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论文范文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让村里的男士们进行大鼓的训练，这样锣鼓队、秧歌队山歌队等都建立起来，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无聊寂寞，将大家组织在一起进行演练，不仅让大家的空闲时间充足起来，更是加大了农村的文化市场建设机制与氛围。对于农村的文化建设一定要做好监管力度，村民文化程度有限，极易受不健康文化的侵害，对于这点，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并可在各村级组建一支文化协管员队伍，对村里集市上贩卖的不健康书籍、期刊或者盗版光碟及时的制止以及禁止贩售，对于村民购买要严格的制止，村里也应该大力的宣传健康的文化氛围，让村民能够自己分辨什么是不健康文化，做好村里的文化市场监管，弘扬健康的文化。现在很多的不健康文化正在逐渐在村里进行，像文化，分裂国家的文化等，这些都需要村里重视起来，大力禁止，积极宣传，打击这些不良文化的发展，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文化氛围。

2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市场

农村文化市场的建立，极大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建立农村文化市场，极大地丰富了的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得农村的文化环境得到改善，人们不再是闲的没事的时候东家长西家短的乱说，而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的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文化市场除了上面所提的锣鼓秧歌之外，还应该组织村民定时观电影，在村里组织观看电影，与国家重视的电影下乡活动极大的密切联系起来，这样能更好地提高村民的文化认识水平，这样也极大地缩短了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水平，电影可以有选择的观看，要选择那些利于村民精神文化发挥的电影。同时，对于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应该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村民的文化机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也极大的需要建设农村的文化市场，政府大力的扶持，严格把关，把不利于农民发展的文化垃圾清除出去，村社加大监管力度，每天宣扬积极健康的文化，可以开展每日一说的课题，每天由专人通过喇叭向村民宣传健康的文化知识，文化意识，同时让村民积极的响应村社号召。县级政府也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及时的与村社联系查看，组织村民到镇上或者县里进行参观学习，看一下其他地方的文化发展氛围，这样对于自己以后的文化发展也会有极大的益处，所以政府应该重视农村的文化市场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积极的文化环境，逐渐地让村、镇、县达到一体化发展，协调发展水平，共同进步。

3结束语

农村文化市场的发展极大的受到国家的重视，但是怎样建立一个良好健康的文化市场发展氛围，就需要国家的积极引导，建立规范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监管力度，明确法规部门的职责，做到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为农村的文化市场环境的发展共同努力，规范执法，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大发展力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立机制。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第一，在对舞蹈专业学生毕业一年后的工作单位进行走访的过程中发现，（除部分学生放弃从事专业工作外）很多文化事业单位反映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其舞蹈专业水平与用人单位对人才要求的水平间存有较大的差距。第二，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学生严重缺乏舞蹈创编能力。第三，学生自身的社会经验较为薄弱，其欠缺胜任工作的能力。学生与工作的磨合期较长，不利于用人单位各项活动有序、高效的开展。

二、实现高校舞蹈教学与文化市场相结合的具体举措

（1）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提高学生舞蹈学习兴趣

良好的思想认知是支配行为正确行使的前提。学生学习质量和学习水准的优良很大程度上受到学习动机的影响。因此，在开展高校舞蹈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舞蹈学习动机，使其认识到舞蹈学习对其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沟通、互动、影响、感化皆可成为教师引导学生建立良好学习动机的方法举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开展着，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辅助者，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皆是潜移默化的。因此教师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成为其争先效仿的楷模、标杆。教师在学生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教育者，二是益友。舞蹈学习需头脑并用，灵巧的肢体动作和较高的悟性是学好舞蹈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舞蹈学习浸透着舞者的心酸和疲惫，汗水与泪水、勤奋与坚持的交织演绎出了一支支惊艳绝伦、感人心扉的舞蹈作品。因此，在开展舞蹈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应将情感大量的倾注到教育教学的活动中来，情感浸入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消除学生舞蹈学习过程中的消极情绪，激发学生舞蹈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其舞蹈学习兴致，增强其意志力。良好的心态和状态为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树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教师在舞蹈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把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注重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探索能力、想象力、思维发散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教师可采用提点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辅助学生舞蹈创编的实现。要想提高学生舞蹈技能水平和综合舞蹈素养，教师应首先提升自己。在课下，教师可以通过网上学习或外出进修的方式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体系，丰富专业知识的存储，提高自我的教学修养，为舞蹈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为优质舞蹈人才的培育做好充足的准备。

（2）把握舞蹈市场的需求方向，针对性的增设舞蹈教学内容

新素质教育提出，高校的人才培养需适应并满足市场对人才的基本要求。高校是培养社会性人才的地方，毕业生社会就业率指数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的指标。因此，在开展舞蹈教学活动前，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当下市场对舞蹈人才的需求方向，继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舞蹈人才的培养，为社会输出综合型、高质量、可用性强的专业舞蹈人才，同时为人才适应社会发展做下良好的铺垫。工作者可采用走访、社会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当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技能、专业知识的基本要求。此外，教育工作者需对行业的社会发展前景及当前本行业的社会竞争力有充分的认识。针对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与之相对应、科学有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调整设置新的教学内容，安排新的课堂教学流程等。现阶段，我国众多高校的舞蹈院系开设了舞台剧创编、舞蹈表演、舞蹈教育等特色专业，以此来顺应人才的多方面发展，满足当下舞蹈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舞台剧创编是高校舞蹈院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专业课程。舞蹈创编是舞蹈艺术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其赋予了舞蹈艺术年轻、蓬勃的生命力。真正的舞蹈艺术是不容效仿和抄袭的，创作者用灵动的肢体语言、独特的演绎方式传达出心有的情愫。对于高校舞蹈专业的学生来说，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者，舞蹈创编能力的培养是十足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学生实现舞蹈创编的基础和前提。在高校舞蹈的创编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普及创编的特性和意义。舞蹈创编实质上是舞者运用新思想支配肢体演绎出别具一格的舞蹈作品的一个过程。舞蹈艺术作为文化的一种，其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而文化创作没有国界和地域之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教师应引导学生将舞蹈创编建立在尊重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不断追求是学生实现舞蹈创作的根本所在。学生对民族舞蹈文化的追求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敷衍、迎合、按部就班皆不可取。在舞蹈教学活动中，教师应鼓励辅助学生努力挖掘民族舞蹈的精髓，对民族舞蹈艺术的内涵和寓意有深刻的透析，知晓其通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民族性所在。学生在进行舞蹈创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将民族元素很好的融合进去，结合自身的情感领悟，对每一个舞蹈动作都进行精心的编排，灵活的运用舞蹈技巧，赋予舞蹈艺术独有的艺术魅力。在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只有把握住民族文化才能更好的走向世界；在人才济济的社会大家庭中，只有彰显个性、演绎特色才能在舞蹈市场中站稳脚跟，得以发展；在思想文化错综交杂的今天，只有不断创新、勇于突破、敢于挑战自我的舞者才能在社会激荡的洪流中高歌向前。

（3）加强社会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综合舞蹈素养

高校学生的教育应与社会实践紧紧相扣，学生校内专业知识的学习成效需通过社会实践加以巩固和强化。因此，高校的舞蹈教育工作者应当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社会实践机会。通过社会实践发现学生舞蹈学习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知晓学生专业水准与社会专业舞蹈人士水准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的设置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舞蹈技能和综合素养，增强其舞台表现力。高校舞蹈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师在课下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的文艺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投入到各项文艺活动中来。文艺活动的主要形式有舞蹈创意大赛、舞蹈表演大赛等。高校可以根据舞蹈表演类型为舞蹈专业的学生开设专门的舞蹈兴趣班，比如芭蕾舞、民族舞社团，舞蹈教育心理选修课程，舞蹈表演训练班等。多种兴趣班的开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舞蹈综合素养，增强其演绎技能，另一方面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原有基础上实现大幅提升，有利于学生将来的社会发展。除此以外，校企合作教学模式的引进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如今，我国众多高校的部分专业纷纷采用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采用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方法，从企业的需求和要求出发，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策略。笔者建议高校舞蹈院系应将这种双赢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引进，拉近学生与社会工作岗位之间的距离，为其创造更多与社会相接触的机会，使其在社会实践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对自身的学习目标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变更。教师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应当引导学生注重对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而并非一味强调学生舞蹈技能的片面性提升。在舞蹈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开设如舞蹈鉴赏之类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舞蹈课程。教师在舞蹈曲目选择的过程中，应当挑选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舞蹈作品，确保赏析作品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注重国内外优秀舞蹈作品的融合。舞蹈鉴赏课程使得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多样化的舞蹈作品开放了他们的视野，学生的艺术修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想象力得以大幅提升。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教师应与学生保持密切的互动与交流，就作品中的舞蹈技巧、情感表达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边讨论边鉴赏的课堂教学方法有利于舞蹈教学效果的提升。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直接套用或复制的固定模式，但是这并不表示它处于不可描述的状态，基于其立足点是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应当遵循如下基本要求。

（一）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要适应“现代”的时代特征

现代社会通常又称为工业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社会，文化产业实际上是2工业化进程的结果。文化产业最早被称作文化工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按照这一定义，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更新。现代社会是以机器大生产的广泛应用为显著特征的，以此为基础，现代社会主要呈现出这样几个代表性特点：一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二是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分工细化；三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关系构成方式更加多元，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更高彰显；四是法治成为社会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民主化程度提高；五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成为多数人的生活空间；六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社会交往更加便捷；七是人的观念充分更新，崇尚科学、追求理性成为重要价值标准。现代社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语境，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不能回避这一土壤，而是需要主动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顺应这样一种思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必然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征，比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它还具有价值取向属性和技术属性两大核心特征。“从文化市场体系的价值取向属性视角看，单纯强调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还远远不够。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还必须建立起有效防止‘市场失灵’和文化发展方向迷失的市场监管与引导机制。这两者不可偏废。前者解决的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反映的是不同市场体系建设的共性要求；后者解决的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特质性要求。”技术属性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区别于传统文化市场体系的一项显著指标，现代技术对文化产品形态、传播方式和业态更新的深刻影响，必然要反映到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中。“只有重新定位技术对文化市场的作用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将技术作为文化市场单一要素的定位，将技术属性定位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属性，才能体现文化市场体系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本质要求，才能为现代技术促进文化发展建立有效的机制保障。”

