郁古代风情的民俗乐园。清明上河园作为当地的旅游旗舰品牌，以其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带动了整个开封乃至河南旅游业的发展，并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成为河南乃至全国的知名大型宋文化主题公园。自1998年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过800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9年，清明上河园荣膺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座以绘画作品为原型的仿古主题公园。2011年1月14日清明上河园又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称号。至此，清明上河园在一批批精英团队的带领下，成功走过了前期的创业之路，一跃成为可以和少林寺相媲美的河南省旅游业界的旗舰品牌。

清明上河园作为河南文化产业的代表，在深入挖掘传承中原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不断的进行着文化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传承的中原历史文化，都是中原地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所进行的创新。对于河南这个文化大省来说，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原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对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而清明上河园作为一个大型宋代风情民俗游乐园，向世人呈现了宋代的市井百态、民俗风情；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演出，各种民俗表演，真真实实地让游客在梦回千年中体验了一次宋代博大精深的文化。

清明上河园集中展现了宋代的都城、宋代的诗词、宋代的文化，深入挖掘了开封的深厚文化底蕴，突出了当地文化内涵，带动了当地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开封作为古都的竞争力，极大增强了中原文化的发展活力，助推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

三、打造清明上河园品牌文化，助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关于品牌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品牌文化是指通过赋予品牌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将鲜明的品牌核心价值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从而被消费群体认可和接受的价值观念的综合。而主题公园的品牌文化是其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因而培育独具个性的文化品牌，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是主题公园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一）清明上河园品牌文化核心价值的提炼

开封清明上河园是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而成，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仿宋代古建筑群，因而园区建设最大的目的就是复原北宋汴京城的繁华景象。园区二期工程完工以后，主体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金碧辉煌，再现了北宋鼎盛时期汴梁城的繁华景象，形成一派栩栩如生的古风神韵。随着景区不断实现创新发展，民俗表演、服饰道具、手工艺品等越来越多的宋代文化元素的加入，使得该园成为中原地区传承华夏历史文明的典范，向游客浓郁地呈现了宋文化的底蕴，因而清明上河园是一座以宋文化为灵魂和支撑的品牌园区，向游客传递宋文化为其核心价值。而这也契合了现代人寻找根亲文化的需求，让游客在这种体验中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二）清明上河园特色园区的打造

“一朝步入园内，一日梦回千年”。清明上河园园区占地占地600余亩，其中河湖面积180亩；各式宋式房屋400余间，大小古船50多艘。院内主要建筑有城门楼、虹桥、街景、店铺、河道、码头、船坊等，勾栏瓦肆、市井街巷，集中再现了宋代的京都风情。清明上河园不仅以恢宏的气势再现了清明上河图，而且以巧妙的创意把整个历史活化，融入了很多鲜活的东西。目前园区内的定时表演节目有二十余项，晚间的《东京梦华》实景演出更是将园区活动推向高潮。因而无论是从园区建筑、民俗表演，还是沿街商铺的叫卖，都真实地再现着宋代文化的辉煌，为园区品牌文化的构建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清明上河园品牌文化的传播推广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如何有效地利用传播媒介进行品牌文化的传播十分重要。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都能为知名品牌推广添砖加瓦。品牌文化的传播可以通过大众媒体与消费者建立沟通渠道，迅速扩大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在媒体的选择上，清明上河园通常选择报纸、电视和网络，信息含量丰富，覆盖面广，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目前清明上河园不仅拥有自己的电视宣传片，还有自己的官方微博，同时还和旅行社合作，开通旅游专线，加快了清明上河园的品牌文化构建。

在清明上河园品牌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坚持了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融入多种中原特色文化，注重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带动了地方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挖掘中原历史文化资源，笔者总结了一下几点。

首先，拓宽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做好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做好衍生产品的制作开发和销售，使上游和下游综合发展，打造一条龙式的成熟产业链条，提升整体品牌的盈利能力。同时在原有厚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使文化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注重文化资源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调整盈利模式，使品牌效应达到最大化。

其次，要注重培养文化产业创新人才。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如何将现有的文化资源转换为产业优势，需要创意型人才的智力支撑。被业界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的经济学家厉无畏，针对历史文化资源大省河南如何发展文化产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要再现场景，加入时尚元素；二是编好故事，活化历史；三是提炼符号，打造品牌。此三点建议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当今文化发展，创意制胜、内容为王”。河南在传承华夏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要不断推进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和行业发展等方面的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打造凸显中原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为传承华夏历史文明不断积蓄力量。

最后，还要注重文化品牌的整体营销，做好文化品牌的宣传推广。利用各种文化符号，把文化产品输送到消费者的心里，让消费者明晰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形成一定的品牌忠诚度。在此基础上，让公众感知中原品牌文化的魅力，让河南文化走出去，树立河南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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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立新.关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几点思考[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2，（5）.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J].红旗文稿，2010.15-17.

〔3〕孙肖.论我国主题公园品牌文化的构建[J].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李娇.我国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与传播研究[J].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5〕李梅.清明上河园特色建设与长远发展[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8）.