（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要适应当代社会分工的需要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分工催生了商品交换，繁荣了市场经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当代社会分工愈加细化，促使许多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是以高度工业化作为社会基础而得到快速发展，其体验经济特征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也细化了文化行业的社会分工，并且通过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又驱动了新的社会分工。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根本着力点是要最大程度地释放文化生产力，构建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因此它必须适应当前社会分工的需要，并且要在体制机制上做出积极的创新和安排。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过程就是纠正传统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之处，传统文化制度僵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分工，从而抑制了产业的正常发展。当下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需正面回应并解决这些问题，构建文化产业行业分工需要的市场机制，并且重点要处理好分工之间的协作关系，搭建好文化生产、文化产品和服务流通、文化要素流动等领域的融合协同机制，使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真正成为有机整体。

（三）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要适应当前大众文化消费需求

文化消费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文化市场存在并保持活力的内在原因，没有文化消费，文化市场体系就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逻辑基础。因此，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必须满足当代最大多数人的文化消费需求，基于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来调节文化资源的配置。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传播技术的催化下，大众文化需求得到充分释放，文化的神圣维度日渐退出主流，文化的世俗维度得以极大张扬。这直接造成文化产业的消费态势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市民文化，是以娱乐为核心的文化消费形态，是社会大众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化消费共识。大众文化消费以物质的丰盛作为存在基础，是人类追求多元化精神需求的表现，它的最大特征是符号消费或意义消费。其实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本质上就是对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倘若忽视当代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显然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必须坚决地加强对大众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逻辑的系统把握，建立起适应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运行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激发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力，维护文化市场的健康运行。

（四）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的运用和体现，它和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遵循广泛共性，但因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性特征，也展现出一些特殊性。正如前文所言，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来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直接套用，而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演化而成的。因此，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必须适应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前瞻性地构建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市场体系。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区域化和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关系。区域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对于文化发展来讲尤为如此。文化总是生成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语境，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是该区域人们进行群体认同并与其他地区进行区分的识别符号体系，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异质元素甚至存在一定冲突的，它们共同丰富着世界文化的多元空间。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不能置文化的这种特性于不顾，否则就难以推动文化发展，无法获得区域内消费者的文化认同，资源也不能得到优化配置，文化生产和消费两大关键环节就会脱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只要符合特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可，区域是个相对的概念，随着参照系的改变，它的范围也会发生变化。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传承角度来看，文化的区域化特性是最为重要的，而文化产业发展遵循的是市场经济逻辑，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要求，需要以全球化视野统筹市场。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表明，谁的文化市场体系能够适应全球化趋势，就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四川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四川文化市场体系培育逐步加强，在文化体制改革、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文化品牌建设、文化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都有突破，但与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目标尚存较大距离。

（一）文化市场主体培育亟待加强

在省委省政府2003年确立的“大集团带大产业、大产业促大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四川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大力培育国有骨干文化企业，省级文化产业集团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但是，国有文化企业、民营文化企业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省级文化产业集团转企改制不够彻底，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受限。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是发展趋势。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在这方面必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国有骨干文化企业的建设主要是以行政命令为推动力的，从原来的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障碍重重，虽然像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和成都传媒集团等大型国有文化企业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对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是多数国有文化企业仍然“事业与产业”共存，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双轨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同时，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因转企改制不够彻底，又背靠政府，以行政方式占有丰富的资源，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新的垄断。在这种环境下，这些领域的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空间被挤压，难以获得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文化市场主体的活力无法充分激活。因此，进一步推进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的转型和加快扶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必将成为未来四川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中的关键问题。只有形成了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四川实现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的远大目标才能变成现实。

（二）文化要素市场培育严重滞后

文化要素市场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到文化产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些要素：技术、人才、信息、资本、版权等，这些要素是否进入文化市场，关系到文化存量能否被盘活、文化增量能否实现再增长。虽然四川文化要素市场的培育取得了显著进展，如建立了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但是受限于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推进缓慢和西部区位劣势，培育工作仍显滞后。文化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与文化企业发展的急切需要之间形成了较大反差。从技术市场来看，成都市高新区已迈入千亿元俱乐部，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连续稳居全国第四，2013年实现产业增加值1039.7亿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位列全国第三。[3]绵阳科技城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科技城，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应该说，四川省具有良好的科技条件，但文化与科技对接的效果还不够理想，除了在动漫、游戏等产业形态上的表现比较抢眼之外，高新科技的市场流动性仍然不强，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成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的重要推动力。创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人才的渴求是文化产业行业的共同特征，在文化创意人才，尤其是懂经验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整体匮乏的形势下，文化企业异常希望文化人才市场发挥配置作用。但四川省文化人才引进难度大，流失严重的现象仍然存在。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体制改革不彻底，用人体制不灵活，导致想用的人才进不来，拥有的人才用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信息社会，信息往往成为市场运行中影响企业经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文化产业来讲，尤为如此。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深刻影响，信息流动不畅通，与文化企业的期待差距甚大。尤其是在国有文化企业和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究其原因，本质上在于缺乏信息市场，对信息的配置方式更多的还以行政手段为主。资本市场方面，文化企业融资一直是个重大困扰，四川省委省政府也积极为文化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桥梁，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成都传媒集团也在上市融资上做出了有效尝试。但从目前来看，大量的小微文化企业却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社会流动资金也难以与文化项目实现无缝对接，资本市场建设亟需加强。版权市场方面，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运转高效，为文化企业经营和文化版权交易搭建了重要平台，但在文化版权交易服务的类型上还需继续丰富，交易规则也需进一步优化，为更多企业和个人进行交易提供市场机会。

（三）文化增长区域分布日趋失衡

四川文化市场建设地区分布不均衡。从区域布局来看，文化产业区域分布不平衡。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成都市、绵阳市、南充市、德阳市和广元市，占全省的71.1%；文化产业营业收入主要集中在成都市、绵阳市、乐山市、宜宾市和德阳市，占全省的80.3%；文化产业增加值主要集中在成都市、绵阳市、乐山市、德阳市和南充市，占全省的71.1%。[4]四川文化市场呈现出鲜明的地区性集中趋势，首先是产业的市场集中：全省文化产业单位有51.1%集中在成都、德阳、自贡、绵阳、南充5市；其次是产业资本集中：全省实收资本的57%集中在成都市（全省其他市州实收资本的比例均不超过全省的5%）。从规模上看成都的文化生产单位数量占全省的23.7%，总资产占全省的62%，创造的文化产业经营收入、利润总额、上缴税收却分别占到了全省文化产业总量的48.1%、42.8%和53.7%。[5]文化市场资源在成都平原地区的过度集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虽然现在实施的“一核四带”文化发展战略也旨在缓解区域不平衡加剧的现象，但还需要不短的时间，毕竟其他地区的文化市场基础过于薄弱，特别是县域文化市场的现状较为初级。

（四）文化市场开放水平尚需提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加快文化建设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扩大开放也是文化市场深入发展的根本要求。对于四川文化市场建设来讲，扩大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四川地处内陆，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基础较差，在观念、机制、载体等方面都有待加强建设。四川文化市场开放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企业的发展和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较低，文化市场的统一性缺乏、布局也不尽合理。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低导致市场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高的部分就出现过度竞争、供过于求，而开放程度低的则竞争不足、供不应求，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市场中思想性强的文化内容产品由于开放度低而供应不足，搞笑低俗的产品由于开放度高而有些泛滥。[6]四川文化市场开放水平不高还表现在全球化发展观念尚未真正树立起来，文化企业、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五）文化市场支撑体系尚未成熟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是随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而展开的，是一步步清除文化市场发展壁垒和障碍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支撑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些支撑体系是现代文化市场实现良好运行的重要保障。由于建设起步较晚，同时受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四川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支撑体现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现代文化市场监管体系不够成熟。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推动政府部门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型，但怎么管，什么部门在管，以什么方式管都仍需要逐步厘清，逐步完善。国家层面已经在大部制改革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基层，很多县级文化管理部门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旅游、广播影视和体育领域的管理职能的整合。在省一级，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实现了整合，但是，文化旅游、文化艺术、体育产业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管理多头，协同效果差，文化市场监管难以统一。文化法制体系建设有待完善。近年来，在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尽管修订了《四川省娱乐场所管理办法》，制定了《四川省文化市场行政许可范本》等相关条例，有效规范了四川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但统筹各文化板块的法律法规仍缺乏，对新兴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还需加强。文化人才培养机制急需健全。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懂经营善管理会创意的文化人才，四川文化人才严重短缺，在积极引进之外，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机制是重要举措。目前四川文化人才培养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对文化产业应用型、技能型的高级职业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支持力度不够。文化人才的终身教育体系尚未形成，亟需培育社会服务机构提供高技能的培训产品。

三、四川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培育的对策建议

四川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不是要构建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立足当前四川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四川文化市场的具体实际，根据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建设要求，逐步形成一套能够推动四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市场机制。据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内涵指数（CCIEI）指标体系显示：四川文化产业在全国的内涵指数指标值是21.03，排名第13位；文化资源丰富程度指标值为60.20，排第2位；重点文化行业指标值是26.61，排第8位；文化产业增长方式指标值为19.44，排第10名；文化产业市场主体指标值是7.57，排第29位；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指标值为44.47，排第8位；对外文化贸易指标值为10.71，排第8位；文化产业政策指标值为29.15，排第5位；文化创新能力指标值10.69，排第19位；社会经济基础指标值为32.74，排第13位。[7]在文化企业主体方面，2011年四川国有文化企业的指数值是15.56，排名第12位；民营文化企业指数值为0.00，排名第26位；文化企业实力指数值为8.47，排名第29位。[8]在文化市场体系的分项指数方面，四川文化市场地位指数值为0.00，排第26位；文化商品指数值9.27，排第20位；文化消费市场指数值为23.61，排第27位。[9]从这些指数值和排位可以看出，四川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市场主体却不够强大，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尤其是文化消费市场未能得到充分培育。因此，四川文化产业正处于成长期，文化市场体系还不够健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彰显，以文化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特征比较鲜明。四川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应立足省情，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大力增强文化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文化企业是推动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主体。四川要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必须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先导，进一步增强文化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努力扶持各类文化企业发展，形成多元文化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发展局面。

1、继续推进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继续贯彻实施“大集团带大产业、大产业促大发展”的发展思路，提高四川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深化大型国有文化集团转企改制，提高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公信力。以加快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推进文化旅游、出版发行、影视娱乐、演艺娱乐、印刷复制、动漫游戏和创意设计等领域文化企业的改革。推动已转企改制文化企业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制改造，抓住国家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契机，彻底改变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的“双轨制”运作现象，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所有制形式、行政管理、经营机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机制等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与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遵循文化市场发展规律，优化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其适应市场、自主经营、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国有文化企业的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坚持以股份制改造为中心，完善国有文化企业产权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创新融资方式，鼓励国有文化企业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其市场独立性和社会美誉度。推动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进一步壮大实力。四川省大型国有文化集团的经营领域偏重于传统文化业态，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省内，为提高文化集团的竞争力，必须支持企业拓宽视野，合理布局，延伸文化产业经营链条，通过兼并重组，推动经营项目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实力。鼓励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以西部为立足点，依托四川作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优势，加强对西部文化市场的分析研判，以新闻出版、影视产业、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动漫游戏等领域为先导，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联合和重组，形成四川国有文化企业的更大市场优势。

2、重点扶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加快成长发展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表明，文化市场主体往往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尤其是小微企业具有体制灵活、适应性强的优势，对文化市场的良性运行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受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四川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四川在文化产业总盘不大的情况下，要繁荣文化市场，必须大力扶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继续扩大文化市场开放，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门槛，扩大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准入领域，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政府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采取相同的价值标准，绝不因文化企业的公有或非公有而设置不同门槛，确保各类文化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加强规划和设计，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转企改制，以产权、品牌、资本、技术等要素入股国有文化企业。支持各类小微型文化企业发展。小微文化企业是文化市场的生力军，是文化产业金字塔的底座，建设文化强省必须着力扶持建设一大批具有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小微企业。文化产业主管部门要根据文化部、工信部和财政部《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充分把握四川文化市场特征，尽快制定出实施细则，为四川省小微文化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政策保障。鼓励和引导小微企业围绕四川文化产业“一核四带”的区域规划和“5+2”的业态规划拓展业务，鼓励小微文化企业坚持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加强政策宣传和企业经营管理培训，帮助小微文化企业构建商业模式。从专项资金、融资、房屋租金、税收减免、对外宣传等方面给予扶持，重点支持有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实现在创业板上市，做大做强。

（二）着力加快培育文化消费市场

文化消费市场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能够激发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要求其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计划经济时代，文化资源的配置主要靠政府行政指令；市场经济时代，市场衔接着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年人均GDP已超过了6000美元，居民消费正由生存型、温饱型向小康型、享受型转变，文化消费进入井喷式增长期，但是蕴藏的潜力还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文化部部长助理刘玉珠指出，我国文化消费缺口为3.7万亿元。2013年四川经济总量已超过2.6万亿元，全省人均GDP近3.3万元，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开发潜能。结合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培育文化消费市场上，要紧扣多点多级支撑发展战略、“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培育城乡两个市场。值得强调的是，文化消费市场的培育不仅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有关，而且还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相关。

1、深入挖掘城市文化消费市场巨大潜力文化产业是工业化的产物，主要的消费形态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又主要是市民文化，植根于市民社会，因此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在城市。城市文化消费市场具有人口集中、消费意愿强烈、支付能力较强等特征。四川在培育省内城市消费市场时，须着力以区域文化认同为核心，一方面彰显四川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积极将四川文化传承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娱乐产业，提供满足大众有闲时间的时尚文化产品和服务。搭建城市文化消费平台，活用文化节日，举办文化消费节，利用大众“节日狂欢”的消费心理，培养市民文化消费的习惯。发挥城市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打造市民文化消费的标志性空间。加强大数据分析，深入把握市民文化消费心理，进行文化市场细分，开发适合不同年龄、职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尤其要创造性推动对“白发一代”（老年人）文化消费产品的研发。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契机，为新城镇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培养全球化视野，加强对国内外文化市场的培育，立足巴蜀文化的丰厚积淀，坚定地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特色文化产业是指依托各地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提供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形态。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对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文化产业布局、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民、乐民、富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四川须充分发挥巴蜀文化资源优势和藏羌彝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以神秘神奇神妙为诉求点，营造具有四川特色的文化消费氛围。深入实施四川文化品牌建设工程，发挥“天府之国”文化形象、大熊猫、金沙遗址等文化品牌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构建四川文化品牌体系，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清晰、统一的高品位文化识别，将四川建设成西部文化消费的首选市场。

2、创新开辟农村文化消费市场广阔空间农村文化消费市场长期被忽略，其文化消费潜力被严重压制，造成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单一，缺乏文化消费项目和场所。其一，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善农村居民满足基本文化消费需求的基础条件。其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其三，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实施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工程，探索农村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推进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市场化、产品化。最后，遵循农村文化消费的规律，把握关键时间节点，有针对性地开发、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三）奋力搭建多层次的文化要素市场

如果说文化企业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牵引器，文化消费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那么文化要素则是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粘合剂。文化产业是新经济形态，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创意、技术、版权、信息等生产要素的粘合和催化。四川一些重要文化资源在他国的创意改造之下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就充分证明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之间始终不是等同关系。文化资源必须遵循文化市场规律，适应时展需要，并通过要素的革新和提升，才能融入市场。因此，活跃的文化要素市场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区别于传统文化市场体系的关键标志。

1、建立健全现代版权制度版权保护是现代文化市场有序运行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文化市场越开放，竞争越激烈，就更加需要对创意成果、创新成果的保护。进一步巩固文化产权交易基础，依托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完善现代版权制度。加快建立健全版权等无形资产评估、登记、质押、托管、投资、流转、变现等管理办法，积极发展版权、评估鉴定和文化经纪等中介服务机构。完善政府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实施现代文化版权示范工程，建立现代文化版权评估体系。

2、完善文化投资融资体系文化企业的轻资产特征增加了融资风险，直接造成了融资难，尤其是小微文化企业的融资难题更是行业的共同困惑。必须加快推进文化资本市场建设，推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有效对接，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善用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加强对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的文化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四川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建设，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设立文化企业上市资源储备库。加强政府与银行之间的战略合作，探索设立“文化银行”，激励银行开发适合文化企业经营特征的金融产品。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融资方式，提高融资便捷度。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积极利用众筹模式为文化企业，尤其是小微文化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建设，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售债券拓宽融资渠道。

3、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全面发挥现代科技繁荣文化市场，助推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巩固成都高新区和绵阳中国科技城的发展成果，大力扶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鼓励社会加强科技研发，实施文化科技项目研发计划，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强科技成果保护。加快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积极探索科技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完善技术市场运行机制，促使文化科技通过市场自由流动。4、积极搭建文化信息平台实施文化市场信息共享工程，积极搭建文化市场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四川文化市场信息网络，对社会公开四川文化市场信息，尤其是文化发展统计数据、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申报、文化产业项目扶持、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等重要信息，使文化企业能够平等便捷地获取文化市场信息。加快建立四川文化产业发展数据库，储存和展示四川文化产业项目、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高校、文化产业研究成果等数据，为地方政府和文化企业的决策和经营提供重要的成功经验和智力借鉴。

（四）深入构建文化市场支撑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离不开文化市场支撑体系的保障。

1、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文化产品评价是提炼文化特色，形成文化品牌的重要路径。当前，对于文化产品的评价主要体现为主观性评价，评价标准偏重于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代表的是评价者的主观判断，缺乏更加客观的评价体系。四川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需着力做好几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研究制定文化品牌评价体系，将文化产品的质量元素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其中，形成合格文化产品评价的客观标准，从而规避单一主观评价的风险；二是建立健全文化产品分级制度，促进优秀文化产品通过市场扩大社会影响；三是建立和完善文化产品的激励机制，努力厘清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加强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推广力度，由政府牵头，设立艺术基金，支持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推介，加强对文化产权保护工作；四是用好文化品牌促进资金，鼓励地方政府和文化企业加强文化产品战略性规划，形成文化品牌的示范引领作用；五是完善文化产品评奖制度，将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有机结合，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推出一批优秀文化产品。

2、打造综合文化交易平台文化市场连接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根本要义是交易。从目前国内尤其是四川文化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文化产业还处于成长期，文化品牌体系尚未形成，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内容产业的特性仍未能充分彰显，平台为王的特征还比较突出。发挥成都市作为会展之都的优势，创新发展中国西部博览会、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文化交易平台，积极参加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打造文化产业线上交易平台，积极创新文化电子商务交易方式，构建文化交易的网上阵地。加快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建设，丰富文化交易服务类型，优化文化交易规则，将成都打造成西部文化交易中心。

3、加强文化行业协会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机制。以此为要求，文化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功能显得异常关键，加强各类文化行业协会建设势在必行。政府要正确引导各类文化行业协会发展，坚持政会分开，切实理顺政府和文化行业协会的关系，文化行业协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管理。充分发挥文化行业协会的服务功能，文化行业协会通过开展行业活动、提供专业咨询、制定行业标准、搭建发展平台、保障均衡服务等方式，彰显行业自律、行业监管、行业信用等功能，在文化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协调政行关系、加强行业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完善文化人才培养体系文化人才缺乏已经是制约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创新和完善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健全四川文化人才紧缺目录，提高文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探索建立分类文化人才素质模型，以此为基础构建文化人才培养的课程模块。提高高等学校文化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完善高校文化人才培养梯队，打通从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的文化人才培养渠道，为人才成长提供平台和空间。积极推动文化人才社会化培养，大力发展文化人才的终身教育体系，支持一批有条件的高校、企业、研究机构对文化人才进行知识更新和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助推文化人才职业成长。建立健全科学机制，充分发挥团队在培养人、发展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文化人才培养效果评价，增强文化人才培养适应能力的自我调节，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提供文化人才保障。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一、我市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特色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下辖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和珠山区，现有39个乡镇。2011年末，全市人口159.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7.58万人。我市近年来突出村域特色，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文化市场。