〔6〕仲页，王美君.品牌文化建设与品牌塑造[J].管理实务，2006，（2）.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工、建数据库，为读者提供服务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

客家先民和客家人通过迁徙得到更生和发展，在我国的南方和海外广大地域，站住脚，开辟新生

活，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继而产生了记载他们生活、思想轨迹的文献资料，久而久之，形成积淀丰厚的人文资源，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脚步声，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这一资源的重要价值，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这一文献资源，我们作了如下尝试。

1 文献资源的产生

客家源于中原，几经迁徙，侨居，形成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复播于国内18个省、区和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分布极广，人口较多、影响甚大的一个民系。它是汉民族民系中一个优秀的支脉。

在客家民系发展的历程中，曾遭遇过各种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接受过恶劣生存条件的洗礼，客

家人善于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创立新的谋生方式。每到一地，都能与当地族群和睦相处，吸纳其所长，并与之融通，以顺应环境，相谐发展，繁衍生息，同时，他们又善于群体自保，精心护卫中原文

化传统，保持自身习俗，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语言、文化和精神，孕育出大批震古铄今的精英人物，他

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这长期、曲折、复杂、多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记载他们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生活，思想轨迹以及命运抗争历程的文献。客家民系历史文化悠久、源远流长，文献资料积淀十分丰厚。粗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历代客属或非客属官吏、名人、学者对客家民系考察、研究的有关该民系的奏章、论著、文

章等。

（2）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客家各县市、各年代的府志、县志、年鉴和乡土读物等。

（3）客家民系各姓氏的族谱、传记、年谱和记载庙宇、宗祠、碑文的文献，客家民系姓氏中的堂号、堂联、对联以及名胜古迹、文物的记载等文献资料。

（4）有关客家民系的民俗、风情、山歌和民间故事传说等文献资料。

（5）海内外客家人聚居区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团，在各个时期的公开出版物和内部资

料，特别是各地会馆的期刊和纪念特刊。

（6）古今客家人在各地创办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纸、刊物和文学艺术作品。

（7）国内，海外有关客家民系和客家学研讨会的学术论文和专辑。

（8）其它有关客家民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物等方面的文献资料。

在收集文献的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上述文献资料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生产和文化活动

的实践中产生的，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信息时代即将到来的今天，这一文献

群落无论对客家民系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宝贵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有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

献工作经验，我们应该继承这一光荣传统，把它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使之得到科学的处理，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 文献资源的特征

深究起来，客家人的迁徙，演变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客家先民

与后来的客家人善于以新的视野和思路分析，判断各种社会历史背景，在国内海外进行迁徙，开辟新

的活动区域、谋生方式和交往对象，又能顺应环境、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播撒中华文明，吸纳当

地所长，使之融通，用于成家立业。由此可见，客家民系确是中华民族中极具特色的一员，与此相适

应，其文献资源也有以下明显特征：

2．1迁徙历史的文献特征

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壮大和精神、文化、经济上的升华，都与其迁徙活动紧密相连。长达千

年的悲壮迁徙历史，使客家人引以为豪，写入各姓氏谱碟，浓笔重彩于史册，使之永世难忘，因此，

迁徙的历史文化成为客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贯穿于客家文献资源的始终，散见于文献资源的各个

领域。构成客家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2．2根在中原的文献特征

客家人根在中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无论从历史、习俗、文化、语言和精神各方面

看，客家人与中原的枝与根、流与源的关系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客家的历史、文学和研究专著中，

都有丰富、确切的记载。就是在他们的文化、艺术、习俗、方言和谚语里也都保留着中原文明的特

色，体现了客家人对中原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在客家文献资源中得到高度

重视和展现，形成丰厚的文献资源积淀，构成客家人文资源中引人注目的亮点。

2．3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因素特征

客家人的主体是中原汉人，中原又是中国古文化发源地。早在秦汉以前，就在此产生了河洛文

化，唐宋时代更得到发展而成为博大精深，光辉灿烂、影响深远的中原文化。客家先民携带着中原文

化在赣、闽、粤交界地区与当地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杂居，在文化上发生双向式的影响与融合。汉人以

其中原文化去融合、征服原居民文化，畲瑶民族也以其固有文化来迎接外来文化。两种文化的撞击、

磨合和交融，孕育出客家文化。因此，客家文化在形成中受到当地舍瑶民族文化的影响，不仅有中原

的主体文化，还含有畲瑶文化以及其他地域的文化因素。

这种多元文化因素现象，在客家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早有大量记载。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报告、宏

篇巨著里都有详细论证。就是在客家方言、民俗、民间艺术以及山歌中也有不可胜数的展现。这又是

客家文献资源独有的特征。

2．4善于同自然、社会环境沟通的文献特征

客家民系经千余年的辗转迁徙，把数千万人撒播于国内海外广大地域，在这中间，常遇到各种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勇于改造，善于顺应：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能及时调整自身，吸纳当地人民之所长，与之融通，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寻求新的谋生方式。在异国他乡，既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和客家习俗，又努力吸纳其他优秀文化的精华以充实和发展自己。在与他族共处中，团结和睦、相谐发展、不卑不亢、礼尚往来，这是客家民系特有的优势，他们以此为依托，迁离中原。开发山区、走向世界，成为日不落民系。各个时期的文献，不仅反映这一发展过程，还有更多文献源源不断地来自客家分布的广大地域。这是汉民族中其他民系的文献不多有的文献特征。