（一）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引导和推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

自2005年以来，县乡政府统筹安排，分步实施，把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主要措施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已基本形成与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一个以政府为先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落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

（二）挖掘整理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村

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市（县、区）中，昌江区地处城市结合部，在城镇化进程中多呈现“城中村”的面貌，宗法关系松散，在传统文化发展上不如乐平市和浮梁县底蕴深厚。乐平“古戏台演尽千古风流”。目前现有乡土戏台412座，人称“中国古戏台博物馆”。古戏台多为砖木建筑，分为宅院台、庙宇台、会馆台、祠堂台和万年台五大类。建筑时间从明清至当代，跨越500余年。乐平素称“赣剧之乡”，著名的“乐平腔”又称“高腔”是当代赣剧的主要支派。乐平人民酷爱赣剧，逢年过节，或子弟升学，接风剪彩，新屋落成等等，都要请戏班演出，代代沿袭。浮梁县致力于发展特色文化村，重点挖掘有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瑶里镇瑶里村农民自编自演的原生态歌曲《茶籽》在江西农民文艺汇演中荣获一等奖，浮梁的功夫红茶、浮梁碱水粑的独特制作技术登上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田乡潭口村年年元宵节群众自发组织的民间舞蹈《珍珠灯》灯彩活动，列入《中国民间舞蹈大全》，列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国家、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三）力求创新，农村乡土文化创作绽放奇葩

昌江区重视乡土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立足实际，大胆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区情的文化改革发展新路子。全国首家农民影视剧制作中心即“景德镇市竟成影视剧制作中心”自2007年4月成立以来，自拍了反映党的好政策、农民身边事、英雄好人物等题材的56部影视剧作品。其中电视剧《妈妈您在哪》、《快乐乡村》先后荣获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西安国际影像节二等奖，《知青岁月》获国际三等奖。竟成镇文化站多次被评为全国和省市区镇的先进集体，站长、“农民导演”周元强被评为全省“十大井冈之子”。

（四）山水生态、陶瓷文化大放异彩

景德镇不仅以陶瓷文化知名世界，还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素有“一城诗画山水，千年魅力瓷都”之美誉。我市农村具有建设生态文化市场的丰富资源和巨大潜力：瑶里古镇，古窑村文化和红色画卷；高岭，陶瓷朝圣之地；红十军众埠镇南界村建军旧址，红色教育的基地；汪湖原始森林、金竹山寨、众埠石林、玉田湖等风景区，休闲假日的好去处；三宝国际陶艺村，陶瓷文化交流平台和乡野度假胜地；昌江区丽阳乡活跃着一大批书画、诗词爱好者……。未来的发展，有着优质的农村山水生态文化资源的景德镇，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我市农村文化市场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

农村文化建设发展步伐已然在加快，成绩也很显著，但是在社会大环境大变革的背景下，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市场匮乏

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达到44.84%。新生代农民工虽长期在城市打工，但大多数最后还得返乡。因收入有限，88％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用于文化支出为200元以内，仅够支付上网和手机费用，文化消费结构单一，大多数人期待拥有更多文化生活的选择，但农村文化设施和投入远远达不到城市的标准。城市的生活方式终将会让他们与“家”格格不入。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漂移中形成“文化孤岛”，在“文化夹缝”求生存。

（二）文化下乡，还应该包括优质师资下乡，农村孩子的素质教育才有希望

在义务教育中，优秀师资已经严重向城市倾斜，对农村孩子来说素质教育的路还很远。目前，景德镇市已经开始大力推进“城乡学校对口帮扶、城区学校结对共建”工程，组织了28所城区中小学对口帮扶28所农村中小学,选定了城区12所优质中学和薄弱中学结对共建,大力改善城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但是，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硬件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软件方面阻碍重重，收效不大。

（三）农民信仰缺失问题尤其要引起重视

宗教自由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市当下农民当中宗教、封建迷信大有市场，甚至存在活动的空间。一些农村基层“只讲信仰自由，不讲信仰什么”，在疏于引导和管理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的主流信仰受到冲击。作为一个优秀的政党，既是群众的代表，又是群众的向导。我们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其中重要的法宝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因此团结农民，宣传农民，服务农民，做好农村文化基层工作，有利于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从思想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四）我市农村文化市场与城市文化市场反差仍然较大

总体而言，目前我市农村文化市场与城市文化市场反差较大。城市文化市场比较集中，门类多，设施全，现代化程度高；而农村文化市场松散格局，门类比较单一，设施比较简陋，发育不完善。在管理方面，城市文化市场的管理积累了多年经验，趋于规范；而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尚在摸索之中。

（五）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善，政府为主体，民间投资少，层次不高

农村文化市场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文化管理组织者和农民等。按照市场的要求，农民是文化市场中最活跃的主体，政府更多的是扮演好监督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市长期存在农村公共投入少、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体系不成熟、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信息闭塞、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农民融资难，农村文化市场不活跃等问题。

（六）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率偏低、不能完全满足农民要求

从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审计资料来看，2005年至2007年5月31日，农村文化专项资金使用率为55.63%，资金使用率仅为38.82%，没有完全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调查显示，农村三项活动中最受农民欢迎的要算地方戏的演出、乡村文体活动，对于送电影下乡兴趣不是很大。按照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26%用于文体演出、44%用于电影放映、30%由乡镇自行组织文体活动的规定，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不很相符，使用率偏低、资金效益未完全发挥、使用比例不尽合理，农村文化活动品种单一，不能完全满足农民要求。因此应增加文体活动的资金比重，多开展农民自己参与的文体活动。

（七）农村文化市场管理相对比较薄弱

目前，景德镇市地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17人，昌江大队12人，珠山大队8人，浮梁大队6人，乐平大队23人，承担着522家文化市场经营点的管理任务。一方面，从城市文化经营单位的固定资产原值与农村的巨大差距来看，我市文化市场的重点仍在城市。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经营单位的总体数量及发展速度上也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农村地域广，经营点分散，管理手段也比较单一。这使得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及其他假冒伪劣文化产品、黑网吧、机等很容易从城市转向农村，极大地危害着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少年。

三、发展我市农村文化市场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对农业文化建设是我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继续加大对农村文化市场培育的力度

发展我市农村文化市场，应增强农业文化建设是我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培育和发展农村文化市场是统筹我市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的认识，满足农民文化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识；应注意要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要与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要与农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要与当地农村特点相适应；切实按照中央省市等系列相关文件精神将规划、制度、人员队伍、经费保障、市场培育等落实到位。

（二）形成长效的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机制

农村文化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建立长效运行机制。首先要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将文化市场培育当作利国利民的大事来抓，建立政府文化建设考核制度，强化相关部门监管制度；其次，建立多渠道的农村文化投资体系，确保现有专项资金合理使用，同时还要加大投入，确保农村重点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第三，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创新，为农村文化市场的发育创造良好环境，由“送文化”逐步向“种文化”转变；第四，推动农村文化队伍建设，规范相关人员人事制度，加强专兼职文化队伍的培训和交流，丰富农村文化市场要素。

（三）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

针对农村市场散、线长、层次低的特点，尤其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开设“黑网吧”、“地下”等不法行为。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我们不能只限于文化市场专管队伍日常检查和相关部门集中整治的范围内，应注重开拓创新，因势利导，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地建立农村文化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因地制宜创新市场监管方法，形成驻点管理、联动管理、综合管理、委托管理四种模式，构建市、县（市）、镇、村四级监管网络体系。

（四）鼓励民间投资合法进入农村文化市场，鼓励和引导农民成为本地区农村特色产业文化的创业者

长期以来，投入不足是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受本地财政实力的影响，我市每年对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也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发生变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入农村文化建设。对此，应采取政策引导、形式创新、舆论关注等形式，广泛接纳民间资本，能较好地弥补了财政投入的不足。首先，政策引导，“以奖代补、费税减免”；其次，形式创新。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接受捐赠、引导投资、民办公助、自愿集资等形式吸纳民间资本；再次，舆论关注，加强新闻宣传树立典型，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舆情监测，定期举办基层文化建设现场会；第四，简政放权，简化对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登记审核程序，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降低门槛，积极扶持农户组建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农村业余剧团等，使农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五）充分认识农村文化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尤其要注重满足农村孩子素质教育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精神文化消费不再停留在原来的“天天守台电视机”的单一、低水平的层次上，而是追求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多层次、多样性的文化。调查显示，当前农民最迫切的精神文化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素质提升，致富技能，文化场所、设施完善，资金投入，文化自办，文化下乡，孩子素质教育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等等。充分认识到农村文化市场需求的差异性和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是发展农村文化市场的前提和基础。

（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切实加强农民信仰教育

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需要一整套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社会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却出现了群体性的信仰危机，价值体系也处于混乱、冲突与失衡状态，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性要求形成明显错位。为此，必须提高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农民信仰，凝聚共识，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通过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进行宣传，切实保持与农民群众紧密的联系，加强农民信仰教育，培养农民共产主义信仰。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手机作为当代人们的主要通讯工具，其传播学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手机媒体，并将其与传统媒介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重点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通过对手机媒体的研究进一步提出手机作为大众媒体体现“媒介补偿理论”本质，并探讨手机发展的趋势。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着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着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着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

参考文献

[1]匡文波，《论手机媒体》，《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3期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表演行业；文化体制；改革；适应性；过渡性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艺术表演行业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锋，一直是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的试验场。经历30年的改革历程，学界和政府有必要对艺术表演行业的改革进行历时性和整体性的检视：30年来中国艺术表演行业改革成效如何？有无成功的经验模式？从目前的改革进程来看，尽管艺术表演行业虽然个别地方探索出一些模式，但对于全国文化行业而言，艺术表演行业的改革现在尚未建立一套非常成熟和有效的经验模式。造成当前改革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核心或本质原因在于：艺术表演行业的行业属性与市场体制之间的兼容性问题。行业属性与市场体制之间的不兼容导致了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复杂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和非配套性又导致了艺术表演行业“过渡模式”的存在，并由此对国家政策环境提出了特殊要求。

一、艺术表演行业的市场化局限及其原因

从当前我国艺术表演行业的现状来看，行业属性与市场体制之间，尽管有个别艺术院团市场效益良好，但从行业整体上说，二者之间总体上是不兼容的，这种“不兼容”的特征我们称之为“逆市场形态”①。

（一）艺术表演行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几个特征

1．艺术表演的市场供给与需求式微，完整的产业链仍然没有形成

对30来艺术表演行业的考察表明，与广电、出版等文化行业的成长趋势相反，艺术市场上呈现出供给和消费需求持续下降的特征。《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1997-200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内，我国艺术表演行业的艺术产品供给量不断下滑。1996年，全国的2656个剧团新排上演剧目4300个，团均1.6个，到2009年全国6139个剧团原创首演剧目1578个，团均0.26个。②

与供应能力类似，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85年的团均226场下降到2009年的团均169场。③并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演出场次主要由省级以下大量农村演出场次支撑。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一些艺术团体为了获得政府对农村演出场次的补贴，想办法增加农村演出场次，例如，把一个演出团拆分成3个小分队，所以真实的演出场次可能要比团均169场更低一些，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对演出需求的持续下降趋势。

2．艺术演出市场上价格机制失效，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联性部分断裂

在物质生产领域，价格具有市场信号的传导功能，通过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与回归，传导市场需求信息，从而对供给起到调节作用。因此，物质产品市场上，高投入与高回报之间是一种函数关系。但在艺术行业领域，30年来我国艺术市场发展的经验证明，表演艺术产品的艺术价值与经济效益具有非同步性，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是一种概率关系而非函数关系。以我国文华奖获奖剧目为例。文华奖作为全国专业艺术成就的最高奖，其获奖剧目应该代表了中国专业艺术的最高水平。按照市场的一般原则，高质量的产品应该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实际的情祝是，尽管这些获奖“产品”的艺术价值高，但其经济效益却不尽如人意。据1999文化部艺术司对230多个文华奖获奖剧目演出情祝的调查数据，赢利的只有71部，占全部剧目的30.2%，基本持平的5部，占2.13%，亏损的114部，高达48.5%。④艺术精品不赚钱与我国文化市场发展不成熟相关，同时又与我国文化艺术产业的双重属性、与多重标准的评奖机制相关。

3．市场化改革措施在艺术表演行业作用有限，艺术表演行业改革措施不力、进退失据

30年来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经验证明，在实体经济领域灵验有效的效率措施和激励机制，在艺术表演行业领域却只能发挥有限作用。蒋昌忠、宋丹娜⑤等人通过对1979年以来中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外增量、体制内存量和总体性改革进程的分析表明，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总体上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实际情况是，从1990年到2009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总的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呈递减趋势，国家给予艺术表演行业的财政收入却成倍增长。2009年与1990年相比，19年间财政补助增长了14.4倍，总支出增加了20.9倍，场均支出增长约24.4倍，相反，观众人次却减少了7885万人次。⑥

艺术院团改革30年来，演出收入虽有增加，但远远赶不上支出的增长幅度。演出收入与财政补助之比不但没有随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而增高，相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41.2%降至1995年的39.7%，2000年的29.9%，2005年的31.9%，2009年的22.5%。财政补助收入与总支出之比并没有随改革的进程而逐年下降，而是呈现上升的趋势：1990年为64.8%，1995年为53.9%，2000年为64.3%，2005年为69.9%，2009年73.3%。⑦

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失效，给艺术表演行业改革带来了新的“困惑”。调查表明，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全国艺术院团差额补贴措施，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回归原路，财政“差额”激励机制逐步为“全额”补贴机制所替代。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随着矛盾的积聚而需要支付越来越高的改革成本。

（二）原因分析

为什么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许多剧团的收入并不因此而大幅度上升呢？艺术表演行业和市场机制“不相融”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体制和本体”两个方面探究其原因，即艺术表演行业既有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也有艺术表演产品的本体性因素的影响，本体性的影响并不因为体制的变化而对它有根本性的改观，或者说它很难通过外部的力量予以扭转。

1．体制性因素

30年来的艺术表演行业改革一直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按照党委、政府规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行体制与机制创新试验。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存在的单位体制赋予了艺术院团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艺术院团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存在多重发展目标和利益要求，具有自身运营的逻辑。同时，随着市场力量在体制外成长，中国单位社会特征的日益消减，我国艺术表演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又要受到体制外市场力量的牵引。这样，在党委政府、市场与艺术院团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三角型关系模型。

30年来的艺术表演行业改革过程要受到这种三角型关系模型的影响，艺术院团及整个艺术表演行业的发展轨迹是三角力量均衡的结果。从30年的发展轨迹看，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轨迹既不完全遵循艺术院团的发展逻辑，也没有遵循西方发达国家艺术机构一般性市场模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并非完全遵循党委政府规定的预设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公有体制之外成长出一块社会空间，使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所依赖的“国家―单位”二元结构转变为“国家―社会（市场）―单位”三元结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已经不单单只有政府和行业的作用力，还包括了市场诱导力量和单位自主改革力量。政府、市场和单位这三种力量构成了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三角协调模式”。

这种三角关系模型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矛盾：即党委政府希望按照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来管理艺术院团，同时又希望借助于行政力量主导艺术院团面向市场的效率化改革，这两者之间由于无法区分管理边界往往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致使以意识形态来管理艺术院团的特征明显。我国艺术院团一直以党的宣传阵地为己任，兴衰于政治运动之中，依附于政府的财政供养之内，主体性地位缺失，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文化领域内的公有制偏好，这种模式不仅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模式，还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例如，我国艺术院团创作剧目不断、剧目投资回报低的背后原因是各级政府设立的“艺术创作基金”激励的结果。这种艺术创作基金由政府设立，由各级宣传文化部门主管，在体制内封闭运行，各个院团大都可以得到基金的资助，一些艺术院团可以拿到钱而不用操心公共投入的收益问题，因此我国艺术表演行业就自然存在新剧目不断创作而场均收益持续下降的现象。

2．本体性因素

我国艺术表演行业对市场经济不适应现象的背后，不仅仅隐含着体制上的弊端，而且存在着本体上的“效率困境”，主要体现为技术的比较劣势导致了效率的比较劣势。表演艺术作为技能型产品，在快速发展的文化科技体系中处于技术的低端。尽管现代艺术生产过程中注意引进高新技术，但这种技术密集一般只集中于舞美领域和表演以外的其他领域，艺术表演行业是一种“活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很难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

1966年，两位经济学家威廉•巴摩尔(William J.Baumol)和威廉•鲍温（William G.Bowen）通过对美国表演艺术公司的调查，并将艺术表演行业与其他生产行业进行比较，出版了《表演艺术：经济困境》一书，他们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巴摩尔原理”（Baumol's Law）。他们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了表演艺术产品成本日益增加所导致的表演艺术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认为，由于不同行业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不尽相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有所变动，生产力提高机会较多的产品就会更便宜。如在一些行业，工人的劳动效率每29年翻一番，但在表演艺术行业却是不可能的。因此，艺术表演行业在与其他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较之其他行业工人，演员、演奏家薪水的增加速度要慢得多，但表演艺术产品的生产成本又比其他经济部门产品的成本增长快得多。而随着表演艺术价格的不断上涨，其他消费品和服务将由于价格优势而逐步迫使艺术产品退出市场，直至使表演艺术从市场上消失，因为它的固定成本将会远远超出消费者的支付意愿。⑧“巴摩尔原理”解释了票价的不断增长和为表演艺术提供公共补助以及文化赞助的内在深刻原因。所以，他们提出，如果艺术表演行业或者艺术表演团体要在市场上生存，必须要有政府的支持，不然这些表演团体就会逐步消失。

二、艺术表演团体作为社会组织的改革局限性与政策方向

（一）表演艺术产品固定成本难题的解决之道

巴摩尔定律固定成本难题的应对之道，以资金来源渠道为依据，存在着两种思路、两种政策体系。

1．计划体制国家的解决之道：国家财政补贴模式

艺术表演行业的国家财政补贴模式是指艺术表演组织由国家拿钱“养着”⑨，将艺术表演团体纳入到整个庞大的计划生产体系之中，艺术表演团体担负产品的生产创作职能，而行销通过国家的销售渠道予以安排，这就是计划体制国家的解决之道，像中国、苏联、东欧都是大都实行这种模式⑩。

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借助于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权利，并通过文化行政系统源源不断地将资源注入到包括艺术表演团体在内的基层文化单位，以维持基层文化组织的运转，文化系统因此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树结构”B11形态的组织系统。这种树结构组织方式遵循同权分割的原则，即从制度上规定把同一种权力分到组织中的不同层级，上级掌握大权，下级掌握小权，构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配置系统。这种文化体制在苏区根据地时期即已形成，建国后自然转变为国家文化体制的基础架构。这种体制的好处是：上级可以绝对地掌握下级，具有迅速动员、快速行动的效果，符合战争时期意识形态管理和社会文化动员的要求；弊端是：这种体制在和平时期由于严格的等级划分，严格的上级负责、下级不负责，导致官僚化严重，机会主义盛行，效率较低。

2．市场体制国家的解决之道：非营利组织与社会赞助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性和互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民间组织。中西方学界认为，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七个基本属性：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但非营利组织并不能与民间组织划等号，东西方国家中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带有半官方色彩，并不完全是纯粹的民间组织。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发展良好，其管理模式具有典型性。根据美国税收法案的规定，文化艺术经营机构一般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性的，一类是营利性的，从登记之日起，两者的税收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作为非营利公司的艺术表演机构有一些独特的管理规则B12：