2．5尊师重教的文献特征

客家人来自文明昌盛的中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来到南方，既拓垦创业，又传承人文精神。

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和人多田少的地理环境，使读书求学成为客家人的最好出路，“山瘠栽松柏，

家贫好读书”，把“耕读传家”奉为圭臬。定规立制写入族谱，化为祖训。

客家人刚到南方是通过宗族办学、兴建书院发展

教育的，并对造就客家人才产生了显著效益，张氏三代进士、杨氏“一腹三翰林”，饶氏父子进士、郭氏父子双中举。在永定土楼里也出现一姓九翰林、汀洲府有一家五进士的盛事，在客家地区广为传颂。清朝末年，废科举，办新学之风刚兴，一时间，小学，中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中国建立后，

教育事业在客家民系中更得到重视和长足发展。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支持也是全民性的，家庭、宗

族、亲戚朋友和海外华侨华人都鼎力关心资助。田家炳和曾宪梓在资助教育上作出杰出贡献受到国际

社会的尊重，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特将2886号和3388号小行星分别命名为“田家炳星”和“曾

宪梓星”，这种对教育的重视已成为客家民系的传统美德，常见诸报端，载于族谱、县志、年鉴以及名人传记等各种出版物，构成厚实的基础性文献资源。

2．6“侨”的文献特征

客家民系与“侨”有缘，早在东晋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安置“流民”，招徐南迁士族，便在南

方设置侨州郡县，让南迁汉人保留原有籍贯，在此聚居，并给予免除谣役赋税的优待。这段“侨史”

直到隋统一中国后，才告结束。现在的客属华侨华人是历代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移居海外或在海外出生的客家人及其后裔。他们散居在海外84个国家和地区约有454万人。他们在海外开荒山造良田，辟穷乡建商埠。足迹遍及各大洲的大小商埠，穷乡僻壤，见多识广，事业不囿于一途，功绩不限于一隅，鼎新当地社会发展，关心家乡经济建设，守护中华文化传统，吸纳当地文化精华，孕育客家海洋文化，铸造强劲的经济实力，形成适应时势潮流的思想观念。这就构成了客家文献资源中新的群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价值。

上述客家民系的文献资源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客家民系为求生存、图发展、认识自然、认识社

会、适应环境、开拓事业以建立辉煌成就于世界各地的情况。

客家民系的文献资源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独有的特征丰富了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资源，是我国特别是客家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是研究客家历史文化产生、演

变和发展的基础依据，对于推进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将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发展侨务工作、

增进海内外客属同胞的沟通、联系和互相理解，将起媒介和桥梁作用。

3 文献资源的建设

客家民系文献资源具有纵贯千年、横跨全球、数量大、语种多和文献类型杂的特点，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说：“在历史上，人类创造的文化依靠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当这些记载人类思想活动和生活事迹的文献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收集、整理和收藏的问题。”要系统地收集、整理散布在广大地域的客家民系的文献资源，在交通、通讯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是不易办到的，但在有了网络环境的今天，是可以作为一项事业，认真耕耘，把它汇入互联网上，实现资源共享，使之穿云破雾放射光彩。

暨南大学、香港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为了收集客家民系的文献资料，先后走访了赣、闽、粤三省的客家人聚居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客属华侨华人聚居地，拜访了他们的社团和领袖人物，收集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文献，研究报告和各种出版物等。经梳理、分类、提炼拟出了“客家民系文献资源数据库”结构提纲，包括：概况、历史，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社团、媒体、杰出

人物、侨乡建设、客家研究等十一大类。数据库实行数字化管理。现在已初步建成的有：客家社团、

人口、杰出人物和客家研究专著四个数据库。待提纲中所列的项目大部分建成后，即编辑上网，实行

共享。

我们还对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进行深入的梳理研究、提炼和编辑，研制出《客家人文》多媒体光

盘。包括：客家历史源流，客家分布与社团、海外客家人、客家精神、客家教育、客家文化、客家英

才、客家妇女、客家研究九个部分。本光盘借助高科技手段，全方位，跨时空展现了客家民系的历史

渊源、人文景观、精神气质、传统习俗、杰出人物以及客家华侨华人在海外创业的艰辛历程。既严谨

客观地再现客家辗转迁徙的悲壮画卷。历史人物的夺目风采，又反映普通客家人的劳动生活场景、独

具风韵的文化习俗；既有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又有认真深入的殿堂研讨；既有历史性开拓，又有现

代化发展；既有国内的建设大业，更有海外客籍巨子的韬略。

我们认为，在网络环境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客家民系文献资源是一项新的事业，虽有资金、

人才等方面的困难，但前景广阔，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郭呈样，陈海燕. 网络环境下华侨华人文献资源的建设与共享. 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