第一，公司的收入必须用于公司业务，严禁以酬金或其他个人福利方式将公司收入转为经理、员工的个人所得，但允许合理的工资和通行的福利待遇。

第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营利性业务，也可以从事与其免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但与非营利性宗旨所规定的业务无关的其他收入来源不得成为主要渠道。如交响乐团不能以伴舞乐队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否则，此类经营就纳入营利性公司管理范畴。

第三，组织的资产必须用于非营利性宗旨所定的业务，如交响乐团的乐器不得长期用于舞厅伴奏，而只能用于交响乐团的演奏。如果公司破产，公司资产必须分配给其他非营利性公司。

注册为非营利性公司的艺术表演团体，享有以下优惠待遇B13：

第一，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第二，各级政府免税及可以享受政府津贴，各级政府的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资助这些公司。

第三，可以接受民间企业、团体、个人的捐款。

第四，政府制定其他优惠政策，如给非营利性公司廉价的邮资、广告费和购物价等等。

因此，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艺术表演团体的经费来源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票房收入、政府补贴和社会赞助三个渠道。统计显示，美国非营利演出机构的票房收入最低的占全年总预算的20%，最高的占全年预算的60%，其余预算来自于私人、基金会、公司以及政府。在整个预算中，政府对于非营利演出机构的资助比例并不高，通常在5%-18%间。例如，纽约大众剧院2007年总预算为1800万美元，票房收入400万美元（约占预算22%），政府150万美元（约占预算8%），其余来自基金会、私人和公司约1250万美元（约占预算70%）。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2007年总预算为3300万美元，其中票房收入1100万美元（约占预算33%），政府投入600万美元（约占预算18%），剩余来自基金会、私人、公司筹资1600万（约占预算49%）。B14在三种来源中，社会赞助是非营利性艺术表演团体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二）政策方向：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从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转变

根据我国艺术表演行业的行业属性及当前解决艺术表演行业成本难题的两大模式，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政策取向应为：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从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转变。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战略的提出，蕴含了我国传统文化事业体制向另一种新型文化制度体系的转型，即从行政范式到契约范式的整体性转换。这种转换以推动“科层行政命令结构”向“网络契约协调结构”转变为中心，突破文化事业体制中纵向层面上的保护――依附关系，并从横向层面引入契约交易和契约竞争，为艺术表演行业的改革提供宏观政策环境的支持。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建构，日益成为引导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力量。在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购买将会在艺术表演行业之外培养一个庞大的买方资源市场，在这个资源市场中，艺术院团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获得公共服务合同，没有竞标就没有收益。这一制度有利于克服当前国有艺术院团普遍存在的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其基本路径是：

1．利用“公共服务契约”建立起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作生产体系

（1）推进艺术表演行业“契约范式”的建立，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契约化基础。

通过制订相关政策特别是加强立法，使契约成为艺术表演产品供给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权利安排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成为评价、协调和规范公共文化服务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基本形式。

（2）发挥社会文化组织的作用，吸引非营利性机构参与艺术表演产品生产过程。

在单一化的国有艺术表演系统之外，有意识地扶持建立一些替代性的、潜在的竞争者。公共资源或者公共服务契约只有通过竞争这种事先的约束机制，才能改变其约束不足的问题。由于消费者个人的消费感受不同，而消费反馈又缺乏足够的技术或者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搜集所有的信息，因此必须实行“事先制约”，通过内部市场或通过培养潜在竞争者，建立竞争约束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激发艺术院团的活力。

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政府与艺术院团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法律关系

（1）区分艺术产品的供给类型，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基本的制度空间。

将用于满足居民基本文化消费需求的部分艺术产品纳入国家基本供给的范畴，由非营利性的艺术院团提供，纳入国家资助范围；而将用于满足居民发展型文化需求的艺术消费纳入到市场化供给的渠道，政府仅仅提供市场力量参与的制度性渠道。

（2）重新界定艺术院团的组织性质，大力推进国有艺术院团的社会化改革。

目前我国国有艺术院团的组织模式是一种“内向式”或“内敛性”的组织管理模式，艺术机构职能的设置与上级对口、向内管理为主，管理方向是“对内用力、对外无力”。而西方艺术机构的理事会制，是外向性管理模式。西方艺术机构有一个庞大的理事会，实行会员制，招募义工，这些成员在每年享受院团优惠的同时，需要为剧团申请资源，增加演出场次，寻找赞助机会，每年进行规定量的义务劳动B15，因而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向外拓展的外向管理模式。相比之下，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内向管理模式在面向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适应性，需要大力推进剧团的社会化和开放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艺术院团的社会化改革不等同于市场化改革，艺术院团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要将艺术院团的生存发展机会基本交付市场，由市场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主导；国有艺术院团的社会化改革的核心，则是要建立一种基于政府、社会和艺术院团“三角协调”基础上的开放型管理模式，遵循市场发展规律的同时又要受到政府的调节。

三、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过渡性”特征与特殊政策要求

（一）艺术表演行业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整体转型中的一个微观过程存在“过渡性”问题

艺术表演行业改革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微观或中观的行业，艺术表演行业改革与广电、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相比，存在诸多特殊性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艺术表演行业的改革模式、改革路径是否存在一个“过渡模式”？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到位？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或者为什么要分步到位？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艺术表演行业改革存在一个“过渡模式”，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方艺术组织的非营利性管理模式难以简单化地在我国实现迅速“移植”，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要受到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整体制约。

1．西方模式难以在短期内应用于中国艺术表演行业

西方非营利性管理模式是开放性、外向型的管理模式。这种开放性、外向性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相适应，是我国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方向，但由于中西方存在社会基础结构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差别，西方模式难以在短期内运用于中国实践。理由是：

第一，社会基础结构上，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与西方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了文化发展环境的差别。

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中国基本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公共空间或公共文化空间，而是以“单位”这种高度行政性的组织来填充的，这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

第二，文化管理模式上，中国的直接管理方式与西方的间接管理方式形成了管理体制上的差别。

英国和美国政府实行间接管理模式，政府借助复杂的税制手段并辅以公共经费资助，引导社会力量对文化艺术机构进行资助，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推进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文化机构的生存主要依赖于票房、私人捐助，以及文化基金会、艺术理事会等。法国尽管也有文化部，但文化部只负责拨款，派驻部分理事会成员，或者向下级委派一个监督员，而并不像我国采取直接任命文化事业单位党政领导的管理方式。B16

中国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要求基层文化单位的一切活动围绕上级的意志展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体现国家意志，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以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供给为基础的国家主导和政府直接管理模式。

第三，组织形态上，中国的“树结构”与西方的“果结构”形成了政府权力模式的差别B17。

中国政府的权力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同权系数分割”理念之上的管理职能体系。西方则主要建立在“异权系数分割”的设计原则上。与“异权系数分割”理论相对应的文化体制呈现出一种“果结构”或“果树结构”的组织形态。

中国的“树结构”与西方的“果结构”组织形态导致了国家文化资源流动方向的差异，以“树结构”或“树果结构”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权力上收、资源向上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以“果结构”或“果树结构”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则是一种“权力分散、资源相对分散”的政府管理体制。

第四，社会发展程度上，中国欠发达社会与西方高度富裕社会形成了社会支撑环境的差别。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各类基金会成长的基础，而大量的和高度集中的财富则形成了捐赠的基础。加上美国税收政策对慈善捐赠的激励和给予基金会的优惠措施，形成了隐藏在美国繁荣发达的文化市场背后的一个庞大的文化艺术社会支持系统。

第五，文化传统上，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形成了价值观念的差别。

中国与西方之间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别深刻地影响到中西方民众对“文化公共性”的理解，影响到广大民众对公共文化的认同程度和参与程度。调查表明，美国定期参与宗教仪式等活动的人有54%的提供了志愿服务，29%经常参与宗教仪式的人每月提供的志愿服务的小时数占了所有志愿服务小时数的70%。B18基督教的伦理精神有助于培育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而不是培育像儒家文化那样的家族社会。根据相关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中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B19

2．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艺术表演行业改革“过渡模式”的存在

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所依赖的计划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其实现改革目标所依赖的市场体制环境则尚未完全建立，进而导致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例如，传统文化体制的“三大制度”，即干部制度、劳动福利制度、户籍制度发生了部分变化；传统文化体制所依赖的计划体制所提供的经费支持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原来赖以提供身份保障和“体制内”的合法性权利的基本社会制度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全面转轨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但同时，市场体制下文化体制所依赖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手段、社会保障体系则不尽完善，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化要求的法规制度严重缺乏，我国文化体制面临着严重的“体制困境”。因此，艺术表演行业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一步跨越到社会化理想目标阶段又是不现实的，我国艺术表演行业改革发展必然存在一种过渡模式。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也决定了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过渡性”。文化体制改革与艺术表演行业改革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文化体制改革与艺术表演行业改革在改革进程上既具有相随性，但又不是完全同步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变迁的一种方式，而“过渡性”是文化变迁的本质特征B20，因此不管是作为整体性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是部分式的艺术院团改革都具有“过渡性”。

（二）“过渡模式”下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特殊政策要求

1.强化艺术表演行业的市场适应性，确立“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兼容性的政策思路

“过渡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的兼容性。因此，在有关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政策与制度设计中，既不能排斥计划方式、行政手段和公共资源配置等传统管理方式的作用；又不能排斥市场的配置功能、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赞助等市场力量；同时，还要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抑制艺术表演机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边缘地带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一些地方和机构借改革之名与政府进行不良博弈。

2.保障新旧政策的“历时性兼容”，完善“过渡阶段”的保障性政策体系

改革政策的配套需要兼顾艺术表演行业市场转型中的“阵痛”，确保新旧政策体系之间的渐进过渡，确保改革过程中新政策的兼容性，把握缓冲度，建立艺术表演行业从计划体制下计划生存方式向市场体制下社会发展方式的平稳过渡机制。

第一，完善财政保障政策，在艺术表演组织自身“造血”功能不完备阶段保留政府的“输血”机制。

公共财政是艺术表演行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政策工具、体制保障和管理手段。B21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公共财政的强力支持。当前，财政保障政策的作用方向为：加大投入力度，提高经费利用效率；对公益性的艺术院团予以重点扶持，对经营性的艺术院团分步分类渐次推向社会；建立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和资金资助办法，优化管理手段，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机制。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艺术院团改革的支撑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备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由“过渡模式”向“目标模式”转进的基础环境。

3.强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在艺术表演行业改革中的引导与调控作用，形成推动改革的激励性政策体系

第一，完善艺术表演行业的投融资政策。

支持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文化艺术投融资运营主体，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艺术表演行业，放宽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艺术表演行业的门槛限制，推动艺术表演机构由单一政府投资向多元化投资转变；建立和完善艺术表演行业的融资制度，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对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引导力量；完善鼓励艺术表演机构对外演出交流的政策，建立有序的对外文化贸易体系，搭建有效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信息技术平台，为表演艺术产品的出口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第二，完善并落实推进艺术表演行业改革的税收政策。

推行艺术院团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不同组织属性的艺术表演机构实行差别税率，完善税利返还政策；明确界定受国家政策保护扶持的文化艺术范畴，引导企业或个人赞助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文化艺术品种B22，对社会机构赞助艺术表演行业实行减免税政策。

① 详见傅才武《艺术表演行业的反市场形态及原因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 文化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文化文物年鉴20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③ 同②。

④ 周汉萍《文华奖获奖剧目演出情况调查报告》，《艺术通讯》，1999年第2期。

⑤ 蒋昌忠、宋丹娜《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模式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同②。

⑦ 同②。

⑧ 参见［加］弗朗索瓦•科尔伯特（Colbert，F.）著，高福进等译《文化产业营销与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W. J. Baumol,W. G. Bowen,Performing arts―the economic dilemma: a study of problems common to theater, opera, music and dance. Aldershot, Hampshire: Gregg Revivals,1996；W. J. Baumol,W. G. Bowen,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1/2，1965。

⑨ 傅谨分析了当前国家“养”剧团的实质及其深层次原因，但“养”应重在养戏而非养人。参见傅谨《工业时代的戏剧命运――对魏明伦的四点质疑》，《中国戏剧》，2003年第1期。

⑩ 这种模式起源于苏俄，是一种战时文化体制设计，随后在苏俄专制文化传统和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不断被强化，演化为一种固定的国家文化体制。参见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B11 关于组织形态的“树结构”、“果结构”概念及后文中关于“同权分割”概念的系统阐述，参见潘德冰《社会场论导论――中国：困惑、问题及出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B12 参见刘鹏辉总主编《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制度文库•科教文卫管理制度卷》，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44页。

B13 谢锐《美国非营利性表演艺术机构的考察》，张晓明等主编《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B14 杨绍林《纽约百老汇的钱从哪里来？》，《艺术通讯》，2008年第1期。

B15 参见方世忠主编《新视界：国际演艺业文化运营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B16 关于西方的文化管理体制，参见范中汇等主编《外国文化管理纵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部外联局编《国际文化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B17 参见潘德冰《社会场论导论――中国：困惑、问题及出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B18 转引自叶辛，蒯大申主编《2006-2007：上海文化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B19 《99%的企业缺位慈善事业》，《长沙晚报》，2006年3月6日。

B20 张咏《试论文化变迁的“过渡性”》，《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B21 参见张少春《公共财政与文化体制改革》，《求是》，2007年第11期。

文化市场论文范文第7篇

一　九十年代的启蒙分化

1989年的事件中断了新启蒙运动的进程，在90年代初，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但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这一反思实际是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突发事件迟早也会发生，不过如今是以如此痛苦和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反思的结果使得原来蛰伏在新启蒙运动中的分歧表面化了，思想界的分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随着90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稳定，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中国的现状变得异常复杂。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分歧不再是要不要改革、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而是如何改革，往甚么方向改革，而这一切，又与对甚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现代性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理解，有重要的关系。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态度的同一性不复存在，思想界的裂缝愈来愈深，以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

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都以反思为知识分子的时代特征，但80年代更多的是道德的反思，从启蒙思想的外部反思传统文化和现实政治体制，而90年代偏重于知识的反思，反思自己的知识前提，这是启蒙思想的自我反思。如果说80年代的主题是启蒙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题就转为反思启蒙。这样，80年代尚未分化的启蒙思想，到90年代其内部互相冲突的思想传统，就渐渐分化，乃至明朗了。

总的来说，90年代思想界的断裂是通过三个阶段的分化而完成的。

1990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面对骤然出现的历史巨变，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的是：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推进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还是需要反思，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因而最早的一场论争是在《学人》上发生的学术规范讨论2。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最初是以寻找共识开始的。最早发生的学术规范讨论，启蒙者们原先试图为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反思确定一个基础性的共识，但讨论一经展开，却揭示了启蒙者内部深刻的分歧，80年代「态度的同一性只是保持在价值层面，一旦转到知识建构这一层，再也无法调和，于是，从追求共识开始，到分化结束，中国思想界的大分化、大辩论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90年代初，启蒙知识分子痛定思痛，从反思1989年事件开始，进而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从而发生了一场激进与保守的论争3。这一论争的主要空间不在国内，而是在香港刚刚创刊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这一杂志在9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杂志，具有相对的讨论自由。即使如此，1989年事件的问题意识也只能以一种历史化的方式进行，即通过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间接地思考1989年事件中冲突的双方为甚么具有相同的思维逻辑，最终导致历史性的悲剧。然而，从这一论争当中可以看到，80年代的启蒙阵营在关于甚么是激进、甚么是保守这些基本观念上，无论从其历史内涵、还是规范学理上，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思路，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是80年代所未曾发生的改革思想的分歧，在对改革的理解上，是相信社会可以通过改革全面转化，还是认为改革只能通过新旧的调适，加以推进？因而，在改革的策略上，是采取乌托邦的激进革命，还是渐进社会改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于是思想界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被迅速边缘化。他们在面对国家权力的同时，惊讶地发现市场金钱的压力，甚至是更直接、更具体。市场经济本来是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市场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于是围绕着如何看待市场社会、知识分子何以重建自己的尊严，发生了一系列的论战：1994年由王晓明等上海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上首先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4；由张承志、张炜两位作家发出「抵抗投降而引发的道德理想主义论战5；由张颐武、陈晓明两位文学评论家所代表的否定五四以来启蒙话语、肯定世俗生活的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思潮以及论战6。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国内市场社会与政治威权主义并存，社会与国家、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层面发生了进一步的分歧，邓正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发起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讨论7，在《东方》杂志、《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展开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论争8，在90年代中期全面展开，并且逐渐引向涉及到改革方向和原则的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在社会政治层面，慢慢形成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各自找到了自己的旗帜、理论和代表人物。

1997年底，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点燃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为时三年多的大论战，大分化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两派在现代性、自由与民主、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民族主义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刻，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所罕见9。

经过这三波大分化，到90年代末，新启蒙运动所建立的脆弱的同构型已经完全解体，无论在目标诉求／价值指向，还是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断裂，变得不可通约。80年代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思想界不复存在。新启蒙运动解体了，就像当年的一样。

比较起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的分歧具有十分深刻的、不可通约的性质。80年代在启蒙阵营内部，虽然也有分歧，常常也有激烈的争论，但那些争论通常是观念和理解上的分歧，争论者之间背后有太多的一致性：作为启蒙者，面对传统的集权体制，他们的利益无论是社会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都是一致的；虽然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偏好有差别，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又是相当同构的，对西方知识和中国文化传统都只是一种混沌的、整体主义的了解；最重要的是，80年代的启蒙者对现代化目标的诠释和追求也是高度一致的，即那个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所代表的、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普世化的现代化。然而，到90年代，在中国思想界所发生的分歧，就不是简单的观念的分歧，而是更深刻的利益的分化、知识结构的断裂和现代性目标诉求的不同。

首先是利益的分化。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等级分化甚至紧张关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分化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在知识分子内部，全体知识人在1992年以前那种均质化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市场的精英和学院顶尖精英与一般知识人和文化人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明显扩大，知识精英与知识大众利益上的分殊，使得知识分子由于本身的利益差异，而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立场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外部，当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发生分化，而且底层的利益和上层的利益发生断裂之后，加速了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80年代的知识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代表的是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或者是普遍真理的化身。到90年代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中国现代化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甚至自觉地成为中产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上的代言人。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的知识分子，不满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社会底层的屈辱地位，以代表底层民众利益、为被压抑者说话而自命。知识分子内部和所倾向的社会利益的分化，使得他们各自对现代性和启蒙的理解，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现实语境。

其次是知识结构的分化。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者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了解是整体主义的、混沌笼统的话，那么，到90年代，随着国学热、新的一轮翻译西书、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加入到中国思想界和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学科化，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知识内部异常丰富的思想传统和知识结构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面对各种互相冲突、皆以「新为标榜的思潮，知识分子的理论背景也迅速发生分化，形成一个个拥有各自知识场域（杂志、会议、体制化空间、文化资本、知识出身和生活惯习等）的知识共同体。在相当大程度上，各个共同体之间所借助的知识结构变得不可通约，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乃至于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这样，一旦形成争论，虽然具有共同的关怀，但各自所借助的知识结构是如此的差异，以至于争论更多地体现为相互的误读、无谓的外部冲突。

最后是目标诉求的分化。现代性是所有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但到90年代，由于改革过程中利益的断裂和知识结构的分化，问题变成不是要不要现代性，而是甚么样的现代性？现代性从一个历史目的论的普世化价值，变为众说纷纭的多种现代性。在不同的现代性元话语视野之中，本来具有自明的现代性基本价值，比如自由、民主、市场、公正、平等等等，如今也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内涵。这些学理上的争论又不仅仅具有学院的性质，在这些学理选择背后，又与中国改革的具体目标、方案和途径紧密相关，具有直接的实践品格。中国的改革目标究竟是一个个人权利优先的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还是一个优先考虑各社会阶层平等的激进民主的社会，或者是自由与公正兼顾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已经在现代性目标上，设下了多向的路标。

二　分歧背后的共同预设

90年代的分化具有甚么样的性质？我们认为，这是现代性自身的紧张和冲突的结果。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思潮，就会发现启蒙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近代欧洲的英国，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洛克（john locke）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法国情况比较复杂，伏尔泰（voltaire）代表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思想，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则是一种崇尚自然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即使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内部，各种启蒙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甚至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各种冲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

张灏指出，在五四启蒙思想内部，具有深刻的两歧性，他分析了其中四种两歧性的紧张关系：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10。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过的，在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也同样存在着张灏所指出的五四思想中的紧张关系。90年代思想界的各种论争最初都是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其核心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由于启蒙思想内部具有内在冲突的性质和不同的思想传统，从80年代的「态度的同一性，到90年代开始对现代性发生互相冲突的理解、反思、超越乃至批判。从其渊源而言，90年代的论争是启蒙反对启蒙、自己反对自己的论争。绝大部分90年代争论的参与者，都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带有启蒙思想的深刻烙印，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启蒙主义的拥护者，而且连他们的批评者，也将自己理解为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批判的继承者11。

自由、解放、发展、进步、富强、人权、民主、平等、公正，这些都是启蒙运动自我承诺的理想目标，然而正如柏林（isaiah berlin）所分析过的，这些启蒙运动所追求的诸美好价值并非是内在和谐的，而是具有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在一种理想状态中等价地实现12。这就是启蒙思想内在悖论的渊源所在。不同的启蒙思想，都是对某些价值的优先性选择，比如自由主义更多地侧重个人的权利，激进的左翼更强调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优先性，而后现代思潮则偏重于将个体从各种压制性的整体话语中解放出来。在80年代，这些理想和诉求都是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启蒙者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不和谐的内在性质，面对传统的国家集权体制，他们相信，只要冲决了这一网罗，就有可能实现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有欧美国家作为坐标的乌托邦理想世界。

在80年代，启蒙运动拥有共同的「敌人，也拥有一致的目标。但到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全面展开、80年代的启蒙目标部分兑现以后，启蒙运动既失去了其共同的「敌人，也不再有一致的目标。深入改革所面临的「敌人，究竟是传统的集权社会主义，还是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改革所要致力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以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国家为中心，还是将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看作硬道理，或者是追求一个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平等为优先的社会？在这些涉及到启蒙运动的最基本的国情判断和价值判断上，启蒙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而在这分裂背后，正是启蒙诸价值自身的冲突所在。对不同的价值优先性的理解和选择的结果，构成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基本的分歧。

尽管90年代的分歧到后来发展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但可以发现，在冲突的背后，无论是坚持启蒙的，还是反思启蒙的，或者否定启蒙的，常常有他们自己未曾自明的思想预设的一致性，而揭示和分析这些隐藏在观念背后的思想预设，正是我们这一研究的重要目的所在。

第一代反启蒙的知识分子，因为从启蒙阵营中来，往往是以「启蒙反启蒙，就像五四知识分子是「以传统反传统一样。也就是说，以启蒙的深层模式反对启蒙的表层观念。在他们反启蒙的观念背后，有着强烈的启蒙主义的思想预设。所谓启蒙主义的思想预设，指的是以一套以人的理性为中心的整全性意识形态。从历史上来看，启蒙作为中世纪神学或儒学的替代物，它带有深刻的整全性意识形态的特征，无论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还是唯理主义、经验主义，都相信人的理性之万能，犹如上帝的意志或儒家的心性一样。启蒙主义落实在政治的实践层面上，就成为一套政治意识形态。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指出13：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

显然，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论争基本上发生在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双方的思想都带有启蒙的整全性预设。比如，90年代的后现论所针对的，是包括革命意识形态和启蒙思想在内的现代性叙事，因为二者之间都预设了宏大叙事。但中国的后学并不是像西方的那样只是以解构为目的，而就带有明显的启蒙思想传统遗留的建构性，颇为有趣地提出了一个替代现代性的方案：所谓从「现代性到「中华性14。后学在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不是竞争性的方案。这意味着，即使当代中国思想是外来的，这些外来的思想依然被置于中国的语境中，赋予了其特殊的建构目的。显然，这与启蒙与反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忧患意识有关，他们认为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因此热衷于以整全性的方案提出问题。与整全主义的思维方式相适应，他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又是化约主义的，也就是将当代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化约为一个个根本的或终极的原因，或者归咎于市民社会不发达，缺少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或者是，政府的权力太大，缺乏市场的自由（自由主义理论），或者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新左派理论）等等，皆是如此。90年代的知识分子依然以意识形态的立法者自居。当各种主义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以化约主义的独断，提出一个个自我满足的整全性解决方案时，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无法自我反思和相互对话的。

在90年代的思想分歧背后，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启蒙家族的徽记。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是一个启蒙后时代（late），而非后启蒙（post）时代。

三　改革的合法性分歧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时代的「革命一样，属于神圣词汇；改革具有某种魔力，它承诺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之中都能获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缚人们多少年的传统集权体制，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赋予了全体人民相当的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权利。那时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游戏。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如果说80年代的改革的结果是多边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这就发生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延续并加快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步伐，却付出了政治改革滞后的代价。结果所形成的是从80年代就开始了的，到90年代中后期明显定型的三大变化趋势：第一，从政治形态而言，从全能主义的集权政治转变为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集权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在执政理念上照顾和体现民意的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按照康晓光借鉴金耀基提出的概念分析，这一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采取了一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15。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尊重和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精英们认同的基础上的。

第二，以此相适应，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则从一个总体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按照孙立平的研究，1949年中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精英阶级，这些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地方权力精英，虽然人数很少，却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以及与国家沟通能力上，差距愈来愈大，形成了一个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层16。这些断裂，不仅发生在精英与大众不同的阶层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阶层内部。断裂，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互相交往的整体，相反地，各个断裂层之间充满了忌恨和隔膜，缺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从而潜伏着冲突的危机。

第三，改革的游戏规则从打破旧体制的多边双赢到资源再分配的零和游戏。改革本来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按照甚么样的理念改革，改革对谁有利，成为90年代改革的突出问题。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而政府本来应该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调解者，但在地方政权一级，本身也利益化，与地方的强势精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无法介入改革决策的民众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改革的游戏规则从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

在所谓的市场竞争、适者生存的理念指导下，造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一方面是极少数的所谓竞争得胜者，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成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的失败者，他们只能得到改革后的残羹冷饭。正如秦晖所分析的，所谓的赢者通吃，在中国不平等的市场规则之中，实质就是权者通吃17。对于上述改革以来发生的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对这一现状不满，并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源在何处，又往甚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改革和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一分歧突出表现为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甚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三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到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历史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总结的性质，因为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18。

自这场大论战之后，国内外的舆论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的简单二分法，并且按照这一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分法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内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区别，特别是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在政治上相当保守而在市场上非常激进的发展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有注重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随着论战的深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以及其内部的分化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二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

如果我们不是分得更细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相信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的私有化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问题，也被发展主义的发展至上的理念展示搁置在一边。发展主义到90年代已经体制化，成为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代表了经济精英的利益和诉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是一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坚定的反对者，他们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内，落实包括人身、财产、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他们虽然与发展主义一样赞成私有化，但认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在政治领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坚信，中国目前所有问题，包括腐败和市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因为政治上缺乏民主和现代法治，特别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他们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19。

新左派是从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曾在国外留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20。

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在政治上，在赞成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21。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

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22。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truth 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作是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涵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作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候，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

英国思想家鲍曼（zygmunt 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它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它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藉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23。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反而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争论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至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交往理性和批判精神。

注释

1关于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参见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12月号，页4-13。

2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参见《学人》第1辑中有关专题笔谈（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这场学术规范的讨论后来在《中国书评》（香港）上继续延续下去，但问题意识已经渐渐淡出90年代初十分尖锐的现实反思品格，而具有了更多的学院性质，有关讨论详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关于激进与保守论争的主要观点，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188-222；林岗：〈激进主义在中国〉，《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页17-27；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页134-42；余英时：〈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页143-49；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迷惑〉，《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37-40；傅铿：〈大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神话〉，《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页144-47等。

4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丁东、孙?o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5参见萧夏林编：《忧愤的归途．抵抗投降书系：张炜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萧夏林编：《无援的思想．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愚士编：《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6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北京），1994年第3期，页104-109；陈晓明等：〈后现代：文化的扩张与错位〉，《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页62-69；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长春），1994年第2期，页10-20。

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1993年卷。

8参见乐山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参见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0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251-79。

11汪晖认为，「新自由主义扭曲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丰富而复杂的思想遗产，并声称自己才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合法继承者。但在他看来，正是那些不与权力和资本关系妥协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其实正是1980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参见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6月号，页1-65。另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另一代表者甘阳，也拒绝承认新左派的污名，他认为被称为新左派的，实际上是一批「自由左派，暗示了他们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参见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明报》，2000年10月1-2日。

12参见柏林（isaiah berlin）、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着，杨孝明译：《艾萨克．柏林对话录──思想的瀚海》（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183-84。

13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着，张汝伦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页41。

14参见注6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15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载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页21-45；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载康晓光：《中国的道路》（自印本，2003），页84-115。该书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有相当全面的研究。

16参见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断裂的社会之演变前景〉，载罗岗编：《思想文选2004》（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169-95。关于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演变，孙立平作出了非常好的研究，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7参见秦晖：〈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世纪中国网刊。

18参见许纪霖：〈两种自由与民主：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载注16《思想文选2004》，页318-70。

19参见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载刘军宁：《共和，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页38-62；秦晖：〈公正论〉，载秦晖：《天平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页1-13。

20关于新左派的主要观点和内部的区别，参见注1l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21参见汪丁丁：〈吴敬琏、汪丁丁：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财经》，1998年第1期；汪丁丁：〈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天涯》（海口），1999年第2期，页47-50；注16许纪霖：〈两种自由与民主〉，页318-70；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页68-79。

22参见康晓光：〈论合作主义国家〉，载注15《中国的道路》，页116-42。